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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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范文
传统理论研究东道国的税收政策对外国投资的影响时假定外国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地点决策时，主要考虑的是投资的税后实际收益率，而东道国的税收政策直接影响投资收益率。在分析税收对外国投资的作用时，一般也是考虑到居住国对外国来源所得的税收政策。对外国来源所得的课税有两项原则，即地域原则（Territorial principle）和居民原则（Residence Principle）。按照居民原则，居住国对母公司的外国来源所得征税，但有外国税收抵免或扣除；按照地域原则，居住国对外国来源所得不征税，故东道国对外国投资的征税就是最终的纳税义务。从目前来看，各国采用的征税原则一般都是居民原则。
哈特曼（Hartman，1985）在分析税收对外国投资的影响时，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他把外国子公司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成熟的”企业，即无需母公司继续注入资金；另一类是“不成熟的”企业，这类企业需要母公司增加投资资金。哈特曼（Hartman，1985，p. 110-111）认为，以前的税收对外国投资刺激的影响的分析，不是忽视了子公司收益的再投资，就是假定保留收益比率（股息分派率）是固定的，所以，边际直接投资可能被认为是直接来自母公司的转移资本。成熟的企业进行的投资利用的是保留收益，而不成熟的企业进行的投资利用的是来自其居住国的转移奖金。倘若子公司的投资是用保留收益融资的，那么，居住国对外国来源所得的课税不影响边际投资决策；倘若子公司需要用其母公司的资本进行投资，则情况就变了。
2．基本模型
假定某一居住国对海外取得的资本所得课征的税率是t，对东道国已课征的税收（税率为t*，t*t时，外国税收才显得重要。
为了说明一家跨国公司内部融资渠道不同的影响，假定子公司有一元，并打算再投资于海外，在没有资金转移的情况下，母公司来自子公司投资的期末收入是：
1+r* (1-t*)
倘若收益汇回，则母公司收入为：
[(1-t)/(1-t*)][1+r* (1-t*)]
（式中各符号的经济含义是：t居住国的边际税率、t*东道国的边际税率、r*东道国的毛收益率。）
倘若股息汇回与股本投资结合在一起就会在最初汇回之时产生向居住国政府支付不必要的税收。这种税收支付使得母公司仅有（1-t）／（1-t*）元而不是一元用于海外投资。在期末，子公司的收入为：
（1-t）／（1-t*）+r*（1-t）
或者在假定最初汇回的（1-t）／（1-t*）无收入免税的情况下，如果全部所得都汇回，则母公司的收入为：
[（1-t）／（1-t*）][1+r*（1-t）]
所以，不管该企业是愿意在期末再投资于海外还是从海外汇回其全部资产，向海外转移股本虽然汇回收益，但也是次优策略。
总之，外国子公司应当利用其利润为进一步投资融资，而不是向母公司支付股息并以任何形式从母公司获得直接投资，只有那些收益不充足的外国子公司才依赖母公司融资。
3．税收对成熟企业的影响
假定外国子公司拥有一元外国税后收益，这笔收益既可以用于再投资，也可以汇回给其母公司。如果用于再投资，这笔收益加上一时期的投资收益在期末汇回给其母公司。
如果该子公司立即汇回收益，母公司获得一元，需要缴纳居住国税收，但允许外国税收抵免，最终收入是：
（1-t）／（1-t*）
在该时期把这笔收入进行投资之后，母公司收入为：
[(1-t)/(1-t*)][1+rn]
（式中，rn代表在居住国可获得的净收益。）
如果子公司把这一元都再投资于其自身经营中，到期末作为股息汇回给母公司的收益是[1+r*(1-t*)]。对于这笔股息收益，母公司就其最初获取的收益缴纳居住国税收，但它有权要求抵免已支付的外国税收，所以，母公司获得的收入是：
[(1-t)/(1-t*)][1+r*(1-t*)]
比较这两种决策可以看出，倘若r*(1-t*)>rn，子公司的最佳决策是进行再投资而不是把利润汇回。也就是说，居住国的延期征税制度和对东道国税额的抵免制度，促进跨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达到这样的水平，在该水平上，在国外可获得的外国税后收益等于在本国可获得的税后收益。出人意料的结论是：对外国来源所得课征的国内税收在企业的边际投资决策中不起作用；企业的行为方式与居民国对外国来源所得不征税时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如果影响东道国企业决策和在东道国的外国投资者决策的税率相同，就说居住国的税制具有“资本输入中性”。
这一结论与以前的观点截然不同：以前的观点认为，按国内税率征税并准许外国税收抵免将形成“资本输出中性”，即跨国公司的外国投资收益与国内投资收益适用的税率相同（Caves，1982）。霍斯特（Horst，1977）假定母公司预先提供的新资金是直接投资的边际来源，得到的结论是企业好能使下式成立：
rn=[1-pt-(1-p)t*]r*
（式中，p代表股息分派比率。）
哈特曼的居住国税率不影响成熟子公司的投资决策这一结论，也适用于税收扣除取代外国税收抵免情况。在这种制度下，汇回给母公司的一元外国税后收益，母公司获得（1-t）元，一个时期之后变为（1-t）（1+rn）。相反，如果把上述一元用于再投资，子公司得到[1+r*(1-t*)]，汇回之后，母公司得到(1-t)[1+r*(1-t*)]。因此，在没有达到r*(1-t*)＝rn这一点之前，企业就会向海外投资。
4．税收对不成熟企业的影响
我们来考察一下不成熟的企业的情况。不成熟的企业从母公司转移资金。假定r*是东道国外国投资的毛收益率，t*是东道国的边际税率，那么，净（税后）收益率是r*(1-t*)。如果该企业把这笔利润汇给母公司，那么，居住国对这种转移的资金征税，并允许外国税收抵免。税后收益可以写成：
r*[(1-t*)/(1-t*)](1-t)=r*(1-t)
如果在居住国发生边际投资，税后收益率是rn。所以，如果r*(1-t)>rn，企业将投资于外国。如果外国公司税和预提税可以抵免居住国税收，那么，国内投资适用的税率与来自外国所得适用的税率将相同，如果r*>rn，不成熟的企业将投资于东道国。该不等式意味着全部所得不管其来源如何，都要同等纳税，投资者在哪里投资没有差异。投资于国内还是国外的决策取决于毛收益率，这就是所谓的“资本输出中性”。倘若我们站在东道国的立场来看，外国直接投资受到居住国税收的影响，但不受东道国税收的影响。所以，如果东道国利用税收刺激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不会有什么效果。然而，如果企业拖延外国所得，而且东道国的税率比居住国的税率低，那么，对投资于东道国就具有很强的刺激性（Yu，1994）。
5．结语
“古典”外国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外国投资者的资本投资决策依据的是各种投资方案可获得的税后收益率。也就是说，随着国外可获得的收益率的提高而国内可获得的收益率下降，企业更多地投资海外。站在东道国的观点来看，古典命题表明，提供财政刺激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因此，按照这种“老”观点，无论是东道国还是居住国的税制都很重要。
第2篇：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范文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国际化风险；企业资源优势；加拿大跨国公司；FDI
中图分类号：F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03-0055-06 收稿日期：2010-11-01
作为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受到了众多国外企业的青睐，中国不仅成为了发达国家国际贸易的目标市场，而且成为了国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国。在众多的中国贸易伙伴中，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直接投资颇为引人瞩目。自1970年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后，双边贸易不断增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双边贸易速度不断加快。中国目前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08年，加拿大对华投资增加了37％。然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使得加拿大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对美国经济依赖性较强，加拿大经济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尤其明显。2009年3月31日，经合组织(OECD)预测说，加拿大衰退程度超过预期，而反弹更加微弱。加拿大总理哈珀2009年12月就认为加拿大经济目前依然脆弱，面临来自“境外的风险”(赵青，2009)。这些“境外风险”将如何影响加拿大跨国公司(MNEs)在华的对外直接投资?加拿大MNEs如何根据对风险的感知和企业自身资源优势调整在华的对外直接投资?加拿大MNEs在华对外直接投资发生了哪些变化?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了解加拿大MNEs在华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轨迹，更有助于两国更好地采取政策措施，促进相互之间持续稳定的发展。
一、文献回顾
(一) 国际化风险感知及其维度一般而言，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开展商务活动以及进行直接投资时通常比国内的企业面临更大的风险(Ghoshal，1987；Miller andBromiley，1990)。有关企业国际化风险的研究也日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已有的绝大部分研究对国际化风险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比如：国家风险及政治风险(Esther Sanchez-Peinado et a1.，2007)、汇率风险(Luehrman，1990)、产品及市场需求风险(Frank Bradley and Michael Gannon，2000)、距离导致的风险(Ellis，2008：H・kanson and Ambos，2007；Sousa and Bradley，2006)、文化风险(Choi and Geisffeld.2004；Esther Sanchez-Peinado et a1.，2007)等等。鉴于企业国际扩张中所面临环境的复杂性和多维性，Brouthers(1995)、Miller(1993)、Shan(1991)等学者开始了构建多维国际化风险模型的研究，在此基础上，Miller(1993)提出了一体化国际风险感知的概念模型。Werner，L.E.Brouthers and K.D.Brouthers(1996)通过实证研究，对Miller提出的概念模型的维度进行了实证检验，修正并最终确定了一体化国际风险感知模型的模型及其维度，该模型包含宏观环境风险、行业环境风险、企业内部风险三个维度。其中，宏观环境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政府政策风险、宏观经济风险、人文风险；行业环境风险包括：竞争风险、产品市场风险、原材料市场风险、行业技术风险；企业内部风险包括：经营决策风险、营运风险、社会责任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筹资风险、投资风险、股利分配风险。本文认为，一体化国际风险感知模型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管理者在企业国际扩张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类型。对于跨国公司FDI而言，企业决策者必须在国际化风险感知的基础上，权衡企业的资源优势、成长性及收益等因素，从而最终做出是否在某一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
(二) 企业资源基础观概述从思想渊源来看，Penrose(1959)的《企业成长论》毫无疑问是企业资源基础观的基础。在该书中Penrose认为，企业经济收益的基础是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企业间绩效及竞争地位的差异也受到企业资源禀赋的重要影响。正是基于Penrose的论断，Wernerfeh(1 984)在其论文《企业资源基础论》中对该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企业在自身内部积累的组织能力、资源和知识等资源对于企业获得超额收益和维持持续竞争优势至关重要。承接着Wernerfeh的观点，Barney(1991)认为“持续”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期限，而是取决于竞争对手对本企业所获得的竞争优势复制的可能性，只要竞争对手无法复制竞争优势，企业所获得的竞争优势就可以认为是持续的竞争优势。为了使企业的竞争优势不可复制，企业所掌握的资源必须是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模仿也不可替代的，前两项构成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企业拥有了具备这四项特征的资源才能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二、基于国际化风险感知与资源基础观的企业FDI概念模型构建
伴随着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应运而生，而FDII~JX是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才有了飞速的增长。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相对应，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也不断繁荣，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得以丰富和完善。然而遗憾的是，绝大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均诞生于宏观经济环境相对比较平稳的情景之下，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也直接或间接地强调风险和企业资源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比如Hymer(1960)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就认为，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需要付出比东道国企业更高的代价，要冒更多的风险，如汇率风险、政治风险等，但是只要跨国企业拥有显著的垄断优势，如技术优势、资金优势、管理优势等，他们就可以在与东道国企业的竞争中获胜，并能获得高于东道国企业所获得的利润。Dunning(1977)提出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也强调了企业通过自身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抵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由于市场失灵带来的风险从而获取企业的竞争优势。毫无疑问，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在绝大部分对外投资理论中得到了凸显，但是国际化风险
在这些理论中依然是一个尚未打开的黑箱，而且这些理论也并未对突发性风险(诸如国际金融危机)会引发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中的哪些风险，这些风险进而对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
鉴于以上分析和本文前述的文献回顾，我们认为：(1)国际化风险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必然面临的问题，一些突发性的风险甚至会引发跨国公司面临的一系列风险，导致这些风险在企业内部传导和扩散，跨国公司管理者对国际化风险的感知将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重要的影响；(2)根据企业资源基础观理论并结合已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我们认为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是形成企业优势的源泉，而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又基于企业所具备的优势，归根结底，企业的资源是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内部基础；(3)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决策取决于管理者对国际化风险感知和企业资源相互作用，三者构成一个互动的系统，国际化风险感知对于系统的运转提供反向作用力，而企业的资源基础为系统的运转提供正向作用力，当正向作用力大于反向作用力时，企业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反之则反是。基于此，我们提出本文的概念模型(见图1)。
三、金融危机引发的跨国公司国际化风险及其传导与扩散
如前所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必然面临各种国际化风险的考验，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其所面临的国际化风险并非一个有形的独立存在体，它仅仅是由于某种因素的变化导致企业内部系统的失衡，而且这种不平衡状态还可能通过不同的风险载体在企业内部传导、扩散。根据已有的企业风险研究的文献，企业风险传导可以看成是由于某种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风险在企业中经由某种路径或渠道，依附于风险载体在企业内部甚至企业之间各利益相关功能节点或流程之间传导和扩散，致使整个企业系统风险状态得以扩张从而导致企业陷于失衡状态的过程。因此，由某种不确定性引发的跨国公司面临的风险必然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甚至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据此我们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作为跨国公司面临的突发不确定性，引致了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国际化风险的全面爆发，甚至导致了风险之间的传导和扩散，使得跨国公司的处境急剧恶化，从而对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了重大冲击。从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引发的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宏观环境风险来看，首当其冲的是宏观经济风险得以凸显，各国的宏观经济走势急剧下滑，宏观经济发展的颓势在金融危机下表现极为明显，也正是由于宏观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国调整政府政策措施，因而又可能引发政府政策风险(比如一些国家调整关税、贸易政策等等)。从行业环境风险层面来看，在国际金融危机下，受宏观环境风险的影响，消费急剧萎缩从而导致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竞争风险和产品市场迅速扩大，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使得部分原材料供应商陷入危机，原材料风险随之而来，这些风险使得跨国公司面临的行业环境也不容乐观。由于行业技术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因此，金融危机引发行业技术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在企业内部风险层面，由于受宏观环境风险和行业环境风险的双重影响，金融危机下企业的日常营运将首先受到风险的冲击，而企业经营的不景气，使裁员增效成为了企业常用的手段，人力资源风险也相继产生，外部的不景气和内部风险的扩散使得企业处于内外交困的状况中，企业的筹资也必然受到牵连，在各种风险的影响下，管理层的投资和经营决策以及股利分配也毫无疑问会面临新的挑战，投资风险、经营决策风险和股利分配风险也相伴而生。同样，由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涉及企业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对承担社会责任所做出的承诺，短时间内不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因而金融危机引发社会责任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突发性的金融危机作为一种外在的不确定性，它会引发企业各个层面的风险，甚至使得企业面临的风险相互影响、传导、扩散，从而对企业的决策甚至生存产生重大影响。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金融危机下跨国公司国际化风险及其传导概念模型(见图2)。
四、基于齿轮互动模型的FDI变化轨迹：加拿大MNEs对华FDI数据的实证分析
面对金融危机的肆虐，加拿大MNEs面临的风险也不断加大，加拿大多家著名企业如历史最悠久百货公司哈德逊海湾公司、最大啤酒厂商莫森公司以及加拿大钢铁公司Stelco先后被外国公司收购。一些实力强大的加拿大跨国公司也同样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这些跨国公司拥有着比一般企业更丰富的优势资源，但在金融危机下，管理者感知的国际化风险产生的反向作用力将逐渐增大；受各个层面风险的影响，企业的资源优势产生的正向作用力将有所减少，从而导致加拿大MNEs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波动。正是基于本文提出的齿轮互动模型，我们以加拿大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数据探寻并验证互动模型的内在机理。
(一) 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跨国公司对华FDI变化情况作为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的国家特定优势对于加拿大MNEs的投资行为是“有意义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许晖、张军，2007)，再加之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众多加拿大MNEs纷纷登陆中国市场，据我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以各种形式在中国运营的加拿大MNEs达到了3355家，注册资金总额达903,091 367S美元。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跨国公司风险必然给加拿大MNEs带来不利影响，从而可能进一步影响加拿大MNEs对华直接投资。为此，我们收集了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有关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数、项目投资金额，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平均项目投资金额，通过项目数和平均项目投资金额两个指标的数据(见表1)对国际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变化情况进行探讨。
1.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投资项目数变化轨迹。跨国公司投资项目数的多少一方面可以反映在华直接投资的加拿大MNEs数量的多少，另一方面可以反映这些跨国企业参与投资项目的积极性。如果投资项目数多，不仅说明在华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数量可能比较大，而且其投资项目数量也比较可观。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加拿大MNEs在华FDI的项目数变动情况见图3。从图3我们可以看出，以黑色线条为分界线，金融危机爆发之前(2005年1月至2007年12月)，加拿大MNEs各月对华FDI的项目数均高于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2008年1月至2009年6月)。
2.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项目平均投资金额变化轨迹。我们进一步分析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各月项目的平均投资金额的变化情况。各月项目的平均投资金额高低可以反映出加拿大MNEs在投资项目上资金投入的变化，如果项目平均投资金额较高，有可能是资源优势较高、资金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的力度较大，而且投资项目
本身也需要大量的投资资金的支持；反之，如果项目平均投资金额较低，说明很多资源和实力一般的跨国公司也加入到对外投资的大潮中，将资金投入到一些投资资金需求不太高的投资项目。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加拿大MNEs在华FDI的项目平均投资金额变动情况见图4。图4显示，同样以黑色线条为分界线，与图3中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项目数的变化趋势相反，金融危机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平均投资金额高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
(二) 国际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差异性检验由于PJ,Jk分析仅仅是对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有关数据变化轨迹的图示检验，通过图示可以初步判断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确实存在一定的变化，但单凭以上图示的变化轨迹我们不能判定加拿大MNEs对华FDI在金融危机前后的变化存在本质差异，因而我们更不能基于此对金融危机对加拿大MNEs在华FDI的内在影响机理做出深入的分析。因此，我们进一步对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投资数和平均项目投资金额进行实证检验，以确定这两个指标在金融危机前后是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意义，而这也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因此，本文将对采用两组独立样本的T检验法，检验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数和项目平均投资金额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意义。
第3篇：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范文
（阜阳师范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摘 要：随着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缓，我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面临有利契机.同时，我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对外投资存在问题，构成了阻碍中小企业发展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可有针对性的从政府层面和企业自身提出可行策略.
关键词 ：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F2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2-0122-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不但使经济总量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使更多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但我国中小企业的资源尤为短缺，所以它们只能自谋生路.特别是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纷纷“走出去”，我国中小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只有分析这些问题并探析对策，才能加快中小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1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本情况
1.1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条件
1.1.1 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国许多中小企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但国内市场空间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企业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并且竞争愈发激烈.中小企业规模小，资金少，积存的剩余产品使得企业资金周转困难，无法购买新的设备进行投资，国内市场需求的约束和发展空间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1.1.2 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我国中小企业经营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并且管理环节少，人员不多，再加上投资额较小，进退市场成本低，能更快地适应国际市场[1].项目小，容易筹资，且体制新，机制活，反应灵活，能更好的接触客户，获得有用的市场信息，同时建设工期较短，能很快提供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
1.2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根据2012年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分布广泛，全球140多个国家共有我国4000多家境外企业.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域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投资占总额的90%以上.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产业主要集中在价值高、技术含量高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逐渐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产业.
1.3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特点
1.3.1 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量不断增长，2012年对外投资金额更是达到700多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各个国家开始加大引资力度，吸引企业到本国发展.2012年开始，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普遍放缓，我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面临有利契机.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使企业能够获取更多市场机会、减小自身经营风险、增强自身融资能力.
1.3.2 投资对象以发展中国家为主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主要在亚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有投资.发展中国家有着丰富的资源，我国的技术也相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比较先进，因此，我国中小企业投资对象以发展中国家为主.
1.3.3 投资方式以合资为主，跨国并购逐渐活跃
我国中小企业大多采取合资的投资方式在当地投资.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竞相加大引资力度，为了增强企业的竞争力，采取合资方式进行投资不仅可以减少企业的投资风险，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通过合资企业还可以分享合资者拥有的资源，快速占领国际市场.
2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问题
2.1 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
2.1.1 中小企业规模小，融资能力低
在中小企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资金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出来，我国中小企业规模小，金融资产相对较少，负债能力比较低，因此难以获得银行的大额贷款，其主要的资金来源是自身所赚取的资金.而中小企业自身并没有多少资金，不具备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
2.1.2 决策者素质偏低，管理能力不足
在资金不足且融资困难的情况下，如何利用好自己手上的资金进行有效的投资对每个决策者而言都是个难题.许多中小企业的决策者对于企业管理的理念过于陈旧，缺少现代化企业管理理论知识，传统观念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这些都导致了中小企业的决策者素质偏低，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
2.1.3 缺少优秀专业人才
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市场竞争最根本的因素在于人才的竞争，吸引优秀、高层次的人才已成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现在很多中小企业只看重经济利益，并不重视人才的发展，且我国许多中小企业在管理方面的用人主要以“亲属、熟人”为主，无形中使得公司的管理缺乏活力与效率.
2.1.4 研发投入少，创新能力低
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的产品档次低、技术开发投入少,企业技术水平低,技术创新的投入严重不足[2].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节约成本成为其主要的手段，而对陈旧设备和技术的依赖又成为很多中小企业节约成本的主要手段.很多中小企业为减少开支而不愿意引进先进的设备与人才，这使得企业创新能力低下.
2.2 阻碍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因素
2.2.1 审批手续繁杂
目前我国对外投资项目审批制度仍旧是政府部门一级向上一级的逐级审批，中小企业申请一个项目往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并且审批后，企业只能生产一种产品.而对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来说，审批资格要求高，审批手续更复杂，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小企业经营灵活的优势.
2.2.2 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缺少政府部门引导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发展缓慢，相比较韩国来说，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健全，韩国制定了较为完整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扶持体系比较完善，而我国《中小企业促进法》[3]中对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描述比较抽象，而且政府缺少对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管理监督.
2.2.3 金融制度有缺陷，融资渠道不畅通
我国银行对于中小企业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歧视现象，不愿意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服务.伴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对信贷资金的管理将更为规范，金融机构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必须依照经济市场化、商业化的规定对金融业进行调整，所以金融机构的信贷标准也将越来越严格，这使得中小企业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的难度继续增大.
3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对策
3.1 政府层面上的对策
3.1.1 进一步完善我国对外投资的法律体系
政府应该在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制定上提高对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扶持力度，为了保障对外投资的健康快速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和法规，用法律的手段来为对外投资的发展提供保障；同时，政府应该成立一个咨询部门，该部门负责向企业提供和对外投资有关的法律、政策、东道国的法律环境等信息，促进中小企业对外发展.
3.1.2 改革审批制度
我国审批制度手续相当复杂，一般情况下，审批一个项目将耗费大量的时间.政府应该简化审批程序，减少审批的部门，同时放宽对外直接投资的金额限度.此外，还要加强对中小企业投资活动的管理和监督.
3.1.3 构建对外投资服务体系
政府部门颁布的《环保指南》[4]，是我国建设企业对外投资服务体系的重要措施.政府制定的《环保指南》，对于引导企业对外合法经营投资，监督企业履行应该履行的义务，加强企业与东道国当地的融合，丰富社会公共信息服务有着积极的意义.
3.1.4 改善金融体制结构，加强金融支持力度
我国目前实行各种金融机构共存的金融体制，但在多种金融机构并存方面还是相当不完善.首先，应改变长期以来对中小企业贷款条件限制苛刻的做法；其次，简化企业的贷款流程，降低成本，积极及时的研讨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同时，政府应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体系建设，进而使担保体制在中小企业融资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3.2 企业层面对策
3.2.1 提高中小企业投资者知识水平
企业的管理者是投资的决策者，把握着整个企业的经济脉搏.中小企业管理者的知识素养，对于中小企业的投资决策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小企业的管理者要时时刻刻关注投资管理方面知识技能的更新；及时的根据市场和信息的反馈进行知识结构的调整；跟随时代的脚步，及时更新投资管理的观念，提高投资决策能力.
3.2.2 勇于创新
经营的核心是创新，也就是说拥有自己独特技术的中小企业才能够与众不同，长远发展.我国的中小企业也应该在吸取大型企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重点开发核心产品和创新思维，培养管理人才，勇于创新，敢于实践，围绕核心技术来发展壮大.
3.2.3 注重人才培养，提升企业形象
中小企业应该定期对自己的核心员工进行培训，使他们掌握更多最新的咨询和管理经验.采取适当的员工激励策略，以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为主，一批好的员工对于任何一个中小企业而言都是一笔不可代替的财富.
参考文献：
〔1〕吴景丰.我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分析与建议[J].企业管理，2009（48）.
〔2〕李俊敏.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J].金融经济,2011（12）.
第4篇：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范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东道国；新经济地理学
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分布也并不均衡，从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实际产生的绩效来看，不同目标国的选择也会有不同的结果，而这种差异性的存在必然有其特殊的原因，很多学者也致力于研究如何才能选择最合适的投资目标国以实现成功的对外直接投资。然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出现完整的和系统的区位选择理论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分布规律，而且，主流派理论都是以发达国家境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一些经济因素和硬环境指标对于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近年来，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下面将综合这些文献主要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来对前人的研究进行评述。
人类的经济活动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时空概念之中的，各种经济活动离开空间地理位置之后将无法解释，而且微观企业的异质性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新经济地理学将地理和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空间地理融入经济，把微观经济引入地理学。在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新经济地理学能够比较清晰地阐述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的微观机制，也能够很好地解释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一些地理空间上集聚及其集聚力的来源是什么。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研究OFDI区位选择尚处于初期阶段，主要是从研究运输成本的存在与企业在空间的集聚或者分离行为之间的关系方面出发的，一个地区的FDI存量往往对投资者的投资区位决策产生示范效应或者集聚效应。
一、集聚效应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现有从新经济地理学角度出发研究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国内，已有不少文献分析了中国OFDI区位选择中存在的集聚效应，中国OFDI区位选择与东道国的基础化设施、中国在东道国的已有FDI存量、贸易成本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谢杰、刘任余（2011）从新经济地理学空间视角，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集聚效应，不同地区的投资存在空间互补效应，贸易双边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并不显著；张娟（2007）则是把空间集聚程度作为一个解释变量，运用34个东道国的城市化水平、运输成本、GDP、市场规模、集聚程度等14个区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综合考察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最终得出市场规模、东道国GDP总量及集聚程度等因素是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张远鹏、杨勇（2010）从东道国区位决策的影响因素出发，通过偏最小二乘法（PLS）将中国对40个国家或地区2003-2008年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显示，在东道国的累计FDI、生产成本、东道国基础设施完备程度以及东道国的贸易关系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同时也证实了地理距离因素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影响力逐步下降；曾琪芳（2010）以中国对79个国家和地区的OFDI为样本，2008年为样本期，运用横截面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重点考察中国对东道国滞后一期投资流量，当期东道国市场规模，当期东道国人均国民收入，当期东道国货币兑换美元的期末汇率，当期中国对东道国出口额以及中国对东道国累计投资流量等因素对当期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流量影响作用的显著程度和影响方向，发现滞后一期投资流量，中国对东道国当期出口额和中国对东道国累计投资额对中国对东道国当期投资流量的影响非常显著，这也说明了集聚效应对于我国OFDI区位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贸易成本和市场规模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也有学者选择新经济地理学中贸易成本的角度来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王方方（2012）在企业异质性条件下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得出东道国的市场需求越低，企业OFDI的倾向越小，东道国生产成本越高，企业OFDI的倾向越小，东道国的贸易成本越高，企业OFDI的倾向越大等结论；张燕、谢建国（2012）选取2003-2008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数据，通过建立一个企业的出口与投资决策模型，对影响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贸易成本降低使得国内企业更倾向于出口而不是对外直接投资，即贸易成本与中国OFDI区位选择存在负相关关系；金相郁、朴英姬（2006）利用2002年中国210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劳动力成本的影响不明显，而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教育和研究开发条件以及地方金融规模对OFDI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文献很多，不同的学者都利用不同的数据样本和不同的实证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证实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各个方面，如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东道国的GDP、基础设备设施、贸易成本等，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所产生的影响，综合起来就是从集聚效应和贸易成本两个方面来做出更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郭建中.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02（4）
第5篇：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范文
一、后经济危机时代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面临的机遇
1、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潮流，随着分工国际化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全球化将会以更快的进度推进。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将加快。
2、一些发达国家受到次贷危机冲击较重，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有利的时机。次贷危机对发达国家一些大企业的生产布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企业要重新思考发展战略并积极引进外资来增加抗风险的能力。
3、人民币升值减少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目前各国纷纷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复苏，低利率会带来进口的增加从而降低本国汇率，相较之下，我国具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并实施了渐进式的汇率改革，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加大，走上了升值的道路，降低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
（二）面临的挑战
1、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各国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促进经济复苏无可厚非，但是一些国家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竞相采取不正当手段来提高贸易保护壁垒，在进出口、投资等领域设置诸多限制和障碍，这不利于各国经济的交流发展，尤其对企业的跨国投资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2、东道国政治敌意。由于一些国家对我国开展跨国并购产生政治上的敌意和对我国企业性质认知上的模糊，往往使一些大的并购案件“流产”。
二、国际直接投资新趋势
（一）投资增速波动化
总体而言，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不会骤减，但是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投资增速会出现一定波动。由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受到较严重的经济冲击，一些大型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会重新考虑投资实力和投资成本，因而影响投资决策，导致资金在全球重新进行分步。
（二）投资地区扩散化
尽管西方世界陷入美国次贷危机的泥淖，但是他们统一的地区市场、熟练的劳动力、成熟的供应商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等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不会改变。越来越多的资金将流向有着广阔市场、丰富资源以及良好经济表现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将持续成为投资热点。
（三）投资领域集中化
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投资领域也将发生相应变化。以制造业和服务业比较为例，1990年投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FDI存量分别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41%和49%；2006年，两项指标则变为28%和62%。这种存量结构的变化表明服务业已经成为吸引外资的主要领域。受次贷危机的影响，许多国家将大量资金投入通信、运输等基础设施领域以刺激经济、拉动内需。除此之外，跨国公司自身战略调整，非核心业务的剥离使得涉及商务流程外包、物流以及后台支持等服务领域业务将增长迅速。可以预见，对外直接投资将更加倾向服务业，特别是向与基础设施相关的领域集中。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势分析
（一）投资主体多元化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以来是以大型企业为主，其中以国有企业居多。具备规模的私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民营企业已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新生力量，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日益明显，占据投资主导地位必将成为新的投资趋势。
（二）投资方式多样化
首先，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以跨国公司并购为主，因为其进入市场和获得资产的方式快于绿地投资，而发展中国家在较长的时期内仍以绿地投资和合资企业为主。其次，由于金融衍生市场的发展，投资方式将越来越复杂化，不再单一采取用资金直接购买股权的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会更多地采取股权置换、私募股权投资等方式提高对外投资的水平。再次，目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正在与国际同步，由于我国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在不断增强，一批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通过进行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的跨国经营，增强了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能力，有利地促进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三）投资区位多极化
第6篇：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范文
一、经营地点的选择
从税负最小化出发，考虑经营地点的选择，通常要关注以下几方面情况：
（一）税负总水平。虽然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制度建设上的差距导致投资企业的总体成本水平在不同地区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地区之间不可比，使得税负总水平与吸引外资未必相关，但是税负总水平对特定类型的投资还是一个相对重要的考虑因素。一般说来，资源导向或出口导向型投资对东道国的税负总水平更为敏感。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资本会流向税负总水平低的国家和地区。
（二）主要税种。直接税是由支付者负担的，而间接税虽然由企业支付并影响产品定价及收入总额，但最终却可以转嫁给消费者。因此，税负的总水平主要是针对直接税而言的，在投资的财务决策中主要需要考虑的税种是所得税，与之密切相关的税种是扣缴税。此外，对于进口税的分析，也往往需要从多个角度考虑。由于进口税通常会附加到产品价格中从而降低企业在当地市场抑或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低进口税率或免进口税就显得非常有利，而与之相比，高进口税率不但影响企业产品的价格，而且还会导致投资成本的增加。但是，如果外国投资者将向某国出口货物改为市场导向的直接投资，高进口税率在这样的投资决策中则具有积极意义，它可以阻止竞争对手对投资所在地出口商品，扩大本集团的全球市场份额。
（三）税收优惠。在其他投资条件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税收优惠自然成为选择经营地点的重要因素。但是，税收优惠的一个悖论是往往不发达地区、劳动力素质低的地区和失业率高的地区税收优惠的力度更大。因此，单纯考虑税收优惠，忽略基础设施和基础制度落后所导致的高成本负担及政治和经营风险，则未必是最佳投资决策，甚至可能造成投资决策的失误。
（四）产业政策导向。一些国家以及某些特定地区对特定行业或特定业务提供了较为优惠的税收待遇，例如农业、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研究与开发活动、交通运输业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
（五）特区。实行特殊税收优惠政策的免税区、保税区、经济特区、技术开发区等，在投资地点的选择时是优先考虑的。有的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全球税负最小化的目标并便于在海外调拨资金，往往在国际主要避税港设置旨在转投资的子公司，以降低从其他国家子公司获得的股利的税负以及其他收入的税负，并减少海外资金调拨的难度。在税负水平低、资金调拨限制少，实行属地原则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和我国的香港等地，这类公司相当多。
二、经营形式的选择
从税负最小化出发，考虑经营形式的选择，主要涉及的问题是在投资所在地建立相对独立经营的子公司还是设立属于母公司业务延伸性质的分部或办事处。通常，建立子公司可以享受税收优惠，而建立分部或销售点则不能享受税收优惠。当然，经营形式的选择还应当是从海外业务发展总体战略筹划出发来考虑，不能单纯从纳税的角度出发来决策。
（一）拟设立子公司
在考虑设立相对独立经营的子公司的情况下，基于税负最小化的考虑，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扣缴税率以及扣缴税的实施范围。
扣缴税（withholding tax）是投资所在国对非居民收入课征的税种，主要课征对象是汇往国外的派得股利、利息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技术协助费、技术诀窍使用费、母公司管理费等。由于它不能转嫁，因此是一个较容易发生相应避税行为的税种。一项关于跨国公司在欧洲经营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回应者认为扣缴税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障碍。因此，一些国家在税收优惠规定和国际税收协定中对扣缴税制定了相应的条款。
2、税收优惠的种类和力度。
税收优惠是吸引外资、降低失业率、促进技术进步、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工具，也是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广为实施的政策。亚历克斯。伊森（Alex Easson）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的主要形式如下：
①所得税免税或降低税率；
②减免税期；
③投资贷项、投资补贴和加速折旧；
④特别扣减，指对促进出口或对外国客户服务业的一些费用在所得税计税环节的特别扣减或双重扣减，例如马来西亚对旅游业和员工培训费用的双重扣减，某些国家允许对研究与开发支出进行额外的扣减；
⑤再投资补贴，指按再投资额免税或按再投资额的比例扣减应税利润，或按比例或全额退税；
⑥只用于技术转移目的的贷款利息、技术使用费或技术协助费以及免税利润上的股利支付额的扣缴税减免；
⑦个人所得税、工薪税和社会保险统筹减免；
⑧财产税减免；
⑨主要针对资本商品的进口税和关税减免。
税收优惠的实施，往往附以特定的前提条件，诸如投入外资的规模、外资参与的程度以及企业的组织形式。享受税收优惠，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就减免税期来说，主要是对所得税而言的，各国的规定长短不一，长的可达20年，短的仅仅一年而已。减免的程度也往往有很大差别，有的是所得税全免，有的只免除一定的比例，有的可能还减免相关的税种（如扣缴税）。同时，减免税期开始的时间规定也很重要，在投资决策的过程中必须准确把握这一点，否则极有可能导致实际的投资效益与预期大相径庭。减免税期一般有以下几种：政府批准企业设立日；企业注册或公司成立日；生产经营或业务开始日；企业首次获取收入日；企业首次获取利润日。其中，具体日期的界定在实务中往往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诸如建筑企业的生产经营开始日究竟是公司批准成立日或是开业致庆日还是破土动工日迄今尚有争议。此外，对于企业首次获得利润日往往还会因利润是主营业务利润、生产经营利润抑或利润总额而产生分歧。有时，企业在试运行产生的利润也可能引发减免税期是否开始的问题。
3、母国的立法是否有对海外控股公司管制和外国收入的税收优惠条款。
通过对外投资在东道国设立企业，从而在税收方面获得的优惠，可能因为母公司所在国的海外控股公司管制法规的存在而被抵消。由于跨国公司的总体目标在于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全球税负最小化对于这一总体目标的实现具有促进作用，因此跨国公司在实施其全球战略的过程中必然会考虑居住国有关法规的不利限制，并将其纳入对外投资财务决策的考虑之中。同时，居住国法规对来自海外的收入的优惠条款往往对母公司调回资金以及扩大对外投资具有促进作用，诸如本国所得税的外国税贷项，来自外国收入的税负的递延，外国分支机构亏损抵减母公司盈余，甚至免征外国收入所得税等。这些都是对外投资财务决策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
4、转移定价及外汇的管制法规。
跨国公司为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总体目标可能采取多种策略，其中包括运用转移定价策略。转移定价扭曲了税制的设立原则，导致税收资源在国与国之间的不当分配甚至大量流失，从而有悖公平与效率原则，也有损于特定税制的激励原则。实际上，如果不是各国在市场诸方面设有管制法规，跨国公司完全可能做到不在投资所在的东道国实现利润和随心所欲地在全球范围内调拨资金。这主要靠转移定价手法来实现。亚历克斯。伊森的研究表明，全世界跨国销售的商品和服务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在跨国公司的关联企业之间进行的。转移定价的操纵范围可以很广，但主要涉及商品和劳务的提供、资产的转移以及产权交易。跨国公司往往采用高进低出或低进高出的手法，把利润和资金甚至资本转移到税率低、外汇管制不严或没有管制、通货膨胀风险小、政治风险小的国家和地区，以实现全球税负最小化的目标并降低相应的风险。此外，跨国公司还可以通过海外子公司用可以作为所得税抵扣项目的对母公司的支付来转移利润和调拨资金，例如与母公司提供资金和劳务有关的贷款利息费用、设备租赁费、母公司管理费、技术协作费、专利权使用费、技术诀窍使用费、设计咨询费、员工技术培训费等。这些手法的运用，可能会受到税收及外汇管制的制约及相应的处罚。对转移定价的审查与调整是涉及跨国公司业务的国家的一项重要的管制措施，包括东道国和居住国。审查与调整的范围和力度都是跨国公司在考虑采取转移定价策略时就应该充分预期的。
5、第三国税制及税收协定。
所得税和扣缴税是投资决策涉及税收方面需要着重考虑的因素。各国所得税率水平一般较高，通常在30%-40%之间；扣缴税率水平一般较低，通常在10%-20%之间。由于所得税后利润通常采取股利分派的形式，因此还会进一步发生扣缴税。然而，在订有税务协定的国家之间因利润分配而发生的扣缴税率通常在5%-10%之间。这样，在进行跨国投资决策时，就要充分考虑有关国家之间税务协定的因素，使海外子公司的设立便于在利润分配的过程中实现集团税负最小化。当然，从税收监管的角度说，扣缴税低税率的存在，可能成为向母公司以支付劳务的形式跨国转移资金和利润甚至抽逃资本的诱因。
（二）拟设立分部
在考虑设立属于母公司经营业务延伸性质的分部的情况下，基于税负最小化的考虑，通常主要关注以下几方面的情况：
1、是否在收益上有税负。
有的国家对外国公司的分部或办事处的业务收入课征所得税，而有些国家则没有。这样，有一定业务收入的分部或办事处就要权衡其所得税负，在其他条件相同或类似的情况下，在投资地点之间做出选择。
2、是否在费用支付上有税负。
有的国家对外国公司的分部或办事处的费用支出课税，这就会加大其运作成本，因而也成为需要考虑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3、两国是否有税务协定。
由于外国公司的分部或办事处一般不享受投资所在国的税收优惠，因而需要在筹划投资时认真研究两国税务协定的适用条款，以便正确选择投资形式。
此外，在经营形式的选择方面还应当注意的一个因素是，拟投资地区的税收政策是否就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加以区别。有的国家对中小企业或非上市公司提供税收优惠，而上市公司则不能享受这样的优惠。
三、筹资渠道的考虑
第7篇：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范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评述；启示
1传统跨国公司理论
1.1垄断优势理论
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1960年在其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运用关于厂商垄断竞争的原理说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
主要观点：（1）市场的不完全性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和基础，认为完全竞争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假设，并且在完全竞争下对外直接投资也并不会发生，现实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是各种不同类型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包括：商品市场的不完全、要素市场的不完全、规模经济造成的市场不完全以及由于政府干预形成的市场不完全。免费提供（2）市场的不完全性使得跨国公司能够拥有垄断优势，而这种垄断优势正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评述：垄断优势理论是最早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独立的理论，奠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指出培养和提升各自的垄断优势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前提条件。但是垄断理论的产生背景是对具有明显垄断优势的美国跨国公司的研究，因而没有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解释乏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不能解释有垄断优势的企业放弃出口和技术许可证的转让而直接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
启示：企业的垄断优势固然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前提，但也应该认识到，企业优势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我国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也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培养和不断提升自己的垄断优势。
1.2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维农，于1966年5月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贸易》一文，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主要观点：将企业的垄断优势、产品生命周期以及区位因素结合起来，动态的调整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1）产品的创新阶段：创新国企业率先进行新产品的开发与生产，由于新产品的特异性而具有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和较高的收入弹性，企业能获得垄断优势，产品倾向在国内生产；（2）产品成熟阶段：由于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的日益增大、技术的扩散以及贸易壁垒的影响，创新国企业始到次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进行生产与销售；（3）产品标准化阶段：当非技术型熟练劳动成为产品成本的主要部分，企业的竞争将主要表现为价格竞争，这时企业倾向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将生产转移到劳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将出现逆流现象。
评述：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动态解释了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与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也从一个侧面阐述了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动机，并且从内外因两个方面论证了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但该理论主要针对最终产品市场，而对于资源、技术开发型的对外投资现象解释乏力。并且，该理论难以解释非代替出口投资的增加以及跨国公司海外生产非标准化产品的现象。
启示：（1）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之前，分析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首先，对产品的生产技术的性质、类型以及其扩散性和转移性进行分析；其次，对产品本身进行swot分析，确定产品的竞争优势、劣势、机会以及威胁；最后，对产品的国内销售、国外出口以及国内外市场情况进行分析。根据以上分析，最终确定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以指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进入决策。（2）将进入成熟期的产品的生产地点转移到生产要素价格低且靠近市场的地区。我国的家电、轻纺、机械、电子等行业由于生产能力过剩，产品严重供大于求，已进入产品的成熟期，再加上国际上反倾销、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我们只能改变以往单纯依靠出口的策略，而选择将这些产业的生产设备和能力向合适的地区转移出去，在国外进行生产制造。
1.3内部化理论
1976年，英国里丁大学经济学家巴克莱和卡森以及加拿大经济学家拉格曼，以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以市场的不完全性为起点，提出了内部化理论，强调企业将垄断优势保留在企业内部，并通过内部使用而取得优势的过程。
主要观点：由于外部市场失效，中间产品（除了通常意义上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外，更重要的是指专有技术、专利、管理及销售技术等“知识中间产品”）价格难以确认而使交易成本过高，公司为了克服各种经营障碍、保证企业获得最大利润，就有动力形成一个内部化市场，不仅使资源和产品在各子公司之间进行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还可以有效地防止技术扩散，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
评述：内部化理论从企业间产品的交换形式与生产的组织形式分析了跨国公司的性质与起源，对跨国公司的内在形成机理有比较普遍的解释力，适用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并且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目的，论证了内部化的必要性和优越性。但内部化理论仅从跨国公司的主观方面探寻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基础等内部因素，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考虑不够，对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生产、经营的布局以及区位选择也缺乏总体认识。
启示：（1）实现规模经济优势，扩大内部市场。如果企业自身规模较小，企业的内部市场也小，这样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就会很高，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企业之间的强强联合、兼并、垂直、横向或纵向一体化或政府的扶植实现企业的规模经济优势，扩大企业的内部市场，增加其内部化优势；也可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做到产权明晰，管理协同，充分发挥内部化市场的作用。（2）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增强内部市场的融资能力。企业应该建立自身的财务金融子公司，通过内部市场灵活调资，缩短融资时间，提高融资速度，降低融资成本，以扩大企业经营规模；（3）注重培育企业知识、技术的专业性与独特性。加强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重视，加大对科技部门的资源投入，并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间的合作，促使企业不断的进行技术创新，并重视度新技术的专利申请保护，通过组织系统和信息网络将信息与技术等知识产品内部一体化，为企业赢得利润。
1.4比较优势理论（也叫边际产业转移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小岛清运用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差异导致比较优势原理，把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结合起来，以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考察对象，着重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果，提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比较优势理论”。
主要观点：（1）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比较成本已经处于劣势或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边际产业”开始，将其投向东道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同类产业。由于投资与贸易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彼此替代关系，这样能更好的促进双方贸易的发展；（2）中小企业应走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前列。因为：①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更容易成为“边际企业”；②具有边际效率的中小企业与东道国相应工业的技术差距更小，更适合于当地的生产条件。
评述：比较优势理论从宏观角度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具有开创性，并且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作了有机结合的统一解释。但是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理论，只能解释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以垂直分工为基础的投资。最后比较优势理论低估了发展中国家接受高新技术的能力，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发达国家的边际产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启示：（1）从转移边际产业开始，逐步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将我国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生产能力过剩的轻纺、家电、电子等行业转移出去，在获得由于技术优势而产生的超额利润、保障国内经济发展的资源需求的同时，还能通过技术的传递和市场的拓展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并逐步实现产业递进，最终向高附加值产业延伸。（2）中小企业由于其小批量生产，经营灵活，适应性强等特点，更容易在海外市场找到立足点并迅速占领当地市场，所以我国应大力鼓励中小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3、在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上，选择在经济发展程度、技术发展水平上和中国差距较小的国家和地区，积极关注和投资开拓这些地区相对落后的产业，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1.5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英国著名的跨国公司问题专家、里丁大学国际投资和国际企业教授约翰•邓宁在借鉴了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并结合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资源禀赋学说的基础上，采用折衷的方法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主要观点：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保证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区位优势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只有三种优势同时存在，国际直接投资才会成功，而这三个方面的优势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投资决策和投资方向。（如表1所示）。
评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借鉴和综合了以往跨国公司理论的精华，最为完整的解决了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动因和决定因素，被誉为解释跨国公司行为的“通论”。它的形成，标志着跨国公司理论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和稳定的阶段。但是折衷理论所提出的对外直接投资条件过于绝对化，并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3种因素等量齐观，缺乏主次之分且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缺乏动态的分析。
启示：（1）充分认识和利用企业已具备的所有权优势，将其作为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国家研究并制订促进这些优势发展的鼓励政策，企业建立产品创新和更！新管理的机制，不断形成新的所有权优势。（2）发挥我国企业内部化优势的潜力。我国部分企业在引进、生产产品并使之适应东道国市场方面具备了一定的技术优势，同时也具有使这类技术优势内部化的动机。企业通过申请专利保护、严格限制技术的使用范围、期限和条件来确保技术等无形资产的内部化，并利用跨国公司内部的母公司与各子公司之间的转移价格确保外部贸易内部化。（3）重视区位优势。不仅要重视风俗、消费习惯、市场距离等区位因素较优越的亚太地区，还要对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域进行有选择的直接投资来获得高新技术以及大容量市场等。
2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
2.1小规模技术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跨国公司的著名教授刘易斯•威尔斯在1977年发表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一文中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并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纪跨国公司》专著中对该理论作了较系统的阐述。
主要观点：（1）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生产制造技术正好为低收入国家的小市场需要服务；②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于海外同一种族产品需要而建立的海外生产中颇具优势；③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具有大型跨国公司所无法比拟的低价产品营销优势。（2）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走出国门的动因主要有：保护出口市场；突破配额限制；寻求低成本；种族纽带；分散资产；本国、东道国政府或国际机构的倡议和帮助；企业主为亲朋好友寻找职业，以及在海外培训人才等。
评述：小规模技术理论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结合起来，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十分积极的指导意义。但是，威尔斯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仅仅局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的继承和使用上，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位置永远处于边缘地带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末端，也很难解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竞争力产品的行为。
启示：鼓励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我国的中小企业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实力相对较弱，但是中小企业可以利用低成本、适当规模和适应技术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2.2技术地方化理论
英国学者拉奥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对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
主要观点：（1）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不是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对引进的技术加以消化、改进和创新的再生过程。（2）发展中国家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主要有四个因素：①发展中国家技术知识的当地化往往与一国的要素价格及其质量相联系；②发展中国家通过对进口的技术和产品进行某些改造，使其生产和产品与当地的供需紧密结合；③创新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④发展中国家企业生产的产品能够适应相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需求。启示：（1）积极引进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时加强这些技术在国内的再生过程和自身技术的改造和创新能力，努力形成自己的差异优势；（2）对投资国市场进行深入的研究，了解当地的生产供需状况、市场特征和企业条件，开发不同的产品，培育我国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3）以民族文化为纽带，加强民族产品的优势。加强我国部分产品（如中药、丝绸）的民族特色和不可模仿、不可替代性，以民族文化为纽带，拓展生存空间。
2.3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坎特威尔和托兰提诺针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主要观点：（1）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并最终导致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2）发展中国家现有的技术能力水平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决定因素，影响着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和增长速度。（3）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化：在产业分布上，从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向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转化；在地理分布上，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评述：该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了思路，并且为不具备绝对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技术积累的路径。但该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表现在大量的研发投入上，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则没有很强的研发能力，其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与组织能力来掌握与开发现有的生产技术。启示：（1）在区位选！择上，遵循渐进发展轨迹，首先利用种族联系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随着经验的积累再逐步向其它发展中国家扩展，最后，为获得更为先进、高级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2）以技术积累为内在动力，以投资区位拓展为基础，不断推动对外投资的发展和本国产业的调整和升级。
2.4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邓宁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础上，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经济发展的阶段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从动态角度描述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地位的辩证关系。
主要观点：邓宁用人均gnp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用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外国对本国的直接投资流量的差额代表该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区分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四个经济发展阶段：（见表2）第一阶段（400美元以下）、第二阶段（400-2500美元）、第三阶段（2500-4000美元）、第四阶段（4000美元以上）。评述：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为发展中国家投资地位的变迁描述了一个大概轮廓。但该理论只强调了事物发展的普遍性而忽略了特殊性，没有认识到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结构迥然不同，而且经济结构也存在不平衡性，仅用人均gnp单一指标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难免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启示：（1）根据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我国基本处于第二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内部化以及区位优势仍较微弱，所以，应以我国的具体国情和企业的自身实力为基础，谨慎决策，而不应盲目的追风，一味进行对外直接投资。（2）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的不平衡性，我国个别发展程度较高的产业和企业可以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其发展壮大的一种方式，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3）企业可以通过对国外技术和经验的消化、吸收和改造，增强自身的实力，培养自身的竞争优势，为大规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早日进入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打下基础。
第8篇：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范文
【关键词】 中小企业走出去优势劣势战略
一、“走出去”的战略主体应该是中小企业
1、“走出去”战略的层次含义
从理论上讲，“走出去”战略主要指我国产品、服务、资本、技术、劳动力、管理等资源以及企业本身走向国际市场，到国外去开展竞争与合作。在现实中，我们将“走出去”理解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将各种生产要素输出到国外，到国外投资开办工商企业，将生产能力问题向国外延伸和布局。
“走出去”并不等于一般意义的商品进出口，往往是投资、生产、贸易技术及管理经验等各种要素的综合载体。“走出去”战略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商品输出层次，是指货物、服务、技术、管理等商品和要素的输出，主要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及承包劳务等：第二个层次，是指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涉及的是到海外投资建厂和投资开店。
2、中小企业应成为“走出去”的主体
跨国经营的形式可以灵活多变，并非所有的跨国经营都需要巨额资本。如技术资本、设备资本、组建合资企业、补偿贸易，以及品牌和管理进行跨国经营，都不需要巨额投资。中小企业完全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和特点，选择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跨国经营。
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层面看，中小企业“走出去”是解决我国宏观经济问题、保持国民持续高速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微观层面看，中小企业应积极转变观念，开拓国际市场。中小企业开展跨国经营，不仅短期内可以走出困境求得生存需要，也是企业自身长期发展的战略需要。
二、我国中小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优势和问题
1、中小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优势
（1）生产技术优势。与中小企业相比，大型企业的技术优势当然更明显，但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一些特点也具有对外投资的技术优势：其一，技术创新的时效优势。中小企业一般不设置独立的研究开发机构，而主要和科研机构共同进行研究开发，相比大型企业通过独立的研究开发部门进行技术创新模式，中小企业在与科研机构联合协作方面表现出更能迅速地把科研成果推向市场的能力。中小企业能根据项目的需要，致力于开发周期短、见效快的技术，能较快地获得经济效益，因此，中小企业在创新时间和创新效率上明显优于大型企业。由于具有技术创新的时效优势，中小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能适应国际市场上技术更新频率越来越快的趋势。其二，小规模技术优势。就我国而言，中小企业的小批量制造技术和多功能的机器设备就较为适合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需要；劳动密集型技术以及在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基础上经过改造的技术和设备，就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偏好；就地取材的技术较为容易受到外汇紧缺的发展中国家的喜欢。
（2）决策管理优势。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实施科学的决策管理是对外投资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型企业成立的时间长，加之规模大，一般都建立并实施了现代企业制度，具有较为明显的决策管理优势。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决策管理优势，一方面体现在对外投资决策更趋近于市场决策。在中小企业中非公有制企业所占比例较大，相比国有大型企业使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资金往往是经过多年的艰苦经营积累起来的，用自己的资产对外投资，其决策必须经过缜密的考虑。在对外投资决策更具科学性的基础上，中小企业对外投资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小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具有效率性。中小企业进行决策时所需的信息量没有大型企业所需的那样大，有些信息不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收集和传递过程，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决策者往往具有更大的决策权，一般不需要层层请示，所以，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决策比大型企业更有效率，更能根据投资环境的改变及时地作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对外投资决策。
（3）投资环境优势。企业对外投资环境包括投资国的投资环境和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在投资国的投资环境方面，我国已制定了支持中小企业“走出去”相关政策，如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的设立就为中小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资金支持。同时，在我国加入WTO以后，要求开放资本市场，允许外资银行进入，将使中小企业有更多的渠道和方式获得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机会。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方面，首先，我国中小企业在海外特别是在WTO成员国投资时，能有一个多边、稳定、可预见的公平竞争环境，使我国中小企业进行对外投资面临良好的机遇。其次，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并给予了它们大量的经济援助，其中多数国家对我国的投资特别是援外投资给予了相关优惠政策。
（4）市场占有优势。大型企业大规模生产产品的产能决定了它们有自己特定的产品市场，但中小企业的小规模生产能力也决定了其自身独特的市场占有优势。首先，中小企业能够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一般而言，大型企业适宜于大批量产品的生产，但产品花色品种比较单调，缺少特色；而中小企业适宜于生产批量小、花色品种多的产品。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大众消费水平的提高，国际市场的消费结构正朝着多样化、高级化、个性化和专门化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产品转向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因此，中小企业对外投资更能适应国际市场上日益凸显的市场多样化需求趋势。其次，中小企业能够满足市场专业化需求。大型企业在大批量生产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上往往具有优势，但在劳动密集型的民族传统和特色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上中小企业一般更具有优势。据统计，到20世纪末，我国有海外华人华侨约3000多万人，这些华人华侨散居在世界各地，且经济实力强，其资产总额已超过3000亿美元，然而，这一特殊群体对具有华人民族传统和特色的产品情有独钟，而生产这些具有民族传统和特色的产品正是中小企业的优势所在，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更能够满足华人市场对民族传统和特色产品的需求。
2、中小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问题
（1）融资困难。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2008年以来，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为突出，相当部分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困境，甚至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在对外贸易和跨国经营中，企业要走出去，就要投入大量的费用进行市场调研、开拓，建立销售渠道、组织规模化生产，于是融资便成为中小企业走出去最大的困难，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企业发展，成为制约中小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水平的一个主要因素。中小企业因自有资金不足、贷款难和融资渠道少，造成市场开拓能力弱、业务难以做大。
（2）抗风险能力差。由于生产经营规模小，融资困难及资金不足等原因，中小企业在对外投资中预测风险，管理风险以及抵抗、预防风险的能力都比较弱，特别是对非企业本身因素造成的风险。跨国经营过程，中小企业由过去仅承担生产经营风险转变为应对复杂的国际竞争风险，环境更复杂，而这一弱点也更强。
（3）信息不足。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在人力、财力上存在较大差距，其收集信息的能力相对较差，信息来源渠道也较少，因此无法对投资国环境、投资机会以及法律等作出详尽的分析，同时国内也缺乏相应的信息支持系统。
三、对我国中小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对策建议
1、微观层面，即企业角度
（1）跨国经营的区位选择方面。当前国际经济竞争异常激烈，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国家等国家和地区的国家经济合作环境都不相同。在这种形势下，我国中小企业必须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结合自身的优势及特点，积极而谨慎地开展对外经济合作，正确的区位选择是中小企业走向成功的前提条件。我国中小企业对外贸易应该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以发达国家为辅。
（2）国际竞争力提升方面。国际竞争力，就是企业在一定的外部经济环境下成功地进行国际生产与经营活动的能力。一是企业集群。企业集群，是指在某一产业或产品生产中，大量相互联系的企业及相关的机构在一定地域聚集，并依靠比较稳定的分工协作，形成有竞争优势的群体。企业集群是介于纯市场组织和企业组织之间的一种中间性产业组织，以此种方式“走出去”的中小企业具有以下优势：能够在集群内高效地获取专业化资源，即使集群内的中小企业不存在产业链关系，但由于各自的优势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就可以通过资源整合把这些企业组成利益共同体，充分发挥优势互补集群优势性，共同“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集群内所有企业都能够获得单个游离的中小企业很难获得的规模经济和成本优势；企业集群能够提高群内企业的创新能力，这是保证中小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获得持续竞争的关键。二是跨国战略联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未来的竞争将不再是企业与企业的竞争，而是联盟与联盟的竞争，是大势所趋。全球的电子企业和计算机制造商已加入了建立战略联盟的行列。尽管存在着超乎寻常的激烈竞争，但是也达成了一些水平协定。如苹果和数字公司已达成了有关生产标准的协定、松下和德国的仪器公司已达成合作开发芯片的协议、理光和松下半导体公司达成合作生产半导体元件的协议。在航空业，西班牙航空公司和泰国航空公司建立了航空运输战略联盟。在石油业，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与俄罗斯石油公司建立战略联盟，合作开发西伯利亚油田等。而我国中小企业通过战略联盟实施“走出去”战略，可以提高我国中小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与国际市场接轨。
2、宏观层面，即政府角度
（1）融资支持。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资金缺乏、融资难主要是因为贷款成本高、政府因素以及企业自身因素。我国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对“走出去”的中小企业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帮助其采取多种融资方式在各地获得国际化发展所需的资金。比如要求中小企业提高素质，加强信用度、建立健全信用评审和授权制度、建立政府和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体系、大胆尝试股权和债券融资等。
（2）信息支持。信息支持包括宏观上的国外经济发展趋势、产业总体规划有关法律法规、政府投资证词、金融外汇市场状况、海外政策等，也包括微观上的产品供需状况、价格市场周期、合作伙伴资信等。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应健全信息咨询和社会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获得技术、市场、人才、信息等提供便利。
第9篇：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范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OFDI） 流量和存量 资本流出 投资转型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
对外直接投资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是指国内的投资者在国外或境外设立、购买国（境）外企业，并以控制该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经济活动。
（一）我国对外投资行业分布多元化、地区分布不均衡
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体现了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但其中租赁与商业服务、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以及制造业五大行业占了整个对外投资行业类别比重的绝大部分。从产业结构角度来看，主要以第三产业为主，偏重初级加工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科研与技术服务、信息传输和计算机软件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比重较小。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是不均衡的，对发达经济体投资增长不尽理想。OFDI主要分布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两者占比高达八成。对亚洲地区的投资主要集中于香港（中国）地区；对拉丁美洲的投资分布主要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香港（中国）、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的投资分布如此集中，源于这三个地区十分发达的离岸金融体系，其对资本流动限制少，税收政策也比国内优惠。
（二）国际投资地位成功转型
中国的国际投资地位已经从单纯的资本输入成功转型为资本输入输出趋于平衡，这说明我国从主要依靠出口贸易和引进外资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参考英国著名国际投资专家邓宁（J.H.Dunning）提出的对外投资发展阶段论，我国正处于对外投资发展阶段论中的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转折的时点。到了第四阶段，净对外投资额将不断扩展，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将高于流入量。
（三）非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活跃度增加
在我国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类型当中，非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占比不断扩大，而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流量占比降至四成。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活跃，国家政策也鼓励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走出去”，走向国际化经营和竞争。
二、中国对外投资热潮的导因分析
（一）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
对外投资加速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时期，平稳的国内经济环境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良好契机。另外，国内的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资源环境的压力也逐渐增大，企业此时将目光移至海外，可加强利用多国资源和市场。
（二）国内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我国国有、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呈逐渐上升趋势的，其国际化经营的意愿和能力也在不断变强。在美国经济学家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中，企业具有的垄断优势是其选择对外投资的重要原因。具有这种优势的跨国经营企业能够克服各种社会、经济、文化、地理位置等方面存在的困难。
（三）示好的对外投资前景
一方面，发达国家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投资发达国家能形成经济发展和产业技术上的优势互补，吸收世界领先的科技优势与发展经验。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有良好的投资机遇。亚洲、非洲、南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其经济发展进程中需要大量引进国外的资本和技术，巨大的需求量预示着巨大的机遇。
（四）政府的不断鼓励与支持
中国政府推行“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跨国经营，并加大了对跨国企业的信贷、保险、外汇支持力度。商务部的新修订《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中一个最大亮点在于切实落实企业对外投资自，有利于落实企业自主进行投资决策，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进程。
（五）国外相关优惠政策的鼓励
经济的高度一体化令许多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推出了一些优惠政策以鼓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以推动本国的经济的发展。欧债危机后，许多欧洲国家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出于拉动经济考虑，都表示将给予税收减免等投资优惠政策，鼓励国外投资者进行投资。亚洲市场也不断在推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
三、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扩张的对策及建议
（一）加大政策支持，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坚持“走出去”发展战略，制定相关战略规划，鼓励、支持及引导我国企业的跨国公司健康发展。提高对跨国企业的金融支持，有助于其扩张海外融资渠道。尽快建立并完善符合国际惯例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对国际惯例规则的研究工作。
（二）企业内部结构升级，注重与东道国文化环境的融合
首先，应借鉴国际知名企业的管理经验，重视提高国内企业的品牌价值，吸收其先进的科学技术，注重提高企业的海外市场占有率及投资回报率，保持其持久的竞争力。其次，要有国际化经营意识，具备创新意识，持续更新经营观念，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国际化、经营管理机制和企业文化。再者，注重公司本土文化与投资国当地的文化背景相融合。
（三）具备风险意识，做到未雨绸缪
跨国投资包含机遇也有挑战，对外投资并不一定代表高收益。面对复杂的国际投资环境，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扩张的过程中要真正落实到实地考察，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和风险意识，做足市场分析并明确定位，深度思考投资行为中包含的潜在利弊，能够快速识别环境和市场的变化并做出迅速的反应。做到理智分析、谨慎行事，防患于未然，培育出有品牌，有实力，规模与质量双优的大型跨国企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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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挺.2013-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及趋势[J].《国际经济合作》2014年第1期.
[3]李玉梅.国际投资规则比较、趋势与中国对策[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