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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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范文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提出
1973年美国当代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在比较分析美国和欧洲（主要是英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基础上，首次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指标，将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大体分为三阶段：高等教育入学人口占适龄人口的15%以下为精英教育阶段；15%～50%为大众化阶段；超过50%为普及化阶段[1]。但5%、15%和50%并不是绝对的临界点，各国应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所关照的不是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问题，而是规模扩张引起的教育制度与环境的变化。
二、法国高等教育进程
(一)法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
19世纪末的改革使学生进入大学的数量快速增长，1886～1905年的这20年间增长速度达到180%，截至1905年大学生人数已达到31514人[2]。进入20世纪，法国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二战结束（1945年）到第五共和国初期（1958～1968年），高等教育获得迅速发展，进入大众化阶段。1945～1970年的25年间，大学生数量增加了7倍，大学教师的数量增加了6倍；教育经费也在1958～1967年的十年内增加了3倍；此外政府还新建、扩建了40多所高等专科学校[2]。据统计，1980年在校大学生人数突破百万大关，达到117.4万人[2]。90年代以来，在校大学生人数持续上升，1993年达到206.7万人。此后，在校大学生人数一直保持在200万人以上[3]。有资料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法国的适龄青年高校入学率已达到26%。
（二）法国高等教育的结构构成
1.双轨制的类型结构。法国高等教育的特色在于其大学与大学校并行200多年的“双轨制”，而大学和大学校在专业设置、招生办法、培养目标和学校管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4]。①大学。大学规定凡持有高中毕业会考及格文凭者均可以注册入学，入学后接受方向指导，再确定具体的专业方向[4]。大学一般是设置神法文医理五个学院的综合大学，全部属国民教育部领导，主要任务是培养教师和科研人员，着重基础和理论教学。大学是科研的重要基地，教师的法定工作职责便是科学研究。大学课程的设置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无疑使法国高等教育培养出的人才更能适应和满足社会的要求。②大学校。大学校招生极其严格，先从高中生中择优进入大学校的预科，两年预科成绩合格者再通过难度很大的入学考试才能进入大学校，之后还要进行专业的培养训练。法国在工业、国防、经济、管理、农林、畜牧等方面的高级技术人才主要由大学校培养[4]。大学校招生数量很少，在校生只占到全国高校学生总数的10%左右。有些大学校属国民教育部领导，有些属政府各业务部门领导，还有些属教育部和业务部门双重领导。法国的双轨制是其高等教育的办学特色，大学注重科研、课程设置符合社会需要、教师地位和水平高、对私立大学管理严格；大学院招生严格、竞争激烈、注重基础、多科培训、强调实践。法国“双轨制”的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在扩大教育规模的同时，也保证了教育质量。2.阶段性的层次结构。法国高等教育的多样性是与多层次性联系在一起的，其层次结构表现为三级体制，不同类型学校的层次结构具体表现如下：①大学教育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两年，进行基础理论教育，考试合格后获得“大学普通教育文凭”，之后学生可进入第二阶段继续学习。第二阶段为三、四年级，接受专业基础教育，为从事科学研究或就业做准备。本科毕业后要想进一步深造，经过申请并获得批准后，可进入大学第三阶段。第三阶段的第一年有两种选择，一是攻读深入学习文凭，这是研究工作的准备阶段，主要学习理论和方法教育。另一种选择是攻读专业深造文凭，这种文凭以就业为主，职业性较强。②高等工程技术教育的层次结构：第一层次是短期技术大学，学制两年，毕业时获得“大学技术文凭”。第二层次是大学校，学制五年，毕业时获得工程师文凭。第三层次，大学校学生如欲做研究，第五年时可以同时修习“深入学习文凭”，毕业后用二到三年的时间写工程师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可获得“工程师博士”头衔。法国高等教育各个层次之间虽然有严格的界限，但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允许互相转学。这种多层次的高等教育结构，既利于满足社会对各类人才的实际需求，又能使学生按照自身兴趣和特长做出选择，增加学习和就业的机会。3.多样化的形式结构。除了常规的高等教育形式外，法国的业余高等教育也非常发达。夜校、函授教育、广播电视教育遍及法国各地。业余教育利用高等学校的场地、设备、师资等资源保障了教学质量。多形式、多途径办学是法国高等教育结构的又一特色。综上所述，自19世纪以来，法国高等教育规模迅速发展，逐步实现了大众化阶段要求的15%的入学率。但大众化目标的完成，绝不仅仅是数量上的达标，还要体现在教育质量上的保障，也就是要求高等教育在结构上能优化配置，功能上能促进经济发展，课程上能满足社会需求。在大众化进程中，不能把规模发展和结构发展割裂开来，单纯的追求某一方面的发展，二者应是并驾齐驱、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
三、法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特点
(一)政府的重视促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
1.法律保障。法国历次教育改革均有法律推动，避免了改革的随意性，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大革命胜利不久，法国就于1793年9月颁布了《公共教育组织法》，要求关闭当时所有学术保守的传统大学，创建了一批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确立了法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式[2]。拿破仑主政时期于1802年5月颁布《国民教育计划》，标志着拿破仑中央集权教育制度的开端。1808年颁布《大学组织令》，形成了法国现代大学的基本模式，确立了沿用至今的中央集权教育管理制度。拿破仑的高等教育改革是法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一次重大改革，使法国高等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1896年7月颁布的《国立大学组织法》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改革走向，还以法令的形式推动了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至此，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机构均在法律上被确立下来。二战后，为促进法国教育的恢复与发展，法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计划、法律推动高等教育改革。1947年实施朗之万瓦隆计划，其教育民主化思想对战后法国的教育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依据。以1968年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为依据的高等教育改革是1896年重建大学以来影响最深的一次改革，在战后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了高等教育的任务、性质、办学原则、组织机构、师资队伍及改革实施等内容[5]。2.教育支出。从70年代末，法国教育经费开始超过国防预算。80年代，教育经费占到国家预算的17-18%。90年代，教育经费从占国家预算的18.3%增长到37%，并一直保持增长势头。1998年，法国教育经费达到5920亿法郎，在校生人均教育经费达44900法郎。进入21世纪，法国启动新千年计划，又为大学增加了450亿法郎投入[3]。教育经费的持续增长，对于促进教育事业的现代化发展、增加高等教育入学人数、保证大众化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了法国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教育优先发展的国策。
(二)优化的高等教育结构是大众化的有利保障
1.高等教育类型多样、层次合理。法国高等教育包括大学和大学校两种基本类型，前者注重普及知识、后者旨在培养精英，二者相互竞争、相互补充，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双轨制”高等教育体制。60年代中后期，法国创立短期高等教育，包括短期技术大学和高级技术员班，提供面向市场的高度职业化课程，有力地促进了法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6]。总之，开放民主的大学、培养精英的大学校、培养高级技术员的短期高等教育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构成了法国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制，满足了社会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2.高等教育学科广泛、注重实践。法国高等教育的学科广泛、课程多样，既有长期课程又有短期课程，既开设普通课程又开设职业化课程，还区分应用性和研究性的培养训练。法国是颁发文凭种类最多的国家，其高等教育体制为学生学习和就业提供了多种选择。法国的高校都非常重视学生的实习环节，其中大学校的实践教学最具特色，每年都会为学生安排实习内容，最后一年学生基本在企业中度过。理论加实践的教育模式利于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培养社会需要的精英人才。
参考文献：
[1]王祖林.美英法日四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实践途径比较及启示[J].石油教育，2009（6）.
[2]贺国庆，王保星，朱文富.外国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184.
[3]王丽华.法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及对我国的启迪[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2).
[4]李爽秋.法国高等教育结构[J].贵州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3).
第2篇：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范文
关键词：高等教育大众化；多元化；质量保障体系
一、质量问题的背景
质量是当今高等学校与政府、社会、家庭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其背景是迅速扩招及其带来的高等教育大众化。
我国高等学校的大幅扩招始于1999年，当年的招生人数比前一年增加了47％，以后连续几年大比例扩招。与1998年相比，1999年、2000年、2001年3年共扩招300多万人。1993年本专科招生数是92万人，到2003年招生达380万人，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人数，1993年是500万，2004年是2000万人，几乎分别达到十年前的四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993年是5％，2004年达到19％，按“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将达到25％左右。按照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创始人、美国伯克利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原主任马丁・特罗教授1973年发表的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论文的观点，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基本达到大众化水平。
应该说，由于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二十一世纪国际竞争对高素质人才的大量需求，政府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决策是正确及时的，也是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是必然趋势。但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同时也警告说，当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15％这个区间的时候，高等学校的活动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各方面要做好准备，特别是质量问题，应该受到重点关注。
实际上，敏感的大众媒体从一开始就提出大学生数量上升可能引起质量下降的问题，近年来，用人单位也发现很多毕业生能力与学历不成正比，开始用挑剔的眼光看待大学毕业生，又由于社会转型和产业布局的结构性调整等因素，造成了大学生就业困难，高等学校也感到保障教学质量是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根本，因此提升质量成为各高校共同的新使命。而关注质量问题，必须深入研究扩招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问题，要在大众化的背景下构建新的质量体系。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对教育质量保障的挑战
高等学校扩招的直接结果是学生人数的剧增，造成学生人均资源的短缺。虽然国家对高等教育加大了投入力度，多数高校在基础设施和仪器设备等方面有了一定的改善，但人均下来，包括宿舍面积、图书拥有量等教学条件都有所下降。特别是教师数量和质量的增长速度比不上学生扩招的速度。造成生师比大幅上升，中级以上职称教师比例下降，以西南科技大学为例，扩招前的1997年，生师比是8.8:1，而扩招后的2001年达到18:1，2005年是17:1，其他高校情况类似。这样，以前不到30人的小班现在变成了40－50人甚至人数更多的大班。教师工作量普遍上升，据统计，扩招后有些省市高校教师周课时高达40课时，一人承担3门以上课程的达60.2％，最多的达6门，教师能够完成教学任务已属不易，教学水平和质量很难保证。又如研究生，以前一个研究生班只有几个学生，老师有时间和精力要求每个学生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一一进行评述和辅导，学生无从偷懒，老师也能够感到自身价值得到了体现，有充分的互动，师生关系融洽。现在由于扩招，一个导师可能要带十几个研究生，小范围的讨论课成了老师一言堂的大课，加上其它一些因素，甚至出现了学生毕业答辩时老师问自己学生导师是谁的笑话。这种情况的师生互动和教学相长可想而知是比较差的。
其次是大学生源面积扩大、学生质量和能力分层以及由此产生的需求多元化。由于大幅扩招，考生条件放宽，升学比例大大提高，大学生的异质性明显提高。由于取消了年龄限制，退休人员参加高考已经不是新闻，理论上加大了同班同学的年龄差距；放宽了背景条件，退伍军人、打工者都可以平等参加考试和录取，使大学生群体的经历和阅历更加丰富多彩，志向和人生规划也千差万别；家庭经济条件的差异也反映到大学生身上，有些学生花钱如流水，有的学生却连学费也交不起，生活困难，形成了贫困大学生群体。同时，以考试分数为代表的大学生的能力和水平差异也明显增加，大学生分层现象逐渐显现，热爱学习、成绩好、追求进步的和不爱学习混日子或有其它目的的学生出现了两极分化。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群体构成的多样化必然带来需求的多元化。大学生群体思想活跃，多元的思维和多层次的群体结构使多样的需求成为合理的诉求，选修课增多，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成为必然。但同时社会的急功近利也影响到学生对学业和课程的选择和态度，很多学生心态浮躁，不愿做基础扎实的长期努力学习，恨不能学到立竿见影马上就能赚钱的知识，职业化倾向严重，对基础学科和人文科学不感兴趣，学习积极性不高，不利于科学态度和人文精神的培养，对保障教学质量造成环节的缺失。
三、大众化多元性与质量一致性要求的矛盾
高等教育大众化也意味着教育面向的社会化，导致大学治理模式的变革。传统大学是有相对自治权的“象牙之塔”，但后来政府越来越多地干预大学，制定招生计划，指定教学大纲，甚至直接插手学术、科研和教学过程，使大学感到没有自，于是2000年9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高校管理项目(IMHE)在巴黎举行的“超越自主创新型大学：全球化的挑战和高校的对策”会议发出“重建大学共治、重建大学自治”的呼吁，以提高大学学术研究的自治地位，摆脱当局对高校教学和学术研究活动的干涉。但实际上，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大学不再只是少数精英的“论坛”和“俱乐部”，不可能回到“象牙之塔”，相反，作为公共产品，高等教育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的监管和控制，同时，大众化也意味着大学对社会的更大开放，因而日益受到社会和市场的影响，有人预期“大学、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治理的新型大学治理模式将在新时代出现”。
从监管的角度，政府希望通过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办学模式、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干预，达到对大学教学质量的控制。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力提倡高校采纳美国企业界80年代初开始流行的全面质量管理，把企业界的管理技巧引入到高等教育界，重视质量形成的过程性，就是想用标准化的方法达到教学质量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做法是合理的，也有其必要性，因为教育质量控制也是一个系统工程，结果与过程是紧密相连的。然而，高等学校人才质量目标毕竟与其他企业的物质产品不同，难于用具体的技术性能指标对其界定与鉴别，也就是说，企业管理中的质量保障体系在高等教育中不一定有效。教学评价中还必须考虑学校的定位问题，以及大学内部的学科结构，即使同类型、同层次的大学，其内部的学科结构则可能差别较大，同一学科结构不同学科之间，质量的同一性也极难表
达。不同学科不同性质的课程之间讲求“同一”求其一致本身是“反质量的”。同时，大众化时代社会的需求也是多样化的，千人一面缺乏个性不是质量保障的本来目的。这反映出质量体系统一性与大众化背景下大学内部结构，包括学校学科结构和学生层次结构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
四、构建新的质量评价体系和机制
1、单一教学质量评价标准的弊端
传统的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是以学术水平作为唯一标准，学生达到的学术水平高，就说明学校教学质量好，也不管学校的定位和学生的层次。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文学方面的学术水平可能是比较高的，但让他去做钳工却未必合格，甚至在机关机构改革中也有被“优化”掉的可能，前两年北京大学毕业的陆步轩由于种种原因被迫卖猪肉的事件就是明显的例子。清华大学毕业六年没有找到工作也不再稀奇，有用人单位甚至在招聘现场写出了“北大、清华学生免谈”的字样，而另一方面，广东等地早就打出了十万年薪招聘技术工人的广告。这种强烈的反差告诉我们，在需求日趋多元化的今天，特别是在市场条件下，学术作为唯一标准评价教学质量是不为社会所接受的。实际上，北大清华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应该各有其存在的理由，也各有其价值所在。在大众化背景下，学生的初始条件差异和目标要求分层化现象更明显，单一的学术标准也很难度量学生学习的收获。
传统的学术标准也用来要求老师，于是老师热衷于抓项目、搞科研、发表文章，反而轻视了教学工作。本来教学也是需要付出心血和精神的创造性劳动，但以学术为主的评价标准让老师们感到，只要科研项目搞上去了，教学马虎一点无所谓，从学理上说，研究水平高，教育水平也一定高，但这里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研究与教育是一致的，第二学生是有接受能力的，脱离这两个条件，就不能说研究水平与教育质量之间有必然的联系。而一般教师都很难既重科研，同时又重教学。学生对老师的教学有意见，发起学生评价老师的运动，给老师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许多老师精力不济，只有讨好学生，不敢坚持学术标准，不敢对学生严格要求，这使教学质量更加难以保证。
2、引入新的价值取向和维度
因此评价高等教育的质量必须重新考虑学术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要引入新的价值取向和维度。在坚持学术标准的基础重要地位的同时，应该加上培养人才的人文价值取向、面向社会、适应市场需求的价值取向和综合素质的要求等指标。高等教育的人文取向是指以满足人自由发展需要，尤其是满足整个人类社会改善生存状态、全面进步需要的程度为质量标准，以强调高等教育对社会的超越为特征。离开学术取向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会被社会牵着鼻子走，有悖于高等教育的本质；离开社会取向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保守而缺乏生机与活力，会失去公众和社会的支持；离开人文取向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则会使高等教育变成短视的急功近利活动，失去理想主义激情，丧失其可贵的对社会和个人的引导功能。
人才的综合素质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根本维度。人才培养的战略要求是：入口处的优质生源：要求有较高的智商，成绩优秀，富有创造力，品质好，积极健康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富有责任感；出口处一流培养目标的实现：毕业生具有人际理解能力和与他人合作的能力，具有辨别能力，熟悉不同的思维方式，具有某一领域的知识深度，具有观察不同学科、文化、理念相关之处的能力，具有一生求学不止的能力。大众化时代由于入口质量把握较难，很难达到人才综合素质的全面要求，但起码要能够面向社会，具备接受市场挑选的基本要求。
3、构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新机制的策略
在构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方面，澳大利亚的经验值得借鉴。为了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澳大利亚政府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评估，并采用了“优化策略”和“重释策略”来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在观念上，澳大利亚政府引导广大教师从“注重自己教”向“注重学生学”转变，使教师认识到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理解并研究学生的学习；在实际操作中，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结构，优化学生的学习活动、教师的教学活动和学校的管理活动。“重释策略”是采用鲍尔(Boyer)提出的广义的学术概念：即学术关注于发现、整合、运用及教学。这种重释使忽略了大学教学的人们重新认识到大学的教学功能，同时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大学的教学具有很强的学术特征，从而改变了轻视教学的倾向。昆士兰大学为了突出教学的地位，规定了员工教学和科研都要占到总业绩量的30％，通过规定教学所占的比例，教学人员的积极性得到相应提高，进而提高教学质量。
大学在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中应该发挥主体作用，要建立自我约束和监控体制。大学内部应设立学术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对教学中的课程、教学评估和论文进行监督和指导，并结合学生的就业情况对教学进行相应调整，同时，大学的各项管理应该体现对教学质量的关注。
第3篇：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范文
“本科教育”本意是“尚未获得毕业资格的大学生教育”或“尚未取得学位的大学教育”，其原因在于自中世纪大学创办以来，高等教育最早只有一个层次。但近代高等教育移植到中国时，高等教育已发生分化(先后出现专科教育、研究生教育)，我国学者把UndergraduateEducation意译为本科教育，大约是想说明这～级教育是“原本就有的”或“基本”的。本科教育从属于高等教育，属高等教育中间层次的教育。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的解释，本科教育属于“第三级第二阶段(或总第六级教育)教育，与专科教育、研究生教育构成高等教育的三个层次，为高等教育的主干部分”。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法》中第十七条规定，我国本科教育学习年限为四至五年；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本科学生的基本规格和质量标准为“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与本科教育相应的学位是学士。学生完成其学业，并经考核合格后，一般发给“学士”学位证书。
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的主体与骨干，是一个大学的基石。它往往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国内外高等教育改革的热点。从国际范围看，世界各国的本科教育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有的甚至是根本性变革，传统的本科教育受到新的挑战。许多国家如英国、德国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世界高等教育最发达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也发表了《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的研究报告，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特点和面临的挑战出发讨论了本科教育问题，并提出了改革本科教育的十大对策。目前在我国，本科教育存在分类不清、定位不明、目标雷同、特色迷失、盲目追求“大而全”，纷纷向北大、清华一流大学看齐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阻碍本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我国本科教育继续陷入这种趋阃的漩涡，随波逐流，多数高校会在竞争中丧失优势，加重高等教育的不公平现象，最终导致整个高等教育迷失方向。因此，当前我国本科教育应当且必须走多样化发展之路。
事实上，教育多样化早就出现在现代教育中，但至今我们之所以讨论这个话题，是因为目前教育的多样化不能得以充分发展。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发展都对教育提出了多样化的要求。因此，教育要求向多样化发展也越来越迫切，本科教育更是如此。
二、多样化：我国本科教育的现实选择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需要本科教育多样化
高等教育大众化在提高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比例的同时，也使教育的对象、教育的目标、教育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正如马丁·特罗教授所认为：“由于高等教育规模在量上的增加，高等教育的全部活动都要发生变化。大众化是揭示变化的一种理论，是揭示变化的一个信号，它具有一种预警功能。”他进一步说明：“当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l5％这个区间的时候，高等学校的活动会发生较大的变化。我注意到，当美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达到这个区间的时候，高等学校的活动开始发生变化，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了已经和即将发生的变化。我要提醒他们，高等教育要发生重大变化，对即将发生的变化，我们要有所准备。”马丁·特罗教授指出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高等教育转变中，“人数的增长也意味着学生的家庭出身、特性、动机、志向、兴趣和经历的多样等教育同样的多样陛来反映教育中学生的多样性”。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教育的对象、教育的目标、教育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即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具有不同的类型和特点，需要高等教育也具有不同的类型和层次，因此产生了学校设置的不同类型和不同定位。作为高等教育主体的本科教育理应随之发生一系列变革，形成不同类型的本科教育共同发展，来适应人们的多样化教育需要，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经过连续几年的扩招，我国目前高等学校本科生数量与1998年相比翻了几倍。其中重点大学、研究型大学的扩招，使一般的地方性教学型本科院校的生源质量明显下降。在扩招前，许多教学型高校实际上承担了部分研究型大学的“精英教育”的任务，而扩招后教学型高校就不再有“精英学生”，“精英教育”的任务落在了重点大学的肩上，地方高校、教学型高校则承担大众化高等教育的任务。也就是说，大众化阶段高校的分工将更加明确，本科教育结构类型调整成为必然。
然而，现实中一些举办本科教育的院校职能不清，分工混乱，相互串岗，盲目攀比，追求办学“大而全、高而尖”，拼规模、争升格，纷纷提出了大同小异的发展目标，使我国高校本来已经存在的“干校一面”、特色不明显和人才培养模式单一的问题更加严重，造成了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就像我国高等教育学创始人、当代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家潘懋元先生所指出的，高等学校“要各看各的情况，不要互相攀比，一哄而上。不要工农兵学商，什么都想办。不管怎么说，万事皆备于我’是不行的。不要把多样化社会化看成是小而全、大而全”。因此，本科教育只有去除趋同化、走多样化发展之路，才能帮助高校走出角色错位，浪费资源的误区。
(二)社会需求多元化需要本科教育多样化
一方面，高校发展目标严重趋同，纷纷追求“全省一流”、“全国一流”乃至“世界一流”，干校相争于一域，盲目攀高、求大、尚名、逐利、趋同的不良倾向十分普遍，致使众多高校在追求着一样的人才培养目标一培养高层次、高质量的高级专门人才和精英，很少有独到的人才培养规格表述和相应的培养模式设计。结果，不同高校培养出的毕业生难免干人一面，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标准件”和“通用件”。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与国家经济建设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十分突出。很多企业难以聘到一线急需的大量实用型高级技术人才。而高校毕业生干人一面，使得原来的“就业难”更是“难上加难”。由于人才市场不健全，社会上仍存在着高层次人才与低层次人才之间简单替代的现象，因此造成高等教育资源的浪费，进而更加模糊了学校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设计。因此面对经济与社会的转型需求高等教育面临着结构改革与调整的严峻任务。
众所周知，“社会各行各业所需要的人才是多类型多层次的，而这些人才需要在不同的学校里进行培养，必须以相应的高等教育机构为依托”。在研究生教育和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本科教育类型如果不多样化，还是一味地沿着培养研究型人才的单一方向发展，势必会激化本科毕业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违背社会对本科教育的实际需求。是关注升层次、新增学位点，还是着眼于地方经济建设需要?是重“学”轻“术”，还是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这些问题已尖锐地摆在高等学校面前。如果再不正视这些问题，而是一味地关注升层次、增学位点，那么，我国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建设需求之间的不适应性和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将更加严峻。
因此，新一轮高等教育类型结构调整势在必行我国本科教育必须以多样化来回应大众化时代社会对人才要求的多样性和多层性。高校必须面向国家和地方需要，合理分工，做到各种类型和层次的本科教育之间明确分工、密切配合，共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
三、我国本科教育多样化的思路
(一)树立本科教育多样化发展的观念
教育作为一个相伴人类社会而生的系统，自当有五彩缤纷的生存与发展状态，能够调和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我们只有充分把握其“同一性”，又特别注意其“差异性”，才能不断地促进教育事业发展，适应不同时期社会对教育的期待。
正确定位，树立科学发展观，厘清办学层次和类型的边界，以不同的层次、类别、形式、特色的教育来满足社会和人们的不同需要，是提高教育资源配置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关键，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亟待解决和研究的课题。一所大学能做什么，能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对人类作出什么样的贡献，以及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取决于该所大学拥有的资源特点。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尤其是新建地方性本科院校)在办学历史、学生素质、师资力量、科研环境、学术氛围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都需要科学、理智地看待自己所处的地位，把握好自己的发展方向，分工、分类发展本科教育事业。如教学型本科院校应当集中精力发展实用型本科教育，研究型大学应当集中资源办“精英教育”。当然，发展是一个综合概念，它不仅是学校规模的扩大，还包括质量的提高，同时也包括结构的优化、效益的增进以及社会适应性的增强等。
(二)坚持精荚型本科教育和大众型本科教育共同发展
近几年，高等教育经历了高速度、大扩招等大规模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较之以前的精英教育，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在某些方面会有所变化，甚至是质的变化。本科教育首先就遇到了在高等教育中定位的问题。根据《高等教育法》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实际上在高层已意识到并完成了这种理念的转换，将本科教育定位于“高等基础性教育”。同时所有高校都承担着大众化教育任务，似乎给人造成一种错觉：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了，不再需要也不要提精英教育了。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必然导致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则意味着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和不同形式的高等学校的共同存在和共同发展，而且各种学校相互依存，缺一不可。马丁·特罗教授指出：“从精英向大众化、普及转变，并不意味着前一个阶段的形式和模式必然消失或得到转变。相反，事实证明，当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整体逐渐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容纳更多的学生，发挥更加多样化的功能时，前一个阶段的模式仍存在一些高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中。”同时，“当代高等教育正向两端延伸：上一端(即学术性大学)循着学术性向高精尖方向发展，趋向现代化、整体化、国际化；下一端(即非学术性大学)则根据实用原则，朝着‘庶民高等教育’方向发展，趋于大众化、普及化、多样化”。理论上，精英教育机构培养的是理论型、学术型人才，理论基础比较宽厚，并在宽的基础上有所专，成为创新拔尖人才；大众化高等教育机构培养的是实用型、职业型技术人才，只求理论够用，着重于学好职业知识技能，成为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的、有一定技术的专门人才。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精英型的大学，一般不承担大众化教育任务，虽然有的也办大众化教育，但大多是另设附属机构，另搞一套模式。大众型人才的培养，是由社区学院、多科性技术学院、短期大学、开放大学等来承担的。因此，在我国，本科教育一方面要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要求，另一方面还要保持对人才培养的精英意识，也就是要坚持大众化阶段的精英型本科教育与大众型本科教育两条腿走路的格局。
(三)引入高等教育竞争机制
冯向东教授认为：“对高等学校合理定位的规范化和分类指导的原则，有助于减少竞争中的盲目性和无序性，让更多的学校把办学实践纳入一种理性决策和有目的、有计划的建设过程，但首要的和根本的，是决定高等学校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竞争机制。”通过建立健康有序的社会竞争机制，优化高等教育的结构，进一步明确政府的“裁判员”角色和高等学校的“运动员”角色，才能促进高等学校之间的竞争，使其真正地成为高等教育市场的主体。值得特别注意的一点是，引入竞争机制之前，政府首先要废除对非学术型高等学校的歧视性政策，创造有利于各种类型和层次高校平等竞争的制度环境。应当对学术型与非学术型高校、研究型高校与教学型高校一视同仁，即只要高等学校在其所属类型和层次上办出了特色和水平，就应该提供大体平等的资源配置和奖励政策等。
不同类型的大学有不同的功能，一个国家需要一些世界一流大学，但绝不是要求所有大学都变成世界一流大学。只有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大学协调发展，并与社会发展需求契合，才能形成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生态体系。因此本科教育抓住机遇、整合资源，进一步明确不同类型各自的战略发展重点和特色，跳出“高、大、全”的误区，服务和贡献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这应是我国本科教育新一轮发展的重要思路。
正如香港科技大学吴家玮校长所指出：“一所好的大学在一个区域，等于一条鱼在水缸里，拿出来就会。一所大学必须清楚自己在国家、地区和不同阶段中的发展情况，比如属于哪种类型，与别的学校有何区别等，这些都考虑在内，才会定位清楚。不能都是研究型大学，要各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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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范文
【关键词】 高等教育普及化；教育制度供给；制度变迁
1973年，教育学家马丁·特罗提出：“一些国家的精英高等教育，在其规模扩大到能为15%左右的适龄青年提供学习机会之前，它的性质基本上不会改变。当达到15%时，高等教育系统的性质开始改变，转向大众型；如果这个过渡成功，大众高等教育可在不改变其性质下，发展规模直至其容量达到适龄人口的50%。当超过50%时，即高等教育开始快速迈向普及时，它必然再创新的高等教育模式。”特罗所说的“教育系统性质的改变”，实际上就是教育制度的变迁。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到达到26%，2015年将达到36%。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到2020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平均达到40%。这意味着相当一批省份和地区跨入50%行列。这些数据表明，中国高等教育正处于从“大众化”向“普及化”变迁的进程之中。
一、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现存的主要问题
1、高等教育理念有待更新
（1）高等教育大众化或者普及化，并非粗放化。以师资队伍建设为例，美国于1971年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是世界上最早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国家，但自普及化以来，美国高校的生师比从1976年的9.8:1下降到2005年的7.3:1，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中国高校的生师比一直比美国高。而且，自2002年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以来，中国高校生师比却有不断提高的趋势。尽管生师比和班级规模的绝对数字并不能作为办学质量优劣的唯一标准，但是，从教育规律和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不改变生师比不断提高、班级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就无法避免粗放化的趋势。
（2）仍然具有精英教育阶段的功利化特征。教育的功利化理念，往往重视对能够带来的近期利益（就业和收入）的技能的培养，忽视对学生未来的发展能力和潜能的开发。尤其是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政府将就业的功能强加给高校，导致“就业评估”兴起。这种评估机制，势必改变高校的办学理念，扭曲高校的资源配置方式，对高校的学术性和思想性发展无疑是一种无形的束缚。社会对高校就业工作的期望过高，给高校带来巨大的压力，以至于教师产生职业倦怠。
2、部分地方高等教育缺乏可靠的发展目标
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表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人均GDP水平有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存在着大量的人为因素。高耀（2010）运用2006年以前的数据进行的回归分析表明，广东、内蒙古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而辽宁、黑龙江、湖北、吉林则存在明显的“透支”，超过其经济承受能力。类似的高等教育发展目标问题依然存在。
3、高等教育投入缺乏制度保障
以高校教育经费的投入为例，近年来，中部六省实现了经济的连续高速增长。而且，自2005年以来，中部六省GDP增长比例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1.89%。但是其每年的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增长率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0.68%。如果经济增长的成果用于反哺教育，从长期来看，可以实现经济和教育的同时发展。但是，地方政府对于教育投资明显缺乏积极性。汪全胜（2009）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现行高等教育投入立法的缺陷，只有完善法律制度的规定，依法办事，才能从根本上确定高等教育投入的制度保障。
4、巨额债务阻碍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
20世纪末期，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提速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高校开始进行招生规模和占地面积的扩张，各地掀起了兴建大学城的热潮。2010年以来的紧缩政策，提高了银行贷款的成本，使一些高校陷入借债—还债—借债的陷阱，进而导致高校在办学方面的短期行为，如减少教师奖酬金和外出进修的机会、降低科研和实验室投入水平、缩减学生学习的基本保障等，从而使高等教育事业低水平发展。
5、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任重道远
世界大学排名所参考的指标，既不是招生规模，也不是占地面积，而是科研竞争力。2011年，中国大陆共有91所大学进入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排行，位居世界第5 位。这一现象表明中国大学的总体科研水平有所提高，但能够进入前100名的高校为数甚少。在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的2011—2012年世界大学排名上，中国大陆仅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跻身百强。以上情况说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不是能一蹴而就的，中国在未来需要下大力气建立一支高效率的科研型师资队伍，加大科研投入，提高科研竞争力。
二、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理论解释
1、获取制度变迁的知识需要高昂的成本
在中国，适应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政府承担起了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供给的主要任务。为此，政府必须获得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必要的知识，包括高等教育教学知识、高等教育管理知识、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需求和供给知识，以及与高等教育相关的经济、法律、社会、金融等领域的专业服务知识。而获取这些是需要成本的，包括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因为许多知识需要大量的学习、试验和推广才能够获得。知识的匮乏导致发展的盲目性，使得政府新推出的制度缺乏正确的目标。
第5篇：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范文
关键词：大学本科；教学质量；监控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50-0163-02
大学本科教学质量监控是提高大学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大学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作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指标体系》中二级指标质量控制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其权重为0.4，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借鉴相关领域的质量管理经典理论与模式，考察高等教育教学这一特殊的对象，试图探索高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控的理论模式。
一、质量管理与监控的经典理论评介
就质量监控而言，它应属于质量管理的一部分。单纯论述质量监控的理论并不多见，因此本文以质量管理的相关理论和模式为参照，从中找出相关的质量监控的理论与模式。
经典的质量管理理论与模式主要有：戴明（W.E.Deming）：PDCA循环模式、质量管理14要点及深刻的知识体系；朱兰（J.M.Juran）：质量螺旋和质量三部曲：策划、控制和改进；费根鲍姆（A.V.Feigenbaun）：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简称TQM）。
戴明（W.E.Deming）的理论和模式主要体现他的“质量管理14要点”和《深刻的知识体系》（1993年）一书中。他于20世纪50年明了一种系统性的质量管理方法，即著名的戴明PDCA（PDSA）循环模式。所谓PDCA循环模式就是把质量管理和质量监控看成是按照计划（Plan）、执行（Do）、检查（Check）、处理（Action）顺序的循环。计划阶段即通过诊断，制定改进的目标，确定达到目标的措施和方法；执行阶段即按预定计划、目标、措施，分头实施；检查或研究阶段即对照目标、计划，检查、验证执行的效果，及时总结和发现执行过程中的经验及问题；处理阶段包括两个步骤，即总结成功的经验，并转化为标准加以巩固；将执行计划过程中的不成功或遗留问题转向下一个PDCA（PDSA）循环解决。[1]
美国质量管理大师朱兰（J.M.Juran）的质量管理理论主要体现在质量螺旋理论和“质量三部曲”模式中。朱兰按照过程观点把质量生产看成是一个螺旋形上升过程。他认为质量管理贯穿于整个过程，该过程从市场研究开始，经过产品开发、产品设计、制定生产工艺、采购原料和设备、安装设备进行生产、对生产过程进行工序控制、对生产出的产品进行检验、测试以确定是否符合设计要求，一直到合格品的销售和售后服务，然后循环又重新开始。[2]
美国质量管理大师费根鲍姆（A.V.Feigenbaun）首先提出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简称TQM）概念，其理论主要体现在《全面质量控制》一书中。他认为质量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涉及组织的方方面面，质量是一个系统的、与消费者相关的过程，质量是一个不断向上运动的目标，持续不断地改进是质量管理过程内在的构成要素。[3]
以上几种质量管理理论和模式是长期实践经验的结晶，它们的功效已被世界上成千上万的组织所验证，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每一种经典理论和模式都给出了一种独特的方式来保证和监控质量问题。戴明的理论特别强调要进行持续改进以及管理者所应承担的职责；朱兰的理论和模式则形成了策划、控制、持续改进和质量目标达成这一经典的决策模式，从而形成了质量管理和监控的三部曲。费根鲍姆则强调生产和管理的全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从而从小到大持续改进达到质量的提升。这些理论同样适用于教育教学型组织。
二、大学本科教学质量监控的理论模式
就大学本科教育而言，教学质量监控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教育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某一环节的松懈，有可能对系统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鉴于此，本研究试图借鉴泰勒的课程编制分析框架来论述大学本科教学质量监控的理论模式，主要从监控的目标、监控的内容、监控的实施过程、监控的效果评价四个方面加以论述，形成教学质量监控的一个闭路循环系统。人本视域下大学本科教学质量监控的理论模式应以学生质量为导向；实施全面质量监控；监控过程中各监控主体目标明确，责任清晰；监控的效果评价应坚持持续改进的监控。
1.大学本科教学质量监控的目标。传统的教学质量监控主要以知识的传授为中心目标，学校和教师关注的是传授给学生多少知识。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的今天，高等教育的功能已经有所改变。一般认为，高等学校有三项主要职能：传播高深学问、扩大学问领域、运用其成果为公众服务[4]。当今，高等教育的规模已发生了较大改变，以至于它的性质和目标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根据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论”，当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所接纳学生数与适龄青年的比率在15%以下时，属于精英高等教育阶段；15%～50%为大众高等教育阶段；50%以上为普及高等教育阶段[5]。精英高等教育阶段主要在于为社会和学术培养精英，享受高等教育成了少数人的特权。而在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则发生了改变，接受高等教育由一种特权成为一种权利，为社会和国家培养众多的技术人才与专家。到了普及阶段，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一种义务，目标是培养人的社会适应能力，造就现代社会公民。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3）的数据，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由1998的9.8%上升到2002年的15%[6]。由此中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大学本科阶段的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因此，大学本科阶段的教育教学的目标定位就必须以学生的质量为导向。
2.大学本科教学质量监控的内容。教学过程是一项复杂的、与多种因素相关的系统工程，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双向过程。教学质量的高低受各种要素影响，因此要实施教学质量监控，需要借鉴质量管理的相关理论，对影响教学质量的各因素实施全面质量监控，即全方位、全过程和全员性监控。
全方位监控指把涉及教学质量相关的因素都纳入教学质量监控的范畴。就教学过程涉及的范畴而言，主要因素有：师资状况、教学设施、教材建设、教学监控、学生质量和教学信息等。全过程监控意指对教学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实施动态监控。
3.大学本科教学质量监控的实施。教学质量监控的实施涉及监控的主客体、监控的机构、监控的手段等三个方面。教学质量监控的主体是人，主要是教学过程中的人，即教学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学生。教学质量监控的机构主要有教务处、院系监控小组、教研室等。他们需明确各自的目标、职责，各司其职，真正做到目标明确、责任清晰。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与管理机构及人员是第一层次；院级教学质量监控管理机构及人员是第二层次；教研室（实验室）或教学团队或课程组的教学质量监控管理是第三层次。
4.大学本科教学质量监控的效果评价。作为一个学校生存的重要法码，它的教学质量需要不断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教学质量监控也同样需不断改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要。教学质量改进的目的是为学校外部、本身及教职工提供更多的效益，如学生更加满意、获得更好的发展。这样学校会更多地争取优秀的生源，学校及教师会更好地发展和获得更多的利益等。持续改进是一种有计划的、不断进行的改进。改进的过程应该被视为一个循环，参与持续改进的个人和团队需要长期不懈地工作。
质量管理大师戴明的质量管理循环模式是质量监控与管理的普遍规律，适用于学校教学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和各个层面。学校可以借鉴其模式，采用以下步骤进行教学质量监控的持续改进：（1）收集并分析数据，确定质量改进的目标；（2）分析导致质量问题的原因，制定和实施纠正和预防措施。（3）检查质量目标的达成，持续改进教学质量。
综上所述，大学本科教学质量监控的理论模式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循环系统：其监控目标以学生质量为导向，实施全面质量监控；实施中各监控主体目标明确，责任清晰；持续改进的监控效果评价。当然，探索本科教学质量监控的理论模式的效果需要实践的检验。这就涉及教学质量监控如何实施的问题，也即教学质量监控的策略问题。其中涉及理论上的方法论策略以及具体的操作策略。结合大学本科教学的特点，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科学的、全方位的教学质量监控策略应包括教学质量监控与管理的运作策略、教学质量信息流通的策略、教学质量监控效果的反馈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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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范文
【关键词】英语教师;继续教育;大众化;国际化;专业化;内容;途径
一、继续教育与教师发展
继续教育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成人教育的一种类型，主要教育对象是成人，即在职人员。继续教育针对已经具有一定学历的人员开展教育活动，使受教育者不断更新知识和提高创新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需要(顾明远，1991)。继续教育是学历教育的延伸和发展。继续教育可以使人不断学习、持续学习、终身学习，在建设学习型社会中担当重要的角色。《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曾把继续教育作为衡量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并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稳步发展学历继续教育。继续教育包括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教育形式包括远程教育和面授教育等。在英语教师职业活动中，教师不仅仅要讲授知识，还要培养学生，所以高校教师的学识水平、学术能力、价值观等都会对学生产生深刻影响。对于已经具备较高学历的高校英语教师来说，学习活动没有在获得学历后停止，反之，关于如何进行英语教学，如何在教学过程中教好书和育好人，是教师在其职业生涯中要不断开展和进行的一项课题研究。对高校英语教师来说，不仅要不断完善英语知识，还应具备从事高等教育所需要的教育学知识和教育心理学知识。通过接受继续教育，可做到吸收新知识，整理更新原有知识，提高教师素养，完善自我，实现自我发展与成长。高校英语教师接受继续教育是不断求知、不断发展的过程。
二、高校英语教师开展继续教育的重要性
(一)高等教育发展大众化缺乏英语教师
我国高等教育从1999年开始扩招，大学生数量从1998年的643万人到2005年已增至2300万人，至2015年，我国大学生已有4018万人。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学生数量最多的高等教育大国。2005年毛入学率为21%，2011年毛入学率为26．9%，2012年毛入学率为30%，根据国际比较通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临界指标(毛入学率达到15%以上)，我国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家。教育大众化使得高等教育不再是精英教育，而变成大众教育。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大学英语教育的质量大大提高，但是在大众化的发展过程中，也随之产生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教师增长比例落后于学生人数的增长速度。1998年的生师比为9．73∶1，2005年为17．14∶1，2011年为17．42∶1，2012年为17．52∶1。高校开设的英语课程大多为公共英语课程，在大学公共英语的实际教学中，生师比例远远超过了17．52∶1。而一些大学的实际情况更是超过这一比例。高等教育发展大众化使得英语教师师资严重缺乏，高等英语教师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因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高校迫切需要建立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精炼的英语教师队伍，英语教师需要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提高授课能力、科研能力和抗压能力。作为现代教育重要组成成分的继续教育，则在满足高等教育的发展需求、促进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促进教师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高等教育发展国际化需要英语教师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大学联合会(IAU)将高等教育国际化定义为“把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观点和氛围与大学的教学工作、科研工作和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过程”。可以将其理解为:立足本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把本国高等教育置于跨地区、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全球化大背景下，与其他地区、其他国家或多国的高等教育相互对话、彼此交流与互利合作的全球化趋势和发展过程。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世界性趋势。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国际化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主要原因在于全球政治、经济、科技与文化交流的大幅提升与影响。(赵蒙成:2000;王一兵:1999)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变化趋势表现为开放教育市场促进教育贸易、转变交流主体提升高校国际交流主体地位，高等教育国际化步伐加快并向深层次发展。(赵蒙成:2000)重视外语教学、提高外语授课比重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主要表现。高等教育国际化具体可以表现为:课程国际化、师生国际化、交流与发展国际化、科研国际化。很多高校根据本校实际，在教学手段、专业设置、课程设置、访问学者、科研交流等方面进行提升，扩大了国际交流。同时，大力加强外语教学，使学生掌握一到两门甚至三门外语，加大教学中跨文化知识与交流的比重，重视双语教学与专业外语教学。(廖志红:2011)与其他语言相比，作为国际交流通用语言的英语在国际化交流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其他专业教师相比，在国际化背景下，高校英语教师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这一教师群体不仅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知识，还具有丰厚的跨文化交流的相关知识。英语教师不是交流的主体，而是培养具备外语交流能力的人才的主体。所以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需要高等英语教师通过继续教育，在英语语言知识、跨文化交流方面对已有知识进行巩固、强化、补充，进一步提升教学实力，这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大背景下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升高校国际化实力的一大要务。
(三)高校英语课程改革专业化促进英语教师发展
国内很多学者在讨论大学英语改革方向时，提出当前我国外语教学的模式主要为两种:一种重视语言技能的培训与提高;另一种则重视语言技能的应用，尤其是语言技能在本专业领域的应用。两种模式可以简化为语言知识模式和语言运用模式。提高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已经成为很多从事大型英语教学与研究的工作者认可的一个方向。受此影响，在大学外语改革的不断开展与深入过程中，大学英语教师在教学中从对语言知识的重点讲授，转向越来越侧重对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培养。很多相应的教学理念被重新思考，新的教学理念与教学课程名称出现。如英语通识教育、特殊用途英语、专业英语、学术英语等。这些教学与专业学科知识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大学英语教学越来越学科化、专业化，大学英语教学在朝专业化英语教学方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大学英语公共课程的教学比例被压缩，教学课时被减少。暂不讨论压缩公共英语课程是否科学合理，但不可否认，提升专业英语授课比例，对培养和提高学生专业英语表达能力具有积极意义。具备跨学科知识的英语教师受到欢迎，但这样的英语教师在高校大学英语教师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公共英语课程减少，专业英语课程比例提升，无疑给大学英语教师带来巨大的冲击与挑战。面对这样的挑战，高校英语教师需要学习、补充、提高相应的非英语的学科专业知识。以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的英语教师为例，有一些教师出于兴趣爱好，也有一些教师则是在面临工作挑战与生存压力的情况下，开始学习中医或西医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提升自己的专业英语能力。在此情况下，高校英语教师的继续教育变得更加迫切与重要。继续教育可以发挥其系统教育、专业教育、补充教育、成人教育等特点，对高校英语教师进行相应的专业知识教学与培训，提高高校英语教师的业务素质，促进高校英语教师的发展。
三、高校英语教师开展继续教育的内容与途径
(一)高校英语教师开展继续教育的内容
高校英语教师开展继续教育具有深远意义。在继续教育的内容方面，涉及知识比较丰富、广泛，可以概括为两大主要方面:一是关爱式继续教育;一是发展式继续教育。关爱式继续教育主要针对教师内心进行培训，目的在于关爱教师，培训出自信、健康、心理强大的高校英语教师。面临压力与挑战的高校英语教师应该先在内心和身体上强大自己，所以，关爱式继续教育将从心理、健康等方面对教师进行培训。例如，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教师发展中心曾举办过高校教师科学用嗓的培训，收到良好反响。发展式继续教育主要针对教师大脑进行培训，以期在教育知识、语言知识、学科知识方面培养出卓越的高校英语教师。教育、语言、学科知识涵盖广泛，可根据教师所在院校特点，有选择、有针对性地对上述方面相关的理论与实践知识进行学习，或者整合学习，达到教学受益、科研受益的目标，促进高校英语教师职业成长与学术发展。
(二)高校英语教师开展继续教育的途径
高校英语教师在学习时，具有成人学习的基本特点，又具备教师的职业学习特点。成人学习的基本特点包括感知力减弱和记忆力减弱。但另一方面，成人思维更加缜密，学习主动性强，生活与学习经验丰富，自制力强，注重实用性。针对具体继续教育形式有如下建议:
1.同伴继续教育
同伴继续教育指在英语教师之间形成继续教育学习小组，有些类似于小组合作学习模式。教师与教师间结成学习伙伴，针对心理、教学以及科研等方面，共同讨论、解决问题、互相帮助、分享经验。这种教育形式还包括同领域专家或督导对教师进行指导，即通过向同一领域的同行、专家进行咨询、学习，获得同行的教学经验，提升英语教师的相关知识与能力。
2.学科专业知识继续教育
专业知识继续教育指对英语教师进行学科专业知识的相关教育培训。根据授课内容相关性，可以邀请学科专业教师、专家及企业或机构专业培训者担任。学科专业教师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而社会企业与机构则对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具有更加客观、更贴近实际的认识。学科专业知识广博高深，如何选择具有代表性、广泛性的知识进行讲授及如何寻找社会机构的专业知识培训者成为教育的难点。
3.语言继续教育
语言继续教育是对英语教师语言能力的培训与教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语言基本技能的掌握与运用;另一个是对语言相关文化背景的学习。语言基本技能的掌握与运用包括听说读写译的能力、语言教育特点、语言教育方法、教学模式等。这种教育的主要目标在于，培养英语教师的基本语言能力，强化其语言知识，巩固其跨文化理解与跨文化传播能力，使得教师具备扎实的外语基本功。开展语言继续教育的难点在于，如何对英语教师开展既有深度又有宽度的语言教育。
4.专家继续教育
青年教师指导教育:由经验丰富的教师和教学效果良好的教师担任导师，建立“一帮一”责任制，指导新的专业英语教师的成长。青年教师成长汇报:这种教育形式注重青年教师的创新能力，由青年教师就自己在教育教学能力、科研能力方面的成长进行汇报，分享成长经验。就近学习:这里指除了进修学习等正式的继续教育手段，英语教师可以从身边寻找学习机会，向周围具备专业知识背景的同事、学生、亲属学习。这种学习手段灵活，人性化程度高，但学习比较零散，需要具有较高的自主学习能力与自制力。此外，还可以通过专家讲学、进修与访学、研修班与研讨会、学术讲座、网上学习等方式开展英语教师继续教育。在社会经济、科技、教育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存在向大众化、国际化发展的趋势，大学英语教学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高校英语教师面临着挑战与机遇。为了面对这些挑战，促进教师职业发展与成长，开展高校英语教师继续培训极为迫切与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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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范文
关键词：高校扩招；毕业生就业；教育质量；教育公平；高教体制改革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3 hot issues， i. e. graduates unemployment， declining quality and equity， caused by the dramatic expansion of enrolment in the past 6 years， the author discloses deep-seated conflicts facing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oday and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the source of the above-mentioned deep-seated conflicts is its starting and involvement in a four fold transitions， i. e. ， transition from elit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 in its nature; from under-developed agricultural and commodity economy to a globalized， open market economy in its clients; from social margin to social center in its status and from a rigid control mechanism under planned economy to a new system to be adopted to a totally new environmen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re the major player in the four fold transitions but lack of motivation， dynamics， capacity and potentials due to the seriously lagged behind reform and transition of the government control 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 in higher education. Renovation of values and concep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deepening its system and mechanism reform and innovation are the key to way out.
Key words: expansion of college enrolment; employment of graduates; education quality; education equity;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一、扩招——一石激起千重浪
经过1999年以来近6年的扩招，中国高等教育终于改变了它自诞生百年以来的精英教育性质，进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阶段。它不仅每年为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学子提供了可能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圆梦机会；而且，对我国从根本上促进社会公平，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强国，增强总体竞争力，保证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和持续的发展，实现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和创新型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不管当时的驱动因素有哪些，决策程序有何缺憾，发生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老百姓迫切希望通过获得满意的教育改变其经济和社会地位背景下的扩招，将以金色的一页，载人中国教育发展的史册。
然而，一石激起千重浪。连续几年的扩招带来了部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和失业的状况，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深受“学而优则仕”和计划经济体制下考上大学就等于当上国家干部，就是当然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维定势影响的学生和家长，对此缺乏思想准备，难以接受这一现实。有调查显示，34．7％的毕业生因为毕业时找不到工作而后悔上大学。①劳动就业中重关系、人情，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使来自弱势群体家庭的毕业生更加感到失望。政府官员因此担心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会影响社会安定，并将每年毕业生就业率作为考核学校的一项重要指标，致使有的学校和毕业生不得不以作假应对。热衷于炒作社会新闻，过度商业化，并常常对一些特定领域里的特定问题缺乏真知灼见的一些媒体(包括某些具有官方色彩的媒体)，对扩招只看负面，不及其余，甚至于质疑是否扩招闯了祸。
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是，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扩招是否有必要，是否错了?高等教育走出精英阶段，向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就是一个明证。它提出，只要学业合格，人人应当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并重申这是当今一项基本人权。它呼吁各国教育体制应当通过改革变得开放、灵活以方便学生进出。不应忘记的是，一年后中国政府作出扩招的历史性决策时，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快速从农业和不发达工业社会向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经济转变。而中国高等教育仍停留在为农业和不发达工业社会服务的精英阶段，在亚洲各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中的排名，仅高于几个不发达国家，如不丹、尼泊尔、孟加拉；同中国立志追赶的已经跨过大众化并向普及化发展的发达国家相比，则整整落后两个时代。[1]中国扩招决策不是早了，而是迟了；不是错了，而是顺应潮流、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的英明之举。即使从控制高等教育发展速度的传统理论角度来看，此次扩招也无可厚非。如果说中国过去25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0％，以1983年全国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在校生数233， 52万人为基数，并以相同口径和年增长率10％计算，2006年中国这一部分的大学生数应为1900．9l万人，现在实际为1997．85万人。[2]这说明，20多年来高等教育发展平均速度与经济增长平均速度基本持平。1999年后的跨越式发展速度多少带有对以前历史性缺失的补偿。
二、扩招激起和催化了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深层次矛盾
扩招决策有无缺憾?古今中外，凡影响未来子孙后代的重大决策，总难免缺憾，在目前中国的决策机制和环境中更是在所难免。回顾过去，扩招决策最大的缺憾在于，对数量的大幅扩张并由此引发中国高等教育的深层次矛盾缺乏深入的研究、预想和相应对策。深入剖析扩招后引起的就业、质量和公平三大热点问题，人们不难发现，不触动和解决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众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就难以找到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出路和办法。
l，就业。毕业生就业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毋庸置疑，毕业生就业难既与经济发展规模、速度、结构、技术含量和劳动制度、市场的发育及公平有关，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文化和心理问题。从高校的办学理念和管理体制进行反思，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尴尬和不解的现象，一方面相当比例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又有相当多的用人单位招不到合格、合适的毕业生。北京华风科技公司人事干部赵锴认为：“有人说，中国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人太多了，而就我个人的就业经历和曾经招聘过几百人的一点点经验告诉我，人多远远不是问题的核心，因为你发现现在10个公司中有9个公司说找不到好的人才、适合本企业的人才、—看就喜欢上的人才。”麦肯席公司2005年11月对80多位人力主管调查后的结果显示，只有不到10％的求职者符合外资公司的会计、财务、工程等岗位的要求。大多数人缺乏的是语言和文化沟通能力。由此可得出结论：除了水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之外，人才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瓶颈。[3]
中国经济高速运行20多年，经济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民营经济已占半壁以上江山②，外资合资企业举足轻重，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行情与要求与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当代大学生求职必须经受市场的挑选和检验。然而，中国高校为毕业生作好了准备吗?它是否了解并认真考虑了校园之外的快速变化，并在专业、课程、学校管理、学生能力和人格的培养、师资素质提高和培训等方面作出了必要的调整、革新和改革?学校是否有足够的自主权?不触及这些深层次的矛盾，相当比例的毕业生失业的状况就会一直存在。
2．质量。人们普遍认为，扩招导致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下降。其根据是短时期内的数量扩张造成了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和师资等资源紧张，教育部并为此发起了对全国高校五年—轮的类似资质认证的质量评估。但是，当今质量和质量保证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些。虽然质量是一个相对的、常常是极具争议的概念，在中国高等教育服务对象和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人类社会开始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过渡的今天，谈及高等教育质量，首先仍要弄清楚以下问题，即何谓质量?什么社会、什么时代的质量理念、观念和标准?谁来评价和保证质量?质量评估的指挥棒要把学校引向何方?入门资质认证是一回事，日常质量评估和质量保证与之又不完全是一回事。没有必要的理念和体制创新，能否为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保证提出富有前瞻性的思路、标准和建立相应的公正、公平、透明和权威的评估机制?
3．公平。尽管扩招为不同社会群体提供了更多的入学机会，促进了社会公平，但在入学成本和社会可承受能力之间又出现了新的公平问题。据报道，目前维系中国高等教育正常运转的经费大约需要 4000亿元，而国家现有的实际投入只有800亿元，高校现在向银行借贷的总金额已经超过了1000亿元，差额部分靠各高校收学费填充。高校生均每年所需费用，高的超过1．4万元，低的在1万元左右，按25％提取，每个学生每学年的学费定在3500元。[4]如果按照每名贫困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计算(含学费、生活费和住宿费)，—个学生本科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费用。[5]高等教育成本由国家、学生、家长、社会共同分摊，是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原则。问题在于：(1)成本分摊不等于国家可以抽身或逐步降低自己的份额和责任。(2)经费分摊机制必须考虑社会尤其是不利群体的承受能力。经济合作组织(OECD)衡量成员国在高等教育中的公平状况用了两个指标，一是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程度及机会的公平性；二是各国国民接受这一机会的成本和能力，即一个国家的学费和上学的其他费用扣除所有形式的资助的净成本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瑞典、芬兰、荷兰等国这一比例低于10％，美国、加拿大 17％，英国25％，新西兰33％，日本44％。[6]如果将 4000亿，扣除国家拨款800亿元后的经费由2300万名学生分摊，中国人均分摊的经费可达13913元，相当于200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13％；如果与年收入不超过3000元的农民家庭比，此比例即使不是世界最高，也是最高之一。因此，要解决公平问题，需要回答如下问题：高等教育究竟是什么?它在实现我国所确立的一系列战略目标，如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创新型社会等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国家的责任是什么和是否已经到位?财政拨款是否应当有章可循和有章必循?政府、学生、家长、社会分摊的比例应如何确定和控制，公平如何得到保证?
三、四重过渡——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众多深层次矛盾的源头
扩招突显和激化了中国高等教育众多深层次矛盾，但它并不是矛盾的源头。源头是中国高等教育先后开始了它的四重过渡的进程，即性质上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高等教育过渡；服务对象从不发达的农业和产品经济向开放的面向全球的外向型经济过渡；高等学校的地位从社会边缘向社会中心过渡；其赖以生存的体制从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缓慢地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每一重过渡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现有办学理念、体制、运行机制、教育和教学内容、师资和管理水平等方面提出了变革的要求，使中国高等教育面临办学理念、模式、体制等方面众多的矛盾。
大众化首先意味着数量的扩张，而且，这一扩张将是一个不短的进程。毛入学率跨过15％只是这一进程的开始，重要的是我们应认识到，量的积累必然引起质的变化。马丁·特罗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大众化理论时就曾提醒人们，量的增长必将引起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教育模式多样化，学术方向、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的变化。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表明，旧有的适应精英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难以完成而且也不应该由它们来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使命，必然并且实际上创造出了新的办学模式，新的拨款机制和运行机制，新的五花八门的专业、课程，适应服务对象的更加开放、多重、紧密的互动和联系，体制内的沟通、互认和为每个人提供多重流动、深造机会的立交体系，这些创新有些是政策设计的结果，有些则是民权和教育民主化运动逼出来的。[7]其中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没有这些相应的创新和变革，大众化就不可能顺利进行。世界银行瓦格纳博士说，当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问题来自于规模上已实现了大众化，但理念上仍停留在精英阶段的体制。 (高等教育)内在的理念，目标和行动的变化没有及时跟上其近来发生的规模、结构、经费和管理的外在变化。此论实乃点睛之笔。
面向产品经济的精英高等教育的专业、课程设置和评价标准等可以多年不变，铁饭碗制度保证了每个毕业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现在，市场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主导运行机制，毕业生就业都要经过市场检验、筛选和锤炼。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特征是变化快、起伏大、要求越来越高。而且，随着技术含量和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就业岗位并未相应增加，导致竞争日益激烈。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和对外依存度的大幅提高③，又对大学毕业生和高校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受聘者除了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对外交流能力，包括语言和沟通能力，对国外文化和社会的了解和理解能力，了解国际上本专业和行业中一些基本的游戏规则等。中国已大幅度融人世界经济，这些变化对大学生素质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提出了强烈要求。但是，我们尚没有作出相应的改革，远远不能适应已经快速变化了的服务对象和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这也正是一方面大学毕业生求职难，同时又有众多中外用人单位招不到合格人选的根本原因。
中国社会发展变化之快，常令世人瞩目。现在，互联网网民已达1．3亿人。[8]随着新一代互联网 (IPV6)的启用，中国将加速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过渡。以知识创新和创新人才培养为己任的大学和高校，将逐步过渡到社会进程的中心，并为推动这一过渡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高等学校是信息、知识、文化和人才的蓄水池，是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主力和基地，是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智慧库和发动机。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政治的考量，教育领域内的计划管理体制改革步履缓慢，高校应当享有的自主权没有得到落实，使得已经走上四重过渡的高校严重缺乏顺应潮流，对社会环境和服务对象的急遽变化及时、适度作出反应的能力、动力、活力和潜力，从而处于被动地位。因此，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必须重新定位。
四、更新理念，深化体制改革——化解深层次矛盾的根本之道
四重过渡的产生有早有迟，进度有快有慢，每一重过渡引起的深层次矛盾既相互交叉，又互联互动。如果说向新的体制过渡的主体既包括政府，又包括高校，其余三重过渡的主体则都是高校。不同过渡引起的深层次矛盾的背景、内涵、要求和深度不一定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都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不同方面要求过渡的主体在办学理念、模式、管理、学科、课程、师资、评价、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和互动、科研和科研成果的转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方面进行革新和变革，要求对高校赖以生存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从而为高校的革新和变革创造条件，培育和激活高校的活力、动力、能力和潜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高等教育的体制创新和改革是其他三项过渡能否顺利进行和成功的条件和保证。
中国高校今天面临的种种困境和深层次矛盾说明，它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踏上了四重过渡的征途，走上了四重过渡的立交。由于体制改革和过渡的滞后，高校没有或缺乏足够的自主，以便当机立断，确定和变更自己的方向和速度。犹如坐在各自校车驾驶员位置上的校长，他可以点火、启动、运行，但方向盘却由一个并不在他们车上的人控制。这种游戏的尴尬和危险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深化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政府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环境，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时代对高校的控制模式，学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立法、执法、拨款和监控、信息服务、咨询等硬、软两手对高校发展方向、速度、规模、质量进行宏观调控和引导，培育高校应对快速变化环境的动力、活力、能力和潜力，把决定高校的办学理念和模式的权力和责任交给高校。即国家应当通过体制创新和改革，重新划定高校与政府之间的管理权限和责任，把“方向盘”交还给高校和校长。同时，政府要做好以下工作：建好“立交”，保证质量、互通和安全；建立规则，奖惩严明，保障畅通；标明方向，及时提供“路况”信息，进行引导。
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高校校长容易产生—种学校方向和大事等待上面决策，自己无能为力的被动心态，坐在驾驶员位置上却无权完全掌控方向盘多少成了一种常态。高校校长走上四重立交并掌控“方向盘”，恐怕最重要的事是选准前进的方向，即知晓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大趋势、大方向，并从本国、本地区、本校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本校的办学理念和战略，并制定出本校的“GPS路线图”。
综观世界大势，结合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四重过渡的特殊矛盾，我认为了解和认识全球范围内影响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四大理念，对于中国高校顺利踏上四重过渡，通过立交，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1，高等教育大众化。当前摆在高校和教育行政部门面前的一个需要明晰的问题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是否应当坚定不移地稳步进行下去?答案应当是肯定的。而且，无论从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小康社会、创新型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四大战略目标出发，还是从国际比较的角度，仍然有一定的紧迫感。看看我国周边的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基本普及，招生趋于饱和，其人口中学历层次的大幅提升对提升本国、本地区的竞争力和产品技术含量、质量、档次，提升本国和本地区公民的生活水平、总体素质和文明程度、适应和迎接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的挑战，都产生了正面效应。④当前，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愿望和要求。我国扩招引起的一些问题并非其本身特有和必然的，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可把扩招变成一个不仅是数量扩张，也是一个学校明确定位、方向，更新理念，提升质量和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随着我国经济总量酌增长，发展战略的调整，人事、劳动制度改革的深化，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社会文化心理的演变和进步，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
2．高等教育国际化。虽然不同国家、学校和个人对国际化的理解、定义、期盼可以大相径庭，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一方面带动和推动了人才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跨国办学和研发活动，学分、学历、学位的互认，不同管理文化的接触和碰撞；另一方面又对人才和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激化了各国和高校之间教育、教学改革的合作和竞争。不管承认与否，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要求和挑战已经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区别在于是主动迎接挑战，还是被动应付。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处于后进和劣势的国家普遍担忧，接受这一理念可能意味着教育主权的丧失，意味着国外、境外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侵入以及本国文化和传统的衰败等。这种担心当然并非空穴来风。但具体到一个主权国家是否—定会发生，是否一定是消极面大于积极面，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具体立法、政策和高校知己知彼，取其长补己短的水平、知识、眼界、能力和智慧。
对于我国来说，我认为，接受国际化理念的根本目的是从本国实际出发，了解和借鉴国际上被实践证明是先进的办学理念、模式和管理技术，以提高我们的办学水平和质量，把我们的学生培育成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人才。这就要求我们要参照国际上通行的要求和标准，改革和调整学科、专业和课程的设置，加强外语技能的培训和学生对外国文化的理解、交流和沟通能力，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办学、合作研究，吸引和增加外国留学生并在校内营造出不同文化相互接触、相互碰撞的氛围；同时，大幅度提高教师和管理人员的素质和水平。若非如此，我们就不可能实现将人口大国变成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
3．高等教育多模化、网络化和终身化。[9]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的临近使终身教育理念成为指导各国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共同理念。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进步和广泛运用为高等教育的多模化、网络化、终身化提供了理想的手段、桥梁和途径。中国是终身教育理念的发源地之一。中国已经提出了建设学习型社会并在不同类型和层次学校之间建立起立交桥目标。但实际状况是，由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滞后，适应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已通行多年的开放灵活的双模制办学理念和实践在中国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便于终身学习和成绩累积的学分制尚未普遍推行；国内学校之间的学分、学历互认尚需时日，实现终身学习的诸多环节还受到种种限制。对绝大多数的普通高校来说，接受终身教育和学习社会的理念，意味着办学不能仅面对18—2l岁年龄的青年人，还要灵活开放，走多模化、网络化和终身化道路，满足千家万户、不同个体的学习需求。美、澳、加近乎百分之百，欧洲50％以上的高校已实行双模制办学多年，这些国家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是我国的6一11倍。⑤当然，不同类型、层次的高校实践这一理念的途径和方式应因时、因地、因校而异。
4．高等学校的法人化。我国高等学校法人化的理念已经确立，并作为一个目标写进了1993颁布的《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纲要》。需要认真反思的是， (1)一些国际机构和早已确立法人地位并享有比我国高校多得多的自主权的众多国外高校为何近年来重提法人化。[10]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工业化时期形成的机制和享有的有限自主权已经不能适应今日快速变化的环境。任何束缚高校手脚，不利于高校活力、能力和潜力发挥的体制和政策，都与时代的要求背道而驰。过去的几年中，一向对高校办学、人事、财务等控制极严的日本科技文部省，不顾学校和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的反对，把日本国立大学转变为所谓的“独立的行政法人”，把真正的决策权力和责任下放给了大学，就是一例。(2)中国高校的法人地位何以至今没有或者没有完全确立。以追赶世界一流为己任的9所重点高校校长2005年在南京聚会时仍在呼吁高校应享有自主权。其根本原因是长期形成的计划管理体制对高校的控制模式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成为高校接受新的办学理念，奋力革新，争得主动，以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体制性障碍。已经踏上四重过渡征途和走上四重过渡立交的中国高校，如果不能完全操控本校校车的方向盘，“道上”和“桥上”的事故必然丛生，学校被动，“交通管理部门”和“交警”同样或更加被动。实际上，这种状况已经显现。
总之，更新理念，才能明确方向。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才能培育和保证高校迎接四重过渡挑战的动力、活力、能力和潜力，实现中国高等教育不仅在量的方面，而且在质的方面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带来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希望。
注释：
①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的一项由8777人参与的调查．结果显示，34，7％的受访者在谈到自己的大学生活时．都觉得后悔(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2006年8月14日)。
② 2006年民营经济蓝皮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5—2006)》预测．“十一五”(2006—2010年)时期，中国民营经济将持续高速增长，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全部民营经济将可能达到GDI’的3／4。民营经济 2005年已经占我国GDP总量逾6成(资料来源：新华网?2000年9月21日)。
③ 对外依存度是各国广泛采用的衡量一国经济对国外依赖程度的—个指标，是用—一国进出口总额除以该国的 GDP。中国2004年的对外依存度为70％左右。2005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1．4万亿美元，对外依存度还在上升．规模化的“中国制造”至少为国内新增了6000万个就业岗位(资料来源：《世界财经报道》．2005年12月 8日)。
④ 日本、韩国25—34岁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超过50％以上(资料来源：Education at a glance，OECD， 2005)；台湾高等教育普及率已达60％(资料来源：A Model of University Incorporation in Taiwan：From Trend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Szu-Wei Yang. President of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2006 Conference，成功大学)。
⑤ 据2005年全国人口调查统计，我国具有大学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数为6764万人．占我国总人口的 5％。据经济合作组织2005年的教育统计，一些主要发达国家24岁以上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已占 30％一55％不等(资料来源：Education al a Glance， 2005)。
参考文献：
[1][7][9][10] 王一兵，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网络化法人化——国际比较的视角[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2] 中国教育成就(1949—1983)[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教育部．200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Z]．2006．
[3]环球时报．2006-08—16．
[4]教育部副部长：高校学费偏高超过百姓承受能力[N]．中国青年报，2005-09-08．
[5]中国优秀特困高考生调查报告[N]．新京报，2005—08— 10．
第8篇：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范文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生态；大学；发展战略；战略选择
一、生态环境分析：大学战略选择的环境嬗变
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是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而大学则是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个体或种群。作为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生态要素，受到自身所处的生态环境嬗变的影响，大学同系统中的其他个体或种群的关系，以及在这个种群内部中个体之间的关系，也都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都将直接影响一所大学的战略选择。
1.大学制度环境的嬗变
大学的制度环境是由依据大学的职能、任务和目的有意识地选择的，对大学的运行具有强烈的规范性、层次性、组织性和程序性的规定所构成。制度环境是影响大学行为决定、资源配置与办学效益的一个重要环境变量，对大学的发展有着战略性的影响，也是选择大学发展战略时必须予以重视的变量之一。
（1）大学体制的变革。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我国大学的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投资体制均发生了重大变革，这些变革反映出了大学制度环境的变迁。
首先，《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由此明确了高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地位，完成了对于公立高校举办者与办学者分离、举办权与办学权分离的体制安排的法律确认，使政府与公立高校之间除了具有法律所规定的行政管理关系之外，还为两者建立具有委托性质的契约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操作空间。
其次，办学体制的改革带来的是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扩大，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管理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逐渐形成，大学的教育资源与权益配置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也开始社会化。大学内部管理体制环境也发生了变化，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扩大，教授、学生、职工及校外各界人士的民主参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博弈等，都为大学内部管理体制环境的变迁注入了动力。
第三，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投资来源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学独立法人地位的确立使大学的筹资有了较大的自主权。现阶段，我国大学教育经费来源大致可分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社团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集）资经费、学杂费、其他教育经费五种。据统计，1996年至2005年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比例由80.34%降至42.46%，社团及个人办学经费所占比例由0.17%升至6.83%，其他教育经费所占比例由4.70%升至18.39%。[2]部分高校的自筹资金与社会筹资部分已经超过了国家财政拨款。这些资金形式在高校教育经费结构中的比例不断提高，说明了大学筹资来源和办学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趋势愈发明显。
（2）大学治理的提出。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在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报告里，将治理定义为“个人或组织、公共部门或私有部门管理其一般事务的多种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使得冲突和多元利益得到妥协并采取合作行为的持续过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随着我国大学办学、管理和投资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冲突与多元利益在我国现有的大学体制中已经显现，大学的发展战略选择也应在冲突与多元利益的背景下作出调整。在明晰制度环境变迁的前提下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是大学发展战略选择中的“核心选项”。
2.大学外部环境的嬗变
（1）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根据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低于15%的为精英教育阶段，毛入学率大于15%小于50%为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大于50%的为普及化阶段。从2002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即已进入了15%～50%这个区间，到200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24.2%，这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教育阶段近十个年头。在新近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规定，2020年要使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是对已经发生的高等教育现象进行的一种描述，是揭示变化的一个信号，具有一种预警功能。它提醒着每一个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以上的国家，需要在这个时候密切关注大学的活动及环境可能会发生的变化，并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战略来应对这种变化。例如，大学基于就业市场的变化对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的模式以及对毕业生进行就业指导与服务等方面所作出的调整。也只有适时关注这些变化，才能使自己在自身所处的生态系统或环境中保持平衡。
（2）高等教育的竞争化趋势。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高等教育领域所面临的竞争日趋激烈，大学的生存和发展正受到重大挑战。仅仅是招生与科研两个方面的竞争就在大学之间不可开交地进行着。国内大学在招生市场上的激烈竞争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大学排名的风靡带来的直接结果，反过来又促使各个大学在排行榜上你追我赶。而科研竞争则直接反映在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在有关项目经费资源划拨的竞争中。此外，在学科之间、相同层次类型大学之间甚至是大学内部的学院之间，竞争都已存在。这种竞争化的趋势大多表现在通过合并、扩招、征地、建房等手段扩大规模，以高投入引进人才，重奖科研成果，突出表现为办学层次的攀升等。虽然这种对于有限的教育资源的竞争存在着诸多不合理的现象，但是竞争日益激烈的趋势已不可避免。这种竞争已经对大学发展战略的选择产生了直接影响。
（3）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一国高等教育面向国际发展的趋势和过程，是把国际的、跨文化的、全球的观念融合到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和服务等诸项功能中的过程。作为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国际化发展战略已经是许多著名大学的必选战略。从办学目标及理念到师资生源招收，从人才培养及教育教学模式到专业设置及课程体系建设，国际化趋势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大学要在国际竞争中谋求自身发展或占有一席之地，更表现在国际化进程中，由国际化带来的资源共享或者其他大学在国际化中已经谋求的利好而对自身产生的影响。对于处于同一生态系统中的大学而言，一个生态要素（这里指大学个体）的行为或者变化，会对其他生态要素的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
3.大学内部环境的嬗变
大学内部环境的嬗变主要是指大学内部管理体制制度变迁之外的学术环境、文化环境、人文环境的变迁。在大学生态系统中，制度环境的作用甚为明显。但除此之外，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其内部的学术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与人文生态环境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何处理学术、文化、人文与制度等诸生态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大学进行发展战略选择时不能忽视的问题。而学术、文化与人文生态要素是大学生态系统中最不可控的要素，如学术生态环境的嬗变受到了学术研究人员不稳定性的影响而比较特殊；文化与人文生态环境的嬗变则更是因生态环境内的个体差异而需区分对待，较为复杂，如学生活动的开展、健康心理素质的培养等等。因为大学作为一种特殊属性的学术性组织，在其中进行学术活动的人有着较强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甚至可以作为大学生态系统中的十分重要的一个生态要素。将这种特性提高到战略的高度予以考量，是大学真正走向自主创新的必经之路。 二、生态位审视：大学战略定位的转移。
1.生态位的内涵
生态位（niche）概念是由生态学家格林努（J.Grinenll）于1917年对生物居住的栖息地进行生态上的分类时第一次提出的。随着学者的探索与认识的成熟，生态位理论揭示出了个体、种群和群落在生态系统中生存与竞争的基本规律，不仅在现代生态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还推广应用于政治、经济、农业、工业、教育、建筑设计等领域，为各个领域的问题分析增添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生态位”是指在生态群落中，一个物种和其他物种相关联的特定时间位置、空间位置和功能位置。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一个生态位只能有一个物种，没有两个物种生活在同一生态位中。如果同一生态位中出现了两个物种，则必然会发生激烈的种间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亲缘相近，具有相同生活习性的两个物种也不例外。如果物种形成并拥有适合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生态位，就可能弱化与其他物种的恶性竞争，保持生物群落和生物圈的有序稳定。
2.大学战略定位的生态位审视
基于以上生态环境分析下的大学发展战略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回答在这种动态竞争环境下如何选择与自身资源能力和优势特色相契合的大学战略生态位，并根据其确定职能、发展目标、办学理念、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教学、财务等诸多要素在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定位和战略定位问题。
以生态位的理论逻辑来审视大学的战略定位，我们不难看出：第一，一所大学的生态位可以从不同性质、类型和发展程度来判断。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大学会构成一个高等教育的总生态系统，总生态系统又根据性质、类型、学科等要素由各个子生态系统构成。第二，每一所大学都应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定的“生态位”。第三，处于同一个生态环境乃至生态系统的大学之间存在着动态的竞争关系，这种生态环境或者系统可以是地域上的，可以是类型层次上的，也可以是学科环境或系统上的。同时，生态位越接近的大学，彼此间的竞争越激烈。第四，在资源容量及变化等同的前提下，每一所大学所占据的资源或空间是一个多位的集合，对于自身所处的生态位的资源或空间的认知情况将直接决定他们占据何种生态位，并选择何种战略来争取这些资源或空间。
生态位视域下大学应有的战略生态位在现实情境中并没有得以实现，生态位的重叠与错位的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大学之中。
第一，大学生态位重叠。我国大学在办学类型、办学层次和办学特色上的定位都有重叠的问题存在。言必称建成“世界一流”、“国家一流”或“省内一流的综合性院校”的定位造成了大学生态位的内部趋同和过度重叠。许多新近成立的本科院校或者学科基础较薄弱的地方综合性大学在定位时也一味追求不切实际的高层次定位，而摒弃了其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个性特色与任务职责。教育资源是有限的，单一的发展定位模式只会造成大学的生态位重叠，而这种生态位的重叠则会带来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失衡，最终致使大学自身在竞争中被淘汰。
第二，大学生态位错位。从社会生态系统来看，大学属于文化领域，其作为一种文化组织或机构的本性毋庸置疑；从组织属性来看，大学是一个学术性组织，在大学的活动、组成成员、所处环境和组织结构等诸多方面都有着较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无论面临怎样的制度、外部和内部环境嬗变，大学作为一种文化机构和学术性组织的属性都不能发生改变，一旦在这种定位中发生错位，那么将给大学带来致命的打击。但是正如上所述，面临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当前我国许多大学甚至是历史悠久的高水平大学纷纷降低了门槛，举办“独立学院”、“成人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院”，创办高新科技产业，走产学研一体化的道路等，对于这些活动的过分关注将逐渐导致大学生态位的错位，使大学失去其固有的学术性本色。此外，不少地方性大学急功近利，不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准确地对自身进行定位。
三、高等教育生态视角下大学发展战略选择的对策
战略管理理论认为，影响战略选择的因素是复杂的。对于大学发展战略的选择来说，这种复杂性更为突出，它不仅表现在可供选择的战略类型众多，更表现为大学自身在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所选战略之间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生态环境分析和生态位审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大学发展战略选择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大学生态环境的优化与平衡
一个生态系统内生态环境的平衡极易被打破，尤其是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高等教育的生态环境也经历着历史性的变迁。制度环境的优化在大学发展战略的选择中有着较强的可操作性，以制度环境的优化为切入点，通过建立完善合理的内外部制度影响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可以有效地促使大学生态环境达到平衡，实现有机统一。外部生态环境的制度优化实际上是强化大学的办学主体地位和办学自主权，理顺大学与政府、社会的关系，通过一整套完善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制度体系来引导大学重构协同一致的发展战略。而内部生态环境的制度优化实际上是通过强化学术权力，减少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的干预，建立权责明确的组织系统，构建大学内部学术规范等手段，重新确立以学术为中心的学术生态环境、以人为本（这里主要指教师和学生）的文化生态环境和以自由创新为精神核心的人文生态环境。对大学所处的生态环境及其变化的分析与调整是大学发展战略选择的前提，只有明确了大学发展需要何种环境，才能在生态系统中审时度势，随时应对竞争与挑战。
2.大学生态位的把握与选择
大学在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根据其自身层次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发展空间，也就有适应自身生长的特殊位置——生态位。不同的自身实际情况决定了不同的生态位把握，不同的生态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生态位选择，进而影响大学在制定自身发展战略时的定位与选择。根据高校生态位的分离原理，为避免直接竞争，同类大学应该采取同位相异的原则避免生态位高度重叠.这就决定了大学在进行自身生态位的把握和选择时，首先需要明确自身在办学类型、办学层次和办学特色上的即时情况，然后以差异化战略和特色战略的指导思想对自身的办学目标及理念、专业设置及课程体系、生源招收层次、师资队伍建设等诸多具体环节进行重构和渗透，并对竞争对手的情况进行分析，进而形成一所大学的核心竞争力。而生态位把握与选择的起点可以以学科建设作为切入点。学科是大学最基本的构成单位，由于学科本身固有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异质性直接决定了学科在其内涵与外延上都具备了大学生态系统中一个重要生态要素的基本特征。以学科建设和发展为主线进行生态位把握和选择，并以此为切入点将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有效地整合，进而由此扩散至办学目标及理念、生源招收层次、师资队伍建设等层面，选择一个真正适合自身发展的战略方案。
第9篇：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范文
18世纪以来，世界现代化进程包括“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两个阶段。第一次现代化是指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及其深刻变化。第二次现代化则是指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转变过程及其深刻变化。2003年 2月12日，中国科学院发表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严第一次现代化”的发展期，但整个现代化进程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上海作为我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之—，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位居全国第一，其现代化指数为98.01。然而在第二次现代化的实现程度上，上海却略逊一筹，现代化指数落后于北京(1999年：北京76，上海64)，屈居第二，与意大利、爱尔兰等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大体相当，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中的中上水平。为顺应全球化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大力推进第二次现代化，在21世纪初期，上海第二次现代化的战略重点主要集中在“五化”建设上：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城乡一体化、产业结构调整国际化和城市生态化。
上海步入第二次现代化必将带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观念等各方面的变革，特别是对劳动力的就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三、二、一产业政策”的确立带来了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使劳动力就业发生转移乙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从政府控制：部门流向市场主导部门
劳动力就业从政府控制部门转移至市场主导部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受就业制度和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影响。政府控制部门中的就业者一般都享有长期甚至终身的就业保障。部门内部的工资受到统一的控制，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小，职工的一般工资水平具有刚性的特点，不考虑或者低估人力资本的收益率。与此相反，市场主导部门按照市场法则招收和使用劳动力、，对就业职工不实行终身雇佣制，企业和职工都可以根据雇佣合同保留着解雇和辞职的自由和权力占企业有充分的制定工资的自主权利，根据职工的劳动生产率和贡献的大小实行有差别的工资水平，其人力资本收益率完全由市场决定。另一方面是受机构改革以及信息技术的影响。受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影响，近年来，上海机构改革逐步深入；待别是受加快城市信息化发展战略的影响，传统政府控制部门中所谓的“精英型”工作岗位越来越少，而市场主导部门所提供的“非精英型”岗位越来越多，加速了上海劳动力市场从政府控制部门向市场主导部门转移的基本趋势。
2．第三产业部门成为劳动力就业转向的主阵地
上海“三、二、一”产业发展方针的确立以及申博成功，加快了上海就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据统计， 2002年上海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接近50％，但与东京、纽约、香港等国际化大都市70％以上的比例相比仍然偏低，按新型产业体系的要求，预计到2010年，上海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将超过60％。这种就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产业结构由适应性调整转向战略性调整发生了明显变化。1990年，上海市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所占的比重为 59.30％，与2001年的41.20％相比，下降了近二十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加速上升，1990年上海市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29.60％，至2002年上升到近50％，上升幅度达二十多个百分点。
3．制造行业劳动力需求上升
现代装备制造业是增强工业竞争力的主要基础，上海在全面推进工业新高地的建设过程中，其重点是以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装备制造业为重点，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加快提高成套成线装备和零部件制造能力，使上海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这一态势得益于世界制造业正在向中国转移。伴随着制造业在上海的发展，制造业劳动力需求扶摇直上，据报道，2002年，上海制造业的劳动力需求总量在2001年16.3万人的基础上增长60％以上，达26.6万人。这种发展态势必将使劳动就业向制造业转移。
4．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与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是中国劳动力就业的二元结构。受户籍和其他制度性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一直限制在农村就业。第二次现代化为上海二元经济结构以及二元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融合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加快城市化进程，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发展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制度性障碍。此外，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工资率明显高于其在农村就业的工资率，这一切足以诱使他们无限地流向城市劳动力市场。除此之外，随着上海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上海作为全国中心城市的功能日益强化，成为全囱劳动力就业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之一，因而外省市劳动力转向进入上海的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从上海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态势可以看出其劳动力的转移有以下几个基本的特点：
第一，劳动力就业走向大众化。就业大众化是确保劳动力充分就业的有效措施，也是反映上海第二次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标志。随着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社会所提供的一般意义上的所谓“精英”岗位或“白领”职位类的高级工作岗位，也将随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生产工具的现代化发生变化，从而引发了传统意义上“蓝白领”界限的模糊和标准的变更、“干部编制”与“工人编制”的消除、“人才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融合。“随着人才竞争的日趋激烈和人才市场的日臻成熟，人才流动已从个别现象发展为常见的社会景象，‘单位人’正在转变成‘社会人’”、“精英岗位”在转变为面向第一线的“大众化岗位”。
第二，职业岗位的能级和层次结构上升。劳动力就业的大众化并不意味着就业岗位能级和层次结构的降低，相反，随着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职业岗位的能级和层次结构处于上升趋势。上海四大产业基地的建设、“三港、两网、一江”的十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以及发展高增值、辐射强的现代服务业都是以知识和高科技为支持的，其从业人员至少半数以上要求具备大学以上学历，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在第一线从事具体的工作。上海市将实施的“职业技能振兴计划”，其目的就是到2005年左右，使本市的高技能职业人才比例从目前的6％提高到15％左右，到2010年，将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达到20％以上)，实现劳动者队伍的“标准化、国际化、市场化”。
第三，劳动力市场供应总量大于求，但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且转移过来的劳动力素质不高。上海人力资源既存在总量矛盾，又存在结构矛盾，其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劳动力资源的供给大于求。从供求比较分析来看，求职人数的增加幅度远大于招聘人数的增幅，劳动力供求缺口日益扩大。此外，劳动力资源全面实现市场化配置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矛盾的产生。预计“十五”期间，上海市劳动力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保持在3b到50万人之间，至少有20万劳动力将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另一方面，劳动力资源供应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用工需求主要集中在年轻人，“4050”人员通过市场求职难度很大；传统专业人才过于集中，新兴专业人才比较缺乏；与此同时，在高级经营管理人才、高新技术人才、复合型人才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从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力以及从农业部门转移过来的劳动力只是一般劳动力，其素质不高。
二、高等职业教育要重新探索人才培养模式
由于上海第二次现代化的发展以及技术进步所引起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劳动力就业转移，客观上要求普及高等教育，作为普及高等教育主要途径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与劳动力就业在本质上是相互结合的。从劳动力就业方面来看，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具体目的在于三个方面：“第一，为劳动力就业创造条件；第二，为劳动力的就业转移创造条件；第三，为劳动者开辟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上海劳动力就业转移的趋势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1．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以就业为导向，必然要走“大众化”的培养道路
一方面，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为各行各业生产第一线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是一种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与第一次现代化时期相比，在第二次现代化的背景下，上海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从培养方式来看大有改观，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场所扩大到学校与工作岗位(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其功能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007年，上海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将达到60％，率先普及高等教育，使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成为一种面向全体大众的全民式教育。另一方面，社会职业和岗位从高端走向低端、从“精英岗位”走向“非精英岗位”，使劳动力就业大众化。就业的大众化促使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开始走向“大众化”培养的道路：为社会培养普通劳动者，为各行业第一线培养劳动者。
2．劳动力就业转移的趋势必然带来劳动力素质结构的重构，它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课程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
劳动力就业的大众化以及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大众化并非意味着劳动力素质的降低，相反，上海第二次现代化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对人力资源开发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一是产业结构升级提出了人力资源知识和技能结构的转变，产业结构高度化要求人力资源结构也应向高度化开发；二是产业、企业内部深度化发展要求人力资源知识和技能的进一步提高。在新技术条件下，高等职业教育重整课程内容需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课程内容必须强调求知的过程，而不是巩固已知的知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尽管是—种强调实际操作的教育，但不能太过于具体，过于具体会使学生形成思维的定势和技能的固化，不利于学生知识的及时更新和实现对新技能的迁移，它必须是一种跨学科的、甚至是超越学科大致框架，这样才能使学生思维得到全方位的锻炼，并学会学习、学会做事。
第二，课程所提供的教学内容和题材必须以学生和产业为基础，而不是以教师或知识为基础。这是因为：一方面，学生是学习能力有一定限度的人，他不可能也没必要掌握所有的知识；另一方面，学生学习是为了就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他掌握的知识必须是产业所需要的，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就业，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设置课程内容要把学生和产业放在中心位置——为学生和产业服务，而不是为教师和知识结构的完整服务。
第三，课程内容必须体现团队精神。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把工作的场所从一种生产或服务定向单位转变成一种以知识为基础的“学习型”企业。这种知识是综合性，跨学科的。“学习型”企业需要培养知识工人，使他们成为团队成员，用逻辑抽象思维去判断问题，研究和应用知识，提出解决办法，并且能够设计和实施计划。
3．劳动力就业的大众化使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只能以质量和特色作为生存和发展的途径
据统计，2002年上海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 51％，全市普通高校、成人高校在校生达56．53万人， 2007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60％以上。这意味着几年后上海将率先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从毕业生就业这个角度来看，由于高校的扩招、人事就业制度的放宽、就业的大众化，上海作为全国最具吸引力的就业城市之—，导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愈演愈烈，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以及人才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将对高中毕业生的报考志愿和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产生重要影响：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和就业初始平均工资将成为高校竞争的新指标，那些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学生所就读的学校和所学的专业可能不被新考生所选择。作为从事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高职院校来说，无论从办学水平、规模、效益等各方面来看，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都处于一个弱势群体的地位。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分化和竞争，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来说，以质取胜、以特取胜是其唯一出路。
4，劳动力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使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必须遵循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规律，做到“人职匹配”
为适应上海第二次现代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的需要，提高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办学效益，缓解上海劳动力就业的结构性矛盾，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必须遵循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规律，对学科专业结构进行调整，使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培养目标做到“人职匹配”。
知识和技术的不断更新将不断淘汰旧职业，创造新职业。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要根据社会的需求确定专业结构，实行多学科渗透和融合，大力推进学科专业的综合化，使人才发展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相协调，使高等企业技术教育从推动社会发展的边缘地位走向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心地位。上海要成为综合性的国际大都市，实现第二次现代化，不仅要发展第三产业，还要有十分强大的制造业，这就需要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为社会培养大量的“适销对路”的、具有较高文化科学知识、敬业乐业、既能熟练驾驭国外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又能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解决一系列操作技术难题的高层次技术应用型人才，从而全面提升“上海制造”的国际国内竞争力。
5．技术的进步以及一般劳动力转入劳动力市场，使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必须强化其职后培训、再就业培训和转岗培训功能
随着上海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普及，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学历教育的规模上趋于平缓，但职后培训、再就业培训和转岗培训的功能将逐步增强。首先，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上海各行各业的技术含量日益增加，所有在岗人员都必须接受岗位培训，进行终身学习。其次，在工业化时代，劳动力流动一般都存在这样一个趋势，即劳动力由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到第二产业发展了，大量的劳动力又由第一、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上海步入第二次现代化的过程中，劳动力一方面保持了这一流动趋势，但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在新产业体系中的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等一些高新技术行业，其劳动力需求尽管也需要从第二产业转移一部分，更多地却是依靠新增劳动力群体中的高学历、高技能人才来填充，而不是像过去发展二；三产业那样，由传统产业的劳动力转移来实现。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一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和大部分非专业技术人员必然流向劳动力市场，从社会稳定这个角度出发，必须对其进行培训。在新技术条件下，这种职业培训将实现三个转变：从以"4050"人员为主转向以青年为主；从以下岗失业人员的上岗培训转向：以中高层次机能提升为主；从以传统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新兴技术产业及与上海未来城市功能变化相适应的现代服务业为主。
注释
①
孟广平.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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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曹殊，大众化——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必然走向[N]．中国教育报，2003-03—05．
[4]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十五”人口、就业与社会保障重点专项规划[N]．人口世界网，2001—12—31．
[5](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M]北京；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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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蔡克勇．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与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J]．理工高教研究，20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