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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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经济政策的原因范文

摘要：马来亚独立之初，为了保护陷于困境的马来人，政府在以维护土著马来人特权的“马来人优先”原则的指导下，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了马来人的特权地位，最初是为了保护马来人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以1969年的5.13事件为分界点，经过“新经济政策”的全面影响，马来西亚华人的长期以来的经济优势正逐渐沦落，马来西亚社会逐渐从马来人的困境走向华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重困境。

关键词：马来人优先原则；马来人困境；华人的困境

一、马来人的困境——马来人优先原则的确立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民族国家，独立之初，非马来人在马来亚社会中占着近一半的人口。人口比例是马来人优先原则形成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马来人和华人间的相互妥协以及历史因素等。“马来人优先”原则是马来西亚政府确定的一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上优先考虑马来西亚土著马来人的原则，即所谓的马来人的特权。这项特权由1957年马来亚宪法第89条和153条规定，马来人优先原则在宪法上得到了肯定，并在1963年的马来西亚联邦宪法中得到了继承。“宪法规定，马来人有土地保留权，马来人在公务职位、商业经营及教育机会上有优先权，此项权利之修正与否由最高元首是当时情形而定。”[1]（59）

（一）人口比例。马来西亚主要包括三大族群：马来人、华人、印度人。马来西亚独立之初，马来亚人口比例是49.3%，华人占38.4%，印度人占10.8%。马来西亚的民族矛盾就集中在土著马来人与华人和印度人上，其中又以马来人与华人的矛盾最为突出。这不可避免地受到人口比例的影响，华人在马来西亚社会中占有的较大人口比例，使在马来西亚政治中处于统治地位的马来人感觉到了自身统治的危机，力图削落华人的力量。

（二）马来人和华人相互妥协的结果。马来人优先原则的提出是根源于马来人与非马来人在经济上的不平等。马哈蒂尔认为“马来西亚拥有太多非马来人的公民，一旦没有保护，他们将压倒所有马来人”[2]（18）另外，马来人自认为是马来西亚的土著民族，但是“华人认为他们已定居马来亚，已成为马来亚人，所以不应受歧视，况且土生的华人已逐年增多。他们都认为既然'生为马来亚人'就应享有一切应有的权利。”[1]（21）但是，“鉴于马来人在现实的经济、文化上较为落后，如不给予扶持，那么就不易使他们成为相同程度的民族”[1]（39）同时，马来人同意给予华人公民权，基于这种考虑，华人对马来人的政治特权做出了妥协。

（三）马来人优先原则的历史传统。马来人的特权存在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英国殖民政府与马来土邦苏丹签订协议，各邦由英国保护，苏丹及其属民保留其。1946年英国的马来亚联邦拟议对马来人的特权全部削除，对各民族一视同仁，遭到马来苏丹及其属民的一致反对。1957年马来亚独立，在制宪过程中，英国人组成宪制调查团同意保留马来人特权，但这种特权应有一定的年限，建议为十五年。[1]（39）这个争论最终以马来人取得完全胜利而结束。

1957年，马来亚宪法依据“给予和获取”及“公平交易”原则，确立了马来人的优先原则，“确定了马来人和非马来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马来人享有传统的政治统治权，非马来人则享有传统的经济地位。”[3]（50）

此后，马来西亚政府就开始通过国家力量保持马来人的特权来维持其强势地位，并“以马来族为中心”来处理国内的种族关系与国家认同的建构问题。这一处理种族关系和国家建构的原则，在独立之后其中心发生了一些变化。

二、新经济政策——华人的困境

马来人优先原则问题可分为两个时期，独立到1969年属于前期，主要是在政治方面给予马来人一些特权，对他们进行特别照顾，经济领域仍然是华人主导。从1969年之后，政府不仅在政治上保护马来人的优先特权，这种特权大大扩展到了经济和文化，压制了华人在经济领域的发展，缩小了非马来人的生存空间。

使马来西亚政策出现这种转变的是1969年的5.13事件。独立之初，宪法的保护并没有使马来西亚的局面因此得到稳定，各族也未能因此和平共处。5.13事件后，“马来西亚政府认为一方面是因为马来人对华人在经济上享有的巨大经济利益产生不满；另一方面，华族与印度族自认为可以优势的经济地位，透过民主形式的选举掌控政治权利。”[3]（155）1971年，总理敦·拉扎克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其目的就是要达到重新分配马来西亚的经济资源，使马来人和其他土著都完全参与到国家各个层次的经济生活中。新经济政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采取相应措施给予马来人优先特权。

政治上，在行政部门和政府机构人员中优先考虑马来人，并以不平等的比例，限制非马来人进入政府部门。“按照各种族4：1或3：1的比例进入政府部门”。[4]（98）1974年，国民阵线的建立，确立了马来人在政治上的占优势地位的格局。教育上，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强制同化非马来人。1971年，颁布大专法令，1978年出台了“固打制”，使得大批成绩优异的非马来人难以进入本国的大学，而且热门的院系和奖学金也优先考虑马来人，很多华人华人只好选择出国留学。在经济上，通过国家权力强行扭转马来人在经济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局面，限制非马来人经济上的发展。“在此政策下，马来人享有绝对的优先权和特权，非土著公司里一定要有30%的股权是属于土著”。[5]新经济政策是以20年为目标的，很多措施止于90年代，代之以“国家发展政策”，但是马来人优先原则并没有随之结束。

新经济政策并不仅仅为马来人带来好处，在新经济政策之下，马来人与华人及其他种族的经济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虽然，“新经济政策”中对非土著的歧视一直以来令华人不满，但还是接受了这种结果。新经济政策拉近了马来人和华人的经济差距的同时，也疏远了马、华两族的关系。当马来人的经济实力增加，马、华差距缩小的同时，政府却忽视了非马来人在政治中处于劣势的事实，使马来人享受的特权显得极不合理。这不但没有达到“国家团结”目的，反而由于其强烈的政治意图的政策，造成了马来西亚社会各种族间的紧张关系持续了下来。

针对马来人优先这一原则，马来西亚华人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很明显是种族政策，它对华人不公平。教育中，公立大学留给华裔学生的名额也非常少，想建立自己的大学也很难。”[6]有人认为，“这个原则只是存在一些行政偏差，马来人优先原则'原先只是因为马来人经济比较落后而产生的优惠政策，虽然可以说后来演变成了一些人的特权，但是这些特权只是惠及一部分上层的马来人。”[7]

这种差异与他们与马来人的融入情况及其家庭背景有关。有些华人保持着自己身为华人的意识，居住在华人社区，与当地的马来人及印度人接触并不多。有些华人在马来人社会融入得比较好，与马来人及印度人相处，没有族群之分的观念，不以“华族”自称，而是“马来西亚人”。

其次是其经济地位，生活在乡村的华人认识到，在乡村的贫困马来人并没有在特权下得到太多的利益，即使在大学名额、奖学金的申请和政府部门的名额对华人是极其不公平的，但这些优先原则的受益者大多是上层的马来人，而广大下层仍处于不利的境地。而从事商业的中上层华人能体会到马来人优先原则对华人的不公平，特别是在经济上不能像以前一样自由，而是受到马来西亚政府的行政干预。

从“马来人优先”原则的出现可以看出，这一原则理应是为了给予在经济上处于困境的当地马来人一些优惠和帮助，使他们能够在与其他各族的相处中摆脱落后的局面，与其他各族共同发展。但是这一原则往往被歪曲原本的意义。“在原本的字眼上，这应该是土著的优惠政策，而这个政策是在社会正义下产生。”“若优惠政策被无限扩大就会形成特权，当优惠政策被当成权利来处理，就会伤害其它族群的利益”。[8]

除了马来人优先的政策影响，马来西亚华人受少生优育观念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人口比重逐渐降低。大马华裔人口比率从过往的逾30%，下降到2000年的26.03%，2010年再滑落到24.6%，若以此类推，再多25年或许会减少至15%。[9]随着华人人口的下降，其在马来西亚社会的影响力也会相应地有所降低。人口比例变化引起了马来西亚华人的弱势焦虑。

此前的马来人与华人之间摩擦的的主要根源在于经济悬殊，而到了现阶段，他们之间的摩擦转向了政治上的差距，而且其中的角色出现了转变。华人的经济优势、政治弱势转变为马来人占据政治强势，华人经济优势不明显的局面。随着以马来人优先原则为基础的政策的长期推行，华人在马来西亚人口比例的递减，经济优势的衰退，政治、教育受抑制，马来西亚的前景不容乐观。

参考文献：

[1]（台）李亦园著.《一个移植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M].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0年6月。

[2]（马来西亚）马哈迪医生著.叶童铃译.《马来人的困境》[M].香港：皇冠出版公司.1981年9月。

[3]（台）张锡镇著.李炳南主编.《当代东南亚政治》[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3月。

[4]顾长永著.《东南亚政府与政治》[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9年5月。

[5]马来西亚经济政策调整惠及当地华商[ED/OL]，http：//.cn/o/2009-04-23/173015516466s.shtml。

[6]被访者，厦门大学2011级海外教育学院华裔学生，2011.12.2。

[7]被访者，厦门大学2009级人文学院华裔学生，2012.12.2。

第2篇：新经济政策的原因范文

 “新经济”将成为经济理论界和研究机构的新课题和学术前沿。原因有二。 

 

 第一，生产率的内生化问题一直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核心问题。无论从理论上的熊彼特创新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供给学派等宏观经济理论的演变来看，还是从实践中的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和目前的“新经济”，贯穿其中的主线之一，至少对经济学家而言，就是生产率的内生化及其度量问题。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极限和经济周期微波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新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政策含义。例如，即便存在增长的顶部、失业的底部或扩张的极限，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它们在哪里。因此，宏观调控的相机抉择有赖于把握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否则，与其自寻烦恼，还不如放弃陈旧的担忧，把自我牺牲性的先验性调整信条放在一边，顺其自然。对中国而言，实施宏观调控、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都涉及到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问题。所以，“新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必将促进我们进一步加强生产率问题研究，加强对内生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研究。 

 

 “新经济”讨论对宏观经济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1． 就财政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财政约束和财政政策相机抉择性的作用范围。财政约束在刺激私人投资、促进美国历史上时期最长的经济扩张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是维持美国经济动力（momentum）的重要政策之一。财政赤字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影响美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在克林顿任期内，美国通过加强财政约束、偿还债务而使美国由过去多年的财政赤字扭转成为财政盈余。美国以往的问题在于，当预算不应该盈余时出现了盈余；美国的私人债务太高了。因此，一旦出现预算盈余，重要的是偿还公共债务。虽然偿还公共债务不仅会影响私人公司和家庭，而且会影响整个经济，但真正重要的是总储蓄率或总债务与财富的比率。美国国务院和国会明智地选择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盈余分离出来，用于偿还公众持有的财政债券，这个行动对于维持美国近几年来经历的个人资本的快速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偿还债务不仅是美国已取得的成功和为什么本轮扩张看起来如此年轻的一个重要因素。减少赤字、转向盈余、开始偿还债务帮助美国拓宽了促进本轮生产率拉动型扩张的投资的空间。可以讲，美国“新经济”不仅仅是由于生产率回升本身，而且是由于它与严谨但不过度的财政政策和理智且果断的货币政策的相结合。这些都帮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创造了较好的工作机会。 

 

 2． 就货币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货币政策的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强调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货币和经济增长而非股票市场价格。就货币政策及其与“新经济”关系而言，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市场利率的变化是市场经济平衡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对于平衡储蓄和投资、保证低通货膨胀下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美国90年代初突然涌现的技术创新提高了投资收益预期，这种预期投资盈利能力的上升会传递到利率，利率最终构成了在非通胀经济中平衡储蓄和投资过程的政策选择。美联储之所以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是因为一些不适当的措施已经导致经济扩张的成本上升，这主要归咎于资本收益率的提高和一定规模的财富效应的增强。尽管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说明生产率不能继续增长，但是，实现这一目标要求经济的不平衡不能上升到使经济扩张偏离其轨道的程度。只有平衡发展的经济繁荣才会无限地继续下去。 第二，货币政策目标应该针对宏观经济，应该针对临近的通货膨胀性失衡或通货紧缩性失衡，而不应该是资产价格，即便是资产价格孕育了经济失衡。美国有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财富效应可能会给经济带来失衡的危险，但这并不意味着使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恢复平衡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要求货币政策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撇开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是否是政府的正当职能这种更深层次的问题不谈，以实现该目标为目的的货币政策成功的证据几乎没有。股权投资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对未来收益及其贴现率的不确定性，很少来自作为中央银行主要工具的隔夜利率的变动。因而，即使鼓励短期利率的大幅波动以应对股票价格的变动，投资者恐怕也很难正确应对股权风险的幻觉。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强调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新经济”的作用，认为即使是最快的计算机也不能撕破规则之书，消除对持续性的财政约束、警觉性货币政策和对未来前景现实预期的需求。 

 

 3． 就贸易政策而言，既要注意贸易政策及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又要注意相应的国际责任。美国的“新经济”，是伴随着近年来的经济全球化而发生的。因此，当人们企盼新经济时，应该把它理解为全球经济。美国维持其经济增长动力的战略性政策选择，在贸易政策方面，一个是促进国外市场对国内出口品开放政策，一个是促使国内未开发地区的市场对外开放政策。一方面，促进国外市场开放，推动了美国把高利润的信息技术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这有力地拉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为美国带来巨大利益。由于亚洲经济危机而促成的资金回流、商品廉价进口，抑制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推动了“新经济”的发展和IT人才的流入。十年来，美国保持其市场开放，吸收了一定规模的贸易赤字。但是，克林顿政府充分利用美国的国际地位及在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主动权，通过协调国际政策，既为美国“新经济”构筑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帮助使亚洲和墨西哥更快地复苏，因此，长期而言，也有益于美国经济。 

 

 4． 就教育政策而言，必须注意防范信息技术产生的数字化差距，在加强研究和开发的投资和激励、推进科学技术前沿的同时，着力解决信息技术等基础实施的建设和教育问题。教育对维持美国经济动力的重要性及其对“新经济”的贡献也值得予以重视。“投资于人”、“推进科学技术前沿”和“缩小数字化差异”是美国维持其经济增长动力战略的另外三个政策。这启示我们强调政府投资于教育和技术对“新经济”的作用。忽略教育，尤其忽略城市地区贫穷、低阶层人们的教育，不仅会导致经济削弱，而且会导致阶级差距。因此，必须使教育系统调整到适应新技术现实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必须确保全体大众都能够接受教育，这样才能使他们全面而持续的参与“新经济”时代。可以认为，没有任何领域比教育更能享受信息技术的利益；但是，信息技术进入教育领域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导致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数字化差异”。因此，需要扩大进入因特网的机会，在新技术方面培训教师，并提供税收激励以鼓励公司帮助跨越这一数字化差距。 

第3篇：新经济政策的原因范文

所谓新经济主要是针对传统经济而言。按照西方经济理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旦失业率低于6%，通货膨胀率就会急剧上升。但自1991年3月以来，美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特别是90年代后期经济增速平均超过4%，失业率降至3.9%，而核心通货膨胀率却低于2%。一些经济学家把美国出现的这种“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即“一高两低”的经济称之为新经济。

尽管经济学界对是否出现了新经济、什么是新经济以及新经济形成的原因还有不同的见解，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经济持续高增长、经济周期特征淡化、同时伴随着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是“新经济”的主要特征；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经济全球化、不断创新完善的金融市场特别是急剧增长的风险投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务实和稳健的宏观经济调控等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电脑、通讯、网络和金融化了高新技术产业本身的发展以及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成为度量一个国家（地区）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

在信息技术的生产和应用方面比美国落后是欧盟经济存在的弱点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一系列打造新经济的措施，力争在10年内赶上或超过美国，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和最有活力的新经济地区。

一、欧盟新经济的发展

过去十年来，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这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到2000年，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增加值达到493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6%上升到4.4%，年均增长15%左右，大大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2.5%的增长水平，自1995年以来平均每年推动欧盟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但和美国相比，欧盟仍相形见绌，1995年以来,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年均增长20%以上,到2000年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8.3%，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来自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从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说，1996-200年，欧盟只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相差近5年。各成员国的情况差别较大，爱尔兰、芬兰、瑞典、荷兰和英国等国家发展较快，其中爱尔兰的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超过美国，芬兰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美国。

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生产率的发展。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除了资金和劳动的投入引起的增长外，其他的都叫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技术要素的增长率。测算表明，1995年以来，信息技术对欧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每年推动经济增长约0.2个百分点，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

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下跌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降低，20世纪80年代，硬件设备、软件和通讯服务的价格平均每年分别下降1.8%、0.3%和0.2%，90年代前半期，其分别下降3.3%、0.7%和0.7%，而到90年代后半期，其下降的速度分别达到10%、1.4%和1.3%。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自1995年以来每年降低0.2个百分点。

新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信息技术产品的使用，计算机拥有量、上网人数、移动电话使用量、电子商务发展等是主要的指标。在这些领域，欧盟远不及美国，根据初步的估计，1999年，欧盟每100人均拥有计算机为20台，不到美国的二分之一；欧盟只有14%的人上网，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电子商务额约为170亿欧元，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只有人均移动通讯电话拥有量和美国持平。欧盟人均对信息技术产品的支出约为1600欧元，不及美国的一半。实证分析也表明，在欧盟，信息技术以外的部门没有因为利用信息技术而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总之，虽然，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推动了其经济的增长，但从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等看，欧盟要比美国落后5年。

二、欧盟新经济落后的原因

从传统的工业化进程和形成的经济结构看，欧盟与美国同属工业发达国家，区别不大，有的国家如德国甚至比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更加明显。但为什么新经济首先出现在美国而不是欧盟。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有比较优势；二是欧盟的经济体制僵化阻碍了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应用。

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了不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要素禀赋和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按照这一理论，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建立了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拥有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鼓励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以及大量军工技术转为民用和军工产业的技术外溢等。人才优势是美国最主要的比较优势，美国的信息技术人员比例明显高于欧盟，在欧盟内部，芬兰、爱尔兰、瑞典等信息产业发展快的国家其受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教育的人员比例居于欧盟的前列。由于信息技术的网络效应和第一发起人效应，即使欧美在信息技术发展初期的差异很小，也可能由于研究与开发以及专业化生产的正反馈作用而使美国形成巨大的比较优势。欧美双边的信息技术贸易也说明了美国有比较优势，近几年来，欧盟从美国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占双边贸易的25%，而美国从欧盟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仅占双边贸易的6%。

经济体制差别的理论论证了欧盟僵化的经济体制束缚了新经济。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相对僵化。欧盟严格的解雇程序、高昂的解雇费用、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约束等各种就业保护措施和强大的工会势力使解雇工人的成本极高，抑制了企业利用节约劳动成本技术的积极性，减低了对信息技术产品的需求和应用。其次是金融体制不成熟，缺乏创新。美国实行的是股权资本主义，其发展的路径为：个人创业合伙制股份制，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风险投资在美国的出现和迅速膨胀被认为是一场金融革命和股权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它为一些极具发展潜力和成长前景但又有高风险的新兴科技企业提供投资，催生了一大批信息技术企业并使之迅速发展，英特尔和微软等都是通过风险投资而成长为富可敌国的科技巨头的。而欧盟国家多为银行债权资本主义，其储蓄大多流入资产雄厚的少数大企业，许多依赖于科技成果创立的新兴企业因其无形资产不能做为抵押品而无法得到银行贷款支持，银行也不会提供风险投资，从而限制了新兴产业的发展。此外，建立新企业的各种行政障碍、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严重分离等科研体制僵化也阻碍了信息技术的发展。

三、欧盟发展新经济的举措

虽然在新经济方面，欧盟落后于美国。但欧洲具备赶上来的机会和条件，一是欧美从事新经济的企业已相互兼并和投资；二是可以利用美国现有的经验和做法；三是欧元启动以后，欧洲的资本市场发展迅速，筹资越来越方便。但欧洲必须在经济结构改革和科教两个方面行动起来。去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提出了建立电子欧洲计划，并把该计划提高到和欧盟共同市场、经济货币联盟同样的高度，此外，还制定了金融服务行动计划、风险投资行动计划、欧洲研究区战略等各种计划，力争在2010年前赶上美国的水平。其发展信息技术的主要政策如下：

1．坚决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把物价稳定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减少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从而鼓励投资和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2．加快信息技术的应用步伐，改善信息技术应用环境。建立统一的电子商务法，实行统一的专利法。到2001年完全开放电信市场，2001年前欧盟境内所有学校上网，政府采购全部上网，加强网络培训，鼓励终生学习，。

3、发展风险投资市场。风险投资作为创新型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对高成长性的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与美国相比，风险投资在欧洲仍处于不发达阶段。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额达到了33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15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达到180亿欧元；而欧洲的风险投资额仅为12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7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为50亿欧元，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风险投资行动计划，主要措施为：加快欧盟内部一体化的步伐，使跨国金融活动更加便捷，专业投资人执行统一的结算规则，改善便于企业获得资金支持的金融条件，并斥资2.3亿欧元对企业获得贷款和风险投资等进行支持；成立7贤人委员会研究加快欧盟资本市场一体化政策。

4、培养企业家精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基础，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首先，鼓励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利用社会基金资助各种宣传和推广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的活动，加强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创建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其次，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提高研发水平和产品开发能力，利用统一专利法保护创新企业的技术安全；再次，放松政府对企业在开业和营业等方面的种种限制，优化企业发展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环境；第四，提供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第五，发展包括电子商务、网络、信息、老龄服务、特色旅游、社区服务等在内的技术型、经济型和社会型等新型服务业。

5、鼓励科技体系创新和技术成果的转化。创新是提高竞争力和促进就业的重要动力。在创新能力方面，欧洲远远落后于美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1998年，欧盟15国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占其GDP的比重为1.8%，而美国为2.8%。同时，研究与开发力量分散，研发和成果商品化脱节，没有形成统一的科技市场。欧盟委员会已计划设立欧洲研究区，以减少研究力量的分散，鼓励研究单位和企业合作，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同时，放宽移民政策，吸引国外的技术人才。

第4篇：新经济政策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 次贷危机 经济衰退 新经济

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破产，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浮出水面。8月初，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公司申请破产保护。8月15日，美国最大抵押贷款公司全国金融公司股价开始暴跌。因房地产危机的出现，这些公司的住房不良贷款数额升高，银行要求追加保证金，导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加大。于是，次贷危机迅速在美国乃至全球市场蔓延开来。是什么导致了次贷危机的产生，美国经济是否会出现衰退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和讨论的对象。

一、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

美国次贷的发放主要是在2001年后。在2002年到2005年间，次贷的规模由2000亿美元增加到6000亿美元；而从2005年到2007年间，其规模进一步膨胀了1倍，达到了1.1万亿美元左右，占到美国全部按揭贷款存量的近13%。为什么在2001年后美国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次贷？

美国在2000年到2001年出现本世纪首次经济衰退，为了缓解这次经济衰退，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挽救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增长的举措，其中心是“以降息为先导的较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不断地降息，使得低收入家庭能够承担起按揭贷款了，仅仅这一事件就给住房市场打开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加之随后的一系列金融创新终于打开了这道拦蓄洪水的闸门。

1.资产证券化成功开启次按市场大门。进入资产证券化的时代以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资产证券化给银行提供了更多的按揭贷款的资金来源，从而使获得按揭贷款更加容易。而这又促使银行不断降低按揭贷款发放的标准，一些原来被认为信用较低的低收入家庭得以进入按揭市场，资产证券化终于开启了次按市场的大门。

2.信用保险成功突破信用瓶颈。由于次按借款人普遍为中低收入家庭，所以即使把这些按揭贷款打包并以此发行了证券，也会因为这些证券达不到投资评级而很难销售出去。为此，华尔街又进行了一项金融创新――信用保险。对冲基金或投资银行通过信用保险对次按证券化中的贷款进行担保。这项创新是异常有效的。低利率、证券化和信用保险创造了一个强大的业务流。到了2004年，按揭银行几乎都改变了传统的认识。

3.众多实力机构进入围猎美次按市场。随着次按市场的大门被成功开启，除了美国银行以外，次按贷款提供者的数量不断增加。由于交易流程设计变得比信用分析更重要，一些新的玩家开始进入这个市场。在美国国内，有非银行的超级大公司进入这个市场，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等。在美国国外，有汇丰银行等，它们快速在美国设立了次按市场部并在任何价位上都狂吃市场份额。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2001年以来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虽然成功的缓解了世纪初的经济衰退，也成了这次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源。

二、回顾世纪初的美国经济衰退

本世纪初，美国经济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进入衰退期，据资料显示，美国经济从2000年6月以后，增速逐渐减缓，主要经济指标开始恶化。就GDP的增长率而言，2000年第四季度猛降为1%，但全年仍高达5%；2001年第一季度增长率为1.3%，原估计为2%，第二季度的增长率只有0.7%。美国经济由盛转衰，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

1.外部原因主要是石油价格对美国经济的冲击。1998年，欧佩克原油每桶的平均价格为11.8美元；1999年，平均价格为每桶17.27美元，而2000年则上升到27.17美元，升幅高达57.3%。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每桶油价上涨10美元，影响经济增长率减少0.2个百分点。如此高的石油价格使美国经济运转的成本大幅度上升，这对美国整个工业体系和消费体系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

2.内部原因则是新经济弊端的出现和消费者支出的缩减。美国新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日益普及的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工作、生活的方式，也改变了经济运行的速度，经济学所谈的“乘数加速数”问题，也被信息网络化、服务化和全球化所放大，形成速度更大的“信息型加速数”。新经济为美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信息型加速数”是一把双刃剑，随着流人新经济部门资金的增加，单位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必然下降，而边际收益率的下降又会造成人们对新经济部门赢利能力下降的悲观预期，两种因素复合作用，使得股市一路下坠。人们迅速调整投资计划，而且修正以前的投资行为，而“信息型加速数”会加快人们调整的节奏，使悲观预期蔓延开来，形成了市场上“逆向”的“过度反应”，导致价格飞速下跌，自1999年下半年以来美国股市缩水4.6万亿美元，相当于2000年GDP的50%。股市暴跌引起“负财富效应”，严重打击投资者的信心，经济进一步萎缩，新经济的弊端开始体现。

引起美国经济衰退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消费者支出大为缩减。美国经济在2000年之所以软而不衰，主要得益于一直强劲的消费者支出。但恐怖袭击以及随后而来的炭疽事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恐慌，广大消费者因担心未来而不得不捂紧了口袋。更主要的原因是失业率上升对就业群消费信心的打击，这首先来自于“优虑效应”。当仍拥有工作的人们看到自己的邻居、亲友中有人失业，他们就会下意识地担忧自己的饭碗不保或收人下跌，从而也节衣缩食，减少消费。实际上，就业群体的收人下跌，不再只是担忧，已经成为冷酷的现实，有统计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消费者的工资收人增长速度一直比物价上涨速度高2.5%左右，而2001年以来这一比差却下降到1%以下。工资增长幅度的放慢，预示着消费将逐渐失去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三、新的经济衰退不可避免

相较于世纪初美国经济衰退时的美国状况，现在美国经济潜在的威胁更加不容乐观，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将不可避免的出现，甚至形势更加严峻。

1.经济周期的必然规律。所有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周期性波动中发展的，繁荣之后总会伴随着衰退和停滞，任何技术革命都不曾改变过这一规律。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美国和80年代的日本，人们都曾普遍相信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已经不复存在。但极度繁荣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衰退。在任何一种经济周期中，都必然存在着繁荣和衰退，这是社会发展的铁定规律。当新经济的技术经济模式建立，它对经济的边际贡献必然会递减，无论基本创新、技术体系革新都会趋于衰减，于是衰退就会到来。虽然经济周期的规律在世纪初的美国经济衰退中被美国政府一系列政策消弱和延缓，但仍然无法避免。

2.石油价格依然对美国经济造成冲击。本世纪初的美国经济衰退，对影响石油价格在2001年有所下降，但从2002年开始石油价格一直保持上扬态势。2002年～2007年石油价格分别是26.06、31.41、36.77、55、64、82美元，同比增长率分别是20.53%、17.06%、49.58%、16.36%、28.13%。虽然为了应对经济衰退，美国政府实施了新能源政策，但居高不下的石油价格仍然冲击着美国整个工业和消费体系。

3.消费者支出缩减将更加明显。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哈里・S・登特曾经预测美国经济将在2008年以后无法避免地进入衰退期，其预测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将于2009年出现的美国的人口周期性衰退。据美国劳工部下属劳工统计局的消费数据显示，美国人一生的消费高峰期主要发生在46岁至50岁之间。然后在生命剩下的时间中消费将下降。而在美国最近一次“ 婴儿潮” 的高峰年是1961年，这一代人将在47岁进入高消费年岁达到最高点，而在那之后的岁月里人的消费能力急剧下降, 由此导致衰退的来临，时间正是2009年。今年1月14日至16日，美国《财富》杂志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七成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经济将于年内陷入衰退、或认为衰退已经来临，约有一半人在过去一年中已开始减少消费开。这就意味着本应2009年才会出现的周期性消费者支出缩减，由于次贷危机的爆发而提前到来，这对于美国消费型经济的打击无疑是十分巨大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经济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新一轮的经济衰退不可避免的出现。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如何应对这次经济衰退，美国还能象世纪初一样轻易的缓解和解决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吗？哈里・S・登特曾在预测中指出，他估计的美国经济衰退时间大约从2009年或2010年开始，并一直将持续到2022年或2023年。他曾警告说：“这可能将是历史上最大的萧条，至少也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最大的一次萧条。”大萧条真的会出现吗？美国政府将如何应对？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黄继汇:次贷危机挥之不去 美国经济面临考验.中国证券报,2008年1月16日

[2]李云林:美国为什么会发生次贷危机.中国投资,2007,12

第5篇：新经济政策的原因范文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国经济已经连续9年保持2－4％甚至更高的年增长率，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超过二战以后20世纪60年代106个月的繁荣，这与经济学家预测的经济周期现象已大相径庭。这样，经济周期理论，尤其是短周期理论是否还成立，或者说是否还适用？

我们认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多次出现过的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客观的历史事实。经济学家从各个角度对此作出解释和描述，形成了种种经济周期理论。这些理论，有的从内在因素，有的从外在因素去寻找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其中，从投资波动和技术创新角度说明波动的理论特别引人注目，而投资波动和技术创新又有着内在联系。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往往会带来新的投资契机和需求，进而逐步形成新一轮经济高涨和繁荣，一旦创新热潮过去，投资会减少，经济会衰退。如果用这种理论思考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长盛不衰就不难理解了。原来，美国经济这么多年高增长，是科技进步在生产增长中作用日趋增强的结果。从1994年到1998年，高科技部门占美国GDP比重已达到27％，预测21世纪初将达到50％。正如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在1996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要问，为什么今天美国的高科技能如此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增长，那么，应当说风险投资的制度创新功不可没。可以这样认为，新经济与其说是高技术催生的神话，不如说是硅谷技术与华尔街资本市场联手导演的结果。风险投资通过一定机构和方式向各类机构和个人筹集风险资本，然后将它投入到不确定性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或项目，并以一定方式参与所投风险企业或项目的管理，期望通过实现项目的高成长率并最终出售股权获得高额中长期收益。尽管所投企业或项目大多失败，但10项中只要有1项成功，除了能弥补失败的损失，还能给创业投资者带来巨额回报。在美国，1996年创业投资回报率为19．7％，近5年来的平均回报率为18．4％。风险投资主要投向高科技中小企业，包括生物工程、电子工程、医疗技术、现代通讯、计算机等。正是这种风险投资机制，不断推动美国生产率提高，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生产率这样不断提高，使美国经济的调整在快速增长中完成，改变了周期性波动的局面，但并没有表明传统周期理论对这种现象就毫无解释力。一旦风险投资遇到重大障碍，经济波动也许仍不可免。

二、菲利普斯曲线

有人提出，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会导致工资提高，工资提高会引起物价上涨，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显示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反相关关系。而事实上，美国经济增长率从1996年至今已连续四年保持4％左右，失业率从1992年的7．5％降至目前的4．1％，而同期的通货膨胀率则在3％以下。“新经济”使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三者之间的兼容度前所未有地增大，传统经济理论中的菲利普斯曲线又一次失灵了。还有人提出，“新经济”的主要特征是经济持续增长，低失业率与低通胀率并存，表明了传统理论中的菲利普斯曲线已经消失。

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下如此结论。众所周知，菲利普斯曲线所表明的失业与通胀之间负相关的关系是以下面两条件存在为前提的：第一，经济增长引起失业率下降，而失业率下降导致货币工资率上升，即货币工资率上升是劳动市场超额需求的函数，而失业率是劳动市场超额需求的一个负函数；第二，工资是产品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从而是价格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只有当货币工资上涨超过劳动生产率上升时，货币工资上升才会引起物价上涨，否则，货币工资变动并不会立即引起物价变动。这是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道理。然而，在美国新经济中，正是这两条件都不存在，因此，失业率和通胀率的关系当然就不存在。

让我们先考察这些年来美国经济高增长有没有引起货币工资上升的情况。确实，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15年内由于经济增长，财富增加了30％，失业率下降到4．7％，但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1999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数年中工资出现低增长甚至负增长。为什么会这样？这与新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这一点分不开。在工业化时代，劳动与资本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在新经济时代，知识这一要素取代了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一点给企业的收入分配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知识具有外溢性，掌握了知识的人容易把知识从本单位拿到别的单位运用。为了稳住那些掌握了知识和专门技术的员工，防止把技术和知识外传，除了给工资报酬，还要给以股权激励，使员工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把自己的命运和企业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从而改变了工业时代劳资关系对立的局面，即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企业为了追求最大利润不希望提高工资这种局面。在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的企业制度中，工人并不一定要求提高工资，甚至不反对降低工资。因为，降低工资可降低产品成本，增强本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企业有利，自己从股权中分得红利收入会增加。于是，新经济时代的工资增加并不快甚至不增加；第二，新经济以知识为基础，因而企业家和高级技术人员在企业中的地位与作用与传统的工业时代相比是进一步提高了。在新经济时代，一个企业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作用，而股票期权成了对他们最重要的激励手段。因此，新经济时代，由于能干的企业家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他们的收入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自股票期权，但这不构成工资成本，因此，在美国新经济中，经济的高增长、低失业率，并没有带来工资和物价的高增长。

再考察生产率变动和产品成本变动的情况。这些年来，在美国，随着信息产业发展，企业纷纷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对企业的生产技术设备更新改造，使生产率大大提高。近10年来，美国生产率每年增长平均为2．2％。美国劳动生产率提高如此之快，别说这些年来工人货币工资没有多少提高，即使有显著增加，也不会引起工资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这是因为，通货膨胀率并非与货币工资上涨同步，二者差额即生产率增长。如果生产率增长3％，货币工资也上升3％，则成本从而产品价格并不会变化。

这样，在新经济中，一方面低失业并没有使货币工资有显著上升；另一方面，生产率却有所上升。这样，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就是显然的了。因此，不是传统理论中的菲利普斯曲线不成立了，而是这条曲线赖以存在的条件不具备了。如果这些条件仍具备，这条曲线所表明的失业与通胀间负相关关系仍会存在，尤其对于象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货币工资上升幅度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则这条曲线所表明的失业与通胀间交替关系一定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即使象美国这样的国家，如果工资增长速度比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更快，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在4％左右，当劳动力十分紧张时，工人们就可能要求提高工资。近年来，美联储一次又一次提高利率，主要就是想抑制增长势头，防止通胀抬头。

三、信息经济学

有人提出，在“新经济”中，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假定的现实性受到了影响，信息的专有性和垄断性受到了冲击，经济中创造了大量与信息有关的就业机会，形成了专门的信息市场。借助网络技术，以几乎实时的速度，快捷而全面地传递到全球，使人们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而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性大大弱化，信息经济学中诸如隐藏行为（信息）的道德风险模型、逆向选择模型、信息传递模型和信息甄别模型等理论的解释受到削弱，原来这些模型所表达的经济学现象也会被新的现象所取代。

第6篇：新经济政策的原因范文

美元汇率一波三折的状况与原因

今年以来伴随伊拉克战争的酝酿、爆发与结束，美元汇率的走势也随同伊战而呈现三个 阶段。

第一阶段（2002年11月～2003年3月中）：美元汇率以缩水为主的下跌趋势明显，美元 兑欧元汇率水平从1.03:1下跌为1.10:1；

第二阶段（2003年3月20日～2003年4月初）：美元汇率远超出市场的预期，因伊战进展 超出预期，推进美元升值明显，美元兑欧元汇率水平从1.10:1上升到0.97:1，瞬间价格为 0.95美元；

第三阶段：（2003年4月初至今）：美元再现较为快速与幅度的下跌趋势，尤其是兑欧 元汇率在两周内涨幅达到10％，汇率水平从0.97美元一路上扬至1.15美元，甚至1.16美 元，即将突破起步初期的1.1745美元水准。

美元走势的急剧变化与国际与美国内的变化密切联系在一起，主要围绕六个字，即信心 、投机、政策三者的交错运用，推高或打压美元策略、技术性凸显。

1、美国经济信心的不确定是美元动荡的主因――美元汇率的走势与美国经济趋势密切 联系在一起，而美国经济前景又与战争具有直接连带。众所周知，美国策划、发动对伊拉克 战争的国内经济环境与背景，与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具有了完全的变化。一 方面是美国经济自身政策调整条件不同，另一方面是美国经济自然周期区间不同。因此，战 争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冲击也没有历史对照与模拟之处，但负面冲击则是不争的事实。伊 战无论从酝酿到结束，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经济环境与条件，2002年至今，美国经济研 究局一直没有宣布美国经济衰退或复苏的界定，已经可以说明美国经济不确定依然较为明显 ，进而形成对美元汇率的进一步干扰。美元第一阶段的缩水是经济信心问题，第二阶段的升 值是经济破坏性因战争较快结束信心扶持的作用，而第三阶段的再现贬值，更是经济继续疲 弱，乃至信心下挫的打压所致。虽然布什因战争胜利的支持度上升，但人们对美国经济悲观 ，即可能再现衰退的忧虑逐渐增加，从而扩大推进美元贬值，经济信心的弱化愈加明显，再 度打压美元投资热情，美元下挫即现。

2、投机技术运用的推波助澜是美元波动的辅助――外汇市场货币汇率的涨跌支持点在 于货币资金供求关系的引导与影响，而在这种关系中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是欧元三年亏损 回报渴求的投机性。有目共睹，欧元经历了三年疲软弱化的磨难与考验，汇率水平从起步初 期的1.17美元至高点的1.19美元之后，一路走跌至2000年10月的0.83美元，跌幅达接近3 0％。尤其是在欧元起步前夕，全球经济与资本流动层面对欧元的过高预期，刺激乃至推进 人们对欧元投资热情的高涨，进而导致欧元连连走跌的利润亏损积累加重。外汇市场技术需 求和投资者投资回报渴求，成为欧元超预期爆涨的“助推器”，欧元的上涨并非经济依托， 而是美元疲软给予的机会与空间，投机性作用愈加突出而显重要。其二是日本经济、金融与 市场的悲观和低效应，导致国内机构引领个人投资者大量撤离股市，大量转向债券投资，投 资中投机获利预期的吸引力，青睐于欧元债券利率的诱惑，是形成欧元兑美元和欧元兑日元 上升的重要因素与拉动。同时也有迹象显示，中东地区资金因对美国不满，而将投资暂时倾 向欧元，也是刺激欧元上涨不可忽视的因素。

3、货币竞争策略的铺垫是美国战略意图的疑点――货币汇率的强弱支撑点在于经济增 长水平、经济规模效应以及经济开放程度。回顾当年日元强势、德国马克强势、英镑强势以 及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元强势都与货币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而自从欧元问世以来，无论 从规模、实力、体制、模式或国际影响力看，欧元可以抗衡、挑战与竞争美元。而从此美欧 货币竞争一直成为金融、经济乃至政治层面有形或无形的较量。尤其是伊战前后，不仅使欧 元区与欧盟政治层面分歧加大，不谐和、不统一的态度表现，直接挑战经济与货币的合作， 表面上欧元币值走强，但潜在的风险压力却积累扩大了矛盾、分歧，对于长远稳定发展不利 。英国推迟加入欧元区的行为不是可以说明，欧元区与欧盟的分离状况风险，更难谈及欧元 东扩的矛盾困惑。

而更为重要的是对欧元汇率稳定具有最直接冲击的是，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的影响将加 大欧元区政策协调的难度。所有这些目前不是欧洲自己所能驾驭的。值得关注美国经济影响 力中，美元货币政策灵活运用的影响、美元资本效应的影响、美元市场份额的影响、美元金 融产品规模数量的影响，其中“美国主导”特色值得警惕与防范。而美元贬值从自身需求看 ，利大于弊，欧元商难以取代或强于美元。美国战略性意识打击欧元的潜在意图值得关注与 跟踪。但短期中的竞争焦点是市场对利率差异的反应。因此市场明显追捧欧元，短期利差收 益使欧元债券利率吸引力上升，并成为支持欧元走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同时也为欧元 埋下更严重的“祸根”。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元汇率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动态反应，是国际竞争需求的手段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已经使国际汇率市场价格波动震荡的条件更加复杂。

美元汇率变化的影响因素与未来发展趋势

金融心理对汇率技术调整上升，不仅加大汇率波动频率与幅度，而且提高了汇率波动的 承受力，进而使得汇率预期更难以驾驭和预料，汇率走势超预期的迷茫、浑浊与交错性愈加 突出。分析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

1、汇率依托角度的暂时性作用加重――从美元贬值看，其自身经济基本面与货币政策 需求面依然好于欧日，且政府经济政策关注加重。虽然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低于市场的 预期，但却高于去年第四季度的增长水平，且战争的爆发尚未对经济形成重要伤害，超出预 期短期速战效应，使美国经济破坏性影响有缓解。美联储的黄皮书认为美国经济依然具有不 确定，经济风险依然不可排除，但是经济复苏将在下半年显现。而从美国经济环境看，企业 赢利状况好于预期，进而使美国股市指数相对稳定，尤其是纳斯达克指数始终稳定在1500余 点，表明美国企业调整在恢复中；加之投资状况稍呈积极迹象，固定资产或设备投资都处于 增长中，预示美国企业的带动性将有利于经济复苏与经济增长。而从货币政策看，美国政府 依然强调坚持强势美元，因此，即使伊战也没有打击影响美元弱化，强美元一直在伊战中明 显体现。伊战结束，美国经济增长继续，美元兑欧元明显弱化，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从经 济角度看，汇率走向有违经济依托，短时获利驱动性诱因突出，经济暂时效应成为刺激欧元 的重要因素。

2、利率对比效应的暂时诱惑上升――面对全球经济普遍的不景气以及前景的难以确定 ，投资或投机方向的不明朗或难抉择依然是困惑，从经济面确定汇率趋势已经显得艰难困惑 。因此，投资或投机短期效应则放置于利率水平的抉择，欧元公债的利率优势支持欧元货币 凸显。相比较，目前欧洲主要货币利率高于美元，欧元作为全球唯一可以与美元竞争的货币 ，高出美元利率的优势，加大短期资金流入的吸引力，中长期的难以预料和判断，使市场短 线操作的技巧技术倾向欧元加大，进而出现欧元持续走强空间。还有十分重要的历史背景， 欧元将近四年的持续疲弱，对投资投机利润的打击，投资者渴求回报，外汇市场周期性刺激 欧元走强作用明显。

3、汇率依托的长远经济效应滞后――近期外汇市场较大幅度的波动与调整值得关注与 防范，欧元走强中的潜在风险进一步加大，在经济下降、政策困惑以及国际不确定的环境下 ，货币政策与技术的运用，不仅是经济的需求，更是应对经济全球化调整的战略意义。通过 国际上一系列重要影响事件的冲击，不仅验证美国经济主导影响力，而且加大全球对美国经 济依存与扶持，而近期汇率走势的变化，具有较强的投机性，并非经济依托与政策需求的体 现，外汇市场长远支持角度更值得关注，并将是汇率重要的支持与趋向。

目前无论从经济或投资的角度看，美国经济与美元汇率依然是经济领域和市场环境中的 主要关注焦点。美元资产价格走势对美国经济信心和金融心理具有重要作用，而美国经济现 状与前景又对美元汇率形成制约与推进意义。任何事物的涨跌都有一定的周期或限度，货币 汇率趋势同样也离不开这一规律，美元下跌中具有积累转化反弹的条件与时机。但从另外一 个角度看，美元汇率的下降趋势，对投资信心具有一定的影响。虽然国际资本流动方向与趋 势的调整并非真正有利于欧元，然而在心理上对美元的短期不利不能排除。

1、短期：政治性突发干扰明显。目前伊拉克战争已告基本结束，但是恐怖袭击性的突 发事件风险依然严重存在，加之困惑与蔓延的SARS疫情，对于已经不确定，且动荡中的世界 经济与国际金融的影响甚至冲击不可低估。无论战争、事件或局部冲突都将是金融市场，主 要是外汇市场价格震荡的重要干扰性因素。而政治的扩大和突发难以预料的特点，将使已经 脆弱和缺乏方向的汇率波动愈加浑浊与茫然，汇率价格的震荡性、波动性将会进一步加大。

第7篇：新经济政策的原因范文

通常情况下，通胀意味着经济过热，通缩意味着经济下滑。而“滞涨”是一种工业化过程中的新状态：物价上涨、经济滑坡、失业增加。听起来还真是发生在经济领域的消化不良。

“上周二纽约证交所停止交易后，华尔街一家经纪行业的副总裁查看了一下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的指示器。机器发出轻轻的唧唧声，他大叫一声：天啊，道琼斯指数又掉了16.50点。由于值钱而又热门的股票徘徊不前，股指最后收于671.54点，在94个交易日内下跌了126点。在此期间福特总统入主白宫。”《纽约时报》1974年9月1日的这篇报道中，记者也许意识到了道琼斯指数可能更严重的下跌，但他绝无可能判断出今后的将近10年中，美国股市和美国经济运行状态。

道琼斯指数没有像人们所担心的那样继续暴跌，从而带来新的一次大萧条。到1975年12月6日，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跌到了577.6点的最低点，从最高点下跌45%后企稳。人们同样没有想到的是，直到7年以后的1982年，道琼斯指数才重新回到1972年创下的千点高位。这10年，美国股市和美国经济一起没有跌入深渊，而是陷进了泥潭。这是一种从未发生过的特殊经济现象——“滞涨”。

二战之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恢复期，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经济进入了将近20年的高歌猛进时期。美国经济的一路走好，带来股市的一派繁荣。1956年5月12日，道指首破500点大关。1972年11月14日，道指首破1000点。 很多经济学家把美国经济走出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归根于里根上台后所实行的减税、减少政府干预等一系列新经济政策。但更加主流的看法是，技术进步才是美国走出滞涨的根本原因。

1792年，24名纽约经纪人在纽约曼哈顿下城华尔街的一棵梧桐树下订立协定，约定以后每天都来这里进行股票交易。1863年，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1882年，道与好友琼斯在华尔街一幢紧靠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大楼里创办了道琼斯公司。1896年5月26日，道第一次计算并对外公布了道琼斯工业平均数，当日指数为40.94。从此，道琼斯被当作了美国经济的晴雨表，进而成为世界经济的晴雨表。 很多经济学家把美国经济走出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归根于里根上台后所实行的减税、减少政府干预等一系列新经济政策。但更加主流的看法是，技术进步才是美国走出滞涨的根本原因。

证券经纪人长达20年的好日子看样子要结束，年经纪人心怀忧虑。“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之中有7000多人离开华尔街到其他行业就职。一位离职的前经纪人说：我的黄金之年是1971年，那时我一年赚了3万美元，而到了1973年，我的收入降到了1万美元的水平，我不得不离开证券业”。

石油危机是股市下跌最重要的导火索，但“滞涨”并不能全部归结为石油危机的原因。股市的低迷源于经济的不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被“滞涨”缠身，当然，石油危机加剧了“滞涨”的深化。

第一次石油危机从1973年10月因第4次中东战争爆发，由于沙特等石油输出国组织向偏袒以色列的美国施行禁运，国际油价从3.01美元在2个月翻两番飙升到12美元，导致所有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明显放慢。197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美日的经济当年都出现了负增长。

除此之外，食品价格也由于粮食紧缺而大涨，增加了通货膨胀压力。1972 年，自然灾害席卷全球，世界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减少2.9%。1974 年世界粮食再次减产，紧缺状况进一步加剧。1973 年和1974 年，美国食品和饮料价格上涨幅度分别达到13.2%和13.7%；1978 年和1979 年，上涨幅度分别达到9.7%和10.7%。

油价和粮价的大幅上涨导致通货膨胀率前所未有地高涨，年平均通货膨胀率达到10.46%，而美国战后各经济阶段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2.33%～3.54%。这种通胀我们很熟悉——由于国际市场能源和矿产涨价所导致的所谓“输入性通胀”。

由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对中东低价石油的高度依赖性，石油的大幅涨价导致物价水平的整体提升。随着经济对石油涨价的逐渐适应，股市也开始快速回升，1975年道琼斯股指开始大幅度反弹，到1976年底就基本回到1973上半年的水平。但由于缺乏经济增长的支撑，一直到1982年，道琼斯指数长期在800点到1000点之间徘徊，牛市变成了牛皮市。所以，20世纪70年代，也就被称作美国版“失去的10年”。

除了石油危机和由于“水门事件”导致的美国政局危机，“滞涨”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经济艰难转型中的阵痛。二战结束后，美国拥有占当时世界总量80%以上的黄金储备，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固定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施行。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宣布停止承担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统领二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宣告瓦解。

以美国强大的国力为什么难以支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一方面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产生巨额的政府开支。而与此同时尼克松之前的美国总统约翰逊总统所倡导的“伟大社会”的计划，导致美国联邦政府用于社会福利的开支急剧膨胀。花销不断扩大，但经济上的竞争力尤其是制造业的竞争力，在日本等新兴工业国的围堵下开始逐步下滑，导致出口贸易顺差不断减少。1971年5月，美国对外贸易出现了13.03亿美元逆差，这是自1893年以来美国对外贸易第一次出现逆差。之后除了1973、1975年为小额顺差外，其余年份均为逆差。这在一定程度上宣布，美国工业化的过程已经正式结束。美国需要从经济转型中获得新的竞争力。

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无论基础设施投资、出口还是消费三驾马车齐头并进。但随着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日渐减少、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国内消费也增长乏力。总体上，由于新技术带来的产业革命未能及时衔接，是美国“失去的10年”的根本原因。“滞胀”阶段是美国“二战”后最艰难的阶段。从 1969 年12 月到1982 年12 月，美国有13 年的时间停留在滞胀的阴影下。平均每3 年多就有一次衰退，实际GDP 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9%，而年平均通货膨胀率达到10.46%。

第8篇：新经济政策的原因范文

目前无论从经济或投资的角度看，美国经济与美元汇率依然是经济领域和市场环境中的关注焦点。美元资产价格走势对美国经济信心和金融心理依然具有重要作用，而美国经济现状与前景又对美元汇率形成制约与推进。因此，美国经济与美元汇率是相辅相成的的统一体。目前美元汇率的下降趋势，对美国经济结构矛盾的缓解，即减缓贸易逆差上升压力，具有一定的作用，并已经有利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调整复苏；同时对美国对外的竞争力是有利的积累。任何事物的涨跌都有一定的周期或限度，货币汇率趋势同样也离不开这一规律，美元下跌中具有积累转化反弹的条件与时机。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美元汇率的下降趋势，对投资信心具有一定的影响。虽然国际资本流动方向与趋势的调整并非真正有利于欧元，然而在心理上对美元的忧虑是不能排除的。

欧元困惑

突出表现在欧洲央行降息不当的被动上。当前市场最为关注，并对汇率具有重要影响的是利率问题。6月5日欧洲央行决定降息50个点，是今年3月6日之后的第二次降息举措，欧元区官方利率调降至2％的历史低点。降息对经济刺激或许有作用，但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尤其是美国宏观经济中利率调控，已经显示利率作用的弱化，经济复苏的刺激拉动中利率手段已经远滞后信心心理的影响。而欧元短期的升值具有较大的投机性，不确定的技术周期与经济实际脱节现象，使人难以看清汇率走向以及对经济的影响，汇率现状与前景依然处于模糊、不清晰状态。此时的降息或许不仅不能刺激经济，反而伤害自身经济，美国利率调控的前车之鉴已经可以说明，面对经济环境的波动、不景气与不确定，环境对利率调控的干扰加大。而欧元利率高出美元的优势不仅有所刺激投资流入，而且也是制约美元或美国经济竞争的唯一筹码；但利率下降将削弱欧元优势空间，且不利于欧元的稳定和协调合作。因为，欧元区毕竟经济处于尚未统一，经济政策协同对汇率尚有干扰，财政赤字问题就是明显例证。而从货币政策协调或合作层面看，欧元区不仅具有较大的差异与矛盾，更缺少技术与心理娴熟与承受能力，“年幼”的经历使其难以应对当前复杂的局面，相对稳定是以静制动的最好办法与思路。伴随欧洲央行降息的关注，欧元走势的休整与技术周期默契，使欧洲央行的利率抉择更加艰难。

欧元汇率相对剧烈的波动水平，充分反应了货币依托的脆弱性，其中包括欧元利率的变化、欧元区企业的接受反响以及经济状况的不利。首先是政策抉择的不恰当。利率下调在当前欧元区经济下行中愈加不利复苏，降息不足以刺激经济，更对经济信心有所打击，欧盟已经因此将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以下，2003年基本预期改为0.4－1.0％之间，明年在1.9－2.9％之间，欧元升值使其经济复苏进一步缓慢，并具有恶化乃至衰退的可能，货币协调更加困难。5月份欧元区的通货膨胀水平为1.9％，略显平缓，但区内差异较大，最高水平爱尔兰为3.9％，最低德国为0.6％。欧元区贸易顺差4月份数据增加，实现30亿欧元，但出口减少6％，与欧元升值具有直接关系。欧元区银行业的不乐观现象，从信心有所冲击欧元心理；标准普尔公司的分析认为，欧洲各银行的偿还能力今年内不会得到根本改善，原因在于银行被迫提高风险准备金；股市波动影响养老金基金收益，因此各银行增加了养老金支出；银行人寿保险收益下降；标准普尔公司对包括德国四大银行在内的18家欧洲银行的偿还能力持悲观态度，仅对3家欧洲银行的偿还能力表示乐观。欧元区系统性风险在上升，潜在的忧虑逐渐增多，对欧元稳定性具有较大冲击。

美元彷徨

突出表现在美联储利率作用有限的困惑上。面对美欧两大货币依托的各自状况，此时的政策调控

手段愈显重要，其中最为引起关注的就是各自的利率抉择。而近期对市场影响牵动最大的是美联储例会，降息点数的争论较为突出，而最终美联储在6月24－25日例会之后宣布降息25个基本点，联邦基金利率为1.00％，为45年来的最低水平，也是自2001年年初以来，美联储的第13次降息举措。之后市场呈现与欧洲央行降息之后有违于理念的逆向波动，美元走稳、股市下跌。随着美国经济的变化，以及政策面的争论或影响，美联储是否降息将是对美国经济现状与前景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依据美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和金融表现，尤其是面对复杂、动荡的国际环境，美联储利率的相对稳定，是经济信心维持和经济效应磨合的恰当选择。一方面是美联储利率调控空间有限，经济前景的不确定，甚至不可预料事件的潜在影响，应该留有应对突发事件的相对余地；另一方面美国经济起色已经显现，股市投资热情与价格的上升，不仅是自然周期的必然，更是企业改革和新经济调整反弹的体现，对于经济信心具有支持提升作用，如果此时降息，势必打压信心、加重恐慌，对调整中的复苏是抑制，而非刺激；而降息所起到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因为，新经济环境的变化，已经使得传统经济时期，实体经济弱化虚拟经济，信心心理已经超越经济本身的支持与影响。新经济的无规律、无周期、无经验、无“对策”，需要摸索、探讨，美国经济的彷徨、困惑阶段，应以冷静观察、等待，而不应过急过激采取举措，否则将可能适得其反。

近期美国经济状况有喜有忧。一方面经济复苏迹象明显，无论政府官员或市场人士均认为，下半年美国经济将会明显走好，经济增长率将会为3％～3.5％，这无论对于美国自身或世界经济都是一个利好，当然不能与强劲经济周期相比。另一方面美国经济面通货紧缩的忧虑减轻，5月份的核心通货膨胀上升0.3％，是去年8月来最大涨幅，2003年美国通货膨胀将稳定在1.5％左右，因此今年核心通货膨胀大幅放缓忧虑有所减缓，减轻通货紧缩压力。而5月份工业生产上升0.1％，设备利用率维持在74.3％，房屋开工率上升6.1％，房屋完工率创1987年1月最高，制造业复苏有望，6月份指数上升到26.8，5月份为10.8，远高于预期，进而刺激拉动股市持续走高明显，对经济信心恢复形成支撑，美元汇率略显稳定向上。但是美国经济依然处于艰难磨合之中，美国严重的经常项目逆差第一季度继续升5.8％，达到1361亿美元，财政赤字突破1992年2900亿美元，截止5月份已经为2920.6亿美元，失业问题依然严峻，不确定中负面因素继续令美元彷徨。

伴随全球经济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不景气和不确定，国际外汇市场出现较大的震荡性走势，主要货币汇率波动幅度与频率，已经远远超出市场预期和对经济基本面的依托，经济金融理论已经难以解释汇率状况，各主要货币体的货币政策处于不清晰的矛盾状态。引起关注的焦点依然是美元与欧元的较量与竞争，这不仅是全球经济或国别、区域经济重要的关注重点，而且也是投资信心和投机策略选择的重要依据。美欧货币政策，欧元被动的“失策”和美元主动的“对策”，则成为两者之间竞争较量的重要体现，并将影响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和国际金融发展趋势。

就今年时间范围预期，美国经济不确定中具有加快复苏增长的可能，美元汇率具有反弹的较大空间与条件，但依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波动，震荡性走势将会继续困惑、干扰市场投资组合。因此预计第三季度美元将继续以贬值为主要取向，美国财年决算的特殊需求将使美元缩水再现，尤其是对日元贬值将较为明显，一来是技术周期与币种的需要，二来是美欧日三种货币竞争策略的需求；汇率水平预期美元兑日元为1：115－122，美元兑欧元为1.17－1.25：1。第四季度至明年初，美元强势将继续显现，并伴随美国经济复苏的可能，美元依托的经济周期和政策需求进一步强化，美元汇率将继续走高至1欧元兑0.95－1.09美元，美元兑日元将达到125－128日元，甚至有可能走向130日元水平。

第9篇：新经济政策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政策；区域经济政策理论

引言

产业革命之后，发生的几次经济危机，使经济学家们逐渐发现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存在缺陷，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各国政府开始对市场经济实施有效的干预措施，好的经济政策成为一国经济的发展加速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今天，合理有效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更加突出。所以在区域经济研究这一领域，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更加细致和深入，下面文章将从五个层面阐述当前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

一、包括宏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研究和微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研究

从区域经济政策的共性与个性的层面看，当前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宏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研究和微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研究。

（一）宏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

区域经济不平等的现象世界各个国家都有，特别是国土面积大的国家。由于气候地形的差异，历史传统、文化习俗的不同等诸多因素导致了区域间的经济不平等。为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健康快速的发展，绝大多数国家都正对自己国家区际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经济政策。学界对发达国家的区域经济政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对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等几个国家的区域经济政策的进行研究。刘建芳（2002）分析了二战后美国为缩小区域差距而实施的一系列区域经济政策；李亚琴（2011）分析了苏联时期、叶利钦时期、普京时期三个不同时期俄罗斯对远东地区的区域经济政策；衣保中、任莉（2003）阐述了战后日本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实施的一系列区域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地区振兴与开发政策、区域产业布局政笨、缩小地区差距政策及促进落后地区发展政策，日本在实施区域经济政策中，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进行统一规划协调指导，给予财政金融支持，加强基础设施推动和法律法规保障，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日本区域经济政策；[1]李晓辉（2013）分析了统一后的德国为减小东德和西德之间的经济差距所实施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目标、内容和实施步骤。而我国更是典型的区域经济平等的国家，改革开放后更是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经济政策，东部沿海开放城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经济政策，众多的学者从各方面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

（二）微观的区域经济研究

在对各国区域经济政策进行宏观层面的研究之外，还有大量学者致力于区域经济政策的微观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分析各种区域经济政策发挥的具体作用，例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的体系构建、实施细则、取得的成绩等；二、研究区域经济政策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例如区域经济政策与金融业、环境、民生以及公共产品与非公共产品的投资之间的相互作用；三、研究区域经济政策的相关内容，例如区域经济政策法研究（绍跃，2008），区域经济政策评价研究（楼海鹏，2007），区域经济政策体系构建及评价研究（王文慧，2014）等。

二、系统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理论分析区域经济政策

从理论层面看，当前研究区域经济政策的论文主要包括两种情形：系统的阐述区域经济政策产生和合理存在的基础理论与运用具体的理论分析区域经济政策的效应，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博弈论上。

（一）系统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基础理论研究

当前关于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成果不仅涉及对现存的各种区域经济政策进行分析和评价，还对区域经济政策这一事物的产生、演变和发展从理论上进行阐述和支持，挖掘区域经济政策存在和发展的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周毅（2003）在《区域经济政策理论及其误区超越》一文中阐述了区域经济政策的三大支柱理论：地域分工理论、区域发展阶段理论、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孔舒、李伟红（2007）从区域经济政策在区域经济中的内在机理以及发展中的作用出发，从理论的角度阐述其存在的必然性。[2]金铸（2013）阐述了区域经济演化的理论基础。

（二）具体理论分析区域经济政策

现有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成果除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区域经济政策的产生和演变外，一些学者还用个别理论深入的阐述区域经济政策。罗辰宇（2012）运用增长及理论分析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变迁。马丽、庞效民（2001）针对传统区域政策只基于目标区域利益考虑的缺陷，应用博弈分析的原理，分析区域分工的动力机制，以及区域政策对区域竞争和分工过程及结果的影响。[3]葛新蓉（2009）运用增长极理论、循环积累因果原理、倒U模型分析俄罗斯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

三、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超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和地区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

从区域的大小的层面看，当前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第二、超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主要是国际合作组织，现在世界上最成熟的国际合作组织是欧盟；第三、地区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当前的研究集中在省一级。

（一）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下，各国加强了彼此的经济交流与合作。现今世界，成立了多个跨国经济组织。规模最大、发展成熟的是欧盟（EU）、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TTA），其中欧盟是迄今为止最成熟的跨国经济合作组织，学术界关于欧盟区域经济政策的理论研究，从多个角度展开，例如现行制度框架中欧盟基金的分配机制问题（RiccardoCrescenzi，2009；Sascha0.Becker，2012）；欧盟多层系统内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财政负担问题（Arthur Benz，2011）；欧盟经济结构调整中结构政策和结构基金的设计与完善问题（周淑景，2002；马颖，2000）；欧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布局与空间规划问题（刘慧，2008）。[4]

（二）超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

关于国家层面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出发，对国家层面区域经济政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讨。例如，关于中央政府在区域发展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重要性（Delphine Anicien，2005）；区域就业保障政策的效应评估（BarryMoore，1973）；国家区域政策成功经验的分析和总结（沈建法，1996）；国家区域政策发展历史的回顾及其发展趋势的判断（魏后凯，2010；汤学兵等，2013）；国家区域社会经济政策绩效的评价（淦未宇等，201l；贾彦利，2006）；国家区域政策对生产企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刘可文等，2012）；国家区域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逆向软预算约束”现象及其原因等（杨爱平，2007）。[4]

（三）地方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

相比于学界对国家层面和超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对地方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存相对不足。但是随着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出现了一些省级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的论文成果。促进京西南区域发展的地方性区域经济政策趋向研究（梁延杰，2008）；地方区域经湫的存在雠与形成原因――来自苏北的经验证据（徐龙字、黎欢，2013）；湖南省粮食主产县的区域经济政策调整研究（江红梅，2009）；试论东南亚因素与中国发展战略作用下广西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1950――2006）（吴永威，2008）。

四、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

从研究的方法层面看，当前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主要是个案实证分析方法和比较分析方法。

（一）个案研究

就研究区域经济政策的内容而言，学者的研究更偏向于具体个案的实证分析。大量的论文都是阐述各国家、各地区的某个或某些区域经济政策。例如，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王怀新，2006）；南太平洋区域经济政策、体制和渔业开发（李令华，2003）；战后日本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分析（张洁中，2013）；试论治理环京津贫困带区域经济政策（孟元新，2007）；论区域经济政策中的政府干预―― 以江苏省苏北区域为案例（魏晓锋，2005）等等。

（二）比较研究

相比个案研究，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比较研究相对较少，而且集中在国外与国内的区域经济政策的比较上。例如中外区域经济政策的比较及其对西部大开发的启示（颉雅君，龚勤林，2002）；中外区域经济对比（吕允英、刘慧，2006）从欧债危机救助机制看中欧区域经济政策的差异（时雨田，2011）。

五、借鉴成功案例的启示研究和针对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的反思研究

从研究的对象的目的层面来看，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可以分为以研究成功区域经济政策案例对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给予借鉴的启示研究和深入研究国内现有的区域经济政策发现其功能和不足的反思研究。

（一）借鉴成功案例的启示研究

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凡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或地区，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系列的区域问题，如区域分工与合作不协调所产生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地区间竞争过度、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主义等诸多因素所引起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5]而一些发达国家在解决区域经济不平等制定了一些成功的区域经济政策，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学界很多学者也致力对发达国家区域经济政策成功范例的研究，为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给予启示。例如，发达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路径建构与思考（李福柱、丁四保，2005）；欧盟区域经济政策学习与借鉴（张志强，2005）；国外区域经济政策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张秉福，2006）；美、日区域经济政策及其启示（陈涛，2008）；美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机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张力、夏露林，2010）等。

（二）对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的反思研究

对国外成功案例的启示研究是为我国制定更完善的区域经济政策给予借鉴，而学界对区域经济研究的重点更倾向于对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的反思研究。例如，完善区域经济政策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机制（沈培科，2008）；我国区域 经济政 策重心转移及效应分析（李光德，2009）；我国区域经济政策解读（戴绍波，2010）；中国区域经济政策演进与区域经济发展变化分析（姚敏，2011）；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效应与展望（刘名远，2014）。

结语

研究有关区域经济政策的文献，梳理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研究的内容、方向和方法，能够清楚看到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高度关注，也能够深刻认识到好的区域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的促进作用，还能够使之后的研究者了解现有的研究成果，为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区域经济政策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衣保中、任莉.论日本的区域经济政策及其特色[J].现代日本经济2003 （5）：18.

[2] 孔舒、李伟红.区域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J].现代商业2007（23）：144.

[3] 马丽、庞效民.区域经济政策的博弈解析[J].地理研究20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