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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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范文

>> 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的对策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选择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FDI效应实证研究 浅析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国的影响浅析 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关于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思考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经济发展研究 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的战略选择研究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利益与特点 中国与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意义探析 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新趋势与中国的策略选择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 浅析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中亚经济一体化可行性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构架下中国―东盟FDI效应探究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效应 加速推进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思考 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策及其驱动因素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政治 > 中国、俄罗斯与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国、俄罗斯与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王维然")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王维然/著2014年12月版知识产权出版社

区域经济一体化一直被中亚国家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自独立以来，中亚地区也先后建立了多个不同的区域合作机制，但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中亚国家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是因为各国认识到以自身实力，无法解决远离世界市场、交通不便、技术落后、工业化程度低、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等缺陷，所以采取抱团取暖来应对困难。

中亚国家的经济结构及相互矛盾决定了彼此间难以真正形成经济一体化，尽管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对哈萨克斯坦的依赖性较高，但哈萨克斯坦对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并无多少需求，而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实力和中亚其他国家间的矛盾造成其无力独自推动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实质进展，因此中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必须借助大国的力量。

目前，中亚地区的一体化组织只有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发展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欧亚经济共同体内部不但已形成关税同盟，且于2015年将关税同盟升级为欧亚经济联盟。但欧亚经济共同体各国普遍存在市场机制不完善、产业结构单一、过度依赖能源和原材料的困难。就目的而言，一体化组织的建立都是出于政治考虑，但一体化的成功与否则取决于各国能否从中创造并获取经济利益。当前，俄罗斯在中亚发挥主导作用，这是由其传统影响以及为中亚国家提供了安全和基础设施等区域性公共产品所决定的。

长远来看，中亚国家在资源与能源的供给、联系欧洲的通道以及国家安全方面对中国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和中亚的经济合作现状与中国对其的战略需求并不相符，如不能建立与中亚国家的紧密的经济合作，中国在西部的利益将会受到不利影响，当前上合组织在经济合作方面的成效并不尽如人意。

考虑到上合组织存在与发展对中国的重要性，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与中亚国家紧密的经济往来，为上合组织的发展奠定经济基础。尽管俄白哈关税同盟已建成并于2015年建成欧亚经济联盟，但欧亚经济共同体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相互间经济往来诸多方面甚至未达到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体化程度，对欧亚经济共同体现有经济基础是否足以支撑一体化程度的提升需深入研究。需分析中国与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贸易结构，研究双方可实现双赢的经济合作的领域，而不是仅局限于贸易领域。以往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不成功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各国所得利益的不均衡和各国的政治考量影响了经济合作，中国的经济实力远超欧亚经济共同体各国，很容易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交往中形成“中心一”效应并引发中亚民众的不满，而这不利于双方建立长期稳定的经济合作。

中国需通过开展产业内贸易、直接投资、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等方式促进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并在条件成熟时推进中国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各国的经济融合。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发挥了其他大国难以替代的作用，中国要想在中亚地区顺利推进经济合作，必须取得俄罗斯的合作，为中亚国家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也与俄罗斯的中亚政策及在中亚的利益重合。当前，中国在中亚并未发挥大市场的优势与作用，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制约了中国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应通过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来促进中亚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化解其对中国的担心，从而使中国能够推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深入发展。

第2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范文

关键词：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3-0232-01

一、概念的界定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也积极参与到国际合作与国际贸易中，并和周边国家形成了多个各具特色的经济联盟或经济圈。如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东北亚经济圈。这些经济联盟与经济圈之间的经济合作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国内外学者也越来越关注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的研究。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属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范畴，所以，本文着重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下的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并将概念界定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金融支持范畴内。

二、国外学者的研究现状

1.“金融抑制论”、“金融深化论”和“金融创新论”。这些理论认为欠发达地区的资金短缺是因为“金融压抑”带来的融资渠道堵塞与资金成本的扭曲，只有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进行金融创新才能缓解资金短缺问题。这就需要制定相应的有区别的区域金融政策，从金融政策、金融组织及金融工具等方面促进金融市场一体化。

2.金融约束论。赫尔希曼、斯蒂格勒茨等经济学家认为，金融约束论是介于金融抑制与金融自由化之间的、并且比它们更有吸引力的模式。金融约束论认为，对于发展中区域而言，政府安排一种有差别的特定的金融政策制度比竞争性制度更能促进地区发展。

三、国内学者的研究现状

1.从研究的角度看，国内学者对区域经济合作侧重点不同。目前针对中国-东盟研究的角度比较广泛，有从区域经济合作对策的角度出发的，如庄芮（2009）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实践效应、现存问题及中国的策略》，张莎（2013）的《中国-东盟农业合作：现状、问题及对策》，阮锟（2013）的《促进中国东盟贸易便利化的金融对策研究》；有从贸易效应、经济效应的角度出发的，如史智宇（2004）《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李占卫、李皖南（2004）的《试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和投资效应》。针对东亚经济圈的研究角度比较少，主要是从发展前景和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研究的，如陈淑华（2001）的《经济安全与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吕超（2008）的《中国确立东北亚安全环境的战略选择》，谢岩（2006）的《东北亚经济圈发展现状及前景展望》，李光（2009）的《东北亚经济合作的现状与展望》。

第3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范文

一、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亚洲区域合作

区域合作已成为各国应对全球化、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策略，当前世界经济天下三分，整个亚洲地区存在加快区域合作的压力.

1.区域合作现状与发展趋势。区域合作是区域成员通过区域经济组织，在成员之间进行分工协作，其目的是更有效地利用资源，获取国际分工的利益，促进成员经济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区域合作始于欧共体成立，20世纪60年代形成第＿次区域合作浪潮。90年代起，全球再次掀起新一轮区域合作浪潮。至2003年6月底，已经通知GATT／WTO并且正在实施的区域贸易协定达267个，其中有130多个是在1995年以后通知GATT／WTO的。绝大多数的WTO成员参加了﹁个或多个区域贸易协定，对此，GATT／WTO均有条款肯定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合法性及其促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当今，区域合作已成为许多国家应对全球化、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策略和手段，区域合作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两大重要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区域合作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就是大国(集团)主动参与、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如美国倡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区，APEC，欧盟的东扩，日本与其他亚太国家建立多形式的自由贸易区。大国通过推进区域合作一方面是谋求区域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另一方面是扩大区域之间谈判的筹码，在世界范围内谋求利益。事实上，推动有利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区域合作已成为当今大国之间竞争的一种重要手段与策略。

2.世界经济天下三分格局初步形成。大国(区域)之间的竞争，使得当今世界经济呈现天下三分的格局。(1)日益强大的欧盟集团。冷战后，整个世界发展发生了变化，政治矛盾下降，经济竞争进一步加剧，欧洲大国在经济上抗衡美国、日本的意识明显增强。1992年欧共体宣布成立欧盟，统一市场，统一货币，现在又开始强化政治同盟的建设，并向东欧推进。2004年5月，10个东欧国家正式加入欧盟，欧盟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板块，直接威胁美国的霸主地位。(2)以美国为中心的拉美集团。面对日益强大的欧盟，美国不得不改变过去“非我莫属”的霸气，重视区域经济合作。1993年美国牵头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近年来美国又积极将自由贸易区向南美推进。同时，美国对东亚这个新兴的经济增长区域也给予更多的重视，积极推动环太平洋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实施“扇形战略”。(3)有待整合的亚洲集团。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成为新的世界工场，在日本的带动下，20世纪70、80年代，整个东亚呈“雁行态势”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亮点。80年代后期，日本产业升级、经济增长放慢，而东盟、中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同时近年印度经济呈现强势稳健增长势头。目前亚洲经济整体继续向前发展，各国都积极探索区域合作，但组织程度不高。

3.亚洲面临提高区域合作水平的压力。欧盟的东扩、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南扩，对整个亚洲及世界其它地区发展已产生严重影响。过去，美国同东亚地区经济上有着明显的垂直分工。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后，美国给予墨西哥特殊贸易安排，使得中国的纺织品和亚洲四小龙的机械产品被挡在门外，改变了国际资本的流向。下一步，美国还打算成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其影响就更大了。再看欧盟东扩，近年来欧盟加快东扩的步伐，将东欧部分发展中国家纳入欧盟板块，这样欧盟内部又建立一个垂直的分工体系。今后，亚洲国家，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东盟、中国及其它国家将可能面临市场增长缓慢，甚至停止、萎缩的考验。亚洲面临共同的压力，就有进行合作的共同潜在利益，而且也具有现实基础。目前东亚各国家之间的贸易已占东亚贸易份额总量的60%以上，并呈增长态势；东盟与中、日、韩合作机制初步建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已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印巴局势总体向缓和方面发展，印度开始实施“东向政策”，积极寻求与东盟合作。紧密的经济联系与广泛的次区域合作，为亚洲整个区域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在亚洲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作为区域性大国，在推进亚洲区域合作方面有着特殊的利益和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历史上看，中国以文明古国著称；从地缘角度看，中国幅员辽阔，背倚欧亚大陆腹地，面向太平洋，具有广袤的领土和领海；从现有实力和发展潜力上看，中国是正在崛起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的20%，经济实力在世界排名第六，是吸引外来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从政治上看，中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从军事上看，中国拥有足够的核自卫力量和相当的陆海空实力；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在经济、政治、军事等诸多领域具有综合实力的大国。

近十年来，日本经济发展停滞，已难以恢复昔日的辉煌，尽管当前日本仍是经济大国，但在未来几十年，其相对国力必将衰退。而美国与中国相比，对于亚洲国家缺乏毗邻地理优势及共同的文化基础。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人民币保持对美元的汇率稳定，对防止东亚国家经济进一步衰退和金融危机影响范围扩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也越来越紧密，并已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综上分析，中国作为区域大国，在世界尤其是亚洲事务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推进亚洲合作中的作用表现为：

1.中国是亚洲区域合作的客观地理中心。中国幅员辽阔，与周边十余个亚洲国家相连或隔海相望，处于亚洲地理区位的中心。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与开发：在东南亚，中国参与湄公河开发，并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在东北亚，中国积极参与图门江开发，积极探索中、日、韩合作方式和机制，开展东北亚区域合作；在中亚，中国则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在政治与军事合作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经贸合作，已成为部分成员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幅员大国与特殊地理区位，使得中国在亚洲区域与次区域合作中有着特殊的影响。

2.中国为亚洲各国发展提供巨大的市场。当前，虽然政治等因素在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的影响，但经济合作仍是最基本的动因。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形成了巨大的国内市场，已成为亚洲不少国家和地区如东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重要的出口市场与贸易顺差来源。2003年中国进口总额增长高达40%，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口国。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其产业要进一步升级，必将要借助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2002年中日贸易总额已占日本贸易总额的13%，目前，中国已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北美贸易区的设立及世界IT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使得东盟对美出口受挫，而中国已成为东盟出口增长的重要市场。2003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780多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0%。目前，东盟已经连续10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也已成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同时，周边其它发展中小国对中国市场也具有很强的依赖性。

3.中国是亚洲区域合作中重要的动力源泉。从日本角度看，推进区域合作特别是与东南亚合作，符合其扩大势力范围的战略，但维系日美同盟是日本的首要战略。而美国为维护其在东亚的影响力，极力阻挠东亚地区建立自己的经济合作组织，致使日本在推进合作中举棋不定，进退两难。东盟作为区域组织，虽有通过加强合作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但自身组织程度不高，综合影响力不够大，同时又在寻求大国均势外交。中国作为潜在强国，推进区域合作符合其自身的发展需求，近年来中国对区域合作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态度，并率先与东盟签订建立自由贸易区协定。这使日本深感政治、经济方面的危机，也加快了区域合作的步伐，进而促进整个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

4.中国经济二元性为区域合作提供广阔的空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大国的规模经济逐步体现，并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形成了强大的集聚效应，这些地区产业升级加快，接受国际产业转移能力增强。目前世界500强企业大部分已到中国投资，其中大多数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这些地区可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有望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经济发展的引擎。在对外投资方面，中国对外投资能力迅速增强，截至2002年底，累计对外投资企业已达6000多家，遍及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据联合国2003年的统计，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在360亿美元以上，而且将迎来对外投资的新一轮热潮。目前，至少有十几个国家把中国列为吸引外资的最大目标国，甚至发达国家如日本、英国、新加坡也开始在华设立吸引投资促进机构。中国对外投资能力增强，对亚洲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中国特别是中西部存在广大的欠发达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为周边国家产业转移与合作提供广阔合作空间。

5.中国是维护区域稳定与安全的重要力量。稳定与安全是区域发展的前提，但在亚洲仍存在不少热点问题，如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印巴边界问题、中国西部边界问题。对此，中国均采取大国负责的态度与方式，如积极倡导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使得朝核问题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呼吁印巴双方采取克制态度，用和谈的方式解决争端；倡导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成功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边界问题，共同打击了恐怖组织，并积极开展经贸合作，有效地维护了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中国提倡共同开发，维护地区的政治军事稳定。中国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稳定，帮助东南亚国家迅速摆脱危机，2000年中国签署了《清迈倡议》，加强与周边国家货币互换，对东亚的金融稳定、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4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范文

文献标志码：D

文章编号：1008-0961（2013）04-0094-01

2013年6月14日，由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承办的第六届东北亚区域合作发展国际论坛在哈尔滨市香格里拉饭店成功举行。本届论坛主题是：“创新合作机制，促进互利共赢”。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孙尧在论坛上致辞，并作主旨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胜轩研究员、俄中友好协会主席季塔连科院士、俄罗斯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帕尔托、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副总领事罗杰、日本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田尻和宏、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赵百相、蒙古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那仁、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翔、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艾书琴等出席开幕式。

首先，孙尧副省长在论坛上致辞。他在主旨演讲中指出，我省在与俄罗斯合作中要加强陆路通道的建设；要发展海上客货运输；推动电子商务合作，提高商贸物流效率；要推动中俄企业之间对接合作，用更低的成本达到更高效率。最后，孙尧副省长说，黑龙江省愿意与东北亚各国联起手来共同推动这一区域的经济贸易、科技、文化、旅游等多方面合作，真正使这个区域实现安定与和平，成为对世界经济发展有更大贡献的区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胜轩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各国在寻找利益的共同点、创建合作新模式、推进合作新突破、为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提供动力和保障所做的努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走势下，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他指出，虽然区域合作受到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但在东北亚各国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还是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赵副院长强调，黑龙江省在全国发展和开放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必将在促进东北亚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中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

论坛开幕式结束后，开始大会发言。会议分别由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马克、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党委书记邢广成、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主持。共有二十多位与会代表做了大会发言。首先发言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李永全研究员。他指出，中俄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长远政治、经济和安全战略利益的新型国家关系，应加强地区合作，拓展合作空间，让双边关系建立在更扎实的基础上。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院士在发言中谈到俄罗斯正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发展、融入该地区一体化进程将为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并能提高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作用。季塔连科院士指出，俄罗斯与中国发展全方位合作，用普京总统的话说就是使俄罗斯“经济之帆”乘上中国风。在此意义上，与俄罗斯的优先战略伙伴国家——中国的合作，可以成为促进远东地区发展的有效杠杆，并加速实现与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理事长岛忠之在发言中认为，促进日本与东北三省贸易发展，须支持日企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投资，在第三产业领域合作日渐扩大的同时，希望改善有利于经济交流的商业环境。

黑龙江省社科院院长曲伟指出，黑龙江省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对俄经贸合作，是中国对俄经贸合作的“先行者”和“领头羊”。未来亟须进一步抢抓中俄合作的重大机遇，进一步发挥对俄合作的独有优势，进一步明晰中俄合作的战略定位，进一步提升中俄经贸合作水平。

第5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范文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增量利益；欧亚地区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6）05―0038―07

自从2013年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仪以来，在国内外受到极大关注，但在众多的研究中，对于究竟什么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怎样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观点。这说明需要深入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究竟能为沿线国家带来什么，或者说沿线国家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如何在中国和沿线国家尤其是中亚国家之间找到利益重合的领域。

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国家提出过不同的丝绸之路的项目与计划，但“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则使“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一些学者的观点比较乐观。如王保忠、何炼成、李忠民认为丝路带就是区域一体化的战略，并提出了不同领域的一体化路径和实施方式。霍建国判断中国与中亚国家有共同发展经历，文化相同、基础坚固，在已有的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进行丝路带建设具有良好基础。张建伦提出要制定规划，明确产业转移路径；在上合组织基础上成立常设机构，对丝路带的产业转移、贸易投资、旅游观光进行统筹。白永秀将狭义丝绸之路经济带定义为世界范围内面积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经济总量位居第三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可以帮助世界摆脱经济低迷状态。

许多从事俄罗斯中亚研究的学者则较为谨慎，提出了在欧亚地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周明指出哈萨克斯坦的地缘政治想象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能带来的物质收益，为哈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提供了理由。与此同时，在哈民众并不十分了解中国的情况下，如何使丝绸之路成为一条合作之路而不是一条“荆棘之路”，是中国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过程中须仔细思考的问题。

孙壮志指出在不谋求建立超国家的协调机构的前提下，各国差异明显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各国不可能始终从“带状合作”中受益，这就会产生利益上的疏离，如果再考虑更加复杂的政治和安全因素，不确定性又会大大增加。丝绸之路经济带虽然体现了多数国家的合作愿景，但短期内也很难获得巨大成功。冯玉军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不刻意追求一致和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不是人为强行推动的一体化方案，不是计划经济的结果，而是自然形成的进程，不设时间表。

在国外，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多国政府都表达了欢迎和积极的态度，普京提出欧亚经济联盟和丝路经济带可对接、纳扎尔巴耶夫提出“光明之路”计划，也有众多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

Brugier认为中国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为了确保能源安全，同时也含有要绕开俄罗斯的想法，以便直接与中亚和欧洲开展经济往来。努尔谢伊托夫认为，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补充，其核心是通过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和解决就业。Hordk指出，在俄罗斯和中亚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只要欧亚经济联盟建立，就能够促进彼此经济发展。不过近年来中国在中亚拥有的经济软实力影响也越来越大。Gallo认为，由于中国与俄罗斯都对中亚地区各种资源存在需求，因此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会产生摩擦。

瑟拉耶什金认为北京未必能够理解“一带一路”构想会对希望保留自身在中亚区域地位国家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战略，还是地缘政治战略；目前，中方学者提出的所有论据只能证明他们理解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只不过是对未被接受的上合组织自贸区的精美包装；“一带一路”的发展并不是以沿线国家的工业发展为基础，其首要任务是促进中国西部发展；中国学者没有回应区域国家能够得到哪些好处，也没有回答如何看待俄罗斯的作用。

卢贾宁和萨佐诺夫认为，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关于利用所提供的历史性机遇和发展条件，有时是以非常强硬的命令式的形式提出的，并且不希望伙伴国家做出其他反应（赞同与谢意除外）。拉林提出，中国也并不清楚何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而俄罗斯则担心丝绸之路经济带影响俄罗斯的利益，采取了谨慎的合作态度。

须注意的是，中亚和俄罗斯学者对欧亚经济联盟的乐观正如中国学者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乐观，双方都存在以自己的思维和观点来判断对方行为的思维模式，而且普遍不了解对方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

总体而言，国内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结论较为乐观，从舆论界、学术界到地方政府都有大量支持性的论证，且多从中国角度出发论证其合理性与可行性，这与国外审慎甚至疑虑的反应形成鲜明对照。国外的研究结论则既有欢迎，也有疑虑和担心，如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会损害俄罗斯的利益和优势地位，以及中亚国家没有看到如何从丝绸之路经济带中获益，尤其是在提升本国工业化水平方面。这充分说明对于究竟何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将给沿线各国带来何种影响，并没有较为一致的观点（即使在中国学者之间，也是如此）。

一、增量利益是丝绸之路经济带顺利推进的关键

对于究竟何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有观点将其界定为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高铁等交通设施的构建，亦有观点认为其即为自由贸易区。中国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在其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并未明确何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只是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要推动沿线各国开展更高水平的区域合作，形成开放、包容、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本文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实质在于能够为沿线国家创造价值和利益，正如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就是满足了当时各国的不同需求并创造利益（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从而受到了欢迎，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会改变这一基本属性。丝绸之路经济带本质在于为沿线国家创造利益，但鉴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力相差颇大，这些国家看不到中国如何能够将利益传递给其他国家的路径，因此产生怀疑态度也就在情理之中。

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创造的利益首先体现为增量利益。这里的增量利益是指新创造的、沿线各国能够从中受益的新增利益，增量利益不仅仅是各国所获得的直接的经济利益，还包括能够促进各国经济发展、相互合作的制度性因素，当然经济利益的创造是增量利益的基础。增量利益须具有自生能力，即能够持续不断地创造新的利益并不断发展和扩展，从而真正使沿线各国从中受益。这意味着增量利益必须是基于市场经济与国际分工所形成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具有自生能力。在实现增量利益机制形成过程中，要避免从中国自我的角度来认识看待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定位与作用，避免以中国的自我意识推进，上合组织自贸区已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改善国民生计，是沿线各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寄予厚望的根本原因。各国在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由于各自资源禀赋、竞争优势等不同，必会产生竞争，而由此引发不同的利益诉求乃至矛盾，都是正常的。沿线各国经济发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国内现有资源分配格局和发展政策制约了经济发展，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带动经济增长会引发改变现有利益的问题，对不同利益群体会产生影响，而利益受损群体会成为各国推进变革的成本。因此，增量利益的作用在于可抵消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合作中所引发的成本，由于新创造的增量利益不会影响现有利益的分配，避免引起矛盾，通过增量利益使得各国不同利益群体均能受益，或者实现大部分群体受益，这样有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获得各国不同利益群体的支持，有助于克服、抵消各国在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成本。随着2015年国际能源价格的大幅下跌，中亚各国也因俄经济状况恶化而受到严重影响。中亚国家再次深刻认识到本国经济的脆弱性，创造增量利益无疑是会得到支持和欢迎的。

怎样创造增量利益，成为丝路带在中亚地区推进的关键因素，须进行认真深入研究。须明确的是，增量利益绝非是只要中国大量投资就可以立即见效的，而是需要各方的持续付出和努力，形成利于经济发展的机制与基础。由于对发展经济所需条件认识不足，许多沿线国家将其参与丝路带获益途径简单地视为中国向其源源不断地提供不计成本的巨额资金，使其经济实现增长。如果各国没有形成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和产业链，而仅仅依靠中国的援助，则与当年苏联对中亚国家的财政支持方式并无差别，这不可能实现各国经济真正发展，而且中国也不具备如此的经济实力。

二、区域性贸易能够促进增量利益的创造

中亚各国主要向区外出口能源和原材料、进口工业制成品，而且在中亚业已形成区域性贸易网络，这为各国发展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只是贸易规模在官方统计数据中被极大地低估了。

在通过对外贸易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和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中亚国家对与区外国家（主要是中国）的贸易逆差颇为不满，认为这导致本国企业在竞争中倒闭并造成失业。在看到进口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同时，也要看到各国对外贸易在解决就业、满足国内基本需求、引入市场经济制度、促进市场要素发育、逐步了解国际市场规则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对外贸易的溢出效应对各国经济的影响，各国的要素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发育、完善，初步形成要素市场，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对外贸易的增长促进了区域性市场和中亚国家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形成，也带动了各国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需求，并拉动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需求，这又会进一步带动外来投资进入各国。

中亚各国均从对外贸易中取得了巨大利益，如土库曼斯坦发展TAPI管线，就是通过对外贸易来进一步促进本国利益最大化。吉尔吉斯斯坦的服装业、乌兹别克斯坦的汽车业、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开采和塔吉克斯坦的铝业的发展，也都是通过与区外国家的贸易实现的。加工贸易已成为促进中亚国家工业发展的新动力，带动了各国加工型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中亚国家通过贸易的发展可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这会使各国在竞争中逐步具有利益创造能力，通过竞争才能使沿线国家融入世界市场，形成国际竞争力，当然这是一个漫长且困难的过程。丝绸之路还是其他国家进入中国大市场的道路，中国的经济规模足以吸纳沿线国家所生产的产品，为其经济发展提供资本、技术来源和产品销售市场。

三、工业化是增量利益形成的基础

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沿线国家均希望中国带动其经济增长，但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和极强的竞争力使得只有极少发达国家能够与中国形成互利的分工体系，大部分沿线国家面临的现实是本国产业是否能够在与中国企业的竞争中生存下来，中国强大的制造业的竞争力是各国政府必须认真考虑的压力，这种压力也成为各国内部反对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原因。

从历史上看，苏联对哈萨克斯坦和中亚两个经济区的定位就是原材料产地与商品销售地。在苏联时期这里的工业化水平不高，尽管也形成了如卡拉干达钢铁基地、拜科努尔航天基地以及契卡洛夫飞机制造厂等科技含量较高的企业，但并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这些企业更多表现为工业飞地，中亚各共和国自身的工业体系并没有形成产业链。在苏联中央部的管理下，中亚各国还是主要把原材料运往欧洲地区，加工为制成品后再运回到中亚地区。这样尽管形成了紧密的分工关系，但却是违背经济规律、低效甚至负效率的，这也是苏联解体的经济原因。纳扎尔巴耶夫指出，尽管苏联时期的集中计划体制形成各地区间的经济专业化使得一个地区离开其他地区将无法生存，但这大多是经济上毫无意义的一体化，只是为了维护体制的稳定。

独立后，俄罗斯和中亚各国也提出发展本国工业的规划，但实际上工业化水平和产业结构并未改善，反而是“去工业化”的趋势日益明显。随着能源价格下跌，困难日益严重，各国纷纷强化提升本国工业化的政策，只是当前各国多以进口替代作为实现工业化的指导战略，但其成效远未达到各国预期。

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经历了部分制造业由欧美转移至日本，后又转移至亚洲“四小龙”，最后到中国的转移路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出现离开中国的转移趋势，这对中亚各国来说无疑是一次历史性机遇。如果中亚国家能够基于本国优势吸纳一部分产业，将会为其创造出巨大增量利益。

各国须认识到必须基于本国比较优势发展工业，建立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工业而不能单纯追求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适应中亚国家的工业化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化，使得各国从现在的利益竞争关系变为竞争与互补共存的关系。较为可行的方式是通过政府保护和出口导向政策的结合逐步转型为具有自生能力的工业体系，从而具备国际竞争力。出口导向可以促进各国建立能够适应国际市场竞争、满足国内需求的工业体系，解决就业，形成产业内分工。吉尔吉斯斯坦服装业的发展就是基于本国劳动力优势而形成的具有自生能力的典型，当然要实现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并形成产业集群，因为真正具有自生能力的工业化一定是以工业链的完整和产业集群的形成为基础的。提升各国工业化水平，建立起基于比较优势的工业体系，才能使各国参与国际分工，形成与中国的产业内分工格局，从而实现各国经济发展。

只有中亚各国的工业化水平有了大幅提升，与中国形成产业内分工格局，才有助于形成能够创造新的增量利益的利益共同体，丝路带也才会具有自生能力，从而在利益共同体基础上形成命运共同体。中国市场也为吸纳各国产品提供了良好机遇，当各国的工业化水平提升和中国市场相结合，对丝路带的建设会形成良好的促进。

四、地方政府须积极探索增量利益形成路径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后，中国多个省区的地方政府纷纷从各自角度论证本地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优势，试图通过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来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应该说，各个省区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混乱，而且因各地政府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并未形成清晰准确认识就发表的声明也在国外造成不良影响。各地政府行动中，既存在大量固守旧有思维的做法，如争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核心区等行为的实质就是争取中央政府给予地方特殊政策以获取利益；也有对本地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相结合的积极探索，如重庆推动的“渝新欧”的成功是基于多年来重庆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的一以贯之的政策，从而不但实现本地发展而且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实质性的推动作用。重庆通过努力形成了电子产业集群和完整的产业链，使得“渝新欧”有货可运，各参与方都能从中获益，形成了一个具有自生能力、良性循环的利益生态系统。

丝路带的顶层设计须以基层探索为基础，因此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是双刃剑，既可以探索为各国创造利益的合作方式与机制（如重庆发展的“渝新欧”运输），也会因为只考虑地方利益（而且寄希望于中央政府给政策、给资金）的随意作为而引发其他国家的反感。尽管存在诸多不足，在各界对何为丝路带，怎样建设丝路带并未形成共识的背景下，各地的探索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因为只有通过各方面积极探索适合的方式和路径，才能逐步形成对丝路带的准确认识。

地方政府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作用如何，关键在于各地仅是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其索要相关利益的招牌还是真正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来确定经济发展方向与路径。

五、区域性公共产品是产生增量利益的保障

中亚国家之所以多年来经济发展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区域性公共产品，这制约了各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独立后，中亚国家一直致力于建立与参与各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其实就是对区域性公共产品需求的表现，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满足本国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俄罗斯推进的欧亚经济联盟之所以被接受也源于此。

实现各国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前提之一是完善的基础设施，这也是当前中亚国家大力推进的工作。区域性公共产品不仅是铁路、公路和电力设施等物质性公共产品，同时也表现为对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或经验的需求，可称之为知识性公共产品。从世界范围内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即使在基础设施等领域投入巨额资金，如果未形成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制度体系，依然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成熟市场经济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形成，成为制约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瓶颈因素，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完全照搬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与政策，如“500天计划”和华盛顿共识，已被证明是不可行的。

市场化和工业化是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工业化要在市场经济体系的发育中逐步实现。作为转型国家，中亚各国在实现经济发展时，不仅需要基础设施等物质性公共产品，还需要了解如何提升工业化水平、开展国际经济合作，要具备优良的政府治理能力，界定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所发挥的作用及制定的制度，这些也是中亚国家迫切需要得到的区域性公共产品。工业化过程中，政府的治理作用颇为关键，正如日、韩和中国的经验所表明的，其中中国的转型经验对中亚国家无疑更具有借鉴价值，即政府创造条件实现经济转型与增长并提供制度支撑。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与转型的跨国经济学越来越看重政治组织、政府治理能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别是将俄与中国对比，政府治理与政策优先选择引发了更多思考。应该说，俄罗斯、中亚国家虽然偏好政府主导的政策选择，但在政府如何制定恰当政策并有效实施方面仍存在很多不足。当前，中亚国家普遍建立各种经济开发区和工业特区就是对中国经验和路径的一种借鉴，哈萨克斯坦设立了9个不同类型和定位的工业园区，却规定这些经济特区一般为25年的运营期，这个时间限制对其所希望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制造业投资来讲，是远远不够的。政府治理在经济增长中如何有效发挥作用是一个复杂且难以把握的问题。张军指出，中国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一个具有长远目标和中性的强势政府才有足够的组织上的激励去执行和维护经济发展的战略。

中亚国家在推进经济转型与改革时，也需要政府能够制定恰当的政策并有效实施。渐进型改革中政府的治理能力如何提升，政府如何定位自身作用，这是中亚国家迫切需要了解的。俄罗斯安全类公共产品具有供给能力，也掌握着欧亚地区的区域合作主导权，但难以提供各国需要的全部区域性公共产品。从国家治理与经济转型来看，俄采取的激进政策使得其市场体系发育不足、去工业化严重，因此俄在发展经济方面难以为中亚国家提供符合要求的区域性公共产品。

中国在政府治理与经济增长方面的经验与制度能够对中亚国家起借鉴作用。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中国外溢的不仅仅是资本、技术，同时是市场经济制度和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化、市场经济转型的经验，这种经验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而言是值得借鉴的。在不对政治制度做大幅改变而通过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或者说将“市场”与“政府作用”――无形的手与有形的手相结合方面，中国具有最为丰富的经验，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为宝贵的。正如林毅夫指出的：“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这种秩序稳定性，理也不可能发生，所以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的。”要保证政府始终明智而不是不明智地制定相关政策和制度，对于中亚各国政府来说，也是一个学习过程。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中国经验的外溢，过去中国的开放是学习、引进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制度和经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中国以自身的发展经验对沿线国家的引领。对不同类型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会在中亚地区形成综合性公共产品供给机制，这也符合该地区的发展现状与要求，从而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保证。

六、通过增量利益形成中国与俄罗斯的共同利益

俄罗斯与中国在欧亚大陆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当然也存在利益竞争，关键在于要形成的机制，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创造新的共同利益，如经济利益。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加入的欧亚经济联盟的成立源于俄罗斯提供了中亚国家所需的政治、能源、经济、安全等方面的需求，只是俄罗斯更多是依靠传统联系和现有资源满足，很难在经济上创造新的增量利益，只能分配现有经济利益。王维然指出，仅凭现有成员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工业化水平，欧亚经济联盟无法成为具有利益创造能力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与丝路带的结合，可以为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提供动力。

关键在于俄罗斯如何认识开展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俄罗斯须改变以地缘政治思维看待一切区域合作的事宜，并实现对经济结构的改造和制造业的复兴，否则任何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都不可能成功。俄罗斯的工业化水平成为其短板。在2015年经历了能源价格下跌带来的严重影响后，俄罗斯如果能够转变思维，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摆脱能源型经济路径，那么俄罗斯的工业化进程一定会促进中俄之间的经济合作。

如果不是基于经济利益的创造，即使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架构再完善，都不会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只会再次成为其沉重的包袱。俄罗斯已经认识到欧亚经济联盟的货币一体化尚不具备稳固的经济基础。

俄罗斯依然在思考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是强化还是削弱了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基础。要想真正实现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那么一定是以俄罗斯实现工业化、市场化为基础的，而不仅仅是当前谈论的基础设施建设。

俄罗斯要实现经济发展，开展与中国的合作是一个机遇，但能否抓住这一机遇，不仅仅取决于中国，要清醒认识到俄罗斯在地缘政治考虑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可以实现双赢，只是这必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如果俄罗斯不能实现工业化、市场化，即使实现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那也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俄罗斯将会固化商品销售地和原材料产地的路径，而这种模式只会激化俄国内对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与开放的反感情绪。

丝路带建设成功的基础是为沿线国家创造共同利益，而经济利益是其中关键的一环。线沿国家要在中国经济的强大竞争下实现经济发展，要通过发挥中国大市场吸纳效应，带动各国实现工业化。沿线国家要和中国形成紧密经济分工体系，实现互利共赢。而增量利益的创造是沿线国家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前提，但这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须深入扎实地研究沿线各国的不同需求及各自利益，，找到最大公约数。共同利益机制一旦发挥作用，中国与沿线各国就是长期持久的利益伙伴，而且这一利益机制不能仅从中国角度出发，须考虑到其他伙伴的利益。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过程也就是中国为沿线国家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发挥大市场吸纳作用的过程。由于中国实力有限，加之周边国家的现实发展阶段和工业化程度，这将是一个漫长且困难的过程。因此，中国不应该追求短期效果，而是要耐心推进，须认真分析中国的条件、能力和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需求，也要认真分析沿线国家的条件、能力和对中国的需求。

当前，学术界对丝路带的研究亦应从关注宏观论证转向具体国别问题的研究。国内自2013年以来发表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但对沿线国家包括周边国家的具体真实情况能够有清晰准确认识的研究成果则寥寥无几。在不了解影响各国经济发展因素以及各国发展经济所存在的优势与困难的情况下，丝路带相关合作项目的提出必然潜伏着极大风险，这一问题解决不好，不排除会出现“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的结果。

第6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范文

【关键词】新疆 中亚 能源合作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个中亚国家有长达3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自中亚国家独立后，由于其战略地位重要及自然资源丰富，中亚是与中国具有重要战略利益关系的地区之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中国的石油消费量猛增长，石油供需矛盾还将继续加剧。为此中国必须寻找稳定、充足的能源供应，而中亚与中国近邻，其丰富的能源资源正好可以成为中国能源缺口的补充。因此，中亚成为中国寻求能源供应多元化的重要基地之一。

一、我国与中亚能源合作现状

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环里海地区国家成为中国现在和未来突破国内能源瓶颈，是从外界获得多元化、稳定的石油来源的目标国家。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原油和天然气一直是新疆口岸的大宗进口商品。今年以来，我国花费150多亿美元，从中亚进口管输原油近千万吨，进口管输天然气首次突破200亿标方，成为中亚油气进口的大客户。

2006年4月30日，哈萨克石油通过中哈石油管道抵达新疆阿拉山口，标志着我国境外陆路管线供油时代的开启和我国建设陆上能源安全大通道时代的来临。2009年12月14日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建成为中国与中亚发展经济和能源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此同时，中乌两国政府签署了《中乌天然气领域扩大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扩大双方在天然气领域的密切合作。根据天然气购销框架协议，中乌双方将采取积极措施，实现乌兹别克斯坦管道输气系统与中乌天然气管道系统相连接。中乌天然气管道是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的一部分，全长1833公里。

拟议中的中巴原油管道如果实施，将是我国输油量最大的，也是我国距离主要油源地波斯湾最近的通道。这条通道西南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起，翻越红其拉甫山口到达新疆泽普。我国与哈萨克斯坦修建的穿越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与伊朗接轨的长达4000多公里的铁路，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中、吉、乌铁路，也成为中国能源和经贸走廊构想的交通基础。从中长期合作远景看，新疆地区既有进口原油管道，也有天然气管道，还有跨国入境铁路，这些管道与铁路的输油能力加在一起，据乐观估计可达1亿吨。加上新疆自产石油大幅度上升，预计2020年将突破1亿吨。已经贯通的中哈石油管道和中亚天然气管道，即将全线贯通的中吉乌公路，两条中哈跨境铁路，再加上密布交织的公路系统，中亚油气等能源正沿着便利通畅的地上地下网络，通过新疆的各大口岸，“输入”北京、上海等10多个省市区的千家万户，注入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需求中。

二、新疆与中亚能源合作存在的问题

（1）新疆方面。新疆经济基础薄弱，经济规模小，发展水平相对不高。从地理位置上讲，新疆位于中国的西北部，远离东部发达地区；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讲，新疆经济发展相对内地比较落后，经济基础薄弱，人民生活水平不高；从产业结构来讲，新疆的三大产业结构不合理，与全国相比，新疆的产业结构层次较低，还未达到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二、一”产业结构；从资金技术上看，新疆短缺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创新能力较弱。新疆交通设施不发达，尤其是通往中亚地区的铁路设施不完善。中国通往中亚的铁路只有一条主要的乌阿铁路，给阿拉山口口岸带来沉重的吞吐压力。铁路成为中亚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瓶颈。

（2）中亚方面。中亚国家资金短缺，投资环境较差。中亚国家市场经济秩序和法制不健全，有关国际合作与开发等领域的相关文件约束性不强，基础设施不完善，以及中亚地区的政局极不稳定。新疆与中亚国家存在着非关税壁垒。所谓非关税壁垒，又称非关税贸易壁垒，指发达国家除关税以外的各种限制商品进口的措施。由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四国为非世贸组织成员国，暂时还难以用贸易自由化的原则要求其降低进口关税。由于缺乏世贸组织的相关原则的统一标准，使得新疆与中亚国家存在着非关税壁垒，影响着双方的贸易往来。

三、新疆与中亚能源合作的建议

（1）新疆方面。大力发展新疆经济，加强新疆经济基础。自 2000 年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新疆得到国家的大力帮助，援疆计划遍及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资金及人才引进、减免税收及缩小南北疆经济差距等多方面。目前的援疆计划为新疆提供了便利的外贸环境，也为新疆进口中亚的能源提供了更好的条件，有利于双方的贸易往来。新疆在石油钻井、炼油和管道开发技术、在油田开采和管理方面，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利用优势积极与周边国家在能源领域合作进行互补。积极构建能源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打破了以前双方贸易的一些限制和壁垒，有利于中亚和我国的贸易合作，积极推动由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国及企业、研究机构组成的半官方组织“能源俱乐部”的建立。积极放开限制，鼓励民营企业投资能源。我国的石油领域，只有中石油、中石化两大石油集团被授予石油上下游、内外销、产销一体化的经营资格。作为民企很难进入石油领域，新疆广汇实业股份公司成立能源公司，投资能源领域取得成功。

（2）中亚国家。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中亚国家出台一些法律、法规，鼓励外商到本国投资，制定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打破贸易壁垒，积极构建能源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打破了以前双方贸易的一些限制和壁垒，有利于中亚和中国的贸易合作，尤其是通过新疆进口能源，不仅促进了双方的贸易合作关系，还凸显了新疆作为沟通中国与中亚的桥梁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阿依努斯卡.新疆对中亚五国贸易发展问题探析[J].中央民族大学，2005.

第7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范文

[关键词]一带一路 自由贸易区 贸易利益

[中图分类号]F113.2 [文献标识码]A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们党在国家由大向强发展关键阶段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球战略。当前，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内容就是加快自贸区的建设与全方位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这也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必然选择。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自贸区建设面临的挑战

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周边国家间还存在着一些利益分歧，同其他全球主要经济体间也存在利益分歧，加之法制建设还不完善，存在贸易壁垒，区域内有许多不确定的政治经济风险问题。身处亚太地区，中国在FTA（自由贸易协定）层面所面临的竞争挑战不可小觑。中国在构建“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网络过程中需要面对极大的挑战。

同世界重要经济体间的贸易利益分歧。海合会、欧亚联盟、上海合作组织等不同层次的区域[生组织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但是，各成员国在不同组织中多有重合。这些不同层次和定位的经济合作组织相互交织，多种规则重叠在一起，产生了一种贸易迷局，非常不利于区域内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个别国家将会借助不同的贸易竞争的合作方案进行贸易谈判，试图谋求更优惠的贸易合作条件和更大的贸易利益，无形之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贸区的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同区域内其他贸易组织间的竞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必然会同现有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区域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地域范围、经济功能上产生重叠和交叉，会产生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现阶段，TPP、RCEP谈判都在加速推进中，对构建“一带一路”自贸区网络产生了潜在影响，相关谈判推进得快，就有可能形成新的贸易规则和贸易标准，占据亚太经贸秩序的王导地位。这种贸易体系竞争和摩擦将给构建“一带一路”自贸区网络带来新的挑战。

同沿线周边国家间的贸易壁垒和障碍。构建“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网络过程中，沿线周边中亚、西亚区域的各国关税税率偏高，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平均进口关税税率都达到10%以上。甚至南亚一些国家，把关税作为保护本国产业的一种手段，阻碍贸易自由发展。上合组织成员国中，只有中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而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并没有加入WTO。因此，构建自贸区会使三国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除此之外，一些港口国家的基础设施落后，并未与其他国家的进出口口岸达成有效的贸易合作机制，产生较高的贸易成本，这些都成为自贸区建设的障碍。

同沿线周边国家的发展程度差异。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周边国家间相互接壤，具有了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水路和陆路交通基础，但各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经济相对发达，阿富汗、格鲁吉亚相对落后。沿线周边各国由于经济发展程度、政治格局等方面的差异，至今并未形成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双边或多边贸易合作机制，制约了“一带一路”沿线周边国家的区域内合作深度和广度。面对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自贸区战略过程中，很难拿出一个令各方都满意的贸易合作方案，可能导致“一带一路”区域内会出现不同层次、不同标准和水平的FTA的交叉与重叠。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自贸区建设的路径

为实现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自贸区建设将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容。借助上合组织、中国一东盟自贸区、中韩自贸区等现有FTA进行整合，打造双边和多边贸易交流合作平台，构建新型跨区域自贸区成为必然选择。

建设高标准的自贸区网络。我国要适应当今世界贸投资自由化与贸易标准高端化趋势。一方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交流合作，积极参与贸易规则制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各类经济体系，扩大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广泛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建设，引领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保护发展权益、捍卫贸易成果做出努力。全球经济发展重心正在向太平洋地区转移，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由于亚太地区缺乏有效的统一组织，区域内各国纷纷自行开展双边和多边FTA，造成自由贸易协定数量多、成员重叠，区域内的几大发达经济体争先恐后地想王导亚太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可以发挥中国在东盟自贸区、新西兰自贸区等双边或多边FTA中的桥梁与纽带作用，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进程。

逐步缩小同新型贸易协定的差距。20世纪90年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标志着形成了由美国主导的自贸区范式。近年来，美国通过TPP谈判，正在逐步完善和推广其自贸区范式，着手重新构建全球贸易规则。2015年1O月，美国等12国联合发表声明，TPP谈判结束，美国主导的TPP可能成为未来亚太区域合作新动向。其实，只有客观全面地评价TPP的影响，才能使我们认识和缩小同国际新型贸易协定的差距，促进区域自贸区的建设。TPP不仅扩大了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且使全球40%经济体接受了更高、更具有强制性的贸易标准，我们必须对TPP的高标准进行逐项研究，TPP的劳工和环境条款同NAFTA等早期贸易协定相比较。只有全面认识和评价TPP，缩小中国现有自贸区同国际新型贸易协定的差距，加快对已经签订的14个协定和己完成实质性谈判的2个协定的升级，才能加陕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引领区域自贸区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健康增长。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与政策沟通。新时期的自贸区战略与传统贸易区战略目标不同，新时期的自贸区建设目标更加注重政治目的，构建FTA成为了成员国之间开展地缘政治和外交关系的途径。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虽然侧重经济领域合作，但也会输出价值观，产生政治影响力。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加快实现同各成员国的“道路联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问题。受全球经济发展持续下滑的影响，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拉动需求、缓解经济危机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要加强同沿线周边国家进行政策沟通。对不同的谈判对象要采取不同的沟通手段和方法，理解并接纳共同利益诉求，坚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研究制定高标准、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规范，将自贸区谈判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手段，在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同时，为构建地区贸易规则和贸易秩序发挥作用。

加快组织实施高水平的FTA谈判。我国在加入WTO以来，自贸区建设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效，但在开放程度、范围和规则制定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当前，我国可以通过实施关税减让等优惠政策换取关键产业或部门的准人和开放。我国要及时总结以往FTA谈判中的成功经验，设计弹性的自贸协定规则，设计符合我国长远利益的FTA范式。在拟定FTA范式过程中，要正确认识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标准的不统一，采取格式和体例相对固定的范本来增强贸易规则的可预见。FTA范本要结合不同国家的贸易水平进行设计，宜粗不宜细，不仅要针对经济不发达国家设计出较低门槛的FTA范式，而且也要针对发达国家设计出高标准的FTA范式，满足深层次经济一体化的需要，带动区域贸易发展。

（作者单位：长春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①张天桂：《中国加快实施FTA战略的思考》，《合作经济与科技》，2015年第6期。

第8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范文

强化互联互通，全方位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

实现亚洲互联互通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积极推进硬件连接，更要注重软件配套，需要亚洲国家加强技术、人才、市场等方面的政策配合和相互交流。

1统一技术标准

工程技术对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尤其是不同国家间的铁路、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更要有协调一致的建设标准，这是实现互联互通的基本前提。目前亚洲许多国家仍处在工业化、城镇化起步阶段，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技术条件和经验积累尚不充足。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亚洲各国加强在基础设施领域技术转让、经验共享等方面的合作。现阶段可先相互承认彼此技术标准，再研讨建立各方都接受的统一标准。在这方面，中国经过多年国内建设积淀与国际合作积累，已逐渐掌握一大批处于世界先进行列的、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特点、契合发展中国家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和生产管理经验，具备了与相关国家分享相应标准、推动亚洲建立统一技术标准的能力和基础，应发挥积极的作用。

2开展广泛培训

亚洲虽然是当今世界人力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但劳动力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工程建设、建筑设计、信息技术等领域仍面临严重的专业技能人才短缺。这是当地教育与职业培训体制不完善所决定的。因此，需要各国在联合攻克技术难关的同时，深入开展教育合作和人力资源合作开发，将劳动技能培养与项目建设结合起来，在项目建设中广泛使用当地工人，为当地培养一支技术骨干力量，夯实人才基础。

3建立统一市场

推进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最终目标是加快建立亚洲统一市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此，首先要加强制度层面设计。进一步提高亚洲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简化签证手续，完善区内人员互通机制，加快破除不利于经济文化交流的各种有形、无形壁垒。其次要建立与互联互通配套的产业支撑。亚洲国家要根据各自产业结构和特点通力合作，统筹产业规划、协调产业政策，深化产业内、产业间合作分工，打造与互联互通项目相匹配的、优势互补的产业链条。

强化金融支持，多渠道破解基础设施融资瓶颈

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前期资金投入巨大、后期维护成本较高的特征。亚洲地区幅员辽阔、地形多样，更是极大增加了基础设施新建、维护和升级的成本。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10年至2020年10年间，亚洲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内部基础设施投资需要8万亿美元，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另需3000亿美元。 以上两项相加已接近亚洲各国GDP总和的一半。显然，单纯依靠政府部门直接投入难以满足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而且极有可能加重政府财政负担，挤压政府财政施政空间，对亚洲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必须积极拓展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渠道，尤其要强化金融的支持作用，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资金配置中介功能，有效动员更多私人部门参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

1进一步发挥？银行的资金融通优势

亚洲各国资本市场发育程度良莠不齐，银行间接融资模式在各国基础设施融资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统计显示，2014年亚洲500家大银行总资产规模将达到85.6万亿美元，远远超过股票和债券市场规模。因此，在一段时期内，亚洲基础设施融资仍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银行业金融机构。而在当前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监管日趋严格的背景下，银行业面临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要求。这就需要银行将有限的资金配置到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领域和环节，根据基础设施项目融资需求和自身资金来源期限结构，合理搭配资产与负债，有效管控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支持。

由于互联互通项目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很多项目投资大、期限长、风险高、回报低、见效慢，且基础设施落后的地区一般投资环境也相对较差，不容易获得商业性资金青睐，因此要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导和带动作用。通过政策性金融手段为互联互通项目提供优惠性质的资金支持。这不仅能满足项目融资需求，又可减轻项目借款国的财政压力，还可通过联合融资、银团贷款等方式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增强商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

中国政府的优惠贷款在支持和促进亚洲基础设施发展方面已有较好的实践基础。如由中国政府的赠款、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国家开发银行的商业信贷以及亚洲开发银行和伊斯兰发展银行的贷款共同支持的中吉乌公路，就是以优惠性资金带动商业性资金建设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走廊的一个成功范例。今后，中国的优惠性资金必将在促进国家间基础设施项目对接、支持亚洲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上发挥更大作用。

2综合运用多种渠道？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次贷危机后，一些国际组织、发达国家、资金充裕国家设立的财富基金、养老基金等开始转向可带来稳定和安全回报的投资领域。亚洲地区凭借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机遇，吸引了这些国际投资者的关注。有效动员此类股权投资基金，包括亚洲国家体量巨大的财富基金、养老基金等。参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既能降低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成本，扩充融资来源，还可借助基金国际化、专业化项目运作经验，保障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又可为投资方带来一定收益，可谓双赢之举。例如，中国政府发起设立的中国—东盟股权投资合作基金，已成功在东盟国家投资了航运、港口、通信等领域的多个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部分东盟国家基础设施领域资金紧张的局面，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受到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肯定。

第二，除股权融资外，债券市场融资也是国际上广泛应用的基础设施融资方式。尽管近年亚洲债券市场已取得明显进步，截至今年二季度东亚新兴地区的债券市场规模已接近7万亿美元，但债券融资目前在亚洲各国基础设施融资中占比仍然不高，具有较大发展空间。亚洲国家应积极发展以本币计价的债券市场，鼓励发行基础设施中长期融资债，在此基础上逐步强化债券融资区域合作，建立一个统一的亚洲债券市场，推动基础设施项目主体通过该债券市场进行融资。这既能降低对间接融资模式的依赖，减少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风险，又能有效利用亚洲债券市场上充裕的资金，满足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低成本资金需要。

第三，项目融资作为国际上大型基础设施筹资的普遍手段，更易吸引国际资金。项目融资方式已在东南亚、东亚等亚洲国家基础设施融资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后应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积极鼓励基础设施项目主体采用BOT、TOT、PPP等项目融资方式，吸引国际多边金融机构、跨国银行、投资基金等不同类型投资主体参与，利用国际资本市场扩大投资来源，能够有效填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资金缺口，尤其适合大型互联互通类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需要。

3充分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融资平台作用

第9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范文

关键词：巨型城市区;识别标准;三种类型;未来定位;结构优化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1-0030-07

当今世界，国际竞争逐渐转变为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竞争，提升区域竞争实力是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关键。巨型城市区作为城市群的高级形态已成为世界各国为重构全球空间竞争优势而竞相打造的战略着力点，美国构建了从大西洋西岸到太平洋东岸横跨北美大陆的10大巨型城市区，欧洲重点发展从荷兰兰斯塔德到瑞士北部几乎纵贯欧洲的8大巨型城市区，其他大国也开始谋划行动。可以预计，巨型城市区将是新一轮全球竞争的重要途径和战略单元，并引领世界城市化发展的未来方向。我国要形成新的空间竞争优势，必须设计并打造若干既服务国内区域整体发展格局，又支撑参与全球竞争的巨型城市区。

一、巨型城市区的概念、特征与界定

1.巨型城市区概念

早在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Gottmann就以城市化较高的美国东北海岸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城市区的研究。但一般认为，巨型城市区（Mega-city Region，MCR）概念最先由Hall（1999）提出，此后学者们对其内涵进行了广泛探讨，如Scott等（2001）认为巨型（全球）城市区是由一个网络中相互联结的若干中心城市组成的全球经济引擎，是聚集企业集团和企业网络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地域平台。Hall等（2006）在其著作《多中心大都市：来自欧洲巨型城市区域的经验》中给出了具体的定义：巨型城市区由形态上分离但功能上相互联系的10―50个城镇集聚在一个或多个较大的中心城市周围，通过新型劳动分工凸显其巨大经济力量的多中心城市区域。Weidner等（2013）将巨型城市区解释为通常由高速铁路和货物流系统连接的区域或跨国网络。Hoyler等（2009）认为巨型城市区是一个大地域范围内蔓延，包含通勤距离之内的众多城市和拥有一个以上国际空港将该区域联结世界各地的一种城市形态。Thierstein等（2013）认为，巨型城市区不仅具有人口规模和实体聚落结构的简单属性，而且具有在不同地理尺度上将各区域与其他各城镇相联结的社会经济关联过程特征。不同学者对巨型城市区内涵阐释的共同特点是都强调了多中心城市与区域联结一体和作为整体具有全球经济影响力或节点的特征。事实上，巨型城市区概念产生于全球化和快捷交通、通信网络迅猛发展的背景之下，并被赋予全球城市与服务中心的功能。巨型城市区与学界使用的大都市带（Megalopolis）、全球城市区（Global-city Region，GCR）、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Regions）、巨型区（Megaregion）、星球都市化区（Planetary Urbanization）、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等概念既有联系又存在很大差别。各概念都以大都市带为基础，星球都市化区代表了超越所有地理空间的全球城市系统（Harrison等，2015）;巨型区则包含了两个以上密切联系的城市系统，强调城市系统间的作用机制;全球城市区、巨型城市区、大都市区、城市群等概念表示由一个或多个城市组成的单个城市系统;城市群是中国特有的多城市集聚概念，巨型城市区与之相比，多中心性与网络性特征更为明显，并强调中心城市具备全球城市的国际;大都市区范围的界定侧重于区域内大规模的经济联系，强调规模经济效应，全球城市区则是大都市区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淡化了国家边界的影响，巨型城市区与之相比，形成因素更具综合性，内部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联系紧密。

2.巨型城市区特征

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巨型城市区特征主要从多中心性、功能性、网络性等三方面来考察。

（1）多中心性。Hall等（2006）在定义巨型城市区时指出了其多中心性特征。巨型城市区产生经历了一个从中心大城市到邻近小城市的扩散过程，由首位城市开始逐渐衍生出二级、三级城市，各级城市间实现了相对完整的功能分工和互补合作方式，由此形成了等级异质多中心体系，因此多中心性是巨型城市区的显著特征。Hall（2001）认为全球（巨型）城市区内部典型的地理特征是其多核性。Hall等（2006）在识别了欧洲8个巨型城市区后，利用各区域面积、人口、就业和通勤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判断各巨型城市区发展的多中心特征呈增强趋势。Hagler（2009）在识别了美国11个巨型城市区后，依据面积、人口密度、经济增长和就业等数据也得到了类似结论。张晓明（2006）用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以及生产业区位商数据分析发现长三角巨型城市区多中心性特征明显。于涛方等（2007）研究京津冀和于涛方等（2009）研究珠三角，同样发现二巨型城市区均存在多中心性结构。罗震东等（2011）对长三角巨型城市区城市间动车组每日车次数测度并证明了该区域功能多中心特征的存在性。

（2）功能性。由于巨型城市区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也是全球经济体系的节点，其中心城市或首位城市具有全球城市功能，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或者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根据Hall等（2006）的研究，巨型城市区的基本单元是“功能城市区”（Functional Urban Region，FUR），FUR是以就业规模和密度定义的中心以及与该中心通勤联系的环（ring）组成。各FUR间由高级生产服务业产生的空间流和信息流将整个巨型城市区紧密联成一体，并形成在全球城市网络中承担国际节点功能的城市区域。张晓明（2006）的研究表明长三角巨型城市区在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金融保险、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生产业方面承载重要功能并在区域中呈多中心分布。

（3）网络性。城市区内部是由功能上相互联系的若干城镇组成，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下，区域经济重心由加工制造转到服务生产领域，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即生产业（Castells，1989），这种知识密集型服务，使城市区内部联系日益密切，逐渐形成合理的分工合作，因此使巨型城市区呈现网络性特征。Hall等（2006）通过问卷和访谈对巨型城市区的商业旅行和信息通信进行分析，发现随着交通便利和通信方式的网络化，公司业务范围和区域不断扩大呈网络化分布。Ross等（2011）通过分析美国巨型城市区中个人平均旅行数上升、汽车占有率下降、通勤时间变长、货运占国内总商品流动量增大以及位于巨型区内的主要机场延迟率增加等问题，认为巨型城市区网络化水平的提升需要区内城际客运铁路网络开发计划的支持。张晓明（2006）通过交通网络数据和生产业经济网络连通性分析认为长三角巨型城市区的各FUR实现了较好的网络联结。

3.巨型城市区界定方法

巨型城市区的界定目前主要有三种方法：基于人口和就业等描述性分析、基于区域经济联系分析、基于定性和经验分析。巨型城市区的界定过程常常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

（1）基于人口和就业等描述性分析。

在欧洲，Hall等（2006）将巨型城市区的分析单元定义为FUR，其POLYNET项目组提出FUR是由一个根据就业规模和密度定义的中心和根据与中心的日常联系来定义的“环”组成的。其中，中心的标准是单个或连续的就业规模2千人以上、就业密度7人/hm2以上的最小统计单元，而“环”的界定标准为居住在其范围内10%以上的劳动力到相应中心的日常通勤。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通过人口增长、美国郊区的建设、非均衡增长模式以及受约束的基础设施这些指标，对巨型城市区展开了识别工作;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主要基于空间连通性，包含了以人口和通勤模式为表现形式的地点和流的标准;RPA（美国区域规划协会）在两方研究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评分系统（Hagler，2009），包括五个等权变量，通过评分加总进行排位来确定巨型城市区。

（2）基于区域经济联系分析。Ross等人（2009）认为以往巨型城市区的界定标准往往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利用全球地理信息系统进行映射，忽视了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他们则利用数学模型，对商品流的经济功能关系进行衡量，界定分三阶段：用核心区域和受其影响的区域确定大都市区域;识别功能区域，测量交互区域;根据距离和邻近情况界定空间范围，并据以识别了美国10个巨型城市区。对中国巨型城市区的界定多以经济数据作为指标，张晓明（2006）以非农地区从业人员、非农从业人员占城镇人口的比重和从业人员非农比重三项指标界定长江三角洲的巨型城市区的范围;李少星（2011）同样以长三角为例，使用了制造业和生产业数据，构建区域产品盈余量指数，结合多个时间截面，分析长三角巨型城市区的演变进程;赵作权（2013）利用基于平均距离的空间网络聚类方法，运用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城市交通距离等数据，划定了我国未来可能出现的10个巨型区的范围。

（3）基于定性和经验分析。Contant等（2005）通过居住模式、环境（分水岭、自然界限）、交通、经济（通勤、人口流通量等）和文化指标，结合地理信息系统，确定了皮埃蒙特―大西洋巨型城市区边界。2008年，Florida等人以全球夜光指标为基准，辅以GDP、人口、专利和明星科学家等4个指标，确定了全球经济的40个巨型区，得到联合国人居署的认可和推崇。罗震东（2011）选取长三角巨型城市区城市间动车组每日车次数作为其界定标准，对区域内的功能多中心程度进行测度。

综上，巨型城市区的概念内涵不断发展丰富，其界定方法有不同视角和方法，世界范围内的巨型城市区具备多中心性、高级生产业功能与网络性特征，巨型城市区越完善，特征越鲜明。

二、巨型城市区识别标准

国外对巨型城市区的界定主要有人口和就业等描述性分析、区域经济联系分析、定性和经验分析三种方法，由于地理区位环境的客观性，学者对巨型城市区的界定普遍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国内侧重于运用经济指标作为巨型城市区的界定标准。由于各区域客观环境、经济发展现状不同，各学者、机构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巨型城市区界定标准。借鉴Hall等（2006）、张晓明（2006）和Hagler（2009）等学者的成果，本文从人口密度、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及其占城镇人口比重、从业人员非农比重、高级生产业功能（用区位商衡量）、网络联通总量等六个指标来设定我国巨型城市区的界定标准。

1.人口密度

选取该指标参考了Hagler（2009）的研究，人口密度可以解释现有的人口中心，丰富的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到2030年，中国人口增长将达到顶峰14.3亿人左右，有至少2亿的人口进入城市（蔡P，2010）。这将为巨型城市区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有利于巨型城市区多中心性的扩张。

2.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及其占城镇人口比重

就业密度可以解释城市区的就业中心（Ross，2011），并可反映巨型城市区的多中心特征。但考虑中国一产从业人员较多且往往处于城市边缘地区，距中心较远，因此为了能够更准确地衡量非农就业中心，借鉴张晓明（2006）成果，采用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及其占城镇人口比重变量来测度非农产业的就业密度，以反映巨型城市区的多中心性特征。

3.从业人员非农比重

根据Hall等（2006），城际客运、货运量衡量的城市间连通性，可以反映网络性特征。但因城际客、货运量数据难以获取，故采用从业人员非农比重进行替代，该指标值较高说明地区非农化水平较高，第二、三产业相对发达，资源流动性强，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密切（顾朝林等，2002），能反映出巨型城市区的网络性特征。

4.高级生产业区位商

巨型城市区功能主要由高级生产业决定，区内不同FUR可以形成功能分工和互补，因此功能多中心性可用FUR中高级生产业区位商来度量。根据Hall等（2006）对高级生产业的界定和结合我国统计数据可得性，本文高级生产业包括交通物流业、金融保险业、科技教育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等五大类。各服务业在FUR中的区位商采用产业就业人口计算。

5.网络联通总量

发达的巨型城市区不仅具有明显的多中心性特征，各城市间还有相对完善的经济联通网络。生产业功能主要由地级以上城市承担，因此选择地级以上城市来分析巨型城市区服务功能的网络连接度。根据张晓明（2006），FUR间经济联通量可用下式衡量：

Rij=PiGi×PjGjD2ij×Si×Sj （1）

上式中，Rij为FUR之间功能的联系强度，Pi、Pj分别为两个FUR在该行业的就业人数，Gi、Gj分别为两个FUR的生产总值，Si、Sj是两个FUR该行业的区位商，Dij是两地之间的公路里程距离。FUR的网络联通总量是将上述五个生产业联系强度的加总。

参考Hall等（2006）和张晓明（2006）界定巨型城市区和FUR的标准，并前瞻考虑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中大都市伸展区（顾朝林等，2002）也会快速融入巨型城市区的客观趋势，本文选取以县域（2010年行政区划标准）为FUR单元的指标设定为：人口密度大于300人Mkm2，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数量超过20万人，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城镇人口比重大于50%，从业人员非农比重超过60%，生产业区位商1以上，网络联通总量1.6以上（表1）。

三、中国巨型城市区与格局

1.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研究大陆数据主要采自《第六次（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提取人口规模、人口密度（根据六普数据）、分行业从业人员、从业人员结构、经济规模等5类指标，香港和澳门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资料得到，台湾省本次因数据原因未分析。在数据采集的基础上，由前文所述标准确定FUR，再结合经济发展的联系和行政规划的完整性，对巨型城市区范围进行适当调整。

以往对城市群的研究都以地级市作为基本分析单元，虽然形成的城市群范围较大，但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城市群内部许多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不密切。本文借鉴欧美巨型城市区的研究经验，结合我国的行政体系，对巨型城市区的识别尝试以县域为基本分析单元构建FUR（功能性城市区域），通过细化分析区域，可以更加准确地描述区域之间的联系。考虑到地级以上城市下辖的区多连接成片且承担相似功能，本文将这些区合并为市辖区来进行分析，例如，将苏州市的姑苏区、虎丘区、吴中区、相城区和吴江区合并为苏州市辖区并作为一个FUR。

2.巨型城市区识别

巨型城市区必须是城镇化具有较好基础的地区，故本文首先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城市化战略格局确定的21片区域为基础，对所涉县域进行初步筛选。其次，以《第六次（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为依据，以人口密度、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及其占城镇人口比重和从业人员非农比重四项指标按照表1的界定标准，再次对县域进行筛选处理。再次，根据各县域间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确定巨型城市区范围，由于巨型城市区的发展水平与生产业密切相关，因此采用各县域的生产业区位商和网络联通总量两项指标进行衡量，并适当结合行政区划的完整性来确定FUR，最终识别出巨型城市区。最后，依据满足判断标准的程度对中国巨型城市区进行类别划分。

按照这一识别思路，共识别出10个巨型城市区，如表2所示，其中有3个初步形成的巨型城市区，4个正在崛起的巨型城市区，3个潜在发展的巨型城市区。

从巨型城市区发展现状来看，只有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巨型城市区基本达到了界定标准，其他城市区至少有一个指标不达标，还处于崛起中或是潜在发展的巨型城市区域。并存在空间上的碎片化和格局上的不均衡问题。

3.巨型城市区格局

（1）初步形成的巨型城市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已初步形成巨型城市区，具备了多中心性和网络性特征，并包含（准）全球性中心城市。其中京津冀城市区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唐山、廊坊与之相连，其他地级市辖区零星分布，多中心特征初步显现，但FUR间整体经济联系度较低，地方发展不平衡，尚未形成合理的功能性分工。长三角巨型城市区内上海是核心，其北翼的苏州、无锡、常州、南京等与上海市联结成片，外接安徽的滁州和天长市，南翼的杭州、嘉兴、宁波与上海毗邻，最南端的温州、台州处于巨型城市区的边缘，但总体上长三角巨型城市区发育良好，多中心性和网络性特征明显，区域发展较均衡，形成了相对合理的功能性分工。珠三角巨型城市区中香港、广州、深圳、佛山是区域中心城市，香港经济首位度最高，集中了核心总部功能，广州人口首位度较高和其他生产功能突出，深圳一极日益凸显，而日常制造业和服务功能则散布于该地区不同城市，汕头、揭阳、潮州和整个巨型城市区有相接连绵成片的趋势，区域内经济联系比较密切，多中心性初见端倪。

（2）崛起中的巨型城市区。辽东半岛、山东半岛、长江中游和海西4个城市区属于此类，其中辽东半岛城市区中沈阳、大连和鞍山的中心性较明显，目前已初步形成沈阳和大连市双中心发展格局。山东半岛城市区中青岛首位度较高，济南、烟台、威海、潍坊市处于第二梯度中心城市，呈现青岛―济南双核和多中心网络格局。由于武汉、长株潭和环鄱阳湖城市区的生产业网络联通度较高，三个城市区经济联系较密切，形成了事实上以武汉、长沙和南昌为核心的多中心架构，伴随《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的实施，三个城市区将连接一体形成长江中游巨型城市区。海西城市区散落型多中心性特征明显，厦门、漳州和泉州连为一体，北部一隅以福州为中心，整体网络性特征偏弱。

（3）潜在的巨型城市区。哈大长、成渝和中原―关中是3个潜在发展的巨型城市区，哈大长城市区发展中哈尔滨市首位度较高，齐齐哈尔和长春市处于第二梯度中心，多中心初现。成渝城市区呈现明显的成都―重庆双中心特征，德阳、绵阳、宜宾和乐山作为以成都市为中心的南北两翼，处于第二梯度中心城市。以郑州市为中心的中原城市区和以西安市为中心的关中城市区经济往来密切，将东西向对接连片形成中原―关中城市区，郑州市和西安市为巨型城市区发展的中心城市。三个潜在的巨型城市区共同特点是多中心性特征已然显现，但服务功能分工较弱，网络性特征有待培育。

（4）空间碎片化和分布不均衡。目前，中国10个巨型城市区均有多中心性的发展趋势，城市区内部经济联通量较高，巨型城市区经济基础较好，发展潜力大，但只有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3个巨型城市区严格符合界定指标，其他城市区规模偏小，城市区内部FUR空间分布呈现碎片化特征。这一方面与采用县域作为FUR单元有关，达到指标界定标准的FUR以市辖区为主，因此FUR分布较稀疏;另一方面基于交通和经济联系的密切性，各个FUR作为周边区域发展中心通过中心性和网络性测算，与其他FUR经济联系紧密，尽管部分FUR空间上是散落的。但从总体来看，我国并没有形成完全成熟的巨型城市区发展格局，未来这种碎片化的空间分布有待于进一步发展连接成片以增强其内部凝聚力和对外辐射力。从巨型城市区分布来看，主要集中于“人口线”以东地区，西部地区只有成渝城市区和中原―关中城市区的一部分，地域分布不均衡，未来在中西部还需要培育若干巨型城市区带动广大内陆地区发展和平衡东西差距。

四、中国巨型城市区未来发展优化探讨

巨型城市区的发展目标是着眼于全球城市体系节点枢纽的定位，未来国际竞争的单元将不再是单个的大型城市，而是以多中心城市聚合、功能强大的巨型城市区为基本单元。因此，构建巨型城市区体系将是我国全球化新形势下参与世界竞争的战略性新任务。针对我国目前巨型城市区发育薄弱实际和空间格局不平衡问题，以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为依据，从着重培育和优化我国巨型城市区角度，未来应着力建设形成3个世界级巨型城市区、4个国家级巨型城市区、3个区域级巨型城市区和5个地区级巨型城市区的空间结构。

1.重点提升3大世界级巨型城市区

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巨型城市区不仅是我国区域发展的引擎，而且是全球40个世界级巨型城市区的重要组成部分（Florida等，2008）和联结全球城市体系的重要枢纽。这三大地区分布于东部沿海，区位条件好，是国际贸易往来的重点区域，承担着各种国际生产要素的流动与扩散职能，主宰了中国经济发展进程，是我国发展相对成熟的巨型城市区，伴随我国大国崛起，其国际影响将不断增强。未来发展，这三个巨型城市区应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主动融入国际巨型城市区体系，着力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重点发展高级生产业，特别是提升其全球金融服务、科技教育、信息服务、商贸服务、交通物流的范围和质量，其中京津冀巨型城市区应着重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长三角巨型城市区应努力成为国家综合竞争力最强的世界级城市区，珠三角巨型城市区应打造成为亚太地区最具竞争活力的城市区。三大巨型城市区通过扩大跨国辐射带动效应增强其国际经济网络的控制引导力，提升其在世界巨型城市区体系中的枢纽能级和中心引领地位。

2.着力建设4个国家级巨型城市区

崛起中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长江中游和海西4个巨型城市区分布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巨型城市区毗邻，其自然条件、基础设施良好，经济发展快速，区位优势明显，辐射带动力强，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重点承载地区。未来发展，一方面应积极改善投融资环境，提升各城市区内中心性城市的聚集辐射力，增强其区域门户作用，大力发展高级生产业，强化巨型城市区与其地区的“空间流”联系，促进功能分工协作和区域联动一体化。另一方面，各巨型城市区应依托其良好区位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世界级巨型城市区的合作，尽快建起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产业支撑体系，避免盲目性和重复性建设，形成有区域特色的产业优势和品牌形象。定位上，辽东半岛巨型城市区应建成为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产业带;山东半岛巨型城市区应以蓝色经济示范区、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和融入国际竞争体系的特色产业基地作为发展方向;长江中游巨型城市区应依托长江经济带战略和围绕“两型”社会内涵，建设国际生态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和枢纽;海西巨型城市区应以台海区位优势、福建自贸区建设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为依托，努力拓展对外发展空间，打造联结台海、长三角、珠三角和东南亚的国际开放型城市区。

3.稳步推进3个区域级巨型城市区

哈大长、成渝和中原―关中三地区是我国未来潜在崛起的巨型城市区，它们位于我国城市密集区相对边缘的地区，自然条件良好，资源丰富，是我国传统的农业区和粮食主产区，也是我国城镇化推进的重点区，都有2个以上国家或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核心城市，高级生产业基础良好，能有效接受发达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和具备拓展国际业务空间能力，如“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的常态化运营，使得成渝巨型城市区不仅是中国西部的交通枢纽、物流和贸易中心，而且成为欧洲对华贸易的分拨中心，大大提升了其国际节点地位。未来，这三大城市区发展潜力巨大，应充分发挥各自区域比较优势，注重资源优化配置，完善区域基础设施条件，着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大力推进大区域乃至跨国的生产业发展，建立更多“渝新欧”式的越境网络通道，拓展国际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节点层次。其中哈大长巨型城市区应打造成为面向东北亚国际合作的城市区;成渝巨型城市区应发展成为内陆开放型经济区、长江上游国际性金融、贸易中心，打造内陆开放的重要门户;中原―关中巨型城市区应建成中部崛起的战略性支撑区域和以大陆桥和丝绸经济带为依托，联结沿带亚欧诸国的重要结节区。

4.引导培育5个地区级巨型城市区

前述以21个城市片区为基础筛选出了10个不同层级的巨型城市区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第一“方队”，其余片区因“空间流”不够强或服务功能网络联通度不高等原因而未纳入其中，但从大国崛起、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一带一路”重大开放战略和地域均衡的长远布局来看，我国需要更多的巨型城市区支撑。综合现有基础、国家新型城镇化和对外开放战略等因素，应在中西部重点引导培育5个地区级特色巨型城市区：一是城市区。依托毗邻中原―关中和京津冀城市区的优势，发展主要为能源开发和现代制造业服务的高级生产业，强化内部“空间流”网络互通，打造黄河流域有影响力的巨型城市区。二是天山北坡城市区。依托“一带一路”核心区和欧亚路桥中国西端桥头堡，打造中亚区域合作的重要节点城市区。三是河西走廊城市区。依托兰州新区、航天基地与循环绿色经济建设联结亚欧的重要路桥枢纽。四是滇贵城市区。依托丝绸之路南线通道和贵安新区打造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巨型城市区。五是北部湾城市区。依托海上丝绸之路节点和中国―东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为中国―东盟区域合作平台型城市区。

通过发展和扶持上述15个巨型城市区，中国未来巨型城市区发展格局将形成东部沿海带、京哈京广沿线带、长江沿线带、陇海沿线带、包昆沿线带等5个巨型城市带，架构不同层次、功能各异、共同支撑、相互协作、竞争力强、贯穿“两横三纵”发展轴带和联结辐射世界城市体系的新型巨型城市区宏观格局，为我国大国崛起和中国梦的实现奠定空间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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