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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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最近的经济政策范文

统计局数据显示，7月份CPI同比上涨了2.7%，其中食品类涨幅为5.0%，拉动CPI上涨了1.6%，这一数据低于3.5%的年度目标水平。CPI数据和居民感受打架不是这几年特有的，这次数据又和百姓日常生活常识打架了。

虽然CPI数据会和一般百姓的感受相悖，有一点却是屡试不爽：当CPI“数据”看似不高时，这就意味着信贷闸门要大规模地放水了。当数据表示很有压力时，意味着信贷闸门要关闸了，当然，在物价和房价长期一直上涨来看，第二种情况显然要少之又少。

虽然第二种情况少之又少，却往往很致命。一旦出现信贷收缩，物价倒是没有被打下来，反而将无数企业击败，大量嗷嗷待哺的企业需要信贷资金却得不到，只好去借高利贷，而这些高利贷很多来自于有渠道获得新增信贷资金的企业，这些信贷资金配置模式使得很多人在新增货币使得全国居民财富贬值时获取巨大利益，还从资产价格上涨中获取所谓的资产“升值”，货币幻觉早已经成为公开秘密。

第一种情况出现，之所以意味着信贷大放水，这是因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保持物价稳定。在纸币时代，如果没有物价稳定，整个经济环境可以说是非常糟糕，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的彻底失败。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教训证明，通货膨胀超过居民可以承担的限度，不仅仅会导致经济崩盘，还会导致社会和政治混乱，因此，各国政府对于物价稳定保持高度警惕。今年以来，经济增长遇到了一些所谓困难，这些困难其实只是相对于此前GDP的增速放缓而已。

GDP数据的下降，从现实生活来看，并非仅仅是信贷资金稀少所致，更深刻地原因在于，企业盈利能力下降。货币如水，局部上可以使得部分企业家因为价格上涨感觉到有利可图，但过不了多久，超发货币就会散布到整个经济中，进一步引导资产和资源错配。

正是因为这个因素，所以很多人乐观地预期，中国经济将会更有信心实施刺激性政策，以便经济增长取得预设的成就。

第2篇：最近的经济政策范文

■ 经济企稳回升态势基本确立 但存在不确定因素

从最近政府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来看,上半年,GDP、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银行信贷等数据都表现不错,整个中国经济“企稳回升态势基本确立”,但是,“回升的基础是不稳固、不平衡的,有一些不确定、不可持续因素。”即当前中国经济回升是不稳固、不平衡的,存在不少不确定因素。

为什么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稳固、不平衡呢?这可以从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来看。从国际情况来看,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之后,经过美国及各国政府联合救市,美国的金融体系开始稳定,2008年9月那种最为黑暗的情况已经过去,但是美国金融危机摧毁了整个美国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要想全面恢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在这个金融体系复苏的过程中,并不排除金融体系出现新的震荡与反复。从实体经济来看,尽管有一些国家开始出现企稳回升,但世界不少国家实体经济仍然处于下滑之中,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世界经济这种状况,对外贸依赖程度较大的中国来说,这种变化除了对中国经济引起短期冲击外,还将在中长期对中国经济结构造成较大影响。

从国内的情况看,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稳固、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一是这一轮经济的回升主要是由固定资产投资拉动,而固定资产投资最为主要的部分又以公共基础设施、铁路、公路等方面为主导。这种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不仅不可持续,因为这些投资的商业回报率是相当不确定的,而且它对社会实体经济其他方面的投资回升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同样,当前的消费增长很大程度与政府的优惠政策有关,随着时间推移,就业和收入下降对消费的负面影响可能就会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可见,经济回升的基础是不稳固的。

二是经济回升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东南沿海地区和企业复苏较慢,而与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的行业及地区回升强劲;政府直接投资或支持的大企业、大项目资金充裕,广大中小企业依然融资困难;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缓慢,城市经济增长复苏快;经济落后的中西部经济复苏慢,发达经济地区经济复苏快等。这种不平衡不仅会加剧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而且容易给经济发展积累潜在的风险。

三是这一轮经济回升存在不可持续的因素。比如大规模的政府财政投资不可能长期实施,随着时间推移,空间逐步缩小;银行信贷的超高速增长不可持续,因为,这种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容易推高资产的价格,容易吹大股市及楼市泡沫。而资产泡沫的破灭,引发了新一轮的银行危机及金融危机。

■ 调整宏观调控核心 扩内需保增长转为保增长调结构

从政府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与分析来看,一方面希望短期的应急政策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以刺激经济短期内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担心这种短期应急政策的负面影响。政府部门为了减少这种短期应急政策对未来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式开始有所变化,即宏观调控的核心由以往的“扩内需、保增长”调整为“保增长、调结构”。

比如,央行货币政策开始出现一定条件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央行解释为央行货币政策的微调,但是实际上是要改变上半年那种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向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变。另外,可以看到,最近银监会不仅出台一系列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文件,如第二套住房政策重申其严肃性等,而且近日对数家商业银行发出窗口指导,严禁月末突击放贷,否则将重罚。同时,银监会要求城市商业银行董事会重新审订贷款额度和激励方式,甚至下调贷款,要求严格执行存贷比不超过75%的规定等。这些相关政策一出台,从7月份开始,银行信贷收缩十分明确。7月份银行信贷增长只有3559亿元,估计8月份的信贷增长也不会超过3000亿元。如果下半年信贷规模以这样的程度收缩,那么这种收缩相对于上半年的情况也就不是微调了。

对于上半年的应急经济政策出现的负面影响,政府开始关注,估计在经济企稳回升态势基本确立之后,会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提高回升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上,更多地关注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及经济结构的调整。8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于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新的重要判断是,“部分产业结构调整进展不快,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仍很突出。”这是最近中央政府向市场发出最为明显的宏观经济政策将出现较大调整的政策信号。因为,美国金融危机完全打乱了中央政府中长期经济政策的重大部署,由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应急政策代替了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因此,中央政府作出的关于经济运行的新判断是向市场发出的最强烈调整经济结构政策信号。

其实,这种政策信号在最近的三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已经连续向市场发出。在8月1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加快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成为该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在8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研究部署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各种安排。在8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研究部署了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可以说,8月中旬以来的三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尽管主题各不相同,但都贯穿了“调结构”这条主线。而“调结构”的含义可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调结构”既有产业结构的调整,如主要发展低碳经济;也有企业结构的调整,加强对中小企业在政策上的支持,希望中小企业成为保经济增长的主力;也得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以图跳出去库存化――再库存化――再去库存化的恶性循环怪圈,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 经济新刺激政策出台几率小 调整结构才能保经济持续发展

从最近中央政府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及政策出台的倾向性看,出台新的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或政策可能性不大,只是会在现行的政策基础上,从结构调整的角度,来调整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及银行的信贷结构等。中央政府通过结构的调整来保证中国经济升级换代和可持续发展。

通过执行这次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些扩张性应急政策,产业结构恶化进一步加深,保证经济复苏的同时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一些严重的后果。产业结构调整和遏制过剩产能势在必行。比如,中小企业应得的流动性被高耗能、低效益的传统产业占据。按照工信部的数据,到去年底,部分产业产能就已严重过剩。重复建设的势头甚至蔓延到了新能源领域,如风电和多晶硅等的重复建设十分严重。在政府部门看来,如果再不着手调整,中国经济就会重新走上非理性建设的老路。中央政府希望借这次金融危机孕育出一批新兴潜力产业,以便为经济复苏后的经济发展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提供新动力。比如发展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新一代IT产业、绿色制造业、文化创意产业、医药保健业、现代农业等。这些新兴潜力产业具有的共同特点是,都属于短缺型产业、内需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实体型产业、政策鼓励型产业或危机获益型产业。发展这些产业既能有效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可成为中国扩大内需的经济增长点;既有利于政府政策鼓励资助,也可减弱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的严重性等。

结构调整的重点还有银行信贷结构的调整。从不少的媒体报道和政府的政策倾向来看,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上,认为当前大中型企业获得大部分资金,而且中小企业融资却十分困难。这样既不利于增加民间投资,也不利于居民就业及经济成长。目前的问题,并不是如何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而是政府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多少便利的条件,在银行信贷融资结构上如何能够顺利调整。

第3篇：最近的经济政策范文

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的丹尼尔・格罗斯和托马斯-梅耶建议欧洲组建一个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更好的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欧洲货币基金组织(EMF)。据他们的设计，EMF将由经济和财政实力最弱的成员国出资，具有比IMF更严苛的政策条件，同时也将预设一个针对债务违约的清算机制。

从经济、金融和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个提议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一旦实施，将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欧洲更应该把希腊送到IMF那儿去，求得一套全面的经济改革方案，而不是继续把它呵护在欧洲范围内。

要想成功借由外部援助解决某国的金融危机，就要平衡好融资和调整之间的关系。应该有充足的外来资金，防止流动性危机恶化为偿什性危机。如果出现偿付问题，应该有足够的资金来遏制风险蔓延至其他国家。此外，还应有充分的调整措施，纠正深层次的问题，做好应对未来危机的准备。

格罗斯和梅耶认为，欧洲将比IMF更善于平衡上述关系。最近的一个类似例子是1997年日本建议组建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提出组建AMF的初衷是为了将重心由IMF主张的倾向于调整，转向倾向于融资。EMF与AMF的方向则正相反。关于EMF的这一提议存在严重缺陷，其漏洞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成员国就EMF条约达成共识需要时间。正如AMF不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发挥作用一样，EMF也不会有助于解除希腊对欧洲货币同盟的威胁。格罗斯和梅耶的建议只会吸引那些对道德风险极度紧张的人，却分散了人们对关键问题的注意力。

其次，姑且不论可行性，如果EMF对经济和金融的条件要求过于苛刻，欧元区借款国就可能“投奔”IMF。过去的30年间，欧盟成员国遇到问题往往向布鲁塞尔求助，正是因为欧盟的援助会更重视融资而不是调整。若EMF不允许IMF插手欧元区的事务，那么欧元区各国在IMF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就应该化零为整，它们的集体投票权比重也应当降低，这正是欧元区国家一直以来抗拒的。另一种可能是，欧元区各国会在IMF凑足票数，以确保IMF的条件比EMF更为严苛。这将是又一次历史性的怪异之举。

第三，根据格罗斯和梅耶的构想，EMF应通过市场借贷，也就是赋予EMF举债的权利，而不是由财政状况良好的强势经济体提供显性的担保。另一个途径是，EMF的资金将来源于违反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的成员国。以去年秋欧盟委员会的20lO年预测为基准，从公共债务存量来看，一半国家违反了规定；从赤字比率看，全部国家应缴纳罚款。最初《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曾规定对赤字超限的罚款，但这在当时政治上不可行。难道现在就变得可行了吗?

第四，格罗斯和梅耶建议在EMF条例中纳入针对国家违约的处理方案，主要是在偿还债务时确定一个“折让”的比例。这一方案以某国之前的财政“挥霍度”为指标，它很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欧元区的借贷成本。格罗斯和梅耶以美国破产法“第11章”(破产保护)与之类比，但是“第11章”并不适用于政治管辖，因为政治管辖本身就受到对政治决策诸多限制因素的影响。格罗斯和梅耶认为EMF优于IMF的重要原因正是前者有这样的机制。二位大概忘了，早在2001年，时任IMF第一副总裁的安妮・克鲁格就曾提出建设一个不这么大胆的“债务重组机制”(SDRM)。但这个提议很快就流产了，部分原因是它不适用于国内市场发行的债务。即使在当时，欧洲人也认为这是不可行的。

欧洲货币同盟是“欧盟工程”的大胆拓展，其目的是在没有政治体制关联的成员国之间建立起紧密的经济货币合作关系。但希腊对“欧盟工程”的威胁首先是政治上的，其次是金融上的，最后才是经济上的。如果短期内找不到政治上的解决方法，“欧盟工程”将有夭折的危险。但找到这一方案的可能性极其渺茫。除非希腊能从欧元区邻国――更好还是从IMF------~得足够的资金支持，欧洲将违背“鲍威尔原则”，也就是即处理危机时，需要采取绝对强势的手段遏制其蔓延。的确，希腊危机是一场经济危机，但这是最次要的。无论如何，希腊在当前的经济状况下，都躲不过调整的苦痛。

第4篇：最近的经济政策范文

这个声明的措辞相比3个月前的要强硬，但一如预料，其中并没有提及任何国家。有分析师指出，这好像是为日元的贬值大开绿灯，让日本可继续推行扩张性财政及货币政策。如果这样，一场新的全球货币战争可能掀起。

这次G20会议之所以受到关注，很大程度上是与日本近期通过日元走软来振兴经济有关。在市场看来，如果日本希望通过日元大幅贬值的方式来刺激失落20年的经济，那么必然会掀起全球货币战争，世界各国都可能通过本国货币的竞相贬值来达到目的。

因此，外界特别注视G20能否通过协调各国保持汇率稳定，来制止货币战争的发生。但是，会议公告的结果却不能让人满意。尽管会议声明表示反对货币战争，但没有达成协议、形成约束的实招，更没有提及日本最近的货币贬值情况。

其实，G20会议出现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一是这次G20表面上是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就全球经济问题进行的对话，两个集团具有相同的话语权，但实际上这样的会议仍然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各国想要达成一致意见，往往要削足适履，何况在G20会议之前，七大工业国已经就G20定调。新兴国家想通过G20会议来发表更多的意见并不容易。

二是在目前的金融市场环境下，所谓的货币战争能否打起来是不一定的，即使全球打起货币战争，谁胜谁负也是相当不确定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不能被市场意见所左右，还是深思熟虑为好。

一般来说，无论货币贬值还是升值，汇率都是一把双刃剑，它对经济的影响与作用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即汇率变化的一价机制，也就是说，汇率在金本位制度下运行，否则要通过汇率变化来调整国与国的经贸关系是很难的。

就目前的条件与环境来看，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价机制并不存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后，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变成了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体系，整个国际市场的经济关系早就变成了一个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贸易定价体系，以及一个以信用货币为基础的金融产品定价体系。

尽管这两个定价体系有一个程度上的联系，但它们的价格运行更多的是平行而不是相交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希望通过货币贬值来改变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从而刺激本国的经济增长其实并非易事。对小国或许有一点作用，但对于大国或大的经济体来说，所起作用是不大的。

比如，日本想通过日元的贬值来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标就是不容易的事。特别是从日本与各国的经贸关系来看，其生产品的要素多依靠进口，如果日元贬值，其进口要素的价格会随之上升，产品的成本同样会随之上升。

再加上日本劳动力要素成本奇高，日本的产品想通过货币贬值而不是通过技术创新达到其刺激出口的目标是不太可能的。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受日元贬值影响最大的是国际金融市场。

在日元升值或日元坚挺的时候，以日元为主导的利差交易逐渐在国际金融市场消失，之前由日本流向全球市场的资金逐渐回到日本本国市场。但是当前日元又开始贬值，在极端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以日元为主导的利差交易又会兴起，大量的资金会从日元体系流向全球市场。

而这些资金流到哪里，这些地方的资产价格就很容易被推高。当这些地区的资产被推高，日元突然撤出，该地区的金融危机就会爆发，这也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这些资金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流向哪里，目前是相当不确定的。这是我们应该密切关注的大问题。

其实，我们最为关注的仍然是美元及欧元的变化，当然，更重要的是关注美元的变化。如果美元的汇率在一个稳定的区间，那么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其他各国想通过货币贬值来达到其刺激经济的目标并非易事，也不容易掀起所谓的全球货币战争。

我们更不需要用阴谋论来讨论国际金融市场汇率变化的问题，这样容易把本国的经济政策引入误区。

第5篇：最近的经济政策范文

当前的前景非常不明朗,风险依然偏于下行。一个主要的担心是,政策可能不足以阻止金融状况恶化与经济疲弱之间的负面反馈,特别是在对政策行动的公共支持有限的情况下。主要的传导渠道包括,公司和住户违约增加,使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金融资产负债表遭受更大损失,并且,新的系统性事件使恢复信誉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

即使在危机结束后,将有一段困难的过渡期,产出增长将显著低于近期的增长率。将需降低金融杠杆率,这意味着相比最近年份,信贷增长将更低,融资将更加不足,特别是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此外,在一些先进经济体,当人口老龄化加速时,还需削减大规模财政赤字。另外,在主要先进经济体,住户有可能在一段时期内继续重新积累储蓄。所有这些都将对中期的实际和潜在增长造成影响。

这一困难和不明朗的前景要求在金融和宏观经济政策领域采取有力行动。过去的金融危机表明,拖延处理根本问题意味着经济衰退的持续时间将更长,成本将更高,无论是按纳税人资金还是经济活动衡量。支持贸易和金融伙伴的举措(包括财政刺激和对国际资金流动的官方支持)将有助于支持全球需求,给各方都带来好处。相反,采取贸易和金融保护主义对各方的损害很大,上世纪30年代以邻为壑政策的经历是一个清楚的警示。

金融危机从先进经济体猛烈迅速地蔓延到新兴经济体,金融联系是主要的传播渠道。

鉴于为新兴经济体提供巨额融资的先进经济体银行面临资不抵债问题,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下降可能将旷日持久。

先进和新兴经济体需作出协调一致的政策反应,因为单是减少个别国家的脆弱性,不能让新兴经济体免受主要先进经济体严重金融危机的影响。

新兴经济体压力陡增

在过去,金融危机从先进经济体猛烈迅速地蔓延到新兴经济体。与此相符,在2008年第3季度,先进经济体经历的前所未有的金融压力对新兴经济体产生重大影响。第4季度,所有新兴地区金融体系各领域经历的金融压力均上升,平均而言,程度超过亚洲危机。

金融危机传播的程度与先进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金融联系的深度有关,尤其是通过银行贷款。平均而言,新兴经济体压力的变动几乎与先进经济体呈一对一的关系,但在各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有关压力协动关系的实证分析表明,与先进经济体的金融(即银行、证券和外国直接投资)联系越深,传播金融危机的程度越高。在最近的危机中,银行贷款联系似乎是传播危机的主要驱动力量。(见图1)

银行贷款方面与西欧国家间的密切联系是新兴欧洲国家发生严重金融动荡的重要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欧银行在新兴经济体贷款流入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截至2007年年底,它们在新兴经济体的资产相当于先进经济体GDP的10%,相比之下,加拿大、日本和美国银行合在一起占GDP的2.5%。对新兴欧洲的债权相对其GDP(目的地GDP)的比例在所有新兴地区中居首。

证据显示,银行在此次危机中起关键作用,可能意味着对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的下降将旷日持久。先进经济体以往发生的系统性银行危机(20世纪8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和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银行业危机)的证据表明,资本流动下降规模往往相当大,并延续较长时间。鉴于新兴欧洲经济体大规模的风险暴露,它们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见图2)

先进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需作出协调一致的政策反应,以防止金融危机进一步升级和蔓延。单是减少个别国家的脆弱性不能让新兴经济体免受主要先进经济体严重金融危机的影响。在金融危机期间,较强的经常账户和财政状况并无助于缓解来自先进经济体的金融压力传播。然而,它们可能有助于抑制对兴经济体实际部门的影响,并有助于在金融压力减轻后恢复金融稳定和外国资本流入。

伴随金融危机的衰退通常很严重,从此类衰退中复苏一般较为缓慢。如果此类衰退是全球同步的,那么它们往往持续时间更长,衰退之后的复苏也更疲弱。

反周期政策在结束衰退和强化复苏方面会起到帮助作用。特别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似乎尤为有效。货币政策可以帮助缩短此类衰退,但不如平时有效。

当前的衰退可能会异常漫长和严重,且复苏缓慢。然而,强有力的反周期政策行动,配合恢复对金融部门信心的行动,可能会改善复苏前景。

全球同步长期衰退

通常来看,衰退时间短、复苏强劲。一次典型衰退的持续时间约为1年,而扩张往往持续5年以上。从衰退中复苏的力度较强,这是由于出现反弹效应的缘故。先进经济体的衰退和扩张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衰退频率降低,程度更温和,而扩张则变得更持久。(见图3)

但是,在衰退和复苏期间,不同的冲击伴随不同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动态。特别是,伴随金融危机的衰退通常程度严重、时间长。金融危机往往发生在贷款迅速扩张以及资产价格强劲上涨阶段之后。从这些衰退中复苏通常受到疲弱的私人需求和信贷的制约,这部分反映了住户试图通过提高储蓄率来恢复资产负债表。复苏往往受到汇率贬值和单位成本下降之后的净贸易改善的带动。

全球同步衰退比其他衰退的时间更长、更严重。除目前衰退之外,自1960年以来,样本21 个先进经济体中有10个或以上先进经济体同时发生衰退的情况有三次:1975年、1980年和1992年。同步衰退的持续时间平均为典型衰退持续时间的近一倍半。由于外部需求疲弱,特别是如果美国也陷入衰退的话,复苏往往较为缓慢:在1975年和1980年衰退期间,美国进口急剧减少造成世界贸易大幅度收缩。(见图4)

这一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同时伴随全球同步下滑可能导致异常严重和长期的衰退。从历史上看,这种情况较为罕见,因此,在做出推断时应谨慎。然而,目前的经济下滑高度同步并伴随严重金融危机这一事实表明,此次衰退可能是长期的,复苏力度更弱。

宏观经济政策在降低衰退严重性和推进复苏方面可以发挥有价值的作用。货币政策通常在结束衰退和强化复苏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在金融危机期间,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降低。财政政策在这些阶段似乎可以起到更可靠的帮助作用,这与经济行为人面临更紧张的流动性制约时,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有效作用的证据一致。财政刺激也同样伴随更强劲的复苏;然而,人们发现,对于那些具有较高公共债务水平的经济体来说,财政政策对复苏力度的影响较小。(见图5)

■政策聚焦

系统性风险积累

增加中期政策挑战

导致当前危机的市场失灵的根源在于长期高增长、低实际利率和低波动性所孕育的乐观态度,同时还有政策的失败。金融监管没有能力克服风险的集中和金融创新繁荣背后的有缺陷的奖惩因素。宏观经济政策没有考虑到金融体系和住房市场当中系统性风险的积累。这给决策者们带来了重要的中期挑战。

现在的任务是扩大监管范围,使其更为灵活,以覆盖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此外,有必要制定一个宏观审慎方法来进行监管,其中将包括减少顺周期效应的报酬结构、稳固的市场结算安排、顾及低流动性证券的会计规则、旨在促进市场纪律的关于风险性质和风险位置的透明做法以及更好的系统流动性管理。

中央银行还应该采取更广泛的宏观审慎视角,充分注意金融稳定和价格稳定,为此考虑到资产价格变动、信贷繁荣、杠杆程度和系统性风险的积累。财政政策制定者们还需要削减赤字,并使公共债务进入可持续的轨道。需要以更好的早期预警系统和更为公开的关于风险的沟通为基础,加强国际政策协调与合作。

对于金融政策而言,合作特别紧迫,原因是国内行动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重大的溢出效应。与此同时,通过迅速完成多哈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将恢复全球增长前景,而双边和多边来源提供的强有力支持,包括基金组织提供的支持,可以有助于限制金融危机在很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造成的有害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实施可持续性

财政扩张刺激方案

鉴于经济下滑的程度和货币政策的效力所受限制,财政政策必须在向全球经济提供短期刺激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经验显示,财政政策在缩短金融危机造成的衰退方面特别有效。然而,如果进行的努力损害可信度,提供财政支持的空间将受到限制。因此,政府面临着困难的权衡,既要奉行短期扩张性政策,又要使人们对中期前景感到放心。一旦复苏稳定地走上轨道,需要巩固财政,可以通过强有力的中期财政框架来为此提供帮助。

然而,不应过早地巩固财政。虽然政府在2009年采取了行动来提供大量的刺激,但现在很明显,在2010年至少需要维持,甚或增加这样的努力,那些有财政空间的国家应时刻准备在必要时采取新的刺激措施来支持经济复苏。应该尽量为此开展共同努力,这是因为,单个国家所采取措施的部分影响将传到其他国家,使全球经济受益。

第6篇：最近的经济政策范文

尽管世界各大主要央行近来从未间断向其经济体注入货币和信贷的努力，但有充分迹象表明此举对拯救各大经济体仍显得回天乏术。作为国际贸易巨头，中国无疑不能免疫于国外经济的放缓，并将持续感受来自包括美国、德国、法国和其他相对遇冷的经济的丝丝寒意。来自中国官方统计权威的最近一组宏观经济数据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描绘了一幅喜忧参半的景象。尽管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还能在2013年将GDP增长维持在全年7.5%水平中得到些许安慰，他们仍面临其他加速放缓经济体面临的类似挑战：在满足短期增长和创造就业的同时，避免引发长期风险。

整体而言，这是需要着眼大局的一年，而并非将精力过分集中于每月或每个季度的单个数据。过去广受关注的一些重要经济指标，比如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数据，以及通货膨胀等，虽然仍具有重要指向作用，并同时得到新一届领导层的高度关注，但若对短期趋势做出过激反应将会阻碍正在开展的经济结构深入调整和加强未来增长可持续性的努力。若政策制定者过于看重高增长的新闻标题而不顾解决棘手的结构调整问题，则会因长期依赖债务融资拉动产能增长，和持续不断上升的城市地产价格愈演愈烈等而引发长期风险，终导致产能过剩和收入分配不公加剧问题的积重难返。

考虑到可能涉及的所有因素，今年第一季度比预期放缓的增长数据显示，新一届政府默认了目前达成的共识，即中国经济发展在这一阶段，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治久安，少即是多的理念。通过发放更多的信贷而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已不可持续。不过，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在操作层面通过更加具体的措施兼顾短期增长问题和长期政策目标两方的平衡。这可能包括通过增长政府开支以缓解目前对债务的系统性依赖，并再次降低利率以缓解公司面临的不断增长的季度债务服务费用带来的压力。

在此大背景下，2013年下半年有一些重要的信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这些问题将决定未来短期内经济政策的起草、制定和执行。

城镇化并非促进增长的良方

中国新一届经济领导层强调，城镇化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一方面来讲，这一指导方针有其道理，即每年超过1000万的城市新移民将为住房和服务带来巨大需求。但与此同时，许多关于未来城镇化的政策仍十分模糊，而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过去10年在带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策制定者对目前经济的发展模式存在普遍忧虑――过于依赖城镇化相关的投资――没有能够创造足够的就业以保证家庭收入以合理速度增长。与此同时，政府的政策最近也对政府构建融资平台的资金来源渠道加紧监管，使此类项目无法再像从前一样轻松得到所需资金。

这再次验证了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即城市化并非仅指修建城市所涉及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硬件设施――公路、桥梁、建筑等同样重要的是人们通常所指的软设施：高效的和立竿见影的行政服务体系，一个有利于非制造业投资的良好投资环境，一个连贯的强调内在包容而非排斥挤压的外在环境等。如果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是搭建围墙（以及其他）的工作的话，那么软件基础设施建设即是将这些墙“拆除”的工作，即从政策和服务提供的角度允许更多的城市新移民被容纳进社会主流保障项目中，特别是给他们提供如医疗和教育等基本的服务。

过去10年的经验证明，构建完善这些软件服务的难度远超过配套交通体系和小区住房等硬件设施。

合理调整通货膨胀预期

消费价格通胀表面上似乎已得到控制。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消费价格的笼统测量反映出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是由食品成本的激增引起的，特别是新鲜水果和蔬菜的价格巨大增长。在许多产能过剩的制造产业这意味着生产方无法轻易将成本转移给他们的客户，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类似家用电器及许多消费耐用品的价格持续平稳甚至不断回落。目前的市场环境存在通货膨胀风险的潜在压力，其中之一与接下来几个月进行的经济改革密切相关：在服务成本领域进行的相对价格调整。

这意味着在政府提供的许多服务和商品范畴，比如医疗服务和其他公用事业，目前的价格水平远低于能够覆盖提供这些服务的成本。而它们无疑又都属敏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范畴，故很长一段时间，似乎与用各种名目的补贴来解决这个成本收益差相比，通过对实际支付的家庭增加收费或许容易许多。问题在于长时间对此问题的拖延使得许多行业出现产能严重不足，特别是在公共服务领域：医生和受过严格培训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工资过低，原因之一是医疗救治费用定得过低，因而在这一领域的继续投资呈现乏力现象。对这一情况的政策解决办法之_是提高政府价格，此举可能在短期内加大社会服务成本内部的通货膨胀上行压力，对整个公用事业的提价亦是如此。

世界上无论任何地方的家庭消费体，只要听到“价格上涨”这一名词，都不由自主地不寒而栗。其实，如果管理得当，这一类的政策调整并不必然导致经济中其他领域价格的攀升。这既表明对于未来价格增长预期的管理是有空间可寻的，而提前处理这一类信息将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政策改革的成败起到重要作用，并保证这些价格信号能够吸引足够的投资以确保充足供应。人民币汇率升值速度不可持续

针对一个软着陆的外部环境和不断放缓的内部增长，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很有可能不允许中国的货币按照现有速度继续升值。人民币自从今年年初已升值超过1%，而这一趋势继最近国务院会议和人民银行声明后得到进一步加强。尽管如此，目前看来很有可能市场的期待值跟不上经济实际情况和相关的政策导向。的确，中国的汇率机制改革，正如经济其他部分的改革一样，不可能是免费的，有些利益相关方可能因此付出更多的代价，而有些则可能从中受益。但在这一领域里，最近国务院就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操作方案和对资本账户进行更大程度自由化改革两项政策发表的声明，仍需要放在实际情况中进行解读：即长期改革的速度和深度将部分取决于这些改革对短期增长所带来的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区别政府对“意向”发表的声明和实际的政策公布。很有可能需要经历至少几个月甚至半年之久的时间，政府的相关部委和高级领导层才可能对未来货币改革提出一个具体的路线图，并将其付诸实施。在货币改革过程中重要的一步即拓宽每天的汇率浮动区间――即每天允许货币浮动的范围界定。目前坚信重大改革迫在眉睫的支持方相信人民币升值幅度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更大范围的提升。但在此不得不谨慎的是，作为政策制定方同样希望发出一个有利的信号即人民币并非单向行驶的货币：有升必有降，加大每日汇率浮动区间并允许更宽泛的绝对波动将有助于这一信息的表达和传播。

最后，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行为实际也与流入中国的资本密切相关，这些资本进入中国并巧取中国高利息和人民币潜在升值双重利益。不过，在中国境内，许多人都在寄希望于资本账户的自由化，以此为机会将财富更加便捷地在国际间进行转换，并可投资国外房产或通过在不同地域拥有投资分化风险。快速的资本流出与过快的资本流入同样不利于这个经济体的健康发展，对于未来人民币升值的期待值的有效管理是可遏制这两种态势产生的关键。人民币升值速度放缓，或很有可能短暂出现贬值，都是今年下半年为抑制投机行为可能出现的现象。打破垄断，仍是重头戏

在过去几十年问，一个一直重复的议题不仅未在十前提起，且没有写入之后的重要经济政策文件：打破垄断。在过去的几十年问，这一议题受到政策改革方和企业的广泛关注，并一再呼吁加大经济中的竞争以完成在某些重要产业中，起市场主导作用的国有企业和政府行政部门逐步退出。自从十四大以来，各类对于打破行业内部垄断及其重要意义的文件提法不断，市场已注意到在最近的官方文件中对此鲜少提及。

对此做法的部分解释是两会已借助近些年通过的中国《反垄断法》给此问题提出了很好的解决方案，故对这一领域的特殊关注已失去其意义。但这一解释差强人意，特别是在那些急需私有创新的服务和制造行业，仍被主要国有企业牢牢把控，并继续由一套并不支持私人资本进入的行政程序支撑。这里包括许多与电信相关的产业，航空航天和铁路等。有些产业具有战略意义，是经济安全的命脉，这也无可厚非。但事实是即便在许多下游产业，特别是与服务相关的领域，在产业链顶端的政策垄断对下游竞争具有重大阻碍，极度增加了企业和他们金融投资方的参与风险。

第7篇：最近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经济 政府 物价 通货膨胀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共发生了五次通货膨胀，最近的一次也是2008年5月。2008年的通货膨胀是全球性的，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单一的经济现象，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及时、合理的反通胀就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我国通货膨胀的特点

首先，通货膨胀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并存。经济的过热，带来了通货膨胀可能性的加大。其次，物价迅速上升。不仅仅是农产品的价格，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用品的价格上涨的幅度也较大。最后，通货膨胀具有周期性。

二、国际反通胀

（一）美国的反通胀

在20世纪80年代前，美国就已使用凯恩斯主义整治通货膨胀，但是治理的结果却不是那么理想，一定时期内经济呈现进一步的衰退趋势，到20世纪80年代则出现了最严重的衰退。在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一改以往的做法。首先，他借鉴当时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的主张，将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指向了通货膨胀，加强生产，控制供给的有效性和流通中货币的增长量。其次，在银行方面，则是采取措施鼓励人们将钱投入银行，或是拿去进行投资。再次，政府裁撤所设置的部分机构和政府人员，减少政府开支。最后在企业中，政府则减少干预，提高企业的自主性，增强企业的活力与竞争力。此外专门机构，联邦储备委员会获得独立的地位和权力后，在货币和信贷上采取紧缩政策，对宏观经济实行调控政策。同时联邦储备委员会还运用各种技术分析、预见美国经济的情形，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调制。当然美国经济的及时调控与美国完善的法律是分不开的，详尽的法律、法规给各种突发事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法律权威，能够更好的处理相关事件。

（二）日本的反通胀

在日本历史中，日本发生的通胀次数相对较少，物价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但它在反通胀方面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首先，将物价的稳定、通胀的有效抑制，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首要条件。在经济动荡时期，经济管理部门充分考虑就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提出有效的措施。其次，在必要时期政府要进行市场干预。目前，日本是一个开放性的市场经济国家，大部分商品价格都是市场调控的。而在市场经济还不是很完善的情形下，放开政府调控的手是十分危险的，比如能源、原料方面，单靠市场调控就会带来企业、工厂等的停业可怕后果。再次，日本政府在整治通货膨胀时，将物价同经济、信贷、产业、货币等政策结合考虑。单纯的物价治理物价是很难达到反通胀的效果的，而政府各部门的相互合作、协调则效果却是大不一样的。最后，坚持“两手抓”，既要抑制人们的总需求，同时还要增加市场上的总供给。一般的当社会上商品的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那么则产生了通货膨胀。这一矛盾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反通胀就需要将两方面的问题结合考虑，从而将反通胀的效果提到最佳。

三、国际反通胀对我国的启示

（一）保证央行在实行货币政策上的独立性

我国的通货膨胀是一种复杂的混合型通货膨胀，是需求、成本、结构、体制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我国反通胀效果不佳与央行的有限独立性是密切相关的。长期以来，央行过分的依赖政府，没有摆正与政府的关系，只是充当了政府的代言人的角色，没能做到单独行动。并且央行也没能对其他商业机构进行有效的指导、调控，反而受到它们的负面影响，从而使投资、信用受到膨胀。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反通胀教训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取得反通胀成功的制度保障在于央行的独立性。要去的反通胀的最终胜利就必须摆正央行与政府的关系，保障央行的自主性和权威性，央行的所作所为直接向人大负责，从体制上改变央行的现有状况。

（二）综合法律、经济、教育等手段整治通胀

通货膨胀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单纯的运用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并不能很好的改善通货膨胀，还需要结合法律、教育上的种种措施政策。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今天，通货膨胀更是与经济、政治等改革交织在了一起。因此要彻底的解决通货膨胀就必须冲动各方面的力量，不仅仅是政府的，还有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自觉的参与到对通货膨胀的整治中，唯有如此来回赢得反通货膨胀的大胜利。

（三）发展我国的经济

国家经济发展了，实力壮大了，才能更好的应付通货膨胀。当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发展时，物价、汇率等各方面都保持着一个平衡的发展。在反通胀时，有的国家采取以牺牲经济发展的方式来抑制通胀，而最终的结果却是经济发展缓慢了，通胀率也只是相应的减少了些，危机没有真正的解决，社会问题却出现了一大堆，所以发展国民经济才能从根本上控制通胀，解决通胀。

四、结语

发通胀政策的及时、合理的应用，不仅能够快速、彻底的解决通货膨胀，还能缩小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压力。解决通货膨胀的根本还在于合理的发展经济，经济健康、和谐的发展能够最大化的减少通货膨胀的危害性，经济发展是关键。

参考文献：

第8篇：最近的经济政策范文

一、挖掘区域文化特色，树立品牌

研究一个地方的经济，需要对该地方的文化进行研究。通过挖掘区域文化的深层内涵，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深层的理论基础。当我们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审视特定区域的文化传统，就会发现特定文化区中的群体性格特征大体相同。我们所感知的这种大体相同的群体性格特征就是区域文化性格。“区域文化性格，就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区域中的绝大多数人所共同具有的带倾向性的、稳定的心理特征。”与文化传统相比，区域文化性格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历史积淀，它反映特定文化区域中的人们普遍性的、稳定的心理趋势和价值取向，构成该群体区别于其他文化区群体的鲜明特征。它形成于一定的区域文化传统背景之中，与特定的文化区紧密相连，同时受到地理环境、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外来文化传播的影响。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大海中。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 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区域文化特色，并对其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由于区域文化具有强大惯性，促进了区域经济也有传统习俗回归的冲动，这种文化惯性对经济有其积极作用。

浙中经济的典型城市义乌，是义乌人从“鸡毛换糖”的货郎担开始走街串巷，发展成今天的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华夏第一市”，凭借的是逐利而生的“鸡毛换糖”文化；今天的“中国科技五金城”永康市，寻找根源我们可以发现，永康人在古代就善于铸造兵器、大鼎等，永康人在常人的印象中就是肩挑行担奔走四方的打铁师傅，专门为人打酒壶、餐具等生活用品，因此就是永康人的这种精神文化铸造了今天的“中国科技五金城”……所有这些区域经济的发展，都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

区域文化影响着劳动者的素质和观念，创造独特的氛围，从而引导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不能模仿他人的模式，只有研究该区域的文化底蕴，才能真正发展该区域的经济。因为一个市场、一种产品可以模仿，但是一个区域的“性格”及人的精神文化是没法模仿的。

二、挖掘区域地理特色，树立品牌

区域的地理特色要从他的地理位置、交通运输条件及自然资源方面考虑。

1. 地理位置，尤其是体现被研究对象与周围具有经济意义的事物的空间关系的经济地理位置，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子之一。例如天津和秦皇岛均是港口城市，就港口自然条件而言，天津易淤，冬季结冰，港口条件比不上秦皇岛，但天津的地理位置比秦皇岛要优越得多，它不仅是海河的出海口，以农业发达的华北平原作为腹地和经济依托，还是北京距海最近的地方，故历史上北京定都以后，天津即得以兴起和发展。而秦皇岛虽然港口条件好，但因地理位置较差的原因，仅在开滦煤矿开采后，才作为煤的输出港而发展起来。

2. 地理位置与交通运输条件是密切相关的。从世界范围看，新加坡是得益于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而发展起来的典型城市之一。由于它地处世界航运要道――马六甲海峡――的东端，它已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集装箱运输港口及转口贸易中心。从我国国内区域经济情况看，沿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比较优越，交通运输便利，尤其是适应对外开放与国际贸易发展需要的海运条件非常便利，因此，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至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在地理位置和交通运输条件等方面普遍不及东部沿海地区，因而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比较缓慢。

3. 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时间、技术条件下能产生经济价值并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和条件。自然资源包括矿产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等。自然资源的禀赋状况，是富有还是贫乏，对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并能充分加以利用的地区，一般比较容易地成为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西亚的海湾国家能够成为世界较富有的地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该地拥有大量的石油资源。我国西部广大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如煤、石油等，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有可能成为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物质基础。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水资源的严重不足，可能会深深制约西部经济的发展。

第9篇：最近的经济政策范文

巴菲特的投资更像是一笔战略投资

BNSF为全美第二大铁路运营商,运营北美最大的铁路运输网,主要运输煤炭、工业品和农产品。公司拥有51500公里运营网络,6700台机车,遍及美国28个州和加拿大2个省,通达北美西海岸和墨西哥湾所有主要港口,亦可直接联接美国西部2/3区域中绝大多数的主要城市,并拥有行业中首屈一指的南加州至芝加哥之间的铁路干线,以及美西北太平洋地区至芝加哥之间最短的干线。BNSF每年运送超过500万个集装箱和拖车,为世界最大的铁路多式联运承运公司。

在全国四家大型的货运公司中,BNSF的货运收入居第一(见表1)。因为BNSF的铁路系统是主要的能源供给路线,此收购将为伯克希尔公司迅速扩张的能源领域业务提供一条供应链。如此看来,这更像是一笔战略投资。

重仓BNSF是看重铁路行业的三大优势

垄断优势:铁路网有天生的垄断性,这是巴菲特非常喜欢的特质。铁路网投资规模庞大,进入壁垒很高。而铁路网的垄断性,使得铁路公司面对越来越多的订单,能够放心地提价,而不担心收入减少。

成本优势:长期看,石油价格的上涨是趋势。能源价格的上涨,使得铁路相对于卡车的长途运输成本优势越突出。BNSF认为,只要油价高于25美元,铁路运输就有比较成本优势。现在全球同时面临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铁路运输热度将持续升级。

公司目前虽然运价已降至每吨公里1.6美分,但运行成本却下降了60%,线路维修成本下降了42%,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71倍。

环保优势:铁路运输电气化程度越来越高,环保程度越来越高。铁路运输在能源消耗上的成本优势,其实也是环保优势。用铁路运输100吨货物运输行驶1000英里,会比用卡车减少45%的温室气体排放。2007年BNSF订购了通用电气生产的新型机车,能耗减少20%。2009年还将首次开始采用更加环保的氢动力机车。

价格越涨越高的燃料、越来越拥挤的高速公路、越来越严格的温室气体排放限制,是铁路运输发展越来越繁荣的三大关键因素。

投资观念――现金流是关键

我们以巴菲特对中石油投资过程分析来试着解释此次投资行为。

中石油投资过程分析

巴菲特的投资模型:现金流是关键,只有能给股东带来现金流入的公司才是最具有投资价值的公司。

自由现金流=经营现金流+处置固定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入-购入固定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出

其中:经营现金流―取自财务报表中的现金流表

处置固定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入―取自财务报表中的现金流表

购入固定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出―取自财务报表中的现金流表

折现年限:20年。

折现率:20年长期国债收益率

模型的折现率是20年债券的到期收益率。使用到期收益率的主要原因在于:

(1)投资模型的目标使用者是长期投资者,其持有证券的时限相当长,对企业进行估值时,默认其持有企业的时限等于用与对比的债券期限。因此到期收益率反映了这类投资者的特点。

(2)投资模型的基本假设是长期持有,到期收益率满足了每期收益的均等性,如果采用债券的当期收益率,则不能保证所有年限都能以实现这个收益,容易对整个模型的稳定性产生较大的影响。

未来现金流预测:模型预测未来现金流的方法是采用一元线型回归,采用估值时点(包括当年)前5年的财务数据,对今后19年的自由现金流进行预测:

F(t)=b1*(t-1)+b0

其中F(t)为第t年度的自由现金流,第一年为估测年份,已经有财务数据来支持,不需要预测。该预测值可由Trend函数给出。

采用前5年的数据来进行回归主要是考虑到:一,太少的数据不利于回归方程的建立。二,太久之前的数据不能反映公司现有的经营状况。所以在滚动回归的中使用离估值时点最近的5年是较为合理的选择。

市场价值:每次估值后用于对比的市场价值是由当年复权后均价和当期期末流通股份数相乘得到的:

市场价值=股票复权后年均价*当期期末流动股份数

滚动估值:本文回归时采用的数据是离估值年限最近的5年财务数据(包括估值当年),每年估值采用当年20年国债的收益率,保持模型的相关性。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于2003年流通股的10%由巴菲特购入,当时安全边际非常大,达到了6倍左右((见图1),根据金融时报报道,巴菲特称当时购入中石油时安全边际大约为3-4倍),我们用2007年中报的财务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数据更新,安全边际大约为1.37左右(见表2),此时巴菲特开始减持中石油。而此后中石油股价大概仍上升了35%左右,根据本文的模型推测这时的安全边际大约为1/[0.73*(1+0.35)]=1.01,市场股价基本已经完全达到了模型的估计价值。因此,实验显示出巴菲特应当再持有中石油半年左右的时间,印证了巴菲特由于过早撤资后在媒体上的发言:“我应该再持有中石油一段时间”。

北柏林顿公司:我们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北伯林顿铁路公司进行安全边际测算,发现最近北柏林顿铁路公司的安全边际是在不断上升的,2009年的安全边际能够达到2倍。它的安全边际比当时介入中石油时的安全边际要低,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中石油的现金流不确定性要比铁路行业的低一些,因此巴菲特给予铁路行业更低的安全边际(见表3,表4,图2)。

我们采用2009年美国国债20年期收益率为折算率。

模型计算方法如下:我们测算2006年的安全边际时,以2006年的现金流为基准,2001-2005年为基期年份,使用Excel的Trend函数估算2006以后的现金流。

用自由现金流分析A股铁路股

大秦铁路:于2005年上市,时间过短,不太适用上述模型。

铁龙物流:由于铁龙物流目前仍处在固定资产投资旺盛的阶段,自由现金流时常出现负值,还未稳定,因此我们认为也不适用上述模型,等到现金流持续出现正值时才是投资价值安全之时(见表5)。

与美国铁路公司相比,中国铁路上市公司的发展历程略显稚嫩,目前尚处在投资扩展期,例如铁龙物流近几年的自由现金流之和均为负值。

但铁路公司的共性仍然是存在,美国铁路公司投资的优点同样适用于中国的铁路公司。中国的铁路公司承担了更多的货运;未来中国的铁路网建设会高速提高货运量;环保的要求会加大国家对铁路货运的支持;投资铁路就是投资国家的未来环保政策、投资国家的未来发展,这一点与美国铁路公司具有共同的吸引点。

中美铁路行业对比模式不同带来行业绩效差异

“区域性公司+客货分离”运营模式的实施,以及以1980年《斯塔格斯法》为标志的铁路管制放松,为美国铁路运输业的复苏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促使美国铁路运营绩效迅速提升。在激烈的竞争中,美国铁路每年获得近360亿美元的运营收入,大铁路公司一般都能保持赢利。在收入和货运量两个指标上,铁路都是美国第二大货运运输方式。从单一运输方式的周转量看,铁路与公路相差无几,份额都在三分之一以上。但是,如果加上联运中各自的运量,铁路运输的货运周转量的份额要增加到41.9%,并成为第一大运输方式。

而在中国,铁路运营模式主要实行“网运合一+客货合一”的完全一体化的垄断型组织结构,“政企不分”是其最主要的特征。近年来,铁路运输的客货周转量虽然在上升,但市场份额却在逐年下降;铁路运输的收入、效率虽然在提升,单位能耗也在下降,但利润率却很低。这些都导致铁路很难成为外资和民营企业的投资标的。

中国可在环保优势上进行挖掘

据有关部门预计,到2010年我国电气化铁路建设总里程将达26000公里。届时京沪、京哈、京广和陇海等四条主要干线将全线实现电气化,六大区的电气化铁道将实现联网。而作为国家重点投资发展的高速铁路,由于具有降耗和减排的显著优势,随着它的投入和运营,中国铁路将会实现只用交通行业不到1/10的能源消耗,就能完成全社会近一半的运输量。

这种节能的优势将会使铁路运输的周转量份额在越来越重视环保和节能的社会理念中得到大幅提升,从而提高铁路的投资价值。

目前中国国内铁路都为国有,铁路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铁路垄断、节能、环保、的属性与美国铁路相同(见表6)。

同时由于中国的铁路发展是基建发展的重点之一,在2006-2010的5年计划中,铁路投资将达人民币1.省略

相关链接

巴菲特豪赌铁路股意在低碳

“别人恐惧时我贪婪”是巴菲特在投资过程中一贯坚持的原则。

……

“股神”巴菲特 投资事实上也看政策,低碳经济和经济复苏是巴菲特豪赌铁路股的两大关键因素,而且后者比前者更重要。自从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绿色能源和生物科技成为政府扶持的新经济引擎,从绿色能源角度出发,铁路运输是真正的低碳经济,例如,美国铁路运送了全国40%的货物,但仅占与运输有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2%。因此,在低碳经济政策扶持下,巴菲特看好铁路业有望从卡车运输业抢走更多业务。但更关键的是,巴菲特相信美国经济前景会提前好转,而经济复苏带动的运输量回升可能会迅速提升铁路运营商的利润,这意味着巴菲特现在倾囊投资铁路股实际上赌的是美国经济复苏前景会好于预期,这与去年岁末巴菲特看多美股时类似,恰与多数人持怀疑观点相悖。

……

A股投资者从中可以获得三点启示:

首先,美联储将维持低息政策至经济复苏明朗,这既会推迟中国的加息周期,同时也将刺激资金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H股和A股会双双受益;

其次,如果美国经济复苏前景好于预期,那么中国外贸复苏前景也有可能好于预期,因此,巴菲特投资铁路股是期望美国经济超预期,对应A股外贸复苏超预期的则是航运股;

最后,与“别人恐惧时我贪婪”相辅相成的是“别人贪婪时我恐惧”,因此,当明年经济复苏超预期时,投资者反而需要逆向思维提前离场。

《上海证券报》 2009年11月10日

经济复苏或掀 “铁路旋风”

通常在经济危机末期及经济复苏初期,传统经济类股票都会受到市场关注。股神巴菲特此时买入美国铁路股,说明他现在已经开始看好传统经济。而与美国相比,我国目前的铁路建设正进展得如火如荼,行业景气度更高。因此,在这个契机之下,我国的铁路股或将更早、更猛地启动,从而掀起一阵“铁路旋风”。

信达证券

铁路股可能受游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