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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美国 中小学 道德教育 政策背景
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识码:A
1美国中小学教育对传统道德教育急切渴求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各界人士对中小学道德教育的问责要求越来越迫切。从本质上讲,问责是一种要求,要求中小学提供清楚的证据,证明他们为提高学生的道德教育作出的努力,从而使政府和公众了解中小学道德教育现状和取得的进步。然而事实证明美国中小学的道德教育并不健全。早在2300年前亚里士多德下了个定论:明确引导孩子们怎样成为有道德的人是必要的。人是需要教化的。亚里士多德培育有道德的孩子的原则在大部分西方国家是没有受到过质疑的,即使是当今关于亚里士多德教学方法也代表着培养孩子常识观念。但是在18世纪,亚里士多德的智慧直接受到启蒙哲学家卢梭自然教育理论的挑战。卢梭认为社会化将孩子美的天性泯灭,未教化乃使孩子自然善意优雅。此后一直沿用了卢梭的孩子自然属性理论,而把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需教化的思想抛在道德教育之外。
直至1999年4月,哥伦比亚高中(第七中学)发生了一起残忍的枪杀案,此悲剧给众人带来的不安可想而知。作案的是两个十五六岁的出自完整家庭并不贫穷的少年。这事件的发生,引发人们的深思。在这样的年龄阶段,来自完整家庭,并且是家庭条件并不差的环境的青少年为何在校园中对无辜人群做出类似于屠杀的事件?人们不断发问为什么是美国人?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在这里发生?卢梭价值自由的教育方式和理想化烂漫主义教育对美国正在文明化的粗野少年是一个失败的教育形式。校园枪击事件等类似此种暴力行为不断发生,使人们不得不关心校园道德风气,对教育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90年代开始直至今日大多数家长、教师、社区领导一再鼓励和支持传统的道德教育。由此人们急切的心声将传统道德教育喊回学校道德教育中。
2美国中小学道德教育对政策迫切需求
2.1将道德教育内容整合到学校教育中
为了保障中小学学校道德教育顺利健全地发展,联邦政府出台了有关道德教育的方针政策,还有具有权威性的团队也参与到道德教育体系的改进和完善中,如监督与课程开发协会专家组(An ASCD panel),在《学校生活中的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 in the Life of the School)一文中督促学校联合家长、大众媒体和社区规定并教授类似公正、利他主义、勤奋和尊重人格尊严的核心美德。文中还强调了 “学校不能忽视道德教育,它是学校教育的重中之重”“学校还应该教学生不同的基本的道德资源包括宗教”,还有“我们要托付学校建立和传达清晰寄予老师和督导以及管理者把自己当做道德教育者”、“道德教育可以是我们国家的活的遗产的一部分”等几个问题,旨在督促学校道德教育在遵循国家发展和青少年成长规律的前提下,突出道德教育文化化与生活化的基本特征。20世纪末在各种有权威的专家组和协会积极参与和互动下,道德教育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也给21世纪学校道德教育在校园中的顺利开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特别是中小学道德教育。“田纳西州山谷一神派普救说教会”(Tennessee valley Unitarian Universalist church)2008年秋制订的《青少年儿童宗教教育计划》( Children and youth Religious Education Program)宣称以“培养负责、积极参与、关心世界,致力于终生进步和精神认识,关注社会、环境和世界问题的公民”为使命的教学计划,在周日的上午,通过讲故事、唱歌、游戏、手工艺、服务等形式,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与年龄相称的如关爱、诚实、关心自我与他人、宗教知识和仪式、社区历史等主题的教育。将道德教育内容和条例融入现实与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好地完善道德教育。在教育教学体系中完成了道德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衔接。
2001年乔治W・布什政府签署的联邦法律――《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 Act)关于将世俗化的品格教育整合到学校教程和教学方法中。立法提到关怀、公民美德和公民权利、公正和公平、尊重、责任、信用、给予的素质。立法要求学校不仅在学生的学术表现上而且要在他们的品德上有所作为。美国道德教育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Moral Education, AME)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成立于1976年,其使命是为那些对于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道德方面感兴趣的专业人员提供一个跨学科的论坛。协会致力于促进交流、合作、培训、课程设置以及将道德理论与教育实践结合起来的研究。
2.2为学校道德教育提供资金保障
21世纪以来,为帮助学校改善道德教育现状,美国联邦政府主要是通过拨款方式来加强对州教育局的调控。联邦政府对州的资助,都是有其特定的项目和要求。如具有代表性的《1994年提高美国学校法案》,该法案每年给州教育机构批准每年总共10个基金用以实施和设计品格教育项目。项目由在美国教育部的安全和无毒学校赞助支持。此项目在确保了学校道德教育的顺利开展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2001年1月小布什公布了名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教育蓝图,其中提到支持品格教育,增加对各州和学区用于品格教育拨款的经费,以培训教师学会各种品格养成课程和活动引入课堂。美国开展新品格教育运动以来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并延续至今。例如,1987 年美国全国学校联合会向美国教育部提出“在公立学校塑造品格”的计划,1989 年布什总统亲自启动志愿者服务行动,第二年2 月他又签署了为 K -12的“国家和社会服务行动”( National Community Service Act) 提供基金的议案,1993年 3 月克林顿总统签署为“国家和社会真诚服务行动”( National and ational ServiceTrust Act) 提供基金的法律等等。
3小结
美国推进中小学道德教育对于维护美国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中小学道德教育是一种必要的政策工具或战略措施,它要达到以下两个目的:
3.1通过道德教育政策引导重塑中小学道德
道德教育政策是道德教育走进教学的坚强后盾,是道德教育在教学中顺利进行的保障。首先,因为政策的引导将道德教育内容很好地整合到教学;其次,有了政策的干预使道德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形式更加多样;最后,有道德教育政策的支持使得学校本位的道德教育成为可能。
3.2道德教育政策促进中小学学生全面发展
“少年强则国强”,国家的命运和希望寄托在青少年身上,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在中小学中实施健全的道德教育,让美国青少年自觉自然地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提升自己的内涵,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和谐发展。特别是“9.11”后,美国政府认真反思其对道德教育政策。
综上,中小学道德教育政策是美国政府实施道德教育的工具,其目的是通过对青少年各方面素质培养、提升科技和教育竞争力,实现美国综合国力永保前位,维护其国家的安定和谐以及领导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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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诸多作者均是长期从事货币权力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范式与我习惯的经济学思维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单纯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研究是一回事,考虑政治之后的实际政策选择往往是另一回事。这并不是简单的阴谋论所能解释的。对于从事国际经济事务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而言,这本书是理解当今世界的一个有益工具。
首先,该书有助于理解当代英美对外政策的基本思路。
2010年底开始,我所在的研究机构与中国有关部委建立了国际经济合作领域的长期工作机制。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协助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协调,如二十国集团(以下简称G20)合作、金砖国家合作等。接触政府间的经济协调活动初期,我十分不解为何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各类国家间经济政策协调对话(无论是G20会议还是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中,一直将失衡问题视为国际经济协调中的核心问题,并且从未停息过对中国人民币汇率的种种指责。
按照经济学常识,不可持续的国际收支失衡虽是一个国际问题,但也同样是一个国内问题。对于那些国内经济结构扭曲所导致的国际收支失衡,更加长效的治理方式是改善本国的经济环境和经济结构。为何美国一直揪着中国不放,而对真正亟待解决的涉及世界经济中长期经济发展环境的根本性问题热情不大?毕竟类似G20这种重要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论坛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全球层面的、新兴领域的重大经济治理合作问题,各国共商发展之道,而不应成为一个相互指责、推诿责任的平台。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将近4年的时间,不过现在手里的这本书能够很好地回答以上疑惑。
在处理经济发展与国际合作的关系问题上,中美大致遵循两种不同的路线。中国路线偏向于向内探寻提升的可能,通过不断地加强自身建设来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这种视角下,国际合作的主要目的一方面在于营造适宜于经济发展的开放稳定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在于助推国内的经济制度改革,使之更加适应当代经济社会的需求。例如2013年成立的上海自贸区和2015年成立的深圳前海自贸区都是中国探索新型对外经济制度改革的前沿试验区;2013年中国提出并引导建设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为了欧亚大陆经济体的进一步融合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2015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的声明》进一步深化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宣布人民币中间价开始遵循随行就市的市场化原则。
美国路线则偏向于将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归因于国外,并从外部寻找替罪羔羊。这种路线集中体现为其对外策略往往侧重于通过树立对立方的方式来暂时安抚民心。其国际合作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和维护有助于实现内部问题外部化的国际权力。本书第二章和第五章详细地剖析了国际货币权力的宏观基础及货币政策协调的实质。用作者的语言来说,1999年创建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使得在七国集团内部已经不足以完成美国转嫁调整成本或延续调整时间的政策目标。但是,由于G20国家差异巨大,再加上美国的国际货币权力已经有所减弱,因此美国在G20舞台上施展货币权术的能力受到极大约束。难怪美国对于G20的合作越来越缺乏耐心和兴趣。
其次,阅读本书时需要注意作者的立论基础。
以第二章为例,所涉及的两个基本假设体现了经济学研究逻辑与政治学研究逻辑的根本区别。第一个基本假设是在应对外部收支失衡时,一国已经实现了内部的收支平衡,因此,国内经济政策目标并不需要调整。从经济学角度而言,这显然不是全部的事实。国外失衡与国内失衡之间本身互为镜像,即过度的国际收支失衡实际也在表达国内经济的失衡。这些失衡有些是由于资源禀赋所致,如石油输出国等;有些则是其他扭曲性因素所造成的,例如鼓励消费的经济金融环境等。
本书的第二个基本假设是一国国内经济政策目标的独立性高于一切,因为它是自治权的唯一体现。因此,任何形式的受到外部影响的政策妥协(或偏离)都应被视为一种牺牲。众所周知,由于经济治理中常常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因此政策目标最后需要经由政治程序决定,并非纯粹由经济评估来决定。这也意味着,本书所提及的国内经济政策的自治权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经济理性。在这一假设下,所谓的国际经济协调仅仅是大国借以对其他国家经济政策安排实施影响的一个途径。
最后,本书提出了国际主导货币形成的关键因素。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作为经济发展的必要工具,货币的国际化发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根据本书作者的研究,如果希望真正成为一个国际主导货币通常需要有能力提供三类激励:贸易激励、金融激励和安全激励。贸易激励是指具有相对于其他国家更好的经济基本面特征以及紧密的贸易联系。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INE)即将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合约正是基于贸易激励实现的中国金融市场建设步骤。此举意味着中国在全球金融、能源以及大宗商品领域中的影响力可以被实现。考虑到中国市场对于原油的强大需求,此举将逐步侵蚀布伦特原油和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对于能源市场定价的重要性。
国际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为国际货币资本以及资本跨国流动等相关内容是如何影响世界经济的,另外,课程体系中还包含跨国企业与跨国银行的经营形式。该课程中,不仅包含政治与制度的相关经济学理论,还有企业管理、产业经济等相关内容,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课程不仅能够将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所面临的问题反映出来,还迎合了现阶段社会对经济相关人才的需求。该课程的具体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分析工具
对于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来说,用于课程分析的主要工具有两个,分别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在国际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其发展基础便是宏观与微观经济学,所以,国际经济学中的所有分析都离不开这两个工具。在国际经济学的课程体系中,也可以大致从宏观与微观角度划分,其中国际金融便属于宏观经济领域,而国际贸易则属于微观经济范畴。
(二)研究内容
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国际经济的复杂性与多变性也逐渐凸显出来,因此,在研究国际经济学的过程中,除了研究与分析微观领域中的国际贸易政策、贸易理论、贸易需求要素流动,以及宏观领域中的经济政策、货币制度等传统国际经济学问题,还需要突破传统的单一性研究模式,研究经济变化过程中的相关领域,从而让国际经济学更加适应世界经济发展。
(三)课程体系
国际经济学是一门系统的学科,与很多其他的经济学科都有很大联系,因此,想要学习好这门课程,就需要打好相关基础,在课程前期做好学习准备,学习一些货币银行学、经济学、金融学等课程,这样有助于以后对财政、投资、贸易等方面相关知识的学习。另外,这门课程与国际金融学以及国际投资学等以后要学习的课程也有很大联系,学好国际经济学,有利于后期课程的学习。
(四)教学要求
国际经济学还是一门逻辑性非常强的学科,在学习过程中,经常会运用到数学思想与数学模式,其理论体系也与数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数学素养与扎实的数学知识,如若不然,则很难真正了解与吃透国际经济学,学习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二、当前课程中的主要问题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迅猛,企业竞争力也有很大提升,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发展潜力非常巨大,外资的利用率也逐年增加,在千变万化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应用型本科院校想要培养出更有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就必须对原有课程进行全面分析,找出当前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以问题为基础,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当前《国际经济学》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教材定位问题
《国际经济学》中并不是单纯包括经济学知识,还涉及到投资学领域,属于一种交叉学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国际贸易越来越多,相应的,对国际资本管理与运用的人才也高度缺乏。所以,我国在一些高校中创设了《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以适应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国际经济学教材也开始陆续出版。但当前出版的绝大多数教材都更偏重理论性研究,教材中的案例非常少,对于本科生来说,这些经济学相关理论太过艰涩,如果没有案例做支撑,很难真正理解与掌握。
(二)内容设计问题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日益改变,对于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来说,也需要在内容上进行及时更新,如国际上的贸易机理、分工模型、贸易政策、收支调节等,都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国际投资形势与状态及时有效的反映出来。但现阶段很多应用型本科院校在设计《国际经济学》教学内容的过程中,却只是依照着传统教材,一部分院校的教学内容甚至停留在几十年前,这样的教学内容无法将最新的国际经济形势反映出来,也无法实现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目的。
(三)教学方法问题
《国际经济学》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性,还具有一定的实务性,需要与国际贸易、国际商务、国际管理、国际金融等学科相适应。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来说,应该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将一些理论知识淡化,着力突出课程的实用性。举例来说,在《国际经济学》中,国际投资理论是一节比较难理解的课程,单纯的讲授理论,不仅会让学生感觉枯燥乏味,学生也难以理解理论的真正含义,因此,教师可以运用案例教学法,通过案例,将真实的经济现象还原,帮助学生理解理论知识。另外,在讲授一些国际投资知识时,可以通过图表或数据对知识进行辅助说明,将抽象问题具象化,缩短学生的理解时间。但现阶段,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却很少运用这些方法,导致学生的学习效果欠佳。
(四)课程考核问题
当前绝大多数高校中的《国际经济学》还运用传统的考试形式进行课程考核,基本模式便是将平时表现与期末成绩相加。一般情况下,平时表现分为出勤与作业两部分,期末成绩便是单纯的分数决定。这样传统的考试形式很难将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激发出来,也无法体现出《国际经济学》的应用性特点,无益于学生相关能力的提升。
(五)教师素质问题
教授《国际经济学》课程的教师,需要具备良好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与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在当前的很多高校中,教师虽然具备较高的理论基础,但实践经验却相对欠缺,教师没有在外贸企业工作与实践的经验,空有理论,却无法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实际的经济工作没有全面认识。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教师在进行案例教学的过程中,也无法做到与实际相联系,削弱了教学效果。
三、课程教学改革的主要方法
我国现阶段的《国际经济学》课程急需改革,以适应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应用性人才。因此,针对当前课程在以上几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本文提出一些改革的主要方法,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一)重新定位教材
应用型本科院校想要培养出更多应用型人才,就需要对教材进行重新定位,对于《国际经济学》来说,相关教材不仅要有经济学知识,还要与管理学知识相联系。教材需要重视基础知识,整体思路需要由浅入深,再深入浅出,在理论部分,除了必要的理论介绍,还需要运用图表等具体形式加以说明,帮助学生理解。同时,在授课过程中,教材还要将理论与案例相结合,并保证案例的新颖与生动,最好能够与实际生活相联系,以引起学生共鸣。另外,设置一些“知识拓展”等板块,丰富学生的知识体系。
(二)更新教学内容
《国际经济学》教学的重点内容在于“国际贸易理论与相关政策”,而课程的难点内容在于通过数学模型方式,对这些理论与政策进行阐述,因此,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讲解这方面内容。如果学生的数学基础较好,可以对数学模型进行比较深刻的讲解,让学生能够充分理解其前提、论证、结论等方面,并以此为基础,对数学模型中所蕴含的经济含义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如果学生的数学基础一般,则需要着重讲解数学模型的基本原理与概念。当前我国经济已经步入换挡期,因此,《国际经济学》的课程内容需要以我国实际情况为基础进行更新,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更新教学内容、提升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各方面能力。现阶段,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但教材无法实时进行更新,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时刻关注进一阶段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方向,并在教学时及时将新的经济内容与数据引入到教学中来。举例来说,在“国际贸易理论”一节中,教师需要将当前新的思想与理论介绍给学生;如在“欧盟经济一体化”一节中,需要及时的更新新的相关数据,并向学生讲解欧盟当前的发展情况。
(三)改革教学方法
由于这门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理论,还要考虑实务,充分重视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程度。而通过案例教学法与现代教学手段的运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教学效果。
1.案例教学法
在课堂上运用这种方法进行教学,需要教师对国际热点进行实时关注,并将其与教学内容相结合,通过各种渠道查阅大量文献,在这些资料中挑选典型案例,还要针对案例设计一些问题。举例来说,在“跨国并购风险”的相关问题中,便可以举2009-2010年间的海外并购热潮为例,并提出并购热潮产生的原因、海外并购的特点、不同企业并购产生的不同结果等问题,并组织学生讨论,最后总结,以培养学生的问题分析、独立思考、团队协作等相关能力。
2.多媒体教学法
该课程的信息量相对较大,在教学过程中,比较适合运用多媒体方式进行教学,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将课堂内容以更生动的形式传达给学生,更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教师也可以提出一个问题,让学生自己制作一个幻灯片,并在课堂上拿出一些时间,让学生自己讲解。举例来说,让学生制作跨国公司家乐福在中国的发展的幻灯片,并以此为基础,论述跨国公司的本地化战略,以及其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四)运用综合考评
对于《国际经济学》这一实用型学科而言,单纯的试卷考试是无法真正对学生成绩进行评定的。因此,可以将笔试作为考核的一个组成部分,并缩小其占总成绩的比例,加入案例讨论、论文、作业、出勤等多方面因素,对学生进行综合化评定,通过“考”和“评”的结合,才能全面的对学生进行评价,让教师全面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五)提升教师水平
应用型本科院校应该鼓励教师增加自身的实践经验,具体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提升教师实践能力,学校可以与相关企业相联系,将教师送入企业中的国际经济部门进行学习,如外贸部、金融部等,教师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夯实自身的理论基础知识,也能够通过理论,与实际情况联系起来,有利于以后教学。另外,学校还可以聘请一些经验丰富的人员来学校做兼职教师,以弥补教师队伍缺乏实践经验的不足。
四、结束语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核心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1997),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1995)。虽然在欧盟的财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接成为了国际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董勤发,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FiscalCoordina2tion)、财政同盟(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FiscalIntegration)。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①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1997),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并成为国际投资的阻碍,因此,要从制定更权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资制度和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及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柳剑平等,2005)。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2000),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核心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
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国独立分散决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减低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各国和区域经济的稳定运行,获得经济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利益,只是这种协调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国政策的自主性。区域财政协调的理论分析指出,协调政策会减小针对繁荣或萧条的财政扩张或收缩的溢出效应;在协调计划中,任何国家的财政扩张或收缩都应该考虑伙伴国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它要求伙伴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相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的协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既包括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又包括区域内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而狭义主要是指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即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机制和方式来实现财政政策的协调。从政策协调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全面协调及联合行动等层次;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相机性协调和规则性协调两种。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区域财政政策协调还涉及到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它们共同构成区域宏观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释:
①马斯格雷夫教授从财政的国际协调和发展财政两个方面概括和总结了国际财政的基本内容;而董勤发则是结合财政的经济职能从国际财政合作形式的角度来构建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
②区域有不同的层次划分,区域财政也多以行政区划确立的社会、政治、经济区域为研究对象,但本文所论之区域指的是国际区域,国际区域财政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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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学课程是教育部所确定的高校经济类专业的核心课程,它主要研究在国际环境下资源的配置、利用问题,并解释国际经济一般效应与规律,以及合理的国际经济政策制定。这门课程兼具理论与实际,有国际通用性、外向性强的特点。在国际经济学教学中使用双语教学模式,有助于学生对源自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知本文由收集整理识进行更深层次、更精确地获取和理解,使其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国际先进教学理念,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及语言沟通能力,成为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型复合型高等人才。
一、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实践中的主要问题探析
(一)学生学习过程中认知负荷的应对问题
由澳大利亚心理学家john sweller提出的认知负荷理论认为外界信息被学习者关注后进入工作记忆,信息处理开始,认知负荷由此产生。它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工作记忆进行信息存储、加工和提取等智力活动的总数量。信息过多会使工作记忆超载而降低信息处理率。其中内在认知负荷指工作记忆对学习材料所含信息的数量及其交互性进行认知加工所产生的负荷,与学习材料的难度和学习者的认知水平相关。而外在认知负荷与学习材料的呈现方式有关,是教学设计的结果。
国际经济学是门模型多,经济学基础要求高,逻辑性强的课程,根据笔者的经验,即使是使用母语教学,学生也需要一定时间才能理解透彻,即课程本身所产生的内在认知负荷相对是较高的。而双语教学使用第二语言呈现学习材料,无疑加大了学生的外在认知负荷。在应对双语教学认知负荷时,学生经常出现行为失衡,学习目标偏离的情况,主要表现如花费大量时间学习语言而忽视专业知识的掌握、理解;或者产生抵触情绪,脱离课堂,自学国际经济学,极端的甚至丧失学习兴趣,逃避、放弃课程学习。其中原因有很多,如学生对教学目标的理解偏移,认为双语教学只是为了学习专业英语,掌握经济学词汇、术语的英语表达;学生英语水平不够,不得不加强语言学习;教师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英语要求过于严格,间接抑制了其对课程本身的兴趣等。毫无疑问,学生对双语教学认知负荷应对失当将导致教学的失败。
(二)双语教学模式的具体设计问题
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模式的具体设计主要有教材选择、课堂教学设计、学习效果考核三方面的问题。首先是教材的选择,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都将围绕教材进行,教材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学模式的设计。目前双语教材有几种选择,如选择原版国外教材、选择国外教材同时使用国内教材作为辅助、选用国内编辑过的外文教材,如清华版、东北财大版的国际经济学,或者自编教材,这几种选择各有利弊。国外教材英语写作原汁原味,出版周期短,更新快,反应学科前沿且案例、内容丰富,但普遍反映价格昂贵,“大部头”携带不方便,阅读量大,案例与国内现实脱离,不便于学生理解;外文加中文教材辅助有助于学生理解复杂的经济模型,但很容易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不自觉地把国内教材当成主教材;编辑过的原版教材比较理想,内容简约,篇幅适当,美中不足的是对原有教材的框架体系有所破坏。
其次是课堂教学设计,教学设计首先要考虑的是语言使用问题,在什么环节选择中文或外语,使用的量如何经常困扰教师。有的教师授课采用先用英语,然后再用中文重复讲解的模式,有的教师为了创造“沉浸式”语言环境,全盘使用外语教学,只在极少时间使用中文讲解。实践表明这两种模式的效果都不理想,前者占用课时较多,后者学生学习压力大,理解较差。第二个教学设计所要考虑的是与学生的互动设计,双语教学之所以能提升学生的第二语言思维能力,教学中的互动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课堂教学中的互动限于人数与课时,“眼神交流”居于首位,语言交流一般只能通过小问题问答完成,并非所有同学都能参与,而分组讨论不方便,此外还有学生搭便车心理严重。
再次是学习效果考核问题,多数文献都提出在成绩考核时适当加大平时成绩的比重,不提倡只凭期末考试定成绩,不过在试题设计方面不同的教师却有不同的观点,有的指出要采用全英语试卷,并要求论述分析采用英语对答,以期增加学生提高自身英语综合思考及写作的能力;有的则提出应以中英文混合试卷为宜,名词解释、选择要求英文作答,而论述、分析则可用中文,如此减轻学生的考试压力,充分发挥其综合分析能力,不同的试题设计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反映效果是不同的,同时为应对考试,学生在学习、复习中也将做不同的努力。
(三)双语教学中教师的压力问题
从事双语教学,教师压力较传统教学大。无论是备课、课堂教学还是课后学生指导,工作量都将增加。还有另一个原因,即教师自身能力问题,毫无疑问,许多授课教师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双语教学培训,也缺乏英语生活环境的“沉浸”,如此必须花费许多精力自我提高,特别是刚开始双语教学模式探索时,压力则更加巨大,影响工作效率甚至导致放弃。
以上三方面问题对课程教学实际效果的影响非常大,在课程教学得到新平衡及协调解决,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国际经济学》双语课程的应对策略。
二、完善《国际经济学》双语课程建设的策略
(一)明确双语课程教学目的
国际经济学教学的主要目标是使学生掌握、理解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等《国际经济学》教学大纲的内容,并能以经济学专业的水平加以理解和运用,而双语教学给学生创造学习和使用第二语言的空间,让学生通过使用母语和第二语言进行思维,更方便阅读资料,提升科研学术水平,并在此基础上使其形成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双语模式是为更好地达成国际经济学教学根本目标而服务的。不仅是教师,学生对双语教学目的也要明确,特别在教学过程中,这种认识更是要持续强化。其实际意义在于,在面对教学各环节出现难以平衡的矛盾时,有最终取舍的依据。如学生的英语基础的确较差,难以适应全英语教学时,可以适当在重点难点部分使用中文,同时对于学生课堂交流也并不一定要求完全使用英语,特别是对于某些学生在口语表达方面的语法、用词,不应要求过度,只进行适当提示即可;对于学生而言,要让其明白双语教学不是语言学习,特别在课外阅读时,某些大篇幅案例材料不必花费太多时间,只要明白意思即可。
(二)合适的激励机制设计
这里的激励机制包含对教师与学生的激励。目前对教师的激励一般体现在给予课程课时系数增加方面,但其实教师的激励还可在其他很多方面,如适当降低双语教学初期的教学评估要求减少教师教学摸索过程的压力;再如教学资源的支持方面,给予适当的经费支持;在教师培训方面增加教师学习、交流的机会;在课程安排上减少教师承担其他课程教学任务等等,这些都是双语教学过程中可以考虑的。对于学生的激励则应当注重引导,相互尊重、理解,在让其了解双语教学可获得的收益,运用“参与式”教学,激发学生兴趣,让其主动参与甚至提出教学设计,在课堂多注意对学生的肯定、鼓励,也可适当在课外组织活动,创设英语学习氛围。特别要注意双向交流,对于学生遇到的问题、困惑提供及时的帮助、解答,特别是学习方法的指导,如双语教学特别注重的预习与课后准备所需方法。这里教师可考虑利用网络平台的优势特点,设计国际经济学学习网络平台,促进资源共享、沟通交流,增强学生兴趣,提供及时反馈,形成有效、及时的激励。
(三)循序渐进,弹性设计
双语教学并非能够一蹴而就,在双语教学过程中有一个适应过程,这在教学设计时应特别注意。特别是大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学生英语水平不仅因来源地不同,甚至每一届的水平也不同,前文所述的教学、考核模式的选择是适应不同类型学生的。因此,在教学中应了解学生的具体情况,根据具体情况弹性设计,如对于英语水平较高的班级可采用“渐进型”教学,逐渐加大英语实用比重,而对于英语水平较差的班级则可考虑使用“穿插渗透型”教学,注意难点重点的中文讲解。在教学内容选择上也可以弹性考虑,某些容易的章节可考虑减少讲授,或者主要通过问答形式完成,一来可节约课堂时间,而来也可为学生运用双语创造机会。
此外可增加案例教学模式的运用,案例教学注重学生主体性、互动性、情境性、实践性,在很多方面都能契合双语教学的要求,特别在案例教学中学生间的英语交流,无疑对于学生提升自身英语水平带来很大的激励。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有效平衡讲授与案例教学,灵活、弹性地运用,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与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特别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自然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社会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2]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与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允许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3]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4]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研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虑战略互动作用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作用,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探讨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讨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与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研究与开发、学习效应与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与福利。他与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二、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与全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允许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3]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4]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研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虑战略互动作用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作用,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探讨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讨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与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研究与开发、学习效应与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与福利。他与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二、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与全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
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国际金融一体化加深了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内的相互依存,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和国际储备的管理营运,都将对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已经成为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共同处理的问题。其次,国际资本力量的强大于国家的相对弱化,冷战后,国际市场的统一、金融自由化的加快、技术革命的促动,使国际资本空前扩张。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下,资本力量已经超越了国家力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巨额资本高速游走,瞬息万变,资本的扩张和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改变了政府发挥作用的环境,增加了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被严重削弱(如国际资本流动的“溢入溢出效应”对国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这些巨额流动资本完全是在任何单个民族国家的管辖的范围之外发挥作用。而民族国家,包括是最发达的国家,无论从实力、理论、法律还是从技术上都无法做到防范于未然,都无从控制国际游资的冲击。最后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升了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地位,在特定的时期对于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提出了挑战(如IMF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由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别化之间的矛盾加剧,呼唤全球性的金融体制,监管体系与风险预警系统的建立,这必将导致各个民族国家金融决策的某种弱化,必须肯定,从长远看来,这种弱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是这种的让渡必须是相互的和对等的,不能被某种强权,尤其是金融霸权所利用和滥用。
2、国际金融一体化对国家安全威胁着安全。
首先,国际金融市场上巨额游资的存在对于民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提出了挑战。表现在①巨额资本快速的流入流出对于国家经济的巨大影响。②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战略上的失误及经济结构上的缺陷,成为易受国际游资冲击的对象。
其次,金融创新促进了世界金融一体化,也对民族国家的经济安全提出挑战。①金融创新加剧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由于国际金融传导机制的存在,使得民族国家面临着日益增大的国际金融风险。②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不仅为国际游资对国家进行冲击提供了手段,而且使得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直接掠夺一国的财富成为可能。
再次,国际金融体系内的权力分配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随着世界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权力分配更加有利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操纵着国际金融体系中游戏规则的制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内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不断加深。在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缺陷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将始终面临着金融风险对于经济安全的挑战。
3、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金融霸权
二战结束以来,金融霸权已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冷战时期,两弹一星,亦即核子工程、宇航工程曾是世界强国争霸的战略领域。在冷战之后,特别是在实际之交的今天,信息业与金融业则成为全球战略的基础。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无不力图抢占现代金融的制高点。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一书中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第一条“控制国际银行系统”、第二条“控制全部硬通货”、第五条“掌握国际资本市场”都与国际金融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冷战后,由金融霸权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呈现两种趋势,一是发达国家内部对金融权力的争夺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权又联合起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控制。
70年代末,以格拉斯为首的一批美国左派经济学家首先提出了“金融霸权”的概念,所谓金融霸权是指以大银行家和大机构投资者为核心的金融寡头及其政治代表,通过控制经济活动施以重大影响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实现其他政治、经济目的的一种社会关系。[12]金融霸权理论认为,金融霸权的权力主要在于①控制货币资本或其他信用工具;②利用金融衍生物;③金融行业趋于垄断。金融霸权控制企业的两种工具是控制资本流动并设置金融市场各种参数。金融霸权对国际关系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控制国际资本流动,二是进行国际金融投资,三是操纵各种国际经济组织。
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金融霸权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日趋凸现。从对国内经济结构影响来看,金融霸权通过控制资本流动,不仅可以改变左右一国的产业结构对各个部门的经济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还会促成泡沫经济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响政府的行为。从对国际经济影响看,金融霸权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直接后果是加剧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金融霸权会以通过各种形式从发展中国家抽走极为稀缺的资金,同时又会扭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模式,使其经济与社会失衡加剧,最终导致南北国家经济差距不断扩大。
(二)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回归”
保罗?克鲁格曼在最新出版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指出,我们不应以短期的救火态度来看待1997年以来的危机,而应认识到一个国家经济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两难选择的三个方面,即“三难选择”是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内在特性。
所谓“三难选择”,即克鲁格曼早些时候所说的“永恒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个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
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得到实现,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1973年以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不复存在。“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
克鲁格曼认为欧洲货币联盟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牺牲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中国大陆则是选择“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经常帐户”,不开放“资本帐户”。
克鲁格曼认为,“三中择二”是国际经济体系内在的“三难选择”的体现,可追述到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定理。因此,不顾其它两个目标,单追求一个目标(如发达国家近年来向发展中国家所推销的“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在理论上是占不住脚的。那么,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在1973年以后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两个目标呢?克鲁格曼认为,这是因为它们对“汇率不稳定”的承受力较大,而这又是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的信心较大,使发达国家贬值幅度可以恰到好处,不至于过度。
相反,国际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信心不足,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贬值往往在资本外逃压力下过度。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是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而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他高度赞赏中国中央银行近来连续降低利率的政策,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其他亚洲危机国家所不具备的,其原因正在于中国没有开放“资本帐户”,没有实行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他说,中国的选择,对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萧条,意义重大。[13]
(三)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具体说来又主要是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1)相同或相似的通货膨胀率;(2)要素流动的程度;(3)一国的经济规模与开放程度;(4)商品多样化的程度;(5)工资、价格的(变动浮度);(6)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程度;(7)财政一体化程度;(8)政治因素。
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经常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同时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在货币中立问题方面:弗里德曼和卢卡认为因为有理性预期的存在,长期来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应该存在着与通货膨胀率毫不相关的自然失业率。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方面,在对“货币中立建议”西方学者进一步运用时间不一致性观点来考察货币一体化的成本。
(四)国际汇率问题
与商品市场一样,外汇市场交易也有一定的行情和价格变动,所谓汇率即外汇买卖的价格,它等于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交换的比率,国际汇率问题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一直处于较为重要的位置。从历史上看,关于汇率的理论有汇率决定的贸易论或弹性论,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论、汇率决定的货币主义理论、汇率决定的资产组合平衡理论等。最近十几年来,对汇率的模型与动态分析、汇率与购买力平价关系、资本帐户研究分析等较为吸引经济学界的关注。
1、汇率的模型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是西方外汇汇率理论的核心,70年代以来,由于浮动汇率制取代了固定汇率制,汇率的变动幅度以及影响汇率变动的各种因素方面,出现了固定汇率制下从未出现的异常现象,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学者构建了许多模型以分析
(1)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弗兰克尔模型
1975年弗兰克尔和罗德里格斯提出了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该模型实际收入y,价格水平P,名义利率I(相应的外国需求等变量则标星号)。即有下列等式成立:
mt=Pt+kyt-θit(1)
mt=Pt*+k*yt*-θ*it*(2)
其中,K,K*,θ,θ*均为参数。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一个最重要的假设就是购买力平价。
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是以购买力平价说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前提假设,并且假定现实世界是一个能进行无阻力、无成本和瞬时调节的世界,这就保证了无论在长期或是短期,购买力评价都是成立的。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将人们的注意力重心转向了资本市场,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联系起来研究。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在方法上的就是发展了一种关于汇率决定的存量分析框架。
(2)粘性价格的货币模型--多恩布什模型
1976年,多恩布什提出了多恩布什模型。而多恩布什则假定:资产市场价格(如利率、汇率等)是瞬时调节的,而短期内商品市场价格是粘性的,即短期内购买力平价假定并不成立。但多恩布什模型保留了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的长期均衡的基本决定因素。多恩布什认为,短期内产品市场仅仅是缓慢地调整,金融市场的调整似平要快得多,事实上瞬间完成的。金融市场为了弥补商品市场价格刚性,会对扰动作出过度的调整;而在长期内,则会慢慢趋向于回到其长期均衡水平。
(3)罗伯特?卢卡斯以及斯托克曼的一般均衡的汇率决定模型
进入80年代,罗伯特?卢卡斯以及斯托克曼于1982年提出了一般均衡的汇率决定模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般均衡模型是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的延伸和推广。它把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由两个商品进行贸易推广到充分多个商品在两国间进行贸易。
(4)布兰森的资产组合模型
布兰森认为个人会将其财富配置于各种可供选择的资产,这其中最常见的是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以及本国证券和外国证券。各国货币的比价决定于各种外币资产的增减,各种外币资产的增件源于投资者对资产组合比例的调整,这种调整会引起国际资本的流动,从而影响外汇供求和汇率的变化,资产组合模型将货币只当作人们可能选择持有的一系列资产的一种,强调了不同的资产组合对汇率的决定以及影响作用。[14]
2、保罗?克鲁格曼的汇率动态研究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贸易流量对汇率变化反应迟缓,为进入一国市场,进口商和出口商必须承担一定的沉没成本,他们的未来收益采取一种货币形式,而成本则采取另一种货币形式,当汇率的未来变化不确定时,他们未来赢利也不确定。在短期内汇率对贸易流量没有什麽影响,因为不确定性诱使贸易商继续等待,但此后为回应基本冲击,汇率必须发生大幅变动才能使市场出清,这样,最初的波动就会对汇率变动产生放大的影响,在《目标区域与汇率动态》一文中,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当汇率接近区域上限时,由于预期未来汇率会下跌,投资者就会减少货币持有量,从而导致汇率迅速下降,在目标区域的下限,情况正好相反。[15]
3、南方国家的汇率风险
目前发展中国家汇率所面临的风险极为巨大。这是因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对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变化极为敏感,而后者完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之外。加州大学著名国际经济学家艾其格林等人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从1975年到1992年,100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及的触发,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利率(简称“北方利率”)变化密切相关。“北方利率”每增长1%,“南方”银行危及的可能性就增长3%。
这是因为国际资本(尤其是证卷资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时,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国际资本就有可能掉头回转。不完全信息经济学告诉我们,货物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市场失灵”程度不同,后者更受“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影响。因此,“北方利率”的上升,不仅提高资本回转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对“南方”银行的“逆选择”:高利率只吸引过度乐观的“南方”借款者,从而加剧金融危机的爆发。
4、购买力评价对国际汇率的影响
目前对一个经济发展衡量指标有计算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传统计算方法以及购买力平价(PPP)方法,传统计算方法是根据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把按本国货币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折算成美元来计算国民经济的规模。传统计算方法的缺点是在计算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时,把国民生产总值以美元汇率计算,而没有把该国货币和购买力因素计算在内,购买力平价方法与传统的汇率计算方法完全不同,购买力平价的方法,利用购买力平价作为转换因素,将本国货币在国内市场上的购买力按国际市场价格折算成美元,来估算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例如把中国每年生产的东西都按国际市场的价格计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比较国内价格计算大了许多。
DominickSalvatore在《国际经济学》提出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理论是建立在没有交易费用、没有关税及其他限制条件,贸易自由的基础上,并认为汇率的变化与两国的物价水平的变化率之间存在比率关系。这虽然在在短期中汇率常常与购买力平价预测存在较大差别,但是购买力平价理论在长期或纯粹货币扰动引起的情况下,能够给出相当不错的均衡汇率的近似估计。[16]
彼得?林德特也认为:“从长期看,在价格水平同国际汇率之间存在一种可以预期的联系,一种由商品和服务能够在一国或另一国购买这种事实所造成的联系,这便导致把国家通货价格同汇率联系起来的购买力平价假设”[17]彼得?林德特提出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相联系的公式为:P=R×Pf
在这里汇率R表示以美元计算的外国通货(比如说英镑)的价格,而价格水平P与Pf则分别表示本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以本国货币计算的价格水平。
如果把购买力平价方程式同本国的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货币数量论方程式结合起来,便产生了基于货币供应与国民总产值的一种汇率预测。可以用公式:
r=P/Pf=(M/Mf)×(Kf/K)×(Yf/Y)
表示。
注释:
1,Dominick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4
2,刘向民:《保罗?克鲁格曼及其经济理论》,《经济学动态》,1997年2月,页74
3,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页323-324
4,弗雷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页16
5,Dominick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211
6,TimLangandColinHines:“TheNewProtectionism”,Eathscan,PublicationsLtd.,London,1994,Page3
7,TimLangandColinHines:“TheNewProtectionism”,Eathscan,PublicationsLtd.,London,1994,Page126
8,Dominick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260-261
9,易定红:“新贸易理论政策述评”,《经济学动态》,1999年3月。页63-64
10,易定红:“新贸易理论政策述评”,《经济学动态》,1999年3月。页65
11,刘向民:《保罗?克鲁格曼及其经济理论》,《经济学动态》,1997年2月,页75
12,柳永明:“论金融霸权”,《经济学家》,1999年5月,页68
13,参见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页145-151,页199-200,PaulKrugman:“TheReturnofDepressionEconomics”,ForeignAffairs,May/June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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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Krugeman:“TargetZonesandExchangeRateDynamics”,QuarterlyJournolofEconomic,August1991
关键词:公共物品;国际货币体系
2007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暴露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风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当前众多经济学家做了大量研究,但结论莫衷一是。本文试图从全球公共物品提供与治理角度,对不同国际货币发行方式实现的可能性或优缺点进行分析,并望得到有益启示。
一、国际货币是一种全球公共物品
全球公共物品理论是从公共物品理论发展起来的。公共物品理论是研究市场失灵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亚当・斯密最早区分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认为公共产品对于一个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如果让私人提供的话,利润不能弥补成本,因此不能由市场提供。一般来讲,公共物品是不具有排他性和竞用性的物品。所谓排他性,是指只有对商品支付了价格的人才能够使用该物品,竞用性是指若有人使用了该物品其他人则不能同时使用。公共物品不仅仅包括实物性物品(如国防),还包括精神性物品(如社会体制、货币体制、法律体制)。全球公共物品是公共物品概念在全球范围的延伸。全球公共产品是指那些具有很强跨国界外部性的商品、资源、服务以及规章体制、政策体制。根据这一定义,国际货币是一种全球公共物品。因为国际货币为国际间的金融资产、商品和服务贸易提供了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在现代,货币稳定尤为关键,货币和金融资本流量已经使贸易量相形见绌,并成为各国经济之间最关键的纽带。国际货币如何提供直接影响着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因而成为国际经济极其重要的环节,影响世界贸易的发展、对外投资和全球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最终影响全球经济繁荣。
二、国际货币的发行与治理
国际货币体系经历金本位、金汇兑本位(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和美元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的体系或称牙买加体系)三个阶段。从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来看,金本位制度并非是哪个国家提供或者国际政治制度决定,而是早期国际货币体系自发选择的过程。由于黄金具有价值大、体制小、易于携带和便于储藏等特点,因此,最终成为国际货币。而其他国际货币制度则是信用货币制度,按照其发行方式,可以分为单一国家发行、超组织发行和多国家发行三类。不同的发行方式需要不同的条件,对国际经济稳定也有不同影响。
1.国际货币的单一国家发行
公共物品的提供是能力和意愿的统一。发行国际货币的国家,需要强大的经济贸易总量,货币价值稳定,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储备的发行则主要取决于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成本收益比较。收益来自两部分,一是发行国际货币带来的直接收益(记为A),主要有获取国际铸币税收入和通货膨胀税收入,避免外汇风险,享有低成本融资便利和估值效应,二是在这个体系下本国参与国际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交易所获得的增益(记为B)。假设在不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体系下(比如金本位),通过国际交易所获得收益为B1,在本国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体系下,通过国际交往获得收益为B2,此时,增益B=B2-B1。发行国际货币带来的成本则比较复杂(记为C)。一是产生于大规模的资本流动,造成该国经济政策独立性的弱化。二是当国际化逆转的时候,将对该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甚至崩溃。第三点也是最主要的一点,是单一国家发行国际货币本身的困境,面临在追求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满足全球流动性需求之间的两难选择。如果该国的目标是控制国内的通货膨胀水平,那么将会控制货币的发行数量,会抑制全球范围内的国际货币供给,从而可能带来全球性的通货紧缩;但如果根据全球范围内的需求来制定货币供给,这会造成国际收支的恶化和经济失衡,形成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泡沫,进而造成货币贬值,损害其他国家对储备货币的信心,并在特定条件引发金融危机。储备货币发行国难以同时满足国内货币政策需要与全球流动性需求的矛盾,被称之为广义特里芬悖论。
总之,只有当A+B-C>0时,成为国际货币发行国才是理性选择。这里还可以看出,发行国际货币带来的直接收益A不一定要大于其成本C,即A>C并不是成为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必要条件,因为B的值可能很大。因此,霸权国家经济是从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获益最大的国家,会主动供给稳定国际经济秩序所需要的全球公共物品。但这并不意味着霸权稳定论总是正确的,因为霸权国家缺少强有力的制约,当自身利益与国际利益冲突时,则可能牺牲国际利益,形成对全球公共物品的有偏供给,成为国际经济不稳定的根源。
2.国际货币的超组织发行
周小川(2009)提出的超货币或者单一全球货币,在本质上是国际货币由超组织发行,而非某个或国家发行。周小川认为,创造一种与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货币,能够避免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改革的理想目标。虽然超货币有其理论上的优越性,但障碍主要来自于全球公共物品提供与治理的困境。一方面,单一全球货币短期难以实现。在国家内部,单一货币体系能够运转良好,因为货币由政府(中央银行)发行,以法定信用为基础,各地区没有独立的财政政策,在全国范围建立相互转移支付制度,当其中一地区出现财政问题时,可以得到全国财政支持。但在国际社会中,不存在超的权威“世界政府”,单一全球货币缺乏法定信用基础。同时,若各国家丧失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空间也有严格约束,当一国陷入经济危机,却往往难以得到全球财政支持,从而反而加重了其危机,甚至通过传染造成世界经济不稳定。另一方面,超国家货币的合理发行,必须以国际民主治理制度为前提。在国际社会中,国家的异质性十分明显,霸权国家可以施加有力影响,因此,此类国际金融机构发行公共物品类本质上似于霸权国家发行。
3.国际货币的多国家发行
Mundell曾经指出,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可能出现美元、欧元与某种亚洲货币(它可能是人民币,也可能是亚洲主要货币组成的一个货币篮子)三足鼎立的局面,即“全球金融稳定性三岛”。这本质上是由多个国家同时参与国际货币发行。由于主要国际货币数目的增加,相对于单一国家发行国际货币而言,增加了国际交易成本,因此,从这一角度上看,它是以降低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效率来增加其稳定性。其次,在货币区内部,一国是否成为区域储备货币,则是一种策略行为。与战后美国独大不同,这里可能存在多个有提供能力的同质个体(比如亚洲区的中国和日本),这意味着存在着“搭便车困境”。因为收益B可以在其他国家发行储备货币的条件下取得。同时,收益A的值在降低,原因是储备货币发行国的铸币税收入与其垄断性同方向变动,当竞争性增加时,铸币税的收入降低,在完全竞争且资本能够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可能很难获得净铸币税收。此时,若A-C>B,则搭便车成为理性选择,因此,即便A>C,此时必将出现“搭便车困境”。只有A-C>B时,一国才愿意成为储备货币发行国。最后,这一国际货币体系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广义特里芬悖论,若储备货币发行国要保证区域清偿力,就必须通过经常账户逆差或者资本账户逆差来提供储备货币,其他国家出于储备货币保值增值的需要,储备货币会回流到发行国,发行国在本区域内的投资机会是内生的相对固定的,因此,提供区域储备货币往往依靠经常账户逆差进行,造成该国国际收支失衡,长期内同样造成不稳定,并会向区域其他国家甚至全球传导。
三、结论与启示
1.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暂时难以替代。当前,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仍然在国际社会中具有霸权地位,依然缺乏能够有力制约美国的治理方式。美元长期以来作为国际货币,具有了网络经济和存量外部性,是其他币种也难以取代的。
2.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定要谨慎,注意防范风险。2009年7月正式启动人民币的跨境贸易结算试点条件,并积极准备资本市场国际化,开启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虽然我国GDP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GDP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经济结构相对简单,金融体系相对脆弱,经济体制不健全,抗击风险的能力弱,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条件还不十分具备,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要密切注意防范风险。
3.提高综合国力,完善国际治理机制。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完善和健全金融体系和经济体制,鼓励自主创新,才能最终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减少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即减少个体的异质性,从而推动建立完善的国际治理机制和健全的国际货币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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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effrey A.Rosensweig.An analysis of the benefits and challenges with implementing a single reserve currency[R].Global Macroeconomic Perspectives,2009.11.
关键词:潜在增长率;增长因素分析法;贸易顺差
中图分类号:F124
2012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呈现增速持续下滑、通胀率逐步走低、国际收支顺差增加的格局。但进入四季度后,经济呈现了企稳回升的态势。针对目前学者们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讨论,结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发的先行指数课题,对于中国经济形势做下文的分析判断。文章分为四部分。一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讨论;二是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理论与证据;三是对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测;四是对2013年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一些建议。
一、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讨论
关于2013年经济形势的判断仍有很大争议。最主要的争议围绕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会有不同的判断。2012年经济增长率在前三季度走低,四季度有所回升,但未必能够回到8%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判断存较大分歧。根据前些年国内外分析资料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国内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在9%~10%,有的研究报告甚至认为2001-2007年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有可能在11%左右。如果根据以往的经验,7%的增速明显偏低。但现在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中国潜在增长率是否已出现明显下降,归纳起来看国内有几派的观点。
一是以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未来20年,中国还具备保持8%以上的增长可能性。二是复旦大学韦森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出现明显下降,中国经济增速在未来能够保持5%~7%就不错了,与他观点类似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教授认为,2011-2015年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降到7.2%左右,2016-2020年期间只有6.1%,跟他观点类似的还有卡内基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佩蒂斯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很可能将会下降到3%~3.5%。中信出版社的《大拐点》一书,从几个方面判断中国可能已经非常接近于经济上的大型拐点。蔡昉教授也提到这方面的情况。
二、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理论与证据
对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视角来研究。 根据国际经验,把不同的国家发生经济增长速度转折的时间段归纳总结,进行国际比较研究,以此判断中国是否会出现类似的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转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艾臣格林和两位韩国学者根据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数据进行了总结,在最新的报告里,他们认为,以2005年为基准的国际价格水平来测算,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在达到10000~11000国际元和达到15000~16000国际元这两个时段中,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速有可能出现下降的两个风险时段。过去的研究认为只有15000~16000一个风险时段,近期的研究分为两个风险时段。
对于中国来说,按照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购买力评价,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7146国际元,按照近两年中国经济和人口增速,我们估计2012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500国际元。按照近期中国的增长态势,2015年中国人均GDP可能达到10000国际元,这是购买力评价测算,以2005年购买力评价为基准的国际元水平。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5000国际元左右。按照这样的经济分析,2015年前后是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第一风险时段。2020年前后是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第二个风险时段。这个分析和另外一种分析方法——增长因素分析法所提供的一些分析结论、论据大体上是一致的。
增长因素分析法由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罗、以及后来美国的经济学家丹尼森等开发应用。2012年,亚洲开发银行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撰写了《超越低成本优势的增长: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报告,认为2010-2020年期间中国的年均增长速度是8%,2020-2030年期间年均增长是6%。国内其他的研究报告分析结果也与之比较类似。例如,2012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曾经联合的报告一些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分析也比较相近。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报告中使用增长因素分析法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做出了判断。认为在近阶段,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应该还在8%以上。采用“菲利普斯曲线”方法也可佐证该判断。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的缺口与通胀之间有关联关系,当总产出高于潜在产出水平的时候,价格水平将上涨,当总产出增长率持续高于潜在增长率,尤其是增长率大幅度增加时,价格上涨率压力增大,将会提高。
2009年底至今,中国经济出现了接近于一个周期的演变过程。2009年底至2011年初,我国石油价格上涨压力较大,2011年以来价格上涨幅度走低,对照这样的运行过程,应该说中国现在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还在8%以上。否则,对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略微低于8%的情况下,价格上涨幅度和价格上涨率持续走低的现象就不好解释了。还需注意的是2012年中国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工业生产者的购进价格都是同比下降的。
追溯我国经济运行的历史情况,工业品的出厂价格(现称为生产价格)、生产者的购进价格在1998年前后出现一次下降情况,2002年、2008年、2009年均出现过同比下降的情况。这是统计数据可查的四次同比下降。同时,消费价格的涨幅在不断走低,工业品价格同比出现了长时间持续下降。对于反证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否低于潜在增长速度具有说服力。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还不到8%,可能还是低于目前这个阶段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文章开篇提到我国目前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偏低,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了答案。低于8%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低于潜在增长速度的。因此,2012年放松货币政策、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是基于经济增长速度偏低的判断。
除了从经济增长、价格对判断形势的论据外,还有另外一些方面的论据。如在2012年全球经济较低迷的情况下,中国贸易顺差比2011年明显增大。2012年的顺差比2011年实际上增加了700多亿,增长幅度接近50%。在整个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的贸易顺差较2011年同期有明显扩大,反过来也只能说明国内需求扩张的步伐和放缓的势头比较严重,这也是能够支持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偏低的结论。
可能还有一些指标能够支持这样的判断。如财政收入明显减速,货币供应量较2011年同期大幅下降,发电量和用电量指标争论特别激烈。发电量曾经出现过零增长,年终用电量指标稍微有些增长。最近已有好转。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速比2011年同期降了10个百分点以上,出现了负利润。
以上分析说明,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并非如有些经济学者所言,纯粹是长期性、结构性因素导致的经济增速偏低;中国经济增长到了换挡期等。虽然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因素还是来自周期性方面的,因需求不足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确实应当适度放松宏观经济政策来刺激需求,提升经济增长。
当然,经济低迷的原因是有共识的,如内外需都在放缓,外需放缓主要是因为国际经济形势不佳,内需放缓是因为整个国内投资都在放缓。体现在:2012年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出现了负增长。这与2012年抑制通胀,货币政策收紧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开发的中国经济综合动向指数也表明,尽管进入2012年四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一定幅度的反弹,但与经济比较低迷时候的状况仍较一致的。这也支持了前文提出的中国经济实际上还处于周期性低谷的判断。
三、2013年中国经济预测
2012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反弹,但仍处于低谷阶段,未来将会是怎样的情况。学者们的主要分歧是经济反弹会持续到什么时间。借鉴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开发的先行指数,下文将进行一些分析判断。
(一)出口形势的预测
出口形势的分析判断有一定的难度。2012年5、6月份以来,出口增速月度之间波动非常大,10月是1%左右,12月变成14%左右。这也许与我国出口订单短期化的趋势有关。总的来看,2012年整个出口的形势走低,到现在出口形势应该说还是很严峻的。笔者判断2013年会有一个小幅反弹,最主要的是国际经济形势会有一定幅度的好转。
目前,整个国际经济形势应该说还是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没有找到很好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基于这样的背景,美国、欧洲国家、日本近期纷纷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发展中国家也放松货币政策等。在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下,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好转。欧元区三大经济体德、意、法三家著名的研究机构做了一个预测,认为2012年四季度和2013年一季度欧洲经济还有可能持续下降。2013年一季度有可能持平,同比下降的。2013年二季度环比有可能出现轻微正增长,扭转目前连续环比下降的状况。
据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预测,2012年四季度,美国受财政悬崖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跌至1%以下。2013年上半年两个季度也将处于低迷状态,预计在1.5%以下。但2013年下半年经济增速将上升至2%以上。整体来看,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因受财政悬崖的影响,速度会有所放慢。
日本证券机构判断2013年的增长速度有可能与2012年大体持平。总的来说,随着欧洲经济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美国经济在2013年下半年也有可能出现好转,再加上随着政策效能的发挥,新兴经济体可能未来也会有一些好转的情况。
因此,整个中国的出口的外部需求将受到一些正面因素的影响。但是仍需考虑的因素是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总的来看,认为中国出口仍然比较低迷,但增长速度总体来看可能与2012年持平,有可能会有略微好转,尤其是2013年下半年,出口增速有可能会有轻微加快的情况。
(二)投资形势的预测
中国经济最主要的拉动力量除了外需,内需主要还是投资方面的情况。2013年投资的反弹态势有望延续。材料表明,一方面中国近期投资增速有一些小幅反弹,尽管幅度不大。2012年以来基础设施项目增速均在反弹,原因是新开工项目增加,如高铁项目原来停止,而年终前后恢复施工,整个投资项目资金到位的情况有所改善。房地产方面,2012年下半年房地产成交有所活跃,预售房和售房所获得的资金使整个资金状况有所改善,成交活跃对于促进投资也有一些积极的作用。
总体来说,整个投资增速有可能将目前这种小幅反弹的情况持续下去。不太有利的因素来自保障房建设。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保障房的开工增速比较快,但是按照整个保障房计划来看,2013年之后保障房开工和建设规模都有可能较2012年有所下降,这可能对整个房地产和整个投资会产生一些不利影响,但由于保障房的建设规模在房地产投资和整个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够大,如果下降的幅度不那么大,还不会影响到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步反弹的趋势。
因此,2013上半年整个宏观经济渴望继续保持反弹的势头,全年的GDP增速应该高于2012年,预计 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有可能实现略微超过8%的增速。
(三)消费形势的预测
从消费价格来看,2013年CPI较上年上涨2.5%。当然国家统计局解释,有短期因素的影响,但随着需求扩张步伐的加快,加之国际因素,如美欧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价格的影响,国内工业品和原材料价格2012年持续同比下降的情况会逐步得到扭转。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形势变化对此影响较大。
前文提到外贸形势可能会出现一些好转,但反复波动的态势有可能会延续。外贸顺差随着国内需求扩张步伐的加快,国际变化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外贸顺差较2012年会有所下降。国经中心研究开发的先行指数现在处于持续反弹的态势,一致指数也出现了反弹。根据两者之间有一个超前滞后的时差,我们判断目前这种经济增速反弹的态势会至少延续到年终。直到2013年三季度,这种经济增速反弹的态势都会延续下去,到四季度增速反弹的态势有可能会停止下来。
2013年价格上涨的态势有可能会有所加强,考虑到国内需求扩张步伐加快,以及国际上价格上涨的压力可能会有所增大的因素,判断2013年消费价格上涨幅度有可能比2012年要快一些,但应该还在可控的范围内,估计在3%~4%的范围内。
国内外工业品和原材料的价格联动关系比较明显。中国工业品的价格和国际上的变化同步性比较好,幅度上有时有一些差异。2012年,中国的工业品价格以及原材料购进价格同比都是下降的。比如美国、欧洲的经济那么不景气,也没有出现同比下降的情况。一开始我们把这两类价格指数下降作为佐证中国经济比较低迷与潜在增长速度差距较大的一个证明,同时也参考了国际上一些价格变化的情况。随着2013年整个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这种下降的态势有可能会出现扭转,CPI价格指数、中国工业品生产价格指数、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同步性比较强的情况,给我们做出判断提供了一些支持。如,中国和美国的PPI的走势比较一致,2013美国量化宽松政策还持续下去的话,美元有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的贬值。至少不会出现原来因受风险因素影响,短期曾经走高的情况。随着全球经济风险减弱,加上美国的量化宽松的影响,美元汇率有可能走软,对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有推高的作用,对中国经济也会有一些影响。量化宽松对美国的货币供应业会有一些影响,同时通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传导到国内。
四、政策建议
第一,财政政策方面。要继续落实2012年初提出的结构性减税措施。为了保障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2013年在安排财政收支目标的时,就应考虑这方面的因素。由于没有考虑到要实行结构性减税这方面的需求,对2012年经济形势的判断有一些偏差,把财政收入的目标制定得偏高,财政支出有时跟不上收入变化的步伐,财政政策未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2013年财政政策的力度应该加大一点,财政赤字的规模适当扩大。
第二,货币政策方面,2013年国际形势比较复杂,美、欧、日都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2012年中国为了稳增长,也放松了货币政策。2013年是否继续放松,恐怕要保持灵活审慎的态度,监测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国内经济形势运行的态势。必要时,可以考虑适当加大货币政策的力度。如降低准备金率,在价格上涨幅度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降低基准利率,但是这个可能性相对会小一些。
第三,出口政策方面,要稳定出口的政策,2012年国务院提出了稳定出口的一系列政策,重要的是把稳定出口的政策落实好。
第四,稳定投资的增速。目前整个投资增速仍快于投资资金来源的增速。说明投资的资金来源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因仍赶不上投资增速,所以资金方面还需要把这方面的工作落实好,能够保持投资较快增长,才能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好的拉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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