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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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产业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经营绩效；房地产业

一、引言

自从2003年以来，我国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增多，其中货币政策调控较为频繁，对房地产企业的影响较为广泛。多数学者从理论上对房价这一民生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结合货币政策的影响，为货币政策调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大量研究认为，房地产行业资金投入量大，所以货币政策调整对房地产行业发展影响非常大。但是研究基本上围绕房价展开，因此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其一是因为我国地区间的差异较大，房地产发展不均衡，如果以房价作为研究的对象，无法真实反映货币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其二，房地产企业作为经济的主体，更关心企业自身的发展，房价很大程度上受外界供需因素的影响，并非企业关心的核心问题，因此，以房地产企业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不仅为房地产企业经营决策提供建议，更是为政府货币政策调整提供借鉴和参考。房地产上市企业是房地产行业重要组成，在行业里具有典型代表性，且上市公司数据可控性强，在研究货币政策影响时，上市公司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又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因此成为理想的研究对象。

从数据上看，2010年至2013年房地产市场持续走高，2014年各项数据有所下降，这与当时宏观经济不景气以及房地产市场自身调整有很大的关系，此时房地产市场进入了调控政策的拐点，市场不断降温。2015年开始房地产市场呈逐步回暖的趋势。眼下，中国的货币政策正从稳健略偏宽松朝“稳健中性”转变。2017年春节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央行上调了逆回购利率和SLF（常备借贷便利）利率，而在2017年春节放假前，MLF（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也已上调。这一举措提高了银行放贷的资金成本，进而会影响按揭贷款利率。这也是货币政策调整对房地产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表现之一。

二、文献回顾

对于货币政策调整对房地产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国外学者进行了相关方面的研究。例如Gaike Warren与Clark Scott（2005）[1]的研究表明美国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有关房产税、贷款及信用评级政策、土地监管政策等方面来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发展。Kling和McCue （1991）[2]从宏观经济政策变量的变动（如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的变动）的角度研究房地产企业的影响，结果发现影响效果并不明显著，但是存在潜在的影响。Kashyap （1991）[3]认为， 货币政策紧缩虽然会使银行贷款减少，但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却增加了，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导致企业无法获得贷款，在企业又缺少其他融资渠道的情况下，企业资金紧张，导致最终产出降低。Ben Bernanke 和Mark Gerlter（1995）[4]指出利率上升将影响借款人的资产状况，股价下跌，资产状况恶化，商业银行可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减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了资金回收防范风险将减少对资产状况不佳企业的贷款，导致市场经济中资金减少，最终影响实体经济产出。Bredin（2011）[5]的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产生源源不断的影响，而股利通道是产生这一影响背后的驱动力。Gabriel（2014）[6]研究表明非常规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是房地产市场利率下降的关键，住宅建筑商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市场的股本回报率得到了提高。

在我国，有关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企业经营绩效影响也有大量的研究。王曼怡、刘同山（2010）[7]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使用金融加速效应分析货币政策与房地产企业之间关系，研究指出货币政策调控效果跟房地产企业规模有关。认为会比政策对小房地产企业影响显著，对大房地产企业影响效果不如小房地产企业，指出大型房地产企业资金雄厚可以抵消货币政策调控带来的影响。宋芳秀等（2011）[8]使用沪深73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选取1998-2007年总共9年的数据，研究利率与房地产上市公司投Y情况的关系，指出投资与利率之间不存在明显因果关系，利率因无法区分投资需求和刚性需求导致调控效果不明显，另外国有资本或国有资本控股背景附带的资金保障削弱了利率机制的作用和政府调控的效果。陈欢、马永强（2013）[9]采用2008-2011年房地产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货币政策与房地产企业融资决策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基准利率的变动对企业融资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程正中、张绪通（2015）[10]利用59 家房地产上市公司2003-201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货币供应量的提高都对房地产企业盈利能力有负面影响。户青等（2016）[11]以2007-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货币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货币政策紧缩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三、我国货币政策调整与企业经营绩效

（一）存贷款利率调整与企业经营绩效

房地产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强，企业的60%的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利率的上市导致企业资金使用成本上市，影响企业的开发投资。房地产企业负债融资水平较高，融资的成本易受市场因素的影响，进而影响房地产企业的经营绩效。房产作为一种价格较高的特殊商品，一次性购买的成本和费用较高，消费者购买多采用抵押贷款的方式。利率上升将抑制购买的需求，导致房地产销售下降。利率的调整还会影响房地产企业的资本结构，当企业预期利率上调时，会更多考虑长期负债的融资方式；预期利率下降时，企业将减少长期负债，偏向于短期负债。从图1可以看出，除了2007年异常波动外，贷款利率处于下降周期，房地产企业所获取的资金成本下降，企业经营绩效（净资产收益率和营业利润率）不断提升。且同时期房地产企业不断增加，说明在此期间房地产业是有利可图的。

图1 贷款利率与房地产业经营绩效的关系

（二）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余企业经营绩效

央行货币政策提高银行体系的存款准备金率，导致商业银行无法通过资产负债结构（如发行票据、减少债券持有或者其他金融创新产品）抵消存款准备金率上升减少的货币量，银行在面临这种融资约束下的贷款决策也会发生变化。1央行每上调0.5%的存款准备金率将冻结商业银行3500亿元的资金，导致商业银行的贷款能力受限。因此，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减少了市场的流动资金，商业银行提高贷款难度，贷款额度受限，最终导致房地产需求下降，住房销售量下降，房地产企业住房库存增加，资金周转率下降，降低企业的经营绩效水平。

（三）货币供应量调整与房地产业经营绩效

货币供应量对房地产企业经营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和住房价格的影响。宽松的货币供应量提升房地产企业的投资信心。2009年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大量货币流向房地产，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上一年增长了22.4%，商品房销售同比增长96.5%。大量研究表明，货币供应量与房价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多年来，我国M2保持着高速增长，2009年年末M2余额为60. 6万亿元，同比增长27. 7%；2010年年末M2余额72. 6万亿元，同比增长19. 7%；2016年末M2的余额达到155万亿元，同比增长11.3%2。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房地产企业获得足够的资金，且资金成本降低极大促进了房地产企业的开发投资。在此期间，房地产企业获得资金比较充裕，消费者购房贷款的资金能够有效保障，增加了住房的交易，推动了房价的快速上涨。图2反映了1995-2015年货币供应与房地产经营绩效的关系。从图中可以得出：货币供应量（M2）的变化与房地产经营绩效具有较强的线性相关，货币供应下降的两个阶段（1999年前和2009年后）均伴随着房地产业净资产收益率和营业利润率的下降。

图2 货币供应与房地产业经营绩效的关系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数据，部分数据来源于CEIC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

四、结论

本文从货币政策调整的角度探讨房地产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因素。本文发现，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对房地产企业经营绩效具有负向作用。房地产企业资金需求量大、资金使用周期长等特点，导致其经营绩效对资金价格较为敏感。而市场利率的调高直接增加了房地产企业的资金价格，增加了房地产企业成本，降低企业经营绩效水平。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房地产企业具有正向作用，宽松的货币供应量将有助于提升房地产企业的经营绩效。因此，房地产企业在面临货币政策调节的不确定性下，应积极调整企业融资策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调整企业资产结构，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

参考文献：

[1]Gaike Warren， Clark Scott. National Evaluation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partment Lead-Based Paint Hazard Control Grant Program：Study methods [J]. Environment Research. 2005，98（3）： 315-328.

[2]Kling J L， Mccue T E. Stylized Facts About Industrial Property Construction[J]. Journal of Real Estate Research， 1991， 6（3）：293-304.

[3]Kashyap， A. K，Stein， J. C. and Wilcox，D. W. Monetary Policy and Credit Conditions：Evidence from the composition of External Finance [J]， The American EconoraicReview. 1991，83（1） ：78-98.

[4]Ben Bernanke， Mark Gerlter. Inside the black box：The Credit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J]. The.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9（4）： 27-48.

[5]Bredin D， O'Reilly G， Stevenson S.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and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 Economics， 2011， 16（1）：92C102.

[6]Gabriel S A， Lutz C. The Impact of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on Real Estate Markets [J] .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4， 197（6）： 100-116.

[7]王曼怡，⑼山.我国房地产业金融加速器效应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 （09） ：88-92.

[8]宋芳秀，王一江，任颞.利率、实际控制人秀型和房地产业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J].管理世界，2010， （04） ：24-31.

[9]陈欢，马永强. 货币政策调整与房地产企业融资决策：由2008～2011年房地产上市公司观察[J]. 改革，2013， （05）：25-32.

[10]程正中，张绪通. 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研究[J]. 会计之友，2015，（07）：69-73.

[11]户青， 陈少华， 贺琛. 货币政策、财务灵活性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考察[J]. 统计与决策， 2016（15）： 169-172.

注释：

第2篇：产业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循环经济；湖北产业集群；政策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3－0123－03

一、发展循环经济是缓解产业集群资源环境压力的重要途径

产业集群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经济现象，产业集群近年来发展迅猛。在中国区域经济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发展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主要依靠众多颇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所支撑。但这种大多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为主，仍然维持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产业集群，在日益短缺的资源和严重的环境污染的挑战面前，发展的可持续性正在经受考验。

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和湖北对构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定位，湖北全面实施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建设等发展战略，湖北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产业集群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另一方面，湖北仍然面临工业化程度较低、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经济增长方式较为粗放，资源总量和人均资源量严重不足，资源利用效率较低，能源消耗增长速度较高等一系列问题，突出表现在经济快速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突出，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紧迫性日益凸现。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摒弃“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线性发展模式，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强调生产过程是“产品－资源－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过程，倡导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从而促进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共生，促进资源永续利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正在成为解决产业集群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提升产业集群持续竞争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多赢的新型发展模式。

二、湖北产业集群发展及其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以及产业的梯度转移，为湖北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在省内外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汽车、钢铁、石化、食品加工业、电力、电子、纺织等七大产业已成为千亿产业。纵观湖北产业集群大体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武汉城市圈为中心的区域产业集群；二是以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地方各级开发区为核心的开发区产业集群；三是围绕各个县镇的产业优势而形成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不同层次的产业集群在推动湖北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面临来自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

1.以武汉城市圈为中心的区域产业集群。武汉城市圈是指以武汉为圆心，由周边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8个城市构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它以占三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和一半左右的人口提供了占湖北近三分之二的国民生产总值，不仅是湖北产业和生产要素最密集、最具活力的区域，也是湖北加速发展，实现在中部率先崛起目标的重要战略支点。武汉城市圈产业发展中，各地区产业集群在本地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武汉城市圈产业集群又是湖北省资源消耗最密集的区域。2010年武汉城市圈中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潜江等6城市的单位GDP能耗均高于湖北省平均水平。特别是武汉及鄂州、黄石属于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偏重型化，经济增长方式较粗放，资源消耗较大，能耗较高。2010年武汉、黄石、鄂州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重轻工业比远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同时，武汉城市圈产业发展环境承载压力较大，节能减排面临艰巨的挑战。据统计，武汉城市圈COD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占全省的一半以上，二氧化硫、COD等主要污染物人均排放量均高于全省人均排放量水平。2010年湖北省生态环境质量指数11个低于全省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值的地区武汉城市圈中占7个。显然，在这样的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背景下，如果不彻底改变那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资源环境必然成为武汉城市圈产业发展的“瓶颈”。

2.开发区产业集群。以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地方各级开发区为核心的开发区产业集群是现阶段湖北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载体，包括武汉城市圈部分产业集群也是以开发区为载体的。开发区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使开发区作为湖北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区域，在湖北省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2010年湖北省各开发区外商投资金额占全省外商投资金额的90％，黄石、宜昌、襄阳、随州开发区的省外境内投资增幅均超过70％，全省开发区企业出口总额占全省出口总额的60.5％。但以开发区为基础形成的各类产业集群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的压力在不断加大，尤其是以县域开发区为基础的产业集群问题更为突出。部分开发区产业集群形成的直接原因只是因为开发区优惠的土地和税收政策。由于缺乏合理的产业规划，开发区内的产业聚集只是企业的盲目堆砌，区内的企业之间缺乏经济关联性，企业点多面广，不仅不利于土地的集约利用，不利于降低环保基础设施的投入，而且在开发区内很难形成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的产业链，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的加剧。从产业分布看，大部分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小、比重低，主要集中于化学制品、纺织、机械汽车电子和食品加工业等传统产业，一部分开发区以建材及化工企业等为代表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比重过大，相当一部分企业处于产业链低端，生产方式粗放，既造成了有限资源的浪费，也严重地污染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势必影响到开发区的可持续性发展。

3.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湖北工业化加速发展过程中，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县域工业产业聚集度提高，在汽车零部件、机械制造、化工、纺织、建材、医药、食品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县域特色工业产业群，其中部分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是以现有的县域开发区为载体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如宜昌磷化工、仙桃无纺布、鄂州燕矶的金刚石刀具、随州专用车改装、荆州石油机械、京山包装机械等一批产业集群，不仅在县域产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极大带动本地县域经济的发展，而且部分产业集群在湖北省乃至于全国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具备了

一定的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但由于县域经济的工业化程度普遍不高，结构、质量和效益不优，县域产业集群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一方面，县域产业集群中传统产业比重较大，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的“五小”企业主要集中于县域，国家加强宏观调控，不断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这些产业迫于日益的严峻资源环境的压力面临转型；另一方面，多数产业集群规模相对较小，导致集群的程度不高，产业链缺乏纵向外延，专业化分工协作不明显，企业之间缺少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不利于资源在整个生产系统中的流动，造成资源利用率低下的情况。同时，每个企业生产所带来的大量废弃物不能进行综合治理，增加了环境保护的成本。

三、基于循环经济的湖北产业集群政策选择

为突破资源环境的约束，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十一五”以来，湖北省先后组织开展了两批循环经济试点。通过试点，建设了一批循环经济关键项目，形成了以湖北宜化、兴发为代表的化工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以武钢为代表的钢铁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以华新、葛洲坝为代表的建材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以格林美为代表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模式，以东风康明斯、千里马为代表的再制造发展模式。

由于资源环境本身具有外部性，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往往存在对经济增长的短期目标追求超过对资源环境问题的关注的现象，因此，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产业集群的转型，是实现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1.政府制定和实施产业集群发展政策要树立循环经济理念。湖北正处于工业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各级地方政府都希望抓住区域经济发展的契机，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把招商引资作为重要抓手，纷纷出台优惠政策，大力兴办工业园和制定产业发展规划，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但是地方政府和经济管理部门必须转变观念，在资源环境作为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的背景下，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要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向注重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目标转变，以扎实推进“生态湖北”和低碳试点省为契机，经济政策不能仅限于单一的产业集群政策，应该把发展循环经济和产业集群作为整体政策，甚至发展循环经济要放到优先考虑的位置。在此基础上，加快建立和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与政策体系。如武汉城市圈获批“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武汉城市圈试验区把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切入点，提出了建设拥有健康自然生态、高效经济生态和文明社会生态的生态城市圈的总体目标。可以预计，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的功能定位，为城市圈产业集群的转型提供了新的路径。

2.加强对产业布局和结构的调整优化，增强产业集群发展的可持续性。目前，湖北正抓住中部崛起战略推动的机遇，借助政策支持和劳动力、土地等成本的比较优势，区域产业经济正处于快速扩张阶段。但与早先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集群形成不同，对产业集群的规划，决不仅仅只是停留在通过加强交通、电力、给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引导企业在空间地理上相对集聚。更重要的是，针对不同产业类型和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把产业集群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考虑和布局，制定产业集群发展战略与实施计划，逐步形成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提高生态效率的产业集群布局和结构。如大中城市产业布局可以考虑重点以服务业发展带动结构调整和优化。对高能耗、重污染、低效率的产业，按市场化原则建立产业退出机制。对资源消耗量大，对环境破坏严重的传统重化工业进行改造，通过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大力发展节能减排、降耗增效的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资源消耗少、环境影响小的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再生资源产业，使环保产业真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承接那些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方式向本区域扩散或转移处于衰退期的产业形成的产业集群，应建立资源环境评估机制，不能因为短期利益而影响产业集群的长期发展。

第3篇：产业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 产业技术 研发 政策分析

长期以来，美国把维护科学技术的领先地位看做实现与保持其经济增长与繁荣的关键因素。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采取了许多重要的技术研发及转移措施，其主要目的是协调联邦实验室、大学与产业界的充分合作，以及在三者之间建立完善的技术研发及转移体系。经过20多年的发展，美国产业技术研发及转移取得了巨大成绩，其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与借鉴。

一、 美国产业技术研发的立法

美国的产业技术政策，特别在技术研发活动方面，是由政府相关部门设立各自的实验室来进行研发的。但是，随着产业界面临与日俱增的国际竞争时，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许多重要产业均被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超越，如汽车、化工等行业，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并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和反思。政府与产业界研发活动的分离关系逐渐开始转变。

1980年美国制定《拜杜法》和《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后，开始鼓励政府实验室将研发成果移转给民间部门。该法1996年更名为《联邦技术创新法》。

1982年的《小企业创新进步法》公布后,美国国会才真正开始对联邦政府与产业合作发展技术的观念产生兴趣。其后,1986年的《联邦技术转让法》是前述法案的修正法,作为促进技术的转移,并推动技术商品化的激励措施。20世纪90年代国会对该法进行了多次修改,衍生了如《国家技术转让与促进法》(1995)、《联邦技术转让商业化法》(1997)和《技术转让商业化法》(2000)等法律。

而在产业的技术移转方面，美国政府则推出了包括技术授权、接受委托、研究人员交流、公开发表、设施的使用、协助创业、咨询协议、与大学互动、和成立非CRADAs的合作协议等政策。

在国会一连串的立法和政府政策的推动下，各实验室不仅各自建立自己的研究和技术应用办公室，也可加入政府实验室主导的共同研发计划、获得合作厂商的专属授权权力、和成立风险基金以协助对实验室技术的商业化投资，而且获得与厂商签定CRADAs的权力。研究和发展协议方式进行的研发活动开始展现了极大的成效。

二、美国产业技术研发的政策与措施

1.补助金

美国政府的合作开发型研发计划一般是由联邦政府提出构想，而民间企业选择参与，民间企业之所以愿意参与相关的计划，是因为通过合作过程，民间企业可以学习技术研发方法，也可以累积研发知识与技巧。一般来说，企业参与联邦政府的共同研发计划时，会采取委托契约方式，而这种契约又大致可分为成本加固定报酬契约和成本加奖励性报酬契约两种，后者是指当企业致力于降低成本时，额外再给予的奖励性报酬。

2.税收减免措施

依据美国税法第174章规定，准许企业将该年度的研究及实验费，从税收中扣除。此外，针对利润少或甚至无利润的技术研发活动，其所需的研发费用，允许分五年以上期间摊销。这种税收优惠措施，是因为投入的技术研发经费，属于知识性投资，而非资本性投资，而且具备累积性与外部性效果。

其他扶植与振兴美国尖端科技产业的税收优惠及奖励措施还包括：（1)中小企业的财团法人可获所得税的减免优惠。（2)低资本所得税率。资本所得的减税对现有尖端科技企业的资产净值与创业资本的投资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能够鼓励尖端科技的投资。（3)员工持股给予税收减免的优惠措施。（4)针对增额研究经费支出也给予特别的税收抵减优惠待遇等。

3.专利权政策

利用联邦政府的资金研发，所发明的专利，原则上政府可保有该发明的专利权，然后以排外性授权或非排外性授权方式移转给民间企业。但通常在取得排外性授权后，民间企业方会积极的进行实用化、商品化的投资，因此如果将政府研发成果的法律上权利交付研发合作对象，将有助于技术商品化的开发。为此，美国国会修正条文，将合作契约所产生的专利权归属于签约者(限于小企业、大学或非营利机构)。此外，为促进民间经营的政府实验室(GOCOs)将技术移转给民间企业或其它部门，允许GOCOs自行决定专利许可的交付对象；允许大学、非营利机构或GOCOs(限小企业经营者)保留研发所产生的专利权；同时也允许签约者领取由该项研发的商品化所得到的专利权权利金；专利权的权利金可支付研发人的奖金及教育费用；此外还规定，大企业在专利有效期间18年中，只能独享五年专利，以加速技术的扩散。

4.科技成果提成奖励制度

美国政府建立了科技成果提成奖励制度,规定必须从技术创新成果专利许可收益中,提出一定比例用于奖励在此过程中作出重大贡献的技术人员;如果每年提成费超过一定的额度,必须将提成费按比例再次支付给参与该创新成果的其他技术人员。此款项是正常工资和奖金之外的收益,不影响其正常工资、年薪或其他应得奖金权力,即使此科技人员离开了该机构,也继续支付。此外，还规定联邦实验室研究开发费用如果超过5000万美元,应设立一项基金,用于奖励推进科技成果或发明应用的模范科技人员。

三、结束语

政府如何在日益激烈的国际技术竞争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在产业技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发挥有力的作用,以及如何促进产业技术的进步、产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和竞争力的提升,是21世纪摆在各个国家政府面前的崭新课题。如何通过国家创新系统的运作，使我国产业创新体系更为成熟，正是我们政府部门积极努力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制定和实施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既有现实的必要,也是现实的要求。

参考文献：

[1]ucop.edu/ott/bayh.html

第4篇：产业经济政策范文

北京市广电产业的发展现状

1、机构状况

2007年底北京市广电法人单位626家,比2006年增加171家增长37.6%。其中行政机关19家(包括市级1家,区县级18家);事业单位57家(包括市级15家,区县级42家);企业单位550家,比2006年增加168家,增长44%(包括市级548家,区县级2家)。在市级548家企业中有广电制作机构491家。

2008年底,北京市广电统计法人单位821家,比2007年增加187家,增长了29.5%。其中行政机关19家,事业单位59家,企业单位743家(广电制作机构676家,比2007年增长37.4%,占全部法人单位的82.3%)。

2、人员状况

2007年底北京市广电从业人员1.47万人,比2006年增加0.09万人,增长6.5%,其中市属单位0.83万人,社会影视节目制作单位0.5万人,区县级单位0.14万人。

2008年底,北京市广电从业人员1.85万人,其中社会影视节目制作机构0.86万人,占北京市广电从业人员的46.5%。

3、广播电视播出机构

北京市有广播电台1座、电视台1座,区县级广播电视台10座、广播电视站4个;开办公共广播节目17套,其中市级8套(上星节目1 套)、区县级9套;开办公共电视节目25套,其中市级11套(上星节目2 套,对外电视节目1套)、县级14套;已批准的付费电视频道11套;已批准的乡镇有线广播电视站28个。

4、收入和节目制作播出状况

图表说明:市属单位主要指以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性质为主的市属广电法人单位;社会单位主要是指除机关、事业单位外的广电企业法人单位;区县单位主要是指以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性质为主的区县广电法人机构。

5、数据分析和四个结论

资产总额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全部资产。包括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及递延资产、其它长期资产等,即为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总计项。通过资产总额和利润总额之比可计算出总资产报酬率(Return on Total Assets Ratio,也称投资盈利率),这个指标用以评价企业运用全部资产的总体获利能力,是评价企业资产运营效益的重要指标。总资产报酬率的计算公式如下:利润总额/总资产平均余额×100%=总资产报酬率。北京市广电行业各类单位总资产报酬率如下:

图表说明:由于总资产平均余额的计算需要更详细的数据,总资产平均余额=1/2总资产年初余额+各季度末余额+1/2第四季度*4,本文以此处提供的总资产数据代替。

表中,社会单位总资产报酬率连续两年位居第一,分别高于当年平均水平11%和7.71%,区县单位资产报酬率连续两年位居最后,分别比当年平均水平低10.5%和8.83%,市属单位分别比当年平均水平低1.9%和2.61%。根据经济学关于总资产报酬率的理论和表中的数据,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拥有自由竞争机制的社会单位运用资产的获利能力最强,资产运营效益最佳。事业单位体制为主区县单位在资产数额、经营收入和资产运营效益三方面都相对较差。事业单位体制为主的市属单位资产总额最高,但资产运营效益居于两者之间,比全市平均水平略低。

分析广电行业收入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各种单位广告收入和节目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如下:

其中,2007年,市属单位的广告收入占全市广电行业广告总收入的近89.98%,2008年下降为82.86%;社会单位的节目销售收入占全市广电行业总收入的近89.81%,2008年增长为91.13%。

由此得出结论:以事业单位为主体的市属单位拥有垄断的播出频道资源,以广告收入为主要盈利来源之一,社会单位没有频道资源,主要靠节目销售收入实现利润。这说明,市属单位主要靠垄断资源获取利润,社会单位则通过在节目市场上竞争获得收益。

对比两年来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时间占总制作节目时间的比重变化可以看到:

可以看出,社会单位在节目制作方面迅速壮大,广播节目制作从无到有,2008年比2007年增长近20%,电视节目从少到多,从2007年占据电视节目制作市场的三分之一强,上升为2008年占据节目制作市场的半壁江山。

由此得出结论:一方面,制播分离制度的推进使社会单位有机会更多地参与到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中;另一方面,拥有垄断频道资源和新闻资源的市属单位和区县单位节目多样性减少,效率降低,而没有垄断资源的社会单位则日益成为节目市场的主力军,发展迅速。

分析两年来广播电视从业人员变化情况可知:

其中:2008年全市广播电视从业人员比上年大幅增长,增幅达422.2%,增加的人中94.73%在社会单位从业。

可以得出结论:社会广电制作单位不仅对产业利润、节目制作贡献加大,而且是提高行业就业率的主要力量。

对北京广播电视产业发展政策建议

“硬件”强,“软件”更要强,北京“市属广电机构”要从运行机制着手提升软实力。根据前文分析的结论,北京市广电产业中社会单位运用资产的获利能力最强,资产运营效益最佳。“区县单位”资产运营效益相对较差。“市属单位”(包括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资产运营效益居于两者之间,比全市平均水平略低。可见,“市属单位”虽拥有超一流的硬件设施,但巨额的资产却还未发挥出最大的效益,作为首都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业务,其产业链整合、品牌价值开发仍然任重道远。笔者认为应通过改变运行机制来提高“市属单位”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

长期以来,国有广播电视单位各部门各自为政,缺乏全局观和效率意识,造成了无谓的资源浪费。比如,有些电视台内不同的部门之间沟通不畅,会出现几个部门对同一事件分别进行采访,这样浪费人力、物力和时间,增加了整个电视台的运营成本,也没有将整体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应该建立有效的内部整合机制,树立全局观,从注重对单个节目的绩效评价转变到注重电视台整体成本的降低和所有节目综合绩效的评价上来。建立良性管理机制的重点,是要在节目管理、经营管理、人员管理和分配管理上下工夫,切实做到责权利结合。因此,北京的广播电视产业在运行机制上要突破行政化操作的束缚,减少管理的中间环节,重视节目生产过程中责、权、利的有机统一。应该说明的是,在电视台内部进行的一对一的承包管理改革,没有在节目市场上优胜劣汰的检验,依然是计划经济下的指令分配模式(类似当年的国企改革),对优化运行机制意义不大。

给“区县广播电视单位”更大的空间,促进竞争主体公平竞争。根据市场竞争理论,为促进市场可竞争性,必须消除防碍潜在进入者进入市场的法律,使潜在竞争尽可能起作用。潜在进入者对利润机会的迅速反应会有效约束在位厂商的行为。因此,进入程序应该透明规范。当存在利润机会时,进入程序应当尽可能地缩短进入进程。

通过前面的数据分析,我们看到北京市18个区县广电单位无论是在资产总额、盈利情况,还是节目制作播出方面都无法与市属单位和社会单位相提并论。18个区县的广电单位受制于观念、体制、播出平台、节目覆盖率的限制,无法“走出去”,更不用说拥有自己的品牌了。对北京地区的电视媒介的管理者而言,优化竞争机制要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条件下,让各单位在广电产业运作中具有公平地位。比如目前有线电视对各区县自办数字频道的授权还没有放开,各区县自办数字频道只能给自己区县内的有线电视用户收看。数字电视时代,频道资源由稀缺变为过剩,这种政策性进入壁垒势必影响整个产业绩效的提升。

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个误区是,由于媒介产业具有引导舆论的特殊功能,一部分管理者习惯运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调节电视市场运行。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根本无法达到政策制定者的美好初衷,反而被逐利的电视媒介运营者利用来获取垄断利润。例如,广电总局曾经发文对在栏目播出过程中插播广告的时间长度进行限制,结果,不少电视台由于不能在栏目中间过多插播广告,就在栏目的开头和结尾增加广告时间,结果一样使观众的福利受损。这说明,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调节电视市场运作往往效果不佳,所以,有效保障市场竞争主体公平竞争,避免政策规则对市场竞争的干扰,才能真正增加电视产业整体绩效。

通过差异化塑造新闻节目的品牌,让垄断新闻资源发挥更大效率增进观众福利。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广电新闻领域将成为内容产业最后一块垄断资源。虽然面临网络媒体的冲击,但毋庸置疑,广播电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人们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垄断必然带来高额利润,除此之外,通过对新闻节目实施产品差异化策略,还可以获得广播电视新闻品牌价值的几何级数增值。新闻资源的差异化策略在于对新闻的解读方式和再加工过程,这离不开多维的视角和深刻的观察与思考。这不仅会在外部完成新闻对观众的吸引,更能从内部推动新闻事业的发展。

在资讯来源相对过剩的注意力经济时代,媒体发现新闻和传播新闻的传统模式已经不足以获取对应的影响力。媒体的高端利益将不仅来自独家的重大新闻,更来自对新闻的深加工,以此形成差异化的产品。例如,关于“9•11”事件的报道中,《纽约时报》一枝独秀,史无前例地独揽7项普利策奖。事实上并非《纽约时报》有什么独家的新闻材料,而是他们对相同的新闻材料采取了独到的解读方式,他们在长达4个月之久的《一个遭受挑战的国家》系列专版中反思国家力量的来源、家园重建的美国精神和文化错位,等等,这种独到的解读使《纽约时报》成为新闻源,成为其他媒体再传播、再评议、再引申、再炒作的对象。也就是说,当差异化节目成为品牌时,会给广播电视媒介带来广告收入之外的绩效提升。品牌价值延伸表现为公信力和知名度从最基本的内容产品向着板块化时段、整体媒介平台累进递增,最终品牌资源产生的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

优化竞争机制,降低市场集中度。产业组织理论告诉我们,市场绩效与市场占有率呈正相关。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就北京市广播电视产业来说,社会单位运用资产的获利能力最强,资产运营效益最佳。区县单位资产运营效益相对较差。市属单位的资产运营效益居于两者之间,比全市平均水平略低。而社会单位――众多的广电制作公司就是在竞争机制下顽强生存的,所以,建立富有活力的市场竞争机制是提高广电产业绩效的有效途径。

一个直观的例子是,广电产业的主要成员,电影产业入世后的飞速发展。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时文化界普遍认为,中国文化将进入一个漫长“低谷期”,然而,广电产业中最先与市场竞争机制接轨的电影产业,入世五年,其产值增长超过全国GDP的增速;票房从不足10亿元,到2006年的26.2亿元;从海外票房基本空白,到连年增长20%以上,2006年创下73部影片在44个国家地区播映,国产影片海外销售19.1亿元人民币的佳绩。

广电媒介的绩效和电视产业市场集中度成负相关,这就意味着在现阶段,降低广电产业的集中度可以促进整体绩效的提高,寡占型市场结构不利于电视媒介运营收入的大幅提高。因而,作为电视媒介管理者,应该积极推进竞争机制,引导整个电视产业从寡占型向竞争型过渡。这最终会有利于媒介绩效的整体提高。

推进“制播分离”,扶持优秀节目制作公司。制播分离改革实质上是成本核算精细化、生产流程方式变革和利益再分配问题。它将带动电视台从内部机制上进行改革,目前制播体制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在中国,电视节目的制作播出大多统一在电视台内完成,这种运作模式虽然为电视的喉舌功能提供了保险,但是由于缺乏竞争、缺乏市场活力,因而也就缺少创新动力和发展动力。制播分离就是电视台从节目交易市场上挑选购买符合自己需要的电视节目进行播出。其实质就是在原来没有任何市场中介的制作和播出两个环节中增加了市场交换机制,这个机制的目的就是为竞争提供空间。通过这个措施,会使得在制播合一的垄断模式下艰难生存的社会广播电视制作单位也可能获得更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目前很多电视台都开始在电视台内部实行制播分离,但这很难有普遍推广的意义,因为这只是一对一的一种承包,没有在节目市场上检验淘汰,依然是计划经济下的指令分配模式,还远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播分离。

广电产业的管理者应该在公平的前提下对于小规模媒介和新兴媒介重点扶持。例如,可以通过税收进行重点支持,在人才引进方面放宽对小规模和新兴媒介的限制。政府应该考虑制定促进电视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政策和利税优惠政策以及鼓励电视产业“走出去”到各地扩张优惠政策等,通过这些措施的有效实施,可以做到激活整个市场,降低市场集中度的效果。

第5篇：产业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经济政策房地产宏观调控影响

近几年，随着房地产投资的急剧增温和房价的持续攀升，房地产成了炙手可热的话题。无庸置疑，房地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据研究表明，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绝大部分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这种对银行完全依赖的房地产业发展模式，一方面让房地产市场风险日益集中到商业银行，另一方面很容易通过银行信贷加以膨胀。当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时，一国经济面临的系统性风险也就越来越大。在此形势之下，有必要用宏观经济调控来控制房地产业的泡沫成分。

一、金融政策对房地产业影响分析

1)对房地产企业的影响

加息会增加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成本，但对于不同的房地产企业来说，影响也不尽相同。负债结构不同，融资渠道不同以及资金实力不同的房地产企业受加息的影响也不同。对于那些负债率较高，融资渠道单一，经营业绩较差的房地产企业，加息后企业的经营要面临强大的压力。

2)对消费者的影响

加息无疑会增加其还贷压力，促使某些消费者提前还贷或部分提前还贷。据新浪财经的一项调查显示，有七成左右的被调查者认为央行未来还将继续加息，而央行的连续加息，利率所提高的累积幅度让消费者的还贷成本增加了许多。

3)对房价的影响

房价在短期内受加息影响较小，但未来房价增长将趋于平缓。宏观金融政策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其真正凸现于经济发展的成效上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加息对于购房者来说意味着购房支出的增加，这实际上是央行在削减对贷款购房者的支持力度，降低其购买力。而购买力的降低必然会减少对房地产需求，这种对需求的抑制作用将最终决定供给，从而控制过高的房价，产生积极的降温作用，使房价回归理性。

1、存款准备金率政策

根据经济学原理，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会对货币供应总量产生乘数效应：当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时，货币乘数减小，商业银行可运用的资金减少，贷款能力下降，货币流通量相应以一定比率减少。但是据商业银行的数据显示，个人住房贷款并未因房价上涨、加息等因素影响而大幅减少。另一方面，随着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渠道目益多样化，对银行贷款需求的占比逐步减少，因此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从而使银行减少贷款来间接调控房地产市场可能收效甚微。

1) 积极影响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是直接作用于商业银行的政策措施，对减少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具有立竿见影的政策效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0.5%能够诱发商业银行加大前期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执行力度，控制房地产开发和消费贷款的增长速度，进而加速和锁定近两个月来各种调控政策的政策效率。

2)消极影响

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在理论上可以遏制投资过快，但同时也将带来一定的风险。张家鹏指出，就目前国际市场形势来分析，中国和印度的房地产市场属于快速的上升趋势，投资回报率较高，如果央行单方面的减少对房地产企业的贷款，就可能给国际上的一些投资家带来机会，这样欧美大量游资将会大量涌入中国，对楼市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2、汇率调整

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将会影响国内金融市场上的资金流动.投资者的投资动机也会随着汇率的变动发生改变。而我国房地产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的产业,因此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将会我国地产业的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1)对房地产业发展资金的影响

汇率预期的变动将对一国的资本化率产生重要影响。资本在国际问流动的原因是追逐利益和规避风险，因而汇率的变动会影响资本的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的流动。

2)对房价的影响

供需和投机是影响房价的两个主要因素，而汇率的变动直接影响的是供需及投机行为这两个方面。目前由于人民币存在较强的升值预期.这使得大量的海外热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并将其快速转化为人民币资产.等待人民币的升值预期的实现，达到获利得目的。

3)对房地产自身价值的影响

在当前.我国房地产业尤其是大规模开发的高端房产，其销售市场不仅仅是局限于国内还面向国际。因而当人民币汇率发生变化时，对那些高端房产的自身价值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它们的自身价值会因为受到人民币汇率的浮动而发生变化，从对拥有者会而产生额外的盈利。

3、税收政策

清算土地增值税给开发商带来的最大变数是因为拿地时间不同，成本不同，导致的税款额度不同。拿地时间较早的 项目因差额巨大将支付巨额增值税成本，且拿地越早和捂地时间越长税费越高。一旦清算土地增值税开始执行，一些以长期囤积土地为获利方式的地产企业因为持有土地时间较长，差价较大，可能遭遇较大的税负压力。

4、调整住房贷款政策

这属于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中的不动产信用控制工具。常见的控制方法有：规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的最高限额、最长期以及首期付款和分期还款的最低金额。

二、房地产企业应对对策

1、转换市场机制，开拓资金资源渠道

资金是房地产开发的首要因素，迫切需要通过多渠道的融资活动来满足房地产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利用加入世贸组织和金融市场多元化的机会寻求银行以外的融资渠道。上市是理想的融资渠道，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或再融资，可缓解房地产项目资金需要压力。

2、走联合开发，合作经营，集中和规模化道路

房地产业作为一个高投入，高风险的行业，特别需要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规模化、集团化经营，以提高其抗风险的能力。

3、改善经营管理，消除短视观念，提高核心竞争力

房地产企业需要完善内部机制，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从长远放眼，做好项 目的长期规划，提高企业开发效率，提高创新能力，把观念由做“项目”、做“产品”转到做“企业”上来。

参考文献：

[1]朱崇实. 金融法教程[m]. 北京：法律出版社,

第6篇：产业经济政策范文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产业结构政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并取得成效的。这些条件可以分为一般条件和特殊条件。一般条件是指各国都有可能存在的条件，特殊条件是指一个国家特有的条件。

首先是经济条件，包括：

第一，具备市场经济基本要素。早已形成市场经济体制并崇尚自由竞争机制的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自不必说，就是具有政府统治经济传统的日本也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中实施产业政策的。（注：众所周知，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市场经济体制也有不同的模式，而市场经济体制的共同点在于各种市场经济要素是否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至少在理论和观念上对市场经济体制有共同的认同感。）尽管由于政府的强力干预，使其市场机制经常受到扭曲，但是这个框架中具备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独立经营的企业、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体系、市场中介组织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这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是根本不同的。

第二，经济基础和产业竞争力相对薄弱。如上所述，实施产业结构政策固然有弥补市场缺陷的原因，但是前提是当时国家的经济基础和产业竞争力相对薄弱，根本目的或者是基于提高本国的产业竞争力，或者是基于赶超先进国家。美国历史上两次振兴制造业、德国早期对幼稚产业的保护、日本历史上多次“产业振兴”、后起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实行的不平衡发展战略，都是在其经济基础和产业竞争力比较薄弱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

第三，产业结构很不均衡。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么是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殖民统治遗留的产业结构畸形，要么是由于实行赶超战略和不平衡发展战略，需要不断地按照客观需要的产业关联和产业协调来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实施所谓“适应性”的产业结构政策。我国以往的产业结构政策多数是在产业结构出现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目的主要是缓解经济发展的“产业瓶颈”，是一种“补缺式”的产业政策。

第四，经济相对封闭。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在世界各国经济联系不够紧密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定产业的发展受国际经济影响较小，可以相对独立地发展某些产业而不必多虑国际社会可能的报复。早期发达的国家一般是在这种意义上的“相对封闭”条件下实施产业结构政策的。二是在世界各国经济通过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国际自然和科技资源转移等途径，已经形成了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而由于政治的或经济的原因，一些国家采取了相对封闭发展战略，并通过包括产业结构政策、贸易保护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将国内的市场和某些产业保护起来，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相对封闭既是实施产业结构政策的条件，也是实施产业结构政策的结果。

其次是政治条件，包括：

第一，有强有力的政府。产业政策被认为是政府干预经济，影响资源配置的强力政策，所以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政府必须拥有：（1）相应的经济资源，如充足的财政收入、数量不菲的资产等；（2）相应的政治资源，如完备的行政组织系统、高素质的政府官员、政府政策和政令的权威性等。自由竞争时期.尽管经济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只充当市场经济“守夜人”的角色，但是从重商主义者帮助西欧一些国家政府制定的旨在建立自己的工业、海运业和对外贸易优势，到美国、德国、日本等实施产业发展和产业保护政策，都不是“守夜人”的职能所能做到的。进入垄断时期，随着“凯恩斯革命”，宏观经济调控成为各国政府的必要职能。尽管仍然存在着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种种论争。以及在实践中的左右摇摆，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是市场经济国家还是体制转轨国家，凡是实施产业政策的，都以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作为主体。

第二，该国谋求快速发展或谋求强国地位。产业政策具有比财政货币政策更具有指向性的经济目标。尤其在冷战结束后，各主要大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对抗逐步被科技经济实力的较量所取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科技经济差距更加突出，提高产业竞争力成为一个国家谋求快速发展或谋求强国地位的关键之一。因此，不论是超级大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还是具有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实施产业政策说到底都是在新的国际关系中寻求某种国际经济乃至政治地位的表现。

第三，国际政治格局具有发展空间。在美国、德国开始工业化的时候，世界政治的超级力量尚处于形成之中；而战后的日本重新进行工业化之际，美国已经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正是在美国的庇护之下，日本以在军事、政治上对美国的依赖为代价，得以完整地贯彻其工业化发展战略。比如，1955年，经美国批准，日本在没有对外国投资开放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加入GATT（关贸总协定）；1964年4月日本加入OECD（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但是1967年7月以后，才陆续在少数行业开始自由化进程，并且直到1973年5月才完全接受OECD关于资本流入的有关条款（仍有少数行业例外）。目前，世界政治力量的多极化和科技经济力量的单极化（美国），使国际事务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特别是当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试图在国际政治格局中谋求“单边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包括体制转轨国家独立实施产业政策的空间已经缩小。

再次是历史条件，主要是一个国家处在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面临产业结构重大调整和升级的历史任务。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年）前夕，全国人口80％以上还在农村，农业在国民收入中仍占30.8％，制造业只占12.1％。这个时期美国面临农业革命和工业化的双重历史任务，政府在保证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采取了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保护、支持制造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南北战争后十多年，19世纪70年代末，美国便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产业革命，由农业国开始向工业国过渡。到188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比重已超过农业而占51.95％，1890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就达94.98亿元，超过英国、法国和德国，跃居第一。同样，德国、日本、韩国等国作为产业革命相对较晚的后起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也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在面临重要产业发展和提升本国产业结构高度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赶超发达国家，采取了以保护幼稚产业、推进主导产业、援助衰退产业为主线的产业结构政策。

从更为广义的角度讲，现代经济增长是在科技进步加速、产业结构变动频繁的进程中实现的。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主动地调整产业结构，增强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结构水平的任务。只是由于各国的科技、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环境的差异，其产业政策的地位、目标、实施方式各有特点。

而特殊条件主要是指一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国民观念等。例如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较长时期有效实施产业政策，除了上述一般性条件外，信任和服从政府集权的国民性，以及以民族主义为核心，动员社会资源集中到重点领域进行“全民经济战”的意识。（注：见杨鹏《产业政策的阴影》，《经济管理文摘》2001年第20期）这种特殊条件是长期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产物，其他国家很难效仿。但是，特殊条件属于实施产业政策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

二、产业结构政策面临的新背景

既然产业结构政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并取得成效的，那么考虑我国今后的产业结构政策就应分析所面临的新的历史背景和条件。20世纪末以来，不论国内还是世界的经济格局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三个方面。

1.我国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历史任务

我国在对产业结构进行“补缺”式的调整中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后，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持续地小幅回落，从总量角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总需求不足”。

而从产业结构角度看，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虽然不断得到巩固加强，农产品供给基本满足国民经济的需要，但是技术含量低，相对成本高，劳动生产率低，比较利益下降等，使我国农业发展在开放的环境下面临严峻挑战；我国工业在基本摆脱了能源、交通、原材料“瓶颈”的制约后，早已存在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盲目发展一些市场业已饱和的加工工业的问题更加突出，在世界技术进步加速的背景下，我国工业化进程面临着压缩长线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等任务，特别是提升技术装备工业，成为我国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任务；我国第三产业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商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更是世人瞩目，但是第三产业一方面总体比例仍然与我国的人均GDP不相称，另一方面许多服务产业不能满足社会业已存在的需求，如生活服务业、各类信息咨询服务业、旅游业、金融服务业等。特别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产业服务业的发展不足如各种形式的中介服务，、代办、经纪、拍卖等，会计、评估、统计、审计、广告、计算机、市场调查等专业等。

以总需求不足为标志，我国在历经2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后到了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口，否则我们不仅不能改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垂直分工的不利地位，而且还会拉大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影响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今后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特点已经不是适应性的填平补齐，而是加快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用技术创新成果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

第7篇：产业经济政策范文

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大多是各说各话

近来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在这场辩论中，参与者很多时候其实是在各说各话，并没有真正的对话。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三个不同但又紧密相连的大问题经常被混在一起讨论。这三个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大问题是：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制度变革。比如，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只是产业问题。因此，去产能只是一个产业政策水平上的问题，不是一个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而中国目前是需要紧缩政府投资，还是继续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这是个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最后，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是要更依赖民营经济还是继续“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这是个制度问题。

但是，这三个大问题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首先，产业政策的成败确实受制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约束。相比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变革则较少受制于产业政策。

其次，宏观经济政策受制于制度体系。比如，因为中国的特定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压缩政府主导投资的实际效果经常会大打折扣。

最后，制度变革肯定是决定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最核心基础。

因为对上述三个大问题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没有明晰的认识，故参与产业政策的多种观点都是各说各话。

比如，对产业政策全盘否定的观点基本上是以制度变革为出发点的。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主要瓶颈是计划经济思维，而将产业政策等同于计划经济，这等于是混淆了制度变革和产业政策。

还有一种观点主要是以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切入点来批评某些对产业政策的质疑，但其中关于要坚持资本投入的讨论避开了资本投入是由政府主导还是由民间资本主导（且不说政府是否还有足够的财力继续）这个核心问题。此外，这种观点也完全没有涉及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制度约束。

有的观点则基本只聚焦于产业政策，几乎完全避开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变革。这样的讨论尽管有益，但是却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深层次问题。

最后，中国的经济学界几乎不讨论制度变革，而多半停留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如此，中国的经济学界对关乎中国长远未来的根本问题几乎全然没有贡献，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永远都不是纯经济学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问题。这一点亚当・斯密就讲得很清楚了，可众多的中国经济学家好像完全忽视了这一点。

澄清对产业政策的一些误读和迷思

比如，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主要是一个产业问题。因此，去产能主要是一个产业政策的问题。如果学界和政策界把“产能过剩”作为一个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则是一种误读。

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大致是“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这其中包含了宏观经济政策，也包含了一部分制度变革。但是，这一宏观经济政策在理解和执行中，确实有可能犯了将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当成了制定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的错误。另外，“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制度约束似乎考虑得不够多，这也有可能影响“供给侧改革”的实际政策效果。

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显然受制于其制度体系。而学界和政界完全不考虑制度变革，只是想从技术水平来解决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制度瓶颈，这将是本末倒置。换句话说，宏观经济政策不能解决约束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瓶颈问题，产业政策就更不能了。

因此，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红利”肯定是正确的方向，它和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并不矛盾，关键是具体的制度变革的推进。而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只是初步完成，且中国的工业生产效率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非常大的差距，所以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制度变革都还有非常大的增长潜力。因为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下，中国的制度变革和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通过正确的产业政策来促进中国的产业发展也同样还有非常大的潜力。

第8篇：产业经济政策范文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concept of bio-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on this basis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bio-industry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and Porter's industry competition theory, the determinants of bio-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condition and problems of 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re analyzed and the economic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are pointed out.

关键词： 生物产业竞争力；决定因素；存在问题；经济战略

Key words: bio-industry competitiveness；determinants；problems；economic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F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0-0185-02

0 引言

现代生物产业在医药生物技术、农业生物技术以及工业生物技术产业化浪潮推动下正快速由最具发展潜力的高技术产业向高技术支柱产业发展。世界各国的政府和公众愈来愈意识到生物产业的巨大发展潜力和对人类和社会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纷纷把发展生物产业作为基本国策，因此，生物产业化竞争日趋激烈。从而使生物产业竞争力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产业界乃至整个世界关注的焦点。生物产业竞争力是竞争力在生物产业层次上的体现，而其决定因素和经济发展战略是研究的核心内容。

1 生物产业的竞争力的概念及其范畴

生物产业是指将科学和技术运动到生物有机体及其部分产物和模型中，为改变生物及非生物物质而创造知识、产品以及服务的同类生产经营活动单位的集合。生物产业所具有的经济特性是，具有较高的知识和资本高度密集性、对政策和专利的依赖性较强，企业规模呈现两极分化，其发展不仅需要技术动力还需要市场需求动力的驱动。

生物产业竞争力是指属地的生物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它的一般市场绝对竞争优势的总和。是在全球世界经济自由贸易条件下，是一国的生物产业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时所具有的更高生产力，并向全球世界市场范围内提供适合消费者需求或购买者需求的多种生物产品以及相关的服务，并能够持续地获取利润的能力，即生物产业生产力和市场力。

2 生物产业竞争力的决定因素

生物产业竞争力的决定因素是衡量生物产业竞争力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展开生物产业竞争力研究的前提条件。通常在进行研究分析时，一般借鉴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在结合目前生物产业发展和竞争特点的基础上，分析和总结出生物产业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其中主要包括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生物产业链体系等。

其中所谓的生产要素，包括与生物产业有关的劳动力、自然环境、技术知识、资金资本、基础设施等多种资源，其中，需要特殊强调的是“要素创造”而不是通常所说的要素禀赋。主要有开发和保护生物资源、专业人才的培养以及人才培养的作用以及生物产业创新体系的形成和运行。

需求条件，其中包括产业所提供的生物产品和服务市场需求的数量和质量，受到市场需求结构以及消费者的行为影响。目前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在生物产品和服务需求方面表现巨大，不管是现有需求还是潜在需求。需求在促进生物产业发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需要注意将潜在需求及时有效地转化为有效需求。

其他与生物产业有关的支持产业，与生物产业相关的上游产业，如生物资源、生产资料相关联的产业等，和下游产业如生物技术产品应用、配套体系等，与其共同构成相互支持、相互依托的科学有机生物产业链体系，其体系内部的协调性和共生性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企业所制定的发展战略及策略、产业的结构与竞争对手，生物产业企业关于竞争的相关策略等都是生物产业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因此应该实行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提高生物产业的竞争力，实行生物产业集群式健康发展。

3 生物产业发展的现在与存在的问题

第9篇：产业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产业集群；湖南；产业竞争力；提升策略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52-0168-02

产业集群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引人注目的经济发展现象，它是一种国际化的产业布局形式，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市场需要，承担经济全球化的产业分工任务，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已经得到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例如，在美国，有硅谷和128公路的电子业群、加利福尼亚的娱乐业群、西密歇根的办公家具业群等。在德国，有索林根的刀具业群、斯图加特的机床业群等。在法国，有巴黎森迪尔区的网络业群、布雷勒河谷的香水玻璃瓶业群等。产业集群战略现在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企业的普遍关注和重视。

1 产业集群的内涵与特征

1.1 内涵

产业集群指地方企业集群，是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中小企业和关联机构在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的产业组织，该组织形式具有强劲、持续的竞争优势。

1.2 基本特征

1.2.1 地域化集聚

这是产业集群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在一定的区域内集中布局，由一个或几个关键性企业带动，配套企业跟进，构成自发性企业群落，通过衍生、扩张，拓展为更大范围、更大影响的区域布局，从而集聚生产要素和释放规模效应。企业数量的集聚，一方面带来了产品的集聚，实现了生产的规模效应；另一方面还带来了信息、人才甚至是竞争的集聚，大大加快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步伐。

1.2.2 专业化分工

很强的专业化特征是产业集群能够不断成长的重要原因。专业化分工形成的社会化分工网络，把人员的培训、销售网络的建立、运输成本的降低、原材料的供应全部纳入到专业化的分工里。由于高度专业化分工，大量的劳动力得以就业，不仅缓解了当地就业压力，还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高。

1.2.3 社会化协作

随着产业集群发展，生产服务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推动服务性工种从企业内部逐渐转移到企业外部，一批专门从事服务的企业出现了，专业提前、产中、产后服务。同时，产业集群发展所集聚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还带动了运输、仓储、电信、餐饮、旅馆、娱乐、教育、卫生、中介服务、金融保险、房地产等行业的发展。

2 湖南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近几年来，湖南省围绕优势产业形成了较多的产业集群。但与浙江、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比较，湖南产业集群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

2.1 集群内部组织体系水平较低，企业间协作和关联度不强

产业集群强调的是规模经济效应，关注的是企业间密切合作的关系。而总体上，湖南省产业集群内部企业间的行业关联度不高，核心企业不强，内聚力薄弱，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企业网络未形成。纵观湖南省内的一些优势产业集群，虽然经过了几年的发展，但目前能获得以共同行动为主要集群效应的产业集群寥若晨星，基本上还只能获得经济外部性所产生的集群效应，集群内企业间的分工与合作处于较低的层次。

2.2 人才、技术、资金实力偏弱

湖南省很多产业集群是依托于农村或小城镇发展起来的，这些集群主要集中于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花炮业、陶瓷业、米业、酒业、湘绣业、卡通业、老字号饮食业等。这些产业对企业的规模、技术、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都不高，产业的进入壁垒低，因此仅仅通过简单的模仿与学习就形成了大量低端路线的产业集群。同时由于缺乏必要的规模、资金、人才，企业只能以低成本作为竞争优势，培育不出知名品牌。这不仅影响有潜力的大企业成长，也削弱了小企业的盈利和发展空间，阻碍了产业链的延伸，从而危及集群的自我发展和集群竞争力的提升。

2.3 服务体系不健全

在湖南省的产业集群中，围绕着产业集群的相关政策体系和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等配套设施的发展水平亟待增强。很多集群内部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不少集群缺少关联产业和支持产业，缺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有效支撑。当前，产业集群及相关企业最为缺乏的是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和高技能的劳动力教育培训体系。

2.4 政府行为的主导性作用过大，导致产业集群内企业的根植性较差，市场化程度低

随着政策优势和地理优势的逐步减弱，有的地方出现了部分企业外移现象，而一旦产业链中关键企业外移，则极有可能导致整个产业网络的崩溃。因此，从产业集群的经验上来看，以政府为主导规划发展起来的产业集群业有1/5是成功的，而4/5则是失败的。

2.5 集群内部缺乏有利的社会文化氛围

湖南产业集群内尚未建成良好的集体行动规则和内部沟通渠道，缺乏诚信机制，而诚信恰恰是产业集群得以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和重要资源；产业集群内普遍缺乏包容开放的人文氛围，企业间过度的竞争造成了敌意心态，更少于合作。特别是一些地方保护主义，歧视和限制外来企业和人口，阻碍了信息、资源的自由有效的流动和配置。

3 以产业集群促进湖南地区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几点策略

(1)通过对产业集群的科学规划以加强产业关联度，形成“灵活专业化”社会网络，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灵活专业化”的本质是企业内部分工的社会化，这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基础条件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加强产业的关联度，关键是加大扶持龙头产业和企业的力度，从而带动中小企业推进产业集群，走“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集群”和“小规模、大辐射”的路子。

(2)围绕产业集群建立技术研发机构以改变“人才、技术、资金实力偏弱”的现状技术。研发在产业集群中的支撑作用和在区域产业竞争力提升中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技术研发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资金、设备等条件来保证，靠单个企业很难办到。因此，湖南省各级地方政府和各类企业应携起手来，有重点、有步骤地建设实力较强、水平较高、面向整个产业服务的技术研发机构以满足产业集群发展的需要，重点应放在高新技术产业群和特色资源开发加工型产业集群上，从而在根本上提升整个区域的产业竞争力水平。

(3)认真学结浙江、广东发展产业集群的成功经验，建立健全湖南省产业集群的服务体系。在未来优势产业集群形成的基础之上，形成以商贸流通为主体，以传统服务业为支撑，市场化社会化产业化特征明显的现代服务业体系，主要包括科技开发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创新中心、信息服务中心、网络中心、融资担保中心、行业协会、商会等，以及与湖南省内各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密切联系。

(4)正确定位政府角色。某种程度上讲，产业集群的形成是自发的。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关系应该是：政府创造环境，企业创造财富，社会享受成果。政府在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角色应该是做好服务，保护市场主体，提供园区空间和支撑性的基础设施，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产业集群发展的产业集群政策，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提供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发展空间。

(5)培育促进产业集聚的区域文化。产业集群具有根植性,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是建立在该区域的制度文化基础上的。因此，对于那些还没有形成地方优势的产业集群的区域，湖南应加强培育区域内的企业家和有利于创新的制度文化氛围；对于已形成地方优势的产业集群的区域，也要重视制度文化的创新,以发挥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徐康宁.开放经济中的产业集群与竞争力[J].中国工业经济,2001(1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