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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运用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治理经济过热已取得初步成效,但进一步缓解经济过热局面还需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配套。因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这不是一般的调节货币供应量能解决的,而是要将过热产业中的货币引导到偏冷但有发展空间的产业中去。同时我们应该将央行干预经济的指标广而告之,让经济主体把经济活动的规模控制在央行认可的范围内,而不是在经济过热之后再使其降温。
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通过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影响整体经济,它势必在将过热的产业压下去的同时,使偏冷的产业变得更冷。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则可改变货币的流向,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可选择建立差别贷款利率和差别贷款限额机制。其方式是,在目前央行决定基准利率并允许商业银行在一定范围波动的基础上,央行再对已经过热行业的贷款利率提高若干个百分点。这样做不同于目前实行的浮动贷款利率,因为浮动利率的决定权在商业银行,而差别利率的决定和实施权在央行,央行认为哪个行业过热就可以要求商业银行对哪个行业实行高利率贷款。因为央行地位超脱,不会受利益驱动而对过热行业实行低利率贷款。如果差别利率还不足以遏制某些行业的过热,央行则可以要求商业银行限制甚至停止对这些行业的贷款。这样做可以避免一般性货币政策“一刀切”,拖累其他没有过热的行业,总体利率水平和经济运行状况都可保持相对稳定,并有望缓解长期困扰我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央行还可以尝试做的另一项基础工作是事前编制和公布重要行业的经济热度指数。让公众知道管理层期望的经济热度和进行干预的经济热度,告知商业银行和企业应在央行期望的指标范围内运作。以往的做法是在经济已经过热的情况下,大声疾呼调控,却没有把相关的一切事先公布于众,结果难免是经济主体事前一路狂奔,突然遭遇央行的“急刹车”,尽管经济可以降温,但是“经济趔趄”的成本难免过高。央行公布调控目标可以使公众形成保证政策生效的理性预期,经济主体不会轻易再冒被央行打压的风险,即便在货币供给过多或利率偏低的情况下,也不会不适当地扩大借款和投资的规模。事前公布央行干预经济的指标,还能缩短央行事后与其他管理部门沟通协调、达成共识的时间,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
首先,财政性存款分开管理的环境及意义已发生变化。区分财政性存款与一般性存款应该说是特殊历史时期采取的一种特殊措施。在我国经济发展时期,资金需求旺盛,信贷管理相对松懈,只要能吸收到,不论什么资金,基本上就会用来发放贷款。当时中央银行的货币调控手段也非常单一,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远没有现在这样得心应手,金融监管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金融秩序比较混乱。在那种情况下,金融机构无疑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吸纳一切资金。财政拨付的行政事业机关、团体的存款及基本建设存款、部队存款等及金融机构的各项预算收入、预算内外存款等,金融机构是不需计付利息的,是一种财政无偿资金,对这部分无成本资金,各金融机构更热衷吸纳。将这部分资金分开,将其闲置的资金收缴上来由中央银行掌握,更有利于中央银行进行调控,因此财政性存款与一般性存款的分开管理,这在当时是一项非常有效的调控措施。但随着金融机构经营理念的改变,信贷管理措施的加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再乱发贷款,资金紧张的局面已大为改变,金融机构资金基本上都有富余,很少会转移或造假去占用有可能受到监督管理机关处罚的财政性存款,即使有时未按财政性存款管理的相关规定缴存,也只是由于经办人员业务不熟悉或工作失误而导致。此外,随着中央银行调控经验的积累,中央银行调控货币政策的工具更多,调控的效果也更为有效。所有这一切均说明,目前区分财政性与一般性存款的环境和意义已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其次,是财政性存款在办理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影响了财政性存款的规范管理。
一是政策掌握不准,漏缴少缴现象时有发生。近几年,由于人民银行及各金融机构改革力度较大,人员变动频繁,业务街接不畅,导致缴存款政策掌握不准确,少、漏缴的现象时有发生。如2009年3月3日,某中国银行支行办理上旬财政性存款业务时,报表显示的“8532应收(付)国债款”科目余额为576,908.30元,但该行未将其纳入缴存科目,漏缴了577000元;2009年2月24日,某农业银行支行报表上对应的应缴科目合计金额为20,701.52元,按100%缴存比例及四舍五入的要求,该行此旬应缴财政性存款金额为21,000元,但该行只缴了20,000元,少缴1,000元。
二是查、处、督脱节,影响缴存款政策的有效执行。目前基层央行管理财政性存款的模式是:由营业部门对财政性存款的进行审核办理,由货币信贷或会计财务部门进行现场检查,由事后监督中心进行监督。对日常业务中少缴、漏缴的财政性存款,营业部门不能按规定直接进行处理,而只能根据少、漏、迟缴金额及日期,抄送清单给货币信贷部门进行处理,由中支法律部门进行把关。这种涉及多个部门,查、处相互分离的模式,由于每个部门站的角度不同,政策把握的宽严程度不一,处理没有严格落实,导致违规行为难以得到有效制约,货币政策难以得到严格执行。此外,经过长期的人员变动及缴存款范围的多次调整之后,各金融机构及人民银行的经办人员对缴存款的基本原则及范围大部分“一知半解”,应纳入而未纳入、个别金融机构甚至故意转移财政性存款、制作假报表的情况也未完全杜绝。而人民银行随着职能的转换,对各金融机构的检查已很少进行,职能部门之间也相互推诿,对各金融机构是否按文件规定将财政性存款纳入了缴存款科目、报送的缴存余额表及月末日计表是否准确都心中无数,导致一部分财政性存款可能误入一般性存款。
三是报送的报表不规范,增加了审核工作量。目前各金融机构缴存财政性存款时报送的报表五花八门,有的是“业务状况表”、有的是“日计表”、有的报表只到了一级科目,有的则到了二级科目。另外,目前工商银行实行扁平化管理后,城区支行财政性缴存款归口城区分行统一缴存,但由于系统开发时未考虑周全,城区分行无法打印城区所有支行的汇总报表,只好采取将城区所有支行的报表收齐后全部报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在审核财政性存款时,必须逐个支行、逐个科目对报表进行审核,然后将分散的城区支行报表缴存款科目余额进行汇总后才能进行核对,无形中增大了审核的工作量。
四是缴存科目名称与代码重叠,容易产生混淆。目前部分金融机构的财政性存款科目名称与代码存在重叠,如中国银行的“8531、8532、8533”的科目名称均为“代收(付)国债款”,导致实际工作中极容易只将其中某一科目纳入到了缴存款范围之内,而将其他科目排除在外。如2009年3月3日和2009年5月25日,有两个中国银行支行在办理财政性存款时,分别将“8532”和“8531”科目余款未纳入缴存范围,各漏缴577000元和84000元。另外,有的金融机构未按规定明确二级科目代号,同一科目代号核算着二种不同的级次的资金,如信用社的“2013”、“2014”、“2015”作为一级科目核算乡镇国库的资金,缴存一般性存款;而作为二级科目则核算县级国库的资金,缴存财政性存款;不仅级次似乎颠倒,与传统思维习惯有冲突,而且用同一科目代号核算,不便区分,导致实际工作中容易出错。
五是部分支行级金融机构的行政公章上收,报表要素不合规。按规定,财政性存款附送的报表须加盖行政公章,而为了加强控制和管理,目前工商银行等商业银行支行级机构的行政公章均已上收到市级分行,在这种情况下,各金融机构县(市)支行一无人员,二无时间为加盖报表行政公章而往返于市、县之间,导致办理财政性存款的报表难以符合相关制度规定。
财政性存款生存背景的改变以及实际操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影响了货币政策执行的严肃性,为加强财政性存款的规范管理,笔者提出以下方案,供上级参考:
方案一:将财政性存款视同一般性存款,按一般性存款进行管理。在资金环境发生变化及中央银行调控手段越来越有效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可简化手续,不再区分财政性存款和一般性存款,即将各金融机构所有吸收的存款视为同类资金,按一般性存款进行管理。具体办法是:根据目前各金融机构划来的财政性存款与一般性存款的总额与金融机构所有吸收的对公对私存款(不包括清算资金)的余额,测算出一个比例,作为金融机构缴存一般性存款的比例,中央银行通过这个准备金率进行调控,以减少基层办理缴存时的各种繁杂手续,防止出现各类问题。
方案二:仍然沿用目前区分财政性存款和一般性存款的做法,但采取以下措施进行规范和管理。
一是重新明晰财政性存款的缴存原则和范围。财政性存款涉及到货币政策的执行,中央银行根据实际情况经常有所调整,但因基层人员变动、文件传导不畅、政策掌握不连贯等原因,导致对财政性存款范围掌握不准确,缴存款管理规定难以得到严格执行。而总行对财政性存款范围是非常清晰的,因此,笔者建议,在每次财政性存款范围变动时,将缴存款原则和仍纳入缴存的科目列述在新的文件规定中,这样一来,不管遇到人员变动还是原有文件传导不畅等问题,基层经办人员对政策的变化均能应对自如。
二是规范金融机构报表格式。重申和强调金融机构报表格式向人民银行报备的管理规定,严格对报表格式的审核工作;同时对各金融机构办理缴存时附送的报表,统一明确打印到二级科目;为减少人民银行柜台经办及监督人员的审核和监督工作量,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城区行分散的报表由城区办理缴存款业务的分行汇总报表报送,系统无法生成的则报手工汇总报表。对缴存款科目无余额的也必须报送报表,以方便人民银行进行核实。
三是加强对财政性存款的归口管理。目前对财政性存款违规行为的处理涉及到营业部门、货币信贷、会计财务、法律、事后监督等多个部门,每个部门工作性质不同,对财政性存款违规行为的看法有别,处罚程度的松严不一,有的甚至未进行处罚,导致财政性存款的管理无法落到实处。鉴于财政性存款违规行为的处理并不复杂,笔者建议对财政性存款的日常管理由审核办理的营业部门负责,采取简易程序直接进行处理,防止相互推诿,管理不到位。对于金融机构可能存在的转移财政性存款或故意调整科目制作假报表的问题,则仍由目前的货币信贷或会计财务部门负责组织进行现场检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严肃处理,促使金融机构及时、全额缴存财政性存款。
[关键词]存款准备金;货币政策;实施效果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17-0118-03
1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概述
1.1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含义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指中央银行规定的商业银行和存款金融机构必须缴存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率。存款准备金的初始意义在于保证商业银行的支付和清算,之后逐渐演变成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应量的政策工具。一般来说实施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国家中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一旦获得储户存入的存款,就需将一定比例的存款再存入作为货币管理当局的中央银行。这种货币管理制度就是通常所说的存款准备金制度。
1.2建立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目的
(1)保证银行的资金流动性和现金兑付能力。在金融业发展初期阶段,由于同业银行间的资金拆借以及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机制尚未完全发育成熟,银行资产对临时性的现金需求弹性系数小,应变能力差,往往在资金流动性需求突发性上升或出现大量现金挤兑时发生金融恐慌和危机。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建立为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提供了一个缓冲和保险装置,这也是法定存款准备金产生的初始动机;
(2)控制货币供应量。根据货币乘数理论,货币供应量为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而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是决定乘数大小从而决定派生存款倍增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派生存款和货币供应量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弹性系数很大,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微小变化将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加或减少。因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称为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应量的一种手段;
(3)有助于中央银行进行结构调整。中央银行借助于准备金的缴存集中银行资金,通过直接贷款或调整在贷款等计划分配手段,就可以实施结构调整为目的的信贷控制。
2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实施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建立于1984年,一直到90年代末,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主要功能不是调控货币总量,而是集中资金用于央行再贷款。因此,长期以来,我国一直维持着较高的准备金利率和超额准备金利率。从1984年至今,央行已经对存款准备金率进行了46次调整,而在2007—2008年调整次数就多达13次,足见该政策工具对我国中央银行宏观经济的重要性。2.11984—1998年:中央银行筹集资金手段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于1984年,最初的设定的目标是为了筹集资金,用以支持信贷结构从而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为大型建设项目融资。存款准备金制度成为人民银行从中央财政获取资金的重要手段之一,与此相对应,人民银行对存款准备金支付相对较高的利率。
2.21998—2004年:一般性货币政策操作工具
1998年同业拆借市场的恢复运行,改变再贴现利率的生成机制,我国基本上构建了间接型货币政策操作程序结构,存款准备金制度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般性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然而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利率工具难以在短时期内成为我国调节银行信用总量的有效工具,所以为了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存款准备金制度成为频繁应用的主要货币政策操作工具。
2.32004年至今:一般性与结构性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与支付清算保证
面对2003年来我国出现的经济过热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过热特征,央行创造性地将存款准备金制度工具改造成具有结构性调整功能的一般性操作工具,即将银行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的确定与其他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等指标联系起来,从而实现了货币政策职能与金融监管职能的有机结合,也创造性地发展了对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属性。
1985年以来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示意图资料来源:统计年鉴。
2.4央行多次运用法定存款准备金这个强有力的货币工具的原因
(1)流动性过剩。我国国际收支顺差额逐年快速增长,2002年以来,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是外汇储备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外汇储备的大量增长致使人民银行被动投放大量的基础货币,而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增长,所以造成流动性过剩。
(2)固定资产投资过热。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处于高速增长中,自2007年开始我国的房地产投资过热问题就一直没有好转,总体房价上涨过快,偏离了房地产本身发展的轨迹,而一旦泡沫消失,将会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健康发展。
(3)信贷规模过增。2007年以来,货币信贷增速仍然较快,流动性过剩比较突出。连续多年出现贷款绝对数量居高不下的局面。而这种局面与我国商业银行缺乏其他的投资和赢利渠道,过度依赖贷款赢利的商业行为有关。商业银行如果不加强流动性管理,巩固宏观调控的效果,新增贷款的恶性增长随时都可能爆发。因此,央行可以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银行信贷发出明确的紧缩信号,来收紧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对冲部分过多投放的基础货币。
3频繁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效果不显著的原因分析
3.1存款准备金政策的优点
(1)作用速度快而有力。
(2)作用呈中性,即改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对所有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都产生相同的影响。
(3)特定条件下可以起到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无法代替的作用。
(4)存款准备金制度强化了中央银行的资金实力和监管金融机构的能力,可以为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顺利运行创造有利条件。
3.2但是过于频繁地使用这一货币政策工具也会有一系列的缺点
(1)作用效果过于猛烈。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的微小变动,就会引起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较大波动,对经济造成强烈影响。
(2)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的频繁变动会给银行带来许多的不确定性,增加了银行资金流动性管理的难度,因而易受到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反对。
(3)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具有时滞性。如果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的及时性、前瞻性不足,可能引发经济更大程度的振荡。
3.3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实施效果不明显
3.3.1货币供应量
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货币调节工具。它见效快,作用明显,随之产生的副作用也很强大。由于我国的商业银行一般都比较注重利润收入,所以不会保存过多的超额准备金,所以当中央银行调整存款准备金政策的时候,都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一系列波动。
分时段来看,2007—2011年上半年央行是着重于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理论上来看就是希望能够起到减少货币供应量,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而2011年下半年至今我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着重于下调的。从这几年的调整来看,货币供应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是作为一项强有力的货币政策工具来说,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
3.3.2银行信贷
央行不断的调整存款准备金政策使其不断提高,就会导致银行对外的放款量减少。放款量减少就会直接影响到收益率。我国商业银行最主要的利润来源就是存贷款利差收入,存款准备金的调整意味着银行增加了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金额。由于商业银行具有信用创造的功能,因此商业银行实际减少的可以用来创造利润的资金将比增加的准备金数额成倍放大。这将直接导致其可以用于放贷的金额减少,总的收益率下降。商业银行一方面要交纳更多的存款准备金,另一方面又必须向央行借入再贷款或回购央行票据弥补信贷资金缺口,增加了再贷款或票据的利息支出。
4提升法定存款准备金实施效果的建议
4.1完善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并引入动态调整机制
经国务院批准,200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差别准备金制度。中国人民银行为了结合宏观审慎理念和流动性管理的需要,对差别准备金制度做了进一步的规则化、明晰化,于2010年年底明确对金融机构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并作为一种支持、激励性工具加以运用。如按经济区域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政策,按照全国货币调控目标确定基准的存款准备金率,然后由各地区分行按照辖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一般存款总量,在总行确定的准备金率基础上进行上下浮动。另外,应赋予人民银行分支行对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管理权限,充分发挥基层央行的检测调控作用,增强差别准备金政策的及时性与灵敏度。最后,在提高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对差额部分的存款准备金执行低利率或零利率管理,以充分发挥利益机制的约束作用。
4.2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以配合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实施
由于中国的商业银行在2009年之前保持着较高的超储率,货币当局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货币政策效果往往会被商业银行降低超储率行为部分抵消,因此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更大的政策意义在于冻结因外汇占款增加而增多的准备存款。由于2011年后准备金政策的紧缩效果更强,因此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冻结新增的基础货币之余还能够对货币市场甚至资本市场产生明显影响,推动市场利率的稳步上涨。基于这一预期,货币当局应该加强价格型调控供给的使用以引导利率与货币供给的合理变动;此外,近几年多次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为央行实施差别准备金政策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在政策预期的共同作用下,差别准备金政策的效果将更为精准。同时应针对性运用差别存款准备金、定向央票、逆回购及窗口指导,或灵活地运用存贷款基准利率等一些数量型货币工具。
4.3扩充存款准备金结构,改革准备金的计提方式
当前我国存款准备金构成只包括现金和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应该改革这种单一的存款准备金结构,把国债、政策性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券等流动性强、安全性高的金融资产作为存款准备金。此外,消除按时点计提的方法,可杜绝各商业银行在每旬末将存款余额人为压低,使缴存的准备金失实的现象发生。同时,中央银行在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时,对货币供应量的计算也相对准确,从而增强中央银行的调控力度,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4.4改革对超额准备金付息的政策
借鉴目前多数西方国家的做法,对超额准备金甚至法定存款准备金都不予支付利息,我国可以首先逐步降低超额准备金支付的利率,然后适时对超额准备金付息进行取消。通过这种方式,商业银行的过高超额准备金将会增加其成本,因此会诱使商业银行在市场上寻求合适的放贷目标和机会,从而对“惜贷”现象进行有效的遏制,商业银行对此会做出迅速的反应,这样就有效地增强了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的有效性,提高了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
4.5建立和完善存款准备金缴存监督机制
第一,要建立存款准备金缴存日常监督机制。对所在地中央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的,要求其提供可供核实的报表资料,建议缴存存款准备金时向中央银行提供统一格式的存款准备金计算和调节表,以反映存款准备金缴存比率、缴存金额计算等全过程,作为考核依据。第二,要建立存款准备金定期监督机制。中央银行应定期对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缴纳的情况进行核查,依法核实存款资金来源的真实性、核算科目的正确性、报表反映的全面性和缴存金额的合理性。第三,要建立信息反馈机制,要求金融机构对存款准备金制度实施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对中央银行进行反馈,同时,中央银行也应对反馈的信息进行及时处理。
参考文献:
[1]孙昱.对近年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政策的回顾、分析及展望[J].经营管理者,2010(6).
【关键词】货币政策 存款准备金率 通货膨胀
一、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抑制通货膨胀的有效性评价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为主要手段的货币政策,意在回收部分流通的货币,从而有效的抑制通货膨胀。但我们也要注意到,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抑制通货膨胀的方式,其有效性值得探讨。
(一)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抑制通货膨胀的机理分析与理论效果
借助国内相关的研究计算方法,本文主要对2014年我国存款准备金上调空间进行测算。并得出即使在不考虑外汇占款影响因素情况下,单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将难以达到理想的货币政策效果的结论。
具体测算过程为:第一,假设2014年货币传导机制保持稳定,货币乘数效应与往年相当。则根据央行公布的历史数据,可粗略假设2014年货币乘数为4.0。
表1 历年货币乘数(来自央行公布的历史数据)
第二,假设央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包括公开市场业务等除存款准备金率以外的调控手段不变,且2014年外汇占款对货币发行量的综合影响与往年相当,根据2008~2012年人民银行的的M0(流通中现金)数据测算,货币发行量(流通中现金和库存现金)每年增长约0.4万亿元,则可假设2014年年内的M0发行量约为5.5万亿元。
第三,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2013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假设2014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速控制目标为13%。
具体测算结果为:基于上述假设条件及人民银行2013年末公开数据,存款准备金率和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可作如下计算:首先,2013年末货币供应量(M2)约为110.65万亿元,按货币投放增速13%测算,2014年末货币供应量(M2)约为125.03万亿元;其次,结合货币乘数及年初基础货币量可算出当年基础货币为5.8万亿元,2013年存款准备金(即金融机构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需要而准备在中央银行的存款)约为16.9万亿元;最后,年末商业银行各项存款(M2-M0)剔除存款准备金后,得到年末商业银行一般性存款65.6万亿元,用年末存款准备金除以商业银行一般性存款可得到25.76%的存款准备金率。
测算结果表明,若不考虑外汇占款的大幅变动,且央行仅依靠加大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方式,则存款准备金率达到或超过25.76%时,才能实现2014年广义货币同比增长率不超过13%的货币控制目标。这意味着,2014年内我国存款准备金率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并且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
(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有效性降低的原因
在现阶段,上调存款准备金吸纳流动性的低效可以从如下理论加以解释印证。
第一,存款准备金上调的导致的货币回笼效应非常有限。尽管央行也会采取发行票据或公开市场业务的方式调节货币资金流通,并抑制外汇占款增长,但考虑到票据的期限较短,能够限制流动的作用非常有限。从结果上看,上调存款准备金几乎没有有效的控制货币的回笼,控制通胀的效果并不明显。
第二,上调存款准备金难以达到控制非存款性金融机构信贷扩张的效果。根据货币主义理论,目前我国贷款规模可分为两大部分,银行信贷和可通过信贷抵押的固定资产,上调存款准备金只能作用于商业银行等以存贷为基础业务的金融机构,而无法控制除商业银行系统体外的流通的货币。事实上,目前由于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传统的货币政策对非银行融资作用有限。随着信贷方面政策的变化,中央银行对于信贷规模的控制可谓越收越紧,可以预计,今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不得跨过银行渠道,通过其他媒介直接获取资金,即所谓的“金融脱媒”。腾讯两大企业已经着手布局金融“大数据”,意在通过自身获取的交易数据掌握企业的信用情况,可以预见的是,“金融脱媒”为一些中型企业提供了跳过银行的渠道,可以通过直接融资扩大资金来源,且直接融资占比逐步提高,降低了商业银行在实体经济中输血的比例。
第三,中小企业积极参与民间借贷。据估计,仅在江浙一带的民间借贷规模就高达8000~10000亿元,除此以外,其他地区据统计至少有2000家以上小额信贷公司,以自有资本给中小企业输血,其资金规模保守估计也有数千亿元。把两部分加总可得出结论,全国民间资本规模保守估计应在万亿元以上。对于活跃在银行系统体外的借贷市场,上调存款准备金对此更是无能为力。
二、未来货币政策效果前景展望
当前中央银行管理商业银行的方式仍以货币政策为主,主要任务仍然是控制和监督信贷规模、干预流动性泛滥和防止通货膨胀,对此,央行过于频繁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不但体现出一种政策上的不稳定,存在政策不连贯的问题,也会使今后隐忧重重。基于2010~2012年频繁的存款准备金率变化,央行进一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已越来越小。
目前,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20%,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位。由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能够推动经济长期发展的动力仍然不足,需要大量固定资产投资和信用贷款来支撑,这就决定了信贷规模不可能无限制地被压缩。然而,如果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幅度过大,商业银行缩紧银根,势必会影响实体经济,对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损害。另外,央行对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也有一定的隐忧,主因是担心货币价值升高后投机性较强国际热钱纷纷流入我国,从而进一步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也会侵蚀央行进一步进行政策调整的空间。但是,国际热钱流入对于我国是一把双刃剑,除了迫使人民币升值,我们要看到这象征了我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希望,毕竟热钱流入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从利息差中获利。人民币的适当小幅增值不但不会对国内经济增长和就业情况造成较大冲击,相反还有一定好处:从抑制通胀方面考虑,可以控制总需求因素;从经济结构调整方面考虑,可以推动长期以来我国所存在的低工资高就业、低消费高积累、高贸易和资本顺差、高外汇储备的传统国家盈利模式的改变,进而推动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
参考文献
[1]左小蕾.《社会融资总量管理别漏了民间融资》.2011年4月27日《上海证券报》.
[2]解宜钧.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的实证分析[D].东北大学,2007.
【关键词】主权财富基金 风险 监管
主权财富基金的设立最早可以追溯到1953年,而真正的增长高峰却先后出现于1973-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和20世纪90年代。前后两次增长高峰代表了当今主权财富基金的主流。
最初,成立主权财富基金的国家均非政治经济强国,随着中国、俄罗斯等国成立主权财富基金,并开始透过这一工具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其投资风险和监管需求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
一、主权财富基金的风险分类
主权财富基金来源于国家的外汇储备,归属于主权国家,具有一定政治性。尽管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主权财富基金还是遵照商业原则,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但主权财富基金的主权归属决定了其运营将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一特殊的性质使得主权财富基金可能导致几方面风险。
首先,具有主权性的投资基金易沦为政府的工具。主权财富基金中的一部分以战略性投资为经营目的,可能会出于政治或者其他非商业目的对东道国的某些产业、企业进行恶意收购,进而阻击他国货币,从而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安全。
其次,缺乏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有效监管。主权财富基金具有政府背景,同时也是普通的市场参与者,其角色的双重性导致了对主权财富基金监管的困境。政府既是监管者又是市场参与者,这可能引发一系列监管问题。而且,在国际层面上,也不存在专门针对主权财富基金的监管规则和监管机构。
再次,主权财富基金背后隐藏着主权违约风险。主权财富基金大量参与高风险交易暗含了主权违约风险。由于主权财富基金追求高收益,而市场上的高收益和高风险一直如影随形,因此,主权财富基金面临的风险远远大于外汇储备面临的风险。
二、主权财富基金监管的激烈斗争
1.监管与放任之争
首先,拥有大量外汇盈余的国家反对对主权财富基金施加任何额外限制,要求在现有规则下使得该类基金自由流动。
其次,要求对主权财富基金进行严格监管的国家又包括两大集团。对于需要引入主权财富基金的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地区,一方面想引入该类基金刺激本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对其潜在的风险忧心忡忡。这些国家在引入主权财富基金时都比较谨慎,且对主权财富基金的监管现状表示出了强烈不满,要求加强监管的呼声不断增强。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则担心主权基金缺乏监管,动摇全球市场的稳定,希望有规则去保护其政治上、战略上敏感的公司、资产免于成为被收购目标。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分析,中国和俄罗斯推出主权财富基金后,通过这一金融工具,获得在全球金融体系的话语权,意味着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内崛起,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修改国内立法,加强对外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审查和监管力度。
2.一般性监管与严格监管之争
(1)一般性监管
一般性监管主要是控制主权财富基金的不合理流向,但不限制主权财富基金的进入,具体内容大致包括如下方面。
①明确的投资目标和投资策略。主权财富基金的跨境投资行为应该有清晰的政策目标和投资策略,包括这些基金是如何注入投资机构、投资收益如何使用或者分配、所投资的资产范围、所投资资产的运营管理及其运营责任的承担、相关的投资政策和风险管理政策以及以上因素修改的程序等都应该在基金的相关文件中明确规定。
②清晰的治理结构。一方面,要在相关的章程中明确确立基金及董事会与股东的关系,与央行和财政部的关系,与政府其他部委的关系,与金融监管当局的关系,以及与旗下投资对象尤其是与由其参股控股的子公司之间的关系等;另一方面,要规定政府和相关投资机构及其经理人的角色,哪个机构负责制定政策,这些政策如何执行、以及相关的责任安排等。
(2)严格监管
采用严格监管的国家往往通过国内法的规定单方面限制主权财富基金进入国内金融市场,是一种抵制性的歧视态度。
①互惠要求。有国家主张,主权财富基金在其国内投资的领域和灵活性要以投资来源国给予其同等的待遇为前提。实际上,发达国家是想以此作为要求拥有主权财富基金的发展中经济体开放国内市场的筹码。
②拥有公司股权比例限制。美国等国家认为,主权财富基金不同于私营资本,其投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利润,而不是为了控制相关的公司,因此要求其持有公司的股权不能高于一定比例。
三、对我国的借鉴
1.解除货币政策内生性束缚,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
货币政策面临内生性束缚的根本原因是货币政策效力发挥已经超越了自身的“管辖范围”,已变成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附庸。因此,要解除货币政策内生性束缚,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必须首先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坚持科学发展观,走资源节约的集约式经济发展道路。
2.多管齐下,合理疏导国内闲置金融资源和外汇资产
针对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内大量的金融机构存款和央行票据,应该采取多种措施,多管齐下,合理疏导、分流,使之更有效地转化为投资。推动国内金融资源与外汇资产的双向转换,改变外汇资产对国内金融资源的边际递增单向流动状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资本市场对闲置资金的吸收力与配置力,增加金融产品供给,尽早推出创业板市场;加强信贷窗口指导,鼓励绿色贷款、中小企业贷款与三农贷款。
3.加强外汇资产运用与管理,提高使用效率
过多的外汇资产游离于我国实体经济之外,强化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阻碍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且,外汇资产并不是一国最佳的财富储藏手段。我国金融资源的闲置归根结底在于外汇资产的闲置,因此要减少金融资源的浪费与闲置,就要加强外汇资产的运用与管理,提高使用效率。
但是,要形成中国股市的牛市,宏观经济要素是绝对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我认为,两大关键因素决定看法。第一,货币政策是否能够有效而适度地宽松,以配合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第二,拉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货币投机是否可以得到有效抑制。而这两者加在一起则是:中国金融管理当局是否能为中国实体产业营造一个“有利于资本形成”的金融环境。
过去的问题是:我们不断地在推进改革,并为创新提供宽松的行政环境,但是发动机――金融系统出了严重问题,出现了明显的、高能耗之下动力不足的问题。
为什么高能耗?因为大量金融资源被货币投机空耗;为什么动力不足?因为流向实业的金融资源“价高期短”。所以,中国这架全新的飞机要翱翔长空,必须着力解决资本动力问题。
解决资本动力,两个层面是关键。第一个层面,也是需要率先解决的问题是,大力度抑制货币投机,铲除金融短期化的市场机制,让公众投资行为变得更加安静、更有耐心、更有定力;第二个层面,央行必须想方设法释放长期流动性,而不是“无视期限”的简单流动性管理,以最大限度地推动股权融资,满足企业的资本需求,让更多的实体经济主帅能够更加从容淡定,释放企业长期发展潜质,从而有效拓宽中国经济的潜在成长能力。我认为,这样的金融安排才能符合中国经济现实要求,符合中国经济改革驱动、创新驱动的客观要求。
为此,希望央行进一步压低货币市场利率,在当前情况下,这恐怕是唯一的、有效抑制货币投机的市场机制。当然,监管机制也应当发挥重要作用,而当货币基金同业存款被纳入一般性存款,并接受准备金管理之后,货币基金收益率大大降低,而数量也开始不断萎缩。据了解,目前货币基金收益率已经跌破3%。但我认为,这个水平相比于银行储蓄存款依然过高,但无论如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货币政策能不能呈现相对宽松的效果,尤其是通过降准和收购商业银行长期贷款向市场释放长期流动性?表面看,几次降息降准已经给市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预期。但是,鉴于目前中国货币收放依然是两个渠道,而外汇方向的渠道始终云里雾间,所以一般人无从准确判断。因此,不仅需要央行进一步加大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也需要通过利率的变化,大致揣度央行的意图。不过,近日传来一个重要的信息:美国财政部放弃了对中国人民币“大幅低估”的评判,而以“低于其合适的中期价值水平”取而代之。尽管,它们同时表示,长期推动人民币升值的力量仍然存在,且中国终需让人民币走强。
关键词:紧缩政策 双顺差 扩大内需 监管
一、经济背景分析
本年度下半年,央行提高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也是三年以来的央行首次加息,同时也预示着货币政策可能走向紧缩的趋势。不断走高的通胀压力和通胀水平对于央行适时调整货币政策造成一定的压力,此时出台加息政策的一个显著目标就是管理通胀预期。从统计数据看,当前我国货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国内物价上涨的同时人民币对外连续升值,通胀的预期不断上升;经济发展过多依赖出口贸易,外汇储备居高不下,经常账户与资本金融账户双顺差,国际收支失衡。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见表1),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对收入和内部调节作用较为有效,财政政策趋于无效。所以这种背景下的紧缩性政策主观上是为了抑制通胀,但在客观上对国际收支会产生一定影响。
二、对国际收支的负面影响分析
在国际收支平衡表里,国际收支在会计核算最后总是平衡的,但在实际当中,国际收支经常存在出现不同程度的顺差或逆差的失衡,并且现阶段我国国际收支的失衡主要是结构性和收入性的。
根据一般性原理,在实行支出增减型货币政策进行国际收支需求调节时,存贷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是重要方面(本次政策属于此)。这种上调利率趋于紧缩的货币政策一般意义上会造成资本和金融账户中资本流入,逆差减少或顺差增加;而对于经常账户短期则会导致成本增加,收入下降需求减少物价下降,从而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贸易收支逆差减少。然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外资的涌入又会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导致出口成本上升出口减少,贸易收支逆差增加。个人认为出现了一种顺差逆差悖论的有趣现象,这种互抵机制取决于国内出口商品的总需求平均弹性,如果弹性系数e变化较小,则逆差较多;如果e较大,则顺差成分大,就现阶段来看我国的e比较大,顺差居多。
于是紧缩性的政策在贸易顺差和国内通货膨胀并存的环境下,一般会导致顺差的进一步强化也即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加剧;这也符合米德冲突关于内外均衡冲突矛盾的论断,虽然有利于稳定物价,同时也造成顺差扩大;斯旺模型(见表1)中支出增减性政策有利于解决内部均衡而对外部均衡不利的论断也验证了这种效果。国际收支顺差程度的增加必然导致本国货币国内供给量的增加,这会使国内过热的经济更加深化,价格上涨的趋势进一步强化,内贬外升造成国民福利水平的下降。
贸易顺差的扩大化一是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可能造成未来国际收支逆差的急剧增加,不利于未来出口;二是加剧了国际贸易间的摩擦和汇率战,贸易条件恶化增加了未来国际间经济交流的不确定性,尤其对中国这样的以出口需求为主而不是内需拉动gdp的贸易大国更是加剧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波动;三是我们付出高亢的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福利损失,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对于未来的国际收支稳定同样不利。
三、合理化的建议对策
1. 扩大内需是实现国内均衡发展,促进外部均衡的有效途径。促进国内收入分配的均衡,扩大内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过度依赖于出口;利用税收手段,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改变顺差在国内,利润在国外的不利局面。
2. 在有效防范风险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资本流出的限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进行全球性战略性投资,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逐步推动境内机构开展境外证券投资。
3. 坚持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保持汇率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可行的措施是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 增强汇率弹性,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外汇供求, 使汇率有序地向均衡方向调整, 减弱汇率稳定要求对货币政策效应的约束,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 发挥汇率作为价格杠杆对国际收支的调节。
4. 有效监管投机资本的流入
现阶段由于我国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地位日益重要,资本与金融账户中充斥着大量的投机资本,因此我国金融监管当局要尽快完善对投资资本的监测预警和管理机制,及时掌控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源头、动机、途径、结构和规模,及时监督管理
不良资本的流入。
四、总结
在国际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我国的货币当局更要注重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充分考虑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各个经济要素之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有针对的对经济宏观方面进行有效的调节与监管。调节的重点要充分考虑国民福利的得失,站在更加人性化的角度;引导经济走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正常化,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系统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抗打击能力,克服短视的行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要求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对国际流动资本的监管,密切关注其对我国金融系统的冲击,打击不健康资本。
参考文献:
【关键词】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股票市场 回归分析
一、引言
1、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货币政策分为一般性政策工具、选择性政策工具。一般性政策工具即传统的“三大法宝”:再贴现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其中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是威力较大的货币政策工具,对市场的冲击也很大,被形容为“一剂猛药”。然而近年来,我国央行频繁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其中2007年调整10次,2008年调整9次,在2010年调整6次,如此频繁地使用准备金率这一货币政策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比较少见。针对我国这一特殊情况,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不仅仅只是起到了调节货币供应量的作用,对我国股市也产生了波动影响。
自1998年后,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政策宣布日与政策执行日之间就有时间间隔,而股市反应灵敏,股市投资者一般在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消息公布后即做出反应,因此本文将按时间顺序分三个阶段来分别分析股市在宣布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所做出的反应:三个阶段分别为2007年,2008年,2009―2011年。将这段时间分为三个阶段的目的在于2007年是我国阶段性牛市,上证综指由2728.19上涨到5261.56,并达到历史最高点6124.04;2008年上证综指一路下滑,至年末已跌到1820.81;2009―2010年则为指数震荡阶段,既没有突破历史高点,也没有跌破历史低点。因此,按时间顺序选取的三个阶段来分析股市所做出的反应颇具有代表性。同时,研究的主要目的也是借此研究结果来探索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对后市是否带来强烈的“利好”或“利空”的影响。
2、研究现状
国外在研究存款准备金变动对股市的影响主要通过货币供应量对其进行研究。国外主要用三类方法对货币供应量和股市价格关系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分别是回归分析方法、事件研究方法和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分析方法。无论采用那一种方法,大部分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有影响,存在逆向变化关系。
我国国内研究集中两个方面:一是对货币政策的研究,包括货币政策对经济指标的影响,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货币政策的作用和意义;二是研究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包括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渠道,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是否通畅等。总的来说,货币政策无论是对货币供应量还是对股票市场的作用都是有效的,但是作用效用较弱,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
二、文献综述
1、关于存款准备金率的研究
有关存款准备金率的研究最初集中在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方面。Richard T.Froyen and Kenneth J. Kopecky(1983)研究了短期内存款准备金率变动对货币总量的影响,指出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会影响货币的预期价值和货币总量,从而对金融市场(包括证券市场)产生影响。
James Hamilton(1998)研究了影响准备金率的因素,并指出调整准备金率会使利率变化,进而影响到整个金融市场。Gordon Sellon 和Stuart Weiner(1997)研究了已经取消存款准备金率的英国、新西兰、加拿大三个国家的市场利率波动,认为准备金率与其短期市场波动程度没有显著关系。弗雷德里克・米什金(2006)认为,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会引发某些银行的流动性问题,应该较少使用。斯蒂芬・切凯蒂(2007)认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是为了更容易预测准备金需求,而不应该将其再作为货币政策的一般工具。
李阳(2007)指出,央行试图用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控制资金的流动性,以解决目前国内宏观经济过热的整体趋势,但其效应并不是十分理想,必须实行多种货币政策的组合,配合其他部门的各种宏观政策,尤其应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加大社会保障部门的投入才能更好地控制资金的流动性。孙秀玲(2009)认为我国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控制流动性,但实际作用主要体现在警示方面。张丹(2009)通过分析2008年利率政策的有效性,得出了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形式下,利用货币政策的效果是明显的,而在经济下滑的形式下,存款准备金作为货币政策的三大法宝之一,其效果是不明显的。
2、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余元全(2004)的实证分析显示,我国股票市场已经体现出了统计上显著的财富效应或流动性效应,但是很弱。股票交易额或股价指数对投资基本上没有显著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实际投资的托宾Q效应或者非对称信息效应。吕江林(2005)通过实证模型来分析若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股价指数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以及消费价格指数之间的动态关系,发现当一国股市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股指与实体经济存在较为显著的多重协整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我国上证综指与实体经济存在着双重协整关系和单项因果关系,认为我国货币政策应对股价变动做出适时的反应。于长秋(2006)认为从总体上看,从1995年以后,中国的股票价格具有一定的信息功能,股票价格与各层次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协整、因果关系,因此,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应对股票价格波动做出反应。
3、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股票市场影响的传导机制
存款准备金制度是在中央银行的体制下建立起来的,美国是最早以法律形式规定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的国家。最初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作用在于保证存款的支付和清算,之后这个制度逐渐演变成为货币政策工具,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节基础货币,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供应能力,从而通过货币乘数效应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而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又会对股票市场价格产生影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进而货币供应量的变化通过资产组合效应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货币是资产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和股票等其他资产共同组成投资者的资产组合。当中央银行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时,会减少货币供应量,导致投资者所持有的货币量减少,这样一来单位货币的边际效应会递增,这将改变货币与股票等资产的边际效应比率,即打破投资者原有资产组合的平衡。理性的投资者为了实现自己投资效应的最大化,会通过调整资产组合中货币、股票等资产的比例来实现资产组合新的平衡,其结果是促进投资者增加货币持有量,撤出股票市场内部分资金,减少股票持有量,从而导致股票价格的下跌。从心理层面上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货币供应量减少。货币供应量减少会导致交易量的减少,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减少也将进一步影响中小投资者的信心。所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还将通过心理层面影响市场参与主体的决策,进而影响市场本身。
由于本文讨论的重点在于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对证券市场的即期影响,因此更多的是关注于投资者心理层面上的变化所作出的投资行为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其表现形式为上证综指的涨幅波动情况。
三、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作用于上证综指的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1)数据来源。本文研究的初始数据全部来源于东方财富网与新浪财经网,经作者筛选整理以及验证,真实可靠,数据的处理活动全部采用Excel软件完成。
(2)样本选取。此次研究所需要的数据按时间顺序分三个阶段选取,分别为2007年,2008年,2009―2011年。按数据类型分为存款准备金调整宣布日,存款准备金调整幅度,以及消息宣布后股票市场第一个交易日上证综指的涨、跌幅度,具体数据详情见表1。
2、研究方法及模型的设定
(1)研究方法。存款准备金率调整通过影响股票市场资金供给,从而影响到股票价格指数。如果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则增加股票市场资金供给,导致股票价格指数趋于上涨。如果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则减少股票市场资金供给,导致股票价格指数趋于下跌(陈志行,2004)。基于此预期,当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消息时,股票投资者会迅速做出投资决定,影响上证综指指数。
本文采用了2007年,2008年,2010―2011年(2009年未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三阶段的数据,通过建立一元回归模型,分析了当宣布日宣布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对宣布日后第一个交易日上证指数的波动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分三个时间阶段的主要原因在于,2007年为我国证券市场大牛市,2008年为阶段性熊市,而2009―2011年为我国证券市场的震荡市。三个阶段的分开分析更能突出“利好”与“利空”对投资者心理预期的影响。这样可有效解决政策变量与市场价格的交互作用,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的宣布的股票市场效果较为精准的估计,观察调整的这一消息是否会及时为股票投资者带来“利空”与“利好”的心理预期。另外,由于这三个阶段货币政策调整频率很高,计算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消息前后较长时间段股票的平均收益率会受到其他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且采用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日前或日后一个较长时间段的股票指数建立回归模型对研究股票投资者是否存在“利好”与“利空”的心理预期作用不明显。
由于分三个阶段(牛市、熊市、震荡市)来分别分析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与股市的相关性,因此本文将建立三个一元回归模型。其中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幅度为自变量,当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的宣布日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的上证综指波动幅度为因变量。
(2)模型的选择。本文的实证模型为:
ΔR=α+βΔi+ε
其中,ΔR表示上证综指变化率,Δi代表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幅度,β用来测度上证综指变化率与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之间的线性关系。
3、实证结果
利用Excel建立一元回归模型,得到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此一元回归模型拟合程度一般,尤其是2007年,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对首个交易日的上证综指的波动并没有造成负效应,反而呈现正效应,且相关性较小。而2008年与2010―2011年两阶段,存款准备金率变动都对宣布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带来了较明显的负效应。由此可知,在政策宣布次日,上证综合指数对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仍有比较明显的反应,说明上证综合指数对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的反应具有及时性。
四、实证分析结果及政策建议
1、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对表1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准备金的上调较下调对股市产生较大波动的概率可能性较大,准备金率上调表明今后进入股市的资金量将减少,对股市需求下降,属于利空,反之属于利多。投资者对于利空消息反应更敏感。这也与某些学者所研究的股市信息曲线的结果相一致――即股市对利好消息的反应要小于对利空消息的反应相一致。而在2007年,由于起始存款准备金率较低,股市货币资金充裕,因此即使上调准备金率,对投资者的“利空”反应也较小。
通过对表2的数据分析发现,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对上证综指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尤其是2008―2011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说明短期内央行货币政策――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宣布对A股市场有较为显著影响。从政策调整与市场反应的相关关系上看,二者呈现出非规律性的正负相关关系,且交错出现。
2、政策建议
从2007年到2011年,存款准备金率总体上升趋势明显,央行虽然不断加大准备金率的调节力度,但通胀压力仍然较大。总体来看中国人民银行试图用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控制社会经济货币供应量,但调节效果需要等到2012年才能较为明显显现。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之一,为充分发挥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提出以下建议。
(1)多种货币政策结合使用,实行多元化的货币政策。各种一般政策工具和选择性工具都具有自身的优缺点,只有相互配合才可以达到货币政策的预期目的。基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层面的复杂性,实行多元化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一方面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可以适时买卖有价证券,购买者无论是商业银行或社会其他部门购买,都能影响银行体系放款规模,调节货币供给量。另一方面,通过调节商业银行等其他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也可以调节货币需求。
(2)进一步完善外汇结汇制度。由于我国存在强制结售汇制度,央行作为被动买家,需要不断购入商业银行卖出的外汇。官方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导致了央行基础货币的不断释放。为防止基础货币不断释放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央行又需要不断地通过公开市场回笼资金,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而受到很大的牵制。最近几年来,我国新增外汇占款数倍于新增基础货币投放正说明了一个问题:为抵消外汇储备剧增引发的过多货币投放,中央银行不得不被动采取相当规模的对冲手段,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减少货币流动性。
(3)实行信息披露制度并停止对准备金存款支付利息。中央银行对准备金支付利息是我国商业银行超额准备率过高的原因之一,而高的超额准备金,使准备金率调整的政策效果大大降低。但在整个经济体流动性过剩,商业银行创新能力差的现状下,完全取消对准备金的利息支付过早。所以我国货币当局应对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设定合理的利率水平,在利率的调整过程中,并发挥准备金利率对其他主要利率的引导作用。在可能的情况下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使商业银行的发展空间更大,为货币政策工具的转换做准备。
(4)在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时,要考虑到股票市场可能会产生的剧烈反应。由于股票市场存在着非对称“杠杆效应”,一旦公布利空消息的时候要防止由于股票市场可能会产生的剧烈反应,股票市场的资产价格的波动太大引起金融危机,此时需要财政政策、GDP等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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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开放经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调整
开放经济对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影响
开放经济下外部均衡在货币政策中的地位显著提高。
首先,央行货币政策需要兼顾内外均衡两个目标,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和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使得对外经济部门在宏观经济平衡中的影响力显著增大,从而迫使央行在注重内部均衡的同时,也应该给予外部均衡更多的重视。这就要求央行在运用各种政策时,必须注意不同调控手段的综合运用。
其次,开放经济条件下,币值的稳定包括货币的对内稳定和对外稳定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例如,币值的对外稳定受制于国际收支的变化,国际收支又会影响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又会制约基础货币的投放量,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导致币值对内稳定的波动。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扩大和外资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中国外汇储备也迅猛增长。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元贬值、中国的投资环境又较好的背景下,大量国际资本从美国大量流出进而流入我国。外资流入的增加,增大了货币的升值压力,出于自愿或非自愿的原因,央行收购美元投放本国(本地区)货币以降低升值压力,导致的结果就是外汇储备大量增加。虽然我国的外汇储备并非全部由美元构成,但占50%~60%左右的美元币值的变化会极大影响我国对外币值的稳定。随着欧元区在国际经济中崛起,应逐渐增大欧元的外汇储备比重。
再次,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会加速国际资本在国际间的转移,特别是国际投机资本的频繁流动;这会引起金融交易量的扩大化和形式的虚拟化、会加剧金融秩序的混乱性和整个经济体系的不稳定性。
因此,在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目标将更专注于实现外部经济均衡和国际收支的平衡。
开放经济对我国货币政策运行的影响
开放经济对我国货币政策运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制约、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增强、有效货币政策工具的缺位、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发生变化。
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降低、外在约束增强
1994年汇率并轨以后,我国汇率制度对外宣称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从现实运行看,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这种汇率制度降低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突出表现在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与美国经济波动的不一致可能带来的宏观冲击。
与此同时,利率的独立性也有限。1994年以来,尽管外汇管制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短期性资本的流入,但在国内实行宏观紧缩、维持较高利率下,国内外利率差趋于扩大,国际资本通过各种渠道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国内货币政策所试图达到的政策目标,显著地降低了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央行在进行利率政策的决策时,被迫越来越关注国际货币、特别是美元的利率走向,在调整利率时努力维持人民币利率与美元利率的适度利差关系。1998年以来,央行连续下调人民币利率,但是美元的利率无形中成为人民币利率下调的一个限度和重要的制约因素。2004年美联邦储备署于6月底上调利率后,我国在面临大量游资流入的情况下,仍然于10月29日宣布加息,这无形中又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国际资本的流入。由此可见,近10年来中国的利率政策严重受制于美国的利率政策,中国利率政策的独立性受到了严重的制约。
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增强
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指货币供给作为非独立的内生变量,被动受制于客观经济过程,而货币当局并不能有效地控制其变动。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货币供应越来越内生于国民经济运行,央行除了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控制再贷款、政策性贷款外,已不能完全控制与对外经济活动相关的货币供应及其变动,而是取决于经济增长状况、进出口状况和资本流动状况。即开放经济下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增强制约了央行对货币供应量调控的能力。
对外开放的程度越高,与对外经济活动相关的贷币供应所占的比重越大,货币供应的内生性越强,于是央行控制货币供应的主动性就越低,货币政策在控制货币供应方面的有效性也就越低。近年来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量中,与对外经济活动相关的货币投放所占的比重呈现明显的扩大趋势。目前,央行一般性再贷款占全部资产的比例已从1993年底的72%降到30%左右,央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性和回旋余地大大降低。虽然1998年由于出口的急剧下降,导致基础货币投放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购买外汇不再是投放的主要渠道,但这反而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开放经济下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增强,央行控制货币供应量能力的下降。
中央银行有效货币政策工具的缺位
在经济开放度不断提高的条件下,面对不完善的经济体制,央行实施货币改策时会面临一个最大的难题:有效货币政策工具的缺位。从我国货币政策实践来看,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直接信贷控制手段已经不能适应开放经济的需要,资本的自由流动、货币供给渠道的增多、外汇占款的增加使央行在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时力不从心。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央行通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和公开市场业务,却因我国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不能在宏观间接调控中发挥重大作用。
从存款准备金政策看,1998年我国推行了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改革,合并了准备金账户和备付金账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13%降为8%。1999年11月,央行再次将存款准备金率由8%下调到6%。一般认为,下调准备金率之后,商业银行可贷资金增加,货币供应量就会增加。但是,贷款是否增加还要取决于商业银行的决策。事实上我国1998年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没有引起货币供应量M2增长。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属力度很大的政策工具,不能频繁使用,并且准备金比率已很低,将来运用这种工具的余地不大。
央行再贷款和再贴现也是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由于我国目前社会信用机制不健全,商业票据使用不广泛,再贴现始终未成气候。再贴现手段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尚不能成为我国主要的货币控制工具。
公开市场操作的运用需要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为载体。我国国债期限较长,品种不多,数量较小,使公开市场业务缺乏载体;持有大量国债的商业银行将国债视为低风险、高效益的优质资产,不愿做空头,市场交易不旺,所以调控基础货币的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基础。央行在外汇市场上的公开市场操作不是一种主动的干预手段,只是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而被动地吞吐外汇或人民币。
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发生变化
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通常有三个:信贷配给途径、利率途径和国际经济途径。三者在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大小取决于开放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对外开放度的变迁。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央行主要依赖信贷配给和利率途径。在开放经济下,央行调节国内利率水平后,一方面,国外市场的套利活动能够影响国内货币总量;另一方面,利率波动引发的国内供求变化会导致国际收支状况的变化,国际收支的变化会影响到宏观经济活动水平。套利活动、国际收支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外汇市场的供求,引起汇率的调整和国内货币供求变化。
当前,国际经济途径对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性趋于上升。从货币供应扩张的角度看,开放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本币运行“时滞”缩短。在对外开放程度有限的宏观环境下,央行基础货币从投放到扩张要经过从央行到商业银行的一系列信贷活动,以及从银行体系到企业体系的存款——贷款转化过程,具有较长的时滞。开放经济的发展,特别是1994年汇率并轨,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重要渠道,而外汇占款能够通过银行结售汇体系将基础货币迅速转化为企业存款,导致货币供应量扩张速度加快和调控时滞缩短。
开放经济下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
为适应开放经济,我国货币政策的运用涉及到两个层次的“政策协调”,一是与国内其他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二是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经济大国的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
健全我国的货币政策体系
必须加大货币政策贯彻执行力度,充分发挥货币政策调控金融与经济的作用。逐步建立人民币和境内外汇总量为中国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的体系。同时,要积极关注网络金融、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发展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加快利率市场化,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
只有市场化的利率,才能充分影响市场主体以至整个国民经济,才能保障货币政策有效实施。另外,加强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的配合,实现内外部均衡的统一;减轻外汇储备规模的压力,削弱外汇储备与货币供给的内在联系,提高央行在货币调控中的主导地位。
完善市场机制,确立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
要扩大公开市场操作的规模,合理运用央行的再贷款,发挥再贴现等工具在投放基础货币中的作用,运用政策的组合和配套措施扩大基础货币投放。
健全国内金融市场主体,进一步深化我国国有银行的改革
要深化我国国有银行的改革,从总体上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素质和国际竞争能力,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快国有商业银行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塑造理性的金融市场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