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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8年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起因于美国次贷危机,其影响力是巨大的。这场危机在中国资本市场制造悲观气氛,更主要的,中国的经济是高度外向的,进出口总值超过GDP的40%,以前正是由于美国人借钱消费,消化了中国的过剩产能,从而使美国的金融和中国的制造双繁荣。现在美国金融危机,必然终结美国人借钱消费模式,中国制造随之受影响。对中国来说,国内产能将严重过剩,财富分配悬殊,国内需求严重不足。
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作用应该是最稳定,同时,消费也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这些年来,为外需服务的庞大制造业能力,只要有一部分转向对内,中国经济不但可能持续高速增长,而且对全球经济“过冬”也有积极作用。
二、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潜力还未释放,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都还未完全发挥作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因素还存在,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还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主要是以下方面的原因:一是经济体制方面的制约;二是消费本身的问题,主要是指产业结构的制约。
中国当前正面临居民消费升级的新时期,特别是进入小康社会后,更要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不断提高。从消费结构的升级可以看到,经济增长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有越来越强的依赖性,消费升级主要涉及信息产业、社会服务业、房地产业和教育业的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第三产业的需求将会更加强烈,第三产业蕴藏着巨大的消费市场,J必将成为促进、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第三产业总包含13个行业,各个行业发展不均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各有轻重。究竟哪些行业是重要的行业;是影响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行业?下文应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从中寻找第三产业中最重要的几个行业。
实证所选取的数据是各个行业的增加值占整个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这13个行业对应13个变量,分别记为x1,x2,……X13,其中X1代表农、林、牧渔服务业,x2代表地质勘探业水利管理业,X3代表交通运输和仓储业,X4代表邮电通信业,x5代表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X6代表金融、保险业,x7代表房地产,x8代表社会服务业,x9代表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x10代表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x11代表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x12代表国家机构、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X13,代表其他行业根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7)》1。表1为主成分分析的解释总方差的结果。
表1是用于判定所有变量的主分量的个数,其结果是根据特征根大于1的规则得到的主成份。从表1中可以看到,主成分分析将原来13个变量合成为2个主分量,通过导出两个主分量,使其尽可能对地保留原始变量的信息,且彼此间不相关。两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达到了85.2%。即两个主成分能够概括大部分信息,提供了原始数据的足够信息。其中第一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63.7%,即第一主成分包含的行业是第三产业发展中最重要的行业。解释了第三产业发展的63.7%。第二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是21.5%,即表示第二主成分中所包含的行业解释了第三产业发展的21.5%。
表2反映了各个主成分的因子载荷矩阵,通过这个系数矩阵可以用各原变量写出因子表达式,即:
F1=0.751x1-0.681x2-0.902X3+0.980x4-0.950x5-O.656x6+0.485x7+0.967x8+0285x9+0.987x10+0.960x11-0.653x12-0.756x13
F2=-0.127x1+0.692x2-0.408x3+0.135x4-0.120x5+0.710x6+0.304x7+0.227x8-0.875x9-6.292E-02x10+0.175x11-0.721x12+0.366x13
从系数上判断每个主成分中所包含的主要变量。在第一主成分中,交通运输和仓储业、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以及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5个行业的系数比较大,分别为-0.902、0.980、-0.950、0.967和0.987,即第一主成分是有这5个变量确定的,而第一主成分又是最重要的主成分。因此,这5个行业最能解释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二主成分中,最显著的变量包括地质勘探业水利管理业、金融保险、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3个行业,系数是0.692、0.710、和-0.875。从第三消费升级情况来看,要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要着力提高交通运输和仓储业、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以及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5个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三、实证结论
首先根据主成分分析的结果,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是63.7%,解释了大部分的信息。从第一主成分的包含信息就可以看出哪些行业将是最重要的行业。从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交通运输和仓储业、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以及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5个行业是第一主成分中系数比较大的变量,分别是一0.902、0.980、-0.950、0.967和0.987,因而也是最能解释第三产业的发展。
其次是第二主成分,方差贡献率是21.5%,它所包含的地质勘探业水利管理业、金融保险、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3个行业。系数是0.692、0.710和-0.875。
要加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要抓住消费升级的机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从促进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第三次消费升级更加注重第三产业的发展。从第三次消费升级的情况看,要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着力提高交通和仓储业、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以及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5个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关键词:旅游消费;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7-0001-03
1引言
旅游消费涵盖了旅游活动的行前、行中和行后的消费等,是指旅游活动引发的一切物质以及服务的消费总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产业呈现出持续、强劲增长的态势,国内旅游收入从1994年的1023.5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22706亿元。目前我国已进行成世界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对我国的外汇收入、扩大内需、促进就业、推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等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金融危机挑战,外贸出口出现较大萎缩,我国的投资也受到相应的影响。然而,在消费的构成中,旅游消费所占的比例从2009年的8.24%增长到了2011年的11.70%,对我国内需的扩大产生了重要的贡献,从而使得经济的增长更加稳健。在“十二五”规划、十报告中以及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指出扩大内需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重大的结构调整。并且不同程度的指出把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主要着力点,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完善消费政策,培育消费热点,以及重点发展养老、健康、旅游、文化等服务,落实带薪休假制度。
国内学者运用向计量分析以及实地调研指出我国城镇居民的旅游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有着直接、长期的作用,指出旅游消费和居民收入之间是长期均衡的关系,进一步得出短期内国内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小于经济增长对国内旅游消费的推动作用,而在长期内国内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大于经济增长对国内旅游消费的推动作用。国外学者更多的是从微观的层面提出旅游目的地的食宿、活动设施和关注点等因素对旅游绩效有重要影响。
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以国内旅游消费为切入点,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加入其他影响因素,结合我国旅游发展的现状,研究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从政府、市场、居民多角度更为全面地分析旅游消费的增长对于扩大内需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等的重要意义。
2旅游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总需求在决定通货膨胀、产出和就业等的水平上,对经济的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旅游消费在创造需求、增加供给、引导消费的同时,还能有效促进产业的优化升级、促进我国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型,这也印证了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的经济结构的变化理论。就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产出效应来看,国内旅游消费的发展,对于我国的交通、通讯物流、商贸、金融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同时引致经济增长的“继发效应”。旅游消费的增长能够有效的吸纳我国不同层次的劳动力,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指出的,劳动的产出弹性大,在经济增长的核算中具有较大的权重,劳动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大,因此就业增加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收入水平,达到致富于民的效果。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收入的增加有利于增强人民的消费能力、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人民潜在消费能力的释放,有助于发挥扩大内需的乘数作用,从而形成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并且有利于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和产生新的消费群体、拓展消费空间以增强我国经济的内生增长能力,使旅游消费富民、增收的新路径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图1旅游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机制在旅游消费的发展对经济和就业的增长的基础之上,促使居民收入显著增加,达到致富于民的效果。因此,对有利于促进居民增加消费数量、提升消费水平、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使旅游消费富民、进而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内生动力,随之带来的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旅游消费更加完善的发展,最终形成“旅游消费需求增长-就业增加-收入提高-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3实证分析
3.1模型设定及方法
我们将模型设定为:
lny=α+βlnx+ε(1)
lny=α+βlnx+γlnz+ε(2)
lnx=λ+μlny+δ(3)
该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y,解释变量为x,控制变量为z(z1、z2、z3、z4、z5)。
我们在确定模型(1)后,依次加入控制变量z1、z2、z3、z4、z5,分别进行二元、三元、四元、五元、六元回归估计得到不同情况下的模型(2),以检验现实中多重因素影响下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模型(1),(3)反映了国内居民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
3.2数据选取及变量说明
为了研究旅游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本文在借鉴赵磊和全华(2008)用人均国内旅游消费来衡量国内旅游消费水平,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代表我国的经济增长状况的基础上,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亿元)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被解释变量y,以国内游客的旅游总花费(Tourism Expenditure)作为国内居民旅游消费的衡量指标TC、即解释变量x。为了全面研究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还选择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投资总额、净出口额、财政支出、劳动力(年底就业人员数)、科技因素(R&D投入)作为控制变量z1、z2、z3、z4、z5。
其中,R2= 0.968902,回归系数及方程都通过显著水平为5%的假设检验。
lnx= 1.1651lny-5.4662
其中,R2= 0.968902,回归系数及方程都通过显著水平为5%的假设检验。
通过对模型1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x对y的弹性为0.8316,即国内旅游消费每增长1%,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增加0.8316%,这是我国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量化值,表明国内旅游消费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长,我国国内旅游消费总额增长迅速,成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发展的新热点和亮点。
在依次加入投资、净出口这些控制变量后,得到模型2、3,相较于模型1,旅游消费的相关系数有所下降,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密切相关,当前我国经济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消费特别是国内需求疲软,而旅游消费作为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增速快于消费总额的增速,虽与投资弹性系数相比较低,但在当前新形势下对促进经济增长仍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继续加入财政支出这一控制变量后,我们从模型4中可以看到,旅游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大于财政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近些年来财政支出的年增长率一直较高,而此结果进一步体现了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强劲拉动作用。
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和熊皮特的技术创新理论,我们继续加入劳动力因素、科技因素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模型5、6。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旅游消费仍对经济增长有着稳定的正向的推动作用,这与旅游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相一致。
通过多重的回归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虽然在加入其他影响因素后,旅游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有所下降,但一直为正值,国内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同时,与其他控制变量的弹性系数相比较,可以认为国内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拉动作用。
同时,为了研究二者的相互关系,我们得到y对x的弹性为1.1651,即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国内旅游消费就会增加1.1651%,这是我国经济发展促进旅游消费增长的量化值,反映了经济增长对旅游消费的拉动作用。
4结论与建议
长期来看,我国居民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推动的作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用于旅游消费的比重不断增大,国内旅游消费总额增长迅速,积极促进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同时,旅游消费还有效促进了相关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发展,诱导产业结构的调整,延长拓展旅游产业链。此外,国内旅游消费的发展通过调整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等渠道间接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由此形成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这些都表明了我国居民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促进的作用。但是,当前我国旅游消费尚存在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平衡、服务体系不完善、城乡居民旅游消费差距大等弊端,我国经济对国内旅游消费增长的推动作用大于国内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居民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待进一步提高。
基于以上分析和结论,我们提出了以下的建议。
第一,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把扩大内需作为工作的重点,加快消费政策的创新,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当前,我国的经济还未完全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要靠扩大内需来拉动。而在消费的领域内,旅游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内需的进一步扩大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而旅游消费的主体对象就是居民,只有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提高居民的旅游消费需求。同时,政府可以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完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居民医疗等方面的支出,从而提高其可支配收入,完善交通、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旅游消费的意愿,增加旅游消费,进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的增长。
第二,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合理运用市场手段增强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内生增长能力和驱动力。通过挖掘新的旅游景区,加大投资总额,完善旅游的观光、休息等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来吸引更多的游客,更有效地满足城乡居民的旅游消费的需求。推动自然资源与旅游文化的协调发展,逐步形成自然与文化体系融为一体的旅游消费产业链,优化就业结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的良性循环,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第三,从居民的角度来看,采取针对性措施,分别推动各群体的旅游消费。对于高收入群体,他们对旅游消费有更强烈的需求与欲望,可以通过推广国民休闲计划以及完善政府机关、单位的带薪休假制度。而对于低收入或无收入的学生、退休群体,可以通过免门票、半票等优惠政策来鼓励并扩大旅游消费流量。同时,要发挥好城镇对农村的“示范效应”和“引领效应”,通过改变他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结构来带动农村旅游消费的增长,从而使得城乡旅游消费的协同发展催生更大的旅游消费需求,进而拉动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参考文献
[1]郭庆广.旅游消费需求拉动城市经济增长的成效分析――以武夷山市为例[J].旅游经济,2012,(8):1518.
一般而言,对于一国经济增长,供给决定的是长期增长,若要考虑短期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则需从需求角度分析。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需求总量与需求结构正处于变动之中,关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需要消费主导还是投资主导的讨论正如火如荼。事实上,分歧的本质在于需求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虽有起伏,但最终呈现整体下降趋势,尤其是2002年以来,投资成为主导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前,我国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不足50%,低于发达国家的65%以及金砖国家60%的消费水平。虽然我国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近几年有所回升,但在收入差距加大,内需不足的背景下,我国最终消费率能否持续扩大还值得商榷,因而,选择消费主导经济增长面临一定约束。同时,投资在融资约束收紧的时刻正变得日益低效,投资的边际收益正在递减,且面临产能过剩的危机。因此,研究何种需求冲击对于经济增长更加有效率,对讨论中国经济增长具有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需求结构可从两个角度分析,一是微观层面,是指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的内部结构,即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和出口结构。需求结构的冲击也是指这三大内部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变化。二是宏观层面分析,是指投资、消费与出口三者的结构关系,对当前我国而言,宏观层面的需求结构冲击主要体现在投资、消费与出口比例的变化以及投资与消费和出口的失衡。
从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脉络来看,关于需求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基于跨国比较基础上,研究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结构演变;二是基于实证角度上的经济增长核算,研究不同类型需求的效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文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1)投资主导经济增长效率低且不可持续,应选择选择消费主导经济结增长。在宏观需求结构中,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净出口与投资次之。在脉冲响应分析中,消费冲击在初期对经济增长呈现负效应,但后期呈现正效应,投资在初期对经济增长呈现正效应,后呈波浪式起伏。因此,短期可以依靠大量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但这种刺激不具可持续性,且对长期经济增长有害。基于对于投资主导经济增长还是消费主导经济增长的讨论,应该选择消费主导经济结增长。
(2)从长期来经济增长看,应大力加强农村消费。在微观需求结构中,城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略大于农村消费,但在脉冲响应分析中,城镇消费对经济增长负效应时间(约5期)长于农村消费(约3期),并且在第10期后逐渐减缓为0;农村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长度大于城镇消费,呈周期为7期的周期性起伏。所以,农村消费更能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3)减税可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因为,一方面通过VAR模型看出,政府购买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最小;另一方面,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政府购买冲击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因此,政府购买对经济增长贡献是无效率的。同时,政府购买还具有挤出消费的作用,因此,需要通过减税等措施,减少政府支出,增加消费支出。
(4)适当的、有针对性的投资可在长期增加农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但投资冲击对于农村消费在10期以内呈现负效应,超过10期之后,投资对农村消费具有促进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民收入水平低,增加投资,对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收入具有促进作用。因此,投资向农村倾斜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捷径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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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及数据选择
(一)研究方法
本文以我国采用的支出法核算GDP的方法为基础,采用最小二乘法来测算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确定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弹性关系,确定消费弹性系数的大小及方向,弹性系数大小说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弹性系数正负则说明它们之间的变动方向。同时本文分析了居民消费贡献率、城镇居民消费贡献率、农村居民消费贡献率等指标,并通过江苏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比指标来反映经济增长率中有多少是由于消费需求增加而拉动的。各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经济增长率
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消费增长额/GDP增长额
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城镇居民消费增长额/GDP增长额
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农村居民消费增长额/GDP增长额
(二)数据选择
本文选择区间为1991—2011年度的样本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的《江苏统计年鉴》。通过对江苏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及居民消费构成等原始数据的实证分析,统计出GDP增长率、居民消费贡献率以及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比,以反映自1991年以来江苏省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程度及发展变化趋势,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实证基础。
二、实证分析
(一)最终消费对江苏省经济的贡献率
1.模型估计。本文选择1991—2011年江苏省地方生产总值(GDP)为被解释变量,C、I、G、X-M为解释变量。GDP为历年的江苏地区生产总值,C为江苏历年居民消费总额,I为江苏历年社会投资总额,G为江苏历年政府购买,X-M为江苏历年进出口净额,C0为常数项。所取数据均来自历年江苏统计年鉴。
建立模型如下:GDP=aC0+bC+cI+dG+e(X-M)
利用Eviews软件对上式进行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如下:
t值
F=1104.572 S E=0.016160D.W=1.677
R2=0.992994
2.参数检验。(1)参数检验。经查表t检验在a=0.05显著性水平下全部显著通过;F检验显著通过,方程拟合度较高,达到0.992994。
(2)异方差检验:异方差是指随机干扰项序列存在异方差性,典型的异方差检验方法是怀特(while)检验,经检验:P>0.05,因此应接受不存在异方差的原假设,故不存在异方差。
(3)自相关检验:德宾一沃特森检验法。经查表:在0.05显著水平下,Du(1,57)﹤DW(1.677)﹤4-Du =2.323,所以在0.05显著水平下,认为模型无序列自相关。
3.模型的经济含义。b=1.912说明消费每增加1%时,江苏GDP增加1.912%,c=3.56说明投资每增加1%时,江苏GDP增加3.56%,d=1.096说明政府购买每增加1%时,江苏GDP增加1.096%,0.172%说明进出口每增加1%时,江苏GDP增加0.172%。
4.结论分析。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只有消费增加了企业才会增加投资,增加原材料及人才的需求,从而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居民收入提高又会增加消费从而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实证结果表明江苏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1.91,比私人投资要低。证实了江苏面前的经济增长仍然主要靠投资推动,消费的推动作用不够明显。所以应探索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途径,进一步刺激消费。
(二) 江苏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1.江苏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结果。根据本文提出的指标和计算公式,江苏城乡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测度结果(如下表所示):
2.测度结果分析。(1)江苏省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GDP)的累计贡献率分析。居民消费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27.33%。其中,城镇居民消费的贡献率平均为20.03%,占居民消费对 G D P 贡献率的73.28%;农村居民消费对 G D P 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7.30%,占居民总消费对贡献率的22.72%。其中1994年-1996年国家实行重大汇改政策,农村消费贡献率一度超过了城镇居民消费贡献率,更进一步说明本文测度结果的准确性。其余年份均是城镇居民消费贡献率大于农村消费贡献率,即城镇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要高于农村居民;而近几年农村居民消费贡献率明显低于城镇居民消费贡献率,说明在近几年的扩大内需的政策下,对城镇居民的刺激效果比较明显,对农村居民消费刺激较弱。
(2)城镇居民消费对 G D P 增长的贡献率和居民消费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变动轨迹基本一致,而农村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直都偏低,1998年、1999年为负值,主要原因是当时实行紧缩性经济政策导致消费下降出现负增长。2003年、2004年也出现负值,原因是2003年我国出现“非典”疫情,导致经济下滑,消费水平下降。总体来说农村居民消费没有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效需求严重不足。
(3)1991- 2011年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比,即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呈上升趋势,但是上升趋势不明显,部分年份还出现下滑,总体上维持在4%附近,说明居民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一直不够明显,没有体现其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地位。
三、小结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约束条件,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与动力,是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能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发展。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的消耗量增加,能源的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因此,对于能源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分析受到各界学者的长期关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特别是经过上个世纪的能源危机之后,能源与经济的增长更是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于超等采用灰色关联方法分析经济与能源之间的关系,得出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黄玲以福建省为例采用单根检验与格兰杰验证,得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有很重要的双相关关系;国外学者Paul and Bhattacharya通过对印度研究发现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Mustafa Balat通过对土耳其能源消费与经济的增长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增长和国内能源资源的利用,土耳其的能源产出只能满足27%的能源需求。
吉林省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是一个能源消费大省,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具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确定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双向定性关系,对于吉林省能源与经济产业结构的宏观调控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以吉林省为实证研究对象,对影响吉林省经济发展的因子进行了筛选,结合吉林省能源与经济数据,采用定性与定量的方法分析了吉林省能源消费总量与经济关系。利用C-D生产函数(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分析了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贡献率。
二、吉林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
以往的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预测研究中都是以时间序列的预测为主,主要采用线性回归、模糊数学、灰色理论等方法进行预测,缺少对能源消费源和经济增长动力因素的研究。因此,当社会发展较快时,单纯利用时间序列而不考虑机理的预测就很难满足实际要求。本研究从能源消费的根源和经济增长的动力为出发,利用C-D生产函数,得到吉林省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双向关系函数。这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一)吉林省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分析
能源消费是促进吉林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过对吉林省1980-2005年能源消费量和GDP进行拟合可以看出,能源总量与经济总量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对应关系(R2=0.845)。经济增长对能源有必然的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能源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活力,当经济发展的其它条件具备时,必须有能源提供动力才能够运转。因此,没有能源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也将寸步难行。
但经济增长总量与能源消费量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这主要是因为能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不是唯一的因素。经济总量的增长还受能源外其他因素影响,如劳动力、固定资产投资、技术的进步等,这些都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与经济增长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无论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能源都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经济增长也加大了能源需求,尤其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的增长对能源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从吉林省的实际出发,作为集中考虑能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研究假定生产的技术水平在短期内不会发生较大变化,且经济增长主要有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能源消费利用驱动。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分别采用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费总量进行衡量;能源消耗定义为单位GDP所需要耗费的标准能源并假定不变;而且,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资本的关系均满足C-D生产函数(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
GDP=AKαBeγ
其中,A为生产技术水平,K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E为能源消费总量,A,a,β,γ为未知参数。两边取对数,方程变化如下:
In(GDP)=αln(K)+βln(E)+γ(2)
其中,γ=In(A)+λ是个常量。利用1980-2000年的数据训练方程,得到如下函数关系:
In(GDP)=0.855761n(K)+0.12411n(E)+10.25476
(3)
从图1可以看出,方程的拟合判决系数是0.986,1980-2000年经济增长与能源之间的关系拟合程度较好,这说明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总量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通过利用2001-2005年数据进行验证(图1,b),验证方程的拟合判决系数是0.992,这说明建立的函数关系合理。该方程能够在一定成度上反映经济与能源之间的关系。
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翠具有一定的动态性,为J,计算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实时的贡献率,本研究设计了以下公式:
Pe=(Ker)/GDP
(4)
其中Pe为能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AKe为一定时期能源消费增量,r为一定时期内平均年能源产出率(元/kg),
GDP为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量。
利用1980-2005年资料,得到了吉林省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实时贡献率。从图2可以看出,吉林省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逐年减小的趋势,这说明能源消费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逐渐被其它因素所取代。但是能源消费对于经济增长仍具有重要作用。
(二)经济增长对能源的消费需求
经济增长是能源消费的主要推动因素,也是能源需求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经济的快速增长是能源消费量增加的唯一因素。经济增长加大了能源需求,能源使用量的增加,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不够,能源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约束性因素,因此,确定在一定经济发展环境下的能源需求十分重要,本研究利用公式(5)分析预测特定经济增长条件下对能源的需求量。
E=QGW
(5)
其中,E为能源消费总量,G为GDP,Q为其它能源消费来源,如取暖等,就吉林省的取暖能源利用数值来看,多年来变化不大,基本是个定值。两边取对数得如下方程:
In(E)=Win(G)+e
(6)
In(E)=0.231n(G)+6.62223
(7)
利用吉林省1980-2000年数据进行计算,得到能源消费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函数方程(7)。从图3中可以看出,方程(7)的拟合判定系数为0.7862,说明拟合效果较好。通过选取2001-2005年进行验证(图3,b),图中拟合判定系数为0.907,表明该函数关系方程合理,可以用来预测吉林省未来能源消费量,为吉林省能源宏观调控政策服务。
三、结果分析与结论
(一)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能源是促进经济增长比较重要的因素,但能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下降。
关 键 词:消费;投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5-0013-05
一、文献综述
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创,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的GDP增长率由2007年的14.6%到2008年的9.8%再到2011年的9.2%,下降了5个百分点,出口企业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以出口为代表的外需带动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扩大内需将是我国经济转型改革的方向。如今金融危机尚未完全消除,再加之欧洲债务危机蔓延,世界经济复苏仍未明朗。因此,对国内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显得很有必要。
西方国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有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剑桥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如罗默模型、宇泽弘文-卢卡斯模型和格鲁斯曼-赫普曼模型等),它们主要是对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外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因素进行深入论证。目前,国内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是消费与经济增长、投资与经济增长以及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共同影响研究。黄赜琳等(2012)基于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的视角,用脉冲响应分析方法分析了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但是没能量化这种影响的程度。 [1] 任歌(2011)从东、中、西三大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出发,引入区域基尼系数指标, 运用协整理论建立两变量模型分析了东中西部的差异。 [2] 孟昊(2006)建立了GDP与消费、投资的简单计量模型,虽然拟合优度很高,但存在的自相关问题并没有解决,结论缺乏信服力。 [3] 李占峰等(2009)通过联立方程模型对三大需求及滞后项和经济增长分别加以分析, 虽然论证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但也没有消除自相关问题。 [4] 彭劲松(2004)描述性分析了重庆市最终消费和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贡献,提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消费政策组合等扩大内需的政策。 [5] 王小鲁等(2009)通过对资本、人力资本两要素以及以科技投入、城市化率、消费率等8个衡量生产率贡献的指标建立扩展了的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 详细论述了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但其DW值却处于无结论区域, 最后指出行政管理成本的膨胀和消费率的持续下降是重要的两个内在因素。 [6]
目前国内文献大多是将消费或投资与经济增长进行单独分析, 而综合三大需求分析的大部分文献都没有解决模型的自相关问题,从而使结论不全面、不可靠。本文结合目前世界经济形势,主要聚焦于国内市场,将出口视为外生变量,根据我国消费和投资的现状,建立合理模型,研究如何由目前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向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 旨在发现问题并提出有效策略建议。
二、我国消费和投资的特征
(一)三大需求总量及构成情况
从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情况来看, 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体,净出口份额很小。虽然消费和投资份额在逐年递增,但投资的增长速度更为迅猛。2001年我国的GDP总量为10.9万亿元,2010年增至39.4万亿元,十年间经济总量翻了三番。在此期间,消费增加了2倍,而投资增加了4倍。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我国投资总量为19.17万亿元,首次超过消费支出成为三大需求中第一大主体,这与我国刺激国内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有关,如4万亿投资计划和税收优惠政策等。与此同时,国内物价水平上涨,民营企业经营成本上升、资金短缺,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明显。
从我国的GDP构成比例看(见表1),消费和投资占经济总量的比重约为95%,净出口率在金融危机后快速下挫, 由2007年的8.8%下降至2010年的4%。一般而言,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成熟市场的消费率均维持在75%~80%之间,世界各国消费率的平均水平也维持在60%左右, 而我国仅2001年和2002年可以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之后逐步下降,2010年达到最低值为47.4%, 被投资率48.6%所超过。进入20世纪以来,我国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非常明显。在增量部分中,投资依然是推动经济增长份额中最为强劲的需求,消费需求缺乏活力,国进民退步伐加快,投资主导型增长机制特征显著。
(二)三大需求的贡献分析
总量构成情况不足以描述各要素的短期变化状态, 本文采用国民收入法中的贡献率和贡献度指标来描述消费、投资的变动。其中:
贡献率=ΔC(或ΔI、ΔNX)/ΔGDP×100%
贡献度=贡献率×ΔGDP/GDP0×100%。
其中,ΔC、ΔI和ΔNX分别为投资、 消费和净出口的变化量,ΔGDP为GDP的变化量,GDP0为GDP基期的数值。
从图1可以看出,最终消费在2001年的贡献率为50.2%,之后各年依次减少,2008年和2009年虽然表现出逆转趋势但消费贡献增长缺乏后劲,2010年继续维持下降趋势。投资贡献比较平稳,各个年份有涨有跌, 平均维持在50%左右,2009年由于我国4万亿投资计划和进出口贸易严重失衡, 投资贡献率高达91.3%,我国对投资的控制力度相当平稳。净出口的贡献率波动幅度比较大, 受国外市场环境因素的影响明显, 并且与GDP增长率的关联度很强。总体来讲, 投资是本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中最活跃的因素, 同时消费的贡献率和贡献度逐年下降, 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仍未建立起来,消费本应有的份额被投资挤占, 受不可预见因素的影响较大。
(三)消费和投资的结构变化分析
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两部分, 其中居民消费支出又分为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单从消费支出方面来看,无论是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消费, 还是政府消费支出都呈现稳步增加态势, 三者构成比例分别由2001年的1∶2.1∶1.1到2010年的1∶3.3∶1.7,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消费的增长幅度最大,政府消费次之,增长最慢的是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占比超过50%成为最终消费支出的第一大主体,这与我国的城市化程度扩张和农村人口涌向城市的背景有关。虽然我国已进入小康社会, 人均GDP或者是人均收入都大幅提高, 但是农村和城市收入水平不断扩大已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 城乡名义收入差距由20世纪80年代的1.8~2.3倍, 扩大到21世纪以来的3.3倍左右。我国出台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它使收入扩大的增加趋势日益平缓, 但仍未阻止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这也可能是受农村传统的消费观念和内部分配结构不平衡的影响。
通过对比居民消费支出结构,我们发现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存在着显著的差异:(1)虽然食品类支出分别占城乡居民消费的最大比例,但就2009年来说,农村居民的食品类比重为40.7%,而城镇居民仅为29.4%, 可见农村居民的大部分支出是用来解决温饱问题;(2)居住类、医疗保健类、交通和通信类、文教娱乐类等支出总量都在增加,城镇居民的增速更快,但总体比例比较稳定;(3)金融服务类如银行中介服务和保险服务支出,城镇明显高于农村,金融服务还未在农村广泛推广,在高档次的消费领域中农村表现得相对落后。
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和存货两大部分,近十年来固定资本平均占比为95%; 而存货仅为5%。2007~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外部需求锐减,国内企业产品积压,造成存货比重增加,在我国采取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后,存货又回到正常的水平上。这说明自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比较成功,企业已成为市场的主体,其产品的供给结构基本上实现了以市场为导向,满足了多元化市场的需求,产品的竞争力进一步加强,销售率大幅提高,存货只占很小份额,抗风险能力逐步增强。在投资的行业结构中,建筑业和设备制造业是投资支出的主体,占全部投资的90%以上,结构分布不合理且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现象普遍,投资的快速增长超过了资源的负担能力。另外,投资结构失衡导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居民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因为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得到改观。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各类服务业,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将会是近几年国内改革的重点。
三、实证分析
本文引入Uzawa(1965)和Lucas(1988)所研究的模型, 即宇泽弘文-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The Uzawa-Lucas Model)。 他们构建的生产函数可以简化为:
Y=C+Ik=AKα(uH)β (1)
其中,Y为总产出,C为消费,IK为物质资本投资,H为人力资本,u是生产中人力资本所占的份额,α(0≤α≤1)和β(0≤β≤1)分别为各部分产出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比重。
模型(1)两边同时取对数,得到:
lnY=c+αlnK+βln(uH) (2)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加入科技研发支出、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等指标,参考王小鲁等(2009)人的研究思路,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将模型(2)进一步扩展为:
lnYt=c+β1lnKt+β2lnHt+β3lnRDt+β4URt+β5ISRt+β6IDRt+β7Ct+β8Ct2+εt (3)
Yt表示GDP总量;Kt是固定资产投资;Ht是人力资本,定义为劳动就业人口;RDt(R&D)是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URt是城市化率,定义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ISRt是产业结构指标,用第一产业产值占比代替;IDRt为城乡收入差距,定义为城镇人均收入与农村人均收入之比;Ct是最终消费率,由于消费率是适度指标, 这里把消费率及其平方作非线性处理;εt是随机误差项,满足E(εt)=0和Var(εt)=σ2的假设。为了直接反映URt、ISRt、IDRt、Ct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故没有将这些变量取对数。
这里选用我国1995~2010年的相关数据,运用Eviews6.0对(3)式进行OLS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方程1直接对模型(2)进行回归, 各系数t值和拟合优度很高, 但DW为0.769,存在着正自相关,加入AR(1)项后DW为1.349,处于不确定区域,无法解决自相关带来的偏差。方程2是对模型(3)回归,模型拟合程度比较好,但R&D支出、城市化率和产业结构这三个变量的系数不显著,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变量间存在着多重共线性。通过依次剔除不显著变量,我们得到方程的最终结果,各系数t值非常显著,Adj.R2达到0.999,且F值很大,DW为1.940,不存在自相关问题,该方程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表示如下:
lnYt=-47.118+0.426lnKt+5.615lnHt-0.098IDRt-27.523Ct+22.628Ct2 (4)
方程(4)表明:(1)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人力资本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使GDP增加5.615个百分点。(2) 资本形成对GDP的长期影响为正, 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 将带动GDP增加0.426个百分点。(3)城市化率、产业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确实存在着共线性问题,这些指标集中反映在IDRt的系数上,该系数为负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大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收入差距增大1个百分点, 将会使GDP减少0.098个百分点。(4)R&D经费支出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可见R&D投入在我国总量低且结构不合理, 激励机制不健全, 创新意识不足, 和发达国家R&D投入3%的产出弹性相比相差甚远。(5) 消费率及其平方项系数显示,消费率对生产率的影响是一条U型曲线, 存在最低值60.8%, 即消费率在我国越接近60.8%,对经济增长的效果越差。例如2010年我国的消费率为47.4%, 当消费率增加到60.8%的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负面的,但如果继续增加将会推动GDP的快速增长。
四、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关系,本文又选取我国1990~2010年的GDP、最终消费、资本形成、CPI四项指标数据,分别用Y1、Y2、Y3、Y4表示,然后取自然对数建立四变量的VAR(4)模型。AR根图显示全部特征根的倒数值都在单位圆之内,表明VAR(4)模型是稳定的,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分析。下面分别给各变量一个正标准差单位信息冲击,得到产出、消费和投资的脉冲响应函数,如图2、图3、图4。
从图2可以看出,在本期给产出一个正标准单位的信息冲击后, 脉冲值在第3期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达到最大响应值0.061,之后开始慢慢变小,直到第6期以后才趋向平稳。 表明经济增长受到自身冲击后,产生了同向变动,并且该冲击具有明显的持续增长效应。 在本期给最终消费一个正标准单位冲击后,经济增长立刻反向变动,在第5期达到最低值-0.057,从第6期开始反向趋势逐渐减弱,但依然稳定在横轴以下。 这说明当期消费的增加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 从第2期开始就一直对经济增长起着抑制作用, 消费的增加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反而效果更差。在本期给投资一个标准单位的正向冲击后,产出开始逐渐增长,在第4期达到最大值为0.033,之后基本上趋于平稳。投资具有滞后效应,虽然并不能在短期内迅速提高产出,但其长期的经济增长支撑效用则相当明显,可见投资确实在长期内稳定地拉动着经济增长。当产出受到CPI的正标准单位冲击后, 其反应基本上与消费冲击相同,基本上是完全负相关,即CPI的上升给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阻碍作用。
如图3所示,在本期给产出一个正标准单位的信息冲击后,消费开始迅速上升,在第3期达到最大值0.047,从第4期开始呈缓慢递减趋势。表明最终消费受到经济增长冲击后,产生了同向反应,而且短期内效果明显,长期中也具有可持续性。当给消费自身一个正的单位冲击后,当期达到最大值0.014,之后开始变小,从第3期开始效果变差,之后一直保持着负向反应。可见消费对自身的脉冲值反应短期内有效,在长期中不具有可持续性并产生相反的效果,本期消费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未来消费。在本期给投资一个标准单位的正向冲击后,消费开始逐渐同步增加,直到第9期达到最大值0.03,之后表现也比较平稳。投资冲击给消费带来正向作用,这种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有效,在长期内具有显著的可持续效果。 给CPI一个正标准单位冲击后,最终消费迅速表现为反向效果,直到第8期达到最低值-0.08, 之后反向作用慢慢变小,CPI对消费增加将产生持续的削弱作用。
从图4可以看出,在本期给产出一个正标准单位冲击后, 投资迅速增加, 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0.079,从第3期开始递减,在第6期以后保持平稳水平。表明经济增长对投资具有正向反应,短期内效果显著,长期中对投资的促进作用具有可持续性。投资受到消费一个标准单位的信息冲击后,第1期反向效果就很显著,在第6期达到最低值-0.073,之后虽有所好转但依旧维持着反向变动态势。可见,消费对投资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具有阻碍作用,消费的增加将引起投资的持续减少。当投资受到自身的正标准冲击后,产生的是正向效果,脉冲值在第7期达到最大值0.041,之后小范围震荡并保持平稳。投资对未来投资的影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长期中也具有可持续性。给CPI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投资迅速反向作用,在第6期达到最低值-0.128,随后抑制作用变弱,但仍然是负面影响。CPI上升对投资产生持续的阻碍作用。
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以得出, 经济增长有助于促进最终消费和投资的持续增加, 投资的增加从长期也能带动消费和产出水平的上升。但反过来,本期消费的增加却不利于投资和产出的增加,而且在长期中具有阻碍作用。CPI上升对消费、投资和经济增长都表现出明显的阻碍作用, 将CPI控制在较低水平对整个经济系统会更加有力。 经济增长和消费受到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较为类似, 说明两者的变动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变动轨迹也趋于一致,这与现实状况相符合。
五、主要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消费、 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实证分析, 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在三大需求构成中,消费和投资占据主体地位, 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 投资是最活跃的因素,而消费缺乏活力;(2)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效果最为显著, 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拉动作用, 消费率存在临界值60.8%,且越偏离此临界值越有利于经济增长,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3)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是互动的,产出和投资增加无论对自身还是其他两者都具有显著的促进和持续增长效应, 但消费的增加却不利于投资和产出的增加,同时,CPI上升对经济系统产生的完全是负面影响。
针对本文的分析结果,为了更好地处理好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以下建议:
1. 保持投资平稳增长,优化投资结构。我国由投资主导型国家向消费主导型国家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目前状况和世界经济形势来看,未来几年我国仍然会呈现投资主导的特征,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消费更具有中长期特征。 虽然投资对我国经济的贡献日益增大,但其结构并不合理,建筑业和制造业占据着90%以上的份额。政府应鼓励和支持企业和私人投资,让市场成为经济调节的主体,减小政府大规模投资带来的挤出效应。从产业结构角度,应减少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向基础设施建设、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进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 努力增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购买力。消费在现阶段缺乏活力主要是受低收入水平的限制,我国人均收入在世界范围内排名还很靠后。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降低企业和个人纳税,这样既能提高劳动者工作热情以推动经济增长,又能稳定消费预期并保持消费持续增加态势。
3.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调整社会收入分配格局。政府应努力推进住房、医疗、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要加大对农村转移支付的力度,保证城乡低收入群体能够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同时,应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对农民的补贴,加快农村保险体系的构建。推进税制改革,对低收入者免税或减征,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并重,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4. 加快人力资本形成,增加就业。人力资本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增加就业岗位,吸收潜在劳动者创造价值,并加强对劳动者技能培训和知识教育,可以有效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同时,政府和企业应提高R&D投入水平, 将科研成果真正应用于生产过程之中,培养创新意识,有效发挥人力资本的优势。
5. 保持物价基本稳定,营造良好消费环境。物价上涨对消费、投资和产出水平的提高均具有负面影响。稳定物价就可以稳定消费者预期,在收入水平提高时消费必然会增加。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消费率的提高在短期内效应不明显,很可能是由当期消费不足和当期消费挤占未来消费的原因所致,但是当消费能保持平稳增加,根据本文的分析结果,当消费率提升至60%以上时, 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才会显现,而且会呈现出加速增长效应。
6. 加快金融业发展步伐,以金融支持经济发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为实体经济运行提供了融资支持,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分散了经济危机带来的风险。金融业是服务类行业,它不断满足着人们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金融业的发展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1]黄赜琳,傅冬绵. 居民消费演变特征事实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2(2).
[2]任歌.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研究[J]. 财经论丛,2011(5).
[3]孟昊. 消费与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分析[J]. 生产力研究,2006(11).
[4]李占风,袁知英. 我国消费、投资、净出口与经济增长[J]. 统计研究,2009(2).
[5]彭劲松. 重庆市经济增长中消费与投资贡献度分析[J]. 重庆大学学报,2004(4).
[6]王小鲁,樊纲,刘鹏.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和增长的可持续性[J]. 经济研究,2009(1).
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是各国政府努力的方向。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各个时期、各个学派受到持久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是否有影响?如果有影响,这种影响是正还是负?以索罗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经济增长是由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系统内生因素决定的,政府支出可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水平等内生变量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从此,政府支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入了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探讨也不断走向成熟。
一、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发展脉络
有关政府支出的最早文献是16世纪20年代威廉·配第的《赋税论》,威廉在文中指出,政府必须履行公共支出的职能。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认为,政府的活动属于非生产性劳动,它为了履行职能而耗费社会财富会妨碍资本积累和国民财富的积累,因此,政府要尽力减少公共支出,仅用来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公共设施来履行国家的义务。随后的大卫·李嘉图也宣扬了类似的思想: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基本上无影响。可见,在古典理论阶段,关于政府支出的研究不多,只是存在思想萌芽。,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政府投资需求思想,他认为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应该扩大投资性支出,以通过乘数效应带来收入和人员就业的成倍增加。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逊通过一般均衡分析法,对公共产品供给理论进行了完整的描述,发表了关于政府支出的经典论文。自此,政府财政支出的研究进入财政学领域的正室。
英国经济学家皮科克和怀曼斯(1961)提出了“梯度渐进增长论”,对财政支出问题进行了剖析。“梯度渐进增长论”认为,在正常年份公共支出呈现一种渐进的上升趋势,只有当社会经历激变时(激变可以是战争、经济危机或其他灾害),公共支出才会急剧上升,而过了激变期,公共支出水平就会下降,但一般不会回到原来的水平,因此在政府支出的统计曲线上,呈现一种“梯度渐进增长”的特征;1969年,德国财政学家查理·马斯格雷夫年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政府投资支出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一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初始阶段,公共部门的投资在整个国家经济总投资中占有很高的比重,以便为经济“起飞”阶段打下基础,之后政府将继续进行公共部门投资并使之逐步成为“私人部门”投资的补充。由此可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支出的范围也不同。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政府支出的重点是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经济发展进入成熟期后支出重点转向提供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等方面;阿罗和库尔兹(Arrow,Kurz,1970)最先将政府支出引入经济增长研究中,他们认为外生的政府支出的变化仅影响经济转移动态,而不会改变经济的稳态增长率;1990年,罗默开创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他在“知识外溢增长模型”中证明了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可以提高资本和知识积累水平(1986),他在“内生技术变化增长模型”明确了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对研究开发的促进作用(1990)。至此,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走向成熟阶段。
巴罗(Barro,1990)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府支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政府支出的变化会显著影响经济的稳态增长率,当政府增加消费性支出后,GDP增长率和储蓄率会下降;当政府增加生产性支出后,GDP增长率和储蓄率起初会上升,但最终还会下降;Landou也通过对经济平均增长率的回归分析发现:人均GDP增长率与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政府支出特别是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反向作用;Battaglini和coate发现当税率、政府债务以及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处于合理水平时,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Barth和Bradley发现实际GDP增长率与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呈现负相关;Batro(1990)以及Barro and Sala I Marti(1992)提出的“生产性政府服务公共品增长模型”和“拥挤性公共品增长模型”认为政府的公共服务与私人资本具有互补性,他们直接把公共支出流量纳入生产函数,并进一步强调政府支出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
之后经济学家们通过一般均衡或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深入研究了政府支出的各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格鲁斯曼和赫可普曼指出,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不仅提高企业自身的技术力量并获得收益,而且具有完全的外溢效应或称技术的外部性,使公共知识的存量增加。这种技术的外部性决定了政府提高在该领域支出的
必要性;Easterly和Rebdo认为政府投资性支出占GDP的比重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特别是投资于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阿格赫恩和豪威特也强调了政府对研究开发、革新、人力资本形成等方面进行投资的必要性。格罗默和拉温库曼则指出,政府在道路、机场、港口以及公共部门研发等方面的公共投资不是纯公共产品,而是非排他性的和部分非竞争性的,由政府提供的不同程度的拥挤性公共产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同的。
我国学者刘溶沧和马拴友(2001)运用1998-2000年数据,研究了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结果表明政府投资没有挤出私人投资,同时促进了非农就业增长。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根本上取决于。其对总产品的边际效应,我国政府劳务是生产性的,扩大公共服务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张清(2002)以1952-2002年的数据为分析对象,研究了我国政府支出与经济景气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拉动作用;庄子银和邹薇(2003)的分析也表明,投资增长率、政府公共支出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并不存在挤出效应,相反两者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效应;王力(2003)则着重分析了我国政府支出对GDP的产出弹性,得到社会文教费对GDP的产出弹性为负,产出弹性最大的是行政管理费支出,其次为资本性支出,经济建设支出的产出弹性很小;张明喜和陈志勇(2005)也发现中国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 正相关关系,财政支出的边际生产力显著大于1;付文林和沈坤荣(2006)却认为,政府预算内支出的GDP占比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经济建设性支出与GDP增长率正相关;刘俊英(2008)基于协整理论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系统考察了政府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生产性支出、非生产性支出和政府机构支出三项支出变量为非平稳的二阶单整,它们与总产出及全社会固定资本形成额等经济变量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生产性支出即基本建设性支出、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非生产性支出即文教科学卫生支出、工交流通部门事业费、地质勘探费三项支出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之间有较显著的正向关系;政府机构支出即行政管理支出、国防支出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二、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
政府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在1990年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国内外出现了大量的相关经验研究文献。由于研究方法的差异以及生产性政府支出归类的不同,理论模型的结论与经验研究的结果并非完全一致。经验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教育支出、居民消费、政府支出规模、政府支出总量等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学者们的研究结论比较一致: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提高了私人投资的收益率和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起着积极作用。Asch Auer(1989)以美国和其他OECD成员国为例进行研究,认为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提高了私人资本的收益率和生产率,其中核心基础设施投资对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而非核心基础设施投资对生产率无影响。Easterly Rebel利用28个国家1970-1988年的数据进行研究,认为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Miguel D.Ramirez将公共资本存量引人生产函数构造了一个扩展的c-D生产函数,利用墨西哥1955-1994年的数据就公共资本的构成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政府增加消费支出能够显著降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Devarajan、Swaroop和邹恒甫(1996)研究了43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经常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正效应,而资本性支出则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并且生产性支出过度对经济增长有负影响。Gupta(2005)通过对39个低收入国家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人员工资的国家具有较低的经济增长率,而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资本品和非工资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较高。
关于政府支出总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罗默的研究表明:政府支出占GDP比例一定的情况下,提高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如果超过这一比例,政府公共支出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巴罗(1991)的研究也证明政府消费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兰多(Lan-dau,1986)利用65个发展中国家1960-1980年的数据研究后发现,政府支出特别是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反向作用。Engen和Skinner(1992)对107个国家1970-1985年间的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德瓦拉金(1996)等通过对43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认为生产性支出过度使用对经济有负影响。我国学者郭庆旺、吕兵洋和张德勇(2003)利用我国1978-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显示政府公共支出总规模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而生产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生产性支出中人力资本的投资比物质资本的投资更能提高经济增长率,而R&D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又大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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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观点认为政府支出会促进经济增长。Rub-binson(1977)利用相当大的跨国样本数据得出,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拉姆(Ram,1986)利用115个国家20年的投资、产出和经济增长等数据,对政府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相关的计量分析,发现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在政府支出占GDP比例适当的条件下,提高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而且这种正效应在低收入国家表现的更明显。Barro(1990)将政府支出流量直接纳入宏观生产函数,从中得到一个重要结论:政府支出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内生变量,可以通过改善单个要素生产率而促进经济增长,只要它的规模保持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政府支出就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第三种观点认为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关系。Jonas Angell等利用OECD国家1970-1995年的数据,研究认为公共部门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纳尔逊和辛(Nelson,Singh,1994)利用欠发达国家的数据研究表明,中央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对国家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有负影响,在80年代不显著。埃文斯(Evans,1997)研究结果也表明,政府消费占总产出的比例与人均产出的相关性不显著。
我国学者龚六堂、邹恒甫(2000)通过建模和实证分析认为政府资本性支出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没有统计学上的影响,经常性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政府资本性支出与经常性支出的波动对经济增长是负影响;孙群力运用协整理论、向量自回归、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分析框架,研究了我国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与长期关系,认为在长期内,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而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在短期,滞后两期的政府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投资。Romer(1986)和Lncas(1988)的研究对此做出了突出贡献。Romer认为技术进步表现为私人厂商投资于研究活动而生产出的新知识,而Lucas则认为技术进步是教育部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在生产过程中人力资本溢出的结果。Helms(1985)利用美国48个州1965-1979年的数据回归后发现,增加教育支出可以提高以个人收入表示的经济增长。Glom and Ravi Ku-mar(1992、1997、1998)、Radanovich and Zilch(1999)建立了包括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在内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模型中公共教育支出直接影响人力资本积累,最终影响长期经济增长。zhan(1996)、Miles-Far retie andRou bin(1998)、Braining and Vidal(1999)认为公共教育支出通过鼓励私人投资也可间接影响经济增长;Lan-kan和Simpson(2004)通过将私人和公共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投入建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重新考察了政府支出与增长的关系,认为当其他决定增长的因素在一般均衡分析中受到反向影响时,公共教育支出对增长的正的、直接作用会被减少,甚至为负,经济增长对公共教育支出的反应为非单调的,这种关系还依赖于政府支出的水平、税收结构以及生产的技术参数等;刘治松,贾凯威(2009)采用1980-2007年的数据,运用VAR模型方法,对辽宁省政府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辽宁省政府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呈现出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的运动轨迹。
关于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国内外相关研究很丰富。从理论上讲,政府支出的增加会抑制居民消费的增长即“替代效应”,同时,政府支出的增加也可能会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即“互补效应”。Bailey(1971)认为政府支出与个人消费支出之间存在替代关系;Barrow(1974)认为如果资本市场完善,理性消费者在进行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能够前瞻性地认识到当前债务融资对未来税收的影响,则政府支出为筹措资金采取何种方式是无关紧要的;Karras(1994)认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政府支出增加将提高居民消费的边际效用水平。对私人消费的支出,政府角色逐渐由补充转换为替代;Tsung-Wuho(2001)通过对OECD的24个工业国的研究,证实了这种替代关系;我国学者黄颐琳(2005)通过构建RBC模型,利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对中国经济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政府支出的增加导致居民消费的减少,二者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Shclarek(2004)认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有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效应,但没有证据支持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夏兴园、洪正华(2002)、刘宛晨(2006)对我国政府支出的消费传导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互补效应,即政府支出的增加促进了居民消费的增长,尤其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
通过理论回顾,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外关于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层次逐步加深,一般均衡理论得到广泛的应用,永久收入假说、RBC模型以及生产函数得到了拓展;在经验研究中应用了包括向量自回归模型、协整理论、工具变量等计量分析方法,提高了模型的估计精度。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如何定义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比如实证检验是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比如国内研究的样本数据大多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或者截面数据,对面板数据模型的应用较少,比如定量研究的模型分析中较少考虑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和区域差异,这些应是未来研究和探索的重要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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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郭庆旺,吕冰洋,张德勇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
[关键词]经济增长;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理论;对策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1008―2670(2006)03―0020―04
一、山东省经济增长现状
2005年,在经济普查数据和新的核算方法基础上,初步核算并经国家统计局审定,山东省实现生产总值1846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5.2%。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927.6亿元,增长4.7%;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10620.3亿元,增长17.9%,其中工业实现增加值9562.9亿元,增长18.6%,是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5920.4亿元,增长14.5%。人均生产总值(GDP)突破2万元,达到20044元,按现价汇率折算为2447美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4.5%。
2005年是“十五”的最后一年,回顾“十五”期间,山东省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10.05%、11.55%、13.7%、15.3%、15.2%,年均增长12.7%,其中一、二、三产业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8%、16.0%和12.0%。自2001年以来,山东省经济在各方面都实现了重大突破,发展迅速。继2002年GDP突破1万亿元大关后,2005年全省GDP达到18468.3亿元,为2001年的1.95倍。三大产业增长速度不断加快,又以第二产业最为突出,五年的增长率分别为11.34%、14.75%、17%、19.2%、17.9%,工业增长的速度也较快,2003年突破20%的增长速度,2005年增长速度更是达到28.4%,远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江苏、浙江、广东的水平。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增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投向优化重点突出。城乡居民消费倾向趋好,消费市场活跃旺销。工农业生产形势良好,有效供给不断增加。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外经贸发展跃上新台阶。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加,生活水平明显上升。从近几年的数字可以看出,第二产业是山东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相比较而言,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不足。产业结构的改变是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原因。近年来,第一产业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增长相对较快,比重由1997年的47.9%上升至2004年的56.3%,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日益占有重要的地位,第三产业比重也有所上升,但不明显,一直处于35%左右的水平上。可见山东省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第二产业来推动的。
将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的江苏、浙江、广东、山东近年来的经济增长状况作对比,形成以上的比较分析表。
山东省近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另外三省基本持平,但是在2004年超过了其他三省,增长速度突破了15%,而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上来看,这种超前更加明显,除了在2001年有一个小的回落以外,增长速度一直较高,从2002年开始已经远远超过各省,2003年达到51.7%的高水平。
第二产业比重不断加大,工业增长速度一路上升,固定资产投资连年增长,山东省经济增长的原因由此可见一斑。
二、山东省经济增长原因的实证分析
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消费、投资和出口,利用协整理论对它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数据选用山东省1978-2004年居民消费水平(X)、固定资产投资(1)、出口额(E)和GDP(C)数据,选自《山东省统计年鉴(2004)》和《2004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居民消费水平用1978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缩减,出口额用当年人民币兑美元年平均汇价(中间价)换算为以人民币为单位,GDP用1978年为基期的商品零售物价指数进行缩减,将处理后的数据取对数以克服数据中的异方差,分别用IX、U、I丑、IX3表示。
首先,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单整检验。单整检验是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的一种正式的方法(本文采用增广的Dickey―Fuller检验,缩写为ADF检验)。根据ADF检验过程对本文数据进行检验,LX、LI、IK、LG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具备了存在协整关系的前提条件。
为了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采用统计上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利用Akaike信息准则确定的最合适的滞后阶数为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部分结果如下:
从上表看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投资和GDP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同时,投资是消费的原因但反过来不成立,而消费和GDP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因果关系。
对原假设1和2的拒绝,说明投资为GDP的因且CDP为投资的因,即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投资与GDP构成双向因果关系。这一结论意味着,山东省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且经济增长带动投资的增长。然而对原假设3的接受说明,消费在显著性水平为10%时不是GDP的因。这一结论隐含的意义在于,山东省消费的增长对于拉动GDP还没有显著的效应。这两个结论说明,山东省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山东经济运行的最本质特征是投资驱动型增长。
还可以发现,对原假设6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也可以拒绝,说明投资还是消费的因,投资的增长带动消费的扩大,这是因为投资中的一部分转化为消费。这一结论进一步证实投资对经济的推动。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加大投资不仅能显著拉动当前经济增长,而且有利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因此应着力鼓励投资。
下面对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均衡稳定关系,便于我们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协整检验结果如下:
X(X X)表示在5%(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LR检验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存在至少一个协整关系。协整方程为:
IX3:0.898131Ll+0.513312LX―0.451303LE+0.595031
协整方程反映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趋势,它趋于长期均衡,这就是说,从长期来看,山东省投资对GDP的弹性为0.89,消费对GDP的弹性为0.51,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描述为,投资一单位的变化将会引起GDP0.89单位的变化,而消费一单位的变化将会引起GDPO.51单位的变化。虽然消费不构成GDP的因,但是由于消费和GDP之间的协整关系存在,因而它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就存在,在长期内,消费的变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进而我们分析投资和消费对GDP的短期影响,这里通过估计误差修正模型来完成。
LG=0.430893ecm(-1)+0.38963LG(-1)-0.646571LG(-2)+0.083655Ll(-1)+0.251706LI(―2)+0.384252LX(―1)+0.136055LX(―2)―0.199363LE(―1)―0.095129LE(―2)+0.104478
上述方程显示,协整关系对当期的GDP产生刺激作用,其效应为0.43;投资和消费对GDP的短期弹性分别为0.34(=0.083655+0.251706)和0.52(=0.384252+0.136055)。这一结论刻画了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它说明投资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及长期的作用明显,而消费则恰恰相反,它在短期内的推动作用比较明显,超过了它在长期的作用。
三、山东省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从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原因进行的实证分析当中,可以看到山东省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但也可以发现存在的问题。
(一)投资的适度性问题
山东省经济属于投资驱动型经济,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近几年山东省经济增长来看,主要动力是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而第二产业以及工业的发展又主要依靠加大投资来实现。第二产业投资的增长率在2000-2004年分别为23.8%、17.3%、30.6%、71.3%、42%,在第二产业增加值中,投资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2.28%、26.46%、40.68%、114.9%、114.8%,第二产业的发展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都在依赖投资的加大。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显示,在长期和短期当中,投资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山东省经济迅猛增长的事实也表明投资的确能较快的带动经济增长,但无节制的加大投资的数量势必会给经济带来其他的问题,投资过热会引起物价的上涨,给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
从表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近年来不断加大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推动物价水平上升,投资拉动CDP实际增长所占的比例在减少,推动物价上升的比例在增加,2004年投资推动物价上升的比例已接近1/3。
另一方面,反映投资水平的投资率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存在一个使经济增长达到均衡的最优投资率。根据山东省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现状,目前最优的投资率应在40%左右,而山东省2003年和2004年的实际投资率分别为42.9%和43.1%,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最优的投资率水平,投资已接近饱和,继续加大投资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将会越来越小。
(二)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发挥程度问题
消费这一驾马车的作用在山东省经济增长中还没有发挥到极致,从上面分析中的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中看到,投资对CDP的长期弹性为0.89,消费对CDP的长期弹性为0.51,投资和消费对GDP的短期弹性分别为0.34和0.52,消费的长期弹性小于消费的短期弹性,消费的作用还仅仅停留在短期,消费需求与第三产业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山东省第三产业发展的相对滞后是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
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和出口作为派生需求,必须通过消费得以实现,因此,最终消费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经济学家钱纳里曾经对101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趋势性的判断,并得到国际认可,即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在1000美元时,最终消费率应不低于76.5%,如果消费率偏低,将不利于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按此标准并结合当前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山东省最终消费率应在70%以上,但目前的最终消费率大大低于此数,最重要的因素是居民消费率偏低,当前山东省居民消费中城镇居民消费所占比重高于农村,因此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的影响更为显著。但2003年以来,山东省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幅度一直低于CDP的增长幅度,全年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增幅低了GDP增幅6个百分点,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明显不足。消费水平和层次偏低,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低于江浙粤。消费层次反映了消费需求的水平和满足程度。山东省服务性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较低,表明山东省服务性消费水平较为落后,消费层次不高,消费需求不足。
(三)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问题
山东省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较慢,第三产业增加值在CDP中所占比重始终维持在35%左右,2002年以来反而略有下降,2004年与2001年相比下降了4个百分点,已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数,全省所有大中城市中仅济南较为合理,其顺序为第三、第二、第一,其他城市均为第二、第三、第一。按照全球产业结构发展规律,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后,这样的顺序是不合理的。第三产业增加值贡献率的变化同样反映了这一问题,2001―2004年间第三产业贡献率与之前的五年相比,下降了15个百分点。
从行业发展看,2004年山东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占CDP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个多百分点,其中批发零售流通业增加值仅占CDP的8.3%。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高达70%左右,批发零售流通业占整个CDP的16%左右,山东省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第三产业投资力度明显加大,但投资效益不同步。在与江苏、广东、浙江的比较中,对第三产业投资额增长较快,投资总量在2001―2004的4年间增长191.37%,远远高于江苏的66%;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的投资增长速度高于苏、粤、浙的水平;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三产业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由1996年时的最低上升为基本接近,并且超过了浙江的比重。尽管如此,山东第三产业产值(投资效益)的增长慢于投资额的增长。2001―2004四年间山东第三产业产值年平均增长11.4%,低于江苏的13.6%和浙江的17.6%。
第三产业内部投资结构尚欠合理。从对新兴行业的投资来看,2004年,山东房地产投资占第三产业投资的比重为27.68%,低于江苏和浙江的44%和45.7%。山东对金融、保险业的投资占第三产业投资额的比重低于江苏、广东、浙江和全国平均水平。由于历史的原因,山东省对传统行业的投资一直偏高,如在第三产业总投资中,商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投资所占比重较高,高于江浙粤以及全国的平均水平。
四、山东省经济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一)逐步转变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三大动力(投资、消费和出口)发挥着完全不同的作用。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内需的扩大,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动力,在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大都超过80%。与此不同,目前山东省的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投资的推动。但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面临日益增大的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和挑战。新的经济发展环境客观上要求政府和企业都要加快转变发展观念,把推动消费增长和推动投资增长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二)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目前,居民需求层次的提高正处在边界点上,消费需求日趋丰富多彩,客观上对收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提高,必然会扩大消费需求,消费水平会相应提高,因此要调整分配政策,增加劳动者收入。
(三)加速消费体制改革,扩大消费市场化程度。坚持居民消费领域的市场化、商品化,只有商品化和货币化的个人消费需求,才能反映真实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发挥消费需求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导向和控制功能。
(四)从战略高度审视第三产业发展的环境和空间,从根本上提高第三产业的层次和质量。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规律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第一、二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能促进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山东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其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因素。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鼓励创办多元化的劳动密集型和外向型企业等,这样既可以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出路问题,又可以增加出口创汇,从而增加对国际国内市场需求的投人,实现良性循环,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达到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
(五)在改善投资结构上做文章,正确处理控制投资总量与改善投资结构的关系,更加注重改善和优化投资方向,增加高新技术产业、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资源节约利用的投入,全面提高投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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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VAR模型;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差分解
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是经济学中的两个基木范畴也是国民经济总体构成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生产总过程的角度来看,它们分别属于生产和消费环节,产业结构与消费之间是一种相互适应、相互制约、相互决定的关系。因此,有必要从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角度研究和分析经济增长。现有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规范研究的比较多,而进行实证研究的还比较少,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转换的影响;二是产业结构转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往研究往往把消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分开来研究。如杜俊平、叶得明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关系及其动态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会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演变;文启湘、冉净斐通过建立了消费与产业结构两者的和谐矩阵,测算了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和谐度;柯军对安徽省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联动性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则不是产业结构升级的Granger原因。文章运用动态计量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和方差分解,对安徽省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三者的动态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期为安徽省产业结构升级及消费结构转变提供理论依据。
一、变量的选择与数据的处理
产业结构指标:本文采取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来反映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设某区域有n个产业,将这些产业由高层次到低层次加以排列,所得的比重分别记为q(j),则该区域产业结构层次系数为:■■q(j),该式实际上是对三次产业的比重进行加权求和,按三次产业的层次高低依次赋权。W越大,则该区域结构层次系数越大,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该指标考虑到三次产业之间相对结构的变化,因而较劳动力、产值结构指标方面更为全面,且反映了产业结构升级的信息。结构层次系数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反映某区域某年份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绝对水平,而主要在于进行不同区域之间和不同时间之间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比较和结构高级化变动状况的考察”。
消费结构指标:按照中国的统计方法,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分为八项,如食品支出、衣着支出、住房支出等,各项支出之间的比例关系就是消费结构。为了着重分析安徽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特点与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用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EC),即城镇居民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作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代表变量。
经济增长指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反映安徽省经济增长,为了消除物价水平的影响,用安徽省历年生产总值指数对GDP进行调整,得到按可比价计算的生产总值,计算公式如下:实际GDPt=■,其中GDP■表示1978年按当年价计算的生产总值,It为历年以1978年为100的生产总值指数。
本文所选变量数据均来自历年的《安徽统计年鉴》,数据时间跨度为1978-2008年。由于安徽正处于工业化初级向成熟转变阶段,所以三次产业按二、三、一顺序排列,按照结构层次系数公式,对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加权求和得到结构层次系数,由于是比重关系,三次产业产值比重以当年价计算,未剔除物价因素,不影响分析目的。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经过处理的数据取自然对数。分别表示为LNGDP,LNW,LNEC,输出结果由Eviews5.1实现。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安徽省经济增长(LNGDP)产业的结构层次系数(W)和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EC)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关系,以及在给定单位变化条件下各变量系统内相互影响的综合动态反应,建立由这三个内生变量组成的并且不考虑外生变量的VAR的具体形式为:
Yt=A1Yt-1+…+Ap+Yt-p+εt
t=1,2…,T
其中,Yt=LNGDP■LNW■LNEC■,A1,A2…,Ap是要被估计的系数矩阵,P是自回归滞后阶数,εt白噪声序列向量。
(二)单位根检验
考虑到序列可能存在高阶自相关,我们采用单位根(ADF)检验法检验序列LNGDP、LNW、LNEC,及其一阶差分序列LNGDP、LNW、LNEC,是否存在单位根。根据水平序列与差分序列的时序特征,水平序列检验方程包含常数项和线性时间趋势项,差分序列检验方程仅包含常数项,同时根据AC和SIC准则确定检验模型的滞后阶数,具体结果见表1。
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LNGDP、LNW、LNEC(即水平序列)是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时间序列。根据一阶单整的定义:过程不是平稳的,而它的一阶差分却是平稳过程,记为I(1)所以原序列LNGDP、LNW、LNEC,都是一阶单整的。
(三)协整检验
利用Johansen检验方法进行协整性检验时,由于在建立VAR模型结构的时候,需要确定变量的滞后区间。依据AIC,SC信息准则最小化,并考虑样本容量较小的情况,初步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3(AIC=-13.04305,SC=-11.6032)建立三阶滞后的VAR模型,并进行稳定性检验,所有根的模的倒数都在单位圆内,表示模型稳定。下面对其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本文采用观测序列有线性确定性趋势并且协整方程(CE)仅有截距,不包括常数和线性趋势,变量间协整关系检验列于表2。
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着性水平下,序列LNGDP、LNW、LNEC之间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即在研究数据期间的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关系,系统未来能够将新息变化带来的冲击加以吸收,使系统维持在一个均衡的状态下运行。用方程来表示这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并令其等于vecm得:
Vecm=LNGDP+3.4459LNEC-4.90221
LNW-16.2546
[15.4561***][-13.8562***]
为验证序列vecm的平稳性,对其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具体结果见表3。
由于检验统计量-4.9179小于显著性水平为0.01时的临界值-4.3743,因此可以认为残差序列平稳,表明回归方程各项统计检验通过,序列LNGDP、LNW和LNEC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因此,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四)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检验结果证明安徽省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为了更加清楚地分析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间的短期与长期的综合变化,需要构造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由Eviews 5.1输出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检验结果可以看出VECM的整体效果,模型整体的对数似然函数值足够大(调整前为206.0812,调整后为215.6348),同时AIC和SC值分别为-13.8181和-12.0761,都较小,说明模型整体解释力较强。将估计结果写成矩阵形式可以清楚地看到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的影响:
ΔY■=ΔLNGDPΔLNWΔLNEC=0.04310.02060.0032+-0.08830.0778-0.1283vecmt-1+0.6292 0.7589 0.38010.0541 0.0742 -0.1973-0.1476 -0.6459 0.2302ΔYt-1+-0.02380.22410.2244-0.2169-0.16060.00820.1057 -0.4771 0.3019ΔYt-2
(五)格兰杰因果检验
综上可知,原序列LNGDP、LNW和LNEC,虽然不平稳,但都是一阶单整且存在协整关系,因而可以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体结果见表4。
由于格兰杰因果检验是通过检验有限制条件回归和无限制条件回归的残差平方和是否发生显著变化来实现,因此检验统计量是F统计量,对于第一、第四零假设其F统计量分别为1.07174、0.48179,相应伴随概率为0.30974、0.49354,大于0.1的显著水平,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所以认为消费结构(LNEC)不是引起经济增长(LNGDP)和产业结构(LNGDP)的格兰杰原因;在0.1的显著水平下,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是双向因果关系,同时经济增长是消费结构的单向因果关系。
(六)方差分解
格兰杰因果检验只能说明多个内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不能确定因果关系强度的大小;而方差分解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可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可以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
表5中给出了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方差分解值,可以看出:GDP对变量ln(GDP)的影响较,且GDP的冲击影响是递减的,在第10年到达50.8912%;而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冲击影响是递增的,在第10年分别到达33.5726%和15.5360%。由此可见,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大于消费结构的变动,而且其冲击基本保持增长趋势;同时消费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也表现出持续增强趋势。方差分解的结果说明:相对于消费结构,安徽省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也不能忽视消费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而,当前在继续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改善消费结构、扩大内需对拉动安徽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三、结论
运用动态计量经济模型VAR分析方法对安徽省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构表明:
第一,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从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来看,在0.1的显著水平下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互馈关系,亦即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也加速了产业结构调整,两者互为促进。
第二,消费结构演变并未引起产业结构的改变: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安徽省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之间存在单项因果关系,即产业结构促进消费结构的转变,但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拉动作用不明显,分析原因,是因为安徽省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不相适应,因此,企业要根据消费需求变化及时调整生产规模、投资方向、产品结构等,要按照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市场需求配置资源,充分发挥消费需求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导向作用,从而使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相互适应。
第三,消费结构演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明显:在0.1的显著水平下,安徽省的消费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的收入水平,使人们的消费结构从单纯的生理物质需求向追求更高的精神需求层次转变,但是,消费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却不明显;方差分解也表明消费结构演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小于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析原因可能是一部分消费需求被压抑,特别是广大的农民消费需求还未得到释放,以及传统落后的消费观念制约。因此,一方面,政府部门要从调整收人分配结构入手,缩小城乡居民收人差距,提高收人水平,为消费结构升级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积极调整消费政策,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引导居民把更多的购买力更多地引向劳务消费特别是高层次的精神文化消费上去如文化消费、信息消费、旅游消费等从而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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