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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纳什均衡;斯坦克尔伯格均衡
一、引言
开放经济下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大,每个国家运用货币政策实现各自宏观经济目标的同时,必然会对别国产生溢出效应。由此,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历来就成为国际货币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与货币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亚货币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机。虽然以上这些国家危机爆发既有如经济结构、负债规模、负债比例、经济政策等内因,也有诸如国际贷款的盲目性、国际游资的冲击性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局限性等外因,但是,国家间缺少必要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对危机的产生尤其是加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2008年以来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为世界性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进入衰退阶段,各国央行应如何通过货币政策等工具的协调来使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走出衰退,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此背景下,从理论上证明国币货币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对于各国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理论分析
20世纪50年代末60代初,西方经济学家通过对国际经济相互依存问题(包括经济结构上相互依存、经济目标上相互依存、经济政策上相互依存和外生干扰上相互依存)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并成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重要依据。对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这一问题,较早研究出自Meade(1951)的文献,他在研究中明确指出国家之间会出现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冲突问题,这需要各国通过政策的协调来解决;其后Cooper(1968) 对国际经济政策相互依赖条件下的货币政策协调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从理论上指出国际间进行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为后来其他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Cooper在研究中指出,在开放经济下,由于各国在货币政策领域相互影响和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加深,一国实施货币政策在影响本国经济的同时还会影响他国经济即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一国通过改变货币政策所产生的效应经由国际市场传递其他国家,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属于人为效应;与之相对的是市场溢出效应也称为自然效应,指一国金融市场的异常波动可能波及国际金融市场,从而不能使其他国家在全球金融市场免疫),哈马达(Hamada,1974,1976,1979,1985)、米勒和萨曼(Miller and Salman,1985)、柯里和莱文(Currie and Levine,1985)等对此作了较早研究,其中,哈马达运用博弈论说明了两国模型中的政策协调过程并得出结论:两国之间的不合作类似于囚徒困境,会产生一个无效率的纳什均衡点。富兰克尔(Jeffery Frankel,1988)则对此理论进行了发展,他认为在各国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的同时,各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彼此的福利函数,因此必须通过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来降低整体福利损失。溢出效应主要可以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渠道进行传递:
贸易渠道:本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本国进口需求下降贸易伙伴外部需求下降;
资本渠道:本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本币利率水平下降本国资本流入他国资本外流产生意外性紧缩。
在这里,借助于Dornbush两国开放宏观经济静态模型,运用最优政策分析的方法讨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收益,从而说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分析方法中,最优政策分析是最重要的分析方法,它是在政策协调的相关变量明确的条件下,分析政策博弈的经济后果的一类研究。在最优政策分析的框架中,博弈方是各国政府或政策制定者,他们一般都有定义明确的政策目标偏好函数即效应损失函数,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明确的,博弈参与方的相互策略反应和策略选择是外生给定的,根据各国政府或政策制定者的决策可分为非合作式纳什均衡和合作式斯坦克尔伯格均衡,每个参与方是一个独立的人,按照最小化效用损失函数做出最优策略选择。模型假设:一是世界经济仅有两个国家即本国和外国,且它们是完全对称的(它们有相同的偏好和结构);二是只有两种商品,每个国家生产其中的一种,分别是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三是资本自由流动,本国与外国的债券完全替代;四是两国经济在遭受外部冲击之前均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其中,y表示本国实际产出,p表示本国价格水平,e表示间接标价法下的名义汇率,α表示本国商品价格和进口商品价格在本国消费价格水平中的相对重要性,m表示本国的名义货币供给,pc表示本国消费价格水平,i表示本国利率水平,u表示产量和通胀在效用损失中的相对重要性。此处,除利率外,模型中的变量都采用对数形式。另外,模型中的变量例如货币供应量、消费价格水平的值都指在遭受冲击时偏离充分就业水平的值,带星号的表示外国变量。这样,Dornbush两国宏观经济静态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y=λ(p*+e-p)-σi为商品市场均衡条件
m-p=yφ-βi为货币市场均衡条件
pc=(1-α)p+α(p-e)
U=y2+up2c
i=i*
当不存在冲击时,两国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即m=m*=0,有y=y*=pc=p*c=0,两国不存在政策协调问题;当存在对称的价格冲击时即p=p*=p0>0,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y=λe-σi①,y*=λe-σi*②, ①-②得y-y*=2λe③
又m-p=yφ-βi④,m*-p*=φy*-βi*⑤,④-⑤得m-m*=Φ(y-y*)⑥
即y-y*=1/[Φ(m-m*)],由③和⑥可得,e=(m-m*)/2λφ⑦
由④可得,i= (m-p-φy)/β⑧,将⑧代入y=λe-σi中可解得:
y=(2σφ+β)m/φ(2σφ+2β)-βm*/φ(2σφ+2β)-2σp0/(2σφ+2β)
令t1=(2σφ+β)/φ(2σφ+2β),t2=β/φ(2σφ+2β),y=t1m-t2m*-(t1-t2)p0,而y-y*=1/[φ(m-m*)],所以y*=t1m*-t2m-(t1-t2)p0
又pc=(1-α)p+α(p-e),p=p*=p0>0
所以pc=p0-αe=p0-α(m-m*)/2λφ,令r=-α/2λφ
则pc=p0+r(m-m*)
(一)非合作式纳什均衡
假设每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均在给定对方的政策选择下,独立选择自己的货币政策来最小化损失函数,其结果就是非合作纳什均衡。由于两国是完全对称的,只需以本国为例进行讨论:
minU=y2+up2c
s.t.y=t1m-t2m*-(t1-t2)p0
pc=p0+r(m-m*)
[t1m-t2m*-(t1-t2)p0]t1-ur[p0+r(m-m*)]=0
得m=(t1t2+ur2)m*/(t21+ur2)+(t1-t2-ur)p0/(t21+ur2),令
S1=(t1t2+ur2)/(t21+ur2) ,S2=(t1-t2-ur)/(t21+ur2)
则:m=t1m*+t2p0,为本国的纳什反应函数,即给定外界冲击时,能使本国损失达到最小化的本国货币供应量m的函数表达式,它是外国货币供应量m*的函数。同理,外国的纳什反应函数为m*=t1m+t2p0。经过多轮货币政策博弈,当两国实现纳什均衡时,由于两国完全对称,它们将减少相同的货币供应量。
令m=m*
由m=t1m*+t2p0和m=t1m*+t2p0,可得:
mN=y*N=(S1-S2-ur)p0/(S21+ur2)
yN=y*N=(S1-S2)(mN-p0)=-urp0/S1
表明当存在外部冲击而两国政策制定者不合作时,两国货币政策会过分紧缩,从而导致产出水平降低(yN
(二)合作式斯坦克尔伯格均衡
假设合作均衡等于由一个全球政策制定者采取的最优政策所取得的结果,则效用损失函数为W=σU+(1-σ)U*,其中,σ表示本国的讨价还价能力,由于两国完全对称,取σ=。
minW=U+(1-σ)U*
s.t.y=t1m-t2m*-(t1-t2)p0
y*=t1m*-t2m-(t1-t2)p0
pc=p0
(t1-t2)(m*+m)=(t1-t2)2p0,又
t1=(2σφ+β)m/φ(2σφ+2β),t2=β/φ(2σφ+2β)
显然t1≠t2,所以m*+m=2p0
而m*=m,得m*=m
=p0>mN=y*N=(S1-S2-ur)p0/(S21+ur2)
yc=y*c=0>yN=y*N=(S1-S2)(mN-p0)=-urp0/S1
因此,当两国实行货币政策合作时,其货币政策比非合作时的货币政策更为扩张,产出水平又回到充分就业时的均衡水平。可见,当两国遭受对称性外部冲击时,实行货币政策协调将会降低两国整体福利损失。
三、政策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贸易、投资和融资的程度不断加深,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足日趋严重,并且各国在货币领域还可能存在程度不一的政策冲突。因此,各国在货币领域开展政策协调成为一种趋势,有这些思路。
(一)加强各国信息交流
信息交流也是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基本方式之一,这种交流包括各国政府对当前汇率水平的看法、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经济运行机制和存在的问题、经济学家在为政府进行经济预测时所采用的经济计量模型等,这将有助于各国政府了解对方经济运行的特征和政策制定的原则,从而有利于求大同存小异,最终就某项货币政策达成协调。
(二)完善国际货币体系
在当前国际货币货币体系中,美元的主导地位使得它成为各国外汇储备中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美元币值的较小波动就会带来其他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的大幅波动,这会改变公众的汇率预期,加剧汇率波动,增加外汇市场的不稳定性,无益于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贸易和投融资的发展。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过程中,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一缺陷不可推卸责任。因此,改变旧的国际货币体系,增加广大发展国家在国际金融问题上的话语权,成为后危机时代人们普遍呼声之一,这将有利于各国在重大国际金融问题上形成共识并就政策协调达成一致。
(三)加强危机管理能力
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亚货币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机,已经说明IMF和相关国家在危机发生时不能进行有效地遏制,以至于危机不断向经济联系密切国家蔓延。因此,提高世界银行、IME等国际金融组织和协调参与国央行应对危机的共同救助能力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在2008年以来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中国人民银行、美联储、ECB等全球各大央行都相继实行了联合救市以遏制经济进一步衰退,并已初现成效,这就说明加强各国央行危机管理的协调能力十分必要。
(四)共同监管跨国资本
弗莱明在1962年就指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当资本自由流动时,本国货币政策是无效的,要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要么加强资本管制,要么放弃固定汇率制,实际上这已经体现了“三元悖论”。托宾在1972年建议各国共同协作,对短期资本征收统一的外汇交易税即所谓的托宾税,其理由在于:这样做不仅可以降低货币替代,而且还可以减少国际金融市场上短期资本流动规模的放大对汇率和本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麦金农在1982年指出,全球对现存的货币需求是稳定的,但由于货币替代,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就发生改变,其后果是既导致了货币市场的重新调整进而影响各国汇率水平,又增加了各国货币政策实施的难度,最终削弱了货币政策效力。因此,加强各国当局对跨国资本的共同监管也应成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内容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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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混合型通货膨胀;结构失衡;紧缩政策;扩大内需
[中图分类号] F12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10-0009-05
通货膨胀可以被描述为经济社会在一定时期内价格水平持续地和显著地上涨[1]。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各国都把价格稳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作为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的现象,通货膨胀不仅没有被消除,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在GDP连续五年以1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经济再度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威胁。
一、当前通货膨胀的形势及特点
由于价格的相对变化和变化时间的不一致性,温和的低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容忍的。许多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坚持这样的看法,温和的或爬行的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对产出和就业有扩大的效应。弗里德曼认为,最佳通货膨胀率应该是实际利率的负值。在欧元区和美国,中央银行所确定的通货膨胀目标是2%左右;在中国,公众的容忍度和央行的控制目标是3%左右。但是,在经历了连续几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以后,从2006年底开始,中国的CPI再度攀升。2007年3月, CPI涨幅突破3%的警戒线;到2007年7月,CPI增速达到5.6%,创出新高。2007年全年,CPI比上年累计同比上涨4.8%;进入2008年, CPI继续上升,1月CPI同比增长达到7.1 %,二月8.7 %,三月8.3 %。尽管下半年CPI有所回落,但大多数商品仍在高位运行或继续上涨。
当前的通货膨胀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发生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发生的时机与1994年和2003年的通货膨胀大体相似。二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依然是物价上涨的导火索。我国历次通胀都伴随着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二者总是相伴而来。三是当前的通货膨胀发生在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下。次贷危机、美元贬值、全球经济衰退、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可避免的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
二、影响当前通货膨胀的因素
当前通货膨胀的成因很复杂,既有成本推进的因素,又有需求拉动的因素;既有国内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不合理的因素,又有国际经济形势影响的因素。
成本推进的因素主要是全球石油、粮食及其他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扬。2008年2月,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有效突破每桶100美元的大关,连创新高,5月初已经突破了120美元。低油价时代的终结不仅加剧了人们对于能源短缺和高油价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而且,乙醇汽油等替代能源的开发进一步推高了玉米、小麦等粮食价格和大豆、花生等油料作物价格。国际市场的粮价上涨直接影响了国内的粮食价格,并形成相互推动,持续上涨的态势。粮食价格的波动逐渐向下游传导,以粮食为原料的食品和猪肉价格加速上涨,直接推动了CPI的上升。尽管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面是好的,但是由于国际原油、谷物、石油、食用植物油、矿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上涨,不仅推高了国内以此为原料的企业的生产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我国控制物价上涨的压力。除上述因素以外,推动成本上升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工资成本的提高。2007年,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短期内,部分企业尤其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成本增加,甚至超出了企业的承受能力。
需求对本次通货膨胀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资产价格的过度上涨。2007年,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上升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资产价格上升主要表现为股票和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扬。目前,尽管股票价格已经回落,但房地产价格仍居高不下,房价的飙升直接拉动了与此有关的钢铁、水泥、建材等相关行业投资的增长和价格的上升。作为中国供求失衡最突出的一个部门,房地产市场的过热对本次通货膨胀的产生和进一步恶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按照货币主义的观点,通货膨胀归根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供给的迅速增长才是通货膨胀的根源。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主要是因为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和现行的结售汇制度。截至2007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15,280亿美元。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和多年来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保持的双顺差格局。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削弱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一方面,央行不得不对增加的外汇储备按汇率投放等值的人民币;另一方面,为了抵消增加的货币供应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人民银行实行对冲政策,通过发行央票对冲增加的基础货币供应。在当前双顺差的格局下,央行已经无法控制基础货币的供应,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通货膨胀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复杂,最主要的是全球经济失衡和美元不断贬值的趋势以及2007年已经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中国现在所面对的人民币升值和通货膨胀压力,从全球的角度讲,都离不开美元被刻意贬值的结果。美国通过美元贬值向全球输出了通货膨胀压力,推动了国际市场上石油、矿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以及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
三、当前通货膨胀的类型及根源
确定通货膨胀的性质和类型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它直接关系到应该采取何种经济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以及政策的有效性。在现实生活中,单纯的需求拉动型和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是很难找到的。萨缪尔逊和索洛提出了“混合型通货膨胀”的概念,指由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共同起作用而引起的通货膨胀。
关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源,贝多广和朱晓莉(2007)认为,当汇率和资本流动都受到管制时,压抑的对外升值趋势会成为对内贬值的直接原因。对内贬值的概念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CPI上涨,而是包括资产价格膨胀在内的广义通货膨胀[2]。周其仁(2007)认为当下中国的通胀不是政府滥发钞票的结果,而是现有汇率形成机制容纳不下中国国际竞争力的表现。汇率低估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3]。余永定(2007,2008)也将人民币汇率低估、国际资本流入、外汇储备过多作为中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属于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4]。
目前导致我国目前物价上涨的因素是多重的,不仅仅是货币发行量过多的问题。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导致通货膨胀的包括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进等多种因素,当前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混合型” 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混合型的通货膨胀中,需求拉动的因素偏多一些。
作为经济社会一种常见的病态,通货膨胀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在物价上涨的表象下面,隐藏着经济制度的缺陷和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失衡,这才是当前通货膨胀的根源。
一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消费需求不足。尽管GDP连续5年以超过10%的速度高速增长,但是城镇居民和农民可支配收入却增长缓慢。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这种收入分配格局,造成长期以来内需不足,消费不振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二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某些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的短期利益,将土地和房地产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不遗余力的推动地价、房价的上升和房地产业发展;同时,在土地、税收等方面纷纷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大量招商引资。尽管在短期内带来了财政收入的增加和一时的繁荣,但增长的代价是环境恶化、资源过度消耗和贸易摩擦加剧。而房地产市场过热和外资的过多涌入正是当前通货膨胀的重要源头。
三是垄断力量对社会总体价格水平的影响。陈志武(2007)认为,普通民众并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经济增长的好处更多的分配给了政府和垄断性的国企。由于某些产品和服务缺乏竞争和人为的供应不足,其价格并未因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逐渐下降,而是显示出较强的刚性,这种现象在银行、石油、石化、铁路、电信、房地产等行业和部门表现的尤为突出。这种与民争利的利益集团的存在,使得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偏离最优,扭曲了价格形成机制。从表面上看,当前的通货膨胀是由于猪肉和食品价格上涨引发的,但在形成CPI的8大类商品篮子中,猪肉的权重是无法与房地产等产业相比的。
四、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困境
无论通货膨胀的近因是什么,通货膨胀都是一种疾病,一种危险时会致命的疾病,一种如果不及时治理,会毁掉整个社会的疾病(弗里德曼,1991)[5]。在通货膨胀扩散的过程中,整个经济社会都受到它的冲击和影响。一是中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支出大幅增加,生活质量下降。国家统计局的公报数据显示,2007年恩格尔系数相比2006年以来罕见上升。恩格尔系数上升,意味着在通货膨胀的冲击下,居民基本生活支出增加,福利下降。二是价格上升与通胀预期相互推动。价格上涨导致消费者不断增加的恐惧,而消费者的恐惧又反过来使物价上涨更快。通货膨胀的预期已经形成,并与价格上涨形成互相推动的格局。三是进一步扩大了已经十分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 0.465的历史高点,2007年突破0.48。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不仅抑制了消费需求,而且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四是由于货币的破坏力导致价格系统紊乱,打乱了市场机制的一切有效秩序,干扰了市场信号的传递并使信号失真,造成资源配置失调,降低经济效率并使经济陷于不稳定状态。
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形势的日益恶化,自2007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力求在降低通货膨胀率的同时,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政策实施一年多来,形势并没有明显的改善,CPI依然居高不下(2008年6月CPI增幅为7.9%),而且正在与PPI正在互相推动、一起上涨,通货膨胀的压力持续增加。
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不明显,一方面通货膨胀具有一定惯性,另一方面,当前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本身就有局限性。更重要的是,当前通货膨胀还具有输入性通货膨胀的特点,对于美国经济衰退、美元贬值和油价、粮价、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仅靠国内的经济政策是无法消除的。
财政政策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财政政策易松不易紧。由于中国的财政支出具有不对称性,即扩张容易、紧缩难,财政政策抑制经济过热的职能并没有充分发挥。一方面,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党政系统和公务员队伍,公务人员工资及其他各项费用支出不仅不会减少,而且会随着通货膨胀率的提高而增加;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财政政策还具有产业政策的职能,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项目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不可能减缓。此外,2008年是一个多事之年,年初南方发生雪灾,五月份四川发生地震,灾后的重建工作及即将举行的奥运会都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低于8%,便会带来就业等一系列问题。综上所述,可以预测,2008年中国的财政支出减少的可能性不大。
尽管已有的研究显示,在通货膨胀严重时期,货币政策的效果比较显著,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货币政策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6]。一是货币政策的作用主要用于反对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而对于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作用有限。由于本次通货膨胀属于混合型通货膨胀,对于推动物价上涨的成本推进的因素和国际传导的因素,如粮食价格、油价和工资等因素的上涨,货币政策无能为力。二是货币政策还有一定的外部时滞,中央银行通过变动货币供给量和利率来影响投资、收入和价格往往要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三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还受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例如,自去年以来,中央银行在继续对冲的同时,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以收紧银根。但此时,在住房危机、信贷危机与金融危机等三重危机的强力冲压下,为恢复公众信心和注入流动性,美联储已经多次降息。在中美存在利差和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推动下,国际热钱正加速流入中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冲的难度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外汇储备的增加和基础货币的供应不可控的情况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已经无法维持,物价上涨的源头也无法消除。
人民币升值无疑是紧缩的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2008年以来出口增速和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是,人民币升值的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一是造成国家外汇储备的巨额损失。二是导致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入,强化了其进一步升值的预期,加重了继续升值的压力。三是加大了出口企业的成本。人民币短时间内大幅升值削弱了中国自身的成本优势与竞争优势,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一些出口导向型外贸企业的成批倒闭、外企恶性抽逃资金的现象,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一旦出口减速,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就业问题、经济增长问题就会随之而来。因此,人民币升值也面临两难困境,快速升值还是缓慢升值?升值的幅度应该是多少?都不容易把握。
对冲政策是中央银行面对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不得已的被动选择,实行对冲政策的成本是高昂的。商业银行持有过多的央行票据,收益受到影响。而且,外汇储备的内生性是中央银行无法控制的,继续实行对冲政策可能会导致货币供给更大幅度的波动和经济的不稳定。
紧缩的货币政策影响广泛,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冲击,在执行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结构性的偏差。它的副作用是严重伤害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严重收缩国内企业的资金流。例如,在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其他利空因素的影响下, 沪深股市A股价格再遭重创,到2008年7月初跌幅已达60%以上,令大部分投资者财产急剧缩水,购买力降低。紧缩政策对企业的冲击更大,一些中小型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而言,不得不承受激增的生产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取消、贷款利率上调等,生产经营陷入困境,甚至破产倒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企业多数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它们的大量破产不仅造成有些地区经济衰退,而且带来严重的就业问题。而且,一刀切的紧缩政策刺激了地下金融的发展,对正常的金融秩序造成冲击。
综上所述,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经济制度的缺陷和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失衡,而当前紧缩的货币政策只是一种短期的微调措施,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因此不能寄予太高的希望。
五、通货膨胀形势展望及政策建议
2008年下半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将更加严峻,并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PPI的持续上涨。2008年5月,PPI增速达到8.2%,创下三年多来的新高。PPI正在通过流通领域传导到CPI。研究表明,PPI向CPI的传导有4~6个月的时滞。未来一段时期内国内PPI仍将维持在高位,CPI的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在继续加大。
二是全球能源、原材料和粮食价格仍在继续上涨。在目前国际原油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国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压力增大,虽然国家采取了一定的限价措施,但这种限制很难控制国内价格的上涨,只能使涨幅有所放缓而已。
三是在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预期不断强化,国际热钱仍在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四是房地产价格依然居高不下,价格泡沫破灭的风险依然很大。
通货膨胀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不仅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经过多年的发展以后依然很脆弱,而且再次对现有的发展方式敲响了警钟。
通货膨胀危害社会公平和稳定,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和坚持紧缩的货币政策不能有丝毫动摇。短期内,具体政策措施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汇率政策
汇率政策在反通货膨胀政策中发挥的作用,除了对总需求和失业总水平的间接作用以外,汇率还通过进口最终产品价格、国内可贸易品价格、进口中间产品价格三条不同渠道直接影响总体价格水平。尽管从短期来看人民币升值的效果取决于进出口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弹性,但是,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是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减少过多的贸易顺差、抑制国际热钱流入的必要措施。如何应对经济崛起时期的货币升值压力,德国的经验和日本的教训已经做出了最好的回答。为了改变货币政策腹背受敌的现状,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步伐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必须进一步减缓外汇储备增长势头,采取措施削减外汇储备存量。除了通过人民币升值减少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外,中国应扩大对技术、粮食、原材料以及其他资源类产品的进口,平衡国际收支,充实战略储备,平抑国内物价。
(二)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
由于本次通货膨胀属于混合型通货膨胀,依靠单一的货币政策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必须结合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以减轻紧缩的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冲击。财政政策主要应包括减税和增加转移支付,一方面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增加可支配收入和国内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完善社会保障,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减轻通货膨胀对他们生活的冲击。产业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引导和扶持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上。
(三)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是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源头,日本和美国的教训值得深思。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不仅仅是一个需求过度的问题,人为的供应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要保证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防范金融风险,必须打破政府、银行和房地产商的利益链条。一是降低地价,降低土地和房屋交易的各项税费,减少地方政府对卖地财政的依赖;二是增加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市场供应;三是在房屋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严格限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尤其是境外热钱和国内投机资金的炒作。
(四)能源和原材料
近年来,中国在能源和原材料方面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40%,中国也早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尽管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上涨和长期以来国内能源价格的扭曲使中国已经错过了理顺能源价格的最佳时机,油价上涨也会增加治理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理顺扭曲的价格机制仍是非常必要的。
(五)粮食
粮食价格上涨有其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因素,不应人为压制,农民生产农产品获得合理利润的要求应当被理解和尊重,靠价格扭曲牺牲农民利益得到的廉价农产品和物价稳定既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持久的。本轮全球农产品价格上涨,应使我们更加重视粮食安全,增加投入以提高农业生产力,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同时,建立保障系统缓解食品价格上涨对低收入者的压力。
(六)预期
预期主要包括通货膨胀预期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当前通货膨胀最令人担心的不是通货膨胀本身,而是公众日渐形成的通货膨胀预期(余永定,2008)[7]。通胀在无形之中剥夺全体人民的财产,引起预期的普遍混乱,增加交易费用。同时,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正吸引国际热钱源源不断的流入,抵消紧缩政策的有效性。预期一旦形成,便会不断的自我强化,很难消除。要消除预期,必须要树立公众对政策的信心,“树立对规则的信心比规则本身更重要”。政府要通过不断加息、增加转移支付和减税来稳定通胀预期。
面对不断涌入的国际热钱,我们应在加快人民币升值的同时,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中国的资本管制是有效的,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之前,资本管制不能轻易放弃。政府应密切关注和防范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国际热钱,最好出台政策在某些行业和领域对外资的流入进行限制,通过提高交易成本消减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在短期内,为了防范通货膨胀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措施并无法消除通货膨胀的根源。不解决制度的缺陷和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通货膨胀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挥之不去的阴影。而且,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治理的代价会越来越高。因此,必须在坚决治理通货膨胀的同时,加快推进市场体制改革,尽快纠正不合理的、扭曲的收入分配制度、税收制度、汇率制度、利率制度和土地制度等,通过结构调整扩大内需。长期政策主要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减税
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消费需求不足,不得不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这种结构性的失衡是无法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来纠正的。考虑到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需要,货币政策紧缩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尽量减轻对经济的负面冲击。为扩大消费需求,增加国民福利,扩大企业和个人抵抗通货膨胀的能力,
国家应大幅削减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真正改变国富民穷的局面。
(二)放开垄断行业的准入限制
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不解决,即使通货膨胀率能降下来,过剩的流动性仍会不时地对经济造成冲击。为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应抑制新的过剩的流动性产生;另一方面,应当积极为已经产生的过剩的流动性寻找出路。除了推动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资本市场以外,政府应当积极推进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步伐,放开准入限制,引导过剩的流动性流向实体经济。这样不仅可以通过竞争降低某些垄断性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减轻整个社会价格上涨的压力,而且可以优化经济结构,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三)完善金融体系
对于中国而言,在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三难问题中,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尤为重要,不能让货币政策沦为汇率政策的附庸。如果在放弃资本管制之前建立不起健康、完备的金融体系,持续、稳定的宏观经济增长便无法保证。货币当局必须通过制度建设,让利息率在货币政策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引导过剩的流动性向国际资本市场回流。
综上所述,当前的通货膨胀是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矛盾中暴露出来的一个方面,其背后所存在的问题要比其本身要严重得多。我们应该借助这一事件,认真的审视我们的经济制度和增长方式。通货膨胀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站在了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转变的十字路口。中国必须要完成这样一个转变,就是必须更多地依靠内需,依靠国内的消费,而不是靠投资和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真正改变那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对于中国而言,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会,机会永远大于挑战。借助于治理通货膨胀,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才是最重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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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ation and Dilemma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in China
Li Zhichuan
(Department of World Economy and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Beijing 100102, China)
关键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货币差额 流动性陷阱
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指由中央银行采用公开市场操作的方法来增加货币的供应,该方法可以视之为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出指定金额的货币,通俗的将就是问接的“印钞票”。其具体的操作手段是央行通过对公开市场进行操作,购入证券等,然后使得各个银行在央行所开设的结算账户中的资金增加,最终给整个银行体系注入新的流通性。
“量化宽松”中提到的“量化”主要是指对“创造”出的资金给出了定量的指标,而其中的“宽松”主要是指该手段将有效的减轻银行的资金压力。国家的中央银行通过对自己“凭空”创造出的资金加以利用,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政府的债券、借钱给接受存款的相关机构以及从银行购买资产等。这些手段和措施都将明显的降低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以及银行同业利率,导致银行只能拥有大量的只能获取极低利息的资产。通过这种手段,央行“迫使”银行更加愿意给客户提供贷款以或缺更多的利益回报,最终达到缓解市场资金压力的目标。
由于当银根出现松动,或者是所购买的资产随着通胀而出现贬值时,量化宽松将使得货币倾向于贬值。正是由于量化宽松有可能增加货币出现贬值,政府通常只在金融状况较差或者是在经历了通缩之后,短时间内才推出量化宽松的措施。
一、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
从本质上来看,美国两次采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从其根本目的和动机上来讲,很大程度上是在制造一个经济“泡沫”,而且是为别的国家制造这样一个“泡沫”。通过制造“泡沫”而形成需求,在短时问内形成的大量需求给美国的经济复苏带来了机会;从中期的发展观点来看,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以为美国创造一批新的就业,缓解国内金融危机给政府带来的压力;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引起美国发生结构性的变革。但是,在美国之外,尤其是一些新兴的经济体,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却是麻烦不断――热钱、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货币升值的巨大“泡沫”。
1.加剧全球贸易失衡,对我国出口贸易冲击巨大
全球货币差价与全球贸易失衡之间存在着一种反馈的循环关系。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进一步加快美元的贬值速度。而美元作为一种国际结算货币,其迅速的贬值必将导致全球流动性的泛滥,直接引起金融市场发生动荡,引发全球范围内的“货币贬值竞赛”,进一步加剧全球性的货币争端。而我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出口贸易,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将减低我国商品的竞争优势,给我国的出口贸易带来了极大的考验。贸易战争一旦爆发,各国都将设置贸易壁垒,引发新一轮的全球性贸易保护狂潮,给全球的经济带来极大的损失,将全球经济拉向崩溃的边缘,最终使得各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害。
2.导致我国通胀压力加剧,外汇购买能力下降
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表现出来的就是美元的发行将不再受到控制。同时,近年来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持续上涨,这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持续加大,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已经承担着美国所导致的持续的潜在恶性通胀及货币的无序贬值所造成的恶果。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但导致中国输入性通胀压力的不断增加,同时还犹豫中国有着巨额的外汇储备,这直接导致中国蒙受着巨大损失,时时刻刻都有大量的资金被“蒸发”。虽然央行可以通过采用推迟加息等措施来避免更多的热钱流入国内市场,但这却有可能引发资产泡沫及通货膨胀。同时,一方面面临着被要求本国货币进行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还要担心资金的流入会破坏本国经济的稳定,使得中国面对着一个进退两难的经济局面。
二、需要采取的针对性措施
1.采用提高准备金率等手段吸收对冲,加强监管
央行可以采用相对应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例如,针对入境的“热钱”,国家可以采用总量对冲的措施。即当有短期投机性的资金涌入,通过这一手段将之放入“池子”中,不让之渗透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实体当中去。待到其需要撤出时,再将之从“池子”里放出。通过这种手段能有效的减少“热钱”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而这里提到的这个池子,可以包括:央行通过货币政策等手段吸收对冲、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通过利率或者是汇率的衍生产品等。
2.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
究其根本,最为根本的方式时转变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式,通过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依靠国内市场的需求来拉动经济发展,这样才能进一步保证经济的健康性。为了实现这种转变,根据我国现实的国情来看,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提高中低收入家庭收入,老百姓手里有了钱才会考虑去消费。例如,加强全国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等措施。同时,对金融领域进行拓展,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要为农村地区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资产服务,通过增加对农村的资金投入,有效的减少城乡之间的差距,达到拉动农村地区内需的目的。
3.积极倡导新的经济秩序
我们应该联手更多的利益相关国家和地区,积极的在国际上倡导一个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改革行动,形成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三、结语
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我们应该积极的关注各国,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政策,分析其政策的真实意图,对之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才能有效的确保我国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日本 中国 可持续发展 启示
一、战后日本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
1、渐进式的贸易自由化
日本政府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并不是迅速全面开放国内市场,而是根据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状况,分阶段、有秩序、有计划地逐步开放,成熟一批开放一批,轻易不向外国开放未成熟的产业。依据本国产业的竞争力状况,1960年6月,日本政府制定了《贸易、外汇自由化大纲》,以渐进方式按不同商品、分阶段推行贸易自由化。其步骤如下:
首先,开放有助于降低国内有关产业生产成本的原材料商品,即早期自由化商品,包括生铁、普通钢等;
其次,开放日本已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商品,即近期自由化商品,包括特种钢、部分机床、铁合金等;
再者,开放通过产业扶植促进技术开发和产业合理化的产品,即需要过一段时间实行自由化的产品,包括开发中的机械、化工设备、重型电机、汽车等;
最后,开放对国内相关产业有严重影响、自由化困难的产品,主要是农产品。
2、逐步推行资本自由化
日本政府在资本自由化的过程中也是实行一种日本式的渐进式自由化,即采取尽量推迟特定产业自由化期限这种拖延战术式的产业政策。
第一,1967年7月,日本政府实行第一次资本自由化,规定外资比率为100%的自由化行业为17个,外资比率为50%以下的自由化行业为33个。大部分被指定为自由化的行业在日本企业有强大的竞争力,足以抑制外资企业进入的行业,或者是对外资企业没有吸引力的行业。
第二,到1973年第五次资本自由化时,原则上实现了100%的自由化,但实际上仍有所保留。
第三,日本政府这种谨慎的自由化政策给企业和社会留出了调整、适应以及准备的时间和余地,不至于在自由化的强大冲击下陷入崩溃。可以说,这是一种成功的保护性政策。
3、全方位改革关税体系
日本政府为发挥关税对国内战略产业的保护作用,于1961年和1962年对原有关税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
日本政府利用制定新的关税税率表,调控自由化的步伐来保护国内产业。修改关税税率,建立针对不同产业及不同生产加工程度征收不同关税的“倾斜关税结构”。引入特殊关税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日本可以在国内产业受到进口产品严重损害或面临这种危险时,征收紧急关税或采取关税配额,对超过配额的进口征收高额二次关税。日本还建立了混合关税制度、再出口减税制度、季节关税等,加强了关税制度的应变能力和限制作用,以此来保护国内产业。
日本政府除重视关税的产业保护机能外,也加强非关税壁垒的保护效能。日本的非关税壁垒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无明文规定,隐蔽性很强。如通过对外国进口商品规定苛刻的卫生、质量、环境标准等,限制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就船舶机械类中的内燃机进口而言,其设计、材料、制造工艺等都必须接受运输省的检查,并依据《船舶安全法》附带陆地试运行的义务。此外,日本政府还采取歧视性政府采购政策,严格控制外国商品进入。
4、培植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产业体系
(1)大力培植民族产业。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一国要想在世界上立足并保持不败;唯一途径就是适时有效地培育民族产业。1955年日本入关后,将重化工业作为重要民族产业加以培育,事实证明这的确是成功之举。培育民族产业并非普遍的均衡育成,而是从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战略高度,按不同发展时期的实际需要,有选择地培育拳头产业,然后再全面拉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优先确立钢铁、汽车和电子计算机三大行业作为战略产业予以重点培育。
(2)加大对其优势产业汽车工业的扶植。日本政府对产业的保护与培育在其对汽车工业的扶植上表现得最为典型。日本政府直到1965年10月绝大部分商品都实行了自由贸易的时候,才取消对成品轿车的进口限制,但对汽车引擎的进口限额并没有取消,轿车引擎的进口税也没有降低。日本政府在1965年前对汽车工业实行保护性封闭体制,如实行保护性关税和有利于国产汽车的物品税,实行外汇配额制度限制外国车进口,限制直接投资等,并对零部件生产厂家进行扶植。
(3)运用财政、金融政策扶植优势产业。日本政府在财政金融等方面也采取大量优惠措施,并通过完善公路设施对汽车工业实行间接扶持。日本汽车工业正是在保护和培育政策的有力扶植下,从零开始发展成为当今国际汽车市场上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我们十分清楚,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由于忽视进入世界技术领先国家行列后的体制和结构调整,丧失了利用新技术创新成果推动经济增长的机遇,使经济陷入了长期衰退和停滞不前。中国要借鉴日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时时想到我们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要不时地用自己的经济转型与日本的经济转型相比较,日本渐进式的宏观经济对策对中国借鉴意义重大。
二、日本经验对我国的主要启示
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应充分体现“政府的权威性计划协调”及“集体的协调性”。“政府的权威性计划协调”应主要体现在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上,而“集体的协调性”则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保证,这是对战后日本经验的总结。
中国要向日本学习,政府要积极干预并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职能,以此实现用“政府的权威性计划协调”减弱国际经济不利因素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冲击,进而达到宏观经济高效、稳定、快速的发展。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1、政府一定要在贸易、资本自由化进程中充分发挥宏观调控职能
在外部环境方面,政府要对在未来将成为支柱产业的国内产业,通过关税和非关税等措施给予积极保护,以此弱化来自外部的冲击。在内部环境方面,政府要通过强化法制,诱导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健全和完善各类体系的基础上,确保企业间的充分竞争。
2、政府要充分发挥权威协调作用
政府要通过各级职能部门发挥其组织、协调作用,制定和执行经济发展计划,指导国民经济有步骤地发展;根据不同阶段经济发展目标的不同和对国内外环境、主客观因素的分析,在经济战略和对外贸易体制的选择上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充分发挥权威协调作用。
3、政府在经济转型期要把握好开放与保护的度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阶段――在完成由传统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市场经济并不否认政府的宏观调控,相反,政府的有效指导和干预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有力保障。日本的经验表明,即使中国对外贸易体制向更开放的状况转变,在一些具体体制形式的选择、开放顺序的设计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套方面,仍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可以因时因地进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可以而且应该积极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处理好开放与保护的关系。具体地说:
第一,确定产业保护的重点,运用合理的产业保护措施,对本国产业进行保护与扶植;
第二,中国应对产业的比较优势与劣势进行客观的分析,制定出合理可行的贸易自由化时间表,按各种产业的发展阶段给予不同的保护政策和措施;
第三,对目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适当加大开放力度,放手让它们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竞争中得以提高和发展;
第四,对目前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幼稚产业),可设一定的保护期,逐渐加大开放力度,采取积极措施将其转化为优势产业。首先,要科学界定幼稚产业的内涵和范围,明确幼稚产业的发展应是与产业结构的优化相一致、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支柱作用的产业;其次,应科学界定对幼稚产业保护的实现和力度,制定阶段性保护目标;此外,在保护幼稚产业的同时要尽量避免负面效应;
第五,中国可以根据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各行业的具体条件和发展水平,确定需要保护的幼稚产业,即选择那些具有巨大需求潜力和一定基础的行业进行重点保护,对这些行业从研究与开发、投入、税收、信贷等方面加大政府扶植的力度。
4、要通过创新来加速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要大力培育民族产业,通过三种创新――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再创新,来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建立创新型国家。中国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按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中国应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才能获得比较利益。但这种产业结构类型已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形势,从长远考虑,旧的产业结构类型会阻碍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会逐渐消失,从而失去广大的国际市场,丧失更多的经济利益。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通过三种创新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以提升出口的贸易结构,增强精密制造业和重化工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在国际分工中获取竞争优势。
5、向日本学习,力求对国内企业保护手段多样化
中国应在实施贸易自由化或走向更开放的贸易体制的过程中,综合运用各种关税、非关税壁垒以及其他各种手段来实现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和扶植。采用立法来保护本国产业,加强法律手段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功能。
6、建立创新型国家才是强国之路
一定要吸取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由于忽视进入世界技术领先国家行列后的体制和结构调整,丧失了利用新技术创新成果推动经济增长的机遇,使经济陷入了长期衰退和停滞不前的教训。从长期来看,扩大开放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建立创新型国家,才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和成为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王梦魁主编:中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人民出版社,2004。
【关键词】金融危机 进出口贸易政策 调整措施
从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发展已经迅速的蔓延到全球,对于世界各国的经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次贷危机已经演变为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 受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金融危机冲击,世界经济正进入“严重低迷”时期。世界银行在《2009年全球经济展望》,预测,2008年全球GDP增长率为2.5%,2009年则进一步回落至0.9%,均大大低于2007年3.7%的增速。
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性市场震荡,使由发展中国家领跑的全球经济增长局面面临“极大不确定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大幅度放慢“难以避免”。此外,预计2009年世界贸易额将下降2.1%,为198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这对许多依靠出口驱动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将是沉重打击。金融危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和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就我国的进出口而言,金融危机的负面效应日渐显现,并仍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
一、2003-200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现状
根据海关统计,2008年全国进出口总值为25616.3亿美元,同比增长17.8%,其中:出口14285.5亿美元,增长17.2%;进口11330.9亿美元,增长18.5%。12月当月,全国进出口总值为1833.3亿美元,同比下降11.1%,其中:出口1111.6亿美元,下降2.8%;进口721.8亿美元,下降21.3%。
根据表1和表2中可以得出,对外贸易作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每年都保持较大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国际市场对于中国产品一直保持较强的需求。但是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进出口的每年增长速度变化不大,甚至在2008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
在对外贸易的地理结构上,美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07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仍保持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且与美第三大贸易伙伴墨西哥差距逐渐拉大。从贸易依存度的角度来看,近年来中美贸易的依存度不断上升,从1997年的5.4%上升到2006年的9.76%,2007年仍达8.95%,逐步形成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由此可见,我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较高,美国经济的波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较大。据美国商务部最新统计显示,2008年3月中美贸易逆差下跌至161亿美元,减少12.4%,创两年来最低水平。其中,美出口63亿美元,比上月增长10%;进口224亿美元,下降7%。根据以往贸易经验,美国消费下滑1个百分点,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就会下降5-6个百分点;如果美国消费下降3个百分点,经济步入衰退,中国对美的出口将会出现明显的下滑。随着美国外部需求的减少,我国出口多年来的高涨势头可能会面临终结。
二、金融危机下国际环境变化对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现实世界中,完全竞争是不存在的,更为常见的是具有规模经济的不完全竞争。次级贷危机,导致了美国在房地产行业和金融行业失业率的增加,伴随的股市大跌等效应引起了民众对经济信心的丧失,最终使消费支出减少。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具体每种商品的需求量的变化量,但我们可以大致的估计出市场规模缩小的影响。作为中国商品最重要的出口国之一,美国经济下滑和消费萎缩直接导致中国出口企业订单减少。
金融危机在直接影响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同时,还通过对欧盟、日本以及世界经济贸易产生影响,可能进一步减弱中国对欧盟、日本的出口增长。当前,欧元区经济增长前景趋淡,日本经济再度陷于停滞,新兴经济体增速高位回落,可能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对我国出口造成更大的外压。
金融危机加大了我国企业的出口风险。我国出口企业在与美国进口公司交易时,对方因资金周转困难,延长付款时间的现象比较常见。更有甚者,因为资金链断裂造成进口方公司破产,使国内出口企业货款无法收回,出口企业坏账数量急剧增加。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数据表明,2008年上半年,在一些省份该公司收到来自企业出口美国的报损案件及报损金额比去年同期增长几倍。金融危机使贸易保护主义加剧。金融危机使美欧经济增长前景担忧,企业销售下降、利润下降、开工不足、失业率上升,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对华反倾销、技术性、标准性、绿色的贸易保护手段会更加频繁出现。
总之,我国进出口企业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国金融危机短期内难以见底,并将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世界经济减速不可避免。这决定了在短期内外需将会继续减弱,我国企业出口的成本上涨,难度增加,风险提高,交易环境变差,以往出口的高速增长将难以为继,未来经济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环境中,出口企业惟有面对现实,积极调整,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应对危机,度过难关。
三、中国进出口贸易政策的调整
政策应当随着经济形势的改变而进行调整,才能有效的发挥政策的效应,促进经济的增长。从建国后我国的贸易政策从保护贸易政策,到国家统一领导和有限开放条件下的保护贸易政策,再到国家管理下的开放型的过渡时期贸易政策,到现在所实施更加开放的积极干预的自由贸易政策。这些政策的变化都是随着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的不同进行调整的结果。为了更好的应对金融危机,我们应当着手从以下几个思路调整进出口贸易政策。
1、进出口市场多元化
美国市场规模在持续的衰退,为了将损失降低,应当开拓新的出口市场,对于非洲、拉美市场的出口在增加,通过对于新兴市场的开拓弥补发达国家市场的下降,减少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同时可以利用这个时机降低对于美国市场的贸易依赖,有效的降低贸易风险。
2008年的数据也显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下降,很大程度上被其他市场消化了,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弥补了对美国出口的下降。目前,中国正在同亚洲、大洋洲、拉美、欧洲非洲的29个国家和地区建设12个自贸区,这些自由贸易区涵盖了中国外贸总额的1/4。相信随着我国自由贸易区网络的逐步形成,将增加贸易渠道,分散出口过度集中少数发达国家的风险。
2、数量庞大的中国出口企业正普遍面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银行贷款利率上涨、出口退税率下调、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困扰
出口产品提价的力度赶不上成本上涨的幅度,出现了企业不敢接出口订单的现象,中国产品在国外已经失去了价格优势。在此情况下,已经有一些出口企业采取了做强品牌转攻内销市场的策略,一旦成功,企业将摆脱在出口市场低价竞争的僵局。从宏观背景来看,我国经济结构也正在进行大的结构调整,扩大内需被提高到了与出口、投资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地位,出口企业加大投入转型做内销也就顺理成章。当然,这种转型决非易事,需要较高的资本投入、正确的策划、较强的执行能力。同样,也意味着要面临较大的转型风险,但有所作为总胜过坐以待毙。
3、加强境外投资
单纯以贸易方式扩大出口作用比较有限,并极易引起反倾销、反补贴等限制措施,增加贸易纠纷,以投资带动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当前次贷危机的影响有助于我国金融机构绕过市场准入门槛和并购壁垒,以相对合理的成本扩大在外国的金融投资,通过收购、参股和注资等手段加快实现国际化布局,政府在努力提升自身发展水平的同时为“走出去”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支持。一些国外知名企业拥有知名品牌和成熟强大的国际营销网络,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而这恰恰是中国企业所缺乏的,如果我国出口企业能够选择美国欧洲同行成功地并购,整合优质资源为我们所用,会极大地促进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金岭南投资2亿元人民币收购澳洲PEM公司是为一例。
4、加强国际经济协调,配合灵活的国内外经济政策,防止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
贸易保护主义不会主导世界经济,但贸易政策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美国虽然一直提倡自由贸易,但当其利益受损时,往往就会违反自由贸易的规则,以维护经济安全为由,以“公平贸易”代替“自由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利益造成严重损害。近年来,我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增长前景担忧,企业销售下降、利润下降、开工不足、失业率上升,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对华反倾销、技术性、标准性、绿色的贸易保护手段会更加频繁出现。为此,中国政府和企业应有预见性地做好应对措施,务实、有效化解中美贸易可能出现的纠纷。
【参考文献】
[1] 安妮、黄明欣、齐子磊:国际环境下的中国对外贸易改革[J].网络财富,2008(11).
(一)设置免税线
不少国家和地区对符合条件的小企业,根据其应纳税额或销售额大小设置免税线,或划定一个下限和上限,下限以下部分免税,下限和上限之间给予部分减免。一是实行免税,一些国家对于流转税额低于某一数量的潜在纳税人干脆实行免税,只对其购进征收增值税,如欧盟国家和拉丁美洲的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等国家。二是将免税线定得较高,一些欧盟国家如德国为年销售额12108美元;爱尔兰销售货物为48273美元/年,提供劳务为24136美元/年;希腊为7984美元/年;意大利为14825美元/年等,以上国家都在上述额度给予免税优惠。三是对小规模经营户实行特别简便的征税方法,如德国在制定免税线的同时,为了鼓励纳税人自觉纳税和降低管理成本,如果企业主的全部营业额和纳税总额,比上一年度低于1.75万欧元,且当年估计不超过5万欧元,则对其免征增值税。
(二)税率式减免
在增值税上,英国临时降低增值税税率,从2005年12月1日起至2009年12月31日止,税率从17.5%降为15%(欧盟规定的增值税标准税率的最低限),2010年1月1日其再恢复到原来的17.5%。日本在国内提供货物和劳务所需缴纳5%的增值税,出口为零税率,对于应税销售额或者劳务额低于4亿日元的纳税人可以选用简易的课税法,对批发销售按0.3%和劳务按1.2%固定税率征税。韩国增值税税制中并没有对小微企业采取免税的办法,而是实行以特殊税率征税,实际税负相当于普通纳税人的三分之一,根据不同行业而异。因此,低税率使得小微企业得到了实在的优惠。在企业所得税方面,美国在《经济复苏税法》中规定,对小微企业相关的资本收益税税率下调到20%,个人所得税率降低到25%,并且在2008年之后对小企业发生的经营亏损可以往前结转5年。而英国自2000年4月起,对小微企业年利润不足1万英镑的公司,给予所得税10%的税率优惠,从而使得小微企业有更大利润和发展空间。加拿大政府规定小企业的公司所得税率从2008年的19.5%降到2009年的19%,并规定在以后年度逐步降低,目前降为15%。
(三)新办小微企业减免
美国对新办小微企业的减免税主要体现在对于25人以下雇员的公司,对于具有经营目的,可实现费用全额扣除,其利润的纳税方式可按照一般的公司所得税法规定缴纳公司所得税,也可以选择“合伙企业”办法将利润作为股东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法国对新办的小微企业自2003年起取消公司所得税的附加税负担,而且自申请营业执照后免征前3年的公司所得税。韩国专门制定了有关小微企业的相关法律法规,对新办的小微企业所得税的优惠较大,自申请营业执照后前3年免征所得税,后2年减半征收,对于偏远农村的小微企业还可以减免财产税和注册税的优惠,对于因债务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的小微企业,政府还会为其提供税收减免。
(四)鼓励投资减免
很多国家在鼓励小微企业进行投资时,也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支持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比如美国税法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小型企业股本获益可以获得至少为期5年豁免5%的所得税优惠;同时对风投资金的60%免税,40%的风投资金还可以按减半征收所得税,另外,若小微企业的应纳税额少于2500美元,其税款可全额用于投资抵免,超过的部分最高抵免额限于超过部分的85%。同时对于在投资后的1-2年内新购置使用的固定资产提取高比例折旧,对某些设备在其使用年限初期实行一次性折旧。法国小微企业如果把获利所得用于再投资,可减按19%的税率征收公司所得税。对小企业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税前资本扣除比例从25%提高到40%。像英国则对投资规模在4万英镑以内的小微企业,其投资额60%可以免税。日本对小企业大型固定设备等给予特别折旧,比如对数控制造机械和工业用自动机械等采用初期折旧32%,同时给予购置成本的7%抵免所得税;对于节约能源或利用新能源的小企业,在设备折旧等方面给予较大的税收优惠,如购买或租借的设备,在使用的第一个纳税年度可以作30%的非正常折旧。韩国对小企业购进机器设备,则按购置价值的30%进行所得税抵免;对符合条件的小企业,在年底资产价值为20%以内设立的投资准备金,可以在税前扣除,但税前扣除的准备金应当从提取准备金以后第3年起分36个月作为实现利得分摊计回应纳所得税额。
二、国外小微企业税收征管政策
(一)支持非公司制小微企业发展
企业可以分为两类,公司制企业和非公司制企业,后者主要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个体经营企业等形式。从世界范围来看,非公司制企业是小微企业的主体。对于公司制企业,要征收公司所得税,并对股东从公司分的股息和利润要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公司不分配利润则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对于非公司制企业,无论公司是否分配利润,股东都需要按其应得数额缴纳个人所得税。按哪一种方式对企业和股东更优惠,取决于各国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设置与税基的确定。美国税法规定,小企业可以从两种纳税方法中任选一种:一是选择一般的公司所得税纳税方式,税率为15%~39%的超额累进税率;二是选择合伙企业纳税方式,即根据股东应得的份额并入股东的个人累进税率。雇员在25人以下的小企业,所得税按个人所得税税率缴纳。意大利公司制企业使用同一比例税率33%,而非公司制企业在2006年和2007年采用累进税43%的最高税率,同时也采用0.9%~1.9%不等的区域性和公共性税率。英国税法规定,在纳税年度内,大多数公司不能分期付款,而利润大于150万欧元的大企业可以分四期付款,非公司制企业则可分两期缴税。
(二)尽力为小微企业提供纳税服务
在几乎所有的国家,互联网是传播有关税收政策变化的最重要工具。一些国家举办研讨会(丹麦、爱沙尼亚、立陶宛、西班牙和瑞典)、举办培训课程(意大利)和订阅电子邮件(丹麦、奥地利),来告知和解释税收政策的变化。美国政府针对小企业开展了“小企业纳税人宣传教育计划”,通过讲座等方式,向小企业纳税人讲解包括账册凭证的保管、会计处理、纳税申报表的填写等与小企业有关的税收知识。法国给小微企业提供较为宽松的纳税环境,小企业在申请到营业执照后的前4年非故意所犯错误,可给予适当放宽缴纳的时间;税务机关对营业额或者毛收入不超过5万法郎的农业企业进行税务检查时,如果超过3个月,企业的纳税义务将得到自动免除。
(三)努力降低小微企业纳税成本
欧盟国家不断减低小微企业行政成本,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在欧盟国家申请创立新企业的平均审批时间由2007年的12天缩减到7天,申请手续费用则由485欧元下降到了399欧元。德国简化了与小企业有关的23项行政程序。意大利政府制定《小企业法案(SBA)》,并建立了由各部委、社团、企业组织、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的意大利成员组成的工作小组来监督实施该法案,有效降低行政管理成本。法国成立了税务委托管理中心,其主要职责是向小企业派遣专业会计人员,帮助小企业建立会计账目,提供信息、培训、数字统计等服务,参加管理中心的企业每年需缴纳1200法郎,比专门聘用会计人员价格便宜,还可享受20%的减免税。英国提高企业年度审计的起点,从2004年1月1日起,年营业额在560万英镑下的企业将免于政府规定的审计要求,而在此之前,审计起点为100万英镑。调整之后,免予审计的企业增加了69000家。
三、国外发展小微企业对我国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有益借鉴
(一)国外发展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共同点
各国对小微企业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虽不相同,但经过比较分析可总结出其具有的共同特点:(1)通过立法制定税收优惠政策。世界各国都有为数众多的小微企业,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创造了可观的生产总值。多数国家都通过立法来制定税收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将税收优惠提高到法律层次,具有相对的稳定性。(2)税收优惠政策涉及范围广。多数国家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贯穿了小微企业创办、发展、再投资、科技开发、甚至联合改组等各个环节,也涉及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等多个税种,内容较为系统。(3)税收优惠手段灵活多样。多数国家采用定期减免、降低税率、加速折旧、增加费用扣除、投资抵免、亏损抵补等多种税收优惠措施,大力促进小微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对新创办的企业,对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企业,税收优惠很多很细,使不同类型的各种企业都能得到税收政策的支持和鼓励。此外,还专门针对国际经济危机,制定了相关税收优惠,支持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二)国际经验对我国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有益借鉴
关键词:低碳政策;低碳经济;启示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在对资源和环境进行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造成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环境灾难,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大国,承担着节能减排和发展经济的双重责任,尤其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没有成功的先例。通过借鉴英美德三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经验,既发展经济,又保护环境,不失为一条捷径。
一、英、美、德三国的低碳经济概况
(一)英国低碳经济政策
低碳经济是由英国率先提出的,最早见于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2006年10月英国政府又《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斯特恩报告》,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主要措施有:提高能源效率;对电力等能源部门“去碳”;建立强有力的价格机制;全球联合对去碳高新技术进行研发和部署等。
2007年英国颁布了《气候变化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立法的国家。英国政府进一步表示,力求在2010年减排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20%,2050年减排60%。
为了保证低碳政策的顺利推广,英国政府推出了气候变化税。这实质上是一种“能源使用税”,计税依据是使用的煤炭、天然气和电能的数量,使用热电联产、可再生能源等则可减免税收。据测算,截至2010年英国每年可减少250多万吨的碳排放(相当于360万吨煤炭燃烧的排放量)。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英国初步形成了以政府政策为主导,市场运作为基础,以企业、公共部门和家庭为主体的“低碳经济”互动体系,成功突破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最初瓶颈,为英国实施低碳计划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美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
美国虽未签署《京都议定书》,但在政策措施上,积极倡导推动新能源产业。
奥巴马政府在其新能源政策中承诺,在未来10年内耗资1500亿美元刺激私人投资清洁能源;实施“总量控制和碳排放交易”计划,到205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水平的基础上降低80%。
为积极应对碳排放,奥巴马政府计划自2012年起,连续10年拨款150亿美元给环境署用于推广新能源市场化,未来10年建立起一支6450亿美元的能源基金,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清洁环境和推广可再生能源。美国各州政府还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分别制定了地方节能产品税收减免政策。能源部支持美国绿色建筑协会推行以节能为主旨的《绿色建筑评估体系》。
(三)德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
德国政府采取了限制性和激励性经济措施并举的做法,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环境保护。
自1994年起,德国政府把科技政策的支持重点集中在发展环境保护技术和能源技术上,并且出台了很多新的能源和环境政策,实行此项政策的结果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的能源消耗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断下降,德国逐步解决了工业化过程中的污染问题,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从2001年11月开始,德国对每千克含硫量超过50mg的汽油和柴油每升再加收1.53欧分生态税,从2003年1月起,将含硫量标准调整为每千克10mg,使超过该标准的汽油和柴油每升加收的生态税累计达到16.88欧分,此举使得德国一次能源消耗量不断下降。对于废水排放、固体废弃物倾倒引起的水污染,德国按照一定方式以废水的“污染单位”为基准,实行全国统一税率,并且每年的税率不断提高,每年的水污染税收入全部用于改善区域水质。德国政府从2003年1月1日开始,对无硫燃料征收的燃料税比含硫燃料的税率低1.5个百分点,在税收激励下,德国企业已经放弃使用含硫燃料。
2007年,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又在“高技术战略”框架下制定了气候保护高技术战略。根据这项战略,联邦教研部将在未来10年内额外投入10亿欧元用于气候保护技术的研发,德国工业界也相应投入一倍的资金用于开发气候保护技术。构成了对德国节能减排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综合分析,英美德三国所采取的措施包括以下几方面:制定有关气候保护和环境保护的法律,通过立法倡导环境保护行为;政府通过科技政策的倾斜、财政政策的支持、税收政策的调节等措施来支持低碳产业的发展;制定有关燃煤、燃油、汽车油耗、水污染控制等方面的国家标准;制定鼓励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给予资金和技术支持。这些措施的推行,有力地促进了这三国低碳产业的发展和低碳技术的研发;同时也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公众低碳理念的缺失
在物质生活极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在享受生活的同时,往往忽略对环境的保护,这既是生活陋习,更是低碳生活理念缺失所至,而个人低碳生活理念的形成是从一点一滴开始的一个漫长过程。倡导低碳理念、建设低碳社会,每一个人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
(二)我国能源结构的单一性
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我国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变的长期制约因素。煤是我国主要的能源资源,2007年生产煤25.26亿吨,占我国总能源的76.7%左右,当年世界产煤56亿吨,我国占32%,居世界首位(我国能源结构问题及解决对策研究)。据了解,目前全国85%的二氧化碳、90%的二氧化硫和73%的烟尘都是由燃煤排放的,我国已经形成了以煤炭为主、多种能源互补的能源结构,这种状况在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很难改变。而研发低碳燃煤技术,发展利用新型能源就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当务之急。
(三)我国低碳技术开发相对落后、并缺少相应技术标准
在低碳技术的研发上,我们起步晚,而且缺少成熟的技术标准。在低碳经济管理上,我们缺少一个成功的运营模式。如我国的重化工业发展比较迅速,水泥、钢材、电镀等高耗能行业含碳量非常高。如何实现这些行业的低碳生产,目前尚缺少一套成熟的标准。
(四)经济高速增长与节能减排的矛盾
长期来看,我国经济仍将继续增长,能源消费仍会稳步上升;短期来看,节能减排任务艰巨,需要大量地推广节能技术,强制性地限制减排总量,制定节能准入和落后产能退出机制。
三、解决我国低碳经济发展问题的应对措施
(一)政府通过制定法规和政策,制定低碳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推动低碳经济
政府出台鼓励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增加经济投入和资金支持力度,加大对低碳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的自主创新。在税收政策方面,对于一些高碳排放的企业加大征税力度,限制其碳排放;对于新兴的低碳企业,降低征税,出台相关的补贴政策。
(二)改变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鼓励发展清洁能源
政府出台鼓励新能源发展的政策措施,促进整体能源结构的改善。低碳经济不同于我国的传统经济,尤其是诸如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产业的应用,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也推动了资金、技术和人才的集中,形成了新的经济热点。借鉴国外的经验,如英国公布的发展“清洁煤炭”的计划草案,要求英国境内新设煤电厂必须首先提供具有碳捕捉和储存能力的证明,每个项目要有在10-15年内储存2000万吨二氧化碳的能力,政府同时对这些项目提供相关财政支持。
(三)低碳技术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核心
低碳技术的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我们应组织科技攻关,加紧技术研发,力争掌握一定规模的自主技术;同时,整合市场现有的低碳技术,加以推广和应用;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促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
(四)培养社会公众的低碳意识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简单又长期的任务,需要通过政府的引导,媒体的宣传,民间志愿服务等形式让人们接受低碳理念;要鼓励和引导人们采用低碳生活方式,如城市交通建设方面鼓励居民乘坐公共交通,少开私家车等。
四、结论
实现我们承诺的减排目标,发展低碳经济是唯一选择。通过对比分析三个国家发展低碳产业的情况,可以发现我们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的诸多不足;借鉴其发展经验,提出我们的发展措施,落实好这些措施,将让我们少走弯路,会让我们的经济发展得更加健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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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内部失衡;外部失衡;政策调整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2-0016-03
一、问题的提出
宏观经济失衡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存在着经常账户的大量逆差,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以及石油输出国保持了经常账户的大量顺差。对于中国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同时。多年来一直受到内外失衡问题的困扰。中国经济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过度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外部失衡则体现为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双顺差”,并且外汇储备持续积累。内外失衡并存的状况,不仅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后劲”,也使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更为复杂和困难。2011年全球金融危机已转变为如今的债务危机,面对日益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中国内外失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该如何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来缓解日益严重的内外失衡?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二、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的现状
(一)内部不平衡
通过选取样本区间为1978~2009年的储蓄率、投资率及消费率数据进行分析。从图1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投资率和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且两者走势高度相关,1978~1993年呈小幅波动上升趋势,但2000年以来两者大幅上升,储蓄率以年2%的速度增长,2009年中国储蓄率高达52%、投资率达47.7%。从1994年开始中国储蓄率一直高于投资率,且其差额不断扩大,1994年其差距为2.1%。而后扩大到2007年的8.8%,直至2008年由于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的4万亿元财政支出减缓了两者的差距扩大化。总体来说,中国高储蓄、高投资现状仍在持续,并且储蓄远超过投资。
另一方面,中国消费率却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总体消费率与私人消费率保持一致的波动,而公共消费率一直保持平稳的趋势,平均约为14.3%,故私人消费率的下降是造成中国总体消费率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1978~1992年中国消费率总体保持在60%以上,1992~2001年消费率先降后升,且在60%水平上下波动,这一时期的总体水平低于前一阶段的平均水平,在2002年以后中国消费率较快下降,以年均3%的速度持续下降,在2009年消费率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仅为48%。
由图1和图2比较得出,中国储蓄率、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变动趋势恰好相反,即表现为储蓄、投资不断上升而消费的不断下降,且近年来高储蓄、高投资及消费不足的格局还在不断形成并加强。
(二)外部不平衡
从表1中可看出,中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持续“双顺差”,其中2008~2009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面临外部需求下降的压力,使2009年经常项目差额下降至2611亿美元。自2010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贸易伙伴国家宏观经济走势发生变化,纷纷要求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政府施压,恶化了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2010年经常项目差额虽然有所上升,但仍然低于2008年。
持续的“双顺差”使得中国外汇储备不断积累。2001年之前中国外汇储备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78~1993年的规模较小阶段,1994~1997年的较快增长阶段,1998~2000年的缓慢增长阶段。从2001开始,中国外汇储备开始大幅增加,年均增长幅度达30%以上。如图3所示,2001年,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2,121.65亿美元,到2005年翻了4倍。2006年2月,中国外汇储备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在同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到2008年末达到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继续攀升,截至2011年第三季度,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当前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和不断攀升的外汇储备,是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最为突出的特点。
三、内外失衡的原因分析
(一)内外失衡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分析内外失衡问题,出发点在于宏观经济的基本恒等式:
Y=C+I+G+NX (1)
其中,Y表示国民收入,C表示消费,I表示国内投资,G表示政府支出,NX表示净出口。
对上式变形,Y-C-G=I+NX (2)
S=I+NX (3)
即国内储蓄等于国内私人投资加上净出口。宏观经济失衡表现为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两大类:内部失衡是指国内储蓄和投资的不平衡;外部失衡是指进口和出口的不平衡。国内已有学者对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其分析得出的结论一般是: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互相影响。一方面,内部失衡导致外部失衡,当国内储蓄S大于国内投资I时,过剩的国内产能会通过外部需求来消耗,也就是说,国内庞大的储蓄会相应转化成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另一方面,外部失衡引致内部失衡,净出口NX取决于汇率,若宏观经济政策导致本币汇率升值或被低估,那么净出口会受到影响,进而储蓄和投资都会受到扭曲。从上述等式还可以看出,内部失衡问题和外部失衡中的贸易顺差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外经济的不均衡实质上是国内经济运行不均衡的外在反映。如果储蓄率一定,那么,国内私人投资与净出口就像一对跷跷板,会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
(二)内部失衡的制度根源
在中国,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来掌握国有企业,垄断了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和经济资源,从而获取了市场的定价权。中国当前特殊的财税分配体制导致了政府收入与企业利润增长的正相关关系,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在全国推行“分灶吃饭”的财税体系。在这种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收入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当地经济发展越快,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就越多,地方政府可支配的预算规模越大,从而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和向本地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就越强。同时,与财政收入相联系国民生产总值(GDP)就成为度量地方各级政府官员的一个重要指标。为谋求经济上的发展来达到政治家职位升迁的目的,于是各级地方官员产生大力发展当地经济的强烈动机,并以各种方法竞相扩大投资。
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及财税体制的影响下,政府主导型下的企业投资必然会表现出极力扩张的趋势。企业扩大投资显然不能单纯依靠政府投入,还需要最大限度地依靠外资和提高居民储蓄水平。一方
面,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诱使大量外资的涌入,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消费观念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得人们保持了较高的储蓄率,最终形成了高投资、高储蓄和低消费的发展格局。因此,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与特殊的财税分配体制成为中国内部失衡的制度根源。
(三)外部失衡的深层原因
1 债务危机背景下的低利率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剧了中国的外部失衡。2011年全球金融危机已转变为债务危机,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继续实行低利率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导致全球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过剩。债务危机背景下,全球经济运行风险不断加大,同时中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流入,从而加剧了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使得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
2 经济转型背景下传统消费理念决定的内需不足导致外部失衡。总结国内学者对于消费不足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均;二是由于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三是预防性货币需求使得储蓄上升以及社会保障不完善。在经济转型中,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一直很高,这是中国消费受到制约的根本原因,而传统的消费观念也有重要的影响。高储蓄低消费的格局使得过剩的产能必须通过外部需求才得以平衡,相应的中国贸易账户长期保持顺差。
3 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积累了巨额顺差。20世纪90年代后,伴随着国际间产业的转移,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过程和资本密集产品的组装环节被转移到中国,并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出口贸易部门。中国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以来,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依靠出口拉动,并以加工贸易为主,低廉的要素成本使得中国出口品具有相对价格优势,形成了贸易账户顺差。
4 汇率的制度性扭曲和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与经济增长的持续上升,以及多年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积累,使得人民币币值坚挺,具有很强的升值压力。大量国际游资趁机进入中国套取人民币升值的利润。人民币缺乏调整弹性,央行被迫在外汇市场投放人民币以稳定汇率,又扩大了经济的流动性过剩,加剧了外部失衡。
四、应对内外失衡的政策调整
鉴于上述对中国内外失衡的现状及原因的分析,中国内外失衡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要从根本上解决内外失衡的局面,需要多方面的政策搭配,从多方面人手,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1 加快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制,促进居民消费增长。中国高储蓄低消费的现状虽受传统消费观念的一定影响,但主要归因于中国医疗、健康、教育和住房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通过完善这些领域的配套体系,将有助于增加总消费,改善过度储蓄的局面,最终增加国内需求。当然,考虑到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生活保障的合理标准。
2 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杜绝政府驱动型的投资模式。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健全中央与地方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杜绝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一旦切断了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方式,能使这种粗放式的投资方式转变到市场主导型的投资决策体制,从而提高投资效益,促进投资与消费的协调发展。
3 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公共支出政策。考虑到当前消费需求短期内难以得到实质上的提高,政府应转变支出结构,主要是考虑增加政府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改善相对落后地区中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及健康服务,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等。
4 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改善贸易失衡状况。调整完善进出口商品结构,实行进出口和内需并重的平衡贸易战略。对一些出口产品,比如稀土、农产品等实行出口配额管理,同时,减免最不发达国家进口产品关税。根据中国“十二五”时期扩大机电产品进口的促进战略,鼓励重大技术装备进口。另外还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中国外贸结构优化升级,这将有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促进中国经济长期平稳的可持续发展。
5 实行有管理的汇率调整,使人民币缓慢升值。人民币升值可以缓解内外失衡的程度,一方面,通过负向价格效应,对国内通货膨胀有缓解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减少出口增加进口,从而实现外部均衡。从长期看,需要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通过增强汇率弹性以及本外币政策相互协调,进一步发挥汇率在平衡国际收支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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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瑞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79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债务却超过了16.8万亿美元,比该国GDP总量还多1.1万亿。这相当于每个纳税人需要负债14.8万美元,或每一位美国公民负债5.32万美元。为何在资本市场屡破纪录的同时,美国政府债务却迅速膨胀呢?原因就在于债务调整政策的缺失。
2012年12月31日,美国国债达到16.4万亿的公共债务上限。随后,财政部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来避免债务违约,此举推迟了华盛顿政府做出艰难抉择的时间。分析人士最初预测,财政部玩弄此花招,会把问题解决的大限推迟至八月初。
但我认为可能还会更晚一些,主要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财政部在4月实现了1130亿美元的收支盈余;二、自3月1日起,美国自动减支政策开始生效,政府支出亦随之减少;三、房产金融巨头房利美、房地美将分别向政府偿还590亿美元和70亿美元。因此好消息是,在美国劳动节(9月第一个星期一)之前,公共债务上限无需提升,甚至有可能撑到10月1日;而坏消息则是,直到现在华盛顿政府也没有拿出任何解决财政困局的可行方案。
美国经济需要增长。但在未来几个月却存在下降风险,这主要是由于财政支出的自动削减和长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可以说,当前的“自动削减政策”,是在错误的时间、用错误的方式,选择了错误的侧重点。因为在最初的“官方福利”紧缩计划中,减少的是社会保障支出,但当前的紧缩重点却聚焦在政府支出上。
即便是此类紧缩,也采取了错误的方式。最初的运作思路是每增加1美元税收,就要减少2至3美元的财政支出。按照更为“均衡”的做法,相应的比例应当是1:4,这样更容易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另外,政策时机的选择也是错的。在经历了相对艰苦的四年后,美国经济终于出现一些乐观势头,但自动减支却导致美国在2013年失去数十万个工作岗位,经济增长方面的损失达到半个百分点以上。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长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4月,美国的失业率仍高达7.5%。在过去六年间,美国经济平均每月可提供18万个工作岗位。但若想有效降低失业率,这个数字需要达到20万至30万。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工作人口的比例已从2008年12月的62.7%下降到了58.6%。按照一种更为全面的失业统计法,美国目前有2200万人失业或就业不足。
因此,股市高歌猛进并不意味着经济恢复增长。倒不如说,美联储是在给华尔街摆下又一道盛宴。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初,美联储曾经把短期利率降低到接近于零。事实证明,此举仍不足以促成经济复苏,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迫不得已推出量化宽松(QE)政策。在此框架下,开始买入长期债券。
自2008年3月以来,仅美联储手中持有的债券,就已增至原来的三倍左右。同时,由于接连几轮的量化宽松,已经把名义利率打压到了通货膨胀率之下。实际负利率刺激了放贷与借贷规模的扩大,经济增长率也随之上升,但增速依然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