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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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财政赤字 扩张性财政 经济刺激

随着历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实施刺激性的财政政策，有效地依靠政府投资带动了我国GDP的增长，但与此同时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也不断增大，如图1所示，2010年我国政府财政赤字规模已达6772.65亿元，虽然较2009年有所回落，但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达到2.8%，财政赤字规模较大，因而研究我国政府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于未来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我国财政赤字与经济发展相关要素关联度分析

政府财政支出的大幅增长可以通过带动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会通过作用于社会产品产出、消费价格水平和国民可支配收入来影响社会的总体供求关系，并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量、通货膨胀水平等指标产生影响。

本文以1985年以来我国年度国家统计年鉴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对1985年以来我国政府财政赤字与该年度的经济发展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如表1所示，可以发现，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体居民消费水平、平均货币工资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财政赤字的增加对这些经济要素的变化有显著的相关影响，此外，财政赤字规模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虽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是关系并不明显，而政府财政赤字规模与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进出口状况的关联度较小，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基于此，本文认为：

（一）财政赤字扩张政策促进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增长

我国财政赤字规模扩大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关系均显著为正，其中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GDP的相关关系为0.682、

0.675、0.698，伴随着我国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各个产业的生产总值也稳步提升。同时通过相关性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增加，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无疑是促进我国宏观经济逆势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政府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也伴随着我国居民平均货币工资的增长，这种增长增加了我国居民的消费能力从而促进了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有效地拉动了内需，从而抵消了出口形势低迷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我国财政赤字规模与进出口差额之间无明显的相关关系可以发现，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于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较小，因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通过拉动投资和内需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

（二）我国财政赤字扩张刺激通货膨胀水平

基于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我国政府财政赤字规模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成负相关关系，当财政赤字规模较低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升高，但是升高幅度较小，二者相关系数仅为0.439，并且其显著性较差，因此本文认为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相较于货币政策对于经济整体通货膨胀状况的影响程度较小，其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方向也有待验证。

（三）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提升就业作用有限

国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制定目标往往集中在三个方面：促增长、稳通胀和保就业。通过相关性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财政赤字规模的增长与城镇失业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虽然有效拉动了投资和内需，但对于居民就业率的提升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效果，因而可以认为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提升就业的作用效果较为有限。

财政赤字对宏观经济增长影响机制分析

我国财政赤字扩展政策可以有效地拉动内需和固定资产投资，从而保障我国宏观经济在出口疲软、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依然稳步增长，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于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本文在上述相关性分析基础上，从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两大方面对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机制进行分析，从而了解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为我国政府制定相关的财政政策提供科学的建议。

（一）我国财政赤字对固定资产投资拉动效应分析

我国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带动经济增长，最直接的途径便是通过政府引导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刺激原材料产品的需求，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等，因此作为财政赤字政策最主要的刺激途径，本文通过分析我国财政赤字政策与各个固定资产投资细分分支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来了解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具体拉动作用，如表2所示。

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加大财政赤字的同时，其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上，在我国政府加大财政开支以刺激经济的政策贯彻过程中，各地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更新和改造以往的基础设施来实现GDP的增长，从而提高自身经济增长速度，而对于其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着力较小，特别是对于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投入力度较低，由此可见在各地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用于建设保障性住房等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资金支出占其总体财政安排的比例较小，各级地方政府对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存在偏离民生所需项目，主要投资于更能凸显政绩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倾向。

同时，目前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所带动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依靠国家预算资金投入，其所带动的其他相关资金投资较少，尤其是外资参与投资的资金比例较小，大量国家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由国家财政拨款的现实也说明目前我国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提振经济的措施给国家财政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各地政府应当适当调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构成，通过引导其他资金投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来适当丰富其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从而降低财政负担，同时也转移项目成本和风险。

最后，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与企业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增长相关性不显著，说明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所投资的固定资产项目并未带动企业主导的固定资产项目的投资，由于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经营往往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考虑目标，因此在目前经济形势较为悲观的情况下，大多数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活动往往有所减少，而另一方面，我国各级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往往与企业的经营运作相关性较低，因此企业对于参与这些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兴趣较小，使得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财政赤字规模之间的相关程度下降，进而降低了二者之间相关关系的显著性。

综上可知，我国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虽然有效地拉动了经济增长，促进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但是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项目具有较为明显的政府导向型，投资项目的资金构成单一，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水平较差，企业的参与程度低，因而是一种较为不可持续的增长趋势，所以我国政府在未来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时应当更注意与市场接轨，丰富投资项目的投资模式，调动相关企业的积极性，从而形成一种可持续增长的财政支出刺激模式。

（二）我国财政赤字对居民社会消费拉动效应分析

我国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也有效地拉动了我国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对拉动内需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对其拉动内需的具体机理依然有待进一步分析。本文通过我国财政赤字规模与居民消费相关的经济参数的相关分析来了解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居民社会消费的具体拉动效应，如表3所示。

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政策有效地刺激了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财政赤字规模越大，居民的消费水平提高程度越大。同时，从上文的相关性分析结果也可以看出我国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中财政赤字规模越大，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越低，即居民的生活水平随之提高，因而从居民消费的角度来说，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的扩展具有有效的拉动效应。

但是，从供给面上，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扩展政策并未能有效提振国内消费领域的供给方信心，各个居民消费相关行业的景气指数并未因为我国政府刺激性的财政支出政策而产生对应的变化，因此本文认为虽然我国政府所实施的财政支出刺激政策在短期内通过家电下乡补贴、购车补贴等方式刺激了居民的消费热情，但是在企业界和市场的供给端，由于国家财政刺激政策具有短期性并且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狭隘性，如产品补贴范围有限，产品指定供应商限制等，市场对于我国政府所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反应并不热烈，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政策虽然对于居民社会消费具有打动效应，但并未起到促进长期国内消费的预期效果，是一种短期的，不可持续的财政刺激政策。

因此，在未来我国政府制定财政赤字政策时，应当注意改变刺激性财政政策在居民消费相关政策细节上的刺激模式，从仅提高居民的消费热情这一短期目标中解放出来，以提高市场对于居民消费的供给热情以及居民消费体系的长期健康发展为主要目标对我国居民消费体系进行长远的规划，例如采用税收优惠政策来引导企业产能，提高企业生产热情；通过减少物流运输费用来促进居民消费商品流通；通过减少交易环节费用征收来促进居民商品交换效率等。

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改进建议

基于本文对我国政府近年来的财政赤字扩张政策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我国政府在经济危机过后所采取的刺激性财政政策对保证我国经济在危机时期的稳步增长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可以看出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于我国经济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提升效应上。

通过对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的具体刺激效应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依然停留在政府主导的短期刺激性投资上，对于市场的主体——企业的积极性的调动十分欠缺，大多数财政支出政策仅仅着眼于短期内提高政府经济政绩，并提高居民的消费热情，却未对企业界的需求和关注做出对应的应对政策，从而使得目前我国的财政刺激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缺乏有效的持续性。

因此，在未来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中，政府决策者应当从长远的经济发展目标出发，通过制定符合企业界发展目标和利益诉求的财政刺激政策来提高企业参与经济刺激计划的热情，从而使我国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真正具有长期的经济提升效应，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2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风险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三)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四)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五、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投入应逐步由扩张转为适度调整。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财政政策中以反周期为主要目的的扩张功能应当淡出。 

(二)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快向体制性、结构性政策转型。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为体制性、结构性政策后，为保证政策调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时间保持一定规模的赤字，来达到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础设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在机制上应逐步由应急性决策转向“规则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财政风险、国债投资效率以及公共财政的功能性改革等问题。要防范财政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反周期扩张性财政措施淡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资源引导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政策的规则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国债投资进入、退出的标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坚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财政资源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效能。 

(四)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领域应缩短战线，并按照贯彻“五个统筹”要求调整投向。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扩大内需的主角让位于消费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的范围是不与民争利，在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框架的同时，扫除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的相关障碍。因此，适度规模的国债投资只可能有限解决目前最紧迫、最根本的发展问题，而把其他的发展问题留给市场和民间投资。 

(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从中长期看，我国社会保障压力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社保覆盖面将大大扩展，不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应该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而且社保范围也应该延伸到农村：二是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社保压力也相应增加；三是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时间不长，特别是一部分退休较早的职工没有交纳个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趋势。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继续提高社会的保障能力。重点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 

第3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范文

    一、凯恩斯主义者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

    财政政策是凯恩斯主义者非常喜欢使用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他们认为,对总需求的调控,财政政策比之货币政策更有效,财政政策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它既可以被用来变动总需求,以对付严重的通货紧缩或者通货膨胀,也可以被用来微调经济,熨平经济周期的较大的波动。财政政策的措施十分简单明了,如果经济正处于严重的萧条时期,财政政策就采取“减收增支”的办法,减收就是减税,增支就是增加政府开支和增加社会福利的办法。

    减税和社会福利的增加会使漏出减少,注入增加,会很快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涉及到政府预算的制订和实施,由于时间间隔较短,效应也就较显着。在西方国家,减税,主要是减个人所得税,既减少漏出,又对个人的劳动和投资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增加支出和社会福利的作用是直接扩大总需求。但是,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究竟会使总需求增加多少,最终使GDP增加多少,很难作出估计。如果人们把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的一部分钱用于增加对进口品的需求,并且边际进口倾向较高的话,则总需求的扩大就不会很大了。

    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对总需求的扩大作用甚小。增加政府支出是刺激经济的一种最直接的手段。政府支出可直接作用于总需求,因而有较充分的乘数效应。同时,政府支出可以直接为宏观调控目标服务,更有目的性和针对性。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可以扩大总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国民经济的瓶颈缺口,增加社会的生产能力。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经济特别萧条的地区以帮助该地区的经济走出困境。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不太使用进口品的项目上,尽可能以乘数效应增加GDP.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增加就业的项目上,以减少失业人口。但是,政府支出如果花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话,就会耗费较长的时间,很难立竿见影。当然在对付长期性经济萧条方面还是有效的。不过,政府实施的项目往往由于缺乏责任心和管理,工程质量较差,很多被称为“豆腐渣工程”,弄得不好会劳民伤财。

    与解决通货紧缩缺口的财政政策相反,如果经济存在通货膨胀缺口,经济基本已达到了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此时就应当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即增收节支的政策,增加税收、减少财政支出。

    从近代历史看,在西方国家,只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存在过持续的通货膨胀缺口,这主要是由于战争经费支出急剧增加所致。其余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货紧缩缺口存在,通货膨胀缺口只是暂时性地存在过。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存在过一个怪现象,就是在高通货膨胀率的同时,失业率也上升,也就是滞胀。凯恩斯主义者把滞胀的原因归结为在收缩总需求的同时,总供应也收缩了,这样抵消了通货膨胀的效应,但国民产出也下降了,结果社会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失业率上升。

    总需求和总供应的同时萎缩会对总供应产生不利的影响。税收的增加会对劳动和投资产生反激励的作用,也会进一步推动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政府支出的削减会对某些依赖政府支出的部门(如卫生医疗部门、教育部门、公共交通部门等)产生严重的影响,减少政府对社会的公共提供。对基础设施支出的削减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持续的通货紧缩政策还会使私人投资减少。所有这些都会使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减少。

    经验表明,对付通货膨胀并不难,即使有的国家发生过严重的通货膨胀,经过治理,也能平息下来,难的是在治理通货膨胀的同时不引发通货紧缩。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都可被用来微调经济,只要政府对总需求实行有效的管理。所谓微调经济是指通过政府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干预,以避免经济周期出现较大的波动。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作用更为明显。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政府针对经济的冷热,实施相反的对策(逆向调节),如果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经济高涨时期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则国民经济的运行就会比自发运行的轨迹要平稳得多。当然,政府要完全熨平经济的波动是不可能的,也有可能由于对经济形势判断失误,使国民经济秩序更加紊乱。

    政府调节经济的的主要问题是时滞。如果时滞效应很长,稳定经济的政策可能反而会成为“不稳定的经济政策。”因此,只要对经济形势判断正确,财政政策制定和实施得当,经济的波动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国民经济一样可以实现相对平稳的发展。

    二、货币主义者对政府调节经济的做法持反对态度

    货币主义者反对把财政政策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的主要理由是:减税或增加财政支出并不会对经济有什么刺激作用,国民产出不会因此而增加,因为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货币供应也相应扩大了,增加的只是名义的GDP.从长期来说,扩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只能导致通货膨胀。特别是在浮动的汇率体制下,这个结果更为明显,因为总需求的扩大会使本国的货币贬值,从而使进口品和进口原材料价格上升,进一步推动通货膨胀。在经济萧条时期,公共部门的借款需求会增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能会使这种借款需求更高,结果可能会发生社会公众的信任危机。利率可能会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最终会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应抵消掉。

    货币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必须要与货币政策相配合,才会产生持续的效应,说白了,货币政策是真正对总需求发生影响的因素。弄得不好,财政政策只会造成总需求更大的波动。实施财政政策可能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对三方面的效应要作出估计:(1)政府支出和政府税收的变化对别的注入和漏出的影响程度究竟如何?(2)乘数和加速数的规模如何?(3)时滞效应如何?

    货币主义者坚信市场的自身调整力量,认为上述的三方面的效应是很难估计的,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行得到解决的,所以财政政策是没有必要实施的。

    货币主义者认为有两种不同的财政政策,一种是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财政政策,另一种是不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纯粹的财政政策,两者是有区别的。前者之所以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变化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往往同时实施,二是在实施财政政策的过程中会连带出货币供应的变化,而货币供应与财政政策的同方向变化会抵消财政政策的效果,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增加,收缩性的财政政策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减少,结果对国民产出的变化无济于事。再说,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财政政策会对总需求发生影响,但这是货币供应变化的结果,而不是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后者对总需求的刺激是有某些短期效应的,但由于时滞存在,要预测人们对财政政策的反应是很困难的,再加上各种复杂的经济因素都会起作用,很难分门别类,对症下药,财政政策不可能把经济调整到主观设定的精确位置,微调经济的目的是很难达到的。从长期来说,纯粹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对国民产出是没有影响的,只会产生挤出效应,就是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的减少。

    财政政策的货币效应究竟如何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密切不可分、实施财政政策的时候,或多或少会产生货币效应,纯粹的财政政策(一点也不影响货币供应)几乎是不存在的;实施货币政策的时候,也或多或少带有财政政策的含义。真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如果经济正处于萧条时期,本来财政预算是平衡的,政府为刺激经济决定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产生财政赤字。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政府直接向社会公众发债,社会公众把钱借给政府,这不涉及到货币供应的变化。政府利用财政赤字的同时,既刺激了总需求,也增加了货币的交易需求。另一种方式是政府向中央银行借债,这种国债发行方式结果增加货币供应。

    政府增加财政赤字,注入增加,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均衡的国民产出。政府支出的增加会使货币的交易需求也增加。如果财政赤字增加的结果使货币供应增加,市场利率可以因货币需求和供应同时增加而保持不变,由于市场利率保持不变,不会对投资产生影响,所以没有挤出效应。如果财政赤字增加的结果没有增加货币供应,市场的货币交易需求增加后使均衡利率上升,利率上升的结果就会使投资减少,产生挤出效应,注入量就会低于期望的水平,国民产出不会增加。

    扩张性财政政策在货币供应不变的条件下,究竟是否一定会产生挤出效应就要看两方面的变化情况。一是货币需求弹性,即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需求是比较缺乏弹性的,同样是灵活偏好曲线水平上移,利率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货币需求是较有弹性的,总需求扩张后,对货币的交易需求也增加了,货币的灵活偏好曲线会上升,结果利率的上升幅度不大。二是投资弹性,即投资数量对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货币主义者认为,利率的变化会对投资额产生较大的变化。而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投资额对利率变化通常是比较缺乏弹性的。投资者决定投资与否主要是取决于经济形势发展趋势和所生产产品的销售前景,而对市场利率的考虑并不放在首要的位置,利率的变化只对投资额产生较小的影响。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的实施只会对利率产生很小的影响,对投资额的影响更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挤出效应。总需求的扩大可能会通过加速器效应使投资额增加。货币主义者认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使利率明显上升,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严重的影响,挤出效应明显存在。他们的观点是,政府必须要减少财政预算赤字。从长期来看,假使货币流通速度是稳定的话,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完全挤出私人投资。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由于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两者对财政政策实施的效应预期发生很大的偏差。

第4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波动；股市波动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发生了严重的泡沫经济，地价和股价出现暴涨，个人消费迅速上升，银行帐面资产“一夜之间”变大。但是，1990年以后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相继破灭，最后导致整个泡沫经济的崩溃。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经济出现了劳动力过剩，设备过剩，不良债权迅速增加，个人消费停滞等严重现象，使日本经济陷入了十年的长期低迷。日本的教训值得世界各国汲取。

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那次经济波动中，日本的财政政策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起到了什么作用?为什么日本股市从1985年的11000多点涨到1989年的39000多点，然而又滑落到2002年的8000多点?换言之，日本的财政政策是如何影响股市波动的?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展开研究。

一、财政政策对股市影响的内在机理

现代经济生活中，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变化与股市波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从长期来看，经济周期决定着股市波动的周期，经济波动是股市波动的基础。在一般情况下，投资人会通过观察宏观经济景气情况的变动，来决定自己买卖股票的行为，从而经济波动影响着股市波动。那么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也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股市的波动。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会引起投资者心理预期的变化，从而引起股市波动。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对经济运行趋势的影响确实很大。经济波动的周期决定着股市波动的周期，股市波动虽然有时会与经济波动的趋势发生背离，但最终会趋向于经济波动的走势。

经济政策的变动和经济波动与股市波动，三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当政府发现经济出现问题时，会采取经济政策进行干预，这时股市通过对政策的预期率先做出反应，表现为短期波动；当经济政策对经济波动发生作用后，股市又对经济波动产生反应，产生新一轮波动并对前一次波动进行修正。从经济政策变动到股市波动的路径有两个，一是经济政策的变动直接影响股市波动；二是经济政策变动通过影响经济波动，进一步影响股市波动。

本文重点分析财政政策对股市波动影响的内在机理。财政政策从实施方向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当经历了长时期的良好的经济增长及经济活动后，整个经济会出现投资的增长速度连续几年明显快于GDP的增长，消费的迅速增加引发物价水平迅速上升，社会资金出现流动性过剩等情况。为了避免由于过度投资造成生产能力过剩、过热的需求引发高通货膨胀，从而阻碍经济增长，甚至有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的不良影响，这时政府通常会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为经济降温。一方面减少政府购买来缩减财政支出，另一方面开征新税种或提高原来的税率来增加财政收入，从而达到为经济降温的目的；与此相反，当出现经济增长徘徊不前，投资和消费长期低迷，通货紧缩等情况时，政府会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提振经济，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减免税收等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

财政政策变动对股市波动的影响的具体路径从图1上可以看出：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在心理预期作用下，股市已经开始上涨；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导致消费需求增加，物价水平开始上涨，人们为了保值进行股票投资，股市会进一步上涨；当政府为了控制经济过热和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特别是紧缩性政策的作用开始显现时，如一些经济指标开始出现下降时，投资者预期经济形势走坏，股市开始下跌。

二、日本1985－2002年间的财政政策回顾

从战后开始，日本一直运用凯恩斯主义理论，不断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期间，日本的经济政策运用地非常成功，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到80年代初，日本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工厂”，成功地挤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林。本文这里主要回顾一下1985―2002年期间日本的财政政策。

为了更好地说明上述时期日本财政政策的变化，首先我们了解一下1980―1984年期间的财政政策。为了抵抗石油危机对经济冲击的影响，日本自1975年开始发行了大量的国债，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结果导致赤字增加，财政状况逐步恶化。为了挽回局面，日本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财政重建计划”(张2005)，其核心内容是：在不增加税负的条件下，缩减财政开支，逐渐摆脱依靠发行巨额国债来维持财政的困境，最终实现财政预算平衡。主要措施有：严格控制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长速度，一般会计支出的增长控制在名义经济增长率之下；精简机构，压缩社会保障支出；实行税制改革；推行公有企业民营化。其核心内容就是力争在不增加税收的前提下，减少财政支出，到1984年实现摆脱依靠发行特例国债来维持财政的目标。具体过程为：1980年，以压缩国债发行额为前提，制定了比1979年度减少1万亿日元的国债预算，迈出了财政再建的第一步。1982年开始“零增长”计划，日本政府对财政预算提出规定：各省厅的支出不得超过上年度。然而，由于这时期世界经济不景气带来的冲击，导致日本经济增长率降低，因此税收收入也大幅度下降。日本政府不得不再次通过增加国债的发行来解决资金来源，其结果是当初制定的，到1984年实现财政预算摆脱依靠发行特例国债的目标落空。最后把实现这一目标推迟到1990年，实际上到1991年才实现，这就为1987年以后产生泡沫经济埋下了伏笔。

在1985―1900年期间，财政改革继续以紧缩开支为方向，但日本政府为了避免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日元大幅度升值给经济带来的冲击，分别在1985年10月、1986年4月、9月、1987年5月四次实施了扩大内需的政策，特别是1987年5月事业支出规模达5万亿日元，所得税减税1万亿日元(张玉棉2005)。同时，在1987年和1988年实施了两次税制改革，所得税由原来的10.5％－70％、15段降到10％－50％、5段；法人税从42％降到37.5％(童适平2002)。这实际上表明1985年末到1987年间日本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从而成为引发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出现泡沫的一个诱因。股市在政策基本面和宏观经济基本面都向好的情况下，开始一路上涨，发展成股市泡沫。股市的大涨，又刺激了国内需求的迅速增长，整个经济都出现了泡沫。面对一片繁荣的景象，日本政

府的机会来了，1989年开始增设税率为3％的消费税，这虽然为1991年实现赤字为零的“财政重建计划”立了大功，但却和随后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一起把经济泡沫击破。股市泡沫率先破裂，到1989年底股市开始崩溃。特别是1992年开征了“土地持有税”，结果人们纷纷抛出地产，房地产经济迅速衰退，股市也是进一步下跌。

面对泡沫破灭后的经济衰退，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日本政府在1992年3月开始了“经济景气对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具体措施是：围绕公共投资，多次扩张财政支出和减税政策。这一时期财政政策的主要特征是：以恢复经济增长为目标，扩大财政支出和减税，财政收入和支出的缺口通过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低迷。财政支出方面的具体措施详见表1；减税方面的具体措施详见表2。

三、日本财政政策变动对经济和股市波动的影响

1985―1990年期间，日本财政政策实行财政重建计划，但为了防止经济增长放缓，日本政府开始增加财政支出，在1986年和1987年先后出台了财政刺激措施，日本经济1986年出现了小幅调整以后，1987―1990年开始出现加速增长，GDP的增长率分别达到了4.2％、6.2％、2.8％和5.1％，平均为4.6％，比1986年的2.9％高出了约50％。日本的股市也开始节节上扬，从1985年末的12000点左右上升到1989年末的最高点39600多点，在短短的4年的时间里，上涨了2.3倍，年均涨幅约为60％，远远超过了GDP的平均增长速度，是GDP的平均增长率4.5％的13倍多，参见表3。

在1991―2002年间，GDP增长率从1991年的3.8％迅速下降到1993年的0.3％然后出现反弹，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下，到1996年恢复到3.4％；看到经济开始复苏，日本政府停止了扩张性财政策，再加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GDP增长率又开始下降，到1998年为－1.1％；为了挽回局面，1998年4月日本政府又开始加大财政支出，GDP增长率在2000年反弹到2.8％，然后又下降到2002年的－0.5％。这期间从1993年的第一个低点到2002年历时整整9年，这就是著名的“失落的10年”。从1990初开始，日本股市开始一路下跌，到1992年7月跌到了16000点以下，然后开始了调整期；从1992年7月到1996年6月，四年时间内在14500―22500点之间振荡徘徊，从1996年7月又开始下跌，到1998年9月下跌到13400点左右，跌幅高达40％；从1998年10月开始出现反弹，反弹到2000年3月的20300点左右，然后又开始下跌，到2002年底跌到了8500点左右，跌幅58％。

为了进一步形象地说明日本财政政策对经济和股市的影响，我们把1985―2002年期间日本财政支出变化、GDP增长率和股市走势做成一张图来进行观察研究，参见图2。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985―1990年实施财政重建计划期间，日本的经济和股市都处于上升之中；在1992―1996年期间，财政政策刺激了经济的小幅反弹，股市也一样，1996―1998年期间，政策效应消失后，经济开始滑落，股市也随之下跌；1998年4月一2002年，开始重新采取措施后，经济和股市都有所反弹但又很快下降。由此可见，在1985―2002年期间，财政政策先是刺激了经济与股市的大幅度上涨；但在1992年以后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越来越小，到2000以后已经基本失效。

四、结语

1980年以前的日本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起了良好的作用，但却留下了“赤字问题”。在1980―1900年期间，日本的财政政策在解决赤字和刺激经济增长之间徘徊不定，最后导致了泡沫经济的发生。特别是在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日本开始实施略带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大了财政的支出。这与它的财政重建计划相矛盾，这也说明政策制定者没有考虑到未来会出现经济泡沫和股市泡沫。从表面上看，到1991年日本完成了财政重建计划，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泡沫经济带来的丰厚的税收收入对日本的一般会计预算平衡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实际上在1985―1990年期间，日本的财政政策是从泡沫中抽出的资金又放回到了泡沫之中从而导致了泡沫的不断膨胀，最终导致股市泡沫的发生。为防止经济过热而采取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一起击破了泡沫。并在泡沫破灭后，继续加征土地持有税，结果了导致经济走向衰退和股市进一步下跌。

第5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范文

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以社会上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闲置资源为前提。也就是说，这部分闲置资源依靠市场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运用国债的形式，才能得以有效的利用。但是经济资源的总量毕竟是有限的，伴随着经济不断扩张，资源的瓶颈约束迟早是会到来的。如果累计的财政赤字和累积的发债规模已经很大，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受惯性影响又收缩不下来，财政从金融市场筹集过量资金，就有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因此，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积极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期实行下去，换句话说，从长期看，我们仍然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况且，从理论上说，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积极财政政策本来的定位是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短期性的总量失衡进行反周期调节，调控的对象主要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但从1998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5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短时间内仍无法淡出，这个时间跨度显然已经超出“短期”的范围。

连续5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实施的目标主要放在刺激投资需求上，也可以这样说，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筹集来的国债资金，其政策导向是积极地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国民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由于我国投资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增发国债和由国债投资而带动的贷款所拉动，社会投资增长则相对缓慢。这种性质的投资，主要是靠政府政策性投资行为的推动，市场机制的内在驱动因素较少。它一方面说明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增长格局仍未有根本改变，另一方面也反映经济增长对政府政策性投资的依赖过大，社会投资明显不足。由于政府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这将部分抵消财政政策所产生的“乘数效应”。与此同时，财政投资主要是面向基建投资，技改投资明显减少，且银行配套资金的贷款部分，也是以中长期贷款为主，因而造成流动资金的明显不足，即长期资金“挤出”短期资金。同时由于国内大多数企业面临“相对过剩”的市场环境，且它们的创新能力较低，在“低物价、高成本”的双重约束下，绝大部分行业的利润很低。这是当前难以启动民间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从防范财政风险，还是提高投资效率来说，我们都不能再走政府主导型的投资路子，而是应当在稳定市场的同时，促进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机结合，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使企业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实现有生命力项目的融资投资。所以，持续扩大投资需求的根本途径，是以增加政府投资来带动和扩大信贷投资，以增加基础产业投资来带动和扩大其他方面投资，最终形成全社会“投资乘数效应”。

伴随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因素，使得连续多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使得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近40%的水平。与此相对称，消费占GDP比重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连续多年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这也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从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特点看，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是很明显的。但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的持久的拉动力量。消费启动是以家庭为支柱的消费性需求，投资启动则是以扩大企业投资为支柱的生产性需求。虽然在全部投资中会有一定份额形成居民收入，但这并不会改变投资启动的基本属性，即投资启动主要是着眼于扩大生产性需求。消费需求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又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投资需求归根到底是由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在消费需求没有明显回升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大幅度回升，只能是行政力量的推动。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与经济回升是不会持久的。

2002年1月至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比2001年同期增幅回落4.4、0.1、1.2和1.5个百分点。从市场发展趋势看，国内消费增幅确实出现令人不安的下滑迹象，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2002年4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7%，增速同比提高10.1个百分点。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8.2%，投入和供给资源的增长明显大于国内消费的增长。2002年4月末，城乡居民储蓄额高达近8万亿元，同比增长15%，其增速远远超出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反映出城乡居民投资和消费倾向降低。2002年4月，全国消费品价格水平同比下降1.3%，是自2001年11月份以来连续5个月同比出现下降。2002年4月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继续下降，同比下降2.1%，是自2001年6月份开始连续11个月出现同比下降。流通环节的生产资料价格下降4.4%，是自2001年5月份以来连续12个月出现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3.8%，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购进价格下降4.5%，降价幅度继续扩大。所有这些都反映近两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通货紧缩的趋势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且还进一步加深。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5年来，宏观经济运行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市场驱动力明显不足，使得投资增长缺乏市场机制的内在推动力。怎样才能使投资需求旺盛起来呢？关键在于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和经济回升都是不会持久的。从中长期看，只有把投资建立在消费的有效需求上，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有效扩大内需。消费的拉动历来在我国GDP增长中占居主导地位，消费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拉动GDP增长0.6个百分点。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与淡出

自1998年起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及调整税收政策，更直接、更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它是针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熨平经济周期的调节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多久，不能以具体时间界限来确定，只能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和国民经济的运行状态来确定。由于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以需求管理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它是以国民经济中存在闲置资源为前提，以扩大政府财政赤字和增加债务为代价，不仅受到社会闲置资源有限性的制约，还受到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因而不可能一直实行下去。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必须具备如下几方面的条件：

（一）通货紧缩趋势得到扭转，物价实现一定幅度的正增长，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2002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双双走低。到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已连续7个月出现同比下降，商品零售价格连续13个月同比下降，生产资料价格连续13个月同比下降，这种现象值得人们高度关注。

（二）国内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增强，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稳定增长，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对政府财政投资依赖减弱。统计数据显示，1996年以前我国民间投资一直保持较快增速，1991-1996年年平均增速在20%以上，增速明显放慢是从1997年开始的，当年仅8.4%，增速比1996年的16%减缓近一半，此后的几年间也基本上在10%左右的低位徘徊。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增长比较快，而投资增长主要又是靠发行国债，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连续搞了5年，很多人都提出，这种积极财政政策应该淡出，财政部长项怀诚也在2002年4月份的国务院新闻会上表示，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要淡出。但淡出后如没有其他投资来顶上，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会掉下来。谁来顶上呢？最关键是靠民营经济。虽然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经济效益差，所有制结构不合理。仅仅依靠国有经济的效益来支撑经济的长期发展是不可能的。

第6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范文

一、围绕财政赤字这个“轴心”认识和理解积极财政政策的施行

在书中，作者明确指出：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也就是利用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财政政策的采行其实反映了人们对财政赤字的认识转变，亦即从“赤字有害”到主动利用财政赤字。

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内理论界对于财政赤字一般持否定态度，认为赤字有害。步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根据我国经济增长明显趋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通货紧缩成为经济运行巨大压力的宏观经济状况，决策层审时度势，果断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举措扩大内需，实施反周期操作。考虑到社会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接受问题，把扩张性财政政策称作积极财政政策。相应地，赤字财政也一改多年来“有害”的常态，开始以“积极”的面目出现。这就涉及到究竟应当如何评判赤字财政的问题。作者认为：评价赤字财政有害无害，因时因地而异，不能笼统地、简单地作结论。财政赤字的“是”与“非”、“好”与“坏”，要看宏观经济状况，只有在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的状况下，财政赤字才属于“是”和“好”，因为它通过国债这种国家信用工具把城乡居民暂不使用的资金转变为政府资金使用出去，弥补了总需求缺口，刺激了经济。

既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就必然会发生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赤字，相应地也就产生了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问题。在没有财政节余可以动用，且财政不允许向银行透支的条件下，当前我国发生的财政赤字全靠增发国债弥补。由此，财政赤字也就成为增发国债的同义词。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发国债，对于经济增长是有利还是有害，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条件，同时也取决于增发国债的规模是否合理。在合理规模之内是有利的，超越了合理规模则是有害的。相应地，也就引申出发债规模的度的把握问题。

至此，作者围绕财政赤字这个轴心，由积极财政政策的施行——采取的主要政策举措（增发国债）——引申出发债规模度的把握——进而探究国债市场化建设问题，环环相扣、逻辑连贯，一条清晰的主线、脉络跃然书中，展现于读者面前。

二、在具体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分析、评价积极财政政策的绩效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变化：告别“短缺经济”之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外部冲击，使得国内本已存在的后短缺经济的新问题显性化，物价持续下跌，通货紧缩迹象明显；失业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经济增幅下降，货币政策连续、密集运用，但政策效果不够明显；等等。上述几方面的情况综合在一起，使决策层于1998年为力求实现8％的增长目标而采取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方针，并且把增加投资的重点掌握为基础设施建设（以求避免形成生产项目上的重复建设，优化结构和增强发展后劲）。为有力地贯彻这一思路，启动财政政策便是必然的选择。之所以把运用赤字财政进行调控作为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这是因为，与其它宏观经济政策相比，财政政策不需要中间传导过程就可以直接扩大社会需求，时滞短，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财政政策的表述，是含有财政政策更为主动和主要发挥对经济增长的调控作用含义的。

书中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对积极财政政策的绩效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概括与评价有效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促进了经济发展，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大事；技改贴息取得了良好效果，加快了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了产业升级；增加了就业机会等。

三、从宏观调控的战略角度把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在经济增长乏力、增长速度下滑时，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政府支出，把社会的闲置资本利用起来，从而刺激经济，变下滑为上升。这种做法是在当今世界市场失灵现象反复出现、经济活动复杂化和国民经济景气循环的不规则化条件下，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的调节，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其包括的总体政策含义是，在主要确保金融稳定、安全运行的同时，相对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支持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在市场经济“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中，财政政策是货币政策之外唯一可以仰仗的“主力型”工具和手段。

书中同时指出，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是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和加快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由此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松”“紧”组合，因而必须加强研究，探索如何避免政策相互掣肘与效果彼此抵消，如何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组合，把握政策的合适力度与实施时机，进而保持经济系统的动态稳定性。

四、通过相关问题的研究深刻体味积极财政政策

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系列相关问题亟待探索，诸如资源配置趋向的变化、利益关系的调整，对投资、对消费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宏观调控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时政策手段的运用。书中辟出专门章节，对财政支出的合理安排、收入分配的调节、三农问题、基于供给调整的税收政策、出口退税以及财政制度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其相应的政策结论是：合理安排财政支出，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通过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控具有不可持续性；支持农民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业现代化，鼓励农村居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税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增值税的完善、内外企业税负的统一，远期目标是实现“税费归位”；完善出口退税的管理机制，保证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改革预算管理制度、逐步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五、以前瞻性的眼界探寻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及后续政策取向

第7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范文

改造以来，我国财政出入绝大部门年份出现赤字，并越来越倚重国债本事，这是具有特定宏观经济背景的，其积极作用应予充实肯定。但与此同时，这么多年赤字和债务累积形成的标题也不容轻忽。

1、财政赤字长期化，不光增幅加快，而且现实财政赤字要比帐面财政赤字紧张；

2、国家债务范畴加快增长，当局的债务包袱日益綦重沉重；

3、当前我国的国债运行正在步入借新债还宿债的高度债务时期，大大低沉了当局未来的偿债本事。

对我国改造历程中分外是90年月以来财政赤字和债务范畴扩大的缘故原由举行分析，择其要者是：国家财力会集程度过低，而且呈长期降落趋向，这是赤字和债务范畴膨胀的重要缘故原由；财政付出总量增长缺乏有用控制，付出布局调解滞后，增长了财政平衡的压力；别的，还有别的一些因素的影响，如财政赤字补充要领的变革、我国国债的限期较短等，都在肯定步骤上推动清偿务的扩大。字串1

我们以为，近两年国家出台的适度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属于反经济周期的短期调治步骤，不克不及长期实验。由于长期扩张性的赤字、债务政策无疑加大了财政危害，增长了通货膨胀的潜伏压力，而且会引致经济增长的颠簸，归纳到一点，便是势必会加剧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危害。别的，当前国际上一些国家财政调控实践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需引起我们的存眷，这便是议决完满税制，压缩付出，进而淘汰赤字和债务，寻求财政平衡目的。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鉴于上述分析，本文的底子看法和主张是：以后一个时期国家应把控制赤字和债务范畴作为财政政策的底子取向，这是从整个百姓经济宏观全局出发思量作出的一个重要刚强。

把控制赤字和债务范畴纳入中长期财政生长筹划

近两年国家采取的肯定程度上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特定政策，是对宏观经济运行调治的短期政策步骤。从以后的趋向看，我们必须实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控制赤字和债务范畴，并应议决纳入中长期财政生长筹划，分步实验，垂垂向财政平衡的方向开心。国表里经济理论和实践分析，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克不及长期太甚使用，财政赤字和债务范畴须要保持在一个公正范畴内，否则将会影响百姓经济的长期稳固生长。从西方财政理论的生长轨迹看，已在早期凯恩斯主义的底子上大猛前进了一步，即更看重夸大的是“周期动态性的财政平衡原则”大概“相机决议的财政政策”，而不是一味地主张赤字财政政策。从现实来看，西方一些产业化国家在已往相当永劫期内，极为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确曾带来过经济的短期繁荣，但终极的恶果是经济长期滞胀。拉美一些生长中国家70年月以来纷纷扩大赤字和债务，试图以此推动经济生长，但高赤字和高债务难以为继，到80年月初期引发了紧张的债务危急和恶性通货膨胀。正由于此，当前国际上无论是发达国家，照旧生长中国家，出现了一种寻求财政平衡的生长趋向，值得存眷。“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中国作为一个生长中国家，经济总体生长程度不高，国家财力会集程度又云云之低，财政赤字和债务范畴必须同我国百姓经济的较低遭受本事相顺应。当前和以后一个时期，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不稳固因素增长，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重要组成部门的财政政策，必须分身当前和长远，长期高赤字高债务无疑会增长未来百姓经济的危害系数。因此，下一步财政政策取向面临着一个庞大转动，即应该把控制赤字和债务范畴作为一项中长期政策明确下来，这大概是一种较为岑寂的、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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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 证券市场 影响

在我国，证券是国家实施产权政策的最主要工具，是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是调节、控制货币资本循环的重要手段。因此，加强对证券市场的宏观调控，保证证券市场的资金流向和稳定运行，有利于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国民经济的进一步的良性循环和发展。

一、宏观经济政策介绍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含义

宏观经济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有意识有计划地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调节控制宏观经济的运行，以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严格地说，宏观经济政策是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除此以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都属于微观调控，所采取的政策都是微观经济政策。由于宏观经济政策通常是用来调控短期宏观经济运行的政策，加之市场经济形式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需要依据市场经济态势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不能长期化。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

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有四个方面：

1.持续均衡的经济增长，即保持经济的增长的同时，保证其有一个适当的增长速度。因为经济增长受各种资源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过快的经济增长会导致一些问题，如环境污染等。

2.充分就业，充分就业意味着一方面市场上的失业只有因为摩擦性失业所带来的。另一方面是现阶段的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

3.物价稳定，物价稳定并不是指没有通货膨胀，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物价稳定是指通货膨胀的比例在1%到3%之间，并且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差别都不大。

4.国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平衡即意味着，汇率稳定，外汇储备有所增加，进出口平衡。因为外汇储备在一方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的能力，即其商品的竞争力。

二、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本文将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种方面探讨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一）财政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1.财政政策的手段

用来调整财政政策的手段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通过调整政府购买能力来调整财政政策；第二，通过调整政府的转移支付能力来调整财政政策；第三，通过改变税率来调整财政政策。当经济增速继续放缓，失业率上升，政府应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提高政府采购水平，提高转移支付，降低税收水平，解决经济衰退和失业。当经济增长，而物价水平持续上涨，政府应该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政府采购的水平，减少转移支付的水平，降低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

2.财政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财政政策可以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当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时，政府财政在确保各种行政和国防开支之余，不会搞大规模的投资。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政府会积极投资于能源，交通，住房和其他建筑相关产业，从而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行业等发展。如果政府发行债券的方式来增加投资，对经济的影响更是深远的。总体而言，财政政策的紧缩将使得经济过热受到控制，股市将减弱，因为它表明未来经济增长将放慢或走向衰退，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股市会强大的，因为它表明经济增长将加速未来或进入繁荣阶段。

具体来说，财政政策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证券市场造成影响：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能够提升总需求，降低经营风险，从而使股市上涨，相反，如果由于经济过热遭到抑制，就会降低股票的市场价格。

（2）扩大政府采购，加大政府投资公路，桥梁，港口等非竞争性领域，可直接增加与工业产品的需求，而促使证券价格上涨。减少政府的购买水平则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3）政府转移支付水平发生变化会使社会的购买力在结构上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影响总需求。提高政府转移支付的水平，可以帮助证券价格上涨；反之，政府转移支付水平下降也会使证券价格下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如增加社会福利开支，为维持农产品价格对农民进行拨款等，就会使有些人提高收入水平，也间接促成了企业的利润增长，因此，有利于证券价格的上升；相反，政府转移支付水平下降就会使证券价格下降

此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水平进行调整，会使原来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格局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而形成全新的平衡状态，就就在整体和结构上都使证券市场受到影响。

一般来说，如果中央政府将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水平提升，地方政府将会对当地经济的发展更多的自和财政资源，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本地上市公司的发展，从而促进证券价格的上涨。同样，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得到相对较多的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那么该地区的证券价格的上涨潜力则会更大。

（4）在其它各方面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下，公司税的变化将会直接使公司的净利润受到影响，从而进一步时公司的积极性和扩充生产规模的能力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公司的发展潜力，故而调整公司税对证券具有较大的影响。

居民的个人实际收入水平直接受个人所得税的影响，进而会影响到证券市场的供求关系。同样，证券交易的成本也会直接受到证券交易税的影响。因此，通常情况下，税率的上升将会遏制证券价格的上涨，相反，税率的下降也会促进证券价格的上涨。

总之，无论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在理论上其传导过程都比较漫长。这种较长的滞后性财政政策决定了它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不像货币政策的影响那样立竿见影，相对缓慢，但十分持久。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财政政策对股市的作用。从长远来看，积极或稳健的财政政策，能确保中国的宏观经济的稳步增长，这对证券市场发展的稳定增长是非常有利的。从短期来看，政府支出增加，以及税收优惠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时，将加大资金在股市的供给，有利于股市价格的上涨。相反，它会导致在股市价格下跌。

（二）货币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1.货币政策的手段

政府贯彻货币政策的手段主要有三个：

（1）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它要求商业银行收缩贷款和投资，因为银行被迫收获的借款人贷款用来偿还活期存款，银行存款因此而降低，说明此时的货币供应量有所下降。相反，法定准备金率下降货币则扩张。

（2）再贴现政策。提高贴现率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会起到约束的作用，相反，它是有利于信贷扩张，扩大货币供应量的规模。

（3）公开市场操作。为了防止经济衰退，央行将通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随着经济的不断攀升，而沉重的通胀压力，会使国家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

2.货币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

（1）当货币的供应量增加时，一方面会促使证券市场的资金增多，另一方面由于通货膨胀会促使投资者为了保值继续买进证券，从而极大的推动了证券市场价格的上涨；相反，当货币的供应量降低时，就会使证券市场的价格呈现下降的趋势。

（2）利率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作为宏观经济睛雨表的证券市场，其波动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利率是影响证券市场波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而言，利率与证券市场表现为逆相关。利率上升，投资证券的价值低于银行存款利率，收益预期下降，折现率增加，从而导致股票价格下跌；利率下降，投资证券的价值高于银行存款利率，收入预期增加，折扣率降低，从而导致股票价格上涨。通常情况下，短期利率影响股票价格也相对明显，市场反应还是比较快的。

在一个完整的利率周期变化范围内，利率变动对股市的影响也与理论分析一致。对一个完整的周期利率分解，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次利率变化对股市的影响与理论分析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其原因是利率变动对经济实体的影响不是唯一的，对人们的心理预期也会产生效果。当利率上升时，人们会认为，由于经济的持续升温，并导致央行采取降温措施，从而对上市公司的预期上升的表现更为激烈，因此额外追加投资。

（3）央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入证券，就会促进证券价格的有效需求增加，从而促进证券市场的价格上扬；反之，央行出售证券，增加证券的供给，就会导致证券价格下降。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货币政策与证券市场发展密切相关。因此，进行货币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分析具有可实践性与巨大的现实意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国家宏观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也是十分复杂的。因此，在进行证券投资时要时刻关注国家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把握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不必要的风险，产生更大的收益。

参考文献：

[1]刘晖.浅谈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影响[J].现代商业，2012，（26）

第9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范文

我国的宏观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经历了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宏观调控政策都有各自的特点。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到1998年上半年（除1988—1991年三年调整期外）。在这个阶段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特点是需求大于供给，主要的威胁就是通货膨胀。所以当时宏观政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防通胀。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8年下半年到2002年年底。在这个阶段，由于内需不足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生产过剩，物价不仅不涨，物价指数在这期间是负的。那时候宏观政策主要是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

第三个阶段是从2003年到2007年。这个阶段是结构性反方向失衡。在投资领域里面，经济过热，需求大于供给。但是在消费领域里需求不足，过剩严重。当时的应对策略从目标上回避了总量，在手段上采取了反方向的组合，当时叫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第四个阶段是从2008年到2010年上半年。2008年下半年后，中国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越来越明显。我国采取了全面的一揽子措施来反危机、反萧条，就是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入一个全面积极扩张的阶段。

第五个阶段就是从2010年下半年至今。我国从全面反危机措施开始，实际上是择机退出，政策叫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与第三个阶段是有区别的，2003到2007年的失衡是因为投资领域和消费领域里的失衡的方向不一样，现在所面临的不是不同领域里的结构性的失衡差异的问题，而是总量的问题，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增速放缓（下行）的威胁，这使得我国现在的宏观政策既不敢紧缩也不敢扩张。

当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四个调整方向

我国的宏观政策正在作出四个方面的调整：第一个方面就是总量政策的目标性调整，或者方向性调整。从2008年7月后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全面一揽子的扩张，到2010年10月开始择机退出。政府干预过多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经济上的低效率，二是政治上的腐败。现在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开启了退出的步骤，从前一时期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变。

第二个方面就是财政政策，从前一个时期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到积极的财政政策。这预示着财政政策可能从关注扩张效益逐渐转向兼顾财政政策的风险。金融危机前我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金融危机时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金融危机过后又回到积极的财政政策。所以我国的财政政策始终是扩张的，它调整的只是力度而不是方向。现在需要关注财政政策本身的风险控制，不光是要利用财政政策起到扩张刺激经济作用，也要考虑风险控制。所以财政政策扩张的力度要有一个控制，对财政赤字的规模以及政府债务，包括中央和地方政策债务风险的控制。

第三方面就是货币政策，从宽松货币政策重回稳健。我国现阶段主要是运用货币数量工具，即控制信贷规模，特别是上调法定准备金率、运用央行票据等，这些措施都表明我国开始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在进行货币政策的调整中，更多地运用数量工具，目的在于以冻结商业银行流动性的手段来控制信贷规模，而不是更多地运用价格工具，如频繁加息等，以防止加剧经济下行。如果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直接用信贷管制，这也比单方面加息更合适。不过这个手段带有比较强的行政性，使用要慎重。

第四方面是汇率。现在的提法是汇率重新回到2005年以前的轨道。在2005年之前中国的汇率是盯住美元，因为美元在贬值，人民币就搭了美元贬值的便车。在种种压力下，从2005年开始，我国调整了汇率政策，盯住一揽子货币。2005年至2008年之前，人民币大概升了20%多。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以后，中国的汇率政策重新回到了人民币盯住美元，这是因为要保护我国的出口，争夺国际市场，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自2010年10月择机退出后，反通胀成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为减少国际收支失衡带来的大量的外汇占款形成的通胀压力，汇率政策再次回到盯住一揽子货币即重回加速升值轨道。在目前经济下行与通胀压力并存的条件下，汇率政策既难以倾向于反通胀（升值），也难以倾向于反衰退（贬值），稳定不变是自然的。

注重供给管理要重视地方的作用

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失衡既面临经济下行的威胁，又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只强调总需求管理，宏观调控有效性会受到很大限制，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将面临极大的困难，宏观经济目标在保增长与反通胀之间难以取得均衡。因为，保增长要求扩张需求，由此可能加剧通胀；反通胀要求紧缩经济，由此会加剧萧条。这就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既难以同时扩张（双松），也难以同时紧缩（双紧），若采取“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则又严重抵销政策效应。因此，需要在进行需求调节的同时，注重供给管理。

供给管理的根本在于综合运用各方面的政策手段，包括注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的供给效应，还包括区域政策、产业结构政策、劳动者保护和福利政策、企业激励和劳动者薪酬政策等。总之，供给管理直接影响生产者和劳动者的效率，而地方政府直接面对企业和劳动者，在供给管理中具有更大的也更有效的作用能力。

如果在宏观需求管理的同时注重供给管理，会更有利于保增长与反通胀的均衡。因为供给管理的关键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在提高企业竞争力刺激经济的同时，可以降低成本推进的通胀压力；在实现有效增长的同时，可以遏制需求过快扩张。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过程有利于提高中央与地方在宏观调控中的协调性。在调节投资需求的同时，从供给方面注重投资结构的改善和投资效率的提升，地方政府可以避开需求调节上与中央可能产生的冲突及周期性的非同步性，从供给管理上有效推动宏观管理目标的实现。

中央宏观决策应当承认和协调地方利益

宏观调控中，中央的调控目标和政策重点的选择，与地方政府利益，至少是部分地区利益和发展要求产生矛盾是正常的，况且不同地区之间对宏观政策的要求也不相同。问题在于，在宏观经济决策机制上能否使地区不同的要求和中央宏观调控目标有机统一。

尤其是当宏观经济既面临通胀压力，又面临增速放缓威胁时，一般而言，增速放缓带来的负面效应首先冲击企业，企业受到冲击后往往直接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和稳定，所以，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反萧条和反通胀之间往往首选反萧条。而通货膨胀则不同，导致货币供给过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要责任在中央，所以，中央政府在反萧条和反通胀双重压力都存在的情况下，往往首选反通胀。这种“利益——责任”锁定机制是客观的，科学有效的宏观决策机制要求充分理解和尊重不同方面的利益和责任，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或无视。

地方应当服从中央，但中央宏观决策应当在承认和协调地方利益基础上，制定符合大多数地区利益及有利于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政策。这就不仅需要深入了解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努力消除信息的不对称性，而且更要在推动公共财政制度改革、推动金融深化等要素市场完善的体制基础上，改进宏观决策机制，提高宏观决策的“公共选择”程度，即提高其民主化、法治化、程序化，减少其过度集权化、行政化、随意化，在机制上保证宏观决策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