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的作用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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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

一、国际经济协作下的中国经济现况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财政收入绝对数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而且增长的速度不算慢，但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相对数来看，则是 1995年以前逐年下降，1995年以后才逐步回升，2000年以后回升速度开始加快。因此，根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划分，中国财政运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年～1995年，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阶段是1996年至今，特别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突破20%，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上年的18.79%提高了约1.89个百分点；2012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有望升为22%左右①。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是积极的，具备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和有利条件。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国内需求潜力巨大；各项改革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活力迸发；财政金融运行稳健，调控回旋余地较大。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一是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受外需明显减弱影响，出口面临的困难加大。刺激消费的政策效应逐步减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消费增速稳中趋缓，新的经济增长点需加速形成。二是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在“八连增”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稳定增长难度较大。“两高”行业扩张依然偏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淘汰落后产能、促进科技创新仍面临制约。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问题日趋尖锐，节能减排形势更趋严峻。三是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仍然较多。2012年需求拉动和2011年价格翘尾的影响虽会有所减弱，但劳动用工、节能环保等成本上升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和国内部分农产品供给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部分资源性产品价格关系亟待理顺，加上全球货币流动性仍比较宽松，物价上涨的压力较大。此外，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并存局面更加复杂，经济金融领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

总的来看，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但面临的形势将更为复杂严峻。在此大背景下，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需要继续发挥财政政策的支持作用。同时，“十二五”规划中有些重大项目需要开工，已经开工的项目要保在建、保工期、保民生，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支持重点领域改革等都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投入。近几年我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始终注重通过加强财政管理，控制和防范财政风险，目前我国的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还处在安全的区间。综合分析，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二、国际经济协作下的中国财税政策的具体实施

（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本质上说，积极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主要归因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以需求管理为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调节的政策主张。其政策工具的操作方向主要是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在国际经济协作的时代背景下，我国近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措施主要有：

第一，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就是说，要继续运用税收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国家财政对低收入群体的各种补贴和转移性支出，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通过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促进农民增收。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促进消费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引导消费。

第二，着力优化投资结构，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十二五期间中央基本建设投资主要是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增加以水利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促进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增加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投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要积极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入，安排好这些公共投资，既扩大内需，也为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三，综合改革和优化税制，实行结构性减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完善增值税制度，调整小规模纳税人的划分标准，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促进企业扩大投资、加快技术改造。顺利推进成品油税费改革，公平税费负担，推动节能减排，促进科学发展。对住房转让环节暂定减免一年营业税。进一步提高纺织、服装、石化、电子信息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多次调整部分商品进出口关税。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四，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我国在编制国家预算的时候，始终注意加大对民生财政的支出。压缩一般性的支出，重点加大对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支出，增加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环境保护以及科技创新，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国家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第五，大力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国家需进一步加大对科技的投入，推进自主创新，促进企业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继续大力支持节能减排，加快建立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工作。进一步落实各项财政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推动地区区域发展。尤其是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革命老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灵活运用各种税收政策，增加财政收入，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1. 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2005年，财政部等5部门联合发出通知，下调了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其中涉及很多“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此次出口退税率的调整，有利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贸易顺差。这次调整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降低了部分原材料和消费品的出口退税，另一方面提高了装备工业、高科技产品的退税，由此有望改变长期以来中国出口产品过多依靠价格优势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贸易顺差过大的局面。

2. 降低企业税负，增强企业活力，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扩大进口是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促进贸易平衡的重要举措。调整部分商品进口关税，为进口企业提供多元化融资支持，清理进口环节不合理的限制措施。进一步优化进口国别和地区结构，积极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适度扩大消费品进口②。我国政府应立足于促进贸易增长方式转变，优化进口商品结构这一目标，对所得税和关税领域的某些税收政策进行调整，如取消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的全面税收优惠政策，实现“两税合一”；根据外商投资企业对民族经济的拉动作用灵活调整所得税税率；按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适当调整进口关税的行业结构等等。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前11个月，中欧双边贸易总值为3，929.4亿美元，增长22%。2010年中国国际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9，727.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7％，对外贸易总体向基本平衡的方向发展③。

三、国际经济协作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

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特别是在国际经济协调的大背景下，随着商品与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不仅取决于本国的经济周期和宏观经济政策，而且更多地受到来自外部的冲击。因此，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不但要有利于维护国内经济的稳健运行，还应当促进更有效的国际经济协作机制的建立，应对来自于外部的冲击。

（一）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变可划分为七个阶段：

1. 从1979年至1992年

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

2. 从1993年至1997年

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

3. 从1998年至2005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应对当时的严峻经济形势，中国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1998年至2002年，中国面临通缩压力，那时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是增加货币供应量。2003年以来，面对经济中出现的贷款、投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等新变化，稳健的货币政策内涵开始发生变化，适当紧缩银根，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2005年，鉴于国内社会投资明显加快，经济活力充沛，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7年后正式退场，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

4. 从2005年至2007年

从抑制潜在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保证经济稳定的目标出发，中国在2005 年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双稳健”政策延续至2007年，当年第三、四季度，通货膨胀迅速上升，四季度中三个月通胀率分别达到6.5%、6.9%、6.5%，全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1.9%。由此，中国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担心超过经济下滑的担心，每月一次提升存款准备金率成为央行抵御通胀的必需手段，面对当时国家经济中存在的过热风险和不断增加的通胀压力，200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适时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向明显的通货膨胀”作为2008年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向“从紧”。

5. 从2008年年初至2008年年中

2008年初开始实行稳健财政政策和从紧货币政策，年中，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

6. 从2008年年中至2010年

2008年9月份以来，美国金融危机迅速恶化与扩散，已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实质性影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通货膨胀的压力迅速缓解，预计第二年经济面临的风险主要是经济下行风险。基于经济形势的变化，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宏观调控的基调确定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经济政策相应调整为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7. 从2011年至今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继续回升向好，工业生产强力反弹，国内需求强劲，三大增长动力协调性增强，经济发展总体上呈“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表示，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货币政策转向稳健、消费刺激政策逐步淡出等综合因素影响下，2011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预计gdp全年增长速度将达到9.2%左右，增速比上年回落1.2个百分点。我国经济将由政策刺激下的快速回升转入稳定增长阶段，总体策略是“审慎、灵活、积极、稳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④。

从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进，我

们可得出以下启示：一般说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在运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应选用另一种搭配取而代之，形成相互交替运用的政策格局。一方面，经济形势是不断变化的，固守一种配合方式，有可能因不适应变化的形势而达不到预期目的；另一方面，即使经济形势是稳定的，也不能一成不变的长期使用某一种政策，否则往往是正效应递减，而负效应递增，不仅不利于预期目标的实现，而且还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因此政府本文由收集整理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运行不同阶段的特点，适时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宏观调控。

（二）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建议

1.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

根据宏观调控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恰当的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搭配方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产生政策效应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根据宏观经济走势及微观经济状态，确定合理的政策取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财政政策主要通过税收和政府支出直接影响经济运行，调控效果更为直接、力度更大。但长期采用，容易引起过度赤字、贸易逆差和挤出效应。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属于间接性的经济调控政策，货币政策工具具有灵活性、伸缩性的特征，可以频繁使用。但由于传导过程复杂，政策传递带有时滞，其作用发挥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应用，既要区别开来，又要配合使用。

2. 积极推进汇率机制改革，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在资本持续大量流入的情况下，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的汇率机制是否完善，对于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选择合适的时机，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已经成为共识。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调整应采取逐步和有序的方式推进，而且，要与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关的结构改革密切配套进行，以避免政策可信度的丧失和经济成本加大。

3.适时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我国宏观调控面临的难题之一。财政政策要以国债手段为主转向以税收和财政贴息手段为主刺激总需求；货币政策要更多地运用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调节总需求。要进一步加快国债市场发展，改革国债发行交易制度，建立统一的国内债券市场，活跃短期债券市场，增加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的空间和灵活性以有效控制货币信贷的扩张；在现有资金市场的基础上，组建由中央银行调控的资金市场系统，包括短期拆借市场、融资券市场、短期票据市场以及贴现市场等，为中央银行运用货币市场工具调控金融市场提供基础，增强债券市场对信贷市场的传递性。

4. 建立和完善财政、银行的配合机制，优化宏观调控体系

要健全和完善国家规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国家规划明确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总体要求，是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依据。要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和政策协调。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重要功能。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方面发挥作用，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完善统计体制，健全经济运行监测体系，加强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功能互补和信息共享，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5. 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结构问题甚于总量问题，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局部需求过高和局部供给不足成为主要矛盾，必须重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我国产业政策要通过鼓励、限制或禁止某些产业、产品和技术发展，合理配置利用资源，优化经济结构。目前部分信贷资金流向低水平重复建设领域，与产业政策导向出现了偏离，要求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要适时、适度进行调整，形成动态协调配合机制，更好地发挥综合调控作用。发展改革委要定期和适时调整相关产业政策；人民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要配合提出加强和改进信贷管理、优化信贷结构的政策措施，为商业银行适时调整信贷投向提供支持；商业银行要严格按照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发放贷款。为解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长不平衡现象，要重视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消费需求增长。要加快进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抑制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某些行业和地区出现的投资热。只有各项经济政策协调配合，我国经济才能步入自主增长的良性循环。

四、国际经济协作下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用的经验总结

财政政策与货币的搭配模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采取何种搭配模式，主要取决于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在此基础上，还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确

第2篇：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

经济增长具有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他们的相互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当时间维度的经济增长借助最优控制理论而日趋完善的同时，涉及空间维度的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仍远远没有形成主流趋势，这一领域直到目前似乎还处于一种萌芽状态。事实上，经济学一直没有忽略对空间问题的探讨。从威廉·配第（William Pett）的区位地租，到斯密对运输成本的特别强调，都反映着空间因素在经济问题研究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甚至把屠能（Thünrn）列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因为其不仅是边际主义的创始人，更开创了区位理论，并为现代空间地租理论奠定了基础。在涉及区域经济增长的现代文献中，新城市经济学突出强调空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将其列为主要研究对象。准确地讲，城市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被看做是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当中，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通过市场和非市场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得到发展。由于这种原因，区域中的城市往往被看做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而区域增长的研究也变成了城市的发展研究。事实上，最近也出现了一些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文献，他们使用垄断竞争模型框架探讨了经济增长和地理位置之间的关系。例如：瓦尔兹（Waltz，1996），鲍德温（Baldwin，1999），马丁和奥塔维阿诺（Martinand Ottaviano，1999；2001）。尽管这些文章代表了将经济增长与地理位置进行结合分析的先驱之作，但是这些模型的结论却都有一定的理论不足。比如:瓦尔兹（Waltz，1996）有关人口流动成本为零的假设就可以推导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显然与现实相差很远。鲍德温（Baldwin，1999）的论文尽管将内生增长理论与中心—理论相结合在了一起，但是由于其分析的过于复杂，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确定性的结果。可以说，新经济地理学采用的规模递增以及垄断竞争的分析方法确实将空间维度纳入了主流经济增长的研究范畴。

土地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首先，通过紧缩或松动“地根”配合“银根”政策，可为经济发展起到及时的调控效果。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土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杠杆，这为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补充性也决定了其在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宏观调控必须立足社会整体而不是个别，必须追求全局的稳定协调发展而不计较局部的利弊得失。这就客观上必然要求宏观调控应该采用社会整体调节方法，因此国家宏观调控不仅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而且也必须包含土地政策。例如：如果要保证产业结构优化，在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国家不能直接指令企业从事产业行为，也不能完全放任企业自由从事各种产业，但能通过土地、税收、信贷等宏观政策等方法加以引导，这就需要进行政策协调配合。这种通过市场机制的宏观调控是一种间接调整方法，决定了宏观调控政策必须是综合的调控方式。因此，要合理定位土地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参与地位，加强土地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进而共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上的协调发展。

其次，转型时期，我国经济面临着加快发展、赶超世界先进的历史任务，因此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协调、平稳快速发展。为此，土地政策不仅要通过控制土地供应总量调控投资总量，使其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更要通过控制土地供应的产业结构与区域布局实现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的调控，促进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经济总量的增长受到经济结构的强有力制约，而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土地生产要素。通过规范和调节土地利用，可以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还能有力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此外，加强土地政策与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等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治理转型时期宏观经济周期性失衡与体制性失衡的有效措施。

再次，土地政策可以直接调控土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从而调控经济增长。国家宏观调控就是利用政策工具，对各种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因素进行调节，从而降低经济波动幅度，保持经济的健康、平稳增长。通过土地供给的变动，可以调节投资的规模、方向，进而可以直接、有效地调控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式。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的不平衡发展战略指导，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地区之间发展失衡现象加剧。普遍认为，持续、过大的区域差距将对整个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都将产生不良后果。而推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调节功能以及国家协调区域发展的宏观调控职能，而其中通过调整、优化土地供给，可以促进各区域土地资源的统筹利用，推进产业的跨区域梯度转移，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第3篇：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国库资金；经济贸易；金融运行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税收及金融体制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库的业务量也随之成倍增加。货币政策的制定必须研究国库资金收支活动及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国家信用的变化情况，国库部门只有建立起财、税、库良性互动的工作机制，共同收集相关信息资料，才能确保财政预算收支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国库与财税部门相比，国库数据的最大特点就是时间最及时、金额最准确。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包括税收、预算计划、货币投放回笼、信贷规模、储蓄、国债发行、兑付等在内的统计信息资料库，才能真正为政府提供有价值、有分量的分析资料和政策性建议。

国库资金分析工作是指运用统计学原理对国库收支（包括税收、利润、事业收入、国债发行兑付及收入退库）等情况进行分析，是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细致地进行国库资金分析既能弥补货币政策调控经济之不足，并配合货币政策的实施，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起促进作用，又能对地方政府的预算收支进行有效管理，同时国库资金还是构成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内在因素，其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提供了资金来源。近年来，财政、税收及金融体制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担负经理国库的中央银行，是联结财政、税务及地方政府的桥梁和纽带，从客观上讲有必要研究国库资金收支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对经济生活发展变化、对经济、金融运行的影响及产生的效应，为政府正确的决策提供准确的参考资料，因此，对国库资金进行统计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一、国库资金分析是政府进行正确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

（一）由于国家金库处于特殊的地位，其统计分析工作为政府经济决策提供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经济基础建设中，国库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每年都会在国家预算中安排一定规模的国库资金直接投资基本建设、基础产业以及重点行业，一般而言，财政部门侧重于对财政收支状况及预算执行情况的分析，中央银行侧重于对金融运行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的分析。具体说来，国库分析是央行对财政资金运行给社会经济带来影响的分析，如财政收支对当地货币投放、回笼量大小的影响、财政支拨与库存余额的关系、税收征收数与入库数的比较分析、财政收支与预算收支计划差额分析、国债发行对地方资金吸纳大小的影响分析等等。国库分析主体的特点使这一分析更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可参考性。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进行宏观经济决策时，比较注重统计分析的社会性、全面性、客观性和真实性，而国库收支分析正好能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国库资金从性质上讲不同于银行的信贷资金，应归属财政资金。但在目前的实际操作中，其资金的大量流动能够创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影响地方银行的短期信贷行为。

（二）国库收支分析不仅为分析宏观金融运行和制定货币政策服务，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发展。国库资金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运用，为货币政策的执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公开市场业务是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各种政府债券及银行承兑票据等有价证券的业务活动。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是货币政策操作的最主要的手段，而适度规模的国债是开展公开市场业务的基础性条件，是国库资金收支不足的平衡器。公开市场业务的开展理顺了中央银行与政府、财政、商业银行的关系，强化了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地位，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财政弥补赤字不再向中央银行透支。中央银行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吞吐有价证券，调节基础货币量，控制金融机构信用，影响货币供应和市场利率，达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公开市场业务对信用创造的影响因素也将成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协调配合的重要领域，对贯彻执行货币政策、实施科学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具有重要意义。

（三）国库资金的最大职能是服务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当宏观经济发展不协调、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不平衡时，国家可以直接利用国库资金进行调控。如要控制总需求，可通过提高税率，增加财政收入，压缩财政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支出等措施；而要刺激需求，则可通过减税、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等手段较快实现调控的经济目标。可见，国库资金调控的特点是时间短、见效快。而货币政策调节则不同，从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到货币政策发挥效力，对最终目标产生影响，有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首先是中央银行运用各种调节手段，调节存款准备金和对商业银行贷款数量，以影响商业银行的行为。在控制总需求时，就调高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及再贴现比率，反之，则降低比率。在此之后，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行为做出反映，相应调整对企业和居民的贷款规模，并通过派生机能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企业和居民再对商业银行的行为做出反映，相应调整投资和消费支出，影响社会需求，从而达到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调节效果相对滞后。

二、国库资金分析对地方政府的预算收支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国库分析内容的特殊性，成为政府发展经济深化改革的综合性较强的参考材料。国库分析不仅是为中央银行服务，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为各级政府经济部门服务。国库分析的特点决定了它是对有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结合点的“边缘性”问题进行的分析和研究，以促进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支持国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因此，它起着其他分析工作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库分析更有利于为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深化改革方面提供服务。近几年来，各级国库在国库收支分析方面尽心尽职，基本上能及时反映当地国库收支状况，做到随时关注当地经济的发展，认真、细致地从财政收支、企业发展状况、外贸出口、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银行储蓄、个人消费观念转变及央行货币政策、信贷、税收与企业情况全面地进行分析，为当地政府提供了较好的经济参考决策依据。因此国库收支分析为地方政府经济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二）统计、分析并预测国库资金流动趋势和国库资金存量，为政府债务政策提供参考。各级政府在确定债务政策时，需要研究、分析以往财政收入和支出的资金流动规律，根据下一时期的政策方向，预测财政资金存量的变化趋势，将债务政策与国库资金状况联系起来，以减少债务成本，提高债务收入资金的效益和债务政策的灵活度。

（三）分析国债发行、兑付对地方经济、金融运行的影响是地方政府应该认真考虑的事情。国债是中央财政筹集资金的一种有效方式，而对地方来说，却是当地民间资金的流失，各级政府部门应十分关注国债吸纳本地资金的大小。国债不同于税收之处在于国债是一种有偿性或辅的中央财政收入，但就其将地方资金转移到中央财政这一作用来说，国债和中央税收则无二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财政可以通过国债集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支持国家重点经济建设。除了国债导致地方资金的流失及中央财政收人和国债兑付资金对宏观经济、金融运行的影响之外，国债购买主体、国债发行总量、时机和期限都会对地方资金供给和需求以及中央国库收入、支出和资金存量产生较大影响。国债发行、兑付资金数量的大小，国债的流动性效应和利率效应会对地方经济发展和金融运行产生较大影响。

三、国库资金构成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内在因素，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提供了资金来源

（一）国库分析能为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深化财税改革提供服务。国库部门通过对国库支出的总量和构成的分析，反映财政政策执行的情况；通过对收入总量及构成的分析，反映财政政策的最终实施结果；通过对财政改革前与改革后的情况对比分析，反映财政改革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服务。

（二）国库资金来源于企业、个人，与微观经济紧密相联。资金在支出时，把资金直接投向基础产业、支柱产业、高科技产业等一些关系国计民生、国家长远发展的经济领域，通过减免农业税、直接发放补贴，积极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信贷资金贴息、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引导金融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货币信贷政策，扶优限劣，优化投入，积极支持有效益、有市场、有规模的企业，促进企业的发展。

（三）中央银行国库资金的收支行为能为货币政策制定带来大量真实可信的数据、资料、信息，反馈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效果，传递微观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在货币政策实施时，国库资金为中央银行提供了资金来源，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使用，充当了货币供应量的调节器，直接或间接引导商业银行信贷投向及信贷规模，有力地支持了货币政策的实施，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既便于宏观调控又服务于微观经济的发展。

总之，国库资金收支分析对地方政府经济决策、为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分析参考资料，具有其他经济分析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在做好日常国库收支核算的同时，努力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和技术手段进行国库资金收支分析，提高分析的信息含量，为地方政府经济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以赢得政府对国库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同时建立起财、税、库良性互动的工作机制，共同收集相关信息资料，确保国库收支分析的完整，提高国库统计分析质量，充分发挥其各种效应，当好政府经济决策的参谋。

[参考文献]

[1]俞开海。当前国库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金融会计，2005，（1）。

[2]雷庭梅。国库会计在改革中不断前进。预算管理与会计，2005，（8）。

第4篇：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

关 键 词：河北省金融业；经济发展；作用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1－0032－06

2011年10月27日，国务院批复了《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国函[2011]133号），标志着河北沿海地区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1年11月，河北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了建设“经济强省、和谐河北”的宏伟目标。 要实现上述目标， 离不开金融业的有力支撑。本课题的实证研究表明：河北省金融业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GDP增长2.89个百分点， 全省存贷款比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GDP增长2.35个百分点，金融发展对省域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不言而喻。

一、河北省金融业发展现状分析

“十一五”期间， 河北省金融业取得了显著进步，银行、保险、证券、直接融资以及金融机构引进工作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截至2010年底，河北省全省银行业总资产达30 000亿元，是2005年底的2.43倍。“十一五”期间，河北省境内上市公司总资产3000亿元，新增境内外上市企业32家，上市公司总数达到75家，5年间全部直接融资达1500亿元。截至2010年底，全省保险业总资产达1261亿元， 是2005年底的2.6倍。2010年全年原保费收入首次突破700亿元， 省级保险公司达42家。

2008年以来， 河北省金融机构的引进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和香港东亚银行等知名金融机构正式入驻， 工商银行全球客服中心和安邦保险全国培训中心先后落户石家庄。2009年底，银监会五大中心（培训中心、党校、干部学校、备灾中心、金融论坛）落户廊坊。2011年11月， 世界知名银行集团――汇丰银行获准筹建唐山分行，标志着河北省金融业对外开放迈出新步伐。

2010年， 河北省已确定了“十二五”期间金融业的发展目标： 全省金融业实现增加值年均增长12.5%左右，达900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以上； 银行业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达到37 000亿元左右，各项贷款余额达到26 000亿元左右，不良贷款率降至3.5%以下； 力争全省新增100家上市公司的目标，累计融资金额2000亿元，全省直接融资总规模力争达到4500亿元， 在推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金融业发展水平的省际比较

尽管河北省金融业近年来取得了较大发展，但发展水平仍然不高（见表1）。除保险业、存贷款余额等指标排名较为靠前外， 最能反映区域金融业发展水平的两大指标――金融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和金融业区位商，在全国均排名第20位左右。可以说，河北省金融业整体发展水平仅处于全国中游。

国际经验表明， 金融增加值在本地区占GDP的8%以上， 标志着金融业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而河北省目前显然与此相去甚远。在沿海省份中，河北该项指标仅高于广西和海南，在环渤海地区及周边省份中，也仅仅高于河南和内蒙古。

2007年，河北省金融产业值353亿元，占GDP的2.6%，低于全国4.3%的平均水平，位居全国第20位。2008年，河北省金融业实现增加值419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6%，低于全国5.6%的平均水平。

2009年， 河北省金融业增加值达到525.7亿元，占全省GDP的3.05%，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87%，而同年全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21%，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71%。

同时，从反映金融业集中度和市场占有率的金融业区位商指标来看，在全国也仅处于中游水平（20名左右），在沿海省份中和环渤海地区仅仅高于广西和海南。课题组以2007年数据测算，河北省金融业区位商仅为0.6，不但低于京（3.2％）、津（1.3％）、沪（2.3％）、江（1.1%）、浙（1.4%）、粤（1.35%）等发达省份，甚至低于部分中西部省份。所以说，河北省金融业发展水平与发达省份还有较大差距，河北省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有待提高。

此外，河北省直接融资水平较低，“十一五”末上市公司累计达到100家的任务并未完成，“经济大省、资本小省”的局面仍没有彻底扭转。截至2010年10月，河北省境内上市公司总数只有45家，而排名第一的广东，境内上司公司总数已突破340家。河北省的直接融资水平和上市公司数量，不仅落后于沿海发达省份，而且还落后于四川、湖北、安徽、湖南和河南等内陆省份，直接融资比重亟待提高，融资渠道有待拓宽。

三、国内主要城市金融业贡献比较

目前，国内金融业发展水平以北京为最高。2008年，北京市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了14％，深圳和上海也分别超过了12％和10％，而石家庄市仅为3.7%。

在金融业对地方经济的直接贡献和税收方面，河北省各城市与国内主要城市相比， 差距也十分明显。2008年， 深圳市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达到12％；2009年，深圳市金融业实现税收收入294亿元，金融业以1％的人员实现了全市14％的GDP。2008年上海市全年实现金融业增加值1442.6亿元；2009年前三季度，上海金融业在同比下降19.2%，减收89亿元的情况下，仍然完成了374.6亿元的税收收入。2009年，北京市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720亿元，占全市GDP的比重为14.5％。金融业继续保持全市第一大产业优势， 对北京市经济增长贡献率达16.7％，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金融业在北京服务业中的比重达到19.1％， 继续带动北京市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2009年实现税收2624亿元，占全市税收比重达到43.7％。2010年， 北京市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838亿元，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0.1%，实现税收合计2107.6亿元，占全市税收比重为34.87%。

根据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2011年9月5日的第三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CDI・CFCI3），石家庄市在全国29个金融中心的综合排名中，由2010年的第27位，下滑两位，名列最后一位。但属于内陆省份的部分城市，如西安、郑州、合肥等，由于区域性金融市场或地方金融机构实力较强， 金融业具备了较强的竞争力。

在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要素集聚方面， 河北省仍然缺乏优势。省属金融机构数量偏少，实力弱小，中心城市金融业的竞争力不足。目前，深圳的私募基金总量占到了全国的1/3，正在加紧建设前海离岸金融中心。 上海致力于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 大量私募基金聚集在上海浦东新区民生路一带，形成了金融一条街。北京规划了海淀稻香湖金融服务区、朝阳金盏金融服务区、通州新城金融服务区和西城德胜科技园四个金融后台服务园区，总部经济优势明显。

综上所述，河北省金融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总体处于全国中游水平， 与第六经济大省的地位不相匹配。

河北省沿海经济带的大规模开发和建设经济强省，离不开金融业的强力支撑。只有整合金融资源，集聚金融要素，着力发展金融业，才能为河北经济强省建设提供持续动力。

四、推进河北省金融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整合地方金融资源，推进产融结合，组建省属金融控股公司

金融控股集团是指在同一控制权下， 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地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近年来，我国部分地方政府为了做大做强地方国有金融资产， 组建了一系列地方性的金融控股公司。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上海国际集团、 天津泰达国际集团、 北京国资公司、广东粤财控股公司等等。

产融结合，即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指两者以股权关系为纽带，通过参股、控股和人事参与等方式而进行的结合。目前，国内越来越多的产业资本通过涉足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金融机构，构建金融控股平台。

从目前来看， 我国产业集团实施产融结合战略的效果较好。例如，2008年，宝钢在金融资本市场获利占到其利润来源的三分之一左右；2009年，中电投集团旗下的金融业板块实现利润占集团利润总额的23.32%；2009年， 华能集团的金融业务实现利润占全集团利润总额的28.64%。对于集团主业处于微利或亏损状态的发电和钢铁等周期性行业来讲， 以金融业的利润来分散风险、 平滑收入、 弥补主业的亏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途径。

河北省产融结合的历史较早， 秦皇岛港务局早年就参股了招商银行，唐钢控股财达证券、新奥集团参股恒银期货以后，目前也立足于成立财务公司，积极搭建金融平台。同时，省外部分企业集团也纷纷进入河北，控股或参股金融企业，如中电投控股石家庄汇融农村合作银行，海航集团控股河北信托（今渤海国际信托）。此外，国电集团和北京银行也分别投资河北银行和廊坊银行，成为第一大股东（见表3、表4）。

2009年，河北银行（原石家庄市商业银行）完成新一轮增资扩股，国电电力、秦皇岛港务集团等6家国有控股企业成为新东家，同年，再次增资扩股，总股本达到20亿股。2010年，河北银行发行总金额为8亿元的次级债。2009年， 石家庄市商业银行更名为河北银行，陆续设立了唐山、邯郸、天津、廊坊、沧州和保定等分行，并积极争取上市。根据证监会的相关政策，对拟上市城商行财务指标的门槛设定包括：资产规模大于800亿元，净利息收入超20亿元等。2010年底，河北银行资产总额为758亿元，较为接近800亿元的门槛， 但利润一直在3～5亿元之间徘徊，差距较大。所以，“十二五”期间，河北银行应在消化历史坏账的基础上轻装前进，借重股东的实力，积极扩张，争取早日上市。较为可行的方案就是依托河北银行， 整合省内的城市商业银行，组建新的地方银行，此前组建的徽商银行、江苏银行、吉林银行和长安银行都可以称得上是成功的范例， 值得河北省借鉴。

截至2010年年底， 河北省内城商行资产总额较2005年增长了2倍，各项存款增长1.8倍，各项贷款增长1.6倍，净利润增长6倍，不良贷款率降低2.12%，拨备覆盖率大幅提高至275.55%。 截至2011年第1季度，省内城商行总体资本充足率达到12%， 这个数据已经超过了银监会规定的非系统重要性银行10.5%的要求。为打破地域局限，加强地域合作，2006年由河北银行牵头，省内石家庄、廊坊、沧州、张家口、唐山、秦皇岛6家城商行联合设立了“河北省城市商业银行合作组织”。 因此河北城商行的整合具有一定可行性。

就河北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已成立了河北建投集团、河北国控公司、财达证券公司等十几家省级金融机构， 为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除河北建投集团外，其他金融机构规模偏小，部门色彩较浓，抵御风险能力较弱。因此，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 推进地方金融机构的整合与重组，做大做强河北金融业，十分必要。

同时， 河北省国有经济比重较高， 河北港口集团、 钢铁集团、 冀中能源和开滦集团等企业实力雄厚， 并具有涉足金融业的客观需求和主观愿望。因此， 河北省要抓住国家金融发展战略调整的有利机遇，整合省内现有的部分金融机构，推进产融结合，组建一家较大规模的地方金融控股公司， 实现河北国有金融资产的优化组合， 提升河北省区域金融的竞争力。

具体方案可以考虑以河北银行为核心， 逐步通过收购和国有资产划拨的方式，取得银行、保险、证券、期货和租赁等相关金融牌照。目前，河北银行的第一大股东虽然是国电集团， 但河北省内国资旗下的股份相加却超过了国电集团。所以，可以考虑整合相关股权，推动省内城商行整合并通过上市增强实力。在此基础上，以做大做强的新河北银行为平台，组建金融控股公司。

同时，还要鼓励省内大型国企实施产融结合，参股发起燕赵财险。并在条件成熟后，逐步划拨燕赵财险、财达证券、恒银期货和河北租赁等金融机构的省属国有股权，申请设立或收购其他一些金融机构，组建一家实力雄厚的金融控股公司， 强力支撑河北省经济强省建设。

（二）开拓场外交易市场，疏通直接融资渠道

我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首先是主板市场（沪深主板和中小板），然后是创业板市场，再到场外交易的柜台市场， 基本上把这三个层次称为多层次资本市场（见图1）。

2006年，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公司“股份报价转让”试点正式启动，简称“新三板”。“新三板”系统位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目前试点园区仅有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一家， 挂牌企业为园区内高科技企业。“新三板”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的5年试点，积累了一定经验， 为园区非上市公司提供了有序的股份转让平台，同时也为创业资本的退出建立了一条渠道。公司挂牌前的创业股东可通过代办系统退出， 同样促进了创投与股权私募基金的聚集。目前，在中关村吸引和聚集了一批创业投资机构、战略投资者及券商，为“新三板”扩容及构建全国性的场外交易市场奠定了基础。据悉，按照扩容方案，“新三板”在原有中关村科技园区试点的基础上， 将范围扩大到其他具备条件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 而市场传闻扩容首批试点园区可能在15~20家左右。近两年来，全国绝大多数高科技园区都在积极准备，对接“新三板”市场，争取纳入首批试点。

中关村代办股份报价转让试点自2006年1月启动以来，试点企业不断增加，平稳运行，秩序良好。截至2011年12月， 在新三板挂牌企业已突破100家，达到了101家。运行5年以来，已有32家企业完成或启动了38次定向增资，融资总额17.1亿元，平均市盈率22倍。此外，挂牌企业中的久其软件已在中小板上市，北陆药业、世纪瑞尔、佳讯飞鸿、紫光华宇已在创业板上市。

当前，从全国各地金融工作规划和部署来看，不少地方政府一方面积极争取将高新科技园区纳入股份报价转让试点范围， 另一方面则在谋划结合各地的产权交易市场来构建场外交易市场平台。 河北省也应做好上述两手准备，积极利用场外交易市场，支撑经济强省建设。

截至目前，河北省有国家级高新区4家，分别是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其中以石家庄高新区实力最强。

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立于1991年3月，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高新区。目前，石家庄高新区区内注册企业已有2100家， 形成了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机械装备、新材料为支柱的特色产业，并涌现了维生药业、以岭药业、国祥运输、先河科技等一批在国内外享有声誉并具有较强研发创新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群。 石家庄高新区近年来出台多项扶持政策， 积极推动企业上市。近两年，已有4家企业相继在中小板、 创业板和境外上市。2011年7月， 以岭药业成功上市以后， 石家庄高新区上市公司总数已达10家，石家庄市上市公司总数已达23家。

2010年，石家庄高新区启动了申报“新三板”市场的试点工作， 并对石家庄高新区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了培训。为鼓励区内企业积极到“新三板”市场挂牌融资，高新区管委会拟对第一批在该区“新三板”市场挂牌的企业给予100万元奖励，分两期兑现，完成改制后给予50万元，完成申报材料再给50万元。

放眼全国来看，石家庄高新区无论是园区实力，还是申办“新三板”的政策力度和奖励措施方面，与先进省份相比，都有一定差距。建议相关部门落实专项资金，加大奖励与跑办力度，确保石家庄高新区入围“新三板”扩容第一轮试点。

同时，建议依托河北产权交易所，申请设立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开展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试点。目前，沧州市6家企业在天交所挂牌上市，分别是：沧州会友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三井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乾成钢管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天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北新启元能源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河北沧运物流股份有限公司，6家企业首次私募融资共计1.96亿元。 今后要继续加强与北交所和天交所的业务合作， 通过场外交易市场为河北省经济强省建设提供持续动力， 促进河北省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发展私募基金和政府创业引导基金，提升产业竞争力

从广义上说，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PE）是指对未上市公司所进行的股权投资。从狭义上说，私募股权投资通常是指投资者购买一个未上市公司股权， 并且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以提升公司的实力，经过一段时期之后（通常是几年），再将公司的股权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以获取投资收益。

近年来，中国的PE行业有了很大发展，许多非常成功的中国企业在其成长的过程中都有私募股权基金背景，包括蒙牛、百度、腾讯、百丽、新浪、分众传媒、阿里巴巴、李宁、双汇等明星企业。私募股权基金为中国向创新社会转型， 促进中国企业改善公司治理，加速行业整合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是一种主要由政府出资设立，不以盈利为目的，旨在引导社会资金设立创业投资企业， 并通过其支持初创期企业创新创业的政策性基金。 政府引导基金主要用于扶持各地区域性自主创新企业和创业投资企业， 以自身示范作用带动更多社会资金参与投资到政府扶持的产业。

国外开始建立引导基金机制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即美国的SBIC（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英国在1981年就设立了小企业贷款担保计划（SFLG），并于1994年制定了企业投资计划（ElS）。以色列于1993年制定了YOZMA计划，澳大利亚于1997年推出了创新投资基金计划（IIF）。此外，新西兰（VIF基金）、欧盟（EIF基金）以及中国台湾（种子基金计划）等国家和地区也先后设立了引导基金。

为提高政府资金效率， 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自2005年起，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促进引导基金的政策。截至2010年底，政府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累计出资234.07亿元， 引导基金支持的创业风险投资机构达到170家，引导带动的创业风险投资管理资金规模达924亿元。2010年， 全国共有61家创业投资（集团），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或其他投资主体（如大型生产、商贸企业）联合设立子基金278支，总资产规模达到987.6亿元，创业投资机构呈现出伞形化、集团化的发展趋势，一些大型创业投资企业（集团）通过设立母子基金的方式，加大资金杠杆化率，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业风险投资资金网络。

自2006年3月国家发改委等十部门联合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实施以来，河北省创业投资企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创业投资队伍不断壮大， 投资运作不断规范， 创业投资企业数量稳步增加。截至2011年8月，现有19家创投企业在省发改委备案。 与先进省份相比， 河北省创投企业发展起步晚、速度慢、规模小，还有很大差距，但河北省的创投业近年来仍起到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显著作用。

2009年，初始规模1亿元的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揭牌运行。省引导基金以“母基金”方式，通过设立子基金和项目跟进投资，承担着引导社会资金投向、提高国有资金使用效率、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等重要职能。2011年省引导基金规模扩大到1.6亿元，目前已设立子基金5支（见表5），子基金规模4.75亿元，引导基金出资1亿元，直接吸引投资3.75亿元，首期放大4.75倍。自2006年开始，备案创投企业累计支持123个中小企业项目， 投入资金10亿元。截至2010年末，在投项目80个，投资余额8亿元。

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直接和间接投资的企业中，已上市1家，拟上市6家，其中子基金金冀达基金投资的晨光生物科技公司， 已成为河北省第4家登陆创业板的公司。省引导基金的发展壮大， 使政府投入方式由原来单一的直接投入转变为间接投入， 成为河北省探索金融领域政府扶持与产业发展有效结合的新途径。

从全国来看，投资于传统行业的案例比重较高。在“联想系”弘毅投资6.3亿元全资接管石药集团的“大案”之后，石家庄的制药业公司仍是境内外VC/PE“垂涎”的目标。以色列背景的英飞尼迪投资集团通过和地方合作的“石以基金”三家基金向河北九派制药公司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此外，建银国际财富管理公司的医疗产业基金则向石家庄乐仁堂集团投资了1亿元人民币。

2010年上市公司冀东水泥引入19亿元境外战略股权投资，这成为河北省公司2010年规模最大的PE交易。 雅戈尔向河北汽车零部件厂商凌云股份投资1.47亿元，九鼎投资、天津创投和平安财智联合向石家庄科林自动化公司实施了投资。 河北省邯郸曲周的晨光色素于2010年10月登陆创业板， 私募基金深圳创新投、深圳达晨创投、河北金冀达创投和宁波君润投资，为晨光生物过会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截至2010年3月，国内私募基金管理规模已超过1万亿元，其中深圳目前私募股权基金管理规模超过3000亿元，约占全国的35％。在北京，受优惠政策吸引，中关村活跃着IDG、联想投资、今日资本、北极光创投、华登国际、联创策源、金沙江、青云、戈壁、盈富泰克、启迪创投、深创投等一批境内外知名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的资金规模超过200亿美元。

而在美国康尼狄格州最南部濒临长岛海湾的一个小镇――格林尼治17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大约380家对冲基金总部，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500亿美元。河北省的廊坊和秦皇岛，分别作为京津的后花园和夏都，也可以充分发挥区位和环境优势，谋划发展高水准的金融业聚集区， 强力推进河北省金融业跨越发展。

目前，在中国大陆，除了较早成立的3支中外合资产业投资基金――中瑞合作基金、 中国-东盟中小企业投资基金、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以外，国家发改委已正式批准了10支产业投资基金，分别是2006年11月审批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2007年8月审批的第二批5支产业基金――山西能源基金、广东核电产业基金、上海金融基金、中新高科产业投资基金和绵阳科技城产业基金，2008年7月国务院特批的第三批4支产业投资基金――华禹水务产业投资基金、东北装备工业产业投资基金、天津船舶产业投资基金、城市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

而河北省筹划发起设立的总额300亿元的曹妃甸产业基金，受经济危机等多种因素影响，迟迟未能启动。随着《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的获批，河北省应继续谋划，积极争取，联合境内外知名金融机构和大型产业集团，打造大型产业基金，为曹妃甸开发、渤海新区建设和保定电谷发展， 以及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强力推动省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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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

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日益凸显，传统环境管制手段已暴露出严重的缺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环境经济政策应运而生。近年来，环境经济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OECD(经合组织)中发展迅速，已经在环境保护工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环境经济政策也备受青睐。《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提出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的新要求，积极探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境保护新道路。［1］说明环境经济政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由于受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的环境治理仍以直接管制手段为主，尚未建立起一套利用市场经济的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环境经济政策还只是政府环境管制的一种辅助手段。环境经济政策应该成为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必须依赖环境经济政策。

目前对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多侧重于经济学、法学领域，鲜有从哲学、伦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诚然，在环境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和法学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已意识到环境经济政策的哲学、伦理学研究对环境经济政策有着意识形态的根本导向作用，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却迟迟未有进展，主要是因为它尚未引起伦理学界足够的重视，其他学科领域对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中虽然有所提及，但都是浅尝辄止，缺乏深度和广度。并且由于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任务艰巨，环境经济政策遇到重重阻力，加上长期以来的行政主导的环境管制模式，导致部门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这些都导致环境经济政策研究更多地注重经济上和行政上的成本计算，掩盖了环境经济政策内在的伦理诉求。实际上，环境经济政策需要伦理学为其提供价值支持，而伦理学要发挥其实践哲学的作用，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对社会制度进行审视和反思，并将其理念渗透到制度的制定过程中。

一、环境经济政策的本质

按照环境经济学的观点，环境问题产生于外部不经济行为。外部性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马歇尔首先提出，经过他的学生庇古的发展，成为现代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外部性有负外部性和正外部性两种。外部性发生的前提是市场在配置公共物品方面的效率低下，公共物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2］(P23)的特征，因无法排斥任何人使用公共物品会出现大量“搭便车”行为，最终导致过度使用公共资源而产生“公地悲剧”，而肇始者不但不用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还有可能从中受益(至少是短期利益)，这一危害和补偿的成本被无偿地转嫁给他人和社会，这是负外部性的表现。而正外部性表现为私人行为存在溢出效应时，无法排除他人的使用，又无法要求他人支付相应的价格，其劳动成果被他人和社会无偿使用。

环境问题就属于典型的外部性问题，因为环境多属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因此导致在环境问题上总是负外部性过多而正外部性太少，即污染环境者获得利益而保护环境者利益受损，使得市场在环境保护方面总是动力不足、效率低下。环境经济政策利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正以“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为宗旨，以“污染者付费原则”为核心，试图建立起一套以市场经济为调节机制的环境保护体系。具体地说，环境经济政策是“根据环境经济学原理，利用价格、税收、信贷、投资、微观刺激和宏观调节等经济杠杆，调整或影响有关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行为而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组合”［3］(P8)。环境经济政策是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的交叉运用，既有环境政策性质又有经济政策性质。［4］(P252)但不是所有具有环境影响的经济政策都能称之为环境经济政策，只有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经济政策才属于环境经济政策，如个人所得税改革必然对居民的消费行为造成影响，进而产生环境影响，但不属于环境经济政策;也不是所有运用到货币、财政工具的环境政策都能称之为环境经济政策，只有运用市场经济价值规律，以调节市场主体的环境行为为目标的环境政策才能称之为环境经济政策，如行政性的环境收费或罚款也涉及到财政问题，但也不属于环境经济政策。按照OECD的观点，当某种手段的应用足以影响到经济当事人对可选择的行动的费用进行评估时，该手段之前便可以冠之以“经济”之名。［4］(P253)从环境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关系来看，可以将环境经济政策分为广义与狭义。广义的环境经济政策包括可以纳入环境政策范畴的经济政策和可以纳入到经济政策范畴的环境政策，是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手段。而狭义的环境经济政策仅指环境政策内部的经济手段，是环境管制手段的一种。［3］(Pv)环境经济政策的广义与狭义实际上反映的是它的不同发展阶段:狭义环境经济政策是其基础和初级形态，而广义环境经济政策是其高级的、较完备的形态，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厘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环境经济政策的本质和指导环境经济政策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环境管制的角度来看，与环境经济政策并驾齐驱的环境管制手段是传统的“命令控制型”手段，一个是间接管制，一个是直接管制，各自的优势领域有所不同。经济手段最大的作用就是鼓励创新，刺激市场主体保护环境的动力，从而解决效率问题，从源头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但由于是间接管制，必然受到市场因素变化的影响，可能不完全符合设计的初衷，甚至可能出现扭曲。例如环境税收政策如果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却没有作出适当的税率调整，就会使得环境税的实际作用大打折扣。而命令控制型手段最大的优势就是直接针对问题，效果立竿见影，适合管理突发性环境事件和有毒污染物的排放。因此，如果只考虑环境保护范畴，基于市场的环境经济手段和命令控制型手段的作用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3］(P50)如果我们看待环境经济政策的眼光就局限于此，环境经济政策的价值将会被低估，其发展就会受到限制。

我们应该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待环境经济政策:人类又面临一个文明的岔路口，选择的关键词是“生态”。生态文明是一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整个文明范式的转变，其中经济的生态化具有基础性作用，所有的经济政策、经济活动或迟或早都要经历一场“绿色化”的洗礼，朝着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以经济激励为调节机制的环境经济政策抓住了两个根本问题:一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二是治理环境的动力根源。同时，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需要配套政策措施的配合，需要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它将会推动经济制度的生态化，促进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减少“市场失灵”，这对于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环境友好型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环境经济政策体现了人类改变经济生产方式的自觉性，是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重要助推器。目前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还只是政府环境管制的辅助手段，还不足以和直接管制手段平分秋色，现在我国关于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基本上都把它定位在一种环境管制手段上。不可否认这是环境经济政策发展的必经阶段，但要想使环境经济政策发挥最佳效用，我们就不能把眼光局限在环境管制手段上，还需要更广阔、更宏观的视野，来引导现阶段的环境经济政策建设，真正发挥环境经济政策在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这才是我们选择环境经济政策的最终目的。#p#分页标题#e#

二、环境经济政策的价值理念诉求

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起步较晚，还处在介绍、借鉴西方国家经验的阶段，尚未探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体系，又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的行政色彩浓厚，很多政策手段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应急性的特征，缺乏前瞻性，使得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从制定到执行，都还没有摆脱“零敲碎打”的尴尬局面。要想摆脱这种视野上的障碍和实践中的困境，建立一套即符合我国当前国情，又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并能和国际环境经济政策平行接轨，共同治理全球环境问题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必须具备明确的政策理念。理念是制度的灵魂，是一项制度得以确立的根本指导思想。自从1987年前挪威首相布仑特兰夫人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以来，可持续发展就迅速成为各国制定发展路线的基本准则。我国制定环境经济政策也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可持续发展表达的是一种新的发展伦理观，即我们当代人的发展必须考虑自然环境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扩大了利益共同体的概念。但是可持续发展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走，也没有既定的标准可以衡量，“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压力和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动力两种力量的妥协。妥协要求国家在某一时间背景下权衡经济增长和生态资源保护，并在二者之间进行取舍和抉择。”［5］(P135)我们就需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实际发展需要来研究制定阶段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并随着认识和实践的深入不断将其推进。因此，环境经济政策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践行，既要符合本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阶段性需要，又要符合环境经济政策自身的发展规律，从而形成环境经济政策的特有理念。

环境经济政策最初是作为一种环境政策出现的，因此初期的环境经济政策应该强调环境保护的功能，坚持将环境保护作为基本理念，这是环境经济政策的立足之本。这是因为:首先，只有把环境保护这个基础发挥好了，充分体现出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高效率、低成本优越性，才能使它在环境政策中的作用从辅助手段上升为重要支柱，使环境经济政策的地位得以巩固，才能谈得上实现其作为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宏观杠杆的远景目标。其次，环境经济政策是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结合，运用政府手段来管理环境是古已有之，而运用市场手段来保护环境却是新生事物，要在市场机制和运行目标中注入环境保护理念需要一个较长期的博弈过程，不仅要把环境保护理念嵌入原有的市场手段中，还要用环境保护理念重新诠释和改造整个市场手段。因此在现阶段，环境经济政策首先要考虑的是牢固确立自身地位的问题，必须坚持和创造性地发挥环境保护理念。具体而言，环境经济政策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利用市场，如环境税费、环境保险、绿色信贷等，二是创建市场，如环境权交易。前者是在传统的经济手段中增加新的环境保护功能，而后者是创建全新的环境市场。它们不仅是传统经济手段在功能上的改变，更需要理念上的根本转变。因为这些原属于市场经济范畴的传统手段，已经形成较为固定的制度理念和行业规则，我们现在要把这些经济手段“绿色化”，就必须对这些经济手段的本质和基本理念进行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位，发掘其在环境保护上的固有优势，改造其不生态、反生态的落后理念，并以环境经济政策的整体理念引导之，实现“内生”和“外灌”的结合。与此同时，还要注重环境经济政策与其传统制度的融合，这关系到环境经济政策能否从现有的制度体系中获得支持的问题。例如在税收制度中引入环境税。而环境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行为税，即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税收改变市场主体的环境行为。虽然环境税也具有一定的筹集资金功能，并且这一功能在环境税开征的初期会起到比较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环境税作用的深入，环境税收收入会出现累退现象，这与传统税收的理念不一致。因此要融合环境税与传统税制，还需要对税收的本质、税收的理念进行重新界定，其他环境经济政策也是如此。

进而言之，环境经济政策的理念还需要进一步分解为若干实践原则。原则就是把理念转变为具体化、可操作性的、规范性的指导思想，是沟通理念与实践的桥梁，是指导环境经济政策具体制度安排的行动指南。OECD环境委员会于1972年制定的“污染者付费原则”已成为环境经济政策的核心原则，随后又制定了“使用者付费原则”。根据中国的环境保护特点，我国又提出“受益者付费原则”和“破坏者付费原则”。这四项原则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环境经济政策原则体系［3］(Piv－v)，涉及到污染防治、环境服务、生态补偿和资源开发领域，基本上能涵盖环境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但其缺陷在于缺乏衔接性、协调性的原则，容易导致各个领域各自为政。实践证明，任何一项具体的环境经济政策都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单一的环境经济政策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它需要与其他政策的配合。而这些政策手段之间又往往存在着部分功能相互重合、相互抵销、相互冲突的情况，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政策体系的混乱和对市场机制的扭曲。

环境经济政策只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因此必须进一步开发衔接性原则和协调性原则，促进各项子政策之间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尤其是要处理好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冲突、相互抵销的作用。由此可见，环境经济政策及其下属的各项具体政策手段，都面临着自身合理性定位和内部协调，并与传统经济政策、环境政策相协调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有赖于环境经济政策是否具有一个明确的价值理念并有效地运用，这也正是环境经济政策对伦理学提出的迫切要求。同时，我们也要抓紧研究国外环境经济政策理念，不仅是为了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理念，更重要的是促进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从理念到制度的国际协调，因为国际协调既能促进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发展和完善，又能应对共同的环境问题，防止污染转嫁和生态掠夺。

三、环境经济政策与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是当代环境伦理学的重要议题，它代表了环境伦理学的实践转向，即环境伦理学不再只是抽象地谈论自然权利和全人类的利益，而是更加关注现实的环境保护问题。“‘环境正义’问题的凸现体现了人们对现实环境权益的关切，而这种关切也就是如何分享环境利益和分担环境责任的问题。”［6］因此，环境正义成为环境伦理学观照环境保护现实的基本途径，也应该成为我们评价环境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环境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与环境正义原则有着共同的诣趣，从而有助于环境正义的实现。首先，环境正义有两个基本维度:种际正义和人际正义。种际正义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人际正义从时间维度又可分为代际正义和代内正义，代际正义是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正义，代内正义是当代人内部的正义。代内正义是解决环境正义问题的关键，因此“‘环境正义’更主要的是强调同时代内在环境利益分配时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不正义现象及其校正。”［7］环境经济政策正切中了经济利益这一要害，运用经济杠杆作为分配环境利益和环境责任的手段，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正义问题。环境经济政策认为引起环境不正义的根源在于市场失灵所导致的外部不经济。无论是负外部性还是正外部性，都是环境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现象，效率低下必然妨害公正的实现。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保护上最大的优势在于运用市场可以解决效率问题，并促进技术的革新。它以“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为基本原则，一方面能够减少由人们的经济地位不平等所带来的环境不正义，促进人际正义的实现;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来帮助经济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增长极限，使人类更合理、更友好地利用自然，促进种际正义的实现。其次，市场手段在环境保护方面始终存在缺陷，必须要政府的适当干预。但政府自身的失灵也可能导致环境问题。政府失灵的表现有两种:决策失灵和管理失灵，这两种失灵会导致政府在环境方面的政策决策失误和政府权力寻租问题，从而对市场机制造成进一步的扭曲，使环境问题加剧。环境经济政策是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结合，运用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的彼此互补的作用，既重视公平又重视效率，在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上都有很好的效果，从而维护了环境正义。此外，政府手段还能够起到补偿正义的作用，因为环境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环境保护事业筹集资金，通过政府的作用，在环境利益的分配上更加注重公平。环境经济政策的宗旨与环境正义原则在总体方向上是一致的，这一点勿庸置疑，但环境经济政策自身存在着局限，如果处理不当，则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环境正义。#p#分页标题#e#

首先，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一个“最优污染水平”方法，即一个环境与经济的平衡点，它是在测算好环境容量和资源存量临界点的前提下，制定一个污染排放值，并为环境物品制定合理的价格，通过市场的价格信号来调节人们的环境行为。这一理念应该说是符合环境正义原则的，它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又克服了直接管制对经济规律的扭曲，还有利于发展生态经济。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最优污染水平”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由于我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尚不全面，很多环境问题都具有潜在性，我们无法完全预知现在行为的未来影响，无法准确测算出这个“最优污染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任务还十分艰巨，工业化进程深入、城市化速度加快、人口继续增长，虽然局部环境治理取得成效，但结构性的污染总量还在不断攀升。而“最优污染水平”实际上是环境与经济之间的权衡，在发展任务非常迫切的情况下，环境保护还是很有可能让位于经济，从而使环境正义的总体实现程度受到限制。

其次，环境经济政策是间接管制手段，一方面，因其对环境治理不能发挥直接作用，很可能会因为市场因素或技术水平的限制而消弱了其有效性。仍以环境税为例，环境课税是越接近污染源头越有效，因此在生产环节征收环境税应该是最有效的，但受管理成本和技术水平的限制，税收征管部门很难知道企业准确的污染水平，因而就会采取对管理和技术要求较低的方式征收，把征税对象设为容易计算的污染投入物(指包含污染因子的原材料或能源)或污染产品。这样一来是可以解决征收问题，但是又会产生新的不公正。比如对投入物征税，它对于在生产环节采取节能减排技术的企业不公正，会降低他们节能减排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环境经济政策如果制定得不科学或缺乏配套措施，不但不能减少污染，还有可能造成扭曲作用，产生更大污染或污染转嫁，从而产生新的不正义。

第6篇：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城市综合节水；经济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TV213.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1-0000-01

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节奏的加快，存在于我国城镇生活中水资源匮乏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为了能够给城市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和保障，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城市综合节水的工作进行加强。其中，采用经济政策来引导城市进行合理的综合节水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相对于其他一些传统的综合节水措施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补充和完善。

一、城市综合节水经济政策的类型

在城市综合节水的相关经济政策实施中，一般采取的措施有价格政策、投融资政策以及优惠补贴政策这三大类，每一类措施在具体的应用中也都存在这不同和差别。

1.价格政策。作为城市综合节水经济政策中最基础的一项措施，价格政策为经济政策的持续执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保障。最早采取的价格政策是按照用量计费或者是定额取水，而在新时期背景下也逐渐转向了阶梯用水价格和差别水价政策。

尤其是阶梯水价的推广和应用，受到了城市居民的高度关注和激烈反响。阶梯水价通过对用水量进行分类计算的方式，对不同的用水量采取阶梯式的价格计数，并对超过用水定额的部分进行加价计费。

差别水价政策与阶梯水价政策相比则更有针对性。对于一些用水大户，比如发电厂、化工厂、纺织厂等用水量大且排污量也大的用水单位就会执行高水价标准。而对于一些环保型、污染程度小的企业则执行低水价标准。

2.投融资政策。投融资政策也是目前城市综合节水经济政策中一项常用的措施，一般的投融资多来源于多渠道融资、贷款贴息和一些专项的基金政策。

就目前投融资政策的具体应用来开，不再是以前依靠政府投资的单一模式了，而是更具有开拓性和广泛性的多渠道投资渐渐多了起来。不管是市政债券融资还是银行贷款融资，亦或是各类醒目融资等，都成了城市综合节水经济政策中的一部分。而国家对于这样的投融资也给予了一定的政策支持。

在贷款贴息这一投融资模式上，主要是以政府财政拨款的形式体现的，由政府来承担银行贷款所需的利息，而贷款人则可以在政策上享受无息的优惠。总体来说，这还是一种标准的政府行为，是政府对城市综合节水相关经济政策的一种补贴。

最后再来说说专项基金的政策，这些专项基金都是针对节水具体工作的实施而专门投资设立的，也是城市综合节水相关经济政策中一个重要的投融资来源渠道。

3.相关的优惠补贴政策。关于节水经济政策的相关优惠补贴，其实也是政府为了促进更多社会资源对城市综合节水工作进行投入所施行的一种激励和补偿。在具体的应用中一般都是通过税收减免、政府直接补贴、费用 优惠和一些直接的资源奖励等手段进行实施。这一政策也是整个城市综合节水经济政策中涉及范围最广、实施手段最丰富的。

二、城市综合节水经济政策的具体应用

在城镇发展进入成熟阶段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先进科学技术被使用在城镇建设当中。为了弥补原先城镇用水紧张的困境，现在的城市用水来源除了传统的地下、地表水之外，也更多的利用到了可再生水，大大减缓了城镇水源来源单一的压力。通过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将雨水、海水等可再生利用的水资源进行开发，在鼓励和号召城镇居民节水的同时，也做到了开源，将更多的水源渠道引入了城市用水的庞大系统中。可以说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不管是水源来源的开l还是可再生系统的建设，包括具体使用的用户都是这一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他们在城市综合节水这一系统中都起到了保障作用，也是实现城市综合节水的一个重要条件。

1.传统节水经济政策的应用分析。在传统的城镇供水来源上，基本是依靠城镇当地的河流、湖泊、地下水系统等等。通过对这些水源渠道进行加工后，再将生成的自来水通过管道网输送到用水的终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自来水的出现本身就是城市综合节水所针对的主要目标。

传统节水经济政策的使用主要就是对自来水用水价格的控制。通过对价格政策的使用，制定水价，对各类型的用水终端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并且鼓励一些用水大户对自身进行节水改造，对于那些积极参与节水改造的用水主体政府也要给予一定的奖励。而来说，对于普通的居民用水来说，也可以在日常用水中使用一些节水的工具。除此之外，政府更应该鼓励那些致力于推广节水概念和节水产品的企业，为他们提供市场空间和政策补贴，让一些优秀的节水产品进入更多的用水终端，彻底的对城市综合节水工作做一次改革和示范。

2.对于再生水利用的经济政策分析。在城市发展越来越科技化，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人口增长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仅仅依赖于传统的节水经济政策是不足以应付城市用水紧张这一问题的。再生水的利用在这个阶段也就成为了城市综合节水问题的一个重要解决方案，尤其是对城市污水进行净化并且二次利用的措施，是对节水问题开源节流的最佳选择。想要将城市再生水利用的概念推广到更宽泛的范围并且获得人们的认可，就需要有科学合理的经济政策作为基础和支撑，通过自来水价格和再生水价格的政策调整，提高用水单位对再生水使用的需求，将再生水的优势和节水能力彻底释放出来。

三、城市综合节水经济政策的问题

对于城市综合节水经济政策来说，目前仍然在用水市场上起着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但是也隐含着一些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在传统水源的节水政策上，目前的价格还有可以继续调整的空间，并且也急需出台一些补贴政策对相关的用水单位坐出一些补偿。

在再生水资源利用的经济政策上还有待更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最终需要拿出一套完善的再生水资源利用的方案。

再有一点就是，在城市综合节水经济政策上，还需要将雨水、海水列入到可利用的水资源范围中，对这些多渠道水源的经济政策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并积极做出实践，帮助城市获取更多的水源渠道，在节水的同时也能够获得更多的水资源来源，并通过科学的、合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经济政策将其推广到用水主体中去。

参考文献：

第7篇：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中观；经济；审计；内容

中图分类号：F23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6-0166-03

一、中观审计的界定

（一）建立中观审计的必要性

目前在经济学界基本上已达成共识：宏观经济研究的是国家经济，微观经济研究企业或厂商以及独立生产地居民和农民等个量经济，中观经济则介于两者之间。科学方法论使得经济学重新划分为宏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与此同时必然要求宏观审计、中观审计和微观审计得以形成和发展，这不仅是经济学和审计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时展的需要。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经济的迅猛发展推动着审计学向三维立体结构发展，“哪里有经济活动，哪里就有审计监督”，中观经济的发展必将使得中观审计得以产生和发展。中观审计产生的根本前提是中观经济，中观审计的雏形是行业审计，中观审计是为服务于宏观控制和强化微观控制而存在的。当中观审计建立以后，宏观、中观、微观经济组成了国民经济纵向上的梯形结构，而宏观、中观、微观审计则构成了横向上的平行线结构，他们所组成的整个立体结构覆盖了国家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中观审计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更显而易见了。

以中观经济运行为对象的审计活动就是中观审计。我们也可以把中观审计界定为审计机关依据法律规范，运用系统的程序和方法，监控中观经济行为、运行机制和其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所采用的经济政策、决策，监督其执行结果的行为。

中观审计的建立可以有效地监控中观经济行为及其运行机制，防止中观经济的运行出现偏差与失控，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起到协调作用，从而达到提高中观经济效益，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系统良性循环的作用。中观审计的实施可以有效地保证宏观经济政策、决策和相关信息的传递，防止和减少宏观经济在其传递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同时还能有效地促进微观经济活动的开展，协调宏观经济目标和微观经济目标之间地矛盾；最后中观审计的实施还能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政策或决策失误、中观经济活动的失控以及中观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

（二）中观审计中的三方关系

1.中观审计的主体

当前理论界对中观经济的研究对象及内容已有了基本的轮廓界定，把中观经济大体分为三个部分：行业经济、地区经济和集团经济。行业经济是同类经济的集合体，如渔业、牧业、煤炭行业等。地区经济是同一地区的集合体，我们通常是按行政区进行划分的，如北京地区、上海地区等。集团经济是企业集团，其经常表现为行业经济和地区经济在同一组织内的集合体，如石化集团等。根据中观经济的界定，我们认为中观审计的审计主体在中观审计刚建立阶段应该是政府审计机关及其成员政府审计师，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考虑让民间审计机构的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加入。

中观经济的发展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传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观审计结果使用最多的应该是政府部门，政府审计机关来开展中观审计能够体现中观审计的权威性。目前中观审计的实施以及其程序方法的确定还都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还是一个全新的内容，没有相应的准则依据，中观审计的范围还很有限，更重要的是中观审计的重要作用还没有被广泛认识。在这样一个初级阶段开展中观审计，如果由政府审计机关及其成员政府审计师首先来开展这项活动，一个方面能体现出国家对中观审计工作的重视，另一个方面能使得中观审计迅速广泛地被社会各界所认识，被审计单位才能够采纳中观审计的审计结果，使公共资源的使用者树立起效率、效益的观念。当中观审计被各方面充分认识、中观审计的准则依据也相应地建立起来、中观审计的实施程序方法也相应地制定起来，这时中观审计的范围增大，业务量增多，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也有能力开展中观审计，可以考虑将中观审计的一些内容让渡给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去做，如集团经济的审计完全可以让渡给注册会计师来做。

2.中观审计的客体及授权人

中观经济大体可以划分为：行业经济、集团经济和地区经济，相应的中观审计的客体可以概括为行业、集团和地区的经济活动，其主要包括非收益性投资部分、收益性投资部分、行业集团及地区财政预算、财政支出等。如对地区经济进行审计时，检查其社会公众资金是否存在浪费；对行业经济进行审计时，检查其地区经济发展是否很好地传达了宏观管理目的，是否能够为微观经济发展指明方向。

在中观审计发展的初级阶段，中观审计的开展主要是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服务的，如行业审计和地区审计的开展，那么中观审计的授权人应该是国家财政部门。这样可以保证中观审计的权威性，并且能促使中观审计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

二、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及目标

（一）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

中观审计是对中观经济计划、政策、决策以及中观经济管理活动所实施的审计，中观审计的审计对象范围可以概括为：行业、地区（经济区）、集团的发展战略目标、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决策以及相应的中观经济管理活动。

1.中观经济学所涉及的内容是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和审计对象

基于中观经济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中观审计，其对象范围实际上就是中观经济所研究的内容。当前国内外大部分专家认为，中观经济学研究对象内容是中观经济战略目标和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中观经济管理、中观经济模型理论、区域（或地区）经济结构、行业经济政策、集团或协会经济发展以及中观经济的横向纵向模式。现代经济学尤其注重经济政策和决策的研究，中观经济政策内容繁多主要有：能源交通政策、农产品价格政策、特区经济政策、开发区经济政策、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等，同时还涉及到能源在各部门之间的配置，自身经济优势增长问题等。中观审计是对中观经济活动的审计，中观经济学要求中观审计应以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为研究对象。

2.服务于宏观控制、强化微观控制是中观审计对象范围应涵盖的内容

微观、中观、宏观自上而下对经济活动进行三个层次的调控，中观控制是整个经济控制系统的一个分系统，中观审计的研究有利于加强中观控制，处于中间层次的中观控制一方面可以服务于宏观控制，另一方面可以强化微观控制。促使整个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三个分系统：宏观审计系统监督宏观经济政策、中观审计系统监督经济政策传递过程和微观审计系统监督经济政策的执行结果，三者相互牵制、相互协调，才使得审计监督体系严密完整。

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范围可以简要的概括为：以中观经济活动（大体可以分为行业、地区及集团经济）为对象的中观经济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以及相应的中观经济管理活动。

（二）中观审计的目标

中观审计应注重中观主体的效益、效率和效果考察。通过中观审计促使中观经济政策达到自身机制科学性，传递机制真实有效性；衡量标准客观性，制定依据法律性；贯彻原则协调性，经济运行多元性；政策制定可行性，政策执行结果效益性。中观审计以中观经济为基础，中观审计的对象范围具有中观经济的特征：中间性、过渡性、集散性、相对性、区域性和灵便性的特点。

1.保证中观经济自身科学性、传递真实性

宏观经济政策的分解和具体化体现为中观经济政策，起着上传下递的作用。如果宏观经济政策不能通过中观经济政策有效传递到各个地区、部门以及公司、企业领导者手中，或者向具体各部门各地区传递后，不能正确、及时地执行有关政策，或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无疑给微观经济活动带来困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真实、及时地反馈政策的传递机制，防止宏观政策在向部门、地区传递时走样，而中观审计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防止“政策对头，执行走样”情况的发生。中观审计通过对中观经济活动、政策、决策的审计来保证中观经济在对宏观经济政策向微观传递时达到自身机制科学性，传递机制真实性。

2.保证中观经济的依据法律性、标准客观性

中观审计审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观经济战略、政策与决策的制定及其执行过程是否符合法律规范要求。中观经济的发展计划编制、战略目标的制定以及政策与决策的制定都应依据相关法律来制定并且程序也应该法律化，中观审计可以审查中观经济制定依据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同时可以衡量中观经济计划、战略目标、政策与决策是否客观、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这就要求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来适应中观经济发展的要求，比如可以制定特区经济法或者区域经济法、中观信贷法等。国家制定这些法律规范一方面可以促使已经发展起来的中观经济走上科学化、民主化、正常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可以为中观审计的开展提供依据。

3.保证中观经济的原则相协调性、运行多元性

从宏观层面来看，整个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平衡、稳定、协调的系统，而中观经济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相对来说就处于一个非平衡状态。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平衡，中观经济的战略目标、政策与决策的制定及执行必须贯彻协调性原则，使得中观经济的战略目标与国民经济的总目标相协调，中观经济的政策、决策与宏观经济的政策、决策相协调，中观经济管理与宏观经济管理相协调，从而最终实现中观经济的目标与宏观、微观经济的目标相一致，保证需求和资源（物质资源或劳动资源）合理分配、有效使用，达到国民经济高速多元发发展。

4.保证中观经济政策的可行性、执行的效益性

经济政策与决策的制定都要以谋求最佳经济效益为目标，同时防止无效益甚至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计划、政策和决策的制定，这就要求不论是宏观经济政策与决策的制定还是中观经济政策与决策制定都要以充分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为基础。这样中观审计就要审查中观经济政策与决策是否经过技术可行性论证，同时也要审查评估其制定后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否达到了最佳程度，是否存在浪费，是否能带来预期的效益，帮助分析无效益的原因等。

三、中观审计的发展瞻望

中观审计的发展和中观经济管理的发展息息相关，从而同宏观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可以预见中观审计将会有更深一步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一）中观审计理念和应用的发展

中观审计作为审计理论体系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该重视起中观审计理论以及实务的研究。中观审计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中观审计研究的理论意义是：（1）进一步完善审计理论体系，经济科学的宏观、中观、微观的划分，必然要求审计也相应地建立起宏观、中观、微观审计，这是系统论以及经济学和审计学发展的必然趋势；（2）对中观审计做基本的理论阐释，为以后的审计发展完善奠定基础。实践意义是：（1）监控中观经济行为及其运行机制，有效传递宏观政策、决策和有关信息，防止“政策对头，执行走样”情况的发生；（2）为保证宏观经济总目标的实现，促进微观经济活动的进行，协调与微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3）可以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政策或决策偏差和失误的出现；（4）可以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中观审计深刻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决定了中观审计的理念和应用会迅速的发展，有关其的研究也将会进一步的扩展，中观审计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决定了中观审计的理论发展及其应用会越来越广泛，例如已经开展的部分地区审计工作和部门审计工作（属于行业审计的范畴），这些审计工作的开展将会进一步推动中观审计理论研究及实际应用的发展。

（二）中观审计思维进一步深化，理论体系日益完善

联邦德国埃登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汉斯—鲁道夫·彼得斯博士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中观经济学”概念至今，有关中观经济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人们已经认识到了中观经济的重要性，如今中观审计概念的提出，以及中观审计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使得人们逐渐意识到中观审计的重要性，中观审计的思维理应进一步深化。随着审计事业的发展，人们对中观审计的研究会越来越深入，不再局限于当前只对一些基本的概念性内容作研究，将对会中观审计的目标、方法、程序、分析工具等做更深入的研究。

（三）中观审计将注重实务中的应用，并以绩效审计为其发展的方向和核心

中观审计的重要地位使得其相关理论和应用理应被重视，并随着中观审计理论体系的日益完善，中观审计在实务中的应用会日益扩大。比如，通过地区审计和行业审计，对地区之间或者行业内部各单位之间的综合经济指标或单项经济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地区之间或者行业内部各单位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从而帮助落后的地区或者单位提高经济效益，同时也更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采取有力的措施促进地区或者行业的整体发展。当前开展中观审计应以政府审计机关为主，在中观审计中以绩效审计为核心，正是体现了当前中观审计发展阶段的要求，同时绩效审计的开展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可以促进廉洁高效管理机构的建立，可以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1] 罗玉宏.基于平衡计分卡的企业集团经营绩效评价[J].集团经济研究，2005，（4）：100-101.

[2] 易仁萍，王会金，刘国城.基于骨牌理论的中观审计风险预防机制研究[J].审计研究，2006，（2）：22.

第8篇：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理性预期；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8-0009－03

源自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正使得人们对经济政策理论进行重新思考。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无效论似乎不再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青睐，从美国到西欧、日本、中国，政府对金融领域的全方位干预和救市似乎不约而同。凯恩斯主义者似乎看到了新的曙光，政府干预经济似乎理所应当，而主张自由市场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似乎陷入了困境。基于此，重新审视、研究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和影响是有必要的。

宏观经济实际上是由所有单个的市场主体的行为组成的，宏观的经济政策要产生效果最终必须落脚于各个独立的市场主体。消费者和厂商是市场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消费者在决定是否购买一种产品或服务时会考虑这种产品或服务所能带来的效用，在没有使用这种产品或服务之前，这种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的预期；厂商在决定是否投资时会对未来的回报率做一个预期，厂商在决定是否提供某种商品或服务时会对市场容量也就是需求以及同行供给能力做预期。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经济体中，消费和投资决定了总供给，而消费和投资总是离不开预期，因此，要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必须考察预期，要研究最终作用于所有单个的、独立的市场主体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必须考察预期。

无论是凯恩斯本人，还是后来的新凯恩斯主义者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尽管分析的角度、研究的方法、得出的结论不同，但是，他们都非常重视预期的作用。凯恩斯在《通论》序言中说：“人们对于未来看法之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之方向，还可以改变就业之数量。”实际上，凯恩斯的整个经济周期理论也是建立在长期预期不稳定基础之上的，这在《通论》中是非常明显的。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进一步考察预期，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模型――适应性预期模型，认为对当前价格的预期取决于上期的预期价格以及上期价格预期的误差，并且随着人们经验的积累这个误差对预测效果影响力将不断缩小。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卢卡斯发展了穆特的理性预期理论并将之应用于宏观经济领域，他提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模型――理性预期模型。理性预期模型成功的将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总供给、价格、就业以及公众对于以上各种因素的预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尽管该模型未能穷尽一切因素，但是在目前，它可以说是一个囊括预期的最先进的综合性宏观经济模型，是分析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非常简单而又有效的模型。因此，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理性预期模型。

令y、g、m、p、u、v、y、g、m、p、y分别表示实际产出、政府支出、货币供给量、价格、误差项、实际产出的预期值、政府支出预期值、货币供给量预期值、价格预期值、潜在产出，a、b、c皆为参数。假定奥肯定率确实存在，假设向右下方弯曲的菲利普斯曲线存在或失业率与价格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如下，我们将得到：

y=a*g+b*m+u（1）

ye=a*g+b*m（2）

y-y=c（p-p）+v（3）

y-y=a（g-g）+b（m-m）+u（4）

y-y=c（p-p）+v（5）

y-y=a（g-g）+b（m-m）+u（6）

式子（4）是有（1）（2）得到，式子（3）是该推导过程的关键，它的成立依赖于奥肯定率和菲利普斯曲线，又称为意外供给函数，综合（3）（4）（5）就得到了所需要的模型（6）。理性预期学派根据式子（6）认为，只要公众能够预测到政府的政策，那么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偏离就仅仅取决于误差项，也就是说，政策将是无效的。同时，理性预期学派又认为，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会利用并处理自己所能得到的一切信息，无论是自己研究分析还是借助于人和专业机构的力量，公众总能够对政府的政策做出合乎理性的预期，而且由于公众都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因此这种预测误差将会不断缩小。总之，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

理性预期学派的模型推导近乎是完美的，然而，根据该模型得出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观点却是值得推敲的。我们首先来看（3）式，尽管奥肯定率的确存在，但在不同的时期产出与失业率之间的函数关系并不是稳定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等因素的存在使得这种函数关系具有阶段性变化的特征；至于包含了预期的失业率与价格之间的关系，费尔普斯和弗里德曼早已证明了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是移动的。我们再来看（5）式，产出与价格之间真的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吗？答案是否定的。产出与价格可能是正向的，经济高速增长时产出大量增加物价也随之上涨；也可能是负相关系，如滞涨。综上所述，式（6）的左端必定是不稳定的，甚至具有随机游走的特点；而式（6）右端政府的政策在较长时间内将是稳定的，因为制定政策的政府部门为了使得政策能够有效必须树立政策的权威性，而且制定政策需要一个过程，由于菜单成本的存在政策也不会朝令夕改。那么，在公众能够准确预测到政策的情况下，误差项必定具有较大方差。由于大多数人都是风险厌恶者，那么，这个较大的误差项必然会影响公众的预期，为了避免风险而采取的理将会使得这种行为本身变的反而不理性，本来理性的预期由于一个较大风险的存在可能变的反而非理性。同时，又存在一部分风险偏好者，为了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他们也会改变自己的预期，最初的理性预期也变的不再理性。这样公众对于政府政策就不再存在一致的预期，分歧的存在使得公众对于政府政策的预期更加混乱，无法再得到一个准确的结论。因此，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必将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并非无效。

上文已经证明了宏观经济政策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然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收到理想效果，以调节总需求为主要手段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有利还是有害却需要更加深入的分析。

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实际上是政府与公众的一种博弈，政府会考虑公众对于某种政策的反应，公众则会考虑政府更倾向于哪种政策。此博弈可以简单的表示如表（一）。

假设经济目前正处于过热状态，为了避免出现通货膨胀，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往往偏向于实施紧缩性政策，公众可以接受或抵制。如果公众接受该项经济政策博弈结果将是（C，D），如果公众抵制该项经济政策博弈结果将是（E，F）。政府为了使得经济政策产生理想的效果必将对公众的态度进行预测，假设政府认为公众接受该项紧缩性政策的可能性为a,则为了使得公众接受该政策必须满足C>G。然而，公众也会预期到政府会对其接受该政策的概率做预测，为了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公众会刻意展示一个似乎是较低的a。反之，公众也会对政府实行紧缩性政策的概率进行预测，政府亦会预期到公众对它实行紧缩性政策的概率进行预测，因而会尽量展示一个较低的不紧缩概率值b。然而，这种博弈进行下去往往会得到一种类似于“囚徒困境”的结果，每一方都希望获得最大收益可最终收益往往并不是最大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使得政府制定的政策无法实现最优。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政府与公众博弈的结果将是满足（7）（8）两式的概率值a和b。

a*B+（1-a）*F=a*D+（1-a）*H（7） b*A+（1-b）*C=b*E+（1-b）*G （8）

在决定这个紧缩性政策是否实行的博弈过程中，要保证政府能够顺利实行紧缩性政策，公众接受该政策必须满足C>G、D>B。然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使得公众和政府对a、b进行预测，加之所有的博弈结果也只是出于预测，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预测和感觉，这一切使得博弈的结果最终很难达到整体最优。

正是理性预期的存在使得最终的政策结果不再理想，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要么没有达到理想效果要么加剧了经济的波动。更为重要的是在反周期的经济政策往往是滞后的，之所以制定该政策是因为已经出现了该政策能够起作用的情况，然而当该政策付诸实施的时候情况已经改变了，不断的博弈更是放大了政策的负面效应。

当政府实施一项宏观经济政策时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本文仅以政府实施扩张性政策为例加以分析，至于紧缩性政策的分析过程也是类似的，文中不再赘述。如图（一）。

假设经济的初始状态位于A点，初试的总需求曲线为AD1，总供给曲线为AS1，产出为Y*,价格为P*。当政府实行一项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总需求曲线移动到AD2，此时总供给曲线将如何调整呢？由于公众能够预期到总需求的变动带来的价格上涨，他们必将调整总供给，但由于菜单成本和长期劳动合同的存在，即使公众（消费者和厂商）预期到了总需求的变动使得价格上涨也不能立即调整到AS3，可能会调整到AS2，此时实现了产出的增长并保持了较低的通胀率，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公众最终会将总供给曲线调整到AS3，此时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无法再实现产出的增长，反而带来了较高的通胀率。总供给曲线的调整是否会到AS3就停止呢？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为了避免风险、减少损失，公众的理性预期会变的非理性，总供给曲线的调整完全可能超过AS3到达AS4，此时产出减少的同时物价上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滞涨”。当然，如果公众预期经济将继续稳定增长，经济发展仍然具有较大的潜力，消费者就敢于借贷消费，厂商就敢于增加投资，从而提高劳动者增加供给的积极性、产品供给也会增加，总供给曲线由AS1向AS5方向移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的稳定以及几次顺利的经济“软着陆”使得公众对经济前景充满了信心，这些成为近年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迈克尔•布利尼，大卫•格林纳韦.宏观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宏观经济学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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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托马斯•谢林.选择与结果[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4）：1-36，256-299.

[4]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1）：121-156，201-315.

[5]多恩布什，费希尔，斯塔兹.宏观经济学：第七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1）：92-118，153-182，390-426.

The effectiveness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Based on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

XUE Wen-tao

(Graduate Student Collge,Shan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第9篇：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

一、经济法政策性的重新解读

1．法律与政策的一般关系。二者在制定主体、制定程序、调整范围、表现形式、实施方式、社会功能、稳定性等诸方面都有着不同，同时二者又有密切的联系。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国家政策可以起到法律的作用。一般地说，政策是法律的基础，国家法律的一部分就是对成熟政策的法律化，而法律化后的政策具有了强制执行及稳定性，给予市场主体更大的合理预期。另外，法律也不能取代政策，法律具有普遍性、抽象性、时滞性。因此需要保持政策的灵活性和具体化以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

2．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特殊关系。经济法按照它的性质来说，是为了从经济政策上来满足经济法社会协调性的要求，由国家进行干预立法。经济政策是国家或政党为指导、影响经济活动所规定并付诸实施的准则和措施。是政府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经济事务中的有意识的干预。经济法根源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自觉调控与参与，需及时应对瞬息万变的经济生活，以求兴利避害，促进经济快速平衡发展。它的任务是实现一定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要求，从而获得了比其他任何法律部门更为显著的政策性特征。经济法与经济政策都是国家(政府)经济意志的体现，都是上层建筑的范畴，都要反映并服务于经济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法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而法律化后的经济政策更具有规范性和强制性。应保持经济法(律)的稳定性及经济政策的灵活性来共同应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多变。所谓制度，无非是形形的法律和组织安排以及经济政策。所以经济法与经济政策互动整合于经济制度，以共同服务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政策性的内涵相当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其综合性比较强，若将其归为经济法的特征，显然与经济法的内在本质不相符合。虽然理论界对经济法的本质仍存有争议，但有一点是已经达成共识的，即经济法是以经济为主线的。如果单纯地得出政策性这一特征，未免过于武断、不够严谨，因此要明确政策性与经济政策性的差异。作为干预一国或地区的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体现某一时期的政策，必然也应当是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政策。故不能简单地将广义的政策性与狭义的经济政策性相等同，这是进一步研究经济法特征的前提和基础。

二、经济法存在基础的经济政策性

经济法学界通常认为，经济法的产生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渗透、融合的产物。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产生原因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关于经济法的产生原因，可以从政治、经济以及法律自身三个角度来分析，但其中政治方面的原因无疑是经济法的存在基础，换句话说，政府失灵现象的存在为经济法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和机会。根据市场经济运行的原理，其在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失灵，而为了弥补这部分缺陷产生了对政府干预的需求，这也为战后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成就所证明。在众多缺陷中，政策效率递减是最为基础的一项，该问题的解决直接影响到寻租行为、官僚机构膨胀等问题的解决。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而任何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会遭遇到效率的问题，一方面，政府的效率会随着机构层次的庞大而递减;另一方面，政策的效率会受到地方主体规避行为的限制。政府缺陷是因政府弥补市场缺陷而存在的，因此，无论是回过头转向市场机制还是依靠政府自身都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问题，这就为法律的存在和发展提供机会和土壤，使法律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新途径。经济政策不但是经济立法的基础，而且深深地影响着经济执法与司法。法律较之政策的稳定性主要来自于其原则性抽象化的概括。因此，成文法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其蕴含有不确定性。同时，法律还具有滞后性。

三、经济法制度建构的经济政策性

法于政策无疑是属于不同的范畴，经济法于经济法政策同样也是。但这并不表示二者毫无关系，经济政策是国家基于现实的经济状况，以诱导经济向某一方向发展的有意识的行为。换句话说，是作为经济行政单位的政府的行政原理。经济法体系中无论就市场规制的角度，还是就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政府适度干预经济一方面可确保法人、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可对其设定一定的义务。首先，从市场规制法律制度的角度看，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作为市场规制法律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二者可统称为竞争法。事实上，竞争法与一国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是实现国家竞争政策的根本手段，因此，它必然以竞争政策的目标作为自己的基本内容，而其实施实质上就是竞争政策的实现。为了使竞争能够真正成为调节攻击和优化资源配置的根本手段，各国制定的保护竞争的政策和法律一般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规制:限制竞争措施、滥用市场优势地位、国家援助和企业合并控制。

四、经济法目标价值的经济政策性

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相比，确实具有突出的“经济性”，因为它与经济活动、经济规律、经济机制、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经济杠杆、经济制度等都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经济法所追求的目标是公平与效率的兼顾，是对私人利益与社会的协调保护，是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因此，经济法既不同于注重保护私人利益的传统私法，也不同于强调保护国家利益的传统公法，它更追求一种从资源配置到财富分配、从调整手段到调整目标的和谐或协调，这种追求是经济法的一种基本理念，是经济法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一种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