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意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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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新医改;公立医院;国际接轨;国际竞争

[中图分类号]R-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4-0099-02

于2009年4月6日出台的中国新医改政策中,公立医院改革是核心内容之一。公立医院改革被认为是新医改中最艰巨的任务,它所面临的情况也最为复杂。在新一轮医改这个大环境之下的公立医院,又同时处在与外资医院竞争的生存压力之下。那么,如此双重压力之下的公立医院,在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方面又该做出哪些方面的准备呢?以往文献对此有过很多报道,本文作者力图从新的角度来再次诠释这个问题。

1 要力争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已对外开放了医疗服务市场。这一举措对于公立医院来说,有着双重意义,即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这要求我们在思想认识上要做到:不封闭,放眼全球;不畏难,竞争进取。

1.1 积极参与到“游戏规则”的制定中来

跨入国际主流经济,就必须了解主流经济社会的游戏规则、利益格局、运营范例、沟通技巧。对于处于新医改大环境下的公立医院卫生主管部门来说,只有参与到游戏规则的制定中来,并加强同外经贸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和协调,才能使开放医疗服务市场后的政策向对公立医院有利的方向倾斜,才能使公立医院在新医改大环境中,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先占据政策优势。

1.2 在现行政策承诺范围内积极发展

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例中,在国际卫生组织现行承诺范围内,有一些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保护政策,也有一些是保护本国产业的一些最惠国待遇等。这些政策在新医改后仍然可以利用而且必须要利用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处于新医改大环境中的公立医院,要充分研究并力争使自身得益于承诺范围内的这些保护条例、优惠政策,并不断地、及时地总结经验保持政策稳定。在政策稳定期从内部、外部两方面积极建设发展公立医院,以尽快适应国际竞争规则。

2 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公立医院的学科布局

2.1 民众对医疗服务需求有改变

由于国外资金的涌入,国外来华工作的人员也越来越多了;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复苏、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医疗服务需求前所未有地急速增长,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人即使有医疗服务的需求,也难以得到满足。那是因为在收入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人们只能把吃饱穿暖放在第一需要的位置。至于医疗服务,仅仅是需要而已,因为没有相应的购买力来表达此种需要,需要就无法转换成现实的需求。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将不断提高,高收入阶层也将增加,这些都将带动医疗服务需求的增加。因此,对医疗服务资源的动员就要相应跟得上。新医改后,与国际接轨的公立医院将以市场为导向来调整医院的学科布局。公立医院要适应国际竞争,就要改变过去单纯以政府导向和学术导向来规划医院布局的状态。

2.2 开发新的医疗服务项目

新医改后,竞争加剧了,意味着对医疗服务市场的争夺日益激烈。公立医院的管理者要做好对区域性医疗市场的科学预测,包括对本地区患者、潜在患者和潜在消费群体的存量、变量的评估,以及其经济收支能力的预测,掌握了这些信息有利于管理者及时调整医院内部结构,并开动脑筋开发出“人无我有”的新的医疗服务项目。

随着人民群众医疗需求的增加,有许多潜在的医疗需求我们能够去开发。如目前高血压患者的个人知晓率不到30%,在这30%的患者中能做到有效控制的才3%。如果我们能采取让民众乐于接受的措施,比如使高血压患者知晓率提升到80%,有效控制率也提升到80%,那么,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患者群,也就因此赢得了一个巨大的医疗服务市场。再如,现在很少家长知道儿童应该从三岁开始,每半年就要查一次视力。等到孩子近视了,家长们才开始后悔。就目前中国城市状况来说,由于小家庭里普遍都是独生子女,每个做家长的是不会吝啬在孩子身上投资的,只不过他们缺乏很多方面的医学常识而已。所以,帮助家长们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也就为医院开拓出了新的医疗服务项目。还有,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高收入人群越来越庞大,为高收入人群提供高端优质服务项目,满足他们的高层次的医疗需求、满足他们对时尚的需求,将会受到这个群体的热烈响应。所以,新医改中的公立医院可以考虑给高收入家庭配备私人保健医生,每个家庭每月大约只需200~300元。在国外、在发达国家早已实行了家庭医生制,一经在中国推出,势必被当做时尚,当然更重要的是需求接受下来。

3 实施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公立医院改革

3.1 公立医院的管理水平要提高

随着卫生改革的不断深入,必须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现代公立医院制度,取代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传统公立医院制度,从而实现质的转变。而现代公立医院制度改革的核心和基础是公立医院产权制度的改革。国有公立医院与外资医院最大的差距往往不在于医疗技术、不在于服务质量和水平,甚至不在于管理水平,而在于管理体制。这个观点已经在学术界达成共识。处于新医改大环境下的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还是应落实在加快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上。应借鉴成功企业的管理模式,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院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公立医院管理制度,借以激活公立医院资本运作效率,增强公立医院的生机与活力,使之有效地参与市场竞争,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效率和效益,更好地为增进人民的健康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因为卫生事业关系国计民生,牵扯方方面面的利益,只有通过系统工程管理,制定科学的政策策略,才能提高公立医院医疗管理水平。

3.2 公立医院文化无处不在,体现在公立医院工作的各个方面

文化的力量,我们不能夸大它,它不能阻止地震的来临,也不能改变金融危机。它能改变什么?它改变的是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态度,它改变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和世界相处的方式。新医改大环境下的公立医院更要加强文化建设。良好的文化背景,就会对医院每个员工产生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促进每个员工自我觉醒和自身修养的提高,形成良好的思想品质和正确的价值观。可以说,公立医院文化是公立医院的底蕴和灵魂,是公立医院生存的基础和精神支柱。公立医院文化建设核心是使职工有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是因为公立医院内部跑冒滴漏还是有的,可以挖掘的潜力很大。一要通过前面说过的内部经营机制的完善把大的漏洞补上,二要通过公立医院文化建设把小的漏洞补上。通过医院文化建设这种无形的软性教育,形成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会促使职工对医院有主人翁的态度,从而自觉地不去利用这些小的漏洞。

4 重视和改善外部形象建设

4.1 加强公立医院的形象宣传工作

医院的公共关系是指医院运用科学的传播媒体和沟通手段,同公众建立起来的相互了解、信任和支持的依存关系和为建立这种关系而开展的活动。医院形象是社会公众和舆论对医院总的印象、看法和评价。当今世界已进入科技迅猛发展的信息化时代,再也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那个年代,作为一种柔性生产力,公关手段对医院形象进行宣传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认识和接受。公立医院形象宣传要借助于广告宣传和媒体宣传,更重要的是要重视口碑效应:一般来说,不满意的人的宣传力度是满意者的宣传力度的4倍。因此,公立医院应通过各种健康有效的措施来提高医院的知名度,为公立医院建立社会威信和在民众中树立起良好形象;要树立诚实、友善、富有责任感的信誉意识及以知识沟通和人情味为标志的形象意识,坚持以社会效益作为医院活动的最高准则。

4.2 打造公立医院管理者的职业人格

恰逢中国全面走向世界之时,恰逢新医改试点工作全面展开之际,公立医院管理者的素质,不仅直接关系到新医改能否成功,也关系到国计民生。因此,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尊重、理解、爱护、支持公立医院管理经营者的舆论氛围。在对公立医院管理者人格打造方面,无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新儒家哲学,真正能在21世纪扎根中国,走向世界的公立医院领导者,一定是拥有为中华文化所赞赏,同时为世界文化所认同的人格。

我国许多公立医院同人称“洋医院” 的中外合资、独资等外资医院相比,在技术水平、硬件设备方面也许并非弱势,主要的是我们的服务上少了人文关怀,缺乏人情味,公立医院在思想认识、学科布局、内部运营、外部形象宣传等方面都要有参与国际竞争的意识。要力求为患者提供一流的医疗技术、一流的服务水平、舒适的就医环境、温馨的人文关怀、合理的收费价格。21世纪中国的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是治病,这样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该退出历史舞台了,新医改大环境下的公立医院更要倡导关注病人的整体感觉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参考文献:

[1]卫民.走出公立医院改革观念误区[J].中国卫生.2009(12):14-17.

[2]王昕,郑绥乾.我国公立医院内部经营管理改革举措的前沿观察[J].管理现代化,2010(4):6-8.

[3]张安,王靖.我国医疗卫生服务监管制度的政策建议[J]经济研究参考,2006(15):34.

[4]谭一笑. 医院公共关系对医患关系的影响及分析[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6(3):56-57.

第2篇：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反洗钱 法人监管 制度 政策建议

一、基本范畴分析

（一）反洗钱“法人监管”的政策背景

1.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管的内外基本形势。当前，以fatf修订颁发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新40条建议为依据，世界反洗钱监管体系进入了以“风险为本”的新的政策调整时期，同时，全球金融监管开始向重视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发展，而反洗钱成为金融风险管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国内方面，虽然我国的反洗钱工作近年来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但日常反洗钱监管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国际形势也对我国反洗钱监管政策提出了“风险为本”的纵深调整要求。基于这样的形势，我国提出了建立以“法人”为对象的反洗钱监管机制，以期调动金融机构法人的反洗钱工作积极性，明确监管部门的责任边界，减少监管成本，克服现行监管缺陷，提高监管有效性，优化配置反洗钱监管资源。在2012年全国反洗钱工作会议上，人民银行正式提出了法人监管政策，要求“明确思路、落实责任，全面推行以法人为主体的反洗钱监管制度”并积极构建“立体性的反洗钱监管平台”。目前，全国反洗钱法人监管研究与试点工作已经初步展开。

2.银监、证监、保监的行业“法人监管”情况简述。法人监管并非新生事物，自实行分业监管以来，银监、证监、保监“三会”就先后开展了行业法人监管工作。在2003年银监会成立之初，银监会即开始实施了“法人监管”，“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逐步成为其监管基本理念，2007年1月以来，银监会全面强化了“分工协作、监管有序、齐抓共管、资源优化”的对总部不在北京的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属地联动监管机制，即将其监管权下放给法人注册地的银监局管辖，贯彻“加强法人监管、加强属地监管、加强联动监管和提高监管效率”的监管要求，体现了对属地监管和法人监管的并举。证监会在2004年以前即实行了跨区域的法人监管体制，2004年后则转为实施“属地监管、职责明确、责任到人、相互配合”的辖区监管责任制，按行政区划设置监管局并与地方政府协作，由原来的统一法人监管转变为“法人、属地”的双重监管模式。保监会在2009年11月以后也开始了“法人监管”工作，要求“加强法人机构和高管人员监管，提高结构调整的科学性，不断完善分类监管制度”。总体而言，“三会”的“法人监管”政策都不同程度体现了“法人”与“属地”的联动式监管。

（二）反洗钱“法人监管”的基本概念

反洗钱法人监管体制指“人民银行以金融机构法人为监管单位，要求金融机构法人对全系统的反洗钱工作负总责，由人民银行指导、检查、评估其实施统一的内控制度、统一的报告分析体系、进行系统风险监管”的制度。

反洗钱法人监管框架下，人民银行总行将统一制定金融机构法人监管规则，全面负责对全国性金融机构法人的监管。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则在监管好辖内金融机构法人的同时，积极采用巡查、督导等方式协助人总行对全国性金融机构法人在辖内的分支机构实施监测，此外，各分支机构经人总行授权后可实施对金融机构法人在辖内分支机构的现场检查。

（三）“风险为本”与“法人监管”制度的关系

最权威呼吁“风险为本”监管原则的应是巴塞尔委员会，随着巴塞尔协议i、ii、iii以及《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的先后，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模式已经成为全球金融行业监管部门的共识。2004年，英国首倡以“风险为本”监管方法在反洗钱领域中的运用，随后，在fatf和沃尔夫斯堡集团的倡导下，风险为本日益成为了反洗钱工作的核心理念。我国则在2009年以《2008-2012年中国反洗钱战略》为标志，确定了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制度。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指在开展反洗钱监管时，应该对不同组织机构和业务类型所面临的洗钱风险进行科学评估，并在此基础上有轻重、有主次地决定稀缺监管资源的投入方向和比例，最小化反洗钱制度的运行成本，确保有限的反洗钱监管资源优先投入到高风险机构和业务领域，有

监控和防范潜在的洗钱行为。

“风险为本”的基本前提在于反洗钱监管资源的稀缺性以及风险分布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非均衡性，其资源配置应尽量使反洗钱监管资源使用的边际效用与其边际成本相等。当监管资源使用的边际效用小于因之增加的成本时，理性监管者应减少对相关资源的投入，而将资源投入到边际效用更高的领域，即风险更高的领域。需指出的是，反洗钱监管风险的大小本身就决定了可获得边际效用的多少，当使用效率相同的等量监管资源投入到风险大小不一的两个领域时，显然该资源在风险较大的一方所产生的效用较大，直到反洗钱监管资源在双方的边际效用相同为止，此时监管资源已经在风险较大的领域内获得了集中。

2012年以来，人民银行的反洗钱监管同时涵盖了“风险为本”与“法人监管”的制度要求。结合法人监管的基本特点，风险为本制度与法人监管制度的逻辑关系可以表述为：由于资源稀缺性与风险差异化，客观上应将监管资源优化配置，而资源的优化配置需要设定有科学的资源配置规则，以风险大小作为资源配置多少的标准即充当了这样的依据与规则，此后解决问题的关键转变为对具体风险的衡量，而法人监管制度的确立最终为风险的有效测度提供了可行机制。风险为本的监管需要以法人监管制度的配套实施，法人监管制度的核心目的在于实践以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法人监管”为“硬制度”，即“管法人”，“风险为本”为“软制度”，即“管风险”，法人监管制度为风险为本制度提供了制度保障，风险为本制度则为法人监管制度提供了指导思想，风险为本的制度与法人监管制度的根本目的均在于优化配置反洗钱监管资源，提高反洗钱监管效能，相互可有机的统一，二者均是我国反洗钱工作与时俱进发展的客观需要。

“法人监管”制度有效体现了“风险为本”的基本要求。例如，全国性银行分支机构多、风险散点多、风险传导快、影响力度大、波及范围广，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总行将直接对其各级机构履行监管职权，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则统一接受总行调度，配合总行实施监管政策，这样，人总行就能在全国范围内根据风险大小或风险区域分布情况统一配置反洗钱监管资源。相比之下，地方性法人银行机构的风险环节较少、影响区域小，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管资源使用也将仅限于特定区域与环节。

二、“法人监管”与“属地监管”的比较分析

反洗钱“属地监管”与“法人监管”的主要流程如下图所示：

结合上述流程图分析，对属地监管与法人监管做进一步比较，如下表所示：

“属地监管”与“法人监管”比较分析表

对监管者，法人监管政策带来的主要变化有：

一是工作开展外部化。一方面，法人监管下人民银行总行从幕后走向前台，工作对象由对内部（下级行）为主向对外部为主转变，人总行在实际上成为全国性金融机构的最终监管者；另一方面，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的工作也将从对内（上级行）对外二位一体向对外为主转变，各级分支成为了当地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的最终监管者。

二是监管方式一体化。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的反洗钱监管模式将从横向监管向纵向监管转变，较好解决了属地监管下“条块分割”的“x-非效率”问题。“x-非效率”问题指在垄断企业的大组织内部，由于层次较多，关系复杂，机构庞大及制度原因，企业费用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难以实现，导致存在企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状态。横向属地监管模式形似“块状”或“网状”，人民银行总分行处于“网状”的中心位置，实际中“网状”需要多角度的共同作用才能保持平衡结构，极易出现“x-非效率”的问题。纵向法人监管模式形似“线状”，人民银行总分行处于“线状”的极点位置，线状结构下只存在单一的监管主体，对同一法人不同分支的监管不会参差不齐，对不同机构的监管也不易出现厚此薄彼，“x-非效率”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三是监管权力集中化。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总分行间的监管权力将发生变化，其中，总行的对外权力边界得到了扩张（对内权力发生了局部收缩，总体权力扩大），分支行的监管对外权力边界发生了收缩（对辖内法人监管权或部分内部自主权获得了增加，总体权力变小），但二者的监管权力都体现了集中化，全国性金融机构总部及其分支的监管权集中于人总行，地方性法人总部与异地分支的监管权集中于人行当地分支机构，对同一

法人的监管权限不在分散于不同的人行分支。

四是监管分权正式化。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各层级间将由属地监管下的“上下级”关系转变为各层级机构间的“分权与合作”关系，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所拥有的产权从“准产权”向“正式产权”过渡，分支机构成为对辖内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的最终监管者。此外，在对非辖内地方性法人分支机构的反洗钱监管工作中，人民银行分支行发生了从监管者向监督者的角色转换，仍然保持对人总行反洗钱产权的部分使用权。

五是监管重心带状化。以云南省为例，截止2012年11月份，全省实际被监管机构共135家，其中银行类54家（含信托、资产管理及财务管理公司，农信社或农村合作银行当作一家看待），保险类32家，证券期货类41家，支付类8家。全省地方性法人金融与支付机构共有38家（银行类27家，证券期货类4家，保险类1家，支付类6家），其中昆明地区有17家，法人监管后全省具有直接监管权的机构将仅占现有监管存量机构的28%，昆明地区将仅占辖内现有监管存量机构的15%，对其他被监管机构的直接监管权将向东部、北部转移（金融机构的法人注册地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等东部北部发达地区），监管重心发生了带状化分布。

六是监管风险非均等化。属地监管模式下，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存在监管风险均等化的问题，即各区域间反洗钱监管所面临的风险种类及风险大小同质化，如各全国性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普遍分散于各省市，而其在全国各地基本都有分支机构，除了各省市地方性因素的冲击外，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对全国性金融机构监管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不同程度存在均等化的问题。法人监管后，各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将集中体现，不同层级监管机构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不再趋同。

七是监管资源重置化。科斯第二定理认为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可交易权利的初始安排将影响到资源的最终配置，“法人监管”制度重新定位了反洗钱可交易权利的初始安排以及风险的传导机制，其必将影响监管制度、人员、资金等资源的重配，资源的配置数量将与监管权限及所面临风险大小情况更趋一致，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使用成本也将获得节约。

对被监管机构，法人监管政策带来的主要变化有：

一是工作开展内部化。法人监管后，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由以对外负责为主，逐步转变成为以对内负责为主，此进一步加强了金融机构，特别是金融机构分支机构的工作自主权，反洗钱工作在实际上由“是人民银行的事情”向“是自己的事情”发生了转变。

二是内控管理一体化。反洗钱法人监管将有助于强化金融机构反洗钱内控工作的纵向一体化，随着来自当地人民银行的横向监管力度的减弱以及机构内部纵向监管强度的增加，金融机构各分支机构的内控管理只单一来源于内部自上而下的要求。

三是业务处理集中化。法人监管将带来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业务处理的集中化，反洗钱业务主要包括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数据的处理与分析，客户或交易信息的补正，案件调查协查分析等，法人监管客观上要求金融机构对反洗钱主要业务的集中化处理。

四是监督工作内部化。属地监管下，对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监督以人民银行的外部监管为主，法人监管后，监督工作将随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非本地法人机构直接监管权的丧失而以金融机构上下级间内部自我监督为主发生转变。

五是成本费用节约化。法人监管后的主要变化表现为反洗钱信息传输通道的内部化，显然，信息在内部传输的效率要高于其在外部传输的效率。同时，非当地法人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不再产生因当地人民银行差异化监管所带来的特定成本与费用。此外，法人监管后，一家法人机构名义上只有一个监管机构，而一个监管机构的监管模式可能在长期上保持稳定，金融机构可因监管者路径依赖而节约更多的成本或费用。

三、反洗钱“法人监管”的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

反洗钱的法人监管制度意味着我国反洗钱制度的变革，体现的是制度的变迁，结合前面的分析，本部分将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对“法人监管”做如下论述。

（一）产权理论与法人监管

反洗钱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属于一种社会服务，公共物品的特性决定了公共物品不能或不能有效通过市场机制由企业或个人来提供，而只能通过国家来提供，以避免市场失灵，人民银行即作为国家的方而成为反洗钱公共服务提供主

，其反洗钱产权也滥觞于此，人民银行各地分支机构则经总行授权让渡后行使反洗钱产权。

反洗钱产权指因反洗钱事由的存在及关于它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其不仅是人们对反洗钱资源使用的一束权利，而且确定了人们在反洗钱中的行为规范与社会制度，反洗钱产权的根本目的在于避免社会对反洗钱资源的过度或低效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的颁布正式标志着人民银行反洗钱产权的确立，也标志着国家权力强制实施对反洗钱产权的保护。《反洗钱法》确立的反洗钱产权制度赋予了人民银行反洗钱行政主管权力，建立了一套排他性的资源使用体系，形成了特定的反洗钱秩序（核心为权利与义务）。人民银行对反洗钱公共物品的提供需要以各金融机构对相关义务的履行为基础，反洗钱法规对特定秩序的规定越明确，那么其对反洗钱产权的界定与保护也就越清晰、有效。

从产权视角来看：

1.“法人监管”进一步明晰了人民银行总分行监管产权，解决了部分“委托-”问题。属地监管普遍存在“金融机构为人民银行打工，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为人民银行总行打工”的“委托-”问题，典型比如监管信息的报送，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基本处于被动过渡位置。“委托-”关系的基本特征在于“委托人”不能拥有私人信息，在信息占有上处于劣势，“人”则拥有私人信息，在信息占有上处于优势。法人监管强化了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及金融机构的自主性意识，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产权由相对产权向绝对产权转变，人民银行总行与分行间的监管产权得到进一步明确，各自成为一定监管层面的直接信息拥有者，“委托-”问题得到缓解。科斯第三定理认为，当交易费用大于零时，产权的清晰界定将有助于降低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的成本，改进效率。换句话说，如果存在交易成本，没有产权的界定与保护等规则，即没有产权制度，则产权的交易与经济效率的改进就难以展开。

2.“法人监管”意味着反洗钱产权的置换与转让。实施法人监管后，对金融机构各地方分支机构的直接监管权被上收到人民银行总行或地方性法人所在地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金融机构将从受到多个反洗钱产权使用子主体的监管转变为只接受一个反洗钱产权主体的监管，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行使巡查、督导等职权。整个过程可以看作是人民银行总行以对非本地法人辖内分支机构的巡查、督导或经过授权后实施检查以及辖内地方性法人的全部分支机构的终极监管权与人民银行各分支置换其对全国性金融机构的各地分支机构的直接监管权，体现了不同制度下反洗钱监管产权在人民银行总分行间的转让过程。产权经济学认为，只有产权是可以转让的，才能把资源从低价值使用者手里转移到高价值使用者手里。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管资源将从低价值处向高价值处发生转移。

3.“法人监管”解决了部分反洗钱“外部性”问题。反洗钱工作的外部性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使另一个或一群人受损或受益的情况，但该种影响却没有通过价格机制得到体现。例如：属地监管下，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对辖内全国性金融机构分支的地域性工作安排或要求，虽然并不针对金融机构的州市机构，但是金融机构一般均会将该安排或要求传达布置于下一级分支机构，下一级分支机构却又直接接受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管，而当地可能并没有此项监管安排或要求，这样外部性就产生了，同理，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对下级分支行的内部要求，也将可能对当地的金融机构产生影响，构成外部性，法人监管将有利于解决诸如此类的“外部性”问题。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收益及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产权经济学强调外部性是与确定、交换、监督或执行产权的成本相联系的，且只有外部性内在化的收益大于内在化的成本时，产权的发展才有利于使得外部性内在化。“属地监管”下，较高的交易费用导致了反洗钱工作“外部性”的出现，法人监管后，因交易成本的节约，外部性得到内部化。

（二）交易成本理论与法人监管

交易成本指参与交易的组织在进行交易时产生的组织之外的非生产性费用，交易成本在本质上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费用，真实的交易本身无法避免交易成本，显然，无论在属地监管还是法人监管下，反洗钱工作都存在交易成本，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间表现出一定的专业化分工关系。

当然，反洗钱工作的交易成本主要指市场型交易费用与管理型交易费用，市场型交易费用指为了进行市场交易，交易主体对市场信息的搜寻发现成本，交易主体间的谈判和决策费用，监督费用以及对合约义务的履行费用。管理型交易费用主要包括建立、维持或改变一个组织设计的费用以及组织运行的费用。

交易成本一般主要包括制度准备成本、制度达成成本、对制度的监督和实施成本。“属地监管”和“法人监管”下的交易成本具体又可分为制度研究讨论成本、制度制定成本、制度灌输成本、政策传达与培训成本、法规修订成本、工作交接成本、制度维护成本、数据报送与审核的成本、成本等等，成本指“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费用，属于一种特殊的交易费用。“法人监管”下的数据报送与审核成本及成本比“属地监管”都大为减少。广义上，交易成本指制度运行的费用，即制度成本（阿罗，1969），其可看作是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在内的与物质生产过程和运输过程非直接相关的一系列制度成本（张五常，1999），反洗钱交易成本也即反洗钱工作的制度成本。

反洗钱法人监管体制下，交易费用将获得节约。假定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总分支机构属于各自独立的反洗钱参与主体，其上下级间存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委托关系，人民银行则可以看作金融机构的上级机关，相互间也存在委托关系。如属地监管和法人监管的信息报送流程比较图所示，属地监管中存在的交易主体间交易环节有13～16个，法人监管下的交易环节仅有10个，如果单位交易成本不变，那么法人监管下的总体交易成本必将小于属地监管下的总体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属地监管中的外部交易或外部环节有10～13个，法人监管下的外部交易或外部环节仅有4个，一般而言，内部交易或内部的交易成本将小于外部交易或的交易成本，即法人监管框架内交易或环节的平均交易成本将更具优势，法人监管下的交易成本因此获得了节约。从长期来看，法人监管下的平均交易成本将远小于属地监管下的平均交易成本。

“法人监管”与“属地监管”下的总体成本均可简要表述为“组织内部反洗钱工作开展的成本”与“总体交易成本”之和，其中前者指直接与反洗钱工作开展运行相关的成本，在性质上等同于企业的生产成本，显然，随着法人监管制度的规模经济与网络效应，法人监管下的总成本终将因交易成本的节约而小于属地监管下的总成本。

（三）制度变迁理论与法人监管

制度变迁理论是研究制度随着人口、资源、技术和人们主观意识及想像及人们之间相互关系变化而变化的理论，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因包括受到外部冲击或者博弈结构的内部均衡结果的影响。制度既是一种博弈的均衡，也是一种博弈的规则，在某项制度下，博弈主体依然会重复进行博弈，或利用该规则，或回避该规则。根据制度变迁理论：

1.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与金融机构（特别是全国性金融机构）博弈的结果。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各自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杰弗利·贝利（1989）将利益集团定义为“一个由拥有某些共同目标并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个体构成的组织实体”，利益集团会阻碍或促发某项制度变迁，其往往也会从舆论上打着国家利益的招牌，进行院外活动，影响政府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或规则。不同利益集团总是在不停地进行博弈，博弈的结果反映了双方力量的大小，也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不难看出在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博弈中，金融机构是实施法人监管后受益最大的一方。

2.非正式或正式制度变迁引发的新的制度变迁。比如，大额和可疑交易综合试点工作或者“风险为本”制度的实施需要“法人监管”的配套政策。历史学家蒋廷黼（1938）在《中国近代史》中曾说过，在社会变革中，只要走出第一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二步，为了保住第二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三步。此即是一种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指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好的或不好的选择，诺斯（1991）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有“诺斯路径依赖一”与“诺斯路径依赖二”两种极端形式，在二者之间还有很多中间形式的路径依赖。诺斯路径依赖一指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诺斯路径依赖二指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法

人监管制度是一种靠近“路径依赖一”的依赖方式，法人监管政策将更能保障“大额和可疑交易集中处理”以及“风险为本”监管的实现。

3.“属地监管”制度存在缺陷，而“法人监管”制度具有替代优势。从我国开展反洗钱工作的八年来，现行制度逐渐表现出较大的缺陷，已在很多方面不适应新时期国内外反洗钱工作形势（如：监管工作的宽化与深化要求、以风险为本的政策转型等等），而相对而言，“法人监管”能够克服“属地监管”的诸多问题，同时，其已经“三会”多年的监管实践，可资人民银行反洗钱“法人监管”借鉴。

4.“法人监管”体现了反洗钱监管当局的监管思路与监管风格。2012年2月，人民银行正式提出了“法人监管”的工作目标与要求，此正值人民银行有关领导履新之际，体现了反洗钱监管当局的监管新思路与监管新风格，体现了主观能动性。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人的因素往往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法人监管政策即是反洗钱监管当局的主观意识与客观存在相结合的产物，符合现实发展的需要。

（四）企业的边界理论与法人监管

企业的经营管理存在边界。科斯（1937）认为随着所配置资源的增加，企业组织成本上升，导致企业不能无限扩张而存在边界的原因有三：一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家函数存在收益递减规律会导致在企业内部追加单位交易的成本上升；二是企业交易增加，企业家不能成功将生产要素运用于价值最大的地方，实现要素最佳利用；三是一种或多种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可能会上升。企业只会扩张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另一个企业组织中的组织成本或是等于由价格机制“组织”该交易所包含的成本时为止。威廉姆森（1984，1985）认为，由于资产专用性、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交易频率的存在，企业与市场间存在交易费用，企业的经营管理存在着边界，企业边界取决于公司对不同治理结构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只有当收益大于成本时，企业才会选择扩张边界。产权经济学则认为企业边界取决于纵向一体化收益和成本的权衡，纵向一体化决策决定了企业的边界，当一体化的收益高于成本时，企业实施一体化扩张其边界，相反，当一体化的收益低于成本时，企业则维持不变的规模和边界。

反洗钱的监管存在监管边界。随着反洗钱监管工作的深入，监督管理的边际成本将会逐步增加，监管要素难以最优配置，监管资源存在资产专用性，反洗钱主体都会表现出有限理性或机会主义倾向，监管者与被监管者间的交易频繁往复，普遍存在交易费用。因此，无论是“属地监管”还是“法人监管”，反洗钱监管工作同样具有边界。

“法人监管”框架下反洗钱监管边界实现了扩张。反洗钱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为市场交易主体，二者之间的信息或工作交换在形式上表现为市场特性，交易的媒介不是货币而是行政指令，无需经过双方的讨价还价即可达成交易契约。与“属地监管”相比，“法人监管”表现了反洗钱工作的纵向一体化，实现了金融机构对市场的替代，大幅节约了反洗钱市场主体间的交易成本，纵向一体化带来的预期收益将高于预期成本，人民银行的反洗钱监管边界能够因此得到扩张，当然，监管边界的扩张也包括监管深度的提高。 　反洗钱“法人监管”的边界将在特定的条件下达到最优。根据科斯观点，当“新制度节约的交易成本”等于“新制度增加的组织管理成本”时，反洗钱监管的边界扩张达到最优。前者小于后者表明新制度因增加总体成本而变得不经济，监管机构应该从部分监管领域中退出，直到增加的组织管理成本等于节约的交易成本时为止。前者大于后者表明监管机构应该进一步扩张监管领域，直到新增的组织管理成本与节约的交易成本相等时为止。可以说，制度变迁节约的交易成本越多，那么监管机构就越可能最大限度扩张其监管边界。根据威廉姆森的观点，当法人监管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反洗钱监管的边界扩张达到最优。根据产权经济学观点，当纵向一体化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反洗钱监管的边界扩张达到最优。

四、对反洗钱“法人监管”制度及其政策制定的建议

综上所述，为完善法人制度及其有关政策，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法人监管应坚持“以法人监管为主，属地监管为辅”的工作思路，将属地监管作为法人监管的有益补充

法人监管和属地监管各自具备优劣，因此法人监管不应该全部替代或排斥属地监

管，相反，应能有机结合二者的优点，并克服劣势，属地监管可以成为法人监管的有益补充。事实上，人行分支机构履行巡查、监督等职权即是法人监管结合属地监管优势的一种制度安排。人民银行应在实践中持续创新监管工具，合理分权与分工，强化纵向与横向监管抓手，调动分支机构的积极性，有效解决人行分支机构监管权力的弱化、空化的问题。

（二）法人监管制度建设应切实体现“风险为本”的原则与要求

法人监管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风险为本”的监管，法人监管框架内的监管资源配置应与监管权责及面临风险的大小相适应，法人监管制度创新也应始终保持与“风险为本”原则和要求的高度一致，背离了“风险为本”法人监管的效用将难以体现。

（三）法人监管应合理设定法人监管制度与机制，克服对属地监管模式的“诺斯路径依赖二”

路径依赖表示一种制度惯性，即旧制度对新制度的阻碍或促进，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该路径产生依赖。例如：法人监管制度下，随着风险聚集与传导方式的变化，监管资源配置也将随之变化，但是该监管资源的调整由于交易费用或者信息不完全等原因而存在很大的滞后性，即资源的调整速度或周转率将大大落后于风险的变化速率，监管资源路径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与新的风险聚集与传导机制不相匹配。反洗钱法人监管初始制度的选择会强化现存属地监管制度的刺激和惯性，法人监管的后续制度选择也会强化初始制度的刺激与惯性。因此，法人监管制度的初始设计必须尽可能的与反洗钱工作实际相吻合，以使得后期制度设计对初始设计的依赖接近“诺思路径依赖一”，克服对属地监管或者法人监管初始制度的诺斯路径依赖二，最终确保法人监管制度实施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四）法人监管制度应完善人民银行总行与分支机构间信息通报共享机制

法人监管将弱化人民银行地方分支机构对辖内反洗钱工作情况及风险掌握的全面性，跨区域监管也对人民银行各分支行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人民银行总分行间或者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间应进一步加强对监管资源与信息的通报或共享，建立协调互助机制，不断克服在监管或监督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不全面问题。例如：分支机构对全国性金融机构分支进行巡查前，应能获取人总行的日常监管信息；对辖区内法人公司设在辖区外的分支机构，应与对应的人行分支机构建立沟通交流合作机制等等。

（五）法人监管下应正确处理“法人监管”与反洗钱调查工作的关系

在反洗钱法人监管全面推进的同时，反洗钱调查机制应与其保持二元结构，即反洗钱案件调查工作应延续属地管辖的模式。反洗钱调查工作具有较强的区域性，如果因“法人监管”而降低缩小调查的范围，将大大影响调查的效益。2012年全国反洗钱工作会议仅要求调整反洗钱调查工作的流程，具体包括：“进一步规范反洗钱调查和可疑交易移送工作”、“加强对可疑交易报告线索的清理工作”、“继续组织做好涉及洗钱犯罪的大案要案查办工作”、“进一步增强反洗钱调查的敏感性”等方面，并未要求将“法人监管”的模式推行到反洗钱调查中。

（六）法人监管框架要求尽快修改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

我国以“一法四规”为代表的反洗钱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基本立足于“规则监管”而设定，当前，法律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中的部分内容已经不适用于现阶段“法人监管”的工作需要，客观上亟待需要实施修改。例如：《反洗钱非现场监管办法》第四条、第十四条，《反洗钱现场检查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等等。

（七）法人监管工作应加强对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法人监管的经验借鉴

人民银行总行与各级分支机构的反洗钱工作应充分借鉴“三会”及其各地分支的经验与教训，争取在法人监管试点与全面推进过程中少走弯路，快速、高效完成反洗钱监管转型，促进反洗钱工作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第3篇：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范文

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分析

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的划分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白仲尧、依绍华(2004)认为现代服务业指整个服务业的现代化。通常认为现代服务业指以知识、信息为依托，按照现代管理理念运用现代管理方法发展起来的技术与人力资本相对密集的服务业。根据这一定义，现代服务业具有如下特性：(1)技术含量高，现代服务业通常是运用新技术或者新知识的结果因而技术含量高，突出表现在较高的附加值和较高的人力资本上。(2)业态型式新，信息与知识的发展及创意的运用，传统服务业的改造和衍生使服务业的业态更加新颖。(3)知识传播性强，即现代服务业为消费者提供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服务，使知识在服务过程中实现增值。如教育、创意、移动通信等现代服务行业。根据以上观点，现代服务业在新经济条件下呈现如下发展趋势。

1、现代服务业呈现产业融合趋势

新经济条件下技术、人口的深刻变革经济全球化使生产组织形态发生了重大变革，大规模协作通过构建新的低成本合作基础，囊括了成千上万的个人与组织，实现价值创造。从制造业与服务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来看二者正加速融合，企业生产趋于无边界时代。突出表现在生产业的快速发展上，技术、经济与文化相互融合的创意产业在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从现代服务业自身发展来看，技术在创意产业中的应用促进了产业融合，改变了产业生产、销售模式，优化了传统产业结构。例如，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创意产业能跨越传统产业的界限与各行各业有机融合，利于产业链的延伸和新型产业群的生成。创意产业可以优化传统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例，创意产业中的工业设计、品牌策划、营销推广等增加制造业的附加价值的同也使产业结构趋于柔性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强调的是文化产业与第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完成跨行业跨领域的重组与合作。大部分现代服务产业是通过应用信息网络等新技术对传统服务业改造和衍生来的服务业态，如从已有服务中衍生出的新服务、新模式传送既有服务、开发具备而未用的服务等等，整个行业的技术含量逐步提高，体现在具有现代技术水平的服务设施、设备和具备相应知识水准的服务劳动者上。因而现代服务业发展呈现不同产业融合的趋势。

产业融合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巨大空间。比如成立于1999年的携程公司是一家标准的互联网公司，希望通过高的点击率换取广告收入。但该公司与传统旅游产业进行融合，互联网仅成为一种经营渠道，改变传统的旅游模式从而推动自助旅游业的发展，目前在自助旅游市场已经具有一定的垄断优势。通过产业融合，携程的酒店销售网络、机票销售体系、互联网+呼叫中心的远程服务模式，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每天至少可为10万人次的出行提供即时、便捷的预订服务。该公司现已拥有3300多名员工，业务覆盖了酒店预订、机票预订、度假预订、商旅预订、客户服务等范围，以13亿元人民币的品牌价值位居2007民营品牌榜第35位(胡润排行榜)。通过产业的融合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的同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产业的运营模式。如上海滩商店，专门为顾客开设网上购物通道。虽然上海滩仅在香港、新加坡和纽约开设了分店，但网络商店使全世界的消费者都能领略它的中西结合的时装和饰品。超级零售集团沃尔玛公司运用网络技术实现了由传统流通企业向现代大卖场的转变，从1969年购买第一台计算机用于支持日常业务，之后引入电子收款系统、与供应商建立电子数据交换并通过Retail Link系统与供应商共享预测方法等逐步发展成为现代服务业。现在沃尔玛公司实施了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和高级销售规划系统部件和财务报告系统，与供应商之间的数据交换采用因特网数据标准。

2、现代服务业的时空分离性快速发展

通常认为实物产品在产品运动过程上具有完全的独立性，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可以分阶段分地域进行。服务产品相应的四环节则具有时空同一性，不可转移，在生产过程中即时、就地消费。服务生产与消费之间缺乏时空缓冲机制，因而使得服务易消逝、不能储存。新经济条件下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使得服务消费与生产的时空分离性有所发展，特别是很多核心内容是以信息为基础的产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时空分离。这类服务容易通过电子渠道或制造成产品转化为数字模式，记录下来保存或出售，如软件开发、教育、娱乐、传媒等服务产业。

新经济下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时空分离表现在生产提供“服务”的设备实现服务的时间分离、通过网络实现了空间分离。通过网络人们可以享受异地的服务，比如在当地享受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等。以TLC公司为例，其开发了一项适用于北美各医院和其他有住院病人的医疗机构的用于病人通过个人网页与家人和朋友交互式联系，从而实现接受服务的病人与陪护人的空间分离。通过生产能提供“服务”的设备实现服务消费时间上的分离，快速发展的自助服务就是明显的例子。自助服务包括自动银行系统、自动加油系统、自动电话系统甚至包括个人消费领域的各种形式的DIY。特别是以信息提供为基础的服务，不仅可以传递附加，比如获取信息、自动付款等；还可传递核心产品，比如银行数据、研究内容、自学教育等。自助服务不仅可以降低劳动成本，重要的是对传统运营模式的改变所带来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例如，日本铁路局的大部分车票都通过自动售票机完成的。大量的自动售票机器实现了“服务产品”生产与消费的时空分离，同时其软件系统的开发则是无上境的发展过程。日本1925年出现第一台自动售票机发展到现在，“自助服务系统”不断升级，现在提供非常友好的界面并且能够在旅客遇到问题时提供帮助。

服务业发展的时空分离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良好机遇。通过定制化及流程设计，利用专业化的分

工及远程操作，可以实现像制造工厂一样制造服务。但对相应的技术要求和消费者自身文化素质的要求也相对较高。我国目前自助服务以自动取款机和自助银行为代表，发展较为迅速。在其他行业也有所发展，但普及程度不高。

3、现代服务业呈现“规模不经济”趋势

消费作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的决定性环节，其消费方式的变化必然影响生产环节。服务由于与生产之间的时空缓冲较少，使得服务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联系更加紧密，因而消费方式的变化必然引致服务行业发展的演变，特别是那些与消费者密切接触的新兴服务行业。

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2006年，全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759元，比2002年增长了52.7％，恩格尔系数下降1.9％。居民消费层次不断攀升，服务性消费需求上升，文化消费、休闲消费的比重迅速提高，个性化需求、情感体验在服务性消费中的比重有所上升。消费结构从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向文化体验和精神享受方面转变日渐明显，家庭服务社会化趋势明显。个人生活空间的缩小及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对情感的需求促使人们开始寻找各种途径尝试实现这些情感需求、希望获得更加直接的体验或得到的个性化需求的满足。消费需求的这些变化变化使得产品与服务的“结合”更加紧密，进入融合产品与服务的双向度时代。消费需求层次的提升与个性化，使得“服务”生产者开始针对特定顾客的个性需求为专属个人的目标市场服务，而服务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因而服务业的发展在新经济条件下出现“规模不经济”的趋势。当然，“规模不经济”指的是包括附属于核心物质产品的品牌、服务在内的“整体产品”。

新经济条件下现代服务业出现的这种“规模不经济”趋势在各个服务性行业中均有体现，在各行业中分割部分附加更多服务的“产品”，这些“高端产品”往往引领该服务行业的走向，能为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比如专属某个消费群体的俱乐部、会所。“规模不经济”趋势还表现在产品中的文化内涵不断增加。消费层次的提升使消费者消费产品的物质内容时，还希望得到一些精神层面的满足。所以新经济条件下产品的文化内涵的增加需要更多的比如“产品设计”“品牌”等相关服务业发展，如人的审美情趣给产品外观与内在品质的设计者和生产者无限广阔的文化空间。比如加拿大皇家银行每月至少一次对1000万客户进行细分，细分变量包括信用风险、当前和预期收益率、生命阶段、退出可能性、渠道偏好(顾客喜欢通过电话、网上银行或自助服务设备还是通过店面获得服务)、产品使用率(顾客对购买产品的使用频率)等等，据此细分市场，然后针对每个微分市场高度个性化的产品、开展定制化服务。服务呈现“规模不经济”趋势，因此不断创新服务成为必然选择。

4、现代服务业明显的主动承接趋势

新经济条件下从生产中剥离出来诸多生产已经集聚成庞大的专业化的生产服务业市场，生产服务的提供者必须通过规模化生产以较低的成本提供服务，多数是以较低边际成本重复使用的知识为特征的知识密集型部门。从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发展经验看，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是通过与制造业的产业互动主动承接生产发展起来的。以美国为例，2005年运输仓储、信息服务、金融及房地产、教育培训、专业与商务支持等生产业总量占美国经济总量的48％，占服务业总量的70％以上。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正处于由中下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向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准过渡的阶段，这一阶段经济发展所处理的基本问题是实现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实现工业化加速发展(刘伟，2006)。这是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现实约束条件，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必须在与工业的产业互动中发展，主动承接生产过程中服务性环节。

这种主动承接的现实结果是企业价值链的延长、服务活动的增加和“企业边界”的消失。因为新经济条件下制造业不断提升生产效率、企业能力、产业素质过程中，其原有的研究设计、生产管理和营销开发等功能逐步从生产过程中游离出来分别积聚。这些重新积聚的服务业在信息管理、研究开发、融资理财、综合计划、市场推广方面的逐步具备规模优势，在整个价值链中的价值含量也增高，从而能承接生产过程中与服务相关的生产业，表现为主动承接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外包”业务。承接“外包”业务的个体通过不断发展，最终可以成长为服务业中的支柱产业，比如“二战”时期为美国联邦政府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的许多公司的如今已有相当数量转变为国际巨型企业。

从我国生产来的发展情况看，其发展是立足于新型工业化基础，必须通过与工业的产业互动发展生产业。新型工业化道路明确要求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这为服务业的主动承接生产中的某些环节提供了历史机遇。然而由于通晓国际惯例与规则的人才短缺，大量生产业的承接是被动的，突出表现在引资配套上。比如天津经济开发区引进摩托罗拉，在服务水平上无法完成其相关环节(比如物流)的主动承接，影响了摩托罗拉的引进速度，最后的结果是相关服务企业的整体引进。再比如我国国有大型企业的会计、审计服务都由外资公司或合资公司完成，是一种被动的过程。笔者通过对青岛经济开发区的调研，发现服务业发展的质量、规模与制造业有一定相关性，当服务业比重低于一定程度时会制约制造业的发展。也就是说，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必须在与制造业的产业互动中主动承接生产性的服务来实现，但由于相关人才的缺乏，难以实现与制造业的产业互动，因此也制约了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5、现代服务业向大城市集聚，呈现集群化趋势

服务业的发展以城市为依托，城市化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制度土壤，城市化的过程就是服务业的发展、演进过程。以聚集为特征的城市是服务业的需求基础，反过来城市的信息建设、交通设施也为服务产品的“生产”提供基础。从城市和服务业的发展历史可见，城市最初就是农产品的集散地和手工业的集中地，很多服务最初就是出现在城市。

城市化诱发服务业新兴行业的出现及传统服务行业的发展。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集聚表现，工业聚集促进了服务业中生产服务业的发展。工业化引起的城市聚集必然要求行业间的要素、商品、信息发生各种交换与联系，从而引起交通、通信、金融保险等各类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引致相关服务业的集群式发展。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聚集还促进服务业中生活服务业规模的扩展及与劳动力的培训、配置相关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和各种人才培训、人才中介市场的发展，使服务业发展的集群化特征更加明显。由于资源的差异性和比较优势规律的作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会聚集成不同的类型和规模，因而影响到服务业发展的内容和规模。不同规模的城市集聚使服务业发展呈现不同服务业集群，一般来说，由工业化聚集产生的中小城市发展起来的服务

业其核心产业是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商业饮食以及其他一些生产、生活服务业，如金融保险、综合技术服务、科技文化教育等，服务业的比重要低于第二产业。大城市或特大城市服务业的核心部门主要是外部效应较高的现代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如金融保险业、信息咨询服务业、房地产、旅游业等，其他服务业部门也较齐全，从而与生活、生产服务业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体现出服务业的“离制造业的集群化”发展趋势。以美国纽约城市为例，纽约已经形成了以金融服务为主导的服务业集群发展模式，金融服务业占当地GDP的比重由1996年的26％上升到目前的40％左右，其金融衍生工具成交量、外汇交易量、外国证券发行量分别占全球的14％、16％、34％；日本东京形成了以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为主导的服务业集群发展模式。上海、北京等城市服务业发展很快，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初步形成了以金融业为核心的服务业集群；浙江义乌的小商品批发业集群等。

二、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及其原因

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趋势相对照，虽然我国服务业近来发展迅速，在吸纳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是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和差距，主要表现为：

1、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表现

2005年，中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有2.13万亿元服务业增加值被漏统、误统，这使得服务业在中国GDP中的比重从原来的31.9％上升到40.7％。这些数据的调整改变了中国服务业发展被低估的问题，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服务业的比重一夜之间实现了新飞跃。中国服务业的整体水平距离世界平均水平(67.7％)仍有很大差距，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差距表现在：一是服务业比重偏低；二是服务业结构扭曲和升级速度缓慢，特别是以信息化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三是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弱。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未能挖掘出现有资源和技术的潜力，技术效率低下，服务业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推动，全员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微弱，粗放型特征比较明显。

2、缺乏产业互动导致优势产业不明显

除北京、上海等较为发达的城市外，各中小地区的优势产业不明显。无论产业融合还是与城市化的互动，都无法发挥现代服务业应有的推动作用，出现为发展服务业而发展的现状，导致在区域服务业发展的雷同现象，如各很多地区都把物流业作为发展的优势产业。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与制造业互动，在产业互动中发展、壮大，成长为优势产业，再进一步扩散、集群化发展。目前我国强调服务业发展，政策上的优惠使得部分地区发展服务业的发展缺乏与第二、第一产业的互动，不能实现持续稳定增长。

3、时空不能有效分离限制对现代服务产业的承接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使得服务消费与生产的时空分离性有所发展，特别是很多核心内容是以信息为基础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时空分离发展。由于市场规模、文化背景等需求因素影响，一些新兴服务行业的供给也不能在需求地区生产，供给与需求必然在时空上发生分离。目前，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的定制化与标准化程度较低，导致使得一些现代服务不能实现时空的有效分离发展，因而限制了需求地区对服务业发承接。比如天津经济开发区引进摩托罗拉公司时，其配套服务在时空发生分离时，国内企业无法承接先进的物流等配套服务，使得本地服务企业失去了良好的发展机会，最终仍由与摩托罗拉有良好合作关系的外资公司进入开发区为其提供相应的服务。

4、缺乏技术支持不能满足人本化个性化需求

现代服务业在定制化和规模化发展方面出现了时空分离发展的趋势，但同时在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方面呈现“规模不经济”趋势。“规模不经济”实际就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人本化需求。目前我国现代服务业在满足消费者人本化、个性化需求方面缺乏必要的技术支持，如支持系统复杂且技术含量高的银行自助服务、电话自动转接系统、自动酒店结账系统及网上银行等服务需要不断更新的技术支持，因而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知识含量高，知识传播性强，无论对服务的消费还提供都有一定的“技术壁垒”，技术支持不足制约了我国部分地区的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使得服务业的发展仍停留在较为传统阶段，或停留在生活服务业的发展上，难以实现产业创新、升级。

文化习惯等非正式规则及消费者的教育背景是影响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需求因素，但现代服务来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日益更新的技术。现代服务业发展所呈现的各种趋势都是以技术作为支撑的，因此，技术方面的不足是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的重要原因。

三、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有诸多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消费习惯、教育普及程度等，更为重要的是科技发展水平。从长远看，发展现代服务业应从科技发展、教育普及等方面入手；从近期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人手来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

1、加强引导，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目前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转换和升级还不明显，服务业的发展还主要依靠传统行业的拉动，金融、保险、服务、软件信息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的主导作用还没有出现。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政府通过政策和资金方面的调控、管理加强引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实现区域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全面融合，鼓励个体创造和对传统服务行业的改造。

政府要发挥导向作用，一是创立现代服务业担保基金和引导基金，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对新创办企业的引导基金进行调整，通过对运作方式的改进能带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向现代服务业领域。二是尊重个体创造。大量个体自由交流与低成本使用现有知识资源会创造出大量的价值，成为经济发展的不竭源泉。新经济条件下各种新型业态不断兴起，个体创造性和协作过程中的参与者的知识与能力得到充分利用，通过各种创业途径予以释放。比如楼宇视频广告的最大运营商分众传媒就是融合了传播媒体与传播路径、携程网整合了互联网与旅游业，都在各自的领域内成为有力竞争者和开拓者。尊重个体创造还要鼓励个体创意和有偿扩散，通过产权保护解决个体创意的排他性构筑起技术或信息壁垒保护个体创意。如果个体创意得以安全展现可能激发更多创意产生，引致创意轨道的诞生。三是为现代服务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通过宣传、立法、设立专门机构等手段，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服务法律体系和管理机制；运用经济政策降低企业成本，调整和消除妨碍市场竞争的行政法规，为服务业改造、升级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加快制定和实施行业技术标准与技术规范，提倡规范和诚信服务，在一些行业中逐步引进国外先进服务技术和标准，加快信用评价体系；鼓励服务中介组织的发展，如猎头公司、投融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组织、市场拍卖机构等。四是鼓励个体对传统服务行业进行改造、提升，在政策和资金方面予以引导，加速服

务业结构升级，对服务业改造过程中要与传统服务业衔接好，使服务业发展处于良好的发展状态。五是鼓励强调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的创意产业发展，促成跨行业、跨领域的重组与合作。

2、大力发展创意产业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基于对网络信息等新技术的依赖必须立足于城市，城市中深厚的历史文底蕴又是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的内在诱导因素。深厚历史文底蕴基础上积淀起的城市经济社会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能产生强烈的吸引力，促使企业自动向这些城市区域集聚发展。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推动了文化取代资本成为新一轮经济竞争的核心要素。创造新的思想和新的表达形式的能力正在成为新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文化可以被看作是信息经济中获得成功的关键(苏启林等，2007)。因而加快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必须立足于城市化，重视文化底蕴的挖掘和利用，大力发展以文化为核心作用的创意产业。

创意产业的发展可以理解为建立在为消费者提供高度个性化的创意产品之上的文化、科技和经济间的融合，一方面需要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和文化拓展消费的空间，另一方面也高度依赖电子信息技术手段。作为现代服务业的新生代表，创意产业创造的经济价值以5％的速度逐年递增。各发达国家的创意产业以各自独擅的取向、领域和方式迅速发展，英国、美国、澳大利亚、韩国、丹麦、荷兰、新加坡等国都是创意产业的典范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发展特色。其中美国创意产业增长速度达14％，英国为12％。日本以工业设计与创意内容产业为突破口，在其游戏产业辉煌的1998年曾占领全球电子游戏市场硬件90％和软件的50％。基于各国的发展经验，发展我创意产业就充分挖掘和利用我国的传统文化。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散落于各地区的民族文化、文物古迹、历史典故等文化素材灿若星河，提供了丰富的创意素材。我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地位逐渐提高，国际上很有市场，令人遗憾的是很多脍炙人口的历史典故被日本拍成动画片再出口到我国。文化底蕴不仅为创意产业发展提供基础，而且诱导服务业的集群式发展，并成制度中的非正式规则，制约着当地服务业发展。

3、利用外包、模块化等方式加快发展生产业

第4篇：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范文

第一，生产率的内生化问题一直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核心问题。无论从理论上的熊彼特创新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供给学派等宏观经济理论的演变来看，还是从实践中的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和目前的“新经济”，贯穿其中的主线之一，至少对经济学家而言，就是生产率的内生化及其度量问题。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极限和经济周期微波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新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政策含义。例如，即便存在增长的顶部、失业的底部或扩张的极限，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它们在哪里。因此，宏观调控的相机抉择有赖于把握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否则，与其自寻烦恼，还不如放弃陈旧的担忧，把自我牺牲性的先验性调整信条放在一边，顺其自然。对中国而言，实施宏观调控、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都涉及到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问题。所以，“新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必将促进我们进一步加强生产率问题研究，加强对内生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研究。

“新经济”讨论对宏观经济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1．就财政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财政约束和财政政策相机抉择性的作用范围。财政约束在刺激私人投资、促进美国历史上时期最长的经济扩张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是维持美国经济动力（momentum）的重要政策之一。财政赤字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影响美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在克林顿任期内，美国通过加强财政约束、偿还债务而使美国由过去多年的财政赤字扭转成为财政盈余。美国以往的问题在于，当预算不应该盈余时出现了盈余；美国的私人债务太高了。因此，一旦出现预算盈余，重要的是偿还公共债务。虽然偿还公共债务不仅会影响私人公司和家庭，而且会影响整个经济，但真正重要的是总储蓄率或总债务与财富的比率。美国国务院和国会明智地选择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盈余分离出来，用于偿还公众持有的财政债券，这个行动对于维持美国近几年来经历的个人资本的快速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偿还债务不仅是美国已取得的成功和为什么本轮扩张看起来如此年轻的一个重要因素。减少赤字、转向盈余、开始偿还债务帮助美国拓宽了促进本轮生产率拉动型扩张的投资的空间。可以讲，美国“新经济”不仅仅是由于生产率回升本身，而且是由于它与严谨但不过度的财政政策和理智且果断的货币政策的相结合。这些都帮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创造了较好的工作机会。

2．就货币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货币政策的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强调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货币和经济增长而非股票市场价格。就货币政策及其与“新经济”关系而言，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市场利率的变化是市场经济平衡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对于平衡储蓄和投资、保证低通货膨胀下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美国90年代初突然涌现的技术创新提高了投资收益预期，这种预期投资盈利能力的上升会传递到利率，利率最终构成了在非通胀经济中平衡储蓄和投资过程的政策选择。美联储之所以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是因为一些不适当的措施已经导致经济扩张的成本上升，这主要归咎于资本收益率的提高和一定规模的财富效应的增强。尽管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说明生产率不能继续增长，但是，实现这一目标要求经济的不平衡不能上升到使经济扩张偏离其轨道的程度。只有平衡发展的经济繁荣才会无限地继续下去。第二，货币政策目标应该针对宏观经济，应该针对临近的通货膨胀性失衡或通货紧缩性失衡，而不应该是资产价格，即便是资产价格孕育了经济失衡。美国有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财富效应可能会给经济带来失衡的危险，但这并不意味着使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恢复平衡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要求货币政策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撇开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是否是政府的正当职能这种更深层次的问题不谈，以实现该目标为目的的货币政策成功的证据几乎没有。股权投资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对未来收益及其贴现率的不确定性，很少来自作为中央银行主要工具的隔夜利率的变动。因而，即使鼓励短期利率的大幅波动以应对股票价格的变动，投资者恐怕也很难正确应对股权风险的幻觉。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强调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新经济”的作用，认为即使是最快的计算机也不能撕破规则之书，消除对持续性的财政约束、警觉性货币政策和对未来前景现实预期的需求。

第5篇：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范文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新经济”正在重新瓜分全球市场，重新制定世界经济游戏规则，并且重新排定企业的座次。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不断加快，新经济也已经在中国出现，我国正在进入全球经济的大舞台。在这轮发展机遇面前，应充分认识发展信息产业的重要性，制定加快发展信息产业应相应政策和措施。

在我国信息技术将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必将更好地起到前导和统领的作用，渗透到各个领域。信息技术将促进工业、金融、办公、服务，使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等发生巨变，它将大大提高社会的运行速度和效益。信息科技已成为推动国家进步的强大动力和武器，它全面改造和提升了传统工业，使传统工业的面貌一新。如今，设计、制造和经营管理都已经或正在实现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由电脑控制的机械和生产线代替或减少了劳动者的工作量，提高了效率。电脑技术的应用加速了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过程，提高了产品质量，降低了成本，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社会财富积累加快和劳动者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随着积累的大量社会财富。疯狂地涌入到那些市场突然扩大的由旧生产部门的发展而引起的新兴产业部门，如计算机业、网络业和信息技术产业等，它们靠排挤掉旧有的传统工业来扩展。由于借助高科技而生产出异常高的利润就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些利润本身不仅形成加速积累的源泉，而且把不断新生的并正在寻找新的投资场所的很大一部分社会追加资本如风险投资基金等吸引到电脑、网络和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部门。如：上世纪末在“新经济”的刺激下，美国1990年后的股票指数一路上扬。在股市财富效应的支撑下，美国民众的消费倾向也直线攀升。1997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下降为3.1%，1999年个人储蓄率进一步下降为负数，消费倾向已超过极限。2000年3-4月间，美国主要股票指数达到历史最高点。

新经济代表着未来方向，并且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进程。现在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几大特点: 一是主要靠工业来提高经济增长；二是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所提高；三是从需求上看，经济增长主要靠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四是中西部经济增长的差距有所缩小；五是经济增长是以经济效益大幅度改善为基础的。总的来说，进入新经济时代我们面临艰巨任务，因为我国当前是处于工业化中期和信息化结合期，实现工业化仍是我国大多数地区所必须完成的。但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并不平衡，东部发达地区基本上呈现了工业化，新经济已在这些地方萌发，西部地区大开发已成为我国经济的热点，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新经济可促进我国企业加快实现信息化、电子化、网络化。重新构造企业经营管理运作模式，做到升级和转型，提高企业竞争力。电子商务将为企业节约成本提升效率。作为交易平台，为传统企业扩大市场寻找全新商机发挥重要作用。网络打破了地域界限，正迅速演变成全球经济活动统一的新平台和神经系统。电子商务关系到社会转型时期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经济全球化、不断创新完善的金融市场、急剧增长的风险投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务实和稳健的宏观经济调控等都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计算机、通讯、网络、金融和高新技术产业本身的发展以及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成为度量一个国家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

我国发展信息技术的主要政策如下：

（一）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物价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减少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鼓励投资和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二）加快信息技术的应用步伐，改善信息技术应用环境，建立统一的电子商务。

（三）发展风险投资市场，风险投资作为创新型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对高成长性的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培养企业家精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基础，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1.鼓励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利用社会基金资助各种宣传和推广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的活动，加强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创建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2.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提高研发水平和产品开发能力，利用统一专利法保护创新企业的技术安全；3.放松政府对企业在开业和营业等方面的种种限制，优化企业发展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环境；4.提供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5.发展包括电子商务、网络、信息、老龄服务、特色旅游、社区服务等在内的技术型、经济型和社会型等新型服务业。

（五）鼓励科技体系创新和技术成果的转化。创新是提高竞争力和促进就业的重要动力。

（六）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新经济时代知识成为企业的战略资产，作为知识承载者的人力资源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是企业的财富和资本，企业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在深刻理解人力资源创新理念的基础上，进行积极探索和大胆尝试，创造出适合本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七）加快税制改革。美国新经济的成功，促使各国更加重视财政政策，尤其是减税对宏观经济的推动作用。鉴于此，在改革福利制度的同时，减税政策也在我国兴起，如今年9月政府修改了个人所得税，这也会提高我国的经济增长百分点。

第6篇：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范文

对新经济的认识理论界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人认为，新经济就是全球化的经济。也有人认为，新经济就是人力资本时代的经济。当然，还有人把它归纳为网络经济和与网络相联系的眼球经济等等，不一而足。关于新经济，可以说一百个经济学家有一百零一种以上的说法。确实，我们面临着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需要重新归纳总结认识的时代。

另一方面，迄今实践的发展尚不充分，因而尚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新经济的确切定义。而实践变化也确实证明我们对新经济的认识还比较浮浅。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家都认为高科技将扭转世界发展的前景了，全世界的经济增长将出现前所未有的辉煌。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在2001年，世纪之交的20世纪最后一年和21世纪第一年，我们面临的居然是如何抑制增长衰退的问题，以及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美国经济也在努力地和衰退做斗争。2000年5月，代表美国新经济的纳斯达克指数曾一度攀升到5400多点，9・11事件后，纳斯达克指数又一度跌到1400点。人们认为能够带来社会生产面貌变革的IT业，恰好是在新经济发展过程中破产最快，裁员也最厉害。当然，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的趋势仍然是比较好的。但是，是不是能够长期保持"一枝独秀"这么一个局面，应该说不确定因素还是非常之多。

目前，有人甚至说旧经济又在重新抬头，旧经济正在考验、挑战新经济。实际上这个趋势从2000年底、2001年上半年就开始出现了。如美国加州2001年初爆发的电力危机。加州是所谓新经济、高科技产业、IT产业的集中地，硅谷就在这个地方。在新经济高科技产业的心脏地区爆发电力危机，这种外在的现象可以理解为新旧经济矛盾冲突明显趋于激化的一个基本表现。美国政府在2001年5月份出台了一个《新能源计划》准备重振旧经济。引起注意的是，美国在其新能源计划里，没打算依靠核能、潮汐能、地热能或者生物能等新能源形式解决美国可能潜在的能源问题，而是重新在传统能源上寻找出路。这是一个令人关注的新事。美国的所谓新能源计划着重于重建大规模的火电厂，重新重视煤炭的开掘和优化利用。甚至不惜降低美国环境保护的标准，不惜把多年来封闭的阿拉斯加等自然保护区开放，用来寻找新的资源，即传统能源。《新能源计划》基本上是一个向旧经济倾斜的计划，是强化原来人们以为是衰退产业、夕阳产业领域的资源配置的政策。

上面描述的纳斯达克指数的暴跌以及大批网络、IT产业的裁员，这成为了美国目前经济的一道新风景线。包括北京的中关村都处在一个24小时、60分钟裁员的危机中。新浪的王志东事件其实不是一个偶然的，这不在于王志东个人品质是好是坏、能不能和人协调，而是因为我们过去过度地夸大了创业型企业家或者核心技术人才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过度贬低了资本这种传统要素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人们对资本要素的认识还处在不断的反复过程中。在过去很长时间中，人们认为货币资本、实物资本才是资本，人力资本不是资本；后来，人们说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资本。现在，新经济发生反复，人们又说人力资本不重要了。对于新浪事件，我们不去描述它的具体过程，也不去评论，我们只是说，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全世界新经济反复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体现。

债市融资前景广阔

2000年以来人们都在讲，中国的股票市场也得开创业板，开二板市场。一开始叫风险板，后来改叫创业板。我们社会化、公众化资源集中的渠道应当拓宽。利用市场化的形式完成工业化以及推进向市场化、工业化转变，传统的股票市场可能不能够满足新经济、高科技，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要求。我们应当注重研究和开辟二板市场。但从目前看，中国的资本市场发育中很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增长速度最快、规模扩张最快、承担作用最大的不是二板市场，而是最传统不过的债市融资。资本市场本来就包括两部分，一个叫股市，一个叫债市。股权融资、债权融资本来就是工业社会发展中将分散的资源通过市场化、公众化、社会化的方式集中的根本途径。这个途径当然还有些变形。比如银行，银行不是债市，但银行是间接的债权。你把钱借给银行，银行再把钱借给企业，衍生出来的债权融资的一种特例。其实更直接的融资是债券，企业发债券。债市是开矿山、办钢铁厂、化工厂，到修高速公路这种工业化过程中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主要支撑之一。但我国在过去这些年中，债市呈现为连续萎缩的情况，和股市的快速扩张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一个明显的发展不平衡。事实上，2001年以来中国的债市正面临一个悄然起动的态势。2001年我国的国库券发行意味深长。在过去两年中，债市不断萎缩是因为在此前这个债券市场上流通的品种非常少，非常单调，基本上没有企业债，就是国债。国债基本上就是中短期，其中真正的短期都很少。而且从1998年至2000年发的国债基本上是不上市的。那么随着原有的国债到期，债市的交易规模、交易量、交易品种越来越小，越来越萎缩。到2001年我国的债市则有了很多新的、虽然并不引人注目的重要迹象。比如说，在2001年6月份尝试发行了120亿元的15年期的国债，一个月之后又发行了20年期的国债。这种15年以上长期、超长期的债券在中国国债史上是少见的。这意味着很多值得重视的经济信息。在1997年末1998年以来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有了变化。不是不积极了，而是有了别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积极财政政策向战略性财政政策转变。

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本来都是短期经济政策。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都是短期政策，在一两年之内调整总供给、总需求之间关系的政策。总供给不足，增加投资，刺激生产；总需求不足了，政府带头花钱，刺激经济。1998年，最开始我们认为中国所面临的普遍性的供大于求形势不过是短期问题。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整体上经济发展不充分是个显然易见的事实，怎么会有过剩问题呢？怎么会有供大于求呢？人们以为这不过是亚洲金融危机的滞后影响和1995年、1996年我们抑制通货膨胀政策的滞后反应。所以抑制通货紧缩，应对供求失衡的第一条措施，就是众所周知的1998年增发1000亿元的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最开始的这个积极财政政策，用传统的经济理论解释就是应对短期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但显而易见，人们很容易联想到15年和20年期的国债，它不是应对短期总供给总需求之间平衡关系的。这说明财政政策与战略手段已经发生变化。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正在静悄悄地向战略性的财政政策转变。国债不仅仅用来调整当年总供给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而且可能将越来越多地用来调整15年、20年甚至更长的战略周期内周期性的变化，削峰填谷。因此，这个品种本身的推出可以说意义重大。

还不止于此，这15年和20年期的国库券发行，还有一个创新：它的利率是固定利率。人们都知道，银行的利息没有长期固定的，变化很正常。一年之内连续降个十回八回的，中国老百姓已经接受了。知道利息是可以不断地升和降的。那么国库券的利息一锁定就是15年、20年，这意味什么呢？有几个方面的意味。一个是向社会给出了一个中长期基本利率变化的预期，至少是政府的财政部门对未来一个长时期内基础利率变化的范围的预期。政府对中长期利率的预期，这很重要，对老百姓的信心、对投资者资金成本的计算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信息。而且这个预期实际上还包含着政府对未来长期过程中发生通货膨胀可能性的估计。对市场来说，这个国库券的发行还意味着有可能更多地让这种可周转、可交易、可流动的债券进入市场。因为银行的利率经常会变化，那么显而易见，国债作为一种投资品种，二级市场的价格一定会随着银行这种基础利率的降或升表现为升或降。假如你去年买的国库券，这是固定利率，现在银行降息了，你这10年期的已经持有一年了，银行降息一个百分点，那么你这个债券的价格可能在二级市场上升7％甚至8％，因为要把后10年一年一个百分点一次在价格上体现出来。如果银行升息，就会呈现相反的趋势，这个债券二级市场的价格表现就会跌。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债券市场价值和基础利率之间的关系，很容易理解。恰好因为有这种关系，固定利率才给投资者在债市这个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留下了投资和投机的余地。股民们或资本市场参与者有句话：不怕涨也不怕跌，就怕没行情。不管涨和跌，关键是只要有行情，就有赚钱的机会。中国的股市目前还没有做空机制。实际上，有没有做空机制不是根本的，关键是要有行情。固定利率就是给这个国债品种在二级市场的操作留下了种种预期，留下了债券价格变动行情的较大余地。

第7篇：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新经济；劳动力；就业问题

一、新经济背景下劳动力就业的基本状况

所谓的新经济是指由技术、商业实践和经济政策的相互良性互动，从而产生巨大的经济绩效。在新型经济发展阶段中，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国家的各行各业也开始朝着升级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社会劳动力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

1.就业现状

最近几年我国面临着巨大就业压力，总体而言呈现出“两高一低”的态势。一方面，高科技人才紧缺，高素质人才包括大学生就业饱和，拥有某项特殊技能的低素质人才紧缺，出现了大学生不如农民工工资高，大学生不如月嫂好找工作的特殊现象；另一方面，国家产业领域所需的专家又严重不足，发达省份纷纷出台一系列政策吸引海外高级人才回国创业。

这种就业现象背后隐藏的问题值得深思，特别是可以划归高素质人才的大学生就业反而达不到社会预期就业水平的问题尤为突出。随着高校招生逐年增加，高校毕业生劳动力人数也在不断的扩大。人社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高校毕业生达到699万人，加上往届已毕业未就业的人员，大学生劳动力就业形势相当严峻（如表1所示）。

2.就业特征

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社会失业率一直在攀升，其主要新特点如下。

（1）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在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的情况下，大学生人才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高校输送的人才达不到企业的用人要求，高校毕业生理论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没有跟社会需要协调。

（2）专业领域高端人才稀缺。国家在金融、汽车、生物技术等领域缺少高、精、尖的人才，依靠代加工模式发展的经济起伏很大，对低端就业市场冲击力很大。

（3）技能型人才紧缺。在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企业急需大批有专业技能的人才，如技工等，而职业院校由于就业观念限制，近几年发展缓慢，导致就业市场上符合条件的职业技能劳动力稀缺。

二、新经济时代和劳动力就业的关系

针对新经济时代下劳动力就业出现的新特点，我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就必须清楚地认识经济转型和劳动力就业的关系。

1.新型经济体制与劳动力就业的内在逻辑关系

随着新经济结构不停地演变，社会对劳动力的需要也在不断地作出相应的调整。就业形势的巨大变化给就业带来心理上的压力和新环境的挑战。在这个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时代，市场规律将会起着引导作用，一切劳动力需求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运行。因此，过去陈旧的就业观念已经过时了，我们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理智冷静地分析当前就业动向，指导社会劳动力就业并联合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努力妥善地处理好社会劳动力就业问题。

2.转型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在新型经济的冲击下，各行业也发生了改变，转型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在市场规则的操纵下，劳动力市场变化最明显，主要体现在制度性的分割。制度性分割是指在不同的地区（如城市和农村乡镇之间），不同行业（如IT和房产销售），不同企业（如中石油和蒙牛），这些区域行业企业的差别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影响也千差万别，出现了劳动力的制度性分割。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主市场的劳动力，另一个是次市场的劳动力。这两种市场劳动力存在的主要差别就是收益之间的差距。收益包括工资现金、福利待遇、社会地位等。

（1）经济体制的转型势必带来经济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人们更加关注劳动力的质量和素质。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转型经济给劳动力的就业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变化。

（2）经济转型改变了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我国一直以来都是靠出口贸易和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而经济转型会改变这一局面。市场经济的不断改革要求提高资源的分配效率，从原来重视经济增长转变为注重经济质量的提高。所以在这个多变的经济社会中，劳动力就业人员面对着前所未有经济环境，这些都对劳动力就业构成巨大的挑战。

3.劳动力就业问题离不开经济转型

新经济时代给社会劳动力就业带来了挑战，所以我们更要对经济转型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并及时做好调节，以便更好地解决就业问题。

经济体制的转型除了给劳动力市场造成压力外，还有很多良好的作用。在这个高速变化发展的时代，人力资源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使就业者感受到现实的残酷，让他们意识到要想在市场经济下生存，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努力适应新的环境。同时，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势必会缩小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劳动力工资待遇、福利等方面的差异也在逐渐拉近。

三、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意义

新时代下的经济转型是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趋势，所以在社会经济的转型中，合理解决好劳动力就业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1.让越来越多的优秀劳动力资源加入到新型经济的建设中

新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优秀的劳动力，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是社会经济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没有那些优秀的劳动力，就没有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更没有高效的经济效益。我国的经济建设需要那些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热情参与。

2.高质量的劳动力就业有利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

提高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我们实施经济制度转型的根本原因，更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科学技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已经在世界上得到了论证，今后的经济走向也都是在科技生产力的强大推动下运行的。社会劳动力资源掌握着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生产技能，有效地安排其就业对先进科技的扩散和科学技术的利用是十分有利的。

3.扩大内需

在过去的经济时代，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是依靠出口和投资。随着新型经济时代的来临，这一现象得到了改观，这些转变都是跟劳动力就业分不开的。社会劳动力的顺利就业可以拉动内需、推动经济的增长。以大学生劳动力资源为例，毕业大学生顺利就业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进入高校苦学深造，而高校教育投资一直是国家的主要投资之一，而大学生也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是一个固定的消费群体，可以刺激经济消费，扩大国家内需。

4.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

国家的稳定高于一切，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的发展、民族的复兴都是空谈。所以，要促进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要有一个稳定安全的外部环境。显然社会劳动力就业问题得到妥善处理，可以减少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有利我国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型。例如，社会劳动力就业得到良好解决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们对社会不公平带来的不满和怨恨。民众的怨恨心理会对社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会导致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如社会犯罪率上升、地方民族矛盾加剧等不和谐现象。另外，劳动力就业问题得到有力处理也有利于劳动者家庭的幸福美满。每个小家庭都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只有家庭和谐稳定了，社会才会更加和谐。

总之，劳动力就业是实现社会公平和财富合理分配的重要措施，有利于减少新型经济制度下的不稳定因素，对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的意义。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经济转型时代下，社会劳动力就业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要解决劳动力就业难问题，社会劳动力就业人员就要不断改变旧观念，提升自身的就业能力以适应这个多变的社会环境，给自己一个正确的定位，规划好自己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罗琼，徐盈之.信息化对我国就业的影响与对策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07（01）.

[2]黄根兰，白玲.经济转型中的大学生就业问题[J].商品与质量，2011（S6）.

第8篇：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范文

最近由中信《比较》主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的结论惊人一致：进一步推进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惟一出路，此举不容拖延。与会不少专家还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平衡中长期的增长策略与短期措施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即使没有全球经济危机，中国经济也必然存在一个调整的过程。中国过去以出口为导向的战略是一种小国的战略。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总需求萎缩，很难支持中国的出口规模。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大幅增加了政府投资，更增加了调整的难度。

本期的“新经济研究”认为，刚刚度过危险期的中国经济，2010年进入“调养”阶段，经济从短期刺激向中长期良性增长转换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多考虑中长期因素，政策目标趋于多元化，更需要展现“走平衡木”的智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认为，2010年的宏观调控需要对危机时的宏观政策进行适度调整，也需要应对改革产生的各种冲击和国际经济政策环境可能变化带来的影响，还需要呵护经济内在的复苏动力，为经济结构调整进行支持。

第9篇：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市场营销品牌营销绿色营销

一、市场营销发展的背景分析

营销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现实条件变化的产物。中国自从加入WTO后，我国市场营销环境发生了如下变化，促使我国的营销方式也产生了变化。

1.市场环境

国内市场国际化趋势会更加明显，市场竞争多极化，产品趋向高新化，营销方式现代化。

2.政策环境

(1)政府职能的转变。政企职责分开后，企业与政府的隶属关系被切断，企业进入法人治理结构阶段。

(2)法制管理加强。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转变为政策上的宏观调控，为保证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加强各种立法和执法力度，以完善的法制体系规范制约企业行为。

(3)新的制约。加入WTO后，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将会发生各种变化，并且今后各级政府部门所制定的影响涉外经济政策的法规和措施，都要在指定刊物上予以公布，并到国家外经贸主管部门备案。各地区涉外经济管理政策、法规必须和中央有关政策相统一。

二、我国营销发展的新趋势和变化

1.绿色营销

所谓绿色营销是指企业在营销过程中充分体现环保意识和社会意识，从产品的设计、生产、制造、废弃物的处理方式，直至产品消费过程中制定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市场营销组合策略。首先，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对环境和发展的问题处理，其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消费目标不再只是生存，而是健康、安全、舒适和和谐发展。再次，从企业对外的行为来看，把企业自身利益目标融入消费者和社会利益中，消除企业有损消费者及社会利益的“营销近视症”，从而提升企业的整体形象。事实上，一个关心环保事业的企业更能与消费者和政府保持良好关系，赢得政府的支持和消费者的偏爱。

2.文化营销

文化营销是在分析市场和消费者心理的基础上，更多地赋予企业和产品以文化内涵，以增加企业和产品的吸引力，达到增加销售的目的。主要包括以消费者的差异性文化需求为导向的市场营销观念，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品格的营销策略组合与以文化观念为前提的营销手段和营销服务。传统的市场营销是以产品或服务为中心，侧重于顾客对产品本身一些属性的认同，如经济实惠、方便性、耐用性等。现代化的技术力量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同类产品的性能十分接近，消费者对其性能上的区分意义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占领市场只有靠自己的品牌，靠品牌所包含的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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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品牌营销

当今时代，己从实体营销到观念营销。从产品营销到品牌营销。企业营销不再只限于一种形体上的产品，重要的在于推销一个品牌、一种形象和一种价值观念。在关系市场条件下，企业砸掉一两项产品不要紧，但决不能砸掉一个牌子，品牌的塑造重于产品销售，领先品牌将进一步赢得市场。首先，由于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企业通过创造产品和产品价值上的领先来保持竞争优势越来越困难。另外，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多的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追求个性化消费，单纯的产品功能在购买因素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少，消费者追求的更多是心理上的需求，追求的是一种感觉、自我价值的体现，一种自身的价值和重要性得到认同后的心理满足。当然，品牌的创建并非一劳永逸的。一个知名品牌的创立常常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但一个品牌的摧毁则往往系于一念之间。因此，当今企业不仅要树立创建品牌的意识，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品牌战略的管理，细心呵护自己的品牌。

14.服务营销

所谓服务营销是指依靠服务质量获得顾客的良好评价，以口碑的方式吸引顾客，维护和增进与顾客的关系，从而达到营销的目的。服务营销是现代市场营销的一个新领域，服务是市场营销的基本范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的供求格局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由短缺转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且相对过剩局面。因此，服务产品日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对于企业而言，能够增加“让渡价值”的只能是周到、实在、方便的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各生产厂商之间的竞争就不仅是产品形体本身的竞争，而是产品形体所能提供的附加利益的竞争。所以，企业必须采取与传统营销方式不同的，更加行之有效的营销策略才能占领和保住市场，从而产生了“以市场为中心”和以“顾客为导向”的市场营销观念，它以充分满足顾客的需求为中心，已采取具有竞争力的策略为重点，成为当今最受关注，最多采用的营销观念，这种营销观念即为“服务营销”。

5.营销管理

(1)从硬式管理向柔性管理的转变。传统营销管理的特点主要体现为集中管理和硬性管理，通过大量硬性指标和规章制度来强化对营销人员的管理，且营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双向沟通缺乏。但是在新经济时代，知识型员工更需要与管理者的沟通，过去你说我听的指令型管理模式需要改变为双向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