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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人是一种发泄自己情绪的话语,这种话语的升级便是打人了,最近北大教授孔庆东(孔子第73代直系传人)的举动更是让人震惊!他骂香港是臭港,王八蛋,贱,欠抽,狗……等,这种举动显然是素质差的表现,道德品质败坏!
当今骂人的这些话之所以被传下来就是因为孩子天天听家长或社会骂,所以他也骂,我们说脏话止于智者,一点不假!如果用暴力或者是脏话可以摆平一个事的话,我真是服了!一口一个“三字经”,一口一个“三字经”,这骂人要是骂习惯了的话,那可不是想控制就控制的住的,我们职场上有一句话:你想掩饰什么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再来说说打人,打人更是一种懦弱无能的表现,打人往往是在跟你讲道理而讲不过你的情况下发生,因为最笨,说不过别人才发生打人!
如果你理会这些浮云,那么你这匹神马也会变成浮云,成功的道路很远,如果你一直跟他们纠缠,你就会永远踌躇不前,不会成功,友友们,我希望你们也不要骂人,打人,这样显得你很轻浮,素质差!
辽宁省沈阳市东部雨田实验中学·中心校区初一:苑津山
一、宗教解放:剥去神圣光环的外衣
鲍威尔认为犹太人解放是一个宗教神学问题,宗教是人类自我意识发展的不同形式,基督教是高级阶段,而犹太教则是低级阶段。犹太教具有民族狭隘性、利己性,因此受到欧洲社会的普遍排挤。犹太人想要获得政治解放,想要获得公民独立,那就必须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不但犹太人要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基督徒也得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最顽固的对立形式是宗教对立。怎样才能消除对立?使它不能成立。怎样才能使宗教对立不成立?废除宗教。只要犹太人和基督徒把他们想读对立的宗教只看作人的精神不同发展阶段,看作历史撕去的不同的蛇皮,把人本身只看作蜕皮的蛇,只要这样,他们的关系就不再是宗教关系,而只是批判的、科学的关系、人的关系。那时科学就是他们的的统一。而科学上的对立会由科学本身消除。”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的观点,他认为鲍威尔的观点是片面的。“它必须提出问题:这里指的是哪一类解放?人们所要求的解放的本质有哪些条件?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也才能使这个问题真正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根据鲍威尔的观点犹太人想要作为公民得到解放,就得放弃犹太教,一切人都得放弃宗教。另一方面,鲍威尔认为政治上对宗教的废除就是对宗教的完全废除,这样人们就会处于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之中,因此把政治解放语人类解放的关系混淆了。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政治解放是先于人类解放而发生的,是人们对宗教的批判使得国家摆脱宗教的奴役,使国家政权和人民从宗教奴役下解放出来,而宗教仅仅变成了私人领域的存在,变成了个人的信仰。政治解放的意义在于把人和神的对立变成了世俗世界内部个人和类存在的二者对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对立,而是加剧了对立,就像马克思所说完成了这些对立。宗教批判的特殊的意义在于:首先,宗教是对人间谬误所做的辩护,是用上帝的名义对人间给予的虚幻的幸福,只有驳倒了对天国的辩护,才能认识人间的谬误。宗教是人所创造的,而不是宗教创造人。人在创造了宗教之后,就跪倒在地,向神膜拜,顶礼膜拜自己所创造的东西。其次,“宗教里的苦难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即表现为现实社会里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想,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通过对神学的批判,剥掉罩在人们身上的神圣外衣,从神圣形象的异化中解放出来,从颠倒的世界回到人的世界。
二、政治解放:资产阶级的特权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就是为了完成政治解放。政治解放意指摆脱宗教奴役,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从封建社会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变为资产阶级政权国家。马克思看到了政治解放的两面性:积极性与不彻底性。他认为政治解放推翻了封建专制,赞美“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同人民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即统治者的权力所依据的旧社会的解体。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马克思也认识到了政治解放具有的不彻底性。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人的受压迫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分裂的。公民虽然拥有政治身份,但是与市民社会成员具有本质差别。实现了政治解放的国家,即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仍然存在,而且还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宗教只是从“国教”的崇高地位下降到市民社会领域,“这种宗教从国家向社民社会的转移,说明政治解放只是摆脱了国家的基督教桎梏,而未取消人们的精神枷锁。”“人把宗教从公法领域驱逐到私法领域中去,这样人就在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宗教不再是国家的精神;……宗教成了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领域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精神。”政治解放的积极意义在于把人们从政教高度合一的封建宗教国家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具有了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但是在私人生活领域,金钱崇拜以及宗教崇拜仍然存在,仍然奴役着社民社会成员的灵魂。但是政治解放对现实生活中的差异、压迫却是无能为力的,只能放任自由,这就是它最不彻底的地方。
政治解放的重要标志是人们获得人权。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权分别指市民社会的人权与及公民权两部分。公民权与人权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指的是政治权利,因此只有在与别人的相互关系中才可以行使,离开了别人的个人则没有公民权而言。因此公民权则意味着共同体的重要性。因为只有在政治共同体中它才是有本质内涵的。“和citoyen[公民]不同的这个homme[人]究竟是什么人呢?不是别人,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不同于dro itsducitoyen[公民权]的人权(droitsde I’homme)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就是说,无非是利己的人的权利、同他人并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人的权利。”马克思在这几段话中明确将公民权与社民社会的人权做了区分。他也对自由主义的人权诸如平等、自由、安全等概念做了论述,指出了自由主义人权在孤立的原子式的状态下的虚假性。“自由是可以做和可以从事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力。每个人能够不损害他人而进行活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正像两块田地之间的界限桩确定的一样。这里所说的是作为孤立的、退居于自身的单子的自由。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向分隔的基础上。”市民社会中的这种自由是利己主义的、自私自利的,其内涵只是财产权,只是对金钱的崇拜。“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自由主义的平等与自由一样,个人只是被当作孤立的单子,安全之是对个人的人身以及财产权的保护,这些利己主义的权利根本没有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也没有认识到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未来。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就是没有动摇以自私自利为根本特点的市民社会,使人二重化为拥有普遍政治权利的公民,即法人与追求私人利益的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在市民社会中,利己的个人所进行的活动,将他人作为自己的工具,同时也将自己当作自己的工具。“在国家中,即在人被看作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象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在这里,他被剥夺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政治解放消除了国家的基督教性质,但是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使人二重化为公民与市民,使人们时间相互分离,相互独立,以单子式的自私自利的个人而存在。这种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正好是犹太教的世俗基础,因此,政治解放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不是为全人类谋幸福的哲学。
三、人类解放:马克思为全人类谋幸福的政治哲学
【正文】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3)06-0055-04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2]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4]。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5]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7]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8]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2]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关键词】硬膜外阻滞麻醉不同患者
1.硬膜外麻醉的概念硬膜外麻醉就是将局麻药注入硬膜外腔,阻滞脊神经根,暂时使其支配区域产生麻痹。硬膜外腔与颅腔不相通,药液不扩散到脑组织。
2.硬膜外阻滞在老年患者手术麻醉中的应用现状
2.1全麻复合硬膜外阻滞在老年患者开胸、上腹部手术中的应用由于老年人心肺储备能力和代偿功能差,在高平面硬膜外阻滞下心肺功能抑制明显,静脉辅助用药量大,加重呼吸和循环抑制,使术中呼吸和循环功能难以维持稳定。所以单纯的硬膜外阻滞用于老年人上腹部手术不是一个完善的麻醉方法,气管内全麻可克服硬膜外阻滞的上述不足。老年患者交感神经系统在应激反应时活性增加,血中儿茶酚胺的浓度增加,可导致心肌高代谢,如处理不妥可能导致心脏事件如急性心肌缺血、心肌梗塞等,对患者十分不利。另外老年人由于生理性原因脏器功能减退,使静脉全麻药代谢排泄减慢,单纯全麻常引起患者苏醒延迟及呼吸抑制,甚至发生术后呼吸衰竭。神经阻滞麻醉直接有镇静效应,可显著减少镇静药的用量,又能降低吸入的肺泡最低有效浓度。
2.2硬膜外阻滞或腰麻-联合硬膜外阻滞在老年患者下腹部、下肢手术中的应用老年人由于常并存心血管疾病,循环储备功能差,不易耐受血压波动,故临床上对于老年人一般不选用脊麻或慎用。硬膜外阻滞对循环扰乱程度远比腰麻轻,发生过程也较缓慢,而且一般下腹部、下肢手术麻醉上界达T8就已足够,这对呼吸、循环影响较轻,另外文献报道,硬膜外阻滞可降低下肢手术的术后静脉栓塞率,这对老年患者十分有利。故硬膜外阻滞目前仍是老年人下腹部、下肢手术的首选方法,然而老年人血管硬化,椎间孔闭锁使麻醉平面易广,而且个体差异较大,故需掌握好用药量,严格控制麻醉平面,对70岁以上老年人实施硬膜外阻滞,应掌握低浓度、小剂量、分次用药的原则。由于硬膜外阻滞存在高达10%以上失败率和阻滞不全及麻醉平面的不可预测性,而腰麻联合硬膜外阻滞具有起效快,诱导时间短,阻滞完善,用药量少,避免手术中牵拉反应及抑制疼痛应激反应,不受手术时间限制、方便术后镇痛的优点。目前用于老年病人的下腹部、下肢手术的麻醉已被广泛接受,并取得了较丰富的临床经验,术中只要注意扩容、控制麻醉平面在T10以下,效果还是比较满意和安全的。高龄患者麻醉作用时间长,平面下降慢,术毕必须等麻醉平面在T8以下才能送出手术室,以确保安全,并且随着对心脏毒性小的新型酰胺类局麻药罗哌卡因和左旋布比卡因的广泛使用,硬膜外阻滞应用于老年患者将有更广阔的前景。
2.3注意事项无论为老年人实施何种麻醉,都必须考虑老年人心血管系统的衰老性退变对麻醉手术承受能力降低这一不利因素。除及时补充因禁食禁饮、麻醉和手术失血所致血容量不足外,还需重视全麻深度和硬膜外麻醉对呼吸、循环系统的影响。在麻醉手术期间,密切观察生命征变化,及时对因处理低血压,确保老年病人安全渡过围手术麻醉期。
3.硬膜外阻滞在儿童麻醉中的应用现状
3.1硬膜外阻滞在儿童下腹部及下肢手术中的应用硬膜外麻醉主要与腰麻联合应用,针对儿童在手术过程中多数不能合作的状况,同时儿童硬膜外脂肪组织、淋巴管及血管从丰富,腔内间隙相对较小,脂肪组织疏松,有利于辅助用药的扩散。但是椎间孔通畅,药液又此漏至椎旁间隙量也相对增多,局部麻药用量相对较大,单纯硬膜外阻滞麻药吸收入血浆中的浓度高,使中毒计量和麻醉计量教接近,增加了局部麻药中毒和滞留范围过广的危险。小儿黄韧带较韧,判断穿刺多凭落空感,硬膜外穿刺容易失败。硬膜外麻醉和腰麻相结合增加了麻醉的灵活性和安全性。
3.2硬膜外阻滞在儿童骨科中的应用CSEA手术中,在氯胺酮的辅助下,连续硬膜外阻滞因其具有给药灵活、对循环干扰小等优点,也是用于儿童此类手术麻醉的主要方法之一。儿童的脊柱平直、椎管狭小、神经纤细、鞘膜薄。小儿局麻药用的是最大允许剂量而非有效剂量,血药峰值出现早而消除半衰期段,这可能是儿童的肝组织体重比例及心输出量相对较高所致,通过硬膜外补充局麻药,可以有效增加麻醉的可控性和延续性。
3.3硬膜外阻滞在儿童麻醉应用中的优点由于阻滞的影响,辅助用药氯胺酮用药量减少,易于进行呼吸管理,基本上没有舌后坠、呼吸道分泌物多的情况,患儿恢复也快,术后并发症少,做到了安全、可靠。
总结,结合患者身体客观要求和生理需要,充分利用硬膜外阻滞在麻醉安全中的重要作用是防止医疗事故,提升医疗质量的重要手段。相信只要以人为本,硬膜外阻滞的应用将会更加广泛,让医生省心,患者放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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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历史语境;诠释框架;接着说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1-0051-05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文本解读的兴起,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进展良好,研究的学术性大为增强,无论是在研究的方法还是具体观点上都取得了不少极为有益的共识。例如,学界普遍认为,哲学形成史研究的一大重要之处是努力在文献基础与思想阐发两大维度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既需要夯实文献基础以防止议论流于空泛,也需要注意提炼思想以避免不切世用,努力实现文献研究与思想研究的良性循环。这一共识的获得是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长期努力的结果,而在新的学术环境和历史条件下要不断巩固和发扬这一研究共识也殊非易事。
综观近年来的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大致可以概括为三大方面:脱离语境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诠释不足以及从当代现实出发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不难看出,这三方面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正是文本解读着力解决的老问题。因此,分析这三大问题不仅是当今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自我反思的必要,对于进一步探讨与推进中国哲学形成史文本解读也是有益的。
一、痼疾一:脱离语境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语境问题是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文本解读需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语境意识是当代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获得大发展的第一大助力。回顾我国哲学形成史研究史,这一语境意识的获得是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警惕完全在“熟悉”的哲学体系中阅读这些文本。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文本研究在我国哲学形成史研究中蔚然兴起,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其中有一个问题应予阐明,新世纪以来的文本解读不是上世纪哲学研究中的“哲学原著选读”,毋宁说前者是后者的否定之否定。二者的本质区别就在于,虽然二者都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为研究的出发点,但文本解读自觉反思哲学形成史研究史,自觉将自己的研究置于哲学形成史研究传统之中,时刻注意自己研究所受到的各种限制和可能犯的各种错误,因而,它丝毫不要求研究的透彻与彻底,虽然它始终以此为目标。因此,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出发只是哲学形成史文本解读的一个很表面的特点,换句话说,只是一般性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不仅不是文本解读,更是文本解读所致力反对的。
粗略地看,脱离语境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有以下几种情况:首先是修辞式引用。这可谓是比较粗暴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在这种引用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并不是要解读的对象,而只是用以提高论述效果的工具。因而,一般说来引用的文本也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警句居多,这种情况在今日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中正越来越少;其次是目前仍然较为常见的串联式引用,这种引用的主要特点是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论述来论证某一观点。细究起来,这种引用虽然并不一定以哲学原理来支撑对全部引用的理解,但一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他们某一文本中)的论述是一个自洽的体系。因而,在这种引用中,隐而不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是被平面式地理解的,换句话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并没有被置于真正的历史场域之中。
以上两点在文本解读兴起之前就已较多存在,而自文本解读兴起以来也受到了较大的批评,因而在我国当前的哲学形成史研究中并不具有太大的影响。当前应予以较多注意的是随同文本解读兴起而形成的过度重视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倾向。在传统的哲学形成史研究中,由于注意的焦点集中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现实影响,因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往往更加重视他们已发表或已成型的文本,对于他们的手稿重视不够。随着文本解读的兴起,以往研究较少的马恩手稿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在传统的哲学论域之外出现了马克思哲学、恩格斯哲学新论域。
毋庸置疑,加强马恩手稿研究对于推动哲学形成史研究极为必要也极有益处:这不仅可以弥补以往研究的某些不足与空白,更有利于深入考察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成机制。然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似乎有一种倾向,认为马恩手稿的地位要高于他们已成型和已发表的文本,其原因在于这些手稿更能反映、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成过程,更具有某种历史的真实性。应该承认,马恩的手稿(主要是马克思的)在记录他们思想的发生上的确具有其他文本难以替代的价值,然而若据此认为手稿的地位要高于其他文本则有失偏颇。
要分析这一问题还得回到文本解读在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中兴起的历史背景。文本解读的一大目的就在于解除马哲形成史研究中马恩文本相对于哲学原理的依附性,在于恢复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相对独立地位,指出这些文本(的形成过程)是马哲形成史研究的组成要素,一言以蔽之,在于消除马哲形成史研究中常见的目的论和预成论。那么如何才能破除目的论、预成论呢?答案就是回到历史。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回到历史的过程也就是使文本重新陌生化的过程,因为这一过程不仅要努力走出“熟悉”的哲学原理体系,它所要回到的历史其实也是不断反思的、开放的,也就是不断陌生化的。因此,如果认为手稿要高于其他文本就会得出如下观点——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来说形成手稿是最难的事,只要手稿形成了,从手稿到成型文本主要就是技术加工。这一观点有许多地方值得深究,②这里最有必要加以分析的是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成过程。可以认为,上述观点中对马恩思想的理解方式是很实体化的,即把马恩的思想视为某种边界分明的实体。这种理解方式与把马恩思想的发展视为线性进化并无本质矛盾,从而隐含了目的论与预成论。
因此,文本解读重视手稿并不是认为手稿更真实或更接近历史,而首先是因为手稿自身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因而在手稿与成型文本和发表文本之间就存在一定的历史空间,这种空间既是研究得以存在的一大原因,也是研究需要面对与解决的一大任务。因而,既不是手稿高于成型文本,也不是成型文本高于手稿,既不能认为手稿隐含了马恩思想形成之谜,也不能认为成型文本就是马恩某一阶段思想的成熟表述,二者在记录马恩思想的形成上是等值的。这些片面理解都未能把马恩思想的发展理解为一个活生生的历史过程。
行文至此,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就出现了:什么样的引用才是合理的呢?由于这里批评的主要是引用脱离语境,因而主要需解决的就是语境问题。由于马恩文本的形成已经是历史,在当下与那段历史之间总是存在着历史间距,因而考察马恩的思想就不可能是复述而是一种从当下出发的重构。只是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文本解读看来,马恩的文本内在构成了重构的一个要素,因而重构在本质上并不是当下的投射,虽然这种危险总是存在,重构更近于当下与历史的一种交流。而由于历史不是在当下之外的实体性存在,历史总是已经融入当下之中,因而说当下与历史交流实质上意味着剥离当下以重构其丰富的历史性。依此分析,引用如要合理就需自觉反思引言的历史语境,从而避免脱离语境使得引言变得抽象、空洞。
二、痼疾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诠释不足
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时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是诠释过度,意指对马恩文本的理解加进了太多的诠释者主观的见解。近年来随着文本解读的兴起,需要解决的一个更加紧迫而重要的诠释问题——诠释不足摆在了中国马哲形成史研究面前。
何谓诠释不足?解决诠释不足这一问题为何变得如此紧迫与重要?这一问题的突显与当代中国马哲形成史研究进入新阶段是密不可分的。简而言之,上世纪的马哲形成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马恩说了什么,还不太可能绕过这一点而直接追问马恩为什么这么说,换句话说,上世纪马哲形成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而对于中国当下的马哲形成史研究来说只限于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是远远不够了。借用照着说与接着说的说法,当下中国马哲形成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接着马恩往下说,而要清楚我们真的是在接着说而不是照着说就需要明了马恩思想的边界,马恩思想的边界本是一个历史的客观问题,但对于研究者而言这一问题就转化成了主观的视域问题。
综观我国近几年来的马哲形成史研究,用思想史的视野与方法来研究马哲形成史正逐渐为学界重视,③这一研究路径可谓是文本解读结出的一大硕果。无论是文本解读还是思想史研究对于马哲形成史研究做出的一大贡献就是指出了解读背后的诠释框架问题。诠释框架问题的提出意在表明没有一种解读能做到透明而没有问题,因此,解读者始终需要注意对解读进行反思,不仅反思解读的结果,也要反思解读的出发点和过程。
客观地说,经过这些年文本解读的不断努力,在我国马哲形成史研究中非反思、无批判的研究已大为减少,研究者已有意识地对自己的研究做出某种界划。然而,由于传统研究的惯性作用,缺乏深度的解读仍然大量存在,其中较为普遍的有以下三种情况:其一是用哲学原理来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经过以《回到马克思》为代表的文本解读对“原理反注原著”的猛烈批判,直接用哲学原理体系来解读马恩文本的现象已大为减少。近几年来随着理论学科建设的加强,理论的整体性成为研究的重点,这一情况也对我国马哲形成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较为突出的就是强调研究形成的整体性。这一点对于推进马哲形成史研究原本是有益的,但由于对整体性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奠基于对三大组成部分的传统理解之上的,因而这样理解的整体性也就会存在较多的问题;其二是用经验常识来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经验常识为何能在马哲形成史研究中大量存在?这与对哲学的理解有很大关系。传统对哲学的理解总是过于突出哲学的客观性,即哲学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这一理解中没有言明的意思是哲学在本质上与经验常识并不相悖,毋宁说哲学就是揭去了意识形态遮蔽的经验常识;其三是设置虚假或虚幻对立观点。这一点往往与批判哲学原理教科书有关,当原理教科书不再成为真理与权威的来源时它就容易一变而成批判的对象。一般说来要立一个观点并不容易,而要破一个观点则相对要容易一些。近年来马哲形成史研究中设置虚假对立观点的情况虽不如以前那么普遍,却也为数不少。但严格考察这些设置的对立观点,往往大多数观点都比较陈旧,学界也较少认同。
总之,上述三种研究都难以把握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历史边界,都难以为接着说提供可靠的支点。以往的马哲形成史研究重在努力呈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脉络与机制,其中马恩思想的连续性是研究的焦点,即研究他们的思想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过来的。时至今日,当下的马哲形成史研究需要进一步追问马恩的思想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毫无疑问,要回答这一问题仅仅研究哲学形成史研究史这一学科史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进入广阔的西方近代思想史、学术史。如果坚持哲学的创立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上都堪称一次革命,那么研究还势必要进入整个西方思想史。④
可见,马哲形成史研究不是已无太多的研究空间,而是其研究空间之大绝非一代研究者所能完成,只要转换一下研究视角就能理解,马哲形成史研究并不只是事关形成的一个断代性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对整个哲学实质的理解。
三、痼疾三:从当代现实出发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
相比于前两大问题,这一个问题在理论上要复杂得多,在现实中要解决起来也困难得多,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不妨从中国马哲形成史研究中一个常见的现象谈起。
在具体的研究中常见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一个观点及其现实意义的研究,这类研究粗看起来既有理论依据又有现实指向,较好地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然而其中的许多研究严格分析起来却存在不少相沿已久的模糊之处。例如,国家问题无论在哲学形成时期还是后来的发展时期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在不同的时期都有许多重要的论述,照上述研究做法都可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及其现实意义或当代意义。但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马恩前后阶段关于国家的论述不可能完全一样,如果其间是否有重大差异不得而知,那么,他们哪一阶段的国家观更具权威、对我们更具价值呢?对这个问题常见的回答是,我们主要应注意马恩前后阶段共有的核心思想,这一观点与通常所说的要继承马恩的立场与方法大体相近。
这一观点大体说来是合理的,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实行起来却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没有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要想把握他们国家观的核心思想谈何容易?严格说来是不可能的。这样获得的观点只能是一鳞半爪,甚至可能是浮光掠影,以这样获得的观点谈论其当代价值就不能不令人反思。
照此说是否就认为在没有对马恩的国家观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之前就不能谈论他们的国家观及其现实意义呢?完全不是。其理由倒不完全在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卷帙浩繁,全面研究起来迁延时日,而现实的紧迫问题又迫使人们必须在一定的有限的时间内采取行动,虽然这一点也是人们理论与实践生活中不能不加以考虑的一个方面。这里要加以讨论的仍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总是在一定的语境即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些观点的含义是受历史语境制约的。因而,研究者在研究这些观点时如果离开其形成语境就势必会误读这些观点,至于将这些观点与当代进行直接对接所带来的问题比起误读要大得多。
现实问题无疑是包括马哲形成史研究在内的任何研究的落脚点,但这与从当代现实出发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有很大的距离。这首先是因为现实是极为复杂的,其实质远不是直观感觉所能把握的。学术研究可以一定的距离审视现实,通过这种陌生化迂回把握现实,从而为理解现实提供可能的新视角,而这也就是学术研究的意义所在。以马哲形成史研究而言,其形成距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之久,马恩所处的时代特点及遇到的问题与当代差异甚大。因而,用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观点来评判当代隔膜之处甚多,有时不免隔靴搔痒,而从当代出发去评价马恩的观点不仅无助于理解马恩的观点,就是对当代也没有什么价值。
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当下是不断游移的,而从不断游移的当下出发得到的马哲形成史也必定是不断变动的,当然,这样说完全不是反对对马哲形成史的理解不可以有变动,而是强调马哲形成史研究的严肃性与专业性。如果一种研究不能为实践提供真正有价值的观点,而更多地成为现实的反映、折射或见证,那么这种研究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第二,马哲形成史研究中长期存在评价冲动,即由于哲学的形成过程迅疾而复杂,传统研究往往缺乏足够的耐心甚至是缺乏能力对此进行细致的梳理,因而,在传统的研究中不时可见以评价代研究。评价自然也是一种研究,然而却是一种粗疏的难以提供新创见的研究,因为它往往会绕过研究中的许多疑难问题而只注意那些熟悉的问题,但是许多创见正是来自于对这些疑难问题的不懈探究。
从当代现实出发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隐含着实践高于理论、理论应为实践服务的前提。一般地说实践高于理论、理论应为实践服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这是一种归根结底的理论立场,但如果直接以这种理论立场来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则会妨碍具体的研究,而理论立场自身也会变得僵化、空洞。⑤
四、小结
综上所述,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已经是当代中国现实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仅仅重复马克思、恩格斯说了什么是不足以把握这些新情况解决这些新问题的。当然,认为研究清楚了马哲形成史就能为解决这些新问题提供根本的解答也纯属奢望。现在所能肯定的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融进了中国马哲形成史研究,而且这一研究将会继续以它自身的方式影响、融入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这也就是中国马哲形成史研究的存在方式。马哲形成史研究应警惕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过去与现在等的简单无益的二元对立,致力于通过认真严谨的反思性研究沟通这些对立的双方从而获得一种历史的通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形成史研究也就是它为自身存在所做的证明与努力。
注释:
①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批评第二国际时率先提出不能把马克思研究变成对马克思文本的注解,到了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进一步明确地提出要通过回到历史消除哲学形成史研究中的目的论与预成论。
②这里可以《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马克思对它的反复修改为例表明不能把文本简单地区分为内容与形式或思想与叙述两大方面。退一步说,即使在作者那里这样的区分大体能够成立,对研究者而言内容与形式、思想与叙述的关系也是完全辩证的。
③这一方面的研究可参见《学术月刊》2012年第1期何中华教授的论文《马克思哲学之思想史前提的广义理解》。
关键词:国贸专业;人才培养;实训
中图分类号: G710;F74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1-000-01
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人才培养方式和现状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国贸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培养模式,更对各大高校和学院进行转型发展意义深远,因此各大高校在该专业发展过程中应当结合自身的发展需求和人才供给状况,充分利用各大院校的办学资源和办学优势形成一套符合学院或者专业设置的具有可持续性的国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该专业人才培养应当强调经济贸易原理的掌握,相关实务技能的掌握,加大模拟教学等。
1.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设置
培养目标为学生的创新和竞争精神和意识,学生的宽广的知识面,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对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和国贸基本理论加以掌握,对于国际贸易通行的规则和法律法规进行熟悉,至少掌握一门外语,了解对象语言的文化、社会、经济情况;培养具备到大、中、小外贸型企业进行国贸、国际物流等相关工作的技能,熟悉外贸相关经历理论和知识,熟悉互联网经济,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和意识,培养对外贸易领域具有应用型、复合型特征的人才。在知识结构方面,应当掌握相关政治理论、专业知识等,在能力结构方面,具备创新精神、职业发展能力、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商务谈判能力、商务信函能力,在素质结构方面,具备较高的道德和科学素养和职业素养。
2.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课程设置体系
全国各大高校国贸专业公共课主要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拓宽学生知识面,获得进入专业课程学习所需的专业技能。公共课一般包括马哲、思修毛概、等课程。学科基础课目的主要是掌握学习更深入的专业课程所需的基本理论知识。而专业必修课既是为补充学科基础课程设置和深化学科基础课设置,也是专业最核心的课程,通过学习必修课程,学生将具备外贸活动所需的知识和技能。通常包括国际贸易实务、结算、报关、商务谈判、外贸英语函电等。专业选修课是自由选择学习的课程,作为其他课程补充和拓展的课程,实践性教学是让学生更加理想地对具体商务实务操作进行了解,了解社会,从而取得一些实际经验,包括毕业论文和实习等。
3.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教学方式设置
通过对教学方式的调查了解得知,教师多是采用实务操练等教学方法,在传统的讲解过程中结合案例分析和模拟;在贸易实务学习过程中则进入实验室进行模拟操练。近年来,教师们也在探索不断取得突破的教学模式。例如积极借鉴合作性学习教学活动,强调自主与合作学习结合的教学模式;在《国际结算》课程中则选择“基于工作流程导向的国际结算实践性教学,形成新型的学习模式,采取“双语教学”,强调英语的重要性;灵活采用案例分析等教学方法,使用多媒体、互联网等辅助教学。在《国际结算》中运用“行动导向教学法”,该教学法是教学理念转变,形成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提倡一种“大自然”的教学。随着现代教学理念普及,对像国际经贸这样的专业教师们也开始采用“实践性教学”方式,凸显该课程的应用型特点。
4.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专业考核方式
淘汰模式是迸行人才培养一个环节,与“考试”有关。考试是实现教育目标的一种手段,成绩的评定是大学生十分关注的问题,通过率并非百分之百,有时候会出现补考或重修现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保持一定的淘汰率,能够形成“优胜劣汰”,但考试科学化是保证合埋淘汰的关键所在,因此形成科学、合理的考试模式也值得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不断探究。
5.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专业实践、实训情况
专业实训实习环节非常重要,各个学校在仁人才培养过程中,对该环节要给予充分重视,通过企业实习、校企合作等方式搭建有效的实训、实践平台。国贸专业具有很强的实务性和操作性,实践和实训室应用型人才理论结合实践培养模式的关键。国贸专业实训和实践环节主要包括国际贸易系列软件的运用、专业课程和毕业实习论文撰写,各个高校在实践过程中都非常强调“实践性教学”,在《国际结算》《单证实务》等课程中都对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操作能力有意识地进行培养。例如进行实验室对商务贸易活动进行模拟,邀请相关领域的工作者针对对外贸易中的每个环节进行指导。实习基地的建设是人才培养的必要条件,安排部分优秀大学生到实训基地去实习;根据实践教学需求,在校内设置实训实验室;校外建立教学实践基地,学生能够获得专业人士的指导,进行仿真模拟操作。
C上所述,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人才培养方式和现状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国贸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培养模式,更对各大高校和学院进行转型发展意义深远,因此各大高校在该专业发展过程中应当结合自身的发展需求和人才供给状况,充分利用各大院校的办学资源和办学优势形成一套符合学院或者专业设置的具有可持续性的国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该专业人才培养应当强调经济贸易原理的掌握,相关实务技能的掌握,加大模拟教学等。只有切实落实上述工作,高校国贸专业的人才培养才会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参考文献:
[1]谭菲.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5.
关键词:多媒体技术;多媒体教学;利弊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2-0291-02
多媒体技术的日益成熟和普及,可以更加生动和形象地展示教学内容,促进教学手段和方式的多样化发展,多媒体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手段正日益走入课堂。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对提高教学质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方面有很大的益处,因此很多任课教师也愿意采用这种手段,并将之应用于日常的教学过程中。作为学生,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多媒体技术给课堂带来的新变化和新内容,也能从原本较枯燥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中解脱出来。但是,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也同样存在一定的弊端。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多种技术手段的结合,往往使我们忘记了原本学习的内容,而过度关注于形式。因此,本篇论文主要围绕现代多媒体技术应用于教学的利与弊并结合自身的真实学习情况谈谈看法。
一、现代多媒体教育技术的发展
多媒体技术是一种把声音、文字、图像、图形、动画和视频等多种媒体信息,通过计算进行数字化加工处理,并和通信技术相结合的一门综合技术。它是计算机辅助教学技术的一个飞跃,是继书本、黑板、音像之后出现的另一种新兴教学媒体,它不仅具备以前教学媒体的功能,而且还具有依据实际教学情况对图文、音像信息进行编辑、整理,使人的不同感官在同一时刻接受到相同信息源的信息,达到“虚拟现实”的效果,教师还可以进行点评和注释,这些都是以往的教学媒体难以达到的。它广泛吸取了各类艺术手段的长处,如绘画的形象特点,音乐的节奏特点,电影电视善于表现过程的特点等等,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表现方法和表现内容。很多过去难以形象说明的公式、原理、定律,今天都可以得到清晰表现。甚至一些常态下难以观察的事件或现象,教学者都可借助计算机的帮助而加以模拟演示。生动、丰富的画面,美妙动听的音乐效果,使教学者、教学媒介和教学成果真正达到三位一体。因此,多媒体教学具有其他教学手段无可比拟的益处。
二、在教学中应用现代多媒体技术的优点
首先,多媒体教学的益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1.交互式多媒体技术将文字、声音、动画、图片等融为一体,以一种图文并茂、视听合一、生动有趣的方式呈现在学生面前。例如:在上《马哲史》课的时候,任课教师将所讲内容的梗概做成PPT,既直观又清晰。此外,利用表格等梳理知识点脉络,清晰易懂,线索和思路再不需要更加烦琐的讲解,同学们便能心领神会。既节省了课堂的时间,又提高了课堂的质量。
2.多媒体教学法提供学生更多的主动性。通过这种交互式多媒体技术,充分调动了学生们的视觉、听觉。这种将多种感官结合起来的教学模式,增加了学生去主动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让他们从课堂上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课堂的主人。真正将学习当成兴趣,实现教学的原初目的。例如:在《儒家经典著作导读》课上,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较喜欢的儒家经典篇目进行演讲。很多同学都借助PPT这种手段,将原文和译文呈现在大屏幕上,然后再加入自己的看法和点评。大家真正做到了主动学习,自主学习。而且对这种多媒体手段的应用本身也是一种自身技能和水平的提高。
3.多媒体教学突破了传统的教育模式,相对减轻了任课教师和学生的压力。传统的教学方式,厚厚的讲义只能手写。内容杂多的表格也要耗费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学生呢,则要快速记笔记,有时是为了抄笔记而忽略了笔记所承载的内容。如果对某一知识的体系和脉络不清,也只能靠死记硬背。这种低效率的学习方法,在给同学带来很大学习负担的同时也加重了任课教师的教学压力。而多媒体技术中Word和Excel的应用,省去了手写讲义的时间,简化了复杂的表格,同学们也减轻了学习的压力。
三、在教育教学中应用现代多媒体技术的弊端
1.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教师的地位,这对教师来说是个挑战。而教师又是整个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在整个课堂中处于主导地位。过多地使用多媒体技术有碍于师生情感的交流。以哲学课程为例,哲学更多地注重思维的角度和方式,与其他理工科类的课程有明显的不同。在哲学课堂中使用多媒体技术本身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喧宾夺主的情况。忽略了哲学本身原有的内涵与意蕴。此外,师生之间的交流减少了,学生受教师良好的师德和师风的影响也就减少了。
论文摘要:以《古兰经》为源泉的伊斯兰教在伊斯兰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它左右着文化和艺术的走向,其特有的宗教思维和信仰使伊斯兰装饰艺术无比发达,并呈现出抽象、满密、规整和均衡的审美趋向。
论文关键词:伊斯兰装饰艺术审美特征
房龙在《人类的艺术》中谈及伊斯兰教时说:“从天性上看,伊斯兰教徒不算是讲究艺术的民族。雕工师傅、画家、瓷砖的设计师,只是为打破清真寺墙上的单调,才动手搞点装饰。”①此话明显失之偏颇。原因有三:其一,没有客观地认识到伊斯兰教发展过程及其同时伴生的开放文化观,使伊斯兰艺术广泛吸纳了各民族业已取得的艺术成就,从而营造出富有伊斯兰特色的艺术形式这一历史事实。其二,过于草率地判定伊斯兰装饰艺术不存在深层的文化意义和美学向度。其三,没能洞悉以《古兰经》为源泉的伊斯兰教使伊斯兰装饰艺术呈现出特有的宗教韵味。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做出比较公允、明确的辨析。
实际上,伊斯兰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装饰艺术中。而伊斯兰装饰艺术又集中体现在清真寺建筑的墙面装饰以及织物、陶瓷、金属、玻璃等器皿的纹饰上。其美学原则既区别于西欧和中国,又区别于犹太教、基督教、佛教等其它宗教艺术,其内在的文化动因使之呈现出以下独特的艺术面貌:
一、抽象中的冥索
多数学者把伊斯兰纹饰艺术发达的原因归于伊斯兰教的偶像崇拜戒律。《古兰经》虽没明文规定禁止具象绘画,但却提出:“我的主啊!求你使这个地方变成安全的,求你使我和我的子孙远离偶像崇拜。我的主啊!偶像确已使许多人迷误。”②并有传说,如果塑造了人和动物的形象而不能给其注入生气,在末日来到的时候将受到严惩。“在穆斯林看来,绘画人或动物的形象,即意味着与造物主竞争,这样的人会在裁判日受到最残酷的处罚。于是,形象创造成为伊斯兰艺术中的一大。”③由于《古兰经》对穆斯林信仰和生活准则的决定性作用,导致伊斯兰艺术致力于装饰艺术的发展。此外,宗教一般是通过非人化的偶像崇拜来诱使人们皈依教门,服膺教义的。佛教、基督教便是通过把具体可感的人加以神化,借以宣扬超脱物象的精神本体,并作为人类崇拜的偶像。在汉代末期,佛教正式传入中国之后,大规模的造像活动随即开始。魏晋之后,随着佛教的兴盛,造像活动日益发展,到南朝时达到高峰。不仅如此,当时的许多高僧,还在理论上论证了建造佛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慧远在著名的《万佛影铭序》中就称:“神道无方,触像而寄,百虑所会,非一时之感。”④而规模和影响力居世界三大宗教之首的伊斯兰教选择的不是“触像而寄”,而是无形无相的某种理念,并视其为超越生命的存在。因此,基督教的耶稣、佛教的释迦牟尼均有确定的“实像”,而伊斯兰的真主却是虚拟、抽象的,是不可见的“虚像”。真主创造万物、主宰一切、全知全能,既无处不在,又无形无象、无始无终。既然真主是某种理念的代名词,那么,以抽象的“有形”,反映真主无处不在的“无形”,才是通过艺术感悟真主存在的途径。这种靠悟性感知真主的特质是导致伊斯兰装饰艺术抽象化的另一原因。阿非夫·巴哈尼斯称,伊斯兰艺术重想象和冥索,西方艺术则重科学与思考。而想象和冥思正是抽象艺术的思维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伊斯兰教重知识、崇智慧的远见卓识亦促使其工艺纹饰抽象化、复杂化,同时又为高难度的表现方式提供了思维能力上的先决条件。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多次表达过对知识价值的肯定,这种对知识和智慧的尊重与崇尚,使伊斯兰社会以开放的文化观广泛汲取古代波斯、印度、中国、希腊、罗马的科学技术和哲学思想,不仅迅速形成和发展了伊斯兰文化体系,也使宗教与哲学、科学协调发展。而从哲学上看,伊斯兰教主要接受了来自古希腊、古罗马的浸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中世纪阿拉伯著名哲学家伊本·西那采取了带有新柏拉图主义色彩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认为感悟是人类认识真主和世界的一种最高能力,因此,一切失去物质和感性外壳的抽象概念是知识的最高形式,因为人的精神目光应从‘粗糙’的物质显示,从一些具象的事物和现象移开。”⑥伊斯兰艺术能够把几何纹饰发挥到极致,正是这种崇尚抽象思维的智慧使然。花卉、植物纹饰摈除了具象表达,以抽象化的象征性语言,描述“隐而未见的意向”,以近乎极限性的繁丽复杂,构筑视觉上的绚烂迷离。其作用在于打破了视点的固定,使观者在目光顺着藤蔓游走跳跃的时候,精神也随之飞升到永恒的天国乐园,体悟宇宙的精奥美妙,并最终感受到真主创造世界的神奇伟力。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阿拉伯书法在装饰艺术中担当的重要角色。阿拉伯书法出现在装饰艺术中,不同于中国青铜器、古埃及器物上铭文的记载、述说作用,伊斯兰教不仅视书法为智慧的表征,更是象征真主的圣意,在装饰空间嵌入《古兰经》经文、圣训或箴言,真主便可以与信徒无阻碍地交流,书法几乎成了真主的替身。而在视觉上,这种宗教符号式的书法因素的入,进一步强化了装饰艺术的抽象特征。
二、满密中的游走
伊斯兰装饰艺术呈现出花枝满眼的浓密布局。而形成这一特征的文化心理因素,概括来说主要有如下两点:
首先是对荒芜地貌的心理补偿。阿拉伯半岛除边沿地带雨水充沛、土地丰沃之外,大部分地区干燥少雨,起伏的山脉和沙漠夹杂着零星贫瘠的绿洲,因而生活在这里的游牧民族梦想中的家园就如《古兰经》所描述的天国景象:繁花似锦、莺啼鸟啭、河流清冽、满目葱茏。而在现实环境中,稀疏光秃的地表植被和热浪蒸腾的空气却透出丝丝荒凉。这种巨大的反差,迫使伊斯兰艺术家创造出慰藉心灵的艺术样式。如清真寺的墙面采用了多种装饰手法:或用砖排列出复杂的几何纹样;或用琉璃砖满覆建筑物所有在外的墙面,间或镶嵌晶莹明亮的镜片;或采用浮雕手法镂刻图案。同时,又配以蓝绿色调,蓝色喻水天一色,绿色象征植被和生命。从而使清真寺光彩夺目、富丽堂皇,远远望去,单调无垠的环境背景烘托出清真寺的雄伟壮丽和神奇魅力,吸引着众多信徒前来寻梦。这无疑考虑到了视觉艺术对心理缺失所具有的补偿作用。《古兰经》中的圣语也揭示了阿拉伯人对生命之色的崇尚。因而,蓝绿色调不仅在伊斯兰建筑装饰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影响了工艺品装饰的色彩倾向。
其次是教义的启示。伊斯兰装饰艺术崇尚繁复,不喜空白,也是受其教义的影响。中国艺术没有空白的概念,不管是书法、绘画,还是建筑和园林等,都赋予虚空以丰富的含义,成为产生丰富心理运动的生命源泉。老子曾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⑤因而,空白处亦指代物象,此所谓“计白当黑”。所以苏辙在《论语解》中说:“贵真空,不贵顽空(死的空间)。盖顽空则顽然无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则犹之天焉!湛然寂然,元无一物,然四时自尔行,百物自尔生。粲为日星,为云雾。沛为雨露,轰为雷霆。皆自虚空生。而所谓湛然寂然者自若也。”⑥而伊斯兰教却给空白罩染了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他们认为,空间是魔鬼出没的地方,所以应以稠密的纹饰将其填满,这样就可以阻止魔鬼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伊斯兰教认为真主无时无处不在,“无”的空间并不存在。
三、共性中的宣叙
伊斯兰艺术善于用线,弯曲柔韧的线条贯穿于整个纹饰画面,而且这些象征枝叶的线条迷宫般地编织缠绕、回环延展,体现出极强的运动性。在世界各民族艺术中,能够把线条的丰富性发挥到极致的,一个是中国艺术,另一个就是伊斯兰艺术。而比较起来,中国艺术的线条携带着更多的人文含义。如中国书法便抛弃了任何有关意象的形体、色彩、质地等视觉要素,只用简略到极限的线条在运动中展现节奏、韵律,而这种无牵绊的徒手挥洒,使蹑踪情感之流成为可能。“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可见,中国艺术对统一的道德律令的强调,并没有限制对艺术个性的张扬。可在伊斯兰装饰艺术中,线条却主要负载着宗教含义,体现出附庸于宗教情绪的美学观念。因为在伊斯兰教里,宗教和哲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互为包容。伊斯兰学者吸收希腊罗马哲学思想来论证真主的本体和属性,使伊斯兰教具有理性思辨的色彩。伊斯兰教认为,真主是最完美的存在,一切光荣归于真主,因而个体的创造性价值没有得到广泛的确认,这使得伊斯兰装饰艺术不注重个性特征的展现,而是以规整、统一、均衡和重复勾勒出鲜明的共性特征。因此,纹饰的线条或以波状、弧形、螺旋状延伸,或连绵缠绕,但运动轨迹总体上趋向圆型。极富动感的曲线虽穿插、缠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仍保持清晰的脉络。这无疑展现了圆满自足的真主,其生命活力在于行动中的理智这种哲学认识在艺术中的宣叙。而这些颇具共性的装饰特征既不是“为了打破单调”而随意为之,也不完全是因为受制于偶像崇拜的禁令,相反,伊斯兰装饰艺术的独特面貌是蕴涵明确的主动选择。
四、均衡中的归并
伊斯兰艺术给人的整体印象是和谐、统一、均衡、宁静。特别是在建筑和织毯工艺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几何纹、植物纹和书法纹在布局、节奏、色调等艺术元素的组合关系上,彰显出高度和谐统一的韵律美。纹饰结构上的繁杂却与内容上、装饰手法上的单纯相互抵消,营造出轻松、宁静、优美的情感氛围,而不是一般宗教艺术普遍具有的神秘压抑的感受。但伊斯兰建筑、工艺品等传达出的愉悦情调与世俗欢娱情感却不能等同。因为,伊斯兰教在肯定现实生活的幸福时,并没有忘记对人的思想、行为加以统合和规范,对艺术有相当多的禁锢和干预。伊斯兰教认为,在真主面前人人平等,穆斯林亲如兄弟。而民主、平等、团结的观念,反映在清真寺建筑上,就是多采用对称性结构。先知清真寺、大马士革清真寺、金顶清真寺、泰姬陵等数不胜数的伊斯兰建筑均体现了严格的对称关系,造成绝对化的均衡统一,显现出祥和、宁静的意境美。同时,半圆形屋顶的广泛使用,或许也是“认主独一”思想的具体表现。
总之,伊斯兰装饰艺术尽管包容着多种文化体系的艺术成果,却是在服从伊斯兰教自身要求的基础上进行的融合和统一,其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绽放出的独特而明丽的神性光华,是值得我们细究和深思的。
注释:
①房龙:《人类的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石家庄,2002,第145页。
②《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1,第195页。
③⑥郭西萌:《伊斯兰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石家庄,2003,第325页。
④转引自袁济喜:《六朝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231页。
他闪闪发亮的经历让我们惊呆了
我是大二下学期花钱参加系列课程的,起因是一次讲座。
那天在阶梯教室上完马哲课,大家准备离开,有两个人上台,告知大家当天晚上7点在此有关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讲座,讲座名字很霸气:《大学生最重要能力和最完美发展专题讲座》。他们说,主讲人是总裁,介绍了他的一堆头衔,讲了他的经历:教育学博士毕业,在大学曾经面试70多个社团被拒,后来自己成立社团,成为校内颇有影响力的社团,大学毕业前就拿到300万美元风投等。介绍者说通过这次课程可以系统地了解大学期间大学生最应该锻炼的几种能力,主讲人会结合自己的经历给大家讲解。教室里的同学都对讲座的内容产生了兴趣,我对这两个人的鸡血表现印象深刻,觉得他们不像一般的宣传人员,发传单了事,感觉他们是充分相信推荐的讲座人,是很热情地在做事。我是很喜欢听讲座的,看到他们这样的表现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机构,会出来这样的员工。他们似乎还去了学校的教学主楼扫楼,估计当天在校的多数人都得知晚上有一场有关职业生涯讲座的事。
果然如此。晚上,我和同学提前40分钟进场,200多人的阶梯教室已经坐了一大半。我们在后面找到了座位,那些压着点来的同学就只能站着听了。这场讲座讲了近三个小时,到10点还没有结束。
主讲人很有激情,他用大概两个小时讲了上大学期间的经历。虽然是两年前听的讲座,我现在还记得他的传奇经历:本科期间加入学校的一个小社团,经过他的努力,社团发展成学校最火爆的社团之一,影响力延伸到校外。这个社团很多活动都接,尤其是商业活动。另外,我印象深刻的是主讲人的学习成绩十分好,是学霸又是活动达人。唯一一次没有拿到学校最高的奖学金,是因为有同学嫉妒他,向校方告状说他经常因为活动不上课。按照主讲人的描述,他是那种为了各种活动经常逃课,但是又能够在考前突击,通过各种渠道和老师、同学打成一片,甚至考试的时候还能取得极好成绩的那种人。他金光闪闪的经历震撼了在场绝大多数的人。每个人都是渴望成功的,但绝大多数的人不得其法,所以讲座的确是让我和小伙伴们惊呆了。秀过成功后,主讲人推出了公司的99元课程,是包括一个职业测评和两次关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课程。他承诺参加课程就会在职业生涯规划方面得到很好的理解,并且能够很好地锻炼职业能力。大家被他的经历镇住了,许多人(包括我和我的几个同学)不假思索地报了这个培训班。我的感觉是:就花几顿饭的钱,占的时间成本也不多,能获取这么优质老师的讲课,真是赚到了。
听过演讲后,我们不禁感慨:这大学上得真没劲,还不如高中毕业就来参加培训。有些人学校背景、自身素质也不是很好,就是因为参加了这个培训,去了联合利华、宝洁这样的五百强大公司。后来,坊间传闻,有学长径直跑到主讲人的办公室,要求退学跟着他学习职业能力,被婉拒了。
15000元的VIP课程
事实证明,赚到了的不是我们。免费讲座是引子,99元的课程只是一个香饵罢了。
收费课程是在中国矿业大学的教室上的。主讲人在容纳近500人的报告厅给同学们上了两次课。听课的同学来自不同高校,远的甚至是从通州的北京物资学院赶来的。
培训内容大致分为两部分:上课,用大概一天的时间讲一个专题;课后练习,每位学员拿到资料包,按要求做练习。我整理了一下听过的课程,主要内容大概有:语言能力训练(主要是当众演讲的能力);心灵能力训练(学习改变性格,这其实很难,但当时觉得听听课就能改变);领导力训练(策划一场比赛或者经验分享会之类的活动,锻炼组织能力);企业模拟运营训练(模拟企业的运营,用一天的时间参加一次企业运营比赛)。
课程的内容与职业生涯规划相关,主讲人生动地介绍了许多我们在学校职业生涯规划课上没有接触到的理论和实战方法。这些方法大多数不适合同学们在校自己练习,这是我事后诸葛说的,当时并没有意识到。
为什么说不现实呢?课程的规划确实不错,但这个训练标准基本没人能够达到。一方面是要训练的能力太多(语言表达、形象气质、企业知识的学习、撰写论文、参加各类演讲、商业运营、商业策划的比赛等等),而训练的时间太短(上课基本是讲课,介绍这个训练为什么重要以及训练的方法,需要课后去练)。这就导致大家觉得方法不错,但是有点华而不实。在校学生,兼顾学业和课后活动,再要完成这个训练计划,完全靠自己不太现实。虽然指定了训练小组,但是把一些原本不相识、性格爱好不同的人组在一起每天训练并且坚持一年以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每个人的能力优劣犹如五根手指,长短不一,怎么能用一个整齐划一的训练计划去“套”?
大家都感到为难之际,主讲人介绍了“ACT大学生职业能力全项深度辅导系统”,是通过老师授课、同学们课下组队练习、参加比赛等方式全方位的培养职业能力。当时看来,这个辅导体系承诺的许多内容是有担保的。比如获取演讲赛的证书,比赛是公司与多个学校学生会或者社团联系举办的,一年好几次,参加的选手大多是学员,所以基本都能拿到名次。又比如,商业策划大赛,比赛由公司牵头和许多机构举办,最后基本每个参加的团队都有奖。再比如学校社团高级别管理经历,如果你在本校学生会、社团和团委团总支里得不到部长以上的职位,那么参加公司在许多学校成立的“精英社”,很容易就获得一个唬人的“社长”“副社长”。对于学生来说,获取这些是为了能在简历上多写一笔,也是增加职业竞争力的一个方面。
深度系统的VIP课程需要缴费15000元。我一向比较节省,生活费一个月不到1000元,一学年的学费是6250元,这样算下来参加VIP课程的钱基本是我一年的生活费加学费。父母知道我不会乱花钱,我提出参加VIP课程,父母和公司的老师电话沟通了,觉得参加培训班不一定能达到所说的效果,但至少可以开阔见识,所以就同意了。
后遗症:对收费培训课很警惕
我报名参加的是2012年的VIP班。9月起的秋季学期里,每个月至少有两个周六、周日要在外校上课,有几次是两周的周六周日都上课。每次课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六点,中午休息一个小时,一个老师一讲就是一天。
VIP班有五六十人,四五个同学是自己班上同学。我们几个都是大二,专业基础课任务重,谁也不想挂科。来参加VIP班的同学多是有心锻炼自己的,在学校里大多活跃在不同的学生组织,平时的各种活动不少,大家是挤时间参加课程,实在冲突了就只好看课后的课件,效果很差。
我在学校的青年志愿者协会和英语协会的活动比较多,赶上期中考,觉得时间特别紧张,完全不够用。VIP班的密度和强度大,两个月后就有人坚持不住了,到2012年12月时,人就剩一半了。我一直咬牙坚持,2013年春季的两个比赛(演讲赛和商业策划大赛)也都参加了。暑假要开简历制作等课程,我因为学校要求统一在外地实习,无法脱身就没去。事实上,课程到最后对我来说变得虚无缥缈了。我因为不喜欢所学的地质相关专业,参加课程是为将来跨行业做准备。大三上学期,我渐渐发现自己不喜欢将来进企业参与管理工作,我喜欢的是做记者,从事媒体工作。我果断决定退出课程的学习,把精力花在媒体行业的实习和去其他学校旁听新闻学的相关课程。
我没再去参加课程,公司方面也没有联系过我,只有一次来问我是否参加商业论文的指导。我曾申请退课,想把没上的课程部分退款,但是半年多了一直没有任何消息,其实我已经不抱希望了。父母问过在VIP班的情况,我如实相告,他们说就当花钱买教训了,毕竟当时也没有抱太高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