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交通管理的基本原则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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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道路交通管理的基本原则范文

【关键词】城市道路交通；规划管理；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现代化的城市建设进程显著加快，对于城市发展的基础内容道路交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当前城市发展来看，道路交通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道路传输力不足、交通结构不发达、交通设施陈旧等方面，导致了道路拥挤等问题的出现。因此，要想保证城市的健康发展，必须尽快解决城市道路交通问题，进一步做好做好交通规划管理工作。

一、问题分析

在当前的城市发展中，道路交通规划管理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规划管理流于形式

关于城市道路交通规划，是一直有着评价体系的，很多城市为了得到较高的评价分数，往往在编写管理规划时没有全面的考察实际道路交通情况，文本的编订主要是为了评比需要，缺乏实践性。很显然，在道路交通管理中应用这样的规划文本，是得不到任何成效的。而且，很多城市的相关领导没有较为长远的发展目光，即使得到了较高的评价分数，但是实际上是名不副实的，在道路交通管理中并没有与高分数相符合的管理水平。长久下去，城市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将会面临更多的问题。

（二）规划管理缺乏针对性

在很多城市的交通管理规划工作开展中，没有科学的考察本城市道路交通的实际情况，只是一味的照搬规划内容，僵硬的按照程序管理，最终得不到较高的管理效率。对这些城市而言，在规划管理工作开展中，根本没有明确的了解规划管理的具体工作，没有深入的分析在道路交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将会遇到的问题，对于具体的道路交通规划内容没有形成清晰的认识，导致最终的管理工作缺乏针对性，没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三）混淆规划与设计

很多城市在交通规划管理工作陷入了一个误区，将道路交通设计看成是交通规划，混淆了规划和设计的概念[1]。在规划工作中，规划文本的设计加入了交通标志设计等内容，虽然在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中发挥了一定的效用，尤其是促进了中小城市交通管理的规范性，但是对于大城市的交通管理却不能发挥出较大的作用。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仅仅是道路交通设计，而不是规划。

二、规划管理对策

（一）明确基本内容

第一，道路交通情况调研。在道路交通管理规划工作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实地的调研考察，全面充分了解道路交通的实际情况。一般情况下，在调研中需要搜集的资料主要有：该地区的土地利用率、城市道路布局、交通流量、包括居民、机动车等在内的城市交通出行特征、道路交通区域划分、交通管理设施等。整个调查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参与其中，同时也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有关道路交通部门应该重视。但是从现在的调研工作来看，很多的相关部门都对此缺乏重视，基础数据收集不充分，甚至很多数据都是在以往的基础上稍作改动的，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规划方案不符合实际的道路交通情况，缺乏实践操作性。

第二，诊断与分析。在经过了全面的道路交通调研后，接下来就要对数据资料进行诊断和分析，包括对当前城市交通现状的诊断和交通需求的分析。在诊断工作中，主要是在全面了解基础数据资料的前提下，结合当前的城市交通管理政策、现代化城市的建设程度等诊断当前的城市交通质量。在分析工作中，主要进行的是交通需求分析[2]。结合基础数据建立需求模型，通过进行一系列的计算对规划方案作出科学的评价。而且，还要建立包括客车、摩托车等多在内的多车种矩阵模型，以便能够为后期的管理规划提供有效性的数据参考。

第三，制定管理方案。一般说来，交通管理方案的制定是结合了如优先发展策略等在内的多方面交通管理策略的[3]。同时，还包括了如结点交通管理等在内的多种交通管理解决措施。在对交通方案的评价中，可以有效分析出城市交通流是怎样受相应的管理措施影响的；而且，通过交通管理措施的实行，可以科学的预测当前城市发展中的交通运行指标，由此制定出每日的交通管理目标。

（二）把握基本原则

第一，长远规划。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工作必须要从当前的城市实际交通情况出发，根据道路网条件，做出具有实践性的交通规划，使其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这样才能满足城市发展对交通管理的要求。

第二，可持续发展。交通规划的制定必须要符合人文发展观，以提高城市居住环境为基本要求，全面分析当前城市交通发展的需求，做好规划管理，有效调整不符合发展的交通结构，使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三）分析规划管理特点

第一，衔接性。城市交通管理规划并不是独立的存在，它与停车场规划等其他专业性的规划都有着一定的联系[4]。因此，在进行交通规划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的是做好与其他专业性规划的科学衔接，有机结合当前城市建设的交通管理政策，将提高交通效率作为工作目标，以改善交通环境、加强交通安全为实施重点，全面开展管理工作。

第二，阶段性。交通管理规划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要分为不同的阶段才能完成，而且，在每一个阶段中，规划的内容也是有所不同的。一般来说，交通规划主要分为“近期、中期、远期”三个实施阶段[5]。在“近期”阶段中，主要的工作内容包括，详细分析交通问题、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科学有效的解决措施。同时，根据阶段的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交通管理项目建设规划、顺序、竣工时间；“中期”也是有计划进行，并详细列出管理项目的日程安排；最后，“远期”必须具有方向，准确把握未来交通管理、科技发展等的方向，未雨绸缪，做好相关的工作。

结语：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关系到城市的当前及未来发展，关系到人们的日常出行，必须加强当前、中期及未来管理，而这取决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同时，城市道路发展规划，受到资金、资源和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对于城市交通来说，政府发展战略与政策的作用是直接性的、决定性的，也是一个协调多方利益的过程，需采取有效的方法进行分析，制定有效的对策。

参考文献：

[1]袁文清. 论城市道路交通规划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J]. 城市地理，2014，10：5.

[2]田玉国. 基于道路交通事故预防的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规划研究[D].天津大学，2012.

[3]荣力锋. 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城市道路交通网络演化规律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4.

第2篇：道路交通管理的基本原则范文

论文摘要：道路通行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在当代社会对公民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国外对道路通行权的研究较多，但国内法学界对道路通行权的概念尚未能形成一个较为一致的定义。文章在综述国内外有代表性定义的基础上，认为道路通行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并对其法律性质作出初步的阐述。

道路通行权的概念是随着机动车的问世、道路的现代化以及交通流量的增大而产生的。在马车时代，调整兽力车、人力车以及行人矛盾的原则是相互礼让，这个原则当时之所以奏效，主要原因在于非机动车速度较慢，容易控制，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停车或者避让。加之那时道路处于原始状态，交通流量不大，既没有交通标志也没有交通法规，所以只要大家相互让一让，便可有效防止碰撞事故。如今，相互礼让已无法继续适应现代化道路交通的需要，交通流量的扩大以及速度的提升，都要求使用道路的车辆以及行人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在防止碰撞事故的同时，还可避免不必要的停车、慢行或者让行。因为，现代化车辆的速度以及保障其高速行驶的道路都不允许再像马车时代那样走走停停，疾驰的汽车，也并非如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启动或者停止。以普通小汽车100公里的时速计算，车辆每秒钟的前进距离可达三十米左右，即使在时速减半的街区道路，每秒钟的前进速度仍然可达十五米左右。

由于自重和惯性的影响，载重大卡车则需要更长的停车距离。由此可见，要实现道路交通高效、有序、安全的目标，必须要改变现状，治标治本，综合治理。做为道路交通的一项基本权利——道路通行权，正是达到上述目标所必不可少的基本元素之一。

1道路通行权的概念界定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对道路通行权的研究较多，但国内法学界对道路通行权的概念尚未能形成一个较为一致的定义。在我国，道路通行权通常被称作路权。“路权”是用法理学方法研究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产物。尽管“路权”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律用语，并且还是一个颇受争议的提法，在现行交通安全法规中尚没有对路权的明确定义。

道路通行权首先是一种权利，权利可以理解为资格，即去行动的资格，占有资源或享受的资格。权利也可以理解为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可强制执行的主张，即以某种正当的、合法的理由要求或申请承认主张者对某物的占有，或要求返还某物，或要求承认某事实(行为)的法律效果。因此，道路通行权应当是赋予人们在道路上行动的资格，这种资格具有正当性、合法性，是法律承认的事实(行为)。其次，道路是一·种公共品或者说是一种准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也就说明了只要是道路的交通参与者都可以在道路上通行，享用道路提供的空问资源和相关交通设施服务。

1．1国内外有代表性的道路通行权的定义

1．1．1美、英等国的定义

道路通行权的概念，世界各国都有研究和探讨。Wikipedia百科全书给出美国的道路通行权(right—of—way)的表述为：“在通行中或者在路口处的优先权。车辆必须避让有优先权的行人和有优先权的其他通行车辆。”这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权利，它必须在对自身和他人的通行情况正当考虑的基础上，以一种合理的形式进行实施。例如在交叉口处，它是一名驾驶员在其他驾驶员之前通过该交叉口的权利。

还有一种定义认为：人们沿某一固定通道穿越他人土地的特殊权益。在这一定义中，“人们”指公众或个人；“固定通道”指人们穿越他人土地时的限定路径，一般情况下不能超越的界线；“他人土地”指的是业主具有的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租赁权等有关权益；“特殊权益”指的是为了特定目的而使用他人土地的某种受到限定的特权，这种权益可以受到法律的保护，其中“特定目的”可以是公众的或者是个人的。

英国对道路通行权的表述是“公众允许在路面上沿着线路通行的权利”。这种道路通行权的表述决定了几种道路的类型：步行道、马行道(非机动车道)、无限制性道路和限制性道路。

1．1．2我国台湾地区的定义

我国台湾地区对道路通行权称为路权，其定义为：用路人使用道路相关设施谁先谁后之权利(或利益)，对于取得路权者具有优先通行与道路设施的权利，而未取得路权者则无通行权，必须等待具有路权者通过，取得路权后方可通行。其内容包括：(1)行人路权：加强取缔行近人行穿越道，不减速慢行、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之车辆违规行为，建立“行人优先通行”之基本路权观念；(2)汽车路权：加强取缔行人违规穿越车道行为，倡导行人亦无侵犯汽车通行之权利；(3)机车路权：加强取缔机车违规驶入人行道，建立人车各行其道之路权观念；(4)停车路权：执行扫除路霸、取缔并排停车等违规行为，加强公共场所与巷道停车秩序整顿；(5)铁路平交道路权：加强取缔闯越平交道熏大违规，并侣导火车行进就像炮弹一样快，而且不容易煞停，在铁路平交道上，有绝对优先通行的“路权”，我们没有向它挑战的权利；(6)高速公路行车路权：选订重大违规(如：行驶路肩、任意变换车道、未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未依规定之车道行驶)及匝道管制措施等主题为内涵，加强倡导高速公路行车路权。

l_1．3我国学界对道路通行权的定义及相关的法律规定

我国学界通常认为，道路通行权是车辆及行人在道路上行驶或行走的优先权利。即车与车、车与人(包括非机动车，下同)相会时，谁先行，谁要等。按照规则应当先行者，即拥有道路通行权，而没有道路通行权的车辆或行人则应等有道路通行权的车辆或行人通过之后方可通行。道路通行权包含了绝对道路通行权、相对道路通行权和优先道路通行权三个方面。总体上，我国对道路通行权的定义还不明晰，尚待深入研究。

我国1988年3月由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一章第七条对道路通行权作了明确的规定，即“车辆、行人必须各行其道。借道通行的车辆或行人，应当让在其本道内通行的车辆或行人优先通行。”这一规定明确指出了车辆、行人根据道的划分，按交通法规规定属于谁的路就由谁走，这就是交通参与者所享有的法定通行道路的权利。

我国于2004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章第三十六条，对道路通行权又作了新的规定，即“根据道路条件和通行需要，道路划分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实行分道通行。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在道路中间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在道路两侧通行。”笔者认为，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道路通行权的表述有所弱化，只是强调了车辆、行人分道通行，没有体现出各行其道的必要性。

上述文献资料，对于道路通行权的定义并不十分清晰，因而导致人们对交通法规的认识和理解程度也相应的不足，影响到交通管理部门对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道路通行权的概念进行重新认识。

1．2道路通行权的概念

笔者认为道路通行权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具体阐述如下：

1．2．1广义的道路通行权

在道路交通管理活动中，广义的道路通行权是指道路交通参与者对道路的使用权。广义的道路通行权可以划分为通行权、先行权和占用权三种。

(1)通行权是车辆或行人依据交通法规以各行其道原则在一定空间和一定时间内通行道路的权利。通行权的基本要求是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拥有通行权，非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拥有通行权，行人在人行道和人行横道内拥有通行权。同一交通主体的通行权可分解为空间通行权和时间通行权两种。空间通行权是指车辆或行人依据交通法规各行其道原则可以在道路某一部分内通行的权利。时间通行权是指车辆或行人依据交通法规各行其道原则在规定的时间内可以在道路某一部分通行的权利。

空间通行权和时间通行权是辩证的统一，二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通行权。一般情况下对于同一交通主体而言，空间通行权和时间通行权是同时存在的，但在具有某种特定条件的情况下除外。例如，我国不少大、中城市规定的在白天货车、拖拉机不准驶入市区，即表明这些车辆在白天的城市道路不具有时间通行权。只有在夜间他们才同时具有空间通行权和时间通行权。再如，因特殊情况实行交通管制的路段禁止车辆、行人通行，实际上也是对该路段内车辆、行人时间通行权的限制。通行权离不开空间通行权和时间通行权，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同时具备了空间通行权和时问通行权，才拥有合法的道路通行权。

(2)先行权是指享有通行权的车辆或行人依据交通法规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优先通行的权利。例如，行人通过人行横道享有先行权。机动车辆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借道通行的车辆或行人，应当让在本车道内行驶的车辆或行人优先通行。在窄路或狭桥会车有困难的，有让路条件的一方让对方先行。在有障碍的路段，有障碍一方让对方先行。在狭窄的坡路，下坡车让上坡车先行，但下坡车已在行驶途中而上坡车未上坡时，上坡车让下坡车先行等等。

通行权与先行权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相互转化，是道路通行权在道路交通活动中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先行权所要解决的是车辆、行人在道路上相遇时让行的问题。先行权以通行权为前提，只有享有通行权的车辆或行人才可能享有先行权。没有通行权，就不可能有先行权；享有通行权，也不一定就享有先行权。只有在交通法规设定的情况下，车辆或行人才享有先行权。

(3)占用权是指人们依据交通法规在道路的一定空间和一定时间内进行与道路交通有关活动的权利。在道路上进行的“与交通有关活动”包括的内容很广，有交通占道、施工占道、公用设施占道、安全设施及绿化设施占道、商业占道等等。这些都关系到道路交通的安全、畅通，也同样受到交通法规的规范或制约。因此，完整的道路通行权，也必须包括对道路的占用权。

1．2．2狭义的道路通行权

狭义的道路通行权是指交通参与者(机动车驾驶人、非机动车、行人等)根据交通法律的规定在一定空间和时问内使用道路通行的权利。也即广义的道路通行权中的通行权部分。《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对各种车辆、行人在道路上通行的权利作了明确的规定。如：“道路划分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实行分道通行。没有划分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在道路中间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在道路两侧通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6条)，这是空间上的通行权；又如：“车辆行人应按交通信号通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遇放行信号时，依次通过。”(《实施条例》第51条)，这是时间上的通行权。交通参与者在自己享有通行权的空间和时间内，其他交通参与者应当依法履行其义务，保证享有通行权者的利益得到实现，不得侵犯其享有的通行权。

2道路通行权的法律性质

2．1道路通行权在法律上主要表现为通行权利与通行义务关系

道路通行权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这种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交通参与者，客体是交通参与者的权利和义务。交通参与者在进行道路交通活动或与道路交通有关活动时，所拥有的每一项权利都与他们履行遵守交通法规的义务是不可分离的。通行义务，专指交通参与者在道路上从事交通或与交通有关的活动的时候，依法所应当履行的不得非法侵害他人道路通行权和注意交通安全、回避交通危险的法律义务。因此，道路通行权是交通主体权利和义务的统一。

2．2道路通行权的法律纠纷主要是侵权

违反道路通行权和交通违章的行为都是侵害他人合法交通权益的行为。违反道路通行权是指违反通行权、先行权、占用权的行为，交通违章是指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前者属于侵权行为，后者属于违法行为。根据各行其道原则的规定，车辆、行人应当在各自的道路部分内通行，如果随意进入其他道路部分，就是对该道路内车辆、行人交通权益的侵犯，由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侵权者承担主要或全部(法律)责任。这里的“侵权者”是相对道路通行权而言，“承担主要或全部(法律)责任”是相对交通法规而言。因此，侵权是道路通行权的法律特征。

2．3道路通行权是交通法规的法学范畴

道路通行权在交通法规规范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在交通管理实践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但是应当指出，道路通行权既不等同于交通法规规范，又不等同于交通管理的基本原则，它是长期以来人们在交通管理立法和执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共识，并上升为理性认识，从而对交通管理立法和执法的发展和完善起着明显的推动和支配作用。道路通行权的这一特征表明，道路通行权是交通法规的法学范畴。

2．4道路通行权是交通主体通行道路和占用道路的基本准则

道路通行权的内容丰富，它是诸多道路交通管理基本原则和诸多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基本原则的综合体现，它从不同层次涉及到交通违章及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因此道路通行权体了交通主体通行道路和占用道路的基本准则。

2．5道路通行权对交通行为具有预测和评价的作用

道路通行权体现了交通法规对交通参与者进行道路交通活动以及与道路交通有关活动的基本要求，人们可以以交通法规为依据，以道路通行权为方法，来衡量判断自己和他人的交通行为是否合法合理，用交通法规和道路通行权的预测和评价作用去指导或规范自己和他人的交通行为。道路通行权的评价作用还体现在交通事故处理的法规之中，对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的认定，不仅具有定性作用，而且具有定量作用。

第3篇：道路交通管理的基本原则范文

[关键词] 责任保险 第三者责任保险 除外责任 酒后驾车……

今年1月份天安保险公司沈阳分公司率先推出一种名为“非常事故损失特约险”的险种（也就是人们俗称的“酒后驾车险”，为保持内容的统一性，以下将统称为“酒后驾车险”）。随后数月间，天安保险公司陆续在其20多家分公司中推广这一新险种。稍有保险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酒后驾驶向来是机动车第三人责任保险的除外责任。所以此险种一经推出立即引起业内人士、媒体和民众的广泛关注。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不少学者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对“酒后驾车险”发表了评论，有些评论甚至是截然不同的，的焦点是这个保险的合法性。纵观对此险种合法性的评论，总体来说缺少理性的深入，大多数意见还只是停留在表面现象，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本文最大的任务是，立足于的视角，通过民法和保险法的基本原则对“酒后驾车险”合法与否做出解答。其次，希望借助于西方保险界的某些先进实践经验，对这一险种的修改提出些许建议。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酒后驾车险”的大致内容。作为车险的附加险，该保险条款规定：只有投保人在投保汽车损失险和第三者人身伤害险、第三者财产损失责任险、乘客和驾驶人伤害责任险之后，才可投保“酒后驾车险”。同时该条款还规定，在事故责任书载明的驾驶人饮酒驾车肇事，致使第三者人身伤亡，依法应由被保险人负责赔偿的，保险公司依据本条款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每次事故损失的责任限额为25万元人民币，并设定每次赔偿实行30%的绝对免赔率。据悉，该附加险的费率为0.8%。如上所述，若投保10万元的“酒后驾车险”需要每年缴纳800元的报费。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最多能获得7万元的保险赔偿，另外3万元属于绝对免赔额的范围，由驾驶人自己承担。

今年8月中旬，保监会首次就此险种表态。其认为，酒后驾车险与我国先行法律之间不存在任何冲突，应该大力扶持。该声明还强调，责任保险有利于维护事故中第三者的合法权益。今后除了“酒后驾车险”以外，相关的责任保险也将是各大保险公司的主要业务。中国保监会作为我国保险市场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其声明足以使该保险获得事实上的合法地位。但直到今天，学术界对此险种的激烈争论还未平息。这同样表明，“酒后驾车险”的合法性并不是绝对的，不论是在上还是在伦理道德上，仍存在不少没有经过充分论证的问题。针对此项保险，界、法律界甚至社会学界的学者们可谓各抒己见。但大体上还是可以分为两派。正方认为，此保险是市场的产物，并不背离我国先行法律框架。应大力提倡。而反方则认为，次保险既不合理又不合法，其存在之于社会是弊大于利。笔者在阅读各方意见之后，对其稍加整理归纳，现将每一方的依据罗列如下。这可能有利于我们发现问题的核心所在。

反方的主要依据有：1、与现行法律相左，所谓现行法具体指《民法通则》、《合同法》、《保险法》和《交通管理条例》中的相关条文。2、酒后驾驶是一种故意行为，若允许对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保险无疑会引发极大的道德危险。3、此保险免除了肇事者的经济制裁，不利于对酒后驾驶的预防，并且间接助长了酒后驾车。4、现有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已具备保护受害方的功能，再设立酒后驾车险实属多余。5、有违公共道德。6、酒后驾驶造成事故的机率很大，从而有违保险中的危险不可预见性原则。

正方的依据主要有：1、法律并无明令禁止设立该保险。2、作为第三人责任保险，保障的是受害第三人的权益，而不是酒后驾车者的利益。3、传统车险的第三者责任险已将《交通管理条例》中明令禁止的闯红灯、强行变道、逆向行驶等违章行为造成的损失作为保险责任进行赔偿。4、该保险只减轻肇事者的民事责任，并不其行政和刑事责任。5、责任保险合同作为私人间的交易不必太多干涉。

从上述正反两方的依据来看，有些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例如反方的依据3，现行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确具有保护受害第三者的功能，但酒后驾车恰恰是其除外责任，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并不能从保险公司受偿。按照其保护受害者利益的逻辑，该保险不是很有必要设立吗？再看反方的依据6，酒后驾驶和交通事故的发生固然有密切的关系，但肯定没有达到只要酒后驾驶就必然发生交通事故的程度。所以“酒后驾车险”其实并未违反保险中的危险不可预见性原则。正方的依据5同样大有问题。责任保险合同是一种平等主体间的民事交易行为没错，我们的确应该保护各方的意思自由，但如同其他的民事行为一样，行为双方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而必须受到现行法律规范的约束。

在剔除双方那些显然站不住脚的依据之后，我们应该可以发现正反两方最核心的理由。保监会以及支持“酒后驾车险”的学者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对交通事故中对受害第三者利益的保护上，他们认为第三者利益就是该保险存在的最大合理性所在。而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最集中的理由在于此险种既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偏离了人们常说的“公序良俗”。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是由于人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很显然，反对该保险的一方是出于现实角度来认识问题的，而支持方则跳出了现实中的制约，以一种更高层次的眼光，或者说是一种理想的眼光来分析问题的。这或许就是一种实然和应然的断档吧！

我们很难评说这两种路径谁是谁非，但任何为解决现实问题而创设的机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现行的法律基础。当代的社会是一个法制社会，虽然法律总是落后于人们的实践，但是人类的任何创新都必须以现行法为依托，至少不能够根本的违反现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容许机制创新领先与法律，必然意味着对现行规范的大规模改动，从而使法律适应新的机制，这样的成本显然是巨大的。当然，机制的创新可能代表着较之于现行规范更先进的理念，我们当然也不能无视他的存在，毕竟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这种进步本来就意味着新规范代替旧规范。按照这样的逻辑，当我们在分析“酒后驾车险”的问题时，首先就应该考虑它是否与我国现行法律规范相违背，其次要思考的是保护受害第三者利益是否代表着责任保险的发展趋势，再次这两者的矛盾是否可以通过引入某种设计而加以调和。这后两步只能算是笔者的一些理论思考，体现的可能是本文的“预期价值”，而第一步由于体现出的是“现实价值”，笔者也就会费更多的笔墨对此加以阐述。

中国保监会在有关声明中指出，“酒后驾车险”也就是“非常事故特约损失险”，与一般的财产保险不一样，它是一种责任保险……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受到被保险人行为损害的第三者的利益，使受害的第三者更有效的得到保护。我国《保险法》第49条第2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我们可称之为广义上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其具体又可细分为产品责任险、公众责任险、雇工责任险和汽车第三者责任险等种类。而狭义的第三者责任险仅指以与特定的财产标的或施加在特定财产标的上的行为相联系而产生的民事法律赔偿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1（后文凡出现第三者责任保险，均取狭义概念）。例如汽车第三者责任险。参见文首的“酒后驾车险”的保险条款和保监会的声明可以初步断定，该险种从设计本意而言显然属于狭义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具体来说即汽车第三者责任险。第三者责任险的基本理论是围绕着第三者责任展开的。而第三者作为该种责任的相对人，也就决定了其在第三者责任险中的特殊地位。我们应该对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的第三者范围给予必要的关注。

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的第三者不同于一般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中的第三者。其范围是受到法律限制的。在实务中，保险条款一般采用排除法对不属于第三者范围的民事主体予以明确规定。如我国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规定第三者是指本车司乘人员、搭乘人员、乘客以及违反交通规则的爬车吊车者（私有车辆还包括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之外的民事主体。有学者还将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第三者构成的特点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第三者同被保险人事先无任何利益上的合同关系或其他民事关系；二是第三者同被保险人所保的标的无任何事先必然的联系；三是第三者同被保险人的具体民事活动事先无任何必然联系。2比照这三项标准，笔者认为“酒后驾车险”将第三者范围扩展到“本车乘客”是不适当的。既然能够成为某车的乘客，其与驾驶者或乘坐车辆不可能毫无联系的。这种联系如果是血缘上的，则此人就不具备成为责任保险第三者的资格。若这种联系是合同关系，那么此人只能成为服务责任保险的第三者。总之他都不属于第三者责任保险的第三者。设想这样一种情况，车上的乘客明知驾驶者是酒后驾车，非但不对这种违法行为进行劝阻，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还能从保险人处获得赔偿。这至少和一般人的道德准则是存在出入的。法谚有“任何人不得因其不法行为而获利”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

以上我们仅仅是指出了“酒后驾车险”在设计的形式上的一个缺陷。那么，是否当该保险将“本车乘客”排除在第三人范围之外时，它的合法性就无可置疑了呢？我们认为，即便排除了其形式上的缺陷，“酒后驾车险”在内容上与民法及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也存在根本的违反。

保险是一种民事行为，具体说是一种合同行为。这就表明保险合同的有效性要受到《合同法》的约束。我国《合同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该法第8条还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51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可见，保险合同的有效性与否不仅需要当事人的合意，还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与此同时，我国有关道路交通管理的专门行政法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必须遵守下列规定：……（六）饮酒后不准驾驶车辆。”此条规定已明确了驾驶者在驾驶过程中保持清醒状态的义务。另外，我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与此相对应，在第5条第7款将“驾驶员饮酒”认定为保险公司的除外责任。《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从名称上可能不具备行政法规的一般形式，因而也容易导致保险合同的双方对此规定的忽视。其实，该保险条款是由我国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对它的强制性规定必须遵守，即使并未将条款的有关内容写进保险合同中去。那么《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以责任免除的形式规定“酒后驾车”是否意味着，保险公司有权利自由决定是免除自己的赔偿责任还是保留呢？笔者认为这种想法是没有根据的。联系《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从法律统一性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以责任免除的形式规定“酒后驾车”实质上是间接对这种行为的禁止。为了达到法规禁止酒后驾车的目的，责任保险公司必须对酒后驾车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实行免除。而不存在自由决定对赔偿责任保留与否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保险公司没有权利开设以承保酒后驾驶引起的民事赔偿责任为内容的险种。

《合同法》作为保险行为的一般法对其有约束力，那么《保险法》作为保险的特别法，其对保险行为的约束力应毫无疑问。我国《保险法》第4条规定，“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循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这也再一次证实，保险公司不能为违法行为提供经济保障，否则将有违保险的宗旨，也是与我国的法律及社会公共利益相抵触的。3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设立“酒后驾车险”与我国现行法律存在严重冲突。不知保监会何以得出“非常事故特约损失险与我国现行法律之间不存在任何冲突”的结论？当然，以上所涉的法律冲突仅仅是在保险设立层面上的冲突。如果我们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认可“酒后驾车险”的合法存在性（我们在这里的探讨毕竟只是纯理论上的，从现实情况来看，保监会的确已经承认了它的合法性）。笔者认为该保险与法律的冲突还将继续影响到保险合同的履行，具体而言，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受害者能否真正受偿并不确定。

我国《保险法》第35条规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被保险人不履行本条款规定的，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偿或自书面通知之日起终止合同。很显然，《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就是驾驶者应遵守的安全、操作方面的规定。如前所述，该条例明令禁止酒后驾车。换句话说，驾驶者酒后驾车就意味着对其维护保险标的安全义务的违反。保险公司完全有理由依据《保险法》第35条的规定拒绝赔偿。

天安保险公司有关人士指出，传统车险的第三者责任险已将《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中明令禁止的闯红灯、强行变道等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作为保险责任进行赔偿。所以酒后驾驶虽违反条例规定，保险公司仍应履行赔偿义务。有一点不可否认，闯红灯、强行变道等行为和酒后驾驶一样同属违反维护保险标的安全义务的行为。这就引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否一切违法行为都可以成为保险人抗辩的事由？

以驾驶机动车辆为例。任何正常人都有可能因一时疏忽而闯了红灯，若不幸造成第三者损失就必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花费金钱的代价。责任保险的目的正是将这种突发的危险事故造成的损失“转嫁”于保险人一方。如果要求驾驶者完全遵守《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所有规定，那么保险人的义务将缩至仅对因不可抗力发生的交通事故承担赔偿责任。这与责任保险的宗旨实在是背道而驰。但是，保险标的的安全程度与占有保险标的的被保险人密切相关。为避免保险制度有可能导致的道德危险，避免社会财富之不必要的损失，法律不可能不对被保险人设置维护保险标的安全的法定义务。有学者对被保险人所承担的违反这一义务的责任条件从三方面加以界定（也就是说当被保险人满足如下条件时保险人才能拒绝履行赔偿义务）：第一，被保险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是其承担违反维护保险标的安全义务只责任的条件；第二，被保险人未采取安全措施与保险事故发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第三，被保险人对于安全措施的采取，应能为而不为或者具有重大不当。4将上述三条标准运用到酒后驾车肇事后的索赔理赔中去，我们认为，首先酒后驾车是一种故意行为；其次绝大多数酒后驾车导致的交通事故直接是由于驾驶者因饮酒而思想不能集中而引起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这些事故中有一部分即使驾驶者没有饮酒也还是不能避免的。但若仅仅为了这很小一部分的事故而概括的对所有的酒后驾车进行保险显然成本过于高昂。）第三，酒后驾车这种行为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综上所述，酒后驾驶者应自己承担违反法定维护保险标的安全义务所产生的责任，而保险人可以“酒后驾车”作为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事由。现在来理解为什么保险公司可以将闯红灯、强行变道等违法行为列入保险范围就容易了：只要驾驶员并非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保险人没有理由拒绝赔偿。

以上我们用较多的篇幅论述了“酒后驾车险”在设立上的违法性以及即使存在了这样的保险合同也会因为规定而变成一纸空文。接下去，我们希望换一个角度——从保险利益出发来继续讨论“酒后驾车险”的合法性。保险利益之于保险的重要性可以经典的概括为六个字，即“无利益，无保险”。虽然保险利益至今仍然是学术界一个没能彻底搞清楚的。但是既然涉及了保险问题又怎能绕得过保险利益的问题呢？以下，笔者将结合对责任保险的保险利益的认识对“酒后驾车险”之被保险人是否具备保险利益做些评论。

对保险利益的定义，学者们的见解相差不多。所谓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在责任保险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基本是重合的，下文对这两个概念的运用若无特别说明则指同一对象）对投保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即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可能遭受的损失或失去的利益。5责任保险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被保险人因承担赔偿责任而将减少现有的财产，或者失去应得的利益，从而与其赔偿责任的承担具有上的利害关系。则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6对于此种保险的实质，美国法院认为，责任保险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存在于被保险人的全部财产及其顺利地经营业务所可获得的一切经济利益上，投保人凭借此种保险措施对于因偶然事故发生所蒙受的金钱损失或不利益获得填补，此既所谓消极的期待利益。7因此，消极的期待利益之所以可以成为保险利益，是基于投保人对其现有的财产有利益。8

笔者认为这个结论是有误导性的。我们可用反证法加以证明。假设一个投保了汽车第三人责任险的人故意开车撞了人。此时他对现有财产肯定是享有利益的，因为他若承担了赔偿责任其现有财产必然就会减少。但我们是否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被保险人因为对现有财产享有利益而对第三人责任险也享有保险利益，从而由保险人代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呢？我想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所以笔者认为，判断被保险人是否对责任保险享有保险利益，不应看他对现有财产是否享有利益，而应把重心放在对投保人潜在的对第三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考察上。对此，有学者将责任保险的保险利益归纳为三个构成要素：1、投保人必须有某种可能发生的潜在责任；2、这种潜在的责任应该是保险标的；3、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必须有某种法律上认可的联系。9我们不妨就用这三条标准来检验“酒后驾车险”的投保人是否拥有保险利益。首先，我们认为对于第一、三条标准，投保人还是符合的。因为对于一个驾驶者来说，酒后肇事既不是必然发生的，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这就表明驾驶者因酒后驾驶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当然，被保险人会因责任不发生而收益或因损害产生责任而受到损失，这也就是投保人与潜在责任之间法律上认可的联系。现在问题就简化为，完全由第2条标准来决定“酒后驾车险”的投保人是否拥有保险利益。换句话说，如果这种潜在的责任属于责任保险标的的话，投保人就有保险利益，反之则没有。

责任保险的标的是被保险人致人损害而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一般限于法定责任，即法律直接规定应由行为人承担的过失责任或严格责任。也就是说，责任保险的标的应符合以下条件：第一，该责任的产生必须具有以外性或偶然性，被保险人蓄意进行的行为不属于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第二，责任保险承保的责任必须是依据法律规定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法律责任；第三，责任保险承保的是被保险人承担的具有财产责任性质的民事赔偿责任，而不包括其应负的刑事、行政责任和非财产性质的民事责任。按照我国的《民法通则》和《道路管理条例》，酒后驾车造成第三者人身财产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责任。另外，保监会和天安保险公司也再三强调，“酒后驾车险”仅涉及投保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并不肇事者接受行政和刑事处罚。可见，“酒后驾车险”之投保人的潜在责任符合责任保险标的的后两条标准。但是，酒后驾驶的蓄意性是不容否定的。仅次一条就可使酒后驾车所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不符责任保险标的的要求。如果我们将被保险人故意行为所造成的危险或事故也纳入保险的范围无疑会引发巨大的道德危险。这等于在客观上鼓励了酒后驾驶这种违法行为。虽然天安保险公司宣称，“酒后驾驶的主观故意并不妨碍酒后驾车事故的客观存在”。但正如我们先前提到的，酒后驾车和事故的出现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酒后驾驶的故意本身足以将事故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排除在责任保险之外。

综上所述，由于酒后驾车所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不属责任保险的标的之列，以至于不满足责任保险投保人的保险利益应有的构成要件。所以“酒后驾车险”的投保人实际上是不拥有保险利益的。按照“无利益，无保险”的原则，他显然没有资格投保该险种。既然如此，“酒后驾车险”一方面要吸引大众投保，另一方面大众本身对该保险又都不具备保险利益，这不可谓不是一个巨大的矛盾！

以上，笔者分别从形式角度和实质内容角度对“酒后驾车险”的合法与否做了较深入的。这个保险在形式上较之标准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存在明显的缺陷，在内容上和现行法律存在根本的冲突，同时也违反了作为保险基本原则之一的保险利益原则。因此，我们认为保监会批准该险种是不恰当的，“酒后驾车险”缺少合法性的支持。

我们虽然已对“酒后驾车险”合法与否的问题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些结论的得出莫不是建立在现行法和当前占主流地位的法律思想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可把之前所做的一切分析看作是一种实然的路径。与此同时，天安保险公司、保监会和该保险的支持者们着重强调“酒后驾车险”对第三者保护作用的声音如此响亮，以至于我们无法忽视这些声音的存在。那么，强调对第三者利益的保护是否就是责任保险的方向呢？或者说，我们是否能在应然的路径上发现“酒后驾车险”的些许合理性呢？

我们不得不承认，随着的高度发达所带来的意外灾害的频繁性和严重性的增加，保护受害第三者利益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这首先体现在侵权行为法中预防性惩罚功能逐步后退，相反对受害者损失填补功能却得到加强。而侵权行为法和责任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互补关系。10因为侵权行为法只是在法律上确认了损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受害者的利益若想得到真正的补偿显然还关系到损害人的经济实力等其他因素。这就决定了受害第三人利益的保障必须得到责任保险制度的大力支持。我们欣喜的看到，已有学者将“优先保护受害第三人利益”作为责任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予以表述。11应该说，保护被保险人利益是责任保险的初始目的，受害第三人所受损失及时得到补偿不过为其客观结果。但随着责任保险覆盖面的拓宽和法律化运动的深入，责任保险正渐渐成为受害第三人甚至整个社会利益获得保护的重要手段。从这个角度说，责任保险具有保护被保险人和受害第三人利益的双重功能，但保护后者利益更显其突出性和重要性。

当今社会，酒后驾驶的确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据有关数字显示，上海市仅今年七八两月就查获酒后驾车942起。考虑到酒后驾车的隐密性，真正的数字远不止这些。站在酒后驾车的受害第三人的角度而言，这种酒后驾车的频发性对其人身和财产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受害者都很难及时得到赔偿。即便求助于诉讼也往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结果也不一定是令人满意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隐患。但是，正如本问所论述的，在现行法框架内，的确还难以做到不计较被保险人主观过错来保障受害第三人的权益。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经典地表述为“责任保险人对于被保险人的责任，与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大责任，常不能衔接”。12具体的说，当被保险人为故意行为时，保险责任与民事责任并不一致，被保险人与受害第三人均不能从责任保险中得到任何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责任保险的作用岂不无从发挥？这样，民事责任无从分散其危险，更无法提及损害赔偿社会化这一远大目标。

由上述分析可知，第三者责任保险，具体说即“酒后驾车险”，在实然和应然两方面还是存在不可调和性。一方面要在现行法律框架内防止被保险人的道德危险，一方面按责任保险的长远发展趋势要更注重对受害第三者的保护。这看似是两个背道而驰的目标，其实适当地借鉴西方国家在此问题上的先进经验，在制度上做些调整，还是有可能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的。

这种制度主要就是增加责任保险人的事后追偿权。具体内容指：责任保险人依照保险法规定或保险合同约定应当不承担支付保险紧的责任，但依照法律规定应当向受害人支付保险赔偿金的，保险人在依法向受害人支付保险赔偿金之后，取得对被保险人的求偿权。那么对于酒后驾车这种行为，就需要我国法律取消酒后驾车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除外责任的规定，同时要求责任保险人即使在被保险人酒后驾车肇事的情况下，仍须向受害者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事后拥有要求被保险人返还保险金的求偿权。其实在国外早已存在类似于“酒后驾车险”的险种，但那些国家大都实行保险公司的追偿制度。我认为这种制度有两大优点：首先，它能及时、完全的使受害者的利益得到补偿；其次，损失归根结底还是有被保险人承担的，因此也大大的降低了道德危险产生的可能性。其实严格来说，这已经不能算作是真正的责任保险了，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重新分配社会公平的工具。因此，建议在我国现有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框架下，取消酒后驾车为除外责任的规定，同时引入责任保险人的追偿权制度。这样一来，既达到了“酒后驾车险”的预期目的，还防止了道德危险。真可谓一箭双雕。

我国责任保险业的真正发展至今也不过20年的时间，我们很难说它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不论是上的还是实践上的。而当今的领域可谓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几乎每一天都会带给我们新的惊喜。这种理论上的落后和实践上的超前应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矛盾。“酒后驾车险”可能只是众多矛盾的一个缩影，它看似微小，其实却挑战着相关领域内的整个制度。面对这样的新问题，就需要我们借助理论的力量认清其本来面目，然后再放入实践层面加以完善。本文仅仅在这方面做了些尝试，拿来与理论界同仁一起探讨。

1 樊启荣编著：《责任保险与索赔理赔》，第324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2 樊启荣编著：《责任保险与索赔理赔》，第327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3 丁凤楚编著：《保险法案例评析》，第302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

4 尹田主编：《保险市场的法律调控》，第304页，社会出版社，2000

5 李玉泉著：《保险法》，第69页，法律出版社，1997

6 樊启荣编著：《责任保险与索赔理赔》，第70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7 覃有土主编：《保险法教程》，第75页，法律出版社，1995

8 李玉泉著：《保险法》，第76页，法律出版社，1997

9 丁凤楚编著：《保险法案例评析》，第145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

10 肖刚：《论责任保险与侵权行为法的关系》，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总第29期）

第4篇：道路交通管理的基本原则范文

公正、合理的程序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基石,2003年8月26日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该规定是一部完整的、统一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特别强调了公正、合理的程序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基石。近年来，随着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国家对行政执法活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明确提出各级行政机关要将行政执法活动全部纳入法律规范内。国家也先后出台了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法律，对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予以规范和监督，特别是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明确将违反法定程序作为行政行为可撤销的理由之一。衡量执法行为和执法质量的标准，除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处罚适当外，还包括程序合法。各级公安机关按照国家法律的要求，不断加强办案程序的规范化建设，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案，保证了办案质量，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是，与依法治国的要求相比，公安机关在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范化建设上还存在不足，主要有：一是长期缺乏统一的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行政执法部门多、领域广，现有执法程序规定比较零散，缺乏严密统一的程序规定，影响了公安行政执法质量；二是现有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还不完善，有些内容与现行法律，特别是行政处罚法不尽一致，有些规定不够严谨，为随意执法留下了法律空间。上述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公安机关在办理行政案件中出现受案不规范、违法调查取证、滥用强制措施、越权处罚、执行不当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直接影响了公安机关办案质量，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公安机关的形象。《程序规定》对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进行了统一规范，并与现有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复议案件程序规定》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程序体系，是公安执法程序规范化建设的重大举措。

一、公安执法过程中依然存在的问题

执法指的是一定的国家机关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权限将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付诸实施的活动。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职务活动均属于执法的范畴。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固然要重视立法工作，但更要重视执法环节。法律制定颁布后，能否得到执行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能否建立的关建。现行法律的执法就面临严重的问题。首先是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执法机关不是严格依法办事，而是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力，超越法定职权范围，乱处罚、乱罚款、乱收费，擅自越权执法。其次是执法不到位，定性不准确。部分执法人员不严格执法，程序混乱，工作不认真履行职责，敷衍草率，使违法者有可乘之机，钻法律空子，进行不合法行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如一些无证经营者，受执法单位个别人的庇护，有恃无恐，不缴税费，获取暴利，破坏了经济秩序。再次，违法者得不到应有的制裁，丧失了法律的权威。目前由于执法力度不够，执法环境较差，使得违法者得不到应有的制裁。案件久拖不决，致使民事纠纷案件激化为刑事案件。一些执法部门，对自已有利的事情争着管，特别是涉及罚款处理的案件。而对自已没有利的事情则嫌麻烦，互相推诿不愿意管。最后，导致执法工作阻力重重。有的当事人自持靠山强硬，拒不执行公安机关的处理决定；有的还无理取闹，抗拒执法，甚至殴打执法民警。

二、影响公正、合理执法的原因

（一）执法不能顺应形势发展

中国加入WTO，成为世贸组织成员，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此必须建立一套既适用WTO运行规则，又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律体系。现在大家都普遍对加入WTO的中国经济形势表示乐观，认为面临了机遇和挑战。公安执法人员知道，在WTO的新规则下，对中国经济领域会带来新冲击，经济环境的变化又影响到政治、文化、治安等诸多因素的发展趋势。在新规则、新环境、新趋势下，我们认为对公安执法带来的首先是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执法思想、观念上的挑战。一是执法环境发生了变化。随着国际贸易活动的增多，国内外投资、经商、旅游、探亲、访问等活动频繁，加速了中国并入经济全球化，经济领域的犯罪也势必与国际经济犯罪接轨，呈现量多、杂、广的特点，这些因素都改变了我们所处的环境。二是执法内容更加广泛。以外国人、国际贸易单位为相对方的执法量加大、范围更广。面对违法犯罪活动复杂的趋势，如利用现代市场经济知识所进行的犯罪，计算机网络犯罪、国际金融诈骗等科技含量较高、专业化手段突出的犯罪增多，跨国经济犯罪活动、国际恐怖活动和非法移民活动等更加突出。保护的客体也将增多。三是执法要求更高。有人说WTO规则，是“游戏”规则，其实它更是“合同”规则。如有一项透明度原则，要求所有成员国制定的政策不能随意更改，即使修改也必须经别国同意，就是说不能有“内部规定”之类的法律法规，要求成员国在其境内的执法必须统一、公正。因而在处理国际经济贸易纠纷、案件等过程中，更强调依条约办事、依法办案，执法的程序性、实体性规定更加严格。四是公安执法中存在的薄弱问题更加突出。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在执法中存在的按老一套办案、按领导指示办事的“经验”做法；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调查研究等证据意识不强的心理；存在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对WTO等国际法律知识不了解、认为关系不大等缺乏全局观念、国际诉讼意识；存在的特权思想，不重视保障单位、公民平等权等等。这些问题，与目前的政治、经济形势不相适应，影响到了公安执法的正确实施。

（二）执法条件落后，执法人员素质不高

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不高，到执法机关办事常遇到“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现象；还有的执法人员素质低下，贪图享乐，吃请受贿。为一些违法者逃脱法律的制裁，成了金钱和人情的俘虏，，徇私枉法。

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去甚远。一是部分执法人员文化程度不高，尤其是基层执法机构人员表现更为突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少数，法律专业毕业的人员更少。二是执法队伍的知识结构不合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经济纠纷大量出现，要求执法人员不仅要懂法律，还要懂经济、懂外语。而实际懂法律、懂经济、懂外语的人不多，三者兼而有之的就更少。三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经济交往频繁，社会经济关系日趋复杂，违法犯罪手段也更加先进和隐秘，要求执法人员有过硬的业务能力。而现在执法人员业务技能还有相当差距。

执法条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有的执法机构执法人员不足，难以完成日益繁重的执法任务，雇用非公务员执法的情况比比皆是。使用这些业务不精通，素质不高，责任心不强的人员，不可能提高执法效益。有的执法机关经费紧缺，执法人员的工资都不能如期发放，调查差旅费由个人垫支，办案经费不能保障，办案很难及时到位。有的执法机关办公条件落后，在外执法靠借其他单位的车辆，办理业务没有采用先进设备，难以适用办案要求。

（三）公安队伍法治观念不强的主要表现

目前，人民群众在充分肯定公安机关为打击刑事犯罪及维护社会稳定而做出的巨大奉献牺牲的同时，对公安队伍意见最大、最集中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执法问题，深究其原因主要是法治观念不强造成的。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法律至上观念不强，执法犯法

作为执法者，应该懂得甚至熟悉法律也应该知道违法犯罪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后果。但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至上观念不强、防腐拒变意志力不够坚定导致极少数民警执法犯法。近些年来我们队伍中相继发生了民警违法犯罪的事情，有贪污受贿、有挪用公款、有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有的甚至参与绑架。

（2）人权保障观念不强，刑讯逼供屡禁不止

少数民警法律意识、证据意识淡薄，以管人者自居，根本不把执法对象的权利放在眼里，随心所欲。耍特权、抖威风，在审讯时，辱骂、体罚违法犯罪嫌疑人，甚至搞刑讯逼供，违反规定，滥用枪支警械。

（3）违反法定程序，随意执法

有的民警办事不注重按法定程序办，重实体法、轻程序法，认为只要执法行为实际效果合法，违反法定程序无关紧要。有的民警对法律法规一知半解，对法律条款不能正确把握，于是不按规定向当事人公开办事程序，对法定程序随意理解，还在程序上刁难当事人，自己喜欢怎办就怎办，各行其是。例如个别民警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没有履行告知程序。

嫌疑人、受处罚人反映侦查人员讯问时没有首先讯问是否有犯罪行为、并告知陈述或辩解的权利。另外有的民警在纠正交通违章开具处罚决定书时没有按实际违反条款处罚，而是根据违章者的态度表现随意处罚。

（4）群众观念不强，不认真依法履行职责

有的民警未能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和深刻体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质，仍然在执法活动中存在推诿、拖延、弄权渎职的行为。

三、公正执法的对策

(一)加强法治观念树立稳固牢靠的法治思想

（1）树立法律至上观念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法律至上是文明社会法治发展进程中提出的重要口号和基本原则之一。其意在强调法律在整个社会规范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它任何社会规范都不能否定法律的效力或与法律相冲突，是法治社会的主要特征，实现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至上的核心，是宪法至上，宪法的精髓在于控制权力以保障权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律至上的又一重要内涵，法律不仅在老百姓之上，也在所有官员之上，在国家最高权力者之上。“国家机关对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都不能去做”，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一项重要行为准则。执政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我国在立法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初步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实际上，法律还未能真正成为权力产生、运行的源泉、依据和界限，法与权的较量，往往是以权代法。由此可见，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个树立法律权威的历程，要求全体社会成员都依照法律办事，法律成为社会最重要的行为规范，尤其是执法人员，要确立和坚定法律信仰，增强法律至上观念，严格公正执法，自觉接受法律制度的约束，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2）树立人权保障观念

人权保障是法治国家的显著标志。人权权利范围的大小与保护程度好坏是一个国家进步与文明程度的重要表现。国家的进步过程，也是人权内容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国家由非法治国家向法治国家的转换，也是人权内容与保护的一次飞跃。人权保障状况的良好与否是区别法治国家与非法治国家的显著标志。法治国家与非法治国家的区别，不是法治国家中没有侵犯人权的事件发生，而仅是在于：法治国家侵犯人权的事件相对较少；侵犯人权的事件一旦发生，即能获得依法处理——侵权者会受到应有制裁，受害者能获得应有保护。人民是国家的主体，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来源，也是国家权力的主体，公安人员所享有的一切权力源于人民授权。增强人权保障观念，要求公安人员真正树立人民权力至上，人民意志与利益高于一切，人权与公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以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为一切公安工作的出发点和行为准则。

（3）树立依法行政观念

依法行政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行政是国家行使权力的重要方式，是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的基本途径。由于行政权力具有与其它权力不同的独特性质，因此，在强调制约权力的同时，有必要对依法行政予以特别的重视。行政工作内容最为丰富，涉及的社会范围最为广泛，与社会民众的联系最为密切，行政能否依法进行，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能否实现法治。制约权力是从权力之外考查权力行使而提出的要求，侧重于对权力的外在约束；依法行政是着眼于行政权力本身而对行政权力所提出的内在要求。行政的内容、形式、程序都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要求进行。依照法治原则，凡是在法律上没有根据的行政行为就是违法行政，就应当承担法律上的责任。而公安机关作为国家的重要行政执法部门之一，除依法承担刑事司法任务外，还承担了大量的治安、交通、消防、户籍、边防、出入境、计算机安全保护等国家行政管理职能。这些行政管理职权的运用，与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联系十分密切。公安机关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公安机关在依法治国进程中必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公安行政管理活动点多、面宽、量大，任务繁重，仅行政复议条例颁布实施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办理的行政复议案件就占总数的70%。从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来看，公安机关要完成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治安秩序，保障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艰巨任务，处理解决好社会治安和队伍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切实提高依法行政对策、加强公安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从根本上转变已不适应行政执法要求的传统观念、工作习惯和工作方法，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增强法治观念，以法律为准绳，学会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国家行政事务，行使管理职能，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上来。

（4）增强法治观念是贯彻“三个代表”的具体实践

同志曾经说过：“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是人民群众意志的体现”，所以，“执行宪法和法律，是按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办事，是对人民意志的尊重”。同时展望新世纪的宏伟目标，我们党要永葆生机活力，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战斗力和创造性的行动指南。公安机关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唯一途径就是增强法治观念，提高执法水平，进一步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实践证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每一项工作，都同“三个代表”的要求密切相关。通过防范和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就能有力地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增强法治观念，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抵制腐朽思想文化，不断铲除其藉以滋生的土壤，就能有效地促进先进文化的传播；通过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措施，切实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广大群众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就能更好地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增强法治观念的主要措施

（1）建立科学、完善的公安法规体系

公安立法工作要按照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总体要求，在保障立法质量的前提下，加快立法进程，争取到2005年建成以人民警察法为主体，以公安刑事法规、治安保卫法规、公安行政管理法规、公安组织人事法规、警务保障法规、监督法规和国际警务合作法法规为主要门类，由公安法律、法规、规章和地方性公安法规、规章组成的比较完善的公安法规体系，基本上实现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把各项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全面纳入法制轨道。当前公安立法的重点是制定和完善与人民警察法相配套的法规，力争在三年左右时间，完成公安机关组织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起草和修订工作。公安立法要从实际需要出发，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遵循立法的规定，符合国家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决策，贯彻公开、公正、便民、利民的原则，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公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的清理、修改、和废止工作。地方公安法规、规章不得与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防止和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严格执行法规、规章上报备案制度。

（2）强化法律知识学习，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水平

①强化法律知识学习

法律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我们要有做到老学到老的思想，若不学法，不懂法，就容易造成执法滞后于立法，更谈不上依法行政了。因此公安机关要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组织民警进行多种形式的法律学习和培训。在各种业务培训中，都应当有法律课程，保证民警的法律素质与其承担的执法任务相适应。要针对不同部门、警种和执法岗位的实际需要，实行民警执法资格考试制度。要进一步提高民警的法制观念，增强服务意识、诉讼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监督意识和人权意识，养成自觉守法、严格依法办事的习惯。例如针对部分民警办案过程中“重实体、轻程序”和搜集证据上存在的问题，应当经常组织民警到法院旁听法院庭审，学习如何收集有效证据的知识；到检察院观摩、学习、熟悉法律程序。

②加强道德教育

法律是靠人来执行的，法律秩序也是靠人来维持的。由于法律是以强制形式规范行为的手段，只能解决“不敢”、“不准”的问题，却无法解决“不想”、“不愿”的问题，也就是说，法治难以触及人的思想问题，无法使人在内心深处形成一道防御犯罪的堤坝。一个人思想有问题，价值观出现偏差，对于违法之事，虽一时“不敢”，但难以保证其长久“不敢”。法治解决不了信仰、价值观问题，而道德教育主要通过民警内心的义务感、责任感、荣誉感来实现法律规范行为，所以只有加强道德教育才能使民警树立正确的信仰、价值观、人生观，并以其作为自己的行为指南。

③加强执法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

执法队伍的素质高低，执法水平的优劣，是关系到法律能否落实的关键环节，要采取多种手段和途径，提高执法人员的水平。要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培养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的执法人员。保证在执法中，廉洁奉公，不徇私情，秉公办案，做到定性准确，量刑适当；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定期化，制度化，由专人负责，常抓不懈。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典型，以点带面，全面提高。

（3）建立执法责任追究和奖惩机制

一要建立个人执法档案，对严格执法、忠于职责、出色完成执法任务的人员要给予奖励，对执法不严、执法犯法、徇私枉法者，进行严肃惩处，并将处理情况载入档案，晋级增资、提拔重用等都要与之挂钩。要建立错案追究制度，从立案、侦查、审理到执行，都要实行专人负责制，出现错案，一追到底，决不姑息，该奖则奖，该罚则罚。

二是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要加强法律学科教育，非法律专业的学生也应增设法律选修课。适当提高执法人员的待遇，以吸引优秀大学生从事执法工作。要把住执法人员的入口关，同时定期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坚决调离执法机关。

（三）加强法律监督机制、完善公安执法监督制度，强化公安执法监督

宪法和法律、法规已经规定了许多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制度。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督机制要把警务公开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下去。

应强化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人大及常委会的立法任务繁重，法律监督的力量不足。为此有必要把法律委员会分设立法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专门进行法律执行的监督工作，辅助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监督权，对司法活动和行政执法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借鉴西方质询制度的经验，定期召开监督委员会对执法机关的质询和答复，监督本阶段的执法活动，纠正违法行为，制约执法行为的随意性；建立定期执法检查制度，由法律监督委员会定期组织执法检查，翻阅案卷，听取报告，审查执法情况，发现执法问题，督促限期纠正，维护执法权威。

到上世纪末，我们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在世界立法史上已经形成了辉煌的一页，与之相应的执法工作也不断前进。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的国势空前强盛，市场经济稳步推进，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足球出线，申奥成功，加入世贸，更加鼓舞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心和决心。虽然当前我们在立法和执法的质量上，时间上，人员的素质上，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依法治国的方略，按照“三个代表”的思想要求，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一定能够使公正执法落到实处，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为建造一支良好的公安执法队伍，树立良好的公安执法形象，胜利完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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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④张树义《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

⑤朱新力《行政法基本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5版

⑥郭文英、崔卓兰：《行政法要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

⑦孙笑侠著《法律对行政的控制——现代行政法的法理解释》，山东人民出版社

⑧卢云编著《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⑨卢进勇等主编：《公务员贸易组织知识读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⑩甘文:《WTO与司法审查的范围》，《人民法院报》2001年7月24日。

⑾方世荣、戚建刚、杨景军：《论我国行政主体的WTO观念》，（law-）。

⑿傅思明：《“入世”对我国司法审查理论与实践的突破》，《法制日报》2001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