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举措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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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经济政策举措范文

所谓新经济主要是针对传统经济而言。按照西方经济理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旦失业率低于6%，通货膨胀率就会急剧上升。但自1991年3月以来，美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特别是90年代后期经济增速平均超过4%，失业率降至3.9%，而核心通货膨胀率却低于2%。一些经济学家把美国出现的这种“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即“一高两低”的经济称之为新经济。

尽管经济学界对是否出现了新经济、什么是新经济以及新经济形成的原因还有不同的见解，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经济持续高增长、经济周期特征淡化、同时伴随着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是“新经济”的主要特征；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经济全球化、不断创新完善的金融市场特别是急剧增长的风险投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务实和稳健的宏观经济调控等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电脑、通讯、网络和金融化了高新技术产业本身的发展以及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成为度量一个国家（地区）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

在信息技术的生产和应用方面比美国落后是欧盟经济存在的弱点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一系列打造新经济的措施，力争在10年内赶上或超过美国，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和最有活力的新经济地区。

一、欧盟新经济的发展

过去十年来，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这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到2000年，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增加值达到493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6%上升到4.4%，年均增长15%左右，大大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2.5%的增长水平，自1995年以来平均每年推动欧盟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但和美国相比，欧盟仍相形见绌，1995年以来,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年均增长20%以上,到2000年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8.3%，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来自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从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说，1996-200年，欧盟只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相差近5年。各成员国的情况差别较大，爱尔兰、芬兰、瑞典、荷兰和英国等国家发展较快，其中爱尔兰的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超过美国，芬兰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美国。

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生产率的发展。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除了资金和劳动的投入引起的增长外，其他的都叫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技术要素的增长率。测算表明，1995年以来，信息技术对欧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每年推动经济增长约0.2个百分点，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

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下跌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降低，20世纪80年代，硬件设备、软件和通讯服务的价格平均每年分别下降1.8%、0.3%和0.2%，90年代前半期，其分别下降3.3%、0.7%和0.7%，而到90年代后半期，其下降的速度分别达到10%、1.4%和1.3%。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自1995年以来每年降低0.2个百分点。

新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信息技术产品的使用，计算机拥有量、上网人数、移动电话使用量、电子商务发展等是主要的指标。在这些领域，欧盟远不及美国，根据初步的估计，1999年，欧盟每100人均拥有计算机为20台，不到美国的二分之一；欧盟只有14%的人上网，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电子商务额约为170亿欧元，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只有人均移动通讯电话拥有量和美国持平。欧盟人均对信息技术产品的支出约为1600欧元，不及美国的一半。实证分析也表明，在欧盟，信息技术以外的部门没有因为利用信息技术而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总之，虽然，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推动了其经济的增长，但从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等看，欧盟要比美国落后5年。

二、欧盟新经济落后的原因

从传统的工业化进程和形成的经济结构看，欧盟与美国同属工业发达国家，区别不大，有的国家如德国甚至比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更加明显。但为什么新经济首先出现在美国而不是欧盟。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有比较优势；二是欧盟的经济体制僵化阻碍了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应用。

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了不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要素禀赋和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按照这一理论，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建立了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拥有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鼓励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以及大量军工技术转为民用和军工产业的技术外溢等。人才优势是美国最主要的比较优势，美国的信息技术人员比例明显高于欧盟，在欧盟内部，芬兰、爱尔兰、瑞典等信息产业发展快的国家其受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教育的人员比例居于欧盟的前列。由于信息技术的网络效应和第一发起人效应，即使欧美在信息技术发展初期的差异很小，也可能由于研究与开发以及专业化生产的正反馈作用而使美国形成巨大的比较优势。欧美双边的信息技术贸易也说明了美国有比较优势，近几年来，欧盟从美国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占双边贸易的25%，而美国从欧盟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仅占双边贸易的6%。

经济体制差别的理论论证了欧盟僵化的经济体制束缚了新经济。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相对僵化。欧盟严格的解雇程序、高昂的解雇费用、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约束等各种就业保护措施和强大的工会势力使解雇工人的成本极高，抑制了企业利用节约劳动成本技术的积极性，减低了对信息技术产品的需求和应用。其次是金融体制不成熟，缺乏创新。美国实行的是股权资本主义，其发展的路径为：个人创业合伙制股份制，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风险投资在美国的出现和迅速膨胀被认为是一场金融革命和股权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它为一些极具发展潜力和成长前景但又有高风险的新兴科技企业提供投资，催生了一大批信息技术企业并使之迅速发展，英特尔和微软等都是通过风险投资而成长为富可敌国的科技巨头的。而欧盟国家多为银行债权资本主义，其储蓄大多流入资产雄厚的少数大企业，许多依赖于科技成果创立的新兴企业因其无形资产不能做为抵押品而无法得到银行贷款支持，银行也不会提供风险投资，从而限制了新兴产业的发展。此外，建立新企业的各种行政障碍、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严重分离等科研体制僵化也阻碍了信息技术的发展。

三、欧盟发展新经济的举措

虽然在新经济方面，欧盟落后于美国。但欧洲具备赶上来的机会和条件，一是欧美从事新经济的企业已相互兼并和投资；二是可以利用美国现有的经验和做法；三是欧元启动以后，欧洲的资本市场发展迅速，筹资越来越方便。但欧洲必须在经济结构改革和科教两个方面行动起来。去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提出了建立电子欧洲计划，并把该计划提高到和欧盟共同市场、经济货币联盟同样的高度，此外，还制定了金融服务行动计划、风险投资行动计划、欧洲研究区战略等各种计划，力争在2010年前赶上美国的水平。其发展信息技术的主要政策如下：

1．坚决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把物价稳定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减少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从而鼓励投资和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2．加快信息技术的应用步伐，改善信息技术应用环境。建立统一的电子商务法，实行统一的专利法。到2001年完全开放电信市场，2001年前欧盟境内所有学校上网，政府采购全部上网，加强网络培训，鼓励终生学习，。

3、发展风险投资市场。风险投资作为创新型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对高成长性的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与美国相比，风险投资在欧洲仍处于不发达阶段。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额达到了33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15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达到180亿欧元；而欧洲的风险投资额仅为12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7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为50亿欧元，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风险投资行动计划，主要措施为：加快欧盟内部一体化的步伐，使跨国金融活动更加便捷，专业投资人执行统一的结算规则，改善便于企业获得资金支持的金融条件，并斥资2.3亿欧元对企业获得贷款和风险投资等进行支持；成立7贤人委员会研究加快欧盟资本市场一体化政策。

4、培养企业家精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基础，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首先，鼓励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利用社会基金资助各种宣传和推广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的活动，加强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创建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其次，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提高研发水平和产品开发能力，利用统一专利法保护创新企业的技术安全；再次，放松政府对企业在开业和营业等方面的种种限制，优化企业发展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环境；第四，提供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第五，发展包括电子商务、网络、信息、老龄服务、特色旅游、社区服务等在内的技术型、经济型和社会型等新型服务业。

5、鼓励科技体系创新和技术成果的转化。创新是提高竞争力和促进就业的重要动力。在创新能力方面，欧洲远远落后于美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1998年，欧盟15国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占其GDP的比重为1.8%，而美国为2.8%。同时，研究与开发力量分散，研发和成果商品化脱节，没有形成统一的科技市场。欧盟委员会已计划设立欧洲研究区，以减少研究力量的分散，鼓励研究单位和企业合作，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同时，放宽移民政策，吸引国外的技术人才。

第2篇：新经济政策举措范文

2010年以来，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复苏进程逐步减缓。面对低增长、高失业率与高财政赤字的两难处境，两国政府选择了前者作为当前政策主要着力点，而将解决财政赤字问题暂时搁置。为进一步刺激经济，增加就业，美、日一方面陆续推出新的经济刺激计划；另一方面继续将基准利率维持在零或接近零利率的历史低位，并开始重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推出新经济刺激计划

2010年2月1日，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交了总额超过3.8万亿美元的2011财年预算报告。其中包含了1000亿美元的新刺激经济计划，涉及个人及中小企业减税，基础设施开支及清洁能源计划等领域。3月份，为扩大本国产品的市场，提升就业率，美国政府公布了首个以推动出口为目标的专门战略――国家出口战略，计划将出口在未来5年内翻一番。随着二季度经济增长放缓和国会中期选举的临近，奥巴马在9月6日和8日接连提出了总额达3500亿美元的新经济刺激计划。

2010年1月29日，日本国会通过了鸠山内阁提出的2009财年第二次补充预算方案，授权政府实施总额7.2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以改善就业、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和促销环保类商品。9月10日，菅直人内阁推出了其上台后的首份经济刺激计划，总额达到9150亿日元。10月8日，为应对通货紧缩和日元升值所带来经济下行风险，日本政府在间隔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再次出台刺激措施，规模也上升至5.05万亿日元。

美、日两国政府相继推出的经济刺激方案中既包含了刺激消费，增加就业等短期目标，也涉及到了更新基础设施，扶持新兴产业等远期发展战略。但从资金分配看，其政策重心仍是力图在短期内通过减少个人和企业税收，增加政府公共支出来刺激国内消费和投资，达到带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的目的。由于制造业和建筑业是美国在本轮衰退中失业最为严重的两个行业，就业人口分别减少了15%和25%，其刺激政策也相应的集中在这两个行业以及零售业。而日本则由于出口对其经济增长和就业影响较大，政策重心较为偏向出口部门。

（二）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

在陆续推出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两国央行继续实施低利率政策以维持国内宽松的信贷环境。美联储自2008年12月以来，一直将联邦基准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0―0.25%不变，并一再重申将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利率在“异常低位”。随着美国经济的大幅放缓，11月3日，美联储宣布了规模达6000亿美元的国债购买计划，以进一步刺激支出和信贷。

2010年10月，日本央行为阻止日元进一步升值和经济下滑，将隔夜拆借利率从0.1%降至零至0.1%，时隔4年再次实行零利率政策。降息的同时，日本央行还推出了5万亿日元的资产购买计划，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率先启动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

此外，汇率政策也成为两国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联储自实施低利率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实际上是实行了美元贬值政策。弱势美元有利于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以及奥巴马政府5年出口倍增计划的实现。随着美元持续贬值，日元出现被动升值。为应对日元走强对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日本政府要求日本中央银行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必要时采取包括干预汇市等在内的措施以阻止日元升值。在9月14日日元汇率刷新1美元兑83日元的15年低点后，日本央行开始在外汇市场上直接抛售日元以压低日元汇率，这也是日本央行6年多来首次直接干预汇市。

二、欧盟各国延续宽松货币政策，并陆续推出财政紧缩计划

进入2010年，欧盟各国为刺激经济继续保持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分别将基准利率维持在1%和0.5%的水平上。而债务问题在2010年以后逐渐由希腊一国蔓延至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等欧盟国家，并在4月演变成为一场波及欧洲多个国家的债务和欧元信用危机。债务危机使得欧盟各国开始下决心整顿政府财政并相继出台了各自的公共支出紧缩计划。在各国推出的紧缩计划中，主要包含了“节流”和“开源”两方面的内容，“节流”主要是改革退休制度、削减公务员岗位和薪酬以及政府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开源”则主要是增税或开征新税以增加政府收入。

债务危机发生后，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相继推出了公务员减薪和削减债务方案。6月，德、法、英三国也提出了各自的紧缩计划。6月7日，德国内阁通过了分4年削减816亿欧元的财政紧缩方案，计划将德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由目前的5%降至3%以内。方案包括裁减至多1.5万个公共部门的工作岗位，针对银行、航空旅行和核电业征收新税等措施。6月12日，法国政府宣布采取紧缩措施，计划在未来3年中削减450亿欧元的公共开支，以便把法国国债占GDP比例由8%降到3%以下。6月，英国推出了近30年来最严厉的财政紧缩预算《紧急预算案》，并于10月20日公布了具体的紧缩措施。为降低财政赤字，英国政府计划未来5年削减830亿英镑的财政预算。

三、各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分析及展望

（一）新兴经济体进一步调整国内经济结构

多数新兴经济体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有利于抑制国内通货膨胀和部分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势头，从而为经济实现平稳增长提供保证。但与此同时，由于仍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受货币政策收紧、财政刺激政策陆续到期以及发达国家经济疲弱造成的外需不振等因素影响，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出现放缓迹象。

对于未来的政策取向，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限制国际资本流入仍是这些国家一段时间内面临的主要问题；长期来看，新兴经济体需要及时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改变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发展模式。IMF在其秋季《世界经济展望》中就指出，“新兴经济体要实现危机前那种增长率，将需要进一步重新平衡其增长，使其转向依靠国内增长来源，这也有助于实现必需的外部重新平衡”。

（二）美国、日本经济刺激措施效果有限

美国和日本推出的新经济刺激计划短期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两国的经济增长，长期来看，则可能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两国出台的刺激政策中所涉及的个人及企业减税、商品销售、出口补贴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有助于提振国内消费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其对经济的刺激效果将十分有限。

首先，此次两国推出的刺激计划总体规模要小于前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其对经济的刺激力度可能要打一定折扣，难以使经济重现今年一季度的复苏势头。

其次，计划中包含的更新基础设施，扶持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等措施虽然在长期中可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但目前来看，受制于创新周期以及新技术大规模产业化应用的时间限制，短期内很难对拉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起到实质性作用。

第三，单靠一轮经济刺激计划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日两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对美国来说，要实现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就需要扭转制造业持续下滑和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趋势。但从目前来看，美国在低端制造业并不具备劳动力比较优势，高端制造业又面临日、德等发达国家竞争，其工业产品很难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依靠传统制造业难以实现奥巴马提出的“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的目标。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则在于过度倚重出口，在外需不振和日元持续升值打击下，日本出口短期难以为拉动经济增长作出大的贡献。此外，奥巴马9月提出新一轮刺激计划的用意更多是为即将到来的国会中期选举造势，近期难以付诸实施。

长期来看，高额的政府债务可能将迫使两国政府采取财政赤字货币化措施。随着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出，两国政府债务将进一步高企。2010年美国预算赤字将达1.34万亿美元，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9.1%。日本债务总额更是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多。在利率接近零的情况下，为刺激经济和缓解财政压力，两国央行只能重启购买国债的量化宽松政策为经济注入流动性和替政府债务融资。截止目前为止，美国和日本已经分别推出了6000亿美元和5万亿日元的资产购买计划。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美国重启量化宽松政策可以通过美元贬值向国外转嫁刺激经济的成本和削减外债水平，而其他国家货币被动升值将使各国采取竞争性货币贬值措施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将加剧国际纷争、引发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欧盟被迫放弃短期增长目标，着力经济结构调整

欧盟各国推出的财政紧缩措施短期内将对欧洲经济复苏产生不利影响，但从长期来看，一方面可以降低成员国政府债务负担，使债务占GDP比重达到或接近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3%的标准，增强政府财政收支的可持续性，有助于重建市场对欧元乃至欧洲经济增长的信心；另一方面，各国推出的财政整顿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强劳动市场活力和企业的竞争力，缓解欧盟内部的经济结构失衡，从而为欧洲经济提供持续的增长动力。

长久以来，欧洲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过度发展使这些国家超过半数的公共开支都被用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领域里，而政府在研究和创新等领域的投资相对不足。债务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为欧洲各国解决这些长久困扰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面对国内工会组织和反对党的抗议示威，各国政府形成了空前默契与共识，纷纷表明整顿财政的决心。而且，各国暂时将增长目标让位于财政整顿是为了未来更为持久的经济增长。2010年6月17日，欧盟举行夏季首脑会议并公布了“欧盟2020战略”。各国首脑在战略中提出，在未来10年中将使欧盟经济实现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灵巧增长”，以提高资源效应、提倡“绿色”、强化竞争力为内容的“可持续增长”，以扩大就业、促进社会融合的“包容性增长”。

（四）全球经济复苏有赖于国际间的政策协调

金融危机期间，世界主要经济体间的国际协商以及政策合作在恢复信心和避免危机深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国协作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成功遏制了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趋势。然而，危机后世界经济不均衡的复苏态势使得各国进行政策协商和协调的难度不断加大，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变得更为脆弱。

在6月份举行的G20多伦多峰会上，各国首脑尽管在巩固财政基础，加强金融监管以及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方面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在制定同步的经济刺激退出策略上的矛盾和分歧难以协调。会后声明不得不在强调加强复苏的同时，表示各国可以根据各自国情量身定制自身的政策行动。各国各自为政的政策举措将导致全球经济中的摩擦加剧，并有可能进一步引发国际冲突或者贸易保护主义。

第3篇：新经济政策举措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集聚；优惠政策

[中图分类号] F12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2-0133-03

[作者简介] 邹，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广西 南宁 530006)

很多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其突出的表现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中国(2002年)跃居世界首位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之一。但从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分布看，却极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导致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地理位置上，既沿边又沿海的广西与中国其他西部省份在地理条件方面有很大不同，纯自然条件、社会文化与广东非常相似。但是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增长走在全国前列。广西却仍然是经济落后的省份，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远远落后于广东。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结果?本文试图从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以广东作为参考，选用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

在经济学理论中，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可以归结为两大因素：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因素。

在经济地理因素方面，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的地理因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地理位置及其自然条件、交通运输条件。中国改革开放30年，沿海地区凭借先天的地理位置优势和良好的基础设施，成为外商最先投资的区域，到今天，大约7成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资都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二)区域产业聚集状况、区域的市场规模与增长潜力。国际直接投资资本在进行投资地域选择决策时，为了规避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往往投资于具有各种产业聚集经济效应、市场规模较大且增长潜力明显的地区。(三)区域人力资源状况。劳动力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其数量、质量和结构导致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不同。

另一个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是经济政策。自1979年起，中国开始实行以改革开放为重点的市场导向型体制改革，加速了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流。开放政策包括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设立经济特区。根据政府的意图和设计，地区经济政策优惠的主要目的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现在回头看确实效果显著。本文最主要考虑两个政策因素。一是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开放程度是经济改革以来最为重要的经济政策，一个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基本和其开放程度呈正比，这一指标的衡量一般用出口占GDP比重和进口占GDP比重进行比较来度量相对的经济开放程度。二是地区经济政策优惠状况和政府软件建设状况。这一指标的衡量主要考察当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条例以及政府的办事效率等状况。

二、实证分析：基于广西与广东的事实对比

之所以将广东与广西进行对比分析，是因为这两个省份在纯自然条件方面非常相似，但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几十年里，广东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全国遥遥领先，广西却仍然是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比广东少得多，两者的差异是自然条件解释不了的。下文从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因素两个方面分析广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居后的原因。

(一)广西与广东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有关数据的统计从表1可看出：一是无论从各主要年份两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份额，还是分阶段计算的两地累计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全国同期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份额，都表现出极大不均衡性。广东地区的份额远远高于广西。二是从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省份来看，改革开放初期，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广东，几乎占全国一半水平。但90年代后，广东所占份额下降，但还是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广西所占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三是从动态看，20世纪80年代初期进入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20余年之后海外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位于中国西部的广西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有限。

(二)影响广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基于广西与广东的事实对比

1.地理交通条件位置与自然资源禀赋条件。地理交通条件、自然资源禀赋会影响各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水运条件使沿海地区及内地可由水路直接出海通航易于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地，自然资源禀赋出众可以节省相关产业成本。

在交通条件方面，广东比广西优越很多，靠近港澳，沿海岸线长，大港集聚，海、陆、空、水路条件都优于广西；从自然禀赋条件来看，广西略胜一筹，广西的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煤炭的探明储量远远高于广东，广西的水资源也非常丰富。

2.区域产业聚集状况、区域的市场规模与增长潜力。产业集聚方面，广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遥遥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从2006年中国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中我们发现，在有代表性的27个制造业行业里，广东份额排在前四名的有20多项，广西和广东在市场规模和增长潜力的各个指标方面差距甚大。

3.区域人力资源状况的比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东部地区尤其是广东吸引了大量的外省劳动力的流入，大量劳动力的流入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进一步强化了广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驻的优势。如：90年代广东吸引了几乎全国一半的跨省农村劳动力，而广西吸引的外省农村劳动力就很少。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反倒是一个劳动力输出省份，并且在出省的农村劳动力中，96.87%是去了广东。其他省份如湖南、江西、湖北、贵州、四川等地的大量农村劳动力也流入广东，估计比例最低的都占该省跨省农村劳动力的一半以上。

在教育水平，教育经费投入和受教育水平方面，广东明显比广西领先，加上广东近几十年来一直吸引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如大学毕业生，这为广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高层次人才保证。

4.经济优惠政策状况和地区开放程度分析。自1979年起，中国开始实行以改革开放为重点的市场导向型体制改革，加速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流。开放政策包括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设立经济特区等以促进对外贸易。1979――1995年期间，经济优惠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很大。表6为对该期间的相关政策进行整理，表7是两省开放状况的对比。

表6是1994年以前设立的各种经济特区类型，这些经济特区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广东有明显优势，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由于广东先天自然条件优势(邻近香港和澳门)，其享有的优惠政策在全国都处于前列。在开放程度方面，广西与广东相距甚远。

三、结论和建议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率先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的，东部沿海地区因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较好，吸引了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广西在自然条件、资源禀赋方面与广东并无太大差别，但交通状况、人力资源结构、教育投入、产业集聚、对外开放政策方面却相差悬殊，结果是，在众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两省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悬殊。因此，为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逐步西进，加大对广西的投资比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努力提高广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

(一)提高广西的产业集聚发展能力。外商直接投资在选择区域时，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有很大的风险，由此会带来高昂的信息成本。因此，为了规避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往往会投资于那些市场潜力大且稳定、具有各种产业集聚经济效益的地区。广西的工业水平还比较低，工业的发展阶段还处在初期阶段，所以政府在产业集聚方面加强规划、引导非常有必要，尽量避免走弯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加快产业集聚，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营造很好的投资环境。

(二)增加教育投入，加快广西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外商直接投资一般聚集在人力资源素质较高的地区。通过地区人才的吸收、技术与知识的溢出，地区的人力资本将得到进一步强化和积累。广西现阶段人力资源数量大、增长速度快，但是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较差，开发难度大。虽然国家给予广西省的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广西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从教育投入的绝对量来看，广西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状况是广西的人才流失严重。所以，加快广西人力资源积累，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是广西必须要解决的课题。

(三)加快广西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广西的区域市场化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然而，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问题存在，所以加快广西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更加快速便捷的交通网络，是改善广西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重要举措。同时，提高广西的区域市场化水平建设不能停步。由于历史的、自然的和政策上的原因，广西地区现阶段市场化程度低、进程缓慢，目前还处于双重体制的磨合和转轨时期，生产要素难以得到合理流动，资源难以得到最佳配置，从而使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受到很大限制。所以，现在需要努力培育广西市场，迅速提高广西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大力培养以要素市场为核心内容的、包括产品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在内的完整的市场体系，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劳动人才市场和信息技术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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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范剑勇.中国地区差距的演变及其结构分解[J].管理世界，2002，(7).

第4篇：新经济政策举措范文

一、问题的提出

循环经济主要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循环经济是适应新的资源供给形势和新经济增长观念的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国际社会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提出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具有时代特性和前瞻性。目前我国正在实行循环经济试点工作，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现已开始立法来保障循环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而作为循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制度具有一定的惯性，难以很快适应经济模式的转变，在新经济模式推广过程中成为阻碍因素。因此，分析循环经济的制度障碍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内涵

1、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

循环经济的思想萌芽于环境保护兴起的上世纪60年代。“循环经济”一词，首先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提出，之后各国学者大量研究，且大多是从技术、资源、环境及生态等角度进行的。实际上，循环经济不是研究环境保护方法，也不是单纯的生态经济，它的基本含义是生产、消费的集约和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从而实现提高资源效率、环境优化和可持续发展，进而达到社会进步和福利最大化。它的基本特征，又称“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减少资源利用量及废物排放量；再利用（Reuse）——努力回收利用废弃物；资源化（Recycle）——大力实施物料的循环利用系统。图1为循环经济的“3R原则”。

2、循环经济的内涵

循环经济是融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清洁生产、物料循环利用和可持续消费为一体，将经济活动由传统的“资源—产品—再循环”的“开环”模式转变为“资源—产品—资源再生”的“闭环”循环模式，从而使传统的资源消耗型经济转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循环经济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微观企业层面的循环经济要求实现清洁生产和污染排放最小化；中观区域层面的循环经济要求企业之间建立工业生态系统或生态工业园区，实现企业间废物相互交换；宏观社会层面的循环经济要求废物得到再利用和再循环，产品消费过程中和消费后进行物质循环。

三、传统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职能存在的缺陷

发展循环经济的首要目的是提高资源利用率，缓解经济高速增长与资源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要求最大限度地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降低废弃物排放，减少环境污染。循环经济需要有新的政策与之相适应，才能充分发挥效力。传统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职能的缺陷表现在以下方面。

1、对环境资源的产权界定不明确

由于我国环境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产权的界定不明晰，使得环境资源人人都可免费使用，对环境资源的竞争性过度使用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因此，要解决环境资源使用过程中的外部性问题，使外部成本与收益内部化，十分有必要明晰界定环境资源的产权。但是，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性质和一些环境资源具有弥散性与流动性的特征，使得部分环境资源产权的界定非常困难。政府必须利用市场机制建立环境资源产权制度，明晰界定环境资源的初始产权，调整环境资源价格体系，建立环境资源产权交易市场，使环境资源的价格能够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正确地反映环境资源的稀缺性。

2、政策缺乏约束性与激励

经济社会发展中环境资源保护的正外部性使得在传统政府管理体制下部分地区与行业缺乏实施循环经济的约束与激励机制。应当在循环经济条件下建立完善环境资源合理有效利用制度以及产业发展的环境评价机制。由于许多资源产区发展水平较低，环境资源价值的贴现值不高，容易导致环境资源使用上的短期行为。政府必须建立必要的保护机制，确保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还需建立资源生产与资源利用地区之间的生态建设利益补偿机制。

3、政府有效制度供给不足

中国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环境保护不力，而环境保护不力的根源在于缺乏有效的制度供给，难以调动人们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经济主体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内在特性，在无外力干预下，它总是会不顾社会利益而追求私人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越来越严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是有效制度供给不足的结果。现有环境保护制度存在着很多问题，即环境保护的制度力度不够，漏洞较多，没有足够的权威，因而不能保证有效地贯彻实施。例如排污收费制度，排污收费标准既难以与通货膨胀相适应，又不足以改变排污者的行为。而且，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执法不力等原因，使环境保护效果不明显。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资源与环境问题，必须着重加强有效制度的供给。

4、传统方式阻碍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方式还是以“两高”为特征。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这又是产生废物污染最多的阶段。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资源与环境的制约日益增强，中国资源和环境现状要求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发展循环经济。但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具有惯性，使得转变增长方式很难一蹴而就。再加上现阶段中国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效益仍是考核政绩的主要指标之一。各地区为了发展本地经济，很有可能选择急功近利的经济政策来获取政绩。因此，政府必须通过循环经济立法和执法的手段，强制循环经济的发展，同时在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中加入循环经济的指标考核内容。

四、循环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的实证分析

目前，云南还是处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外力的推动，使尽快建立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式，推动云南经济的发展。针对云南的实际发展情况，云南省应该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来引导和促进循环经济在云南的发展。

1、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

循环经济思想的前瞻性和长远性并不是每个企业和消费者都能够理解并主动地实施。因此，政府在建立循环经济战略的任务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应该制定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来引导和促进企业和消费者实施循环经济，统一协调各种利益，协调各部门，并加大政府投资力度。

2、加快各种法规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基于生态效率的经济模式，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的，政府可以通过政策调控手段来实现。要保证各市场主体在关心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积极关注环境效益、生态效益，就必须尽快建立起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法规体系，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引导企业的行为。只有建立公平的制度，创造了市场平衡机制，才能把循环经济变为企业、政府、公众的共同行为。目前云南缺少相关的法规制度，严重影响了循环经济的发展，因此应加快法规的制定，保障循环经济的实施。

3、加强对试点企业的跟踪指导，发挥示范作用

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在云南仍处于起步阶段。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对探索、总结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而云南虽然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目标不够明确、发展动力不足、缺少技术资金以及协调机制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对试点企业的跟踪指导，加大对试点企业的支持力度。协调、解决试点单位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同时，强化试点示范效应，发挥好示范作用，为今后实施循环经济做铺垫。

4、加快构筑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有依靠科技进步才能不断提高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没有科技的支撑，最基本的回收利用都难以实现。只有在技术上取得突破，才能加速促进循环经济的建立。因此，必须加快构筑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包括促进科技投入的政策、各项专项技术政策，如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以及环境无害化技术、替代技术、再利用技术、系统化技术等。

五、结论

通过政府的参与和调控，建立起一种新的制度框架，把生态环境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畴，形成鼓励资源再生和循环利用的政策体系、制度体系和社会机制，创造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新的环境管理机制，使发展循环经济的外部收益内部化。外部环境的这种变迁必然会对企业形成一种新的约束或激励，企业可将这些变化内化，进而引导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生态化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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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云燕：循环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行为作用分析[J].经济与管理，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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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伯雅：浅析政府行为外部性及其经济职能[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8（1）.

[5] 刘志荣、陈雪梅：论循环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制度设计——基于政府与企业博弈均衡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4）.

[6] 宗建树、陈湘静：为循环经济管理决策提供依据[N].中国环境报，2007-09-05.

[7]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若干意见[Z].国发〔2005〕22号.

[8] 徐建中、马瑞先：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利益激励对策研究[J].改革与战略，2007（9）.

第5篇：新经济政策举措范文

企业的财务风险是指在企业的各项财务活动过程中，由于受各种难以预料或控制的因素影响，使企业财务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偏离，从而使企业有蒙受损失的可能性。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剧和国际资本大量涌入以及当前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企业之间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在日益复杂的经济形势下，由于许多经营者财务风险意识淡薄、投资决策方式缺乏科学性，资本结构不合理，导致企业面临巨大财务风险，以至于面对全球性金融风暴，许多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因此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长久与稳定的发展，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与财务管理人员一定要理解财务风险成因，掌握相关应对策略，从而能够及时地发现企业运行中存在的风险并能有效化解风险，使企业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一、企业财务风险形成原因

1.企业管理者风险意识薄弱

企业财务风险具有客观性的特征，它始终存在于企业财务工作的整个过程中，包括投资活动、融资活动、收益分配活动等财务活动以及企业的日常管理活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稍有不慎与疏忽都有可能加剧企业财务风险，致使企业经营失败。但是现实中许多企业管理层受传统经营模式影响，不能顺应最新经济形势变化，不愿改变经营模式，部分经营者片面主观认为企业只要妥善经营，保障收支平衡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没有意识到其内部可能产生的财务风险，从而忽视对财务安全风险识别与预警机制的建设，造成企业无法预测可能产生的财务风险并采取有效应对举措。

2.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

资本结构指的是企业全部资本中权益资金与负债资金的比例关系。科学合理的资本结构能够促进企业管理、确保企业正常有效运转。当前我国企业其资本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举债规模过大、融资来源不合理等。当前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自身资金实力难以应对开拓市场、扩大规模所需的大量资金投入，只能靠融资与借贷解决资金窘境，然而负债过高会致使企业债务压力沉重，最后可能出现资不抵债的现象，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

3.企业投资存在盲目性

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或进行各项商业投资，而很多决策缺乏可靠的市场调研与科学的判断依据，决策往往片面依靠领导以往的商业经验与主观判断，这种投资决策的方法缺乏科学性。此种盲目的投资经营可能会导致企业投资失败，造成资金回收困难，致使企业资金状况恶化，加剧企业财务风险。

二、防范企业财务风险的对策

1.增强企业财务风险意识

受市场经济环境与政策以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企业面临财务风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企业应当增强财务风险防范意识，不断提高企业财务管理人员业务素质与职业道德修养，使他们时刻紧绷防范财务风险的弦，将企业财务风险的防范与管理贯穿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

企业增强财务风险意识的同时，应当建立完善的财务风险内部控制制度，完善相关控制监督机制，如成本控制、采购与付款控制等控制监督机制，通过积极的内部控制降低企业内部风险的可能性。加强企业财务相关人员培训，使他们能够清楚的认识到企业财务风险存在于企业各项财务活动中，要提高自身防范风险的意识与能力，努力掌握科学先进的企业管理知识，使自身具备企业财务风险预判能力，能够在企业出现财务风险可能时及时发现。

2.投资决策程序科学化

企业应逐步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制定完善的投资项目决策与审核程序，防止出现仅凭主观判断盲目做出投资决策的现象。对有投资意向的项目，要严格按照项目投资流程，确保项目投资程序科学合理。在投资前应组织相关领域专家、业务骨干进行科学调研与论证，对各可行性投资方案进行科学评估与分析，以选择出对企业最有利、获益最大而风险最低的投资方案。企业在作出投资决策时还应当密切关注政府相关经济政策，科学分析相关项目投资形势，充分考虑投资回报率、投资回报期等因素，及时调整经营与投资策略，以降低因投资决策失误引起财务风险的可能性。

3.建立科学的财务风险预警与管理机制

企业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具有可行性与操作性的风险预警与管理的长效机制，以期长期有效的发现与避免企业可能出现的财务风险。企业风险预警与管理机制应当囊括企业当前所有财务活动的各个方面，使之切实能够监控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所有潜在风险。建立完善的财务预算控制制度，通过财务预算可以有效监控企业战略目标实施进度，使企业能够有效掌握人、财、物等资源的分配与控制，降低出现财务风险的可能性。

4.优化企业资本结构

第6篇：新经济政策举措范文

国有资本的产业调整动向服从和服务于国际经济发展的总趋势。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社会步入网络化、电子化、信息化、知识化的发展阶段，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先导性产业和支柱性产业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国际经济的事例促成了产业结构在国际范围内的调整和位移；对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崛起改变了传统观念上的产业生命周期。

产业生命周期

产业生命周期是特定产品群或技术系统所构成的产品生命周期和技术生命周期的包络。技术生命周期是指企业开发出所满足的市场需求的出现、成长、成熟与衰退过程，这个过程是以市场价值的变动为依据的，而产品生命周期是指企业用以满足该种需求所开发出的产品的市场价值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因而产业生命周期必然包含着产业出现直到完全推出市场经济体系的全过程，包括孕育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处于相应阶段的产业分别称为幼稚产业、朝阳产业、成熟产业和夕阳产业。

一个完整的产业生命周期可用图1所示的一条连续平滑的仅含一个或不含极大值的曲线来表示，代表产业发展变动的长期趋势。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的长期发展趋势曲线在定量分析的精确表达中可能存在巨大差异。某产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构成企业战略选择的外部产业环境。基于产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所面临的各种竞争态势，企业具有不同的战略选择。

一般而言，孕育期需要投入大量的先驱成本，在市场前景不明确、风险较大的项目上，只有少数企业才有这个能力，在这个阶段，市场调查与反馈研究是关键；在成长期，产业内竞争开始激化，企业应着重进行横向一体化，以获取规模经济效益，当产业进入成熟期，市场增长潜力有限，企业一般采取纵向一体化或加强型战略提高其竞争地位，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一些产业在成熟期已全部或大部分转到发展中国家生产而返回国内销售；在衰退期，企业一般采用防御性收缩战略实行资产退出，或实行多元化经营实现资产转移。

“创造性毁灭”与超竞争

在动态竞争条件下，市场的均衡是暂时的。由于新技术的出现、技术范式的转换、消费者偏好的改变以及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和新经济的冲击，使得企业的现存优势并不能长久地持续。一个企业如果总是试图维持固有的竞争优势是十分危险的，正如R・迪阿维尼所说，企业主要的战略目标应该是主动打破产业中已存在的固有资源优势，去发现新的竞争优势；新的竞争优势还包括产业外的市场创新。这个理论就是熊彼特最早提出的“创造性毁灭”，它认为企业必须在“破”和“立”中实现超竞争。在熊彼特发展的企业竞争条件下，产业生命周期跨越技术生命周期的动态模型（见图2），又称超竞争模型。典型的例子是芬兰的诺基亚由一个木桨企业发展成为信息业巨子，其转折点是公司通过购并等扩张形式实现了其相关设备以及移动通讯技术范式的转变。

把握产业生命周期和超竞争对于维持企业的竞争力和持续竞争优势是十分重要的。国有企业面对环境工程、基因工程、新材料和信息技术以及由此引发的创业变革与创新，就该着眼于创造未来的竞争优势，着眼于产业竞争态势和塑造产业构架的竞争力，通过“创造性毁灭”争取产业中的战略优势的获取是一个非常有战略意义的举措。

区位优势与国际动向

随着科技的进步，世界经济正逐渐联结为一个整体，各国的产业结构在国际市场的催生和比较利益的诱导下，正在变成世界产业结构的一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各国产业结构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依赖，已成为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一个趋势。这一趋势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产业形态的区域性转移把各国紧密地联系为一个整体。每个国家都在致力于整体科技经济实力的提高，本国的产业结构逐渐向新技术产业形态倾斜。而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普通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等发达程度或者欠发达的国家。以亚洲国家为例，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高速发展后，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四小龙”国家生产，70年代“四小龙”因此迅速成长起来，不得不在80年代将这一产业让位于东南亚国家，形成了日本高技术密集、“四小龙”普通技术密集，东南亚劳动密集的分工态势。

另一方面，区域性集团内部的产业分工合作日趋明显。各种地区性经济集团在创建初期主要是为了避免内部减免关税，对外统一关锐，但目前的趋势表明，集团内部的产业分工日趋明显。例如，欧共体内，传统产业多集中在希腊、葡萄牙，新兴产业多集中在英法等国。

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的深层次原因是国际分工所带来的比较优势决定的。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和国际市场自由化趋势的加强，这种优势较之以前表现得更加明显。在高关税时期，由于有关税壁垒以及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一国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十分有限，对一些十分有市场但没有资源优势的项目只有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这往往受到国外金融政策的限制。消除或减免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之后，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缺乏比较优势的产品必将提高贸易双方的整体福利和贸易净福利。

在比较优势的诱导和国际市场驱动下。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表现出新的动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外向型产业结构优势正进一步显露

所谓外向型产业结构是指本国政府考虑到本国经济在世界中的位置，通过开放性的经济政策，使出口在GDP中占有较大比重的调整。外向型结构是比较利益的直接驱动。以泰国为例，在1983年至1987年的4年中，人均国民收入由810美元增加到879美元，速度十分缓慢。此后，政府把握住80年代中后期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一次机遇，把从“四小龙”转移出来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接受进来，扩大出口产业，1987年到1991年的4年中，年均GDP增长速度维持在30%以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飙升至1680美元。

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步伐进一步加快

传统产业是那些建立较早的基础物质生产部门，包括钢铁、石化、纺织、食品加工、建筑施工等，它为一国发展提供大多数基本物质产品，并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因而传统产业不可能也决不能完全转移出国内从而依赖进口，有必要对其关键部分进行高新技术改造。

技术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

技术转移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本身的要求，同时也是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和维持超竞争优势的需要。我国已在引进新材料、生物工程、精细化工、微光电子等领域有重大进展，并在出口新兴产品中有重大突破。

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具体表现可总结为：农轻重比例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企业内部生产组织方式将从大批量的生产转为发挥人的知识和创造能力；跨国集团发展迅速，产业的区域转移迅速，各国应重视比较利益的驱动获得比较优势；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日益加强。国有资本必须重视对传统产业特别是涉及公共利益性、国家安全性、经济命脉性、自然垄断性的行业进行改造升级。

国企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战略选择

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必须顺应世界产业结构调整趋势的要求和国内经济发展需要。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WTO的新成员，我国经济发展的取向是科技是经济增长的制高点，因而必须将国有资本投入到高新技术为先导的产业上来；其次，要注意WTO规则和世界经济趋势的影响。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具体可用“五个确保”来表述：

确保搞好大企业

政府要集中财力、物力、人力，有选择性地重点搞好大型国有企业，以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和形成规模效应。拿汽车工业来说，我国现有汽车生产厂商117家，年产量不足200万辆，远远比不上大众、福特等世界级汽车巨头中的任何一家的产量，没有规模经济和竞争力，成本太高，技术创新力量薄弱，产品难以升级换代，最终必然失去生存空间。世界产业结构发展的总趋势是劳动、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过渡，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以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更优质的服务获取竞争优势。因此应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充分发挥组合优势、综合优势和尖端优势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加快国民经济信息化是国企改革的关键所在。

确保上好大项目

对于改造，交通通讯等大型国有工程项目，必须保证资金落实到位，专款专用和国家控股。大型项目是将新技术引入生产进而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最重要的基础和纽带，是进行技术创新的基础，没有足够的投入是不行的。同时要加强企业间的技术协作，提高整体技术水平。在个别企业，利用技术指导，技术转移和技术共同开发等形式，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并通过企业间“产业技术研究组合体”，提高企业整体技术研究水平，保证在大项目中技术支撑的需要。

确保“走出去”与“引起来”相结合

加入WTO后，市场竞争的国际化，生产和销售从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扩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在继续实施“引进来”战略向全球化市场提供自己丰富资源的同时，国有企业应积极地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到全球市场上去补充稀缺资源，逐步实现资源配置全球化。“走出去”主要是输出国有资本，以便更好的利用国外资源与市场，特别是我国在一些具有竞争优势又确立了全球化理念的大企业集团如海尔等已经“走出去”并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确保搞好西部大开发

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西部有丰富的资源；国有资本要利用西部的资源优势，加快进行基础设施和重点工程建设。国家已经在投资项目、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支持，逐步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资金渠道。中部地区的国有资本在重组和调整过程中应该利用“近水楼台”的优势，挺进大西部，既能促进国有资本改组，又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

确保中小企业放开搞活

第7篇：新经济政策举措范文

    (一)三代危机模型迄今为止,国际上已经发展了三代成熟的金融危机模型。第一代危机模型是货币危机模型,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为解释拉美货币危机而建立的。1972年墨西哥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提高。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墨西哥政府向中央银行发行债券,导致基础货币增长过快,随后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投资者纷纷抛售比索,资本外流加速。当外汇储备耗尽时,墨西哥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墨西哥危机后,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拉美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危机。经济学家把拉美货币危机归因于进口替展战略和不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理论上形成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1]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反映了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不可能三元悖论。克鲁格曼认为,维持固定汇率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即FXt≥ae-DCt,其中FXt表示外汇储备,DCt表示国内信贷)。[1]在固定汇率下,国内信贷的扩张必然产生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预期,导致资本外流、外汇储备下降。一旦外汇储备耗尽,固定汇率将难以维持,本币贬值将不可避免。第二代危机模型也是货币危机模型,是为解释欧洲货币危机和英镑危机而建立的。1990年东西德国统一之后,德国政府支出大幅增加。因担心通货膨胀,德国政府于1992年7月把贴现率提高到8.75%。德国提高利率后,芬兰人纷纷把芬兰马克兑换成德国马克,导致芬兰马克对德国马克的汇率持续下跌。此前,芬兰马克与德国马克自动挂钩,芬兰央行为维持比价不得不抛售德国马克而购进芬兰马克。但由于芬兰央行的德国马克储备有限,因而这一举措并没有抑制住芬兰马克下跌。1992年9月8日,芬兰政府宣布芬兰马克与德国马克脱钩,实现自由浮动。接下来,类似的现象在英镑、里拉市场发生,投资者纷纷抛售英镑,抢购德国马克,致使里拉和英镑汇率大跌,欧洲货币危机由此爆发。与拉美危机不同,当英镑危机发生时,英国不仅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而且其财政状况也没有出现与其汇率制度不和谐的情况。也就是说,英镑危机不是政府的债务货币化政策引起的,第一代金融危机模型不能对其进行合理解释。从表面上看,英镑危机、芬兰马克和意大利里拉危机都是德国提高利率引起的,利差导致资本的异常流动,资本流动导致外汇储备的减少,产生汇率贬值预期。各国利率政策不协调的根源在于经济的国别差异。奥布斯菲尔德通过政府目标的多重性来解释欧洲货币危机。他认为,政府有维持汇率稳定和经济稳定的双重目标,必须在汇率稳定和经济稳定之间进行权衡,需要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权衡后才能决定是否放弃固定汇率。当维持固定汇率的成本大于放弃维持固定汇率的成本时,放弃固定汇率是理性的选择。[2]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由此而产生。第三代危机属于银行危机,虽然其中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货币危机过程。1997年7月始于泰国、波及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重创东南亚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与拉美货币危机和欧洲货币危机不同,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时,东南亚国家存在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充足的外汇储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没有异常变化。因此,东南亚金融危机显然不能用第一代和第二代危机模型来解释,要阐明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和演变的机理,就必须跳出货币和财政等宏观经济政策的范畴,由此创建了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有学者从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道德风险、金融脆弱性、政府腐败等角度研究东南亚金融危机。[3][4][5][6]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国际上大量的廉价资金以较低的利率借给东南亚地区银行,然后由银行投入到高风险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导致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化。当资产泡沫破灭时,银行不良贷款急剧增加,银行破产风险增大。由于银行破产具有高度的外部性,投资者相信政府不会对陷入困境的国内银行袖手旁观,因而投资者并不担心银行因为不良贷款增加而破产。基于这种认识,投资者敢于借钱给银行,银行也敢于将资金投入到高风险的行业,国内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最终将转化为财政赤字。因此,银行的不良贷款与财政赤字是等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没有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亚洲金融危机也会发生。

    (二)金融危机的变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演变为不同的形式,出现了货币危机、银行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等不同的危机变种。对此,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很难给出合理解释,需要建立新的框架进行综合分析。不论是货币危机、银行危机还是政府债务危机,必然体现在家庭、企业、银行和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中。独立,而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种关系的失衡都可能导致另一种或者另几种关系的失衡。所以,每一类危机都至少对应两种非均衡关系。[8]长期的财政赤字将导致债务率的提升,政府债务货币化可能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如拉美货币危机就与政府赤字货币化的操作有关。企业投资来自于银行贷款,银行贷款来自于储蓄存款,所以银行是连接居民和企业的纽带,他们之间存在存款和贷款与贷款和投资这两种均衡关系。存款、贷款和投资之间又存在期限结构错配风险、货币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这些风险都会造成银行的不良贷款,当不良贷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储户恐慌和挤兑,银行危机便因此而爆发。如果政府出手救助银行,银行不良贷款即转化为政府债务,在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条件下有可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如果货币政策是非独立的,政府还可以通过债务货币化化解债务危机,则债务危机将进一步影响居民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变化,进而演变为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或危机。这正是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欧盟五国正面临的局面。如果没有政府的救助,就必须提高外贸部门的竞争力,通过扩大出口去化解危机,但这需要汇率贬值的配合。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决定外汇储备的增减。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导致外汇储备的增加。在固定汇率下,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演化为国内货币扩张,从而导致经济的全面泡沫化。一旦资本流出,外汇储备耗尽,则将导致固定汇率机制崩溃,引发货币危机。在浮动汇率下资本流动异常也可引发金融危机。日本泡沫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都属于这种类型。各种失衡与利率、汇率政策有关,固定汇率、热钱、低利率、贸易顺差都是产生经济泡沫和资产泡沫的因素,应该说中国银行业具备滋生金融危机的条件,但是中央银行通过人为地压低存款利率、抬高贷款利率、扩大存贷款利差,实现了对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利益输送,使银行轻而易举地获得暴利。这种制度极大地损害了广大储户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高利贷、企业破产、房地产泡沫、中小企业融资难等皆与此有关。如果增加的货币是由贸易顺差形成的外汇占款,则本币面临升值预期,升值预期容易导致资本内流,催生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日本的泡沫经济和当下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都与贸易顺差过大和货币升值有关。一旦资本流动方向发生逆转,就会引发东南亚式的金融危机。如果说拉美货币危机是货币数量扩张的结果,则英镑危机就是由货币价格(利率)的突变造成的。德国提高利率导致资本非正常流动,产生了英镑贬值预期,贬值预期的自我实现导致了英镑危机。东南亚危机是外向型经济和国际套利资本融合的产物,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上表现为信用的极度扩张,这种增长模式对外部冲击极为敏感,对东南亚的小国经济来说,更是如此。

    体制性因素及金融危机的生成与传递

    有很多学者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研究金融危机。在资产负债表中,资产与负债属于存量,存量是流量长期积累的表现,因此,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是一个动态、漫长的过程。如果按照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的财政赤字上限和60%的国债上限,一个国家国债从零积累到60%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衍生品泛滥、银行顺周期操作、道德风险、国际货币体系的僵化和金融监管缺位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都会影响资本流动和债务积累的过程,因而它们都与金融危机有密切关系。

    (一)增长与繁荣的预期三木谷良一在总结日本泡沫经济发生的条件时指出,作为初始条件整个宏观经济必须处于一种非常好的状态,经济状况不好绝对不会产生泡沫经济。宏观经济这种好的状态麻痹了人们的神经,使人们产生一种极其乐观的憧憬,相信经济景气会一直持续下去,经济周期消失了,即使存在经济周期,经济下滑也不会马上到来。[12]这种状态在日本出现过,当年日本东京证券指数上冲4万点,东京土地价值超过美国全国的土地价值,就是靠这种对未来的无限憧憬。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繁荣时期,持续上升的股市也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甚至出现经典经济理论已经失效、经济周期已经消失、股票价格与互联网点击率成正比而与收益无关等谬论。接着股改红利和宏观经济繁荣,中国股市在2007年一度上冲到6000点以上,虽然泡沫已经很大,但还有不少人预测10000点即在眼前。

第8篇：新经济政策举措范文

关键词：资产泡沫；货币政策；美联储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9－0066－04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一般物价水平稳定的背景下出现了资产价格的显著波动，包括美国、日本、英国、荷兰、瑞士和芬兰在内的工业化国家的股票和房地产价格都经历了从高涨到暴跌的周期。在这些资产价格周期中的暴跌阶段，实体经济活动都出现了大幅度收缩，金融稳定受到很大影响。试图理解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成了货币政策制定者一项特殊的挑战，货币政策能否以及如何应对资产价格的波动成为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本文考察了美联储在90年代美国股票市场泡沫中的货币政策，以期给我国货币当局政策制定带来一些启示。

一、20世纪90年代美国股票市场泡沫膨胀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整个90年代，美国股市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牛市，其间尽管有几次轻度下跌甚至是狂跌，但都没有改变股市强劲的上升趋势。1981年8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只有776点，到1987年1月8日该指数突破2000点大关。进入90年代后，道指出现非常迅速的增长，1995年11月首次超过5000点，到1999年3月就超过了10000点大关，之后仅仅用了一个月道指超过11000点。以技术和因特网股票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在1998年末的1357.09点处开始起飞，半年后，到1999年5月几乎翻了一倍，经过短暂的停滞后，从1999年10月的2736点上升到2000年3月的5000点以上，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与高涨的股指相伴的是美国股市市盈率和市值占GDP的比率不断攀升，泡沫迹象越来越明显。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市盈率在1995年为15倍，到2000年提高到30倍。非金融公司的资本市值占GDP的比率从1994年的1.3上升到2000年初的3，比战后最高历史水平――1968年的1.7――还要高出75％。而在1980――1994年的14年间，非金融公司的资本市值与其GDP比率的变化幅度要小的多，从0.9上升到1.3，该部门利润在同期的上升幅度则高达160％。2000年第一季度，美国非金融公司股权的总价值，即他们的资本市值高达156000亿美元，而在1994年则只有48000亿美元。这种巨大的反差显示出真实经济部门的实际产出增长，特别是利润率增长与金融资产增长之间的严重脱节，金融资产的增长几乎与实际商品和劳务的产出没有任何关系。泡沫是美丽的，然而逃不脱破灭的最终结局，而且泡沫越大，破灭后的损失也越大。遗憾的是，直到泡沫破灭很多人才真正明白泡沫曾经存在过。2000年1月道指达到11749.90点最高点后开始下跌。纳指也于2000年3月初开始一路下泻，到3月12日跌破2000点，终盘报收1923.38点，跌幅高达70％，从中蒸发了6万亿美元的财富。

二、美联储应对资产价格泡沫的过程

从股市泡沫初露端倪到快速膨胀最后到泡沫崩溃，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都一直密切关注。在泡沫形成初期，时任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就不断发出警告表示对股市的“担忧”；但后来随着美国经济的强劲发展，格林斯潘认同了股价的合理性，没有采取实质性措施抑制泡沫，甚至是参与“吹大”泡沫；泡沫破灭后，美联储迅速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应对，避免了泡沫破裂后的严重紧缩后果。具体来看：

1、美联储警告股市过热。在1996年12月5日的一次私人晚宴上，格林斯潘提出了著名的“非理性繁荣”的概念，他说“我们如何知道何时非理性繁荣已过度推高资产价值，使资产价值面临意外而长期的下跌风险，就像过去十年来日本的情形一样?”自此，格林斯潘就多次对股市上的“非理性繁荣”提出警告：“股票价格在过去两年间的飞速上涨……明显表明，这种上涨的可维持性是成问题的。”“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非理性繁荣已经使资产价值过度膨胀了呢?”“希望美国股市会像过去几年那样继续上升，很显然是不现实的。”1999年1月20日，格林斯潘明确提出“鉴于金融市场对经济的重要性和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更为普遍，决策者更应继续特别关注这些市场。”同年6月17日，他再一次表示“历史告诉我们，由于乐观预期心理会随经济扩张期拉长而转浓，即使产品价格相对稳定，资产价格也会攀升到无以为继的水平”。

格林斯潘的讲话曾使美国股指一度走低，但这种影响非常短暂。因为他并没有采取任何强有力的措施给股市降温。除1997年3月对联邦基金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外，1995年2月至1999年3月整整4年中，美联储一直没有上调利率水平。相反，在1998年末和1999年末，还对利率水平进行了短期下调。原因之一在于1996年以后美国经济交替出现加速和减速现象，格林斯潘无法对经济走势做出准确判断。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美国股市急剧下滑，为了制止这一下滑，美联储宣布取消提高利率的计划，自此股市就一路高歌走进2000年。

2、美联储认同股市快速发展。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不久，美国股市和实体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新经济”推动了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用格林斯潘的话说就是：“毋庸置疑，我们亲眼目睹的这十年，是美国历史上生产率在自由市场上运作最典型的十年。”1998年6月和7月，格林斯潘就认为“美国经济已经开始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不断增长的生产率这一事实支持了人们关于公司未来收益变动的预期，并因此进一步为股市上扬注入了动力。”“股价上涨刺激消费，进而带动产值、就业人口、生产力改善、资本投资增加。生产力加速改善的希望一直支撑企业获利的预期，因而带动股价进一步上升。”格林斯潘的这些言论表明他已认可了股市过热，认为股价上涨是合理的。这也是美联储对股票价格的膨胀采取了“放任”态度的主要原因。

3、美联储迅速应对泡沫破灭。2001年开市第一天美国股市全面暴跌，1月3日，美联储突然宣布降低基准利率0.5个百分点，贴现率0.25个百分点。按常规美联储改变利率的决定本应该在1月30－31日的第一次决策例会后才会宣布，这次不寻常的降息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应股市暴跌而作。之后美联储连续

13次降息25或50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由6％减至1％，为46年来的最低点。并且格林斯潘一直强调在必要的时候将继续降息，他指出，虽然联邦基金利率趋向零，但是不意味美联储远期在政策放松和扩张上束手无策，美联储可以在改变利率曲线上采取行动来产生影响，例如通过购买长期债券驱动长期利率下降，因为长期利率明显高于1％。这次措施和言论大大提升了市场士气，道指于2003年末再次收于10000点之上。人们公认，此次泡沫的破灭引起的美国经济的衰退成为战后最温和的衰退：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为正，失业率仅仅升高了2.5个百分点，为历次衰退中最低，市场的反应也不甚激烈，商品和民用房地产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三、对美联储政策的评价

1、美联储成功之处在于泡沫破灭之后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股价下跌时，由于现代信用关系的存在和资本市场与整个金融体系之间密切的关系，会自动产生一种具有内生性的信用紧缩，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同时，如果央行不做出反应，它会牵动利率快速上升，使实体经济遭受长期的打击。因此在股价快速下跌时，央行有责任从维护金融稳定的角度出发来对股价做出反应，采取宽松的政策并发挥最后贷款人的职能。稳定金融市场和投资者信心是治理泡沫破灭的关键所在，格林斯潘深谙此道。1987年“黑色星期一”后，第二天一早，格林斯潘就明确表示“作为国家央行，它将履行自己的一贯职责，提供流动资金以支撑经济和金融体系”。人们一致认为正是由于美联储保证向崩溃的股市提供充足的流动性，鼓励商业银行放贷，1987年的股灾才没有产生1927年股价下跌所带来的大萧条的后果。同样，对待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和2001年恐怖袭击，格林斯潘都迅速降低利率，保证向市场提供大量流动性，避免严重后果的发生。与美联储的做法不同的是，日本央行在1990年股市下跌后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而是等到1991年7月才转入缓和的金融政策，错过了最初的关键时期，以至于后来的诸多措施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日本经济惨遭“迷失的十年”。至于美联储的主要政策工具――利率工具，其本身对股价的影响非常有限。根据伯南克(2003年)的研究，联邦基金目标利率意外变动25个基点，将会使股价反方向变动0.75－1.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对股价的乘数效应仅为3－6倍。(这里所说的意外变动，是指联邦公开委员会例会之前联邦基金期货隐含利率与例会后实际公布的目标利率之间的差异来衡量的)，这对于股价大幅波动的股市来说，显得微不足道。从这个角度讲，利率手段主要作为政策信号来起作用。信号的一定要及时，同时要前后一致，引导投资者做出一致性预期。联储理事科恩等人(2003)的研究则表明，中央银行的声明对于形成公众预期具有重要作用，格林斯潘的国会证词对远期利率有着较政策声明更为显著的影响。

2、美联储对资产价格给予的密切关注得到普遍认可。日本泡沫经济时期，政府一直没有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一是因为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繁荣，一般物价水平非常稳定，CPI在1988年只有0.78％，日本银行认为达到了货币政策的运营目标。政策当局没有认识到在投机行为盛行时期，不反映地价股价等资产价格变动的一般物价水平很可能背离经济实况而出现一种平稳的经济假象。二是日本政府认为资产价格的变动是一种用经济理论无法来解释的现象，如果资产的大幅度上升是有理论依据的，就不能说是泡沫。地价的上升有可能是地租的未来贴现值的上升或者是贴现率、风险规避系数的下降等原因造成的，这在经济学上就是合理的。有鉴于90年代日本股市泡沫破灭后对实体经济的沉重打击和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大萧条，美联储一直对美国股市密切关注。美国货币当局认真研究了日本10年萧条的经验教训之后，认为虽然稳定物价一直是美联储不变的追求目标，但股票和资产价格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央行应该给予资产价格更多的关注。分析家认为，持有股票的美国家庭数目不断增加，股票价格在决定消费和投资需求方面所起的作用超过了战后以来任何时期，股市的持续下跌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即股价下跌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从而盈利期望下降，盈利下降使得股市进一步下跌，股市进一步下跌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经济出现严重衰退。所以，美国经济虽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呈现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的良好势头，但美联储还是没有放弃对股市的关注。美联储的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了各国中央银行的普遍认可。

3、在泡沫形成时期美联储奉行的不干预一直饱受争议。相对于泡沫破灭后的积极干预，在泡沫形成和发展时期美联储没有做出明确反应，这相当于是鼓励了泡沫的发展。面对人们的责难，格林斯潘反驳道：央行要挑破泡沫，干预市场就要假定你比市场知道得更多，这是不可能的。在2002年一次会议上格林斯潘讲到：“我们在联储研究了大量与资产价格泡沫有关的问题。随着事态的发展，我们认识到，尽管我们有所怀疑，但是不到事后是很难确认泡沫的，换句话说，只有在泡沫崩溃时才能知道泡沫存在过。此外，还有一点很不明确，那就是，即使我们能较早识别泡沫，但是事先干预泡沫会不会引起经济活动的大幅收缩，而这正是我们努力要避免的。”“持续的经济扩张刺激了理性的承担风险的意愿，这种情况很难用温和的紧缩性货币政策进行干预。事实上，我们在过去15年的经验说明，不影响经济活动而抑制股票价格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结果大多导致股票价格水平的上升。”

4、遗憾的是美联储的成功不具有普适性。在美联储的非对称干预下，股市泡沫的破灭没有对美国经济造成太大的影响，人们认为美联储是“成功”的，但是这种“成功”是建立在以下几个条件之上：(1)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健全的市场机制和相对来说最理性的投资者，政府应该尽量发挥市场的作用，尽量少的干预。(2)美元的霸主地位使得外国投资者持有大量美元资产，资金源源不断流入美国。仅1995年，美国以外的投资者所购买的美国政府债券就高达1972亿美元，是前四年平均水平的2.5倍；在随后的两年间，又分别上升到3120亿美元和1896亿美元，三年总计近7000亿美元，其中包括了超过5000亿美元的财政证券购买。除了包括本期新举措的债务以外，另有2662亿美元的国库券是从美国居民手中转移给外国投资者的。据统计，美国35％的政府债券、23％的公司债券、13％的股票和14％的直接投资都是被国外投资者持有。当股市泡沫破灭时，有相当部分是由国外投资者买单，国内投资者损失相对较小。另外持续资金流入使得房地产市场泡沫代替股市泡沫，从而对实体经济不至于造成太大打击。从这个角度看，对美国来说，挤破泡沫就显得不是那么迫切。其他非储备货币国家显然不可能像美国一样有如此充足的资金。(3)美国健

全的银行体系能保证金融系统安然度过泡沫破灭期。(4)新经济的出现带来美国的经济结构升级，美国经济的增长对资本的依赖度降低，更多地依赖人力资本和创新思想，从而资产泡沫破灭对经济的破坏力大大降低。以上这些条件都显示，美国的这种干预政策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并没有普适性。

四、美联储应对资产泡沫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2003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明显的价格上涨趋势，泡沫迹象明显。进入2006年以来，股票市场也上涨势头强劲，2006年初上证指数还在1000点左右徘徊，到年末已经冲破2500点关口，2007年5月最高收于4336点。面对资产市场的价格飞涨，我国央行应该如何应对?如上文分析，我国央行不能照搬美联储应对泡沫的货币政策，其相对成功的政策措施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借鉴和启示：

1、密切关注资产泡沫，将其间接纳入货币政策目标。稳定物价是世界上绝大数中央银行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目标，但是物价稳定不应机械理解为统计上的物价指标的相对稳定，更本质的应将它理解为保持宏观经济金融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即“持续的物价稳定”(白冢重典，2001)。资产价格的繁荣是过度债务积累和资本积累的表征，而其一旦遭到逆转，金融危机将成为必然。虽然资产价格波动的原因呈多元化，但并不能由此忽略资产价格，通过分析资产价格波动的原因，并对此做出反应，优于完全忽略资产价格。不过资产价格波动原因的多样化和泡沫的难预测性也使得央行不宜把资产价格直接作为政策目标，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信息变量和其他相关金融指标，如广义货币增长率、信贷增长率、利率和汇率等等，一起纳入中央银行的视野，来判断货币运行及其均衡状况。

2、对资产价格实行对称干预。即央行不仅要在资产价格破灭时进行干预，而且在资产明显不可持续被抬高的初期时就应该干预，即使当时是逐渐而不是立刻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压力。泡沫破灭时应当积极干预，美联储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而在泡沫初期就积极干预，主要是因为我国的金融体系很脆弱，经济中本来就集聚了大量金融风险，难以承受巨大资产泡沫破灭带来的冲击。让泡沫破灭在襁褓中，损失将会大大降低。另外，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初级阶段，市场机制非常不健全，投资者的理性也非常有限，资产泡沫比成熟的市场国家更容易形成，同时目前人民币尚未国际化，我国无法将国内过剩的流动性和资产价格泡沫向外输出。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我国央行应当采取有别于美联储的不对称干预，实行对称干预。

第9篇：新经济政策举措范文

种种迹象似乎表明,美国经济自去年三季度已经出现“V”型反弹,走出衰退,即将进入复苏阶段。但是认真分析拉动当前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发现,美国经济尚未出现实质性复苏,目前只是触底回升,促使美国经济快速上涨的因素并不具有可持续性,经济短期急涨或许仅是“假突破”,随后可能会出现一波三折的反复。

一、美国经济尚未实质性复苏

在经济学上,经济回升是指经济止跌企稳,是经济复苏的前提和基础;而经济复苏则是指由于企业又开始新一轮大规模固定设备更新投资,经济开始自主增长。经济回升可以是政府投资拉动或存货调整拉动,但经济复苏必须要求企业开始设备更新投资。当前很多国家经济好转主要是靠政府的刺激政策,或者是靠政府投资来拉动的,所以只能称为经济回升,而不是经济复苏。美国也不例外,由于经济自主增长的动力尚未恢复,经济指标的改善只能表示美国经济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经济开始回升。

(一)经济超预期增长来自于去库存速度的放缓

去年第四季度,美国GDP 环比增长明显超预期,对其进行分解,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存货投资对GDP 增长贡献很大。四季度经济环比增长5.9%,其中,私人库存变化贡献了3.88个百分点,如果扣除这部分贡献,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率只有2.02%,甚至低于去年第三季度的2.2%。私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5亿美元,对GDP增长贡献仅0.75个百分点,企业投资增长乏力。美元贬值使净出口增长103亿美元,对GDP增长贡献0.3个百分点。这说明,去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的大幅回升不是由强劲的终端需求和生产增长造成的,而是来自于企业削减库存速度的大幅放缓,这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不具有持续性。

对GDP增长贡献最大的私人存货并没有进入回补库存阶段,只是削减存货速度明显放缓,三季度减少1392亿美元,四季度减少169亿美元,环比少减了1223亿美元,对GDP增长贡献3.88个百分点。尽管存货变化对GDP增长产生了较大的正贡献,但私人存货仍在削减,只不过削减的速度大大放慢,这并不意味着存货回补的过程已经开始。

(二)消费增长尚未恢复动力

在美国国民经济中,居民消费占了很大比重,因此,消费的表现对美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去年第三季度,美国实施了“旧车换现金”计划,效果之好出人意料,7月份汽车销量大幅回升至25万辆,计划原定的10亿美元资金很快耗尽,不得不再次追加20亿美元资金用于该计划。在该政策刺激下,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在去年第三季度增长2.8%,对当季GDP增长的贡献达到1.96个百分点。但到四季度,随着“旧车换现金”计划的结束,美国个人耐用品支出下降,私人消费支出增长率下降至2%,贡献率也有所下降,这表明美国消费支出的增长仍然十分依赖政策支持。在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去年第四季度数据中,私人消费增长391亿美元,对GDP增长贡献1.23个百分点,低于3季度的水平。

去年10―12月,美国汽车及零部件销售分别环比增长8.36%、2.36%和0.08%,而扣除汽车销售的零售额在10月和11月分别下跌0.05%和0.15%,仅在12月增长了2%;今年1月,美国商品零售和餐饮服务额增长0.5%,但家具店、建材等的零售额当月出现下滑,均说明美国私人消费增长的动力仍显不足。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公布的美国2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下跌超过10点,降至46.0,为2009年4月以来最低,也反映出美国消费者对未来前景的担忧。

IMF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美国消费者开始削减自己的支出,家庭储蓄率在不断攀升。目前,美国家庭消费支出不断下滑,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09年的大约5%升至6%左右。如果照此趋势发展下去,美国消费率将打破1980年以来持续增长的势头。据IMF估算,美国家庭消费和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将分别维持在89.5―91.5%和5―7%,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水平,消费启动尚需时日。

(三)就业市场略有改善,但仍不确定

根据最新公布的就业数据来看,美国就业市场似乎出现了一些改善的迹象:尽管1月份非农就业人数下降2万人,但失业率从10%降至9.7%,为近5个月来低点;3个月移动平均的非农就业减少人数已从2009年8―10月的22万人下降至2009年11―2010年1月的3.5万人;1月份制造业就业人数增加1.1万人,为2007年1月以来的首次正增长,而2万就业人数的下降主要来自建筑业。制造业就业人数增加了2.3万人;临时用工连续第4个月大幅上升,工作时长也有所增加。

然而,就业在停止恶化过程中已显示出震荡不稳。首先,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4周移动平均从1月中旬起已连续三周上扬,大幅上升至目前的47万人。而且,领取失业救济总人数(包括申领常规,延期和紧急救济人数)从2009年9月至今仍然徘徊在1000万人的纪录高位水平,这一指标如果没有明显改善,就很难说美国失业状况不再恶化。其次,随着放弃求职人群再次开始求职,失业率的回落速度将受到制约,并可能出现反复。此外,中小型企业至今仍未放慢削减支出和裁员的脚步。美国独立企业全国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美国中小型企业乐观指数连续第15个月位于历史低点,一直未见改善。受此影响,今年1月美国公司裁员数在连续6个月减少后再度反弹,达到去年8、9月份水平。

(四)美国经济短期内难以同时走出三大周期的低谷

2008年以来的这轮危机之所以被称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因为它是库存周期、房地产周期和资本投资周期三种周期低谷叠加的结果。三种周期在2008年下半年后开始发挥“合力”,导致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急速下滑。

美国经济转好的希望来自于这三大周期的转好,但除了库存周期已经走过低谷外,另两个周期目前形势并不乐观。房地产投资方面,去年成屋销售和新屋销售在政策刺激下曾经出现反弹,但随着刺激效应逐渐减弱,两项指标在去年下半年都已掉头大跌。如果美联储一季度末按照计划停止购买MBS(抵押贷款支持债券),上升的抵押贷款利率可能令地产市场雪上加霜。

企业资本投资方面,由于目前美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只有69%,指望企业短期内大规模扩大投资不现实。而且从历史经验看,企业资本投资只有在失业率明显下降后才会增加,目前仍高达9.7%的失业率仍是阻碍企业产能投资积极性的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在经历了“IT泡沫”和几乎是人工催生的“房地产泡沫”后,在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未明确时,投资者无法确定能够掀起新一轮资本投资热潮的方向和主题。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可以判定美国经济尚未实质性复苏,目前只是触底回升,而且促使美国经济快速上涨的因素(存货削减速度的大幅调整)不具有持续性,去年第四季度经济超预期增长只是暂时的,今年一季度可能就会有所回落。

二、期待库存重建引领美国经济复苏

经济周期理论中的基钦周期,实际上就是由库存调整造成的,这个周期一般是3年左右,一半是上升期,一半是下降期。近来美国经济的变化,明显反映出该周期调整的特征。2007年底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进入收缩期,库存调整开始,但基钦周期的去库存化过程直至2008年第三季度才开始,随之而来的是美国经济连续四个季度衰退;2009年第三季度,库存削减的速度开始减缓,逐渐进入再库存周期,经济也开始止跌回升。

再库存周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库存回补阶段和库存重建阶段。库存回补阶段主要是基于整体库存水平明显低于平均库存水平而进行的库存补充阶段,而库存重建阶段是在各经济体对经济信心强劲复苏达成一致的预期基础上,通过加大劳动力的雇佣,扩大生产,提高库存水平以应对日益强劲的消费、投资等终端需求。库存回补以新增订单的不断回升为标志,未完成订单在滞后一段时间后也逐渐回升,达到一定程度后将迫使企业增加雇佣新的劳动力;而库存重建则体现在库存水平的稳定上升。

美国新增订单同比增速的回升在去年6月份已经发生,而库存水平的提高也在去年9月份已经展开。根据美国经济库存波动的历史研究,美国经济库存水平从低点回升到平均水平大概一年左右,因而,美国库存回补阶段应该会持续到今年三季度。

然而,新增订单同比增速的回升,短期内并没有带动存货水平同比增速的回升,这是由于首先用来满足订单需求的是现有存货,新增订单同比增速的回升一般领先于存货水平提升3 至6 个月左右。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新增订单同比增速稳步回升,但未完成订单的增速尚未出现显著变化,企业开工率不足的状况没有显著改善,表明美国的再库存周期仍停留在回补阶段,还未开始重建。

库存由回补向重建阶段的跃升还有待于终端需求的持续回升和经济新增长点的出现,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未看到这个跃升可能发生的转折点何时会到来。不过,一旦美国库存开始自觉地重建,经济也就将真正地复苏。

三、退出悖论将左右美国经济复苏

在经济衰退中,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推出了大量的经济刺激政策。但是在经济开始回升以后,如何把握经济政策的难度正在加大。如果退出过早,即在私人消费和投资尚未有效成为经济复苏的推动力之前实施退出,经济复苏将可能因此而夭折;但假如退出过晚,风险同样存在,庞大的货币供应将导致全球经济出现通胀,并形成新的资产泡沫。

但是,就在外界高喊“退出”的时候,美国政府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刺激经济举动。根据奥巴马提交的预算报告,2011财年美国政府开支3.83万亿美元中就包含一项总额为1000亿美元的新经济刺激方案。该计划除决定用信贷扶持小企业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外,还包含多项关注民生、促进消费的举措。

继续经济刺激政策,将使美国财政赤字加速膨胀,2010财年将创1.56万亿美元的新记录。然而在严峻的“保就业”任务面前,降低高赤字或者实施“退出”,只能是第二选择。失业率居高不下,影响的是美国人消费的意愿,并冲击到经济复苏的进程,而奥巴马也会为此付出政治代价。从这个角度来看,“退出”可能只会停留在奥巴马政府的口头,在就业形势没有明显好转之前不会付诸于实际行动。

与奥巴马类似,向金融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美联储也面临着政策退出的抉择;但与奥巴马不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2月10日向社会公布了其货币政策“退出”计划。根据该计划,一旦美国经济充分复苏,美联储将撤回其在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向金融市场注入的大量资金。很快,美联储在2月18日宣布了它的最新货币政策调整,将面向银行机构的基础贷款利率(贴现率)从0.5%提高至0.75%。

但仔细分析之后,可以看到,这个政策调整是美联储超常信贷政策正常化的一部分,其意图并不在于收紧家庭以及企业的信贷条件,也不代表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向。目前商业银行在危机中把大量的抵押债券卖给中央银行,商业银行账户上现金充足,并不需要从央行进行大规模贴现。同时消费者和企业的借贷成本,例如消费者信贷利率、按揭利率等,主要受联邦基金利率的变动影响,不会直接受贴现利率的变动影响。因此,调高贴现率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影响不大。这一政策调整更多只是一种试探,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太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