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及其目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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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观经济政策及其目标范文

5月18日傍晚，在“519”行情八周年之际，中国人民银行及时出手，宣布实施提高利率、提高准备金率和扩大汇率浮动区间“三招并举”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对过热的经济和过热的股市都是一个强烈的调控信号，市场有可能逐渐进入一个调整阶段。

目前，中国A股市场已经全面过热。根据上市公司当前的股价和2006年的业绩计算，沪深300的静态市盈率已经超过40倍，整个市场的静态市盈率已经超过50倍。这一数字表明，在这种估值条件下买股票，每年的收益率也就只有2%―2.5％，远低于当前一年期存款的收益率水平。

此外，中国的静态市盈率在全球横向比较也是最高的。对于全球资金而言，撤出A股市场，转而投向市盈率更低的市场是一种理性的选择。QFII的海外投资人已经开始撤退了。

中国股市过热，成因众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源于中国经济过热。中国经济近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GDP增速已经连续四年超过10%，2007年有望延续。几年来，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格局十分明显，但这种增长一定程度上是以抑制要素价格和牺牲经济增长效率为代价的。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体系中的要素价格一直被扭曲，包括人为压低的劳动力价格（低工资率、恶劣的工作环境与廉价的社会保障成本）、资金的价格（利率）、土地的价格，以及其他水、电、自然环境等资源品的价格率等。研究表明，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资本回报率（ROE）不断上升，其部分原因就是低要素价格管制人为降低了资本成本，后果就是抑制不住的投资冲动，并造成经济增长中的严重透支。

在美国这种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的经济体中，经济过热可以通过通货膨胀指数（CPI）全面地表现出来，从而有利于宏观调控部门的决策。但中国的市场机制不完善，经济过热很可能并不通过CPI，而是通过经济中的某些薄弱环节表现出来。

例如，在短缺经济时代，经济过热一般通过能源原材料的短缺、煤电油运的紧张体现出来。当前，经济过热表现为其他异常现象。由于要素价格被计划管制，低利率推动了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低资源价格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股市泡沫不过是这些异常现象中的一个表现形式罢了。因此，A股市场过热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过热。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因此在美国，面对股市的问题，往往是美联储这类宏观调控部门进行政策相机抉择。比如将利率政策紧盯CPI变动，从而使得股市的变动与CPI的预期高度相关。但是，大部分的新兴市场经济并没有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公众的理性预期也没有形成，CPI其实并不是惟一的宏观调控对象。

然而，大部分的新兴市场政府认识不到这一点，在资产价格泡沫的初期不作为，从而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的不断发酵和膨胀；在泡沫到达无法承受的程度后，猛然出台一些烈性政策，导致泡沫迅速破灭。某种程度上，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泡沫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失当高度相关。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之一的中国，经济过热并不完全表现为CPI上涨，而是体现在经济中的其他薄弱环节。因此，利率政策和其他宏观调控政策应该考虑这些薄弱环节的因素，而不能仅仅盯着CPI。

5月18日“三招并举”的货币政策，显然已将资产价格的泡沫纳入了货币政策的调控范围，其目的不言自明：既为了对过热经济进行降温，更是指向以过热的股市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中央银行的这一政策，对于中国经济和中国股市的健康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当然，中国股市的泡沫还有其他很多因素导致，比如金融产品短缺、人为炒作和资金推动等等。5月18日的货币政策，未必就能立竿见影地迅速遏制股市泡沫的沸腾。很有可能在短期的停滞后，股票价格继续恢复偏离经济基本面的超速运行状态。

第2篇：宏观经济政策及其目标范文

一、会计政策与相关经济政策的区别

(一)会计政策与会计法规的区别

会计法规与会计政策的目的都是规范企业的会计核算,确保向企业的投资者、债权人、政府以及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统一的、可比的会计报表资料,但两者存在着一定区别。

首先,是法律性质不同。会计法规是会计领域的法律规范,其作用是规范和约束企业的会计行为,目的在于调解矛盾,做到公平竞争,最终实现社会经济活动有序地进行。具体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层为规定企业必须遵照执行、无权变更的部分。如基本原则、一般原则等。第二层为规定企业在哪些领域可以进行选择,可选择的领域内幅度有多大。如坏账的转销、存货的计价、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对外进行长期投资等会计方法的选择。而企业会计政策是在会计法规允许采用的会计政策中,根据社会经济环境的现状,从企业自身利益出发,为增强企业再生产能力,对固定资产采用加速折旧法等。

其次是规范的主体不同。会计法规是对每一会计主体的经济行为进行规范,要求其必须按照国家的统一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和编制会计报表,以便各会计主体提供的会计信息横向对比。企业会计政策是在某一会计主体内部根据需要在会计法规范围内所作的选择。每一会计主体具体情况不同,可以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

在此时稳定性不同。会计法规作为国家的法律规范在一定时期、一定经济环境条件下是相对稳定的,如若朝令夕改,势必带来混乱,甚至造成无章可循。而企业会计政策虽然一经确定后不得随意变更,但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最后是目标重点不同。会计法规的制定或进行某些修订的目的,主要是在最大限度地保证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基础上,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便于财务报告使用者更恰当地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会计信息。企业会计政策则是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去选择或对原来采用的原则方法和程序加以修订,以达到最有利地对企业经营状况进行反映之目的。

(二)会计政策与财务政策的区别

企业财务政策的目标是实现投资者利润最大化。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在筹资、投资和分配各环节中通过种种手段以实现其目的。而企业会计政策的目标,则是向外界提供真实、相关的会计信息,在此前提下,尽可能维护和扩大企业的利益。企业选择或变更某项会计政策,可以倾向于企业利益,但必须是提供的会计信息能够满足各使用者的需要,而且这种选择或变更对各利益集团或个人(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的影响只能是短期的,否则其目标便难以实现。

(三)会计政策与税收政策的区别

税收政策与会计政策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倾向性不同。税收政策尽管强调应保护国家利益和纳税人合法权益,但是税收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一种主要措施。首先是要保护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保障国家充裕的财政收入,即具有明显的倾向性。而会计政策强调的是中立性,向投资者、债权人、政府等所有使用者提供相关的会计信息。而是目标不同。税收政策的目标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以便理顺分配关系,保障财政收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会计政策是站在企业的角度,考虑如何向外界和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当局提供真实、公允的高质量及会计信息,以满足他们的不同需要。

二、会计政策的比较与选择

我国具体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中,会计政策的基本含义是指宏观会计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企业(微观)财务会计政策,而且制定主体皆为企业。但是,它们的制定权限是有差别的。在我国,会计准则属于法律规范,可以直接用来约束企业的会计行为,企业会计政策是在会计准则给定的范围内所作的选择,企业超出或不接受给定的范围去作其他的选择是不允许的。

在我国,由于企业采用的会计政策影响企业向外提供可会计信息,企业对会计政策选择的范围和幅度应该多大,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过小,影响企业认真选择会计政策的积极性,使会计政策在体现经营思想方面的作用难以发挥。过大,会带来如下问题:(1)削弱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如果企业选择会计政策的范围和幅度过于宽松,必然导致相同的会计事项或同样的经营状况,产生较大差异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从而影响不同企业会计信息的对比,也不便于国家宏观调控。(2)导致会计信息失真。企业会计政策过宽的选择余地,会给企业人为地调节成本、费用以及最终经营成果带来方便(3)影响国家和其他投资者的利益。企业采用的会计政策,涉及企业与相关各利益集团的经济关系、分配的经营利益。因为不同的会计政策产生不同的经营成果,必然对各利益集团带来不同的影响。

鉴于以上情况,笔者认为,在企业(微观)会计政策的选择上不应过于强调与国际接轨,更不宜照搬西方某些国家的做法。因为我国的多数会计信息使用者尚缺乏会计方面的专业知识,现有的技术条件也难以满足他们处理会计信息的需要。此外,有些企业还存在着短期行为。因此,过于宽松的企业会计政策只会带来诸多问题。我国在有关准则中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和变更都作了严格的规定,这是十分必要的。

三、会计政策披露的内容和方式

自会计准则颁布以后,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按统一会计制度处理各企业会计的情况,企业有了选择会计政策的权力。而采用不同的企业会计政策,会使得同一会计事项所涉及的会计要素有不同的分配结果,进而导致财务报表所揭示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撑过产生重大差异。由此可见,企业会计政策是企业财务报表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一个没有揭示会计政策的财务报表不是一个完整的会计信息。这足以说明会计政策披露的必要性。

企业会计政策应披露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通常遵循的会计政策。有些会计政策,一般企业在正常情况下都必须遵循,不存在选择问题。由于某种原因未采用时,应说明其事实和理由。

2.重要会计政策。何为重要会计政策难以量化。通常认为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重大影响的,应确定为重要会计政策。

第3篇：宏观经济政策及其目标范文

关键词：克林顿与小布什；政府；财政政策：比较

一，引言

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应对短期经济波动和调整经济周期的重要手段，在经济发展某些阶段上也是扩大公共投资、提高经济长期增长率的重要方式。财政政策如果运用得当，能够起到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作用，反之则会阻碍经济发展。一些发达国家在财政政策的运用方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这些财政政策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特别是克林顿与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二、克林顿与小布什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比较

1　概述

评价一届政府推出的财政政策的优劣与成败，首先应看它是否实现了预期宏观经济目标和取得了实际成效。美国财政政策独立于货币政策，但历届政府在多年的实践中创造了二者协调配合的成功模式，尤以克林顿时代为典型。在变化了的经济条件下，小布什入主白宫后在财政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上有所改变，实施了大幅度减税计划。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时代开始，美国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就使其经常项目和财政收入出现大量赤字，虽然经过克林顿总统期间的紧缩财政政策使双赤字问题一度有所缓解，但小布什政府的经济扩张政策又使美国经济步入“双赤字”轨道。1992年－2009年财政年度美国联邦部分财政指标状况参见《B-78 TABLE－Federal receipts，outlays，surplus or deficit，and debt，fiscal years，1992-2009.》

2　克林顿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产生的结果

1993年1月20日克林顿入主白宫时，面对着他的是经济回升乏力、失业率不断上升、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债务猛烈增长的形势。但在其第一任期内，美国经济即出现了战后最佳态势，经济持续高增长低通胀，财政赤字大幅削减。而在其第二任期内，到1998年，财政赤字消失并出现盈余，失业率和通胀率为战后最低水平。这一巨大变化其中关键的因素是克林顿政府的财政政策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从B-78 TABLE可以看出，自克林顿推出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以来，联邦财政赤字由1992年的2903亿美元降到1997年的219亿美元，是1974年以来赤字的最低水平。1997年5月克林顿与国会达成5年实现财政预算平衡的协议。1997年8月5日克林顿签署了《财政预算平衡法案》和《减税法案》，预计到2002年实现财政预算盈余(从B-78 TABLE可以看出，实际上1998年就实现了财政预算盈余)，从根本上消除多年来困扰美国经济的财政赤字。

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平均增长率约为4％，通胀率和失业率分别为1.7％和4.2％，是战后最低水平。从B-78 TABLE可以看出，1992年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达2903亿美元，1997年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降为219亿美元，1998年联邦政府实现财政盈余达693亿美元，而在2000年财政年度里，联邦政府的财政盈余达2362亿美元，大大高于1998年693亿美元的水平。就此而言，克林顿的财政政策是卓有成效的。

从B-78 TABLE可以看出，克林顿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是：1992至1997年财政赤字大幅度下降并实现预算平衡，1998至2001年连续四年保持财政盈余。财政赤字减小，盈余增加，债务减轻，利率下降，投资扩大，美国经济连续十年持续高速增长。这便是克林顿政府财政政策自身发展的逻辑及其产生的经济成果。

3　小布什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产生的结果

小布什接任总统伊始，美国经济持续增长连创新纪录但又面临急剧减速危险的十字路口。如何保证美国经济持续繁荣，对于小布什而言，最重要的是防止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小布什总统的财政政策的一个中心环节就是推行减税，他的第一套减税计划是在2001年6月推出的，规定10年内共减税1.6万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布什政府强调美国社会各阶层、各集团减税的同时，联邦政府的各项开支也在迅速增加。布什就任总统以来，防务开支增加了27％。此外，非军事的支出也增加了21％。事实进展的结果是，美国经济的疲软，各项军事行动、政府减税和更多的财政开支，使美国的联邦预算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表2.1可以看出，小布什政府执政之初，2000年联邦的预算盈余为2362亿美元，约占GDP的2.4％，2001年联邦的预算盈余为1282亿美元，约占GDP的1.3％，在发达国家的财政预算中处于前列。到了2002年末，预算已转为赤字，约占GDP的1.5％。2003年末，预算赤字约占GDP的3.5％，而2004年美国的财政赤字约占GDP的3.6％。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小布什政府对财政政策也做出了适度紧缩改府支出的调整，这表明小布什政府已经在缩减政府支出方面有所行动。

从B-78 TABLE可以看出，2004年财政预算赤字达到占GDP3.6％的高峰，以后逐年下降，2005年末，美国政府预算赤字约占GDP的2.6％，2006年约占GDP的1.9％，2007年约占GDP的1.2％，美国经济又恢复增长态势。由于美国房屋次贷危机的影响，估计2008年美国政府预算赤字达将到GDP的2.9％。预计2012年将恢复收支平衡，甚至有些盈余。从B078 TABLE还可以看出，近几年来美国的债务占GDP的比率是：2004年约为64％，2005年约为64.60％，2006年约为65％，2007年约为65.5％，估计2008年达到68％的高峰，预计2009年可下降到39％。尽管遭遇住房市场疲软、信贷市场紧缩以及能源价格高涨等不利因素，但得益于经济的灵活性、开放性以及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政策的实施，2007年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仍达到2.5％，为连续第六年实现扩张。

据小布什总统2008年2月13日向国会提交的年度经济报告预计，2008年美国经济将增长3.4％，2009年将增长3.3％，均高于2007年3.1％的增长率。2007年，美国的平均失业率为5.1％，预计2008年失业率将降至5％，2009年仍将保持在这一水平。美国消费价格指数2007年上升了3.4％，为5年来的最大升幅，预计2008年和2009年美国消费价格指数的增幅将不会超

过2.4％。从B-78 TABLE可以看出，小布什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是美国联邦财政由2001年1282亿美元的财政盈余到2002年转为1578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到2004年财政赤字达4127亿美元，创历史最高记录，美国经济进入减缓状态。小布什政府适时调整了财政政策，采取了紧缩政府开支等措施，2005年至2007年连续四年保持财政赤字减少，债务减轻，美国经济又恢复增长状态。由于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影响，2008年2月美国官方估计联邦财政赤字估计可达到4100亿美元，2008年10月美国官方估计将可达到4550亿美元，联邦财政赤字将创下新的历史最高记录。小布什政府财政政策产生的预算赤字的消极经济后果已经逐渐显示出来。

总的来说，小布什时期，美国经济呈现波浪型发展态势，平均增长率低于3.5％。利率上升，投资减少，一些抵押贷款证券二级市场的萎缩以及大型金融中介机构可能的资产减记，都是经济扩张面临的新的下行风险，目前，美国经济又跌入减缓期甚至进入衰退期。这便是小布什政府财政政策自身发展的逻辑及其产生的经济结果。

4　克林顿与小布什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比较

克林顿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面与小布什政府的一个最大不同点在于，克林顿推行平衡财政的政策，主张财政收入同财政支出大体平衡并出现盈余。而小布什却实行赤字财政政策，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从而导致财政赤字不断攀升。尽管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取向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强调了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1992年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信奉的“政府干预主义”重新上台，实施被称为“克林顿经济学”的经济政策，推出了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最重要的是一揽子经济复兴计划，核心是既要削减财政赤字，又要增加公私投资。这使美国经济步入稳定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8年任期内，美国经济在低失业、低通货膨胀和低利率的条件下，实现了长达10年的持续扩张，年均增长率约4％，突破了此前20多年美国经济增长2.0％-2.5％的速度极限。在克林顿产业政策促进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信息产业成为美国最大的新经济增长源。信息技术及高新产业的高速发展带动了整个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克林顿重振美国经济的经济战略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2000年，小布什竞选总统成功，此时美国经济正处于发展降速期：股市下挫、国内投资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贸易赤字高企。其上任后美国又遭遇“9・11”恐怖袭击，经济不断下滑，迫使小布什政府对内外政策进行大调整。在经济政策上，小布什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包括大规模减税和扩大政府财政支出，以及宽松性的货币政策。为阻止经济陷入衰退，2001-2002年美联储先后12次降息。这些因素使美国金融市场得到较快发展，股民和消费者信心十足，导致投资增加，个人消费开支膨胀，股市价格上扬，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自2004年6月以来，为抑制经济过快增长，美联储连续提息17次，这是美联储为实现经济“软着陆”和经济的长期增长奠定的基础。受“双高”赤字的影响，美元在2002-2004年连续三年贬值，幅度近50％，不但减轻了债务负担，还有利于美国扩大出口。小布什执政的6年，使美国经济走出了衰退，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失业率呈现出下降趋势。2004年以来，美国GDP增长持续在3％以上。尽管受次贷危机影响，2007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仍预计为2.9％，美国经济处于较为稳健的增长时期。

总之，财政政策作为一国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工具，其运用的成功与否并不是通过财政盈余或者赤字的状况衡量的，财政改策的实施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才是衡量其成功与失败的标准。尽管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取向有所不同，具体政策的选用和实际产生的效果也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强调了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其目的都是为美国政府制定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服务，以确保美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和经济“霸主”地位。

三、对我国持续改进财政政策的借鉴

1　概述

制订财政政策应立足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既面临着加快发展与深化改革的双重任务，也面临着短期经济增长基础缺乏自主性和长期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的双重压力。创造性地借鉴和汲取克林顿与小布什时期美国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对持续改进我国的财政政策的现实指导意义。

2　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财政风险预警体系

要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财政预警体系。一要合理设置政府债务控制指标，我国财政收入能力低，而且我国国责债是短短几年形成的，增速过快。因此我国财政的抗风险能力应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赤字率和债务率控制指标也应比发达国家控制指标更为严格。二要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全面清理各级政府的债务规模，实行年度报告制度，建立政府债务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同时要规范政府债务管理制度，由各级财政部门统一负责内外债的管理。三要推进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改变财政对银行单一的注资方式，防范金融风险转化为财政风险。四要保持合理的债务规模和期限结构，将债务负担率控制在合理界限内，有效防范财政债务风险。

3　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多种手段的综合效能

财政政策的作用重在结构调整，试图通过财政资金进行大规模投资来调节经济总量是任何国家财政力所不能及的。为此要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方向和力度，在维持现行赤字规模不变的前提下，适当调减建设国债投资规模，逐步实现中央预算内经常性投资与国债投资并轨。积极调整和完善税制，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在刺激内需、激励供给和调整结构方面的作用。完善财政补贴和财政贴息政策，加强对社会投资的引导。进一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政府公共服务水平。

4　建立财政中长期规划管理机制

我国虽然在2003年试编了财政发展五年滚动计划，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也第一次试编了财政发展三年滚动计划(2004年－2006年)，但远未形成有约束力的制度。编制滚动计划应与部门预算改革、国库收付改革和实施政府采购一样，成为并重的财政管理重大改革，这是实现政府宏观调控、公平收入分配、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今后编制财政发展滚动计划，要理清财政政策目标和发展趋势，明确分析财政中长期收支变化趋势，增强财政支出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并充分反映财政债务风险状况，及时采取措施防范和化解风险。

第4篇：宏观经济政策及其目标范文

积极财政政策的体制风险是指政策的运用存在的影响市场经济体制正常运行的可能性。市场经济理论与发展的实践均表明，与经济的市场化相对应的必然是财政的公共化。公共财政的活动是充分尊重市场力量，只对市场起补充作用而不干预和损害市场运行的规则。就此而论，积极财政政策的体制风险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对公共财政运行的干扰和不利影响。这就是说，如果积极财政政策是在公共财政的框架内运行的，则有利于市场体制的建设与发展，不存在体制风险；反之，存在体制风险。

毫无疑问，政府采用积极财政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市场在宏观经济运行上的失灵，熨平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增长。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政府的政策运用，并非总是在公共财政的框架约束下进行，其结果，政府并不能做到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护市场体制两重目标的兼顾，而是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可能对市场本身的运行规则和效率产生损害。因此，可以说，积极财政政策的体制风险实质上是政府失灵的一种表现。在实行积极（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由其政策内容和特点所决定，容易使财政分配活动偏离公共财政的原则，存在着较大的体制风险。

首先，财政活动规模扩大从而偏离政府与市场间资源配置的均衡规模。由于社会资源是稀缺的，社会需求包括对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需求都很难得到最大满足。而且，一般情况下，由于我们不能说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哪一个更重要，因而社会资源在两种物品间并没有一个孰先孰后的配置顺序。为使资源配置的效率最大化，资源在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配置应达到二者社会边际效率相等的那一点，实现“庇古均衡”。而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大总需求效应是以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为前提的，从而可能使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占有的资源过多，偏离“庇古均衡”，导致效率损失。

其次，财政活动范围的扩大从而混淆政府和市场活动的分工边界。按照公共财政原则，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市场提供私人物品，混合物品则由政府与市场共同提供。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情况下，政府为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有可能在混合物品供应领域占据太多的份额，并且介入私人物品的供应。

第三，财政决策可能偏离民主财政的原则，导致财政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公共财政理论认为，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即公众向政府交税，政府受托提供公共物品。提供公共物品的数量和种类，则应由公众民主投票决定，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整个过程应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因此，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财政是公共财政，而公共财政的本质则是民主财政。然而，通向民主财政的道路并不平坦，撇开技术性的障碍如循环投票等不论，现实中的民众由其社会和经济利益所决定往往从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或群体，而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往往是不均衡的，最终的决策结果可能较多地考虑强势集团的偏好，偏离全体民众的真正意愿，从而偏离民主财政的轨道。为增加市场需求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以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为主要内容的，如果我们可以把减税和得到财政支出的好处看成是一种“租金”的话，那么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可以看成是政府“设租”活动，强势集团往往会通过寻租得到主要的减税份额和成为主要的支出受益者。这不仅有悖于市场公平，而且，寻租所导致的大量资源浪费也严重降低了市场的效率。另外，按照公共选择理论，政治家也是经济人。在财政扩张过程中，他们也可以打着扩张需求的旗号，对财政资源做有利于强势集团的安排，以换取强势集团的支持，获取政治利益。总之，扩张性财政政策更有可能使财政活动偏离民主财政的轨道。

需要说明的是，积极财政政策也就是扩张性财政政策。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体制风险显然不只是在我国才存在，市场经济国家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都面临同样的威胁。为什么倌奉和崇尚市场机制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坚决地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扩张政策？显然，不能说他们仍和斯密时代的经济学家一样天真地认为市场是完美无缺的，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从主要的方面来说，他们可能正是担心政府职能的扩大和财政的扩张会损害市场体制。总之，财政扩张政策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凯恩斯主义看到的是其对宏观经济波动有利影响的一面，而新自由主义则正相反，更多地注意到了其对市场经济的威胁。

转型国家的市场机制本来就不完善。一个不完善的市场存在的缺陷比那些发达国家就更多、也更复杂。因此，我们承认在我们这里政府的作用要多一些，同时，更应认识到市场体制建设的任务也更重，因而在利用政府纠正市场缺陷的过程中更应提防其对市场体制的危害和影响。

二、积极财政政策体制风险的现实分析

1.财政规模的迅速扩张及其非市场化的扩张方式

综合考虑财政汲取资源的各种途径来审视政府占有资源规模的变化，我们认为积极财政政策无疑存在着一种（计划）体制复归效应。而为扩张财政规模采取的那些非市场化的形式，以及下述政府财力运用上的非公共化问题，更会使我们感受到计划体制的影响和体制风险的存在。

2.国有经济偏向与财政支出结构的非公共化

市场经济要求财政应向不同企业提供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而不论其在所有制性质上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然而，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表明，政策支持的重点过分倾向于国有经济体系，而对非国有经济的需求则比较冷漠（孙健夫，2002）。从1999年增发的国债除了继续进行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外，还以财政贴息的方式，有选择地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等提供支持。当然，国有企业并不一定生产和提供私人物品，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公共物品的提供电是通过建立国有企业来实现的。在我国，很多国有企业实际上在提供准公共物品甚至公共物品。如果财政对这些国有企业提供投资支持，那是正常的，也是公共财政的职责。问题在于，我们注意到有关部门在选择对那些国有企业提供技改支持时，所依据的原则基本没有考虑公共财政的要求，而是从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银行资信、综合实力、管理水平以及企业的地理位置、对拉动内需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等因素来确定重点支持对象的。这些国有企业主要处于冶金、纺织、石化、机械、汽车等行业，显然不是公共物品（甚至混合物品）的生产者，当然也就不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无疑，财政的支持的确使这些企业焕发了生机，也有效地带动了社会和银行的投资，提高了竞争力，拉动了内需。但非国有企业却得不到这样的财政优惠，难道对非国有企业的支持就不能“四两拨千斤”，拉动内需吗？显然，技改贴息政策的运作带有明显的国有经济偏向。这种政策安排的负面影响是，一方面财政投资结构非公共化，另一方面则是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和对政府的重新依赖。

3.城市偏向与收入分配政策的公平及效率偏差

财政的收入分配政策属于再分配范畴，其目标主要是缩小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财政收入分配政策的效率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前者是指财政的收入再分配要尽可能尊重市场分配的结果从而不伤害市场分配的效率；后者是指财政的收入再分配要有助于弥补市场在宏观经济运行上的缺陷，消除宏观经济波动，提高宏观经济运行的效率。

财政的收入分配政策能否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目标，在技术上取决于多种因素，但最终取决于这种公共政策的产生过程是否兼顾了社会各方的偏好和利益，这种非市场性决策过程能否贯彻市场经济的精神，是否在民主程序内进行。已如前述，经济理论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已经表明，政府失灵是一个普遍现象。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也是如此。帕累托最优在现实中受到太多因素的制约并不能实现，政府财政决策的目标在于尽可能创造条件追求帕累托改进。

从通货紧缩的经济背景来看，增加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应该是近几年收入分配政策设计的直接和主要目标。相比较而言，政策的侧重点可能在分配的宏观效率。然而，以效率标准来审视1999年以来的收入分配政策，政策效果也并不明显。不否认增加下岗职工生活费，增加的收入可以增加消费。因为，大量的下岗职工生活比较贫困，对增加的收入他们不会存起来不花。主要问题在于对公职人员的加薪政策。我们知道，经济学上有一个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收入越低，边际消费倾向越高。因此，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加消费需求应贯彻低收入阶层优先的原则。在我国的低收入阶层，除了城市的下岗职工外，更多的是农民。要增加消费需求，最应该增加收入的是农民。九亿农民收入水平过低是国内消费需求的“瓶颈”，占总人口70%的农村居民消费份额不到40%，人均消费不及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而公务员既不是低收入阶层，也不是增加收入后最能扩大需求的群体，而他们却成为收入分配政策调整的最大受益者。收入分配政策的效率偏差是显而易见的。

收入分配政策之所以存在公平与效率上的偏差，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政府在认识分配财政资源方面有失偏颇，因而未能给社会不同阶层以平等的财政待遇，而出现了明显的城市偏向。按照公共选择理论，政府的财政行为，无论是提供公共物品还是进行收入再分配，应反映全体纳税人的偏好（尽管现实中不同人群向政府提供的税金不可能相同），政府的财政决策应是公共选择的产物。然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经常发生的情况却是社会强势集团对决策的左右以从中谋取在真正民主选择中不能得到的财政利益，和政府对强势集团的偏向以换取后者对其政治上的支持而谋取政治利益。毫无疑问，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为政府和强势集团的上述活动提供了机会和舞台。在我国，城市公民特别是公务员最靠近权力中心，是明显的强势群体。收入分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论决策者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客观上则确实迎合了强势集团的偏好，从而也就偏离了公共财政的原则和市场经济的要求。

三、几点理论见解

其一，一般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启用以政府规模和作用的扩张为主要手段，总有可能对市场活动范围和规模产生排挤效应以及对市场活动的规则产生伤害，总是存在着一定的体制风险，这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和正在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但在那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市场经济的观念和传统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和沉淀已经根深蒂固，社会往往存在一种自发的力量形成对政府和财政扩张的牵制（如西方国家存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及其与政府干预主义的不懈的斗争），这有助于减轻财政扩张政策的体制风险，使政府在偏离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上不至于走得过远，保障市场经济体制的安全。中国作为转型国家，受计划经济惯性的影响和没有市场经济的思维沉淀，在政府政策手段选择上更容易偏离市场经济，不仅存在比其他国家更大的体制风险，也更容易忽视这种体制风险。

其二，建立在公共财政基点上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一定是最能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特别是对于中国" 目前的转轨经济。这意味着财政政策要有效拉动经济增长，有可能偏离公共财政的基点，需要付出体制代价。19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不仅仅是经济总量上的问题（总需求不足），更主要的是深层次的结构问题（供给结构不协调）。没有不合理的需求，只有不合理的供给。需求的不足实际上是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脱节引致的。因此，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促进经济增长，还需要在调整供给结构上做文章。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结构的协调主要是依靠市场自发调节来直接实现的，政府一般不介入结构调节过程，从而公共财政的调控职能主要在于协调经济总量；政府和市场在经济调节方面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协调。政府和市场在经济调节方面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分工，前提条件是市场机制的健全和有效运作。显然，中国转轨经济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市场机制的不健全使其难以独立承担结构调整的任务，政府只能延续计划经济的做法，继续承担结构调节的使命。如前所述的财政贴息政策，实际上就具有调节供给结构的性质。而且，在今后一个时期，财政在这一领域还会继续发挥作用。

其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运用财政扩张政策过程中，政府需要审慎处理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矛盾关系，其中，关键是要权衡经济增长的社会贡献和体制风险（代价）以及经济增长对财政政策的依赖程度。上述分析已经表明，在转轨经济中，为促进经济增长，政府财政政策偏离公共化的轨道和经济市场化的轨道有时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基于增长与改革的矛盾关系，政府实际上有时会被推上一个两难的境地：是保改革，还是保增长？或者，是改革优先还是增长优先？我们认为，在处理这个问题从而决定财政扩张政策的取舍时，一味地强调经济增长或一味地强调改革可能都是不可取的，而应因时而异，即确定哪一个方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当前来讲，没有经济增长，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都难以解决，并会危及社会的稳定。而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可以解决、至少可以缓解很多社会矛盾。经济增长的巨大社会贡献决定了其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政府启用一些体制风险较小的经济增长手段（如货币手段）又不见效。这又表明，目前的经济增长对财政扩张政策已经存在很高的依赖度。在这种情况下，付出一定的体制代价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也是值得的。在我们看来，体制风险并不等于体制危机，也就是说，采取某些非市场的手段来实现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对市场体制的否定，更不意味回归计划经济体制，只是改革的进程暂缓而已。但这样做，是对经济增长的社会贡献及其体制风险权衡的结果，而不可以理解为可以忽视这种体制风险，更不意味着为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可以随意付出体制代价。没有一个健全的体制基础，这种经济高增长是注定不能持久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因时而异和对体制风险的客观评价，特别是一个度的把握。

其四，能有效带动民间经济的财政扩张政策是最具经济增长效力的政策，也是体制风险最小的政策。因此，应把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之所以存在较大的体制风险，与财政政策运用过程中民间经济未能如期跟进有关。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初期，有关部门曾声称增发的国债资金“一分钱也不用于加工项目”，因为加工项目属于私人物品的生产活动，属于市场调节的范围。政府原本希望通过政府投资的扩张效应带动民间投资，以此来带动整体经济的增长。但实际情况是，政府的国债投资政策在1998年第四季度使经济出现好转迹象后，1999年一季度开始出现效力递减从而导致经济增速回落，GDP增幅由1998四季度的9.6%下降到1999年一季度的8.3%、第二季度的7.1%和第三季度的7%.政府不得已于1999年下半年又增发600亿元国债，并将其中的153亿元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改贴息，迄今为止，积极财政政策已运行四年有余，民间投资和消费一直处于萎靡不振状态，经济的增长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政府的“独木撑天”和财政的“孤军奋战”。政府的扩张政策如果不能唤起民间经济的响应，则必然会导致财政扩张政策的长期化和范围的扩大化，由此带来的后果便是各种负面影响，包括体制风险的加深和积累。无疑，民间投资不响应，有民间经济自身内在的原因，同时也不可否认与政策的操作不当有关。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讨论。总之，如何把财政政策建立在拉动民间经济的基点上，我们还需要积累经验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技术。这是提高政策的调控效果和防范体制风险的共同需要。

参考文献

[1]高培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N].人民日报，1997-05-10.

[2]高培勇。“量入为出”与“以支定收”——关于当前财政收入增长态势的讨论[J].财贸经济，2001，（3）。

第5篇：宏观经济政策及其目标范文

征税与纳税是一种永恒的、充满智慧的动态博弈对局。企业通过科学合理的纳税筹划可以降低税务成本，提高企业纳税意识，改善生产经营模式，提高财务管理水平，降低财务风险。科学、合理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做好纳税筹划方案设计有助于企业实现经营战略目标。

一、纳税筹划的定义及原则

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遵守税务法律法规和其他规章制度的前提下，在既定的税制框架内，为达到降低税负和防止税收风险，运用自身的权利对企业的战略模式、经营活动、投融资行为、理财涉税事项等各项活动进行事先安排规划，以达到节税、递延纳税或降低风险为目的的一系列税务规划活动。

纳税筹划是企业财务管理活动中的一部分，必须按照以下几条原则：

第一，依法合规原则。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中，依法合规是区别逃税、偷税的根本性标志，税务筹划的概念已被大众接受。企业只能在税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开展纳税筹划，必须按照法律规定选择各种纳税方案，而不能违反制度规定，逃避税收负担。税务筹划的前提条件是必须符合国家法律及税收法规，纳税筹划从某个角度上看是“钻了法律的空子”， 但依法办事是硬道理，务必以法律法规制度为准绳，在规章的制约下从事税务筹划活动，没有法律依据的税务筹划必将以失败告终。

第二，总体利益最大化原则。企业在制定筹划方案时必须从全局利益出发，税务筹划是通过滞延纳税时间以及降低税务负担来取得税务利益，追求公司效益最大化。企业不能将眼光放在降低个别税种上，要通过测算分析综合各个税种的税负影响， 选择能使公司整体负担最低的最优纳税方案。

第三，成本效益优先原则。纳税筹划的根本目标就为了公司利益最大化。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随着某一项筹划方案的实施，纳税人为了获取额外的税务利益，必然会为该筹划方案的开展支付相应的费用，以及因为选择该筹划方案而需要负担其他方案的机会成本。企业的纳税筹划不是税率税金的单一比较筛选，务必参考财务思维模式计算资金时间价值。

第四，事前规划原则。税务工作一般包括事前、事中、事后三部分，纳税筹划要在事前借助多项手段开展设计安排、统筹规划提高事前管理行为能力。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纳税义务通常滞后于应税行为，为了节省资金成本提高资金效率延迟缴纳税金，客观上提供了在应税行为前事先做出筹划的可能性，有利于开展各项税务筹划工作。

二、纳税筹划方案设计的目标

纳税活动本身就是一个知识交叉领域，融财务会计、税收、法律和管理为一体。纳税筹划方案设计，是一种融战略规划、经营模式、商业模型及管理模式于一体的，以税收规划设计为核心要素的智慧性行为。

纳税筹划方案设计，是企业税务管理的创新，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纳税筹划方案设计的管理目标是：

1.规避企业税收风险

规避风险是纳税筹划方案的目的之一。虽然纳税筹划在概念上不等同于偷逃税款、漏缴税金，但在实际生活中两者之间经常出现混淆。纳税筹划方案的设计要吃透法律精髓，领悟税法内涵。纳税筹划方案设计过程中，企业不定期进行税务工作自查自检活动，过滤、清理、消灭隐患；谋划即将开展的纳税工作，设计规避未来税收风险的方针战略。

2.探索规律性的税务模式

由于企业经营活动和运作管理有规律性，根据企业自身特点有的放矢地制定纳税筹划最优方案。研究设计方案过程无疑就是去挖掘最为有效、最为合适的纳税模式，将其固化于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提高企业内部控制管理水平，长期对企业的特定业务发挥作用。虽然每个企业都有其特点，但在税务管理上却有共同共通的部分。在税务策划方面，出色的纳税模式是可以复制、嫁接和移植的。成功解决企业税收问题的纳税筹划方案，可以成为一种优秀的创新模式，规律性地推演到其他相邻行业企业中。

3.实现企业合法权益

纳税筹划方案的设计推动税务工作在重大涉税业务的事前参与，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在重大涉税事项的决策流程中，挖掘了税收操作的最佳模式，加入税务咨询环节，探寻了合理纳税的最优方法。提前开展税务尽职调查和税务筹划，节约纳税成本，确保应当获得的合法权益，规避纳税风险，在合法基础之上的节税效应是没有法律风险存在。纳税筹划方案要实现企业效益增值，需在设计过程中评价方案的的可操作性和可行性，并从法律角度维护纳税操作的有效性和合法性。

三、纳税筹划方案设计的切入点

纳税筹划方案设计必须依法合规，不是所有的经济行为都可以进行合法地税务筹划，税务管理有其特定的客观空间。课税范围、对象、税率、应纳税额有选择性的开展筹划，并不是所有税种都具有筹划空间，进行纳税筹划方案设计要选择合适合规地切入点：

1.确定节税幅度大的税目切入

从根本上看，所有税种都可以进行税务方案研究设计，但由于不同税种的性质不同，税务筹划的办法、渠道及其效益也不同。在判断节税事宜上，重点关注两个因素：

（1） 税务与经济活动的相互影响。在经营管理中某些税种对企业的效益影响深远，在经济活动中地位特殊比重较大作用明显。这些特别税种通常就是税务筹划的重中之重，因此，企业在进行方案研究设计之前要排查确定哪些税种具有筹划价值。

企业作为市场活动主体，在进行经营管理活动时，即要自觉地使本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规定保持同步，也要考虑个体的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显著的产业倾向时，税收作为有效的经济手段直接作用于市场，鼓励并扶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强势竞争力的行业、市场和产品。因此企业在重大涉税经营事项决策时，就应当按照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要求，放弃限制发展的行业，以此来增加营利能力，减少财务风险。

（2）潜力大的税负弹性。税负弹性具有很强的引导性，税负弹性越大，税务筹划的潜力也越大。按照以往的规律，税种的税源充足，税负的弹性伸缩也大，重点税种是纳税筹划的主要关注对象。税制要素构成也是影响税负弹性的重要因素。其主要包括税率、税基、扣除额和税收优惠。税收扣除额越大，税收优惠越多，税负就越轻。税基越宽，税率越高，税负就越重。

2.依据税收差别待遇切入

税收优惠既税收差别待遇是税制设计的基本要素，用足用好用活税收优惠政策本身就是纳税筹划的过程。国家为了充分发挥税收杠杆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职能、体现产业政策，通常在税种设计时，制定了不同经济行为的税种差别、优惠政策差别和税率差别。税收差别待遇为企业税收筹划开拓了空间。纳税人应充分了解税收优惠政策，并按规定程序进行申请，避免因程序不当而失去应有的税收权益。税收政策还存在种种不成熟与不规范的规定，有许多有待进一步改善的地方，企业不得滥用税收优惠条款，曲解税收优惠政策，杜绝以欺诈手段骗得税收优惠

目前，我国经济体系尚不健全，税制不完善，市场波动性教大，法规法制力度较差，企业在财务税务方面与政府机关有很大协调沟通空间。因此，企业应主动与各财税机关建立保持长期稳定的政企关系，了解国家财政、税务统计动态，多沟通多交流掌握国家在财税上有何特殊优惠政策及要求，积极争取政策扶持照顾，获得最大税收利益。

3.从纳税主体构成切入

根据法律规定，每一税种都明确规定出各自的纳税人，凡不属于某一税种的纳税人，则无须缴纳该项税收。由于生产经营活动的复杂性及特殊性，在某些特定范围上税法未给予准确的界定。做纳税筹划调研时企业必须进行全方位的利弊分析，全面综合的考虑争取选择避开成为某一税种的纳税人，尽量从根本上减轻税收负担问题。

4.从应纳税额的动因切入

影响应纳税额的动因主要有两个，即计税依据和税率。计税依据越小，税率越低，应纳税额就越小。反之，计税依据越大，税率越高，应纳税额就越大。所以纳税筹划的操作方法就是要分别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找到合法的手段控制应纳税额，实现降低税负的目的。

四、纳税筹划方案设计的结合点

纳税筹划方案设计需要以下几个关键环节的结合，即：

纳税筹划=业务流程+税收政策+筹划方法+会计处理

因此，抓住三个关键结合点是做好纳税筹划方案设计的必要条件，即将现行的有关税收政策和业务流程结合起来；将税收政策与其相适应的纳税筹划方法结合起来；将恰当的纳税筹划方法与相应的会计处理结合起来。下面就对这三个关键结合点进行具体阐释：

1.业务流程与税收政策的结合

所谓的业务流程是指企业开展某项工程业务的全过程，如企业开展大型投融资行为、扩大某类产品的市场份额等。在发生业务的全过程中，纳税人必须要了解自身从事的业务与之相关的税收政策、税率各是多少，自始至终涉及哪些税，采取何种征收方式，过程中有无税收优惠政策可以有效运用，法律和法规是怎样规定的，有无可以利用的规章制度漏洞来获得额外的税收利益。在深刻分析以上情况后，企业应高效、有针对性地利用这些动因来开展纳税筹划节税增收，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的。

2.筹划方法与税务政策的结合

纳税人在准确掌握与自身经营相关的税收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合理有效的税收筹划方法对各项法律法规进行安排，选择与自身经营活动相适应的纳税筹划切入点。

3.财务会计与纳税筹划的结合

纳税筹划的终点是降低税收负担，减轻企业税收成本。其目标是由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决定的。实现该目标只有税收政策和筹划方法还不够。税收筹划应归结于企业财务管理的范畴，企业的所有经营业务的结果最终都要在会计核算中体现，在确定税收筹划方案时，企业还要利用好会计处理方法，不能一味地仅考虑税收成本的降低，把纳税筹划结果恰当地体现在会计处理中，以期达到降低企业税负的最终目的。

五、纳税筹划方案设计的关键期

1.企业建立、调整组织架构时

企业建立环节是进行纳税筹划方案设计的关键时期，税收政策中有许多法规尤其是营业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都是针对新成立的企业制定的。企业的组织架构调整会给财务管理带来很多影响，包括税务和经营方面，调整组织架构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时期，所以要走在组织架构调整之前进行纳税筹划方案设计。

2.企业开展重组整合时

为了增强市场竞争力企业进行分立合并，在并购重组中寻找纳税筹划的节税空间极为重要，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来规范企业的合并分立活动。在资产整合及分立合并之际对现行的税收政策进行有效的纳税筹划，不仅可以降低并购成本，获得较大的纳税筹划空间，而且对企业并购的后续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3.签订合同契约时

在对外签订契约时，企业要综合考虑合同条款对纳税活动的影响，否则会给企业的后期经营带来隐患。因此，对于合同条款的仔细斟酌甚为必要，为了达到纳税筹划节税目标必须调整或改变合同条款。

4.开展特殊重大业务时

企业发生重大特殊业务时，也是进行纳税筹划方案设计的关键时期。因为业务特殊影响重大，会直接作用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上。企业准确掌握充分了解相关税务规章制度，设计最优纳税筹划方案，可以利用该特殊业务一举筹划成功。

5. 调整税务政策时

第6篇：宏观经济政策及其目标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税收政策;结构性减税

一、税收:国际金融危机下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

政府课税的重要根据之一是调节经济,发挥税收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以促进经济的稳定与增长。税收具有调节宏观经济的能力,从理论上说这就是税收的杠杆原理。政府通过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建立相应的税收制度,规定不同的税收鼓励措施或限制措施,给予纳税人以有利或不利的税收条件,以此来影响纳税人的经济行为。政府的政策措施与制度所决定的税收的不同分配,一方面改变了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另一方面是对纳税人经济利益的调节。由于利益驱动改变了人们的经济行为,使被调节者根据政府提供的税收环境对自己的利害关系,自愿地倾向于经济杠杆主体的预期目标。政府通过税收对纳税人经济利益的有目的的调节,使纳税人的行为向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方向转变,这一机制就是税收调节的杠杆原理。可见,市场决定了大多数私人部门产品的价格与产量,而政府运用税收政策来调控总体经济的运行,以促进其长期稳定地发展。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被认为是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世界主要经济体出现多年未有的同步衰退,全球经济增速大幅下滑。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加上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冲击在2008年下半年开始显露,经济运行困难急剧增加。我国从2008年9月开始,为了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促进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了包括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和实施结构性减税、大范围实施调整振兴产业规划、大力度加强科技支撑、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在内的系统完整的一揽子计划。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政策因时而变,结构性减税政策指导下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相继出台。

二、税收政策调整的经济效应分析

1.全面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

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由原来的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即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机器设备所含的增值税,同时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和认定标准。这项改革,一年约减收1200多亿元,有利于扩大内需,刺激企业设备投资和技术改造,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产品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换代,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提高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2.多次大范围调整出口退税率

从2008年8月份以来,为促进出口增长,我国七次大范围提高出口退税率,大范围提高出口退税率。按照不同商品不同行业逐次进行调整,主要以纺织品、服装、部分劳动密集型以及高附加值的机电商品为主。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是我国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消除金融危机影响的一项重要举措。出口退税,实质是减少财政收入,具有减税效应。提高劳动密集型、高附加值产品等行业的出口退税率,纺织、服装、机电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将会直接受益,增强了国内企业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强化了退税政策的宏观调控职能,缓和了外部失衡压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3.支持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减税政策

在2008年4月24日起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由3‰下调为1‰的基础上,从2008年9月19日起,对证券交易印花税实行单边征收,税率保持1‰;从2008年10月9日起,对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取得的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并将双边征收改为单边征收,暂免征收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个人所得税的政策调整,作为重要政策信号,极大地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有利于改变股票市场低迷的状况。从长远利益来看,印花税单边征收有利于降低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提高交易效率。

4.降低个人购房的税收负担,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2008年11月和12月,中央两次调整住房政策,其中调整了个人住房交易的营业税、契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政策,降低了税负。将个人首次购买90平米以下普通住房契税税率统一下调到1%,同时还规定个人住房买卖的时候可以免征印花税,个人销售住房还可以免征土地增值税,并对住房转让环节的营业税暂定一年实行减免政策,加大了税收优惠的力度。这些措施,有利于活跃住房交易市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5.减轻个人所得税税负,扩大消费需求

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从2008年3月1日起调高至2 000元。从2008年10月9日起,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的个人所得税。为保障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应避免过去仅靠投资拉动内需的老办法,把刺激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实施结构性减税是刺激消费需求又快又好的措施。

6.实行促进产业调整和振兴的税收扶持政策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快国内重要产业的结构调整步伐,本着标本兼治、远近结合的原则,国务院制定和陆续出台汽车、钢铁、船舶、纺织、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房地产等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其中在企业兼并重组、产品生产和销售、进出口等方面,给予一定的税收扶持政策。税收政策作为重要的扶持政策,在十大产业振兴和调整计划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如为了刺激汽车销售,2009年对个人购买1.6升排气量以下的小汽车,车辆购置税由10%下调至5%,等等。

这些政策目标大体可以概括为四点:提升市场信心、扩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鼓励可持续发展、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这些税收政策调整的目标和时机选择突出体现了政策制定部门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即时性考虑。结构性减税的政策和措施,对于应对金融危机,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结构性减税政策,可以刺激经济增长。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以及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当前保增长的根本途径就是扩大内需,以减税来扩大居民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拉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无疑具有基础性意义。结构性减税政策,虽然从短期看会带来财政减收,但却能缓解企业和居民困难,有利于增加有效需求,引导投资和扩大消费,最直接地刺激经济增长,从长远看也将为调整经济结构、培育财政收入增长点奠定基础。

第二,结构性减税政策,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当前我国经济深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能否实现保增长,扩内需,关键是调整经济结构。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结构性减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绝对不仅仅是短期的,最重要的是其有力地促进了公平税负,客观上优化了我国的经济结构。如增值税的全面转型,有利于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和城乡差距。

第三,结构性减税政策,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结构性减税政策有利于鼓励更新改造,推广应用新技术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可充分利用此次政策调整,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工业化进程,促进科技进步,推动传统产业升级。

结构性减税,简而言之,就是“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的一种税制改革方案。结构性减税的核心内容固然是减税,但其背后有特殊含义:一是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当前保增长的根本途径就是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在财政上无非是靠增加政府支出和减少政府税收两个途径。其中,以减税来扩大居民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拉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具有基础性意义。二是我国现行的税制结构需要优化也是实行结构性减税的重要原因。结构性减税意在从量上削减税负水平,主要是从优化税制结构、服务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着手,其落脚点是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

三、实现结构性“减”税的同时“增”税

经济增长放缓、结构性减税等诸多原因,我国财政收入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下降。2009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33976.14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832.05亿元,下降2.4%。2009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入库31395亿元,比上年同期减收1158亿元,下降3.6%。从2002年到2008年我国税收收入始终保持较快发展速度,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0%以上。税收的本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目前税收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90%以上,也就是说,我国财政能否拿出足够的资金来改善民生,关键看税收收入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如何实现结构性“减”税的同时“增”税收?结构性减税是一种短期性的政策措施,其目的是在税收收入规模没有下降甚至增长的情况下,国家对具体税种进行有增有减的改革。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税收职能,认真落实已经出台的一系列减税政策,积极支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同时,要加强征管、堵塞漏洞,切实抓好组织收入工作,努力实现税收收入持续平稳增长,为政府有效地履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提供财力保证。

1.大力推进依法治税

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灵魂,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在国家财力吃紧的情况下,“依法征税,应收尽收”的重要性就更加显现出来。近年来,随着依法治税的有力推进,税收征收管理水平的提高为连年的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国税收的法治化还需要继续加强,税收体系的立法规格仍然不高,依然存在脱离“依法征管”轨道的情况,纳税人缺少法律知识和依法纳税的意识、习惯,偷逃税发生率仍然较高。越是收入形势严峻,越要旗帜鲜明地贯彻落实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税的组织收入原则。规范执法,注重程序,创造和谐的税收环境。税务机关要严格执行税收法律法规,做到依法办税,让纳税人做到依法纳税。

2.继续加强税收的征收管理

在税制一定的情况下,税收增长还要靠加强税收管理来实现。要提高税收征管质量,认真落实税收分析、税源监控、纳税评估和税务稽查“四位一体”的互动机制,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要加强税源管理和税收分析,切实加强重点税源管理,把握重点税源企业的税收趋势,掌握组织收入工作的主动权。针对当前各个税种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继续加强各税种管理,堵塞漏洞。推进信息化建设,按照税收征管的内在要求完善征管体制、夯实管理基础,实施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管理,全面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

3.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

纳税服务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应有之义,是服务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税收的重要内容,与税收征管共同构成税务部门的核心业务,是世界税收发展的时代主题,也是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的迫切需要。要加强税法宣传,强化纳税咨询,改进办税服务,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完善纳税服务平台,推进纳税信用体系建设,大力推进与税收相关的社会诚信建设,增强全社会依法诚信纳税的意识,为税收工作的开展营造良好环境。这将减轻纳税人负担,降低税收成本,提高办税效率,更有利于纳税人遵从。

参考文献

[1]安福仁.现代税收理论[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

[2]刘溶沧.财政政策论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庞凤喜.税制改革应整体推进[J].涉外税务,2008,(5).

[4]计金标.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税收政策调整分析[J].会计师,2008,(12).

第7篇：宏观经济政策及其目标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一、我国货币政策的基本概述

作为一种有效的宏观调控形式，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对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稳定繁荣有着不可替代的关键影响。2008年末，我国的经济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出现了增速大幅下降的现象，为此政府提出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经济的倒退。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后一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及银行信贷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同年货币供应量达到了60万亿元，比去年同比上涨27%，人民币新增贷款将近10万亿，同比增长了一倍之多。我国经济于2009年实现了真正的反弹，国内生产总值迅速上升、增速大幅度提高，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像通货膨胀率上升、资产市场泡沫加速膨胀等一系列不良状况，市场流动性遭到了严重影响。不久之后，我国的经济逐渐回升，GDP增长速度不断加快，同时通货膨胀的压力突显出来。中央政府为了主动、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增长速度、调整经济结构、控制通胀预期等的关系，逐步开始推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就意味着我国的货币政策开始由“适度宽松”向“稳健”的方向转变，也就意味着央行将会继续收紧银根。与此同时，货币供应量及信贷规模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货币供应量及新增信贷数额、规模等增幅降低。尽管中国宏观经济之后一直保持着平稳增长的势头，然而更加紧迫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也就是通货膨胀的问题更加严重，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状态。中国在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时所采取的货币措施是不是有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稳健的货币政策对于我国经济的作用及效果等均成为了国内专家探讨的热门话题。

二、与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相关的理论研究

我们一般通过对货币政策能否对产出、就业等实际经济变量产生影响以及其影响的程度、货币当局是否可以借助货币政策指导经济的运行以完成预期的宏观经济目标来分析和研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作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关键性措施，其有效性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重视。

（一）货币内生及外生理论

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是否可以借助对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来令其满足货币的需求，进而调控宏观经济活动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的前提。根据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不论什么时候，流通中的货币量决定了交易量，因此货币具有内生性。其后，有专家人士从其他角度对货币内生性进行了实证，也就是央行必须迁就市场的需求而令货币量增加。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及货币通论》当中提出货币供给是通过货币当局充分把控的外生变量，货币供应量的增减对整个经济活动起到关键的作用，而货币供应量本身并不受到经济活动的束缚。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专家认为，货币供应量一般是由经济体系外的货币当局控制的，因此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是外生变量。货币当局能够凭借货币发行、规定存款与储备比率等形式来操控货币供应量。国内学者在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某国的货币供应量在特定时期也许是具有外生性的，而在其他时期则属于内生性。虽然主流经济理论对于货币政策的作用形式及具体效果有着不同判断，但是在中央银行可以独立控制货币供给，并且在任何程度上都可以有效作用于实际的经济运行这一观点上却有着一致的结论。

（二）货币中性及非中性理论

货币的中性和非中性理论研究通常是针对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对实物经济变量是否产生作用这一话题所展开的研究。货币供给外生理论与货币非中性都是一个国家进行经济干预的理论基础。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提出，流通中的货币量只是影响绝对价格水平，对于相对价格体系则没有任何影响，货币是中性的，货币当局不可以借助改变货币供应量的手段来作用产出及就业等一系列实际经济变量。国外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通论》中提出，当货币政策的改革对经济需求扩张产生作用、转变产出、就业就实际经济变量的前提下，便能够得到货币非中性以及货币政策有效的结论。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则阐述了货币数量论，重点提出货币及货币政策的重要意义，认为货币长期中性、短期非中性，而美联储前理事弗雷德里克则采取计量分析的手段，通过论证得出了由于预期及未预期到的货币量变化对实际经济变量均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货币具有非中性。反观中国，国内专家张晓晶依照近年来国内货币与产出的相关性得出货币非中性的结论，其对产出具有根本上的作用，货币总量控制依旧是十分奏效的宏观调控形式。与此同时，也有其他学者认为如果发生就业短缺的状况时，货币便不再保持中性了，同时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能够影响实际经济变量。

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分析

所谓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指的是央行利用货币工具作用于中介指标，进一步实现预期政策目标的传导机制和作用机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关乎货币政策对经济影响效果的最主要内容。

（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

从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构建起宏观经济框架以来，各经济学派从多种角度出发，逐渐形成了各自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国外学家依照货币及其他资产间的可替代性，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成了两种，也就是货币传导途径及信贷传导途径。一部分专家认为货币政策是借助货币供给量的变化来反映市场利率，进而作用于消费及投资水平，紧接着作用于产出。货币传导途径理论是国外占据主流的货币政策传导理论。凯恩斯在其《通论》中提到了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及有效需求来影响社会经济活动的传导机制理论。另一部分专家认为，货币政策是依靠银行信誉来影响局部投资水平，进一步作用于产出的。货币政策的传导流程并不依赖利率途径而是经由影响信贷市场上的信贷来发挥自身的效用。

（二）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

中国自从构建起央行体制后开始推行货币政策。之后由于商业银行体制的创新，我国的货币政策由信贷调控为主逐渐转变为价格及数量兼顾。自从公开市场操作业务恢复后，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一直在持续进步和完善。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国由改革开放前的完全信贷现金指令性计划，慢慢向准利率市场化的方向演变，在窗口指导、指令性信贷计划以及利率市场化等的共同作用下对宏观经济实行着全面的控制。首先，货币传导的具体渠道。中国人民银行依照货币政策实行的需求，及时采取相应的利率工具，对利率水平及结构进行相应调整，进一步影响资金供求，目的是最终实现货币政策的预期目的。现阶段国内采取的可以通过货币渠道进行传导对的策工具通常包括：央行再贷款、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以及再贴现等。国内专家高铁梅依据信贷渠道及货币渠道的有效性进行了论证，总结出货币供应量是货币渠道传导中最关键要素的结论。不管是利率、汇率或者财富效应途径，它们的主要传导渠道均为货币供应量及利率间的反向变动。一旦缺少了该环节，就不容易把传导链条维持下去。国内专家学者依据我国近些年来的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供给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到以下结论：国内利率并没有全部市场化，存贷款利率依旧严格控制，较大的利差不但干扰了市场利率向存贷款利率的传导，同时也阻滞了公开市场操作等间接性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链条，降低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在此期间，国内的货币政策传导的渠道受到阻滞，信贷渠道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次，信贷传导途径。信贷渠道理论重点是突出金融机构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关键性影响。如果对我国上世纪末期的货币政策传导问题进行探究，我们能够总结出以下结论：国内货币政策对于实体经济的作用同时通过了货币传导机制及信贷传导机制，然而信贷传导机制依然被作为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最常用机制。银行信贷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渠道，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和社会经济拥有长期的均衡关系，信贷市场对GDP有着明显的正相关性。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途径拥有区别于常规经济学理论的特点。据有关人士分析，央行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依旧实行“窗口指导”，宏观经济政策同样起到导向性的作用，商业银行信贷根本上依然受到货币当局以及国家市场调控政策的影响，广义上的货币供应量拥有非常明显的内生性，不容易作用于连接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的重要变量，也就是利率。这也在某种意义上波及我国的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有效性。

四、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分析

一个国家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货币政策是否有效？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很多的经济学家均认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有助于降低负面因素的影响程度，对于减弱宏观经济风险拥有更有效的作用，然而货币政策的不作为导致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社会经济陷入更加紧缩的状态，国家必须使用更为主动、有效的货币政策。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货币政策有效与否，主要从以下方面做出了详细的阐述：

（一）货币供应量及信贷规模、产出的关联性

货币供应量与产出变动间的联系是货币经济学领域中具有强烈争议的关键环节，国外学者及经济学家得出的实证结论也各种各样。弗里德曼及施瓦茨、托宾借助实例论证的方式发现，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于短期产出会有一定的影响。然而，其他经济学者及工作人员通过对几十个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长期产出不会造成任何程度的影响。最近，我国专家人士对货币供应量及信贷规模和产出的有关问题作出了深入的探究和分析。经过长期的研究发现，短期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对产出形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货币在短时期内是具有非中性特征的，然而影响的时长通常比较短，一般为11个季度以内，所以从长期看来，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产出不会形成永久性的作用，如果是长期，那么货币则是中性的。通过对我国过去20年的有关经济数据可以总结出：国内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变化和GDP的变化呈正相关性，短时期内国内的货币具备非中性的特点。围绕货币渠道及信贷渠道，并对特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从对物价及产出最终目的的作用效果来讲，贷款的影响最为明显。

（二）货币供应量及信贷水平和物价水平的关联性

即便各种各样的实证分析关于货币供应量变动对产出是否具有影响这一话题意见各异，然而关于货币供应量变动及物价变动间的联系结论基本保持一致，也就是：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不管是短期或者长期都会影响物价的变动。国外经济学家韦伯通过研究得出，通货膨胀率以及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同时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货币供应量的上升将会最终造成相同程度通胀率的上升。这一点恰好和弗里德曼的观点保持一致。也就是说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最终将通过物价的变化进行反映。我国的专家人士也对通胀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和分析。刘斌的研究表明不管是在短期还是长期，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及物价的变动两者间的关联性十分密切，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最终将会通过物价的变化进行反映。有人利用实例论证的检验手段分析了上世纪末期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得出了我国的货币政策总体上是十分有效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于CPI的变化会产生显著的影响。除此之外，也有人通过近些年来的经济金融数据展开了实证检查，其结果证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于物价水平的作用非常显著，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明显，货币供应量的产出效应远远小于价格效应。

（三）货币政策需要具有非对称性

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的货币政策实践说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于当时的经济增长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西方学者逐渐开始重视货币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问题。科沃尔把货币的冲击作用分成正向冲击和反向冲击序列。经由对美国二战后经济数据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正向冲击对产出的上升基本没有起到作用，但是反向冲击对产出具有强烈的减少作用，正向货币冲击及反向货币冲击对不同效果指标的影响程度不对称。国内学者通过实证检验的方式得出如下结论：经济膨胀期间，在抑制物价的方面，货币政策的强制性及财政政策的弱效应。但是，在经济衰退时期的经济恢复方面，财政政策的强效性及货币政策的弱效性。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减速影响远远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加速作用。自从出现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是否拥有非对称性也是国内专家人士探讨的热点话题。有关人士分析表明，通货紧缩时期的脉冲响应值显然小于通货膨胀时期，货币政策效应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货币政策紧缩效应远远大于扩张效应。在通货紧缩阶段选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及稳定物价的效用远不如在通胀期选择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关专家结合全国各省市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增长及物价两个方面，分别检验了金融危机出现前后我国紧缩性及适度宽松两种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管控的真实作用。实证检验的结论显示，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效应真实地存在于我国，也就是在经济过热时期紧缩性货币政策平抑经济的效应，显然大于经济衰退期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四）货币政策的效应需要出现时滞

货币政策时滞指的是政策由制定到公开核心的或者全部的效果需要经历的一段时期。所谓时滞就是作用于货币政策效应的关键性因素之一。西方经济学家在充分认识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前提下，采取计量经济手段对货币政策时滞进行了大量剖析。例如，弗里德曼的研究表明，由货币增长率的变化到名义收入的变化过程通常需要半年到九个月，对物价的影响则要延后半年到九个月的时间。国内学者运用时差相关系数法，取特定时期内的样本数据计算出国内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时滞大约为5个季度，而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时滞约为4到5个月。另外，还有一些专家学者通过实证的方式得出，我国货币政策的滞后期大约为3到6个月。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结论：第一，面对金融危机时，我国所采取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非常奏效的，对于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增长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货币供应量及信贷规模的变动对产出起到了关键影响。然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造成了物价的上涨；其次，金融危机时期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恢复及增长作用较弱，然而经济过热期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控制通胀的效果较为明显，货币政策必须具备非对称性的特征；另外，在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当中，信贷传导机制拥有重要的位置，而在货币渠道传导机制中，货币供应量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我国利率市场化水平较低、货币供应量及利率间的传导缺失，是导致货币渠道传导不顺畅的重要原因。

作者:井一星 许凯 单位:北京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参考文献：

[1]李洪成,张霖.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探究——基于1998.1-2010.6月度数据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1(01)

第8篇：宏观经济政策及其目标范文

【关键词】税务；财务；会计；分离；必要性

一、企业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联系和区别

税务会计作为一项实质性工作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与财务会计一样，同属于会计学科范畴。它是以财务会计为基础来对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核算和监督。因此，税务会计的资料一般来源于财务会计，它只是对财务会计处理中与现行税法不符的会计事项，或出于税收筹划目的需要调整的事项，按税务会计方法计算、调整，并作调整会计分录，再融于财务会计帐簿或报告之中。虽然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但是，税务会计毕竟是区别于财务会计的一门特殊专业会计，所以它与财务会计又有着一定的差异。

（1）二者的目标不同。财务会计是按照会计准则核算企业的财务成果，并为企业利益相关人（包括银行、债务人、潜在投资者）提供真实相关的信息，便于他们投资决策。而税务会计则是按照税法来核算企业的收入、成本、利润和所得税的会计核算系统，其目的是保证国家税收的充分实现，调节经济和公平税负，为国家税务部门和经营管理者提供有用信息。（2）二者核算的对象不同。财务会计核算的对象是企业以货币计量的全部经济事项，包括资金的投入、循环、周转、退出等过程，而税务会计核算和监督的对象只是与计税有关的经济事项。（3）二者核算的依据不同。财务会计核算的依据是企业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而税务会计核算的依据是国家税法。财务会计强调遵循会计准则，依照会计制度处理各项经济业务，会计人员基于自身的理解和情况的特殊性，对某些相同的经济业务可能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出现不同的会计结果，这是会计的灵活性和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具有弹性的正常表现。（4）二者核算的原则不同。财务会计遵循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为使报表公允地反映某一会计期间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允许企业在一定情况下对收益和费用进行合理的估计，而税法则主要是遵循收付实现制原则。为了保障税收收入，便于保管，一般不允许企业估计收益和费用。此外，税务会计坚持历史成本，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变动，更重视可以预见的事项，而财务会计则可以有所不同，在特定时候，财务会计可以考虑币值不稳的因素，如在物价变动情况下，企业通过会计计价方法的选择，寻求能够较为合理的反映物价变动影响的计量模式。

二、企业税务会计作用及特征

（1）企业税务会计要在税法的制约下操作对于企业财务会计核算方法、处理方法等，企业可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并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加以选择。但作为企业税务会计，必须严格按照税法（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运作，受税收规定制约，不能任意选择或更改。也就是说，企业的经济行为和财务会计核算涉及到税务问题时，应以税收规定为依据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财务会计制度与税收规定要求不一致时，应以税收规定为准绳，进行必要的调整。（2）企业税务会计是反映和监督企业履行税收义务的工具企业税务会计作为会计学科的一个分支，对企业以货币表现税务活动的资金运动过程进行系统。全面的反映和监督，具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因为税收规定的计税依据与企业会计记载反映的依据并不总是一致的，处理方法、计算口径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差异。对此，企业税务会计应有一套自身独立的处理准则，通过税务会计工作所反映出来的情况，保证企业的税务活动按照税收规定进行，使应纳税金及时、足额地解缴，防止偷、逃、骗、欠税问题发生，保证企业认真、完整、正确地履行纳税义务，避免因不熟悉税收规定、未尽纳税义务而受处罚所导致的损失。（3）企业税务会计具有税收筹划的作用企业税务会计不仅仅是对税务资金运动的反映和监督，而且能通过税负因素分析等方法，使纳税人更加明确地利用合法手段来达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目的。具体地说，是指企业税务会计依据税收的具体规定和自身生产经营的特点，筹划企业的经营方式及纳税活动，使之既依法纳税，又可享受税收优惠，实现企业不多缴税、减轻税负的目的。

三、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必要性

（1）我国会计体制改革的需要。我国会计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一套能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会计信息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而不再具体规定企业如何进行会计核算，这就使企业财务会计核算产生很大的灵活性。随着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企业财务会计的目标更加明确，即为企业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信息，折旧使得财务会计目标与税法目标差异越来越大，只有将税务会计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才能使财务会计按照新的会计制度、会计准则进行核算监督，才能使会计改革见成效。（2）健全我国税制的需要。税制改革是中国的税收体制不断完善，逐步建立了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的税收调节体系，基本上符合税种健全、税率合理、税负公平的要求，有利于发挥税收征集国家财政收入和发挥经济杠杆作用、调节经济运行的双重作用。在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合一的体制下，稳定税基、规范缴纳行为、优化税收收入水平的要求和各项复杂的计税工作，不可能在企业会计准则和制度中一一体现。有时，企业可能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利用税法的不完善，通过直接调整会计数据、修正某业务财务决策等，实现其少缴税的目的，因而，作为纳税义务人，不论其经济性质、组织形式和经济范围，都需要建立统一的税收会计，以适应依法、合理、准确纳税的需要。（3）加强企业管理的需要。在财税合一的会计体制下，会计提供的信息往往偏重于财政、税务、信贷等部门的需要，忽略了企业自身对会计信息的需要，不利于企业加强管理的需要。但是将税务会计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时，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在可供选择的范围选择适合于企业实际情况的会计处理程序、方法，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反映企业真实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而不必完全遵循税法规定的方法来进行会计业务的处理。财务会计人员才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加强管理上，减少不必要的繁琐的核算工作。（4）提高会计实践水平，维护会计的一致性的需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资本的高度集中、工商业的高度发展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会计的作用也将得到充分地发挥，而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在客观上也要求提高会计的质量水平。而税法已明确规定了一些会计处理方法，并且税法具有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有利于会计人员在实践中积累经验，逐渐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并同时使得会计的一致性原则得到充分体现。（5）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需要。税法是根据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的，因而税法高度地体现了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而财务会计是根据会计理论和会计惯例进行核算的，体现的是投资者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需要主要是满足微观企业投资者的需要。由于我国多元投资主体的出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此时若财务会计再不与税务会计分离，会计核算继续实行两头兼顾，则会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使之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若税务会计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企业就可以有较大的自主性，可以在允许的范围内，选择适合自身的会计处理方法，使其提供的会计信息真实、客观、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从而有利于各投资者的决策，也有利于国家的宏观决策。

总之，尽管税务会计长期以来被看作财务会计的延伸，但事实上税务会计在许多方面已具备了与财务会计并列的会计学分支的学科特征，税务会计已具备了独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发展税务会计，有助于使规范经济生活的立法活动进入快车道，也有助于为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的实施解除后顾之忧。

参 考 文 献

[1]钟高，龚明晓．论会计准则目标[J]．会计研究．1998

第9篇：宏观经济政策及其目标范文

关键词:赤道原则;商业银行;社会责任

近年来,赤道原则越来越受到国内监管机构和国内银行业的重视,人民银行、银监会、环保部等监管机构也先后引进了赤道原则的相关理念与方法改进推动相关工作。对于中资银行而言,采纳赤道原则,一方面可以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另一方面能使银行更加注重长期利益而非短期利益。

一、赤道原则的概念及其主要内容

赤道原则(the Equator Principles,简称Eps,意即非南非北而居中间赤道,以示公平)原名为“格林威治原则”,是一套在2002年10月由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和荷兰银行,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知名商业银行会议上,提出的一项企业贷款准则,已成为国际上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环境与社会风险的一个金融行业基准,旨在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是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之一,也是国际金融机构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行动之一。赤道原则在国际金融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第一次确立了国际项目融资的环境与社会的最低行业标准,是国际上第一个专门针对金融机构的企业社会责任基准。这项准则要求金融机构在向一个项目投资时,要对该项目可能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并且利用金融杠杆促进该项目在环境保护以及周围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006年,赤道原则经历了一次较大的修订,这次修订广泛争取了各非政府组织、非赤道银行、和ECA机构的意见,修订后的赤道原则于2006年7月开始施行。它适用于全球所有行业的新的项目融资和已有项目的扩建或改建,并且要求项目的财务顾问也执行赤道原则。新版的赤道原则扩大了项目的适用范围,由只适用于资本成本大于等于5000万美元的项目改为适用于资本成本大于等于1000万美元的项目,扩充了文本部分和展示部分。与旧版相比,新版强调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并重,而不是只重视环境问题,如改环境评估(EA)为社会和环境评估(SEA),并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好的协商机制。目前包括渣打、汇丰在内的数十家大型跨国银行已明确实行赤道原则,在贷款和项目资助中强调企业的环境和社会责任。根据《基础建设期刊》(InfrastructureJourna)的数据,2007 年,在新兴市场追踪的总额为 746 亿美元的债务之中,有 529 亿美元应用了赤道原则,占新兴市场经济体全部项目融资债务的 71%。因此,加强对赤道原则的研究和探讨对于中国金融机构参与国际项目的投、融资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二、我国金融机构参与赤道原则的现状

总体上来说,我国金融机构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只有极少数机构开展了绿色信贷建设,制定了贷款的环保审查机制,如中国工商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兴业银行。2007 年 7 月,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推出的“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在金融信贷领域建立环境准入门槛,切断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无序发展和盲目扩张的经济命脉,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绿色信贷使环保部门和银行共担其责,旨在机制上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发展,这是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创新。据不完全统计,五家大型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2007 年共发放支持节能减排重点项目贷款 1063.34 亿元、支持节能减排技术创新贷款 38.78亿元、节能减排技改贷款 209.41 亿元,收回不符合国家节能减排相关政策的企业贷款 39.34 亿元。1国家开发银行设立了专门负责赤道原则的工作部门,与赤道银行开展合作,旨在建立自身绿色信贷管理体系;2008年10月,兴业银行正式承诺采纳赤道原则,成为国内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赤道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于2007、2008年连续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积极关注“赤道原则”的发展与变化,严格执行国家各项环保政策,在国内较早地提出了建设绿色信贷银行的发展目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该行绿色信贷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严格限制向高耗能、高污染的环保不达标企业提供融资;二是要大力支持绿色环保、清洁能源和循环经济等行业、企业的发展。绿色信贷的目标虽然与赤道原则的宗旨相一致,但绿色信贷的内容与赤道原则的内容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

三、遵循赤道原则的必要性

目前,赤道原则已成为国际项目融资银行间合作的基本条件。我们认为,国内的其他商业银行,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也应主动实行赤道原则,提升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和水平。

1.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的需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在经济建设全面发展的同时, 也引发了诸如收人差距过大、城乡和区域发展失衡、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今后的社会发展目标。银行作为特殊的公众企业, 既依赖于股东资本投人, 也得益于客户、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以不同资源为银行所付出的努力;银行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传导的重要媒介, 发挥着支付中介、融资渠道、货币创造和培育良好金融生态的功能,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和枢纽,其日常经营不仅仅关系到自身的利润,而且影响到社会团体和公众的切身利益。因此,银行在为股东创造利润的同时,理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主动把经济、社会和环境和谐发展纳入自身的发展目标, 真诚推动与各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商业银行在为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 遵循赤道原则,承担更广泛利益层面的社会责任,通过提供新产品和服务, 承担起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慈善公益事业等道德层面的社会责任,为建设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可向社会彰显自身风险管理的能力,提高社会信誉;另一方面,可将风险文化传导到每位员工,进一步提高其识别、管理和控制风险的能力, 增强公众对银行的了解和信心。

2.国际化发展的需要

赤道原则是由国际金融机构为解决项目融资中的环境和社会问题而制定的原则,确立了国际金融机构承担社会责任的最低标准,遵循赤道原则将有助于提高在国际上的美誉度,促进各项国际业务的拓展。同时,也有助于学习国际著名银行先进金融理念和管理经验,参与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提高银行的国际影响力。

3.推进银行业务结构调整和盈利模式转变的需要

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 不仅是盈利与纳税, 也不限于参与慈善活动, 而应通过提供专业服务来实现环境保护、减少排放和增加社会福利,通过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来发挥影响力, 支持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可结合赤道原则的相关标准,提升提供新型金融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在复杂多变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下,资产负债结构配置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项目贷款具有占用资本大、周期长、流动性较差等特点,在商业银行资本资源、信贷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严格项目贷款的准入,强调资本占用和资金占用,提高中长期贷款的整体收益率,对于商业银行推动业务结构调整,促进业务转型也将有着积极的作用。

4.提升银行专业能力、实现长远发展的需要

赤道原则对银行的内部管理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相对于国外先进的赤道银行而言,国内商业银行目前十分缺乏行业专家和环保专家,因此,商业银行采纳赤道原则后,通过强化内部能力建设、培养自身的专家团队、建立行外专家库资源等方式培养与引进专业人才,对于银行提高自身的调查能力和风险评估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遵循赤道原则应关注的问题

在遵循赤道原则,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建议商业银行应关注以下几点:

1.从战略高度重视社会责任

从战略高度重视社会责任,将社会责任融入发展战略、经营理念和运营模式, 将环境保护、节能减排作为商业银行信贷管理、合规经营的重要内容,并在风险管理、信贷审批等内部管理制度中增加对社会和环境因素的考量,确保赤道原则的有效实施。

2.将承担社会责任与拓展业务统一起来

商业银行的重大投资和贷款决策应充分考虑社会和环境风险,并充分认识和把握可持续发展领域中的金融创新商机,积极开发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并以社会责任为导向,加强风险管理,提升社会形象、品牌价值和声誉。

3.坚持“适度”、“发展”和“盈利”原则

商业银行在履行社会责任,实施赤道原则的过程中,应坚持“适度”、“发展”和“盈利”三项原则。所谓“ 适度”,就是根据自身经营情况和实力, 力所能及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所谓“发展”就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不同发展阶段,动态调整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内容;“盈利”就是把履行社会责任与拓展业务、提升服务水平结合起来, 在保护环境、减少排放等社会责任活动中, 保持一定的盈利, 确保承担社会责任的长期性和持续性。

五、结论

简言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热环境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和高昂的成本,尤其近些年环境保护的压力已都然而生,环境保护的实质就是实现外部成本的内部化其目的在于督促生产者和消费者关注其生产和消费行为的社会福利效应,督促和引导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赤道原则的实践充分证明,其已在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领域建立了一个成功的切入绿色命题的范式,虽然在中国金融行业的大规模推开尚有一个过程,但随着以绿色信贷为切入点的环境经济制度的实施,中国各商业银行在追求企业自身利润目标的同时,也必将追求企业社会责任价值目标的实现。商业银行的自觉行为和监管部门的积极推动将进一步推动赤道原则的应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推断,赤道原则在中国金融业的前景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1]《我国金融机构面临新挑战:对“赤道原则”的认识和遵守》,载《经营与管理》2009年第5期.

[2]《赤道原则:银行的绿色宣言》,载《董事会》2009年第8期.

[3]沈洪涛:《公司社会责任思想起源与演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46一4.

[4]William L .Thomas.“Equator-Risk and Sustainablity”,Project Finance international,Yearbook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