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策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策范文

实体经济的固有问题，不能都归咎于金融体系。以小微企业发展为例，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商业银行不愿意向小微企业发放贷款，主要是由于个别地区和行业的小微企业风险积聚，究其原因，除了企业本身经营问题之外，还要综合考虑财税政策、准入政策造成的成本上升。因此，从经济政策入手，切实减轻小微企业的负担，对于其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创新动力不足，税负过重，行政审批过多，创业成本过高；运行成本过大，内生增长动力不足。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经济政策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释放被禁锢的活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总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问题需要从经济金融互动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其相互作用机制，并且，做好宏观制度及微观传导设计，才能促使二者两性互动。

二、货币政策层面与金融制度层面

（一）货币政策应该为经济提供良好的货币环境。金融制度的供给也是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事实表明，过度宽松的货币环境是助长投机因素的温床。如果在资产价格异常波动的阶段，即使对企业发放贷款，这些资金也很有可能避实向虚，而不是真正应用于生产领域。

（二）货币政策调控不应使经济形成对货币的依赖。多年以来，中国的实体经济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一放就乱、一紧就死”，经济下行时刺激政策出台、经济好转时刺激政策退出。目前，我国M2/GDP比率已经很高，意味着资金的产出效率明显下降，也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杠杆率较高。在此货币环境下，金融机构面临两难抉择。

（三）货币政策要关注融资成本，运用相关工具进行调节。这一方面要求货币政策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化，另一方面需要加快资金价格改革，从而充分发挥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四）要进一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通过改革准入制度，推动金融机构良性竞争，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加快资本市场发展，通过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提高金融动员资金的能力。大力鼓励社会创业，使资本、科技与企业家精神充分结合。从宏观审慎管理的角度，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确保实体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加快金融领域的简政放权，是引导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途径。

三、监管政策层面

（一）从监管上杜绝层层加水、体内循环的问题。201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国家外汇局联合出台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即是很好的范例。在此之前，金融机构通过一系列产品和交易结构的复杂创新，银行信贷资产化身为理财产品、信托计划、券商资产管理计划等，旨在规避监管。企业通过资金池等非信贷渠道获取资金，导致融资成本提高。此类问题必须从监管层面加以杜绝。

（二）信贷资金的监管应严格按照《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的规定，坚持受托支付，避免挪用，坚决打击挪用信贷资金进行投机炒作的行为。

（三）注重高频交易的监管。随着技术的发展，在金融市场上出现了利用高频交易套利的行为。高频交易对于市场具有强烈的影响，对于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利也有弊，需要结合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健全相应的管理机制。

（四）加强对金融创新的引导。金融产品的设计和金融业务的延伸应以国家的产业政策为前提导向，禁入产能过剩行业，对于新兴产业中的中小微企业应定向投放，降低其融资成本。对于金融领域的创新产品，特别是交易结构复杂的创新产品，应要求金融机构充分披露信息，监管者要充分掌握产品功能、设计原理及其风控措施，以正确作出引导、加强监管。

（五）探讨建立全国性资金流向监控系统，及时掌握信贷资金、银行表外业务、类信贷业务等各类金融工具融入资金的流向，以保证监管实效。

四、金融机构层面

金融机构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在经济周期中始终保持稳健。一要不断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增强市场反应能力，抓住市场机遇，在支持经济实体的发展同时，提高壮大自身实力。二要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努力防控经营过程中的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及其他各类风险，健全审慎经营机制，运用风险抵补措施缓冲经济周期带来的影响。三要不断开发金融技术，努力控制成本，延伸服务范围。四要坚持金融创新。创新始终是金融机构发展的重要动力。金融机构要加强对经济形势的解读，由此找准支持的对象、产业和企业。金融机构应当创新金融工具、设计出新型的融资方案，为新兴产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积极引导企业转型，促进产业升级，推动整体经济形成内生增长动力。

五、金融基础设施、金融生态及金融技术的层面

（一）加强金融基础建设。尽快建立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完善登记、托管、支付、清算等金融基础设施，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提供便利。

（二）从金融基础设施的源头根绝监管漏洞。很多看似监管的问题实际上与金融基础设施有着很强的关联。比如，如果企业账户管理规范、绝大多数交易以及全部大额交易都通过电子渠道结算，资金流向清晰且有迹可循，则资金监控就较容易，防范信贷资金挪用的成本就会降低。又如，如果合同管理、发票管理规范，那么利用假合同、假票据骗取金融机构融资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

（三）优化金融生态是吸引资金的重要手段。在不同经济阶段、不同地区，由于地区经济水平、金融生态状况存在差异，因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也不一，持续优化金融生态是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重要途经。

第2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策范文

人民币国际化亟须宏观金融

风险管理保驾护航

经典理论和德日两国历史经验表明，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逐渐提高，货币当局必然要面临宏观金融政策调整及其引致宏观金融风险的严峻考验。应当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作为制度保障，将汇率管理作为宏观金融风险的主要抓手，将资本流动管理作为宏观金融风险管理的关键切入点，全力防范和化解极具破坏性的系统性金融危机，确保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目标的实现。

当一国货币已经跻身于主要国际货币行列之后，货币当局只能采取“资本自由流动+浮动汇率+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宏观金融政策组合。这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然而，贸然放开资本账户和人民币汇率，极有可能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严重损害实体经济和金融发展，致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断。因此，政策调整不能急于求成，要在本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监管部门做好应对国际资本冲击的充分准备以后才可放开汇率和资本账户。

当前，货币当局宏观金融管理的核心任务就是构建更加全面、更具针对性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追求金融稳定目标，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提供必要前提。一方面要将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工具协调使用，将物价稳定、汇率稳定、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等政策目标统一在金融稳定终极目标的框架之内。另一方面，要继续完善微观审慎监管政策，重视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与管理，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同时积极探索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着眼于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强化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和谐发展。

汇率管理应该作为宏观金融

风险管理的抓手

应该进一步推动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加强市场预期管理，保持长期汇率在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追求与最优货币政策目标相符合的汇率政策目标。

首先，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允许汇率有一个较宽的波动幅度，使其双向波动，更富弹性。同时促进企业加强汇率风险管理和对外更多使用人民币的意识，促进金融机构的汇率风险管理工具及全球范围人民币资产管理业务创新。

其次，人民币汇率制度应从管理幅度逐渐过渡到自由浮动，汇率政策目标的实现方式从直接干预为主转向间接干预为主。未来在资本账户有序开放的条件下，主要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收入政策的合理搭配来维持长期汇率在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与此同时，在外汇市场出现投机性冲击或危机来临之际，保持必要的外汇干预和资本管制，加强技术性管理工具的运用，采取果断和有效措施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这是防范金融危机蔓延和系统性风险产生的必要手段。

第三，汇率政策实施过程中必须重视国际间政策沟通与协调。要密切关注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加强与美国政府的沟通，推动建立美元―人民币汇率协调机制，降低过度的汇率波动对双方经济金融的负面影响。积极应对欧元区和日本负利率政策，呼吁建立SDR篮子货币国家之间的货币政策协调，避免主要货币之间发生汇率战，减少以邻为壑效应。考虑到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对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溢出效应，既要优先考虑国内需要，又要通过适当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兼顾他们的利益诉求，减少政策摩擦，实现合作共赢。

宏观金融风险管理要以资本

流动管理作为关键切入点

资本账户开放要与汇率制度改革相互配合，坚持“渐进、可控、协调”的原则，适应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和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

研究表明，“8・11”汇改之后，中国资本市场价格、杠杆率和跨境资本净流入之间的关系，由之前的单向驱动关系变为循环式的互动关系，短期资本流动冲击足以影响到资本市场的价格和杠杆水平。国内各个金融子市场之间、境内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资产价格联动性和金融风险传染性明显提高，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更加敏感。因此，不能冒进开放资本账户，必须加强全口径资本流动监测。

中资银行在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获得更大的国际化发展空间，但是必须经受国内外双重风险的考验，在实现市场扩张与风险控制之间寻求平衡更加困难。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当抓住机遇扩大跨国经营，同时要健全风险管理机制，避免成为外部冲击的放大器或系统性风险的导火索。

资本流动冲击较之前更复杂、更频繁，加剧了实体经济的波动性。要明确供给侧改革的抓手，内外并举推动技术进步，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止泡沫化和虚拟化，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模式不适应、创新能力落后、贸易大而不强、民间投资萎缩等问题，降低实体经济风险。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在直接投资、技术进步、贸易升级等方面与供给侧改革形成良性互动，化危为机，共同推动中国经济进行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以供给侧改革夯实人民币

国际化的实体经济基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培养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建立经济可持续发展新结构的必由之路。应该在供给侧改革中确立三个抓手，并有所建树。第一，增加研发投入，加大海外并购，内外并举提升技术水平。第二，重视金融结构调整，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防止金融“脱实就虚”，甚至泡沫化。第三，金融手段与财政措施协调配合，鼓励民营企业进行直接投资，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优化生产要素配置。

中国必需毫不动摇地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人民币国际化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指导思想。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足进步，有利于国际社会增加对中国的信心和投资意愿，并为中资企业使用人民币对外投资提供便利性和收益稳定性。尤其是可以改变大宗商品使用美元计价结算的习惯，使中国经济获得更加稳定的物资供应模式。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人民币的意愿大幅提高，中国可与中东、中亚国家以及俄罗斯等国家推动双边原油贸易以人民币定价、结算，提升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的原油定价权。

推进供给侧改革，长远看有助于改善我国实体经济的风险积聚问题。创新型工业体系的建立将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物质基础。而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不仅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和需求，其所带来的贸易计价结算和投融资便利，还有利于扩大对外贸易和国际合作，推动跨国并购和技术进步，形成大宗商品新的供应新模式，实现在国内外更广阔的市场上优化资源配置。尤其是人民币在国际化进程中稳步升值，迫使贸易结构升级，从产业低端迈向中高端，加速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倒逼机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人民币国际化与供给侧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具有内在的相互促进机制，人民币国际化本身就是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推手。

亟须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要在现行金融监管框架当中增加宏观审慎维度，并明确宏观审慎政策的具体实施部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的监管改革以增加现行监管框架的宏观审慎维度为主，加强系统性风险监测、评估和防范，并以专门委员会或者审慎监管局等不同方式明确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具体部门。

第3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策范文

剖析江苏经济金融现状，更加坚定改革决心发展信心

进入新世纪以来，江苏金融业始终坚持走改革创新发展之路，金融业在取得自身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增强。2008年我省金融业实现增加值超过1400亿元，约占GDP的4.62％，比上年提高0.62个百分点，占服务业的比重达到12％，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金融危机下审视江苏经济金融业的发展，既要看到面临的“危”，更要把握存在的“机”。客观分析江苏经济金融现状，我们的信心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信心来自于江苏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发展后劲。改革开放30年来的快速发展，江苏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和经济基础，为加快金融改革、提高金融业综合竞争力提供了必要支撑。2008年全省GDP超过3.0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2.5％左右，人均GDP达到5700美元。今年GDP预期增长10％以上，经济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为积极贯彻中央扩大内需的重大决策，省财政安排投资100亿元，预计到年底可完成政府性投资3000亿元，带动全社会投资1.4万亿元。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和全社会投资的高位增长，将为我省经济提供强有力的发展后劲，也为金融业改革发展创造巨大的潜力和空间。

其次，信心来自于江苏高质量运行的金融市场体系。在国际金融危机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全省金融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的好势头，运行质量进一步提高。2008年末。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3.7万亿元，增长21.6％：人民币贷款余额2.62万亿元，增长19.5％，高于全周平均水平0.7个百分点。资本市场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11家，保险市场实现保费收入775亿元，同比增长34.5％。全省金融机构实现利润789多亿元，比上年增长28％：金融机构五级分类不良贷款率2.7％，比年初下降1.3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继续保持“双下降”势头。今年1月份，全省新增贷款2603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1747亿元，占去年新增贷款总量的60％，显示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下我省金融业良好的反应能力和较高的运行质量。

第三，信心来自于江苏有日益完善的金融生态环境。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对金融业高度重视，2007年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建设“金融强省”的目标。去年中央对宏观调控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后，省政府又出台了《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八个方面29条政策措施。各地、各部门对金融业发展重要性的认识更加统一，有关部门先后制定了金融生态县创建、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设立金融业发展专项引导资金等扶持政策，各地积极开展金融业改革创新试点、农村金融改革等工作，为推进金融业重点领域改革、加强经济薄弱环节金融服务，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发展氛围。

透视国际金融危机形势，更加善于抢抓机遇迎接挑战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2008年以来，我国股市、房市相继回调，沿海加工贸易企业订单减少，部分企业停产关闭，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加突出。但从总体看，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冲击和影响相对有限，一方面是由于我国银行业仍以传统信贷业务为主，证券、保险业的国际化程度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尚不充分，监管体系相对健全、独立，特别是对金融创新及衍生产品的管理较为审慎、严格。相比而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要大于金融业。在世界经济加速下行的背景下，我国经济金融业发展的总体环境依然向好，诸多有利因素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显现。一是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内需市场。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期，随着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从长远和全局看，中国的内需市场也将对缓解世界金融危机发挥重要作用。二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和严格的金融监管。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的金融组织和管理体系已基本完善。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特别是审慎而又灵活的外汇管理政策，对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抵御外来资本市场冲击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三是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形势把握及时到位，政策调整更显灵活，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充分体现了我国行政制度的优越性和政府宏观调控的科学性、艺术性。从稳健的财政政策到积极的财政政策，从从紧的货币政策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为稳定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四是巨额的外汇储备和传统的储蓄美德。目前我国拥有1.9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国民储蓄率达到50％以上，政府内债、外债的总和不到GDP的60％，这些都是抵御外来风险、保障经济需求的坚强后盾。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环境更趋复杂，挑战更为严峻。但机遇也蕴含于挑战之中，关键在于如何审时度势，更加善于在挑战中把握机遇。争取更大的发展主动权。

一是要在迎接市场竞争的挑战中把握机遇。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是金融行业市场竞争格局的大调整。那些依赖于投资银行业务发展的国际金融企业集团，在危机中遭受沉重打击。相反，包括中国银行业在内的以传统储蓄与信贷业务为主的银行企业，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首轮冲击而得以稳健发展。国际金融格局的调整，为我国金融业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创造了新的机遇。当国际金融资本日渐收缩之际，正是我国金融资本实现对外扩张的有利时机。当国际金融衍生品创新受到全球质疑之际，正是国内金融业加快产品、服务创新的有利时机。当国际金融人才加快流动之际，正是国内金融业招揽金融专业人才的有利时机。随着国际金融人才、金融产品、金融管理的引进和借鉴。我国金融业融入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

二是在适应政策调整的挑战中把握机遇。去年11月，为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形势。抵御国际经济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国务院研究确定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决定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出台。就是要通过扩大

财政支出，有效拉动经济增长。这一政策在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比货币政策而言，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关键优势在于它能迅速地提振经济活动，以项目建设拉动信贷投放。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提出，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是第一次。货币信贷资金的大幅投放，对我国银行业抢占市场、控制风险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资本、保险市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适应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就是要充分利用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放大效应，抓住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有利时机，配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优化，进一步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在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提高金融业自身的发展水平和竞争能力。

三是在改进金融监管的挑战中把握机遇。美国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金融监管“缺位”问题，既为我们敲响了金融风险的警钟，也为我国金融改革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国际经验表明，越是在金融业发展的关键时刻，越是要加强监管。越是在有效监管的环境中，金融业才越能健康持续发展。在当前我国金融体系由分业经营向综合经营推进的过程中，金融监管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展望江苏金融发展前景，更加勇于承担责任促进发展

当前，江苏金融业发展正处于十分关键的时期，既面临严峻的挑战，又面临难得的机遇。在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金融业既要在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更好地承担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又要在“保增长、促发展”中发挥应有的先导作用。当前形势下，不折不扣地落实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全省金融系统来说，既是工作要求，也是能力考验，更是发展机遇。我们必须始终坚定发展信念、增强机遇意识、发扬务实作风，紧紧围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一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加快发展步伐，加大改革力度，加强金融服务，努力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金融支持。

一是以贯彻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中心。确保今年全省贷款增长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金融机构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战略的高度、长远的角度，正确认识当前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折不扣地落实好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各商业银行要积极推行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适应的信贷政策和考核标准，金融监管部门要积极推行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适应的监管措施和鼓励政策，保证信贷资金畅通地流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产品有销路、生产有效益的企业，尽力满足经济运行的合理资金需求，确保今年我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突破3万亿元，贷款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以上。

二是以增强金融服务能力为重点，加强对重大项目、中小企业和“三农”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要善于把握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脉搏，更加关注经济发展重点领域，突出支持薄弱环节，着力解决信贷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首先要加强对重大基础设施、重大产业项目的信贷支持。今年我省安排的政府性投资有3000亿元，对列入“笼子”的重点项目，金融机构要及早介入，跟踪对接，做好信贷服务。其次要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适应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要求，创新对中小企业信贷的监管和服务。金融监管部门要进一步改进金融监管机制，调整完善对中小企业的信贷管理制度和贷款责任追究制度。金融机构要加快中小企业信贷产品和服务创新，调整完善信贷准入条件和考核、奖惩机制，努力做到中小企业信贷存量不减、增量明显。同时要加强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信贷支持，积极开办农业科技贷款，创新小额支农信贷产品，扩大农户贷款覆盖面，确保“三农”贷款增长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长水平。

第4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形势分析；原因分析；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2

一、国内外经济形势概况

1.全球经济形势分析

今年上半年，欧美发达国家几乎同步施行无限量的宽松货币政策，但并未给本国经济带来实质性的复苏。前不久，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宣布在2014年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引发了国际金融及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美国采取刺激房地产市场和消费复苏拉动经济增长，究其实质而言，不过是在重复原有的发展模式，增速已大不如前。欧洲的紧缩政策与之前相比略显松动，但竞争力的匮乏无法使经济迅速摆脱衰退的泥潭，失业率仍在不断攀升；日本安倍经济政策带来暂时的表面虚假繁荣，但很快将面临经济泡沫崩溃的风险；新兴市场面临国际资本流动不断转换和全球汇率紊乱的冲击，市场波动日趋频繁。总体而言，全球经济仍将维持慢速增长状态，同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2.我国经济形势分析

上半年，受国内外环境变化持续影响，经济增长动力有所减弱。一季度全国GDP增长7.7%，分别低于去年同期0.4%和去年四季度0.2%，未超出市场预期。如果排除房地产火爆因素，一季度全国GDP增长会更低。数据上看，前五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12.3%，但从4、5月份经济数据来看，二季度经济形势并不乐观，投资、出口、工业和PMI等指标显示，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存在。

下半年，制约经济回升和保持经济稳定的因素并存。PMI指数放缓，煤炭、钢铁、水泥等价格持续下跌，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地方债务不断累积，都为经济回升带来了不确定性。但城镇化的加快推进、消费和出口的恢复性增长，又为经济保持稳定甚至小幅回升奠定了基础。

二、“钱荒”事件的分析

今年6月20日，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最高达到史无前例的30%，已超过央行规定的最高限。市场上，先后曝出“央行向工商银行注资500亿元”及“中国银行由于流动性紧张发生资金违约”等诸多传闻，银行间市场被迫延迟半小时收市，震动整个金融市场。6月24日，沪指一日暴跌，跌幅超过5%，直接击穿2000点，银行股持续跳水。兴业、民生、平安三家银行跌停，国有五大行中工、建、中、农跌幅在3%左右，交行跌幅接近5%，股份制银行跌幅均超过5%。

1.“钱荒”事件的原因分析

本次“钱荒”事件可谓重重因素叠加所致，既有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异动的外因，也有金融机构疏于流动性管理的内因；既有外管局、银监会政策收紧和监管加强的偶发性因素，也有季末银行考核时点来临等周期性因素。

（1）流动性错配趋势加剧。6月前10天，全国银行信贷增加近1万亿，其中70%以上是票据融资，而一般性贷款增加很少。对比之下，反而是银行同业业务增长迅速，同业资产占总资产比例超过15%。信贷规模急剧膨胀，票据融资快速增加，一般性贷款增长缓慢，一急一缓，一快一慢，充分表明资金大量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是典型的资金错配，是银行资金热衷于“钱生钱”的错配导致了结构性“钱荒”。

（2）货币政策调控超出预期。总理连续三度提及要“激活货币信贷存量”，彰显停止扩张政策、让金融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意味。6月24日人行《关于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事宜的函》表述：“当前，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处于合理水平。”央行未按预期出手释放流动性。大家都以为央行会通过逆回购甚至下调准备金率放松货币，因而在资金原本很紧张的情况下，一些银行在6月上旬进行了超规模信贷投放，结果导致头寸明显减少，加剧了“钱荒”现象。

（3）资金外流速度攀升。美联储官员筹划退出QE的策略，加上美国经济复苏数据日益走强，美国对全世界资本的吸引力增强，造成新兴国家资金外流。中国也不例外，上半年，我国银行结售汇余额逐月下降（2月份由于季节性因素除外），从去年12月的509亿美元下降到5月份的104亿美元。国际游资从中国、日本、中国香港撤回欧美，造成黄金、股票、基金、银行资金供应量大幅下降。

2.“钱荒”事件带来的启示

年中，上海银行间同业隔夜拆放利率从6月20日的13.44%逐日下降，24、25日分别为6.49%、5.74%，“钱荒”正在缓解并逐步得到遏制，但应充分认识到我国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以及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的决心。在本轮“钱荒”中，央行罕见的没有立即出手救市，看似是一种消极行为，但其实是更为主动的战略性选择。总理近期多次谈及资金存量，明确指出“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而央行选择在这个关键时点“不放水”，意在整顿社会融资规模过快扩张与银行同业业务期限错配风险，倒逼银行加快去杠杆化的进程，加快解决银行体系内资金空转套利问题，引导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这是政策性的主动调控，而不是等到泡沫破裂后的被动调整，意味着管理层将更多以市场化改革方向来引导市场理性回归，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也有利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对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此次“钱荒”事件作为一次银行实际压力测试，为金融机构、地方政府敲响警钟，也为金融市场化改革奠定基础。

三、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

“钱荒”事件同时也为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如何结合区域经济特色，改革完善现行投融资体制，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指明了方向。

1.转变经济金融工作思想观念，提升工作水平

从这一事件中，应该充分认识到在少数民族地区，仅靠财政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发展空间已不大，必须依靠市场力量推动，才能保持发展后劲。应更加关注国家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尽早筹划与国家经济改革、发展趋势相适应的投融资管理模式和配套发展规划；把“用好增量、盘活存量”作为金融业进一步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改变以往过度依靠政府财政支撑的经济发展方式；重在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交给企业和市场；构建以财政投入为引导、市场运作为主体的多层次融资体系，加大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改变一直以来过度依靠银行借款的传统融资模式，加大企业直接融资力度；同时，完善政府融资风险预警机制，强化风险意识，使金融有效的为实体经济和区域发展服务。

2.创新融资模式和渠道，打造多层次的融资体系

“钱荒”事件提示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应减少对传统融资模式的依赖，加速推进创新和拓宽融资渠道。一是应进一步制订完善少数民族地区地方经济建设投融资总体规划及具体方案。针对不同项目，构建不同类型的融资模式和手段，优化资金配置，形成政府资源、金融机构及社会融资等各方资源的优化配置。二是创新财政资金投入方式，以少量财政资金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区域发展建设。本着“政府主导、银行创新、企业借力”的原则，投入少量财政资金，与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组建资金池，搭建政府、企业、银行三方共赢的融资平台。三是利用资本市场改善区域融资结构。充分运用地方政府债券、企业债、公司债、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实现融资，考虑对部分国有企业进行资产和股权重组。

3.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钱荒”事件中可以看出，国家将进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这就要求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必须积极扩大有效投入，并建立督导机制，确保资金落到实处，防止出现资金空转现象。一是研究增设文创专营机构、科技专营机构、商业银行分行等机构，鼓励其为轻资产的中小企业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信用贷款、股权质押贷款、高层次人才创业贷款等业务，为初创期、成长期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二是加强政策引导，提高政策效率，鼓励各类金融机构主动服务辖区内中小企业，打造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信用、小额贷款、融资性担保组成的融资服务链条，实现金融机构与企业互相促进、共同成长的良性循环。三是建立信息交流机制、拓宽对接渠道、搭建金融机构与辖区内企业的合作平台，实现区域资源对属地企业的优化配置。

4.完善融资风险预警机制，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密切关注国家经济金融改革趋势，动态调整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发展规划，提前制订政府融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确保经济安全。一是建立政府融资监测管理系统，提早制订还款计划并进行动态调整，科学评估政府融资平台的流动性，采取针对性措施积极应对。二是加强内部风险防范，坚持“三个平衡”的基本原则。要求政府融资平台坚持市场经营原则，各公司在净资产与负债、投入与产出、现金流三个方面保持相对平衡，防止投资过度膨胀所带来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参考文献：

[1]吴敬琏.“钱荒”背后的危机[J].新经济导刊，2013（08）.

[2]罗宇凡.杨中旭.周政华.中国式“钱荒”：救势不救市[J].经营管理者，2013（07）.

[3]陆磊.凯恩斯主义的失灵、“钱荒”与结构调整[J].广东经济，2013（08）.

第5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策范文

【摘要】互联网+是时代背景，其影响无处不在，高职院校的专业结构体系同样面临影响，如何应对互联网+的影响，结合学校发展目标定位和区域经济发展，对专业结构体系进行建设，是每个高职院校需要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互联网+ 高职院校 专业结构体系

一、互联网+对高职院校专业结构布局的影响

“互联网+”是时代背景，随着互联网技术日益广泛地应用到社会经济诸领域中，其影响已不是单纯的信息技术进步，已经成为推动企业发展、区域经济增长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进行深度融合，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全社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

为了使学院各专业和课程有效适应互联网对产业带来的影响，更好的培养与时俱进的技术技能人才，应以互联网思维对专业设置和建设进行研究。应深入产业行业进行调研，准确把握互联网对产业行业影响，尤其是工作岗位的变化，以及岗位职责和岗位工作流程的改变。通过召开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与行业企业专家共同讨论调研结果，征求专业建设意见，得到互联网对产业行业的具体影响，分析专业变化，着眼于时代背景研究专业结构建设，通过设置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相融合的专业或专业方向，充分反映时代特征，满足社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二、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专业结构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是国家首批28所示范院校之一，依据学校历史和现实环境，明确了传承金融文化、开拓金融创新、服务地方经济培养实用人才的办学定位，形成了特色鲜明、人民满意、师生幸福的办学宗旨，在专业结构布局上，采取了明确方向、逐渐推进，注重内涵，不断优化的方法，逐步形成以金融类专业群为龙头、财会商贸类专业群为主体、信息技术专业群及文化艺术类专业群适度发展的航空型专业结构体系。

（一）适应互联网+对产业影响，开设互联网金融专业。

浙江是全国金融改革创新的前沿要地，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要构建五大金融产业、四大金融平台、三大区域金融布局的“大金融”产业格局，计划把金融产业打造为万亿级现代产业，进一步推进金融产业实力强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强的“金融强省”建设。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适应省域经济发展需要，在金融管理、国际金融、农村金融、投资与理财、保险等五个大金融类专业上持续优化和建设，2011年成功申报金融专业国家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后，作为项目主持单位更是全方位加大专业、课程和资源建设力度，金融专业从最初的做大、做强、做实，到现在已经做优、做精、做名，在学校继续发挥龙头专业引领作用的同时，在全国高职院校的同类专业中也具有领先示范效应。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对传统金融业带来巨大影响，浙江省规划到2020年，杭州要力争规划和建设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互联网金融集聚区，构建和运作一批具有全国辐射力的互联网金融交易服务平台，培育和发展一批具有全国竞争力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开发和推广一批全国市场占有率高的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基本建成全国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心。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依托传统金融行业人才培养和金融研究的优势，紧跟“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2016年又新增互联网金融专业专科专业，培养社会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互联网金融人才。

（二）以互联网+为背景，推进财会商贸类专业提升内涵

1.增加会计类专业信息化课程。会计专业是高职教育的普适专业，开设的学校很多，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会计专业群包括会计、财务管理、信用管理三个专业，基于原来面向金融行业办学，会计专业群金融特色明显，既面向金融业，同时也面向工、商、服务企业培养会计人才，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双素、双能、双证”为核心的“三双”人才培养模式，近年来，会计专业适应“互联网+”变化，不断调整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增加ERP等相应课程，逐步提高会计人才培养质量和信息化水平。

2.依托互联网+，加快国际商贸类专业跨境电商人才培养。依托浙江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学院逐步加大国际贸易实务专业的建设力度，在成功立项省级优势专业后，学校作为主持单位又成功立项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项目，专业根据外贸形势最新变化及外贸行业最新发展趋势，与行业协会和知名企业合作修订外贸业务员岗位职业标准、开发外贸单证员和外贸跟单员两个岗位职业标准，明确对应岗位职业素质、职业能力和专业知识要求，填补国内这一领域的空白，为全国高职院校外贸人才培养和外贸岗位培训，明确了专业人才培养规格。2015年3月，国务院设立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作为全国第一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为杭州跨境电商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学院依托国家政策导向，适应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在国际商务专业开设跨境电子商务方向，培养跨境电商人才。

（三）增加信息化特征明显的信息技术类专业和文化创意类专业

1.以规划促发展培育云计算、移动应用等未来专业增长点。

信息产业与金融产业一样，也是浙江省七大万亿产业之一，是未来浙江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浙江省信息经济发展规划2014-2020》把信息产业发展划分为培育发展期和创新突破期，预计主营业务收入超过3万亿元，拥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学校依托信息产业发展，在计算机信息管理、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专业基础上，计划逐步增加开设云计算技术与应用，移动应用开发等专业，加大专业产教融合深度，培养信息化高端人才。

第6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广东；进出口贸易；发展

进入5月份以来，在海关特殊监管区物流货物贸易异常增长因素得到抑制后，广东进出口贸易增速回归真实水平，5、6月份的出口、进口增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2个百分点。由此，各界舆论纷纷预测广东外贸开始滑坡，优势不再。在这当口，科学分析贸易发展形势、对比各个层面贸易数据、合理判断下半年贸易走势等，对于针对指导全省外贸发展意义重大。

一、全球宏观经济持续低迷，国际贸易竞争日趋激烈

（一）美欧日难改艰难现状，世界经济增长前景趋弱

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尽管作为世界经济主体的美欧日经济复苏出现分化，美国经济出现难得的低速向好复苏态势，日本推动日元贬值兼搭乘美国复苏机遇，经济出现一定反弹，欧洲经济持续低迷并称有望于2013年年中触底升温，但总体相对于2009年起的全球第一轮复苏特征，即当时美欧日集体陷入低迷，新兴市场国家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情况对比，当前此轮复苏则表现为美国过多承载着作为经济复苏引擎的希望，日本和欧洲基本面尚未根本改观，而新兴经济体则集体出现经济减速，世界经济增长前景仍就迷茫。经验显示当前经济状况仍难乐观。此外，今年以来，包括IMF、WTO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等众多国际机构均不断下调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

在全球贸易规模难以扩大的情况下，更多出口导向型的新兴国家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带来更为激烈的贸易竞争。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一季度国际贸易进出口额同比下降0.44%。与此同时，更多东南亚国家加入了出口带动经济的发展队伍中，导致国际贸易竞争更为激烈。以纺织业为例，亚洲纺织服装业的发展呈现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态势。今后3-4年，亚洲市场将细分为：中国、泰国、越南主要生产高端多功能服装，孟加拉国、老挝、缅甸和柬埔寨主要生产低端服装。据越南纺织服装协会提供的数据，2005-2011年，越南的成衣出口增加了32%，中国的同期增幅为15%，印度、土耳其、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成衣出口量都增加了7%左右。为了降低成本、规避汇率风险和贸易摩擦风险，广东一些大型出口企业将订单向内地省份和周边国家转移。如中德电控、奥林巴斯、惠州三星电子等公司集团总部逐步将部分生产订单转移到越南的工厂生产。

（二）中国经济总体下行，出现更多新风险

一是综合指标显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任重道远。2012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别为7.6%、7.4%、7.9%、7.7%和7.5%，今年二季度以来的宏观经济仍然弱势运行，需求持续走弱，工业生产逐步下滑，库存下移补库存推迟。净出口在控制了套利交易后，二季度出现明显回落，对GDP的贡献率由一季度的14%下滑到二季度的0.9%。消费在可支配收入下滑以及反腐等政策影响下也在回落。资本形成仍是二季度GDP的主要贡献因素（贡献率53.9%），基建、房地产投资仍在托底经济，制造业投资则无法避免趋势性下滑。二是先行指标显示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大。1-7月的汇丰中国制造业PMI分别为52.3%、50.4%、51.6%、50.4%、49.2%、48.2%和47.7%。至6月底，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中的新出口订单指数已连续三个月低于50%。商务部对全国1900家重点外贸企业的调查显示，企业出口订单环比增长的企业所占比重已经连续4个月减少，出口利润率环比下降的企业所占比重已经创下近4个月新高。此外，近期出现的流动性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钱荒”等不和谐声音增加了中国企业经营的难度。中国众多中小企业在金融信贷领域冒出越来越多事关企业生死存亡的新问题、新风险。

（三）广东经济扩张压力大

上半年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稳中有升”，延续了去年第二季度以来稳步提升的态势，经济发展的质量有所提高，发展的稳定性进一步增强。1-6月，广东省制造业PMI分别为49.6%、48.1%、51.6%、50.9%、50.6%和50.4%，整体上广东省制造业扩张压力较大。当前广东经济仍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相对不高，外贸下行压力依然较大，消费市场总体不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企业生产经营仍较困难；流动资金不足，金融风险增大；财政增收困难，刚性支出增加，收支矛盾突出。

二、全球贸易下行趋势不改，新兴市场隐患增大

（一）全球贸易增长受制于需求共振

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贸易的发展不断经历低潮冲击，究其原因，是外需锐减产生的共振作用并未消退，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当前的国际贸易严重缺乏新的增长点或新的贸易格局出现。由于跨国企业快速发展形成的全球供应链，需求一端的缩减带来了供应链整个产品组合的结构性需求下降，而且该现象在同一时期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上演，给当前国际贸易增长复苏带来严重挑战。今年上半年开始，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集体放缓，释放出巨大的需求缩减信号，由此导致上半年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剧烈震荡，国际资本在新兴市场国家与美日等发达经济体间加速流转，给国际贸易平稳增长带来了巨大的风险。WTO和世界银行在年中纷纷下调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WTO将全球贸易年初预测的4.5%下调至3.3%；世界银行预测2013年贸易扩张速度为4.1%，并估计全年不仅贸易量的增长速度低于过去，贸易额的增长速度更慢。

（二）主要经济体进出口呈现负增长

今年上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贸易增长均不太乐观。发达经济体中，日本对外贸易受益于日元贬值，月度贸易增速逐渐出现亮色，但欧美贸易仍未走出阴霾；发展中经济体中，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贸易增长乏力，部分国家在竞争性货币贬值、低廉生产成本的推动下，贸易发展保持了一定的增速，但显然这并非为可持续性的贸易增长（见表5所示）。

（三）新兴市场难以引领全球贸易增长

今年上半年的贸易发展形势，让各大国际机构彻底理解到，新兴经济体难以独自承担全球经贸复苏增长的重担，全球经贸必须是协调、平衡的整体性增长。当前，新兴经济体经济政策面临应对经济放缓及资金流出的两难。5月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工业产值增速均出现放缓，包括金砖国家（除南非未公布数据）、韩国、马来、印尼，其中俄罗斯、韩国分别为连续2个月、4个月的负增长。同时，亚洲新兴经济体（包括韩国、香港、台湾、菲律宾、泰国）外汇储备再现集体下滑。在经济增速放缓以及资本外逃的双重压力下，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面临两难。在资金流出压力持续高位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可能无法采用逆周期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增速放缓。至少在下半年，新兴经济体难现根本改观。由于新兴市场在中国出口中占比已在五成左右，而且近年来增长甚快，因此新兴经济体经济下行风险给中国外贸带来的压力不可低估。

三、贸易增长风险因素尚在发酵

（一）汇率风险仍在增大

今年来人民币汇率的表现与我国经济基本面的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表现为与不断下行的中国宏观经济相背离，一方面表现为与不断贬值的非美货币，特别是周边货币相背离。原因在于，境外部分发达经济体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压力依旧存在；境内市场对于人民币延续升值趋势的预期、持汇主体的结汇压力没有得到扭转。导致出现，在年中美元指数创出三年新高的情况下，人民币走势依然毫不逊色地强势，7月中旬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再度升破6.16元关卡。关键的是，没有证据表明人民币升值已经结束，转为看跌人民币面临相当大的政策风险。尽管当前国际市场美元在大幅走强，一定程度限制了人民币升势，中间价呈略贬值特征，但如果与其他货币如欧元、澳元相比，人民币仍是表现最为强劲的非美货币。

（二）金融冲击不断增强

一方面是国际金融市场震荡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形成冲击，进而影响订单成交效果。上半年伯南克多次提出将退出QE成为国际金融市场震荡的主因。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的货币政策对各国影响深远。美国退出QE，意味着国际市场热钱流动的方向发生根本性变化，使资金流出市场的资产价格全面震荡及面临着巨大风险；也意味着国际贸易中的定价基础出现重大调整，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全面下跌；同时意味着国际市场资金可能逃到以美元计价的产品中而推高美元市场资产价格。新兴市场国家受到的冲击将更大。当初在美国宽松货币政策下，很多新兴市场国家酝酿了泡沫，如今美国如果过快大规模退出QE，势必有大量热钱从这些新兴市场国家撤离，造成流动性危机。这些国家为了防范金融系统失血，必须放松货币，但可能面临泡沫加大的风险。

另一方面是国内金融服务实体、服务贸易体系不够完善，反而金融冲击对实体、特别是中小外贸企业的影响是最大的。目前国内对外贸企业的金融服务扶持缺失，是造成当前外贸企业有单不敢接、接单也亏损的困局的主要原因之一。加强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扶持政策宣传很多，但落实效果却很差。对于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以直接融资的渠道获取资金并不现实。间接融资又分为流动资金贷款和贸易融资，其中，流动资金贷款需要企业做抵押担保甚至是高利贷，但这不利于企业发展；贸易融资“必须还”的特性适合扎扎实实做实业的中小企业，但贸易融资在我国并不普及，保守估计大约占比只有5%，远低于西方国家贸易融资占比高达70%。该局面导致一旦出现6月份国内大面积的“钱荒”等金融冲击，则加速了中小外贸企业的死亡。

（三）贸易摩擦愈加严峻

今年上半年，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达到了39起，其中来自发达国家的有17起，增长了40%左右。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倾向明显。不仅是美欧发达国家贸易摩擦加剧，来自新兴市场的贸易保护措施也日益增多。今年1-5月，广东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达28起，涉案金额超过28亿美元，涉及企业超过500家。特别是华为、中兴公司无线消费电子产品在美遭遇多起337调查，涉案金额约20亿美元；欧盟准备启动无线通信产品双反调查，估计两家企业涉案金额达50亿美元。中国出口信保公司报告显示，二季度短期出口贸易信用风险指数（ERI）环比上升，预计三季度及下半年出口形势不容乐观。

四、贸易低迷时期积极探索贸易新增长点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认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体呈现低速增长，二季度进出口增速明显放缓。尽管从上半年总体看，大部分省市进出口仍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但从单月出口增速来看，包括主要外贸大省的出口均呈现出口增速逐月收窄或出口降速逐月扩大的趋势。其中，上海的出口增速已经连续两个月出现两位数的大幅下降，形势不可谓不严峻。从单月出口增速变化看，上半年我国及主要省市的出口及不稳定，而且呈现出口逐月恶化的总体趋势。

第7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商业银行；咨询顾问业务；风险防范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8－0052－02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8.14

一、商业银行咨询顾问业务的主要内容

商业银行咨询顾问业务是指商业银行依靠自身在信息、人才、信誉等方面的优势收集和整理有关信息，并通过对这些信息以及银行和客户资金运作的记录和分析形成系统的资料和方案提供给客户的服务活动。商业银行提供的咨询顾问服务分为日常咨询服务和专项顾问服务两大类。

1.日常咨询服务。即基本服务，按年度收取一定的顾问年费。主要包括以下服务内容：一是宏观经济研究。商业银行利用信息资源和研发成果，为企业生产、资本运营提供相关的宏观经济状况、国家经济政策、宏观经济动态、法律法规方面的研究服务，帮助企业正确理解与运用。二是行业信息研究。根据企业的需求，商业银行利用信息资源和研发成果，提业发展、行业竞争的最新动态以及行业分析报告等相关产品。三是金融市场研究。根据企业的需求，商业银行利用信息资源和研发成果，提供金融产品、资本市场、投资机会等，并为企业所需办理的金融业务提供咨询建议服务。

2.专项顾问服务。即选择，是在日常咨询服务的基础上根据客户需要，利用商业银行专业优势，就特定项目所提供的深入财务顾问服务。主要包括以下服务内容：一是投融资咨询。当企业进行项目投资与重大资金运用时，或者企业直接融资时机成熟以及产生间接融资需求时，商业银行提供基本的投融资咨询建议服务。二是企业战略咨询。针对企业的行业背景和发展现状，商业银行利用行内信息资源在不违反商业银行为其他客户应有的保密义务的条件下，为企业提供区域内、国内乃至全球的竞争对手的企业信息和分析建议，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长期战略规划和管理咨询；协助企业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内部管理。三是财务咨询。为企业提升财务管理能力、降低财务成本，商业银行向企业提供的税务策划、融资安排、财务诊断、资金管理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四是投资理财咨询。为企业项目投资提供方案策划、项目评价和相关中介服务；帮助企业进行资本运作和投资理财，实现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联动收益。

二、中小型商业银行咨询顾问业务的定价原则

中小型商业银行由于普遍存在营业网点少、成立时间短、客户认知度不高等问题，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在服务方面的竞争主要体现在改善网点服务环境、提高服务效率和水平等方面，在业务定价竞争方面应采取跟随策略，即大量的、同质化的产品和服务收费范围不超过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收费价格也不高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在咨询顾问业务定价过程中应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1．中小商业银行在实力、声誉上无法与大型银行相比，在开展咨询顾问业务方面要主动出击，在初期业务较少情况下要适当降低收费，拓展客户量，当业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再考虑提高收费。

2．中小商业银行开展咨询顾问业务的根本目的是要盈利，定价下限是成本，包括资金成本、技术成本、人力成本等；定价上限是客户的可承受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3．以质定价，即咨询顾问业务以向客户提供实质、为客户带来实质性收益或给客户提升实质性效率为前提，做到质价相符、客户满意[1]。

三、中小型商业银行咨询顾问业务的定价方法

商业银行服务收费业务价格分为两类：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服务价格由国家发改委会同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制定，主要是银行基本结算类业务；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服务价格，由商业银行自行制定和调整，除基本结算类业务以外的其他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

从银行咨询顾问业务的特点和内容来看，开展这类业务要与企业自身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发展需求等紧密结合，应采取歧视定价法，即同一种产品向不同客户收取不同的价格。原因如下：

1．银行提供的咨询顾问业务是针对特定企业制定的专属方案，不适用于其他企业（通用的行业分析或经济形势分析除外），产品不可转售，不能采用统一标准进行收费。

2．银行提供咨询顾问业务的对象可以按业务规模分为大、中、小、微型企业，也可按行业划为实体行业和金融行业，很容易将客户分为不同群体。银行可根据企业需求和承受能力制定价格上限。

3．不同客户之间几乎没有联系，即使同一行业、同一规模的企业由于需求或提供服务不同，收费也很难相互比较，因此对咨询顾问业务可采用一级歧视定价，即对每一个客户提供服务的价格都不一样。

四、中小型商业银行咨询顾问业务的定价风险及防范

由于部分商业银行盲目追求中间业务收入占比，造成乱收费现象，甚至发生了与信贷业务挂勾、强行收取咨询顾问费用问题，引起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监管部门多次下发文件要求银行业规范服务收费，组织了多个检查小组赴全国各地进行现场检查。在此背景下，银行咨询顾问业务作为一项自主定价项目，是以银行员工智力为主的服务，如何达到监管部门要求的“质价相符”确实是一个难以量化的问题。

1．顺势调整业务发展思路。尽管咨询顾问业务的开展、管理和定价存在诸多问题，且面临着较大的监管压力，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国内利率管制的逐步放开，银行业传统的利差空间势必要大大压缩，银行要发展、要保持盈利，就必须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尤其是要发展咨询顾问业务，借银行在人力、信息、技术方面的优势，切实提升自身研究能力，为企业量身定制切实可行的咨询成果，拓展收入来源，密切与客户的合作。

2．培养高素质的业务人才。咨询顾问业务技术性、专业性较强，属知识密集型业务、智能，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不仅要有复合性的、广博的专业知识，更要有开拓新业务、新领域的能力。中小商业银行要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实务培训和理论培训相结合的方法，既重视提高从业人员的管理水平和规范操作，又要重视对高级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使之拥有一批有丰富银行业务实践经验精通企业运作和行业特点、具备开拓创新精神、通晓政策法律规范的复合型人才，及时满足咨询顾问业务对人才的需求，推动咨询顾问业务的发展。

3．建立完善的业务管理和定价体系。为了保证咨询顾问业务连续、稳定、规范、有效发展，中小商业银行应建立一套完善的咨询顾问业务管理体系，指定专门机构组织、推动、协调和管理咨询顾问业务，规范咨询顾问业务各个环节的操作流程，为客户提供质价相符的、有行业竞争力的咨询成果。同时在业务开展过程中，要制定完善的业务定价体系，及时、准确核算咨询顾问业务相应的人员成本、资金成本、技术成本、风险成本等，妥善保管业务定价相关资料，以便为监管部门提供翔实的定价依据。

4．选择合适的客户开展业务。按照《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的补充通知》要求，严格限制银行对小微型企业收取财务顾问费、咨询费等费用。因此中小商业银行在开展顾问咨询业务时要严格划分客户对象的范围，避免政策风险。

参考文献：

第8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宏观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6-0023-04

过去半年多来,由于我国政府应对全球危机出手快、出拳重、措施实,所以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积极性变化。最近,高盛公司、瑞士银行、摩根士丹利等一些海外金融机构纷纷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值。高盛公司将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值从6%上调到了8.3%,认为20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甚至将达到10.9%。但是,2009年前4个月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运行虽然已经触底,但整体回升还面临许多不确定性,经济仍在低位运行。在国际经济依然低迷的背景下,未来几个季度,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可能尚难乐观,在很大程度上将可能经历锯齿型的发展。因此,有关宏观政策应作进一步调整。

一、经济运行的走势:V型还是锯齿型

200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衰退程度的加深和蔓延,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实现率先复苏充满了期待。关于中国经济运行的走势,人们在经历了L型、W型、V型等争论以后,目前国内外大多数专家倾向认为可能是V型。理由是,从2008年11月份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外部金融危机的措施得力,成效比较显著。主要表现在:一是投资增速加快,消费较快增长,国内需求持续提高。2009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1%。1-4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5%,比2008年同期和四季度分别提高6.5和8.7个百分点;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90.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5%;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17.5%。二是工业生产逐步企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1-4月为5.5%;采购经理指数(PMI)连续5个月回升,已由2008年11月的38%上升到4月份的53.5%;用电量和发电量降幅减少,4月份全国用电量同比减少3.5%,而1-2月用电量下降的幅度是4.4%。三是结构调整积极推进,区域发展协调性强,产业升级加快。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都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沿海地区工业总体增速虽然较低,但恢复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增势较强,生物生化制品、通信交换设备、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业等增速明显超过工业平均增速。四是金融运行情况良好,市场流动性充裕,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社会信心提振,市场预期改善。

但是,能否就此认为中国经济进入了V型轨道?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因为,从2009年前4个月的情况看,经济基本面虽然似乎“触底”,但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经济运行中的许多深层次问题使得“反弹”动力不足,未来经济运行还难以乐观。

一是通货紧缩压力与流动性充裕并存。2009年2月份以来,CPI连续出现负增长,PPI负值还在继续加深,标志着中国全面通缩的压力还在加大。与此同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十分宽裕,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其中3月份M2同比增长高达21.3%。二是银行信贷超常扩张与企业信贷有效需求不足并存。前4个月,中国银行业信贷投放达到了5.17万亿元,已经超过了2008年全年投放量,也超额完成了2009年年初制定的5万亿的目标。但是,当前企业的投资欲望并不强烈,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有效信贷需求严重不足,投资增速仍在下滑。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相当一部分在银行体系内空转,没有真正进入实体经济。三是政府投资加大与财政收入下滑并存。一方面,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得财政支出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工业企业利润不断下降,政府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持续下滑。2009年一季度,我国财政支出同比大增34.8%,而财政收入同比下降8.3%,财政收支矛盾开始显现。四是资产市场企稳与实体经济依旧低迷并存。尽管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回暖的迹象,但实体经济仍然困难,库存压力很大,经营效益仍在下滑。比如,2009年4月我国发电量增速仍然维持负增长状态,并且降幅比3月份还大,这说明工业生产恢复并没有先前预期的那么乐观。再如,工业产成品存货绝对规模仍高达1.98万亿元,对工业生产和效益的影响仍不容忽视。再比如,产能过剩问题依然突出。目前闲置的产能不仅包括需要淘汰的落后、低端产能,更包括为出口服务的先进、高端产能。由此可见,未来国内企业自主投资依然低迷。五是内需扩大面临较大压力。从经济内在规律和中国历次经济周期变化看,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存在大约一年的滞后关系。同时,工业增速放缓和消费回落的滞后期大约为4-6个月。若这些规律继续有效,那么对2009年的消费增长将构成较大压力,消费增速进一步下滑的概率很大。六是外需持续疲弱,贸易顺差明显下滑。目前,尽管美国经济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但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疲弱的外需仍将是制约中国经济反弹的最大因素。

上述问题,都反映了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还未得到真正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时间。其一,作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出口需求,有赖于全球经济尤其是欧美市场的复苏,这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其二,内需的真正启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有待于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诸多深层次问题的逐步解决。其三,投资增长以及投资效率进入良性循环,还需要社会信心的全面恢复,需要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大举进入,显然这也需要时间。其四,中国经济经过了长达6年的高速增长后,积累了不少结构性矛盾,需要利用市场出清机制进行一次大的调整。这种调整包括产能调整和总需求结构调整,需要经历一个痛苦而又漫长的市场出清过程,期间必然会出现利润下降、亏损面增加,以及企业的关闭、破产、并购与重组。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民间投资是否有效启动;二是中小企业是否摆脱了生存和发展困境;三是潜在消费是否转变为现实消费;四是经济是否向好发展。从目前的情况观察,这四个方面目前还不太明显。由此,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运行在本次危机中可能不是V型轨迹,甚至不是一个简单的W型,在很大程度上将可能经历一种波浪式的“锯齿”型发展轨迹。当然,我们期望能够通过适度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使经济振荡的波峰与波谷不要太大,并尽可能缩短整个振荡周期。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空间与重点

在应对这场全球经济衰退中,我们看到了各国政府都无一例外地选择和启动了财政政策。中国政府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政策措施。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也隐藏着若干风险。其一,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政府能够拿出来的钱是比较少的,更多的是需要靠银行贷款。在中央4万亿和地方政府20万亿的投资大单中,政府能够提供的只是给予企业的少量投资补贴,绝大多数依赖企业投资。而企业的投资又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笔者担心,近期这种投资和贷款的“突飞猛进”有可能使既有的市场化改革成果受到影响。

其二,积极财政政策可能不能阻止经济陷入“二次衰退”。政府刺激经济的宏观调控政策属于短期政策,它只能在短期内通过增加总需求,防止经济过度下滑,但不能从根本上使经济从低谷走向复苏。这一点,日本1990年代的教训值得注意。笔者认为,如果整体经济的运行过度依赖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经济很容易出现“二次衰退”。因为,在政府刺激经济计划的作用下,因市场压力减轻,政府部门和企业结构调整的动力将减弱,它们更多的选择是扩大生产规模,而不是调整结构。这样,一旦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递减,经济就会陷入“二次衰退”。

因此,我们应该在财政政策方面进行调整。

首先,应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投向,不断增强公共财政的民生和消费性质。消费比重过低、对外依存度和投资依存度过高,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在扶持经济转型中的特殊作用。为此,财政开支必须坚持三个原则:一是财政开支应该是民生型、福利型而不是生产型的;二是财政开支的方向应该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型的;三是财政开支的方向应该是促进社会和谐。基于以上原则,笔者建议:一是要从根本上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稳定居民的消费预期。二是重点建立健全农村(准)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各级政府应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建立健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合理划分中央、地方的事权、财权,以及各级地方政府间的事权、财权,由不同级次的政府分工合作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农村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农村的基本公共卫生、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收益的外部性很强,可以由中央政府提供;农村的水利灌溉系统、农田改造、农村道路(省级公路、县级公路)建设、乡村电网建设、农村医疗保健服务等准公共产品可以由地方政府和私人机构混合供给。

其次,应提升公共财政赤字比率,扩大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空间。在当前情况下,我国的公共财政应该从传统的“综合平衡”理念,转变为资产负债表管理的新思维,从以扩大财政收入维系财政收支平衡为目标,转到以全面支持国民经济长期建康、快速发展为核心。日本野村证券经济学家辜朝明认为,为应对资产负债表衰退,在企业恢复借贷之前不应过多考虑财政赤字的问题。过分担忧财政赤字,反而会使复苏的过程充满反复。国内学者李稻葵也认为,当前实行赤字财政必要而且合理。

第三,健全资本市场体系,完善地方债券发行机制,增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目前地方债由财政部,也由财政部代为办理偿还手续。而且,只有省级政府和计划单列市具备通过中央地方债券的资格,地级市、县级市都禁止发行地方债券。笔者认为,随着条件的逐步成熟,未来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权可以转移给省级地方政府。当然,必须制定严格的管理办法来规范地方政府的发债行为。

三、宽松的货币政策:绩效与代价

目前经济好转的迹象使得近期出台新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必要性降低,但决策部门考虑到经济反弹的基础尚未稳固,立即出台针对信贷扩张力度较大的调控措施也不可能。因此,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延续。

理论证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属于短期政策。而且,对于当前的衰退,其政策效应不如财政政策。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如果货币政策运用不当,那么,将加大未来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延长结构调整时间。笔者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应实施灵活的货币政策。(1)货币当局应根据市场流动性的变化情况,灵活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控制在20%之内,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2)要围绕实施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振兴规划,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在信贷结构优化的基础上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3)加强窗口指导,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改进金融服务,加大创新力度,加大对重点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助学、就业等的信贷支持,加大对技术改造、兼并重组、过剩产能向外转移、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的信贷支持,同时继续限制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扩大出口信贷的规模,探索在出口信贷中提供人民币中长期融资。(4)进一步发挥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大力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四、需求政策的调整:内需扩大与外需增长并举

反思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除了微观层面的银行家贪婪、监管者行为失当、中介机构欺诈等原因外,宏观层面的全球经济失衡(美国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和新兴经济体的顺差,以及美国与其它经济体消费、投资的不平衡)是重要的原因。因此,中国和严重的出口导向型亚洲国家、新兴市场国家,都需要确立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以降低对外国需求的依赖。

从中国应对危机的策略选择方面看,也基本上遵循了这一思路。这些政策的积极效应目前开始有所显现,未来可能进一步显著。

从近期的情况看,消费保持了良好态势。2009年4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8%。但是,笔者认为,对于内需的扩大,我们不应过于乐观。因为,中国人储蓄倾向浓郁的传统文化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特别是在危机时期。尤其是,由于缺少一个社会福利网,消费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短期内也难以提高。因此,在一个可预见的时间内,笔者对内需的扩大持谨慎态度。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依赖外需的增长。那么,外需能否成为中国经济恢复增长的引擎?

最新出口数据表明,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疲弱的外需仍是制约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最大因素。2009年4月份中国出口同比下降22.6%,降幅比上月加深5.5个百分点。但据海关总署分析,按工作日平均计算,4月份出口环比增长6.9%,这是继上月后单月出口再次环比增长。尽管出口连续出现环比增长,并不意味着外需萎缩的情况出现逆转。值得关注的是:加工贸易占中国出口额一半以上。4月份,加工贸易进口同比下降27.4%,这意味着未来3-6个月加工贸易出口形势仍不乐观。而机电产品又占出口的六成。4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同比下降22.2%,降幅比上月加深3.4个百分点。从目前情况看,上半年出口同比降幅会在20%左右。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加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增加了中国稳定外需的困难。流感疫情造成的心理恐慌,也有可能对外贸造成不利影响。从最近各国公布的数据看,欧美经济难言好转。2009年5月4日,欧盟委员会预计欧盟27国和欧元区经济在2009年将萎缩4%。同时,把2009年欧盟经济和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分别由1月份的增长0.5%和0.4%统一下调至萎缩0.1%。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欧盟,其经济增长预期的进一步下调使得中国对欧盟出口更不容乐观。最近,美国经济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如2009年4月份制造业指数升至40.1,高于3月份的36.3;金融领域的数据有所缓和,固定收益率曲线变得陡峭化,高收益证券交投有所回暖;整体建筑支出在3月份也出现了0.3%的增长。然而,美国经济增长目前依然没能摆脱美联储“直升机撒钱”效应的催化。欧美这两个中国最主要贸易伙伴经济衰退的持续,不可避免给中国出口增长带来沉重的包袱。因此,外需的调整可能会持续数年而不仅仅是几个月,沿海省份尤其如此。外部需求的持续萎缩,日益加剧了中国外向型产业的困难。这些企业持续经营困难,不仅影响上下游企业生产与投资,而且由此造成就业人数减少、居民收入下降,进而对未来消费增长产生制约。因此,在需求政策上,短期内我们必须兼顾内需扩大与外需增长。从长期看,必须将内需培养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笔者建议:

一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从藏富于国转变为藏富于民。数据显示,从1998-2007年,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17.5%上升到24.2%,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从68.1%下降至57%。在外需不旺,需要大力启动内需的现实下,政府必须让利于民。如何让利于民?一个重要选择是收入分配机制向居民倾斜,提高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基于刺激消费这一目的,收入分配首先应该向低收入人群倾斜。从经济学理论来说,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人群,分配给穷人比分配给富人更能刺激消费,也更能增加一个国家的整体福利。

二是完善对外贸易政策,提高抗御外部危机冲击的能力。在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继续保持顺差的情况下,建议稳定人民币汇率,减弱人民币升值预期,消除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出口的汇率传导机制,避免汇率成为美国转嫁危机的政策工具。近一段时间以来,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越来越多,预计未来我们将面临更多的贸易摩擦。为此,我国政府和企业应有预见性地做好应对措施,务实、有效地化解中外贸易中可能出现的纠纷。(1)细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不同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含量,对纺织轻工行业的鼓励类产品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重点支持自主品牌产品与高技术附加值产品出口,提高技术含量较高的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最终实现出口产品以不含增值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保证我国出口产品平等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2)增加对外贸企业的信贷支持,帮助企业加快建立和完善自主性国际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要对中小型外贸企业在资金、技术上予以一定支持,帮助企业通过技术升级渡过难关。(3)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将外汇货币资产更多地转换为战略性资源资产,为我国扩大内需提供长期的资源供给保障。

五、产业政策的重塑: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发展

第9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金融交易税；证券交易；印花税；托宾税

JEL分类号:H2，K34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10-0027-06

金融交易税(The Financial Transactlon Tax，简称FTT)是基于特定目的对特定金融交易行为征收的一种行为税。它不针对特定金融机构，只是对包括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工具及外汇等特定金融产品的交易行为征收。金融交易税的初衷是利用税收增加金融交易成本来遏制投机交易，控制市场波动从而达到引导金融市场健康发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目的。

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巨额救助和各界对金融业的批评使金融交易税再次回到公众视野，引发了大量的争论，并且从单纯的学术讨论发展到包括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及国际组织参与的政策争论。这些争论围绕金融交易税的理论基础、制度安排及收入分配与应用展开，并结合危机后的金融治理和危机防范对金融交易税提出了新的应用。

实践中金融交易税可以分为货币交易税与证券交易税，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就是证券交易税的一种，并在实践中逐渐演变为对股市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金融危机后，各国普遍对金融部门减税，我国也大幅调低印花税税率并改双边征收为单边征收以刺激股市。随着我国金融领域的进一步开放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考虑到税收所致的资本外流与交易转移，进一步降低金融部门的税收负担。同时.金融产品的增加也要求调整印花税的税制设计以限制避税行为。

一、金融交易税的内涵与界定

对金融交易征税以抑制投机交易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认为金融交易税通过增加股票投机的成本可以控制无信息的金融交易者过度投机行为所增加的波动性，并将投资引向生产部门。但是，他的提议并没有得到重视。直到1972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JamesTobin)提出以“货币交易税”(Currency TransactionTax，也称为Tobin Tax，即托宾税)来抑制币值波动，减轻投机交易对汇率的影响。托宾税的课税对象为外汇交易，是金融交易税的一种，也是对凯恩斯提议的具体化。

(一)金融交易税与托宾税

金融交易税的主要目的是从投机交易的泡沫中拯救企业，凯恩斯和托宾认为对特定的金融交易征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金融市场上的过度投机行为.减少金融市场的波动，从而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在托宾看来，货币兑换中的波动来自国际金融市场。一国政府没有能力在不牺牲国家经济政策中的就业目标、产出和通胀目标的同时调整外汇资金的大量流动。他为此提供了两个解决方案:一是走向共同货币，实行共同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及经济一体化，但他也认识到这在政治上很难实行；二是实现国家与地区间更大的金融货币分割，允许各国央行和政府有更大的自，政策制定服务于本国特定的经济体制和目标，简而言之就是对货币兑换行为征税。托宾认为最好是实施一个针对货币兑换行为的国际统一税。由各国政府分别行使管辖权，税收收入可存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这一税种可以适用于以其他货币计价的所有金融工具相关的交易(包括纸币、硬币和权益证券，即通常所说的金融交易税)。当然，他也指出这一税种并不是要增加贸易壁垒。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相对于银行税等其他针对金融部门的税收，对金融交易征税能够更有效地实施税收征管，控制避税行为。

(二)证券交易税与货币交易税

对金融交易税的划分主要基于其税基涉及的不同金融产品.在现实操作和理论发展中衍生出了多种形式，可以分为证券交易税与货币交易税两大类。

证券交易税(Secufifies Transaction Tax)涉及对包括权益、债券及其衍生品在内的证券交易行为所征收的交易税。可以包括初始发行也可以仅限于二级市场交易。尽管证券交易税可以对每次交易征收固定费用，但实践中通常按证券的市场价值从价征收。实践中最常见的证券交易税是对股票交易征收的印花税。

对权益证券的交易税可以拓展到包括权益类金融衍生工具，如权益类期权和期货。可按照交割价对期货征税，期权如果行权，可以按照溢价(primium)或履约价格征税。

货币交易税(Currency Transaction Tax)即通常所说的托宾税，是对外汇及其衍生品(包括外汇期货、期权及互换)交易征收的金融交易税，通常用于对外汇汇率的控制和管理。Spahn(1995)指出托宾税给控制金融市场波动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路径，他对托宾税进行改进，提出了Spahn税的设想。由于实践中很难区分正常的流动易与投机者的噪声交易，过高的税率将严重影响金融交易并导致国际流动问题，尤其在对衍生工具征税时这一问题更严重。较低的税率可以降低对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但在汇率变化超过税收边际时无法限制或减少投机行为。针对这一问题，Spahn税构造了一个两层税率结构的低税率金融交易税，加上一个汇率附加费，后者在正常的金融活动中处于休眠状态，只在投机攻击时激活。在Spahn税下，世界金融市场机制可以通过盯住一个适当的汇率区间来识别异常交易，汇率在这一区间自由变动时没有交易税，只有在允许范围以外的影响汇率的交易才会纳税，并由此自动引导市场参与者的稳定行为。

(三)金融交易税、银行税及金融活动税

金融交易税对特定金融交易行为征收。但未必与金融部门直接联系。如证券交易印花税，仅对证券购买和销售的交易双方或其中一方征收，并不与类似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直接联系。银行税对符合税制规定的纳税人身份的金融机构征收，不考虑金融交易的金额，通常按照金融机构的利润指标确定纳税额。金融活动税(Financial Activities Tax，简称FAT)实际上是银行税的拓展，将征税范围从银行扩大到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4月的G20财长及央行会议上提出的报告，金融活动税旨在部分抵消金融机构过度膨胀的风险，可以采用类似增值税的设计，与风险挂钩的税率，对净利润征税(陈璐，2011)。

因此，可以看到，金融交易税与银行税及金融活

动税的差异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交易税的目的是通过增加交易成本挤出投机者以减少投机交易。从而降低金融市场的波动，银行税没有特定目标，金融活动税则着眼于通过对金融部门征税补偿政府对金融部门的救助支出或者为金融市场发展提供风险准备:二是金融交易税的纳税人是交易的参与者，未必是金融机构，银行税的纳税人通常是传统的商业银行，金融活动税的纳税人比银行税更广，包括更多类型的金融机构；三是金融交易税通常按照交易额征税，类似传统的营业税，而银行税及金融活动税通常对金融机构的利润或净利润征税；四是从实践来看，金融交易税已经在部分国家有成功的范例，银行税在部分国家也有实行，但针对金融部门的金融活动税较为少见。

对金融税制体系的构成如下图所示:

二、金融交易税的主要争论:理论基础与制度设计目前各界对金融交易税的争论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一是金融交易税的理论基础；二是制度设计问题。包括税收征管安排及对税收收入的分配和使用。

(一)金融交易税的理论基础及发展

凯恩斯和托宾推动金融交易税的初衷都是抑制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减少金融市场的波动及维护汇率的稳定。这包括两个理论假设:(1)投机行为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2)金融交易税能够减轻交易的波动，提高汇率的可预测性。

对投机行为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并没有达成一致，有观点认为投机有助于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过程，能够通过提高市场流动性，确保资源的正确定价。托宾则认为投机交易增加了外汇市场的波动.通过税收促使投机者离场可以降低汇率波动，从而为实体经济提供一个更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

金融交易税的原理与托宾税一样，即通过提高交易成本来减少投机交易，从而稳定金融市场。那么，在讨论金融交易税的正当性时，焦点就是金融交易税是否能减少金融市场波动，并维持汇率稳定。研究显示，金融交易税可以通过排挤出投机者或减少个人噪声交易者来减少波动，如Wei and Kim(1999)及Wester.hoff and Dieei(20061发展的行为金融模型都认为金融交易税至少在外汇市场上可以降低波动。但Lanneand Vesala(2010)认为交易税对有信息的市场参与者的惩罚不成比例地多于无信息的市场参与者。可能放大而不是减轻外汇市场的波动。

金融交易税实质上是一种交易成本的增加，现有的实证研究中，并没有发现交易成本增加(交易税或政府控制的最低经纪人佣金)与市场波动降低有统计显著的因果联系。事实上，金融交易税研究中股市回报波动性的增加通常与市场流动性(交易量)和应税收入的降低联系(Umlauf，1993)。但是，所有对交易成本、交易量与价格波动的实证研究中关于金融交易税对市场波动影响的研究仅针对短期的统计波动，这些研究结果无法回答金融交易税在中长期内是否减轻资产定价偏差的问题(Schulmeister，et a1.，2008)。而且，这些关于金融交易税波动影响的经验研究普遍缺乏对基本的与过度的波动的定义，这可能导致矛盾的和不恰当的结果(Schulmeister,et a1.，2008)。

2008年金融危机后，金融交易税被赋予了新的使命。首先，由于在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对金融部门提供了大量的救助，这些支出来自政府税收，引起了公众对金融部门和政府的不满，有机构认为可以通过金融交易税的形式收回这些支出。其次，以国际货币基金为首的国际组织在金融危机后提出可以通过对金融部门征税来为未来的金融危机提供风险准备，同时也可以限制金融部门的过度贪婪行为，金融交易税就是选择之一。

以税收的形式收回政府对金融部门的救助或者为未来提供风险准备都是基于金融部门是金融交易税的税收负担者这一前提。从形式上看，金融交易税对金融产品的交易行为征收，交易双方可以是金融部门也可能是个人或实体经济部门的企业组织，金融部门虽然是金融产品的提供者，但未必真正负担金融交易税。同时，由于金融交易税对参与交易的各方征税，并不能反映出金融风险的来源，而且也没有区分纳税方是否得到政府救助，对各方同等待遇无法反映出不同部门在金融危机中的责任，也就很难得到广泛支持。因此，虽然金融危机后金融交易税成为一个防范未来危机的可能的政策选择，但目前还停留在争论中，部分国家的应用也不是出于防范金融危机的考虑。

(二)金融交易税的制度安排

金融交易税的制度安排涉及该税的可行性，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征税主体的选择，二是税制设计问题，包括对避税行为的防范。

由于金融交易税所涉及的金融部门国际化程度很高，资本流动性很强，而税收增加了交易成本，可能影响金融市场的发展。研究者普遍认为金融交易税最好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征，这样可以更好地控制利用地理位置转移进行的避税行为，减弱税收对各国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而且，由于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各国也开始考虑全球金融交易税的可能性。

但是，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税收征管能力也各不相同，全球金融交易税的引入在实践上缺乏可行性。由于征税权是一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阶段很难让各国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而且，由于单个国家开征金融交易税可能影响本国金融市场的吸引力，税收所致的交易成本增加可能降低投资收益并导致资本流出，甚至使得交易向国外转移，这也使得一些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持观望态度，并不急于开征或者大范围应用金融交易税。

对金融交易征税的税制设计问题主要是征税范围和税率的选择，以及对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避税行为的控制。这需要在抑制投机行为的同时提供征税效率并尽量减少税收对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

托宾税最初只打算对外汇交易征收以减轻外汇交易市场的汇率波动，由于货币衍生工具和货币交易基金的出现，不再有引入纯货币交易税的可能。因为这些金融工具几乎能完全替代，如果对其中一类免税将从应税替代品中吸引大量交易。托宾税最初设想的仅针对外汇交易的金融交易税是不可取的，一般金融交易税比特殊金融交易税更具吸引力，因为这可以减少避税，显著增加税基，而且在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今天，在实施上可能更容易。因此，对金融交易税税基的选择需要结合控制避税的需要来综合考虑，在尽量减少避税选择的同时减弱税收对金融市场发展的负面影响。

在2001年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托宾本人建议的托宾税税率为0.5％。但他没有给出更明确的解释。相关研究中也没有给出一个可行的选择范围，研究者均认为应当尽量减小税收增加的交易成本。各国的金融交易税实践中。税率分布在0.00l％到O.5％的区间内(Matheson，2011)。

国家间的多边协议有助于限制投机者将交易转移到离岸避税天堂，从实践来看，大型金融机构为了避免一个金额并不算很大的税收搬到境外的代价是非常昂贵而且可能性极小的。而且，从全球来看，走向

集中的交易系统意味着隐藏交易变得更加困难。转移到像开曼群岛这样的税收天堂可能被处以双倍或更多的罚款，对企业来说未必合算。此外，在征管规定中要求无论交易在何处发生都对参与国的公民征税也可以限制避税行为。

(三)金融交易税收人的分配与使用

单个国家分别开征金融交易税就不存在税收在不同国家间的分配问题，税收的使用也由各国自行决定。如果是全球统一税，在各国政府分别行使管辖权的同时需要明确税收收入的分配和使用。尤其在涉及跨境交易时，国家间的收入划分将是一个难题。而且。还需要设立相应的机构来解决税收分配中可能的争端。

如果全球统一的金融交易税收入由国际组织负责分配和使用，则需要明确税收的用途。在2009年11月G20财长峰会上，英国首相Gordon Brown和法国总统Nicolas Sarkozy建议托宾税(金融交易税)收入可以用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特别是帮助发展中国家。但后来英国官员指出金融交易税的要点是为全球纳税人提供对未来金融危机的保险。因此，目前看来，对全球统一金融交易税收入的分配和使用并没有达成共识。

三、金融交易税的国际实践

虽然金融交易税仍在争议中，但实践中有很多国家对包括股票交易在内的特定金融交易征收金融交易税。

货币交易税(Currency Transaction Tax)，即通常所说的托宾税，虽然由托宾最早提出，但在G20国家中，仅巴西和土耳其开征了货币交易税，而且土耳其在2008年取消了税率为0.1％的货币交易税，巴西的货币交易税税率为0.38％，出口可以免税。

1694年伦敦证券交易所开征的印花税是最早的证券交易税。最常见的证券交易税是对二级市场股票购买或销售行为征收的股票交易税，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南非、韩国和英国等国家曾经或者正在实施这种类型的金融交易税。它可以仅限于在证券交易所进行的股票交易，也可以包含场外交易；可以仅限于公司股票也可以包含非公司制企业的股权交易。多数国家选择以股权交易的市场价值为税基。税率在O.1％到0.5％之间。

一些G20国家选择对上市股票征收非税费用。如美国证监会对股市交易征收0.17个基点的费用用于提供其监管基金，土耳其对交易所初始上市的股票征收0.1％的费用，此后征收0.025％的年度维持费用。

在过去几十年中股票交易税经历了逐步降低直至取消的趋势。如美国早在1966年就取消了股票交易税；德国在1991年，日本在1999年先后取消了股票交易税:澳大利亚在2001年取消了对股票交易的联邦印花税；意大利在2000年大幅降低了对资本和交易的税收。

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一趋势更明显.如巴西在2008年调低了股票和债权的金融交易税税率，法国在2009年取消了对股票交易征收的交易税。而且，中国政府也在2008年调低了对股票交易征收的印花税.并将双边征收改为单边征收。这一趋势的关键是在给定日益增加的跨境资本流动下对日益增加的企业资本成本和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和竞争力的关注。

多数国家对初始发行和二级市场交易进行了区分，对股票交易征税通常不包括初始发行，如英国、中国大陆地区等。但在G20国家中，韩国、俄罗斯、土耳其都对初始发行征收类似税种，而欧盟、希腊、西班牙、塞浦路斯、奥地利、波兰及葡萄牙选择的是一定的资本费用。

证券交易税也可以用于债务融资，如贷款、债券及公司债券的发行或交易。如巴西、意大利、俄罗斯、瑞士和土耳其等国就对债务融资征税。与股票交易税不同，债券交易税多在初始发行环节，对债务融资的本金或新发债券的面值征收。税率一般在1％左右。

证券交易税还可以拓展到包括其他金融产品。如期权和期货。可按照交割价对期货征税，而期权如果行权，可以按照溢价(primium)或履约价格(strikeprice)征税。印度、英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均对期权和期货征税。如英国对行权的期权按履约价格的0.5％征税，印度和台湾的税率则更低。印度和英国均按交割价格对期货交易征税，税率与期权交易类似。台湾则将期货交易分为利率期货及股指与其他期货两类，股指及其他期货交易的税率与期权交易类似，而利率期货的税率低至0.00025％。

四、中国的金融交易税及金融税制完善

除与其他行业相同的企业所得税及附加税等税种外，与我国金融部门密切联系的还有营业税和证券交易印花税。金融保险业的营业税实质上相当于金融行为税，对特定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活动的营业额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是金融交易税的一种，目前仅对权益证券中的股票交易征收。

(一)中国金融交易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实践

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始于1990年的深圳，次年10月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开始征收印花税。为了加强对股票交易的税收调节，税率经历了多次调整，目前税率为0.3％，并在2008年9月改为仅对股票出让方单边征收。对投资者买卖证券投资基金单位一直免征印花税(刘佐，2007)。

从实践效果看，印花税的调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对股票市场的调控目标。除1997年5月的印花税调整外，其他历次印花税调整均在短期内达到了抑制股市交易或者刺激股市的目标。从股指后续表现来看，印花税在抑制股市过热，降低市场风险上能够起到较好的效果。从降低印花税刺激股市的经济后果来看，税收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还较为有限。而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如1998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中.降低印花税只能刺激股市短暂反弹，很难抗拒宏观环境对市场大势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后的中国金融税制完善

金融危机后，各国在税收政策上的变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广泛的减税来刺激经济，以政府财政支持经济复苏；二是从税制设计上寻求对金融危机中面向金融机构的救助支出的补偿或利用特定的税收为未来金融危机提供风险准备基金，金融交易税就是选择之一。

对金融部门的减税主要体现为对金融活动相关税制的调整。从各国金融税制安排来看，金融业务一般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通常区分核心金融业务、附属金融业务与出口金融业务，按照业务类别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多数国家都选择对核心金融业务免税，对附属金融业务征收增值税，对出口金融业务实行零税率。其中核心金融业务包括货币买卖、银行账户操作、信用证及保证函、贷款业务、信用卡业务、财务担保、担保赔偿、金融票据及股票交易、期货、期权、互换交易、包销金融票据、外汇交易、对境外单位和个人提供的金融保险服务等，附属金融业务包括融资租赁、追讨欠款、保管服务、财务顾问、保险赔偿评估及谈判、信托服务、会计及法律顾问服务等(中国金融税制改革研究小组，2004)。而我国对金融行业征税主要区分银行保险业与证券行业来缴纳营业税，没有区分金融服务类型一律实行5％的比例税率。由于营业税对营业额征收，没有增值税进项抵扣的规定，使得我国金融行业的流转税(营业税)税负高于国际水平(闫先东，2009)，这可能对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造成不利影响，而银行业与证券业问的税负差异(邓子基和习甜，2011)也不利于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扩大增值税范围，降低金融部门税收负担有利于金融业的发展。而且目前对金融业征税的国家中多数选择增值税，对金融业适用增值税有利于国家间的税收协调，这也应该是我国下一步金融税改的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