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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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常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1.两者调节的领域存在差异性货币政策的调节领域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而相比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调节领域更为宽泛，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涉及社会发展的非经济领域。具体地说，货币政策是通过改变货币供应量来影响国民经济，货币供应量的改变主要发生于流通环节，对流通环节的调控主要集中于市场经济领域，在这一系列的连锁反馈过程中，货币政策要发挥其功能需要商业银行的配合和传导，因此受金融系统边界的制约，由此可见这种政策的调节领域比较有限。财政政策主要发生于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环节，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变动涉及社会稳定各个方面的实现，特别是在缩小收入差距，推动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等领域，具有货币政策无法比拟的优势。

2.两者调节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性财政政策更关注经济公平，货币政策更体现经济效率。这是因为，尽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控的都是货币资金，但其资金的性质明显不同。货币政策调控的资金为借贷资金，具有明显的偿还性，其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会使经济的运行更富有效率;相比之下，财政政策的货币资金较具有无偿性。通过资金的无偿占有和使用，调节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实现社会的公平。

3.两者调节的时滞存在差异性从政策制定角度来看，财政政策的制定时滞较长，而货币政策的制定时滞较短。政府制定和修订财政政策要经过立法机关审议和批准，有一整套极其严格的程序，不允许随意变动年初的财政预算，因此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货币政策的制定和修订由中央银行决定，中央银行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政策的变动时滞较短。从政策执行角度来看，货币政策时滞较长，财政政策时滞较短。货币政策的实施要有传导渠道承载，无论通过利率渠道传导还是通过信贷渠道传导，都需要较长的传导链条，因而货币政策部分乃至全部效力的发挥要有较长的时间分布间隔。财政政策一般通过政府直接安排收支，且政策实施具有某种强制性，其达到的效果也较易在短时间内显现。

4.两者调节的方式存在差异性尽管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以间接调控为基本特点，但财政政策能够由政府直接调节和控制来实现，因而更具有直接性，特别是在调节经济结构领域，通过财政支出的增减变动和税率的大小变化，可以直接作用于投资和消费的结构与规模。相比较而言，货币政策的间接性较强。政策的实施不仅需要畅通的传导路径为依托，还需要商业银行的紧密配合，且政策效应的发挥还受到企业管理经营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以及居民的消费意愿等因素的制约。综上所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既具有一致性也存在差异性，表明二者之间密切相关，在宏观调控中不可替代和相互补充。因此在实践中，只有根据自身特点将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容易和准确地达到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

二、财政与货币政策搭配的理论综述

1.封闭经济条件下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JohnRichardHicks和AlvinHansen(1937)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上得出的一个经济分析模型，用于反映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条件下，国民收入和利率的关系，该模型广泛应用于财政与货币政策研究。IS曲线用来描述产品市场均衡，根据封闭经济国民收入等式:Y=C+I+G可以获得关于收入和利率关系的向右下方倾斜的IS曲线。LM曲线用来描述货币市场均衡，根据等式M/P=L1(r)+L2(y)可以获得关于收入和利率关系的向右上方倾斜的LM曲线。IS与LM曲线的交点意味着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的利率和收入水平。然而这一均衡并不是充分就业时的均衡，因此需要财政与货币政策进行调节，其中财政政策改变IS曲线的位置，货币政策改变LM曲线的位置，通过IS和LM曲线位置的变化，实现充分就业下的均衡状态。伴随着IS－LM模型的诞生，经济学家对它的批评和指责就不绝于耳。例如，模型的创始人J.R.Hicks就公开表达了对该模型的不满:IS曲线表示的是流量均衡关系，而LM曲线表示的是存量均衡关系。若要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一年中同时达到均衡，则在整个过程中货币的供给必须与需求保持相等，这只有在不确定的预期每天都正确的情况下实现，这显然不可能。A.Leijonhufvud的批评指出:IS－LM模型的一个假设是两种市场的均衡相互独立，一条曲线的变动不会引起另一条曲线的变动，这种假设不正确，IS和LM应该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尽管各种对IS－LM模型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并没有因此撼动该模型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地位。无论是后来的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还是供给学派，其理论都没有取代正统的IS－LM模型，反而被纳入该模型，丰富和拓展了该模型。因而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证明IS－LM模型的巨大价值，是政府分析财政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

2.米德冲突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实现内部均衡，还要实现外部均衡。当一种经济政策面对两个宏观经济目标时，就会出现内外冲突的问题。詹姆斯•米德最早研究了这个问题，称之为“米德冲突”。他详细分析了两国为维持内外均衡的金融政策之间存在的冲突:设定两个国家A和B，在A国的国内支出上出现了自发紧缩，其结果导致了A、B两国国民收入的紧缩，并且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A国的方向变动。在这种情况下，A国需要采取政策性膨胀来实现内外均衡。具体地说，就是一方面停止国内的萧条以实现内部均衡，另一方面抑制A国进口需求的缩减和A国的贸易差额移向顺差以实现外部均衡，对A国来说，这不会产生政策冲突问题。但如果A国不这样做，B国就会面临严重的政策冲突。为了实现内部均衡，B国的国内支出需要有政策性膨胀来制止经济萧条，但为了外部均衡，B国又要求国内支出有政策性收缩，以便在A国对B国出口需求缩减的同时，限制B国的进口需求。这就存在尖锐的政策冲突，稳定国民收入的政策性膨胀会导致国际收支更加不均衡，可使国际收支达到均衡的政策性紧缩又会加剧国民收入的下降。可见，在米德的分析中，内外均衡的矛盾表现为国内总需求紧缩和国际收支逆差之间的矛盾。由于政府只能运用金融政策一种工具，因此必然导致调控中左支右绌的情况。以上米德的论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在开放经济中内外均衡的冲突十分常见和频繁，单一的金融政策无法解决内外均衡冲突的两难困境，运用政策搭配才是治本之道。米德的这一思想构筑了政策搭配理论的基石。随后经济学家们在此领域的研究都是以米德冲突理论为依据展开的。

3.丁伯根法则为解决内外均衡的冲突问题，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丁伯根(J.Tinbergen)最早提出将政策目标和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数学模型，论证了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要有相互独立的N种有效的政策工具。这一理论被称为丁伯根法则。这说明，只要政府能够运用两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就可以通过政策工具的配合达到理想的经济目标。当A1/B1=A2/B2时，方程组无解，这意味着两种政策工具对两个宏观经济目标有相同的影响，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政策工具，因而不可能全部实现两个独立的经济目标。丁伯根法则对经济政策理论具有深远意义，它的重要贡献在于研究了政策搭配的数量匹配性，并提供了一个可扩充性较强的数学模型。该法则还进一步强调了众多且广泛的政策搭配是实现经济内外均衡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2篇：常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资本市场；二元冲突；三元悖论

1我国的“三元”现状

1.1我国货币政策现状

今年前三个季度超过百分之十的GDP快速增长伴随着经济运行中投资增长过快、贸易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并且还出现了通胀压力和资产价格持续上升等问题，其中备受关注的是关于回收流动性和降低通货膨胀压力。目前央行采取的一系列带有紧缩性质的货币政策也是基于这方面因素考量所提出的：

（1）2007年9月15日起，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3.60%提高到3.87%；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7.02%提高到7.29%。这是央行本年度第五次提高银行存款基准利率，以鼓励储蓄减少盲目投资进而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同时逐步缓解因通货膨胀率持续新高下的实际储蓄率为负的情况。

（2）中国人民银行从2007年8月1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在本年内第6次动用这一货币政策工具。央行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距离上次国务院20日宣布调减利息税和央行加息，仅仅间隔10天。存款准备金率是传统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一般被视为货币调控的“猛药”。不过，从去年开始，面对银行体系不断增长的流动性，央行已明确表示，如今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已属于“微调”政策。

（3）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发行债券作为最常见最易控制也是效果最为温和的控制货币流通过快的工具一直备受央行青睐，但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的发展滞后使得它所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也大打折扣的，现在在普通国债的基础上发行特别债也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外汇储备今后几年可能会继续较快增长，人民银行对冲流动性的压力较大，发行特别国债的规模过小，难以起到回收流动性的作用，与发行普通国债筹集资金的用途不同，财政发债购买的外汇以提高收益为主要目标。

（4）央行启动特别存款，吸纳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央行此前主要通过常规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定向票据等方式来回收流动性，这些方式主要针对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进行，小规模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联社一般不在回笼范围之内。央行日前发出通知，拟吸收部分非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主要是城商行及农村信用联社的资金，以吸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此举意味着定向央票发行过程中未被覆盖到的机构将被纳入到央行收缩流动性的范围之内。

1.2我国汇率政策现状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在这样一个逐步市场化的汇率机制下，汇率必然成为反映贸易的镜像，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巨额贸易顺差也就理所当然的需要外汇适度向上浮动来恢复平衡。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人民币兑美元19日中间价为人民币7.5074元，低于18日的7.5113元，人民币今日大涨39个基点，突破7.51关口，强势逼近9月21日创出的新高7.5050元，按照8.11的汇率计算，2007年10月24日又以7.5010元的中间价创下历史新高，人民币升值幅度已超出9.3%。

1.3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现状

回顾一下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过程,实际上,从1996年我们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款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之后,中国就已经开始逐渐放松对资本项目的管制。因为对资本项目下自由开放所带来的诸多隐患有所考量，我国目前还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国外资本流入容易，国内资本流出困难。不过不管是出于实现对加入WTO的承诺还是国内外经济失衡的压力（国内出现了资本的大量囤积导致流动性过盛国外贸易逆差鼓吹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的开放度已经逐步加快。

2蒙代尔三元悖论的详细叙述

2.1从“二元冲突”到“三元悖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先对固定汇率制提出异议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honFriedman)。他在1950年发表的《浮动汇率论》一文中指出，固定汇率制会传递通货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只有实行浮动汇率制才有助于国际收支平衡的调节。接着，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Meade）在1951年写成的《国际经济政策理论》第一卷《国际收支》一书中也提出，固定汇率制度与资本自由流动是矛盾的。他认为，实行固定汇率制就必须实施资本管制，控制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该理论被称为米德“二元冲突”或“米德难题”。

罗伯特·蒙代尔(RobertA.Mundell)在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国际经济情况以后，提出了支持固定汇率制度的观点。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和J.马库斯·弗莱明（J.MarcusFlemins)提出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Model)对开放经济下的IS-LM模型进行了分析，堪称固定汇率制下使用货币政策的经典分析。该模型指出，在没有资本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动汇率下则更为有效；在资本有限流动情况下，整个调整结构与政策效应与没有资本流动时基本一样；而在资本完全可流动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时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但在浮动汇率下，则是有效的。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在这个三角形中，A顶点表示选择货币政策自，B顶点表示选择固定汇率，C顶点表示资本自由流动。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也就是实现三角形一边的两个目标就必然远离另外一个顶点。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2.2三元悖论的具体解析

（1）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即处于AC边，必须牺牲汇率的稳定性，实行浮动汇率制。这是由于在资本完全流动条件下，频繁出入的国内外资金带来了国际收支状况的不稳定，如果本国的货币当局部进行干预，亦即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那么本币汇率必然会随着资金供求的变化而频繁的波动。

（2）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即处于AB边，必须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实行资本管制。在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在汇率贬值无效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是实行资本管制，实际上是政府以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来维护汇率的稳定性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大多数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比如中国，就是实行的这种政策组合。

（3）维持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即处于BC边，必须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本国或者参加货币联盟，或者更为严格地实行货币局制度，基本上很难根据本国经济情况来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整，最多是在发生投机冲击时，短期内被动地调整本国利率以维护固定汇率。可见，为实现资本的完全流动与汇率的稳定，本国经济将会付出放弃货币政策的巨大代价。2.3货币政策的自对我国的首要性

联系一下目前正处于BC边的欧盟，它因为放弃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曾带来许多成员国经济停滞不前；在试想一下如果放弃运用货币政策仅仅依靠财政政策为主要调控方式显然会出现许多恶果：

（1）财政政策作为对总需求的直接调控，如果因为国内流动性过剩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就会进一步缩小原本就不足的国内需求。

（2）在我国汇率相对锁定的现状下，使用DD-AA模型进行分析，财政政策的扩张与收缩都会因为外汇的干预产生过度反应，比如财政扩张带来了DD曲线右移首先就带来了一部分的产出增加，但是由于财政扩张带来了本币需求增加从而使本币升值，在要维持既定汇率水平时，中央银行就得被迫购入外汇来增加货币供给，这样AA曲线又要右移，产出会进一步扩张。同理，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也会使产出过度收缩。

（3）针对国内最棘手的货币问题——货币流动性过剩，不采取货币手段直接调节肯定在效果上更加微小。即使在体制、机制等问题后可以解决某些例如非理性投资之类问题，对于大量外汇储备囤积的调试仍旧找不到有效解决途径。

2.4汇率相对稳定对我国经济的重要性

据有关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值为17606.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8%。其中，出口9690.8亿美元，增长27.2%，比上年回落1.2个百分点；进口7916.1亿美元，增长20.0%，比上年加快2.4个百分点；全年贸易顺差创历史新高，达到1774.7亿美元，比上年增加754.7亿美元。2006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延续了五年来的高位运行态势，（五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为28.1%），远远高于世界货物贸易增速（2001－2005年世界货物进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7%），继续位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2006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7%，比上年提高2.9个百分点，比2004年提高7.3个百分点。如此大的贸易依存度，怎么可能说浮动就自由浮动，因为人民币长期以来的高估，完全浮动必然会带来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的大幅度升值，接下来就是出口贸易额的大幅度缩水。我国跟美国在这方面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一方面，我国的内部需求市场很小，对外依赖过大。另一方面，我国出口产品相对来说需求弹性较大。所以即使是有管理的浮动制也是在比较狭小的浮动上下限内一种极富试探性的变化。

2.5我国的相机抉择——资本市场的暂时不完全开放

延续上面的分析，那么我们可以选择的只有三角形的AB边了，至少目前看来短期必须这样。不过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发展造成了的全球经济失衡格局，这个定局仍会继续——不断增长的外贸顺差导致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我国国内也因此面临货币过度投放，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增大的压力。那么，绕A点从AB边向AC边的不断转动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今后一段时间里，蒙代尔三角在我国的动态特殊表现。

参考文献

［1］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J］.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第3篇：常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一)财政稳定与利率自由化

    麦金农(1997)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实践受挫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理论及其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排序问题,尤其是在未能够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之前引入金融自由化。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于信贷市场之中,而资金稀缺又是发展中国家最为根本的特征,因此,信贷配给在发展中国家是最为常见的现象。如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之际实行利率自由化,高的通货膨胀率将会使得事后方可以实现的存贷款实际利率变得愈发难以确定。在事后实际利率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为了吸收存款,必将提高名义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将会诱发银行从事较高风险的投资,从而加剧了银行自身的道德风险,银行道德风险的加剧反过来则会诱发存款人的逆向选择行为,两者相互作用,最终将导致银行的名义存款利率的严重偏高、存款供给减少和银行信用危机。从银行自身来说,由于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贷款事后实际利率的不确定性以及严重偏高的名义存款利率,为使其贷款事后方可实现的实际收益不至于下降,银行必将提高名义贷款利率。而名义贷款利率的提高不仅会导致申请贷款者平均质量的下降和逆向选择行为的加剧;同时也会诱发和加剧借款人的道德风险以及借款人拖欠与破产可能性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的信贷市场中,伴随通货膨胀和贷款利率的提高,银行的成本将上升,实际收益将可能下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将加剧,最终将会导致银企债务危机、银行恐慌与金融危机。

    正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与违约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故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内部价格水平的稳定是获得金融实际利率高增长而又不至于引起严重金融恐慌和崩溃等过度风险的一个必要条件(麦金农,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将会加剧发展中国家金融同业之间的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使得金融部门的赢利空间缩小和竞争成本上升,由此会引发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的比例和信贷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加剧,再加之金融监管改革滞后或放松和政府隐性存款保险的存在,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银行过度放贷和企业过度借款的现象,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诱发了银行危机(McKinnon &Pill ,1996、1998)。

    (二)财政稳定与资本项目的开放

    麦金农(1997)指出,在宏观经济不定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有效的汇率管理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以确保政府增加税收、维持经济稳定。如果政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形下放开资本项目控制,必然将会产生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和货币替代问题,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缩减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应提高,从而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故而主张资本项目开放是经济市场化的最后一步。

    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当一国宏观经济不稳定时,资本项目的开放将会使其货币受到国际游资的攻击,引发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理论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 ,1979)认为,由于发生危机国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信贷规模以一定的速度扩张,故而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由此而引发政府国际储备的流失,当国际储备减少到某一个最低水平时,投机者必将对其货币发生攻击,从而造成其汇率体系的崩溃。因此,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汇率政策和赤字融资政策之间内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动性困难、集体行动、羊群行为以及道德风险等诸多问题在金融市场中的存在,则会进一步加剧和恶化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理论是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货币危机的成因,而货币替论则从资产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资本项目的开放则会引发严重的货币替代现象,同样也会引发货币危机。货币替代是指在开放经济和货币可兑换条件下,由于本币贬值使本国居民对本币失去信心,从而产生本币的货币职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国货币所替代的现象。拉丁美洲、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在其金融自由化历程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货币替代现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国家的" 美元化"现象最为典型。货币替代不仅使得这些国家的汇率出现频繁的波动和通货膨胀现象的加剧,同时也严重地削弱了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由于货币实际收益率等于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故而汇率水平高低则取决于两国的货币供给、名义利率差异和通货膨胀率差异。若两国货币的名义利率不变,那么两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将决定汇率水平的变化,故而可以将两国通货膨胀率差异视为汇率的预期变化,因此,财政不稳定和高的通货膨胀率所引发的严重的货币替代则会加剧汇率不稳定。其次,货币替代将使一国货币量变得难以估计,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需求,经济主体的预期通胀率将会上升,故而会立即将部分增加的货币余额转换为币值稳定的外币,货币替代必将削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货膨胀期间,由于外币资产的存在提供了一种高效廉价的逃税方法,货币替代的存在将会降低国内居民本币的需求量,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减少。若要弥补因货币替代所导致通胀税收入的损失,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通货膨胀率。由此可知,两者博弈的最终结果是货币替代进一步加剧了一国通货膨胀率水平及其发生的频率。

    二、中国财政现状及其稳定性状况分析

    (一)中国的财政现状

    中国的税收制度历经了多次重要变革,总的来看,自1994年之后,中国财政状况有所好转,彻底遏制了1994年以前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持续下跌的不利局面,基本实现了"两个比重"同时提高的1994年税制改革目标,国家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由1993年的12.56%和22.0%回升到1999年13.97%和51.1%(见表1和表2)。但自 1994以来,中国财政支出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故而财政支出占GDP 的比重也同样保持上升的态势(见表1),结果导致了财政赤字逐年扩大,尤其是近几年,速度之快是改革以来从所未有的。在1978~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为299.22亿元/年;而在1994~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822.31亿元/年,为1978~1999年的年均增速的 2.75倍。为了考察中国财政赤字快速增加的源头以及中国财政增长的原因,笔者在此将财政赤字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进行了分解,同时考察了财政债务收入分别占财政收入和GDP 的比重。

    第一,在1994年之后,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止跌回升。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1994分税制改革的结果,但在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回升的背后却是财政债务收入和国内债务收入的急剧攀高(见图1)。可见,政府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回升主要的支撑是财政的债务收入增加和非税收收入的增加。据统计,在1978年,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4.18%、10.35%和4.14%;1994年三者分别为11.16%、 22.52%和19.71%,1999年三者分别是13.97%、32.46%和32.35%(注:由于中国当前的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因此中国的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要比国际同类比重高。)。

    资料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资料出处的皆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第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始终在50%左右,彻底改变了1994年以前那种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中央财力不足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得以加强。但中央财力状况好转主要由财政债务收入的增加支撑,而不是税收收入增加的结果(注:虽然中国当前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但财政的债务收入使得中央财政支出有了重要而可靠的来源,故而使其收支状况得以改善。)。因为中国地方政府至今尚没有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权,故而国债收入自然而然就构成中央财政收入,并成为其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中国金融机构为什么会出现日渐扩大的、正的存贷差以及中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所在。由于国债实际利率一般都高于同期的银行存款的实际利率,并且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低风险性,在当前国企效益普遍不理想而银行贷款责任约束机制加强的前情形下,银行部门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债主要持有者之一,故而在银行存贷差加大的背后,则是银行部门的有价证券资产的增加。据统计,1995 年,金融机构购买债券余额为3064.2亿元,到了1999年,金融机构有价证券和投资的余额为12505.8亿元,为1995年的4.08倍。可见,中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该如何协调的问题应该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笔者一直认为,赤字财政政策就如同运动员所服用的"兴奋剂",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效固然显着,但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否则,财政赤字货币化和"滞涨"现象的发生必将是难以避免。

    第三,在1994年之后,中央财政不仅有效地遏制了逆差,而且顺差逐年扩大,由1994年1152.07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1696.88亿元。但是地方财政却在1994年之后赤字骤然上升且逐年攀高,由1994年的-1726.59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3440.47亿元,中国财政赤字也在最近几年快速增长。可见,中国财政赤字的主要源头是地方财政而非中央财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中央政府拥有债券发行权而地方没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中央财政收入1994年以来所占的比重始终在50%左右,而中央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自1978年改革以来却逐年下降,1994年以来一直徘徊在30%左右;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以来已经降至50%左右,但是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是逐年上升,1994以来一直徘徊在 70%左右,这种显着的不对称已经使得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尤其是乡级财政处境极度困难,出现严重赤字也就在所难免。

    (二)中国财政稳定性分析

第4篇：常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近期我国财政政策的运行在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同时也面临着较大的争议。方红生和张军（2010）认为，由于财政政策或者积极或者消极的方向选择，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分析需要采用非线性研究方法，以便对财政政策效果中来自其他因素尤其是经济周期运行阶段的影响进行识别。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利用我国1998年～2004年各省财政政策和产出数据进行研究，结论认为2003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中存在非凯恩斯效应，即财政收入变量、基本建设支出变量、文化教育科学卫生支出具有非凯恩斯效应，行政支出变量则不具有非凯恩斯效应。郭庆旺、贾俊雪、刘晓路（2007）利用1992年～2005年的数据却得到几乎相反的结论，即税收变量和财政支出变量具有显著的凯恩斯效应。

二、 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

在凯恩斯理论中，也存在非凯恩斯效应的可能，而且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途径非常多元化。最常见的情况就是通常所说的“挤出效应”，即政府在经济衰退时期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财政支出，从而增加了资金需求，挤出了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进而压缩了社会总需求，那么积极的财政政策反而可能抑制了经济复苏的步伐；再者，政府在经济膨胀时期采取减少财政支出的方式来执行消极的财政政策，那么财政支出的减少可能带来财政盈余的提高，并通过降低违约概率抑制了利率水平，那么这种消极的财政政策反而可能促进经济的增长。总体说来，诸多因素均可以造成财政政策调控的非稳定性。

Perotti（1997）、Giavazzi和Pagano（1996）分别从财政政策环境背景和财政政策规模及组成等角度对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原因给予了一定的解释。首先，在跨期最优的模型中，决策期限长短、税收的扭曲作用、未来财政政策都有能对凯恩斯效应的发挥产生影响。考虑典型的情况：政府通过一次总赋税来筹集资金，偿还政府债务或削减未来一代人的税收水平。在有限期问题中，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水平会受到长期影响，但是暂时的税收增加额要大于各期消费的减少额，所以税收增加与储蓄的增加保持了正向相关的关系，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与经济增长也保持了正向的关系。但是，如果决策期限为无穷期，那么政策效果就有可能具有中性特征。如果私人部门的预期是完全的、理性的，那么税收的增加与可支配收入完全匹配，并不受私人部门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只是资源在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转移。其次，决策时间范围也很重要。Blanchard（1990）认为税收的净福利损失并不是税率的线性函数。如果该函数是税率的递增函数，那么可能的情况是，随着税率的增加，福利净损失的增长速度逐渐加快，从而使得税收对产出的负效用可以大于税收增加和财政支出增加所能带来的产出增加。最后，在公众对财政政策和财政本身的信心方面，也可能产生非凯恩斯效应。在这种情况下，税收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政府部门负债违约概率，由此会降低必要报酬率，提高经济增长率。而财政运行情况和公众对于财政的信任水平也是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当财政运行良好或公众的信任水平有所转变的时候，财政政策的调控结果可能出现方向性变化。

此外，预期的作用和劳动力市场因素也是产生非凯恩斯效应的主要原因。预期会将较大规模和时间持续较长的财政政策视为影响经济人持久收入的重要原因，从而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受到了结构化的冲击，可能导致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可能。Bertola和Drazen（1993）指出，财政政策的初始条件对财政政策效果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当财政支出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时，出于可持续性的考虑，财政支出变量必然要有所调整，基于私人部门的预期作用，私人部门的持久性收入水平有所上升，从而使得财政支出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总需求为正；当财政支出水平处于较低水平时，私人部门会预期财政支出水平长期保持上升趋势，从而减少其持久性收入水平，进而使得边际财政政策的总需求效应为负。这也就是说，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取决于初始条件，即财政支出水平的高低。由于财政政策存在从高支出水平向低支出水平以及低支出水平向高支出水平的循环变化，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之间也存在循环往复的运动规律。在劳动力市场方面，Ardagna（2004）提供了一种非凯恩斯效应的影响机制。当政府实施积极或消极财政政策的时候，对家庭部门劳动力就业成本有可能带来潜在的影响，包括增加或减少失业救济、政府部门劳动力支出等，这样私人部门劳动力供给的相对成本将有所增加或减少，从而产出水平将会减少或增加，从而体现出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

三、 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调节作用

在宏观经济管理中，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财政政策是否具有熨平经济周期的作用。市场经济的缺陷体现在诸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包括应对信息不对称性、外部性导致的资源配资低效率、垄断导致的无效率、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等等。其中，经济自身运行的不稳定是政府凭借经济行为介入市场经济的主要依据。同时，为了增加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减少经济波动给社会福利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需要有政府部门适当地介入和管理。

当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和非凯恩斯效应与顺周期或反周期操作方式相结合的时候，才能证明财政政策是否真正能够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当财政政策具有凯恩斯效应的时候，如果采取反周期操作的调控方式，则财政政策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如果采取顺周期操作的调控方式，则财政政策不能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同理，当财政政策具有非凯恩斯效应的时候，如果采取反周期的调控方式，那么财政政策不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如果采取顺周期的调控方式则能够取得稳定经济的效果。所以，需要结合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来讨论如何针对经济周期变化来制定和执行财政政策，而不能认为财政政策一定要采取反周期操作才能稳定经济运行。如果政策方向与政策效果未能有机结合，反而可能造成加大经济运行波动性的后果，这不仅有违政策制定的初衷，更会给社会经济长期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现有文献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体制改革对我国全国和地方经济影响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有部分研究集中讨论了我国财政政策改革对全国经济和地方经济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其中长期影响着重讨论财政政策分散化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短期影响着重讨论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的关系。从长期影响来看，Zhang和Zou（1998）发现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央集中化趋势导致经济增速下降，这给经济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提供了负面影响的证据。但是也有研究持相反意见，比如Ma（1997）以及Lin和Liu（2000）得到了相反的结论，他们的研究认为财政体制的分散化带动了经济快速增长。Jin等（2005）同样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分散化趋势在财政方面给省级地方政府带来了更加强烈的预算方面的刺激，正是这种改革趋势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从短期影响来看，财政政策分散化管理趋势可能会提高或降低各个省份之间经济周期协同性水平。如果各个省份之间经济波动性和周期性的相关性降低，那么中央政府在执行财政或货币政策方面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因为各个省份之间虽然所处的经济政策背景大致相同，但是会因为各自经济周期相关性不足而出现经济运行的分散化，即有些省份处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而其他一些省份则处在经济下降阶段。如果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降低了各个省份之间经济周期的相关性，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改革给短期经济运行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而长期影响的的正面效应和短期影响的负面效应需要进行一定的权衡以便为财政管理体制分散化趋势给予全面的评价。Carmingnani和Laurenceson（2011）利用几种不同的方式来求得省级经济周期变动因素，他们的研究表明全国经济周期和地区经济周期是不一致的，地区间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与地区间空间距离成负相关关系，即省份之间距离越大则经济周期同步性越低。与此同时，我国财政政策方面责任和行政机构的划分人为割裂了经济整体性，加之立法和监督层面漏洞较多而并不完善，地方政府在执行所属地区财政政策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我管理的权力。这样，财政政策就有可能被地方政府用来熨平地方经济周期波动，成为地方经济管理的一个政策工具，而不是以全国经济周期为基础来进行调节。这样的政策能否起到应有的作用取决于政策效果是否具有凯恩斯效应以及政策本身是否是逆周期调节的。

现有文献同时也研究了高等收入国家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波动性所造成的影响。Levinson（1998）研究了美国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的关系，他们指出财政政策方面的约束导致经济周期波动性的上升。Clark和Wincoop（2001）认为美国区域间经济周期的相关性相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更加具有同步性，并指出美国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各个区域间经济周期同步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如果各个区域受到的随机冲击缺乏对称性，那么统一的财政政策不得不需要考虑经济周期同步性下降，从而不能达到调整地方经济运行的目标，而地方性财政政策可能被用来抵消区域经济冲击。Fatas和Mihov（2006）讨论了以上这些不同观点，研究了美国48个州所执行的预算准则对财政政策效应影响，他们认为对财政政策的约束降低了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并由此得到结论，财政政策是造成美国各州经济周期波动性的重要来源。Kose等（2003）研究了全球化对各国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增加了各个国家的经济波动性。Fatas和Mihov（2003）以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为研究目标，讨论了91个国家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与总产出波动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对财政政策施加一定的约束可以起到降低经济周期波动性的效果。Lane（2003）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为研究对象，发现顺周期调节的财政政策对总产出和收入水平的波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Darvas等（2007）在讨论以上问题时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他们以21个OECD国家为研究对象，使用预算赤字与总产出比重指标的差别来衡量区域间财政离散度或趋同度。然后，他们对这些地区之间财政政策离散程度与总产出增长率相关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两个国家间财政趋同性会有助于两个国家之间经济周期同步性水平的提高。

四、 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效果影响

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不仅需要考虑周期是否具有同步性，并依此考察财政政策的同步性，同时也要考虑各经济周期阶段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对于某一个省份来讲，如果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财政政策乘数大小不同，则说明省级财政政策乘数在经济周期之间具有非对称性。

当前用于对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研究的方法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线性计量向量自回归模型，比如VAR模型，一种是线性结构宏观经济模型，比如DSGE模型。VAR模型主要强调需求冲击，利用该模型对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的研究尤其侧重财政支出分类和结构对经济的影响。但问题是该模型不能区分不同经济周期阶段政策效果的大小。同样，DSGE模型的线性化处理简化掉了经济状态的作用，利用单一状态的反映方式和约束关系来解释不同经济状态下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这些线性的研究方法需要假设经济主体能够在各个经济周期之间根据实际收入的变化而平滑消费水平，摆脱信贷约束和劳动力市场所发生的变化，并且需要假定市场处于出清状态。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时，家庭部门和厂商很少受到来自劳动力市场和信贷市场的约束，货币政策可以通过灵活的调控来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当经济处于下降周期的时候，家庭部门和厂商将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最优化选择，但是由于以上约束的存在，此时财政政策更有可能通过对这些约束的放松而扩大对经济的影响效力。所以，在不同经济环境下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可能是不同的。

这样的理论分析在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初步的证实。Christiano等（2009）和Ramey（2009）的研究认为财政政策时间的选取对充分发挥政策的效力起到决定性的作用。Woodford（2010）研究表明，当经济长期处于零利率水平并且价格和工资调整相对滞后的情况下，财政支出更有可能发挥较大的效力。Cogan等（2010）利用DSGE模型研究了美国财政政策乘数的变化，认为在2009年初之后的几个季度乘数显著大于1，但随后逐渐减小到不足0.5。如果采用单一经济状态的线性模型，那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财政政策乘数偏弱甚至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恢复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第5篇：常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数学工具；本科生；宏观经济学；课程体系

[基金项目]2019年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改项目“双一流背景下提升本科论文质量的实践与探索”（2019xjyxm018、2019xjyxm025）；

2017年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改项目“高等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ww6020000020）

[作者简介]贺俊（1965—），男，安徽淮南人，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和内生增长理论；张钺（1994—），女，河南新乡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2017级金融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20）30-0223-03[收稿日期]2019-10-03

一、引言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民众对更高层次的教育需求日益加强，同时，伴随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加深，提升高等教育水平成为一项较为迫切的要求。另外，隨着知识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为了适应社会对新型综合性人才的需求，高校应当担负起培养具有现代化知识体系、创新化的高素质人才。因此，高等教育体系需要做出适当的改革和创新，以更好地教育和培养优秀人才。其中，作为高校最大的学生群体，本科生教育具有基础性、必要性的地位，设计合理有效的本科生课程教育体系，对促进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宏观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主要分支之一，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带来的结果，即研究如何使国民收入稳定地以合适的速度增长，这表明了宏观经济中常见的问题如经济波动及与此关联的就业、失业问题，价格水平及与此关联的通货膨胀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都是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问题。对于各种经济变量，它们之间有没有内在联系，一个变量的变动会在多大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另外的变量，都属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因此，宏观经济学囊括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通过观察经济现象、分析经济变化、发现经济规律，最终用经济结论指导现实社会，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由于我国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起步较晚，现有的宏观经济构架主要借鉴西方的宏观经济体系，虽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有所取舍，但更为适用的宏观经济体系仍待进一步完善，这就需要更多未来学者的努力。宏观经济学不仅限于经济学的范畴，随着学科之间的交叉和发展，该学科的覆盖面也包括了金融学、管理学、供应链管理等多方面，掌握宏观经济学的概念和知识对相关学科的本科生知识体系的构建十分必要。

与此同时，我国的本科生宏观经济学教育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就课程设置来说，掌握一定的数理知识和推导能力是学好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而宏观经济学通常与高等数学、统计学等课程同一学期开课，因此，现有的课程设置可能导致本科生知识储备不完善，难以在宏观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全面、系统地理解知识点。就使用教材来讲，目前本科生课程中采用的教材多为高鸿业（人大版本）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1]，教材内容偏重于知识点的理论阐述和举例说明，辅以图表说明，较少涉及到数学推导和证明。相较与此，龚六堂[2]和耕、吴付科[3]等作者的高等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存在大量的数学推导和理论证明，学生只有在掌握相应的数理功底和数学工具运用能力的前提下，才能理解其中的道理。而宏观经济学作为高等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和前期准备，中间不免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断层，本科生如果学完基础的宏观经济学后再接触高等宏观经济学，数理基础较差的学生会有明显的吃力感。因此，在现有的宏观经济学教育过程中，应适当加入数理内容，引导本科生运用数学工具发现经济规律，这不仅有助于加强本科生对宏观经济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也为未来学习高等宏观经济学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4]。

本文以宏观经济学教材中LM曲线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为例，通过阐述图形分析的缺陷，并列举借助数学工具帮助解决经济问题的优势，说明将数学工具引入本科宏观经济学教育的重要性，最后，针对我国本科生宏观经济学课程设置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二、宏观经济学教材案例分析

货币政策属于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指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以及通过货币供应量调节利率进而影响投资和经济体的行为，其目标包括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货币政策的效果指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其大小受到IS曲线（产品市场均衡，投资等于储蓄）和LM曲线（货币市场均衡，货币需求等于供给）的斜率影响。

在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十五章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中，关于货币政策效果的LM图形分析部分，教材指出，在IS曲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LM曲线越平坦，货币政策的效果越差。由图1可知，IS斜率相同，货币供给增加使LM曲线从L时，LM曲线较平坦时，国民收入增加较少；而LM曲线较陡峭时，国民收入增加较多。

其原因是LM曲线较平坦，表示货币需求受利率的影响较大，即利率稍有变动就会使货币需求变动很多，因而货币供给量变动对利率变动的作用较小，从而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不会对投资和国民收入有较大影响；反之，LM曲线越陡峭，货币政策的效果越强。上述表述可总结为：LM曲线越平坦货币政策的效果越弱，实际上，这样的结论不够严谨。

根据LM曲线的表达和h的取值对斜率的作用方向相反，因此对货币政策的效果影响也相反。具体而言，当k不变时，h减小，LM曲线越陡峭，货币政策效果越好；当h不变时，k减小，LM曲线越平坦，货币政策效果越好。因此，教材上的表述严格意义上是指第一种情况，即“当k不变时，h减小，LM曲线越陡，货币政策效果越好”，原表述缺少了一个前提条件，即“k一定时”。

从另一个角度看，LM曲线对货币政策的效果影响可以从数学上得到证明。观察货币政策乘数，货币政策乘数是从数理角度出发，对经济等式经过一系列数学推导得出的结果。首先得出产品市场均衡条件：

-α+（1-β）y=e-dr+g（1）

及货币市场均衡条件：

ky-hr=m（2）

分别在控制实际货币供给量m和政府支出g的情况下对两式进行微分，化简得到财政政策乘数和货币政策乘数。根据货币政策乘数：

可知k和h的取值对乘数的作用方向相同，因此在k（h）取值一定的情况下，h（k）的减小将引起货币政策乘数增加，表明此时货币政策效果较强，与实际分析的两种情况相符。另外，借助货币政策乘数，也可以直观看出凯恩斯极端情况和古典主义极端情况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除此之外，龚六堂的高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中也提及针对复杂的经济问题，应善于利用数学工具予以解决。例如，同样在分析给定价格水平下决定利率和国民收入水平时，通过求解IS-LM曲线隐含的消费—投资函数和货币需求函数，可以得到均衡时的产出和利率水平。引入微分方程：

其中式（6）等号后第一项为Jacobi矩阵。然后进行Laplace变换并通过Cramer法则得到：

实际上，在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时，可能需要从数十个等式中得出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此时构建Jacobi矩阵使用Cramer方法给予解决相当高效，因此，借助数学工具解决经济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相对于数学工具，单纯利用图像来分析经济问题可能存在较大的缺陷，不仅难以将问题解释清楚，在遇到三维或多维问题（变量）时更是难以通过图像表达，因此借助数学工具是较为明智的[5]。

从LM曲线与货币政策效果的例子可知，相较于图像表达和分析，数学公式推导的过程更有逻辑性，结论更加严密。因此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把数学工具引入本科宏观经济学教育的重要性。

三、优化本科生宏观经济学教育的建议

1.加快课程内容的更新。针对主要参考教材中的欠缺部分，本科宏观经济学教育过程中应对课程内容做出适当的更新和改进，在解决经济问题、说明经济规律时，除了理论阐述之外，可以引入数学工具，使用数学方法给予相应的证明和分析。通过这种改进，可以促使本科生在学习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提高对知识点的掌握能力，也使教材相關内容的结论更加严密和具有逻辑性。

第6篇：常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M2/GDP；货币政策；操作空间；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22

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两个基本工具之一。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市场利率水平明显上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如何在维护币值稳定、控制金融风险的同时促进经济平稳增长，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文以中美两国M2/GDP比例差异的成因作为切入点，探讨我国当前货币政策的数量边界及下一步操作取向。

一、中美两国M2/GDP比例差异的根源

2013年末，我国M2余额占GDP的比例为194.5%，同期美国的这一比例仅为64.6%。很多人据此认为，我国出现了严重的货币超发。我们认为，如果把国民核算账户和金融市场两个角度的分析结合起来，就会发现这一现象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两国经济结构特别是储蓄率的差别，二是两国金融结构特别是直接与间接融资比例的差别，不能简单以此为依据判断我国货币存在超发。

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储蓄率极高，自2006年开始连续7年超过50%，其中2009年最高为52.6%，2012年为50.5%。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的储蓄率相对而言非常低，即使是在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储蓄率有了显著提高之后，2013年总储蓄率也只有17.8%。中国经济总量虽小于美国，国民储蓄总量却已经超过美国（见图1）。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就是全社会融资的过程，其中间接融资即通过银行体系完成的部分，就需要存款的媒介，而存款的增加在统计上就体现为M2的增加。类似的，日本等储蓄率较高的国家，M2/GDP比例也较高。

另一方面，我国的金融市场到目前为止仍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美国则正好相反。2013年我国社会融资总规模17.3万亿元，其中银行贷款为9.3万亿元，占53.8%；同期美国全社会融资总规模为15712亿美元，其中银行贷款为5446亿美元，仅占34.7%。（见图2）由于我国目前的社会融资过程仍主要通过银行系统进行，所以银行资产在全部金融资产中所占比例较高，这也相应造成我国银行资产与GDP的比例要高于美国，反映在货币数据上，即导致我国M2/GDP比例高于美国。

当前关于中国经济杠杆率的讨论中，有一个常见的观点是认为中国的信贷总量与GDP之比已超过美国等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经济总体杠杆率已超过美国，面临大幅降杠杆压力。这种观点的错误同样在于忽视了融资结构的问题。2013年末，美国非金融部门的总负债高达41.3万亿美元，为GDP的2.4倍，其中银行信贷19.2万亿，只占总债务的一半不到，其他为各种形式的债券。同期我国非金融部门总负债121.3万亿人民币，为GDP的2.1倍，其中银行信贷为76.6万亿。如果单纯比较银行信贷，我国经济的杠杆率为1.3倍，略高于美国的1.1倍，但如果比较全部负债，我国经济的总杠杆率仍然低于美国。

总之，由于广义货币M2并不只是流通中的现金，而是包括了银行存款，一个国家的M2总量就不仅与货币发行有关，还与其经济结构和金融市场结构有关。使用M2/GDP比例这一指标来比较不同国家的货币发行，必须结合这些因素进行分析，不能简单说M2/GDP比例高就是货币超发。

二、我国的货币存量的合理上限

如果中美两国M2/GDP比例没有直接的可比性，那么应该如何确定货币规模的合理比例呢？我们认为，要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货币职能角度入手，对不同层次的货币量作更为深入地分析。

（一）各层次货币所承担的职能

货币的各种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职能：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通常定义的各层次货币，其职能并不相同。

第一，M0（现金）由于不能获取利息，因此是完全承担交易媒介职能的，特别是用于居民消费交易，企业交易活动中有一小部分通过现金进行。

第二，M1中非现金部分（活期存款）由于利率较低，因此也不承担价值储藏职能，它主要承担企业支付和居民消费大额支付的交易媒介职能。

第三，M2中非现金部分（银行存款）是储蓄通过银行转化为投资的交易媒介。

第四，M2中非M1的部分（定期存款），由于支付利息，因此主要承担价值储藏职能。

不同层次货币在职能承担上的逻辑关系如表1所示。

不同层次货币的职能区分对于讨论合理货币总量十分重要，其中的关键在于，定期存款部分的主要职能是价值储藏和投资手段，作为一种生息资产其性质类似于债券，而非现金那样的交易媒介。当前大多数关于货币总量问题的分析都忽略了这一因素，从而造成结论的偏差。

（二）承担交易职能的合理货币水平

本部分分两方面进行论述。

1.关于M0的合理水平

2013年末我国M0余额为58558亿元，占GDP的10.3%。从发展趋势看，新世纪以来我国M0/GDP比例总体上呈缓慢下降态势（见图4），这与电子支付技术发展导致现金支付量下降有关。通常来说，现金的使用行为和周转速度在短期内是稳定的，如果现金数量超出适宜水平，会引发终端商品价格的上升。因此，可以通过剔除超出合理水平的通货膨胀率来估计M0与GDP的合理比例。最近5年我国平均CPI涨幅在3.5%左右，如果参照国际通行标准把2%确定为可接受的通货膨胀水平，那么从当前M0数据剔除这一差值（1.5%）后，其占GDP的适宜比例应为9%左右。

2.关于活期存款（M1-M0）

2013年末我国活期存款余额为278703亿元，占GDP的49%。考察历史数据可以发现，我国活期存款占GDP比例近10年来一直在45%～55%区间波动（见图3），这说明活期存款在媒介实物交易方面的作用也是大体稳定的。其超出合理水平的部分，相应也会引发通货膨胀。但由于活期存款主要用于企业交易，相应的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应使用GDP平减指数。近10年我国GDP平减指数均值为4.7%，扣除这一因素后，活期存款余额占GDP的适宜比例应在45%左右。

（三）承担价值储藏职能的合理货币水平

定期存款（M2-M1）并不用于交易媒介，主要承担价值储藏职能，在这一点上，它与其他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等没有本质区别。从这个角度看，在确定定期存款总量的合理上限时，应将其与其他金融资产合并考虑。一个国家金融资产的总量应与实物资产大体相当，如果超出就会引发资产价格泡沫，不足则会引发资产价格收缩。因此，全社会金融资产的上限由全社会实物资产存量所决定，定期存款的上限需在此基础上结合融资结构确定。

在我国，投资性金融资产主要包括银行定期存款、股票、债券等，根据近几年全社会融资总规模数据推算，2013年末全社会金融资产存量约为121万亿元。同时，我们运用1990年以来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投资品价格指数及折旧率数据，使用永续盘存法估算了我国的实物资产存量。在假定年均折旧率10%的情况下，2013年末按当期价格计算的实物资产存量约为140万亿元。比较这两个数据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我国投资性金融资产总量低于实物资产存量，其增长速度大体匹配（见图4）。从这个角度看，承担价值储藏和投资职能的货币量（定期存款）与GDP的比例也是合适的，并且仍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根据我们的测算，截至2013年底，我国实物资产存量仍高出金融资产存量约19万亿元，以目前定期存款占社会融资总规模63%左右的比例推算，定期存款还有11.6万亿元的空间，占GDP的比例最多可以提高到155%。

（四）广义货币总量的合理水平

总结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现金（M0）存量占GDP比例应在9%左右。

第二，活期存款（M1-M0）占GDP比例应控制在45%左右。

第三，定期存款（M2-M1）占GDP比例最高不超过155%。

综合以上三个层次的合理货币规模，我们认为，我国目前M2/GDP比例的上限应为210%左右（见图5），目前的水平（194.5%）仍处于合理区间范围内。但2008年以来这一比例提升较快，2013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以上，已经接近合理水平的上限，也应引起高度重视。

三、货币政策关注点应从数量转向效率和价格

当前我国货币存量虽未超出合理水平的上限，但数量扩张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传统的通过扩张货币信贷总量来支持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模式已难以为继。同时，由于我国货币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媒介的效率还很低，应该把货币政策的关注点转向效率和资金价格方面，在控制货币总量相对规模的情况下，通过提高金融体系运行效率来实现稳增长、调结构和防风险的统一。这种“稳数量、进效率”的货币政策操作方式，更加符合当前“稳中求进”的宏观调控总基调。

（一）货币数据反映出来的金融效率问题

通过分析各层次货币数据与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目前我国金融运行效率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1.货币数量与价格运行出现背离

2011年以来，通过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转为稳健货币政策，我国M2增速回落至13%～14%的区间，年度甚至月度之间的波动都很小。但与此同时，市场利率却出现大幅波动，出现了2011年下半年和2013年年中、年末3个急剧波动的时段，在M2增速始终维持在13%以上、明显高于GDP名义增速的情况下，短期市场利率却从不足3%陡升至10%甚至更高的水平。这种现象说明，货币的增长特别是广义货币的增长与实际货币供需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失调，广义货币的增长难以有效转化为市场上的货币信贷供应，传统的以货币数量为核心的调控方式已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

2.货币流通速度偏低

由于M1主要承担的是交易媒介职能，受储蓄率等因素影响较小，因此可以直接进行国际比较。我国M1流通速度2000年以来一直在2以下，2013年仅为1.7，而美国则高达6以上，这说明我国实体经济的资金运行效率远低于美国。根据余永定等学者的研究，我国资金运行效率主要与实体经济运行中的交易成本特别是企业间资金结算速度有关。①如果交易成本过高，完成交易需要等待的时间较多，特别是资金拖欠行为普遍，就会造成全社会资金流通速度的下降。

3.直接融资不够发达

我国目前的融资结构仍以间接融资为主，特别是由于2009年以来主要依靠银行信贷扩大全社会融资规模，导致近几年间接融资比例不降反升。与间接融资相比，直接融资在融资匹配灵活性、差异性和融资成本上都有明显优势，是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

4.企业储蓄偏高

目前我国企业定期存款占全部定期存款的比例接近40%，美国这一比例只有不到15%。企业作为投资经营的主体，应该是整个经济中资金收益率最高的部门和资金融入部门，而不应是大量持有定期存款的资金融出部门。我国企业定期存款比例较大，说明有相当一部分社会资金掌握在投资效率低下的企业手中，不能直接投入高收益的生产性投资项目，而是要经过银行的高成本中介再进入实体经济，导致了社会融资总效率的低下。

（二）提升金融效率支持实体经济的若干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在我国目前货币总量规模已接近合理水平上限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重点通过提高金融效率来发挥宏观调控功能，具体可考虑的措施包括：

1.货币政策重点要尽快从数量调控转向价格调控

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金融创新的发展，传统的货币数量与市场货币信贷供应之间的关系已经打破，以数量调节为主的调控方式已难以满足实体经济的合理资金需求，过于关注货币数量问题意义已不大。同时，在央行取消贷款基准利率，存款基准利率明显低于市场利率的情况下，金融市场面临失去利率价格指引信号的危险局面，这也是近年来多次出现市场利率大幅波动的根本原因。货币当局应尽快确立新的以市场利率为基础的政策目标利率，为金融市场提供明确而稳定的资金价格预期，并将调控重点放到稳定市场利率水平上。这对提高经济金融效率、防控金融风险、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2.更加注重发展直接融资

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利于提高全社会融资效率，提高市场主体自主识别和控制风险的能力，并为实体经济有效补充资本，降低杠杆率和金融风险。应扩大企业债、公司债和中期票据发行规模，降低发行门槛，增加个人投资者可直接购买的债券品种及数量。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将一部分间接融资转化为直接融资。推进股票发行市场化改革，扩大股权融资规模，大力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等直接融资形式。

3.进一步提高金融领域竞争度

竞争性市场是效率的制度来源，只有进一步放松金融业竞争管制，在控制好风险的前提下提高金融领域竞争度，才能从根本上提高金融效率。应适当降低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门槛，大力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允许部分经营能力强的地方性银行向全国性商业银行方向发展，增加全国性商业银行数量。银行监管要向“低准入、高监管”模式转变，对互联网金融等新兴金融形态，要在宽容和鼓励创新的原则下制定监管规则。

4.加强与财政政策的配合

目前财政资金流量占到全社会资金流量的30%左右，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对于提高全社会资金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应推动国库资金管理现代化，在科学预测收支进度基础上合理规划资金流，尽量减少库存现金规模，通过发行短期融资券提高国库资金管理效率。由于国债也是直接融资的一种形式，在当前经济增速下行、财政收入增速明显放缓而货币存量仍然较高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国债发行量。通过发行国债取得的财政政策空间，除可以用于扩大投资和转移支付外，还可以用于进一步减税特别是减少间接税，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同时，各种不同期限结构国债及国库融资券的发行，也有助于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为金融市场发展和市场化的货币调控奠定基础。此外，应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改革，提高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上缴比例，以提高企业部门的资金效率。

5.改善信用和支付环境

信用缺失是影响金融效率的重要障碍。应进一步加强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减少合同违约和资金拖欠行为，提高资金流通效率。加快发展电子支付技术，扩大电子支付覆盖范围。大力发展商业票据业务，发挥好商业银行在便利支付和控制支付违约方面的积极作用。②

注释：

①余永定.M2/GDP的动态增长路径[J].世界经济，2002 （12）。

②本文主要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GDP数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数据；美国经济研究局GDP数据，联邦储备委员会资金流量表和货币总量数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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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卡尔・米尔达尔.货币均衡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 余永定.M2/GDP的动态增长路径[J].世界经济，2002 （12）.

[4]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布鲁斯・格林沃尔.通往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5] 本・伯南克等.通货膨胀目标制：国际经验[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6] 周俊宇，柯学良.我国M2/GDP持续走高之谜[J].国际经济战略，2011（7）.

第7篇：常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从国际经验来看，央行通过降息避免金融危机是常见的应对措施。尽管实体经济复苏动力不足、长端利率上行本身已经预示了降息的必要性，但在国内流动性宽裕的情况下，央行罕见的双降更多的具有避免金融市场动荡持续和加剧的意味。央行再出超预期宽松政策，降息配合定向降准一方面提振市场信心，防范金融风险，另一方面继续引导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行，巩固经济企稳趋势和防范债务风险。

我们看到，5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仍低位徘徊，销售收入及投资收益均出现下滑，企业盈利短期难有改善;经济整体温和复苏，但希腊退欧、新兴经济体增速下滑等风险因素亦出现积聚。整体来看内外经济环境短期内稳定性增强，但整体仍偏弱势，财政及货币政策有望继续维持宽松，力拓宽货币向宽信用的推进。同时也要看到中长期内外经济环境仍存不确定性，保增长仍然任重道远。

简而言之，央妈出手，“双降保牛”：“降息+定向降准”的组合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尤其是其中降息的成分，定向降准方面只能说基本上符合市场预期，因为市场对于6月份是否降准一直存在着争议。当前时点进行“降息+定向降准”的政策组合有三个层面的原因：首先，救市保牛的意图很明显;其次，继续宽松来巩固经济企稳趋势，降低融资成本。最后，定向降准支持三农及小微企业，这说明（1）目前流动性总体宽松，全面降准没有必要，这个我们从今起货币市场利率和银行超储的上升能看出来，定向可以体现一些弹性和结构性;（2）我们观察到近期汇丰PMI 就业指数的大幅恶化，指数跌到了09 年2 月份以来新低，定向三农及小微，也有一些稳定就业的意图，毕竟中小企业对于就业的吸纳能力要强得多。

华泰证券分析称，一个大体判断是，整体政策将走“稳货币、宽信用”路线，也就是说在货币囤积金融体系无法导入实体的情况下，政策会将资金落实到“项目”上。所以财政会表现的比较积极，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债务Z换会继续快速的推进，最近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也有放松，包括发行条件降低以及借新还旧等相关政策都在出台。

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如何变化，空间应该是很大的，但是弹性也很大。首先，整体基础货币投放维持稳中偏松的格局，同时打开银行信贷渠道是重点，短期内绝对不存在收紧的可能，并且从最近正回购、MLF未续作到逆回购重启、降息降准这一转变，说明货币政策很注重微调和弹性，市场上极度宽松的预期会得到一定的矫正;第二，货币政策将会回补财政，力求把宽货币落实到宽信用。

近期股票市场大幅调整已威胁系统性风险，融资盘平仓恶性循环可能进一步施压股指，证监会日前统筹金融机构联合救市，并公告央行或释放流动性间接托底股票市场;经济整体动能偏弱，先行指标暗示需求整体疲弱，生产扩张持续性受到质疑，政策或加码稳增长。股市平仓盘负循环已逐渐侵蚀场外配资，预计该部分规模仍有8000亿元左右，继续下跌或进一步危及两融和收益互换等场内配资，该部分配资超过20000亿。杠杆融资上的股市下跌或引发金融体系呆坏账的出现，非银金融机构或首先受到威胁并逐渐传递到银行体系。因此救市政策密集出台严控系统性风险。

当前总需求疲弱或拖累生产扩张，政策仍需加码稳增长。6月份PMI与5月持平为50.2，本月传递的主要信号在于总需求的疲弱，由于经济下行期风险偏好收缩，我们认为企业在没有看到总需求的确定性扩张时，生产活动也将时刻面临收缩的风险。行至年中，经济在低位出现稳定迹象，但目前来看保增长的压力仍然较大，总需求管理政策仍需加码推进。宏观政策层面一方面会保证货币政策的继续宽松，缓释债务风险为企业减负，另一方面更多的依靠地方融资平台支撑财政政策的扩张，力拓宽信用。在防控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力保增长的底线，我们预计后续会有更多的稳增长政策跟进。

国泰君安强调，7月5日央行给证金公司提供流动性传递出的最重要信息是：救市升级。行政决策层级从监管层升级到国务院，跨部际合作。资金来源从监管层和汇金升级到央行。这类似平准基金，隐含无限量。央行为证金公司提供的流动性是基础货币，隐含无限量，直到达到政策目标为止，类似平准基金。股灾货币化，类似债务货币化。

当前要力保 2万亿两融。证金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之一是“为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提供转融资和转融券服务。”意味着2万亿两融平仓压力缓解。至于伞形信托是否在流动性支持范围内未明确。此外，会否直接出手购买股票尚待明确。证金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之二是“运用市场化手段调节证券市场资金和证券的供给。”意味着证金公司可通过券商或自己直接出手购买股票。当前股灾的关键是信心和流动性的丧失，救市的关键是恢复信心和流动性，中断呈几何级数形成的抛压链条传导，防止股灾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蔓延。

上海证券表示，从宏观经济面来看，此次央行推出降息降准这样的“大招”超市场预期。此次降息降准更多表达了政策对于“股灾”及时给力的维稳应对态度，在流动性方面，对稳定市场对于货币政策继续保持宽松的预期正面作用显著。融资盘强平导致的多杀多负面循环有望缓解。

在市场影响的判断上，大方向上维持A股市场流动性供求格局的蜜月期已经过去，但牛市“三驱”仍在的判断。619和626暴跌都是了揭开牛市第一波进入下半场的序幕。此次中期调整的级别，无外乎是针对2月9日3049―6月12日5178上升周期的调整3（4）;或是去年7月4日2038―6月12日5178上升周期的调整（大四浪）。这两种不同级别的技术调整均指向牛市未结束。在具体的甄别上，根据年中策略中重点指出的沪综指4500-4600区域是2015年重要的成本支撑与成交密集区，沪综指在4500-4600区域下方停留时间越久，则后一种更大级别调整的可能性越大。目前看来本次中级调整为针对去年7月4日2038―6月12日5178上升周期的较大级别调整，基本可以定局，未来市场将面临3800-4600点区间历时3-6 个月的中期箱体形态的调整整固周期。619和626暴跌是俯冲探明该中期箱体首次低点的过程。降息降准有利于快速抑制市场恐慌情绪，但不会改变市场的基本趋势结构。

策略建议方面。具体而言，在降杠杆、调结构的过程中，在行业与主题维度上，依然看好中国制造2025或央企整合外延驱动，以及新兴产业人脸识别与无人驾驶两个领域的投资机会;在趋势与结构维度上，重点强调回避强势股，关注跌出来的机会;在风格维度上，中期看均衡，短期如果“供求蜜月已过”成为市场共识，小盘股具备更多跌出来的机会。短期可重点考察大金融、地产板块在降息降准利好推动下的表现，并建议在市场反弹震荡过程中，依据上述线索进行减仓调仓操作。

第8篇：常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受金融危机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显现。美国财政部长盖纳在候任期间曾指责我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这与布什政府拒绝认定我国为汇率操纵国的态度显着不同。但美国当前的主要目的，是要迅速走出金融危机、摆脱经济衰退，而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总体上有助于美国达到这一目的，起码不悖于这一目的。因此，新一届美国政府在危机中应不会对人民币汇率制度采取实质性的对抗行动，从摆脱实体经济衰退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对美国缩小贸易逆差不会产生实质影响。当前以中美贸易差额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根源于美国有较大的储蓄缺口(储蓄不足)，而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则有较大的投资缺口(储蓄过剩)。从全球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拥有较高储蓄率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是集体性地被迫与储蓄率较低的美国保持贸易差额关系。显然，这种失衡根源于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至我国对美贸易顺差大幅下降的程度。鉴于美国的储蓄率在短期内难以提高，其贸易逆差将依然存在，只不过转变为对其他国家的逆差而已。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存在且愈演愈烈，只是其贸易顺差对手国顺次由日本转变为“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然后转变为我国而已。

从摆脱金融危机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并非美国解决金融危机的出路。近期，西方学术界流传着一种“祸水东引”的谬论，即将人民币汇率制度与美国次贷危机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是我国对美贸易顺差的主要成因，我国将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这压低了美国长期利率，进而低利率刺激了美国金融创新并使其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大量事实表明，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之间的不匹配才是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不断深入，尽管金融风险认知在同一时期也有进步，但明显滞后于实践的需要。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的不匹配大大降低了原有金融稳定安排的效力，金融机构内控、市场纪律和金融监管的效率下降与此均有密切关联。从这一视角看，次贷危机爆发具有必然性，它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没有必然联系。

事实上，维持现有包括人民币汇率制度在内的中美经济模式，对美国化解金融危机是有利的。当前，美国政府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同时展开行动来化解危机。在实体经济领域，美国主要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在金融领域，美国主要通过金融机构救助、收购金融机构有毒资产、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三种方式来稳定金融系统。美国的危机化解方案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这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国债。在美国国债投资需求中，外国投资者的地位举足轻重。2008年，美国政府净发行国债1.47万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者就购买了7720亿美元。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模式以人民币“软”钉住美元、我国对美保持大量贸易顺差和我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为主要特征，这一模式有助于美国筹集资金、稳定国债市场。应当说，危机加强了中美经济模式的“捆绑性”，即我国需要美国市场实现劳动力就业，美国则需要我国的资金来稳定其金融系统。破坏这一模式的稳定性，对中美双方都没有好处。

二、金融危机不会根本威胁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

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引起国人广泛关注。部分国内学者认为，美联储向金融体系不断注入流动性，使得美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威胁，我国外汇储备也极有可能因此遭受重大损失，人民币汇率制度应该加速弹性化改革。为应对危机，美国货币当局不断放松其货币政策。美联储的最初反应是，通过更积极的储备管理使短期货币市场利率与目标水平一致。随后，为缓解定期货币市场和回购市场的压力，美联储延长了银行再融资期限，扩展了合格抵押品和交易对手的范围，扩大了证券融资范围。鉴于金融市场混乱还在继续且实体经济出现衰退，美联储迅速调整了其货币政策立场，将联邦基金利率在短期内由5.25%下调至0-0.25%。在缺乏利率下调空间的情况下，美联储开始实施所谓“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即货币政策直接关注货币投放数量而非利率。从货币供应量的角度看，以上货币政策操作并无特别之处，所有操作都是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当面临通货膨胀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出售其当前购买的国债和其他类型金融资产以收缩流动性。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贫富较为悬殊而又实行议会民主的国家，美联储不可能为了损伤我国外汇储备价值而故意推动通货膨胀。转贴于

主要是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和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刺激了投机性货币需求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膨胀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全球在次贷危机中投放的大量流动性在危机后大部分不会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极有可能是从谨慎状态转为投机状态，这为全球收缩流动性提供充裕的反应时间。我国没必要进行大的储备币种结构调整。反而，由于我国在美外汇储备数量较大，任何急切的币种结构调整很可能会因交易成本过高和外汇市场的博弈性反应而损害我国外汇储备的价值。例如，如果我国迅速将美元国债储备转换成欧元储备，则大量抛售很有可能会使美元国债收益率迅速上升，这将导致我国继续持有的美元储备的贴现值下降。更何况，在当前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中，美元的安全性仍然居于首位。

三、不宜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理论界存在很大争议。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从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看，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根本目标，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在内的一切宏观调控政策都须以此为最基本的出发点。换言之，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首先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总目标，其次才能考虑平衡国际收支。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剧烈下滑，对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率同比皆有大幅下滑。由于投资下滑主要是由出口下滑导致的，此轮我国经济紧缩可以归为外部需求冲击型的经济紧缩。为保持经济增长，我国政府及时有力地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汇率政策领域，我国迄今为止尚未采取大的举措。我国是否应当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这也是我国汇率政策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全球真实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3.5%下滑为2008年的1.7%，其中，除了中东的真实GDP增长率上升了0.2%，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和亚 洲的真实GDP增长率分别下滑了1.0%、0.9%、1.8%、2.9%、0.8%、1.0%和2.9%;全球真实商品贸易增长率从2007年的6%下滑为2008年的2%，其中，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中东和亚洲的真实商品出口增长率分别下滑了3.5%、1.5%、3.5%、1.0%、1.5%、1.0%和7.0%。全球真实GDP和真实商品出口的全面萎缩表明，在所有导致我国出口紧缩的原因中，贸易对象收入的全面下降肯定居于首位。

在人民币“软”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下，美元2008年对日元和欧元大幅升值，间接推升了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可以讲，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在危机期间恶化了我国的贸易条件，中国当前具有人民币贬值的潜在动力。

第9篇：常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信贷渠道；货币政策传导；货币需求；商业银行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4-0034-03

虽然目前学界已有多篇经典文献证明了货币传导机制中信贷渠道的存在，但是在实证分析上却难有定论。分析其原因是在于互反的因果关系或者内生性的存在。经济学家通过计量模型很难区分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变化与产出变化之间的前后因果关系，是由于信贷规模的变化引起了产出对此的反应，还是信贷规模的变化正好是其自身对产出变化的回应，更或者是两者皆有。其次，即便通过计量模型确定了信贷规模对产出的冲击影响大小，我们也很难区分其中到底多少是由传统的货币渠道引起的，多少是由信贷渠道引起的。国内，王振山、王志强(2000)显示信贷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途径，而货币渠道的传导作用则不明显。李斌(2001)显示信贷总量、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政策目标变量都高度相关，但前者相关性更大一些。王雪标、王志强(2001)显示货币政策通过货币和信用两个渠道同时影响经济，但无法区分哪一个更重要。以上分析存在一些先天不足之处。比较明显的是，通常使用单方程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方法首先不能避免前文提到的互反因果关系问题，同时分析中对于各种进入方程的变量选择较为主观。而在对于信贷规模和产出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中，过分依赖Granger检验，在检验过程中对于序列滞后期的选择也有一定的随意性。值得注意的是，其实从统计实质而言，Granger检验并不完全证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另外，对于待分析数据序列的平稳性假设等也不太符合实际情况，上述几点原因导致分析结果的可信性受到怀疑。

本文尝试使用Driscoll(2003)的基本思想，通过构建一个分省的宏观模型，使用数学方法直接消除传统货币渠道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以上海市为例，实证分析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信贷渠道的作用。

一、一个分省的信贷渠道模型

Driscoll(2003)提出了一个将整体经济加以划分，使用州为单位验证信贷渠道的新方法，该方法可较好校正互反因果关系及信贷渠道具体影响效果问题。根据他的思想，本文将构建一个以上海市为分析目标的框架，讨论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

1．主要思路。

我们将全国这个经济整体看成是由若干个小型的经济体组成的，这些小型经济体可以是省，可以是区域，他们是开放的，而且采用固定汇率制度，因为一国的货币币值在国家范围内是一定的。那么对于这些单个的小型经济体来说，如果他们内部存在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那么对其产生影响的个别特定货币需求冲击，必将引起其自身的信贷规模变化进而影响投资和产出。或许这个思路可以说只能验证局部信贷渠道的存在，但是其实若上述模型真实有效，我们就可以较容易地通过加总的方法将这个模型衍生推广到整个国家范围。

Driscoll(2003)以州为单位对美国进行了实证分析。由于分析数据获得受到限制，本文以上海为分析目标，将中国分为两个区域上海和上海以外区域。那么，若当前在上海发生了一个特定的货币需求冲击，在特定的总产出和利率水平下，居民自然倾向于持有更多货币，由于整体利率水平对于上海而言外生，人民币币值在国内一致，这样就导致全国除上海以外其他地区的货币流入，上海的实际货币存量增加。如果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只有传统的货币机制起作用，那么本次货币需求冲击对上海经济的影响就到此为止了，由于利率水平未发生变化，因此产出水平将维持原有水平。但如果同时存在信贷渠道传导机制，那么随着实际货币存量的增加，必将引起银行信贷规模的增加而引起投资增加，最终将引起产出增加。这也是整个模型的理论基础。

2．模型。

设定整个国家只有一个货币政策制定机构，即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当局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改变整个社会的货币供应总量，但不能具体改变某个地区的货币供应量；居民对货币资产的选择可以是银行存款m或是债券b；对于银行存款m全国使用统一利率r，而对于债券b的利率rb两个地区可能互有不同。

Driscoll(2003)假设正好与本文相反，他假定银行存款m利率r在不同的州可能不同，而债券b的利率rb则全国一致。这种假设是不符合目前我国实际情况的，根据我国现行商业银行法，由于利率市场化并没有真正实施，除大额外汇存款商业银行可商定存款利率外，人民币利率均实行同一利率。而我国商业债券利率则根据发债企业经营规模、信用等级及其他因素而各有不同。本文针对上述情况，对模型的前提假设进行的相应的修改，以符合我国实际情况。

货币需求方程表示为：

其中上海i=l，其他地区i=2，εit表示特定地域货币需求冲击。全社会总产出按消费法核算时司大致分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及净出口。假设投资为商业银行贷款利率rL及债券利率rb的函数，政府支出为系统外生，净出口为汇率及产出水平的匪数，则总需求方程表示为：

其中Zit表示可能由财政政策变化等因素引起的总需求冲击。这里假设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可由于地区不同而发生变化，这是因为目前我国实行的商业银行普通贷款利率规定，各类信贷业务利率下限为中央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10％，而利率上限则没有规定。事实上目前信贷市场利率根据相关因素各有不同，在资金相对充裕，银行业竞争较为激励的地区，为取得竞争优势，商业银行多采用利率下浮的优惠手段来招揽规模较大的优质客户和发展前景较好的项目。相反，在资金供应较为紧张，银行业仍保持相对寡头垄断的市场，或对于规模较小，风险相对较高的客户，商业银行完全可能采用利率上浮。目前对于上海而言，作为中国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资金存量较大，银行业竞争已十分激烈，各行对于大型企业和优质企业一般都已实行同期基准利率下浮10％的人民银行利率下限，上海整体利率水平处于一个较低的位置，这一点和临近的江苏、浙江两省存在较大的区别，江浙两省由于民营经济发展迅速，资金需求旺盛，同时由于中小型企业信贷占比较高，故一般商业银行信贷利率基本采用基准利率甚至采用上浮利率。基于这种情况，我们这里假设两个地区间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是有区别的。就商业银行而言，其信贷供给可以写成：

其中Wit表示模型外影响信贷供给的其他因素。信贷需求可以写成：

其中Vit几表示模型外的信贷需求冲击。为了分析的便利再假设

。同时假设各地区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与其存款规模正相关。对此我们注意到，受到商业银行跨区域发放贷款以及跨区域调动存款等情况的存在可能导致该假设被弱化。但从目前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商业银行一般在省一级分行即开始要求资产、负债水平相对平衡，事实上大规模的跨省区调动资金的情况并不常见。此外，大型跨省区的异地项目信贷，出于对项目运营和资金监管的考虑，商业银行也多采用由本地主贷行与项目所在地行组成行内银团贷款或系统内联合贷款完成，因此上述假设还是可以接受的。该模型还可进行数学处理：

其含义表示，在首阶段回归过程中信贷规模将由货币需求扰动回归得到，可首先检验信贷规模是否受到货币供给波动的影响，即存款的变化是否引起贷款相应变化，而信贷渠道如果存在则隐含了上述回归方程有意义的前提假设。

二、实证分析：以上海为例

对于产出水平选用国民生产总值GDP现值；价格水平选用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数；货币供应量采用M2剔除M0；全国贷款利率采用中央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基准利率，由于未能获得上海市金融机构利息收入具体数值，根据中国工商银行内部数据。按市场份额大致估算了上海市贷款利率水平；银行贷款规模采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上海市统计年鉴》及其他资料，获得上述口径1990至2005年数据序列，使用对数法得到相应的增长率序列。

对于式(5)估计结果为：

考虑到本次分析中数据混和性的特点，在二阶段OLS回归过程中对于每个变量加入2个滞后期，回归结果为：

结果显示，εit系数统计结果显著，即对于上海市而言，某个特定的货币需求冲击在统计上能显著引起该地区信贷规模增长。

结果显示第二阶段的回归中，上海市信贷规模增长对产出而言统计上并没有产生特殊的影响，提示货币政策传导中上海市的信贷渠道并不明显。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