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宏观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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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最新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主板；中小板 ；创业板；协整检验；Granger 因果检验
益贫式增长（ProPoor Growth）是当前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前沿和热点课题，也是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实现公平增长目标的一项重要战略，强调发展中国家政府不仅要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而且要关注贫困群体能否参与到经济增长过程中，并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近年来，国际上益贫式增长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国内益贫式增长的理论研究还很不深入，益贫式增长战略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还未被充分认知，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益贫式增长的政策实践。东北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刘畅博士的专著《中国益贫式增长中的经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0月）在梳理和归纳益贫式增长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采用现代经济分析方法构建了规范的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框架，探讨了中国益贫式增长的绩效以及路径设计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该书立足于国内外益贫式增长理论的最新研究动向，以“宏观―微观”相结合的视角研究益贫式增长的系统分析模型，通过在宏观一致性模型和微观福利指标之间嵌入CGE模型，实现了宏观和微观的连接，从而建立了有实证基础的中国版的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模型及其标准，推进了中国益贫式增长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
第一，测度了中国经济增长益贫度。应用PEGR指数方法和1987―2006年中国农村收入分组数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性质做出判断。结果表明，在1987―200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减少了贫困，但并非都是益贫式增长，特别是1995―1997年间，农村经济增长的成果被收入分配的恶化完全抵消，贫困群体福利水平显著降低。1998年是转轨中后期的起始年，益贫式增长理念也是从这时开始酝酿、形成并逐步付诸实施的。
第二，分析了经济政策影响中国益贫式增长的渠道。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益贫式增长的经验证据进行回顾，重点讨论了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贫困群体福利的各种途径，例如，通货膨胀、总需求、收入分配和宏观经济不稳定等，以及周期和危机的非对称效应和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作用。
第三，构建了益贫式增长的“宏观―微观”政策分析模型。在理论分析和增长回归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对经济增长有影响的宏观经济政策变量，通过一般均衡分析得到微观水平的相关价格和工资数据，考察个人福利水平的变化。结果表明，高速的金融发展政策并非是很好的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的政策选择，稳定且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可以有效地促进益贫式增长，本币升值政策对于益贫式增长是不利的，贸易条件恶化会对益贫式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增加政府支出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在政府支出不能无约束无限增长的情况下，调整政府支出结构使之更加适应益贫式增长的发展目标应该是一项值得重点关注的课题。
第2篇：最新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如果说这个转折点的标志有些模糊，对于其是否已经到来还值得争论的话，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可以十分确定的转折点，即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相应不再下降的转折点。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和抚养比下降创造了人口红利，因此这个转折点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也称作人口红利转折点。根据最新预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预计在2013年前后达到峰值，届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接近10亿。自那时以后，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不再增加。而且，在达到峰值之前，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递减。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劳动力仍是无限供给的了。
中国招工难现象之所以一经发生就如此迅猛，是因上述两个转折点之间的间隔时间很短。根据研究和统计，日本于1960年前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1990年之后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其间有30余年调整期。虽然在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终究在这个调整期间日本成为高收入国家。韩国于1972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迄今为止尚未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预期于2013年前后与中国一起进入人口红利消失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韩国两个转折点的间隔高达40余年。
按照同样的标准判断，如果同意说中国于2004年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那么随着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加，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从而迎来人口红利转折点，则意味着两个转折点之间充其量只有9年调整时间。可见，两个转折点到来间隔时间短暂，使得劳动力短缺现象出现之后，短时间内就演变为严重的民工荒或招工难现象。中国的这一转折特点，也给劳动力市场性质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从二元经济所对应的模式转向与新古典经济相对应的模式，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既存有二元经济特征又表现出一定的新古典模式特点。因此，在认识二元经济下劳动力市场性质的基础上，也需要把握新古典模式下的劳动力市场的相关特征，因为过去阶段的一些特征仍然存在，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转型的目标所指。我们可以尝试借鉴这两种分析框架来认识当前问题。我们先把新古典模式的劳动力市场与刘易斯劳动力市场类型进行对比(见附表)。通过对比，我们可以了解，当前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特征既不是纯粹的二元经济结构，也不是典型的新古典模式。
我们首先来看工资决定的问题。在刘易斯模式描述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农业中劳动边际生产力极端低下。务农收入远低于非农产业的工资水平，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工资，受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制约而长期得不到提高。由于户籍制度等体制因素，使得农民工工资并不由其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而在新古典模式下，理论上劳动者工资是基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通过市场机制和劳动力市场制度作用而决定。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和劳动力短缺普遍出现，各类产业和行业都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与此相伴随，农业和非农产业工人工资自2004年以来持续大幅提高。
接下来我们看劳动力市场出清的情况。在刘易斯模式下，既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也由于存在劳动力部门转移和区域转移的制度障碍，劳动力供求关系不会通过工资水平的调节而得以出清，所以长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供大于求是一种常态。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在理论上或趋势上，劳动力市场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和工资调节结清供求差异。
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之前，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表现为农村的劳动力剩余和城市的企业冗员，没有表现为失业率上升，经济波动也没有反映在失业率变化上。而在1997年通过改革打破铁饭碗的情况下，城市则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和下岗现象。据估算，2000年调查失业率一度高达7.6％。随着政府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就业形势逐渐转好，2002年以后登记失业率保持在高度稳定的状态。
从就业问题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最大的问题是存在大量劳动力但缺乏就业岗位，因此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所有就业政策都立足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前提而制定，目标旨在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以扩大就业；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就业问题更主要的是集中于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的问题，这些问题更多地需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解决。
最后，从政府责任来看，二元经济下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扩大就业，消除影响劳动力就业的障碍；但到了新古典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直接应对的目标也就更加明确了，一即以宏观经济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应对周期性失业和自然失业。
应对招工难的政府对策
认识到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的特殊性之后，关于政府应该如何应对的政策建议也就呼之欲出了。总体来说，我们应抓住招工难现象背后的劳动力市场新特征，改变传统政策思路，消除认识上的固化和偏颇，防止决策失误。
首先，在劳动力市场出现总量偏紧的情况下，不能对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困难掉以轻心。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在新的就业机会不断被创造出来的同时，一部分传统岗位也不可避免地消失。如果需要转岗的劳动者技能不能适应新岗位要求，则会面临结构性失业风险。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尚处于较低水平，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尚不健全，在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者还不能做到无摩擦转岗。因此，摩擦性失业现象会经常存在。
包括各类毕业生在内的新成长劳动者群体，虽然受教育程度较高，但其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对技能的需求有一个匹配过程。至于那些缺乏新技能的城镇就业困难群体，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衔接则会遇到更多摩擦。因此，上述两个劳动者群体最易受到这两类失业的困扰。这是最适宜发挥政府促进就业职能的领域，对劳动力市场功能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即要求政府有针对性地提供就业创业转岗和在岗培训，规范和完善人力资源市场功能，从劳动者能力和市场配置效率两个方面降低自然失业率。
第3篇：最新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 键 词] 经济周期 稳定化 外部冲击 传导机制
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引擎，其经济波动对全球其他国家有深刻的影响，因此美国经济的走势一直为全世界所关注。按照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划分方法，从1857年到2001年美国共经历了31次经济周期，其中每次周期波动的特点都有所变化。从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等指标来看，美国的经济周期变得越来越稳定，其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小。其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持续20多年的时间没有出现严重的衰退或通货膨胀，因此这一时期被美国经济学界一度称为“大稳定”(Great Moderation)时期。那么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原因是什么?这种稳定化的趋势是否可以长期持续下去?美国经济学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和热烈的争论，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美国宏观经济学领域非常活跃的研究课题。
总结美国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对于认识美国经济周期的特点、判断美国经济的走势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也表现出了“微波化”的趋势，因此这种讨论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对近20年来美国这一领域最新的有关文献进行综述，对各种观点进行梳理和比较，以期推动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本文第一部分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这一时期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二战前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性的比较；第二部分评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献，这一时期主要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所谓“大稳定”问题；第三部分从跨国比较、公司等角度进行补充和丰富；第四部分是结论和对中国的启示。
一、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早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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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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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国别层面和公司角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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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启示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性的文献，可以看出与早期的研究相比，最新的文献已经基本摆脱了过去纯粹的凯恩斯主义的框架，各种新兴的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手段被广泛采用。各个派别都试图找出导致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主导性原因。但是结果只有一个，原因可能有很多，各种原因之间还可能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要确定各种原因的相对重要性是很困难的，相信这场争论在将来还会继续下去。
通过评述以上文献，可以对美国经济的特点有更深刻的理解。如果相信经济周期稳定化是外部冲击减弱带来的，那么当相对温和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新的外部冲击来临的时候美国经济出现剧烈动荡的可能性仍然较大；如果相信产业结构、信息技术、金融创新等因素的作用，那么美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趋势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如果将经济周期稳定化归功于沃尔克和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那么无疑对将来的货币政策调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场争论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关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也表现出的稳定化问题，国内学者亦有所探讨。刘树成(1996)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由过去的“大起大落”型转化为“高位一平缓”型，“高位”说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力”增强，“平缓”说明我国经济的“稳定性”增强。张立群(2006)将中国经济波动的“微波化”归因于经济短缺现象消失、市场机制完善、宏观调控水平提高三大因素。但是一般来讲，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宏观经济政策等有密切关系，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周期波动和稳定性与美国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自有其本身的不同特点，需认真加以研究。
第4篇：最新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通货膨胀 通胀预期 分析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不断加深，国内通胀预期甚为强烈。探讨通胀与通胀预期的关系，对于避免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通胀预期真正转变为通货膨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通胀与通胀预期的金融学概念
(一)通胀
通货膨胀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自从纸币在世界范围内发行流通以后，通货膨胀现象便愈加频繁地出现，关于通货膨胀的内涵，中外各国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定义，其中：萨缪尔森把通货膨胀定义为“价格和成本的一般水平上升――面包、汽油、汽车的价格上升，工资、土地价格、资本物品的租金上升。”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就是物价的普遍上涨”。琼罗宾逊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同样经济活动的经济回报率的收益增长而引起的物价变动”。目前我国学者对通货膨胀的定义为：“通货膨胀就是货币发行过多，货币发行量超过了货币需求量；通货膨胀就是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同量的货币现在的购买力小于过去通货膨胀就是物价总水平上涨或持续一段时间的上涨，物价的上升部分超过了物价的下降部分，或物价只有上升部分而没有下降部分”。通过比较不难发现，尽管至今还没有统一的通货膨胀定义，但中外学者已不约而同地把物价水平持续异常的变动作为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内涵来考察，即从现象的角度来定义通货膨胀。
(二)通胀预期
通胀预期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生的概念，伴随着理性预期学派而出现，该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如果人们普遍预期一年后的价格将高于现在的价格，就会在出售和购买商品时将预期价格上涨的因素考虑进去，从而引起现行价格水平提高，直至其达到预期价格以上。这种在市场预期心理作用下发生的通货膨胀被称之为“预期的通货膨胀”。西方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预期如何形成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们在形成预期时是“向后看”的，即主要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形成对未来的预期，这种观点被称之为“适应性预期假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们在形成预期时是“向前看”的，即主要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分析有关变量发展变化的可能，从中形成对未来的预期，这种观点被称之为“合理预期假说”。
(三)通胀与通胀预期的关系
近年来对于通胀与通胀预期，宏观经济学家最新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资产价格和物价之间可能并没有一个很强的因果关系，两者可能都是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外部经济环境和财政货币政策的“果”。笔者非常赞同上述观点。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不一定等于有明确因果关系，而以往的相关性规律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下可能会分崩瓦解，这次的金融危机带来的所有资产价格的共同下跌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更倾向于对每个特定环境下经济变量的关系进行符合逻辑和市场共识的推导。通胀预期就是我们认为现在值得重视的一个变量。可能导致通胀预期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物价本身的上涨以外，宽松政策没有及时回收，或者是汇率、黄金价格，甚至是资产价格上涨的正反馈都是重要原因。但是由于缺乏衡量的工具，对通胀预期的判断更多是依赖于日常生活的直观体验(比如媒体开始鼓吹通胀到来)。必须指出的是通胀和通胀预期是两回事，有了预期不等于一定会真的有通胀。通胀未必和资产价格互相影响，但是至少在短期内，通胀预期对资产价格的影响会是正面的。
二 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国内通胀预期的诱因及表现
(一)国内通胀预期的诱因
近年来我国出现通货膨胀现象之后，特别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国内学者对其成因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是综合性的，西方传统的通货膨胀成因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我国发生的通货膨胀现象。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有人认为，“我国出现的通货膨胀不能简单归为传统通货膨胀成因理论中的任意一种类型，我国发生的通货膨胀既有需求扩大导致供不应求的原因，也有成本价格上升引起的产品价格的上涨(如：能源价格上涨导致我国制造业产品价格上涨，饲料价格上涨导致肉类产品价格上涨等)，还包括经济结构变动的因素(如房地产、公共建设形象工程、基础建设等行业投资过热导致价格水平上涨)。”也有观点在分析我国近年的通货膨胀成因时得出三点结论：①货币供给量过剩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②资源稀缺导致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③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外汇储备增加、国际贸易顺差，这些都导致了中国式通货膨胀的发生。
(二)国内通胀预期的表现
总理在今年的多次讲话中提出信心比货币和白银更加重要，在经济学中信心所对应的便是“预期”。对于预期较早的研究是从凯恩斯开始的，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曾专门论述了预期对就业和资本的影响，此后预期成为经济学中常用的重要术语。经济学中的预期是指对同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的未来值的预测。我们知道，在经济理论中，资产价格取决于对未来的预期。预期影响着商品的供给和需求，从而直接影响着产品和资本的价格，所以无论对产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预期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价格本身就容易产生泡沫的投机品，预期的作用更不容忽视。控制通货膨胀，稳定币值是稳定个人预期的关键环节，随着全球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显著增加，如何有效控制资产价格剧烈波动，是未来经济学家和各国中央银行所需要面临的更严峻的问题。
变幻莫测的预期转变和投资者的“牛群跟风行为”，是金融体系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之一。许多经济学家喜欢用“非理性”来解释预期转变和“牛群跟风行为”，有关的论文和著作不胜枚举。无论理性还是非理性，金融市场的“牛群跟风行为”，都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个人预期的形成是难以判断的，理性预期学派的大师卢片斯把主观预期和现实的关联，描述为最复杂的哲学问题。1945～1970年，基于固定汇率体系的全球经济体系，热钱流动规模非常有限，个人预期相对稳定，保证了真实经济稳定增长，预期稳定让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保持稳定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紧接着两次石油危机触发全球流动性暴涨以及个人预期的剧烈变化使新古典综合模型失效，随后兴起的新凯恩斯经济学、行为宏观经济学、行为金融学、动态凯恩斯模型等，本质上都是要回答一个问题：个人预期的转变怎样导致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而他们的一个共同基本结论是：只有当个人预期稳定的时候，经济政策才有可能实现所希望的目标。
在我国，人们更加关注将来价格水平的走势。央行表示，从长期看，通货膨胀压力正在逐步积累。货币政策的目标也由保增长，逐步转变为保增长、控制通货膨胀预期上升的轨道上来。去年以来，
我国经济实现V型增长，经济增长的势头逐步增强。同时，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价格环比由降转升，同比降幅收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作用的效果逐步显现，随着经济步入上升区问，通货膨胀预期也在上升。目前保增长的经济目标基本达到，防范通货膨胀预期转化为现实的通货膨胀，将是下一阶段又一任务。实际上，从2008年9月开始，央行开始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当调减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增加基础货币供应，不断下调法定准备金率，货币和信贷持续上升。随着经济转好和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物价水平将会进一步上升，通货膨胀预期和通货膨胀潜在的风险也在上升。
三 通胀预期的预测分析――理性看待国内通胀预期
(一)通胀是否会发生
通胀预期如此强烈，是否就意味着真实通胀已经离我们不远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当前美元汇率持续贬值，货币供应量激增，大宗商品价格迅速上涨，人们的通胀预期来自于对这些因素的正常担心，但这些因素所发生的变化只是全球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正常化过程的一部分。我们不否认这些因素会对通货膨胀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在现阶段，经济复苏尚不明朗的背景下，这些因素还不太可能形成全球范围内的严重通货膨胀局面。
(二)理性应对国内通胀预期
尽管一些学者和市场人士对明年的通货膨胀持乐观态度，认为明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不会很高，但是笔者认为必须尽早对通货膨胀保持警惕，为将来经济稳定增长打好基础。从实证数据的研究来看，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都有一定的时滞，货币供应量对总产出的影响通常是一个月到两个月，而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却需要较长的时间，根据弗里德曼的测算，大约需要两年时问。尽管通货膨胀不会马上出现，但是笔者认为等到通货膨胀起来，再采取措施控制，可能更加困难。因此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及早管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必须控制引发通货膨胀发生的源头。货币主义的大师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它是由于货币数量的增加速度高于产出的增加速度而产生”。目前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各国都采取刺激经济的政策，恢复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总需求上升和货币扩张总是相辅相成的。笔者认为，从货币政策的调控角度来看，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的预期，必须调控好货币和信贷的变动。
一是控制货币和信贷增加的节奏。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消费和投资信心下降，信贷市场冻结，需要政府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大量注入流动性。一旦经济恢复，信贷市场活跃，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货币和信贷的扩张必将推动物价水平上扬，因此央行就要适时控制货币和信贷投放的节奏，防止物价水平的过快上升。
二是调整央行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力度。我国央行主要是用数量型工具控制基础货币的投放，进一步来控制货币和信贷的扩张。目前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各国都在考虑刺激经济的政策何时退出，充裕的资金如果不能够及时回收，终将会形成购买力。为了防止通货膨胀预期会转变为现实的通货膨胀，我国央行也要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公开市场业务调控的力度，回笼流动性，控制通货膨胀预期的上升。
第5篇：最新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摘 要 2007年，在这次因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微观审慎监管所暴露的缺陷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此，宏观审慎监管被广泛提及。本文对宏观审慎监管进行了理论分析、必要性分析，并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实施做了一些分析和总结。
关键词 微观审慎监管 宏观审慎监管 系统性风险
2007年，在全球的经济一片欣欣向荣时，一场来势迅猛的金融危机迅速的将经济由高峰拉下。这场金融危机是在世界经济处于低通胀、低利率、流动性充足的情况下发生的，人们对此进行了剖析，由此得出：现行的微观审慎监管还不足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金融体系的安全需要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并驾护航。
一、 宏观审慎监管的定义
宏观审慎监管，就是从宏观层面上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监管。它是相对于微观审慎监管而言的。国外的很多学者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将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在两种监管形式的目的、关注范围和所注重的风险性质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来得出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国内很多学者的文献宏观审慎监管一个较明确的定义。总体认为宏观审慎监管是与微观审慎监管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对微观审慎监管的升华。但是，通过仔细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其实这些都是通过将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兼管做比较并进行总结而得出的结果。这样使定义更精炼和明了。
二、 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分析
（一）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要求宏观审慎监管的存在
经济发展有一个周期，在历经繁荣之后必定会经历衰退。在经济回升阶段，利润增多，作为实际经济市场上有限理性的人们普遍对未来的预期向好。这时，消费者会提高消费，企业会增加投资，银行则会降低信贷标准，这些会进一步的推动金融泡沫的增长。银行降低信贷标准，也会形成很多的不良资产。周小川认为金融体系的内在顺周期特征来源于信用评级问题和来自外包的羊群现象，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盯市原则和按模型定价以及新巴塞尔协议内部评级法。黄亭亭则认为个体行为有限理性和市场行为短期性是导致顺周期性的根源。许多国外学者也对金融体系的内在顺周期特征进行了论述，其观点都大致相同。
（二）现有的对金融体系是否稳健运行的衡量指标存在缺陷
以巴塞尔资本协议为代表的微观审慎监管通过规定资本充足率、资本流动性来对单个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但是，从这次爆发的金融危机可以看出，这两个指标并不可靠。因为这次的次贷危机是在一个经济高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用资本充足率、流动性这两个指标来判断金融体系的稳定存在漏洞。正如日本银行行长白川方明认为：金融机构债务杠杆率增长最显著的领域并非是传统银行业务，而是在交易账户中持有的证券化金融产品。按照现在的资本充足监管的规定，即使这些金融产品最终转变为高风险资产，它们的风险权重也不大。所以，现有的监管制度无法精确的评估金融机构的风险。周小川也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做出了评价，指出了现存的监管标准的不足。
（三）合成谬误
合成谬误是由经济学家萨缪尔森首先提出的。经济学分为宏观和微观。合成谬误指的是当微观的每个个体都达到最优时，在宏观上，作为这些个体的整体并不一定达到最优状态。微观审慎监管强调的是对单个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当单个金融机构能够稳健经营时，那么作为这些金融机构整体的金融体系也应该是安全的。国外学者也就合成谬误对金融体系所造成的风险做出了阐述。但是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学者，对合成谬误的解释大致相同。
三、宏观审慎监管的实施与工具
目前，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于宏观审慎的实施以及该采取哪种实施工具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
（一）通过逆周期的资本要求措施来调节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
前面，我们指出由于金融体系存在的内在顺周期性使宏观审慎监管成为必要，那么，我们就要考虑用什么宏观监管的实施工具来消除顺周期性。通过逆周期的资本要求措施来调节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的具体操作也就是：在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时，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而建立防御性缓冲；在经济萧条时，降低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许多学者提出了资本要求的具体实施：他们通过建立两个乘数来对资本要求进行数量化。实施逆周期的资本要求是大多数学者达成的已知共识。
（二）金融监管机构有必要在执行货币政策时采用宏观监管的视角
在凯恩斯提出政府可以采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对市场干预，以实现物价稳定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方法以来，很多国家都会采用这套宏观经济政策。近些年来，各国央行相当成功地实现了物价稳定的目标。单纯地采用货币政策反而会增加危机爆发的风险。所以，政府在采用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的增长时，要采用宏观监管的视角。IMF的最新分析报告中也指出“宏观经济政策，没有考虑到系统风险的积累”。郭田勇、廖力也指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都必须处理好不确定性问题。
（三）有关宏观审慎监管实施的其它方面。
除了上述有关宏观审慎的实施方法外，国外和国内的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1.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盯市原则和盯资金原则
有关学者在2009年提出了要用盯资金原则来补充原有的盯市原则。周小川也认为现有的国际会计准则和公认会计准则的不足，指出了在经济系统中，要建立一种断路器机制，来抑制特殊情况下盯市原则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带来的顺周期性。
2.要注重信息基础建设在金融稳定中的作用
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多样化。而不论是微观审慎监管还是宏观审慎监管，都需要多方面的数据来进行调查。需要有完备的信息基础建设和信息处理机制。白川方明就对次做出了论述。郭田勇、廖力则倡导建立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
3.要关注系统重要性机构
系统重要性机构是指那些在金融体系中大而复杂的，往往经营范围涉及投资银行、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和保险等多方面的机构。这些机构在金融体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因而它们会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更多的系统性风险。同时也指出了固有的“太大而不能倒”或“太关联而不能倒”的问题。黄亭亭也提出了三个识别系统重要机构的标准：规模、不可替代性和相互关联度。
四、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监管的配合
微观审慎监管关注的是单个金融机构所存在的外部风险，而宏观审慎监管则重视由所有的单个金融机构因为内在相关性而组成的整个金融体系，因此，微观审慎监管是宏观审慎监管的基础。
要将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结合起来，可以从下面两个维度进行:1.跨行业角度。首先要从微观上把握单家金融机构的资本、金融产品、风险管理模式等方面，再将各种因素综合，从宏观上考虑整个金融体系是否稳健运行。2.时间维度。宏观审慎兼管要重视风险的动态变化。金融体系的内在风险是动态变化的，因此要对风险进行时刻的监管。监管当局时刻都不能放松警惕对风险的监控。
国外和国内的很多学者都对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结合使用提出了很多观点，但是大部分都是从上述两个维度进行了阐述。白川方明、巴曙松、谢亚和黄亭亭都从这两个角度对宏观审慎监管进行了分类。
五、总结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就频频爆发，但宏观审慎兼管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最近的美国次贷危机，宏观审慎监管才跃入人们的视野。一个新的理论和观念的提出，并不能马上检验它的正确性，只能通过一次次的应用，才能说明它是否有效。但是，却能为我们执行宏观审慎监管指明了一个方向。这篇文章总结了最近学者关于宏观审慎的探讨，也可以为以后宏观审慎监管的实施提供一个参照。
参考文献：
第6篇：最新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存款准备金率；货币政策
1存款准备金率的概念
作为信用中介和支付中介的商业银行，在调剂货币资金余缺和组织客户相互结算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商业银行还发挥了创造信用货币的功能。这里所说的信用货币主要是指银行的存款货币。而银行必须保留一部分吸收的存款以应付存款客户提取现金的要求。各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称为准备金存款。各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与该银行所吸收银行存款的比率在各国往往不是由商业银行自己根据自己的经验决定的，而是由国家规定的，故称这个比率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2近十年中国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背景和效果分析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严重的影响，国内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为了刺激经济增长，3月21日。央行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3％下调至8％。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做出大幅度调整，极有可能对货币供应以及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影响，这种做法表明，当时央行对调控效果的认识不足，调控技巧也有待提高。
1999年，我国的GDP增幅滑落到7.1％，经济仍然处在较为低迷的状态，因此央行在11月21日将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8％下调到6％。说明当时中国实行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从1998年到1999年，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由13％下降到6％，下降的幅度很大，
2001年、2002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速增长，成为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但是由于投资体制不健全，促进投资正常增长的体系尚不完善，投资增长主要靠国家国债项目投资拉动，投资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还没有形成，投资增长缺乏持久动力。“三农”问题解决还需要一个过程，保持农村消费市场稳定增长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城镇就业压力仍然突出，城镇低收入人群体呈扩大趋势。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教育、医疗保险制度等改革措施的相继出台，使居民消费预期支出增加，储蓄倾向上升，限制了即期消费增长。
从2003年起，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既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期的全面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来治理；又不同于前几年经济偏冷和通货紧缩趋势，需要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来治理。
2004年4月9日，中央宣布实施“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强调要有效遏制投资过快增长势头，适度控制货币信贷增长。股市随即连续大幅下挫。4月25日，央行宣布实行新的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将资本充足率低于一定水平的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0.5个百分点至7.5％。其他金融机构仍然执行7％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2004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9.5％。
2005年1～2月固定资产投资达24.5％，涨幅比2004年12月高出3.2个百分点，而且是在2004年同期基数较高(52％)的情况下的增长，所以此时投资增速仍在比较高位运行，并且有局部反弹的现象，煤、电、油、运瓶颈制约仍然很紧张。从供大于求方面来说，商务部对2005年上半年600种商品供求情况排队，供过于求的商品占排队商品总数的73.2％，供求基本平衡的占26.8％，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当时虽然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但严重膨胀趋势尚未形成，尚没有强烈的信号表示近期会发生高通货膨胀。在宏观经济这一变化形势下，我国继续适当收紧政策。
2006年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宏观环境总体向好。经济增长既面临继消费需求后劲不足的压力，也面临产能释放过快所导致的供给过剩压力。从历史经验判断，经济很可能再次面临调整。如果宏观经济政策把握不当或外部环境恶化，调整幅度可能会比较大。因此，此时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坚持“双稳健”的前提下，采取“一稳一扩”的需求管理政策，既继续控制投资增长，又努力挖掘消费增长潜力，为经济实现长期快速增长创造新的条件。
2007年出现了GDP增速与CPI涨幅双双创下近十余年最高记录，经济不平衡凸显，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第三产业比重仍严重偏低；农业继续稳定发展，但建设新农村、构建农民社保体系任务仍繁重；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过快，而消费需求不旺；工业企业效益提高。但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增长明显偏快；外贸与外资快速增长，双顺差迫使外汇储备不断膨胀、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贷款增加较多，流动性明显过剩等等。
2008年由于各种原因，CPI指数飞涨，GDP增长速度以达到9.4％，这一年的雪灾、地震等使中国经济面临了许多的不确定因素。我国为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施行可以说是“硬着陆”的宏观政策。今年年初到6月25日已经6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了17.5％。创了历史的新高。从(图2)可以看到，我国提高准备金率的速度的频繁。看来抑制经济过热已经成了很紧急的事情，我国也越来越依赖这一政策来降低通货膨胀了。5月12日，我国发生的地震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打击，我国需用大量资金用来作灾后重建。从提高存款准备金到对宏观经济活动发生影响，取得效果，需要很长的时间，一般情况，央行采取措施以后，不可能马上引起最终目标的变化，需要通过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慢慢影响各个单位的经济行为，从而对政策的最终目标产生影响。因而从6月25日到9月25日，中间隔了3个月才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由17.5％降到16.5％。说明中国有点放松货币贷款，对灾后的基础建设的重建予以支持。今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减小中国的出口。加大了国内进口商品成本，重创了国内金融市场的信心，给国内金融机构带来直接的损失。10月25日最新的消息，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又下降0.5个百分点，到了16％。用这种方法缓解目前金融市场的局面，提高金融市场信心，尽量减少“次贷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3对存款准备金率的趋势分析
第7篇：最新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 人民币升值 房地产价格 动态分析
人民币升值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产生，特别是进入2008年后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迷，前几年聚集起来的房地产泡沫进入破灭期。本文将立足人民币升值和房地产市场现状采用2005年7月～2008年9月的最新数据实证分析人民币升值预期对房地产泡沫的影响。
在中国走向对外开放的背景下，投资者将有一个全球的投资组合视野，使国内资产价格产生相对于汇率变动的贴水和升水，一国货币的汇率变动将成为其国内资产价格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认为房地产泡沫的产生受人民币汇率变动和热钱因素的影响，若以ER、HP、HM分别表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和热钱（用外汇储备代替）。人民币升值预期和房地产泡沫之间的VAR关系模型可以表示为：
αi为方程的系数，μ是白噪声误差项，t表示时间，i表示滞后阶数。
作ADF平稳性单位根检验可知，变量本身并不是平稳的，在经过一阶差分以后变成平稳时间序列。变量同阶平稳通过ADF单位根检验，说明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根据AIC和SC值进行判断决定用滞后一阶，即选用VAR（1）模型。本文基于VAR方法的协整系统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
注：*表示在5%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实际有效汇率、房屋价格指数和外汇储备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协整方程为：
HP=-0.048339ER+0.003009HM+4.803418+μ
（-1.661745）（2.742939） (46.86884)
则白噪声误差项μ=HP+0.048339ER-0.003009HM-4.803418
对白噪声误差项μ进行根检验，则
说明残差本身是平稳的，所以存在协整，远期是均衡的。建立VAR动态模型：
HP=5.30207-0.000286ER(t-1)+0.856916HP(t-1)-
0.001546HM(t-1)
实际有效汇率、热钱对房地产价格有一个负的影响，即实际有效汇率的增长会导致房地产价格的下降，这似乎与人们的直觉相悖，然而由于人们对人民币升值空间存在一个理性区间，当人民币升值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少，中国房地产预期收益度相应上升，人们开始抛售，房地产价格应声下跌。以上分析是一种长期均衡，更加深入的分析需要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来进行。在VAR系统的基础上，相应的误差修正模型（VEC）为：
HP=-0.022919ECMt-1-0.139649ECM t-2+0.341095HP t-1+0.02837HM t-1+0.027381ER t-1-0.001003
误差修正模型系数项为负，说明房地产价格对长期趋势的偏离不能在短期内得到纠正，另上一期的房地产价格对当期房地产价格在短期内的影响也很显著。
根据房地产价格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外汇储备的冲击的响应，在第一期给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一个正冲击后，房地产价格先上升后下降，在第五期达到低点后上升，在第九期达到最高点，总体而言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价格的增长是正的影响。第一期给外汇储备一个正的冲击后，房地产价格随即开始逐渐增加，在第四期达到最高后回落。这表明房地产价格受到热钱冲击后随即产生影响，而且这个影响有逐渐上升的趋势。
泡沫对一国金融安全的威胁来源于泡沫膨胀期间不断积累的金融风险，泡沫破裂后金融危机的爆发不过是已有风险的释放。本文在此背景下得到如下结论:
1.在泡沫和金融不安全传递过程中，制度变迁提供了制度环境，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起着助推作用，预期发挥着动力作用，而经济主体的行为变异则最终促成泡沫经济和金融不安全相互传递的实现。
2.保持外汇储备的适当规模，保证储备资产的多元化以减少在本币升值过程中对冲美元贬值的损失；对在利益驱使下通过各种渠道渗入我国进行套利、套汇的国际游资进行防范与控制，完善国际游资投机目标市场的监管，减少投机获利区间，利用税收措施抑制国际游资的大进大出。
3提高宏观调控预期性和有效性，真正提高宏观调控的质量。从根本上转变宏观调控方式和宏观调控指导思想。对宏观调控措施更多地采用适时适度微调，灵活多次“点刹”，把握好调控节奏和力度，提高宏观调控的技巧性以有效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
4.从全球视野的角度，全面调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战略定位和工具选择；强化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防止单边调整带来的巨大宏观经济风险，积极通过双边和多边体系进行汇率协调和资本监管协调；在金融交易展开相应的国际价格形成机制的干预。
参考文献：
第8篇：最新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需求确定：透视反弹背后的投资线索
上证综指在2008年11月4日最低收盘于1706.7点，各行业和风格指数先后探出最低点。从低点反弹两周后，上证综指涨幅达21.2%至2000/2100点一带。其中，机械设备、建筑建材行业反弹幅度最高，为40%左右，农业、有色、信息设备等行业反弹幅度也超过了30%居前，但原因不尽相同，前者是因为国家刺激经济政策主导下的基建投资拉动受益板块，而后者则可能在于短期内超跌。从风格指数表现情况来看，低价、低PB、低市值和低PE，“4低”特征板块涨幅居前，涨幅在25%-33%范围。
可见近期市场反弹在于依托了估值和政策两大力量，而且政策的主导力量更为显著。虽然，在上游资源价格暴跌之后，许多行业面临成本冲击减缓的有利局面，但短期内需求不足更为关键。国家刺激经济政策的作用就在于确定相关行业的需求增长，这在宏观经济下行中显得弥足珍贵。因此，围绕需求确定来选择行业和公司是投资策略制定的重要立足点。
走出“基于消费品防御”的误区
从美国多年以来食品饮料、服装鞋帽、日用品和医药等消费品行业相对于GDP增速的波动特性来看，日用品与医药较为稳定，食品饮料次之。从工业生产的角度来看，消费品生产波动最低，耐用品次之，而企业设备波动最大，并滞后于整个工业生产。
对比二级市场行业指数与S&P500指数可以发现，软饮料、制药、葡萄酒与含酒精饮料、公用事业、家庭日用品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其次是鞋类、家用器具、餐饮，而食品零售、大型综合超市、百货、零售药业、医疗服务、家具、酒店业、家用电器、休闲用品、电影娱乐、出版印刷、专卖店等行业抗风险能力偏弱。
总体来看，可选消费品、耐用消费品比日常非耐用品更能放大经济波动的影响。在消费收缩后，工业生产开始下滑，并最终传导至中上游资本品和资源领域，周期性行业在经济衰退中遭受最大的冲击。近3个月以来美国市场各子行业指数表现基本符合这一规律。除了受信贷危机直接冲击的金融保险类个股外，跌幅居前的为钢铁、有色、煤炭等周期性行业以及可选消费品行业，而公用事业、非耐用消费品、食品饮料和航天军工等行业表现出了较好的防御性。
消费品行业的防御性并不能否定其本身的波动性，在经济周期下行中，行业的盈利能力滞后于中上游行业下降。需求的力量不外乎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投资，二是居民消费。而当前随着就业形势和居民收入预期的恶化以及CPI的回落，下游消费品行业需求和收入增速将显著下降。这种滞后反应作用于尚未充分释放风险的估值水平，可能对下游消费品行业构成压力。因此，在选择消费品行业的过程中，投资者仍需要根据时点判断与国家扶持政策做出进一步的甄别。
我们认为，消费品行业的投资机会更多地在2009年后期。近期内机会则在于消费扶持政策的出台，包括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建立对低收入阶层补贴的长效保障机制、提高住房货币补贴的标准等。房地产作为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获得宽松货币政策和针对性的行业扶持政策的刺激而表现强势，其真正的趋势性投资机会将在2009年3、4季度行业自身景气拐点的出现之际。
从更长期的投资策略来看，下游消费品公司的选择应遵循自下而上的原则，注重公司的质地、经营管理能力和长期创造价值的秉赋，在未来市场的震荡中坚持“右侧建仓”的逢跌买入策略。
4万亿元弥补“短板”过程中的投资机会
第9篇：最新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一、政策主线:经济复苏与宏观政策的正常化回归
在2009年我国以超常规刺激计划实现经济复苏之后,2010年将是我国经济经过危机冲击触底、进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的起点。因此,观察2010年宏观经济走向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宏观政策的正常化,即从危机应对时期的超常规刺激政策中平衡退出、向正常化回归。“正常化”与“退出”意味着宏观政策将从超常规状态,通过适当的时间窗口、政策工具、退出渠道与节奏,逐步回归到正常宏观经济环境下所需要的正常化政策。这条线索会成为观察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的一条主线。
在宏观政策正常化的主线下,需要重点把握的主题有3个:信贷投放、通胀预期管理、非政府市场需求。
(一)信贷投放
在间接融资占主导的融资结构下,信贷始终是观测我国宏观经济正常化的重要指标之一。信贷投放是2009年危机应对政策基调下最突出的政策,也是影响金融市场最为显著的经济变量。
2009年的信贷增长对我国经济应对危机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然而,如此高速的信贷投放是难以为继的。在宏观经济回复到正常状态后,宏观政策的正常化就必然涉及信贷投放的调整,适度宽松同样需要强调宽松的“度”。就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而言,2009年应对危机时主要强调宽松,但在2010年宏观经济正常化的过程中必然要强调“适度”。按照经典的货币数量方程式,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货币信贷的增长速度应由3部分组成:GDP增长率、通货膨胀水平、适度的增长空间。依此推断,如果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回到9%～10%的正常水平,通胀也回归至2%～3%的理想范围,再预留3%～5%的适度宽松空间,那么2010年货币信贷增速将保持在17%～18%左右,新增信贷投入大概在7万亿～8万亿之间。虽然银行信贷有明显的减弱趋势,但2009年和2010年两年合计信贷规模在历史上仍处于高位水平。
(二)管理通胀预期
从理论研究看,2010年是否需要管理通胀预期曾一度有分歧。一种观点强调2010年的通胀仅仅是预期,包含1%左右的翘尾因素和预留的一部分新涨价空间,大致测算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水平也只有3%左右。因此,这类观点认为提出管理通胀预期过于超前,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复苏。然而,从通胀的预警指标选取看,无论是宏观决策还是金融市场投资决策,CPI和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预警性都是值得怀疑的,很大程度上它们并不是判断通胀的良好指标。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历史经验观察,明显的通货膨胀形成往往需要具备3方面因素:其一是实体经济需求的大幅增长;其二是信贷投放的高速增长;其三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目前投资已大幅增长,信贷投放增长也非常快,所以2010年的物价水平受农产品影响将会非常大。因此,管理通胀预期的基调反映了决策的超前性,同时也可视为宏观政策正常化的一个重要观察指标。
(三)培育非政府的市场需求
宏观经济政策正常化需要关注的一个政策着力点是培育非政府的市场需求,降低对政府投资需求的过度依赖,从根本上防止二次探底。以2008年底4万亿财政支出计划为代表,通过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我国经济从危机中迅速企稳复苏。然而,从推动经济复苏的动力看,政府投资推动依然主导了复苏进程。因此,未来我国经济的前景本质上取决于政府主导的短期刺激增长能否顺利转化为市场主导的可持续增长,而宏观政策的重中之重则在于培育非政府的市场需求。
关于激发市场需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很多领域做了重要部署。首先,为刺激政府之外的企业投资,并防止大型垄断企业在一般领域的过度扩张,中央要求清理大中型企业与中小民营企业之间不公平法规,构造一个平等竞争的氛围,同时要求降低一些高门槛行业的政府管制,使市场流动性有一个顺畅的投资渠道;其次,鼓励民间消费。
二、结构主线:我国正处于一个新的结构调整转折点
在特定意义上,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表现为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本质上却是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击,凸显的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因此,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看,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新的结构调整转折点,即转向一个新的增长动力结构,而全球金融危机则成为转换的起点和机遇。
总体而言,未来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将围绕3个视角展开:我国经济从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转为消费、投资和出口均衡带动的增长模式;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的增长转变到依靠一、二、三产业协调带动的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型增长转为主要依靠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来推动增长。从这3个结构调整的方向来观察,未来我国经济存在很多新的机会。
(一)城市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切入点
从应对危机一年多来的实际经验看,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已成为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切入点。按照国际惯例的统计口径,2008年底我国城市化率为45.7%,这一水平不但明显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也显著低于东亚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因此,未来我国城市化空间巨大,城市化的推进也将成为我国经济下一阶段增长的重要动力之源,对调整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挥积极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化进程也为评估我国结构乃至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目前,许多资源行业被认为存在大量产能过剩,或者从短期周期波动看,这些行业在未来一两年将会出现过剩。然而,如果把分析视角放到城市化的背景下,考虑到城市化带来的巨大资源需求,则未必会得出产能过剩的结论。
总之,加速城市化,已成为我国应对危机很重要的一个政策亮点,同时也会继续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和扩大内需与结构转型的重要动力。考虑到我国未来10～20年会进入老龄化社会,在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快速推进城市化,使未来这段时期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时期之一。
(二)消费增长正处于转型拐点
在结构转型的压力下,消费的重要性得到广泛关注。从发展趋势看,我国在当前经济结构的转型中扩大消费,也正处于一个重要的拐点。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幅度估计超过15%,接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显示了危机时期我国消费的巨大潜力。
(三)区域结构调整:我国区域增长格局开始呈现积极变化
区域经济结构对观察我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时期,我国的区域增长格局开始呈现积极分化,区域多元化格局明显增强了我国应对危机和吸收冲击的能力。从2009年的增长格局看,中西部地区的复苏强度和速度都明显高于沿海发达地区,沿海地区的经济结构决定了这些地区不得不承受来自结构转型和金融危机的调整压力。相比之下,在国家4万亿投资计划的支持下,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不完善状况正在出现明显好转;同时,危机之后东部地区的部分产业也正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两方面因素使银行信贷随中央的投资项目转移到了中西部。所以,2009年全国信贷投资前10名的省份中,中西部地区占了相当比重。
三、国际主线: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化视角
我国经济总体规模的迅速上升,促使我国的决策者、学者及企业家在把握我国经济走向时,都必须密切关注全球经济的运行态势,而我国经济的运行态势本身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一)后危机时代是我国加快资本和资源重新布局的重要时间窗口
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形成了显著冲击,我国经济在强劲的经济刺激和经济转型动力推动下迅速复苏,投资规模和信贷投放都表现出异常强劲的增长。如果在发达国家经济运行十分强劲的时期,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会带动全球资源的强劲需求,进而成为许多贸易摩擦的根源和导火索。但正是因为在危机时期,我国即使保持更快的资本形成速度来推进城市化,发达国家的经济依然相对低迷,这就给我国经济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来进行资本和资源的重新布局。
因此,2010年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相对低迷的全球经济以及相对较低的资源价格,为我国加速城市化提供了良好的布局机会。大致来说,这种布局可从3方面推进:首先,重新布局资源;其次,后危机时代是我国企业重新整合实用的产品、技术、品牌和资源的一个较好时期,也是全面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地位的好时机;其三是新兴产业的崛起。
(二)我国将有更广阔的空间学习、适应和参与国际规则
我国在全球经济增长和复苏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总量上,我国经济即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因此,未来我国应分享“驾驶员”的位子,发掘和利用更广阔的空间,学习、适应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三)我国经济“再平衡”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有机组成部分
金融危机本身具有两面性,它既意味着旧的平衡格局难以为继,也预示着新的平衡格局会不断形成。对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而言,表现为“过度消费”的经济模式不可持续;对于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言,表现为“过度投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也需要相应进行调整,寻找新的经济平衡点。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之间在危机应对时期和后危机时代的经济政策线索都具有十分明显的“对应”效应。美国储蓄率提升的幅度直接决定着我国出口部门可能受到冲击的程度。如果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大幅上升、消费下降,我国出口就需要做好大幅调整的准备。
从现在的演变趋势看,一国的消费和储蓄结构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加之消费金融的发展,美国居民的储蓄率完全恢复到10多年前并不容易。从最新数据看,美国居民储蓄率在2009年上半年达到7%之后又重新回落到4%～5%之间,而2010年美国市场的主流预测也表明这一数字会进一步下降到3%～3.3%之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美国消费者会动用一部分储蓄消费,而我国出口可能会出现超预期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