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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城步县”),古为南楚与百越相交之地,地处广西、贵州接壤处,属湘桂黔三省交界、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交界的典型“界地”。交界地是经济文化大融合的“前线”,在民族旅游发展的推动下,这种经济文化交往变得更为频繁。
城步县现有汉、苗等10个民族,苗族人口占54%。当地苗族曾因普遍着青色衣,称为“青衣苗”,占苗族人口80%以上。从青衣苗“平话”中保留的一些古语词推测城步的苗族可能自中古时代就开始接触汉族文化,“平话”从汉、魏晋直到唐都受汉语的影响。如今民族文化中有的文化元素湮灭,有的沉寂后在创新中复兴,而有的则历时弥久仍长盛不衰。本文通过对城步苗族同胞日常生活中青衫文化、龙灯与山歌文化、油茶文化的传续与演变进行对比分析,以期找到相应缘由。
一、城步县青衣苗人青衫文化的湮灭
(一)青衫文化
青衫,是指用家织布缝制后,经传统青色染料染色而成的布料。其中家织布,一般是采用麻线,使用家用织布机织就,颜色多为乳白或淡黄白色。经剪裁、缝制成右衽衣衫,放入煮沸的青色染料液体中染色、着色而成。为使青衫耐穿耐磨,会对青衫进行“浆洗”,即用米汤或饭汤水加入淀粉熬煮成浆,再把清洗好的青衫放入米浆中浸泡后,取出直接晾晒干后穿着。
如今基本无人再着青衫,且仅有少数老人在幼时曾穿过,至于当时是用何原料制成青色染料已不可考。为何青衣苗已不再穿着青衫?据当地苗家老人描述,青衫从纺纱到织布、从裁制到染色成衣及平时浆洗护理步骤和工序都费时费力,且若染色手法不佳,易掉色;若不常浆洗不耐穿。随时代变迁,面对材质多样、品质上乘、色彩与款式多样、浣洗方便、价格适中的现代时尚服饰产品,苗家人逐渐选择买时尚的现代服饰替代曾经的青衫。
曾经,色泽低调的青衫,虽然制作和洗护上费时费力,但它耐脏、省钱,非常适合要上山越岭、在田间地头劳作的苗家人穿着。如今,很多苗家人不需要上山越岭、田间劳作,几近“工作服”的青衫就没有“市场”;且款式时尚多样的现代服饰,拥有着比青衫更多的优点,更符合苗家人对服饰的功能和审美的需求,于是青衫便逐渐退出苗家人的日常生活,最终成为苗家老人的记忆。
(二)青衫文化湮灭的原因分析
青衫,主要功能是遮羞、保暖、隔阻带露水的植物等,一般服饰均具备这些功能,虽然耐脏、吸汗,但其质地粗糙、不耐穿着、制作和洗护费时费力。青衫由于不具备“不可替代性”,而最终被舒适性更佳、款式更时尚、穿洗更方便的现代服饰取代。
二、城步县山歌文化与龙灯文化的复兴
(一)山歌文化与龙灯文化
城步县“六月六”山歌节已打造为湖南省内知名的少数民族文化节庆品牌,如今已成功举办十七届。
城步县丹口镇下团村的吊龙,是城步县龙灯文化中的翘楚,曾于2010年飞进上海世博会,获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认证,被授予“世界最长吊龙”称号;于2009年列入湖南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于2011年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山歌文化与龙灯文化复兴的原因分析
唱山歌曾是城步县少数民族青年男女在集体劳作、相亲会友、休闲娱乐、重要节事时交流情感的重要方式。分为杂花歌、思情歌、古人歌、苦情歌、谜语歌等几类,尤以青年男女传情达意的山歌对唱、《贺郎歌》《嫁女歌》等最为经典。其中由著名作曲家白诚仁创作、著名歌唱家何纪光演唱的《挑担茶叶上北京》,就是以《贺郎歌》为主要创作素材,明快的曲调、悠扬的旋律唱红大江南北。以土地承包为转折点,劳作方式由集体劳作转向分散的个人劳作后,山歌就没有了对唱和知音;当山歌节不再按约开展,未婚青年男女除失去跨省区自由恋爱的机会,也失去演练山歌演唱技能的重要动力;在婚庆场合必备的《贺郎歌》《嫁女歌》等曲目,也由于青年男女更钟情于新式婚礼,能很好演唱成套婚庆山歌的歌者越来越少,山歌文化濒临湮灭。然而也因民族旅游对文化独特性的要求,使得城步县相关政府部门、地方精英和群众投入到让山歌文化重振旗鼓的浪潮中来。从1990年代起,长安营大寨村村民自发组织的第一届“六月六”山歌节,到如今由省市县三级政府联合打造的第十七届“六月六”山歌节盛会,有效推动城步山歌文化的复兴与繁荣。
山歌文化若无赖以生存的土壤,不被广大群众需求就会枯萎,反之才会繁荣。
舞龙灯主要是农闲时,以村寨为单位的青壮年以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粮食丰收、族人安康等祭祀祈福为主要目的,融入手工艺术、绘画、布艺、贴花、文学、表演、音乐、武术的巫傩文化和礼仪习俗。舞龙灯既需要舞龙者具备一定的身体素质,又需要经常性的集体练习以增强团队的协调合作能力。因此当改革开放之后,村寨里的青壮年外出务工,使得舞龙灯团队人员不足;需手把手教、学的龙灯制作手艺也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农业经济收入逐渐让位于外出务工等其他经济收入,使得对祈求风调雨顺的需求也逐渐弱化,龙灯文化渐渐失去生机。但当民族旅游的春风吹进苗家、苗寨,很多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又重新返回家乡参与民族旅游;而龙灯,尤其像吊龙这样具有很强观赏性和艺术性的民族文化形式,既符合当地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符合旅游者审美需要,便顺利成章地有被适当开发为旅游资源的需求。
龙灯文化以人为核心,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物质需求为功能;龙灯文化越是技艺精湛就越增加其文化的独特性,加剧技艺传承的难度、筑起不利于龙灯文化传续的天然“壁垒”。只有当发展民族旅游业的需求、保护地方民族文化的需求等内生的需求为其注入足够强大的突破壁垒的动力时,才能驱动龙灯文化重焕生机。
三、城步油茶文化的传续与演变
城步县各乡镇均有浓郁古朴的油茶文化氛围。
(一)城步油茶的物态文化
城步油茶的物态文化,主要通过油茶原料和茶具得以呈现。
主料为阴米,是将糯米通过精选、浸泡、上甑蒸熟、染色、晒或阴干至半干、进碓压扁、最后晒干制成。常见辅料有各种干粮;应季辅料有新鲜杂粮、豆类、板栗等;“粑粑”主要由糍粑、蕨粑、糯米粉等搭配鼠尾草、金瓜等制成。茶料为在清明谷雨时节收采的当地峒茶,经煮青、揉捻和烘干炮制成茶饼或茶团。
茶篓有圆篓、蝌蚪篓等,由当地产的直径2毫米的细篾精编而成,以过滤茶汤;研钵多为瓦钵,擂茶棒多为木制,手柄处有精心雕刻的动物装饰,体现女主人的审美情趣,以研磨制作茶汤所需的香料;茶盘为长方形木盘,上层红漆,底层黑漆,色泽饱满均匀,端庄大方;油茶杯多为花色统一的小瓷碗。
(二)城步油茶的行为文化与心态文化
城步油茶作为县内普遍存在的日常饮食方式,以其相对完整油茶礼仪承载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
在家庭主妇烹制油茶(当地称为“打油茶”)过程中,闺女会陪在母亲身边帮忙。耳濡目染之下,闺女会对打油茶手法了然于心,并负责为客人奉茶。
虽然茶叶用量大、茶汤味苦,但茶味越来越柔和,是以关于喝油茶的杯数,会有“一杯苦二杯涩,三杯四杯才好呷”的说法。又因主人家热情好客,会打油茶来招待来宾,主人家左邻右舍也会打油茶来热情款待,这油茶待客的核心,是主人对客人的敬意。
主料阴米搭各式各样的辅料,配上浓郁的茶汤,油茶宜饮宜食。因油茶又好喝又管饱,三杯四杯下肚已基本有饱腹感。在物质匮乏年代,油茶是家庭主妇以有限的食物滋养一家老小渡过生活难关的“法宝”。
油茶也是年轻人传情达意的载体之一。若心仪小伙来到家中,姑娘会用心打油茶,为其奉上满是情义的油茶。若情投意合,小伙自然会在接饮中,表达自己的心意。
各家主妇的油茶风味不同,但茶汤讲究的色泽金黄、味苦而不涩是共通的。当小孩不喜饮苦味的油茶时,长辈一般会告知:“吃油茶的苦,才会知道什么是生活的甜”,传递的是城步人对生活滋味的认识,与他们吃苦耐劳的品质息息相关。
“来我家呷油茶”是城步人非正式宴请的习惯表达。若谁家邀请宾朋说“来我家吃饭”用语,会遭婉拒。当地将这种非正式宴请活动,称为“喊油茶”。
(三)城步油茶文化的传续与演变原因分析
1.物态文化方面。随着城镇化发展,物质极大丰富,打油茶的可选食材越来越丰富,但主料阴米仍然是糯米、使用传统制法制作;茶叶也仍然以当地自产的上等峒茶为主。
油茶因在传统的制作过程中需要使用不少油脂,但长安营乡、五团镇等地,有大量长寿老人都喜爱长期食用,据说与油茶既能充饥解渴,又能抵御蛮烟瘴气,防治疾病,强身健体有关。当地人使用品质更好的植物油炸制油茶的阴米和其他辅料、油只用一次、尽量减少油茶制作过程中油脂和食盐使用量,体现油茶文化对“限油限盐”饮食理念的吸纳,且仍然选择保留油茶作为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
2.行为文化和心理文化方面。饮油茶礼仪中对饮茶杯数已无要求,客人可随意,主人也不会见怪,这是油茶文化中一种宽容的“敬”的表达。当地很多汉族居民加入饮油茶的行列,且“喊油茶”仍是最地道的非正式宴请的邀请方式。
城步油茶于2008年入选湖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当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接触并喜欢上油茶这种苦辛咸甘香辣的风味食品,使观摩打油茶的过程、品评油茶成为体验民族美食文化的饶有趣味的一环。面对加工好的主料、辅料进行密封包装,将煮好的茶汤进行浓缩灌装而成的旅游纪念品,当地居民打趣道:“买回去吃不如常来我家吃,免费更保证美味”。
城步油茶,在物质匮乏年代,以少量杂粮就可当做果腹充饥的主食,助人们渡过困难时期;在物质丰富的今天,它又是人人都能享用的风味食品,可满足味蕾对苦辛咸甘香辣的需求、提神醒脑、祛病强身,还以蕴含于油茶中的“敬”意沟通亲朋邻里外来客人的感情。
对比城步青衣苗人青衫文化的湮灭、龙灯文化和山歌文化的复兴、油茶文化的传续与演变可知,城步县民族文化的传续与演变,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变化的,民族文化要想具备强大的生命力,就必须成为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具备不可替代性、能降低文化传续难度、增强突破文化传续“壁垒”的动力、还要能够雅俗共享具有包容性。
在贺兰山东麓旅游资源密集,集中了一批类型多样的高品级景区,文化旅游资源丰富,自然景观独特。镇北堡西部影城、西夏陵、贺兰山岩画、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滚钟口等高品级景区各具特色,几乎囊括宁夏主流特色旅游资源,共有国家A级景区11家。贺兰山东麓旅游市场空间广,旅游市场认可度高,区域内合计近千万人次游客量。旅游基础设施好,有经济、文化、交通、旅游中心城市作为依托,旅游交通、景区网点、旅游线路、服务设施等配套齐全。宁夏以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特色鲜明国际旅游目的地为背景,以优质葡萄酒产区特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基础,打造集酒庄休闲、葡萄酒体验、文化体验、古镇休闲、康体运动、高端度假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型旅游目的地。
贺兰山东麓是发展葡萄文化旅游产业,不仅因为其占据了地理之优,而且还因为有政府大力推动的天时与人和之势。近年来,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王正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李建华、政府主席刘慧,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原书记陈建国、张毅等主要领导,多次对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进行调研,并科学决策,精心指导,推动发展。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主要领导的关心下,2014年5月18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刘慧主持召开主席办公会,专题研究审议了《中国(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文化长廊旅游规划》。勾画出了贺兰山东麓发展百万亩葡萄文化长廊的蓝图,2012年8月30日至9月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举办了首届贺兰山东麓葡萄酒节,邀请国内外葡萄酒专家、学者、企业家参加,有力地推动了贺兰山东麓葡萄产业的发展。进入2013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加快了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并轨国际高端的步伐。决定投资8000万元,建设宁夏国际葡萄酒交易博览中心,打造收藏和展示贺兰山东麓及中外葡萄酒设施永久性的馆址,搭建宁夏葡萄酒与国际葡萄酒的交易、博览、展示、品鉴、储藏及葡萄酒文化交流平台,像世界闻名的伦敦国际葡萄酒交易所一样,成为引领世界高端葡萄酒发展的风向标。与此同时,宁夏借鉴法国波尔多酒庄先进的管理模式,结合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实际,对贺兰山东麓的酒庄实行从初级到高级的六级制的列级酒庄管理办法。这一制度将有力地促进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庄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扩大产区知名度,从而推动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健康持续发展,使其成为永不褪色的宝石。葡萄酒产业从来都不只有葡萄酒一个产品,伴随其一起发展和必然是蕴含着丰富的区域性葡萄酒文化的旅游产业。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在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初具规模的时刻,高瞻远瞩,科学决策,决定突出健康、运动、休闲的主题,融入必来、必看、必吃、必购、必玩的元素,一次规划、分期实施,以国际标准打造贺兰山东麓葡萄特色健康休闲旅游项目,使之成为中阿博览会期间展示宁夏形象的新亮点,使之成为带动宁夏旅游产业发展的龙头项目使之成为宁夏吸引世界目光的新品牌。
2003年,就在贺兰山东麓被国家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后,贺兰山东麓葡萄产区逐渐开始被国内外葡萄酒“巨头”关注。2005年春天,在贺兰山东麓的玉泉营、青铜峡等葡萄主产区,葡萄园里来了一些陌生人,他们详细调查着贺兰山东麓哪块地方的葡萄最好。到了葡萄收获季节,他们又按照记录悄悄收购贺兰山东麓最好的酿酒葡萄。老乡们一打听,才知陌生人来自中国葡萄酒“三巨头”之一的王朝公司。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王朝公司在贺兰山东麓采集了4000多个数据,用事实证明,贺兰山东麓是世界上最好的酿酒葡萄产区之一。随着王朝公司的到来,国内著名的葡萄酒企业张裕、长城、威龙等都盯上了贺兰山东麓,悄悄在宁夏收购原料。此后,国内著名葡萄酒企业纷纷挥师西进,在贺兰山东麓建立生产基地,如今王朝、张裕、长城均已在我区拥有了生产车间。纷至沓来的还有国际著名葡萄酒企业。2008年,泰国德盛集团计划投资10多亿元在贺兰山东麓启动了10万亩葡萄种植基地;2008年,世界最大的葡萄酒销售商保乐力加与贺兰山葡萄酒业公司合作,将中国葡萄酒推介到国外;2011年,世界著名葡萄酒企业轩尼诗在组织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世界级专家对中国几大葡萄产区进行两年多的反复评估后,最终“良鸟择枝”选定了贺兰山东麓,投资建设了拥有1000多亩葡萄园的酒庄,专门生产高档起泡酒。2012年,自治区规划建设贺兰山东麓世界葡萄产业试验区,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OIV)为试验区授牌“国际葡萄酒小镇”,法国、意大利的知名葡萄酒企业已在葡萄酒小镇建设酒庄。
贺兰山东麓葡萄文化旅游长廊经典线路
一日游线路:
银川――西夏陵――志辉源石酒庄(午餐)――镇北堡影视城――贺兰山岩画――返程
二日游线路:
第一天:银川――原歌酒庄――镇北堡西部影城(午餐)――西夏陵――张裕摩塞尔十五世酒庄――银川(住宿)
第二天:玉泉营红酒度假小镇――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峡谷休闲、午餐)――广武酒庄集群(晚餐)――返程
三日游线路:
第一天:银川――沙湖旅游区(午餐)――贺东酒庄――星海湖度假区(晚餐、入住)
温哥华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西南部,是加拿大10个省份中最西边的一个城市。它同时也是由21个自治城市组成的大温地区的一部分,其人口有200万。因为依山傍海,温哥华是全加气候最温和的地方,每年吸引全世界成千上万的游客来此观光旅游。去年,大温地区接待了860万过夜游客。其中,58.6%来自加拿大本土,25.8%来自美国,9%来自亚太地区,其余5%来自欧洲。2005年,这些观光客估计在此消费了超过了40亿加元。由此,带动和创造了数以千计的就业和商业机会。
温哥华之所以能够吸引在数量上持续增长的观光游客,这要归功于一些旅游组织共同致力于使温哥华成为旅游目的地的营销联动。这些旅游组织包括四个层面:温哥华旅游局、大温地区旅游协会(含温哥华沿海以及山区)、省旅游营销组织(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以及国家旅游委员会。这些组织作为协作伙伴共同致力于城市营销,以提升温哥华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
正如其它一些主要旅游目的地一样,温哥华的旅游营销目的地组织(DMO)非常注重海外游客数量的增长。温哥华旅游局在帮助该市赢得2010冬奥会的竞标过程中有独到的举措。事实上,温哥华成功竞标本身已经使该市在世界范围内备受瞩目,并由此带动了旅游观光业。而温哥华旅游局无论是之前的成功竞标或者当下以及冬奥会后,吸引海外游客持续增长,始终是其最着力的主要任务。
在所有营销活动中,温哥华旅游目的地营销组织(DMO)的关键举措,是在服务过程中给游客提供意外的价值期待。这项承诺使温哥华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倍增。“超出期望”,已成为温哥华旅游业品牌的核心价值内涵。让游客尽情体验温哥华,是所有工作自始至终的服务内容。
从温哥华旅游局的市场和销售活动来看,温哥华旅游目的地营销组织(DMO)努力追求的营销目标,是使温哥华成为最主要的旅游目的地。该组织付出努力并通过各种方法,不断获得新的机会。其中最重要的一招,就是着力构建温哥华作为世界著名会展地的城市品牌。过去三年来,温哥华举办了21个国际会议,每个会议出席代表均超过1000人。由旅游带动的经济增长估计达到13亿加元。温哥华旅游局通过全程参与国际会议的举办,激活了国际会展这个细分市场,并因此刺激了旅游展览、旅游贸易和特别销售团体的业务成长。此外,温哥华旅游局还为会议组织者提供详尽的协助——包括介绍、担保以及积极参与到协作伙伴的生意进程中,以帮助他们赢利。
其实,会展经济的强劲增长,已使温哥华对举办国际商务会议的市场需求有难以招架之势。抓住机遇为冬奥会做准备,扩建温哥华国际会展中心,是该中心自发的强烈需求。新计划扩建的温哥华国际会展中心,面积将是原来的3倍。
新的国际会展中心将在2008年末建成。会议、展览以及其它功能设施,总面积将达到50万平方英尺 (相当于4.57万平方米)。新增面积将和原有建筑很好地衔接,临波而上,更加植入海洋,可尽情呼吸海的气息,更可眺望远山。这项耗资6.5亿加元的项目,已通过温哥华扩建中心立项,其中一半资金将由加拿大政府、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以及温哥华旅游局共同筹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新的中心同时也是2010冬奥会和残疾人运动会的国际广播电视中心。目前,该中心正在积极寻求长期合作设计、建造、发展和运营的人。由世界知名的可持续发展专家组成的可持续发展顾问委员会,负责全面监理这项工程。
关于休闲旅游市场,温哥华旅游局的关注重点是市场数据库和客户关系管理。这使DMO能以更有意义的方式跟潜在客户进行沟通。合作市场项目聚焦于旅游贸易、旅游展览和旅游熟客这三方面的最好的消费者,同时,在选择的目标市场中直接面向目标游客,瞄准并刺激游客过夜需求,以旅游价值的提升带动经济增长。为了达致这一目的,温哥华旅游局努力保持与旅游专栏和媒体的良好合作,因为公共媒体的如实报道比付费广告更易取信于消费者。此外,还有两个比较特别的细分市场——游轮市场和同性恋市场。对这两个市场的特殊目标人群,市场诉求跟其他任何细分市场一样,主要是打包促销和提升旅游新体验。
温哥华港是豪华游轮进出阿拉斯加和大西北太平洋的主要通道。去年,通过温哥华港的豪华游轮有272条,游客超过91万人。其中大约40%的游客在大温地区逗留观光。要挑战这部分市场份额,需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要很好地替那些只作短暂逗留的游客规划好白天的旅行路线(计划);二是要替那些从温哥华港上下船的游客规划好之前或之后的打包旅行计划或路线。
许多主题旅游线路(计划)在温哥华旅游局的网站上都有介绍。不仅包括游轮市场,还包括任何自助游以及团体打包游线路。任何关于经济游、浅度探险、观海豹、赌博、露营或乘坐滑翔飞机观赏沿海野生动物和景致的线路,都提供水疗以及关于东方、中国中医的介绍。高尔夫、滑雪、烹饪体验以及温市文化、遗迹、艺术等,都可为那些来温哥华观光的游客提供非常方便的多方面的线路安排。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还有一个特别的、持续吸引游客强烈关注的旅游产品,这就是关于土著居民——印第安民族文化旅游。已经发展得非常健康和有影响的印第安民族文化游,常使游客有意料之外的惊喜。发掘和提炼印第安文化,甚至与冬奥会相提并论列入议事日程。土著居民参与冬奥会是本次运动会的一个亮点。有4个土著民族的原住地将成为冬奥会的举办地。那时,他们会与整个加国的原住民共同献演土著文化。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土著居民参与冬奥会的举办,关于加国原住民文化旅游与体验的旅游产品将会持续升温。
温哥华的文化旅游,还有许多成功经验。随着中国海外游市场的持续增长以及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开发中国市场是温哥华城市营销的又一个重点。去年,温哥华旅游局为此新设了一个聚焦中国游客的专门网页,以使那些潜在的中国游客更容易获取温哥华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有关信息。登录这个网页恰巧可链接到温哥华旅游局去年11月参加中国昆明国际旅游交易会。中国游客可与当地居民一样,及时了解温哥华日益增多的旅游文化活动,比如在温哥华举办的中国表演艺术节。该艺术节从2005年开始每年一次。今年5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表演艺术节,主要特色是兵马俑、秦始皇、唐朝仕女和武则天。100位世界水准的表演者,1000件来自北京的手工定制的戏服,使这一主流文化事件尽显生动和华丽。
作为北美日益得到认可的战略门户,以及即将开放加拿大为中国政府认可的旅游目的地,可以预见温哥华将继续致力于迎接从中国蜂涌而至的游客。
(1)品牌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旅游品牌的定位
品牌的定位目标必须以消费者的心理掌握为基础,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定位,这是文化旅游品牌建立是否成功的关键。在产业化背景下,文化旅游品牌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按照市场竞争原则寻找和选定能体现差异化的品牌,在文化旅游品牌的建设上,要对市场进行充分的调研和消费群体的细分,分析文化旅游市场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同时结合地区的资源优势明确文化旅游品牌的内容,以确保文化旅游品牌与当地文化旅游的项目相符合,凸显旅游的内容。
(2)旅游项目品牌的设计是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综合体现
在品牌的设计与开发中,将旅游项目的精品和优势通过凝聚成品牌标志向旅游消费者进行展示,在旅游市场上与消费者形成旅游文化及旅游理念的认同感,那么文化旅游产业需要树立一个什么形象来向游客展现呢?很显然,旅游产品的外在形象需要“旅游”的元素和“文化”的形象,再将核心价值与多种可见元素结合起来进行创作,也要围绕产业开发的主题对文化与旅游产业进行整合开发,已形成一个全面的品牌构成要素。
(3)通过品牌营销获取市场份额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是市场营销范围扩大的过程,扩展了市场的营销范围,增加了市场营销份额,文化旅游品牌的营销将会通过多种渠道推向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宣传了文化旅游品牌的形象,凸显了文化旅游品牌的优势,是消费者对旅游目的地产生心理上的认同和信任,从而提高了旅游目的地的声誉度,而且在旅客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品牌影响力,扩大了客源市场。
二产业融合发展下的兰州文化旅游品牌建设探讨
(1)兰州市文化旅游品牌的形象定位
旅游目的地品牌形象的定位要坚持“准”和“特”的原则,讲旅游目的地最为代表性的产品和服务发在突出地位,这种文化旅游项目能够代表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才能吸引游客消费。兰州市文化旅游品牌的定位过程实质就是文化旅游资源提炼、创作的过程。兰州市文化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文化、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众多,特色多样,历史古城、手工艺品、民俗节庆、演艺歌唱都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这些特色的文化资源为兰州市的文化旅游品牌建设提供了主要的素材。
(2)兰州市文化旅游品牌的设计
任何文化旅游品牌的形成都必须以文化旅游资源为依据,对已经形成的文化旅游资源和服务进行科学的评价和分析,最终形成文化旅游品牌构成的要素。结合地域文化资源的内涵对兰州市文化旅游形象的定位,凸显出特色文化在旅游品牌构建中的主要作用,将兰州市的黄河文化、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的精髓通过品牌形象传达给消费者,让消费者感受到兰州市是都市文化的魅力,从而吸引游客前来旅游和体验。
(3)兰州市文化旅游品牌的营销
兰州市文化旅游品牌的设计要与旅游市场对接,与市场营销紧密联系,特别是文化旅游品牌的营销上,必须准确的把握旅游营销市场,充分的了解旅游市场的需求,保持与旅游企业和旅客的亲密度,确保游客对兰州市文化旅游品牌的认可。兰州市在文化率旅游产业发展中必须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提高品牌经营意识,通过有效的营销手段将兰州市文化旅游品牌推向市场。
(4)兰州市文化旅游品牌的管理
兰州市文化旅游品牌的建设需要科学的进行管理,这就需要品牌的策划者、管理者在文化旅游品牌形象的定位之后,投入市场进行实验,然后通过市场的检验进行改进,打造出一个完美的品牌形象。当然,根据文化旅游项目的生命周期分析,文化旅游品牌在经历发展和衰败的过程中,增加创意元素,科学保护,延长文化旅游项目的生命线,实现文化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结语
关键词: 旅游目的地开发 人文旅游资源次优区 旅游营销 陕西安康
一、引言
我国对旅游资源质量等级的评价依据是《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和“旅游资源共有因子综合评价系统”。通过资源要素价值、资源影响力、附加值等项目进行评价,根据对旅游资源单体的评价,得出了该单体旅游资源共有综合因子评价赋分值。目前学界研究的重点都是知名度高、评分赋值大的“特品”旅游资源及旅游目的地开发,对不属于传统观念中“优质”旅游资源及目的地的开发与保护研究较少。然而,一个普遍的事实是我国众多的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多重目的而正在积极进行旅游开发。那些相对来说旅游资源价值较低、尚未被开发或只是“浅开发”的旅游目的地开发对缓解珍稀自然、文化遗产遭受的旅游压力,丰富旅游产品品种,为旅游者提供高质量的旅游服务,保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研究现状概述
随着对旅游目的地开发和演变规律研究的深入,旅游资源次优区研究也得到了学界的重视。国内主要研究成果是“旅游资源非优区”概念及其相关研究。许春晓在我国较早提出“旅游资源非优区”概念,探讨其演变规律和开发策略,指出旅游资源非优区的补偿类型、性质、突变概念和依附式开发理论,以期指导区域旅游业开发。罗艳菊对旅游资源非优区开发的影响因素、非优区的优化机制及理论依据等进行研究,提出开发的盈利模式。唐文跃分析了旅游非优区的主要特征和开发的优弱势,探讨了非优区旅游开发的一般规律,提出了非优区旅游发展道路。隆学文讨论了旅游非优区的概念和开发非优区旅游资源的意义,从资源区位、经济区位、客源区位、交通区位、文化区位、认知区位等角度分析了旅游非优区的区位特征。李东和以合肥市为例说明实施旅游业空间拓展战略是旅游资源非优大城市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彭华从需求驱动角度研究城市郊区与周边小城镇的旅游开发成功之道。……但现有研究成果均未涉及旅游资源次优区内人文旅游资源和自然旅游资源分布不均衡、丰欠程度不一、价值禀赋不等这些现象。
国外相关研究主要是对旅游地的生命周期现象的研究,如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研究旅游地演化过程、预测旅游地的发展和指导旅游地的市场营销、规划提供了理论框架。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巴特勒根据产品周期理论,提出旅游地演化经过6个阶段,即探索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巩固阶段、停滞阶段、衰落或复苏阶段。chris ryan对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进行完善,指出发掘当地的历史文化遗产对目的地复兴的作用,以及在越来越多的旅游者热衷寻求“新的”、“未开发的”旅游目的地的情况下,缺乏“名气”也可成为旅游目的地的成功开发和促销亮点。
本文认为旅游开发的重要基础是拥有优质或较为优秀的旅游资源。“非”在汉语中主要是否定的意思,而“次”在汉语中则含有差于、第二的意思。参考经济学,“次优”的含义是未达最佳标准的,不最理想的,不最适宜的,不最满意的,因此本文使用“旅游资源次优区”的提法是较为合适的。
三、人文旅游资源次优区概念和特征
许春晓将旅游资源非优区定义为“在特定地区内,没有国家级和世界级的知名风景名胜区,缺少骨干旅游景点,并且旅游景点的丰度和密度均不够,难于形成优秀旅游产品的现象”。按旅游资源的成因及属性,马耀峰等将旅游资源分为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两大类型。自然旅游资源是构成自然环境的主体要素,是地貌、气象、水体和生物中具有旅游吸引力的部分,从根本上说是属于大自然的产物;而人文旅游资源是由人类活动所产生,能够吸引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并可能被利用来开展旅游活动的一切事物。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在特定地域内的分布是不均等的,存在优弱丰疏的差异。由于区位条件和历史发展轨迹的不同,存在这样一大批自然旅游资源禀赋优势比较明显而人文旅游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如我国西部很多贫困地区,长期交通不便,区内工业发展缓慢,人文遗址遗迹较少,但自然生态资源保存良好,这是其发展生态旅游得天独厚的优势。
根据旅游资源的特征和属性,本文将人文旅游资源次优区定义为,在特定的区域内,由于地理区位、经济区位等条件所限和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轨迹不同,拥有较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而人文旅游资源特征不明显、优势不突出,暂时难以形成特色旅游形象及产品的现象。
人文旅游资源次优区是一个相对概念,具有相对性、普遍存在性和可演变性的特征。随着当地经济、旅游业的发展,交通条件的改善,在科学的旅游规划导引下,凭借区内自然旅游资源优势,整合、创新区域文化旅游资源,经过成功的旅游形象塑造和旅游营销,人文旅游资源次优区也可成为旅游资源优质区。
旅游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对地理空间选择、经历和体验的过程,旅游目的地形象能直接影响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和行为选择。对于正待开发或已在开发中的旅游资源次优区来说,更需要以真实、独特、充满感召力的旅游形象驱动目的地旅游的发展。区域文脉、地脉是区域自然基础、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积淀本质特征的高度概括,它鲜明地展现了区域旅游的特色,旅游形象也会因区域文化差异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人文旅游资源次优区旅游开发中普遍面临的难题是区域文化旅游资源匮乏和特色不鲜明,难以塑造具有地域特色、深刻人文内涵的旅游形象和旅游产品。文化资源具有延续性、动态性、可创造性、非独占性的特点。mommaas hans从增强地点的身份、吸引力和市场地位,进行革新和创意,为文化多样性和文化民族主义探讨了文化产业集群策略,对文化旅游资源次优区旅游开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如基于工业遗址改造利用而兴起的北京798艺术区,现已成为京城令人瞩目的新旅游吸引物。人文旅游资源次优区可通过对区域文化资源的整合和创新,结合当今旅游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汲取外来优秀文化元素,通过文化产业集群达到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形成地域旅游文化特色和竞争力,将其融合进区域旅游形象塑造、旅游产品设计和旅游发展之中,进行卓有成效的旅游营销,并逐步向旅游资源优质区演进。
四、人文旅游资源次优区发展策略——以安康市为例
1、安康旅游发展简介
安康市位于陕西省南部,在秦巴山地之间。秦巴山地是我国亚热带与暖温带的交界线,山地垂直高度大、气候复杂多变,森林垂直带谱明显,汉江从西向东纵贯全市,两山夹一川的地形格局使这座山水之城独具特色。长期以来秦岭巴山阻隔造成其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目前仍为国家级贫困地区。与分别以秦汉唐历史文化遗迹著称的近邻西安、咸阳等和以楚汉文化历史遗迹见长的湖北武汉、荆州、陕西汉中等地相比,其“秦风汉韵楚文化”的自我文化定位形象相形见绌。1983年安康曾发生特大洪灾,洪水几乎摧毁安康古城,原县城内历史文化遗迹和陕南小城建筑格局饱受灾难。然而其山、水、林特色突出,有发展生态旅游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典型的人文旅游资源次优区,以观光旅游产品为主,原旅游形象模糊,旅游商品开发滞后,旅游产业链短。2007年国内游客为206万人次,旅游收入7.21亿元,国际游客8000人,旅游外汇收入144万美元。在周围西安、重庆、成都、武汉、汉中等具有人文旅游资源优势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屏蔽下,亟需独特的旅游形象和产品发展。
旅游形象和旅游资源并非旅游发展的唯一保证。目的地可进入性、交通容量、空间节点分布同样重要,而旅游开发反过来也会促进目的地交通环境的改善。如与安康毗邻的汉中市,在西汉高速公路开通后获得了旅游发展的良机,2007年全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733.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7.2亿元人民币,占当年gdp的5.9%。安康旅游面临的机遇使国家西部大开发和陕南突破发展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西康高速(包北高速川陕段)、十(十堰)天(天水)高速、襄渝、阳安铁路将相继建成和安康至湖南常德铁路专线、西康二线铁路也已进入开工建设准备阶段,这将会有力地促进安康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2、整合、创新人文旅游资源,形成旅游产业集群
文化氛围是蕴涵在一切环境与气氛中的文化现象与文化特征。从心理学的视角看,城市文化氛围是某种城市心理的形成并起作用的过程,是弥漫于城市空间的社会气候。与西安、汉中、重庆、武汉等周边城市相比,安康可供旅游开发的人文旅游资源相对贫乏。安康这所陕南小城具有浓郁而独特的茶文化、酒文化、娱乐休闲文化;多元、移民文化融合形成兼容并蓄以及长期处于经济落后状态下安于现状、淡定悠闲的城市气质;汉江穿城而过的浪漫氛围等因素交织出安康特有的休闲旅游文化氛围;“灯红酒绿”的汉江两岸将成为最令休闲度假旅游者留恋往返的景观和旅游亮点。要力争塑造出区别于忙碌、拥挤的现代大都市的独特旅游形象——保留小城市素有的恬美、浪漫和独特魅力,承袭传统地方文化渊源,创造具有时代特征的当代文化符号。如以传统的汉剧、陕南民歌、陕南民俗、文学、书画等艺术创作、文化元素打造陕南风雅之城;修建或修缮各类博物馆、电影院、剧院、名人故居、地方传统建筑民居、画廊、特色街区等使之成为这座风雅小城的文化标志,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元素在这座素有多元文化色彩的城市中交汇融合,通过休闲文化产业集群达到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形成地域旅游文化特色和竞争力。
3、旅游形象塑造
旅游形象指旅游者通过各种传播形式得到的,目的地旅游资源、服务产品与项目、管理体制与水平、设施体系、交往经历与态度的综合感知,是吸引旅游者做出前往目的地城市旅游的关键因素之一。旅游者所持有的旅游目的地形象将对他们的质量感知、游后评价、口碑宣传和重游意向都会产生深刻影响。
旅游形象策划的关键在于对目的地旅游资源、文脉、地脉的准确把握和提炼,对旅游者的需求、购买决策、消费行为等关于旅游目的地形象意境地图的信息进行系统的收集、整理、分析,归纳目的地旅游发展现状和发展方向,提炼目的地旅游特质并从周围旅游竞争对手的同质旅游产品和形象屏蔽中脱颖而出。以语言口号、理念、行为和视觉等形象设计表达出来,由理念内涵、行为系统、传播感觉系统、风情塑造、核心区塑造等共同构成的一个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的复合形象系统。通过旅游形象口号向公众传递,向旅游市场宣读自身的产品定位和独特魅力,唤起特定市场的旅游欲望进而做出旅游决定。
在缺乏具有鲜明特征的人文旅游资源和形象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的制胜之道是“串联”目的地不同的旅游吸引物,组合旅游产品,塑造多元化、复合型的旅游形象,提高目的地的市场认知度和美誉度。如新西兰成功塑造的“100%纯净的新西兰”(100% pure new zealand)和“世界探险之都—皇后镇”(world’s adventure capital)的独特形象。安康形象塑造基础是秦巴汉水在安康境内构造了良好、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汉楚等多文化、多地域移民文化大融合的人文底蕴。由北京达沃斯巅峰旅游规划设计院完成的《安康旅游总体规划》,将其形象定位为“水舞秦巴 自然安康”,一个宜游、宜居、自然,兼具优美山水自然风光和休闲格调的旅游胜地呼之欲出。根据这一旅游形象定位,可以将不同类别的旅游产品横向串联起来,形成纵、横交错而又相互关联的立体的旅游产品网络结构。自然真山水的安康旅游形象定位与塑造,为安康从周围历史文化资源型旅游目的地如西安、汉中等旅游形象屏蔽下突围。
4、营销策略
ryan and gu认为在旅游景区私有化发展趋势下,旅游形象已成为目的地营销者的首选产品和现代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旅游目的地营销需采取卓有成效的营销战略,打造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统一的独特形象。对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人文旅游资源次优区来说,旅游营销更应注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营销合作,建立紧密的营销网络,统筹构建、运行,由形象塑造、产品设计、包装、传播与管理组成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整合营销体系,协调、整合旅游地营销要素,培育统一和谐的形象系统,以较低的成本取得最佳营销传播影响力。
安康旅游营销可采用“旅游整体营销+核心旅游产品重点营销”模式,将目的地作为一个整体旅游产品进行整合营销传播(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imc)。通过广告、公关和形象推广活动、销售奖励、节庆活动、事件营销、网络营销、面向旅游市场和旅游中介商的直接营销等,针对特定目标市场,宣传真实、独特、充满魅力的亲山近水、自然健康、浪漫休闲的旅游形象,传达一致的旅游产品信息,实施对目的地的全方位推销。
(注: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基金资助项目“安康、汉中两市旅游产品差异化发展战略与旅游合作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08jk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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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黄河口;旅游目的地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在东营入海,不仅造就了这片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而且造就了黄河口 独特的旅游资源,而正是这些独特的旅游资源,正在使黄河口摆脱“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特吸引力的新兴旅游目的地。因此,依据旅游目的地有关理论,加强对黄河口旅游目的地建设的研究,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打造世界一流的旅游目的地,是黄河口旅游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关于旅游目的地的界定
旅游目的地是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产生的概念,是国内外旅游地理研究者在旅游系统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与旅游客源地相对应的概念,这些观点基本构筑了旅游系统由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连接体构成的主体框架②。这种旅游系统结构的主流观点也影响到一部分从经济角度出发对旅游现象进行研究的学者,如张辉(2002)提出,旅游经济是由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中间连接体构成的哑铃经济体系[1]。
国外对旅游目的地概念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从概念界定上来看,国外对于旅游目的地概念主要是描述性定义,所做的界定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从旅游者角度所做的界定;第二个角度是从旅游供给者的角度出发所做的界定[2]。在国内,对于旅游目的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目的地形象、营销、管理及旅游对目的地影响等方面,同国外研究相类似,对旅游目的地概念的研究相对较少。
根据保继刚和楚义芳的观点,旅游目的地定义为“一定地理空间上的旅游资源同旅游专用设施、旅游基础设施以及相关的其他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成为旅游者停留和活动的目的地,即旅游地。旅游地在不同情况下,有时又被称为旅游目的地,或旅游胜地[3]。”
张辉(2002)认为,旅游目的地是拥有特定性质的旅游资源,具备了一定旅游吸引力,能够吸引一定规模数量的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的特定区域[4]。
吴必虎(2001)认为旅游目的地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可以是指某个特定功能的旅游胜地,也可以作为一个国家首都的重要城市,甚至可以泛指整个国家[5]。早在1995年,他就指出,在中国,旅游目的地的演化还有一层更深的含义,它们多数经历了较长历史时期的文化沉积[6]。而这些沉积的文化内涵,在目的地开发中,以资源文化内涵外化的方式提供给旅游者并使其得到文化上的体验(马波,1998)[5]。
魏小安(2002)采用引申定义的方式,将旅游目的地定义为:能够使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并追求旅游动机实现的各类空间要素的总和[7]。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对于旅游目的地的概念界定差别不大,唯一需注意的是目的地文化是否归入旅游目的地概念体系中,对此吴必虎等诸多学者则鲜明指出对旅游目的地界定应注意其在较长历史时期所形成文化沉积因素,这种观点与后来区域旅游规划中出现的“文脉”或“地格”③(placeeality)分析思想应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旅游目的地概念是否应纳入目的地文化,可以从旅游活动与文化的关系来考究,目前对于“文化是旅游的本质”这一命题国内外学者的认识是相当一致的,同时从旅游发展史看出,各时期的旅游活动虽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主题倾向,但在本质上具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追求的是文化享受,即经济是旅游的表象,文化才是旅游的本质。因此对于在旅游活动中发挥拉动作用、充当消费对象、享受对象的旅游目的地文化理应纳入旅游目的地研究和概念界定的范畴,从这一层涵义而言,吴必虎对旅游目的地界定是较为科学和全面的。
二、黄河口作为旅游目的地的评价与分析
作为一般规律,国内旅游研究往往滞后于旅游实践的发展,这一点在黄河口旅游发展中也有体现,目前对于黄河口旅游目的地建设的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因此在目的地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诸多问题。
(一)相关文献与科研成果
黄河口生态旅游区以入海口地区为主体,辅以油田景观、生态农业景观等,是黄河口旅游资源的精华所在,也是东营市旅游开发的重点区域。就旅游规划而言,近十年关于该区的相关规划主要有七个④,纵观黄河口旅游的相关规划,基本上通过对黄河口原生湿地资源状况的客观分析评价,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提出了黄河口生态旅游发展的基本思路,构建了黄河口旅游发展的区划以及产品规划框架,成为了黄河口旅游发展的理论支持和操作指南,也正是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黄河口旅游发展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就黄河口旅游发展相关科研成果而言,通过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2002-2012)近十年中黄河口旅游发展相关研究的检索,共检索到有效论文23篇(较具代表性的如表1),其中对于黄河口旅游发展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资源保护与开发(18篇,占78%)、客源市场的分析与开拓(2篇,占8.7%)、地域文化研究(3篇,占13.3%)三个方向,其中近五年内(2007-2012年)发表的共17篇,占论文总数74%,说明黄河口旅游产业的发展,已经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点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黄河口旅游发展有力的理论支撑。
通过以上研究成果可以总结得出目前对于黄河口旅游研究研究存在的三个问题:
1.当前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资源开发、利用的角度进行的,从旅游目的地建设角度对黄河口旅游发展所做的研究处于空白状态;
2.当前研究仍然停留在资源分析及对资源开发利用研究的层次,虽然已经有学者对于地域文化(黄河口文化)进行研究,但篇数较少,说明对于黄河口旅游发展的深度研究不足;
3.对于黄河口旅游的研究基本处于静态研究状态,没有从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产品升级换代等动态角度对黄河口旅游发展进行分析和思考。
(二)黄河口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实践评价
黄河口拥有世界级的旅游资源,但是并非世界级的资源就对应着世界级的产品和旅游目的地,这里面涉及如何转化的问题。就当前黄河口旅游发展的实践分析,其“资源优势”尚未完全转化为“产品优势”,在产品类型、线路总体设计、配套设施建设、游行比等方面存在问题。
1.地标区建设滞后。地标区是旅游地中唯其独有的、逐渐成为其标志的形象特征所在的区域,往往是地方文脉的集中体现,标志性产品是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和象征,代表着旅游过程的,两者在市场宣传特别是在旅游过程体验设计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地标区的建设一直是黄河口旅游发展的一个难题和关键问题,在黄河口旅游产品开发上缺少类似青岛栈桥这样的标志性旅游产品,游程开始后到底在哪,最佳的拍照地点在哪,到哪个地方能证明到过黄河入海口,这一系列关键点都缺乏科学的设计和安排,给人的感觉整个游览过程平铺直叙,没有使人眼前一亮或为之心动的感觉,更没有而言,不会给游客留下太深的印象,满意度不高。
在以往的规划中,有的认为保护区内的大汶流鸟类驯养救护中心应设计为黄河口生态旅游区内的地标区,笔者认为不妥,因为其本身缺乏黄河口地域文化符号。目前来看,由同济大学设计的黄河口游客综合服务中心-----生态之盒在颜色设计、外观、形象设计上,可以作为黄河口旅游的地标区进行打造和宣传。
2.旅游产品类型单一。从旅游目的地发展的角度分析,“黄河口”的旅游吸引力不仅仅源于其自然禀赋,而且还在于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但目前黄河口旅游产品无论在类型还是形式上都较为单一。
首先从产品类型分析,黄河口生态旅游区主要以自然生态资源为主,景观质量季节差异极大,旅游淡旺季矛盾突出,工业、人文旅游产品等产品类型尚未形成系列,最为关键的是在目的地线路设计中缺乏对于地域文化(黄河口文化)展示的产品和载体,缺少文化元素,仅仅依靠这种自然生态观光型旅游产品组合是不能满足目的地发展需要的。
从旅游产品形式分析,在新的市场发展趋势下,旅游产品层次应更强调享受性质和体验特征,但目前黄河口旅游产品仍以观光产品为主,停留在资源展示层面,体验、参与项目缺乏,尚不能满足游客需求多层次、多样化的要求;同时观光旅游产品也存在诸多问题,仍然处于初级开发水平,高质量的观光旅游产品应突出游客的参与性、娱乐性、知识性和享受性,这几方面在黄河口观光旅游产品开发中都没有充分得到体现。
3.配套设施问题。从整体产品的角度进行分析,旅游产品是由诸多要素组合而成的产品,传统的观点认为主要包括“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配套设施建设的滞后直接影响旅游产品的质量。随着黄河入海口旅游南线道路的建设,黄河口旅游交通瓶颈基本解决,2012年黄河口旅游区游客服务中心项目的完善,使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旺季购票拥挤、停车场、中午用餐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但问题依然存在,突出的还是“吃”的问题,这个问题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吃饱的问题,即满足基本的饮食需求。以主打产品黄河入海口旅游南线(大汶流入海口景区)为例,一般的游程安排上午入海口景区,游览活动一般在中午基本结束,接下来就是中午就餐问题,景区服务中心价格偏高,对于大众旅游者是不适合的⑤;景区外是距大汶流管理站大约半小时车程的黄河口镇,黄河口镇是按照主题城镇的立意规划建设的,其建筑、餐厅装饰、就餐桌椅与餐具较具特色,但是突出的问题是规模不够,旺季接待能力不足。其二是吃好的问题,即地方特色美食。目前最具地方特色的是孤岛鲜鱼汤,但是从大汶流入海口景区至就餐地点需一小时时间,店面普遍存在档次不高、服务质量较低的问题,同时由于品牌整合与规范管理力度不够,存在良莠不齐的局面。
4.旅游线路行游比不合理。国内外发展实践说明,一个成熟的旅游目的地一般都拥有自己的主打线路(产品),并且其线路(产品)在游览时间长短、旅游项目的多少、花在旅途上的时间、花费比值的多少等方面都有合理的搭配。
黄河口旅游在这一方面还存在较大问题,作为主打产品,大汶流入海口景区主要景点的游览一般在4小时左右,而周边相邻区域尚未开发出在档次上、类型上与入海口产品相匹配、互补形成合力的辅助产品(如石油工业旅游产品尚未形成系列),较多的产品仍然处于待开发或零散的资源展示状态,主打线路在游览时间安排上不充裕。从主要客源市场分析,省内主要客源发生地如青岛、济南、潍坊等地至黄河口一般需要3-4小时左右,而作为国内三大客源产生地之一的京津地区一般需要6-7小时以上,旅途时间与游览时间相比较,行游比不合理。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旅游目的地,如果主打线路旅游时间安排不充裕、行游比不合理,游客一般很少选择将其作为过夜游目的地和首选目的地,并且对产品的评价和旅游效果会大打折扣,更不利于客源市场的培育。
三、目的地建设对策与措施
关于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演进过程,公认并广泛应用的是巴特勒(Butler,1980)提出的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虽然自提出之后国内外学者对于这一理论有过争论和质疑,认为这一理论只是一个哲学层面上的命题,实践中没有一个旅游地的发展轨迹与巴特勒的曲线基本相符(阎友兵,2007)[8],但在实践中当一旅游地完全不受外部环境异常因素影响时,决定旅游地生命周期的还是旅游地吸引力的变化(余书伟,1997)[9],因此综合判断,黄河口旅游地目前正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针对目前现状和问题,建议目的地建设方面采取以下对策和措施:
(一)系统规划,明确建设目标
目前黄河口旅游发展的关键不再仅仅是资源开发的问题,而是“旅游目的地”建设的系统问题,包括现有产品优化升级、产品类型丰富创新、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旅游线路的再设计、旅游服务队伍建设、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创新、旅游行业管理体制的完善等。所以各级管理机构首先应统一认识,将思想认识提升到建设一流目的地建设的思路上来,依据目的地建设的有关理论和发展规律,制定系统的目的地建设规划;其次要有明确的目标,基本要实现近期目标(1-5年内)建设国内成熟旅游目的地,远期目标(15-20年)打造世界一流、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旅游目的地。
(二)科学定位,推进“黄河口”旅游目的地品牌化
在旅游经济体系中,营销是旅游目的地建设和发展链条的终点,也是目的地进一步建设和发展的推动力(魏小安,2002)[7],旅游目的地品牌化是一系列市场营销活动的集合,即通过创建名称、标志、徽标、文字标识或者其他图表,以识别和区分旅游目的地的一系列活动[10]。该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引入旅游目的地营销、旅游目的地形象建设以来,已经成为旅游目的地建设的热点话题,品牌化也成为当前旅游目的地参与市场竞争的有力途径。
1.明确主题,科学定位。黄河口旅游目的地建设应明确“黄河口”品牌(口号)的基本定位,在旅游目的地宣传、营销中强调“黄河口”湿地资源和独特的文化内涵两个主题。因为这一品牌(口号)不仅能体现目的地的历史、社会、地理和文化价值的独特性,区别于其他目的地,而且能够彰显目的地的独特文化元素,创造品牌个性。
综观国内相关研究,一般对于主题定位口号解释与应用都强调了从供给角度设计的目的地形象(目的地向市场推出的自我形象),即“投射形象(Projected Image)”,对旅游者心目中所持有的目的地形象即“接收形象(Received Image)”则未给予应有关注[11]。所以在实践中要特别注意对“黄河口”这一品牌(口号)推出后的调研,调查这一品牌(口号)在客源市场的知名度与熟悉度,了解“投射形象”和“接收形象”是否一致,努力实现二者的协调统一。
2.整合品牌元素,塑造“黄河口”品牌。一般而言,一个成功的旅游目的地品牌的影响力来源于其品牌名称、主题口号、标志和商标元素传递信息的一致性。因此黄河口旅游目的地在明确“黄河口”品牌的基本定位基础上,要深化“黄河从这里入海、石油之城、生态之城”的宣传,做好标志性产品或地标区的打造,因为作为地域文化符号的载体,地标建筑是建设一个成功的旅游目的地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新建成的黄河口游客综合服务中心----生态之盒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黄河口的地域文化,可以作为黄河口地标性的建筑打造。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一是在认识上要明确把生态之盒作为黄河口旅游的地标性建筑;二是在行动上,在目的地市场营销中,要通过各类媒体的多层次展示,把生态之盒作为黄河口目的地形象的一个符号来进行宣传。
(三)深度挖掘,创新文化旅游产品
文化是旅游的本质,黄河口不仅仅是一个自然、地理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千古母亲河伟大的归结之处……一个让人激动的地方。[12]”黄河口旅游发展的优势不仅在于湿地生态资源优势,更大的优势在于其文化优势,这是黄河口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必不可少的催化剂,也是关系黄河口旅游深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13]。
1.准确进行文化定位,实现观光产品的优化升级。目前对于黄河口的旅游规划和产品设计,还仅仅停留在自然资源的简单利用上,产品以一般性观光游览产品为主,类型单一。所以今后发展应定位于对“黄河口”这一地域文化和地理符号的挖掘,充分利用黄河口这一独一无二的优势,转变开发思路,努力促进地域文化在产品层面的展示度,在观光旅游线路(产品)设计中融入黄河口文化元素,实现目前观光产品的优化升级。
2.深度挖掘文化内涵,开发“黄河口”文化主题产品。黄河口文化是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态,具有主题恒定和地域嬗变的双重特征[13]。应该加强对于黄河口文化的研究,深层次挖掘黄河口文化内涵,开发诸如羊皮筏子漂流等具有黄河流域传统文化符号、游客参与性强的文化产品系列,开发黄河口文化乐园、黄河文化博物馆、黄河口主题公园等产品,探索黄河口资源优势向产品优势转化的方式和途径,加快黄河口旅游目的地建设发展的步伐。
(四)大胆创新,优化线路组合
旅游线路的设计应当遵循市场性原则、特色性原则、效益型原则、季节性原则、网络性原则[14]。目前应尽快完善黄河口主打旅游线路,加大辅助线路的开发力度,优化线路组合,构建多主题、多形式、多层次的旅游线路体系。
1.完善入海口主打旅游线路。为解决目前黄河口旅游产品及线路方面存在的问题,首先应尽快完善大汶流入海口旅游这一主打产品,对策是精心设计诸如深圳东部华侨城的“天禅”、桂林阳朔“印象·刘三姐”、“云南印象”、“魅力湘西”等以“黄河口”文化为主题的大型旅游演艺产品⑥,剧场选址就在黄河口生态旅游区附近(可以优先考虑设在大汶流管理区西门),这样游客在上午游完入海口后下午欣赏地域文化演出,不仅解决目前主打线路时间短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原生态湿地产品中融入文化元素,使黄河口主打线路更完善,旅游者经历更完整,对黄河口的体验更深入。
2.合理设计游览线路, 构建多层次旅游线路体系。在完善大汶流入海口线路基础上,加大对石油工业旅游、孙子文化旅游、黄河口农业旅游、西马楼海上体验游、神仙沟“梦里水乡”游、“刘集—渤海垦区”红色旅游等产品的开发力度,设计主题鲜明、游客参与、形式多样的多类型的一日游、二日游、三日游旅游线路,使其成为黄河入海口旅游主打产品的必要补充,形成完善的旅游目的地产品体系。
(五) 精心组织,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是一个旅游目的地发展成熟度的重要标志,是旅游目的地功能完善的重要方面。旅游目的地建设的目的就是发挥目的地的综合优势,变单纯的以旅游景点为主要内容的资源竞争为以旅游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综合竞争[15],因此,黄河口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就成为当前旅游目的地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1.理念上提高认识。在内容上,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包括旅游公共交通服务、旅游公共信息服务、旅游公共安全服务、旅游公共环境服务、旅游公共救助服务等五大方面内容[15],它不等同于旅游经营,而是更强调社会公益性质,以满足旅游者对社会公共服务需求为主要目的,不以盈利为目的;在深度上,旅游公共服务不仅仅提供旅游咨询服务、旅游投诉处理服务,而是应符合国际旅游公共服务的标准和惯例。
2.体制上要有创新。旅游公共服务的建设,涉及交通、城管、建设、卫生、公安等多个部门,仅仅依靠旅游主管部门难以有效实施,这就要求黄河口旅游目的地建设在体制上必须创新,如成立由市领导亲自参与的“旅游目的地建设领导小组”,使各部门统一认识、达成共识、统一协调、有效组织、共同推进,促进黄河口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
3.方式上灵活多样。参照国内外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成功经验,应在政府主导下,推动企业多种方式参与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企业参与市场运营的方式可以灵活多样,参与的内容可整体、可部分,有些项目也可以完全市场化运作,前提是不影响旅游公共服务的公益性质。
4.遵循两个原则。一是“以人为本、方便游客”的原则,各项建设要充分考虑游客的需求,精心设计,细化服务;二是可持续发展原则,这是黄河口旅游目的地建设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黄河口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一旦受损很难恢复,所以在实践中不但加强服务人员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管理和教育,而且还要注意对游客行为的教育和引导,更要在各种细小环节如垃圾箱的配备、环保警示牌设置、垃圾回收和处理、进入景区车辆的限制等方面综合考虑。
四、结束语
黄河口拥有着世界级的自然旅游资源,这种资源禀赋决定着黄河口有潜力成长为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因此加强对处于发展初期的黄河口旅游目的地的理论研究,探索适合黄河口旅游目的地发展的模式和途径,解决在目的地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瓶颈,对于建设国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注释】
关于黄河口地域概念的界定因历史上黄河“善淤、善决、善徙”而导致其河口的变迁极为复杂,在研究中一般认为黄河口就是黄河三角洲的代称,但是黄河三角洲按其形成年代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黄河三角洲,出于具体研究的需要,同时因近代黄河三角洲90%以上地域在东营市行政辖区之内,本文在研究中主要以东营市行政区划范围来界定黄河口。
Gunn1972年提出的旅游功能系统模型、Mill、Morrison1985年提出的模型以及Leiper提出的旅游系统模型和吴必虎提出的旅游系统概念模型,基本构筑了旅游系统由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连接体构成的主体框架。
③“文脉”或“地格”是指旅游目的地所具有的自身独特的地方特征,类似于人格的养成过程,既有先天的基础,又有后天的涵育。先天的基础就是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而后天的涵育相当于人类的历史文化作用。引自:吴必虎,区域旅游规划原理,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205
④七个规划分别为:《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总体规划》(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2001.11)、《黄河口湿地生态旅游示范区总体规划》(北京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系,2001.12)、《东营市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青岛大学旅游学院,2004.4; 2009年进行了二期升级规划)、《黄河入海口风景区概念性规划及部分重点区域控制性规划》(北京达沃斯巅峰旅游规划设计院,2006)、《垦利县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南开大学旅游学系,2007)和对《黄河口文化园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2007)、《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总体规划纲要》(山东省林业检测规划院,2008)。
⑤黄河口旅游目的地的建设与发展,大众旅游市场是主体市场,所以这一关键问题应尽快解决。
⑥所谓旅游演艺产品是指旅游景区现场进行的各种表演活动,以及在旅游地其他演出场所内进行的,以表现该地区历史文化或民俗风情为主要内容,且以旅游者为主要欣赏者的表演、演出活动等。李幼常.浅谈旅游演艺兴旺的原因,中国旅游报,2007—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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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文化;文化维度;旅游态度;旅游行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4―0082―06
随着全球国际旅游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亚太地区国际旅游业的飞速发展,文化对旅游行为的影响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们开始将文化因素作为影响旅游者偏好和行为的关键变量纳入旅游行为研究之中。有的学者呼吁:无论学术界还是业界都必须理解和容纳国际旅游者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金(Kim,1998)总结了跨文化研究得到重视的几个原因:国际范围内的社会、政治、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文化和种族多样性得到认同;社会科学领域内出现更广泛的哲学和方法论的趋向,如后现代主义、现象学。但他同时指出了旅游领域中的跨文化研究仍没得到足够的重视。关于旅游行为跨文化研究的文献散布于多种国际性旅游和接待业管理期刊中,本文搜索的相关文献来自12种主要的国际性旅游、接待业管理和消费者研究期刊,其中最主要的期刊是《Tourism Management》、《Journal 0f Travel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Hospitality Management》和《Annals of TourismResearch》。收集到的相关文献共50多篇,具有较高的代表性,能反映目前国际范围内旅游行为跨文化研究的总体状况。通过对这些文章内容的分析,本文希望能较全面地展示目前国际上旅游行为跨文化研究的主要领域、依据的理论基础、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存在的主要争议等,并对未来研究方向作一些有益的探讨。
1 跨文化旅游态度和行为研究中文化含义的界定
对文化下定义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克鲁伯和克拉克洪(Kroeber&Kluckhohn,1985)曾总结有160多种关于文化的定义。一些学者尝试对文化的定义进行归纳分类,如瑞卡德森等(Richardson et al,1988)将文化的定义分为两类:行为模式和知识、信念系统。他们认为这两种类型的定义对旅游研究都是有意义的。马斯特和普瑞迪克斯(Master&Prideaux,2000)认为可以从两个视角看待文化,一个是将文化仅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中潜在的、支配行为的信念、规范、价值观和习俗;另一个视角是将文化看作是意识形态和物质形态的综合体。苏斯曼和拉西克斯科(Sussmann&Rashcovsky,1997)认为文化包括可观察的因素,如行为特征、物化的艺术和不可观察的因素,如信念、态度和价值观。文化一般被认为有三层结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旅游行为跨文化研究中,物质文化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大多文化的定义强调的是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强调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文化被一个社会成员所共享,不同文化的人群有不同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赫夫斯蒂德(Hofstede)形象地把文化比喻为人的心理程序,决定着特定群体的感知、态度和行为。可见文化的定义更多地是从心理学角度论及文化的。
2 跨文化旅游态度和行为研究的理论框架
被跨文化研究者引用最多的文化理论是赫夫斯蒂德(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该理论将国家文化分为4个维度:权力距离、个体主义一集体主义、男性气质一女性气质、不确定性规避。后来又加了一个维度:长期导向一短期导向。权力距离(powerdistance)被定义为处于低权力地位的个体期望和接受权力不公平分配的程度。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被定义为社会中个体间联系的松散程度,个体只需照顾自己及小家庭成员。男性气质(masculinity)被定义为社会中性别角色差异的程度,男性被认为是果断、粗犷、关注物质上的成功,女性被认为是谦虚、温柔和关心生活质量。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avoidance)被定义为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长期导向(long-term orientation)指一个社会体现实用的、未来导向的观点的程度。赫夫斯蒂德(Hofstede)计算了66个国家在以上5个维度上的得分,成为比较国家文化差异的重要依据。
1983年,霍尔提出了区分文化差异的4个维度:语境(高语境一低语境)、空间、时间、信息流。低语境文化中,个体间的交流更多使用直接的言语,而在高语境文化中,人们更多使用非直接的、含蓄的交流方式。大多亚洲国家属于高语境文化,西方社会大多属于低语境文化。克拉克洪和斯特罗贝克(Kluchhohn&Strodtbeck)在1961年根据对5种关系的价值观取向提出5个文化维度:人的取向、自然取向、活动取向、时间取向和人际关系取向。1969年,印克勒斯和利维森(Inkeles&Levinson)在回顾了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文献后,总结了国家性格的3个维度:和权威的关系、自我概念(特别是个体和社会的关系、个体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概念)和处理冲突的方式。和赫夫斯蒂德(Hofstede)文化理论相比,旅游行为跨文化研究较少以这几个文化维度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
3 旅游态度和行为跨文化研究的主要领域
通过对旅游跨文化研究内容的分析,本文将旅游跨文化研究分为旅游动机、旅游信息搜集、旅游形象、旅游决策、旅游活动和行为、满意度及旅游服务等几个领域。
3.1 文化与旅游动机
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可能存在很大差异,但大多数旅游动机研究基于西方个体主义文化背景,很少考虑文化的差异。金(Kim,1998)分析了北美流行的几个动机理论(期望理论、成就需要理论和需要层次论),认为这些理论都是建立在美国文化基础上,很难解释其他文化背景下的行为。但旅游动机的测量量表却被证明可以进行跨文化使用。姜和帕克(Jeong&Park,1997)在检验李和克伦普顿(Lee&Crompton)提出的猎奇动机量表时,发现基于美国居民和长期假日情境下提出的猎奇量表被用于韩国的一个主题公园的研究情境时,结果和原作者的结果非常相似,从而证明原量表在韩国文化背景下同样可信和有效。施奈德和巴克曼(Schneider&Backman,1996)的研究也说明在北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节事动机量表可以用于阿拉伯国家。
李(Lee,2000)比较韩国Kyongju世界文化博览 会参观者的动机,发现亚洲客人(日本和韩国)与高加索客人(欧、美)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金和李(Kim&Lee,2000)分析了美国和日本游客个体主义一集体主义文化态度、旅游动机及两者的关系,发现两组游客在文化态度和旅游动机上均存在差异。尤(You,2000)等从跨文化的角度比较了英国游客与日本游客的推拉动机的差异,金和普瑞迪克斯(Kim&Prideaux,2005)研究了来自5个国家或地区(美、澳、日、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韩国入境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克扎克(Kozak,2002)研究了英国和德国旅游者去摩洛哥和土耳其的“推”和“拉”旅游动机,方克和柏润(Funk&Bruun,2007)比较了体育旅游动机的跨文化差异。以上这些跨文化研究提供了较充分的证据说明旅游动机存在文化差异,来自不同国家的旅游者有着不同的旅游动机,同一国家的旅游者在不同的目的地旅游时的动机也不同。
3.2文化与旅游信息搜集
文化是影响旅游者信息搜集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相关的研究却不多,只有少数学者致力于此方面研究,且主要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研究。尤斯尔等(Uysal et al,1990)研究了去美国旅游的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旅游者的信息搜集行为,发现各个市场最主要的信息源分别是旅行社、家庭和朋友及书籍和图书馆资料。古斯奥依和陈(Gursoy&Chen,2000)考察了美国的德、法、英入境旅游者的信息搜集行为,根据旅行目的和信息搜集行为将旅游者划为4个细分市场,每个细分市场依赖的主要信息渠道存在差异。陈(Chen,2000)研究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去美国旅游的旅游者信息搜集行为,得到了同样的结论。陈和古斯奥依(Chen&Gursoy,2000)比较了美国的英、法、德首次和重复入境旅游者的外部信息搜集行为,发现旅行社是使用最多的信息源,并指出国家文化和旅游经历都会影响信息搜集行为。马里和克罗特斯(Money&Crotts,2003)考察了不确定性规避对美国的日、德入境旅游者的信息搜集行为的影响,发现高不确定性规避的消费者较多使用旅游中介,较少使用个人的、目的地营销导向的和大众媒体等信息源。古斯奥依和乌马伯瑞(Gursoy&Umbrei,2004)研究了欧盟15国居民的外部信息搜集行为,发现国家文化影响旅游者的信息搜集行为。
3.3 文化与旅游目的地形象
较早考察文化对目的地形象影响的学者是瑞查德森和克伦普顿(Richardson&Crompton,1988),他们选择说英语和说法语的加拿大人作为两个文化组,并确定了10个旅游目的地属性,结果发现10个属性中的6个存在显著差异。柯(Kau,1993)对新加坡一个新建的主题公园唐城(Tang Dynasty Village)的吸引力进行了跨文化研究,发现欧美游客与亚洲游客在心理特性的8个项目上有4个存在显著差异,在主题公园提供的9个吸引物和活动项目上有6个项目上存在显著差异。
陈和克斯泰特(Chen&Kerstetter,1999)研究了美国国际学生对宾州乡村地区的感知形象,发现来自东南亚的学生对旅游基础设施的评价高于来自东亚和欧洲的学生,中南亚留学生对乡村氛围的评价高于加拿大、东亚和欧洲留学生;东亚留学生对舒适宜人的自然评价低于拉美、中南亚和东南亚留学生。马克埃和费森马依尔(Mackay&Fesenmaier,2000)使用加拿大亚伯达的9张风景图片和多维尺度分析技术考察了美国和台湾研究生的目的地形象评估。结果发现两个文化群体在形象评估的维度和对维度的解释上均存在差异。台湾学生出现3个形象维度(水、适度风险、山),美国学生出现2个形象维度(复杂、粗犷、与自己国家不相似;自然、无名、有水)。
3.4旅游决策和目的地选择
在旅游决策和目的地选择领域的跨文化研究相对缺乏,只有少数几个研究涉及决策时间差异和影响目的地选择的政治不稳定因素的感知差异。爱弗森(Iverson,1997)对日本和韩国旅游者的决策时间进行了比较,卡方检验发现两国旅游者的决策时间存在显著差异,韩国旅游者的决策时间比日本旅游者短,这可能因为两国在赫夫斯蒂德(Hofstede)的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上存在差异。作者还同时考察了性别、婚否、旅行经历、年龄和收入对决策时间的影响,发现年龄和婚否对决策时间存在显著影响。但和国籍相比,这些变量的影响相对较小。政治不稳定很显然会对目的地旅游业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但不同的客源国对目的地政治不稳定水平的感知及对这种不稳定的敏感度是否存在差异呢?斯第吉等(seddighi et al,2001)考察了6个欧洲客源国的旅行对各种类型政治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性的感知及对8个地中海目的地国家政治稳定性的感知。研究发现:各种类型的政治不稳定对旅游业影响的感知是不一样的;文化背景决定以上感知的差异;文化背景对地中海目的地政治稳定性水平的感知差异也产生重要影响。
3.5 文化与旅行行为、旅游活动
旅行行为和旅游活动的跨文化研究得到相对较多的关注,研究方法包括直接方法和间接方法、定量和定性方法,研究对象包括入境旅游者、一国内部的不同人群以及移民。皮扎姆和苏斯曼(Pizam&Sussmann,1995)用间接的方法考察了伦敦市导游对日本、法国、意大利和美国游客的感知,发现导游感知的不同国家旅游者的行为存在明显差异。皮扎姆和姜(Pizam&Jeong,1996)用同样的测量工具和方法考察了韩国导游对日本、美国和韩国人旅游行为的感知,研究得到了类似的结论。米克莱顿(Mykletun,2001)等在研究波罗的海旅游非优区岛屿目的地的市场定位时,用多元对数回归方法考察了国籍作为市场细分变量的有效性,罗森鲍姆和斯皮尔(Rosenbaum&Spears,1999)考察了夏威夷国际游客的消费行为差异,发现美国、日本、加拿大、中国、韩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6组游客计划在购物和其他各种活动上的消费存在差异。
跨文化研究中,国际学生市场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菲尔德(Field,2004)比较了美国克莱姆森(clemson)大学国际学生和本国学生的旅行态度和行为差异,金等(Kim et al,2003)比较了美国大湖区3所大学中来自亚洲的国际大学生和美国本国大学生的旅游活动偏好,施奥汉姆等(Shoham et al,2004)比较了美国、南非和以色列3国学生的旅游偏好,皮扎姆等(Pizam,2004)通过对11个国家接待业和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调查,分析了冒险和追求感觉的个性倾向特征对旅游行为和旅游活动选择的影响,这些研究证明不同国家的大学生在旅行特征和旅游活动上存在文化差异。跨文化研究中建构理论 模型的研究较少,赖辛格和马夫昂多(Reisinger&Mavondo,2004)对美国和澳大利亚学生心理特征的模型建构和比较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跨文化研究多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但也有一些研究使用定性方法。马奇(March,1997)使用定性方法(访谈)对5个亚洲国家的出境旅游产业及旅游者行为进行了比较,发现在如“说英语的能力和欲望”、“饮食习惯”、“独立冒险精神”、“海外旅行的期望和需求”等项目上存在国家间的差异。另外一个使用定性方法的跨文化研究是桑普森和卡特勒(Thompson&Cutler,1997)对西非冈比亚旅游工艺品的考察。研究发现斯堪的纳维亚旅游者喜欢真实性的、高质量的工艺品,德国旅游者喜欢代表非洲的、抽象的、小型化的工艺品,英国旅游者喜欢实用的、小型的、便宜的工艺品。
3.6文化与服务质量感知、满意度
1988年,帕拉苏拉曼等(Parasuraman,PZB)设计了服务质量测量量表(servqual),认为服务质量可通过对服务质量的期望与对服务质量的感知的差值来测量,即0=P―E。但有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克罗宁和泰勒(Cronin&Taylor,1992)提出仅“服务质量感知”这一个测量就可以解释整体服务质量绝大多数的方差。PZB的量表被接待业研究者用于旅游企业的服务质量研究,产生了Lodgserv(住宿业服务质量量表)、Dineserv(餐饮业服务质量量表)等。和在一般的服务质量研究领域存在的争议相似,在接待业服务质量研究中也存在关于测量方法和测量工具是否可以用于所有情境的争议。阿姆斯壮等(Armstrong et al,1997)考察了文化价值观对服务质量期望的影响,以及跨文化情境中服务质量的测量是否与服务期望有关,金和普瑞迪克斯(Kim&Prideaux,2003)考察了韩国航空服务员对4个国家(日本、韩国、中国和美国)乘客的服务期望感知差异,马斯特和普瑞迪克斯(Master&Prideaux,2000)根据旅游研究中缺乏对物质文化和旅游关系的研究这一情况,考察了物质文化与度假满意度的关系,克扎克(Kozak,2001)比较了到土耳其和马约卡岛旅游的英国和德国游客的满意度,余和古尔顿(Yu&Goulden,2006)比较了蒙古国的入境国际旅游者的满意度,以上研究都证明了服务质量感知和满意度存在文化差异。雷特文等(Litvin,2003)以新加坡的国际游客为例,研究发现自我形象和目的地形象有较高同一性的游客对目的地的满意度较高。
跨文化研究面临一些方法论的挑战,常等(Cheung,et al,2004)以美国和中国香港学生对提供全套服务的餐馆的服务期望为例,探讨了跨文化比较研究中的结构无差异和因子无差异,认为跨文化差异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被比较文化群体在题项得分上的差异,二是被比较文化群体赋予“题项一结构”联系强度上的差异。研究表明在服务适应性、职业技能、卫生和产品知识4个维度上,美国人的期望值均高于中国香港人。
3.7主客文化差异和主客交往
在国际旅游情境中,旅游者和东道主之间往往存在文化差异。魏等(Wei et al,1989)分析了300名1985年一1987年在中国参加科技交流项目的美国访问者的总结报告。内容分析的结果发现了4种类型的文化冲突:文化中心主义、交流问题、服务质量差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赖辛格和特纳(Reisinger&Tuner,2002)分析了印度尼西亚旅游者和澳大利亚东道主之间在8个方面的文化差异,他们随后将澳大利亚的亚洲市场按所使用的语言分为5个部分(印尼语、日语、韩语、汉语普通话和泰国语),考察了亚洲市场旅游者和澳大利亚东道主在文化价值观、社交准则、服务感知、主客交往方式和主客交往满意度几个维度上的差异。皮扎姆等(Pizam et al,2000)以在以色列境内的工作型旅游者为例,以社会心理学的“交往模型”为依据,考察了主客社会交往的强度及其对满意度和态度改变的影响。泰伊尼等(Thyneet al,2006)用结合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新西兰居民对不同类别旅游者的偏好。早在1976年,人类学家伊万斯(Evans)就从人类学视角考察了旅游过程中的跨文化交流。他以墨西哥西部的一个港口城市为例,从时间、空间、交流和文化因素几个方面分析了旅游者的类型(大众旅游者、探索者、漂泊者和居民型旅游者)和文化经纪人对主客交往的影响。艾默(Amir,1969、1976)和库克(Cook,1970)曾提出种族间交往要产生积极效果,参与双方必须满足一些条件:地位平等;互相合作,达到共同目标;有较亲密的交往;有支持交往的社会气氛等。但在旅游者和东道主的交往中,这些条件却很难被满足,以致这种交往对旅游者对东道国文化态度的改变的影响也是较小的。
4 总结与讨论
旅游是一种全球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其快速发展促进了世界上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但大量游客来到不同于自己国家文化的目的地,可能会引起各种文化冲突和摩擦,给游客和东道主都产生了不好的影响。近10多年来,主客文化差异及文化背景对旅游者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研究涉及旅游动机、旅游信息搜集、旅游目的地形象、旅游决策和目的地选择、旅行行为和旅游活动、旅游满意度和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文化差异及主客交往等。其中,文化对旅行行为和旅游活动的影响研究较多,文化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旅游决策和目的地选择的影响研究较少。尽管存在一些争议,绝大多数研究都证明了文化是影响旅游态度和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和旅游行为的其他解释变量相比,文化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学者们也指出,文化只是影响旅游行为的一个因素,要全面理解旅游行为,必须将影响旅游行为的各种因素结合起来。大多数跨文化研究用国籍来代表文化变量,并未深入到文化的内核来探讨文化对旅游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但有部分研究借用赫夫斯德(Hofstede)的文化理论解释旅游态度和行为的差异。
现代乡村旅游是当今乡村旅游的主要类型,它的发展不仅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还影响着城镇化的发展格局,对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我们现在所说的乡村旅游就是指现代乡村旅游,它的内容主要包括生态旅游、文化旅游、自然旅游、农业旅游等。在我国不断推进城市化的背景下,乡村旅游获得越来越大的发展前景。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乡村旅游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二、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乡村旅游的发展缺乏人才资源。在我国广大的乡村,对经济的发展进行规划的人主要是村干部或者农民。这是因为大多数人才不愿意呆在农村,他们更希望在大城市中发展。在这种价值导向的作用下,农村中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才比较缺乏。而旅游经济的发展对文化素质具有较高的要求,农村中从事此项事业的人严格来说并不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因此,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面临着人才不足的难题。不仅如此,从事乡村旅游业的非专业人才还给乡村旅游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一是从业人员的非专业性使乡村旅游的发展规划不够科学,影响着旅游经济的长远发展。二是从业人员的非专业性使旅游行业的服务水平不高。比如,在为游客讲解当地的某一风景名胜时,由于导游或者其他相关的工作人员在这个方面缺乏相应的知识,因而就会出现无法为游客讲解的尴尬局面。三是从业人员的非专业性使得乡村旅游缺乏发展后劲。事物的发展都具有继承性的特点,乡村旅游缺乏专业的人才,后续力量也得不到补充,因而其发展后劲不足。
(二)乡村旅游的营销策略不够科学。营销策略是现代营销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它的制定与实施直接影响到经济项目的发展。基于这一点,营销策略在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值得被重视。然而,从当前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现状来看,乡村旅游在营销策略上还有待改进。营销策略上的缺陷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第一,乡村旅游对自身发展的定位出现偏差,大多数乡村旅游项目只是以短期收益为建设目的。在这种短视经营理念的指导下,旅游项目的建设自然就出现了粗造滥制的情况,在质量上没有保证,同时也没有将乡村的特色发挥出来。第二,乡村旅游对市场的定位不够科学。我国当前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因此任何经济发展体都要以市场为导向。而许多乡村旅游项目在营销策略上并没有对此给予应有的重视,有的甚至是盲目建设,造成旅游项目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最终旅游项目无人问津,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第三,乡村旅游项目的开发与建设存在着片面性,基本上是偏向自然资源。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关人员在制定营销策略时思路没有打开,将自己的视野局限在自然资源上,而没有考虑到人文资源如民俗活动等也是增加旅游项目吸引力的因素。
(三)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缺乏市场意识。市场是最终实现经济目的的载体,我国的市场经济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之后逐步走向了正轨。在这种背景下,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也归入市场机制中,但是,由于缺乏专业的人才,现有的从业人员文化素质水平不高,所以从事乡村旅游业的人普遍不具备市场意识。一是从业人员对市场的认识不足。市场属于经济学的概念,他们能够对市场加以浅层次的理解,但是却无法深入理解农业与旅游之间的关系。二是从业人员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市场的作用,因而在经营中没有以市场为导向。市场可以发挥指路灯的作用,因此在建设某一项目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市场调查,明确市场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这样才能目标明确、有针对性地开发旅游项目。然而,很多乡村旅游项目的建设直接跳过了这一环节。三是乡村旅游经济的建设缺乏品牌观。品牌是影响市场占有率的重要因素,知名度越高的品牌,它的市场占有率就越大。而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对品牌几乎没有关注,长期的发展下,也只是形成了一些规模比较小的旅游项目,真正有影响力的旅游品牌没有出现。在以上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乡村旅游的市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三、文化营销视角下乡村旅游市场的拓展路径
(一)文化营销概述。文化营销是一种基于文化消费的营销方式。消费者不仅有物质上的需求,他们还有精神上的需要,这种需求就促使文化营销方式的形成与发展。在文化营销方式的引导下,一方面消费者的各种不同的文化需求得到了满足,另一方面经营者通过对消费者进行价值引导等,达成了销售产品的目的。可以说,这种营销方式满足了经营者与消费者两方面的需求。在第三产业逐渐深入发展的当下,文化营销的应用也越来越多。它之所以能够在众多领域中得到认同与应用,主要还是因为它具有多种功能。因此,可以把文化营销作为观照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视角,为拓展乡村旅游市场找到更多的路径。
(二)文化营销视角下乡村旅游市场的拓展路径。
1.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要以乡村文化为依托。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道路比较狭窄,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充分利用当地的乡村文化。旅游行业很容易出现同质性的产品或服务,要想从其中脱颖而出,就要为自己的产品及服务增添一些异质性的东西。对乡村旅游业来说,乡村文化是最佳的选择。在旅游项目的规划定位与相关产品的设计上,可以将乡村文化融入其中,这样一来,不仅增强了旅游项目及产品的异质性,使它能够与同行的其他旅游项目区分开来,而且还能使旅游项目具有当地的特色,从而增加了旅游项目的吸引力。为此,乡村旅游可以在旅游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增加一些富有农家特色的内容,比如将当地特有的民俗节日作为旅游项目的建设主题,也可以将具有当地特色的建筑设施等作为人文景观进行推广。
2.把乡村文化的传播与推广作为扩大乡村旅游经营规模的手段。乡村旅游之所以只能以小规模的形态存在,就是因为旅游项目没有形成品牌,而品牌的形成需要大量的宣传。在现代经营理念中,宣传是提高产品知名度的主要手段,只有使产品在市场中具备相当的知名度,品牌才有可能形成。因此,乡村旅游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规模,就要加强乡村文化的传播与推广。一方面,要对乡村旅游项目进行文化包装。好的产品如果得到包装就会产生更大的吸引力,乡村旅游项目同样如此。对此,乡村旅游可以选择与民俗研究机构合作的方式来提升旅游项目的档次与文化品位。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可以利用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等介质对乡村旅游项目进行宣传与推荐,使更多的人知道乡村旅游项目。
四、结语
关键词: 旅游目的地开发 人文旅游资源次优区 旅游营销 陕西安康
一、引言
我国对旅游资源质量等级的评价依据是《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和“旅游资源共有因子综合评价系统”。通过资源要素价值、资源影响力、附加值等项目进行评价,根据对旅游资源单体的评价,得出了该单体旅游资源共有综合因子评价赋分值。目前学界研究的重点都是知名度高、评分赋值大的“特品”旅游资源及旅游目的地开发,对不属于传统观念中“优质”旅游资源及目的地的开发与保护研究较少。然而,一个普遍的事实是我国众多的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多重目的而正在积极进行旅游开发。那些相对来说旅游资源价值较低、尚未被开发或只是“浅开发”的旅游目的地开发对缓解珍稀自然、文化遗产遭受的旅游压力,丰富旅游产品品种,为旅游者提供高质量的旅游服务,保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研究现状概述
随着对旅游目的地开发和演变规律研究的深入,旅游资源次优区研究也得到了学界的重视。国内主要研究成果是“旅游资源非优区”概念及其相关研究。许春晓在我国较早提出“旅游资源非优区”概念,探讨其演变规律和开发策略,指出旅游资源非优区的补偿类型、性质、突变概念和依附式开发理论,以期指导区域旅游业开发。罗艳菊对旅游资源非优区开发的影响因素、非优区的优化机制及理论依据等进行研究,提出开发的盈利模式。唐文跃分析了旅游非优区的主要特征和开发的优弱势,探讨了非优区旅游开发的一般规律,提出了非优区旅游发展道路。隆学文讨论了旅游非优区的概念和开发非优区旅游资源的意义,从资源区位、经济区位、客源区位、交通区位、文化区位、认知区位等角度分析了旅游非优区的区位特征。李东和以合肥市为例说明实施旅游业空间拓展战略是旅游资源非优大城市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彭华从需求驱动角度研究城市郊区与周边小城镇的旅游开发成功之道。……但现有研究成果均未涉及旅游资源次优区内人文旅游资源和自然旅游资源分布不均衡、丰欠程度不一、价值禀赋不等这些现象。
国外相关研究主要是对旅游地的生命周期现象的研究,如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研究旅游地演化过程、预测旅游地的发展和指导旅游地的市场营销、规划提供了理论框架。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巴特勒根据产品周期理论,提出旅游地演化经过6个阶段,即探索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巩固阶段、停滞阶段、衰落或复苏阶段。Chris Ryan对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进行完善,指出发掘当地的历史文化遗产对目的地复兴的作用,以及在越来越多的旅游者热衷寻求“新的”、“未开发的”旅游目的地的情况下,缺乏“名气”也可成为旅游目的地的成功开发和促销亮点。
本文认为旅游开发的重要基础是拥有优质或较为优秀的旅游资源。“非”在汉语中主要是否定的意思,而“次”在汉语中则含有差于、第二的意思。参考经济学,“次优”的含义是未达最佳标准的,不最理想的,不最适宜的,不最满意的,因此本文使用“旅游资源次优区”的提法是较为合适的。
三、人文旅游资源次优区概念和特征
许春晓将旅游资源非优区定义为“在特定地区内,没有国家级和世界级的知名风景名胜区,缺少骨干旅游景点,并且旅游景点的丰度和密度均不够,难于形成优秀旅游产品的现象”。按旅游资源的成因及属性,马耀峰等将旅游资源分为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两大类型。自然旅游资源是构成自然环境的主体要素,是地貌、气象、水体和生物中具有旅游吸引力的部分,从根本上说是属于大自然的产物;而人文旅游资源是由人类活动所产生,能够吸引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并可能被利用来开展旅游活动的一切事物。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在特定地域内的分布是不均等的,存在优弱丰疏的差异。由于区位条件和历史发展轨迹的不同,存在这样一大批自然旅游资源禀赋优势比较明显而人文旅游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如我国西部很多贫困地区,长期交通不便,区内工业发展缓慢,人文遗址遗迹较少,但自然生态资源保存良好,这是其发展生态旅游得天独厚的优势。
根据旅游资源的特征和属性,本文将人文旅游资源次优区定义为,在特定的区域内,由于地理区位、经济区位等条件所限和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轨迹不同,拥有较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而人文旅游资源特征不明显、优势不突出,暂时难以形成特色旅游形象及产品的现象。
人文旅游资源次优区是一个相对概念,具有相对性、普遍存在性和可演变性的特征。随着当地经济、旅游业的发展,交通条件的改善,在科学的旅游规划导引下,凭借区内自然旅游资源优势,整合、创新区域文化旅游资源,经过成功的旅游形象塑造和旅游营销,人文旅游资源次优区也可成为旅游资源优质区。
旅游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对地理空间选择、经历和体验的过程,旅游目的地形象能直接影响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和行为选择。对于正待开发或已在开发中的旅游资源次优区来说,更需要以真实、独特、充满感召力的旅游形象驱动目的地旅游的发展。区域文脉、地脉是区域自然基础、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积淀本质特征的高度概括,它鲜明地展现了区域旅游的特色,旅游形象也会因区域文化差异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人文旅游资源次优区旅游开发中普遍面临的难题是区域文化旅游资源匮乏和特色不鲜明,难以塑造具有地域特色、深刻人文内涵的旅游形象和旅游产品。文化资源具有延续性、动态性、可创造性、非独占性的特点。Mommaas Hans从增强地点的身份、吸引力和市场地位,进行革新和创意,为文化多样性和文化民族主义探讨了文化产业集群策略,对文化旅游资源次优区旅游开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如基于工业遗址改造利用而兴起的北京798艺术区,现已成为京城令人瞩目的新旅游吸引物。人文旅游资源次优区可通过对区域文化资源的整合和创新,结合当今旅游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汲取外来优秀文化元素,通过文化产业集群达到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形成地域旅游文化特色和竞争力,将其融合进区域旅游形象塑造、旅游产品设计和旅游发展之中,进行卓有成效的旅游营销,并逐步向旅游资源优质区演进。
四、人文旅游资源次优区发展策略——以安康市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