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与经济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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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劳动与经济范文
一、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的不同角度
(一)从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看两者角度的不同
在研究内容方面,劳动社会学将劳动者、劳动者行为、劳动关系、劳动组织、劳动制度和劳动社会过程作为研究内容,更加注重社会制度,社会规范,社会道德方面的角度,旨在揭示劳动社会的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的分支社会学。劳动社会又称产业社会,它具有以职业为中心的地位----角色系统,如总经理、经理、车间主任等等;有与职业活动相适应的价值----文化系统,如公司文化,企业精神等等,它正是一个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要素的社会综合体。而在劳动经济学中,与劳动社会学所研究的这一“社会综合体”所对应的则是劳动力市场,是一个产生物质与财富的世界。
学界对劳动经济学的定义和研究内容存在着不同的表达,但总体而言,基本方面都离不开劳动力的供求,离不开劳动力的市场,离不开劳动者的行为,以及离不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成本、受益和价格、基本的分析方法和资源配置优化的目标。因此,概括起来劳动经济学是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研究。简单来说,劳动经济学也可以表达为是对劳动市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没有市场,或者说脱离了市场,真正意义上的劳动经济学就不复存在。从这点上不难看出,劳动经济学侧重于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社会效益以及经济发展方面。
由此可见,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虽然劳动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都是围绕劳动领域的诸如劳动者、劳动者行为、劳动组织、劳动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但是看待问题和研究问题的侧重点及角度各有不同。
(二)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角度不同的具体体现
下面举两个例子来具体说说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的不同角度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
1.劳动者
劳动者作为劳动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共同的研究对象,由于两个学科研究的视角不同,因此,劳动者在两个学科中的内含有很大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劳动经济学中用“劳动力”来代替“劳动者”更加合适。
(1)在劳动社会学中,劳动者是非同质的,是复杂的社会人,有着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而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被假设为是同质的,在一般的劳动经济学对劳动力的分析中,尽量把人简单化,它隐去了劳动力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认为劳动力相互之间没有差别。
(2)“人是理性的,劳动力所表现出的行为都是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在劳动经济学中对劳动力的基本假设。劳动经济学中的劳动力总是出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理性地作出选择,但在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相对而言就是非理性的,他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需要,有时甚至会感情用事,并且劳动者常常会受到社会规范和社会道德等的制约。所以说,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比劳动经济学中的劳动力更加复杂,不过也显得更加真实而全面。
(3)社会学中的互动论认为,要理解社会的运动,只有通过理解人的社会行为,社会因人际互动而存在。由此可见,劳动社会学中强调劳动者与他人之间的互动。而在劳动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则被假设为个人主义者,不受他人影响,劳动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在于揭示劳动力和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劳动力是相对独立的个体。
2.劳动者行为
在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行为就是与劳动者身份有关的行为。比如:劳动作业,生产管理,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互动等等。由此看见,劳动者的行为是于周围的环境分不开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K.Lewin)就指出劳动者行为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函数。也就是说,劳动者行为是劳动者个人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劳动者的行为是由动机引发的 ,动机是由劳动者的内在需要唤起的,行为的具体表现要受到行为规范的制约。并且,劳动者通过劳动竞争、劳动冲突、劳动合作等方式产生互动。可见,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行为是与外界分不开的,是复杂的,行为本身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作用。
在劳动经济学的视角下,劳动行为考虑的是经济效益,是能够取得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并且劳动力都是理性的,劳动行为与决策不受他人影响。劳动行为决定于劳动力以尽可能少的智力和体力消耗获得尽可能多的劳动报酬,在劳动社会学中考虑的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如职业声望等并不是劳动行为考虑的因素。
二、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角度不同的原因
在看待问题时,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角度,究其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它们各自遵循的基本假设的不同。
在劳动社会学的视角下,无论是功能论,冲突论,还是互动论,都不难看出劳动者是复杂的社会人,具有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具有不同的社会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等,具有一定的角色,总是与周围的环境产生相互作用,与他人产生互动,除了关心经济效益以外还关心社会问题和社会关系等等。
第2篇：劳动与经济范文
一、传统经济增长中的劳动
中国改革以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目标，通过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计划资源配置制度和缺乏自的微观经营体制而形成的（林毅夫等，1994）。而改革以前中国劳动利用、人力资本积累和就业结构模式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结果。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一个菲尔德曼（G.A.Feldman）模型对这种增长模式作出了最清楚的描述（多马，1983，第9部分“苏联的增长模型”；Jones，1976，Chapter5）。
菲尔德曼把经济分为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本品的第一部类和生产消费品的第二部类，并且假设两个部类都具有固定的技术系数，即资本和劳动力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完全不能相互替代。由于假设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弹性（Lewis，1954），则资本成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唯一的限制要素。因此，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产出可以分别表述为：
Y[,1]＝K[,1]／v[,1]和Y[,2]＝K[,2]／v[,2]。
式中Y[,i]分别表示两个部类的产出，K[,i]分别表示两个部类的资本投入，v[,i]分别表示两个部类的资本—劳动比。同时，这个模型还假设第一部类的生产是完全独立于第二部类的，即使消费品的生产降低到零，资本品的生产仍然可以持续不衰。于是，可供整个经济中投资使用的投资品的总产出就是：
I＝Y[,1]＝K[,1]／v[,1]
全部投资的变化率则可以表示为：
ΔI＝ΔY[,1]＝1／v[,1]·ΔK[,1]
因此，第一部类资本存量的变化率ΔK[,1]取决于配置在该部类投资品总产出的比例，即：
ΔK[,1]＝I[,1]＝μI
经过整理，我们得到：ΔI＝1／v[,1]·μI或ΔI／I＝μ／v[,1]。
由此，我们看到是投资增长率，它等于μ／v[,1]，意味着，总投资增长率的提高，既可以通过提高第一部类的投资比例μ达到，也可以通过降低该部类资本—产出比v[,1]达到。按照菲尔德曼的结论，把更多的资本投入到生产资本品的第一部类，从长期来看会增加消费、投资和总产出。
通过提高第一部类的投资比例μ达到提高总投资增长率，从而突破低水平均衡陷阱，加快经济增长的这个增长模型，为中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增长模式对于劳动力使用的影响在于它假设资本和劳动之间不存在要素替代。而且事实上，由于推行这种高度资金密集型的产业政策，在资源按照高度集中的计划方式配置的情况下，利率被人为压低，且企业具有强烈的“投资饥渴症”（Kornai，1980），所以是不可能在第一部类降低资本—产出比v[,1]的。因此，在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不具有可替代性就不再仅仅作为一种假说，而成为一种现实。
随着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也应该发生变化。而一般来讲，在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有几个因素会影响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二者转换之间的对称性，或者说会造成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第一个因素是人口超常增长，从而劳动力增长速度过快，以致工业吸收的就业量怎么也无法赶上劳动力供给量。第二个因素是工业增长中使用过多的资金，使用较少的劳动力。发展工业在利用资源方面，本是可以有不同选择的。也就是说，通过选择不同的产业重点，选择不同的技术类型，甚至通过不同的产业布局，分别可以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型的工业，或者资金相对密集型的工业。前者意味着一定量的工业产值，可以由较少的资金投入和较多的劳动力投入来取得。第三个因素是阻止劳动力就业的制度障碍。这种制度障碍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通过某种间接的途径发挥作用。为维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的与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城乡劳动力配置制度和就业体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保障城镇劳动力的全面就业。第二，保持城镇职工的低工资水平。第三，抹平具有不同人力资本秉赋的职工之间的报酬。第四，实行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二、改革的结构效应
劳动使用的传统模式，造成中国产业结构的扭曲。这不仅表现在初级产业份额下降缓慢，城市化水平低，更主要地反映在结构变化中就业转换滞后于产值转换。中国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早在1978年以前就远远下降到50％以下了（1978年为28％），而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高达70.5％（见表1）。始于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通过不断地解除一系列经济增长的制约，提供了增长以及向发达经济靠近的机会。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其后发性，即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总量规模、技术水平、结构状况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差距；同时，由于在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特别是就业结构上面存在着非典型化特征，价格扭曲程度的彻底矫正需要假以时日，以及地区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给予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的“趋同”空间。所以，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于两个源泉，一是激励制度变革带来的技术效率的提高，二是由于矫正扭曲产业结构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两者都因起始点与常态增长模式之间的差距，可以获得“趋同效应”，即不是从技术创新前沿上起步的，而是一种“趋同”类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Barro，1997）。
表1三个产业增长及相对份额变化
（亿元，％）
195219781997
第一产业增加值342.91018.413968.8
产业比重50.528.118.7
就业比重83.570.549.9
第二产业增加值141.81745.236770.3
产值比重20.948.249.2
就业比重7.417.323.7
第三产业增加值194.3860.524033.5
产值比重28.623.732.1
就业比重9.112.226.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第55、56、128页。
我们从劳动力市场发育的角度观察这种结构变化效应。在市场取向改革中成长起来的非国有经济，从一开始，其就业与工资决定就是一种市场行为。首先，其就业吸纳乃至产业选择都是从中国劳动力丰富的特点出发。长期以来在农村滞留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改革以来转移障碍的减少，开始在城乡之间大规模流动。面对这种供给状况，市场化的就业决定本身就具有创造就业的功能。
其次，非国有经济是在计划控制之外得到发展的，无须履行吸纳超出需求的劳动力的责任，工资水平完全根据特定行业的企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以及符合需要的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决定。又由于这些部门管理体制中责任、权利和利益明确，管理人员有对于特定人力资本进行辨别、度量和监督的激励，因而人力资本对于生产效率的贡献比较容易观察到，可以针对不同的生产率，对工人支付有所差别的报酬。由于非国有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是通过劳动力市场依靠农村劳动力转移所解决的，总体上降低了这些部门发展的成本，使得其反而有能力根据自身的需求，用高工资吸引国有部门的高素质人才。这给予国有企业足够大的压力和紧迫感，使其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蔡fǎng＠①，1998）。
由于非国有经济发展推动了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也吸引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以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同时，被扭曲的就业结构得以矫正本身，也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表1归纳了中国经济总规模的扩大与劳动力部门分布的关系：农业产值和就业份额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
经济学家一般同意，中国经济改革以来，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资源重新配置带动了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促进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国内投资结构的改善和外资的引进、对外贸易的扩大等等，从而推动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一些实证研究提供了有关的定量描述。虽然采用方法的不同会得出不尽相同的数量结果，但总的结论是相对一致的。例如，有的学者把中国经济增长归结为劳动力流动、市场发育产生的效率、外贸和技术引进，以及国内投资和外资引进等四个方面的贡献，并估计其对年平均9.2％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作出16.30％、4.13％、5.43％和74.13％的贡献（Francis，1997，p.66）。这四个方面大致可以涵盖迄今为止中国通过改革改造市场条件，让比较优势发挥作用所带来的增长效应。又如世界银行（1998，第8页）估计，物质资本的增长可以解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7％，劳动力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可以解释另外17％的经济增长，劳动力部门转移可以解释约16％的GDP增长，余下的经济增长是未被解释的。
三、劳动力、人力资本和就业转变对增长的贡献
为了形成一个比较一致化的实证结果，本文尝试对中国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因素贡献作一个分解。根据刘遵义等人（Lauetal.，1989；李坤望，1998）的实证模型，描述经济增长的函数形式可以写作如下：
Y[,it]＝F（K[,it]，L[,it]，H[,it]，t）i＝1，2，…n
式中，Y[,it]是i省在t年的实际产出，即实际的GDP值；K[,it]是i省在t年物质资本存量；L[,it]是i省在t年劳动力投入量；H[,it]是i省在t年人力资本存量。
假设各省的潜在生产技术相同，但潜在技术条件的利用程度和投入要素的质量及产出的质量均存在着差异，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标准生产函数的形式来对其进行分析。假设标准生产函数的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如下：
Y[*][,it]＝A[,it]（t）（L[*][,it]）[α]（K[*][,it]）[β]（
H[*][,it]）[γ]
假设各省的实际产出、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随时间按照固定的速度变化，其转换的形式采取下列指数形式：
附图{图}
我们选取的变量及相应的数据包括：（1）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是用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1978＝100）去除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得到的；（2）物质资本。我们采用了资本形成总额和固定资产折旧额来构造分省的物质资本存量，并且也采取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减指数（1978＝100）来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山西、陕西、数据空缺；（3）劳动力。采取了分省全社会年底从业人员数；（4）人力资本。采用了分省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来代表各省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受教育程度用年份来表示，文盲为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中专为13年，大专为14年，大学为16年。
利用对数差分模型，我们得到了下列回归结果：
lgdp＝0.063＋0.465llabor＋0.240linvst2＋0.555ledu
（2.825）（1.946）（4.385）（2.030）
F（3,107）＝55.33R[2]＝0.608Adj－R[2]＝0.597
式中，lgdp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差分，llabor是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差分，linvst2是上年末物质资本存量的差分，ledu是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差分。根据回归估计结果，我们可以计算出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在1982—1997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见表2）。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四个主要源泉中，资本的贡献最大，劳动力、人力资本和未被解释部分（暂假设为全要素生产率）三者之间的贡献十分接近。虽然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中，传统要素投入的贡献大于人力资本和生产率的贡献，但从弹性系数看，人力资本的增长贡献有巨大的潜力。表2中国经济增长源泉（1982—1997）
对增长率的贡献(百分点)贡献份额(%)
国内生产总值8.01100.00
物质资本2.3229.02
劳动力1.9023.71
人力资本1.9023.70
未被解释的部分1.8923.57
劳动力配置1.6220.23
技术进步0.273.34
为了解析未被解释的增长贡献，我们尝试对增长因素做进一步的分解。世界银行在假定规模不变的前提下，利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分解，得到了劳动力在不同部门和不同所有制间的流动所带来的配置效应（WorldBank，1996，pp.28—30）。借鉴世界银行的方法，我们放松对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并引入人力资本因素使增长公式更加一般化，在不考虑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间配置的情况下设定增长公式如下：
附图{图}式中：Y代表国内生产总值（GDP）；i代表农业（A）、工业（I）、服务业（S）三大部门；Y[,i]代表第i部门的增加值；P[,i]代表第i部门增加值的相对价格；A[,i]代表第i部门全要素生产素（TEP）的水平；K[,i]代表第i部门的资本存量；L[,i]代表第i部门的就业数量；H[,i]代表第i部门的人力资本存量。
对上式进行一阶导数后得到下列GDP增长率分解公式：
附图{图}式中：gx代表变量X的增长率；
附图{图}代表加权平均的资本份额；y[,i]＝p[,i].Y[,i]／Y代表第i部门的增加值份额；k[,i]＝K[,i]／K代表第i部门的资本份额；l[,i]L[,i]／L代表第i部门的就业份额。
相应地，我们得到了劳动力在不同部门配置的效应计算公式：
附图{图}
MPL[,A]代表劳动力在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品价值；MPL[,i]代表劳动力在第i部门的边际产品价值。用于计算劳动力配置效应的指标主要是：按照三大产业部门分解的国内生产总值，按照三大产业部门分解的就业人员。根据第一部分的回归结果，由于α＋β＋γ＞1，因此，我们得到的回归方程是规模递增函数。其中，劳动力的弹性系数为0.465。假定劳动力在三大产业部门的弹性系数相同，可计算出1982—1997年劳动力的配置效应等于1.62。将此结果与前面的估计结合起来，我们便得到了对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一个比较全面的解析（见表2）。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中，劳动要素的重新配置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四、增长的可持续性：从劳动角度观察
人口的变动不仅影响劳动力资源总量，还因老年化趋势而影响到劳动力的社会负担特征。从现在到2020年是中国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时期，也是人口抚养负担比较轻的时期。劳动力供给总量将在2020年左右达到其峰值，估计为9500万左右。这意味着，从现在起的20年时间内，是中国劳动力资源的黄金期，当然也是面临就业压力最大的时期。之后，劳动力供给总量将会逐渐减少，人口的抚养系数也将越来越大。
从劳动力需求与就业趋势来看，就业弹性系数（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与就业指数之比）从80年代前期的超过1下降到目前的不到0.5，表明劳动力需求缺乏后劲，主要表现在城镇失业率和农村劳动力剩余率的上升。90年代中期以来因社会总需求不足、企业转制、产业结构调整而造成的失业现象增多和部分企业工资支付不足，使城镇企业中潜在的就业不足转化为公开或半公开的失业。失业和就业不足进一步抑制了消费需求和宏观经济启动，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循环。
本文不拟讨论如何打破这个循环（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蔡fǎng＠①，1999），而着眼于从更为长期的角度看，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从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获得增长推动力。勿庸置疑的是，无论是传统体制下的企业，还是经过放权改革后的国有企业，都雇用着超过需求的劳动力。问题在于，这种劳动过剩是绝对的还是一种制度现象。实际上，在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并不是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平均工资水平并不低，且具有刚性。（注：据推算，与根据实际需要雇用劳动力，且无须负担已经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的情形相比，现在国有企业要多支付大约46％的工资基金（蔡fǎng＠①，1998）。）这同时意味着平均工资水平的降低，不仅是劳动力市场发育的结果，有利于继续发挥中国的资源比较优势，还具有扩大就业的效果。
根据公式
d（L／K）／（L／K）
ηLK＝────────────────
d（P[,k]／P[,1]）／（P[,k]／P[,1]
（其中ηLK为资本与劳动的替代率，L／K为劳动—资本比率，P[,K]／P[,L]为资本对劳动的相对价格），相对工资水平与就业水平的关系，可以看作是资本与劳动的替代率。国外经济学家估计表明，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替代率通常在0.5—1.0之间（Todaro，1996，p.256）。由于就业制度和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我们预期中国劳动对资本的替代率应该比较高）。为了揭示劳动力就业与经济增长和资本替代之间的关系，我们建立了下列模式来进行分析：
ΔL＝F（GDP，W）
式中：ΔL代表新增就业人数；GDP代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w代表实际工资水平。用于实证的模型如下：
lnΔL＝α[,0]＋α[,1]lnGDP＋α[,2]lnw
式中：α[,i]是估计参数；D[,i]是代表省份的虚拟变量。从理论上讲，α[,1]＞0，α[,2]＜0。
根据实证方程，我们得到回归结果如下：
lnΔL＝6.36＋0.74lnGDP－1.32lnw
（12.382）（3.532）（－3.468）
F（32,492）＝28.05R[2]＝0.646Adj－R[2]＝0.623
方程的参数值符合理论上的假定，拟合优度为0.646，结果较为满意。由此结果可以发现，经济增长的速度对就业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即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就业可增长0.74％。平均工资水平的降低也具有惊人的增加就业的效果，即平均工资每降低1％，可以增加就业1.32％。这实际上就是劳动对资本的替代率。
五、一个简单的总结
第3篇：劳动与经济范文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影响。它不仅制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极大地影响到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国应该采取创立品牌、形成自主知识产权、鼓励科技创新，发展职业教育，开发人力资本等手段，使庞大的劳动力不仅实现简单的就业，还能实现发展。不仅实现产业转移，而且实现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
劳动力转移的快车道
正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开发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这些吸收外资最多的地区，在短短的十几二十年时间，就把昔日的大农村转变成了大城市。以东莞为例，它的人口、产值在外资进入前后的变化是非常惊人的，东莞的外来人口已达600万人。据最新统计，广东省的外来人口已达3140万人，这与珠江三角洲已经成为世界的全球化区域是分不开的。经济全球化直接带来了就业的增加和人口的流动，造就了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但经济全球化还没有成为有效地推功农民工向城市转移的力量。
2003年中国吸引了53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首次成为全球最大的FDI接受国。接受外资越多，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数量就越多，就越能够有效地推进城市化进程。
目前，中国引进的大量制造业多处于全球化中的低利润分工环节，因此，目前考虑的仅是如何解决庞大的劳动力转移和就业问题，暂时无法考虑他们的居住和发展问题。长远来看，应该解决这样的问题，一方面通过创立自己的品牌，和形成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在产品的价值链上不断靠近高端，获取更多的利润分成;另一方面，通过发展职业教育、提升人力资本的价值等方式来提高劳工的工资待遇，使庞大的劳动力不仅实现简单的就业，还能实现发展。不仅实现产业转移，而且实现居住转移，一次性移入城市。
着力消除“农民工40岁现象”
有学者总结出了一个农民工的“40岁现象”，指企业出于控制成本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压低用于农民工的各种支出，农民工无法获得培训提高的机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低水平的劳动，大量年轻的农民工被迫透支了体力和脑力之后，在40岁左右又被无情地推回农村。如果不对外资企业里的劳工结构性短缺进行调整，放任“农民工40岁现象”的蔓延，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地位将不复存在。据有关专家的披露，2005年1月1日纺织品配额取消后，中国出口纺织品的市场还将扩大，需要的劳动力还将增加;电子产业将于2006年和2007年左右占领国际市场的30%，且这30%的生产都将会相对集中到中国全球性生产区域，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也即是说，大量的外资还将继续涌向中国，如果对劳动力资源竭泽而渔地过度使用，放任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未能分享经济增长蛋糕的事实存在，那么，今年已初现外资集聚地的“民工荒”可能会演化成一场更大的劳工短缺危机。
对此，应该加强劳动监察，解除用工歧视，关注农民工的技能培养和劳动保护，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对农民工的特殊恩惠，而是保护劳动力。保护好劳动力就是保护厂商的利益，也就是保护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比较优势，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推动国际劳务输出
据世界银行资料显示，当前全球劳务输出量约为l亿人，其中菲律宾800万人，巴基斯坦200万人，泰国60万人，而我国只有54万人。加入WTO后，中国劳动力的海外输出尚有很大潜力。以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小国菲律宾为例，菲律宾现已是东南亚劳动力输出最大的国家之一。据菲律宾官方统计资料显示，全球有800多万菲律宾海外劳工。这些劳工每年的汇款已成为菲律宾重要的外汇来源。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在劳动力市场化方面的努力还做得远远不够。集中体现在:中国劳工得到培训的机会太少，无法适应全球市场不断变化的需要;太多的部门卷入海外务工批准程序，互相扯皮。这直接导致了有着巨大劳动力资源的中国在境外合法的流动就业人口不足国际市场份额的1%。
第4篇：劳动与经济范文
劳动定额的管理一直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体质的改变和纵深推进以及产业升级更新换代过程中，劳动定额管理工作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和功能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如何创新劳动定额管理，让这传统而基础的管理工作继续发挥新的光彩，不仅关系到企业经济能否持续高效地发展，对于维护国家、企业和劳动者的利益也会有着重要的作用。
1管理定额工作的重要性
1.1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效率。
追求最大可能的经济效益是企业生产的最基本职能，如何提高生产效益最关键因素是劳动者的效率。效率提高了，单位时间能够产出更多的产品，企业的利润才会增加。企业可以通过科技创新、设备升级、经营管理等途径提高效率，如果不增投资、设备不更新、人员数量不增加的情况下，定额管理可以通过对方法、时间、劳动者心理等方面进行分析，力争使企业能够合理用人、科学组织生产达到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在经济转型期过程中需要重拾劳动定额，提高企业的整体效益。
1.2国外定额管理仍在继续。
劳动定额是基于生产工业而产生的一门学科，当人类进入了大生产、大规模、大批量的工业发展的时代，建立劳动力与原材料的低投入高产出却是永恒的课题。如今的美国企业80%以上的企业还在沿用当年泰罗开创的定额管理方法，日本制定的鼓励员工开发潜能的内容正是源于定额管理，因此大型企业生产效率得到了飞快的发展。
1.3定额管理作为劳动合同重要内容。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劳动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雇主和员工之间的冲突也日益严重，我国长时间处于用工过剩的情形下，劳动争议频发。导致的根本原因是劳动定额不清，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劳动者一天要付出多少劳动才算合理，能够取得基本报酬，这就需要一个标准，为此在《劳动合同法》中要求劳资双方在平等和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出合理的劳动合同条款，以保护双方合法权益。
2经济转型期劳动定额面临的问题
2.1政府、行业失去了对劳动定额的管理。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劳动定额管理是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各行业的主管部门定期对企业的劳动定额进行统计和考核，定额管理作为重要考核指标之一，随着相关主管部门的调整和经济形式发生转变，劳动定额变成无人问津的工作。劳动行政部门在颁发的劳动标准中，涉及到劳动定额相关条款也少之又少，除少数企业还在进行劳动定额管理工作，其他企业几乎停滞不前。
2.2定额管理在企业经营中地位弱化。
企业经营的多元化促使经营管理国际化，在竞争中成功与否的管理变得错中复杂，例如资本运营、战略管理、创新管理等。这种管理方式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成就了一些企业，企业的急速扩张和技术升级改造，使得劳动效率得到了快速的提升，劳动定额管理已经在管理层面退居次席。加上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企业的经历几乎集中到员工的应聘，合同管理，薪酬设计等工作上面，以前劳动定额管理人员也转向了其他岗位，这就造成了近些年许多劳动争议的产生，严重影响了劳动关系的和谐。例如很多企业随意变更劳动定额，造成了近50%以上劳动者要从事10小时以上工作才能完成最基本工作量，拿到最低工资。
2.3定额管理得不到应有的创新。
经济转型时期，管理者对定额管理缺少应有的重视，经济经过几次转型，但相应的管理措施却没有很好的创新，技术手段和方法比较落后，这与“中国制造”很不相称，曾经热衷于定额管理的管理人员也纷纷离开相关岗位，各大学开设的管理课程中也被其他课程所取代，造成了定额管理的创新不能与时俱进，满足不了企业变化莫测的市场需求。
3定额管理工作的创新
3.1确立行政管理在定额管理中的职责。
国家劳动行政管理部门要承担起劳动定额的宏观层面上的管理职责，积极构建行业和劳动部门的沟通平台，承担起定额管理标准化的制定、管理工作，同时对企业从事劳动定额管理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和资格认证。
3.2创新定额管理的工作内容和研究方法。
从传统的管理方法转向现代化的管理方式，运用标准工时理论，通过方法研究对不合理的管理进行优化整合，同时，设计出合理的操作方案，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劳动强度。
3.3重视定额管理人才的培养。
从长远的角度来讲，企业应配备专职的劳动定额管理岗位，设置专门的劳动定额机构。高校也应加大定额管理人员的培养，增加相关课程，出版相应创新教材，培养管理人才。
4结束语
第5篇：劳动与经济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经济增长；就业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6-000-02
一、黑龙江省劳动力资源变化情况
（一）劳动力数量分析
1.劳动力供给潜力呈现下降趋势
劳动力供给潜力通过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来衡量。1985-2014年，黑龙江省劳动年龄人口从1985年的2175.1万人增加到2014年的2998.2万人，年均增长1.1%，较同期总人口增速高0.6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加为黑龙江省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图1所示，虽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始终保持上升趋势，但年增长率总体却呈现下降趋势。2005年起，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大大减缓，现已连续4年出现负增长，2014年增速降为-0.9%。
2.人口老龄化进程较快
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的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高于7%，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进入老龄化社会。2005年，黑龙江省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6%，是老龄化社会的开端，比全国老龄化社会晚5年。
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从5%提高到7%，一般要经历50-80年，而黑龙江省仅用1996-5005年短短的9年时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就从5.2%提高到了7.6%，2005-2014年又一个9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7.6%提高到了10.1%，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非常惊人。黑龙江省老龄化程度加剧，对地区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利，人口压力将成为未来经济上行的一大障碍。
3.存在虚假的人口红利
目前，对于人口红利的判定多以总人口抚养比为标准，但这种标准忽略了总抚养比内部少年儿童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结构关系。因此本文采用车士义对人口红利的界定标准，以总人口抚养比和老龄化率两个标准衡量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状况，即以总人口抚养比小于或等于50%、老年抚养比（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低于10%，界定为“真正的人口红利”，总人口抚养比小于或等于50%，老龄化率高于10%，则为“虚假的人口红利”。
根据所能掌握的数据，1985年，黑龙江省人口处于盈亏平衡状态，不存在人口红利；1986-2006年，是黑龙江省人口红利期，红利状态在5年间从人口微利过渡到人口高利，90年代以后进入人口暴利状态；2007-2014年，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老年抚养比超过10%，虽处于人口暴利状态，但其中存在虚假的人口红利。
4.劳动参与率持续走高
劳动年龄人口仅反映劳动力的供给潜力，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力取决于劳动参与率（即就业人员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我省劳动参与率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从1985年的59.3%上升至2013年的67.8%，上升了8.5个百分点。1985-2013年就业人员年均增长1.7%，高于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0.5个百分点。
（二）劳动力质量分析
1.就业人员产业结构偏重第一产业
就业人员在产业间的分布情况是衡量劳动力质量的因素之一。我省是农业大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最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我省就业人员逐步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1978-2010年（产业结构就业数据统计截至201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从52.6%降至41.3%；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从29.2%降至19.4%；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从18.1%提高至39.3%，但农业大省的就业结构依然非常明显。
2.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提升较慢
除就业人员产业结构外，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劳动力质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随着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黑龙江省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但受人才外流等因素的影响，我省就业人员整体受教育水平仍然偏低，中低教育程度者（小学和初高中）占绝大多数。2002-2014年，未接受过教育的从3.1%下降到0.8%，降幅2.3个百分点；中低教育程度就业人员从90.4%下降到87.6%，降幅2.8个百分点，其中，仍以初中文化程度所占比重最大；接受大专以上高等教育的就业人员从6.5%上升到11.6%，增长5.1个百分点。可见，就业人员受教育结构整体变化幅度较小。
根据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结构，估算出我省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2002年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8.8年，到2014年提高到9.6年，低于全国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0.5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较慢。
二、黑龙江省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一）劳动力供给潜力预测
根据历年人口年龄结构预测，到2020年，黑龙江省劳动年龄人口将接近2932万人，比2014年减少66万人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2014年的78.2%下降到2020年76.6%，降低1.6个百分点。同时，劳动年龄人口还将出现明显的年龄段分化，呈现青年和中老年劳动年龄人口大幅下降、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略有增长的状态。其中，15-34岁年轻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减少2.7个百分点，35-59岁中青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将减少1.8个百分点，60-64岁老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将增加2.3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变化将给黑龙江省带来更多的结构性矛盾。
（二）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
劳动年龄人口是15-64岁的所有人口，不论其是否参与了经济活动，因此只能将其视为潜在的劳动力资源。真正与经济增长相关的人口是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人口，即就业人员。由此，本文选择实际就业人员作为劳动力投入、固定资产原值作为资本投入，与经济总产出一起构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以此说明黑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为保证模型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对GDP和固定资产原值数据计算可比价格。模型截取1990-2013年数据进行分析，假设黑龙江省1990-2013年间经济总产出符合如下模型：
Y=ALαKβ
Y―经济总产出，用黑龙江省GDP表示；L―劳动力，用黑龙江省就业人员年末人数表示；K―资本，用固定资产原值表示；A为全要素生产率参数；α为劳动力的投入产出弹性系数，β为资本的投入产出弹性系数。两边求对数得出以下模型：
LnY=lnA+αlnL+βlnK
运用Eviews7.2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模型结果为：
LnY=0.6901-0.0305lnL+0.8216lnK
对该模型的各项系数进行检验，R2为0.9966，说明方程拟合度较好。F为3093.559，说明该对数方程总体的线性关系显著，且各个自变量的显著性也较高，回归结果显著。由此得出黑龙江省1990-2013年的科布-道格拉斯函数为：
Y=2.7180.6901L-0.0305K0.8216
模型结论显示，黑龙江省的劳动力投入产出弹性系数为负值，说明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起到负拉动作用，出现负值结果原因在于劳动力资源利用不合理，某些产业部门存在冗员，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导致劳动力投入产出系数为负；资本的投入产出弹性系数为0.8216，说明投入一个单位的资本，能拉动经济总产出增加0.8216个单位。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产出弹性系数之和小于1（α+β
三、对策建议
（一）在劳动力数量上保增长
我省劳动力供给潜力呈现下降趋势，要想保持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应挖掘劳动力潜力。鉴于我省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的状况，要想提高人口基数、增加劳动年龄人口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因此，要想挖掘劳动力潜力，就应从现有劳动力的地区配比结构入手。
1.要留住我省培养出来的人才，提高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一是，为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加强宣传，给予政策引导、职前培训和公平合理的薪资报酬，使其按照本省产业结构的需要进行就业选择。二是，为自主创业给予政策扶持和技术支持，让外出打工人员止步，既解决自身就业，同时又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2.要吸引外省高端人才，提升我省劳动力供给潜力。畅通信息渠道、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给予优厚的待遇、打造保障健全的社会大环境，吸引外省剩余劳动力来我省就业，壮大我省劳动力队伍。
（二）在劳动力质量上稳提升
提升劳动力质量不是孤立的调整产业结构和加大教育投入，而是使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人才结构的培养相匹配，使劳动力供给潜力真正转化为就业，达到供需相称，人尽其才。
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我省劳动力质量提升较慢、就业人员以中低文化层次为主，这与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应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创造更多的高等教育就业岗位，提高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劳动参与率，逐步实现劳动力对经济数量推动向质量推动的转变。
2.教育要与市场需求接轨。我省人才培养结构与劳动力的市场需求脱节，致使人才外流、结构性失业状况严重，大量潜在劳动力无法真正转化为就业。目前，中等技术教育存在缺口，无法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同时，高等教育的供给也没有与市场需求接轨，造成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出现。要提高劳动力质量，教育的市场化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必须使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匹配。
参考文献：
[1]王立军，马文秀.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劳动力供给变迁.中国人口科学，2012.6.
[2]周也.中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09.11.
[3]王金营，蔺丽莉.中国人口劳动参与率与未来劳动力供给分析.人口学刊，2006.4.
第6篇：劳动与经济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 贡献 劳动报酬 资本报酬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求得劳动和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法。根据该函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目的是不断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因此国民收入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配，或是归于生产产品的劳动者，或是归于资本所有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更适合测算国民收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分配。很多学者对中国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了估计，其结果表明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支撑要素是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劳动投入的贡献仅为15%左右（邹至庄，2005；张军扩，1991）。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在增长核算中产出增长多大程度上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以及多大程度上归因于投入的增长，依赖于构造投入度量的方法（e·赫尔普曼，2007）。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理论与实践
自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诞生以来，许多研究都支持生产过程能被要素替代弹性的线性齐次函数很好描述的假设（paul h. douglas，1976）。柯布及其合作者先后对美国、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函数进行了测量，其结果都表明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弹性值较好地拟合了劳动收入份额和资本收入份额。
道格拉斯首先描述了1899-1922年美国制造业固定资本、劳动供给和产值以1899年为100的增长情况，在此基础上，柯布拟合了产值、劳动和资本投入指数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生产函数。道格拉斯以固定资本衡量美国制造业的资本投入、以雇员人数衡量劳动投入。他认为，资本包括以机器和建筑形式存在的固定资本、以原材料和存货形式存在的流动资本以及土地。但流动资本是生产过程的结果而非原因，土地并非劳动所得，因此应以固定资本来衡量资本投入。虽然劳动投入的标准小时数、劳动质量或工作强度是比较重要的因素，但这些指标目前还不能被量化，因此每年的雇员人数是衡量劳动投入较合适的指标。
柯布将此期间美国制造业的产值、资本和劳动投入的指数关系表示为p= 1.01l3/4c1/4。这一生产函数表明产值是劳动和资本的一次齐次函数，同时不论l还是c趋近于0，p都将趋近于0，这两个性质说明可用如下生产函数表示普遍的投入-产出生产关系：
p=blkc1-k （1）
式中p为产出，l为劳动，c为资本；参数k为产出对劳动的弹性，b为技术进步参数。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主要贡献是提供了劳动和资本收入份额的理论依据，劳动和资本收入份额应该按照劳动和资本对生产所做的贡献决定，因此“从分配理论的角度看，w/p与k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paul h. douglas，1976）。1928年在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出k的值为0.75之后，他们发现p的估计值十分接近这23年间的真实值。美国国家经济调查局发现在1909-1918年期间产出归于劳动的平均份额为74.1%，与生产函数的估计值较为一致。1930年柯布对马萨诸塞州1890-1928年间的生产函数进行了研究，认为马萨诸塞州生产函数k值为0.743，同样的研究得出新南部威尔士1901-1927年间的k值为0.65。
道格拉斯和其合作者先后研究了美国、澳大利亚、南非、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等国家的生产函数，其结果均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值很好地拟合了劳动和资本所得份额。道格拉斯选择了澳大利亚制造业7年拟合的生产函数，将之与劳动者的收入份额进行了对比，通过对比和分析，他认为7年间的w/p与k的联系十分紧密。
中国劳动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
本文在建立估计中国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相关数据和上文测算的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数据，估计中国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而估算出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所估计和检验的结果均使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6.0进行了多次回归分析。
（一）模型建立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qt=aktαltβ （2）
式中，y为收入总量，a为技术进步，k为投入的资本总量，l为投入的劳动总量。当投入的资本量为k，劳动量为l时，其边际产量分别为：
（3）
（4）
在此条件下资本的收入为 ，劳动的收入为 。
由于：
（5）
（6）
因此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亦即资本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亦即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 。
对式（3）两边取对数，得：
lnqt=lna+αlnkt+βlnlt （7）
对模型（7）进行估计，得出α和β即分别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gdp与劳动、资本增长趋势
估计经济增长的源泉需要国内生产总值、劳动和资本投入三组数据。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人数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oecd国家广泛采用永续盘存法（perpetual inventory approach）作为估计资本存量的基本方法，该方法由戈德史密斯（raymond w. goldsmith）1951年提出，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资本存量的基本公式为：
k（t）=i（t）+[1-δ（t）]k（t-1） （8）
式中，k（t）为t期期末的资本存量， i（t）为t期之内发生的投资量，δ（t）为t时期各类资产的平均重置率。采用永续盘存法估计固定资本存量的步骤为：第一，确定基期的固定资本存量。根据贺菊煌、邹至庄、张军与章元等人的方法和数据，经过反复比较，本文认为1952年不含土地和流动资本的固定资本存量为750亿元。第二，对现行价格的投资序列进行缩减以得到一个可比价格投资序列。由于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只有1990年以来较短的数据序列，无法满足研究需要，因此本文选用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来替代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其计算公式如下：
（9）
式中，pikft为第t年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kft为第t年现价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kftindex为第t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kf1952为1952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kf1952index为1952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现价表示的固定资本流量数据直接采用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固定资本形成数据，以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进行缩减，得1952-2004年的1952年价格的固定资本形成序列。第三，确定合适的重置率。本文以折旧率来表示重置率。其中，1952-1993年的折旧额数据直接采用邹至庄的数据，1994年之后的数据由统计年鉴分省数据汇总得到。第四，采用上式计算出固定资本存量序列。图1显示了中国固定资本的估算结果及其增长趋势。
（三）总量生产函数的估计
本文采取如下三个步骤对模型（7）进行估计：首先，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以避免伪回归现象的出现；其次，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最后，在检验变量具有协整关系的基础上，对变量进行协整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由回归结果知，回归方程不存在严重的自相关，且不存在异方差，方程总体解释显著，各个变量在5%水平上显著。中国1952-2004年间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达式为：
gdp=1.0717k0.7433l0.8692 （10）
劳动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1，即α+β=1.6225。这可以从中国gdp和劳动、资本投入的散点图与柯布、道格拉斯提出这一生产函数时的散点图的对比中得到说明。在柯布、道格拉斯的散点图中，固定资本存量增长最快，其次为gdp，而劳动投入增长最慢，三者分别从1899年的100增加到431、240和161。中国这三个变量的增长顺序与美国一样，但相对于美国三者均大致呈线性增长的状态，中国固定资产存量和gdp呈指数型加速增长的趋势。这表明中国的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递增的，扩大生产规模将比要素投入获得更多的报酬。
将α+β标准化为1，可计算出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3.57%，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6.43%。因此，按照劳动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952-2004年间中国劳动者报酬应占国民收入的53.57%，资本收入应占国民收入的46.43%。
结论与政策建议
对中国1952-2004年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估计表明，在国民收入中，中国最优的劳动份额为53.57%，资本份额为46.43%。与美英等发达国家相比，由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因此劳动收入份额不可能达到75%左右，而是在54%左右
。这是因为中国国民收入水平较低，资本份额较之发达国家应该拥有更大的份额，以鼓励投资和创业。最优的劳动份额为54%，较之美英等发达国家低约20个百分点。但即使基于发展阶段的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如此之低，实践中的劳动收入份额也尚未达到。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1990年我国劳动份额为61.43%，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至2009年下降到48.4%，低于当前中国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5.17个百分点。表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向资本倾斜，劳动者不能得到应有的回报份额。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比重的主要措施有：一是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二是逐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工资集体协商中实现工资增长与利润增长相一致、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一致的目标；三是规范和完善经营者收入制度，进一步推行年薪制、股权激励、期权制等激励机制。
参考文献：
1.[美]邹至庄.中国经济转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各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测算[j].经济研究，1991（4）
3.[美]e·赫尔普曼.经济增长的秘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paul h. douglas.the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once again： its history， its testing， and some new empirical values.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4， no. 5 ，oct.， 1976
5.goldsmith， raymond w. a perpetual inventory of national wealth，1951
第7篇：劳动与经济范文
关键词:农村 剩余劳动力 转移 开发
目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成为我国当前改革的中心内容。随着改革的深入展开,我国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众多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充分、有效地利用它会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因此,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深入把握这一群众性实践,适应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积极探索一条具有特色的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途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基本状况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基本情况是: ①总量丰富,过剩严重。全国有9亿多人口居住在农村,在这9亿多人口中具有劳动能力的约4・9亿,但人均占有耕地只有0・14。从这个现实可以认定,我国乡村劳动力是绝对过剩的。如果按发展集约农业的要求来测算,我国农村失业人员将会更多。②劳动力大量外流。有关部门对2003年农村劳动力外流数量的低限估计为4000万人,高限估计约8000万人,即使平均按6000万人计算也已占到农村劳动力的14%,在部分省区这一比重还要高。
二、我国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开发的历程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开发所经过的历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①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阶段。这一阶段大致为改革开放至80年代末期。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极大解放,促进了农村经济和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产生了很大容量来安排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我国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在自给、半自给的自然条件下开始的,分散保守是其基本特征。②剩余劳动力大量外流――民工潮阶段。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我国农村乡镇企业接收剩余劳动力的容量已基本达到饱和,由于乡镇企业效益的降低,一部分劳动力重新“失业”。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形成的后向推动力,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形成的前向牵引力,以及农民观念更新和宽松政策形成的可能性,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流形成强大的“民工潮”。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开发的新阶段――城市化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是向二、三产业转移,城市是二、三产业的载体,因此城市化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经阶段。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征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特征表现在:①转移方式向有组织化过渡。一方面外出民工的自组程度有所提高,出现了定点外出、以老带新、包工头组织、经纪人介绍等形式;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培育外出就业和管理工作越来越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劳动力外输逐步向规范化、有组织化过渡。②转移方向以省内为主,跨省流动有所增加。跨省流动的劳动力约占农村总劳动力的5・4%,但流动方向逐步偏向省外。1988年~1993年外出劳动力的流动增加了66・3%,在省内流动的增加了113・6%,而跨省流动的增加了329・3%,说明跨省流动的外出劳动力明显增多。③就业结构多样化。过去外出劳动力就业结构偏低,一般以建筑业、饮食服务业为主,主要在“廉、粗、苦、险”等岗位就业。随着外出劳动力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的逐年提高,外出民工的就业结构也向着高层次多样化方向发展。目前工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农业、运输业等都有民工在辛勤地劳动,有的民工已在机械制造、轻工、电子等行业从事较复杂的技术性劳动。
四、几点建议
根据我国的现实状况,我们认为对剩余劳动力的开发利用应做到:①限制民工流向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对分流农村剩余劳动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笼统地提倡放开城门或让农民自由进城落户也是不尽合理的。增加就业机会靠经济发展、资金积累和扩大或建立新的产业。②控制人口与劳动力转移并行,构建劳动力增长与转移规模相适应的机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出现固然有农村生产力提高推行机械化、自动化的因素,但隐藏在背后的症结却仍是人口数量的控制问题。脱离控制农村人口数量,单方面采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解决程度将取决于农村人口增长的控制程度和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因此必须“节源”与“增路”并行。③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管理职能。虽然目前我国建立和发展的是市场经济,依靠市场配置生产资料和资源。但是,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管理职能不应被忽视,政府应保证其宏观调控与管理职能的正常发挥。一方面要对宏观的产业结构和就业机构进行指导和协调,使其不畸型发展;另一方面要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地方政府要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和法规,抓紧制定地方法规,使市场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④创造优良环境,鼓励外出劳动力回乡创业。劳动力输出并非是最终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外出劳动力一般青壮年比例较高,而且文化结构和技术素质也较高,他们一般都学习了一定的技术,掌握了一定的信息和一部分资金。这部分人如果长期流入外地,势必会对流出地造成较大损失,从根本和最终解决劳动力开发问题也应在农村内部自身解决。因此,政府应创造良好的环境,吸引这部分人得到锻炼后回乡创业。综上所述,我们面前的选择只能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改造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开发方式,校正和解决现有的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诸多偏差及其产生的问题,开辟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2史同广,王慧.山东陵县冬季农业开发模式的探讨.经济地理,1996,(4)
第8篇：劳动与经济范文
关键词： 参与式教学模式 劳动经济学 运用
参与式教学模式作为一种全新的课堂教学方法，旨在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促使学生主动学习，从知识取胜提高到思想取胜。过去包括劳动经济学在内的经济学课程教学，基本上都采用“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和以教材为中心”的三中心模式，即通过教师的讲授，让学生记忆和掌握知识，考试也往往只是这些知识的重复再现，这种模式已不再适应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代，学生不仅要了解知识本身，而且要学会观察、探究、解决问题，并通过这个过程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掌握多种技能。所以在劳动经济教学中，除了传授基础知识外，更应重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劳动经济学是一门与现实经济活动有着密切联系的课程。劳动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如失业与就业问题、工资与收入分配问题、人力资本投资等问题，一直都是经济社会运行中的热点问题，也是学生们日常关注的话题。将参与式模式引入劳动经济教学中，通过教学互动突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形成公正、平等的学习气氛，引导学生透过劳动力市场中的纷繁现象探究其背后蕴含的经济学规律，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适应社会生活能力，从而全面地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一、劳动经济学参与式教学中的课堂提问设计
课堂提问是劳动经济学课堂教学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教学手段。在课堂提问环节中，教师提出问题，引起学生对某一问题的思考或引导学生运用已经学习的知识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获得新知识。在课堂提问这个环节中，教师设计的问题是否得体、精巧，决定着能否把学生引入“问题情境”，影响到能否激发学生积极探索、获取知识。
在劳动经济学课程设计中，可以在每一章的开篇都提出几个与本章教学内容相关，同时又是学生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可能接触或思考的引导性问题，让学生在讨论的基础上作答。由于此时并未进行理论知识的讲授，学生的回答往往缺乏理论性。但这些问题可以给学生很好的引导，使他们产生一种用劳动经济学理论解释这些问题的兴趣，从而更加努力地学习相关课程知识。如在个人劳动力供给这个问题的讲授中，可以让学生首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收入高到一定程度之后，你会不会减少劳动时间？”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劳动力供给行为与一般商品供给行为存在的差异，从而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学习兴趣。在学习“家庭劳动力供给理论”时，可以让学生思考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通常家庭都是‘男主外、女主内’？”学生在最初分析的时候往往会把一些社会、历史文化因素作为重点分析内容，教师就要引导学生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从劳动力市场中男女收入差距入手，分析从整体效用最大化角度出发进行的家庭内部分工，进而分析其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这些问题的设计会使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之初就意识到这些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对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更浓，好奇心更强，求知欲更高。
二、劳动经济学参与式教学中的案例分析设计
案例教学是参与式教学模式的一种具体形式，近些年来在高等教育各类课程教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教学中的被动地位变为主动地位。
在劳动经济学案例分析设计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案例的选择问题。目前各类劳动经济学教科书中，国外的案例较多，而国内的案例则较少。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的状况，以及政府干预体制等方面都与国外存在很大的差距。如果选择这些远离我国现实的案例进行分析，学生则很难引起共鸣，无法将知识融会贯通，也达不到从案例教学中加深对原理理解的目的。因此，在劳动经济学案例分析教学中，要尽量选择国内案例或者与国内实际情况相近的国外案例，使学生能够充分理解这些案例内容，并对案例产生认同。在案例选定之后，就要求学生课后做好充分准备，包括查阅相关数据文献资料，撰写详细具体的书面发言材料，做有准备的分析和辩论。在课堂案例讨论中，如果学生的分析内容涉及范围广泛，但缺乏深度，这时教师就应引导学生从问题的表象深入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进行讨论。当学生的分析出现偏离主题现象时，教师应及时纠正，使讨论方向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劳动力市场的情况非常复杂，涉及雇员、雇主、政府、工会等个体和各类组织的行为分析，而这些个体和组织的行为受到现实经济社会各种条件的限制，因此，案例所提问题的答案往往并非唯一。同时，要随时注意引导学生从案例分析中归纳总结出与原理有关的规律性结论，并将这些结论在黑板上书写，从而加深学生的印象。
三、劳动经济学参与式教学中的小组课堂演讲设计
小组课堂演讲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参与意识，教师围绕劳动经济领域的一些重点和热点问题，在课堂上给一组学生布置一些题目或让他们在某一范围内自由选择题目，然后让小组学生课后查找资料，进行分析、讨论和总结，形成小组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并在课堂上选择1―2名小组成员当众表达观点。与一般的个人课堂演讲相比，小组课堂演讲是在组内学生合作的基础上开展的，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
在劳动经济学小组课堂演讲设计中，演讲主题的选择非常重要。当教师布置题目时，应尽量使题目与大学生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相接近，从而引发学生的共鸣。比如大学生就业难这一主题，既是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又是大学生非常关心的话题。对于大学生就业难成因的讨论，可以使学生对劳动力市场中的供求运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还可以引导学生利用所学习的就业总量与宏观经济变动的关系，以及人力资本理论中个人教育投资决策的相关知识对此问题进行分析。而对于如何促进大学生就业这一问题的讨论，则可以使学生了解到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干预和调节的一些具体措施。为了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教师还可以让学生自由选择主题。如布置学生就最近的一周当中，劳动经济领域发生了哪些新闻进行课堂演讲。学生课下可以进行小组分工，小组成员通过电视、互联网、报纸、杂志等媒介，广泛搜集、整理相关信息，最终在此基础上进行课堂演讲。小组课堂演讲的时间控制也非常重要，课堂教学仍应以知识讲授为主，演讲不能占用太多时间，一般以10―15分钟为宜。在学生演讲的过程中，教师要维持好课堂秩序，用信任、期望的目光激发学生的热情，当学生在演讲中遇到困难时，教师要用启发性、提示性的语言帮其阐述观点，同时不要轻易打断学生的演讲。在学生演讲结束后，教师要对学生的演讲进行评论，用肯定、赞扬性的语言评价学生的成果，用谅解性、引导性的委婉语言指出学生的不足并促使其改进。
参考文献：
［1］钟有为，黄伟.“参与式”教学的理论依据和特点［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7，（4）：120-124.
［2］钟启泉.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李崇光.案例教学：参与式模式在经济学教学中的运用［J］.高等农业教育，2000，（5）：71-72.
［4］王永峰，邬秋燕.参与式教学中问题设计探新［J］.宁夏教育科研，2008，（3）：56-67.
第9篇：劳动与经济范文
【关键词】劳动就业 职业技术教育 经济发展 就业形势
一、职业技术教育在中国的发展
仅仅依靠传统的劳动方式注定难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最终将会被淘汰。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为主体的职业教育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以及促进社会和谐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技术的研发需要高端专业人才，而后期真正的投入生产则仰仗于底层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和素质。职业教育提高了人才队伍素质，高素质的技能人才支撑了行业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在培养劳动者专业技能的同时，也能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培养他们对工作的热情，提高对工作的忠诚度，企业非常需要这样热忱度高的技能型技术人才。
纵观当今职业教育整体形势，呈蓬勃发展之势。我国正处于关键的社会转型期，对技术性人才的需求仍将不断扩大，因此职业技术教育仍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在我国劳动就业市场以及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我国劳动就业形势
当今就业者就业行业选择多元化，但合理就业的比率则很低，这是由对自身未来工作的要求看法以及自身能力素质决定的。多数就业者趋向于选择自己喜欢或者专业对口的工作，而并未考虑自身的能力能否胜任，因此在求职过程中屡屡碰壁。据最新数据显示，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仅达38%，而研究生就业率仅占三成，这是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受教育程度高了，自视也甚高，不合心意的工作宁愿不做，把锻炼自己的机会也一并拒之门外。一方面劳动力的需求还较大，一方面失业待业的人数却很多，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悖论的问题。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形势严峻，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已直接影响到很多企业的发展，也波及到原本就脆弱不堪的就业市场。裁员，减薪，转行，跳槽造成了劳动就业市场的波动。随着高校扩招，高校毕业生呈逐年递增之势，2009年突破600万大关，供求关系的偏离值正在加大。2010年近三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因缺乏技能而离职，表明大学生在大学里所习得的知识大部分并非企业所需，毕业之后自然很难在社会中立足。而与之相反的，是职业技术教育带来的曙光。很多经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学生，往往很容易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甚至成为企业抢手人才。
近几年来，我国城市就业压力持续增大，到2004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登记失业人数为827万。据有关专家判断，我国城镇实际失业率远不止这个数字，而是已经超过了7%的警戒线。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调整还没有完成，但劳动力商品化和按要素分配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贫富差距拉大。内需不足依赖出口的局面已经形成，就业问题日益严重。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因为急于求发展，急于赶超发达国家，往往操之过急，很难处理好发展和增长，内涵扩大再生产和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处理不好这些基本的战略关系，就会造成各种经济结构失衡，造成产品积压，消费不足，就业岗位短缺，供求不平衡。
三、劳动就业形势与我国整体经济形势关系
随着经济的增长，国民收入水平相应提高，消费需求量和消费需求结构也随之变化，一方面。消费需求量的提升促使企业扩大生产，使产业规模得以扩大；另一方面，需求结构的变化引导产业结构的适应性调整，使产业结构不断向合理化和高级化方向发展，并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更多的劳动者就业。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职业技术教育，促进劳动就业的增长。
政治和经济是支撑一个国家的最根本力量，经济形势和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走向。根据上文所做分析，职业技术教育关系着整个劳动就业市场的稳定，而就业形势则关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大势。因此，在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自明。职业技术教育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就业问题，也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形势仰仗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而具体政策的实施需要整个社会各个部件的协调合作。
四、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性
首先，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有助于劳动者技术水平的提高。劳动就业问题的症结在于供求不平衡，劳动力的紧缺不止表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劳动者的素质上。劳动者如果掌握了一门专业性较强的技术，那就能在寻求工作时多一块敲门砖。“术业有专攻”，有了一门技艺，自然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优势，否则，就很难在茫茫人海中脱颖而出。职业技术教育是对针对劳动者所进行的文化技术教育，目的简单而明确，就是使劳动者获得一技之长，以适应复杂的经济环境和产业结构调整，尽快就业。
第二，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不仅能增强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劳动者的适应能力。劳动就业问题能否顺利解决，除了与劳动技能直接相关之外，与劳动者的适应能力也是有着密切的联系。国际劳工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凡是重视职业培训，劳动者素质的国家，适应能力强的劳动者，在就业中往往能更好更快地适应多变的就业环境。
第三，发挥就业培训和职业教育的作用，是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措施。从市场就业情况来看，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工还处于严重供不应求的阶段。这些技术工人才是支撑整个行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能够维持技术行业的良好健康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的平稳发展，维持健康的经济形势。
五、结束语
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要同时解决就业问题，又要保持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是重中之重。职业技术教育能解决严峻的就业问题，能支撑技术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能维持经济形势的稳定。因此，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是明智之举，也是大势所趋。本文针对职业技术教育和劳动就业及经济发展的关系做了一个大致分析，观照了当前中国整体经济形势，以期彰显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性，促进行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