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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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范文

首先，物价总水平仍在低位徘徊，通货紧缩趋势尚未消除。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去年11月份以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开始出现负增长。今年1—6月各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了1．0％、0.0％、0．8％、1．3％、1．1％和0．8％，上半年累计同比下降0．8％，其中，食品价格下降了0．9％，衣着、家庭用品、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1．1—2．4％之间。7月份，物价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下降了0．9％，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9％，衣着类价格下降2．4％。生产资料产品出厂价格从去年6月以来就持续走低，至今没有回升的迹象。据统计，今年1—6月各月，生产资料价格与去年同月相比分别下降6．3％、5．4％、4．7％、4．4％、3．8％和2．6％。这些指标都表明：生产和消费两不旺，通货紧缩压力仍然存在。这种情况不利于消费需求的增长，不利于企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也不利于生产经营者的正常投资和经营。我们认为，只要通货紧缩趋势存在，就应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其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方面，消费需求增长的后劲不足。特别是今年以来，消费增长势头明显疲软，上半年，我国GDP实现7．8％的增长率，投资和出口分别增长21．5％和14．1％，而占最终消费较大比例的消费品零售额，今年1—7月仅增长了8．6％，增幅分别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仍居高位，有关资料显示，到今年7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8．3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尽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在目前居民对社会经济预期并未实现根本好转、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新的消费增长点尚未最终形成的情况下，如果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费需求则很难保持继续增长。应当看到，这几年我们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使投资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中，国债投资一直是社会投资的主体，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仍有待提高。据统计，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其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为12．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1．55％，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分别为8．1％和12．7％，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势仍然强劲，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1．45万亿元，同比增长21．5％，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24．4％，集体投资增长15．8％，个体投资增长19．4％。国有投资仍是今年投资增速上升的主要力量，而城乡集体、个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资本市场发展不力，致使货币传导机制近期内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不但国有经济没有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能力和动力，民营中小企业投资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导机制、激励机制和相应体制环境的情况下，投资的自发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因此，现在如果停止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社会投资总量可能会变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这些涉及体制、结构等深层次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之前，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

第三，我国财政状况仍然可以承受。虽然1998年至今，我国累计发行了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财政赤字有所增加，但据统计，都在安全线以内。从我国今年1—7月份的情况看，国家财政收入1．03万亿元，增长10．6％，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将增长10％以上。尽管这一数字与前两年相比有明显回落，但仍高于GDP增长率，只要适当控制财政支出，估计今年财政赤字可能略超过但不会远远超过3％的警戒线。更何况，可以用来衡量一国资金供给能力的国民储蓄率在我国长期保持40％左右的高水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这意味着我国可动员的信贷资金相当充裕，承受赤字和债务的潜力较大，略高于3％的财政赤字率完全可以承受。在具备一定承受力的前提下，为了避免经济出现停滞，政府主动承担适当的结构性赤字，反而有利于避免将来发生更为庞大的周期性赤字，从而维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目前国债发行还有一定的政策空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中长期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物价低位运行，内需自主扩张动力不足，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通货紧缩仍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就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势必影响今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关键时期，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促进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和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我国GDP增长率已从几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一旦落入“低增长循环陷阱”，再恢复快速增长必然要花费更大的成本，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将受到损失。因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政府支出规模成为当前最现实的选择。况且，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步伐、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保证国家安全等，还都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支持的力度；另外，银行的不良资产，企业的亏损挂账，社保欠账，在现阶段也只能靠财政解决。

目前，我们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是出于启动国内需求的需要，也是为了保证合理经济发展速度、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多方面需要，而最终得出的结论。从这个角度上讲，在我国所处的特殊经济发展阶段，只有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及其成效。因此，目前还不是探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当务之急，要认真研究如何通过调整其形式和内容，进一步丰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使其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要从原来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应急的、短期的政策选择，逐步转向以启动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为主要目标的中长期政策，把着力点放在解决有关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在降低积极财政政策中长期化会引发的负面效应的同时，力求保持我国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1．继续发行一定数目的国债，把握国债投向；强化国债管理，提高国债的使用效率。在国债发行数量上，一方面，为巩固前期政策效果，促进长期稳定发展，必须继续实施以发行国债、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要适度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和增长速度，2002年维持1500亿元，2003年可以继续发行建设国债，但规模不宜扩大。

在国债投向方面，增发的国债首先必须用来保证在建项目如期竣工投产，严格杜绝“半拉子”工程。其次，要用好中央支持西部大开发的专项国债，建设好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第三，为了配合国企改革并更直接地拉动内需，可以适当增加国债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贴息规模、扩大贴息范围，加强对科技发展的支持。特别是要增加对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市场潜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新产品研究开发投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国债管理方面，不但要加强对国债资金的监管，保证专款专用，坚决防止重复建设，而且要通过不断完善工程招标监理制度和完工审计程序，切实提高国债资金的效益；对用于技改的项目也必须合理选择、科学论证、谨慎决策。除此之外，国债的使用方式也可根据需要适当做出调整。比如，可以适当加大国债投资资金中转贷给地方使用的比例，使地方独立地对自己的负债行为承担责任。这样不但能够减轻中央的财政负担，而且有利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逐步发挥其对社会投资的基础性、带动性和引导性作用。

2．不断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切实扩大政策实施效果。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国际治理通缩的经验，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有两种：扩大支出和减税。要进一步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下工夫。

一要调整政府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为了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增强财政的调控能力，政府财政支出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为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必须尽快改变竞争性领域政府行政性配置资源的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搞好经济的宏观调控，以便从体制上和制度上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重复建设和损失浪费的问题。政府的宏观资源主要用于增加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科学教育、环境保护、国防等方面的支出，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通过支持财政贴息、税费改革以及其他必要的优惠性措施，切实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减轻社会负担，为优化经济结构、增强企业活力并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规范部门预算制度、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切实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益。

二要灵活运用税收杠杆，有效启动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当前国内需求不振的形势下，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发展成为积极财政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走向。由于目前我国税负水平并不高，税收占GDP比重这一指标与国际相比是偏低的，而增支的压力却很大，因此，我们不具备全面的减税条件。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有针对性地调整税收结构和不断完善税收制度，努力培育和扩大税源，在不至于大幅增加财政赤字的同时，切实扩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此，首先要对目前不合理的税制结构进行调整，或者根据需要，进行局部减税。其中，包括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企业的活力，并调动投资、生产的积极性；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形成公平的税负，激发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完善个人所得税，建立综合汇总征收制度，同时改革税扣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促进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按照不同领域税负水平有增有减的原则，对环境污染等存在外部负效应的行为需要加征重税；尽快解决目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对股息红利所得的重复课征问题。其次，要加强税收征管工作，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各种走私活动，严格杜绝偷税、漏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渠道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变被动纳税为主动纳税，使税收征管走上法制化轨道。第三，加快各项税费改革的步伐，取缔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减轻社会负担，以求扩大和培育国内需求。

3．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当前，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有效需求不足。据国家经贸委今年上半年对600种商品供求情况的调查，供过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基本平衡的占13．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要缓解需求不足，必须在提高居民收入上下工夫。目前，社会低收入阶层在不断扩大，城市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增加，农民收入增长也十分缓慢。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有效启动居民消费，有必要进一步集中财政资金，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和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以及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上，从治本的角度改善居民的预期消费需求，达到拉动消费的目的。为此，第一，继续适当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为下一步启动消费创造必要的条件。第二，政府应通过落实有关就业优惠政策、结合结构调整广开就业门路、强化职业培训和再就业培训等措施，力争解决好当前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从根本上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第三，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增长。第四，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教育的投入，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村税费改革步伐，促进农民增收减负。

第2篇：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范文

近日，第十三届中国信息安全大会在北京召开。工信部官员在会议期间透露，将加快起草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和规划文件。业内人士认为，受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双引擎驱动，信息安全产业发展有望大提速。

当天的会议上，赛迪智库信息安全走势预测课题组专家指出，伴随我国信息化发展进入新阶段，一些新的领域应运而生，这也给我国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工作提出了新任务。

以物联网为例，这一技术运用大量感知节点，可能成为窃取情报、盗窃隐私的攻击对象。再比如，随着智能手机快速普及，移动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

针对种种担忧，工信部信息安全协调司副司长欧阳武表示，我国信息安全面临日趋严峻的新形势，我们迫切需要营造有利于信息安全建设的政策环境，逐步形成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工信部今年将加强信息安全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加快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和规划文件的研究起草工作。

欧阳武还透露，今后一段时间，工信部将加强核设施、航空航天、先进制造、石油石化、油气管网、电力系统、交通运输、水利枢纽、城市设施等重要领域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管理工作的指导监督和安全检查。

财政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近日部署下半年财政工作重点时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在当日举行的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上，谢旭人表示，下半年要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这些政策主要包括：落实和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快和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落实支持小微型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完善促进流通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措施；稳定支持外贸的财税政策等。谢旭人强调，下半年要发挥财税政策调控优势，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第3篇：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范文

今年以来，一方面是经济增长（一季度GDP增长7.6％）超出了年初大家的预期，另一方面则是物价继续低迷，通货紧缩压力增大，同时与前几年相比，财政收入一季度仅增长3.4％。由此，财政问题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一部分专家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应仅是发国债、扩大支出，而应减税；一部分专家认为，目前财政收入的低增长态势值得密切关注，减税效果有限，不宜执行；还有的学者认为，目前应继续加大财政政策力度，以支持经济增长，缓解通缩压力。我们分析认为，对财政收入增长的高低应结合实际情况辨证看待，关键还是要规范财政制度，同时根据经济运行情况，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做出适当的调整，丰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对财政收入增长的看法

今年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3807.8亿元，同比增长3.4％；全国财政支出3511.35亿元，同比增长23.9％。财政收入3.4％的增幅，不但是近年财政收入增速的最低点（去年第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长27.9％），而且也明显低于一季度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此外，一季度中央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在近年来也是少有的。这引起了有关部门和学者的关注，但仔细分析，今年一季度在多数宏观经济指标较好的形势下，财政收入增速大幅下降主要是政策性减收因素增多所致。去年我国财政收入形势很好，其中政策性、一次性因素增加了大量收入。比如车辆购置附加费改为车辆购置税并纳入预算管理；减持国有股收入专项上交财政等等。这些都是特殊性增长因素。今年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一是受进口增幅下降、关税税率下调等因素影响，关税收入减少，海关代征消费税和增值税也略有减少。二是出口退税比去年同期增加较多，相应减少了收入。三是受金融保险营业税税率下调等因素影响，中央金融保险营业税明显减少。四是证券市场低迷以及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相应减少等。由于这些减收因素主要体现在中央财政收入上，因此中央财政收入出现了负增长。若扣除上述不可比因素，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14％，仍然高于经济增幅。因此，应对3.4％的低增长作具体分析。

同样的，前几年财政收入的高增长也有一些客观因素，比如2000年，GDP增长8％，财政收入增长17％，其中就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存在：第一个因素是打击走私、加强海关的征收征管，加上进口的增加，进口税比上年增长了664亿元。第二个因素是2000年股票市场特别好，那一年，光是从股票市场征收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就比上年增加了195亿元。第三个因素是从1999年的10月1日恢复开征关于个人储蓄存款利息的个人所得税。1999年10月1号出台的时候，当年没有收到多少钱，2000年翘尾巴了，全年都征了，全年个人所得税增加了246亿元。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把行政性收费和其他收入纳到预算中来，增加了110亿元。2000年，实际一共增加的财政收入是1950亿元，若退出上述这些特殊因素，财政收入增长7.1％，还低于GDP的增长。

因此，对财政收入增幅的高低及其所表达的内涵，不能简单地仅仅从统计数字上分析，应做更深层次的探讨，看他究竟是税赋变化了，还是统计口径变化的原因，二者的寓意是完全不同的。

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的税收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年均增收1400多亿元。1994年全国税收收入5126亿元，到1999年突破1万亿元，用了5年的时间；到2001年，全国税收收入突破1.5万亿元，只用了两年的时间。不难看出，我国税收增长呈现出加速之势。

税收快速增长的途径一是“制度性增税”，即提高税率，或开辟新的税种，或扩大征收范围；二是在既定的税制框架下因经济、管理、政策等因素变化而引起税收增长。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政府基本上没有采取经济学定义上的“制度性增税”措施，仅仅是恢复了属于个人所得税范畴的利息所得税的征收，以及把原有的车辆购置费变为了车辆购置税。前者的数量很小，到2001年利息所得税才有279亿元；而后者看起来似乎是增设了一个税种，实际上是“费改税”的一项措施，与“增税”无关，应属于政策性因素。由此看来，这几年税收的快速增长不是政府主动“增税”造成的。

在既定的税制框架下，导致税收快速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自然性增长”因素。这与税制无关，而且也与税收管理构架无关的纯经济因素，也就是说，在假定税收制度不变、管理力度不变的条件下由经济增长所引致的税收增加。二是“管理性增长”因素。这是指在假定税收制度不变、经济规模不变的条件下，由于税收征管力度加大而带来的税收增长。三是“政策性增长”因素。这主要是指以前出台的各种优惠政策到期、恢复征税而带来的税收增长。如1994年实行增值税改革时，确定一个优惠措施，即企业已经入库的商品存货可以抵扣进项税，平均每年抵扣约200亿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抵扣的存货不断减少，到1999年几乎没有可以抵扣的库存了。另外如三资企业超税负返还和校办企业优惠政策到期，以及打击走私带来关税增加等。这些政策性因素都会带来税收的增长。总起来说，导致近几年税收高增长以及今年一季度的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和管理上的原因。

因此，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长急剧减速应该讲只是一个短期现象，有一些短期因素在集中起作用，尚不能过早下财政将出现危机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短期因素的影响会逐渐衰减，有的因素会随着政策措施的调整而消除。比如适当增加一点进口，保持资本市场稳定发展，搞活生产、消费和市场交易等，都会改善税收环境。进入4月份，财政收入当月增长15％，又恢复了正常增长，从中可见一斑。从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看，今年尽管财政收入增幅会出现一定的下降，但仍将在合理范围内，如果真正做到合理控制支出，加强管理，那么实现今年财政预算目标，赤字规模控制在计划的3098亿元，赤字率控制在3％以内，还是可以谨慎乐观的，即使有一定程度的突破，也没必要紧张，尚不会导致财政赤字危机。

积极财政政策应继续坚持制度规范更重要

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我国已经实行了四年，今年是第五年，应该讲效果是明显的。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在1998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拉动2个百分点，2000年拉动1.7个百分点，2001年拉动1.8个百分点。但是，如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导致了财政预算的赤字，特别是如果赤字在逐年增加，也可能会对未来经济产生负效应，这种负效应会有长期、深远的后果。因此，我们也不能因为要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就否认这种负效应。

无疑，积极财政政策的最大弊端在于妨碍市场化改革进程，淡化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强化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归。因为政府宏观调控具有扩大经济职能和活动范围的冲动和需求，可能产生政策越位，导致政府过度膨胀，长期不适度地推行赤字政策。为了平衡赤字，又要增加税收、增发国债、扩大货币发行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等负面作用。同时，在实施财政政策的过程中政府被赋予过多的权力和过多的决策自由，可能导致对权力的恣意运用，追求预算资金支配权的最大化，结果产生经济社会资源使用上的浪费。因此，任何国家财政扩张政策实施的时间都是有限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淡出”、以多大的力度“淡出”？这主要要看四个前提和条件：其一，通货紧缩压力是否已经消除，取而代之的是比较显著的预期通货膨胀；其二，实际下岗失业率是否由“明显提高”转变成“稳定”或“下降”；三是投资方面是否已经出现民间投资对政府国债投资的替代，非政府投资增长是否出现机制性回升；其四，经济增长回升趋势是否已经明显确立。如果这四个条件不具备，或者有两、三个不具备，“淡出”就不合时宜。而从目前各方面的情况看，这四个条件我们一个也不具备。所以，尽管近一段时期，经济界和管理界对积极财政政策提出了各种不同看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我们认为，积极财政政策是在通货紧缩时期市场作用弱化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利用社会资源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必然选择。至于国债投资低效的问题则应通过加强管理、工程招标监理和完工审计等途径解决，而不能因噎废食，放任经济下滑和资源的闲置而不作为。从现实情况出发，参考国外的经验，我们也不应当老是抱着旧财政观点不放，谈赤字色变。从稳妥的观点看应当努力将赤字率控制在3％这样一个国际警戒线以内，但这是一个平均趋势，不排除某个年度暂时超过3％，况且在经济调整时期利率低，国债融资成本低，如果将本应在这个时期实施的公共基础设施工程拖到经济繁荣时期去搞，不仅成本高，而且同样一个赤字率会带来更大的通货膨胀风险。所以在财政安排时，要有长远眼光，既要适当考虑当前的短期平衡，又要替后代人着想，为今后的持续稳定增长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因此，对财政收入增长高低或财政赤字在特定年份的增加，应客观看待，不能因此而置疑积极的财政政策或突然转向。

至于财政政策的力度，应由宏观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决定。2002年，显然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淡出为时尚早。

既然需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就不能不涉及到积极财政政策的方式方法问题，这其中减税与否仍是大家关心的一个焦点。

从税收方面看，一方面当前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同外国相比的确不高，甚至明显偏低，但另一方面企业缴纳的主要税种的实际税负又确实不轻。比如，增值税的法定税率为17％，但如换算成与国外可比的口径，即允许扣除固定资产所含税金，则我国现行增值税的实际税率将达23％左右，已高于西方国家（大多在20％以下）的水平，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为33％，而德国为25％，日本为30％，英国也为30％，美国实行15％、18％、25％和33％的四级超额累进税率，前三档都比我国低，最高税率才与我国相同。考虑到我国企业经济效益不高的事实，我国企业主要税种的实际税负确实不低。因此，呼吁减税确实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2001年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税的比重高达65.42％（含海关代征的两税），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加仅占税收收入的24.91％。在这样的税制结构下，实施全面减税其效果难免会打折扣。比如若对个人所得税采取减税措施，对收入分配的改善也难以起到促进作用。同时，在商业银行更注重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再加上为数众多的国有企业的利润动机不强，面对整个消费的不景气，减税对整个社会投资的刺激作用也不会大。当然减税可以为民营企业提供一个更好的利润预期，从而增强民营企业投资的信心。但在分配秩序没有好转的情况下，可能是这边减税，那边却在增加收费、摊派。因此，这方面的条件没有具备，即使减税也是白搭。

从理论上看，一国在设计税制时要考虑两个因素，即税基和税率，但实际上，设计税制时考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实际征收率，实际的税负水平是由这三者来确定的。1994年新税制的设计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在确定税基和税率时结合考虑了我国税收的实际征收情况，因此确定的税率实际是偏高的。现在，由于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正逐渐逼近理论值，因此税率偏高的现实也就逐渐凸现出来了。我们知道，从政府的收入构成来看，除了税收收入外，政府的收入还包括其他三个层面，即预算内收入、包括预算外收入在内的可统计收入、没有精确统计的制度外收入。2000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4.16％，但据有关专家计算，如果加上第二种和第三种收入，则达到了29.43％，加上第四种收入即制度外收入，则可能为35％左右。可见，除了单纯“税”的负担外，包括“费”在内的我国企业的总体负担水平是相当重的。但到目前为止，“费改税”的工作进展迟缓，“税”以外的收入仍然构成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并未随着税收收入的迅速增长而下降。这样，一方面税收收入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其他形式的收入并未相应下降，因此，企业负担的加重就可想而知了。从总体上讲，目前我国企业的负担过重，主要矛盾在于各种名目的税外收费过多、过乱，各种“升级”、“达标”等活动过滥。在许多地方和企业，企业非税负担的增加额和增长速度，都远远超过当期税收的增加额和增长速度，从而成为影响企业效益及投资能力的主要障碍。所以，目前与其把注意力放在相对比较规范的税收上，倒不如把重点放在各种非税收入的整顿方面，减少各种五花八门的乱收费、乱摊派，比减税更有助于企业利润预期的形成，增强企业投资的信心。

由于经济尚未进入靠内在动力推进的自主增长的轨道，加大国债投放的方向在近年内不会改变，这就为税制改革提供了足够的时间与空间调整。同时，随着国债发行规模的扩大，我国面临的财政风险也日益加大。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税收制度与现阶段经济运行之间的磨擦也日益加大，在极大程度上抑制了经济增长，可以讲，改革原有税制已势在必行。

实际上，现在我国面临的挑战不在于实施怎样的财政政策，而是来自于财政政策的制度方面，即预算制度是否能够有效地控制财政政策引发的风险。这一制度的基本框架包括对税收、支出、赤字和公债的严格控制。因此，未来的方向应该是“先立规矩后行动”，而且要加快这个步伐。

就2002年而言，由于短期内财政收入较前几年偏紧一些，而支出又有刚性和惯性效应，尽管农民和企业税费负担重，也很难在近期推出全面减税的政策。但这并不排除实施结构性调税措施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只要紧紧围绕搞活市场、增加内需、调节差别、提高效率来增减短期税收内容，对哪些限制竞争、抑制需求、扩大差别、影响效率的方面实行加税，而对哪些促进竞争、刺激需求、平抑差别、改进效率的方面实行减税，不仅不会显著地影响税收总量，而且有利于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和扩大需求。比如，个人所得税以800元为起征点已经20多年了，明显偏低，使得个人所得税成为了大众税，而并没有起到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作用或说作用不大。建议实行结构性调税政策，在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基础上，严格实施高额累进税制，大幅度提高高收入的课税率。这可达到稳定税收、实现公平、刺激大众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多方面的目的。同时，目前的农业税自给自足也要交税，它不是按市场交易量来计算的，而且人多地少的城郊农户赋税较轻，相反，人少地多的边远山区赋税较重，对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不利。可以考虑将这两、三百亿农业税减免掉，用别的办法来补偿财税的缺口。

第4篇：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范文

会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五项重点任务，进一步明确了保增长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强调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方向。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王晓红博士对《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表示，这次会议召开的背景与历年有所不同。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经济目前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护航。

货币供给取向转变

业内经济专家马志刚对《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表示，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再度启动。此政策的采用表明了中央对经济的信心和调控经济的积极态度。

“在财政政策方面，会议提出的结构性减税成为一大亮点。所谓结构性减税，指的是减税并不是单向的、全面的，而是有选择的。我国目前宏观税负水平虽然近年来有所增长，但总体水平并不高，因此并不存在大规模的减税空间。但现行的税负结构还是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投资与消费需求的增长，这势必影响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中鑫财经济分析师李剑峰对《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表示。

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我国近十多年来的首次，这意味着货币供给的取向将发生重大转变。其实，在今年下半年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后，货币政策已进行了灵活审慎的调整。9 月份之后，央行连续三次降低利率，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未来利率和准备金率还存在继续下调的空间。此外，关于近期备受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会议指出将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申银万国发放的关于宏观经济调查显示，关于政策刺激的效果评价，有52%的投资者认为政策短期有效长期无效，22%的投资者认为短期无效长期有效，19.8%的投资者认为作用很大，只有1.2%的投资者认为没有作用，还有5.3%的投资者认为说不清楚。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唐钧对《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表示，短期推动经济发展的调控，将主要偏向于明年的信贷额度可能不受限制。进一步的降息和数量型调节释放流动性的空间也更为扩大。而财政政策方面，早就进入议题的增值税改革和所得税调整也有望在年初形成决议。

资本流动性加强

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就是要以提振内需弥补外需的不足，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使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

盛世凯邦创业投资总裁刘嘉城对《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说，尽管政府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并追加4万亿来拉动经济增长，形成正向、积极的影响，短期内会刺激和导致经济基本在的好转；但长期来看，将仍然会面对产业竞争力不足，出口乏力，内需消费市场增长缓慢的不利局面，需要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作出更为重要的探索和提升。

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认为，许多人对中国的4万亿抱有重大信心，但是过去的经济有五架马车――出口、消费、投资、房地产和体制结构性的改革，今天五匹马换一匹马――财政开支，能够稳住经济增长就不错了。

第5篇：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范文

GDP：今年将GDP的目标定在8%，这是政府的偏好。这说明了政府并不希望将GDP定得太高，但实际上在过去30年中，每年正好实现8%的目标很少，大多时间实现的目标都超8%。同样，我认为今年GDP将达10%左右。

货币政策：今年的货币政策比去年复杂。去年的口号是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今年的口号是从紧，但我认为实际上并不是很紧。

财政政策：今年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1.05万亿主要为投资项目提高保障。

李迅雷（国泰君安证券公司总经济师、首席经济学家）：

GDP：政府主要出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政府希望经济能平稳发展；二是政府作为行政部门，希望能够完成目标，因此也不希望提得过高。

货币政策：比较正常，跟去年比有一个较大的增长，去年新增贷款5万亿元以上，而今年是7.5万亿。

财政政策：1.05万亿财政赤字使今年的财政预算比较宽松，延续了去年积极的财政政策。

汪涛（瑞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GDP：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几乎都是提8%，今年依然定为8%主要是经济转型与调结构的需要。

财政政策：去年财政赤字占GDP的2.8%，而今年财政赤字的增加，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另外，对于地方发债2000亿，我认为很多问题需要完善，包括谁来监督等。

徐斌（安邦首席宏观分析师）：

GDP：今年之所以保八，是按住经济增长幅度在“八”上不让它飙升，这也是“保八”！今年8%的目标其实是抑制经济高速增长，只要看看新增信贷指标只有7.5万亿就明白了，明摆着是紧缩。因为去年基建投资，今年不可能没有后期扫尾工程，还有其他行业因为商业信心回暖膨胀起来的投资，这样新增信贷规模达到10万亿，和去年持平才称得上不紧缩。

华生（经济学家、华侨大学校长）：

GDP：2009年在经济形势相当困难的时候，都取得了8.7%的经济增长率，今年提出实现8%的GDP增长率的目标，是适中的，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不过， 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存在过度依靠固定投资、消费拉动不畅的痼疾。在全球许多经济体都忙于“疗伤”的过程中，2010年是我国进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好时机。

左小蕾（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GDP：其实这个“8”也不是今年定的，前几年也如此，除了去年提出来是明确保8的目标，因为去年是金融危机特别情况。事实上，我认为，这个“8”的目标是一个指导性质，是一个上限的指导性质。因为中国有一个特点，地方政府如果把8%改成了9%，它可能要做到15%去。另外也是一个下限，跟去年“保8”有关系，中国的经济平稳增长，保证一定的就业水平。

王小广（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运行与发展研究室主任）：

GDP：我感觉去年的8%和今年的8%有不同之处：去年是我们保8%很困难，是在国内经济的内在调整也很凶的情况下，这个保8%确实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难。但今年实现8%的目标比较轻松，这是因为要调整结构的缘故。

我认为今年经济增长8%没有问题，外部的环境和去年我们政策的效应这可以给今年结构调整创造一个很大的空间，有利于加快结构调整。

庄健（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GDP：这个数据偏保守，完全可以实现，而保守的原因是为了顺利调结构。这一增长速度以目前的趋势来看，是很容易达到的，这传达出一个“经济调整的信号”，即速度放到第二位，质量将成为重点。

财政政策：我认为1.05万亿财政赤字水平并不高。虽然是比去年增加了，但是要考虑经济性增长，如果按财政赤字占GDP比重来看，是2.8%，如果按照GDP增长8%，CPI增长3%，它也在2.8% 左右，这在国际上是比较平衡的，低于欧盟3%的水平，这还是不错的。

陆满平（德邦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GDP：虽然我国这些年都提出了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但是一直过于在乎GDP的增长，导致对GDP的迷失和盲目崇拜。今年将GDP的目标依然定在8%，不再一味追求GDP的高速增长，符合目前我国的现状，同时也是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货币政策：今年市场流动性势必会相应紧缩。其实，从年初开始连续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到相关监管部门接连出台各项信贷政策，都已经释放出收紧市场流动性的信号。而此次确定今年的信贷目标之后，预计适当紧缩的趋势将延续今年整个年度。

第6篇：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范文

一、财政收支形势逐季回暖

2015年全年，我国面临着较为不利的财政收支形势，在“稳增长”的使命下，财政政策继续保持宽松，且以减税降费为特征。一方面面向短期，为了减轻财政收支压力，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盘活存量并用好增量、规范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一方面面向长期，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速推进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加强财政外交，积极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成立，为“稳增长”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打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在这样的政策和制度环境下，2015年我国财政收支形势呈现逐季回暖趋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6年的“稳增长”任务树立了重要抓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其五大政策支柱之一。

从统计数据看，201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口径增长5.8%，增幅比上年回落2.8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口径增长13.17%，增幅比上年升高5.5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赤字16200亿元，比上年增加2700亿元，增长20%。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口径下降15.9%，比上年低19.4个百分点；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口径下降12.7%，比上年低14.5个百分点。2016年第一季度，随着投资回升、工业回暖、房地产市场活跃、贸易形势向好，财政收支同比加速增长。从统计数据看，2016年第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6.5%，增幅比上年同期升高4.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15.4%，增幅比上年同期升高8.5个百分点；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增长4.6%，比上年同期高35个百分点，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下降9%，下降幅度同比收缩13.4个百分点。

二、亟待多方面调整

展望未来，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在多个方面作出调整。在政策方向上，依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在2015年近3200亿元税收减免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减税政策，分阶段落实赤字政策，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在支出政策上，继续大力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继续大力支持节能减排，继续大力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同时，大力支持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脱贫攻坚、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公立医院改革、优化公共服务等新的改革举措。

在收入政策上，重点是减税，但从税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看，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环境税等税制改革都具有增税效应特征，因此，减税空间主要还是集中在间接税领域。目前以减税为标签的“营改增”改革试点已经进入深水区，虽然已确定于2016年5月1日全面推开，但仍亟待突破技术瓶颈和财政减收压力，而当财政减收压力以财政赤字来肩负时，对债务风险和通货膨胀的管理就变得异常重要。在债务政策上，当前地方债发行和置换的进度并不理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关键的是财政部要求地方政府置换债券自发自还，债券风险被抬高，同时债券利率也被降低，收益不足以弥补风险，致使作为投资者的商业银行反应不够积极。另外，由于最高期限10年、加权平均期限6.45年的已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仍未与资本性项目的投资回收期相匹配。因此，需要采取措施，合理降低债券风险，合理提高债券利率，提高地方政府中长期债券的比重，提高债券期限的上限，满足地方政府对长期资金的融资需求。

在发挥财政政策杠杆作用上，对于PPP的发展，需进一步科学认识其内涵和外延，分析其在我国所能发挥的具体作用和可能存在的弊端，全面考虑地方政府当前和未来的财政承受能力、社会资本的选择、建立健全示范项目的跟踪指导、对口联系和动态调整机制等等，在完善制度的基础上，出台更为谨慎和规范的政策。对于财政金融合作，需进一步创新财政金融合作模式、扩大双方合作领域。目前，我国财政和金融的深度合作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均开始萌芽，二者合作的最大优势在于：积极财政政策将通过金融杠杆放大政策效果，这将是“稳增长”及今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有力抓手，需要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不断加深合作力度，以期发挥更大的效应。在对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上，目前相关优惠政策重出台、轻宣传和落实，不易达到预期效果。需将已出台的涉及小微企业的优惠财税政策系统梳理成册，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在财政、税务机关等相关网站上进行政策宣传，在政务大厅、自助办税终端、受托代征机构等相关地点的醒目位置张贴相关宣传材料，让小微企业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用足各项优惠政策。在制度建设层面，需以建立健全现代财政体制为依托，提升积极财政政策效能。现代财政体制可以作为最大程度提升财政政策效能的依托。

第7篇：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范文

    目前我国经济出现市场型过冷状态，直接表明我国的企业部门在市场机制的约束下，已拥有“过剩”的资源和要素，可以并且必须转用到政府部门上来了。因此，市场过冷的根本经济涵义就在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应从以往过多注重个人产品的生产，转到较大幅度地增加公共产品的供应上来，具体地看主要是应当较大幅度增加政府的预算支出。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起飞的阶段。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首先需要作好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等方面的先期准备；而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等，又是关系到我国能否赶上世界发展潮流和实现经济腾飞的根本问题。由于我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以增大个人产品的产量，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为首要目标，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也在基础设施等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欠债”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路不畅，电不明，水不足，话不通”等基础设施的不健全，已愈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离满足经济腾飞的需要仍还有很大的差距。

    这样，我国目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意义，就不仅是刺激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实现8％增长率的问题，更主要的还是通过财政政策的运作，调整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在GDP中的相对份额，从而为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打基础的问题。

    目前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国债大规模增发的背景下，国债的发行收入应基本上用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而不应用于填补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亏空，这应是我国财政避免陷入债务危机的基本前提。财政的经常性支出必须以经常性收入为来源，而国债作为财政的临时性和补充性的收入来源，显然不宜用于经常性开支，否则必将出现国债规模逐年递增的惯性膨胀状态，而使财政陷入债务危机之中。相反，基础设施等投资是财政的非经常性支出，其年度投资规模是可以依据当年经济的宏观景气状态而灵活地扩张和压缩，不仅可以产生有力的反经济周期的政策效应，而且当经济景气时还可以相应压缩债务发行规模，减少债务负担。此外，由于投资性支出将形成相应的国有资产，这就使得国家债务与国有资产形成对称状态，因而此时的国债具有“虚”国债的性质，这与被用于经常性支出而纯消耗的“实”国债，是有着根本差异的。

    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应伴之以财政管理上的严格“增收节支”。我国目前国债的发行收入有相当份额是用于填补经常性支出亏空的，其弊端人所共知，也一直在努力纠正，因而是有着很大的不得已性的。这就需要严格财政管理，通过增收节支，力求以税收等经常性收入去满足经常性支出的需要。此外，我国正在建立健全各项社会保险基金，各级财政是其主要的财力来源之一，但这是财政的经常性支出，因而是不能以国债和各级地方财政的准公债收入为来源的。但社会保险基金的建立又需要庞大的财力投入，这也需要严格加强财政管理，才能解决所需财力。

第8篇：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范文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全面提升财政工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怎样在发展观的指导下，准确把握国家宏观的财政政策导向，恰当运用财政分配职能，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放大”效应，更好地支持服务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认真思考：

一、把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服务全县大局的牢固基础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惟有发展才能解决民生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增加财政实力。在今年的全县经济工作会议上，县委、政府把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总要求概括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就业，强基础”，并提出了今年要突出抓好的七项重点工作。每一项工作都与财政工作息息相关，财政部门必须树立科学发展意识，增强服务于县委、政府中心工作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贯彻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振信心，以扩内需、保增长为主线，努力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贯彻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里既有政策研究和执行的问题，也有严格的规范管理和确保资金运行的有效安全问题。要及时更新、调整财政工作思路，转变不合理的思维定式和思维方法，改变原有的一些不适应形势发展的习惯做法，善于从宏观的角度去分析思考和把握问题，善于从全县大局出发来考虑财政工作。坚持理财为公、理财为民，把服务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与服务农村基层有机地结合起来。要实现从传统财政收支管理向现代财政精细化管理转变，从注重事后算帐、报帐向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事后监督的全过程管理转变，努力改变以往财政投入上存在的重“投”轻“管”和重“用”轻“效”的状况。财政资金一分一厘总关“民”，要摒弃一拨了之的做法，不仅要关注资金实体的拨入拨出，更应管当其时，促进财政资金在项目间、行业间和区域间的优化配置，强化财政资金以小博大的杠杆效应。要在财政资金的运用中，克服“崽花爷钱心不疼”的心态，做到政治帐、经济帐、效益账三账齐算，真正将国家财政资金视如己出，做到锱铢必较、分厘必计。只有科学的发展观，才能指导财政工作更好地服务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二、把运用财政政策工具作为促进全县发展的强力引擎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__年中央财政实施了以预算、税收、贴息、减费、增支、投资、国债、转移支付等“多工具”组合使用为特点的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县一级财政，相比中央和地方上级财政而言，宏观调控的力度和制定政策的空间虽小，但执行政策的空间较大。因此，县财政工作要把有效运用财政政策工具作为促进全县发展的强力引擎，科学的理财和用财。

一是要加大上争政策和资金力度。围绕中央“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抓改革、增活力，重民生、促和谐”的总要求，明确财政部长比较全面地阐述积极财政政策的“五项”内容，因地制宜的制定__产业规划，使__产业发展有的放矢，靶向准确，扩大上级对__支持的覆盖面，保证上争资金“网”下无漏“鱼”、上级财政政策享受“不漏项”。具体要从积极财政政策的“五项”内容上去认真领会。第一，要依据中央政府扩大公共投资9080亿元的政策，着力加强县内交通等基础设施重点建设项目。第二，要依据中央实行结构性减税5000亿元的政策，认真落实企业和居民税收减负，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第三，要依据促进消费需求的政策，落实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家电下乡及各类涉农补贴等政策，扩大县域城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第四，要依据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贯彻落实 “三农”支出和惠及民生的教育、卫生支出增长，促进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第五，是依据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大力推进和支持县内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建设项目。

二是要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要打破财政预算经费安排无基数的做法，因势调整县财政有限的资金投向，突出“两个转变”。第一，由微观型的“点”支持向宏观型的“面”支持转变。要从产业规划上突出投向，依据国家宏观产业发展规划，综合考虑县情，对国家鼓励发展的重要产业和领域给予投入倾斜，实现以财政投入促财力增长、以财政投入促结构优化、以财政投入促民生改善。第二，由直接支持向间接支持转变。财政支持要着重以政策倾斜、财政贴息、融资担保等形式引导信贷资本、民间资本流向政府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彰显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发挥财政资金“放大”效应。

三、把评价资金投入绩效作为提升资金效益的重要措施

强化资金投入绩效管理，力求资金运行规范和安全，是财政管理的重要内容，管理到位与否，关系到中央积极财政政策能否全面贯彻落实的重大问题。因此，开展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向投入要效益，也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求的需要。

一是在财政资金投入安排上，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属于关系民生的领域，就要有所为；而属于市场主体竞争性的领域，就要有所不为。为此，要力求做到两个倾斜：其一，向财源项目倾斜。打铁还须本身硬，__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贫困县，经济总量很小，要满足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需要，关键还得靠县级财力的脱胎换骨。要咬定财源建设不放松，通过技改贴息、以奖代补等间接投入形式，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乘数、放大”效应，激励工业企业深挖创新潜力，推动节能减排、高效生产。其二，向民生领域倾斜。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是政府财政最基本的职能要求，财政资金投入要突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多向公共领域投入，多谋民生福祉。

第9篇：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范文

发出保增长的强有力信号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出现大的起落，是促进科学发展的首要目标。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十项具体措施，中心目标在于“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受愈演愈烈的国际金融危机等影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9．9％，增速同比回落2．3个百分点，第三季度回落到9％，增速面临进一步下滑的风险。针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今年年中国家已将宏观调控任务调整为“保增长、控物价”。当前，“保增长”成为最重要任务。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就是要以扩大内需弥补外需的不足，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其中，今后两年多时间内约4万亿元新安排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最为直接。

扩大投资规模与优化结构并重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使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

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我国于1998年宣布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措施是增发长期建设国债，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对稳定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针对投资过热等问题，于2005年转而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此次财政政策从“稳健”转“积极”，意味着我国将再度加大财政支出，扩大投资规模，其政策力度大、效果直接，能有效刺激经济。

从十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可以看出，这次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但着眼于拉动经济增长，更强调了夯实基础、保障民生，体现了扩大投资与优化结构并举。此举既是解决当前问题的应急之策，更是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长远之计。

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合理扩大信贷规模

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就是要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2007年下半年，针对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我国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度宽松”，货币供给取向发生重大转变。其实，在今年年中货币政策已进行了灵活审慎的调整，9月份后央行连续三次降低利率，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为防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冲击，有必要及时灵活地调整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相关经济政策，力争把这场危机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央行新闻发言人李超此前已表示。

以投资带消费 以消费促增长

根据当前形势的发展，扩大内需已成经济工作重点。初步汇总，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灾后重建等方面建设，从今年四季度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我国去年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13.7万亿元，而这次仅两年多时间新安排的投资就达到约4万亿元，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十分明显。

扩大内需，眼前靠投资、长远靠消费。从十项措施可以看出，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为消费创造条件，而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加大扶贫开发力度等更是直接拉动消费的举措。以投资带消费、以消费促增长，成为扩大内需十项措施的一大亮点。

这次中央采取的扩大内需政策，将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避免重复建设；既有利于拉动当前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既能有效扩大投资，又能积极拉动消费。

百姓将从十项措施中受益

在这次公布的宏观经济政策重大调整中，改善民生被放在相当突出的位置。民生工程位列进一步扩大内需各项建设之首，通过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改善居民生活、增强消费能力，以拉动消费、促进发展的意图十分鲜明。

措施一：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

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也是建设内需驱动型经济的发动机。此次政策调整立足民生，旨在通过加大廉租住房建设等多种手段，进一步满足广大中低收入者的购房需求。同时将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对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改善民生将具有重要作用。

措施二：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加快搞好这些广大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活设施建设，全国广大农村将会呈现出新面貌。

措施三：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快城市电网改造。加快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既能发挥投资对经济直接拉动作用，为经济的长远发展夯实基础，又能为广大群众的出行提供更方便快捷的条件。

措施四：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财政投入，然而，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弱化、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现象仍然突出，文化教育事业仍需加快发展步伐。这次国家加大对这些方面的投入，必将使我国的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广大农村医疗卫生、教育落后的面貌有一个大的改观。

措施五：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重点防护林、天然林资源保护和林业生态恢复重建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要抓住这次宏观调控的机会，动员全体人民更加积极投身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让我们的祖国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

措施六：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

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目前，我国高技术制造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但与发达国家差距仍非常大，在全球的竞争力排名靠后。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新技术和服务业发展，是提升我国核心竞争力的需要。国家将加大这方面的支持力度，促进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努力让更多人就业和再就业，从而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措施七：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完成恢复重建主要任务需要3年左右时间，灾区群众真正实现安居乐业的道路仍然漫长。中央这次加快重建进度，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不仅有助于灾区经济加速恢复，更主要的是惠及广大灾区群众，提供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收入，帮助他们早日安居乐业。

措施八：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更多地要靠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广大农民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有助于释放他们的需求潜力。

措施九：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调整部分产品出口关税。这不仅减轻企业负担，增加企业利润，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扩大就业，职工也能更多地分享到企业的发展成果。

措施十：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中小企业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扩大信贷会刺激经济增长，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会拉动消费和投资，一举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