货币政策正常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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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货币政策正常化范文

一、宏观背景新常态：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内外红利衰退，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已是必然。从供给端来看，人口红利衰退，储蓄率出现拐点，潜在增速下滑，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从需求端来看，内部人口结构拐点导致房地产引擎失速，外部全球化红利衰退，全球经济从失衡到再平衡，导致外需和外资引擎失速。

传统的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中国经济必须顶住阵痛加快结构转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过程中，货币政策必须改变思路，一方面保持定力、维持总量稳定，另一方面定向微调、促进结构优化，为经济的转型升级服务。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将是未来货币政策的主基调。政策要高度关注这个时期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避免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有关放松总量政策刺激经济的呼声很高。但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高企，M2和信贷占GDP比率高企，当前中国经济下滑不仅和周期性的产出缺口有关，更和结构性的潜在增速下滑有关。应对经济转型期的潜在经济增速下滑问题，宏观经济的分析框架得发生一定改变，从“挖坑放水”到“开渠引水”。

未来解决结构性问题必须更多的依靠“开渠引水”式供给管理，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创造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寓改革于宏观调控之中，把货币政策与深化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其核心不是通过简单的大规模刺激政策，而是通过改善资本、劳动力、生产资料、制度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供给，激活经济自身的造血功能，提升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中国经济已由过去那种起伏剧烈、峰谷落差极大的波动轨迹，向着起伏平缓、峰谷落差缩小的波动轨迹转变，与央行不断完善的货币政策调控手段有关。

此外，总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促进经济转型。一方面是房价不断上涨，房地产行业高投资回报率能承受高利率；另一方面是地方平台和过剩产能国企对资金需求大且具有财务软约束特征，对利率不敏感，也能承受高利率。尽管是总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但金融机构提供信贷给其他行业动机不足。

总量宽松货币政策副作用显而易见：房价泡沫，制约内需潜力；产能过剩愈发严重，经济效益下降和环保压力增加；债务集中于国企和地方平台，生产率高的行业无法获得金融支持，伴随着劳动力人口红利衰退，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不断下移。

因此，2012年三季度以来，央行基本放弃了直接的总准备金率和存款利率调控，取而代之的是将正、逆回购操作作为流动性供给的主要渠道。

总而言之，货币政策的新常态将是由过去“挖坑放水”式的宽货币、总需求管理转向“开渠引水”的式供给管理，其手段由过去的依赖总的准备金率和利率调控转变为精耕细作的公开市场操作，总体思路还是为了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服务。

二、政策目标新常态：安内必先攘外，重塑货币政策独立性

但实际情况中，为了遏制“挖坑放水”式宽货币的发生，光做到杜绝大规模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外汇占款大规模流入同样能引起货币被动投放，成为国内宽货币的源头活水。在现行汇率制度和结售汇体制下，国际收支顺差意味着外汇占款的增加，而外汇占款的增加会引起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

央行需要通过央票发行和提高准备金率对冲外汇占款的增加，但考虑到央票发行和提高准备金率对冲的成本，回收很难过量，往往是回收不足，货币被动宽松。

安内必先攘外，要想实现促转型、调结构，单纯摒弃大规模刺激还不够，必须杜绝外汇占款的扰动，重塑货币政策独立性。

据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三者是不能兼得。为了提高货币政策独立，预计未来央行会稳步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通过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和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倒逼国内改革。

三、政策工具新常态：精细化公开市场操作，助力经济结构调整

在保证我国存量货币稳定之后，货币政策是如何通过娴熟细致的公开市场操作，来引导金融机构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服务的呢？为了清晰的说明这个问题，需要从2013年下半年，货币政策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引导非标等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收缩说起。

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导致地方政府项目的后续资金得不到有效的满足，前期投资借贷的大量资金到期无法得到偿付，房地产商开发贷款资金捉襟见肘，提高了对货币的需求。由于地方和部分产能过剩部门的财务软约束特征对利率不敏感，房价不断上涨导致房地产行业盈利能力强于其他制造业，银行在资产端高收益的驱使下，透过非标等影子银行业务，绕过监管为上述部门提供信贷。

非标等影子银行业务的扩张在稳定经济增长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金融机构通过同业业务扩大了资产负债表，在高杠杆化的盈利模式驱动下，许多短期同业资金最终对接到了期限较长的非标资产，期限错配风险严重。

另一方面，产能过剩行业、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行业的强货币需求导致了资金在大投资项目与银行间来回空转，降低了货币利用效率，导致债务堆积的风险加剧，挤占了实体经济的信贷份额，对大量具有高生产力和解决就业能力的中小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不利于中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

为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引导商业银行加强流动性和资产负债管理，提高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央行开启了公开市场操作方式上的创新，在提供短端流动性的同时，主动锁定主流机构的长期流动性，其政策目的在于降低金融机构资产期限错配动力。

此外，央行提供的短端流动性均属于资金利率大幅上升之后的救急行为，央行并没有主动提供流动性主动引导短期限资金利率的下降，也没有提供金融机构任何有关对资金利率波动和运行中枢的稳定预期。

期限错配被精确打击后，自然迎来了非标等影子银行业务规模的萎缩。银行通过同业渠道创造货币的路径，在资产上记录为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在负债上记录为非金融企业在银行机构的存款。由于非金融企业在银行机构的存款不属于一般性存款，不计入存贷比考核，也无需缴纳存款准备金，其货币创造能力强于表内贷款。

因此，当非标规模萎缩后，尽管出现了明显的“非标转标”趋势，但仍难以弥补实体经济的流动性缺口，从而导致部分领域的融资成本上升。

非标规模的萎缩自然导致金融机构在银行间储备了大量流动性，央行公开市场设定的14天和28天正回购利率分别为3.8%和4.1%，为这部分流动性提供了一个较高收益，激发了金融机构将无法市场出清的资金主动上缴央行，相当于是引导金融机构主动配置了超额准备金。当前的公开市场状态的累积效应长久看形成的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效应，是相对于传统行业的信贷资金变相的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

对传统行业惜贷自然导致相关部门的信贷利率高企，导致传统行业的投融资需求下降，金融机构出于资产质量下降和去杠杆压力容易导致对实体经济信贷资金的“一刀切”。拉动经济需从提高实体融资需求入手。中央适度加杠杆的“宽财政”政策应运而生。

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中央用于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宽财政”资金从哪来？因非标规模萎缩，金融机构沉淀在银行间的流动性通过正回购主动上缴至央行。央行可以利用这个“钱袋子”，通过定向宽松，为中央的“宽财政”稳增长政策保驾护航。

除此之外，央行还可以利用这个“钱袋子”盘活存量，优化增量，通过定向宽松，支持再贷款促进信贷结构优化，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更多地将信贷资源配置到“三农”、小微企业、现代服务业相关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四、政策思路新常态：总量稳定、结构优化

总体看，货币政策工具的变化最终是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目标服务。

从过去的宽松货币转向稳健货币，两点含义：国内不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吸收外汇占款波动。

在存量稳定下，用好增量：回笼过去提供给传统行业的流动性，利用这个“钱袋子”，通过定向宽松，支持再贷款促进信贷结构优化。

在传统行业逐步收缩和新兴产业逐步扩张的过程中，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过程中，既会面临结构调整的阵痛，也会渐显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所激发的活力。这个过程中的核心是要保持定力。

在中国潜在增速下降和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宏观管理框架由过去的需求管理将更侧重于供给管理，相应的货币政策会遵循“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取向，当经济面临周期性下行时，货币政策会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稳定产出缺口，但更多的是通过盘活存量，优化增量继续为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创造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

未来的新常态是：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行业和地方融资平台等传统部门将面临持续偏紧的信用环境，而中央政府引导的基建投资、生产业、三农、小微和消费等高生产力和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优化的领域将面临较宽松的信用环境。

第2篇：货币政策正常化范文

随着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中国金融改革的不断发展,货币政策手段受到重视并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利率市场化改革成为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环节,2013年7月央行放开贷款利率标志着我国贷款利率市场化已经基本完成,同时存款利率市场化也在小步前行。但是由于我国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和过去非市场化的金融体系的惯性,商业银行在进行信贷活动时依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存在不同标准,国有企业贷款相对容易,大型国有企业能够用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商业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贷款,而中小只能在借贷市场上以较高的利率贷款,部分中小型企业贷款难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在分析我国货币政策时,必须考虑我国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区分不同经济类型的企业所受到的货币政策和利率市场化的影响,为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

二、利率市场化前不同类型企业融资成本状况

(一)利率市场化前国有企业的融资状况

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当前我国金融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在2013年之前的利率管制时代,国有企业能够以优惠的贷款利率得到比私营企业更多的贷款,而且数额较大,特别是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还能长期以低于基准利率的水平获得贷款。这其中既有传统思维习惯的原因,也是由于在利率管制的条件下,银行缺乏动力和风险意识,只要将资金以央行规定的利率贷给国有企业就可以了。正是由于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这种保护,造成了资金大量流入国有企业,导致原材料等基础资源价格扭曲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一系列问题,金融泡沫严重,很多亏损的国有企业靠银行贷款维持亏损经营,不但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也使社会经济进入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使央行的货币政策未能发挥预期的作用,大量的资金进入煤炭、钢铁等产能严重过剩和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拖延了社会经济产业升级的步伐,一些国有企业存在着依靠国家补贴和垄断思维,经营能力和市场意识差,市场风险意识和企业管理都很薄弱,无法适应市场竞争。

(二)利率管市场化前中小企业的融资状况

与国有企业相比,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要谨慎的多,由于中小企业经营规模较小,贷款单笔数额较小,审批程序复杂且利息收入有限,很多银行不想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由于银行没有利率自,银行也缺乏通过贷款获取利润的动力。从银行的实际发放贷款情况来看,很多中小企业无法获得足够的贷款或者要以较高的利率贷款,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要以高于中央行基准利率得到资金。中小企业出现的资金匮乏、融资渠道狭窄等问题,影响了企业的技术升级和进一步发展。国有企业和私营中小企业的融资贷款成本的现状扭曲了资产价格,加剧了产能过剩和银行负债,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也干扰了国家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从银行方面来说,利率管制导致商业银行缺乏市场化的经营意识和经营动力,无法通过竞争来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在利率管制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无法自己决定,只能在央行规定的基准利率内上下浮动,导致银行体系缺乏竞争机制和创新动力,银行金融风险管理体系不完善,银行享受了制度上的低成本,更愿意将贷款发放给国有企业获得稳定收益,而不是通过改善经营状况和提高对私营企业的贷款利率来获得收益最大化。中小企业在缺乏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压缩企业内部开支来维持运转,由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也影响了居民消费的提升。

三、利率市场化对不同类型企业经营方式的影响

(一)利率市场化对国有企业经营的影响

2013年7月,央行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使我国贷款利率实现市场化,利率水平将由市场供需水平决定,利率波动增大使银行的贷款风险意识随之增加,银行更加注重经营和加强金融风险。在利率市场化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会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行差别化贷款,企业自身的信用会成为银行制定贷款利率时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促使也会促使企业加强内部管理,转变以前存在的依靠国家补贴和垄断思维,增强市场风险意识和完善风险防范措施。由于利率市场化的展开,银行主要提供短期融资,而企业的长期融资则主要通过资本市场来完成,这将使企业的融资结构发生变化,股权融资比重上升,从长远来看,将使国有企业股权结构更加完善,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

(二)利率市场化对中小企业经营的影响

利率市场化将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在完善市场体系和产业升级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利率市场化之后,企业的融资成本将发生很大的变化,银行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会完善科学的风险管理体系,企业也不再被简单的分为国企和私企,银行将根据企业的发展前景和信用情况决定贷款利率,很多被拒之门外的小型企业将会被重新定位,一些优质的中小企业会成为银行争抢的对象,中小企业在融资时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利率市场化之后,利率波动会很大,中小企业受到的外部影响会比国有企业大,对外部环境也比较敏感,当利率波动时,中小企业会通过调整工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来适应这种变化。私营企业的劳动力和工资等方面的变化很大,而国有企业这方面的波动较小。在利率完全市场化之后,绝大多数企业都面临着共同的市场利率,,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比国有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由于中小型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和就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小企业的生产波动会对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和市场消费产生很大影响,名义上的价格和工资等会随着利率变化产生剧烈变动,但从长远来看,一些低效率的企业会因为高昂的贷款成本而退出市场,而一些优质企业将发展壮大,最终使社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四、结论

第3篇：货币政策正常化范文

今年，我国经济面临着严峻挑战，经济增速和通胀水平双双下降、外需疲软等一系列风险的出现，令今年经济形势的复杂程度远胜于去年。为了保证“稳增长”目标的顺利实现，今年的财政政策会更加积极，货币政策也将稳中有松，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各大银行将加大信贷的支持力度，扶持实体经济和拉动内需就要求了货币政策需要再度释放积极的信号。业内人士认为，在去年1 2月份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之后，存准率仍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预计今年将数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热钱流出，沛动性减少

央行1月13日的数据显示，2011年12月份央行和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减少人民币100e亿元，这是继2011年10月、11月分别净减少249亿元和279亿元之后的第三次外汇占款下降；截至2011年12月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降至3.181万亿美元，较第三季度末下降了205.5亿美元。

“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的减少，是欧债危机影响下近期外汇市场波动的正常表现，符合市场的预期。”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认为，欧洲债务危机已影响到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热钱流出的迹象正越来越明显。

自去年10月以来，欧债危机持续升级，全球经济形势也越发不明朗，加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让市场充满担忧，人民币升值预期大幅下降，不少避险资金开始从新兴市场撤出，转而回流欧美。业内人士表示，从以往的经验上看，热钱的出逃往往伴随着货币政策微调，下调存准率就是央行对冲资本外流的主要工具之一。

国泰君安首席宏观分析师姜超表示，热钱大幅流出导致外汇占款下降会减少基础货币投放，因而仍需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增加货币乘数来对冲其影响。“虽然央行采取了逆回购的措施缓解货币市场资金需求，但在热钱持续流出及货币政策微调的背景下，不排除近期出现下调存准率的可能性，预计未来存准率还将持续下调。”年内调降存准，政策回归正常化。

自去年以来，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普遍遭遇贷款难问题，业内人士表示，2011年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6次上调存准率、3次加息，导致了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明显增强。

平安证券在研究报告中指出，从中央释放的信息可以看出，今年货币政策的基调是保持稳健并适时进行预调微调，使之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正常运行，一旦市场出现流动性偏紧的状况影响到实体经济，央行会适度加大货币政策调整力度。

近几个月来，我国货币信贷有所回升，统计数据显示，去年12月份新增贷款增加了6405亿元，同比增加1800多亿元。此外，市场普遍预计，今年新增信贷额度将在去年7.47万亿元得基础上，增加至8万亿元左右。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表示，今年将是宽松之年，从新增贷款额度的预期增加可以看出明显的货币宽松走向，今年的货币政策也将主要以数量型工具为主，价格工具为辅，在今年上半年至少会有三次的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

申银万国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表示，“从货币政策来看，2012年的工作重点还是避免外汇占款大幅下降导致的货币供应紧缩，为保证经济平稳运行，预计今年存准率会下调4次左右，最主要时段在第三季度之前。”

此外，我国通胀水平的回落也为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提供了动力，CPl连续数月的回落已经为政策放松预留了空间。屈宏斌表示，通胀已经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风险，经济增速放缓成为目前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

第4篇：货币政策正常化范文

英镑为何如此脆弱?除了与欧元区多国债务危机相关之外,英国国内依然疲弱的经济基本面、宽松货币政策以及严峻的财政赤字问题,都给英镑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首先,欧元区多国债务危机是导致近期英镑连续走弱的最直接推动力。

随着希腊信用评级相继被三大评级机构调降、葡萄牙发债金额被迫减少以及西班牙发债成本提高等一系列突发事件的爆发,市场对欧元区债务危机问题的担忧凸显。市场普遍担心如果债务危机继续蔓延,面临违约风险的欧洲银行数量不断增加,将引发整个欧洲银行体系新一轮危机。投资者纷纷选择大量抛售英镑,以削减资产的风险敞口。

其次,疲弱的经济基本面是英镑表现不佳的最根本原因,这也是左右英镑走势的长期因素。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英国在各大经济体中率先受到拖累,房屋市场也出现明显的下滑,英国式金融经济危机的担忧不绝于耳,英国经济基本面变得相当脆弱。

目前英国诸如信贷、消费、就业率以及产能利用率等经济指标均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英国经济仍将经历一段较长的调整期。这也意味着英国的经济前景将要落后于其他主要国家,必将对英镑造成压制。

第三,定量宽松政策的不确定性也给英镑造成了阻碍。自危机爆发以后,世界主要国家都推行了定量宽松政策,随着经济的逐步好转,各国也开始考虑逐步的退出。毫无疑问,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先后顺序将左右未来外汇市场的走势。

随着美联储在2月中旬决定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措施出台,美国已经率先于其他发达国家在货币正常化这条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虽然在今年2月份的央行会议中,英国央行仍维持债券购买规模于2000亿英镑不变,但亦表示现有的债券购买计划给经济带来大量刺激,如有必要未来可能增加债券购买规模。这也意味着,英国央行在货币正常化的道路上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目前来看,由于美国经济复苏和增长走势比较明显,所以美联储何时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时间表比英国央行更为清晰,这将抑制英镑的走势。

第四,目前欧元区的信用危机问题是市场的关注重点,其实英国的债务问题也不小。英国目前负债率和赤字率都高于欧盟所规定的上限,分别为69%以及12.1%。持续攀升的公共债务,在很大程度上让投资者对英国国债失去了信心,如果英国出现类似希腊的“苗头”,英镑遭遇更大的贬值就不可避免。

其实,评级机构惠誉早就表示,英国政府将极有可能面临失去其AAA信用评级的风险。而在2月初,惠誉表示,英国政府需要制定一个更强有力的中期财政巩固计划,以保住其珍贵的AAA信用评级。

不过,虽然目前英国政府债台高筑,但离出现债务危机还有较长的一段距离。一旦英国经济复苏势头不能延续以及欧洲其他国家信贷危机的连锁影响,会造成英国金融市场动荡,这也将对未来英镑的走势造成极大的不确定性。

第5篇：货币政策正常化范文

5月份国际原油价大幅震荡下行。截至23日，美国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震幅16.41%，下跌15.55美元/桶，跌幅12.31%。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震幅18.01%，下跌15.46美元/桶，跌幅13.59%。

综合考虑影响国际油价走势的各种因素，我们继续维持之前的判断，预计二季度及未来六个月国际原油平均价格变化将更多地受欧美经济形势与政策左右，很可能继续围绕100美元/桶震荡，短期内大幅上升和大幅下跌的可能性都不高。

国际能源署下调全球原油需求

高油价正抑制原油需求增长。5月12日国际能源署(IEA)公布的月度原油报告将全球原油需求的平均增速从2010年3.3%的年化增长率（相当于87.9百万桶/日)下调至2011年1.5%(相当于89.2百万桶/日)。

利比亚战事导致原油供给下滑。国际能源署（IEA)数据显示4月份全球石油供应减少5万桶/天,至87.5万桶/天。受利比亚战事持续的影响，4月OPEC原油供应下滑23.5万桶/日，至28.75百万桶/日。IEA希望产油方增加原油供应，避免能源价格上涨导致全球失衡加重，影响经济复苏进程等消极后果。

通胀压力增大 美国货币政策面临转向

美国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升3.2%，环比上升0.4%。核心CPI环比上升0.2%，符合市场预期。受能源价格走高推动，美国4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上升0.8%,核心PPI同比上升2.1%，是继2009年8月同比上升2.3%以来的最大同比升幅。

6月份，美国QE2计划到期，根据目前的经济运行情况，美国进一步实施新的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性较小，货币政策将逐步正常化。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基于通胀压力不断增大，美联储自次贷危机以来第一次将货币正常化问题摆上议程，这将助推美元重拾升势。

欧元区短期无意继续加息 欧元对美元走弱

欧盟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4月份欧元区通胀率较今年3月份的2.7％进一步上升至2.8％，是自2008年11月以来的最高值。也是欧元区通胀率连续第五个月高于欧洲中央银行为维持物价稳定所设定的2％的警戒线，并且有持续上升的势头。

鉴于4月7日欧洲央行启动了自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加息，将欧元区主导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至1.25％，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表示无意在6月份加息，导致欧元汇率大幅下挫。欧债危机愈演愈烈。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欧猪五国先后爆发债务危机。5月20日，惠誉、标普再次在欧元区成员国负面评级，将希腊评级下调至“B+”，前景展望为“负面”，将意大利评级展望自“稳定”调降至“负面”。西班牙执政党工人社会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西班牙政党的更替让政治风险凸显，给西班牙经济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数据显示，西班牙经济体规模超过葡萄牙、爱尔兰和希腊的总和，欧债危机有扩大和波及欧盟核心国家的趋势。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美国货币正常化日益临近，助推美元重拾升势。5月份以来，美元指数上升已经超过4%，突破76点整数关口，强势美元给以美元计价的原油市场造成重压。

美国政府一系列政策打压高油价

第6篇：货币政策正常化范文

金融危机后，为应对经济的持续低迷，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0～0.25%的最低水平。在触及零利率下限之后，美联储转向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采取了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购买了大量政府债券和住房抵押贷款债券。

2008年11月25日，美联储开始实施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宣布购买1000亿美元房地美、房利美和联邦住宅贷款银行的直接债务以及5000亿美元的房地美、房利美和吉利美支持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2010年11月4号，美联储宣布启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在之后8个月以每月750亿美元的进度增持美国国债。2012年9月14日，美联储开启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决定将无限期每月购买价值400亿美元的抵押支持债券（MBS），同时继续执行卖出短期国债、买入长期国债的“扭曲操作”。美联储推出的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集中购买按揭抵押债券，显示美联储希望从房地产市场找到经济复苏的突破口；二是规模不设置上限，为美联储的政策操作提供充足的灵活性，使得美联储可能在年底财政悬崖威胁加剧时能够有所作为。

美联储资产购买政策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金融危机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温和稳步扩张，资产端一直以美国国债（包括联邦机构债）为主，在2007年年末达到了7546亿美元，占美联储总资产80%以上。金融危机后，从2008年9月开始，美联储开始借助非常规性货币政策措施应对危机，其资产负债表开始快速扩张。初期的资金运用方向主要是补充货币市场流动性不足，另一个重要的资金运用方向是救助金融机构。在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不足后，美联储在短期资金市场逐步退出，对金融机构的救助资金也逐步收回。

美联储最主要和持久的资金运用方向主要是购买美国国债和MBS，在向金融市场提供美元流动性的同时，也有助于财政扩张和房地产市场复苏。总体而言，美联储在QE1期间退出了短期市场的支持和金融机构的救助。

从期限结构看，缩表对美国国债的中期影响或远大于MBS。截至今年3月29日，美联储所持国债中有25.5%到期期限在十年以上，15.3%在5～10年内到期，49.4%在1～5年内到期，9.9%在1年内到期；MBS期限较长，仅有0.6%在5～10年内到期，其余均在10年以上，但MBS每月都有到期份额，仍然涉及到再投资的问题，而且我们无法简单以到期规模来推断缩表的幅度，因为从历史情况看，即使退出了QE，美联储的资产端也将持有高比重的美国国债，而是否持有MBS则存在变数。

美联储缩表的利与弊

今年3月美联储加息之后，美联储官员们频频在公开发言中提到缩表，可能是希望与市场平稳沟通缩表事宜，这意味着缩表很可能在2017年的议息会上提上讨论日程，但对于缩表本身仍然存在诸多争议。

目前来看在2017年年底之前或在2018年结束再投资都是适宜的，虽不清楚美联储最终应当将资产负债表的规模缩减多少，但总体原则是平稳缩表，将对市场的扭曲风险最小化，并支持在未来的资产组合中以持有美债为主。

缩表的好处，也就是缩表的目的，是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资产负债表规模回归合理水平，使美联储货币政策回归正常，防止经济过热、通胀水平的过度抬升，增强未来货币政策灵活性，降低持有的资产可能给央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增强金融体系稳定性。

但市场更为担忧的是缩表带来的潜在风险。美联储的资产端收缩，则负债端也会相应收缩，并可能抬升无风险利率水平。2008年金融危机前，流通中的货币是负债端的最大构成部分，金融危机后，流通中的货币以更快的速度稳步增长，缩表的直接影响可能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的数量下降，从而影响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同时也将减少持有资产的利率水平，无风险利率水平的上移既可能对金融资产价格造成压力，也可能进一步向实体经济传导，阻碍当前的经济复苏，其核心在于利率变化的速度与幅度，然而这也是最难以预测的。

何时缩表？如何缩表？

从美联储3月议息会议纪要的内容来看，通过退出本金再投资，以渐进的和可预测的方式缩表是美联储内部的共识，在缩表前将会就美联储所期望的在更长期实现的资产负债表的构成和规模与公众沟通。

在会议纪要中，美联储官员再次确认资产负债表正常化的方式将遵循《政策正常化的原则与计划》中的安排。在正常化的顺序上，采取先加息、后收缩资产负债表的次序；同时，当联邦基金利率明显脱离低水平后，美联储将以停止到期本金再投资的方式减持持有资产；不会直接抛售MBS，但从长期来看可能部分出售。美联储更长远的目标是不再持有货币政策有效、高效运行多余资产，并且结构上将主要持有国债，从而将美联储对经济中各部门的信用分配的影响最小化。

何时缩表？经济形势好则会发生在今年年末，基本面转弱则很可能推迟。大部分美联储委员赞同缩表在时间上不设限，而是要以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情况为依据，但基于目前符合预期的较好的经济状况，大部分官员预计联邦基金利率仍将逐步上升，并且再投资政策在今年的晚些时候发生调整可能是合适的。基于基本面的调节意味着如果美国经济延续当前较好的发展势头，则年末看到再投资政策的调整概率很高，但如果未来的经济基本面转差，美联储和市场对于缩表的预期都会弱化。

对于停止债券再投资，美联储内部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逐步退出再投资，温和地减少美联储持有的证券，其优点是降低了引发金融市场动荡的风险和向市场传达误导性信号的风险。二是直接一次性停止再投资，其优点是更易与市场沟通、更快地完成资产负债表的正常化。

目前没有证表明美联储更为倾向使用哪种方式，但基于目前的风险与必要性对比来看，全球经济仍然处于较为脆弱的低增长之中，多数国家经济基本面弱于美国，美元维持强势水平；美国的资产价格在实行宽松政策以来出现了大幅上涨，也存在一定泡沫；美国经济增速仍然处于2%水平附近，核心通胀没有出现明显的上行趋势，一直较为平稳。激进收缩资产负债表的必要性不足，但刺破资产价格泡沫和损伤经济的风险尚存，且主动收缩资产负债表缺乏有效的历史经验参考，影响如何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美联储没有必要在此时过于快速地收缩资产负债表。并且，政策变化后，一旦经济出现明显的负面信号或受到负面冲击，美联储可能会快速调整政策，重启债券再投资。

缩表将如何影响

资产价格？

美联储QE政策最直接、最大幅度的压低了其本国国债、MBS收益率水平，但同样，其政策对本国股市也有推动，并且其影响会向新兴市场的资本市场溢出，从而拉低了整体新兴市场的收益率、推升了新兴市场股市。

美联储的第一轮QE带来了美国长端利率的下降，甚至包括货币政策中未购买的证券的利率水平，这主要体现了风险溢价和期限溢价的下降。由于改善了市场流动性，并消除了私人部门投资组合的提前偿还风险，QE对联邦机构债券和MBS的长期利率影响更大；对企业债、利率互换等的利率也产生了一定的压制作用。总体而言，美联储的资产购买计划压低了私人部门借贷利率，刺激了经济活动。

如果我们认可美联储进行资产购买期间的预期效应和实际购买对资产价格的推动作用，那么一个合理的假设便是宽松预期的逆转将导致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债券收益率有上行压力，且发达国家收益率压力大于新兴市场，股市也将面临着调整压力，新兴市场同样有资金净流出证券市场的压力，但幅度仍然小于发达国家。但是，这种负面影响是边际上的，并不代表它将一直主导资产价格的走势，从目前的信息来看，缩表的速度将明显比扩张时期更慢，其影响也将更为缓和。

第7篇：货币政策正常化范文

“圆者之转，非能转而转，不得不转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世间万物，易变不居，重要的趋势变化，总有势在必然的内因。

从内因看特朗普时代的中美经济，虽然新型大国关系依旧可信，但贸易摩擦及其引致的货币博弈将成为变化集中的两大主题。一方面，在现实诉求和历史趋势的驱动下，中美贸易摩擦加剧难以避免；另一方面，在经济金融内生联系纽带的影响下，中美贸易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共振，金融博弈将更加复杂。

随着特朗普时代的正式到来，中美贸易战越发成为扑朔迷离的一个话题。悲观来看，多名对华贸易强硬派人士获得组阁提名，特朗普政府的鹰派风格持续强化。“利益是最现实的普世价值”，特朗普将秉持实务重利的执政路线，美国政治制度也决定总统施政不会偏离美国的现实利益。

因此，对于中美贸易走势的判断，不应惑于特朗普政府的表面姿态，而应考察内在动能。而基于美国经济的现实诉求和历史趋势，即便贸易大战难以发生，2017年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可能也难以避免。

特朗普的执政纲领将“增加国内就业”视为核心目标之一。而在特朗普的工具箱中，大规模减税和基建在高赤字条件下存在内生矛盾，可行性尚不明晰。制造业回迁周期漫长，短期内难见成效。因此，若要在2017年如期实现就业增长，目前最高效的工具之一就是通过大幅加强贸易保护，激活国内现有过剩产能并迅速吸纳就业。

鉴于此，中国可能将是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标靶。

经济系统是内生关联的，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相互共振的特质。对于中美各自的货币政策而言，2017年都将是重要节点。

此时，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不仅会对两国经济产生直接冲击，更可能与货币政策产生共振，加剧两国政策分化，并引致诸多不确定性。

第一，加快美国加息频率。2017年中美联储加息一次已成为市场共识，但其后的加息节奏依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基于两个途径，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加快美联储加息进程。

一方面，相较于中国，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生增长模式，外贸依存度较低，在贸易对峙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在目前紧盯就业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下，就业数据的向好有助于坚定耶伦的行动勇气，加快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步伐。

另一方面，由于限制了来自中国的廉价消费品供给，美国消费物价有望进一步抬升，增强通胀水平的现有上升趋势，促使美联储提高加息频率。

第8篇：货币政策正常化范文

关键词：量化宽松政策；金融危机；通货膨胀；中国经济

一、金融危机与第一次量化宽松政策

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而爆发的2008年金融危机将全球各大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卷入其中，造成全球经济衰退，各国央行不断降息，短期利率近零，美联储在雷曼兄弟倒闭后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主要购入长期国债和其他方式向经济注入巨大流动性以应急日益崩溃的市场和各大企业，其关键是在于稳定银行体系，这种极端性政策通常是在利率无效时才推出。尽管早在2001年日本首次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后惨遭败局，在美作出这一决策后，日、英和其他主要经济体还是纷纷进入量化宽松，以此谋求金融市场稳定。这是经济危机历史上首次全球大规模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但此政策很难把控，风险非常大，难免对全球经济金融产生深远影响并在各个层面引发恶性循环式的共振。

一般来说在正常情况下，央行降息会引发一系列资产替代，而导致证券收益率下降，而经济衰退时期就多可能出现短期利率近零，由于利率再无法下调，重复操作上述措施就可能失效，或形成瘫痪，陷入流动性陷阱。如今对于凯恩斯的这个理论存在一些争议，但无论是否有流动性陷阱，在低利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传导变得非常困难，因而量化宽松变成一个有效的措施。然而就其本质而言，量化宽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央行承担经济风险的程度，一旦经济无法复苏，央行承担的风险就很可能爆发，而最终由社会承担；假如经济得到复苏，其逆向操作在使市场正常化的过程中则会出现通货膨胀，引发新的恶性循环。

然而在第一次量化宽松过程中各央行背负了大量不良资产之后，经济虽然得到持续复苏，但形势疲弱，近两年来未摆脱短期利率近零状态，而通货膨胀问题仍然存在，美国在接受了这一事实和适应了这种“慢性病”后。奥巴马内阁出于一部分政治因素，提出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继续忽视通胀率和试图减轻对中国这个最大的债务对象的还贷压力。

二、二次量化宽松对美国和全球的影响

由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乏力，就业增长迟缓，失业人口数字依然庞大，各种数据均不乐观，奥巴马内阁救援经济力不从心，中期选举失利，因而不难想象二次量化宽松这剂非常规激素被迫打入。新一轮的量化宽松通过将本来近零的基准利率再压零边，以大量买入国债和机构债券等中长期债券的方式来增加基础货币供应，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提出二次量化宽松政策不久后，g20(二十国集团会议)便在韩国举行，本次与会中有不少新兴经济体，白宫委托美联储在会上提出此政策，被“g19”联合围攻，各国央行纷纷表示担忧量化宽松既无担保又无助于应对美国以致全球的经济问题，而本，伯南克则声称-、此举是为拯救全球经济(并不只为了标治美国就业问题)。事实上此政策在美国金融投资界也引起很大轰动，美国多位来自各个金融与投资机构的投资家，基金会长，以及著名大学的经济学家联名写给伯南克一封关于反对量化宽松政策的公开信，而伯南克只是在华盛顿邮报上轻描淡写地表示：美联储并不能够独自解决所有危机。从美国方面对量化宽松的反应中可以看到，假如不印刷新货币，大量放债将会引发经济走向通货紧缩的边压中，而美国承诺的可承受的3％通胀率未必就能够使经济的多方面矛盾走向平衡。二次量化宽松不仅使美元再度贬值，还会让美联储地位和美元可信度走上危机边缘，同时界内巨大的争议还将带来偏见和误解，而导致未来经济市场的混乱和扭曲，即使美联储能够利用量化宽松政策解决一时需要，在量化宽松逆向操作中推出正常化政策时极有可能再次进入另一个恶性循环。

美元继续贬值必然伤害出口型经济体的复苏，这些国家尤其是一些高度依赖出口的新兴经济体为了稳定汇率将被迫跟随美元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已作出反应调整日元汇率，而英国方面也表示不应为缓慢的经济增长而担心通胀，暗示英国央行可能再次跟随最化宽松政策，直接注入流动性，而澳大利亚央行则宣布停止加息行动，在这之前他们是最早退出货币宽松政策的国家。

新的问题总会不断出现，美国政府是否能保证实利主义不会引起一个“美元危机”?即使美国政府不担心再通胀问题，声称早巳做好准备并认为通胀率本该再提升，而简单化的分析逻辑(或者单纯是应急措施)必然忽略美国货币基础的结构性变革，尤其是货币乘数下降和新的经济衍生品监管制度的日益严格和变迁，现在为通胀下结论还太早。根据经济学家佛里德曼所说：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过度发行货币必然是会导致通胀的。

三、量化宽松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在前段时间已和美国就人民币对美汇率的再次提升大干了一场，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挺住了汇率跟随，却迎来3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可以说被动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已经无法避免，若不选择跟进，人民币很可能产生更大的升值压力，这意味着上半年与美国的周旋徒劳无功，并且，美国给予的3％通胀压力，中国每承担1％，都会损失数千亿外汇储备。尽管中国货币供应量充足，但假如经济复苏慢于货币增长，将有可能出现虚拟扩张或滞涨，其次量化宽松会带来中国海外资产风险系数的增加。为此中国必须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增加赤字并降低贸易顺差的方式来应对这个危机，而如今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过程中，又需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来避免持续的巨大顺差。

中国政府为避免量化宽松政策对外汇储备造成流失，采取了部分减持美国国债，重新分配中国在世界各国中债务比例的措施。其中，中国对日本国债的增持创历史性新高，目前中国是持有日本国债比例最多的国家。量化宽松政策刺激了中国内部经济体制，加快了中国由外向型经济转变为内向型经济，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重点由外转向内部，中国政府使用外汇储备大力改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银行贷款条件，积极投资企业等措施避免风险。

中国政府应对量化宽松政策的态度是积极的，同时也需要把握好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问题，把问题转变为机遇，努力把中国内部经济体制从转型到改善到巩固加强，使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获得最大的回报与提升。

参考文献：

第9篇：货币政策正常化范文

2011年中国经济的一道风景线，是食品通胀的高位回落与服务业通胀的低位上升之间的交替与反差。笔者预言，由于服务业提价，通货膨胀很难大幅下降，政策利率也难不大幅上升。

今年1月CPI数据的最大看点，不是国家统计局对CPI分类指数权重的调整，而是服务业价格指数突然升至4.6%，比上期的2.8%大幅上扬。这是非食品类通胀升温的第一个重大信号。

服务业通货膨胀起步，源于工资的全面上调。涨工资，对提高中国普通消费者及农民工的购买力有帮助，也是中国经济向内需拉动转型的重要步骤。不过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服务业工资大涨，服务业价格必然跟着涨。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生产效率提高的空间有限，多数领域也不存在产能过剩。面对众多的小消费者，服务企业有加价能力，也有加价动机。

政府认为，今年上半年通胀有进一步上升的可能，不过至年中CPI会见顶，之后因基数效应，通胀在下半年会滑落至3-3.5%区间。笔者认为，基数效应根本就不是经济学家分析的问题。用基数来测算通胀的前提是，其他情况不变，而这个前提恰恰是错误的。服务业价格上升，使基数效应对CPI不再具有主导作用。政府经济学家在两年内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在2010年他们也是强调基数效应，预言CPI年中见顶，结果食品通胀打破其他情况不变的假设，下半年通胀不降反升，招致一场手忙脚乱的货币政策调控。2011年也会这样。

笔者预计，CPI在年中见6.5%，之后的回落速度因服务业通胀而远慢过市场预期，基本上在5%左右徘徊。一旦这种情况出现，中国人民银行在下半年也要继续加息。

现在，笔者将问题掉转过来再问：中国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出现5-6%的通货膨胀率真的那么可怕吗？过去十年，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通胀率为6%，而工资增长率为3%（远低于中国），与其说今天中国的通胀高，不如说过去的几次通缩出现得不正常。

其实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在正常化过程中，迈向与高速增长相匹配的物价环境。随着农民工供应数量、外出打工意愿及工资预期的改变，中国的工资水平在正常化，带动通货膨胀水平正常化，随后还有货币环境、利率环境的正常化。

今天的问题，不是通胀水平过高，而是市场和政策制定者对通胀的预期偏低。当人们最终意识到5%的CPI乃是中国通胀的新常态时，市场便不会每个星期五都出现加息恐慌，政府也不必为每一个超过4%的CPI数字解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