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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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艺术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范文

民间剪纸是劳动人民为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创造,并在他们自己当中应用和流传的一种艺术样式。从艺术的角度看民间剪纸艺术是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它是劳动人民集体创造出来,反映了我们民族的集体表象的一种文化模式。民间剪纸的作者们在创造时,从来没有任何政治功利,但有生活方面的功利意识潜入在其中。他们在创造时,往往让人(包括创造者自己)从中感受到一种审美情趣。这是由于它们适合于人的审美经验的审美心理而形成的美感。所以,自中国民间产生剪纸以来,人们一直将其作为一种象征性装饰物,尽管历代在造型样式和利用形式上不断发生更新和变化,可民间大众所赋予它的造型思维方式和特定的深层寓意内涵,却一直不变地流传至今。因此,可以说民间剪纸是一种大众艺术。

从客观上说,中国民间剪纸是一种物承文化现象。它不仅有它的造型形式的传承,而且还有着它自身深层独有的特定内涵。从中国民间剪纸的纹饰寓意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反映出来的中国民间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的传承,以及当地民众的心理特征、生活追求和审美情趣。它是我们探寻本民族的民族渊源和原始文化的活证。例如“蛙”这一形象在民间剪纸中屡见不鲜,民间常将它视为一种威力的象征,看作是生活中最可靠的保护神,并将“蛙”这一自然中丑陋的动物形态,运用民间美术中的互渗造型手法,将其变为神圣、稚拙、亲切、动人、给人美感的剪纸花样,缝绣在孩童的枕头、围涎、肚兜、香包等衣物上,以希望孩子在“蛙”的保护下,茁壮成长,美满幸福。需要指出的是,“蛙”这一图腾物产生以来,因为囿于民间文化而没有上升到中国的上层文化之中,所以也就得不到龙凤那样由皇权所推崇的中华文化象征的地位。但是,作为一种原始图腾物,“蛙”这一形象虽然在中国上层文化中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却在民俗文化中得以流传,并保持了它的原始崇拜敬仰之地位。就这一文化现象看,开展对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探索原始文化的演变。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和世界各地的许多民间艺术一样,都是原始文化的嫡传物。它作为民俗文化中的元素,紧紧地依附于当地的民俗活动之中。在它的意象符号中,不仅赋予了原始艺术符号对美好生活的祈求和追求美的质朴情感,而且有着强烈的“生命繁荣旺盛”的审美理想。这个审美理想来自民族、人类群体的基本追求，人们歌颂生命,赞美生的欢乐,追求着人生的幸福圆满、健康长寿,祈求家庭和睦多子、丰收安乐。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中国民间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艺术意象符号,如“凤穿牡丹”“莲花多子”“鸳鸯戏荷”“福寿双全”“瓜瓞绵绵”“如意似锦”“葫芦五毒”等等花色纹样的剪纸,并将这些民间剪纸融入到各种民俗事象活动中,来满足广大民众精神心理上的需要,以扶持人类的生存,充实人类的生活。

6．下列关于“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民间剪纸艺术植根于我们民族土壤，广泛表现在民间信仰和生活习俗之中，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一体。

B．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它鲜明地反映出我国民间广大民众最基本的心理特征和审美情趣、价值观念。

C．中国民间剪纸艺术是一种大众艺术，从其产生就是象征性的装饰物，作者在创造时，从来没有任何功利目的。

D．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作为一种文化模式，能反映我们民族的集体表象，从艺术角度看，它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

7．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民间剪纸的作者们在创作时，往往让人从中感受到一种审美情趣，这种情趣的获得是因为剪纸适合于人的审美经验的审美心理而形成的美感。

B．中国民间剪纸艺术是一种物承文化现象，“物”就是民间剪纸这一载体，承载着艺术上造型形式的传承和其自身深层独有的特定内涵。

C．“蛙”作为一种原始图腾物，虽然得不到龙凤那样由皇权所推崇的中华文化象征的地位，但在民俗文化中保持着原始崇拜敬仰的地位。

D．“蛙”因其丑陋的形态常被视为一种威力的象征，也被认为是最可靠的保护神，作为中国剪纸的重要题材，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

8．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民间剪纸是我们探寻本民族的民族渊源和原始文化的活证，开展对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探索原始文化的演变。

B．民间剪纸艺术传承精神文化，随着造型样式和利用形式上不断变化，民间大众所赋予它的造型思维方式和深层寓意内涵也会随着形式而变化。

C．“凤穿牡丹”等花色纹样的剪纸，表现了人们歌颂生命，赞美生的欢乐、追求人生的幸福圆满、健康长寿、祈求多子、丰收安乐的美好愿望。

D．民间剪纸融入到各种民俗事象活动中，能满足广大民众精神心理上的需求，扶持人类的生存，追求民族、人类群体的强烈审美理想。

参考答案

6.C（“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有误，原文说“但有生活方面的功利意识潜入在其中”）、

第2篇：艺术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范文

大千世界，多样的造物艺术司空见惯。然而，当我们生活在一切需用之物齐全的环境里，无时无刻不接触的造物艺术的存在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于是我们便对它们视而不见，对这些人造物的“母型”地位也就漠视了摘要：把这种造物艺术文化简单地归入“物质文化”，斥为工匠之作，并将其排除在艺术和美学之外。非凡是我国自先秦以来，奉行形而上之道，以形而下之器为不齿。这种“重道轻器”的思想沿袭于历代，不仅大批艺人、工匠得不到应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造物活动作为一项文化也没有在整体意义上得到相应的承认和重视。文人士大夫们甚至“坐而论道”摘要：“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③这种“君子不为”，不知影响了多少人。

马克思指出摘要：“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造物艺术文化是艺术文化的基础和根源，又是艺术文化的一种非凡形态，两者相辅相成。造物艺术文化的不断积累，才使人类的艺术文化逐渐充实丰满，才将人类的文明高高托起。人类创造了满足各种生活所必需的工具，最初是靠手，尽管往往是原封不动地搬用自然材料，但已经深深地刻上了人类的印迹。在保留着打击痕迹的人类第一件石器工具中，能够看出，人类经过漫长的岁月，创造出了最顺手的和最能发挥功能的造物艺术。假如“把具有目的，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实体都可称为产品设计”④，那么，这个手工的造物艺术也可以笼统地称为工业产品设计。

随着时代的发展、技巧的熟练，造物所使用的材料既有自然的，也有人工制造的。人类不仅能改变天然物的形态，而且能利用火使黏土烧结，改变材料的性质，从而开扩了工业产品设计的领域及性质，艺术的手段可以轻而易举地被体现，只不过当时工业的概念仍然是手工业。

在人类社会文明高度发展的过程中，工业革命开始以后，造物艺术伴随着大工业生产技术和艺术文化的不断融合，在20世纪初凝聚成为工业设计，并作为一门独立完整的现代学科得以确立，工业产品设计才具有了真正意义。工业产品设计就是对工业产品的功能、材料、构造、工艺、形态、色彩、表面处理、装饰等诸因素从社会、经济、技术等方面进行综合处理，既要符合人们对产品物质功能的要求，又要满足人们审美情趣的需求。也就是在对工业产品进行外观设计时，不仅要探究工业产品制造的可能性、可操作性，同时还要探究形态表现的艺术性。这里的“艺术性”包括产品的造型、色彩、纹饰等和视觉效果相关的结构处理和纹理效果处理。工业产品设计也是人类创造的物化形态，在成为一种造物艺术的同时，它也成为了一种视觉语言艺术。我们通常把通过眼睛体验到的美的东西称为“视觉艺术”或“空间艺术”，因此，造物艺术是一种视觉语言艺术。一般艺术都是由特定的语言形式来体现的，在这里，造物艺术的语言是人造物的具体形态、色彩、质感等，是可以通过视觉感受来鉴赏和识别的。工业产品设计，作为人类造物活动的延续和发展，同样是一种艺术文化，是艺术语言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3篇：艺术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范文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

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第4篇：艺术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范文

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第5篇：艺术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范文

从普通高校现有设置课程来看，公共艺术课具有其他课程无法比拟的优势，是增强大学生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使艺术及相关文化遗产得以传承的重要渠道。

一、优秀艺术作品本身就是文化遗产

《通知》中明确指出：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在我国浩如烟海的艺术作品中，既有物质文化遗产，如：敦煌壁画、大足石刻等等；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昆曲、泉州南音、古琴艺术等等。艺术作品在我国文化遗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全国各地都有数不尽的宝藏，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艺术遗产更是如宝石般璀璨。以傣族舞蹈为例，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就有嘎光舞、象脚鼓、嘎巴（鱼舞）、嘎燕喃、嘎洛响（小尾巴鸟舞）等十多种舞蹈，每种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滇南傣族人民的生活情趣和文化艺术风韵，这些都是我国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可随着现代文明的渗透，这些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艺术遗产正在逐步走向消亡，像安徽民间艺术花鼓灯，是一种被誉为“东方芭蕾”的传统民间艺术，并且在世界舞蹈艺术上也具有独特的地位。但是，从事传统花鼓灯表演艺术的老艺人都是耄耋老者，很难设想几年或十几年后这种民间艺术的状况。再拿山西地方戏来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还有52个地方剧种，但是现在却只剩下28个。所以，当前非物质文化艺术遗产的困境是非常明显的，亟待采取积极的保护措施，否则，这些丰厚而独特的艺术遗产就只能成为历史而让人缅怀了。

二、普通高校艺术教育肩负着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

郭声健教授在《音乐教育论》中说到：“文化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精华，是高度提炼、概括、升华并加以符号化了的人类文明遗产，它是教育的本体。而教育则是人类文化赖以延续、发展的命脉。……，所以，教育的本质就是造就能继承、创新和发展人类文化的人。”艺术教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而对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来说，艺术教育更是具有不可脱卸的责任。不仅如此，艺术教育的这种传承不仅仅局限于艺术自身，还能通过艺术增进学生对相关文化和地域文明的了解。如陕北民歌就是陕北文化和黄土文化的最好体现，像在教授陕北民歌《十三岁定亲十四岁迎》《童养媳》时，就能使学生透过歌曲了解到陕北人民的婚姻文化和地域文化：因为环境恶劣，陕北人民过着面向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虽然勤劳，可生活及其艰辛，父母把女儿比做野菜，认为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野菜也不能生长，不如嫁出去的好……。比起中小学艺术教育来说，普通高校艺术教育更多地体现了一种文化取向，她不仅能带给学生以美的享受，更能使学生了解、走进这些传统艺术作品，深刻发掘作品的文化内涵，从而树立起忧患意识和保护意识，使他们在步入社会后，能为我国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从而推动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加大全民参与的力度。

三、当前普通高校艺术教育在传承文化时应避免的几个误区

误区一：多元艺术教育“以欧美为中心”

这一问题在我国由来已久，就连作为外国人的雷默也深有感触，他说：“在中国，1986年和1998年都有人经常向我表示关心的问题是，西方音乐在流行的层面上和在古典的层面上都日益占支配地位，以致中国的传统音乐面临着不受重视乃至灭亡的危险。”显然，雷默在当时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可时过境迁，艺术教育的现状仍是如此。当然，随着基础教育的改革，新课程理念的推广，这一问题在中小学已有所改善。可作为一直以来不受重视的普通高校艺术教育而言，其课程设置依然是以欧洲艺术体系和艺术内容为主，我国民族艺术文化至今也没有建立起完整的课程和教学体系。难道承载了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艺术果真如此“低下”，注定只能埋没在西方艺术的阴影之下吗？对于这一点，吴跃跃教授深有体会，他说有次去国外演出的时候，一位外国教授在演出结束后激动地走过来对他说：“我听了您的二胡后，觉得中国音乐太美了，为什么我们不学中国音乐？”这句话说明，我国的传统艺术的国际性魅力是为世界所认同的，我们没有理由鄙夷自己的母源文化，而成为别国文化的俘虏。面向大学生的艺术教育，要勇于走出“以欧美为中心”的误区，要培养学生认同自我文化，自觉成为我国文化艺术遗产的保护者。

误区二：本土艺术教育局限于“汉族艺术文化”

第6篇：艺术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范文

关键词:图形创意;平面设计;实践;发扬传统

一、图形创意的发展

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什么叫“图形”。图形是指通过绘制所表现的形象。例如,在《简明汉英词典》中,“图形”被解释为:l.画像,图绘形象;2.描画出物体的轮廓、形状或外部的界限。“图形”在英文中为“graphic”源于拉丁文“graphicus”和希腊文“graPhikas”是指一种可以通过印刷及媒体通过大量复制从而广泛传播的,用以传达信息、思想和观念的视觉形式。总之,它是经过设计以说明某种信息、思想和观念的、用于传播的视觉符号。那么,什么是图形设计呢?“图形设计”简单地说就是一种视觉传达设计。设计师通过艺术的手法提炼加工,把抽象的语言或行为,用简单易懂的视觉符号形式表现出来。

图形设计的历史可以说和人类的发展史一样长。自从有了人类,也就有了图形设计。远古时代人类在洞穴和岩壁上用图形来记录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自从有了语言后,语言所不能完全表达的东西,人类开始用图形来表达,然后才发展为后来的文字。语言对事物的陈述是概念性的,文字对事物的陈述也只能是抽象的。只有图形对事物的描述才是真实,直观,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它所传达的信息直观一目了然,所以在传达的信息直观一目了然,所以在传播学里图形研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图形设计基本上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第一次源于图形向文字的转化。原始人类在生活实践中,随着人与人的频繁交流,发明了象形文字,文字的出现使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人类找到了另一种能够准确而简便地传达信息的视觉传达方式。古埃及的壁画中,成群的牛马、自由自在的驯鹿,映射出他们的生存状态,让人感觉到几万年前洞穴人猎获的喜悦、生活的雄健和淳朴。从图形的辉煌中我们感觉到伟大和神圣,感觉到显赫与征服的魔力。图形设计成了传承文化,见证历史,承载统治者和劳苦大众的宣传载体。

第二次重大发展源于造纸与印刷术的发明。我们的祖先在劳动实践中发明了造纸与印刷术,它的出现使信息在更大范围中传播,加速了人类的文明进程。从唐代至宋代,书画艺术、木版年画、剪纸艺术迅速发展起来,图形设计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不仅在丰富了古代中国文化,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造纸与印刷术后来传入欧洲,促进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涌现出一批杰出的艺术大师和传世作品,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艺术性和科学性的结合是文艺复兴时期图形设计的特点。1890年平版印刷的出现,使图形设计获得更加精美的视觉效果。我们可以看出图形设计不仅推动了艺术和经济,同时也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第三次重大发展源于工业革命,19世纪的工业革命大机器代替了手工业生产,从而带动了设计事业的飞速发展。照相机、电影机的出现,为图形设计创造了新的条件,开辟了新的大地。1919年德国魏玛的包豪斯设计学院,提出了“设计与技术统一”的口号,对现代设计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图形设计走上现代设计之路。随着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信息需求量不断扩大,图形设计变得更加丰富和活跃起来。由此看出图形和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密不可分。21世纪是人类从工业时代向信息化时代突飞猛进的时代,互连网起着连接全球的作用,信息化的时代,图形设计应用更加广泛。图形能最快地被识别和理解,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消除了语言、文字的隔阂,促进了全世界人类之间的交往,缩短了各地区之间的距离。

二、图形创意的主题是以传播信息和文化交流为目的

在一定的艺术哲理和视觉原理中,图形创意通过上下几千年、纵横千万里的想象和艺术创造,呈现出变化万千的景象,同时也是复杂而妙趣横生的思维活动创意。

图形创意在平面设计中是视觉中的一种符号形象,是视觉传达过程中较直接、较准确的传达媒体,它在沟通文化、传达信息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图形创意是符号的表达形式,设计者是借它向受众传达自身的思维过程与结论,达到指导或是劝说的目的;换言之,受众也正是通过设计者的作品,与自身经验加以印证,最终了解设计者所希望表达的思想感情。显而易见,图形创意,充当着设计者思想感情的符号,而这个符号所要表达的信息能否被受众准确、快速、有效地接受与认知,成了设计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志。这正是设计者在设计思维过程中对图形符号挑选、组合、转换、再生把握的有效程度所决定的。

图形作为设计的语言,要注意把话说清楚。在处理中必须抓住主要特征,注意关键部位的细节,否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奇、异、怪的图形创意并不是设计师追求的目标,通俗易懂、简洁明快的图形语言,才是达到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必要条件,以便于公众对平面设计中图形创意的认识、理解与记忆。设计师在进行图形创意时,始终不能忘记平面设计的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的功能,这既是初衷,也是唯一目的。

三、图形创意在教学中的思考

在平面设计课程中,很多学生用电脑来进行设计,过于追求图形的形式、色彩、版面、文字等构成要素,错误地理解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完成的平面设计为现代平面设计,是符合时展的现代风格;有很多把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的主题退居次要地位了,所传达的信息已是难以辨认的图形,只是眼花缭乱而并不意味什么,毫无目的性,设计作品常常是强调自我,主题也是自我,图形反映过多的是自己的喜爱,耍“艺术家脾气”,整个图形令人费解。典型的是在一些平面广告计中,图形注重形式,难以看懂,令观者疑惑不解,这样的广告设计是玩弄奇、异、怪,画面中的图形创意丢掉了最本质的东西――传播信息和文化交流。这些学生在设计过程中,往往表现为没有主题的查阅各种图片资料,看见动物就想到动物保护,看见美女就想到化装品。设计只是是受到图片的启发,强加一个主题,自我欣赏画面“效果”,这样的设计是经不起推敲的,是站不住脚的,是没有生命的,是违背规律的。

因此现代图形设计不仅仅是一个设计师能力和个性的体现,一个小小的图形,一个美好的创意,更可能为一个时代的发展增添辉煌的一笔。光辉灿烂的时刻总是让人激动而兴奋,但要取得这一刻的成就,却要花费很长的时间,甚至耗尽一生心血。图形设计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它是人类愉悦生活、追求理想,展现个性的方式,它早已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历史融为一体。从事这样的工作将会多么伟大而光荣。

参考文献

[1]周琮凯编著.图形创意.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布罗•康斯特.当今平面设计的思考.《中国设汁之衡》.2001.

第7篇：艺术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范文

【关键词】创新 创造 实践 发展

科W创新的存在方式，就是在人的存在中科学创新的意义。对科学创新存在方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科学创新存在根据的追问。海德格尔曾说：“任何存在论，如果他不曾首先从澄清存在的意义并把澄清存在的意义理解为自己的基本任务，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丰富的范畴体系，归根到底他仍然是盲目的，并背离了他最真实的意图。”因此，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分析“艺术作品的存在论及其诠释学”的意义时，强调对艺术作品存在意义的追

问，并认为这种追问的线索不是作为艺术的艺术，即艺术的本质问题，而是艺术的存在方式。同样，科学创新的生存论研究，不能从科学创新作为科学创新的本质出发，而必须研究科学创新在人的存在中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这种思路与研究线索反映了科学创新意义研究中逻辑主义与存在论的分歧。逻辑主义从科学的结果着眼来领会科学发现，用逻辑和形式的方法研究科学发现的逻辑形式和科学命题的逻辑结构，往往现行规定科学发现的本质，进而区分科学发现与非科学发现，以此来表征科学发现的意义。这种观念由于没有现行考察科学发现的条件，因而只能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独断论。与这种“逻辑上的概念不同”，海德格尔说，“生存论概念把科学领会为一种生存方式，并从而是一种在世方式：对存在者与存在进行揭示和开展的一种在世方式。”也就是说，从生存论的视角看，科学、科学创新是从科学研究者具体的历史的生活和存在方式中产生出来的，科学创新如其所是的存在根据，不首先在于科学创新作为科学所具有的本质规定，而首先在于科学创新是从植根于人类日常生活世界的前科学创新方式演变而来这一事实。

科学创新源于前科学创新方式的历史演变。“科学的原型在我们的事业中往往是隐匿的，因此我们倾向于把他们当作普遍常识或无知和迷信的产物而加以取消。”瓦托夫斯基在科学从前科学发展起来的起源性说明中，讨论了三种类型的前科学知识：a用某些想象的力量和存在物来获得的知识；b从经验中概括出来的知识；c某种有条理的操作规则或技术规则的指示。

这三种知识的每一种都代表一种创新的前科学存在方式。创新的这三种前科学方式，本质上是对人的历史性和实践性中的存在方式的解释与展开。不论是神话诗式的创造，描述性的经验概括，还是操作规则的总结，都植根于人存在的生活世界，证明和揭示了人是理性的存在，并在人的存在与外部自然的存在、人的不同文化样式、文化存在的关系中创造着人的存在，实现着人的自我创新。将自然与人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立法相联系，使人们在自然界、社会和日常生活中认识的“自然规律”概念借用了人的规则的规定性或立法性的观念，并因此把自然界设想成是合乎人类理性的东西，从中我们继承了自然界“遵守规律这种常识性概念”。创新的前科学方式，在观念和思维方式上，不仅为科学创新也为科学自身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第8篇：艺术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范文

关键词：美学价值；语言艺术；学习动机；语言工具

一、英语的历史渊源与历史地位

人类社会一直在不断变化，语言作为人类表达思想和交流思想的工具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英语是当今文化交流的主要语言，尤其在跨文化交际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历史背景及艺术特征是人类语言的宝贵财富。

英语与世界的融合主要是通过被三次语言入侵及后来两大英语国全方位的扩张形成的。三次文化入侵分别是公元6世纪末基督教会（Christian church)及拉丁语的传入――第一次文化入侵。第二次文化入侵：从公元793年开始，北欧的维京人（Viking）开始入侵不列颠岛，英语的词尾变化逐渐消失。1066年，法国的诺曼底(Normandy)公爵入侵不列颠岛，使得法语对英语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这是英语受到的第三次文化入侵。

英语语言的历史发展和其特征具有美学艺术（Aesthetics art)的魅力。其文学与艺术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古代、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Renaissance）、新古典主义时期（Neoclassicism time）、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 time）、20世纪初期、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和现代及当代的文学与艺术。早在中世纪的杰弗瑞•乔叟（1340-1400；Geoffrey Chaucer)到文艺复兴的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时期，英语就已经奠定了其文艺和艺术语言(Art language)在历史上的地位、影响与作用。所以，英语在近、现代社会完全扮演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语的角色和联合国主要的官方语言（English as a world language and United Nation official language）。更为重要的是，英语语言文化的历史地位是在世界及历史的发展与变迁中吸取了其他先进语言的艺术精华而发展和确立的。这也使得它能够成为世上独一无二的通用语。

二、英语及语言艺术

英国人历来以绅士风度闻名于世。言行举止得体、温文尔雅，语言谈吐文明优雅而有感染力则为一名绅士所必备的条件。这要求人们在平时讲究语言谈吐和言行举止，注意艺术语言及语言艺术的应用，包括言辞措词的修饰与表达，以增强语言的艺术表达及语言的艺术感染力。在英语的艺术美中，修辞是一门生成的艺术，修辞是通过包括言语在内的符号传递，有意识地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影响他人决策与行为并打动他人取得预期效果的言语交际。这种能够引起共鸣的修辞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表现力。如高级英语中的一些句子就是很好的证明：（1）We shall fight him by land, we shall fight him by sea, we shall fight him in the air, until，with God’s help, we have rid the earth of his shadow and liberated its peoples from his yoke.这个句子的表现力非常强。三个排比句气势恢宏，显示了丘吉尔打败纳粹的坚强决心。而后面两个暗喻，将希特勒的影响比作阴影，纳粹的压迫比作牛轭，恰当而生动。(2)Ship in the Desert.“沙漠之州”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题目，船停泊在沙漠中是人们很少见过的景象，因此能够有效地唤起读者的好奇心和学习的兴趣。(3) You pass from the heat and glare of a big, open square into a cool, dark cavern which extends as far as the eye can see, losing itself in the shadow distance. 作者用heat, glare与cool, dark 形成对比写出了中东集市的特点，绘出了一种从外向内的动态美。人们从日常生活中开始发现与挖掘语言的美学价值，甚至在各种艺术创作中也尝试并充斥着这种美学价值观念。英语的艺术语言和语言艺术也由此相应发展了起来。这正是英语语言美学艺术及其美学价值（Aesthetic value）的集中体现。而英国语言的全球化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大英帝国之后又是美国的雄霸世界，随之而来的就是英语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入侵及思想文化的加速传播，以至英语文化成了世界文化近几百年来沟通与交流最重要的主流文化。英语的语言艺术和语言美也体现在高级英语中的一些句子上面。

（1）Then as you penetrate deeper into the bazaar, the noise of the entrance fades away, and you come to the muted cloth-market．

句子中动词penetrate十分生动，包含了要刺破隔膜，即穿过人群才能走到市场深处的意思。

（2）The very act of stepping on this soil，in breathing this air of Hiroshima, was for me a far greater adventure than any trip reportorial assignment I’d previously taken.

这个句子用词非常谨慎细致。Soil是个有情感味的单词，比country, land更能表达作者心中的感受。

（3）In what conceivable way dose our car concern you?

公爵夫人在这里用了一个反问句，对Ogilvie进行尖锐地反击，加强了语气的同时更凸显了她的严厉及其对对方的厌恶。

（4）I knew more about retreating than the man that invented retreating.

这句话马克・吐温说得极为幽默，具有讽刺的意味。众说周知没人发明撤退，撤退是一军队用语，指畏惧对方或考虑到战略的需要而后腿，这里充分说明了当时马克・吐温所在的军队是一支纪律松懈和腐败的部队，所以马克・吐温选择了离开。

三、英语艺术语言和语言艺术对英语学习与文化交流的影响

由于英语的特殊社会历史背景及其独特的发展历程和文化内涵，使得英语思想文化演变成了人类近现代和当代的主流思想及文化。人类只要还有对美的向往、愿望与追求，就永远不会失去对生活的追求与勇气。通过英语美学艺术语言及语言艺术的欣赏、学习与交流，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营造英语学习的最佳环境，提高学习者的自身语言意识、语感与情感交流以及审美观(Aesthetic standard)、思想情操 (Thought sentiment)、道德观念(Morality)，拉近各民族与国家间的距离，更使得我们在追求民族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在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竞争中能走在世界与时代的最前沿并立于不败之地，成为一名真正的世界公民。这也是世界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下边以一首中国古代诗人杜甫的《登高》中英文对照来反映英语艺术语言的音美、形美、意美特征。

登高The Height Climbed

风急天高猿啸哀，The wind is swift, the sky is high, and gibbons sadly sigh;

渚清沙白鸟飞回。The isle is clear, the sand is white, and birds to and fro fly.

天边落木萧萧下，The boundless falling leaves are rustling down and down;

不尽长江滚滚来。The endless Youngtze waves are rolling on and on.

万里悲秋常作客，Many miles from dear ones grieve me oft in fall as stranger;

百年多病独登台。Many years of illness see me here a lonely climber.

艰难苦恨繁霜鬓，Hard and troubled times have made my temples frost white;

潦倒新停浊酒杯。A poor and anguished heart has stopped my drinking of wine.

这首诗语言简洁洗练、节拍紧凑、音韵和谐。译诗几乎都是选用单音节、快节奏的单词，构成两行七音步抑扬格的诗句。除句尾押韵外，还有行内的sky, high, white都和sigh, fly同的。此外，第一行的头的“s”（swift, sky, sadly, sigh）都能产生优美的音响效果。而且像wind和swift，sadly和sigh连用，以及fro和fly的连用本身就能传达出一种特别的语境效果，使人由声音产生联想，似乎身临其境，感受到那急速的风声，那哀叹的猿声。（郑诗鼎P185）在“poor”和“anguished”一起用来修饰“heart”的句子中，使人联想到精神上的痛苦和身体上的疾病导致了诗人心力交瘁。总之从诗中可以看出英语言的艺术美的特征。

故而，学习或是欣赏英语的语言文化，促进并提高、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从而使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得以发扬光大，这恰是思想开放与先进的表现。世上任何国家与民族的强盛都是在开放思想与沟通交流中走向世界甚至引领世界的。英语如果没有被多次的文化入侵(Cultural invasion），并依托先进而强大的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为动力基础，在发展中实现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不会有今天的历史地位。

四、英语艺术语言及语言文化与学习动机的激发

由于英语的世界语言主导地位，导致全世界范围的英语学习热潮。连创建“疯狂英语”的李阳也不禁惊呼“整个亚洲都是英语学习的海洋！”但同时他也提醒英语学习者：“英语首先是一项技能（English is a skill．）。第二，英语只不过是一种工具（English is just a tool.）。只有熟练掌握并运用这个工具去学习、交流、谈判、推销，我们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第三，英语很简单，类似中国的拼音。(English is easy, just like Chinese pinyin.）第四，英语不是外语（English is no longer a foreign language.），是全世界各个民族用来交流的国际语言。中国人应该把它当作第二母语才能更好、更快地掌握英语。第五，英语能让中国人更加聪明、更加有智慧和气质。

所以，英语学习无论是教还是学，关键是寓乐于教与学中。在学中享受对美与追求的快乐，在快乐中收获知识的乐趣。故而，教与学不必拘泥于传统的严肃教学氛围，而是应该开放思想，大胆尝试，让学生去欣赏并享受艺术语言的快乐氛围与魅力。不必只为教而教，更不应该只教而不育；学生也不须只为学而学，而应乐在其（学）中，学而乐得其所。

英语作为一门国际性的语言，已充分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它的艺术特征是语言学习中的宝贵财富，在教学中教师应充分挖掘其艺术特点，指导学生分析和理解，从中获取语言隐含的文化内涵，提高跨文化交际学习的意识。

参考文献：

1.李赋宁，《英语史》[M]．商务印书馆，1998.

2.杨育彬，艺术语言的美学功能[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第9篇：艺术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范文

第一，通过艺术设计表达人的情感、思想、意念，赋予艺术设计产品真善美的价值，实现艺术创意的价值追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歌颂人性，高扬人本主义，将人从神性中解放出来，恢复了人在宇宙中的主体地位，是对人类价值的张扬，其中蕴含着对人类自身的挚爱之情、深刻的人文主义思想，折射出人类理性主义光辉和完美的艺术性。这使得《蒙娜丽莎》成为世界艺术瑰宝，其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第二，艺术设计确保了文化创意产品的商品价值量。一件创意产品在市场上价值的高低取决于该产品的造型状况、包装效果和实用性。随着物质匮乏时代的结束、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及人们对精神价值需求的越来越高，商品的使用价值已经退居第二位，差异性、多样性、时尚性成了价值中枢。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它直接决定了商品价值量的大小。而人类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脑力劳动是复杂的人类劳动，是价值的超前虚拟建构者。因此，作为复杂的人类脑力劳动的艺术设计包含了更大的劳动量。在社会平均的劳动强度和熟练程度下，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越大，其价值也就越高。艺术设计之所以能够确保创意产品的高价值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艺术设计作为一种创意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凡是创意产品都是市场上的稀缺商品，供求关系决定了创意产品是卖方市场，其市场价格与市场潜力自然不菲。

第三，艺术设计引导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化潮流。艺术设计具有虚拟性、超前性、独特性、时尚性，这使得由艺术设计虚拟创造出来的创意产品可以引导人们的消费趋向，从而引导产业发展的潮流。艺术设计是创意设计，是想象、虚拟建构出的前所未有的产品造型和作品，是超前设计和超前产品，具有时尚性。该产品一旦得到消费者的认可，便作为一种稀缺资源，高品位、新品牌产品而走俏市场，通过引导人们的消费行为，从而引导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在内的所有产业的发展潮流。艺术设计可以实现商品的符号化、差异化、多样化。随着符号消费、时尚消费、差异化消费的发展以及消费社会的到来，艺术设计将引导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大方向。

第四，艺术设计是增加创意产品附加值的根本手段，可以有效提高产业经济效益。艺术设计不是改变产品的使用功能，而是在保持原有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对产品进行艺术化加工，使产品的外观、造型、形状、包装等具有艺术性和审美价值，从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文化创意产品的高价格，一是来源于文化创意，增加文化价值的含量；二是来源于艺术加工，增加产品的艺术价值的含量；三是来源于产品品牌，通过品牌效应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及其在市场上的份额。无论增加哪一种价值含量，所采取的手段都是艺术设计。由此可见艺术设计在产品附加值的生产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从设计来讲色彩可以调整心情，结构满足你的舒适感，造型可以让你充满着想象。色彩、造型等艺术性处理，可以使产品满足消费者身心愉悦的需要，而消费者要想满足这种需要就要多花钱。这样，通过艺术设计的手段，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使产品成为具有高附加值的创意产品，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