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原因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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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原因范文

所谓新经济主要是针对传统经济而言。按照西方经济理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旦失业率低于6%，通货膨胀率就会急剧上升。但自1991年3月以来，美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特别是90年代后期经济增速平均超过4%，失业率降至3.9%，而核心通货膨胀率却低于2%。一些经济学家把美国出现的这种“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即“一高两低”的经济称之为新经济。

尽管经济学界对是否出现了新经济、什么是新经济以及新经济形成的原因还有不同的见解，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经济持续高增长、经济周期特征淡化、同时伴随着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是“新经济”的主要特征；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经济全球化、不断创新完善的金融市场特别是急剧增长的风险投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务实和稳健的宏观经济调控等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电脑、通讯、网络和金融化了高新技术产业本身的发展以及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成为度量一个国家（地区）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

在信息技术的生产和应用方面比美国落后是欧盟经济存在的弱点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一系列打造新经济的措施，力争在10年内赶上或超过美国，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和最有活力的新经济地区。

一、欧盟新经济的发展

过去十年来，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这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到2000年，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增加值达到493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6%上升到4.4%，年均增长15%左右，大大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2.5%的增长水平，自1995年以来平均每年推动欧盟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但和美国相比，欧盟仍相形见绌，1995年以来,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年均增长20%以上,到2000年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8.3%，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来自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从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说，1996-200年，欧盟只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相差近5年。各成员国的情况差别较大，爱尔兰、芬兰、瑞典、荷兰和英国等国家发展较快，其中爱尔兰的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超过美国，芬兰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美国。

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生产率的发展。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除了资金和劳动的投入引起的增长外，其他的都叫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技术要素的增长率。测算表明，1995年以来，信息技术对欧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每年推动经济增长约0.2个百分点，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

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下跌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降低，20世纪80年代，硬件设备、软件和通讯服务的价格平均每年分别下降1.8%、0.3%和0.2%，90年代前半期，其分别下降3.3%、0.7%和0.7%，而到90年代后半期，其下降的速度分别达到10%、1.4%和1.3%。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自1995年以来每年降低0.2个百分点。

新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信息技术产品的使用，计算机拥有量、上网人数、移动电话使用量、电子商务发展等是主要的指标。在这些领域，欧盟远不及美国，根据初步的估计，1999年，欧盟每100人均拥有计算机为20台，不到美国的二分之一；欧盟只有14%的人上网，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电子商务额约为170亿欧元，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只有人均移动通讯电话拥有量和美国持平。欧盟人均对信息技术产品的支出约为1600欧元，不及美国的一半。实证分析也表明，在欧盟，信息技术以外的部门没有因为利用信息技术而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总之，虽然，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推动了其经济的增长，但从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等看，欧盟要比美国落后5年。

二、欧盟新经济落后的原因

从传统的工业化进程和形成的经济结构看，欧盟与美国同属工业发达国家，区别不大，有的国家如德国甚至比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更加明显。但为什么新经济首先出现在美国而不是欧盟。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有比较优势；二是欧盟的经济体制僵化阻碍了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应用。

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了不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要素禀赋和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按照这一理论，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建立了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拥有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鼓励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以及大量军工技术转为民用和军工产业的技术外溢等。人才优势是美国最主要的比较优势，美国的信息技术人员比例明显高于欧盟，在欧盟内部，芬兰、爱尔兰、瑞典等信息产业发展快的国家其受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教育的人员比例居于欧盟的前列。由于信息技术的网络效应和第一发起人效应，即使欧美在信息技术发展初期的差异很小，也可能由于研究与开发以及专业化生产的正反馈作用而使美国形成巨大的比较优势。欧美双边的信息技术贸易也说明了美国有比较优势，近几年来，欧盟从美国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占双边贸易的25%，而美国从欧盟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仅占双边贸易的6%。

经济体制差别的理论论证了欧盟僵化的经济体制束缚了新经济。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相对僵化。欧盟严格的解雇程序、高昂的解雇费用、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约束等各种就业保护措施和强大的工会势力使解雇工人的成本极高，抑制了企业利用节约劳动成本技术的积极性，减低了对信息技术产品的需求和应用。其次是金融体制不成熟，缺乏创新。美国实行的是股权资本主义，其发展的路径为：个人创业合伙制股份制，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风险投资在美国的出现和迅速膨胀被认为是一场金融革命和股权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它为一些极具发展潜力和成长前景但又有高风险的新兴科技企业提供投资，催生了一大批信息技术企业并使之迅速发展，英特尔和微软等都是通过风险投资而成长为富可敌国的科技巨头的。而欧盟国家多为银行债权资本主义，其储蓄大多流入资产雄厚的少数大企业，许多依赖于科技成果创立的新兴企业因其无形资产不能做为抵押品而无法得到银行贷款支持，银行也不会提供风险投资，从而限制了新兴产业的发展。此外，建立新企业的各种行政障碍、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严重分离等科研体制僵化也阻碍了信息技术的发展。三、欧盟发展新经济的举措

虽然在新经济方面，欧盟落后于美国。但欧洲具备赶上来的机会和条件，一是欧美从事新经济的企业已相互兼并和投资；二是可以利用美国现有的经验和做法；三是欧元启动以后，欧洲的资本市场发展迅速，筹资越来越方便。但欧洲必须在经济结构改革和科教两个方面行动起来。去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提出了建立电子欧洲计划，并把该计划提高到和欧盟共同市场、经济货币联盟同样的高度，此外，还制定了金融服务行动计划、风险投资行动计划、欧洲研究区战略等各种计划，力争在2010年前赶上美国的水平。其发展信息技术的主要政策如下：

1．坚决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把物价稳定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减少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从而鼓励投资和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2．加快信息技术的应用步伐，改善信息技术应用环境。建立统一的电子商务法，实行统一的专利法。到2001年完全开放电信市场，2001年前欧盟境内所有学校上网，政府采购全部上网，加强网络培训，鼓励终生学习，。

3、发展风险投资市场。风险投资作为创新型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对高成长性的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与美国相比，风险投资在欧洲仍处于不发达阶段。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额达到了33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15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达到180亿欧元；而欧洲的风险投资额仅为12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7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为50亿欧元，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风险投资行动计划，主要措施为：加快欧盟内部一体化的步伐，使跨国金融活动更加便捷，专业投资人执行统一的结算规则，改善便于企业获得资金支持的金融条件，并斥资2.3亿欧元对企业获得贷款和风险投资等进行支持；成立7贤人委员会研究加快欧盟资本市场一体化政策。

4、培养企业家精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基础，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首先，鼓励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利用社会基金资助各种宣传和推广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的活动，加强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创建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其次，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提高研发水平和产品开发能力，利用统一专利法保护创新企业的技术安全；再次，放松政府对企业在开业和营业等方面的种种限制，优化企业发展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环境；第四，提供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第五，发展包括电子商务、网络、信息、老龄服务、特色旅游、社区服务等在内的技术型、经济型和社会型等新型服务业。

5、鼓励科技体系创新和技术成果的转化。创新是提高竞争力和促进就业的重要动力。在创新能力方面，欧洲远远落后于美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1998年，欧盟15国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占其GDP的比重为1.8%，而美国为2.8%。同时，研究与开发力量分散，研发和成果商品化脱节，没有形成统一的科技市场。欧盟委员会已计划设立欧洲研究区，以减少研究力量的分散，鼓励研究单位和企业合作，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同时，放宽移民政策，吸引国外的技术人才。

第2篇：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原因范文

通常情况下，通胀意味着经济过热，通缩意味着经济下滑。而“滞涨”是一种工业化过程中的新状态：物价上涨、经济滑坡、失业增加。听起来还真是发生在经济领域的消化不良。

“上周二纽约证交所停止交易后，华尔街一家经纪行业的副总裁查看了一下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的指示器。机器发出轻轻的唧唧声，他大叫一声：天啊，道琼斯指数又掉了16.50点。由于值钱而又热门的股票徘徊不前，股指最后收于671.54点，在94个交易日内下跌了126点。在此期间福特总统入主白宫。”《纽约时报》1974年9月1日的这篇报道中，记者也许意识到了道琼斯指数可能更严重的下跌，但他绝无可能判断出今后的将近10年中，美国股市和美国经济运行状态。

道琼斯指数没有像人们所担心的那样继续暴跌，从而带来新的一次大萧条。到1975年12月6日，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跌到了577.6点的最低点，从最高点下跌45%后企稳。人们同样没有想到的是，直到7年以后的1982年，道琼斯指数才重新回到1972年创下的千点高位。这10年，美国股市和美国经济一起没有跌入深渊，而是陷进了泥潭。这是一种从未发生过的特殊经济现象——“滞涨”。

二战之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恢复期，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经济进入了将近20年的高歌猛进时期。美国经济的一路走好，带来股市的一派繁荣。1956年5月12日，道指首破500点大关。1972年11月14日，道指首破1000点。 很多经济学家把美国经济走出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归根于里根上台后所实行的减税、减少政府干预等一系列新经济政策。但更加主流的看法是，技术进步才是美国走出滞涨的根本原因。

1792年，24名纽约经纪人在纽约曼哈顿下城华尔街的一棵梧桐树下订立协定，约定以后每天都来这里进行股票交易。1863年，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1882年，道与好友琼斯在华尔街一幢紧靠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大楼里创办了道琼斯公司。1896年5月26日，道第一次计算并对外公布了道琼斯工业平均数，当日指数为40.94。从此，道琼斯被当作了美国经济的晴雨表，进而成为世界经济的晴雨表。 很多经济学家把美国经济走出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归根于里根上台后所实行的减税、减少政府干预等一系列新经济政策。但更加主流的看法是，技术进步才是美国走出滞涨的根本原因。

证券经纪人长达20年的好日子看样子要结束，年经纪人心怀忧虑。“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之中有7000多人离开华尔街到其他行业就职。一位离职的前经纪人说：我的黄金之年是1971年，那时我一年赚了3万美元，而到了1973年，我的收入降到了1万美元的水平，我不得不离开证券业”。

石油危机是股市下跌最重要的导火索，但“滞涨”并不能全部归结为石油危机的原因。股市的低迷源于经济的不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被“滞涨”缠身，当然，石油危机加剧了“滞涨”的深化。

第一次石油危机从1973年10月因第4次中东战争爆发，由于沙特等石油输出国组织向偏袒以色列的美国施行禁运，国际油价从3.01美元在2个月翻两番飙升到12美元，导致所有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明显放慢。197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美日的经济当年都出现了负增长。

除此之外，食品价格也由于粮食紧缺而大涨，增加了通货膨胀压力。1972 年，自然灾害席卷全球，世界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减少2.9%。1974 年世界粮食再次减产，紧缺状况进一步加剧。1973 年和1974 年，美国食品和饮料价格上涨幅度分别达到13.2%和13.7%；1978 年和1979 年，上涨幅度分别达到9.7%和10.7%。

油价和粮价的大幅上涨导致通货膨胀率前所未有地高涨，年平均通货膨胀率达到10.46%，而美国战后各经济阶段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2.33%～3.54%。这种通胀我们很熟悉——由于国际市场能源和矿产涨价所导致的所谓“输入性通胀”。

由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对中东低价石油的高度依赖性，石油的大幅涨价导致物价水平的整体提升。随着经济对石油涨价的逐渐适应，股市也开始快速回升，1975年道琼斯股指开始大幅度反弹，到1976年底就基本回到1973上半年的水平。但由于缺乏经济增长的支撑，一直到1982年，道琼斯指数长期在800点到1000点之间徘徊，牛市变成了牛皮市。所以，20世纪70年代，也就被称作美国版“失去的10年”。

除了石油危机和由于“水门事件”导致的美国政局危机，“滞涨”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经济艰难转型中的阵痛。二战结束后，美国拥有占当时世界总量80%以上的黄金储备，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固定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施行。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宣布停止承担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统领二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宣告瓦解。

以美国强大的国力为什么难以支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一方面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产生巨额的政府开支。而与此同时尼克松之前的美国总统约翰逊总统所倡导的“伟大社会”的计划，导致美国联邦政府用于社会福利的开支急剧膨胀。花销不断扩大，但经济上的竞争力尤其是制造业的竞争力，在日本等新兴工业国的围堵下开始逐步下滑，导致出口贸易顺差不断减少。1971年5月，美国对外贸易出现了13.03亿美元逆差，这是自1893年以来美国对外贸易第一次出现逆差。之后除了1973、1975年为小额顺差外，其余年份均为逆差。这在一定程度上宣布，美国工业化的过程已经正式结束。美国需要从经济转型中获得新的竞争力。

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无论基础设施投资、出口还是消费三驾马车齐头并进。但随着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日渐减少、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国内消费也增长乏力。总体上，由于新技术带来的产业革命未能及时衔接，是美国“失去的10年”的根本原因。“滞胀”阶段是美国“二战”后最艰难的阶段。从 1969 年12 月到1982 年12 月，美国有13 年的时间停留在滞胀的阴影下。平均每3 年多就有一次衰退，实际GDP 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9%，而年平均通货膨胀率达到10.46%。

第3篇：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滞胀 萨伊定律 拉弗曲线 激进派供给经济学 温和派供给经济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2-043-02

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并存的“滞胀”问题，利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很难解释和解决滞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供给经济学派兴起。供给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美国出现的一个经济学流派，从供给方面强调税收对产量、劳动供给、资本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刺激作用，实际上是一种与凯恩斯需求学派的财税政策完全对立的主张。

一、供给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凯恩斯理论中的国民收入均衡分析。凯恩斯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源于投资、消费与净出口这“三驾马车”的拉动，在需求侧管理者看来，实现国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扩大需求，具体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以及出口需求。刺激这些需求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包括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失业与通胀率并存的“滞胀”局面，较为典型的情况是美国经济持续出现通胀率和失业率双高的局面，到1980年美国的通胀率高达13.5%，失业率高达7.1%（见表1）。

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一方面被认为是造成滞胀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无法解释和解决滞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供给学派经济学为核心内容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应运而生。

供给学派针对传统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复活了古代的萨伊定律，即供给会创造出自己的需求。任何产品的生产除了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求以下，其余部分总会用来交换其他产品，即形成了对于产品的需求。任何数量的储蓄都会全部用于投资。李嘉图曾谈到：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出卖，都是为了购买对他直接有用或者有助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别的商品。需求是无限的，只要资本还能带来某种利润，资本的使用也是无限的。所有商品都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不可能的。

整个供给学派按观点又可分为以美国经济学家有罗伯特・孟德尔、阿瑟・拉弗、万尼斯基、诺尔曼・图尔和保罗・罗伯茨为代表的激进派供给经济学，和以M・费尔德斯坦（M.Feldstein）为代表的温和派供给经济学。

激进学派的代表人物为阿瑟.阿弗，是里根执政期间的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成员，因其提出“拉弗曲线”而得名。拉弗曲线描绘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的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

拉弗曲线如图1，图中税率到E点时，税收收入达到最大，超过E点后，税收收入反而随着税率的上升而降低。图中D、F两点税率不同，税收收入却相同。图中AEB的阴影部分被供给学派称为“”，“”内的税率与税收收入负相关。

温和派供给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则为M・费尔德斯坦，其在1986年的《美国经济评论》中撰文写到，供给主义不过就是要回归到亚当斯密以及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的扩大生产能力、减少政府干预、发挥个人创造力的基本思想，所以M・费尔德斯坦说，在听说供给学派这个名词之前，包括他在内的诸多经济学家早已是供给主义者了。因此M・费尔德斯坦认为，供给主义有“新”、“老”，像他这拥氖恰袄稀惫主义者，而大家所熟知的供给学派是“新”供给主义者。两者在政策主张上没有本质区别，唯一的区别是在对供给政策的预期和实际效果上。“老”供给主义者认为减税等激励政策是长期政策，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起显著作用；而“新”供给主义者对于供给政策的短期效果非常乐观，认为可以不付出失业代价而降低通货膨胀、减税也不会造成预算赤字等等。

二、供给经济学在西方的实践

在美国面临“滞胀”困局的时候，里根上任后，接受了供给学派的建议，采用的措施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减税，二是废除政府管制。

里根执政期间，分别在1981年和1986年主导了两次重要的减税措施的制定与实施。1981年，新上台的里根总统颁布了经济复苏法案。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将个税最高税率从70%降到50%，规定从1985年开始实行个税与通货膨胀挂钩，大大减少了纳税人的负担。公司所得税方面，实行加速折旧和投资税收抵免等措施来减税，刺激投资。1986年里根签署了美国参众两院批准的修正税法，强调税收中性原则，简化了税制。在个税方面，将最高税率从50%降至28%，同时将最低税率从11%提高到15%，将原来的15个收入等级归并至4个收入等级。在公司税方面，进一步延长了设备和房地产折旧年限。根据这一法案，降低了个人所得税，改变了过去30多年来税率越定越高、特惠越来越多的情况，它实际上是大规模减税和局部增税的结合，既使中产阶级得到实惠，又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

里根政府在废除政府管制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航空业。当时美国的航空业有非常严格的进入管制，政府数年都不批一条新的航线，导致行业的垄断度很高。除了进入管制之外，政府还搞价格管制，不准航空公司降价。里根上台后根据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废除了航空业的进入和价格管制，不几年间廉价航班爆发式增长，美国航空业迎来了繁荣期。

因此，“里根减税”不仅仅是减税，而且是改革。减税也不是里根政府唯一重要的经济政策，放松管制、平衡预算、降低通货膨胀同样是重要的政策手段和目标，其真正的目的也不仅仅是带领美国走出滞胀，而是要彻底扭转过去数十年来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恢复美国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传统，以实现美国长期的增长和繁荣。

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较有效地解决了美国的滞胀问题（见表2）。在美国处于高通胀、高利率的不利形势下，里根经济政策有效的平抑了通胀，通胀率由上任初期的13.5%控制到1988年的4.1%较低水平。从1983年起，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至1988年GDP的增速都保持在3%以上的水平。失业率也从上任初期的7.1%下降到1988年的5.5%。而且正是由于当年废除暴利税，才让硅谷起死回生，才有了上世纪90年代美国克林顿政府之时IT革命的收获期。

但是里根的经济政策也带来了一些明显的负面影响。自1981年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以来，里根注重的平衡财政预想一直未能实现。因为大规模的减税和增加国防预算使得原本巨大的财政赤字不见缩小反而愈加庞大。在里根执政的八年间，美国财政赤字累计达到16673亿美元，是以往美国历届总统204年间财政赤字的1.8倍。由于里根的导致高预算赤字，为了控制通货紧缩货币供应量，政府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以弥补赤字。1982年美国还是世界最大债权国，到了1986年便成为世界最大负债国了。

三、供给经济学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进入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下行的态势，整体上看，我国经济出了“四降一升”的状况，即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工业产品出厂价格下降；工业企业利润下降，经济风险发生的概率上升。中国供给侧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问题，如有效供给明显不足，国内消费下降，境外消费需求却大幅增加。于是在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指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实行“三去一降一补”，即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中国的经济要从供给侧发力。

但是，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与西方的供给经济学混为一谈。

首先，供给经济学强调的重点是减税，过分突出税率的作用。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不只是一个税收和税率的问题，而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如走创新型国家之路、鼓励创业、加快城镇化、促进产业优化等来解决供给侧存在的诸如低端供给过剩、中高端供给不足、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增加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用性和灵活性。

其次，供给经济学思想方法绝对，只注重供给而忽略需求。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需求侧的问题是投资和出口增速下降，供给侧的问题则是供需错配，结构性有效供给不足，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单纯的需求管理无法解决当前的外需和投资乏力的问题，还可能带来公共债务上升，金融经济风险增加等不良后果，强调供给侧改革可以促进结构性改革、提升科技实力、增加中高端产品供给能力、增强有效供给、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与适度的需求管理相互配合。

最后，供给经济学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我国的供给侧改革的五大政策是：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政府和市场都是现代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需发挥其各自应有作用，实现“双到位”。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政府既是提供公共服务、监管市场运行的主体，也是部分特定领域的供给主体。中国目前仍处于完善社保保障制度的时期，如完善农村社保制度、农民工城镇化等，本阶段若生搬硬套供给经济学，压缩社保开支，不符合中国国情。

参考文献：

[1] 戴慧.供给侧改革与供给经济学.中国经济报告，2016（3）.

[2] 贾康等.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财政研究，2013（1）.

[3] 胡希宁.供给经济学与我国的“供给侧”改革.经济观察，2016（1）.

[4] 方晋.供给经济学的前世今生.搜狐财经，2015（12）.

（作者单位：广东理工学院 广东肇庆 526100）

第4篇：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投资差异；农村投资

我国自1978年底开始的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显著提高了农村的劳动生产率，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农副产品价格的提高以及带来的产量的上升大大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然而，随着农村改革能量的释放和改革的重点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又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容对于启动内需至关重要，但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下，农村有效需求不足，直接抑制了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容。因此如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对于拉动内需显得尤为重要。

一、理论回顾

林毅夫等(1999)认为城乡差距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政府采取的发展战略背离了本地比较优势的结果。李实(1999，2004)认为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首先，应该从体制上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能够使农民有更多的进城机会，一个平等的就业和公平的收入待遇机会；其次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与调整。王永中，(2002)认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日益加剧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使得农民既缺乏机会公平的权利，也未得到结果公平的权利，要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首先要给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其次赋予农民一定的结果公平的权利。黄祖辉(2003)的研究证明我国政府转移性支付政策存在问题，背离了减少收入差距的政策初衷，进一步拉大了整体收入差距。世界银行(2003)认为市场的发展有助于削减收人差距，

 (二)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收入不平衡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近年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较低，且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在逐渐拉大。2008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比2007年增长21.3％，比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低4.5和5.3个百分点，农村投资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3.9％，而城镇投资占86.1％。如图2所示，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异在这30年来总体上呈现出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城乡固定资产投资的这种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比较一致的趋势。

从图2我们可以看出，城乡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1981～1989年间，城乡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这主要得益于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带动了农村投资增长和农民增收。第二个周期是1990～1999年间，城乡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这主要因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转移到以城市为中心，全社会投资呈现出以特区投资、沿海投资和开发区投资为重点，农村投资被边缘化。第三个周期是2000～2008年间，城乡投资差异和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但是这个周期里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从2004年开始，城乡投资差异越来越大，而且这种差异扩大的

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和资源在城市的集聚，城镇投资对拉动城镇居民收入的作用越来越弱，城镇投资的边际收益经历了十几年的递增后，开始出现了递减的趋势。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目前在农村投资不足和城镇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下，适当将资源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不仅能够促进农村居民的增收，而且会提高全社会的投资收益。即我国现阶段投资和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帕累托改进余地。

三、实证分析

(一)指标的设计和数据来源

1.城乡投资差距。城乡投资差距=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在以城市为导向的经济政策下，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在城镇，导致农村投资萎缩，农村经济增长缺乏有力的推动力。农村经济上不去，农民收入水平上不去，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2.经济的开放水平。经济开放度=fdl/gdp。经济开放度越高，地区的的收入水平也越高。但是fdi(国际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城镇，因此fdi的发展有利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会扩大地区差异。

3.就业的所有制结构。就业的所有制结构=(全社会从业人员一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全社会从业人员。乡镇企业的发展有效地吸纳了农业剩余劳动力，是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是考虑到我国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因此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4.政府参与经济资源分配的程度。政府参与经济资源分配的程度=财政收入/gdp。在目前，不管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经济政策都是向城市倾斜的，财政收入越高，政府投向城市的资源越多，城乡收入差距也越大。

5.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基本建设支出，财政支出。我国的基本建设大量用于城市建设支出，这会有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城市建设大量都是由农民工完成的，这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又有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这又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该指标的系数取决于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

6.财政支农比例。财政用于“三农”支出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但是在以城市为导向的经济政策下，总体来讲我国财政支农比例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也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7.财政用于科教文卫支出比例。我国政府科教文卫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因此这一指标的比重上升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8.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从理论上来说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但是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定义：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村居民纯收入。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收入，因此预计该比例的上升，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9.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城镇总人口，全国总人口。城市化进程总体上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二)模型设计

为了实证分析城乡投资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回归方程：

id=α+β1×csinv+∑yxb+ε

其中：id表示城乡收入差距，即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例；cxinv表示城乡投资差异，即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b表示各个控制变量，包含经济的开放水平、就业的所有制结构、政府参与经济资源分配的程度、基本建设支出比重、财政支农比例、财政用于科教文卫支出比例、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化水平。在回归过程中，采用逐步回归法来找出最能解释我国城乡收入差异的模型，逐步回归的结果如表1所示。

结合表1的统计结果和统计计量判断标准，本文认为应该选择模型9(见表1)。但是在模型9中，b3、b4、b6、b7在统计上不显著，且d-w值为1.61，模型可能存在着多重共线性。因此本文在模型9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计量回归，采用逐步删除该4个指标的方法，得到的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来看，各个指标的统计是显著的，且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本文认为用该模型来反映城乡投资差异视角下的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是合适的。

(三)实证结论

1，x的系数为0，49，在1％水平上显著。在控制其他相关变量下，城乡投资差异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是显著的，即当前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政策下，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在城市，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2.b1的系数为8.45，在5％水平上显著。由于fdi，主要集中在城市，因此经济开放水平越高，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3.b2的系数为3.89，在1％水平上显著。我认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有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从b2的系数我们可以认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力超过乡镇企业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4.b3的系数为6.47，在1％水平上显著。政府参与经济资源分配的比重越大，政府的财力就越雄厚，但是由于政府财政支出主要用在城市，因此财政收入越多，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5.b5的系数为-0.056，在10％水平上显著。政府用于“三农”的支出，可以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财政支农比例越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就会缩小。

6.b6的系数为2.56，在5％水平上显著。科教文，卫支出比例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高，主要因为城市集中了科教文卫的资源。

7.b8的系数为-3.69，在10％水平上显著。城市化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

四、政策建议

1.加大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当前我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不足是限制农村经济增长、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力度，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加大对农村的科教文卫支出，即加大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固然和固定资产投资不足存在密切的关系，和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农村教育落后也是密不可分的。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产生高效益的保证。

3.加快城市化速度，提高城市化的水平。一般来说，一国的城市化水平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存在着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因此，提高城市化水平，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第5篇：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原因范文

美元前尘

美元作为当今世界金融体系的中心地位，是于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镇正式确立的。当时，在经历过灾难性的1929年大萧条、贸易障碍和货币管制之后，各国之间的贸易几近崩溃。于是44个国家的730位代表，在布雷顿森林镇签署了一项协议――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各国货币则通过固定的汇率与美元挂钩，并可按每盎司35美元的官方价格跟美国兑换黄金。

就这样，世界上新崛起的超级货币――美元的地位，通过世界上主要国家签署的文件得到确立，其优势无可比拟，这是2500年世界货币史上前所未有的。美元与黄金挂钩，事实上是在全球金融系统中确立了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而美元也代表了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具购买力的货币。这样大的战利品，是美国无法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能够获得的。

然而，新的货币体系面临着两个潜在的制约因素。首先，美国向各国央行保证，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以美元兑换黄金，但是，美元的流通量扩张的速度已超过了金矿的开发，这就意味着各国央行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与美国以美元兑黄金的承诺不再相称；其次，世界主要国家的汇率高度稳定，这看似不错，却有一个致命的命门：它们把美元当成主要储备资金，而美国只有长期出现贸易逆差，才能使美元扩散到世界各地，而长期贸易逆差有势必会影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引起美元危机，非常矛盾。暴发危机只是时间问题。美联储担心，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将导致欧洲盟国怀疑美元兑换黄金的能力。如果这一怀疑变成现实，就将导致各国的银行挤兑。这样一来，面临崩溃的就不仅是美元，还有全球的金融体系。

我们的美元，你们的信心

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总统上台后，面对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确定的政府目标是说服欧洲盟国，重估其货币兑美元的汇率，以帮助美国提高出口地位，使美国的贸易逆差缩小。当任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olly），是个雷厉风行的强硬派，他对欧洲盟国丢下了他的名言：“我们的美元，你们的问题。”

康纳利有他强硬的理由，因为欧洲盟国希望继续得到美国对它们的军事支持。不过，到了1971年8月，为了使美国摆脱经济困境，尼克松政府宣布放弃美元“金本位制”，这一举措被称作“新经济政策”。可从古至今，还没有哪一种货币像美元那样，永久地脱离金银或其他任何有形资产的抵押而流行于世。惟一支撑美元的是脆弱而抽象的东西――信心，信心来自于人们相信美国政府有能力和意愿将所有美元兑现。

不幸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通胀率超过了5%，消弱了美元的币值，外汇交易员狂抛美元。那时美国支持美元价值的惟一手段，就像今天一样，是向国外出售美国国债。当美国通胀率高达13%时，国外买家停止购买美国国债，使美元价值进一步下跌，从此恶性循环。

从黄金到“黑金”

真是“天佑美国”！正当美国陷入绝境之际，欧佩克国家实行石油禁运，那时美元已折损了1/3的价值，而欧佩克升降梯般上下变动的石油价格，直接、合乎逻辑地呼应着尼克松的重大决定。

1975年美国与海湾国家相继签订协议，主要内容只有一项：这些国家在石油交易中只能用美元来结算！如此一来，全球的石油进口国就都必须持有美元，而随着油价上涨，进口国还必须持有更多的美元。于是，失去黄金支撑的美元，又找到替代黄金的新的依托――“黑金”石油！美国不惜花费巨资攻打伊拉克，其真正原因无非是为了确保石油按美元结算。

不是最好朋友，却是“惟一”朋友

不过，如今美元保持独一无二的地位，要“感谢”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不惜以逼近20%的高利率，“杀死”了13%的高通胀，使美元价值的上下波动，完全能根据美国的需要而确定。

美国需要借钱时，美元就变强势；需要赖账时，又成弱势稀释债务。现如今美国债欠太多，便忽悠大家“黄金能保值防通胀”，把黄金炒高。可炒高黄金究竟对谁最有利？自然还是美国。单美联储在纽约那个金库就储藏了全球25%的黄金。截至2010年9月底，黄金占美国外汇储备的72.1%，而黄金仅占中国外汇储备的6%。一旦炒到足够的高价，美国很可能大量抛售黄金来回收美元。届时，美元肯定立刻转弱为强，而黄金则大幅下跌。美元已玩到了最高境界，对外贬值，对内保值，想低就低，想高就高，大斗进小斗出，不断地循环，完成对全球财富的掠夺。

从此判断，由于美国尚未从经济危机中解脱出来，所以美元中期走势还会以偏弱为主，以稀释债务。

第6篇：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原因范文

刚刚过去的2015年，由于中国当前的经济现状：中小企业融资难，现在已经演变成“两多两难”的问题。一方面民间财富很多，中小企业融资难，最重要的是目前投融资渠道不畅，因为现在商业银行占有了绝大部分的资产；另一方面，在相对比较少的融资里面，基本上被沪深两个交易所占据了，但沪深的门槛很高，所以中小企业无论是商业市场还是金融市场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引发了新三板市场的爆发，新三板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

那么何为“新三板”呢？它起源于2001年“股权代办转让系统”的三板市场，最早的作用是承接两网公司和退市公司，称为“旧三板”。2006年，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公司进入代办转让系统进行股份报价转让，称为“新三板”，从此这个概念就诞生了，其实新三板是早在国务院批准下，当时科技部出了一个中长期科技纲要，里面提出以金融手段支持科技创新，后来在证监会、中关村管委会等几个部门的支持下做的一个试点。新三板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是一个场外交易，及上交所、深交所之后第三家。

作为当前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最好的融资途径之一，与主板、创业板相比，新三板发行的财务门槛较低，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企业，均有机会挂牌成功。

什么叫区域经济？区域经济是在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生产综合体，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每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受到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技术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制约。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条件下，区域经济的发展程度受投入的资金、技术和劳动等因素的制约；技术经济政策对于特定区域经济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政策开始从注重公平转向注重效率，在东部沿海地区基础好、投资效益高的情况下，实行了向东部倾斜的区域经济政策，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全面高涨和新的经济增长源的形成。然而，与之相伴随的区域差距的日益显现，这违背了我国和谐发展战略。由于我国地理位置、人口因素、文化科技素质、劳动力结构、劳动力管理制度、国家政策等原因造成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如何协调中国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一直是我国所追求的与前进发的方向和动力。

二、新三板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1月6日新三板公司数量共计为5607家，从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月6日新三板公司实际定向增发募集资金总额高达1287.34亿元，比2014年全年的127.89亿元增长310倍。新三板市场已成为目前我国最大的证券市场。在我们看来，这似乎基本奠定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区域竞争的格局。

到2012年，国务院批准决定扩大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转让试点，上海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天津滨海高新区成为首批扩大试点新增区域；2013年底，新三板方案突破试点国家高新区限制，扩容至所有符合新三板条件的企业。

从诞生路径来看，新三板的企业标准相对于主板至少有两个特点：其一，从中关村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诞生的新三板，挂牌企业多数为极富技术含量的高科技企业，即便后来扩容至全部符合条件的企业，科技含量高也是其主要特征；其二，相较于主板市场上市公司，新三板企业明显在体量上要小一个层级，可以说是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的集纳地。

这样一个主要由中小微型的科技企业构成的市场，正好符合国家经济地理观察区域经济走向的诸多指标。要知道，在目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当口，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贡献了全国一半以上的税收，超过六成的GDP以及超过八成的就业岗位，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的兴旺勃发，是经济增长的活力源泉。

而当我们将区域经济的一些定量分析手段引入对新三板的观察后，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预判出区域维度经济的走向。以省份、城市以及行业等属性来区分，详实的数据会告诉我们谁在进步，谁在后退，以及谁会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不过，业内人士基本有个共识，那就是新三板挂牌企业会在未来一两年内迅速突破一万家的关口，并且还会持续增长。若这样一个市场可以吸纳全国几乎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挂牌，为其发展提供融资支持，那时候的新三板竞争力报告会更具穿透力。新三板的区域分布，恰恰反映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综合新三板挂牌公司的行业分布和地区覆盖来看，2014年至2015年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和工业，其中信息技术处于领先位置。2014年挂牌公司主要集中在北京、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受益于区位优势，资源相对集中，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为领先，挂牌数量遥遥领先。而以四川、甘肃、陕西、湖南等省份为代表的中西部地区，创新经济并不活跃，高新技术企业分布较为分散，挂牌数量寥寥。

以四川为例，根据前瞻IPO咨询服务四川团队的跟踪研究，成都经历了前些年的持续发展和累积，已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高新技术企业，这部分企业倚靠四川及整个西南地区的发展而强势崛起，迫切需要借力资本市场走向全国，让更多的优质资金、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并认知他们，从而推动企业走向另一个发展高度。如果说，IPO短期内无法满足大部分中小企业的融资诉求，那么，门槛低、审核节奏快的新三板无疑给这批中小企业带来了福音。

前瞻投资顾问的统计显示，目前四川仅11家新三板挂牌公司，包括10家成都市高新区企业和1家双流县企业，均是2014年01月24日集中挂牌。其中，网络游戏行业的成都页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移动终端应用开发的四川长城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其他高端制造型企业，市场前景颇为乐观。而这些行业，在四川均有良好的发展基础，也潜伏着一大批优质公司，预计未来挂牌潜力将持续加大。

三、新三板的发展对于我国的区域经济机遇与挑战并存

新三板有效助推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中国股权投资行业呈现出发展迅速、投资阶段前移――VC投资规模急剧上升、加大并购投资等新特征。进而导致形成“有价无市”缺少对手盘，“无价无市”形成僵尸股、或“有价有市”，但价格剧烈波动，导致股指失真的系列问题。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就要提高直接融资占比、改变社会融资结构、推进注册制迅速落地、恢复市场的基本融资功能、加快建设完善新三板、改变股权基金融资困难的现状、加大国家及地方引导基金和保险资金力度，发展FOF；

新兴行业在新三板仍占主流，除规模迅速扩张以外，新三板公司的行业分布也呈现出明显的创新特征。截至 2015年底，新三板挂牌企业以信息技术、工业和材料为主，占比为 71.4%。信息技术与工业板块占比约 60%从挂牌数量、市值、营业收入、净利润四方面比较来看，新兴行业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由此可见，新三板为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其呈现的新业态已充分反映了中国“新常态”背景下

新三板的发展目前存在四大隐患，第一是退出机制不够完善，相比于美国纳斯达克，1985年到2008年纳斯达克有18000多家上市企业，退市有13000多家，所以合理的退出机制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是缺少明星股票。据统计，新三板市值排名前十的金融类公司占八家。金融企业定增实际超过400亿，占挂牌企业比重的30%，新三板某种意义上成了一个“金融板”。而在被称作“科技股集中营”的纳斯达克，苹果、脸书、微软的市值占全市场总额的一半，都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第三是做市交易制度的不完善。目前国内做市商仅限于券商，做市商的数量也远低于纳斯达克。纳斯达克平均做市商有20家，而新三板只有四家左右。目前国内做市商主要是通过定增获取股票，获取股票的成本较低，而纳斯达克的做市商主要通过二级市场。第四，国内目前只显示做市商最优报价，不显示投资者的最优报价。

第7篇：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 次贷危机,全球金融市场,信用违约率,信用评级公司,监管缺失,结构金融

    2007年全球最受关注的事件莫过于美国的次级抵押债务危机,这场原本起源于美国房地产按揭市场一个初始规模相当小的信用违约率上升的事件,在不经意之间就已扩散到全球,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恐慌。到目前为止,已有多家抵押贷款公司破产,全球最大、最为名声显赫的银行和投资银行(包括花旗银行、JP.摩根、UBS、美林、高盛、贝尔斯登等等)无一例外地遭受到了巨额的损失。而全球资本市场的信心也由此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而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也就此被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虽然各方对最终损失的估计不同,但所估算的金额都是极其巨大的。直到目前为止,这场危机仍然还在继续当中,其结果究竟如何,还无从知道。但这场危机的影响将极其深远,人们开始反思过去一段时间全球金融市场发展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估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些制度可能会因这场危机而有所改变,而金融市场发展的方向也会有所调整。

    一、居民次级抵押贷款概况

    随着次贷危机在全世界的蔓延,原本并不广为人知的次级抵押贷款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所谓次级抵押贷款是指向低收入、少数族群、受教育水平低、金融知识匮乏的家庭和个人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信用记录比较差,信用评分较低

    美国的信用评级公司(如FICO)将个人评级分为五等:优(750 850分)、良(660 749分)、一般(620 659分)、差(350 619分),不确定(350分以下)。次级贷款的借款人的信用评分多在620分以下,在正常的情况下,除非个人可支付高比例的首付款,否则根本不符合常规的抵押贷款条件。

    (二)在次级抵押贷款中,贷款/房产价值比和月供/收入比都比较高

    在正常级别的住房抵押贷款中,抵押贷款与房产价值之比(LTV)多在80%左右,借款人月还款额与收入之比在30%左右。而在次级抵押贷款中,平均的LTV平均在84%,有的超过90%,甚至100%。这意味着次级抵押贷款的平均首付低于20%,甚至是零首付。在没有任何个人资金投入的情况下,银行失去了与贷款人的风险共担机制,其中所蕴含的潜在道德风险是显而易见的。而较高的月供/收入比意味着贷款人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有限,抵抗风险的能力也较差。

    (三)次级抵押贷款的拖欠率和取消抵押赎回权比率较高

    由于次级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比较大,违约风险大致为优质抵押贷款的7倍,因此,次级抵押贷款的利率比优质抵押贷款要高350个基点左右,且80%为可调整利率。如果在贷款期内,利率持续下降,贷款人的还贷负担将减轻。但在贷款利率逐步上升时,贷款人的债务负担会加重,导致拖欠和取得抵押赎回权的风险加剧。

    从根本上讲,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生和爆发与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变动不无关系)。尽管开展时间不短,但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在20世纪的发展相当缓慢,规模也并不大。但在进入21世纪后,为应对新经济泡沫破裂和“9.11"事件的影响,美联储实行了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00年到2004年间连续25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一路调低至1%,并将1%的基准利率水平从2003年6月26日到2004年6月30日期间保持了一年多的时间。

    尽管,从央行的角度来讲,货币政策“超调”可以为市场应对外部冲击提供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但却在不经意之间,埋下了一个重要的风险隐患。在低利率的情况下,许多商业银行为拓展业务,还纷纷调低了个人抵押贷款的首付标准,甚至出现了零首付的状况,所有这些,都刺激了房地产贷款(尤其是次级抵押贷款)的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低利率的环境也刺激了房地产市场需求的增加,美国房价一路攀升,房地产市场日益活跃。低利率环境和房产价格一路飙升,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次级抵押贷款的风险,使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有数据显示,次贷发展最快的时期是2003 2006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截至2006年底,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占美国整个房地产贷款的14.1%,大致规模在1.1万亿到1.2万亿美元。

    正如次贷市场的繁荣肇端于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一样,其风险的爆发也正是开始于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束。不难理解的是,在货币政策收紧时,利率将会持续上升,由于次级抵押贷款的利率大多都是浮动利率(会根据市场利率的变化进行重置),利率的持续上升会加重贷款人的还款负担。此外,紧缩政策还会减少房地产市场需求,对房价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会降低贷款人的资产净值,降低其的再融资能力,当然,房价的下跌也降低了贷款人违约的机会成本,使信用风险加大。为防止市场消费过热,从2005年开始,美联储重新进入加息周期,截至2006年底,美联储先后加息17次,将利率从1%提高到5.25%。在随后的时间中,加息的影响逐渐显现,受房价下跌和贷款利息大幅上升的双重影响,次贷市场的风险开始大面积显现。据统计,2007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拖欠率达到了13.3%,取消抵押赎回权比率为4%,而与之相对应的正常抵押贷款的拖欠率仅为2.57%,取消抵押赎回权比率为0.5%。

    二、次贷危机的传递

    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了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债务风险的集中爆发,信用违约率大幅上升。但是,仅仅是次贷损失本身,并不足以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深刻的影响。正如前文提到的数据,在2006年末,美国次级抵押贷款余额约在1.1万亿 1.2万亿美元之间,即使是考虑40%左右的损失率,其最终引发的损失也就在400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当年的GDP大约在15万亿美元左右,占比约为2%,与三十年前在美国发生的储贷协会危机还不可同日而语。

    但从事情随后的发展来看,次贷危机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储贷协会危机。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与CDO1等结构金融产品的高度发展相关联。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在2001年以来,CDO产品经历了快速的发展,而且,无论是传统的高等级的CDO还是中间级CDO,在抵押资产或参照资产的选择上,其风险偏好都有所增强,对高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以及次级抵押贷款债券(SubprimeRMBS)的配置比率明显上升。从美联储所作的估算看,在2005 2007年间,各种CDO产品所包含的次贷信用风险敞口要远大于次贷的实际规模。而且,现有的研究也表明,CDO产品的结构设计决定了其受系统性风险冲击的影响要大于其抵押资产,换句话说,在宏观经济政策逆转时,与次级抵押贷款相关的CDO产品的实际损失要远大于次级抵押贷款。

    所有这些,都在无形之中放大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范围。CDO产品交易的主要参与者,包括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型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对冲基金、养老基金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抵押/参照资产(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上升的情况下,相关债券大幅减值,而持有相关债券的各金融机构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从2007年3季度开始,各金融机构(截至目前,巨额亏损名单上包括了全球最着名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以及对冲基金等)所遭受的巨额损失开始逐步被披露出来。由于这些金融机构是全球金融市场最主要的参与者和做市商,其财务困境自然会对其他市场产生连锁反应,引起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上的流动性紧张,投资信心受挫。2008年以来,全球股市都因肇端于次贷风险的金融危机而出现了深幅下挫,财富蒸发数以万亿计。

    三、美国次贷危机的反思

    应该说,美国次贷危机的扩散,向全世界展示了结构金融风险的破坏力。本来是用于分散和管理风险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的工具,似乎一下成为了制造更大风险的罪魁祸首。如何去理解这样的角色转换呢?各方的论点不尽一致。但在我们看来,结构金融技术的应用如一把“双刃剑”,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时,结构金融会有效地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但如果超过了一定的范围,那么,结构金融在很大程度上就会演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赌博,不但无助于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反倒会埋下许多风险隐患,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而美国次贷危机的蔓延的根源显然就在于过度结构化,而从目前看,造成这种过度结构化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银行和投资银行出于赢利目的,有过度结构化的动机;二是,信用评级机构对结构性产品信用评级的失误,为过度结构化提供了便利;三是,监管方对相关风险的认识不足,监管缺位,放任了金融机构的过度结构化行为。

    (一)银行和投资银行

    一般说来,银行和证券公司可以从CDO交易中获得三方面的好处:一是资产组合管理,即通过资产的出售,达到分散和降低自身信用风险的目的;二是从发起、构建以及销售CDO产品的过程中收取各种手续费和服务费;三是从CDO产品的做市和交易中获取收益。CDO产品最初的发展可能是源于第一个目的,以应对巴塞尔协议关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但从最近几年的发展看,银行和证券公司的重心明显已向后两方面转移,将其作为了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BIS近期的调查显示,国际大型银行实际进行的CDO交易规模已远远超出其信用风险管理的需要,超过其需要对冲的信用风险敞口的规模已达到50%。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结构金融技术的运用,已超出了其本身的基本功能之外,而成为了大型银行利用市场对CDO产品相关价值评估不完善而谋取自身利益的一种工具。在相关监管缺失的情况下,过度结构化在所难免,风险隐患也就此埋下。

第8篇：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学;基础

一、引言

现代经济法是是多学科、多领域的大融合。尤其是较高层次上的法律与经济在结合。德国某学者主为“经济法就是渗透着时代精神的经济现代法”；而在我国经济与法学界都存在着这两种说法，“经济法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形为法，质为经济” 。毋庸置疑，经济学与经济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经济法的逻辑起点是研究经济学基础。本从经济学角度来考经济法察，发一家之言，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二、经济法的内涵

1921年，苏联由于粮食匮乏引出新经济政策。苏联的经济法受到德国经济法思想的很大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与苏联的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相联系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法和苏联一样，摆脱不了实质上实行的集中的体制的束缚。我国经济法概念受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日本以及苏联的影响。在我国：经济法是国家从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和调控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三、经济法地三大基本原则来经济法的经济学基础

当前，在国际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背景下，各国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日益突出，大都将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根本目标。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是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接轨的基本要求，是我国要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基本要求，更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因此提出 了以下三大原则：

（一）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原则

平衡协调原则离不开一个稳定的平衡和谐环境，不能从表面上对于其进行理解与定位，要深度剖析其内在的深层次原因。经济法所特有的功能之一就是对经济关系进行一系列的平衡协调，然而假使简单地将平衡协调归属到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中来又没有足够的条件，内容也不够充分，也不能在真长意义上完全体现出经济法的核心内容。

第一，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大环境是运动而非静止的，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体现的并非是中庸理念，而是必须要建立在对客观经济规律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是一种在客观认识为基本前提条件下的应然的状态。在这一经济环境背景下，能够实现公平、自由、秩序、效率的平衡和谐，能够实现未来利益与当前利益的平衡和谐，组后能够实现国家、社会以及个体之间的整体平衡和谐。

第二，“平衡和谐”能够真正滴体现经济法治背景下的正常经济环境形态，并非是突出对抗，而真正要侧重的是不同主体的有机配合，不仅要遵循适度的原则，更要科学合理的把握好这一度的标准。有关学者曾经指出了平衡有均等的观点，所以不主张把其收归经济法的思想当中，然而我们认为这里所说的平衡，其并不能理解为是均等，而应该解释为“不失调”，就好像人们经常说到的“生态平衡”。

第三，经济法律的逐步建立与完善虽然代表着成绩，但是其本身并不能够代表我国社会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因为社会经济体系是运动的，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这也要求我们的经济法制也要顺应时展的潮流，要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和规划性，要能够从立法、司法以及执法等多方面来努力建立与维持这种良好的经济环境。

（二）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资源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相对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资源可以说远远不够的。当前我国身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在诶来会长期处于这一级阶段，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因而社会资源的分配制度也必然要侧重为按劳分配，并辅助以其他多种分配制度。这种并存的、复合的分配制度首先保障了我国社会经济资源的科学配置，其次也有利于抑制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而这种分配制度也可以说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益优先，并兼顾社会各方利益实现公平的最典型表现。此外，抑制贫富两极严重分化也更侧重于对短缺经济资源中生活资料的配比，也更加侧重于社会的整体稳定，是社会公平的最终体现。

（三）保障社会总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在得到物质满足的同时也持续地消耗着我们的现有资源。“可持续发展”就这样在80年代诞生了，并与90年代真正的成为了我国治国方略中的重要原则之一。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又以标识，是社会发展的全新的里程碑。可持续发展观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存，明确了只有做到真正的和谐才能够促进社会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一理念不仅仅从人类社会的当前利益出发，更以人类社会纵向的代际利益和谐为一个重要出发点。这种发展要在稳中求胜，而不是社会超速发展的同时不顾及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强调要在连续与稳定下促进社会的高速发展。

上面的三大原则中经济法与经济学的关系略见一斑。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经济学和经济法的关系来看经济法的经济学基础。

四、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来看经济法的经济学基础

经济学所研究的规律和原则终究要上升到法律，经济法的作用就是在法治社会，使经济的运行有法律的依据，对经济运行中的不良的东西予以规制。经济法存在于经济政策的规则当中，经济政策又以经济理论为基础。这就意味着有效率的规则并且能够在法律上适用，势必会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从反垄断法来角度来讲，明确各种企业行为的动机以及经济效果是经济学的重要作用之所在。举例来说，生产厂家对分销渠道采取的垂直控制，其目的是限制竞争，还是提高经营效率，而这种行为又会产生怎么样的经济效果，则必须要用经济学来加以研究，从而使反垄断法的规则得以改善。

(一)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

1.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最为密切，主要表现在：在调整对象方面，两者都调整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这是因为作为民法重要调整对象的财产关系，实质上就是经济关系；在法律作用方面，经济法和民法都在保护当事人合法经济权益，维护良好的经济秩序方面发挥重要功能。

2.经济法和民法作为各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区别主要表现在：①具体的调整对象不同。经济法以国家在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具有显著的服从性，属于公法范畴；民法则调整作为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以平等性为基本特征，属于私法的范畴。②法律属性不同。经济法强调社会本位，以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为基本原则，着眼于维护全局的、长远的利益；而民法则突出个体权利的本位性，强调社会个体的权利、平等和自由，能够调动和保护个体的积极性及创造性。充分运用和体现市场竞争机制。③调整方法不同。经济法以强制性规范为主，对违法行为综合运用财产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种制裁形式，具有惩罚性；民法则更多地采用任意性规范，当事人可以依法自由处分权利，对违法行为采取民事制裁形式，具有补偿性。

总之，从经济法地三大基本原则、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来看经济法，它都是以经济学为基础的。作为法律规范本身，经济法是从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法律运动中产生的。因此，作为对经济生活有着最直接影响的经济法应当强调和民商法、行政法携起手来，共同调整经济生活。

参考文献

[1] 喻玲.从经济法的视角解读企业的可持续发展[J].金融与经济，2009(11)

[2] 王娟.经济法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思考[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5(5)

[3] 张博.马金春.可持续发展对经济立法的影响[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5(2)

第9篇：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产能过剩；流动性过剩；政策协调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07JA7971)的中期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任碧云(1962-)，女，山西晋中人，经济学博士，天津财经大学金融与保险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金融宏观调控、中国金融业的改革与实践等研究；王智茂(1983-)，男，江苏盐城人，天津财经大学金融与保险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金融宏观调控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1-0016-04　收稿日期：2007-10-23

一、转型背景下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及其表现

20多年的改革和开放，使中国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外部环境而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得各国市场进一步融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日益密切的互动。这和我国国内城乡二元之间的互动关系非常相似，可以将其称为全球范围内的“二元经济”；就内部环境而言，国内总供求关系由短缺走向相对过剩，由卖方市场走向了买方市场。这种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再加上转型背景下经济运行所具有的特征，使中国的经济运行呈现出了特殊的复杂性。这种特殊的复杂性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预期的双重压力

产能过剩，简单地说就是生产能力大于需求或者供过于求。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06年，我国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过于求的商品430种，占71.7％；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70种，占28.3％；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与2005年下半年相比基本持平。从300种生产资料来看，供过于求的69种，占23％，数量比2005年下半年增长4.6％；供求平衡的218种，占72.7％，数量比2005年下半年增长2.4％；供不应求的仅13种，占4.3％，数量比2005年下半年减少61.5％。2006年1月一5月份，有9个产能过剩行业的国内贷款继续增长，仅钢铁行业就增长45％，增速同比加快8.7个百分点。我国的钢铁、电解铝、电石、铁合金、汽车等行业产能已明显过剩；水泥、煤炭、电力、纺织等行业目前虽然产需基本平衡，但在建规模很大，随着新建扩建产能的陆续投产，同时落后的生产能力退出缓慢，产能过剩有加剧之势，工业企业的生存环境将进一步恶化。

通货膨胀是世界性现象，其产生原因有着多种经济学解释。一种是从总需求角度来分析，原因在于总需求过度增长，总供给不足；另一种是供给推动的通货膨胀理论，它从总供给的角度分析，认为引起通胀的原因在于成本的增加；还有一种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这种理论从各生产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劳动市场的结构特征和各生产部门之间收入水平的赶超速度等角度分析了由于经济结构特点而引起通货膨胀的过程(武献华、庞明川，2003)。2007年以来，中国的CPI连续上升，10月份达到今年最高值6.5％。消费品价格的飞速上涨，使人们对经济产生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政府也连续出台多项稳定物价的紧缩货币政策，但收效甚微。从目前经济发展态势来看，CPI上升的推动因素已经开始由粮食、能源、原材料等扩散到其他领域；从供求角度来看，当前通货膨胀正由成本推动为主向需求拉动为主转化。由于目前通货膨胀的预期已经初步形成，通货膨胀预期作为一个中间环节，在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之间形成了互相强化的循环。

(二)流动性过剩和对外贸易顺差不断加剧

目前，流动性过剩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的热点。可以说，当前M2/GDP比值过高、银行存贷差过大等现象已经表明中国流动性严重过剩。过多的流动性推动了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增长，在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给物价上涨和经济稳定造成了压力。从表1数据不难看出，当前我国广义货币M2增长明显快于实体经济的增长。除2004年外，2000年～2006年广义货币M2增长率均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长率，M2增长率平均比GDP名义增长率高出3.6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使得M2与GDP的比值不断上升，由2000年的1.36上升为2006年的1.65。

说明：1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相关年份；

2　M2增长率、GDP增长率、M2/GDP通过各年数据计算得到：

3　M2增长率、GDP增长率为名义增长率。

另外，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银行存款与贷款的差额日趋扩大。2000年～2006年，银行人民币存款增长比贷款增长平均高出了4个百分点。银行存贷款增速的差异导致存贷款差额不断扩大，截至2007年9月末，银行存贷款差额已经高达12.40万亿元。这表明银行可运用的资金规模相当大，大量资金滞留于银行间市场。

从表3中可以看出，1999年～2006年的8年中，我国几乎每年都有数百亿美元的经常账户顺差。2002年为304亿美元，2004年为321亿美元，而2006年已达到1775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虽然顺差的出现曾经一度缓解了我国资金短缺的局面，但现在它带来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持续双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激增使得新增外汇占款成为我国流动性供给的主要渠道(王子先，2007)。央行数据显示：2007年1月～9月，中国贸易顺差继续增加，外汇储备增长了3673亿美元，同比多增1982亿美元；而2006年全年外汇储备的增长额为2475亿美元。2007年9月底，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达14336亿美元，同比增长45.1％，再创历史新高。这意味着外汇储备的激增将会直接导致基础货币投放的扩大。与此同时，由于中央银行进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操作的空间越来越小，投资效益的提高推动银行信贷的增加，中国宏观流动性仍将出现高位增加的局面。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贸易顺差造成的巨额外汇储备不仅对货币投放总量产生巨大的冲击，而且还对流动性过剩的部门结构产生巨大冲击，形成更为复杂的结构性流动性过剩；而这种结构性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存在，必将对经济整体运行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产生重大影响。

(三)经济增长显著，但失业率仍居高不下

中国社科院日前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2005年，下岗就业与社会保障成为城市居民最关心的社会问题，高失业率也成为了目前我国主要社会风险之一。“十一五”期间每年城

镇新增劳动力在500万到550万之间。如果农村每年的城市化水平提高1％，就要转移1000万劳动力，加上现有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和下岗职工人数，“十一五”时期全部需就业人数约1.62亿人左右。从劳动力需求情况看，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估计，按目前的就业弹性，如GDP年均增长7％～8％，每年大约能提供800万个就业岗位，5年共能提供4000万个就业岗位。由此可见，“十一五”期间的劳动力供求矛盾十分突出。而且，目前国家公布的失业率并没有包括现在农村的1.5亿富余劳动力。如果将其计算在内，我国失业率就要高达20％。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副研究员曾燕波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另外，目前的失业率统计中也没有包括500万下岗职工，因为下岗职工尽管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但他还是企业的人，没有和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如果以后‘下岗’和‘失业’完全实现并轨，两部分人就将合并计算，那么我们的失业率的数字就将更高。”

显见，与中国经济高增长伴随着的是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只有一个，即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严重失衡。从国际经验看，几乎所有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总是要伴之以结构调整和技术提升；也只有通过结构调整和优化，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整个社会才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但是，由于政绩考核导向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对于能够更多吸纳劳动力的第三产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2006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39.5％，而类似发展水平的国家该比重要在50％以上。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缩水”810万户。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也显示，从1999年至2005年底，我国个体工商户的户数从3160万户减少到2464万户，降幅达22％；从业人员数从6241万人减少到4900万人，降幅达21.5％(中国新闻网，2007)。

从当前宏观经济的运行特征来看，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已经由总量问题转为结构问题。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扭曲，日益成为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高的主要因素，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如何合理配置使用市场资源和非市场资源，通过市场调节和非市场调节的相互配合，对现有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逐步推进市场化转型进程，将是未来几年内宏观经济政策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基于转型背景下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复杂性特征的政策协调选择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学者就开始注意到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要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并使之同时均衡，各项政策及其工具必须相互协调和配合(钟丹，2002)。在这些研究成果中，“米德冲突”思想、“丁伯根法则”、斯旺内外均衡模型、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等都给予后人以重大影响和启示。特别是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MF模型)，将体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IS、LM曲线和体现汇率政策的BP曲线联系起来，集中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外市场均衡中的协调配合。他们得出的重要结论就是：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为有效；在浮动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为有效。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已经拥有了相对成熟的市场和较为健全的制度体系支持，因而其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措施主要依赖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使用，通过灵敏的市场传输机制，调整经济结构变化，就能够影响整个经济的运行；而中国的情形则不同，由于正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就不可避免地会长期同时存在。基于中国经济运行的这种特殊复杂性，单纯依靠某一两种经济政策已经很难从本质上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因而，当前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必须涉及到多种经济政策的相互协调和配合。

(一)基于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的政策协调选择

根据通货膨胀的一般理论，通货膨胀的成因不外是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进这两方面以及这两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但就中国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来说，由于市场体系还不完善，经济发展水平也极不平衡，引起需求膨胀和成本提高的因素和发达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因素主要是结构性因素，因而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压力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一方面，由于受国际市场粮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国内粮食、能源、生产资料等基础产品的价格也在大幅上涨；而且由于工业内部结构本身的不协调，基础工业明显滞后于加工工业的发展需求，因而一旦基础工业原材料价格上涨，必然会对整个工业体系产生需求层次不断延伸和扩大的链式连锁反应，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通货膨胀的预期。与此同时，由于存在通货膨胀的预期，企业又会不断增加现期的生产投入甚至开始预增未来产能的投入；个人消费也因为通货膨胀预期的存在而开始增加，实物资产价格开始上升，又使得这种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逐渐转变成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并形成一种相互影响的循环。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基础工业一直落后于加工工业的发展，加之一些高能耗的基础工业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利润空间很大，从而造成近年来对于基础工业的投资不断攀升，而对于基础工业的投资主要又是以资本密集型的固定资产投资为主，造成了这些投资项目不能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那样，比较容易地进出生产领域。这就意味着在国际市场引起的原材料及基础产品价格上涨之后，这些行业因为缺乏市场流动性，短时间内难以依据需求状况减少或退出生产，使得产能过剩的状况难以随价格机制和供求关系出现根本变化。由此，我们看到宏观经济层面上出现产能过剩与通货膨胀压力并存的局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调整当前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主要将依靠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组合来解决。一般来说，货币政策是治理通货膨胀最为有效的工具，而产业政策在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上更为有效。但由于中国经济运行中呈现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在结构性产能过剩和结构性通货膨胀压力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就需要两种政策工具更为合理的搭配和协调。具体来讲，首先应从产业结构合理化人手。产业政策的选择至关重要，尤其在调整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的结构方面，应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优化，淘汰和压缩过剩生产力，稳定市场供求状况，增强国民经济活力；其次，在产业政策目标明确的基础上，需要通过合理的货币政策加以协调配合，主要是运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高污染、高能耗、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产品行业的信贷投放量，有效利用利率杠杆，引导、优化产业结构。

(二)基于流动性过剩和贸易顺差的政策取向选择

就现在的流动性过剩而言，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目前刚性

汇率制度下的对外依存的经济结构(孙立行，2007)。在一定程度上讲，银行信贷的增长完全是出于平衡存款迅速膨胀的负债结构，M2的增长速度也从侧面充分说明了这一现象。央行的货币增长伴随着大规模的外汇冲销行为，在贸易顺差的扩张中也有很多隐藏着人民币套利的投机资本。所以，要解决当前流动性过剩和贸易巨额顺差的问题，单纯依靠紧缩的货币政策是难以奏效的。如加息只能缓解国内信贷的增长压力，而无法解决外汇占款这一根本问题；而且加息本身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它有利于抑制贷款需求，但也会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从而增加外汇占款规模。

对于经济政策的取向选择来说，货币政策同汇率政策、外贸政策的协调使用会更加有效。在实施紧缩货币政策进行外汇冲销干预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使用灵活的汇率政策来解决国外资本的大量流入。自2006年年底起，中国已履行对WTO的承诺，开放了国内金融行业，所以，要杜绝外国资本的流入或流出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尤其在人民币增值预期非常强烈的状况下，流人的市场力量要远远大于受到监管的流出的规模，控制外汇本币化的数量调整手段也显得作用不够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外贸政策、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就显得十分关键。应大力发展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起来，尤其是使用外汇储备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投资运作，这不仅能缓解外汇占款所带来的流动性膨胀压力，而且还能降低央行冲销行为的成本。因此，在合理吸收现存过剩流动性的同时，积极寻求流动性的疏导之策将是解决流动性过剩和外汇储备过多的根本所在。在解决流动性过剩过程中，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搭配，是解决如何吸收并减少流动性流入问题的关键；而外贸政策和汇率政策的组合，则是解决如何释放并流出流动性问题的主要政策手段。

(三)基于在经济增长情况下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政策取向选择

过去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各级政府比较关注经济增长等指标，而对可以增加就业的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重视不够(夏小林，2007)，从而出现国内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向好而就业率反而减少的状况，致使我国失业问题愈演愈烈。我们知道，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是诱发社会不稳定、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必须明确把增加就业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和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应该是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从政策协调的角度看，可以通过产业政策、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来解决就业率和经济增长不协调问题。照此思路，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进行招商引资、结构调整以及发展新经济组织时，应充分考虑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把创造就业机会作为优先考虑的经济指标之一；在通过产业政策调整增加就业的同时，应该辅之以有效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支持，为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另外，由于财政政策在扩大就业和提高收入方面可以避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利率等中间环节，对于扶持落后地区经济建设、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及降低交易成本具有更为直接有效的作用，因而政府还应大力发挥财政政策的转移支付作用，尤其是对农村和农业的财政支持，保障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

三、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相互协调的安排

由于转型时期中国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处理具体宏观经济问题时，就需要多种经济政策相互协调配合。结合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及主要问题，我们提出下列思路。

(一)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行业竞争力，实现资源合理优化配置(刘志彪、安同良，2002)

具体来讲，其一，完善行业准入管理制度，加快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产业政策应该鼓励和支持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纺织、造纸等行业的企业兼并重组，依法淘汰水泥、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等行业落后生产能力，还应该广泛应用先进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特别是对钢铁、建材、煤炭、电力、石油化工、建筑等行业进行技术改造。其二，突出抓好重点行业和企业，加强钢铁、有色金属、煤炭、化工、建材、建筑等重点行业以及年耗能万吨标准煤以上重点企业的节能减排工作。其三，鼓励知识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涵盖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信息安全等领域。其四，鼓励社会资金投入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服务企业，由政府部门来设立扶持中小企业创业、发展的机构，主要功能是给这些中小企业的创业和发展项目提供担保，使其能够向大银行贷款，以促进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

(二)财政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发挥协调收入分配

第一，改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于向政府与企业倾斜的倾向，通过减轻赋税和增加企业盈利分红的措施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第二，增加政府的教育支出，通过提高全民素质和劳动生产率来保持居民工资水平的长期增长；第三，建立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农村全面进步。在农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农村养老院、敬老院，对农村的孤残人员实施救济金制度，通过农民个人、地方政府、乡镇企业三方联合建立医疗防御基金，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

(三)货币政策：政策适度从紧，优化信贷结构

第一，在目前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和商业银行信贷扩张冲动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应采取适当的“紧缩”措施，合理地控制货币信贷增长，进而控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的过快增长；第二，通过“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对信贷资金投放实施引导；第三，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加快金融市场发展。通过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中国经济的崛起；通过大规模增加金融产品供给，主动吸纳过剩流动性。

(四)汇率政策：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快外汇体制改革

第一，完善做市商制度，引入询价交易方式，改进中间价形成机制，健全外汇市场体系；第二，扩大远期结售汇业务范围，提高市场交易活跃程度；第三，加大改革与创新的步伐，同时在人民币衍生产品交易方面选择适当时机，在合适的交易所推出人民币期货、期权交易；第四，筹备外汇投资公司，运用外汇储备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资本运作，缓解外汇占款所带来的流动性膨胀压力；第五，继续扩大实施“藏汇于民”的政策，适度引导和扩大资本流出，同时加大反洗钱工作的力度，特别是对国际热钱流入我国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进行必要的限制，继续加强短期外债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