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措施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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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措施范文

[摘要]近几年的经济运行状况表明，货币政策在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实际效果不太理想。为什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抑制社会需求时政策效应非常显著，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时却效果欠佳呢？笔者认为其内在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在刺激需求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国当前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正是这些局限性的必然体现。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货币政策是狭义的，即指中央银行为达到一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给、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

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3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向及其调控，我们发现：在1993年开始的以抑制经济过热和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在缺乏财政政策有效配合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起到了主导作用且政策效果非常显著。1997年以后，我国宏观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长期的社会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相对旺盛转向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的相对过剩。这种转变在货币层面上表现为周期性通货膨胀转向持续性通货紧缩趋势。由此也带来了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根本性转变，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增发国债、增加离退休及行政事业单位工资等的配合下，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自1996年起先后七次调低存贷款利率；1998年1月1日起，取消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长期实行的贷款规模限额控制；1998年3月大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1999年将消费信贷业务放宽到所有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种类放宽到所有大件消费品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支持农业、投资、消费、进出口的信贷指导意见……。然而，近几年的经济运行状况表明，货币政策在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实际效果不太理想。为什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抑制社会需求时政策效应非常显著，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时却效果欠佳呢？笔者认为其内在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在刺激需求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国当前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正是这些局限性的必然体现。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货币政策是狭义的，即指中央银行为达到一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给、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

一、从货币结构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建立在扩张货币供给总量和提高货币流动性的基础之上的。而一般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实现的货币供给量的增长是仅就广义货币而言的，在消费及投资需求不振，市场低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企业和居民会减少现金及活期存款持有量而更多地以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及外币存款等广义货币的形式持有其资产，由此在货币总量增长的同时却引起货币流动性的减弱，如1994年底m1占m2的比率为43．8％，1999年则降为35％，致使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大打折扣。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1997年以来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有效需求的拉动作用效微力乏的原因了。

政策建议：(1)在继续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要缓解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货币政策方面必须改变一味增加货币供应总量的做法，在维持广义货币m2增长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将工作重点转向调控货币供给结构即提高货币流动性方面，鼓励储蓄存款、定期存款等准货币转化为现金及活期存款，使m1的增长率相对高于m2的增长率。(2)通过鼓励消费和投资，对高达6亿多的储蓄存款进行分流，而鼓励消费的基础性工作在于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化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而鼓励投资，一方面要加强我国的金融工具创新以增加金融投资的渠道，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降低投资限制以鼓励实业投资。

二、从货币供给的影响因素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当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主要是通过基础货币的投放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来实现的。但是，在微观经济主体消费和投资意愿低下的经济背景中：(1)由于物价水平持续下跌情况下“买涨不买跌”的消费心理及名义利率水平尤其是名义储蓄存款利率水平相对低下，居民的经济行为往往表现为持币待购，由此导致社会现金流通量的增加和现金漏损率的提高，客观上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和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2)因为销售不畅和生产经营的萎缩，企业对于活期存款的交易性需求减少，加上其投资行为受到遏制，企业活期存款在一定程度上会转化为定期存款，如上所述，定期存款比率的上升同样起到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3)商业银行在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和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增加的情况下，可用资金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其贷放规模并未随之相应增长，原因有二：第一，企业和居民贷款意愿低下使得全社会贷款需求不振；第二，贷放风险尤其是信用风险增加，商业银行出于风险控制和资产安全性的需要严格控制资金贷放，出现银行“惜贷”现象。最终体现出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变化，即超额存款准备金的超常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

综上所述

，在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试图扩张货币供给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客观上却与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向背道而驰，进而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货币政策效应的实现。

政策建议：(1)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中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中央银行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将调控重点放在引导商业银行、工商企业及居民的经济行为上，使之“顺对货币政策的风向”，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2)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诸多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投资政策及产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的综合协调运用，过度依赖于少数经济政策如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行的。(3)加快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这是走出通货紧缩，推动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

三、从货币政策的传导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给，影响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从而对全社会的投资水平和消费支出规模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使之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由此，从中央银行具体制定和实施货币调控到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间，必然有一个相关的传导过程。以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传导为例，这一过程可分为三个层次：

1、中央银行根据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既定货币政策目标，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提高商业银行派生存款创造能力，并降低利率水平。这是扩张性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基础。但是，在现阶段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有相当一部分并未进入多倍存款货币的创造过程，其原因在于银行资金的内部短路现象，它是指银行体系增加的准备金没有最终用于向工商企业和居民的放款，而是滞留在了银行体系内部，或是用于银行之间的资金拆借和证券买卖，或是以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形式存在。这种现象在客观上起到了减少基础货币的作用，基础货币的减少又通过多倍存款货币的紧缩进一步缩减了货币的实际供给，导致社会资金相对减少。

2、商业银行在接受中央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超额存款准备金大量增加的基础上，对中央银行的具体调控做出反应，即根据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的意向相应调整其业务，动用超额准备金扩大向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放款的规模并调低放款的利率水平，同时通过派生存款创造机制影响货币供应总量的增加。作为在中央银行和工商企业及居民之间充当传导媒介的商业银行，在利益驱动的基础上，能否对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意图做出“顺对政策风向”的迅速反应，是货币政策顺利传导的基本保证。但是，由于现阶段商业银行资产的单一化以及现存的银行信贷配给机制自身抑制需求和减少流通中货币的作用，加上银行出于风险控制的目的，在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放松银根时，出现了日益普遍的“惜贷”和前文提及的银行资金内部短路现象，大量资金滞留于银行体系内部而未形成对投资和消费的拉动效应。

3、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根据中央银行发出的放松银根的政策意向，在商业银行扩大放款规模，金融市场上资金供给充裕、利率水平下降的情况下，相应扩大其投资和消费支出，最终实现货币政策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一层次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近年我国宏观金融调控的实际效应业已证明，现阶段，即使在积极财政政策的配合下，无论是社会消费支出，还是投资支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均无法有效拉动。应该说，当前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其实质是体制性的，是我国现行经济包括金融体制中诸多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

第2篇：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措施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市场结构；政策效果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10-51 -04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有关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的问题受到了空前的重视，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及其有效性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在我国应付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手段中，行政手段和直接干预往往在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在今天我国货币政策面临新的经济下滑和要求刺激经济的新形势下，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面临着新的挑战，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及其实际的有效性正在挑战货币政策本身。

一、危机后货币政策作用面临新的考验

我们把金融危机爆发作为出发点来谈货币政策，有其重要的时间价值和意义。我们已经发现，货币政策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政策实践的问题，有关货币政策的实施方法和手段的争论由来已久[1]，而今天的讨论则更显得具有现实意义。就在金融危机爆发的期间，金融市场出现了少见的动荡危机，银行体系出现了战后最为严重的危机冲击，大量证券化金融资产价格暴跌，一瞬间大量资产就化为乌有，大量金融机构由此陷入危机，银行机构几乎都跌入了深渊，收缩信用以求自保使金融市场进入了更为严重的通货紧缩，金融危机出现了全面扩散。美国和其他的发达经济体先后进入了全面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引发了市场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银行信贷机构出于应对危机实施信贷收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危机的形成[2]。在金融市场陷入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和货币当局也开始采取积极的行动，形成了积极的介入市场的调节政策并实施了货币政策的反危机措施。这些行政性的政策工具和一些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应用，都成为了危机时期的反危机宏观调控。然而，要对这些行政介入和货币政策作用效率进行即时的评估是十分困难的。大量的分析推论是一些自我肯定和逻辑的推导，并没有实践的证明意义。

从货币政策的形成及其作用方式看，它的作用及其有效性也存在着充满矛盾和对立的评价。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政策出现之前，货币的作用存在着中性和非中性的争论，非中性的观点主要在于货币对于经济增长有无实质性的作用，中性论者认为货币量变化只能对于价格、商品和资产的价值衡量产生影响，但不会对于经济增长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那么货币中性的话，货币政策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看到，二十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凯恩斯主义兴起的货币政策，被赋予了可以影响货币利率，并进而影响投资和消费的工具变量，货币政策也就成为了影响投资和消费支出的重要宏观政策变量。反周期的货币政策变成了调节市场均衡的重要手段，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也成为了，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

那么，如何认识货币政策目标的现实性和真实的效率呢？我们不得不重新翻出历史旧账，看看理论争论和认识的变化过程。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货币政策的工具及其作用过程设定为货币流量影响市场利率，市场利率的变化直接影响投资消费决策，这种传导机制也就是一种货币传导机制，银行、企业还有其他的交易者都是受市场利率影响而作出反应的主体，它们的行为反映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这种假设是依据一个完美的市场体系，利率信息的传导没有任何的阻碍因素，那么实际的运行状况如何呢？我们知道，货币政策当局改变的只是基础货币供应量，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债券买卖来改变货币流通量，通过货币流通量的改变来影响市场的利率水平，因为货币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而市场利率水平的变化会影响到投资和消费的机会成本，这就可能改变当期的实际支出水平。这个完美的传导作用过程及其影响能力也只能存在于理论推导之中，这个假设始终没有得到实证检验[3]。后来的货币主义学派是从反面进行证明，证实了这种假设的不合理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无法得到证明。一是货币当局改变基础货币流量，并不等于知道了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即M2的变化量；二是即使已知实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也无法获得市场利率变化的信息，难以控制利率水平，这是一个多变量影响因素；三是即使获知了利率水平的变化幅度，也难以测算出投资和消费的可能变化幅度，这也是一个多变量影响的结果；因此，这样的假设得出的结论无法获得证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是从每一个环节来分析验证这种结论的不合理性。可以说，即使是在一个完美的市场体系中，货币当局操控基础货币量的供给机制，也无法获知最终实际投资消费支出的变化量，这是很显然的。那么，如果是在一个市场体系不完善的体系中，这一调控的结果和效率更是可想而知的。

这种政策无效性的假设也得到了实践的证实。大体上到上世纪80年代，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走进了死胡同。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效果看，投资和消费的变动在市场体系中受到多因素的影响，而货币政策的调整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作用，是一个难以分离和证明的问题，在实际的刺激过程中，激进的货币政策并不能形成投资支出的扩张，不管中间环节是否出现问题，基础型货币量扩张松动无法实现投资和消费支出的推动，这已是80年代多数国家的普遍现象，扩张性政策给政府和货币当局留下的仅是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累积的公共债务。政府的扩张性宏观政策陷入了停滞和通货膨胀的两难境地。滞胀的形成按照货币主义者的观点，是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必然结果[4]。

如果从货币政策的中间环节看，其传导效率也存在着严重的障碍。我们已经发现，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基础型货币的可控性不能解决市场实际流通中货币量（M2）可控性，在实际货币流通量的形成过程中，各种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反应产生了不同的预期和作用力，银行和企业公众作为交易者具有独立决策的能力，它们的预期与行为最终可以改变货币实际的形成量，这已是为实际市场运行所证实了的。大量货币投放后并未形成货币实际供应量的增加，信贷流量和投资变动也清晰地出现了所谓的“货币失踪”，货币供应从源头到实际流通市场的数量变化难以控制和测算。而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于实际利率的冲击影响也存在着难以测算的问题，这其中涉及到货币流通速度，货币超额储存，货币溢出量等多重因素，导致市场利率的变化难以预测。那么，利率变化的实际程度有无把握的机制和方法呢？有新凯恩斯主义者提出了一种新的认知方法，那就是根据市场利率的短期变化来判断货币市场供求关系的实际状态，再进一步参考市场就业率水平和通胀水平，来决定货币供应量的政策走向[5]。这种方法已经放弃了寻求利率与货币流通量变量关系的做法，确认利率的变化是由货币市场和商品流通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转而通过认识利率的变动来确认货币市场的实际供求关系变化水平，这就是货币政策调控中著名的“泰勒规则”。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今天看，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当局先后推出的货币数量宽松政策，都有着泰勒规则的影子，它们都盯着市场利率和就业率的实际变化，而并没有在于一国当时流通中有多少货币。这一政策操作方式的转变，改变了传统货币政策作用的传导要求，也摆脱了对流通货币量测算的困扰，直接面对了利率、就业率、通胀率等市场要素，这对于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当然，货币政策变化对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实际作用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对于货币政策的作用效应或其必要性而言，可有不同角度的解释。货币主义者的基本假设就是合理的供应量政策可能提供一个稳定的价格和市场交易条件，避免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出现。这种目标体系要求货币当局放弃利用货币工具刺激经济和投资的企图，而代之以稳定货币市场价格和供求关系的一贯政策。实施这一政策也不顺利，一方面是对于货币政策目标功能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是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传导不良和难以测算的问题，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和货币流通量之间的复杂关系给货币政策操作提出了无法解决的难题，形成了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盲目操控。

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市场条件受到约束

今天，人们对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体系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对于实际的政策操作效果也有着不同的理解。这必然形成一种对于什么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不同解释，也就是说，可以把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解释为实际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率的上升等指标；也可以把它解释为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率的调整和货币信贷市场的稳定，当然，也有人可以将二者连在一起，形成一种多元的目标，但实际情况是稳定的结果可以理解为有利于就业和经济的回升增长。

如果我们将二元目标结合在一起看，那么今天各国货币当局都是一个失败的政策操作者。它们的货币政策也是难以见效的。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经过了两轮扩张调节后，实际的货币流通量是不得而知，其信贷投放量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收缩，基础货币投放量宽松后信贷量没有积极反应，金融机构的信贷顺周期行为十分明显；利率的变化也不明显，短期内几乎没有反应；市场的投资和消费量反应也十分冷淡，失业率一直维持在9％左右的高位上，而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处在1％的低位水平上，这究竟是传导问题还是政策本身的效能问题呢，货币政策难以解释[6]，即使是QE3的推出，其效果也受到广泛的质疑。

其实，所谓的宽货币不等于宽信贷，低利率不等于高投资，说明的确是就业和经济增长回升的市场运行独立机制问题，与货币政策刺激无关。我们再看一下日本央行（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效果，为了应对长期来国内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低迷，日本银行采取了低利率直至零利率的货币宽松政策，但投资增长不明显，通货紧缩的局面，也就是信贷收缩，投资消费低迷一直无法改变，这已经不是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问题了，根本就是投资和就业的变化不受利率和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因此，这就说明，投资消费和就业增长其实是货币流通量以外的独立变量，不应从货币政策的效率角度来解释市场变化。当然，合理的、中立的货币信贷政策是必要前提，混乱的、主观随意的政策操控必将破坏市场体系的稳定运行。

在金融危机影响市场实际需求的情况下，各国的货币当局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应对措施，但似乎政策的效果并不一样。一种情况是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流动性增加，但信贷和实际投资量并未增加，实际支出和就业量也就不会有影响，如果要评价它的效果，对于流动性增加和通货紧缩的遏制或许是有效的，它促进了金融危机状态下经济和投资的低水平均衡，它的本来面目就应该是这样的。而如果你对于货币政策认定了促增长，拉就业的目标，那么货币政策的无效性就是一目了然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当货币当局极力扩张基础型货币供应量和增加流动性投入时，在很长的时间里，或许一年或一年以上，实际的信贷投放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还减少了，我们在2008年至2009年的美国和日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或许人们想到，美联储或日本的货币当局实施货币供应扩张的量化宽松政策，市场的流动性会增加，信贷流量也会增加，那么，一种可能就是投资会增加，消费也会增加，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就会上升；而另一种可能性就是物价上升，引发通货膨胀。究竟会出现哪一种结果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发现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这又是为什么呢？是货币政策无效呢，还是传导机制出了问题？对此，我们可以说，这个目标本身就不在政策的效果之内，因而就不会出现那样的结果。如果是市场运行的结果，并没有明显的通货紧缩趋势，那么低水平的均衡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经济的复苏和增长率的上升是另一个目标了[7]。

因此，我们不能把低增长率和低就业率的均衡维持归结为货币政策的无效，这本身已经超出了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范围了。如果说这与货币政策变化无关，既定的经济均衡水平下的利率水平和就业率水平是由当时的市场条件决定的，那么，依靠货币政策的刺激，或者货币当局基础性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是不可能改变或者说是提升经济均衡的水平的。既然如此，从传导机制的角度看，设定的最终影响目标如果是经济增长和就业率改变，那么政策的传导效果就不可能看出来，一个无效的政策调控是不会出现有效的作用过程的。有越来越多的实践显示出了央行的积极政策其实是无用之功。货币政策作用效果的有限性说明超越其功能范围，反而会带来货币市场供求失衡和价格体系混乱等后果。反而可能带来破坏性的负面效应，货币失控和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这些都是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的扩张性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三、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行政附属性面临挑战

积极的干预政策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实践中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应用，这些政策大致可以认为是一种符合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原则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形成了对于不同市场条件的支出干预，从货币政策的运作机制看，我国目前一方面在利用货币支出工具调控基础货币供应量，但被认为效果较差；另一方面也在使用传统的行政操控手段，如信贷指标，配额等直接调节决定货币流通量（M2），甚至直接干预决定市场的投资和消费支出，形成了一种复合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那么如何看待它的政策效果和传导效率呢？

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运用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在市场体系和企业制度市场化初步形成之后，宏观经济调控包括对货币信贷量的调节也就具有必要性了。90中期年代以后，投资消费的支出决定受市场体系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增长及其波动也形成日益明显的周期性。货币当局也就面临着调节经济增长周期和维持货币物价稳定的问题，积极的货币政策正式走到前台。反周期的积极的货币政策体现的原则就是直接控制或干预货币流通量和支出水平，其目标当然是经济的增长率和就业率等指标，而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调节趋向于紧缩货币信贷，实现调控支出水平的目的。从政策效果看，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较明显，复合性的紧缩政策对于货币流通量，信贷量和投资支出规模都有快速的影响，没有货币支持的投资支出是难以维持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行政性越强，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也越好。但对于扩张性的刺激政策而言，其政策效果就很不明显了，因为市场机制的作用，企业和消费者的独立决策地位上升，对于市场周期变动的预期强烈，货币当局要改变这种预期是不可能的，要劝告或诱导企业、消费者改变行为也是不可能的，这必然导致反周期的扩张政策失效，政策的传导效果也就不明显，这是必然的结果。要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市场行为，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是难以奏效的，这就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应用行政性的政策工具直接干预市场的支出，从而能快速收到扩张的效果。这种假设在近年来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获得了实践验证，它的政策效果值得我们分析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和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引发了人们对于经济下滑的担忧，货币信贷的收缩加剧了投资消费的萎缩，反周期的货币政策实施了积极的扩张，包括准备金率、利率和信贷供应量都实施了松动，在市场结构基本未变化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否改变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呢？我们看到，利率货币的松动和基础货币量的扩张对于市场流动性有积极的反应，出现了货币在金融体系内部乱串，短期资金泛滥，而同期的实际信贷投放量并未见到有效增长，货币政策的支出效应不明显。进入2009年以后，货币信贷投放的松动扩张实施了更多的行政指令性质，行政系统甚至直接规划下达投资项目，财政也积极地配合，出台了4万亿的投资项目，银行信贷系统在行政指令下当年增发了7.5万亿人民币信贷流量，支出的扩张在行政性投资立项规划下得到了实现。我们看到的货币支出效率是行政支出的影子而已，政策的传导效率也是行政命令的效率。因此，货币政策在现实的情况下充其量只是财政政策和行政性支出计划的从属措施罢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也具有行政强制的特色，因此，在非市场预期条件下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作用也就不那么重要了，投资拉动市场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率快速回升，甚至出现了过热和投资过度的问题。这个显然不是货币政策在当前过度有效了，利率、准备率、汇率的等工具的作用效率也需要考虑在特殊时结构条件下的形成的问题。我们近年来大量的实证分析和检验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行政性的投资支出并非货币政策调节的效果[8]。

对于货币政策的传导及其有效性，必须要从现实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出发，进行分析检验，才可能通过科学合理的逻辑推导分析，得到合理的结论。目前的体制结构和运行的行政属性，需要对财政控制及其传导，股市传导，汇率传导，利率传导，信贷传导和投资传导几个可能的过程，分别进行了运行机制的理论分析，并进行实证检验，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这种基于现实假设的分析，能够说明解释我国目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特殊情况，它仅仅是一种附属于行政控制的配套政策，一般的分析观察已经发现其作用效果十分有限，在目前的市场结构下，货币政策的作用条件和形式受到市场机制的限制，行政性的调控方式将极大地影响作用的效果，并出现一种两难的局面，这是未来必须要考虑加以改善的主要部分。

参考文献：

[1]谢平.新世纪中国货币政策的挑战[J].金融研究，2000，（01）.

[2]徐滇庆，于宗先，王金利.泡沫经济与金融危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与货币政策完善[J].金融研究，2004，（04）.

[4]赵振全，于震，刘淼.金融加速器效应在中国存在吗？　[J].经济研究，2007，（06）.

[5]陆前进，卢庆杰.　我国利率调控面临的困境及政策含义[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05）.

[6]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课题组.　商业银行顺周期性与金融宏观调控研究[J].浙江金融，2009，（04）：　4-11.

[7]黄武俊，燕安.中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有效性和可控性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　2010，（03）.

[8]范从来.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J].经济研究，2000，（07）.

第3篇：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措施范文

宽松货币政策“适度”的取向

2009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关于今后我国货币政策取向的表述中提出:2010年的经济工作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其中,货币政策的基调确定为,既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要有针对性和灵活性,其含义可以理解为对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适度”的把握,处理好经济发展与通胀预期的关系。

现阶段,中国货币政策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其背后的“玄机”寓意深长。据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以来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9月以来新增人民币贷款金额历史新高一次又一次被改写,到2009年3月份创下历史“天量”,达到1.89万亿人民币,而后虽然有所收缩,但6月又创下1.53万亿元又一个“天量”后,7月新增贷款骤然下降至3559亿元,降幅达到77%,虽然9月升至5167亿元,但10月大幅降至2530亿元,11月创下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足2300亿元,显然2009年下半年新增贷款的投放量在逐步收紧。对此,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11月11日发表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三季度)》表示,在继续贯彻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妥善处理支持经济发展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进一步增强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巩固企稳向好的经济形势。

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关于货币政策的解释,目前中国人民银行的首要任务是:要把握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重点、力度和节奏,及时发现和解决苗头性问题,妥善处理支持经济发展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进一步增强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巩固企稳向好的经济形势。如何理解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适度”,成为媒体和有关部门热议的话题。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二季度)》关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调整的解释,是在继续坚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变的前提下进行调整,从“合理”向“适度”过渡。因此,恐怕需要从“合理”和“适度”上来理解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细微变化。由此可见,调整后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其核心是真正意义上的“适度”,不同于前期的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因此,当下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动态性调整,既不能理解为我国现行货币政策导向将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我国现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延续。自2008年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执行以来,政策的力度不断加大,效果也日渐明显,货币政策“惯性”的后续效果将进一步显现出来。但另一方面,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执行力度的不断加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逐步演变成“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真正意义上的“适度”成分明显减弱,导致2009年以来货币投放量屡创新高。自2008年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执行以来,政策的力度不断加大,效果也日渐明显,货币政策“惯性”的后续效果将进一步显现出来。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前11个月超过9万亿元人民币的天量。

显然,在前期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驱动下,已然导致我国信贷增长规模正在不断扩张,货币流动性持续宽裕在我国股市和楼市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可以视为极度宽裕,股市和楼市“体验”更多的是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并非“适度”,而在实体经济则完全不同。因此,我国在资本市场流动性宽裕和实体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否延续下去,还是改弦更张,需要进行认真的论证和谨慎的选择,货币政策的取向就成为我国货币当局适时考虑的问题。

通胀预期下的货币政策

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继续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并不意味着我国货币政策将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尺度。依据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与金融形势,在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适度宽松依然是支撑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或缺的配套货币政策,需要延续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经济与金融形势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然而,在美元贬值、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反弹、通胀预期抬头以及大量信贷资金不断涌入股市和楼市的背景下,不得不引起我国货币当局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由于世界上主要货币已经进入“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时期,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无疑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是经济尚未全面复苏,全球性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尚存着诸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潜在的通胀已有所抬头。由此,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落实既要有一定阶段的连续性,也不可对已经出现的通胀苗头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因此,优先考虑可支撑经济持续复苏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自然是最根本的选择。当然,在经济复苏尚不稳定和金融领域风险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增加货币的投放量和放宽信贷是刺激经济复苏的必要措施,这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前期“合理”的一面。但未来全球经济复苏过程将极有可能与全球性通胀风险同时出现,政策导向需要与形势的发展相适应,而不是“滞后”,并加强市场追踪监测,把握调控的力度,这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现阶段“适度”的一面。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进行动态微调的表态,防范潜在通胀风险的意图十分明确。在继续坚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微调,力图把握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和节奏,从“合理”过度到“适度”。这意味着,中国现行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在中国的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

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扩张的力度,货币政策开始逐渐向理性回归。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已经出现“拐点”,但政策导向开始向防范通胀预期风险倾斜,中国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扩张力度,是从防范国际“输入型”通胀风险和国内流动性不断扩展等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其出发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放缓国内市场上货币投放量的增速,逐渐回归货币投放的常态,防止经济复苏过程中再度陷入流动性过剩的陷阱;二是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其中包括西方货币进一步贬值,以及国际市场能源等大宗资源类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对通胀预期的判断,及时调整政策的导向。

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倾向

未来,在我国经济复苏尚不稳定的情况下,继续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仍显必要,同时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配合积极的财政、产业等政策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是巩固经济回升成果的有力支撑点,对增强市场信心、刺激投资和消费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在国际金融危机并未解除、全球经济复苏可能将出现较长和曲折过程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将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不确定性,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货币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将如何体现致关重要。应该看到,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较快发展的阶段,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和经济增长潜力,目前货币政策的宽松和货币信贷较快增长尽管有利有弊,但总体而言利大于弊。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有利于稳固经济回升的成果;其次,消除了通货紧缩预期;三是稳定了资产市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四是推动了企业存货周期的调整(企业存货周期调整进入常态有利于企业生产的恢复,将促进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调整)。但目前市场流动性过度宽松,通胀预期已经在上升,规避未来通胀风险也需要考虑。因此,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对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取向确定了基本方向,即在以继续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巩固经济回升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同时,货币政策的取向将考虑到向实体经济和消费领域倾斜,并在宽松货币政策不改的情况下处理好经济发展与通胀预期的关系,提高我国货币当局把握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的能力。

第4篇：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措施范文

2009年12月5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一方面对我国一年来实施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效果进行了全面评估;另一方面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强调要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由此可见,现阶段中国的货币政策正在发生着耐人寻味的变化,关于我国货币政策调整的动因何在,未来一段时期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适度”取向的依据是什么,相关媒体和经济界人士众说纷纭。无独有偶,近期美、欧等国货币当局关于退出非常规金融政策举措的相关表态,以及澳大利亚的加息举动,与我国货币政策的细微的变化也有类似之处,是否意味各国宽松货币政策接近尾声,将逐步回归到传统货币政策,这也引起各界猜测和关注。

一、我国宽松货币政策的“适度”

2009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关于今后我国货币政策取向的表述中提出:2010年的经济工作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其中,货币政策的基调确定为既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要有针对性和灵活性,其含义可以理解为对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适度”的把握,处理好经济发展与通胀预期的关系。

据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以来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9月以来,新增人民币贷款金额历史新高一次又一次被改写,到2009年3月份创下历史“天量”,达到1.89万亿人民币,尔后虽然有所收缩,但6月份又创下1.53万亿元的另一个“天量”,而随后7月份新增贷款骤然下降至3559亿元,降幅达到77%,虽然9月份升至5167亿元,但10月份大幅降至2530亿元,11月创下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低于10月份的水平,不足2300亿元,显然今年下半年新增贷款的投放量在逐步收紧。对此,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11月11日发表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三季度)》表示,在继续贯彻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妥善处理支持经济发展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进一步增强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巩固企稳向好的经济形势。

依据中国人民银近期关于货币政策的解释:目前中国人民银行的首要任务是要把握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重点、力度和节奏,及时发现和解决苗头性问题,妥善处理支持经济发展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进一步增强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巩固企稳向好的经济形势。如何理解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适度”,成为媒体和有关部门热议的话题。

依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二季度)》关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调整的解释,是在继续坚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变的前提下进行调整,从“合理”向“适度”过渡。因此,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微调的动因,恐怕需要从“合理”和“适度”上来理解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微弱变化。由此可见,调整后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其核心是真正意义上的“适度”,不同于前期的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因此,当下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动态性调整既不能理解为我国现行货币政策导向将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我国现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延续将一成不变。自2008年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执行以来,政策的力度不断加大,效果也日渐明显,货币政策“惯性”的后续效果将进一步显现出来。但另一方面,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执行力度的不断加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逐步演变成“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真正意义上的“适度”成分明显减弱,导致2009年以来货币投放量屡创造新高。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前11个月超过9万亿人民币的天量。

显然,在前期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驱动下,已然导致我国信贷增长规模的不断扩张,货币流动性持续宽裕在我国股市和楼市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可以视为极度宽裕,股市和楼市“体验”上更多的是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并非“适度”。而在实体经济则完全不同。据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宏观经济数据表明,2009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均为负数,并同比创出新低,与此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从这一组数据看,CPI和PPI的持续负增长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放缓,一方面表明目前我国整体经济复苏仍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特别是实体经济的状况不容乐观;另一方面CPI、PPI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与我国股市和楼市的火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显然,前期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面“倾向”了我国的股市和楼市,却并未对实体经济带来更多的“实惠”,资本市场的扩张与实体经济的收缩形成的鲜明比对,意味着资本市场泡沫正在不断聚集,而实体经济则不尽人意。因此,我国在资本市场流动性宽裕和实体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延续下去,还是改弦更张,需要进行认真的论证和谨慎的选择,货币政策的取向成为我国货币当局适时考虑的问题。

二、通胀抬头预期下的货币政策

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继续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并不意味着我国货币政策将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尺度。依据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与金融形势,在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适度宽松依然是支撑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或缺的配套货币政策,需要延续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经济与金融形势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然而,在美元贬值、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反弹、通胀预期抬头以及大量信贷资金不断涌入股市和楼市的背景下,我国货币当局不得不高度重视和警惕。

从国际、国内经济与金融形势看,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随着“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如果美国等有关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特别是在美元和欧元作为国际支付的主要货币,并且各国的外汇储备都以其为主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更大。在美欧“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下,一旦新一轮危机降临又对本国货币缺乏信心时,其他国家必然要使用外汇储备来注资救市,这可能导致外汇“泡沫”被进一步放大。在外汇“泡沫”被放大的同时,金融危机在全球的影响也会增大,世界经济将有可能被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和主要货币波动的恶性循环所困扰,各种危机爆发的频率也会进一步增多。而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将对中国产生更大的影响,其中更多地体现在国际储备资产价值、国际结算和能源等大宗资源类商品上涨层面上的风险。外汇储备的基本功能主要是各国用于国际收支结算和防范金融风险。如果外汇储备风险加大,外汇储备自身安全得不到保证,在国际收支结算中的损失难以估量,本国的金融安全也相应降低。

由于世界上主要货币已经进入“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时期,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是经济尚未全面复苏,全球性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尚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潜在的通胀已有所抬头。由此,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落实既要有一定阶段的连续性,也不可对已经出现的通胀苗头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因此,优先考虑可支撑经济持续复苏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自然是最根本的选择。当然,在经济复苏尚不稳定和金融领域风险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增加货币的投放量和放宽信贷是刺激经济复苏的必要措施,这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前期“合理”的一面。但未来全球经济复苏过程将极有可能与全球性通胀风险同时出现,政策导向需要与形势的发展相适应,而不是“滞后”,并加强市场追踪监测,把握调控的力度,这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现阶段“适度”的一面。

另外,鉴于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发行的泛滥,以及上千亿美元的国际“热钱”正不断通过各种渠道“登陆”我国资本市场,具有一定规模的投机性国际“热钱”隐蔽性较强,其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不明难以判断,增大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资本市场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为此,近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进行动态微调的表态,防范潜在通胀风险的意图十分明确。在继续坚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微调,力图把握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和节奏,从“合理”过度到“适度”。这意味着,中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在中国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

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扩张的力度,货币政策开始逐渐向理性回归。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已经出现“拐点”,但政策导向开始向防范通胀预期风险倾斜,中国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扩张力度,是从防范国际“输入型”通胀风险和国内流动性不断扩展等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其出发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放缓国内市场上货币投放量的增速,逐渐回归货币投放的常态,防止经济复苏过程中再度陷入流动性过剩的陷阱;二是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其中包括西方货币进一步贬值,以及国际市场能源等大宗资源类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对通胀预期的判断,及时调整政策的导向。

三、未来各国货币政策的取向

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夕,12月2日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在国会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作证时表示,美国政府决定尽快出台终结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随即,3日欧洲央行也表示,决定开始部分退出非常规金融政策举措;与此同时,此前澳大利亚自10月以来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连续三次加息,成为G20成员国率先加息的国家。对此,各种评论和猜测议论纷纷。

为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自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世界各国联手实施的经济刺激的宽松货币政策,总体成效日渐明显,然而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预期通胀压力和汇率风险也进一步显现出来。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还在不稳定的初期阶段,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仍需要一定的连续性来确保经济复苏的持续与稳定;另一方面,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已经使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大幅改善,同时经济增长反弹导致通胀预期开始形成,宽松货币政策是否需要退出,何时退出,又将以何种方式退出,无疑成为各国和各界考虑和关注的问题,并考验着主导实施宽松货币政策G20成员国政策协调的合力,以及G20成员国把握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力度的能力。

从未来一段时间看,宽松货币政策的延续与退出将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尽管保持宽松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防止因过早退出而导致前期的经济刺激措施前功尽弃,G20成员国普遍形成的共识,而如何延续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需要各国加强协调;但宽松货币政策退出问题已经浮出水面,恢复货币政策的常态也是早晚之事,然而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实施,涉及到各方利益和世界共同利益,G20成员国如何协调一致进行货币政策的调整难度很大,如果各行其是将会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首先,如果G20各成员国对宽松货币政策进行调整不能同步,货币政策上的利率变化出现大的差异,将有可能导致各国货币间汇率的波动和增加国际贸易中的汇率风险,甚至引发国际金融市场上新一轮的动荡。另外,一旦市场投资者为规避汇率风险将大量资金投入大宗商品市场,必将进一步抬高原油、黄金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其次,货币政策调整的不同步,将导致投机资金跨境流动进一步活跃,投机套利行为更加猖獗。其中,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其资金将出现大量外流,而及早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将出现资金大量的流入,国际资金的不均匀和无序流向将加剧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平衡状况。最后,各国利率导向的不协调,使跟进澳大利亚上调利率国家的货币可能出现大幅度升值,从而导致其出口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特别是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涨。因此,宽松货币政策的调整能否协调一致,关系到G20成员国各方利益和全球经济稳定的全局。但另一方面,随着宽松货币政策执行力度的不断加大,宽松货币政策逐步演变成“扩张性”货币政策,真正意义上有节制的宽松成分减弱,导致货币供应呈现前所未有的天量,潜在的强烈通胀预期隐患信号令各国不能不有所担忧。尽管通胀预期的担忧引发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议论已见诸报端和媒体,但在全球经济复苏还未见分晓的情况下,受近期“迪拜债务危机”的影响,G20各成员国宽松货币政策是否退出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近期,美、欧等国货币当局关于退出非常规金融政策举措的相关表态,以及澳大利亚的加息举动耐人寻味,是否意味着有关国家的金融救助举措接近尾声?西方各国实施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行将结束,将逐步回归到利率调节的传统货币政策吗?

虽然目前美、欧均表示将退出非常规金融政策举措,但当前西方“定量宽松”政策到底会延续多长时间,目前难以定论,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取决于形势发展的变化。其主要原因是:第一,目前西方整体经济与金融形势依然不稳定,由此退出非常规金融政策举措和“定量宽松”政策延续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西方整体经济与金融形势的变化和发展;第二,西方各国“定量宽松”工具的使用,尽管在表面上是增加货币的投放量,带来的潜在风险是通胀压力复出,但最终将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还是一个未知数,由此“定量宽松”退出的时机取决于后续产生效应的大小;第三,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过程中,西方各国出现的问题以及衰退和危机的程度各不相同,在应对经济与金融危机上政策的协调存在着各种分歧,由此“定量宽松”的退出能否协调一致取决于各方利益的平衡。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虽然美、欧等国货币政策的表态和澳大利亚连续加息举动看起来只是各国国家行为,但其原委仍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动向,即各国一边开始考虑防范通胀预期的风险,另一边又在考虑继续刺激经济增长政策的合理力度,在防范通胀风险和继续刺激经济增长相互关系间寻找政策的平衡。显然,各国货币政策调整首先是从本国经济的需要考虑的,而不是从全球货币政策的一致性考虑的;而各国在考虑防范通胀预期风险时进行适当货币政策的合理调整也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目前,多数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推行宽松货币政策仍是决定全球经济能否持续复苏的关键,这显然与2009年12月我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论点基本一致。虽然当前金融风险已经大幅度降低,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拖累和影响也相对有限,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有望在2010年进一步恢复,但受已经出台的各项经济刺激政策的“惯性”和时效等因素影响,即使宽松货币政策需要退出也不能没有必要的过渡,应该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尽管G20成员国在何时实施退出策略上存在着分歧,但11月8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表的公报允诺,继续支持经济复苏各项措施直到复苏稳固为止。因此,急于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恐怕并非是最佳选择,优先考虑可支撑经济持续复苏的宽松货币政策依然是当前G20成员国货币政策的选择。同时,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宽松货币政策是刺激和延续经济复苏的必要措施,这是现行宽松货币政策合理的一面。当然,现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在不同国家显现的效果程度各不相同,G20各成员国政府把握货币政策的尺度应适时而定,不可强求或一概而论。另外,在通缩、通胀并存形成的局面下,如何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平衡经济复苏与通胀预期的关系,需要在收紧和宽松货币政策中寻找合理的平衡点,避免货币政策上的困惑。

四、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倾向

未来,在我国经济复苏尚不稳定的情况下,我国继续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仍显必要,同时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配合积极的财政、产业等政策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是巩固经济回升成果的有力支撑点;对增强市场信心、刺激投资和消费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在国际金融危机并未解除、全球经济复苏可能将出现较长和曲折过程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将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不确定性,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货币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将如何体现至关重要。应该看到,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迅速发展的阶段,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和经济增长潜力,目前货币政策的宽松和货币信贷较快增长尽管有利有弊,但总体而言利大于弊。其主要原因是:一是有利于稳固经济回升的成果;二是消除了通货紧缩预期;三是稳定了资产市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四是推动了企业存货周期的调整(企业存货周期调整进入常态有利于企业生产的恢复,将促进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调整)。但另一方面,目前市场流动性过度宽松,通胀预期已经在上升,规避未来通胀风险也需要考虑。因此,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对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取向确定了基本方向,即在以继续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巩固经济回升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同时,货币政策的取向将考虑到向实体经济和消费领域倾斜,并在宽松货币政策不改的情况下处理好经济发展与通胀预期的关系,提高我国货币当局把握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的能力。

从宽松货币政策与通胀预期的关系看,2009年以来世界各国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不可避免地为未来通胀埋下了隐患,但目前经济回升态势仍不稳定,一些国家和地区复苏也显得十分缓慢和脆弱,因此继续采取宽松政策显然十分必要,有利于进一步弱化前期通缩的预期。而我国适度宽松政策的继续实施,从当前的情况看,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PPI)未来仍有可能是负数,因此目前通胀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即便是2010年通胀回升至2%～3%也是可控的。未来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需要合理安排,加大对实体经济和消费领域的倾斜力度,继续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相对充裕,维持货币市场平稳运行。因此,依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和政策的效应,灵活运用货币政策手段,有针对性地引导货币信贷总量适度增长,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依然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导。

第5篇：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措施范文

[论文摘要]近期，央行通过对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连续多次调整，明显加大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力度，对经济的调整作用将逐渐显现出来，同时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战略和盈利能力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商业银行应积极响应央行的货币政策，进一步转变经营理念，优化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创新步伐。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7年5月1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同时决定，从2007年6月5日起提高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这是央行年内第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第二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近几个月来，央行明显加大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力度，其背景是什么，对商业银行会产生那些方面的影响?商业银行应如何响应央行的货币政策措施?这是本文所要阐述的问题。

一、关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相关理论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管理一国货币供给的条件下，为了指导、影响经济活动，保证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得以实现，而由国家制定、通过中央银行付诸实施的有关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的方针、政策与措施的总称。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必须通过一系列与中央银行业务相联系的措施和手段来完成，这些措施或手段称为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工具分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是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包括存款准备金政策、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

存款准备金制度作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的调控和影响是非常大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或降低，将带来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资产业务规模的变化，从而对货币供给有重大影响。也就是说，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则金融机构缴存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金增加，可供自主运用的资金减少，其放款和投资能力削弱，全社会货币供给随之减少；相反，中央银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金融机构向中央银行缴存的法定准备金存款减少，可用资金增加，其放款和投资能力增强，货币供给随之扩张。

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也是货币政策考虑的范畴。通过加息，可调控资产价格，令过热的股市和房屋市场降温。自2006年7月5日以来，央行出台了包括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在内的多种调控措施。特别是2007年5月18日，央行同时推出三项政策措施，即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升息、扩大汇率波幅。政策组合的推出，有利于增强政策的综合效应，加大调控的力度，综合治理经济偏快。上调准备金率旨在降低货币乘数与银行可贷资金规模，抑制货币信贷增速；贷款利率上调以及降低银行存贷利差意在抑制信贷需求和银行的放贷冲动，同时从供给和需求两端为信贷减速；存款利率上调有助于修正过低的实际利率，长期存款利率上调幅度超过短期以及活期存款利率不变有助于减缓存款活期化和储蓄分流的趋势；扩大汇率波幅有助于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增强汇率弹性，为扭转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平衡人民币有效汇率创造条件。

二、当前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背景及其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2007年在经济出现局部地区和部分行业过热、通胀上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央行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治理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问题。近期，促使中央银行多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率的主要原因是货币信贷增长偏快。中央银行所担心的是，贷款的过快增长会助长经济的低水平扩张，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高准备金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防止经济过热，并由此导致通货膨胀。在当前房地产投资偏快、证券市场持续升温、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的情况下，既凸现了央行加大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同时也增加了其政策工具运用的难度。

当前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对资金市场、证券市场及商业银行经营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看：

一是抑制商业银行货币信贷过快增长。根据货币乘数理论，货币供应量为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决定乘数大小从而决定派生存款倍增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商业银行而言，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意味着信贷扩张能力的削弱。

2007年1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42万亿元，同比多增1678亿元。央行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收回流动性，每次调整50个基点，每次收回货币1500亿元，虽然相对于银行十几万亿元的流动性，不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如果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工具进行流动性和资产价格管理，连续调整累积到一定的时候，对经济的调整作用就将逐渐显现出来。成熟的市场经济一般都会出现利率调整的周期性。近5个月来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就显示出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调整的周期。5个月内的第5次准备金率调整，以及两次存贷款利率的调整，除了在银行信贷发放与市场利率基准上将产生实质影响外，更表达了央行在流动性治理上从紧把握的强烈决心，也彻底打消了部分商业银行对央行货币政策严肃性所抱有的侥幸心理。

二是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将作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并对盈利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方式以及获利能力来看，存贷款利差收入仍然是经营利润的主要来源。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则意味着增加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金额，这将直接导致其可以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减少。由于商业银行具有创造信用的功能，因此，商业银行实际减少的可以用来创造利润的资金将比增加的准备金数额成倍放大。

目前，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1.89%，存款的综合筹资成本大约在2.55%左右，贷款一年期利率6.39%，存贷款与准备金利率的利差分别为0.66%和3.84%。那么在现有存贷款规模上，经过测算：假设调高存款准备金0.5个百分点，冻结商业银行可用资金1500亿元，按此连续调整四次则减少由于发放贷款而获得的利差收入为3.84%*1500*4=230.4亿元。同时，由于商业银行存款的综合筹资成本大于存款准备金利率，商业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还需要倒贴部分利息支出，补贴息差支出达0.66%*1500*4=39.6亿元。因此，据此估算，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的调整，将影响商业银行利润达270亿元。

三、商业银行响应央行货币政策应采取的措施

为积极响应央行的货币政策，商业银行应进一步转变经营理念，优化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创新步伐。

一是要管住信贷总量，优化新增贷款投向。当前，在资产价格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下，商业银行有必要控制过度的信贷行为，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同时，要着力优化信贷结构，严格信贷市场准入门槛，特别是要严格控制产能过剩和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信贷投放，注重提高信贷资金营运效益。据分析，各行业对升息的反应程度由机械制造业到农业依次递减，其中资金较为密集行业的影响度要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行业，如建材水泥、房地产、纺织等行业的影响度极其自然地排在了前列。农业、交通运输、水电生产供应行业受影响甚微，这些也恰恰是国家目前产业倾斜及扶持的行业。顺应国家的产业政策，根据各行业受升息影响程度的不同，商业银行在贷款投向上应有所侧重，尤其是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行业的中长期贷款应该有所抑制，切实提高全面风险控制水平。

二是要完善风险定价机制，提高贷款综合收益水平。在贷款粗放经营受到遏制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应当积极完善风险定价机制，提高贷款综合收益水平。目前各商业银行对贷款风险定价日趋重视，致力于开发科学、适用的定价模型，但由于受历史数据积累不够和实际经验不足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国内多数商业银行风险定价能力仍然较低。对此，应参照《巴赛尔新资本协议》的技术要求，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加快建立一套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内部信用评级体系，准确地对风险进行定价，进而实现对贷款的风险差别定价，以降低信用风险，提高银行盈利水平。

三是增强主动负债能力，合理匹配资产负债结构。存款基准利率的上调，有利于增强商业银行的吸储能力，但付息负债利率的提高，也加大了商业银行的筹资成本。同时，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意味着银行增加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金额，商业银行的新增存款之中可用资金比例降低，资金来源制约资金运用的自我约束管理体制下，促使商业银行更重视存款工作，以便进一步增强资金实力。因此，商业银行一方面要增强主动负债能力，认真落实差异化服务措施，加快网点功能转型，真正实现客户分层、功能分区、业务分流，在增加存款总量的同时，优化负债结构；另一方面，要根据负债的期限、利率结构，合理安排资产的期限、利率结构，将资产与负债在资金种类和数量上的联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保持资金合理流动性的条件下，根据利率变化的预测和资产负债对利率的敏感性分析，及时调整各种不同利率资产和负债的敏感性缺口，扩大利差，达到净利差收入最大化的目标。

四是要加快业务创新，优化经营收入结构。今年5月份的这次加息与之前几次加息的重要区别是央行缩减了银行的存贷利差，特别是中长期存贷利差，压缩了银行贷款利润的空间。多年来，出于扶持国有金融体系的政策需要，中国银行业长期享受远高于国外同行的存贷利差，尽管这一过高的利差水平一直受到质疑和批评，但央行长期保持了银行业偏高的存贷利差水平。此次央行打破多年政策壁垒缩减存贷利差，显示央行抑制信贷增长的坚定决心。对此，商业银行必须顺应银行业务发展趋势，在业务增长方式上从外延粗放型增长向内涵集约型增长转变，在经营结构上由传统的存贷业务结构向资本节约型的综合金融服务转变，在竞争手段上由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竞争转变。

今后，尤其要重视科技创新和业务创新，拓宽金融服务领域，努力增加中间业务收入等非利息收入占比。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波动愈益频繁，西方商业银行加快了金融服务创新步伐，通过开拓中间业务市场，降低净利息收入占经营总收入的比重，以规避利率风险。如目前发达国家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高的甚至已经超过了60%，而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比重一般还不到10%，大力拓展中间业务是国有商业银行规避利率风险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国内商业银行要借鉴西方商业银行的经验，通过增大技术投资，加快引进电子技术，提供电子银行服务；通过整合业务流程、调整组织结构，增加基金、保险、代客理财等中间业务品种，来适应和满足客户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通过服务的全能化，实现客户的多样化和收益来源的多样化，从而有效地分散经营风险。

四、央行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应关注的问题

2007年5月央行三项调控政策的同步推出，既反映央行货币调控思路的重要转变，也显示央行驾驭货币手段更趋熟练和灵活应变，相信对市场和经济的调控效应也将逐步显现。但是，?在存款准备金率成为央行常规性工具的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合理掌握货币政策运用的频率和调整区间。准备金率的提高，在意味央行将冻结金融机构更多资金的同时，也必须为此承担更多的利息支出。就商业银行来讲，准备金率的提高，限制了信用扩张，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又增加了筹资成本。因此，存款准备金率的运用有必要设定一个合理区间，抑制央行利息支出的增加，同时兼顾商业银行的利益；如果继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存贷款利率，希望也能够相应提高存款准备金的利率，适度弥补对商业银行净利润的影响。

二是进一步加强多种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在当前中国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压力日益增大、信贷扩张过快、货币投资反弹压力巨大、物价上行风险加剧的严峻形势下，单项政策的效力日趋弱化。因此，应在加强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外贸、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多管齐下实现多目标调控，并借助政策组合集中推出的力量增强政策的综合效应。

三是应注意调控政策的协同效应问题。我国宏观调控关注多个经济目标，这使得央行在政策的协同和配套上需要更多的艺术性。比如提高准备金率和利率均是紧缩性政策，为了巩固我国宏观调控的成果，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央行的政策导向，但升息又将提高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比价吸引力，加速国际资金的涌入，加剧国内市场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对流动性的关联影响预计还将显现和强化，这将对准备金率等数量型政策工具的运用产生更多的影响。因此，研究货币政策的协同和配套，谋划取得同向的效应，在我国宏观控制更加注重内在和结构的趋势之下显得更为重要。

四是应实行差异化的货币政策。针对目前农村资金存在着一定的“离农”倾向，为鼓励商业银行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加大对“三农”的有效信贷投入，县域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应低于城市行金融机构。比如，目前农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高于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0.5个百分点，高于信用社法定准备金率3个百分点。建议今后应区别各商业银行服务对象的不同，实行差异化的货币政策，合理确定县域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以鼓励进一步加大县域有效信贷投入，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

参考文献：

第6篇：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措施范文

关键词：信贷渠道；货币政策；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F8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5－0129－02

一、信贷渠道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概念

在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前提下，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具有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具有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但是，相同幅度的货币收缩和货币扩张，却对经济增长速度具有不同的影响效果。一般认为，在经济紧缩阶段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加速作用小于经济扩张阶段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减速作用。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不仅依赖货币政策的方向和强度，而且依赖经济周期的具体阶段，这种货币政策对真实经济产生不同的作用及其机制被称为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而货币政策非对称性除了上述一般意义上的非对称性之外，还包括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内的非对称性，以及对不同行业的非对称性效应。

关于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理论的研究，是近二十年来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发展而兴起的。一般把信贷渠道分为狭义信贷渠道和广义信用渠道两种，分别说明如下：

1、狭义信贷渠道。此渠道强调的是银行在信贷市场上举足轻重的作用，基本原理可以用Bernanke和Blinder的CC－LM模型来说明：在标准的IS－LM模型中，Is曲线表示商品市场均衡，厂商投资是通过债券市场融资完成的。而在现实经济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等问题，债券并不可以完全替代银行贷款，有些企业是银行贷款的依赖者，所以厂商的投资需求不但和债券利率负相关。也受到银行的信贷资金的约束，这样标准的IS－LM模型中的Is曲线就变成了cc(商品和信贷)曲线。2、广义信用渠道。此渠道也叫资产负债表渠道，主要由Bemanke和Gertler(1989)提出。他们认为，同样是由于在信货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成本，为了减少道德风险，银行发放贷款需要有抵押品，或者要求企业有一定的“净值”――企业拥有的流动性资产和可以用于抵押的资产的加总。此“净值”的多少与外部融资支付的溢价成反比，净值的下降一方面提高了借款人为外部融资所付出的溢价，另一方面提高了外部融资的需求最，从而影响企业的消费和投资。此渠道也被称为金融加速器，意指由政策导向而引致的利率变化效应被宏观放大。

二、文献综述

在货币政策的传导区域差异和信贷渠道的理论的研究上，严格来说，现代货币政策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发挥作用的，尽管人们一直将研究热情放在了货币政策的数量、时间、政治等效应分析方面，但仍然有一些学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区域效应。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对于市场缺陷的认识和对利率作用的反复检讨，信贷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开始得以强调，货币政策传导研究则更加丰富和多样。斯蒂格利茨等提出了均衡信贷配额理论，确立了信贷渠道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基础。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在《不完全信息、财务约束与商业冲动》中强调了信贷在经济周期中，尤其是在货币政策向经济的传导中的作用，不仅修改和扩展了原有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信贷传导渠道也从定性研究深入到了定量研究阶段，并逐渐形成了银行信贷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两种信用传导理论。

80年代以来，麦金农(1985)奥伯斯费尔德(1996)将汇率因素纳入了货币传导研究中。另一方面，以新剑桥学派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后凯恩斯主义从凯恩斯早期的货币理论出发，在特别强调经济过程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指出经济过程是随着真实时间而不是逻辑时间演进的，制度环境以及其他经济条件的变化是不确定的，从而导致经济结构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后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托宾和莫迪戈里安尼提出的理论和财富效应，在全球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逐渐成为货币政策资产价格传导机制研究的新热点。

后凯恩斯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Sheila A.Dow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撰写文章和出版书籍。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阐述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不对称的问题。她和该学派的其他经济学者的研究证实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明确存在，而且各地区信用的不稳定性不仅是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受到地区经济主体的金融行为因货币政策改变而发生变化的影响。这进一步支持了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国内的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孙天琦(2004)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中介目标、操作工具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货币政策应当考虑到地区差异性，并提出了实施区域差别的货币政策的若干具体建议。王维强(2005)认为。区域差异的存在可能扭曲统一货币金融政策的作用机制，耿识博等(2005)通过建立货币政策区间不对称效应模型，分析了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差异影响。曾康霖、巴曙松等学者在我国较早提出区域金融的概念，从区域经济的角度阐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的问题。曾康霖(1995)指出，经济、金融发展不平衡必然会引起银行信贷借存差的问题。巴曙松(1998)在考察了1988年至1994年地区银行存贷情况后认为，融资多元化、货币资金跨区域流动等因素内在要求改变宏观调控政策的统一模式，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张晶(2006)从利率渠道、信贷渠道和汇率渠道出发，具体分析了产业结构、企业规模及出口额是否是造成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原因，结果表明汇率渠道不是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原因并且将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运用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内部，指出中国并不满足最优货币区标准；利用VAR模型和IRF检验，证实中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区域效应，并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分析得出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是导致中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主要原因。

刘玄、王剑(2006)，焦瑾璞、孙天琦和刘向耘(2006)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工具执行效果两个方面来分析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在传导机制上具体分析了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借款人净值理论和银行信贷理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他们的研究比较深入、全面，但是缺乏实证研究。胡海鸥和虞伟荣(2003)则认为，紧缩性货币政策通过信贷传导机制，政策效应会被放大。金融加速器效应在紧缩时期比扩张时期更为明显，因为紧缩时期企业的资金短缺，资产负债表状况恶化，这就支撑了货币政策进一步收缩的效应；而在扩张时期，企业资金充裕，它们资产抵押的需求降

低。货币政策的扩张性效应得不到进一步实现。同时，由紧缩性政策转向扩张性政策的时期，金融加速器效应也比较微弱，因为在资金供给由紧向松转换的时期，企业资产负债状况一度恶化，即使货币政策态势趋向扩张，但商业银行从自身安全和利益出发也会谨慎放贷。直到企业资产负债状况改善，扩张效应才能进一步得以体现。基于菲利普斯一罗利坦的动态分布滞后模型，丁文丽(2005，2006)运用协整关系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两种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中国1990年以来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货币政策效力的区域非对称性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各区域信贷供给量和货币供给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确实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从而为证实“中国货币政策效力存在区域非对称性”这一命题提供了经验支持。但她使用的计量模型过于简单，只使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就得出了货币政策存在区域非对称性的结论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三、简要评述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学家们开始直接关注国家货币政策的区域作用差异，研究的焦点放在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化会给区域真实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

凯恩斯主义认为，利率在企业投资决策中起着决定作用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核心。新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政策区域影响的金融结构差异论。新凯恩斯主义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条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证实了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作用，认为以银行为核心的信贷市场在决定经济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7篇：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措施范文

关键词：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管理；风险控制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12-0003-05

一、问题的提出

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既是表示自身财务状况的会计报表，也是中央银行法定职责履行情况的综合反映。通过观察分析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可以有效地衡量和判断货币政策实施效果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中央银行财务实力的影响程度。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美联储、欧央行和日本银行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实施了一系列灵活有效的救市措施，央行资产负债表表现出明显的规模和结构变动，面对相伴而来的资产风险敞口扩张，各国央行又通过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保全央行的财务实力，保障资产负债表的持续健康。金融危机后，各国均加大了对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管理的关注和研究。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目前居各国央行首位，近年来也开展了很多基于资产负债管理的创新实践和有益探索，但从整体来看，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较大，结构相对单一，风险控制措施也未能涵盖全部资产。基于此，我们跟踪分析了2006—2012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银行3家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对资产负债表的管理情况，以期为人民银行开展资产负债表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二、美联储、欧央行和日本银行资产负债表管理情况

（一）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

截至2012年末，美联储、欧央行和日本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分别为29171.34亿美元，29627.12亿欧元和164.81万亿日元，较2006年分别增长234.01%、157.40%和42.64%，结构上也有了较大的变化。上述3家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扩张和结构的变化，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加大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推高资产负债表规模。欧央行传统上主要通过期限为1周的主要再融资操作（MRO）及期限为3个月的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向市场提供流动性。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欧央行推出了期限为6个月的LTRO，并在2009年下半年进行了3次1年期的LTRO。2011年末和2012年初，在欧债危机急剧恶化的情况下，欧央行连续推出两轮3年期LTRO，向市场注入了超过1万亿欧元的流动性。日本银行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扩大了电子贷款规模，尤其是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发生后，日本银行通过发放大量共同抵押品贷款等措施向市场紧急注资，使得电子贷款项目（包括日本银行通过资产购买计划、贷款支持计划、援助灾区金融机构等发放的再贷款和再贴现）规模在2010财年末（2011年3月31日）达到56.12万亿日元的历史高位。

2. 创新设立直接融资工具，丰富资产项目构成。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央行开始根据经济体金融危机的程度和信贷市场紧缩的具体情况创立新的融资工具，美联储在这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积极性也最高。主要包括：一是面向存款类金融机构的政策工具，如定期拍卖便利（TAF）；二是面向一级交易商和证券持有与发行机构的政策工具，如一级交易商融资便利（PDCF）。同时，由于危机期间银行业金融机构谨慎放贷，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向存款机构提供的资金无法真正释放到企业和个人手中，难以满足经济实体对流动性的需求，美联储还创设了直接面向货币市场的政策工具，如商业票据融资便利（CPFF）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便利（AMLF）。这些资产项目的规模随着美联储救助力度的升级而不断扩张，最高曾达到约1.5万亿美元的水平。

3. 扩大持有的证券资产规模。自2008年11月25日起，美联储先后推出了4轮量化宽松政策，通过购买美国国债、联邦机构债和机构抵押支持债券，向市场稳定注入流动性，以帮助经济复苏。截至2013年9月，美联储累计购买了超过3.2万亿美元的证券资产。欧央行在资产负债表“持有的欧元区居民的欧元证券”项目下增设了“为货币政策目的持有的证券”二级项目，集中反映买断式购入的资产，以欧元区重债国的国债和资产担保债券等为主，并将其持有至到期。截至2012年底，该类资产规模达到2771.53亿欧元，占欧央行资产总规模的9.35%。日本银行于2010年10月至2013年4月，实施了长达31个月的“资产购买计划”，买断式购入以政府债权、公司债权、商业票据、与指数挂钩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s）、日本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J-REITs）等为主的各类金融资产，并将该计划总额由初始的35万亿日元分9次上调至最后的101万亿日元。截至2012财年末，日本银行总计持有政府债券125.36万亿日元，占总资产规模的76.06%；持有的公司债券、商业票据、ETFs、J-REITs等金融资产合计5.80万亿日元，占总资产规模的3.52%。

此外，发达经济体央行还通过实施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向重要金融和非金融机构注资以及提供债务担保等方式，扩大了资产负债表规模。

（二）风险控制措施

2006年以来，美联储、欧央行和日本银行通过承担“最后贷款人”角色和购买金融资产，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在推高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同时，潜在的风险也不容忽视。为此，3家中央银行主要采取了以下控制措施：

1. 通过抵押担保及证券化方式覆盖和转移贷款类资产风险。一是收取全额的抵押品。美联储、欧央行和日本银行均对合格抵押品范围进行了限制，只收取安全性相对较高的资产作为抵押品，并采取折扣计价、补充资产或现金等方式，保障抵押品价格覆盖风险隐患。二是要求对某些资产作为抵押品实施额外的担保。三是加强对借款人的日常监管。如美联储本身拥有对存款类金融机构和货币市场的监管职能，并向一级交易商和证券持有与发行机构等交易对手派驻了现场监管人员，保障可以及时掌握接受援助的金融机构的经营情况以及贷款的使用情况，并通过限制高管薪酬等方式规范其行为。四是增强贷款资产的流动性。包括信贷资产证券化、债转股等。例如，美联储在对AIG保险集团实施救助的过程中，将对该集团的贷款转为对特殊目的实体Maiden Lane LLC的优先权益，Maiden Lane LLC直接或间接持有AIG保险集团的普通股。这样，美联储通过债转股持有了对美国国际集团子公司的股份，部分救助成本可通过股权升值和红利来弥补。

2. 强化审慎管理，降低金融资产购入及减值风险。一是将买入的资产限定在信用度较高的品种。例如，美联储购买的证券资产为美国国债、联邦机构债和机构抵押支持债券，日本银行对买入的商业票据要求有A以上评级。二是限定了资产购买计划的实施期限和规模。例如，美联储开展的4轮货币宽松政策和日本银行实施的资产购买计划，对合计购买或每月购买的资产规模有明确的控制。三是购买前对外公布实施方针，并通过拍卖等方式实施，保持购买过程的公正透明，防止出现道德风险。四是计提减值准备。例如，日本银行每半个会计年度末，对持有的证券等进行价值重估，对于市价下跌幅度较大的商业票据、公司债券、股票等资产进行减值处理，对风险较高的ETFs、J-REITs等资产计提专项减值准备。

3. 权益风险的防范。一是提高准备金提取比例。例如，日本银行为应对“3.11”大地震后资产负债表规模大幅扩张导致的风险水平急剧上升，在分配2010财年利润时，将准备金的提取比例从5%增加至15%。二是寻求资本注入。例如，欧央行为了防止因购买成员国国债而导致亏损，于2010年12月紧急要求欧元区成员国的央行，通过3次额度相等的年度缴款，将欧央行的认缴资本金从58亿欧元提高至108亿欧元。

三、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管理情况

（一）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

人民银行分别于2004年6月、2005年9月和2006年1月超过美联储、欧央行和日本银行，成为资产负债表规模最大的中央银行，并保持至今。从人民银行公布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来看，2006年至2012年间，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增长了129.08%，其中，持有的国外资产规模增长量占同期总资产规模增长量的93.78%。除此之外，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扩张主要源于以下3个方面：

1. 加大再贷款、再贴现力度。人民银行积极运用支农再贷款和再贴现政策，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审慎要求、有利于支持实体经济、总量和进度比较稳健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此外，通过运用支农再贷款和再贴现政策，加大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截至2012年末，人民银行再贷款和再贴现余额为2367亿元人民币，支农再贷款余额为1375亿元人民币。

2. 扩大公开市场操作规模。2012年，人民银行全年开展逆回购操作60380亿元人民币，是2002—2011年10年累计逆回购操作金额的9倍，推动“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项目余额较2011年增长62.98%，达到16701.08亿元人民币。此外，2013年初，人民银行结合我国金融市场实际情况，创设了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hort-term Liquidity Operations，SLO）和常设借贷便利（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SLF），通过开展短期回购和向金融机构提供1—3个月期的抵押贷款或信用贷款，作为公开市场常规操作的必要补充，为人民银行开展宏观调控提供了新的途径。

3. 金融机构准备金存款余额增长明显。2006—2012年，先后29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7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通过双向调节，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变化以及金融机构稳健性状况和信贷政策执行情况，对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的有关参数进行调整，鼓励信贷政策执行较好且头寸较为充裕的地方金融机构适当增加贷款投放。截至2012年末，“金融性公司存款”项目余额占总负债规模的65.08%。

（二）风险控制措施

1. 贷款类资产风险的防范。一是采取限额控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各分行、分行对中心支行、中心支行对县（市）支行逐级下达再贷款限额，并以此控制再贷款量。二是严格规定贷款用途。例如，支农再贷款要求专项用于借款人发放涉农贷款和适当解决临时头寸，并要求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及时掌握借款人新增贷款的投向。三是对部分采取权利质押方式发放再贷款的，规定可作为质押贷款权利凭证的有价证券仅包括国债、中国人民银行特种存款凭证、金融债券和银行承兑汇票等安全性较高的资产。四是主要开展回购式再贴现，防范买断式再贴现可能带来的票据不能到期兑付的风险。

2. 公开市场操作风险的防范。一是限定交易对手和交易品种。通过建立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制度，选择抗风险能力强、信誉水平高的商业银行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交易对手，交易品种主要限定为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和中央银行票据等安全性较高的资产。二是坚持以质押式回购为主的操作。由于相应债券的所有权并没有发生实际转移，而是由中央结算公司进行质押冻结处理，待交易到期正回购方履行了资金本息还款义务以后，再由结算公司实施质押券解冻处理，有效避免了资产减值损失的可能。三是享有强制偿还措施。当一级交易商无法按照约定完成回购业务时，人民银行有权从其准备金存款账户扣收款项及罚息。

3. 权益风险的防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人民银行每一会计年度的收入减除该年度支出，先提取一定比例的总准备金，然后再上缴中央财政。净亏损由历年提取的总准备金弥补不足的，剩余部分由中央财政拨补。

四、比较与启示

对比2006—2012年美联储、欧央行、日本银行和我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管理情况可以看出，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扩张主要源于外汇储备的增长，结构上没有大的变化，项目上除了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有所创新外基本维持不变。而美联储、欧央行和日本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扩张主要源于救市所进行的交易，包括传统的资产购买、针对个体的救助和广泛的流动性支持信贷计划等，资产负债项目上也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对于支持资产扩张的资金来源，人民银行主要通过从金融机构中吸收存款获取资金，与2006年相比，2012年末“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项目增幅较大，占同期总负债规模增长量的86.31%。这一方面反映了人民银行连续多年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效果，另一方面，由于人民银行需要向银行业金融机构支付金额可观的利息，获取资金的成本相对较高。相比较而言，美联储等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的资金来源更加灵活。例如，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初期，美国财政部滚动发行了70天期限的特别国债，将筹措到的资金转入财政部在美联储新设立的“补充融资账户”中，为美联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在风险管理措施中，人民银行市场化措施运用较少，大量金融稳定贷款形成坏账，且没有有效的处置机制。与之相比，美联储、欧央行和日本银行通过广泛的抵押担保、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最大限度确保资产安全。例如，美联储金融危机期间采取的大量非常规货币政策措施不仅没有明显影响到资产质量，反而为其带来丰厚的利息收入，尤其是在2009—2012年，平均每年利润达到760亿美元，远高于以前年度约200亿—300亿美元的水平。

由此可见，及时有效开展资产负债表管理，通过扩张、收缩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优化和控制资产负债表结构，既能够实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目标，也能够维护中央银行财务健康，操作有效甚至可以为中央银行带来丰厚的利润。资产负债表是中央银行财务状况的综合反映，研究、分析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状况，通过主动管理保持适度的规模、合理的结构、可控的风险以及灵活的管理和退出机制是保障资产负债表持续健康的必要途径。人民银行应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央行资产负债表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从以下方面积极开展资产负债表主动管理，维护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健康。

（一）创新管理工具，丰富资产负债表管理手段

2006年以来，尤其在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美联储、欧央行和日本银行通过灵活创设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有针对性地向市场及特定的市场参与者提供了有力的流动性支持，对稳定市场信心、降低融资成本及实体经济复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货币政策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化的过程中，人民银行应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完善和丰富资产负债表结构，提升资产负债表管理的可操作性。一是进一步发展多层次的融资体系。例如，可借鉴美联储的“定期拍卖便利”及日本银行“电子贷款”项目下的各类贷款支持计划，在市场发生流动性紧张的时期，通过设立特定的融资通道为各类市场参与者提供流动性支持。二是提高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灵活性。在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银行体系流动性变化、合理把握现有货币政策工具的力度和节奏、适时适度加大货币政策工具预调微调力度的同时，简化现有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办理手续，提高金融机构办理的积极性。三是加强对货币政策工具有关信息的披露，强化货币政策工具的信号传递效应，引导社会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确保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

（二）评估资产风险，维护资产负债表安全

从美联储、欧央行和日本银行的实践经验看，在金融危机等特殊时期，为了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缓解流动性紧张的局面，中央银行不断扩大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和规模，虽然资产负债表的风险敞口大幅扩张，但是科学合理的风险防控措施又有效实现了风险转移，保障了央行资产的安全性。鉴于此，从维护人民银行自身财务实力的角度出发，应对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潜在的资产负债风险进行统一管控。一是建立跨部门的资产负债风险评估与监测机构，结合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及时对人民银行资产负债的安全性进行分析和评估，根据风险状况适时调险管理方式。二是逐步建立并完善人民银行资产负债风险计量体系，探索开展货币政策措施成本核算，防止因宏观调控造成人民银行重大财务实力受损，进而影响公信力。三是进一步健全完善风险应对措施，依据风险的计量和评估结果，采取适当的抵押、担保、风险资产分类管理等措施，降低风险对资产负债表健康的影响。

（三）改善资产负债表结构，降低外汇资产占比

与国外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相比，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最大的不同在于资产方的外汇资产占比过高，这是由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和强制结售汇制度决定的，虽然这种制度有利于拉动经济发展、维护汇率稳定，但也导致了人民银行被动投放大量基础货币，从而带来一定的通胀压力。目前，人民银行主要通过大量发行央行票据、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收缩货币乘数，削弱商业银行派生货币的能力，这一方面提高了人民银行开展调控的成本，另一方面降低了人民银行对资产负债表的自主调节能力。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还应当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外汇资产的管理。一是减少国外资产增量，可以通过加强资本管制、缩减贸易顺差、鼓励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等方式，缓解外汇资金流入我国所形成的种种压力。二是实行更加灵活的外汇制度，促使各类实体通过各种方式更有效地使用外汇资金。三是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寻求从根本上解决外汇资产占比过高的难题。

（四）建立并完善央行成本补偿机制，促进资产负债表持续健康

中央银行面临较大的亏损风险，一方面会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力，另一方面也会对市场信心造成沉重打击。近年来，各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为了运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承担了大量额外风险，纷纷通过提高认缴资本金、提取准备金、计提专项准备等方式，夯实资本基础。人民银行依法承担“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职责，承担了大量的货币政策操作及金融稳定救助风险。尽管《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人民银行的亏损由中央财政拨款弥补，但在实际操作中，财政部门对人民银行履职过程中形成的部分历史损失却未进行过资金支持或成本弥补。人民银行虽然在利润中可以提取总准备金，但目前总准备金使用方面的限制较多，难以覆盖可能的损失。除此之外，由于人民银行采用收付实现制的会计核算制度，无法根据资产负债的实际状况计提相应的准备金，因此，部分金融稳定类再贷款、历史遗留损失历经多年已成为呆账、坏账而没有及时核销，也没有计提专项准备金进行弥补。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一是人民银行应引入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审慎的会计制度，定期对资产负债风险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计提相应准备。二是结合自身资产结构，有针对性地建立风险拨备、分担或转移制度，弥补期间亏损和经营各项资产可能发生的损失，从而强化人民银行自身的资本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课题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及其危机应对能力研究[J].金融发展评论，2010，（12）.

[2]黄文菲.美、英央行危机救助措施的财务影响[J].金融会计，2010，（5）.

[3]杨华强.从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J].西南金融，2011，（11）.

[4]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课题组.中央银行独立性与资产负债管理[J].金融发展研究，2011，（8）.

第8篇：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措施范文

关键词：次贷危机；溢出效应；货币政策；VAR

Abstract：With the outbreak of subprime crisis，the U.S. economy was devastated，and the domestic economy declined. In order to restore the U.S. economy，the Federal Reserve adopted a series of loose monetary policy. In pace with the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onetary policy of a country must have some spillover effects on the other economi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pillover effects through VAR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pansionary monetary policy of U.S. caused the imported inflation in China.There is negative effect of the output in China.

Key Words：subprime crisis，spillover effect，monetary policy，VAR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1）11-0007-05

一、引言

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出台了一系列货币政策，联邦基金利率从2007年第三季度的5.07%逐步降低，并于2009年第一季度下调至0.18%。此后联邦基金利率一直保持在0―0.2%之间。次年3月，美联储公开宣布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金融系统注入大量流动性，并多次突破传统做法，扩大中央银行的职能以应对危机。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超额发行的美元不断从美国的实体经济溢出，造成国际市场美元流动性泛滥，进一步增加了全球经济未来走势的不确定性。本文拟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研究美国次贷危机后货币政策对我国产出和物价水平的影响，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对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最有代表性的是金（Kim，2001），其利用1974―1996年的月度数据，分析发现美国货币政策扩张对G7国家的产出有正向的溢出效应。马卡米克（Mackomiak，2007）采用美国联邦利率、美国工业增加值、新兴市场物价、利率等一系列指标分析美国货币政策与新兴市场宏观经济的关系发现，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可以解释新兴市场经济体宏观经济波动的3%―6%。科兹卢克和梅赫罗特拉（Kozluk和Mehrotra，2008）利用1994年1月―2005年7月的数据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关系时发现，中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东亚经济体的实际GDP有正向刺激作用。

国内也有不少学者研究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但大部分都集中在定性分析上。不少学者认为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一种以邻为壑的行为（安宇宏，2010），在刺激美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为全球性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姚斌，2009），使新兴市场货币被动升值、资产价格飙升、通胀风险加大（吴秀波，2010），并可能导致外向型或新型经济体经济进一步恶化、外汇储备资产大幅贬值等问题。少数学者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了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吴宏，刘威（2009）构建了SVAR模型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国际传递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产出有负面效应，对我国出口贸易有不利冲击。王书林、杨扬、薄澜（2010）利用石油价格指数、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和中国的GDP、CPI等指数的季度数据，分析了国际外部冲击对我国的传导性影响，并得出了对我国的传导作用有限的结论。

以上文献大部分从定性的角度来分析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益，且很少学者以次贷危机以来的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为研究对象。本文从实证的角度，通过建立VAR模型来研究次贷危机以来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溢出效应。

二、次贷危机后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

（一）次贷危机后美国的货币政策

次贷危机后美国货币政策可分为常规货币政策和非常规货币政策两类。

常规货币政策是指为实现特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给量、引导市场利率、影响消费和投资乃至社会总需求、调控经济运行态势。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的应对举措是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买入国债以增加市场的流动性。随后，美联储于2007年9月18日降息50个基点，自此拉开了降息的序幕，至2008年12月实际上已经实行了零利率政策。与此同时美联储还利用再贴现窗口于2008年底将再贴现率降至0.5%的水平。对于存款准备金的付息政策，美联储也从计划的2011年10月提前至2008年10月起实施。

非常规货币政策通俗来讲就是指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货币政策，欧洲中央银行经济学家斯马吉（Smaghi，2009）将非常规货币政策措施界定为中央银行为直接解决银行、个人和非金融类公司所面临的外部融资成本与供给问题而采取的政策措施。这种政策措施既有中央银行直接提供的流动性和信贷，也有中央银行通过购买各种固定收益证券或股票而提供的资金（融资亦可来自中央银行为购买这些金融资产而增发的货币）。次贷危机之后美国在采取了一系列常规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其后陆续采取了一些非常规货币政策，创新了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定期拍卖工具（Term Auction Facility，TAF）、定期证券出借工具（Term Securities Lending Facility，TSLF）、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Primary Dealer Credit Facility，PDCF）、与外国中央银行的货币互换、直接干预商业票据市场。这些创新工具旨在确保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用、扩大担保抵押品的范围和贴现贷款的对象范围以及直接降低金融机构的融资门槛。美联储的地位从最后贷款人、银行的银行跨到了前沿，直接介入金融业务。

（二）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

美联储采取的货币政策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产出和出口明显下滑。与此同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溢出的美元流动性对全球经济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引起了全球商品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美国货币政策通过以下三条途径产生国际溢出效应 ：

1. 汇率途径。A国货币政策的实施，首先会引起A国货币供给的变化（此处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为例），根据货币数量论的观点，货币供给的增多必然会导致其利率水平的下降，进而引起汇率贬值，A国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其国际贸易的顺差，而作为其交易对手的B国就会发生逆差，从而引起B国产出的减少。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A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实施会对B国产出造成不利影响，但是由于贬值有利于顺差必须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同时由于A国的产出增加必然会增大对B国的进口，因此这一影响过程的结果还要受其他因素影响。

2. 利率途径。当A国的利率水平发生变化时，B国与A国的利差就会产生变化，这就会造成国际投资资金从利率水平低的国家流向利率水平高的国家。我们仍然假设A国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此时会导致国际资金流向B国，并且由于资金的流入也会导致B国货币有升值的压力，在利率与汇率同时利好的情形之下，必定会导致更多的资金流入。资金流入B国在一定程度上会对B国的产出有促进作用，同时还有可能造成价格水平的上升。

3. 价格途径。A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有可能导致A国的通货膨胀。当此种情形发生时，A国的通货膨胀就会通过价格机制在世界各国传导。B国进口产品同国内同类商品的比价关系最终使得国内同类商品价格向进口品价格趋同。随着进口品价格的上升，通过价格示范效应和成本加成定价原理，最终引起了B国国内消费价格水平的上涨。

三、实证方法和数据

近年来，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在美国货币政策国际传递效应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以金（2001）的模型为基础，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次贷危机后美国货币政策与我国产出、物价等变量之间的动态波动效应，基本联立方程模型如下：

其中 为时间序列 的向量， 为带滞后算子 的矩阵多项式，即 ，

p为滞后阶数，n为变量的数量，A为待估计的参数的n×n方阵，F为n×n结构干扰项的当期影响的方阵, 是整个系统方程n×1的结构干扰项。简化上式可得：

（3）式即为VAR模型的标准表达式，这里当期变量可以看成是所有变量若干滞后项的一个函数，误差项序列不自相关。其中 ， 。

构建如下VAR模型：

本文以消费物价指数（CPI）和工业增加值（Y）作为我国经济的变量，其中CPI反映我国通货膨胀率。本文以2001年1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作为基期，利用月度环比通胀率计算2007年1月―2010年12月的定基价格指数。由于缺乏月度GDP数据，此处以工业增加值（Y）作为反映我国经济增长的指标。本文以联邦基金利率（FFR）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美国货币政策的变量。本文在研究中将广义货币纳入模型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美国短期利率不断降低，次贷危机之后更是低至历史最低点，在这种情形之下美国公众把资金重点投入到利率较高的投资项目，此时的货币政策是放松的。若仅用货币利率水平来衡量不够严谨，并且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的低点，零利率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失效。

本文所采用的CPI月度环比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工业增加值（Y）来源于Wind资讯，并用X12法进行了季节调整。联邦基金利率（FFR）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均来源于美联储网站。本文数据样本期间为2007年1月―2010年12月，数据频度为月度。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为防止伪回归的产生，必须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我们利用ADF检验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工业增加值（Y）、联邦基金利率（FFR）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均未能通过90%置信度的平稳性检验，因此，对所有原始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后再次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均可通过置信度为95%的平稳性检验。

（二）协整检验

从前面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变量CPI、Y、FFR和M2都是单整的I（1）过程，因此可以对这些序列做协整检验。在运用Johansen方法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之前，还要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根据AIC和SC信息准则，确定VAR模型的最佳滞后期为1。

从协整检验的迹统计结果来看，我们能够以95%的置信水平确定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工业增加值（Y）、联邦基金利率（FFR）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的协整关系。

（三）脉冲响应分析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以下主要考察联邦基金利率和广义货币供应量对物价水平的动态影响和传导，以及产出水平对联邦基金利率和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反应。

物价水平受到联邦基金利率上调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后：在第1期反应较小，从第2期开始有一个正向的反应，第2期的幅度为0.297109，随后逐渐减少；到第7期开始成为负向响应，为-0.022623，以后各期逐渐减少。

广义货币供应量对我国物价水平影响较大，物价水平受到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加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后：在第1期有一个很小的负向反应，随后影响逐渐减小，第2期幅度为-0.138219；第4期开始有一个正向的影响，为0.042839，并且于以后各期逐渐减少；在第10期又出现一个负向的影响。综合物价水平对联邦基金利率和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反应，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美国下调联邦基金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将会推动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上升。

工业增加值对联邦基金利率上调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在第2期有一个正向的反应，反应的幅度为80.52329，而后影响逐渐减小；从第5期开始转变为负向的影响，第5期是负向影响的最大值为-42.57791，而后逐渐减少到第10期的-4.817868。

广义货币供应量对我国工业增加值的影响较大，工业增加值受到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加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后：在第2期有一个较大的负向反应，反应幅度为-63.69770；第3期又出现一个较大的正向影响，反应幅度为217.0177；随后影响逐渐减小，并且正负影响交替出现。综合图5和图6，考虑联邦基金利率和广义货币供应量双方的影响，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美国下调联邦基金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对中国产出具有负效应。

（四）方差分解

根据方差分解，联邦基金利率对我国通货膨胀的贡献度较大：在第8期之后，联邦基金利率的贡献度稳定在8.5%左右。联邦基金利率对我国产出下降的贡献度相对于对通货膨胀的贡献度则较小：在第4期之后稳定在4%左右。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小：在第8期之后贡献度稳定在3%左右。其对我国产出下降的解释较大：在第4期后，贡献度稳定在11%。

（五）实证结论

从协整检验的迹统计结果来看，实证能够以95%的置信水平确定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工业增加值（Y）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FFR）、广义货币供应量（M2）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的协整关系。由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美国下调联邦基金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将会推动我国的通货膨胀上升，同时对我国产出具有负效应。由方差分解的结果可以得出：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对我国通货膨胀的贡献较大，可以解释8.5%的通货膨胀；其对我国产出的下滑的影响也能解释4%。广义货币供应量对我国通货膨胀影响相对较小，只能解释3%；而对产出下滑影响较大，能够解释11%。

五、政策建议

从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看，中美两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也日益明显。为此，我国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以应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冲击：

第一，积极应对流动性的冲击。强化国际短期资本流入流出的监测和管理，加强对流入我国热钱冲击目标、渠道和方式的分析及评估，提高应对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加强价格引导，防范资产泡沫急剧扩大。

第二，稳步实现刺激政策的退出。在优化财政收支结构的前提下，适当控制财政支出规模。比如现阶段可以减少行政性支出、提高生产性财政支出。此外，应加强对通胀预期的管理，防止资产泡沫，防范系统性风险。

第三，调整经济结构，统筹内外经济的平衡。一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从而降低储蓄率，收窄储蓄投资缺口，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二是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将传统产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与新兴产业的发展相结合，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第四，积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首先，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利率市场化改革，实现货币政策从数量调控型向价格调节型的管理模式转变，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以积极应对外部冲击。其次，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采用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提高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1]Kim，Soyoung.2001.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of US Monetary Policy Shocks：Evidence from VAR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48：339～372.

[2]Mackowiak，B.2008.External Shocks，U.S.Monetary Policy under Flexible Exchange Rates.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Control，32：2512～2520.

[3] Kozluk，T.，Mehrotra，A.2008.The Impact of Chinese Monetary Policy Shocks on East Asia.BOFIT Discussion Papers.

[4]安宇宏.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J].宏观经济管理，2010，（12）.

[5]姚斌.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及我国的对策[J].上海金融，2009，（7）.

[6]吴秀波.美国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影响评析――兼评中国央行本次加息的意义[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0，（11）.

[7]吴宏，刘威.美国货币政策的国际传递效应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6）.

第9篇：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措施范文

辅之以四轮量化宽松政策，美国的银行体系、证券市场情况的确开始改善，但其政策目标——拉动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却远未达到。2006年美国实际GDP达4.6%，此后一路下行，至2009年出现3.1%的负增长。而2006年和2007年美国失业率大约为4.6%，之后直线上升，2009年5月甚至高达9.4%，此后的两年半一直徘徊在9%～10%。较高的失业率构成了对美国经济、政治与社会稳定的巨大挑战。美联储无奈又在2012年最后三个多月推出与失业率挂钩的QE3和QE4。目前美联储的资产购买总额已达3.5万亿美元的极限，资产负债表风险极高，通胀压力巨大。

欧洲央行。次贷危机爆发初期，欧洲央行主要是采取常规货币政策工具非常规操作的政策措施，但却难以应对随后的债务危机，不得已推出非常规货币政策。

欧洲央行采取的非常规政策主要有三种。“加强信贷支持”是欧央行在2008年9月雷曼破产后首次采取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并逐渐形成一个政策措施组合。具体包括：在常规3个月长期再融资操作基础上，延长操作期限；在所有再融资操作中采取固定利率全额分配的招标方式，完全满足金融机构合理的流动性需求；与金融机构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满足金融机构对外币流动性特别是美元的需求；扩大再融资操作中银行机构合格抵押品的范围；实施担保债券购买计划，为银行提供长期融资支持。这一系列政策旨在增强银行的市场融资能力，增加其流动性，进而促进银行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恢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从而最终实现价格稳定的货币政策目标。

2010年5月10日，欧央行实施的“证券市场计划”则旨在从二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担保债券，帮助欧元区政府债券市场恢复融资功能，以保证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顺畅运转。同时重新恢复并进一步完善2009年末退出的“加强信贷支持”措施。

2012年9月6日，欧央行的“货币直接交易”可不受限制地从二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取代“证券市场计划”，进一步帮助欧元区政府债券市场恢复融资功能，直到欧央行认为达到目的为止。

为避免非常规货币政策带来意外后果，欧洲央行采取了常规和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分离原则。这是欧洲央行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与其他央行的主要区别。

欧元区各成员国的货币政策虽缺乏独立性，但欧洲央行的措施促进了欧元区内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相对顺利运行。不过，已导致了其资产负债表出现扩张，当前大量的流动性未来可能会转化为广义货币和信贷，并最终形成通货膨胀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