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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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产业选择；直接投资；动因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9-0123-04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一体化，利用国内外市场获取资源和市场，以便降低成本获得利润最大化成为国际跨国企业的必然选择。企业积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或者绿地投资，或者跨国并购，特别是2000年以来。全球性的并购浪潮此起彼伏，跨国投资已经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按照邓宁的国际投资阶段理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的国家就迈入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阶段。中国目前就符合这一阶段。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开始转向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外企业出现破产的浪潮，很多国内企业到国外收购企业和品牌。但是在对外投资规模扩大的同时，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不均衡。在中国对外投资行业结构中，资源和采矿业占到较大比重，而制造业的比重相对较低，这与国际社会的投资行业选择出现偏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特征？如何优化中国对外直接的行业结构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特别是目前中国不断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如何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来优化国内的产业结构，实现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上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梁静波（2012）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不尽合理，结构失衡严重，不利于产业升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选择的重点是加大资源获取型行业投资，获取稳定的资源供给。雷鹏（2012）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安全的关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双目标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目标，提出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渐进性、多元化和动态性的产业选择战略，并具体对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对资源开发型产业、研究与开发型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的选择提出了建议。祁春凌、黄晓玲（2012）研究发现这个对外直接投资比较多的行业分别是商业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郑磊（2012）对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与东盟相关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强，中国对其投资具有较大发展空间。随后运用灰关联度法分析了2005-2009年中国投资东盟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投资东盟的金融业、交通运输和邮政业、制造业对中国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起到较强的推动作用。田尧、杨坚争（2012）利用偏离系数法构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量化指标，在构建适当模型的基础上，以1991-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运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之间的关系。协整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为此，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并对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影响因素的探讨，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的对策建议。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现状和特点

整体上看，不论从流量视角还是从存量看，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商贸服务业一直都是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所占比例较高，采矿业一直具有重要地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商贸服务业、金融业和采矿业，这三个行业所占比例超过60%。在所有行业之中，制造业所占比例不高。

1 商贸服务业一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从规模上看。商贸服务业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320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为44%，存量上为972.46亿美元，所占比例为30.66%。从所占比例看，2010年度的商贸服务业投资出现上升。商贸服务业主要面向消费者。这也有我国对外贸易的规模相对应。我国目前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为了开拓市场和售后服务的需要。必须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但是从投资区域来看出现过分集中的局面，主要集中于香港和东盟地区，香港所占比例为83.2%，东盟地区接近5.5%。在经营主体上主要是民营企业为主，国有企业比较少。

2 采矿业所占比例较高。随着中国不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重工业的发展越来愈迅速，需要的能源和金属等越来越多，但是相比较巨大的需求，中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还是难以满足迅速增长的需求。中国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和矿产品。而在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期货化的今天，往往受国际垄断实力制约，为掌握主导权，减少对国际大供应商的依赖，中国企业加大了对国外矿业的投资，特别是铁矿石，中国对澳大利亚采矿业的投资就超过100亿美元。不仅仅铁矿石，原油开采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的主要行业，在非洲、中东、中亚等地区，都有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企业的身影。中国企业通过直接投资和跨国并购等，掌握了大量了国外能源和资源的开采。

3 制造业所占比例较低且属于低层次投资。与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部分属于制造业不同，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少。2011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占总体投资的比例为6.77%，存量上只占5.61%。这与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不相符合。而且中国直接投资产业中先进制造业占的比重非常低，这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动机严重不符。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先进制造业部门的市场准入壁垒高。阻止了中国对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部门的直接投资。预计在未来10年里，由于发达国家接受现实，市场准入壁垒降低，将出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占比上升趋势。资源行业，从绝对投资额来说，还会维持一定的上升趋势，但是所占比例会出现明显下降。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影响因素

（一）产业结构的变化

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来看。从原始社会的狩猎业，再到农业社会，逐步到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这是从大的产业演进规律，从目前的产业结构看，一般分为三次产业结构：农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发达国家经过工业化的发展。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向服务产业结构为主专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约占70%左右，即使是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服务业产值占GDP得比重也超过45%，而我国服务业所占比例偏低，虽然经过近年的快速发展，我国服务业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目前也仅仅占1/3左右，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特点是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第二产业经过快速上升以后平缓增长。第三产业的增长势头最猛。但是整体看，我国在确立工业立国的基础上，吸引偏向制造业FDI，对服务业FDI设置的壁垒较高，而国际产业结构转移的趋势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服务业化，工业只有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才能取得较高的效益，部分先发展起来的新兴国家承接了发达国家的技术密集型换结构，也把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所以中国工业所占比例上升是在全球产业转移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虽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但相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优势，吸引的制造业FDI还在持续增长。因此，中国的制造业还处在吸纳国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本身的产业结构还处于升级过程中，对外投资的比例较少。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商贸服务业。这是为了出口的需要而进行的投资。不是发达国家第三产业那种类型的投资。

（二）区位优势的演变

按照邓宁的国际投资发展阶段理论，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没有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所以没有对外直接投资，仅有非常少的外商直接投资。到了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具备了一定的区位优势，但是没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多。到了第三阶段，内部化优势增强，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有所也有所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幅快速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但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远远小于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现在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阶段，具有区位优势。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区位优势在跨国公司竞争优势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区位优势的内容和特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是人口大国，在制造业和大规模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我国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起其他国家有劳动力数量大且廉价，成本低的优势。中国可以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把原材料或半成品按要求加工组装成成品后再进口。但是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环境恶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外经济依赖加深，出现与国际经济周期的同步性，输人性的通货膨胀也时有发生。因此，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加快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步伐。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国际直接投资市场上的地位较低，并滞后于国内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

中国企业还处于对外投资的初期阶段。由于国外第三产业进入门槛低，因此，为技术含量少、资本额小的商业资本提供了机会。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流人中国的外资来说，中国的第二产业有吸引力；而对流出中国的资本来说，国外的第三产业更有吸引力。中国现阶段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的商业服务业、金融业和第二产业的采矿业等产业中。中国对外投资从投资主体构成来说主要是大量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这些小型投资者投资主体数量众多，资本额比较小，主要活动在第三产业的批发和零售业、旅游餐饮等行业中，对于这些抗风险能力弱的投资主体，投资少、见效快的第三产业是它们更好的选择。

四、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选择的对策

当前中国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机遇，在对外直接投资上需要优化投资行业结构。以配合国内的产业升级，这就需要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上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层次。

（一）加大制造业对外投资力度

无论是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还是巴拉萨的外贸优势转移假说，一个国家对外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按照阶梯状从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逐步对外进行转移。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源环境成本不断加大的背景下，部分行业如纺织服装等产业的生产成本不断增加，这就需要寻找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这就产生了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产业方向，还有部分行业如冶炼、化工、医药和电子等产业由于投资的潮涌而使得产业过剩。就需要加大对外产业转移的力度。中国适用性的技术在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具有优势。

（二）增加对资源耗费型产业的投资力度

近年中国高耗能产业快速发展，但国内的资源远远供应不上，不得不从国外进口，比如铁矿石产业等，使得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越来越大，为保障国内资源供应，国内企业也加大了对国外矿产开采的投资力度。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对矿产资源开采的投资一方面受制于被投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大部分资源都被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领，留给中国的相对较少，且大部分处于高风险地区：另外一方面，资源开采后的运输面临国际政治军事的干扰，在国际原油价格飞涨的情况运输成本增加。再加上为保障资源供应需要中国政府加大对相关国家的投入。当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大对高耗资源产业的对外投资力度。实现当地化生产，这样就可以避免被投资国政府的干扰，减少中国对国际资源市场的依赖程度。

第2篇：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升级；自由贸易园区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6）06-0054-05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取得巨大成功，在资金、技术和现代管理等方面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开始深度融入快速发展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提升开放水平，持续放宽外商直接投资准入条件和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快速增长，2015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1360亿美元。

国内一些文献也给出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结论。沈坤荣和耿强（2001）通过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具有技术外溢效应与学习效应，提高了国民经济的综合要素生产率，促进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1]；郭克莎（1995）认为外资的大量进入增加了国内企业提高生产水平、转变经营方式的压力和紧迫感，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资金和技术基础[2]；裴长洪（2006）研究认为，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所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知识以及产生的溢出效应，促进了我国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直接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成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变的重要影响因素[3]。

当前我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充分把握外商直接投资新变化，积极应对外商直接投资新问题，对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新常态下外商直接投资的新变化

（一）外商直接投资增速稳中放缓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在国内经济下行和经济要素价格上升以及印度、美国等国竞争压力增大的影响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仍然保持稳健增长（见图1）。相比2001―2011年我国利用外资增速的大幅波动，2012年以来进入相对稳定状态，外商直接投资增速稳步增长，2013―2015年分别增长234%、370%和583%。但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较均呈现增速放缓态势。从纵向看，在我国加入WTO后的2002―2011年十年间，平均利用外资增速为1021%，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2012―2015年四年中，我国平均利用外资增速相对较低。从横向看，将金砖五国之一、人口与我国相近以及领土与我国相邻的印度作为比较对象，据联合国贸发会数据显示：2012―2015年印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为242亿美元、282亿美元、344亿美元和590亿美元，三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年均增速高达3459%，远远高于同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速。

（二）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发生显著变化

12012―2015年香港地区对大陆地区直接投资快速增长（见图2），2012年直接投资额为7129亿美元，2015年快速增长到9267亿美元，直接投资绝对额增加了2138亿美元，仍然保持了913%的年均增速，远远高出同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速，香港地区直接投资占我国利用外资比重从2012年的623%上升到2015年的734%，三年内投资占比提高了111个百分点，我国利用外资更加依赖香港地区。

2台湾地区对大陆投资、日本和美国等对华投资规模不升反降，而且下降幅度较大。台湾地区：2011年对大陆直接投资6727亿美元，2015年下降到441亿美元，绝对额减少了2317亿美元，年均降幅10%。日本：2012年对华直接投资高达738亿美元，为当年第二大对华直接投资国，随后几年直接投资额迅速下降，2015年仅为321亿美元，下降了一倍多，年均降幅45%。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也呈现下降趋势，2012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313亿美元，2015年下降到259亿美元。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加强，对华直接投资呈上升趋势。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2164家，同比增长183%，实际投资846亿美元，同比增长238%，其中，东盟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154家，同比增长52%，实际投资786亿美元，同比增长206%。

（三）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不断优化，质量不断提升

1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额快速上升，高端制造业引资能力逐步加强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放宽服务业准入条件，简化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手续，优化国内软环境，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外包，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快速上升。2011年我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比首次超过制造业，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524亿美元，制造业利用外资521亿美元。2012―2015年，服务业与制造业利用外资绝对额差距不断拉大。

2012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455%，跃升为第一大产业。2013―201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1%，比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高出08个百分点。201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为341567亿元，占GDP比重进一步上升至505%，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扩大了服务市场需求，提升了服务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2015年我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7718亿美元，占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的611%，其中，高新技术服务业利用外资快速增长，2015年前11个月实际利用外资723亿美元，同比增长517%，数字内容及相关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增幅较大，同比分别增长859%、551%和297%，计算机应用服务、综合技术服务、建筑、金融、卫生、文化艺术等成为外资流入的热点领域[4]。

2011―2015年，我国制造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下降幅度较大。2015年利用外资额创5年来新低，仅为3954亿美元，比2005年的4245亿美元减少了近30亿美元，所占比重由近70%下降为31%，在制造业整体利用外资走弱的同时，高新技术制造业利用外资却呈现另外一番景象。2015年的前11个月，我国高新技术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854亿美元，同比增长117%，占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总量的238%，其中，生物药品制造、通信设备制造、电子元件制造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3663%、1426%和186%。反映出中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市场需求减少，同时，劳动力成本、资源要素成本和环境破坏成本快速上升，中低端制造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减弱，我国中低端制造业正处于去产能、结构优化的艰难转型期。而我国高端制造业拥有越来越广阔的市场前景，对外商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制造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制造业正在从中低端逐步向中高端发展。

2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上移，利用外资质量不断提升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等问题凸显。国家引资政策也出现了新变化。由过去利用外资的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2010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严格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以及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外商直接投资，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等产业链上游行业。2015年，我国在钢铁、水泥、电解铝、造船、平板玻璃等国内市场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基本未批准新设外资企业，严格控制产业链低端产能过剩型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时，鼓励外资投向产业链上游行业，2015年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汽车、生物、医药、通信、金融、软件服务等行业中新设企业或追加在华直接投资。德国奥迪、大众、戴姆勒、汉莎航空，意大利菲亚特，瑞典沃尔沃，韩国现代、起亚汽车、三星电子，日本电气硝子、普利司通、伊藤忠商事，美国英特尔、克莱斯勒、空气产品、礼来等跨国公司都在上述领域新投资或增资，单项金额均超过1亿美元。此外，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消费层次上移，对高端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不断扩大。跨国公司为进一步扩大我国市场，抓住我国高端产品与服务需求快速增长的机会，在转移了产业链下游环节以后，逐渐向产业链的上游延伸，纷纷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设计创新中心、物流配送中心、结算中心、财务中心和跨国公司总部等。2015年，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设立的地区总部、研发机构等高端功能性机构快速集聚，设立研发机构超过2400家，比2010年的1400家增长了近一倍。同时，我国在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从2010年的196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14年的325亿美元。

（四）进一步扩大对外改革开放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取得新成效

1自由贸易试验区吸引外资聚集效应凸显。2015年1―11月，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共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040家，合同外资额44581亿元人民币，其中，通过备案新设外商投资企业5088家，合同外资额33266亿元人民币，占比分别为842%和746%。扩展区域后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吸收外商投资占全市的一半。融资租赁、科技研发、创业投资、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等高端产业向自贸试验区集聚的态势明显。

2北京市扩大服务业开放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效果初显。2015年北京市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率先推动科学技术服务、互联网和信息服务、文化教育服务、金融服务、商务和旅游服务、健康医疗服务六大重点领域扩大开放。这六大重点领域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068家，实际利用外资955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102%和625%，占全市吸收外资总量的735%；其中，金融、科技领域实际利用外资额分别占全市564%和76%，增速分别为157倍和14%。

3广东省借力自贸试验区和《在广东省对港澳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利用外资额大幅回升。2015年广东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157%，实际利用外资额同比增长427%，超过217亿美元，其中，吸收港资同比增长483%，吸收澳门投资同比增长2222%。

二、我国利用外资出现的新问题

（一）利用外资额占全球比重快速下降，引资压力加大

联合国贸发会2016年1月份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控》显示：201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跳跃式增长365%，全球对外投资金额达到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值17万亿美元，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5%，达到5480亿美元。同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仅增长58%，远远低于全球同期的365%以及亚洲发展中国家的15%，根据联合国贸发会数据计算，2015年我国利用外资额占全球比重从2014年的105%迅速下降到80%，2016年我国引资压力增大。首先，中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2015年我国经济增速破“7”，全年经济增长69%，这是近年来经济增长的新低，2016年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全年设定经济增长目标在65%―69%之间，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体吸引力下降。同时，美国的“再工业化”政策、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和加息，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深化对外开放、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度，进一步增加了我国吸引外资的竞争压力。美国2015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迅速从2014年的924亿美元增长到3840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为我国的近3倍。同时，印度2015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到590亿美元，是2014年344亿美元的近2倍。美国和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快速增长挤压了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空间。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市场波动、总需求疲软、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减速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升高和地区局势紧张，预计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将会下降。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不升反降，进一步增加了我国引资压力。2016年1月份，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08家，同比下降114%。2016年1―2月份，全国实际利用外资额2252亿美元，增速迅速下降到27%，而2015年同期增速为17%。2016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开局艰难，全年引资压力巨大。

（二）外资来源地“香大”，但技术外溢效应不断减弱

近年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几乎全部来源于香港地区，“一地独大”（见图2）。

其他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绝对金额还是占比均快速下降，绝对金额从2012年的419亿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336亿美元，占比从2012年的37%下降到2015年的27%，增加了我国利用外资波动的风险。随着香港地区对大陆投资趋向谨慎，港商撤资风波不断，进一步加大了我国利用外资波动风险。另外，香港地区发展以贸易与金融业为主，跨国高新技术大公司很少，不同于美、日等发达国家主要以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模式[5]，随着我国与香港地区经济水平差距的不断缩小，香港地区对大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断减弱。

（三）外商投资逐步“去工业化”

图42009―2014年房地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近年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去工业化”倾向。服务业利用外资额快速上升， 主要表现在房地产业利用外资快速增长，从2009年的168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3462亿美元，增长了2倍多，房地产业占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比重从2009年的44%上升到2014年的52%，助推了我国房价的快速上升，增加了房地产行业的泡沫。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逐步“去工业化”和向房地产业集中，从长期来看，不利于我国经济长远健康发展。

（四）外资在我国区域分布呈两极分化态势

从近年来外资在我国区域分布情况看，东部地区仍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主体，历年利用外资占比均近80%，截至2014年，东部地区累计利用外资占比8056%；西部地区利用外资额从2011年的11571亿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10779亿美元，占比从933%下降到839%，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拉大。

随着服务业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制造业利用外资额下降，东部地区在市场环境、产业配套能力、高端人才储备上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增强，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弱。此外，随着自贸区的相继设立，进一步放开外商投资准入，东部地区再次占据我国吸引外资的政策先机，未来一个阶段内，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可能进一步两极化。2015年1―11月，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9742亿美元，占同期全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854%。

（五）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出口贸易促进作用减弱

截至2015年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了我国近1/4的工业产值、1/7的城镇就业和1/5的税收，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促进作用逐步减弱，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增速快速下降，从2010年的2828%下降到2015年的-65%，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增速低于同期全国出口增速。此外，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也不断下降，从2010年的5465%下降到2015年的4410%，2015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10047亿美元，低于2012年的10227亿美元，2016年1月，出口711亿美元，同比下降168%，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的出口促进作用减弱（见图5）。

三、经济新常态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大力推动外商直接投资由“量”到“质”的战略转变

经济新常态下，在努力保持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量”稳定前提下，要积极实施利用外资向“质”的战略转变。根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三缺口”模型（发展中国家对外资需求的原因，除了储蓄不足和外汇储备缺乏，更重要的是技术落后），在当前我国国内储蓄与外汇储备充足但缺乏高新技术的情况下，要将重点放在引进高新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高端人才[6]。要积极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战略措施，实现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新跨越。

（二）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吸引外资优惠政策

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紧密结合，对不同产业实施差异化优惠政策，积极推动外商投资企业向产品的价值链上游转移。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结算中心以及成本和利润核算中心等功能性机构。鼓励中外企业加强技术研发合作，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支持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对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上述行业的要放宽投资准入条件和加大优惠力度。此外，为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去产能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产能过剩、高污染、高消耗和资源型出口行业要采取更加谨慎的措施，进一步减少外资进入这些行业。

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相结合，因地制宜对不同地区实施差异化优惠政策。对东部地区，要利用好当地的人才优势、市场环境优势、产业配套优势，促进外资投向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等行业，加大对外资投向战略性新兴行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快高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部地区的产业聚集。对中西部地区，要加强与东部省份的战略合作，推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外商投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形成优势互补的双赢局面[7]。此外，要积极利用好中西部工业园区与经济开发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利用外资的政策优惠力度，放大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中西部地区形成制造业的集群效应，推动当地工业化进程。

（三）深化自由贸易区与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改革

根据世界银行的各国外商直接投资“容易指数（0―100）”显示：我国得分637，远远低于美国的80、日本的816，甚至与印度的763还有较大差距。同时数据显示：外商在中国投资建立一个企业要花费65天，走18道程序，高于印度的46天和16道程序。此外，据经合组织的各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指数（0―1）”数据显示：我国是0418，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值的0068，比印度的0263还高出很多。表明我国在外商直接投资放宽准入条件、简化手续、优化服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深化自由贸易区与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改革，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和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大力推进外资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服务质量。对条件成熟的改革措施要加快在全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推广。

（四）加快我国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当前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单一化、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我国直接投资止步不前甚至有所下降的前提下，我国要加快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特别是要积极推动中美、中欧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进程，有序推进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开展谈判，改善引资环境，促进投资的自由化与便利化，加大我国对欧美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五）加强招商引资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招商引资管理水平

加强招商引资的人才队伍建设，善于利用社会力量和培养一支专业化的招商引资队伍，推动招商引资工作科学化和合理化。提升招商引资管理水平，摒弃过去单纯的以招商数量和引资额来评价招商引资成绩的考核标准，从长期的经济社会效益出发，持续跟踪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效益影响。

[参考文献]

[1]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1（5）：82-93.

[2]郭克莎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J]管理世界，1995（5）：31-40.

[3]裴长洪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J]中国工业经济，2006（1）：33-39.

[4]王晓红，沈家文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与趋势展望[J]国际贸易，2015（3）：41-48.

[5]姚国利香港企业对内地的直接投资与日本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比较[J]国际金融研究，1995（8）：38-41.

第3篇：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 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 产业静态集聚指数 产业动态集聚指数

西方标准的对外直接投资（FDI）理论在解释工业化国家跨国投资动因及其行为特征等方面，为研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系列重要依据。但是，这些理论基本上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厂商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发展路径问题，而是一种以“企业选择”为重点的理论范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上并没有提供多少有价值的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既关系到一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宏观经济效益，也关系到投资者的微观经济收益。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不断扩大。制定合理的产业选择方案，是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提高中国对外经济活动质量的必要理论前提。从深远意义说，中国FDI产业选择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将直接决定着中国对外开放总体发展战略的政策绩效，决定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参与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如江小涓（2005）指出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是中档加工组装制造业、纺织与服装业、研究与开发机构和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油田和其他重要资源开发；聂名华（2001）总结了我国境外投资产业选择的决定因素，并提出应将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列为境外投资重点，同时要有选择地投资进口替代型的资源开发业；宋伟良（2005）在分析与产业选择相关理论后认为，中国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重点支持资源开发业、服务业、高科技产业、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的境外投资。另外赵春明（2002）、邢建国（2003）等学者也对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大多数研究成果偏重于理论研究和定性研究，对于产业选择的依据和基准也只停留在理论表述，没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提供可参考的指标体系，对于产业选择的实证研究也较少见到。

鉴于此，本文将以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产业静态集聚指数和产业动态集聚指数等指标实证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空间，深入探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潜力。

一、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

1、投资竞争力与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的提出

卢进勇（2003）在研究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时，首次提到投资竞争力的概念。他认为，目前存在的一些企业竞争力或企业国际竞争力概念基本上都没有考虑投资或对外投资问题，所下定义仅仅顾及了贸易或对外贸易方面，应当说，在当今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方式日趋多样化，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这样的定义是不全面的。

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将企业国际竞争力划分为国际贸易竞争力和国际投资竞争力两个方面，正式提出企业国际投资竞争力的概念。国际贸易竞争力类似于已有的关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国际投资竞争力是指企业开展对外投资过程中较其他投资者更强的投资决策、项目运作和企业管理能力。国际贸易竞争力与国际投资竞争力的侧重点不同，前者的侧重点是产品、价格、质量、服务、营销和品牌等方面的竞争力，后者则侧重在项目投融资、技术、管理和品牌竞争力等方面。但是卢进勇在界定概念后，没有在文章中对于国际投资竞争力进行进一步分析和使用，无法领略到它更深层次的意义。

由于国际投资竞争力与国际贸易竞争力有相似之处，只是侧重点不同，笔者认为可以模仿现有国际竞争力分析的指标，创造出国际投资竞争力的分析指标，对中国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状况进行定量分析，更好地指导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为了方便进行产业选择，也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模仿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创设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Revealed Investment Advantage，RIA）进行分析，即：

RIAia=（Xia/Xit）/（Xwa/Xwt）

式中，Xia是国家i在a产业上的对外直接投资额，Xwa是a产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对外直接投资额，Xit是国家i在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Xwt是世界市场上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这一指标反映了一国某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世界平均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相比而言的相对优势。它剔除了国家总量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较好地反映了不同产业投资的相对优势。一般而言，若RIAia＜1，则该国在该产业上处于比较劣势；若RIAia＞1，则处于比较优势，取值越大比较优势越大。

2、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分析

（1）数据选取。中国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来自于2003―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3年关于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的数据是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早数据，使用的是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比例。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和各产业数据使用的是《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并购（M&A）的销售总额和各产业的并购额，选择流量进行计算。由于中国产业统计口径在2006年以后基本一致，而这之前的数据产业划分不尽相同，本文进行了适当的整理，但仍有部分数据缺失。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分产业数据是在原数据基础上根据中国公布的产业分类进行了合并整理所得。另外世界投资报告中没有公布批发零售业的并购数据，虽然中国该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较大，但无法计算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所以无法用该指标界定中国某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力。

（2）指标分析。表1对数据基本齐全并且有实际意义的若干产业的RIA指数进行了具体分析。

从各年度的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可以看出，在以上的各产业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优势的产业是农林渔业，RIA值基本在12以上；具有一定优势产业的是商业服务业、建筑与房地产业，RIA值在3―8之间；只具有微弱优势的产业是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业的RIA值波动较大，投资竞争力不稳定；其他产业的投资竞争力不明显。

从各产业的年度变动来看，商业服务业和农林渔业的投资竞争力处于增长状态，采矿业和制造业有所下降，交通运输仓储业虽然指标值有波动，但总体呈上涨的趋势，建筑与房地产业以及电力煤水生产和供应业指标值跨度大，趋势不明显，但也有下降的变动。

因此从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标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竞争力总体不强，优势产业仍集中在农林渔业和商业服务业，采矿业的优势也存在，但2007―2008年的产业投资竞争力与前几年比较起来已经明显下降，这与现实情况基本符合。制造业对外投资比例不高，只占总额的10%。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静态集聚度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其中Si表示投资国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静态集聚指数，ai表示对外投资国在i产业上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ai表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总体规模，i=1，2，…n表示n个产业部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该静态指数反映的是投资国在一个产业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其全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和比重，是衡量目前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产业分布的存量指标。其数值等于各产业投资额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率。

根据这个计算公式，笔者依然选取2003―2008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作为计算对象（数据选取来源同上），得出中国近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水平，如表2所示。

根据各年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情况看出，商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值最高，两者之和在50%左右，这种趋势在5年内都没有改变，因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商业服务业和零售业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优势产业，虽然2007年两者所占的比例小于50%，但主要是因为有部分数据被分离出去单独计算，因此并不影响它的总体趋势变化。另外，近两年制造业的投资比例已经远低于10%，总体水平连年下降，可以看出制造业优势产业的地位逐渐消失。制造业对外投资平均比例不高，只占总额的8.1%，而出口贸易的90%是工业制成品，其中近60%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产品，可见我国贸易投资行业一体化程度较低。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而言，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做后盾，如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就占有很大比重。与制造业相对比，最近几年交通运输与仓储业、采矿业和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逐渐增加，都超过10%。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度表示为：

其中Di(0-t）为时间段（0-t）内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态聚集指数。bi(0-t）为时间段（0-t）内投资国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bi(0-t）为投资国在时间段（0-t）内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

若bi(0-t）＞0，则表明时间段（0-t）内投资国对i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扩大，该产业为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性产业，若bi(0-t）＜0则表明时间段（0-t）内投资国在i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减少，该产业为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缩性产业。

当i(0-t）＞0，若Di(0-t）＞1，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向i产业集聚，若Di(0-t）＜0，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i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若0＜Di(0-t）＜1，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i产业纵向比较有所增加，但增长速度小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相对来说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由该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

当bi(0-t）＜0时，若Di(0-t）＞0，则bi(0-t）＜0，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i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Di(0-t）＜0，则bi(0-t）＞0，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向i产业集聚。

与静态的集聚指数不同，动态的集聚指数是反映在一定时间内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集聚和转移的流量指标，体现了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间转移方向和速度。使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可以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更准确地测量产业的集聚趋势和转移方向，体现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方面的潜力。

根据计算公式，笔者依然选取2003―2008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作为计算对象（数据选取来源同上），在表2数据的基础上，求出2004―2008年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与产业平均增长速度，最后得出15个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如表3所示。

对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动态集聚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中国各产业多年来基本保持增长的趋势，连续四年产业平均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2004年的平均增长率甚至高达46.7%；第二，从单个产业来说，每一年都基本体现出正的动态集聚指数，可以看出每个产业都能连续保持增长的势头，只是增长的速度有所不同，只有采矿业在2007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表明了明显的发散趋势；第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在2007―2008年向商业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以及农林渔业聚集，从纵向比较看，交通运输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以及农林渔业四大产业基本一直保持Di(0-t）＞1，出现明显的产业集聚；第四，在采矿业出现转移的同时，制造业的Di(0-t）由大于1转为小于1，这表明制造业的集聚趋势不再明显，增速减缓，已经低于各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出现发散的迹象；第五，金融业的增长从无到有，虽然与数据统计有关，但也可以看出金融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逐渐占有一定位置，增长的势头逐渐显现出来。

四、实证分析的结论总结

对于上述三个指标的计算结果，本文对于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情况和产业选择方向进行了总结，如表4所示。

第一，具有投资竞争力、在投资总额中占有较大份额并且具有一定产业集聚趋势的产业有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它们是中国较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保持了较高的投资优势，对中国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外向型发展思路的实施起了很大作用，符合我国总体的发展战略方向，因此应当继续重点扶持和发展。

第二，具有一定的投资竞争力、明显的产业集聚趋势，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份额较小的产业有农林渔业和建筑及房地产业。它们有非常强的产业组合区位优势，有极好的发展势头，但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主流地位，因此国家应加大在农林渔业等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上的支持力度，加快这些产业的跨国经营，更好地显现出它们所蕴含的竞争优势。

第三，不具有投资竞争力、但具有明显的产业集聚趋势，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份额仍较小的产业有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这些产业是中国基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同质性基准，顺应国际分工趋势，寻求和培育产业要素优势，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选择，以后也应该着力发展，并逐渐培育各产业的投资优势和竞争优势。

第四，具有微弱投资竞争力或没有竞争力，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较大份额，具有产业分散发展趋势的产业如采矿业和制造业。我国要根据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和这些产业对国内产业的关联程度进行细化，引导两个产业选择合适的区位进行投资，获得“相对优势”，规避东道国的环境保护壁垒，也必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

【参考文献】

[1] 保罗・克鲁格曼著，黄胜强译：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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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聂名华：论中国境外投资的行业选择[J]．当代亚太，2001（8）.

[6] 宋伟良：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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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为付：国际直接投资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第4篇：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摘要：文章具体分析了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的整体水平、基本趋势和行业分布，认为服务业利用FDI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促进了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我国服务业利用FDI存在占我国利用FDI的比例偏低、对外开放和国际化过程慢和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利用FDI的水平也较低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对策。

关键词：服务业；FDI

自20世纪中叶以来，服务业就开始了迅速崛起的历程。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球的经济总量中服务业已占60%以上。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正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金融、保险旅游和咨询等代表服务业发展方向的服务部门。服务业的发展必然要求扩大市场范围，必然导致服务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总额的一半流向了服务业；每年FDI新增流量中，服务业占三分之二，这已充分表明服务业已经取代制造业，正在成为FDI结构中的主流。基于此，本文就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状况作论述。

一、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现状

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FDI越来越成为经济国际化与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FDI的一般含义是指居民（含自然人和法人）以一定生产要素投入到另一国并相应获取管理权的一种跨国投资活动。其核心内容体现在：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生产要素，可以是有形要素，也可以是公司品牌、管理技能等无形资产。投资方拥有足够的经营管理权。关于服务业对外投资的界定比较复杂。一些服务业的跨国投资行为可以使用传统的股权控制定义进行界定，如跨国银行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贸易服务公司在国外设立办事处等。但有许多服务业的跨国投资过程，难以实现或不宜使用股权控制模式。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标准（各年的标准有所不同），FDI涉及的我国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8类。

我国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呈逐年上升趋势（见表1），并有加速的趋势。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占FDI总额的比例在24%上下波动，但2006年增幅较大。服务业实际利用FDI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同时，数据还显示房地产业占服务业实际利用FDI的很大的比重（见表2）。金融业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2004、2005、2006年三年金融业FDI占我国FDI的比例分别为1.8%、1.5%和1.5%。

二、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作用

从FDI结构来看，我国这些年所吸引的FDI在中低端技术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占绝大多数，高科技比重偏低。而且绝大多数FDI集中在传统制造业，流入现代服务业的FDI比重偏低。这一点与发达国家所吸引FDI的结构有明显差别。今天，主流经济学肯定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吸引FDI被认为是落后国家缩小差距、实现追赶战略的最有效途径之一。这种共识也被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以及经济快速成长国家的发展案例所支持。FDI对我国服务业的作用虽然没有制造业那样辉煌，但也起到了独特的作用，表现在：FDI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例如房地产业。FDI有利于促进国内服务行业增强忧患意识，打破垄断与封闭，直面竞争与开放，增强了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例如我国电信业较早地打破垄断，建立竞争格局，从而使我国的电信整体服务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提高了我国电信业的整体竞争实力。由于电信业、交通运输的竞争力的提高和服务业的天然的外向性低的原因，这些行业FDI随着我国服务业开放水平的提高而减少。

三、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问题及对策

（一）我国服务业利用FDI占我国利用FDI的比例偏低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服务业利用FDI占我国利用FDI的比例在24%左右，但有上升趋势。这与国际上服务业FDI占FDI的份额是不一致的。20世纪70年代初，服务业只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4，在这之前，国际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其他初级产品以及以资源为基础的制造业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后，服务业的跨国直接投资不断升温，跨国投资逐渐成为服务业国际竞争的一种主要形式，在全球跨国投资总额中所占份额日益增多。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9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1970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第二产业占首要地位，其份额达45.2%，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只占31.4%；1985年，服务产业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达42.8%，超过第二产业的38.7%；到1990年，服务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了第一、二产业的总和，达50.1%。发达国家服务产业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1970年仅为23.7%，1990年达到了48.4%。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服务领域的国际直接投资在全球直接投资总额中一直呈占据半壁江山以上的格局。

（二）服务管理体制滞后

服务业是由一些相关行业组成的产业群，要求一国对其进行整体协调和管理。而目前我国服务业管理体制存在很多缺陷，主要表现为：服务业缺乏统一的协调管理部门，中央和地方有关服务业的政策和规章不统一；服务业各有关职能部门各自为政，在管理中多头、交叉管理和条块分割；服务业各行业管理部门只局限于管理直属系统，对直属系统实行保护主义，行业垄断现象多有发生；有些地方政府越权审批外商投资服务项目，一些企业协助外商变相进入我国服务市场，从而造成承诺条件和实际市场开放程度相差很大。另外在引资政策方面，只注重开放与扩大准入领域，对后续管理、市场规则与产业标准化管理和监督不到位，这些都已成为我国服务业引资中的体制障碍。

（三）缺乏忧患意识

由于服务业外向性低的天然屏障和我国市场准入门槛较高，我国服务业缺乏忧患意识，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利用FDI的水平也较低，从而使我国整体利用外资水平上难有大的突破。事实上，国际上服务业FDI的主要形式跨国并购发展很快，以1999年为例，金融业的并购占全球并购的份额为23.22%，占服务业内部的比重是41.65%。运输、仓储及通讯部门的并购额占全球并购额的16.49%，占服务业内部的比重是29.58%。随着我国市场准入门槛的降低，服务业外向性低的天然屏障的作用可能会大大削弱。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形势的严峻。

（四）我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过程明显慢

我国国内市场越开放，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意愿就越强。我国的内需市场增长前景与潜在规模是一块巨大的磁石，对外国投资者有最大的吸引力。我国服务行业相对于制造业而言发展滞后，开放度较低，完全可以开放得更多、更快，从而吸引更多的外资。以房地产业为例，服务业相对于有形商品的外向性低而房地产业的外向性在服务业里又是较低的，然而房地产业利用FDI约占整个服务业利用FDI的一半，到2001年底，上海房地产业累计利用FDI占整个服务业利用外资的63.9%。根据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房地产业基本上是完全开放的，这是房地产业吸引较多FDI的原因之一。

（五）法律法规不健全

2004年我国在完善服务贸易领域法律法规方面又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按时兑现了分销的承诺；《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放宽了外商投资金融、保险的经营地域、业务范围和持股比例限制，简化了核准程序；《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开放了汽车融资金融服务市场，这些都是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立法方面有益和必要的补充。但到目前，包括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我国服务贸易领域立法仍严重滞后于实践的发展，完整的立法体系尚未完成：缺少一部统一的包括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服务贸易领域基本法；对一些重要的服务行业如旅游、电信等领域投资尚无立法或立法不完备；另外，许多法律法规条文抽象、模糊，缺乏可操作性，不同法规之间存在漏洞和矛盾，相互冲突，损害了法律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有的规定主要是各职能部门的规章和内部“文件”，立法层次低，严重影响法律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为此，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充分认识到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滞后的现实，充分认识FDI是落后国家缩小差距、实现追赶战略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努力创造条件，扭转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占FDI总额的比例偏低的问题，实现我国利用FDI新的突破。

第二，服务业进行改革，打破垄断与封闭，切实增强服务贸易的竞争力。为更好利用FDI发展我国服务业创造条件。

第三，服务业内部利用FDI作进一步的引导和优化。加快完善对服务贸易领域的法律规范，健全统一规范的服务业市场准入制度，重点鼓励引进国外服务业的现代化理念、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技术手段和现代市场运作方式，这有利于改善我国服务业结构，提高服务业的水平。

第四，继续制定和完善相关产业政策，进一步向服务业倾斜。长期以来我国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主要偏向制造行业，这不利于我国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经济结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外商投资我国产业的结构性失衡。当前应确定以下方面作为服务业发展的重点，投资少、见效快、就业容量大、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如商业、金融保险业、餐饮业、文化卫生业等；与技术进步相关的、代表整个服务业未来发展方向的行业，如咨询业、信息业、各类专业服务业等；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面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产业，如交通运输业、科学研究、教育和公共事业等。

第五，对直接投资加以引导和调节。在控制第二产业外资规模的同时，提高第三产业的FDI存量和比例，已经成为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优化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必然选择。从另一方面看，服务业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我国应该加强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提高劳动素质，从本质上提高我国服务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为我国服务业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提供有利的资源支持。

第六，时机成熟时可以采取“以我为主”的策略，提前兑现某些承诺。

参考文献：

1、陈宪,程大中.服务贸易的发展：上海的经验[J].上海经济研究,2003(10).

第5篇：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近十年来，外资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带动了该地区出口的增长，而且使一些国家从农业以及原材料的供应国，逐渐转变为工业制品的出口国。研究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有助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对我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吸引外资的对比分析，找出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的差距与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比较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比较客观的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外资的依赖程度。

首先，从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自1990年以来一直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势头，到2003年我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比重达到35.6%，高于发达国家31.4%的平均水平。不过与东南亚的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相比，我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还是存在差距。“四小龙”中的我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尤为突出，基本上都在100%以上，远远高于我国同期水平，表现出明显的自由港城市经济特征。东盟四国中的马来西亚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比重也远高于我国，达到了60%左右。不过，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由于传统上比较依赖于对外借款等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韩国在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仅为8.5%。

其次，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来看，亚洲四小龙当中，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也均大大高于我国。东盟四国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绝大多数年份里，马来西亚和泰国外商直接投资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都高于我国，菲律宾也在某些年份里比我国要高，而印尼则由于国内投资环境总体上消极因素比较多，外资出现了净流出现象。我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自1995年以来，大致保持在10～14%之间，与同期世界和发展国家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当。

通过比较，我国虽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绝对金额来说比较可观，但如果用GDP和固定资本修正后的相对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不少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都颇为成功，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高于我国的比比皆是，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并非特别突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我国仍然有拓展空间。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特征比较分析

从产业分布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服务业起点低，发展水平也相对滞后，对外开放程度有限，使得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尤其是工业部门，对初级产业的投资比重很低，对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也相对偏低。1995年，我国的初级产业、制造业、服务业占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分别为1.6%、58.5%和36.1%，到2002年，则分别变为1.9%、63.2%和31.4%，相比而言，初级产业所占比重有所增长但仍然微不足道，制造业的比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继续占据绝大部分份额，而服务业所占比重却有所下降。与同期“四小龙”相比，我们看到2002年“四小龙”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中，与1995年相比在制造业领域所占比重有所降低，而在服务业领域所占比重较1995年则均有所提高，且高于我国。尤其是香港和新加坡，2002年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中分别有93.0%和63.8%流向了服务业，而2002年韩国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领域所占存量的比重为57.4%，虽然在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较高，但仍然低于同期我国所占比重，并且与1995年相比还呈下降趋势的。从东盟四国来看，1995年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三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中制造业比重均超过50%，其中印尼更是高达64.5%，而服务业所占比重相对较低，与同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结构基本相同，但印尼和菲律宾在初级产业方面所占比重明显高于我国，而泰国吸引外资的结构则完全与我国相反，制造业占36.6%，服务业却占57.4%。到2002年，除印尼因数据缺失无法进行比较外，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制造业所占比重均有大幅下降，分别为38.0%和39.3%，而服务业所占比重则分别上升至38.0%和43.9%，其中马来西亚初级产业所占比重也有了明显上升，为24.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所吸引的外资均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次之，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制造业所占比重还在逐步提高，而服务业所占比重却有所削弱。我国这种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状况不但与世界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差距较大，就是与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相比也有很大差别，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方向还有待完善。

（三）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比较分析

从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并购投资所占比重来看，1990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仅为0.2%，此后随着1999年我国加入WTO前景逐渐明朗化之后，在国际跨国并购热潮和我国入世的驱动下并购投资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才得以逐步上升，到2003年达到最高峰7.1%。相比之下，“四小龙”由于区内经济比较发达、金融市场相对较为完善，因此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以并购投资方式进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占相当的比重，除少数年份在15%左右，其他年份均在30%以上。近年来更是达到40%以上，远远高于我国同期水平。而从东盟四国情况来看，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前的1996年，东盟四国并购投资占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就已达11.4%，高于我国同期4.6%的水平，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四国为了更多的吸引外资，加快国内经济复苏的改革步伐，继续推行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政策，对外资进一步开放了国内市场，鼓励跨国并购，一时间跨国并购资本纷至沓来，并购投资占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急剧上升，甚至超过100%（如2000、2001年）。

我国利用外资20多年来，由于资本市场发育缓慢、融资机制不健全、企业制度改革落后，加之我国以前对跨国并购方式采取了事实上的严格限制，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一直偏向于绿地投资方式，通过跨国并购方式进入我国的外资很少，从而造成并购投资在外商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一直很低，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国家平均水平，就是与东南亚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相比，也有相当的距离，吸收并购投资有待加强。

三、促进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通过上述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在利用外资方面，我国还存在许多不足。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等一系列战略措施的实行，我国仍然需要大量外资的流入，为此我们还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

1、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外资的引进步伐，大幅提高服务业引资比重。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04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构成已从制造业外包为主转向服务业外包。服务业外包和高科技、高增值的制造业环节的转移成为带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重要引擎，也是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特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大对服务业的引资力度，以便有效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

2、把并购投资作为重要的引资增长点，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已成为世界普遍流行的利用外资形式，它不但能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而且有利于缩小东道国的绿地投资规模，优化产业结构，减少企业过度竞争，提高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20多年的绿地投资，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已经造成诸如重复建设、产业结构扭曲、资源配置不合理、环境污染、加剧能源和原材料供给紧张等一系列问题，不但需要通过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来解决，而且更需要通过跨国并购的市场竞争机制来矫正。

第6篇：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服务业FDI；第三产业；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目前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随着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23.94%上升到2011年的43.42%，有了很大的进步。然而，这一比率远低于国外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同时《中国服务经济发展报告2012》指出，相比发达国家，中国服务业发展呈现三大不足——就业吸纳能力不足、服务消费发展不足和国民经济对服务业的需求不足。近几年，中国作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之一，在面对外商不断加大对中国第三产业直接投资的比重的利好状况的同时要努力营造投资环境。2011年中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552.34亿美元，占全国FDI总量的47.62%，首次超过制造业（521.01亿美元）。因此，研究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同时，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我国目前用第三产业的统计体系代替服务业统计体系的。

国内外学者先对FDI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经验研究，而后逐步开始关注因果关系研究，以新增长理论为基础的经验研究则深入分析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以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为代表，它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服务业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服务业FDI在技术、就业、贸易、联动性及非经济领域对东道国经济发展产生影响。Nadia Doytch，Merih Uctum（2011）通过对全球制造业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其各自部门增长的影响以及溢出效应对东道国其他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制造业通过进行具有刺激性经济活动来刺激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戴枫（2005）利用中国1983-2002年的数据，对服务业利用FDI与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认为FDI对服务业的结构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但不是非常明显。赵琼，杨志华（2010）研究了FDI对北京、上海的现代服务业的影响，认为服务业的FDI主要流向房地产行业，而外资对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投入较低。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有力地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促进三大产业结构升级和国家整体竞争力。近几年围绕服务业FDI与第三产业发展的关系已成为实证和政策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从行业上来讲，中国服务业利用FDI对制造业的研究已经趋于饱和，而中国服务业利用FDI对服务业总体以及其代表性行业的效应的研究是不足的；因此，本文利用1985～2011年的数据，采用基于VAR方法的协整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对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的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

二、中国服务业利用FDI的现状

（一）服务业吸收外商投资规模大幅攀升

根据历年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从外商投资开始之初的70年代末至1998年服务业FDI处于上升的状态，而在之后的四年间特别是2000年服务业FDI达到了历史最低点。由于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按照入市的承诺中国逐步扩大了服务业市场的开放度，此后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也一直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201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为3762.5亿元，服务业FDI约占同期总量的47.62%，已在增速和比重上完全超过了制造业，成为了吸引外资的新热点。

（二）服务业外资分布不均衡

依据《中国投入产出表2007》的数据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相关行业进行归类，形成了14类行业。而服务业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还有金融业等服务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服务业仍然是外商投资的重点，特别是房地产业一直是外商投资的主导产业，其实际利用外资额已达到服务业利用外资总额的近一半。虽然排名第二、第三的产业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皆属于生产业，但是处于较低层次的这两个产业的发展对生产业的发展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居第四位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近年来的外资投资比重在不断增加。FDI在金融保险、卫生、社会保障、福利以及公共设施等方面的比重很小。这都表示服务业在利用外资时分布不均衡，存在结构性问题，生产业吸引外资的比重不大，而传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三）服务业外资投资方式倾向于独资与并购

近年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独资服务企业比重大幅上升，外商并购中外合资服务企业中方资产、转化为外商独资企业或外商控股企业的案例迅速增加，外商对华投资的独资化渐成趋势。同时，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外商投资环境逐步改善，外商对华投资信心增强，尤其是在入世谈判中，中国开始放宽对外商投资股比的限制，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范围为外商独资进入创造了条件。另外，近年来跨国并购己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

（四）服务业外资投资区位选择多元化与集中化

加入WTO后，服务业外资投资区位有着由东部沿海向中部和西部某些地区转移的趋势，这使得服务业外资在中国投资设点的选择更加多元化。但是中国的外商对服务业的投资还是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集中在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和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1985-2011年的数据，以服务业GDP为因变量、服务业FDI为自变量。为消除异方差性，对变量作了对数变化，利用Eviews5.0软件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与检验。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历年统计年鉴，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采用的是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而服务业GDP的数据为中国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数据处理方法是参照当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占合同利用外资总额的比例对1997年以前各行业的合同利用外资数目进行缩减来近似代替各行业实际利用外资数目，同时计算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额按照美元和人民币当年平均汇率折合成人民币。

（二）ADF检验

由于经济分析中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会导致伪回归等问题。因为，本文先用ADF检验对LNSFDI和LNSGDP两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

结果表明，LNSGDP和LNSFDI的ADF统计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大于临界值，因此这两组时间序列变量都是非平稳的，而DLNSGDP和DLNSFDI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小于临界值，因此这两组时间序列变量是平稳的。从而可以得出，LNSGDP和LNSFDI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序列存在协整关系的必要条件是两列时间序列数据同阶单整，因此LNSGDP和LNSFDI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三）协整检验

协整研究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建立回归模型，并用OLS法进行估计；第二步是研究残差项的单整性。

首先建立服务业FDI和第三产业GDP之间的均衡关系模型（1）：

LnSGDPt=α+βLnSFDIt+μt，t表示时间（1）

利用OLS法进行估计，得到模型（2）：

LnSGDPt=6.09+0.67LnSFDIt（2）

（16.19）（11.25） R2=0.835

从t统计量的大小可以看出：截距项和斜率都通过了t研究。

其次，检验残差项的单整性。建立残差项的自回归模型（3）如下：

Δμt=αμt-1+∑ni=1θiΔμt-i+εt（3）

对模型进行ADF检验，结果如下：

表2ADF检验结果

变量ADF统计值1%检验值5%检验值10%检验值平稳性

μt-4.310439-3.788030-3.012363-2.646119平稳

由此可知，LNSFDI和LNSGDP之间的协整关系成立，即LNSFDI和LNSGDP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从上述的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服务业产值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可以进一步确定两者之间的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

结果表明，当滞后期为2和5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零假设LNSFD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SGDP；当滞后期为3和4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零假设LNSFD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SGDP。因此，接受LNSFDI是LNSGDP的格兰杰原因，而拒绝LNSGDP是LNSFDI的格兰杰原因。由此可以认为，外商对服务业的直接投资促进了第三产业产值的增长。

四、结论和建议

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中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中国服务业产值增长的原因，而服务业产值的增长却并不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这与戴枫、姜建平和赵伊川得到的“服务业利用FDI与中国服务业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的结论相一致。由于之前的学者是使用协议外资额来代替实际利用外资额，而本文直接使用实际利用外资额同时利用了最新的数据，最终导致了弹性系数的大小大于之前学者所得到的结果。这也说明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正逐步成为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结果，我们给出以下建议：

1.完善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体系。随着服务业吸收外资规模的大幅攀升，服务业自身建立在高度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上的属性就要求市场经济制度必须更趋完善和健全。

2.正确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和区位。为了解决我国产业结构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我国在积极吸引外资的同时必须注重对外资适当的指导。政府应该吸引外资对其他新兴服务行业的投资有利于服务业的均衡发展，缩小其他行业和房地产的差距，促进服务业结构的优化。

重视现代服务业人力资本的培育，建立健全的人才流动机制，充分发挥人才资源在服务业发展中的作用。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倾向于独资和并购，这就要求服务业在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要重点培养本国服务行业的专业人才，加大人才培训力度，建立多层次的服务业人才培训体系，从而使得人力与资本能得到最大效率的发挥。（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Ana M. Fernandes and Caroline Paunov，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Evidence for Chil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7

[2]Banga and B. H. Goldar， Contribution of Services to Output Growth Productivity in Indian Manufacturing： Pre and Post Reforms[J]. ICR IER Working Paper， 2004， 139

[3]Jiatao Li， Guisinger and Aleksandra Riedl. Location Factors of FDI and the Growing Services， Economy： Evidence for Transition Countries[J].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10， 18，（4）

[4]陈龙云. 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业增长的关系研究[D]. 湖南大学， 2007

[5]戴枫. 中国服务业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05，3

第7篇：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对外投资 特点 发展趋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开始了蓬勃的发展。本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

一、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一）投资主体多元化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包括了各种所有制结构、各种行业、各个地区和各种经营规模的企业，与国内目前投资体制改革相适应。各行各业都积极地跨出国门，加入到对外直接投资的队伍之中，并且有少数的中国跨国公司在国际跨国公司行列占有重要地位。在目前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中，我国仍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它们分为金融型、贸易型、工业型和窗口型四类。

（二）投资行业多样化

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涉及领域极为广泛，其中九成流向服务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和制造业。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租赁和商贸服务业302.8亿美元，同比增长47.9%，占44%；金融业86.3亿美元，同比下降1.1%，占12.5%；批发和零售业67.3亿美元，同比增长9.6%，占9.8%；采矿业57.1美元，同比下降57.2%，占8.3%，主要是石油天然气开采、有色金属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56.6亿美元，同比增长173.8%，占8.2%，主要是水上运输业、其他运输服务业和航空运输业等投资；制造业46.6亿美元，同比增长108.2%，占6.8%，主要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等投资。

（三）投资区域分布广

从投资区域上看，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重点区域由原先的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转向北美、西欧和亚太的一些发达国家及地区。截止2008年底，中国在海外投资最多的（按投资存量）15个国家和地区见表1-1。

表1-1 截止2008年底中国在海外投资最多（按投资存量）的15个国家和地区

排名 国家/地区 2008年投资流量（亿美元） 投资存量（亿美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中国香港

开曼群岛

英属维尔京群岛

澳大利亚

新加坡

南非

美国

俄罗斯联邦

中国澳门

哈萨克斯坦

巴基斯坦

加拿大

蒙古

韩国

德国 386.4

15.24

21.04

18.92

15.51

48.08

4.62

3.95

6.43

4.96

2.65

0.07

2.39

0.97

1.83 1158.45

203.27

104.77

33.55

33.35

30.48

23.9

18.38

15.61

14.02

13.28

12.68

8.96

8.5

8.45

小计 533.06 1687.65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年鉴（2009）》。

（四）投资规模扩大化

2003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不断增加，增长率也保持较高水平。随着我国境外投资存量的进一步扩大，企业的投资行为将更为理性，一些以通信网络、应用软件等高科技产品开发为主的高科技企业也在对外投资中崭露头角。我国的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中方参与投资的大型项目也不断增加。

（五）投资方式多样化

90年代后期，得益于“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以及“入世”的成功，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将海外并购当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方式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有的以现汇出资，有的以从国外获得贷款出资，有的以机器设备等实物出资，还有的则通过专利技术出资。从所有权结构看，采用合资方式的企业约占80%左右，独资的中国企业比较少。为了弥补国内资金短缺，我国企业除了通过资金和融资投入外还通过出售许可证、商标，以技术、设备、商品等入股来进行投资，投资形式多种多样。

二、 中国对外投资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行业选择更具针对性，将更多的投资于对产业结构调整有利的行业。

（二）投资方式将会变得多样化。

（三）主要投资发达国家，投资区域不断合理化。

（四）进一步优化对外直接投资。

参考文献：

[1]杨大楷.国际投资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

[2]陈秋敏.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思考[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0（6）.

[3]徐菲.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J].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8）.

[4]陶薇.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09（7）.

[5]陈秋敏.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思考[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0（6）：1-4.

[6]范纯增.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地域结构研究[J].经济地理，2001（3）：257-260，274.

第8篇：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直接投资;香港;投资中转;一带一路

一、 中国内地赴香港直接投资的现状

香港地区对于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和中转地，直接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等服务业领域，而且与国际贸易业务密切相关。

1. 规模庞大，中国内地超过半数的海外投资流向香港地区。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无论看流量还是存量，中国香港都是中国内地对外直接投资最大的地区。2014年，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的投资流量为708.67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57.6%;年末对香港地区的投资存量5 099.2亿美元，占存量总额的57.8%。截至2014年末，中国内地共在香港地区设立直接投资企业9 000多家，占到中国境外企业总数的三成，是中国设立境外企业数量最多、投资最活跃的地区。

2. 行业集中，尤其集中在服务业领域。中国内地投资香港地区的行业分布比较集中，主要包括租赁和商业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采矿业等。根据2014年流量数据统计，中国内地向香港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将近80%投向上述四个行业，其中租赁和商业服务业239.5亿美元，占33.8%;批发和零售业136.8亿美元，占19.3%;金融业97.1亿美元，占13.7%;采矿业83.4亿美元，占11.8%。

而如果按存量计算，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的直接投资中，近半数投向了租赁和商业服务业。根据2014年年末的存量数据统计，中国内地向香港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中，45.7%的存量投向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共计2 331.2亿美元;投向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采矿业的存量占比依次是14.3%、13.2%、10.7%。

3. 以中转投资为主，香港地区并非海外投资的最终目的地。中国的海外并购项目大多通过香港地区再投资完成，换句话说，香港是作为海外投资的中转地，而非最终目的地。香港地区凭借其政策和地理优势，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重要投资中转地，跨国并购项目尤其倾向于通过香港地区进行投资中转，近年来许多并购大案都是这样操作的。

2014年的典型案例包括：五矿集团联营体58.5亿美元收购秘鲁拉斯邦巴斯铜矿项目，联想集团29.1亿美元收购摩托罗拉手机业务，国家电网26.3亿美元收购意大利存贷款能源网公司35%股权等。2013年的典型案例包括：中海油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100%股权、中石化收购美国阿帕奇公司埃及油气部分资产、海航集团收购荷兰提普拖车等。2012年的典型案例包括：中石化收购葡萄牙电力公司21.35%股权，大连万达收购美国AMC娱乐控股100%股权等。

4. 管理组织形式以当地办事处为主，与国际贸易业务密切相关。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的统计数据，2015年母公司在港外的驻港公司共有7 904家，其中中国内地的驻港公司1 091家，占总数的13.8%，较2011年（805家）增长36%，驻港公司数量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中国内地1 091家驻港公司包括133家地区总部（驻港地区总部共计1 401家，中国内地占9.5%，仅次于美国和日本）、186家地区办事处（驻港地区办事处共计2 397家，中国内地占7.8%，仅次于美国、日本和英国）和772家当地办事处（驻港当地办事处共计4 106家，中国内地占18.8%，排名第一）。由此可见，中国内地的驻港公司超过七成都是以当地办事处的形式存在，仅负责香港地区业务，可以推断这种直接投资的方式是跟国际贸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二、 香港吸引中国内地直接投资的原因

根据《2015年代表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驻港公司按年统计调查报告》，7 904家受访企业大多认为简单税制及低税率是香港地区吸引外商投资最重要的因素，其他有利因素包括：资讯的自由流通性、廉洁的政府、法治及司法独立性、自由港地位、地理位置等。这些因素很多也是中国内地赴港直接投资的因素。

1. 简明的税赋体制和低廉的税率。在香港只需缴纳三种直接税：企业所得税（最高为16.5%）、个人薪俸税（最高为15%）和物业税（15%），免税额制度使得税负进一步减轻;而且以地域征税来源为原则，只对来自香港的利润及收入征税。与其他经济体相比，香港没有销售税、增值税、预扣税、资本增值税、股息税、遗产税等，报税手续也十分简单。除此之外，香港还与包括中国内地在内的29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税收协定。

根据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的《税赋环境报告》（Paying Taxes，2016），香港的税赋环境极佳，全球排名第四，仅次于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而中国内地排名第132位;香港税率22.8%，而中国内地67.8%;在香港走完所有报税手续仅需74小时，报税3次，而中国内地则需要261小时，报税9次。

2. 完善的融资平台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由于境外融资成本低于中国境内，2014年中国企业通过中国香港等地境外融资再进行对外投资的活动日益增多，境内投资主体直接给境外企业提供的贷款减少，债务工具投资较2013年下降40.7%。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跨国并购有巨大的融资需求，内地企业赴港直接投资看中的正是香港完善的融资平台。

根据英国智库机构Z/Yen2016年4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香港排在伦敦、纽约及新加坡之后，是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金融市场发展成熟，国际资金充裕，市场运作公平灵活，能够为中国“走出去”企业提供开阔融资渠道、筹募资金的有利平台。香港是亚洲第二大股票市场、世界最大衍生品授权市场，拥有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在香港设有业务的认可金融机构达198家，代表办事处60家;全球排名前100家银行中，超过70家在香港设有业务。此外，香港有375家私募基金公司，当中250多家以香港为地区总部。

3. 便利的营商环境和自由经济体系。基于政治稳定、法制健全、经济自由、信息畅通等因素，香港是营商环境极佳的城市之一。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地区，在投资领域实现了真正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外国投资者与香港本地企业一样享受香港政府给予的法律保护，外来资本可以自由选择任何行业投资（赌博业除外），一般不受投资比例、投资方式和投资数额的限制。

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营商环境报告》，香港的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第五，其中在保护少数投资者方面全球排名第一。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的“经济自由度指数”，香港连续21年被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便利的营商环境加上开放的经济体制，使得中国内地乃至全球的投资者都能方便快捷地找到适合自身的投资行业和投资项目。

4. 配套的现代服务业和政府服务体系。香港是亚太地区的商业枢纽，服务业高度发展，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90%，形成了以金融、贸易及物流、专业服务为支柱的服务业经济，因此能很好地满足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对金融、保险、咨询、法律、会计等各方面的高层次需求，可以为内地企业担当“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还属于初学者，对投行、咨询、法务等高端服务业的需求很大而且要求很高，但内地服务业无法满足“走出去”的高端需求，服务业高度发达的香港地区恰恰解决了这一难题。

此外，香港特区政府高效、廉洁，设立香港投资推广署，不断完善投资服务体系，并推出为内地企业量身定做的“投资香港一站通”服务，包括《投资香港锦囊》、《手把手助内地企业投资香港》、设立多个投资香港服务中心等，为内地投资者提供全方位的配套服务。香港投资推广署还在其官方网站推出了成功个案，分国别地区和业务领域梳理介绍了外商的成功经历，其中包括25个内地企业的投资案例。

5.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网络。香港地处亚太区中心，地理位置优越，交通网络发达。香港国际机场是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之一，航班直达全球180个地方，包括45个内地城市。香港是著名的自由港，是国际重要货运枢纽，中国出口贸易有三分之一通过香港进行。更为重要的是，香港位于中国的南大门，交通网络直达区域内多个城市，而且包括广深港高铁、珠港澳大桥在内的多项基础设施项目正在进行，不断加强与内地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完善的交通网络，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而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的直接投资往往和国际贸易结合在一起，原因就在于香港的区位和交通优势、航运中心地位和国际自由港身份，在香港地区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设立当地办事处或地区办事处，有助于投资者开展贸易活动。

6. 制度和文化距离小。现有很多文献用引力模型来解释双边投资关系，现实中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不仅地理距离小，制度和文化距离也不大，“一国两制”体制下，香港的华人社会网络更能吸引内地企业赴港投资。地理距离近，制度、文化和语言差异小，华人社会网络发达，这些指标都是香港吸引内地企业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2003年，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随后又签署了三个补充协议。CEPA及其补充协议通过制度性合作，有利于内地与香港地区的贸易往来，虽然内容主要涉及贸易领域，但不断推进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将有助于直接投资尤其是与贸易相关的直接投资活动。

三、 未来趋势展望

随着内地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继续开放，加上“一带一路”的政策推动，香港将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协助国家推行经济改革，同时为海外投资者带来新的机遇。

1. “一带一路”是重要机遇，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将继续稳增。中国内地正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而香港也在积极配合国家战略，施政报告充分反映了香港的高度重视和实际行动。2016年初，香港特首梁振英发表了2016年施政报告，共计42次提到了“一带一路”，报告中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在阐述如何积极参与并配合落实“一带一路”。毫无疑问，香港地区将继续作为中国内地的投资中转站，帮助中国资本投向世界，其“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将继续加强。

首先，香港将成立“一带一路”督导委员会，站在战略、机制和政策的高度对接国家的“一带一路”，从政策制定、内部协调和对外联络等方面做好投资中转的保障工作。其次，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集融资平台，宏观层面将积极参与亚投行的筹建工作，继续推动离岸人民币业务，有助于香港地区成为内地企业投资“一带一路”的投资中转站;微观层面将继续为内地企业提供高端的金融服务，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鼓励内地企业在香港成立专属自保公司、吸引内地企业在香港成立企业财资中心等举措，将进一步降低我国海外投资者的融资成本和风险几率。再次，除了金融服务外，香港地区在会计、法律、风险评估、环境咨询、建筑工程管理等方面均拥有优势，人才济济、服务专业的香港地区将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必要的服务支撑，也能吸引更多的海外并购项目借助香港地区进行投资中转;香港政府还拨款2亿元，支持香港的专业服务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和中国内地的交流与合作，在落实“一带一路”过程中，香港的专业服务业可以大展所长。从次，香港发达的商贸物流平台以及便利开放的贸易投资环境，将继续吸引内地企业的直接投资，尤其是贸易相关型的直接投资;而且香港政府在“一带一路”沿线增设经贸办，推进与东盟十国的自贸协定谈判，扩展BIT、DTT的覆盖国家和协定内容，这些举措将进一步有助于贸易相关的直接投资。最后，香港地区庞大的民间组织和华人网络，将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联系人”，内地企业投向香港的中转投资将借助香港的软实力，进一步打开“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并有助于化解投资风险。

2. 自贸区战略等制度性安排将进一步推动内地与香港的投资互动。祖国以来，内地与香港已形成全方位、宽领域、高层次的交流合作格局，内地的很多开放政策都率先在香港“先行先试”，这不仅为内地扩大开放积累了经验，也为香港提供了难得的先机，可以说香港拥有开放合作的先发优势。目前，内地正在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强化服务、完善法制。香港作为重要的投资中转站，内地企业可以先在香港设立直接投资企业，充分利用香港地区的各种优势，而后再利用上海等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优惠政策让资本回流，有助于海外投资企业降低成本和风险，实现内地与香港地区直接投资的良性循环。

未来，香港将在现有的制度红利下，继续深化与中国内地尤其是广东自贸区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不断提升合作水平;同时，在国家的政策鼓励下，越来越多的香港企业将与内地企业“联合出海”，构建高中低搭配的多层次合作格局。

当然，现实中也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不利于内地向香港地区的直接投资，比如内保外贷审批程序复杂，CEPA需要补充关于投资合作、投资便利化的内容等。未来，中国应进一步完善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的促进和服务体系，推动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创新融资产品、健全协调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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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政治风险对我国海外投资的影响及对策”（项目号：3162016ZYQB02）。

第9篇：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新常态；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外资开放度

本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指导项目（编号：2014SJD228）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2月15日

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越来越向服务业转移。随着服务业外资的增加和跨国公司的发展，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领域。邓宁（1989）对他的“生产折中论”对服务业FDI的适用性进行了补充，认为质量控制、范围经济、规模经济、技术与信息、获得投入或进入市场的有利机会对服务业FDI产生影响。戴枫（2005）利用1982～2005年的数据，对FDI与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认为FDI是促进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因素之一。程大中（2004）提出服务业既是国民经济的粘合剂，也是促进当代经济增长和提高效率的助推器，是经济全球化的催化剂。

位于长三角核心地区的江苏省，人均自然资源匮乏、人口密度大，以外向型产业推动经济发展为主。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积极利用FDI发展服务业，促进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是其继续保持经济强省的当务之急。

一、江苏省服务业发展现状

二战之后的发达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高，产业结构优化的表现之一即为服务业占产业比重高，在70%以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经济经历了30年的两位数飞速发展，长三角地区的江苏省经济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其经济竞争力的显性特征之一就是其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及其开放度的提高。

（一）规模总量不断上升，发展速度较快。自1978年改革开放逐步深化以来，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尤其是在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江苏省服务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服务业的规模不断提高。到2014年，第三产业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30，599.49亿元，是1978年的573倍。1979～2014年江苏省第三产业的年均发展速度达到14%，超过了第一产业4.6%、第二产业13.7%的年均增长速度，也超过同期国民生产总值12%的年均增长率。

（二）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提高，经济贡献度上升，但仍然落后于制造业。随着江苏省服务业的绝对规模不断扩大，在江苏省经济总量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服务业对江苏省经济发展的贡献也不断提高。1978年江苏省服务业的总产值占其地区总产值的比重是19.84%，在2010年其比重提高了一倍，达到了41.35%，在2014年其比重达到47%。江苏省服务业自1978年以来，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4.2%，高于其同期的第二产业13.9%及第一产业4.6%的发展速度。服务业的生产总值比重与第二产业占比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截至2014年，两者的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几乎接近，服务业仅落后第二产业0.4%。2014年第二产业生产总值为30，854.5亿元，第三产业GDP达到30，599.49亿元，仅落后200亿元左右，这显示了江苏省制造业的发展与作为制造业粘合剂的服务业的发展是此消彼长，而且江苏省服务业对于江苏省经济的贡献值越来越高，改变了过去制造业居于绝对地位的状况。江苏省服务业的发展，为制造业提供了各种配套，吸纳了广大的就业人数，极大地促进了江苏省经济的飞跃发展。江苏省服务业比重低于50%，低于制造业，也落后于发达国家70%的比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江苏省服务业对解决就业问题做出了巨大的献。我国自2007年进入后工业社会时代，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江苏省的服务业逐渐成为吸纳服务业的主要产业，在2014年第三产业就业总人数达到1，794万人。1978年江苏省的就业人口主要集中在农业，第三产业仅占10.7%。随着改革开放和我国加入WTO，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比重逐年上升，至2014年占比达到37.7%，略低于第二产业的43%。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服务业就业比重约达70%，说明江苏省服务业具有巨大的就业容纳潜力。

（三）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相对落后。江苏省作为长三角的重要经济省份之一，其经济总量一直位列全国前列，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是其区域发展表现出了差异性，占经济总量比重越来越高的服务业的发展也不例外，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的服务业发展态势也呈现出失衡状态。苏南第三产业的生产总值达到了19，473.43亿元，苏南的第三产业明显强于其他两个地区，是苏中的3.5倍，苏北的3.2倍。苏南地区人口比重最大，服务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为区域经济做出了贡献。在产业结构方面，苏南的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0%，苏中和苏北占比都大约在42%左右，低于苏南。这说明，相对而言，苏南的产业结构体现了其更发达的经济发展阶段。

按照服务行业性质和市场化程度，将服务业分为流通服务业、生产服务业、社会服务和消费服务业四大类。经过十年的发展和与江苏省制造业的互动，代表现代服务业的生产业比重逐年提高，从2005年的17%提高到了2014年的32%，几乎翻了一倍，是发展最快的服务业，相对传统服务业，例如流通服务业和消费服务业占比有所下降，见图1。但是，作为现代服务业的生产业的比重偏低，江苏省服务业还是以流通服务业为主的传统服务业为主。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江苏省生产业还没有达到50%的比重，说明江苏省服务业发展结构相对不合理，仍需要促进生产业的发展，改善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图1、图2）

二、江苏省服务业FDI开放度分析

地处长三角地区的江苏省，始终是在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具有了很大的规模，在全国居于前列。尤其自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国际产业转移速度增长迅速，我国凭借其廉价的劳动力以及越来越完善的基础设施、不断提升的劳动者素质等要素，逐步在国际分工中居于重要地位，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流向我国的制造业。同时，我国的服务业积极履行承诺，遵守《服务贸易协定》及其他具体服务业的相关协定，逐步放开服务业，降低准入壁垒，提高了服务业的开放度。因此，典型的外向型经济的江苏省在这十年的发展中，凭借其在我国数一数二的比较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为江苏省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富裕的资本以及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随着我国服务业准入壁垒的降低，江苏省服务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商直接投资。

（一）江苏省服务业FDI的规模不断扩大，比重上升，但仍低于制造业。自2004年到2014年间，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对三次产业均有所介入。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成为世界工厂，作为长三角的重要省份之一，江苏省凭借其优越的区位优势，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教育水平及人才储备，其制造业承载了世界工厂的主要产能，也吸引了大量的外资进入到制造业。制造业的比重一直高于50%，居于主体地位。随着外资的进入，提高了江苏省制造业的竞争力，为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经验等。同时，服务业作为制造业的粘合剂，随着江苏省制造业的大力发展，其服务业也有了快速的成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进入。随着十多年的开放发展和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江苏省服务业与制造业在FDI的总量差距越来越小。2004年，服务业FDI的比重仅为12.15%，仅为制造业的10%。到2007年起，江苏省服务业吸引外资的比重达到了20%以上，逐年上升。在2014年，服务业外资的比重达到44.71%，与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同时，就实际投资与合同外资而言，2004年服务业FDI的到账率很高，说明服务业对外资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整体而言，服务业的外资到账率由2004年的32%，提高到2014年的63%，说明江苏省服务业对外资的吸引力、对外资的利用率高。

至2014年末，江苏省年末登记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总额中，第二产业占了70%的绝对优势，而第三产业比重为29%，远远落后于第二产业，这也说明尽管江苏省服务业吸引的FDI逐年上升，但是其开放度、对外资的吸引力仍然落后于制造业。

（二）江苏省服务业FDI投向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增加，FDI投入结构得以优化。本文根据服务业发展的顺序和科技含量，将服务业分为两类，即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主要包括商贸、住宿、餐饮、仓储、交通运输等几个行业，而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信息传输和计算机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房地产业、居民服务等。

江苏省的服务业经过15年有步骤、分阶段的开放，FDI进入江苏省服务业的各行业，吸引的外资也逐渐从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增长。截至2014年末，一方面江苏省现代服务业的房地产业的实际FDI和注册资本总额仍然居于首位；传统服务业的商贸业在外资企业数中位居第一。随着我国对于零售业外资比例限制的放宽，各大国际零售巨头如沃尔玛、家乐福等纷纷增加了对江苏省的投资，因此批发、零售业的企业年末登记数最多，说明越来越多的外资抢滩江苏省零售市场，然而由于该类服务业技术和资本密集度低，单个企业需要的投资额少，其获得的实际FDI总额位于第三，低于现代服务业的房地产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及地质勘查业。传统服务业的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的FDI比重居于第五位；另一方面江苏省现代服务业获得的FDI比重都有所提高。江苏省以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为特征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快。截至2014年末，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注册资本、吸收的实际FDI、年末登记企业数在服务业各行业中都位居第二位，仅次于房地产业。信息技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数在所有服务业行业中位居第四，说明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进入这些行业，由于该行业以技术、知识密集型为主，大部分是轻资产企业，因此其实际FDI的总量并不高，排名位于第六，也说明江苏省优越的人力资源优势和较高的教育水平，吸引了众多的外资企业进入江苏省。（图3）

（三）江苏省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开放度。本文选取1990～2014年数据进一步计算江苏省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开放度，以衡量江苏省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程度。为了剔除价格波动因素的影响，本文利用消费者价格指数（以2000年为基期，基期CPI水平为100%）对数据进行处理。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实际投资额是以美元计价，所以利用历年平均汇率将数值换算成人民币值。如表1所示，自2000年以来，江苏省服务业的外资开放度呈现了上升趋势，2001年其开放度值为11.7%，2007年达到最高值38.%，其后由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稍有回落，大致都是维持在30%左右。这说明了，一方面江苏省服务业对外资的开放度越来越高，投资的准入门槛降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外资对江苏省服务业投资前景的信心。（表1）

三、结论及建议

纵观江苏省服务业的发展历程，服务业对江苏省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并逐渐赶追制造业，其占地区产值的比重已经与制造业持平。然而，从江苏省外资分布情况及依存度看，虽然外资在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高，但是仍然存在着服务业的外资比重远低于制造业，例如外资集中的苏南地区，更多的是以跨国公司的生产基地为主，而其研发中心等很少选择落户江苏省，而在近邻上海居多。现代服务业的外资投入比重偏低，同时在服务业的外资投入份额中，计算机通信等附加值高的服务行业吸引的外资比重仍然很低，说明江苏省服务业外资分布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有待优化升级。

第一，江苏省政府应加强对外资的服务与引导，创造有利于引资的外部环境。首先需要政策先行，如制定有利于促进江苏省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政策，以提高江苏省服务业对外开放总量规模和质量水平作为重要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形成倒逼改革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思路。在加强政府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功能的同时要减少微观干预，通过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进一步简政放权。例如，简化外商投资企业快速审批方式，优化行政审批流程，探索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培养和引进复合型服务业人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加大支持发展行业协会等，均值得借鉴，以充分发挥服务业对外开放发展对江苏省经济的带动作用，构建江苏省服务业利用外资的竞争新优势，构筑更高的对外开放新平台。

第二，江苏省服务业的外资要导向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金融、计算机软件等附加值高的服务业。经济新常态下需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包括优化服务业的外商投资结构，引进具有技术含量高、带动就业程度高等特点的跨国服务企业的外资进入。例如，提倡总部经济，强化跨国公司在江苏省设立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等政策，加大“引资”、“引智”与“引技”的结合力度，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将更高技术水平、更高附加值含量的先进制造环节、工业设计和研发机构在江苏省布局，从而推动生产业的大力发展，优化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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