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财政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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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常见的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财政投资；结算审核；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TU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2

工程结算审核是财政投资项目竣工阶段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工程造价管理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确保工程造价准确的有效途径。通过结算审核，可有效减少因造价结算失误而造成的损失，避免国家资金流失，进而提高财政资金的投资实效。因此，如何更好地做好结算审核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本文对当前财政投资建设项目结算审核工作中常见的问题进行较为系统地分析，并提出有效的解决对策。

一、财政投资项目结算审核工作中常见的问题

（一）结算报审资料不完整、不规范

结算报审资料未能按相关要求整理编制，涉及对施工单位不利的设计变更单、现场签证单等资料不完整报审现象普遍存在，甚至参杂一些虚假资料，而代建单位未经全面核实就盖章确认。同时，结算资料未及时报审，导致部分工程因在结算审核时已拆除改造，无法进行现场核实。

（二）通过合同、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及设计漏洞增加造价成本

1.针对合同及招标文件漏洞，例如条款不严谨、责任方不明确、专用条款缺位等，提出工期索赔及赶工费、窝工费、材料保管费、材料二次搬运费等各种费用索赔。

2.针对工程量清单漏洞，例如清单编制范围不明确、项目特征和工作内容描述不到位等，提出清单外增加工程量签证申请。

3.针对设计缺陷，例如型号规格及技术参数描述不清等，提出设计变更申请、清单外新增材料或设备单价申请。

（三）设计变更和现场签证不严肃、不规范，导致造价成本增加

1.设计变更手续不齐全，没有及时办理变更的相关审核手续，没有正式的设计变更通知单。没有设计变更引起的工程量与投资增减的记录。

2.现场签证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签证程序不规范；签证不及时，例如事后签证隐蔽工程量导致无从核实工程量；签证内容含糊不清、签证工程量虚高、不按合同约定套用计费程序；重复签证，例如把定额或合同清单中已包含的内容再拿来另行签证；签证不合理，例如本应为承包商风险范围内的工作内容而被列为额外增加的工作内容予以签证等。

（四）通过虚报工程量，增加造价成本

审核工作中经常碰到的虚报工程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程量只报增不报减。对设计变更只计算变更后实际工程量，不相应扣除变更前原清单工程量。对实际未施工工程量不体现不扣除。或是不按原清单工程量进行扣除，而又另行签证计算。

2.定额中已包含的工作内容，又另列项目计算。或是定额消耗量中已含有的辅材，又另列项目计算。

3.混淆边界，多家计算。有的项目由多家承包商共同承建，对同一部位特别是工程交界部位存在多家承包商都算量报审的现象。

4.不按工程量计算规则计算。按计算规则应扣除的工程量不扣除，例如计算砌体时不扣除圈梁、过粱所占体积。按计算规则不应计算的工程量多计算，例如计算有梁板模板时多计算了板周边的侧模。

5.工程量重复计算。例如破水泥路面开挖管沟项目，计算了路面破除工程量，而在计算开挖管沟土方工程量时未扣除水泥路面结构层厚度。

（五）随意对结算单价进行高套计算

普遍存在定额项目的错套、高套，定额换算有误，定额内容含量只增项不减项、定额消耗量只调增不调减、对定额规定的换乘系数不按规定计取等现象，甚至不按定额套价、不按原清单单价执行，尤其是签证项目。另外，利用一些新型高档材料在市场上价格的不确定性和不透明性，在结算时高报材料价格。

（六）取费标准高套，取费基数多算

普遍存在不同类别单位工程按高类别工程混合套用，税金类别高套，材料信息价及机械台班价格、总包管理费取费基数等未按合同约定执行，取费方式未按相关政策文件调整时间执行，重复取费如重复计税等现象。

二、针对财政投资项目结算审核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对策

（一）严把决算审核关，针对上述结算审核中的突出问题重点加强审核，具体如下：

1.审核结算资料的完整性。应根据送审要求整理编制，装订成册，杜绝补签资料现象。工程联系单、设计变更单及现场签证单要求按序号编列，全部送审，不得缺号。报审资料还应包括竣工验收纪要、隐蔽验收记录、施工日记、监理日记、施工组织设计和材料检测报告等。这些资料看似与工程计量、计价没有直接关联，实际是核定造价的重要依据。

2.加大设计变更和现场签证的审核力度。首先，审核变更、签证手续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其次，审核变更和签证的合理性，特别注意变更、签证的内容与原合同清单是否重复列项，是否属于清单包干内容，是否属于承包商应承担的风险范围，合同外支付依据是否充足。最后，审核变更和签证的准确性，严格按工程量计算规则审核工程量，按合同约定计价条款审核造价。

3.加大工程量的审核力度。针对上述虚报工程量的问题，重点核实。通过现场踏勘，审核工程内容是否与竣工图、设计变更及现场实际相符；审核计算方法是否严格执行工程量计算规则。重点审核容易重复计算、重复列项的项目；重点审核是否存在只增项不减项或少减项现象。

4.严格审核结算单价。首先，审核定额套用是否正确，有无错套、高套或多套定额的现象，是否按规定进行换算及换算方法是否正确，是否要乘系数或材料级配比的调整，审核定额含量是否与实际工作内容相符。其次，严格变更项目的价格审核，特别要注意审核是否存在适用原清单单价而不套用、另行执行合同外新增项目单价的现象。最后，严格新增材料和设备的价格审核，注重对没有公布信息价的材料市场价格的调查，建立询价体系，以合理定价。更要重视将优质品牌材料更换为普通品牌结算时价差的核减。

5.严格审核各类费用的计取。审核取费标准是否执行相关造价管理规定和合同约定，取费基数是否正确，是否存在重复取费现象。工程类别套用是否与工程实际相符、不同类别是否分开套用。特别要注意计价文件调整的时效性。注意合同约定的关于质量、工期的奖罚条件是否具备，是否存在质量、工期索赔与反索赔等。

（二）关口前移，实行全过程跟踪审核。同时，加强制度建设，从源头上有效清除结算隐患

1.加强对招标文件、合同条款及工程量清单的审核。主要审核其编制的完善程度和准确程度，包括招标范围是否明确，各项条款设置是否严密，结合项目实际情况的专用条款是否约定到位，风险范围是否明确、甲乙双方责任是否明确，清单项目特征和工作内容是否明确、材料和设备的型号参数是否明确等。

2.加强工程项目实施阶段的过程监管。深入施工现场，全面跟踪掌握工程动态。加强对隐蔽工程的验收，核实并规范变更签证。积极参加例会和涉及投资变更的各项会议，第一时间解决工程造价方面的纠纷。

3.制定设计变更和现场签证管理办法，严格审批程序。要求设计、施工、监理及建设单位等严格按照程序及时办理变更和签证手续。

（1）设计变更应由原设计单位出具“设计变更通知书”和修改图纸，并经设计人员签字和设计单位加盖公章，且重大设计变更应经原审批部门审批，否则不予列入结算造价。

（2）规范工程签证。签证资料必须具备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监理单位监理人员及总监理工程师、代建单位现场代表及分管领导的签字确认，并加盖单位公章。且代建单位及监理单位必须对签证的合理性和准确性进行审查，给出明确的计量计价意见。同时，对于影响造价较大的隐蔽工程在隐蔽之前还应通知审核部门相关人员到现场勘测取证。否则不予列入结算造价。

4.强化财政预算约束。对背离招标文件实质内容签订合同条款及补充协议、对擅自超标准、超规模、超预算形成的资金缺口，财政一律不予认账，切实硬化预算约束。

5.完善结算报审管理制度。规定结算报审时限，做到项目完工资料能及时完整上报。同时，要求代建单位及监理单位必须对结算资料的真实性及准确性进行初审后方可报审，并出具书面审核意见。

第2篇：常见的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体制转换模型；时间序列分析；财政货币政策规则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7)02―0008―05

一、体制转换模型理论背景

自20世纪20年代Tinbergen和Frisch的开创性工作开始，使用数学表达经济内容的经济计量分析方法日益在经济科学中得到广泛应用。经济计量方法不仅被用于解释经济增长、周期波动和资源配置等复杂经济过程，而且用于制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和经济计划决策，比如，弗里希的经济计划决策模型和丁伯根的经济政策系统分别在挪威和荷兰得到应用。

进行经济计量分析时，将根据理论确定的经济变量包括在反映厂商、居民和政府行为的理论关系或方程中，继而，检验方程是否成立。若成立则估计系数，相反则重新确定经济变量和理论方程，直至用模型表达的理论达到满意程度。经济计量分析结果可以解释经济系统的复杂动态关系并验证理论的解释价值，而且，经济计量模型揭示的代表人的行为模式及其相互影响关系的模型结构可被政策制定者用于指导制定宏观经济政策。

经济结构或政策性质发生变化时，经济计量分析的有效性受到强有力的挑战(Lucas，1976)。随着经济环境变化、博弈对手的博弈策略调整以及政府政策结构的改变，理性预期下，政府和居民会不断调整行为模式，这导致既定的经济计量参数发生变化；而且，程度不同的政府“相机抉择”政策变化，比如财政货币政策的操作方式和政策工具的变化，也使得企业和居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制度环境发生变化，并改变用来反映企业和居民行为模式的参数结构。从用于经济计量分析的数据特征来看，很多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偶尔呈现剧烈的跳跃，且通常与金融危机或政府政策突然变化(Jeanne和Masson，2000：Cerra，2005；Hamilton，2005；Hamilton，1988；Sims和Zha，2004；Davig，2004)等事件相联系，尤其是金融数据的突然变化(Ang和Bekaert，2003；Garcia，Luger和Renault，2003；Dai，Singleton和Wei，2003)。

为正规地给时间序列数据中的偶然、离散变化建模，通过将自回归参数视为离散状态马尔科夫过程的结果，Hamilton(1989)提出为体制转换(regimeswitching)建模的方法，并进行美国经济周期分析，其中，美国GNP趋势函数的增长率根据一阶马尔科夫过程在两个不同状态间转换。Hamilton的文章激发了大量使用“马尔科夫转化”为结构变化建模的文献并被广泛引用。

二、体制转换模型的分析框架

首先考虑描述单个变量行为剧烈变化的结果。

三、体制转换模型的应用及最新进展

(一)财政和货币政策体制转换分析

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常见方法，假定简单的政策规则，并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刻画备选的政策识别。若政策体制是固定的，则泰勒规则文献所暗含的积极货币政策与消极财政政策组合产生常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影响的货币主义和李嘉图主义预测，而在与价格水平的财政理论(fiscal theory ofthe price level)相联系的积极财政政策与消极货币政策组合中，货币和税收变化产生改变总需求的财富效应，而政策影响是非货币主义和非李嘉图主义的。固定的政策体制暗含着行为人总是预期当前政策体制持续到永远，但不断增加的大量实证证据发现政策体制是不断发生变化的。Taylor(1999a)、Clarida,Gali和Gertler(2000)以及Lubik和Schorfheide(2003b)等人发现，1960～1979年期间，联储遵循仅微弱地针对通货膨胀而反应的利率规则，所以不满足泰勒原则，但泰勒原则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被满足。相对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多样化的政治偏好变化更敏感。Davig，Leeper和Chung(2004)将美国的财政体制变化描述为两个财政规则的交替，一个以预算平衡为目标，另一个以宏观经济稳定却忽视政府债务变化为目标。Woodford(1998)则表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美国财政政策是积极的，而20世纪80～90年代，财政政策是消极的。实际上，纵观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财政政策操作的历史，可以发现，财政政策并非在所有时间都是消极的。1965～1967年期间，约翰逊政府为发动越南战争和解决贫穷问题导致了财政扩张，并于1968年增加税收。1974～1986年期间至少存在3个相机抉择的积极税收政策时期：紧随石油价格上涨后福特总统削减税收导致1975年财政扩张、开始于卡特总统并在里根总统任内加强的军备建设，以及1982年里根总统削减税收。20世纪90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政府重新追求财政稳定原则，但布什当局实施的税收削减(200l、2002和2003年)却意味着重视财政政策的反周期(相机抉择)职能，其结果是主要盈余的反转以及政府债务的稳定增加。

“卢卡斯批判”(Lucas，1976)表明宏观经济学家应该根据体制转换考虑政策变化，但是卢卡斯考虑的是一劳永逸的变化，而不是宏观经济序列描述的正在进行的过程。Cooley，LeRoy和Raymon(1982，1984)等人认为，将政策选择视为进行一劳永逸的选择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若政策当局可以预期正在变化的体制，则体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体制变动的历史，则私人行为人将把一个概率分布归于这些体制。因此，行为人的预期以及因此他们的决策规则将意味着政策变化不是一劳永逸的。

决定政策选择的规则是经济环境的函数且这些规则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利用体制转换的实证证据，有些经济学家尝试为宏观经济政策体制转换建模，并允许存在多个体制变化。明确地在他们的货币和税收政策规则估计中为体制转换建模，Favero和Monacelli(2005)使用马尔科夫转移回归方法来估计1960～2002期间的美国财政政策反应规则，并获得与战后美国财政政策体制在所有时间里都是消极的观点不一致的结论。首先，财政政策可以被刻画为，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是积极的，20世纪90年代初缓慢地转化为消极的，并在2001年初转换回为积极的；其次，与基于不变参数识别的规则

相比，体制转换财政规则能更好地追踪美国主要盈余的时间序列行为。这样的结论对最优宏观经济学模型框架内的恰当货币――财政组合识别提出挑战，值得注意的是，最优宏观经济学模型框架被认为是适合政策分析的。

Davig、M．Leeper和Chung(2004)研究了货币和财政体制根据马尔科夫过程而变化的环境如何改变政策冲击的影响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分析。他们考虑了货币政策的利率规则以及财政政策的税收规则，规则在两体制间随机转换。一个体制中，货币政策遵循Taylor(1993)原则，而税收强有力地随政府债务真实值增加；另一个体制中，泰勒原则不成立，而税收遵循外生随机过程。将计算模型获得的体制转换环境中货币和税收政策外生变化的影响与固定体制模型中获得的结论相比较，他们发现，体制转换时，行为人的决策规则嵌入未来政策将变化的概率，结果，货币和税收冲击总是产生财富效应；体制变化而税收可能针对债务反应迟钝的时候，一个体制中的积极货币政策不足以使经济与那个体制中的税收冲击隔离，并且可能具有税收冲击的扩张效应并传导总需求效应。进而，Davig和Leeper(2005)估计了美国战后时期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的体制转换规则，并将被估计的政策过程应用于名义刚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他们发现，与以政策体制为条件相比，更精确的定性推断可以在体制转换环境中从全部样本信息中获得。

(二)体制转换模型的经济周期分析

为刻画经济周期和产出中长期增长的本质，在真实GNP的增长率是线性静态过程的框架内，自回归综合移动平均模型(Beveridge，Nelson，1981；Nels-on，Plosser，1982；Mankiw，1987)、使用卡尔曼滤子将真实GNP建模为未被观测因素的和(Harvey，1985；Waston，1986；Clark，1987)以及宏观时间序列的共积关系(King，Plosser，Stock和Waston，1987)等技术被用于经济周期分析。但是经济扩张和收缩之间的非对称性证据(Neftci，1984；Stock，1987；Diebold和Rudebusch，1990以及Sichel，1987)以及宏观经济和金融时间序列中偏离线性的更一般证据强有力地挑战了线性静态模型。

在体制转换的非线性模型框架内，Hamilton(1989)假定经济计量学家在时间序列的被观测行为的基础上关于是否发生以及什么时候发生体制转换获得概率推断，并以非线性迭代形式给出概率推断的算法。其中，自回归参数被视为离散状态马尔科夫过程的结果，非静态序列的平均增长率可以受制于偶然的、离散变化。该技术应用到美国真实GNP的实证应用表明，从正增长率到负增长率的周期变化是美国经济周期中经常发生的特征，并确实可以用来定义并度量经济衰退的客观标准。被估计的参数值表明，典型的经济衰退与3％的GNP水平的持久下降相联系。

多变量框架下，马尔科夫转换模型在两个方面被扩展。Diebold和Rudebusch(1996)以常见的潜在因素方式被引入转换动态学，Krolzig(1997)考虑了参数取决于常见马尔科夫链的VAR模型(MSVAR)。通过允许每个VAR方程中存在特定的马尔科夫链(多变量马尔科夫转换VAR模型，MMSVAR)，J．Anas．M．Billio，L．Ferrara和M．Lo Duca等人扩展了MSVAR方法。他们使用MMS模型研究美国和欧元区工业生产周期状态之间的关系并探究欧洲区工业生产和欧洲行情指数(ESI)的工业组成之间的周期关系。研究发现，绝大多数时间内，美国在经济和增长周期中引领欧洲区、两个地区间存在强有力的相互影响以及非因果关系的零假设在两个方向被拒绝。

(三)金融市场收益易变性(Volatility)的体制转换分析

由于两个原因，描述金融市场易变性如何随时间变化而变化是重要的，即资产的风险是价格的重要决定因素，变量条件均值的有效计量经济推断要求正确识别其条件方差。为易变性建模的通常方法是Engle(1982)介绍的ARCH识别，但很多研究发现ARCH模型给出拙劣的预测和高度的伪持续性。Diebold(1986)以及Lamoureux和Lastrapes(1993)论证了持续性的高估计值可能是由于方差过程在样本期间发生了结构变化。Hamilton和Susmel(1994)使用2到4个体制估计美国股票周收益率的马尔科夫转换ARCH模型，允许ARCH过程的参数来自于几个不同体制的其中之一，体制间的转换由未被观测到的马尔科夫链控制。他们发现，SWARCH识别提供了数据的较好统计拟合和较好预测，并将股票价格易变性的绝大多数持续性归于低、适度和高易变性体制的持续性，典型地，他们持续了几年。也肯定了股票价格的杠杆效应，基本新息由来自低自由度的学生分布而不是正态分布描述更好，并且周股票收益是正向序列相关的。

此外，体制转换模型分析还广泛应用在利率期限结构分析、经济危机分析、通货膨胀的英国商业资产价值效应(Barber，Robertson和Scott，1997)、自然失业率(Bianchi和Zoega，1997)、石油价格的美国GDP增长效应(Raymond和Rich，1997)、Garcia和Perron(1996)分析通货膨胀和真实利率、Kim(1993)分析货币增长不确定性的决定因素等分析当中。

四、体制转换模型在我国的应用价值

第3篇：常见的财政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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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N.沙贝尔，H.U.福克纳.近百年美国经济史[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8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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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http：///blog/2011/03/200-years-of-us-government-bond-y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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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The Tariff Act of October 3， 1913， New York： M. J. Corbett & Com.， Government Print， pp. 1-60.

[13]From Furnifold McLendel Simmons to Woodrow Wilson， Washington， D. C. September 4， PWW， v. 28， 1978， pp. 253-254.

第4篇：常见的财政政策范文

本文分析了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症结所在，并就财政政策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必要性、扶持对象的选择等进行了分析，最后针对进一步完善财政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

小微企业；融资；财政政策

小微企业在解决剩余劳动力、实现技术革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维护民族地区安定团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天生“营养不良”，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持导致其竞争力脆弱，小微企业很容易“夭折”。面对这种困境，政府有责任和义务运用公共财政手段，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使其渡过难关，实现全面发展。

一、小微企业融资难因素分析

（一）信息不对称小微企业涉及行业多、规模小、数量多、分布广，加之没有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透明度低，其真实的资信和经营状况很难获得，导致信贷双方信息明显不对称，且银行业金融机构处于掌握信息劣势一方。由于很难甄别和掌握有融资需求的优质小微企业客户，致使银行对小微企业放贷十分“谨慎”甚至不愿放贷。另一方面，小微企业自身对银行的信贷政策往往掌握不深甚至不了解，导致本来具备贷款资格而错失机会。

（二）融资渠道单一大多数小微企业是家庭式经营模式，财务管理不规范、制度不健全、信用意识不强，加之我国担保体系尚不完善，社会信用担保机构少，担保规模小，担保能力有限，因此大部分小微企业难以获得担保支持。所以，除了银行贷款外，民间借贷往往成为小微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渠道。但民间融资往往缺乏有效监管，利息高，缺乏合法的契约约束，无形中推高了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加大了融资风险。

（三）抵押能力不足青海省小微企业绝大多数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原始资本积累较少，尤其是一些科技类和创新类企业，将有限的资本更多地用于招募人才、技术投入或品牌推广等无形资产方面，固定资产或有形资产相对较少，甚至没有独立的厂房和办公场所，因此大部分小微企业无法提供可用于抵押贷款的合格或足量抵押物，严重影响融资额度。

（四）银行“惜贷”小微企业融资一般呈现出资金需求少、用款时限短、融资频率高等特点，使得商业银行在开展小微企业金融业务时需要花费更多精力用于贷前审批和贷后管理，无形中增加了成本支出，导致盈利空间相对缩小。据统计，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成本是大型企业的5倍，因此商业银行更愿意将信贷资金投向规模以上企业或已合作成熟的企业客户，以较低的成本追逐更大的利润。

二、财政政策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理论基础

（一）财政政策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必要性保罗•萨缪尔森认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原因在于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引起市场失灵。如果私人部门在解决某一经济问题时，出现收益无法弥补成本、收费困难等问题，则应当由政府出面调节。一方面，小微企业普遍具有正外部效应。李扬和杨思群（2001）认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收益外在化等典型的公共物品的特点，政府支持其融资有助于鼓励小微企业发展，维护其发展权，继而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融资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竞争等原因造成的市场失灵也需要政府来干预。因此，财政作为政府可以动用的公共资源，是政府激励小微企业将外部效应内化为收益及矫正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之一。从长远来看，小微企业的发展会反哺财政，有利于当地培植税源，提高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

（二）财政政策支持小微企业的角色定位小微企业融资本质是市场行为，而财政资金是有限的公共资源，在支持小微企业融资中如果完全让政府“买单”或“兜底”，则一方面会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压力，甚至导致财政风险发生，另一方面会使得小微企业对政府财政过度依赖，缺乏自身融资动力，有违市场竞争原则，不利于其创新发展和行业竞争力的提高。因此，政府在支持小微企业融资过程中不应该是“主角”，而应将职能定位于补充、调节和引导，让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出最大效用。

（三）财政政策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对象选取在确定扶持对象时，应避免采取“撒胡椒面”式的支持方式，这样做虽然覆盖面广，但企业平均享受到的支持力度小，针对性不强，效果不佳，造成财政资金的低效和浪费。因此在确定支持对象时，应当选取符合政策导向、发展前景良好、行业带动能力强或者暂时遇到困难但仍有较大可能渡过难关的企业，尤其在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更需要有活力的小微企业发挥其“鲶鱼效应”，通过技术创新、经营模式创新等带动和促进其他同质企业发展。

三、财政政策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常见方式选择

（一）税收优惠税收优惠对小微企业而言是最直接的融资支持方式，因为减免的税收可以用来支持企业运转，同时也会降低对银行信贷资金的需求，一定程度上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目前，我国已出台了多项税收优惠措施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如2015年3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二）政府采购作为公共财政行为，政府采购对象包括货物、工程和服务等，采购规模大、涉及范围广，具有很强的调控作用。在政府采购中提高小微企业采购占政府采购总额的比例，降低小微企业参与招标的门槛，允许小微企业联合参加投标，给予小微企业一定的价格优惠和倾斜；对于数量小的采购项目，可从小微企业当中定向采购。一方面支持优质小微企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激活了小微企业之间的竞争，有利于小微企业整体向好发展。

（三）财政补贴财政补贴是一种政府转移性支出，可以再次调节财富分配，主要包括价格补贴、财政贴息、企业亏损补贴等形式。对小微企业而言财政补贴具有直接的支持作用，因此对于在培训及解决剩余劳动力方面表现突出的小微企业给予补贴，可以激励其提供更多就业岗位，辅导和吸纳更多剩余劳动人口；对于科技水平高、创新性强的新型企业及农村小微企业给予一定的创业投资补贴等，可以降低其经营成本，促进其快速成长，发挥示范效应。

（四）财政奖励一是对落实扶持小微企业发展信贷政策较好的金融机构进行奖励，鼓励其继续保持和创新针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服务，进一步畅通外部融资通道；二是对致力于专业服务小微企业的中介机构进行奖励，扩大中介机构队伍，提高服务水平；三是对发展较好较快的小微企业进行奖励，通过奖励代替补贴，刺激企业加快效益转化力度。

四、当前财政政策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存在的不足

（一）支持力度有待加强我国针对小微企业融资出台了多项优惠措施，但大多数为短期政策，虽然针对性强，但持续性不足，无法形成持续的推动力，并且当前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主要是所得税优惠，涵盖环节少，对小微企业的激励作用有限。另外，有些财政扶持资金对单个企业的支持数额低至数百元，支持力度弱。

（二）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政府部门虽然建立了各种信息平台，但平台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共享不足，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有的信息平台甚至无法做到对外公布或开放。同时，有些平台的信息更新缓慢，加大了小微企业融资的时间成本，甚至因掌握的信息滞后而错失融资机会。

（三）补助对象存在偏差目前，各级财政在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方面投入逐年加大，但更多的将侧重点放在大中型企业或实力较强的小微企业，这些企业在融资方面相较而言本来说容易获得银行青睐，因此给予这些企业财政扶持好比“锦上添花”，而真正需要“雪中送炭”的小微企业却难得到照拂，包括对于小微企业融资具有重要支持作用的第三方信用评级或担保机构。

五、政策建议

（一）加大财税优惠、补贴力度在确保落实好现行普适性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扩大优惠税种类别，延长税收优惠期，并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对一些地方性税种和行政类收费项目进行精简清理，切实减轻小微企业负担。另外，加大对落后偏远地区小微企业的财政支持力度，减小与发达地区间由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导致的补贴差距，实现均衡发展。

（二）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政府出资搭建融资信息共享平台，银行机构其关于小微企业的相关规定和提供的金融产品内容，方便小微企业及时了解信贷政策；有融资需求的小微企业可以在此融资信息，包括其资信状况、生产经营情况及财务信息等，提高其融资透明度，便于银行节省人力、财力；优化贷款审批流程，加快贷款审核速度。通过信息共享平台，最大程度地消除信贷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困扰，节省融资时间，提高融资效率。

（三）加快信用评级和地方性担保机构建设政府牵头协调多部门推进小微企业信用评级和信用档案建立工作，通过建立信用奖惩机制进一步规范和约束小微企业行为，降低信贷风险，引导商业银行对征信记录良好、信用评级较高的小微企业进行信贷支持。同时由政府出资建立地方性小微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推动知识产权、股权等无形资产质押担保业务，提升担保能力和规模，为小微企业和金融机构搭建一座桥梁，解决小微企业由于缺乏有效担保而导致融资难的困境。

参考文献：

[1]张婕：《经济转换期的中小企业金融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2]李扬、杨思群：《中小企业融资与银行》[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3]陈成天：《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财政政策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5.9。

[4]张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财政政策研究——以辽宁省为例》[J].地方财政研究，2015.9。

[5]刘琳、谭静：《小微企业融资困境及路径选择》[J].中国财政，2014.15。

[6]胡巍：《小微企业融资困境的原因分析与对策思考》[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9。

第5篇：常见的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存款准备金率；宏观调控；证券市场；金融

一、存款准备金率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实际作用

（一）历史数据

央行往往选择闭市后宣布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消息，目的在于防止股市过度的波动，同时也有打击热钱涌入和股民的盲目、过分热情等因素。关于2010年以来央行宣布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次日上证指数和深证指数的变动数据如表一所示：

可以看到我国对存款准备金率的工具应用非常频繁，目的是通过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以达到影响股市的目标。而在我国，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完善以及宏观经济的特殊性，导致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对股市的影响并不与理论预期完全一致。

（二）与预期不一致的原因分析

1.利率非市场化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虽然近些年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得到加快，但我国的利率调控离完全市场化还有一定距离，导致利率和货币传导机制产生了障碍。从而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并没有引起非市场化的利率在理论上的反应，导致股市价格并没有产生预期的调控效果。

2.存款准备金制度尚有待完善。我国对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是付息的，由于控制机制不足和贷款风险高，商业银行通过衡量风险和收益后还是选择将大量准备金存至央行，来获得无风险受益。因此央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各银行实际上只是将存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调进或调出法定准备金账户。综上所述，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可能得不到社会上货币供应量相应的反应程度。

3.我国证券市场信息传递功能弱。信息披露不规范致使证券市场上的信息质量差，大部分上市公司不愿意及时准确完全的披露法律规定的应当披露的信息。占有股市主体的散户其搜集信息的能力必然小于机构投资者，这使得普通投资者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地位，因而形成了投资者盲目、警惕的投资心理，造成了政策等信息的改变常引起股市的异常波动。

二、政策建议

我国的金融市场具有复杂性、特殊性，以及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多变性，为了经济健康、持续、平稳发展，摆脱不利局面，充分发挥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建议以下措施：

1.加强多种宏观调控措施的协调与配合。由于政策工具和选择性工具具有自身的优缺点，因此要相互配合以达到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调控目的。在国外很少利用存款准备金率调节经济，因为单纯依靠存款准备金率很难解决宏观问题。需要多种货币政策的配合，比如公开业务操作，控制货币发行、调整再贴现率等。

2.使用财政政策等其他政策作为辅助手段。单纯的依靠货币政策也不足以调节宏观经济，需辅之以其他政策的配合。比如最为常见的有财政政策。在目前经济新常态的前提下，应当实行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减少财政部门在银行的存款，以增加社会上的货币量。

3.构建有效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央行应当拓展传导渠道，提升传导艺术，强化传导功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并使指导性计划更加科学和灵活。由于区域经济水平差距不小，因此应当针对区域经济特殊性制定区域货币政策，不断创新，提高货币政策的操作性和针对性，以提高政策效果和影响。

第6篇：常见的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家电下乡；公共提供；帕累托效率

根据财政部、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全国推广家电下乡工作的通知》，家电下乡政策如下：山东、青岛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已经国务院批准从2008年12月1日起实施。吉林、新疆贵州等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2009年2月1日起开展家电下乡工作。

家电下乡产品为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四类产品，按产品销售价格13％予以补贴。具体产品型号及承担家电下乡任务的流通企业通过招标方式产生。

考虑到地震灾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财力比较困难，对地方负责的家电下乡补贴资金，中央财政将予以补助。

一、“家电下乡”与政府公共提供

公共提供是政府通过税收的方式筹集资金，并将取得的收入免费或部分免费地为社会公众提品或服务。

政府的财政政策不仅要满足效率的要求，同时也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公平的目标。一般来说，任何一项财政政策，具体的收入方式和支出项目都具有收入再分配的意义。政府在消费领域中的公共提供政策既是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手段之一，也可以成为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方式之一。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有助于实现公平。而政府倡导的家电下乡工作正是政府为实现公平的方式之一。

在实践中，比较常见的是私人产品的部分公共提供，即通过价格补贴的方式来提供某些私人产品，消费者所支付的价格只能补偿这一产品的部分生产成本，而其余部分生产成本则由政府的税收收入来补偿。这种方式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取决于政府补贴的是什么产品。例如，家电类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较大，每月2000元收入的农村居民比起每月1000元收入的农村居民更有能力消费家电类产品，因而对家电类产品的补贴会相对有利于收入较高的农村居民。

二、“家电下乡”与扩大内需

农村消费市场持续低迷，一度被人们戏称为“一锅烧不开的温水”，由来已久的“刺激内需”的政策，一直试图寻找一个新的市场突破点。如今在各项利好政策的推动下，这锅“温水”已经明显升温。确实，家电下乡，这项旨在扩大内需、拉动农村消费市场的政策，不仅可以转移出口能力，减少贸易顺差和贸易摩擦，同时又可以消化家电行业产能过剩，扭转企业效益普遍下滑的势头，显然是一举多得，并且已成为农村市场快速启动的催化剂。

作为一块“大蛋糕”，家电下乡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显然是不容小觑。它一方面撬动农村消费，缩小的城乡家电消费差距，另一方面促进相关行业发展，强化了农村家电服务体系。这是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创新突破，也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

三、“家电下乡”与家电生产企业

“家电下乡”对企业的重要性并非简单的资金补贴，而在于农民消费市场的全面贴近。以资金补贴吸引企业对于农村市场加大投入和开发力度，从而扩大内需规模，为家电行业的整体增长落实新的增长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战略目标已基本达成。在“家电下乡”政策的刺激下，涉及下乡的中标企业纷纷加大了对于农村市场的投入力度，加快建设销售渠道、加强完善售后服务，在下乡产品之外，更多非中标的产品也伴随下乡渠道的健全被送到了农村市场，这大大丰富了农民消费者的选择。除此之外，随着国家扩大内需系列投资项目的落地和家电下乡政策的深入实施，也将推动中国家电市场进一步分化，康佳等成功布局三四级市场的家电企业将快速崛起，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将进一步增强。而未能中标“家电下乡”工程的合资品牌和大量小品牌的市场份额将逐渐萎缩，整个家电市场将重新洗牌。

四、“家电下乡”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如果有某种资源配置状态，任何可行的调整都无法使得调整治后一些人的境况变好，而其他任何人的境况至少不变坏，我们就把这种资源配置状态称为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或者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dency)。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很难做到效率最优，但是，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完善政策，规避风险，使资源得到更加合理有效的配置。

第7篇：常见的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资本市场；二元冲突；三元悖论

中图分类号：F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3-0061-02

1 我国的“三元”现状

1.1 我国货币政策现状

今年前三个季度超过百分之十的GDP快速增长伴随着经济运行中投资增长过快、贸易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并且还出现了通胀压力和资产价格持续上升等问题，其中备受关注的是关于回收流动性和降低通货膨胀压力。目前央行采取的一系列带有紧缩性质的货币政策也是基于这方面因素考量所提出的：

（1）2007年9月15日起，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3.60%提高到3.87%；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7.02%提高到7.29%。这是央行本年度第五次提高银行存款基准利率，以鼓励储蓄减少盲目投资进而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同时逐步缓解因通货膨胀率持续新高下的实际储蓄率为负的情况。

（2）中国人民银行从2007年8月1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在本年内第6次动用这一货币政策工具。央行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距离上次国务院20日宣布调减利息税和央行加息，仅仅间隔10天。存款准备金率是传统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一般被视为货币调控的“猛药”。不过，从去年开始，面对银行体系不断增长的流动性，央行已明确表示，如今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已属于“微调”政策。

（3）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发行债券作为最常见最易控制也是效果最为温和的控制货币流通过快的工具一直备受央行青睐，但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的发展滞后使得它所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也大打折扣的，现在在普通国债的基础上发行特别债也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外汇储备今后几年可能会继续较快增长，人民银行对冲流动性的压力较大，发行特别国债的规模过小，难以起到回收流动性的作用，与发行普通国债筹集资金的用途不同，财政发债购买的外汇以提高收益为主要目标。

（4）央行启动特别存款，吸纳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央行此前主要通过常规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定向票据等方式来回收流动性，这些方式主要针对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进行，小规模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联社一般不在回笼范围之内。央行日前发出通知，拟吸收部分非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主要是城商行及农村信用联社的资金，以吸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此举意味着定向央票发行过程中未被覆盖到的机构将被纳入到央行收缩流动性的范围之内。

1.2 我国汇率政策现状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在这样一个逐步市场化的汇率机制下，汇率必然成为反映贸易的镜像，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巨额贸易顺差也就理所当然的需要外汇适度向上浮动来恢复平衡。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人民币兑美元19日中间价为人民币7.5074元，低于18日的7.5113元，人民币今日大涨39个基点，突破7.51关口，强势逼近9月21日创出的新高7.5050元，按照8.11的汇率计算，2007年10月24日又以7.5010 元的中间价创下历史新高，人民币升值幅度已超出9.3%。

1.3 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现状

回顾一下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过程,实际上,从1996年我们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款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之后,中国就已经开始逐渐放松对资本项目的管制。因为对资本项目下自由开放所带来的诸多隐患有所考量，我国目前还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国外资本流入容易，国内资本流出困难。不过不管是出于实现对加入WTO的承诺还是国内外经济失衡的压力（国内出现了资本的大量囤积导致流动性过盛国外贸易逆差鼓吹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的开放度已经逐步加快。

2 蒙代尔三元悖论的详细叙述

2.1 从“二元冲突”到“三元悖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先对固定汇率制提出异议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honFriedman)。他在1950年发表的《浮动汇率论》一文中指出，固定汇率制会传递通货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只有实行浮动汇率制才有助于国际收支平衡的调节。接着，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Meade）在1951年写成的《国际经济政策理论》第一卷《国际收支》一书中也提出，固定汇率制度与资本自由流动是矛盾的。他认为，实行固定汇率制就必须实施资本管制，控制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该理论被称为米德“二元冲突”或“米德难题”。

罗伯特・蒙代尔(RobertA.Mundell)在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国际经济情况以后，提出了支持固定汇率制度的观点。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和J.马库斯・弗莱明（J.MarcusFlemins)提出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Model)对开放经济下的IS-LM模型进行了分析，堪称固定汇率制下使用货币政策的经典分析。该模型指出，在没有资本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动汇率下则更为有效；在资本有限流动情况下，整个调整结构与政策效应与没有资本流动时基本一样；而在资本完全可流动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时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但在浮动汇率下，则是有效的。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在这个三角形中，A顶点表示选择货币政策自，B顶点表示选择固定汇率，C顶点表示资本自由流动。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也就是实现三角形一边的两个目标就必然远离另外一个顶点。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2.2 三元悖论的具体解析

（1）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即处于AC边，必须牺牲汇率的稳定性，实行浮动汇率制。这是由于在资本完全流动条件下，频繁出入的国内外资金带来了国际收支状况的不稳定，如果本国的货币当局部进行干预，亦即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那么本币汇率必然会随着资金供求的变化而频繁的波动。

（2）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即处于AB边，必须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实行资本管制。在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在汇率贬值无效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是实行资本管制，实际上是政府以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来维护汇率的稳定性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大多数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比如中国，就是实行的这种政策组合。

（3）维持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即处于BC边，必须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本国或者参加货币联盟，或者更为严格地实行货币局制度，基本上很难根据本国经济情况来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整，最多是在发生投机冲击时，短期内被动地调整本国利率以维护固定汇率。可见，为实现资本的完全流动与汇率的稳定，本国经济将会付出放弃货币政策的巨大代价。

2.3 货币政策的自对我国的首要性

联系一下目前正处于BC边的欧盟，它因为放弃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曾带来许多成员国经济停滞不前；在试想一下如果放弃运用货币政策仅仅依靠财政政策为主要调控方式显然会出现许多恶果：

（1）财政政策作为对总需求的直接调控，如果因为国内流动性过剩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就会进一步缩小原本就不足的国内需求。

（2）在我国汇率相对锁定的现状下，使用DD-AA模型 进行分析，财政政策的扩张与收缩都会因为外汇的干预产生过度反应，比如财政扩张带来了DD曲线右移首先就带来了一部分的产出增加，但是由于财政扩张带来了本币需求增加从而使本币升值，在要维持既定汇率水平时，中央银行就得被迫购入外汇来增加货币供给，这样AA曲线又要右移，产出会进一步扩张。同理，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也会使产出过度收缩。

（3）针对国内最棘手的货币问题――货币流动性过剩，不采取货币手段直接调节肯定在效果上更加微小。即使在体制、机制等问题后可以解决某些例如非理性投资之类问题，对于大量外汇储备囤积的调试仍旧找不到有效解决途径。

2.4 汇率相对稳定对我国经济的重要性

据有关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值为17606.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8%。其中，出口9690.8亿美元，增长27.2%，比上年回落1.2个百分点；进口7916.1亿美元，增长20.0%，比上年加快2.4个百分点；全年贸易顺差创历史新高，达到1774.7亿美元，比上年增加754.7亿美元。2006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延续了五年来的高位运行态势，（五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为28.1%），远远高于世界货物贸易增速（2001－2005年世界货物进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7%），继续位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2006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7%，比上年提高2.9个百分点，比2004年提高7.3个百分点。如此大的贸易依存度，怎么可能说浮动就自由浮动，因为人民币长期以来的高估，完全浮动必然会带来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的大幅度升值，接下来就是出口贸易额的大幅度缩水。我国跟美国在这方面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一方面，我国的内部需求市场很小，对外依赖过大。另一方面，我国出口产品相对来说需求弹性较大。所以即使是有管理的浮动制也是在比较狭小的浮动上下限内一种极富试探性的变化。

2.5 我国的相机抉择――资本市场的暂时不完全开放

延续上面的分析，那么我们可以选择的只有三角形的AB边了，至少目前看来短期必须这样。不过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发展造成了的全球经济失衡格局，这个定局仍会继续――不断增长的外贸顺差导致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我国国内也因此面临货币过度投放，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增大的压力。那么，绕A点从AB边向AC边的不断转动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今后一段时间里，蒙代尔三角在我国的动态特殊表现。

参考文献

［1］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J］.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易纲，吴有昌.货币银行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第8篇：常见的财政政策范文

 一、引言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著和著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核心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著。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著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著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著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著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财政学研究这种演变的第二个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扩大研究主题的范围，它涵盖了政府支出和税收。研究焦点的转移无疑是因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财政学领域因此从研究为基本的政府服务融资的税收转变到公共经济学领域，看到了更宽范围内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为了社会保险项目，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正好与之呼应。社会保障养老金、事业保险、工人的补偿金、老年保健医疗和穷人医疗补助计划的增加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0世纪70年代，对稳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转向宏观领域，更加强调金融政策，而不仅仅研究通过改变预算赤字和盈余的财政刺激的各种变量。然而，财政学研究如何利用税收规定(如投资税收抵免和折旧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刺激企业投资。财政联邦主义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分析这些政府如何选择它们的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级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区财政补贴和匹配财政补贴)如何影响这些选择，以及税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区间差异如何影响私人部门的为政府计划的效果。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马丁教授认为征税和支出问题将继续对公共经济学研究提出挑战。

    

    哈威•罗森的《财政学》目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教材之一。作为马斯格雷夫和费尔德斯坦的学生，他在其《财政学》教材①的前言中写到：“财政学领域已经与上一代有很大不同了。在理论方面，财政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将对政府开支和政府的分析用基本的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最适税收(optimal taxation)的文献。最适税收就是试图使用标准的经济工具而不是根据一套特别的税制设计原则为政府的财政行为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证方面，最为激动人心的发展就是为了理解支出和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和政府本身如何制定政策而广泛应用了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他认为“财政学的发展都是充满着歧义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财政学就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是分析政府征税和支出政策的一门经济学学科。

   

    河野正道教授认为，日本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经济学的父母是金融(父亲)和福利经济学 (母亲)。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是次优、公共物品定价、最适税收、最适补贴和外部性等问题。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是效率和微观经济特征的问题。而财政学(日本语)则在某种意义上涉及的是宏观经济问题。按照他的理解，财政学是金融(融资)学的一部分，是日本语中很传统的财政学(日语)。现在，金融(融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财政学，也是私人企业的财政学。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使用这些词语的原因。他认为，财政学专门研究政府(公共部门)的融资活动。

    

    此外，法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也认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在经济领域中政府如何干预的一门学科。它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财政学逐步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独立的学科，其标志就是1971年创办了《公共经济学杂志》。     总结几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关系的认识也是存在歧义的：(1)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一回事，都是研究政府作用的，只是题目的变化而已，“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相互替换使用的。(2)存在传统财政学和现代财政学的区分：传统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收入，特别是税收方面，而现代财政学则更多地以政府开支为研究对象。(3)公共经济学是从财政学演变而来的，并且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创建的；(4)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有很大不同。财政学研究政府的收支活动；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除了政府收支之外的其他方面的问题，比财政学宽广。财政学主要研究的是宏观问题，而公共经济学则侧重于微观问题。

第9篇：常见的财政政策范文

（一）财政稳定与利率自由化

麦金农（1997）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实践受挫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理论及其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排序问题，尤其是在未能够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之前引入金融自由化。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于信贷市场之中，而资金稀缺又是发展中国家最为根本的特征，因此，信贷配给在发展中国家是最为常见的现象。如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之际实行利率自由化，高的通货膨胀率将会使得事后方可以实现的存贷款实际利率变得愈发难以确定。在事后实际利率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为了吸收存款，必将提高名义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将会诱发银行从事较高风险的投资，从而加剧了银行自身的道德风险，银行道德风险的加剧反过来则会诱发存款人的逆向选择行为，两者相互作用，最终将导致银行的名义存款利率的严重偏高、存款供给减少和银行信用危机。从银行自身来说，由于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贷款事后实际利率的不确定性以及严重偏高的名义存款利率，为使其贷款事后方可实现的实际收益不至于下降，银行必将提高名义贷款利率。而名义贷款利率的提高不仅会导致申请贷款者平均质量的下降和逆向选择行为的加剧；同时也会诱发和加剧借款人的道德风险以及借款人拖欠与破产可能性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的信贷市场中，伴随通货膨胀和贷款利率的提高，银行的成本将上升，实际收益将可能下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将加剧，最终将会导致银企债务危机、银行恐慌与金融危机。

正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与违约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故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内部价格水平的稳定是获得金融实际利率高增长而又不至于引起严重金融恐慌和崩溃等过度风险的一个必要条件（麦金农，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将会加剧发展中国家金融同业之间的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使得金融部门的赢利空间缩小和竞争成本上升，由此会引发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的比例和信贷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加剧，再加之金融监管改革滞后或放松和政府隐性存款保险的存在，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银行过度放贷和企业过度借款的现象，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诱发了银行危机（McKinnon&Pill，1996、1998）。

（二）财政稳定与资本项目的开放

麦金农（1997）指出，在宏观经济不定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有效的汇率管理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以确保政府增加税收、维持经济稳定。如果政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形下放开资本项目控制，必然将会产生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和货币替代问题，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缩减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应提高，从而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故而主张资本项目开放是经济市场化的最后一步。

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当一国宏观经济不稳定时，资本项目的开放将会使其货币受到国际游资的攻击，引发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理论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1979）认为，由于发生危机国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信贷规模以一定的速度扩张，故而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由此而引发政府国际储备的流失，当国际储备减少到某一个最低水平时，投机者必将对其货币发生攻击，从而造成其汇率体系的崩溃。因此，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汇率政策和赤字融资政策之间内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动性困难、集体行动、羊群行为以及道德风险等诸多问题在金融市场中的存在，则会进一步加剧和恶化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理论是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货币危机的成因，而货币替论则从资产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资本项目的开放则会引发严重的货币替代现象，同样也会引发货币危机。货币替代是指在开放经济和货币可兑换条件下，由于本币贬值使本国居民对本币失去信心，从而产生本币的货币职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国货币所替代的现象。拉丁美洲、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在其金融自由化历程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货币替代现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国家的"美元化"现象最为典型。货币替代不仅使得这些国家的汇率出现频繁的波动和通货膨胀现象的加剧，同时也严重地削弱了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由于货币实际收益率等于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故而汇率水平高低则取决于两国的货币供给、名义利率差异和通货膨胀率差异。若两国货币的名义利率不变，那么两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将决定汇率水平的变化，故而可以将两国通货膨胀率差异视为汇率的预期变化，因此，财政不稳定和高的通货膨胀率所引发的严重的货币替代则会加剧汇率不稳定。其次，货币替代将使一国货币量变得难以估计，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需求，经济主体的预期通胀率将会上升，故而会立即将部分增加的货币余额转换为币值稳定的外币，货币替代必将削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货膨胀期间，由于外币资产的存在提供了一种高效廉价的逃税方法，货币替代的存在将会降低国内居民本币的需求量，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减少。若要弥补因货币替代所导致通胀税收入的损失，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通货膨胀率。由此可知，两者博弈的最终结果是货币替代进一步加剧了一国通货膨胀率水平及其发生的频率。

二、中国财政现状及其稳定性状况分析

（一）中国的财政现状

中国的税收制度历经了多次重要变革，总的来看，自1994年之后，中国财政状况有所好转，彻底遏制了1994年以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跌的不利局面，基本实现了"两个比重"同时提高的1994年税制改革目标，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由1993年的12.56%和22.0%回升到1999年13.97%和51.1%（见表1和表2）。但自1994以来，中国财政支出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故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同样保持上升的态势（见表1），结果导致了财政赤字逐年扩大，尤其是近几年，速度之快是改革以来从所未有的。在1978～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为299.22亿元／年；而在1994～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822.31亿元／年，为1978～1999年的年均增速的2.75倍。为了考察中国财政赤字快速增加的源头以及中国财政增长的原因，笔者在此将财政赤字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进行了分解，同时考察了财政债务收入分别占财政收入和GDP的比重。

第一，在1994年之后，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止跌回升。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1994分税制改革的结果，但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回升的背后却是财政债务收入和国内债务收入的急剧攀高（见图1）。可见，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回升主要的支撑是财政的债务收入增加和非税收收入的增加。据统计，在1978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4.18%、10.35%和4.14%；1994年三者分别为11.16%、22.52%和19.71%，1999年三者分别是13.97%、32.46%和32.35%（注：由于中国当前的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因此中国的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要比国际同类比重高。）。

资料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资料出处的皆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第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始终在50%左右，彻底改变了1994年以前那种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中央财力不足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得以加强。但中央财力状况好转主要由财政债务收入的增加支撑，而不是税收收入增加的结果（注：虽然中国当前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但财政的债务收入使得中央财政支出有了重要而可靠的来源，故而使其收支状况得以改善。）。因为中国地方政府至今尚没有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权，故而国债收入自然而然就构成中央财政收入，并成为其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中国金融机构为什么会出现日渐扩大的、正的存贷差以及中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所在。由于国债实际利率一般都高于同期的银行存款的实际利率，并且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低风险性，在当前国企效益普遍不理想而银行贷款责任约束机制加强的前情形下，银行部门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债主要持有者之一，故而在银行存贷差加大的背后，则是银行部门的有价证券资产的增加。据统计，1995年，金融机构购买债券余额为3064.2亿元，到了1999年，金融机构有价证券和投资的余额为12505.8亿元，为1995年的4.08倍。可见，中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该如何协调的问题应该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笔者一直认为，赤字财政政策就如同运动员所服用的"兴奋剂"，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效固然显著，但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否则，财政赤字货币化和"滞涨"现象的发生必将是难以避免。

第三，在1994年之后，中央财政不仅有效地遏制了逆差，而且顺差逐年扩大，由1994年1152.07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1696.88亿元。但是地方财政却在1994年之后赤字骤然上升且逐年攀高，由1994年的-1726.59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3440.47亿元，中国财政赤字也在最近几年快速增长。可见，中国财政赤字的主要源头是地方财政而非中央财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中央政府拥有债券发行权而地方没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中央财政收入1994年以来所占的比重始终在50%左右，而中央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自1978年改革以来却逐年下降，1994年以来一直徘徊在30%左右；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以来已经降至50%左右，但是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是逐年上升，1994以来一直徘徊在70%左右，这种显著的不对称已经使得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尤其是乡级财政处境极度困难，出现严重赤字也就在所难免。

（二）中国财政稳定性分析

财政稳定这一概念包含3重含义：（1）政府如果能够长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则政府财政处于稳定状态；（2）尽管在相当长时期内不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但政府却能通过发行国债为赤字财政融资，则政府财政依然可以说处于稳定状态；（3）如果在经济中存在一种机制，当财政脱离稳定状态之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是财政状况恢复或趋于稳定状态，则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可以说是稳定的（余永定，2000）。可见，财政稳定的核心内涵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不需要通过货币的财政发行而能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

首先，中国财政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尽管1994年之后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中国的财政赤字状况明显恶化。财政赤字增长过快的原因主要是地方财政收支状况恶化所致，这说明中国当前的分税制的财政制度与现行的5级政府的行政制度之间存在内在的不协调，突出地表现为各级政府的事权与其财权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其次，中国政府的行政支出费用一直占有较大的比重，尤其是近几年在精简机构、节俭开支的改革力度加大的情形下，政府的行政支出费用却一直在12.50%徘徊，始终处于中国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这表明中国政府近年来的精简机构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功。第三，从债务依存度来看，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前，中国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一直都比较低，从没有超过20%，并且大部分年度的债务依存度都在15%以下。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债务依存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快速上升，近两年已经达到30%左右，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分税制改革并没有提高税收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分税制改革是否成功现在还不能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也表明赤字财政政策已经成为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主导。如果债务依存度过高，最不利的影响则是可能诱发利息率的提高，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如果政府不想提高债务依存度，同时还寄希望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那么，政府只能降低国债的发行利率和提高平均税率，而平均税率的提高则会抑制企业与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从而抵消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由此可见，债务依存度的提高，则会迫使政府为增加自主性支出而过度举债。第四，再从偿债率来看，中国的偿债率自1994年以来，同样也是居高不下，近两年已经超过了30%.偿债率升高则意味着在既定财政支出条件下国家的自主性支出减少，如果政府要增加自主性支出，在既定的税制条件下，举债可能是其最佳的选择。这也就是说，偿债率越高，政府增加发行国债的压力也就越大，财政赤字状况也将会更加恶化，最终可能将导致财政赤字货币发行。据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的2002年的财政预算报告，2002年中国预算赤字将高达3098亿元，相比2001年的2598亿元将增长19.24%，超过GDP的3%，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逾越国际公认的赤字警戒线。

注：债务依存度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负债率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百分比；偿债率是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况下，依赖度是指在一国的中央财政预算中，国债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偿债率是指在财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国财政债务收入不仅来自国债收入，同时还包括向金融机构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债务收入不仅仅包括国债收入，还包括其他形式的债务收入。）。

尽管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有所上升（注：据统计，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1998年为14.2%，1999年为15.9%，2000年为17%，2001年增加到22.2%.），但是目前中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16%，低于发展中国家25%左右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时，中国财政尚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稳定，尤其在当前经济紧缩的形势下，中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增加举债的压力，中国财政赤字存在着进一步恶化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2001年期间，中国财政支出增长率平均为20%左右，但是在这一期间中国GDP的增长一直是一位数。以20%左右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超过高速增长的财政赤字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这是否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值得人们深思！如果再考虑到政府需承担的银行国有不良资产、社保资金等隐性负债，中国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可见，实现财政稳定是金融市场化改革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中国现行财政条件下的金融稳定性分析

（一）中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相关性分析

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尽管中国的GNP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是国家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却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并且除个别年份之外，绝大多数年份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呈逐年扩大之态势（见图2）。据统计，国家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31.24%降至1999年的13.97%；而财政赤字却由1978年的-356.35亿元快速增至1999年的-1743.59亿元。

前文已经指出，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在中国是否也存在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为此，我们在此以货币供给量（）作为因变量，以财政赤字（DF）作为自变量，对1978～1999年期间的财政赤字（DF）与货币供给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线性回归检验，结果如方程1和图3所示：

由方程1和图3可知，中国货币供给量（）与财政赤字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这意味着财政赤字每增加1亿元，中国货币供给量就会相应地增加30.95亿元，可见，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但是，中国在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量"双增"的情况下，中国的零售物价指数并没有随之出现上涨的趋势，反而呈现出下滑的态势（见图2），中国的物价水平与财政赤字、货币供给量（）之间并没有出现理论上那种相关性，麦金农（1997）将中国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麦金农（1997）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最重要的是拥有可以控制的国家银行体系，中国政府通过国家银行体系向非银行公众借入公开的或隐蔽的债务弥补财政赤字，实现了非通胀融资。但是"中国政府不可能无限期地依赖于如此严重的借款，因为居民已经不再是''''低货币化的''''了，并且中国的/GNP也不可能会升到无限高"."当居民流动资产与收入的比例过了高峰，甚至在这之前，如果国有部门继续借入，就可能发生金融危机"."解决的办法在经济上是很明显的，……，中央政府必须很快建立一个能够直接对所有工业——中央的、地方的和私人的——以及农业部门征税的内部税收机构"（麦金农，1997）。

由此可见，在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逐年递减而财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际，实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必将会使得潜在的通货膨胀危机显现化，其产生的不利影响我们从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国家金融自由化实践就可略知一二。中国若在如此财政背景之下进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高通胀率、高利率、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日趋沉重的政府债务利息负担以及政府向银行体系强制融资等问题也就难免。因此，当前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均衡，否则，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只会让我们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二）中国资本外逃与货币替代状况

伴随着中国经济和中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和企业的外币需求以及外币资产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尽管中国目前对资本项目仍然实施严格的管制，隔绝了中国与国际资本之间的自由流动，使得中国可以成功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冲击。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

自1992年，中国资本国际化的进程明显加快，流入中国的国外资本平均每年以28.9%的速度增长，至1997年底，中国累计利用外资3479.4亿美元，其中，国际直接投资2201.8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资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1999）。大量的资本流入，不仅可以弥补中国国内资本的不足，同时也带来了国外的先进的技术、知识、管理和制度，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在流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资本外逃现象也比较严重，据估计，在1992～1996年期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为875.3亿美元，平均每年为175亿美元（李扬，1998）；在1994～1998年期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为1966亿美元，平均每年为393亿美元（俞乔，1999）。在中国的"外资内流"和"内资外流"这一似乎矛盾的现象之背后，则是中国现行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的外在表现。"内资外流"的一部分原因是有贬值预期和投资信心动摇所致。自1995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处于周期性下滑阶段，1997年之后，通货紧缩趋势加剧，财政赤字扩大，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从而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影响了其预期；另一方面，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受冲击的国家的汇率开始大幅度贬值，而中国政府对外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人民币名义汇率基本保持不变，这反而加重投资者的顾虑，贬值预期也随之加重与扩散。两种因素相互作用，最终导致和加速了国内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流出。据宋文兵（1999）测算，在1997年，中国资本外逃总额达到474.41亿美元，超过同期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国际资本（当年为453亿美元）。此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过渡性"的资本外逃（宋文兵，1999），这种资本外逃原因是由于内外资所享受的政策优惠不同所致，通过"迂回投资"方式以获得外资投资的各种优惠政策。当然，也不可否认，非法收入的资本外逃也是造成中国"内资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中国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货币替代现象。据统计，截至2001年末，中国境内中资金融机构外汇各项存款余额为1348.8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5.2%，全年各项存款累计比上年增加61.2亿美元。企业外汇存款余额为452.9亿美元；其中，企业活期外汇存款为157.9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8.3亿美元，同比多增15.4亿美元。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余额为815.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11.8%，全年累计新增82.4亿美元；其中，定期外汇储蓄存款余额为739.1亿美元，占全部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余额的比重为90.6%，比上年末增加52.6亿美元。尽管F/D指标和F/指标均显示中国的货币替代程度整体水平较低（F/D≤14%，F/≤7%）（王国松、张鹏，2001），但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顾虑，中国的货币替代不是以狭义货币间替代为主，而是以准货币间替代为主，即存款货币之间替代。由此可推知，外币替代本币的职能，在中国境内主要是贮藏职能的替代而非交易媒介职能替代，这说明形成中国货币替代的主要原因还是规避汇率风险，也就是说，汇率风险是中国外币资产需求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本币的频繁贬值以及对本币的需求下降都将引起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发生，因此，防止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货膨胀、维系宏观经济稳定和提高本国货币的实际收益率，使得公众对持有本国货币的信心增强。由此可见，中国应当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使通货膨胀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币的实际收益率和较为稳定的真实汇率，将有助于改善公众对人民币币值的预期，以此削弱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动力，这对于防止可能产生的严重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将起到积极的防治作用。

四、实现中国财政稳定的对策与建议

由前文已经指出，实现财政稳定是中国今后经济进一步开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虽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当时的改革重点是通过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和财权的范围以达到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的目标，未能深入而及时地界定省（市）级政府与其以下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因而导致现行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严重不对称，地方财政出现严重困难。正是由于财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国财政出现了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消除这种集权政体与分权经济体制的矛盾，方可实现财政稳定。

（一）实行制度创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实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

中央政府集中财权是实现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最为常用的办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转移支付宏观调控职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国，这种自下而上的集中财权模式却被地方各级政府广泛地采用，使得财政资金层层向上级政府集中，而与此不对称的是，基本事权却反向移动，层层向下转移，从而造成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高度不对称，尤其是县乡（镇）两级政府这种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地方性公共产品理应由相应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时现行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还需要承当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义务"，使得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事权上呈现出高度的刚性，没有任何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在财权方面，由于财权集中的层层集中，而地方各级政府又不具有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地方立法征税的权力，现行的分税制又没有确定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独享的税基，使得其财政收入失去稳定而可靠的收入来源，从而出现了无相应财权支撑的刚性事权，地方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困难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见，要解决目前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这种处境，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必须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对称的原则，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赋予地方各级政府相应而必要的税种选择、税率调整、立法收税以及发行地方债券的财权，使得各级政府的事权必须有相应的稳定而可靠的财权作支撑；其次，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分级层次。目前中国政府的5级层次已经造成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适当地缩减政府层次，精简政府机构，不仅又有利于分税分级财政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实施，使得财政分级层次与政府分级层次相对应，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和财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税制改革，严肃税收纪律，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

自1985年之后，中国税收收入占总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1985年税收收入所占的比重为97.43%，1994年降到80.16%，1999年已经降到70.47%；而与此同时，财政的债务收入占总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却呈现逐年攀升的态势，由1985年的4.29%，上升到1994年的18.38%，再上升到1999年的24.51%（见图4）。

造成税收收入所占比重减少的原因较多：一是近年来，中央在保持税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先后出台了减征、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降低关税税率、减免农业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等政策，并且继续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和基金项目；二是由于经济紧缩，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税收执法人员的执法不严，"寻租"行为及其自身素质低下等原因所导致企业与个人的偷税、逃税、避税等现象严重，这一点从中国实施的"金税工程"和"金关工程"所取得的阶段性成绩中可见一斑；四是中国现行的支付体系不发达、公众偏爱现金支付以及现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导致税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税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见，要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税收执法人员素质，依法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坚决打击偷税、漏税、逃税和非法避税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扩大税基，同时加快税制改革，对某些已经不合时宜的税种和收率进行重新调整与修改，扩大税基，重新界定各级政府所应享受的税种，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在税收征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与征管力度，在税负的公平与公正的前提下确保税收收入稳定增长。

图4中国税收入与财政债务收入对总的财政收入的贡献度（注：这里"总的财政收入"等于现行统计上的财政收入与财政债务两者之和。）

（三）转变观念，理性认识积极财政的扩张效应

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尚在安全线以内，截止到2001年底，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2.7%，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6.3%.从上述指标来看，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尚有一定空间。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紧缩并非简单的需求不足所导致的，而是一种经济结构不协调和各种有关居民的收入、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等改革政策在短期内同时出台共同作用的结果，故而那种寄希望于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解决当前的经济紧缩问题是不可行。首先，在既定的社会积累资金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举债的增加则意味着社会公众可支配的积累资金减少，财政的"挤出效应"是必然的。其次，从资金使用效率来看，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政府的资金使用效率远远低于社会公众的资金使用效率，这已为学术界的共识。第三，中国已经加入WTO，降低关税已经成为必然，这意味着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将有所减缓。目前中国的债务依存度和财政赤字率都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将增加政府的还本付息的债务负担，同时也意味着政府自主性支出的减少。如果政府希望能够保持原有的自主性支出水平，其最终的结果正如前分析所指出的那样，举债规模日趋扩大、财政赤字也日趋恶化，财政赤字货币化将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中国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十分推崇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对积极财政政策"情有独钟"的过度偏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立不住脚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货币化将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中国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十分推崇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对积极财政政策"情有独钟"的过度偏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立不住脚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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