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计划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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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民经济计划范文
一、加快打造“五大中心”，提升经济品质
1、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2%，力争14%，其中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2%，力争15%；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12%，力争1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90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力争20%；实际使用外资增长20%以上达1亿美元，服务外包执行额5500万美元，外贸出口30亿美元。（以市下达目标为准）
2、优化**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一核）。加快**核心圈商贸商务功能建设，开工建设**三期、**东地块项目，推进国际金融中心、新百主楼招商工作。
3、加快重点特色街区打造（两街）。编制洪武路-中山南路金融集中区发展规划，完成**银行大厦项目地下工程；开工建设**南路**饭店、**巷、**地块项目，启动建设杨公井地块项目。
4、加快文化特色片区建设（三片区）。完善朝西街文化特色街区整体策划方案，实施综合改造；推进杨公井演艺博览街区规划建设；实施南捕厅保护与建设工程，推进熙南里三期、四期项目建设。
5、加快推进产业园区建设（六园）。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开工建设50-60万平方米产业服务用房，实现30万平方米主体封顶，竣工交付15万平方米；完成签约地块项目10家以上；实施天安数码城项目建设，莱斯科研基地项目完成50%工程进度；当年竣工自建楼宇入驻率达80%以上；引进硅谷海外领军人才项目3-5个。推动中国航空工业科技城建设；推动南航大产学研平台建设；规划建设轻工机械厂产业园区；开工建设“解放1948”工业设计园并力争创建市级都市产业园区；提升创意东八区创意产业集聚度。
6、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申报高新技术企业8家，其中通过认定5家；引进软件企业5家，其中通过“双软”认定3家；引进民成果转化项目2项；年新增专利申请量达到2150件、发明专利620件，专利授权量580件；培育市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2-4家。
7、提高经济发展效益。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新引进企业属地纳税率100%，交税率80%以上；新增税源占当年税收比重5个百分点以上（或：新引进企业税收占当年税收比重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以上）；区域重点楼宇属地纳税率由45%提高到60%；引进总部型企业7-8家；新增私营企业1800家，新增个体工商户2800户，新增注册资本27亿元；培育扶持区域企业上市，力争1-2家；创建省、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1-2个；完成市价格调控和治乱减负目标责任制。
二、加快惠民富民工程建设，提升生活品质
8、发展优质教育。制定**区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实施教育布局调整；建立中小学校长、教师绩效评价体系；培养、引进省、市级名特优教师10名；金陵职教中心实训楼竣工，整体改造第三初级中学校区等工程。
9、充分保障就业。城镇居民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8000以内；新增就业岗位20000个；实现再就业8500人；帮助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600人；完成市下达的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任务；整合职业教育培训资源，开展各类就业技能培训1万人次以上；鼓励自主创业，打造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1%。
10、扩大惠民医疗。**医院门诊楼竣工并力争投入使用；完成**、**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新改造；实施基本用药目录制度改革；推行“妇幼保健一条龙”服务；创建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全区计划生育率达99%以上，独生子女相关政策兑现率达95%以上。
11、做好扶老助残。争创全国老龄工作先进区；区级老年公寓投入使用；建成2家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新增养老床位500张；启动区残疾人安养工程，建成1所残疾人寄宿型安养机构；救助特困残疾人家庭600户，完成残疾人技能培训200人，安置残疾人就业100人；完成50户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
12、落实保障性住房。保障低收入群体住房，完成经济适用房五期、六期及配套廉租房建设；开工建设经济适用房五期北扩、六期南扩工程15万平方米（含廉租房）；开工建设**6号地块经济适用房（含廉租房、产权置换房）35万平方米。
13、建设和谐社区。进一步落实《文明和谐城区建设三年纲要》，完成“国家级社区服务标准化项目试点工作”中期评估；建成面积1500平方米以上的街道社区服务中心2个；争创省级和谐示范社区3个，市级和谐示范街道2个。
14、丰富文体生活。举办“第十六届**都市文化节”、“第二届**公园民俗嘉年华”、“第三届和谐**大戏园”等品牌文化活动，全年各类文化展演超百场；力争出新改造30个全民健身点，创建体育特色小区2个；规划建设区文化体育活动中心。
三、加快环境综合整治，提升环境品质
15、加强环境保护。实施工业污染物总量控制，完成市下达的节能减排任务；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保持在80分以上；**、**河主要污染物控制在小康社会考核指标范围内；创建一条餐饮业污染控制示范街；新增1家市级绿色社区；区域绿色市场总数达60%以上；实施装饰大世界地块项目，建设**六期及象房村南侧绿地。
16、提升居住水平。完成**危旧房改造项目拆迁，并开工建设；打造高品质生活居住区，开工建设酿酒总厂、**东街**尚城、公园路159号等地产项目，完成**机床厂（**路67号）项目挂牌；推进小区物业化管理，无物管小区管理覆盖率达90%以上。
17、完善基础设施。拓宽改造**西街、**路南延、**巷、**路，出新改造后标营路、**西街；完成**泵站扩建，改造**泵站；完成**河和**河整治工程；完成**河与**河沿岸配套设施建设及撇洪沟防汛一期工程；完成蓝旗街淹水片区整体改造。
18、实施出新整治。按市要求完成**中路、**街、**街、解放路-**南路、**东街景观道路建设改造；组织实施7条支街支巷综合整治；实施12个老旧小区出新整治；实施80幢房屋的屋面整治、立面出新和平改坡工程。
四、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升管理服务品质
19、推动民主法治建设。建立完善依法行政考核机制；严格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落实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率达95%以上；加强权力阳光运行，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完善政府门户网站建设，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和应用。新晨
20、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达95%以上；实现总量平稳可控，杜绝发生有较大影响的事件；扩大对弱势群体法律援助覆盖面，办理法律援助案件300件以上；创建省级优秀司法所1个；推行“平安e家”技防工程，创建省“最安全城区”；全区85%街道、70%社区达到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街道、平安社区”目标；公众安全感达96%以上；企业职工亿元地区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0.004，千人重伤率控制在0.17以内。
第2篇：国民经济计划范文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传统国际贸易中使用欧元、美元作为世界主要交易货币的情况，已经无法满足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人民币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一带一路”战略的构想及提出，是当前人们关注程度及加速人民币国家化进程需求的明确表现。本文从“一带一路”战略的概述方面入手，对当前“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及路径进行了分析探讨，以期与大家共同交流。
关键词:
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途径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及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币国际化的发展提供了突破性机遇。然而，基于当前复杂的国际关系及当前美元霸权的现状，注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具有严重的阻碍。要想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就必须明确分析当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现状，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对新的可行性路径探究，为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及确立我国金融强国的地位做出不懈努力。
一、“一带一路”战略概述
“一带一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简称，是2013年在访问东盟和中亚期间提出的国家级顶层战略［1］。这一战略主要是要对当前中国与一些相关国家既有的双边或多边区域合作机制进行充分的利用，并积极发展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经济合作关系，共同努力打造经济融合、政治互信、文化相包的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及利益共同体［2］。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
当前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具体表现出如下情形:首先，人民币的互换规模逐渐扩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整理的数据可以看出，到2015年1月为止，我国已经先后同26个地区或国家签订了相关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互换规模达到了35412亿元［3］。其次，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活跃度得以提升。由于人民币互换规模的扩大，致使汇率风险降低，极大的促进了人民的跨境使用活跃度的提升，使得人民币成为并保持着全球第五大结算支付货币的地位。最后，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逐渐提高。根据2014年4月的银行总结数据报告显示，全球已经至少有40个国家的央行，将人民币融入到了自己的投资组合当中，致使人民币成为了世界第七大储备货币［4］。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
(一)实现对外贸易的国际化
实现对外贸易的国际化，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途径。一方面，要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加快商品的对外贸易进程，促进友国之间的优势互补及友好合作。届时，为了节约贸易投资，必然会推进人民币支付结算的国际化。另一方面，要拥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只有确定了对大宗商品拥有定价权，才能够加大人民币向世界释放的流动性。最后，大力发展国际旅游业。利用丝绸之路，发展旅游业，能够给国家带来相当不菲的收入。同时还能极大的促进跨境人民的结算交易需求，为促进对外贸易的国际化及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贡献力量。
(二)扩大对外投资的国际化
亚投行具有57个成员国、丝路基金具有400亿美元以及“一带一路”设立的融资平台等，这些便利的现实条件都能够为发展中国家的公路、铁路、桥梁、通讯、电网等基础建设提供急需资金。对外投资的国际化及扩大化，能够使人民币得以大量的输出，进而逐渐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三)实现经融市场的国际化
利率市场化、离岸市场的发达程度、汇率的稳定以及健全的金融对外服务体系，这些都是人民币国际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金融影响元素。“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改善我国当前离岸市场布局的不合理，稳定汇率，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发展。因此，必须趁着这股东风，扩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海外分支，实现人民币跨境结算的便捷化，逐渐提升金融机构的相关海外服务能力。政策性银行应在未来加大对外发放相关人民币贷款的数量及金额，在支持友国基础建设的同时，力求促进人民币市场信誉的提升。
(四)国际储备逐渐实现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就是首先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要想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官方持有性、普遍接受性和流动性。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的影响下，当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与我国建立开展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我们要借此机会，增设覆盖全球的跨境人民币支付结算系统，助推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一带一路”战略的构想和提出，为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只要继续稳步推进该战略的建设，不断探索问题及解决途径，就一定能够使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更加快速。
［参考文献］
［1］牛壮．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人民币国际化相关问题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6(22):10－11．
［2］石林楠，郑玉琳．“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快发展的路径探讨［J］．对外经贸，2015(12):94－97．
［3］陈华，刘春紫．“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秩序与路径［J］．中国财政，2016(1):63－65．
第3篇：国民经济计划范文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农民工；国际经验
作者简介：朱信凯（1974-），男，山东蓬莱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农户消费理论与政策。
一、农民市民化的国际模式描述
我们主要考察较为典型的以英国为代表的强制性非农化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迁移的非农化转移模式，以及以日本为代表的"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的非农化模式。
（一）英国城乡关系演变及其农民市民化过程
英国城乡关系的转变速度明显超越了同时期的其它欧洲国家。11世纪至15世纪是其城乡关系演变的初期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城乡联系松散，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但是农民存在兼业行为。至14世纪初，伦敦的羊毛出口已占全国总额的三分之一，进口酒类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15世纪，首都伦敦已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乡关系演变中期阶段是指15世纪至18世纪，期间城乡之间人口的流动加深了城乡之间的联系，这些来到城市的乡村移民就像一条纽带，把城市的工商业组织与乡村的新兴工业联系在了一起。城乡关系演变的后期阶段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开始于18世纪7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一直发展到19世纪40年代。
它不仅促进了英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引起了英国社会的全面变革，进入成熟的高度工业化阶段，城乡关系的紧密程度进一步加大[1].
英国农村人口非农化的过程最早开始于11-12世纪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这是世界上出现的第一次农村人口向城市持续转移的浪潮。这一时期迁移的对象主要是穷人，迁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生存，距离也比较长。在15-17世纪，英国又出现了第二次劳动力快速向城市转移的浪潮。
这一时期迁移的对象主要是商人、工匠和青年女性，迁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前途和获得丰富的生活资料，迁移的距离较短。但是，英国劳动力流动最稳定、规模最大的时期是从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开始的。因为此前的两阶段虽然劳动力转移规模比较大，但到工业革命前的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80%以上，而到工业革命后的19世纪中叶，英国的农业人口急剧下降到总人口的25%，而这正是圈地运动的直接结果。所以，从转移的模式来看，英国农村人口非农化主要是选择了以圈地运动为代表的以暴力为核心内容的强制性转移模式。英国城镇非农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主要也是通过暴力的方式从本国农村强制性转移出去的.当然，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殖民主义国家，因而，殖民地国家也就成为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流入地之一，所以，英国非农化的进程在依赖于国内市场的同时，也得益于出口市场的规模和效率。
（二）美国城乡关系演变及其农民市民化过程
美国农村人口的非农化是走了一条以自由迁移为主的与英国截然不同的道路。1870年之前，美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3/4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乡村社会是美国社会的主要特征。1870年以后，英国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成果随着移民浪潮大量转移到美国，使美国开始了以电力、钢铁等先导产业为主的工业革命，把工业建立在很高的起点上，并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起飞。工业化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城市劳动力的稀缺，进一步吸引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从而形成了"棘轮效应"，使城镇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同时，工业化推动了近代交通的迅速发展，有力地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并推动了大城市的崛起。
此外，工业化还推动了农业机械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农业的发展不仅为城镇化提供了足够的食物，而且使大批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城镇化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上述三方面的合力导致了19世纪末期在美国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这次移民浪潮主要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流动。据1890年统计，宾夕法尼亚、新泽西、纽约、康涅狄格、弗蒙特和新罕布什尔各地的乡村人口分别在20年间减少了2/5、1/4、5/6、3/5、3/4和2/3.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由1870年的990万人增加到5430万人，城镇化水平达到了51.2%，基本实现了城镇化。
从时间上看，美国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仅用了50年。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而社会组织和管理手段不可能随之发生相应改变，从而导致了大量诸如"交通拥挤和住房紧张、社会不稳定和犯罪率上升"等"城市病"，从而又推动了美国郊区化和小城镇化的过程。
（三）日本城乡关系演变及其农民市民化过程
日本是一个山地多、耕地少、土地贫瘠、资源缺乏，但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1947年，日本农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为54.2%，属于典型的"传统型"产业结构国家。此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农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急剧下降，1955年为40.2%，1975年为13.9%，1998年为5.2%.日本农村人口非农化是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成功模式的又一典范。日本政府针对本国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特点，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行了有效干预，走出了一条有别于欧美的"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的道路.日本农村劳动力能够顺利转移出去，首先得益于其就业容量较大的非农产业和人口条件。以工业地区主导产业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就业机会的扩大是其根本原因。同时，1945以后的近10年间，日本异乎寻常地迅速降低了出生率，这使其有效避开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减轻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难度。
其次，迅速发展的工业大量吸收了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1960年至1969年的10年间，日本的机械工业增长了5倍，钢铁工业增长了3.2倍，化学工业增长了2.6倍。工业的不断扩张，为农业富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致使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现象。
1968年，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当年工业需要吸纳的劳动力是初中毕业生117.9万人，高中毕业生441.8万人，而求职者分别只有24.6万人和77.5万人，从而有力推动了农村劳动力的减少。从1960年到1968年，日本农业劳动力由1228万人下降为878万人。
再次，日本政府在农村人口非农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61年，政府制定了《农业基本法》和《农业现代化资金筹措法》。规定在10年内要将农村中农户总数的60%转移到非农领域，同29政策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启示？1995-2005TsinghuaTongfang Optical Disc Co.，Ltd.All rights reserved.时由国家贴息向农户提供长期贷款，促使农业现代化，改变原有农业结构。这一措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使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960年的37.1%下降到1970年的25.6%.此后，日本政府又利用"农协"组织，引导农业生产形式向"龙头企业+基地"、"农协（市场）+基地"转变，使农业逐步融入工业循环的大体系之中。
二、农民市民化进程的中外比较与分析
在以上总结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当前我国农民工问题产生的背景、条件及现状与国外，尤其是农村人口非农化较为成功的国家相对比，试图找出两者之间的差距与区别，为合理确定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发展战略，促进农民工问题的合理解决提供突破口。
（一）农民非农化与工业化的同步性差异
城市化源于工业革命，与工业化同步。农民市民化是农村人口转移为城镇人口的过程。
城市工业生产的发展需要劳动力，形成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力".同时，工业化带动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量产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需要向城市转移，形成所谓"推力".因此，农村人口非农化过程与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向城市转移的过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工业化是农民脱离农村的加速器，工业化直接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集中，而且工业化与农村人口的转移几乎是同步的。
与英美等工业化早发国家相比，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起步时间却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走了一条农民非农化与工业化脱节、不同步的道路（如图1）。建国以后，我国长期实行了依靠农业积累支撑城市高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引起农业的衰退和农村商品经济的萎缩，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工农业比例关系遭到破坏，工业和农业的自然联结人为地割断了，城乡形成差别悬殊的二元化社会结构。工业化被限制在城市的范围内独立运行，而没有带动农村的繁荣，工业化创造的成果没有改善城乡之间的关系。工业化与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城市化步伐的不一致，一方面造成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积压，一旦将制约农村人口非农化的闸门开启，如潮般的农村劳动力会像井喷一样释放出来，并将形成一种非常规的转移道路和方式。另一方面，城市化、工业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过程的不同步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也会比较突出地表现出来。
（二）农民非农化内生机制的差异性
无论是资金还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都需要大量劳动力，尤其是在发展之初，更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当城市新增劳动力无法满足其自身扩张需要时，就对农村劳动力产生了强烈的吸力。另外，作为大量人口聚集地的城市所能够提供的功能和服务是远非农村所能及的，从方便与舒适的物质生活的角度来看，对农村劳动力也构成了强大的吸力，这是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第一动力。美国和日本是依靠城市工业化扩张的强大吸力完成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典型国家。以日本为例，20世纪50年代初（以下均指20世纪），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出于战争需要，美国向日本发放大量军事订单，这一偶然机会，刺激了日本投资、兴办企业的，从而使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增，1955-1965年，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从923万人增至1538万人，第三产业也大规模扩张，大量吸收农村人口，60年代初，人多地少的日本居然还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与此相比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道路却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造成现有城市容纳农村劳动力的容积不足，另一方面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较低的比较利益又迫使农村劳动力不得不寻求生存和发展的道路.一方面吸力不足，一方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求出路，从而造成了我国特有的挤压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也造就了具有多元性的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
（三）农民非农化进程的差异性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没有同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半工半农性质的独特的社会群体。对于大多数欧美国家来讲，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时，一般不存在许多限制，英国甚至采用了暴力的方式强行剥离农民与土地的所有关系，将农民直接转化为市民。
当然，这一过程是痛苦和充满血腥的。德国、美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过程相对于英国多了几分温柔和缓冲，但也没有出现农民工的现象，农民都是比较直接和快速地转化为了城市人口.而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却受到诸多限制，从户籍管理制度到社会歧视等非制度性限制，几道闸门将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彻底隔离。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农村人口非农化的条件才逐步放宽，但就目前来讲，转向非农业的1亿多农村人口，多半只是一种职业的转移，并没有实现地域性的迁徙和农民身份的彻底变更。
人口从乡到城，经历了一个离土不离乡，若即若离的阶段，并向离土又离乡，完全成为市民的方向转变。从有利的方面来说，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并为我们制定一系列社会政策赢得了时间，有利于城市和乡村有充分的时间适应人口流动这一重大要素的变动。不利的方面表现在，城市化的进程缓慢，农民身份跃迁的时限较长，以致对引发投资、促进消费、加速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化起着消蚀作用。
三、当前我国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存在的核心问题
通过中外农民市民化道路的比较与分析，我们发现，农民非农化与城市化的非同步性、农民非农化内生机制的差异性以及农民非农化进程的差异性是导致当前我国农民市民化进程受阻的根本原因。就当前我国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核心问题，我们通过对全国11个省的问卷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较低的农民素质与不断减弱的县域经济承载力、制度缺失与不断强化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市场拉力以及社会歧视与过高的劳动力转移成本是当前我国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存在的核心问题。
（一）较低的农民素质与不断减弱的县域经济承载力
进城农民素质较低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与我国农民非农化与城市化的不同步性不无关系。通过文化素质我们可以就此问题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根据问卷，外出文盲劳动力占1.3%，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19.2%，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57.8%，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15.8%，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劳动力占5.9%.而且，这些劳动力中高达80%以上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技能培训。由于文化素质低，又不具备专业技能，使得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空间狭小，只能选择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造成这些岗位就业竞争激烈，工资水平低下。从问卷调查的情况来看，因找不到工作而返回农业的劳动力占返回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1%，集中突出地反映了这一问题。
国际经验表明，县域经济是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力军.但近年来，我国县域经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承载力却在明显减弱，如表1所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年从县级市、建制镇及乡镇地域非农企业返回农业的农村劳动力占了全部返回劳动力的一半。
利用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这一比例还要高得多。县域经济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能力减弱，使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转移模式发生转变，"离土离乡"的农民逐年增多。
这一转变不仅催生了我国每年春节波澜壮阔的人口大迁移浪潮，使得我国的交通运输系统不堪重负，而且，也加大了农村劳动力自身的转移成本。
（二）制度缺失与不断强化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市场拉力
威廉·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特点是二元的，即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并存。农业部门由于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负数。工业部门正处于扩张过程中，劳动边际生产率显着高于农业，按照工资最高水平等于劳动边际产品的原理，工业工资显着高于农业，这一差异的存在，使农业部门对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弹性。这是一种逻辑上讲得通的极限理论，虽然由此推导出来的只能是"刘易斯陷阱"，但扩张的工业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力却在一定程度上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单纯的市场拉力并非能顺利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体制上的缺位和政策上的偏向，使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在面临城市扩张拉力的情况下失去了诸多平等发展和就业的机会[9-11].
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当前农民对包括土地制度、教育体制、户籍制度、农业保险、医疗保障等主要相关政策的满意度是很低的，总体的平均满意水平才只有44.2%（见表2）。
具体表现为：首先，土地流转机制不活造成当前农民不得不根据农业生产季节性的特点边打工边种田，从而造成了农村劳动力散兵游勇式无序流动。其次，在国家现行的管理体制中，至今仍没有一个健全的机构来具体管理指导农村劳动力就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指导的主要是城镇居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而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只能依靠其自身微弱的力量。
第三，现行户籍管理体制严重剥夺了农村劳动力在更广阔空间的就业机会。虽然在许多地方户籍制度已经松动，但传统制度所遗留的各种弊端，再加上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农民进城务工的大门并没有真正完全打开，城乡壁垒并没有真正完全打破。第四，在农村除了"五保"可以享受一定的福利外，不管是从事农业的农民，还是外出务工人员，都严重缺乏基本的、应有的社会和劳动保障措施，从而严重影响了我国农民市民化的进程[13].
（三）社会歧视与过高的劳动力转移成本
现代劳动经济学认为，当雇主为既定生产率特征所支付的价格依据人口群体的不同而表现出系统性差别的时候，就可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歧视，具体反映为职业选择受到直接的限制或既定人力资本获得较低的报酬。社会问题经济学认为，歧视是指相同的人（事）被不平等地对待或不同的人（事）受到同等的对待。歧视包括劳动力市场歧视和非市场歧视（社会歧视、教育歧视）。
而歧视的根源则来自于市场的不完美（不完备的知识、资源的非流动性、不完全竞争）和人类的不完美（一些人有歧视偏好）。西方国家受歧视的对象主要是种族和性别，我国被歧视的对象主要是基于城乡差别、出身于农村的农民和女性。近年来，国内学者们呼吁给予农民"国民待遇"，是农民受歧视的明证。而每年成千上万转移到城市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受到的工资歧视、雇用歧视、职业歧视则是农民工就业歧视的集中反映，也是所有农民受歧视的缩影[14].我国农民工的就业歧视主要由两方面原因形成：一是市场失灵和个人偏见导致对农民工的工资歧视；二是长久以来对农民的歧视性就业制度和政策导致对农民工的雇用歧视和职业歧视。后者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形成具有实质性和根本性的影响。
经济学意义上，成本是和收益相联系的概念，指获得收益的代价。选择外出务工是农民做出的关于如何利用自身劳动力资源的重要决策行为，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民工，同样要考虑成本和收益，以做出使其务工收益最大化的决策[15].农民外出就业成本主要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等。
表3是我们参考河南省农调队课题组的统计方法，利用问卷调查资料所得到的关于被调查农民工的成本收益表[15].它向我们透视出，在社会歧视的巨大压力下，57.3%的净收益率使千百万农民工依然义无反顾，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冲破重重障碍，积极寻求外出就业机会。但农民工外出的经济成本却是巨大的。一方面既要增加在外地的花费，同时又要放弃在家乡获得收入的机会，总成本高达5793.2元（其中：直接成本3661.5元，机会成本2131.7元），所以，巨大社会歧视下的较高的就业成本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民市民化的进程。
四、我国实现农民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针对我国现实国情，确立以政府为引导，以农民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多元城镇化发展为依托，以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制度保障，通过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化、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等劳动力大容量转移的政策方针，是积极、稳妥、有序地实现农民市民化的战略保障。
（一）政府作为是农民工能否发挥社会"稳定器"作用的前提
农民工虽然是一支较不稳定但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极易产生较棘手的社会问题，但同时也可以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这需要以各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前提，只有通过制度建设有效地保障了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才能发挥其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才能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才能推进我国的城市化建设[16].所以，农民工拉动社会经济发展力量的正负取决于政府的是否作为以及如何作为。此外，农民工是一个历史的阶段性的过程，是当前农民以特殊的方式分享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成果，缓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农民工问题对于政府来讲是阶段性阵痛，几十年后，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结构性稳定地释放到大、中、小城市（镇）后，农民工就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劳动工人），所以，对于政府来讲，应该看清这个趋势，顺应历史潮流，从一开始就尽可能地给农民工以平等的市民权利，以尽量缩短农民城市化的过程。
（二）消除障碍性制度，加速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会进程
农民工融入城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就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农民工要达到与城市的实质性融合，还存在诸多困难和障碍。从表象上看，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最直接的阻碍是户籍制度，它造成了农民工身份、职业和角色的分离。
但从更深层次看，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歧视也阻碍了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认同和靠拢，这种社会歧视不仅来自于一般的城市居民群体，有些甚至是政府以文件形式规定下来，从而转化为区域制度性歧视[17-18].对于政府而言，只有积极主动消解障碍性制度，为人口自由流动创造条件，才能促进和加速劳动力转移进程。
（三）形成"推-拉"机制，促进人口合理、良性流动
大力发展工业化，拉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建立完整的人口流动的"推-拉"机制，对于我国完成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具有决定意义。大多城市化较为成功的西方国家也都是工业化先行的国家，农民离农主要是受到城市（镇）强大的吸引力所致。在这些国家，工业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现代化、现代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及城市的崛起等重大因素之间都是相互依赖、互为推动，最终迈向现代化。而我国农民非农化比较典型的是农村对劳动力的挤压式转移。农民仅仅是被农业"推出"土地，但他们"离土不离乡"不会成为城市人口，至少大部分不会成为稳定的城市人口。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仅完成一半。所以必须有较完善的工业化、城市化体系吸引他们，形成完整的"推-拉"机制，走出农村的农民才有可能从地理空间的变化，转向生存方式和社会身份的变化，成为真正的市民。
（四）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缓解城市化与工业化压力
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不同步性，决定了在城市现代化大工业没有建立时，应当大力发展乡村工业，以缓解劳动力向城市超快转移造成的就业压力，为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准备条件。
工业化时常落后于城市化，这样，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寻求不到足够的就业岗位而无法实现充分就业，导致失业率上升，甚至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工业化发展速度超过城市化，劳动力资源不足也会限制经济高速、良性发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城市化发展进程。当前，我国城市化正处于关键阶段，大江南北涌动的"民工潮"表明工业发展已经落后于城市化，解决不好就会带来一些棘手的社会问题。英国政府扶持农民发展乡村工业为我们提供了借鉴。而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各地涌现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胶东模式"等遍地开花，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同数百年前英国的"原工业"有异曲同工之美。所以，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会改写农村"以农为本，以粮为纲"的历史，还预示了一个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化的崭新前景。
（五）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城市化的社会成本。
建立健全适合我国城市化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及妥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制度保障。政府对待人口流动的态度对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国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后没有自然地退出历史舞台，从而限制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此外，在只有简单救济与安抚政策基础上的暴力剥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英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程。所以，政府的强制干预应当建立在尊重经济规律基础上。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镇，城市经济难以吸纳众多就业人员的情况下，政府应当建立失业救济、养老保险、劳动技能培训和医疗服务等一系列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村移民过多对城市经济造成的冲击，从而减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负面效应，将城市化的社会成本降到最低限度。
参考文献：
[1]谷延方等。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城市化的启示[J ].黑龙江社会科学，2003，（3）。
孔祥智。英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是怎样处理工农关系的？[J ].前线，1999，（4）。
卡尔·文博特。大都市边疆——当代美国西部城市[M].北京：商务印书馆，l998.
张季风。战后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其特点[J ].日本学刊，2003，（2）。
Alan de Brauw and Jikun Huang.The evolution of Chinaps Rural Labor MarketsDuring the Reforms，Journal of Compar2ative Economics，30.（2002）。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城乡建设经济系。城市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王旭，黄柯可。城市社会的变迁——中美城市化及比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王洪春等。中国民工潮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4.
Tian Weiming，Liu Xiumei and Kang Xia.Social Viability Roles of AgriculturalSector in China ，FAO Agricultural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03.
[10]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11]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2]Liu Yang ，Rural Labor Migration Choice in China &Its Impacts on RuralHouseholds，2003.
[13]Todaro，M.P..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2nomic Review，59.
[14]程蹊等。农民工就业歧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农村经济，2004，（2）。
[15]鲜祖德。中国农村经济调研报告[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16]周天勇。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及其相反的政策含义[J ].经济研究，2001，（3）。
[17]聂振邦等。我国工业化中期农村经济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
第4篇：国民经济计划范文
环境和路径选择
英镑和美元的国际化除了依托雄厚的经济实力，“强权”更是重要因素。不断地海外扩张和殖民地侵略与英镑走向世界相伴而生，依托政治、军事、科技等构建的国际金融秩序则是美元霸权地位的核心要素，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聚集了大量世界财富，奠定了美元背后的经济基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为构建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提供了制度支撑；科学技术的创新和信息革命的发展，为美元经济和美国的金融市场提供了技术载体。反观德国，马克于20世纪80年代在和平环境中成为了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货币，同时也为此后欧元的国际化奠定了历史基础。
人民币也需要“区域一体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国家的一体化进程是马克国际化的重要推手，欧元自流通伊始就能跃居全球第二大货币和成为当前美元霸主地位的最有力挑战者也是凭借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已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开展了第十二轮谈判的中韩自贸区以及合作持续深入的金砖五国等区域合作机制也将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币值及汇率制度安排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德国马克之所以能迅速崛起，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保持了币值稳定以及马克的汇率灵活性。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马克紧盯美元，并与美联储保持物价稳定的目标趋于一致。随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导致了通胀，德国马克在继续盯住美元，并经受了一段时间的通胀后，便放弃了盯住美元选择浮动，进而重新维持了国内物价稳定。
对于人民币来说，汇率市场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是顺利实施人民币国际化的保障。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几乎一直处于升值态势，在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监测的61种货币中，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的每年升值幅度也一直位居前列。“庆幸”的是，进入2014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整体呈贬值态势，双向波动弹性明显加大。截至2014年5月底，人民币汇率失守6.17关口，较2013年末贬值幅度超过1%。央行《2014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未来人民币将与国际主要货币一样，有充分弹性的双向波动会成为常态。之所以有如此表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继2007年5月和2012年4月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于2014年第三次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即2014年3月17日起，人民币汇率日间波动幅度由1%扩大至2%。鉴于此，我国应借鉴德国马克经验，因地制宜，不断增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弹性，并尽快形成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机制，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做好足够的准备。
银行竞争力
一国银行业的发达程度特别是国际化程度，将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一国货币。
国际化的程度。早在金本位制度下，为促进德国马克的国际化，德国当时就成立了很多大型银行来支持马克“走出去”，现在德国最大的银行和世界上最主要的金融机构之一的德意志银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中国与德国一样，也是以间接融资为主且银行起主导作用的融资体系。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逐渐提高，我国金融机构尤其是大型银行，将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中资银行正处于业务转型和国际化经营的关口，人民币国际化也将成为重要助推器，促使中资银行在拓展客户资源、拓宽与外资行合作力度、布局境外分支机构和增强全球筹集人民币资金等方面提升能力。然而，中资银行的境外机构在人民币国际化中虽扮演着重要角色，境外机构实力却相对很弱小。以伦敦和法兰克福为例，在伦敦的美国银行数量甚至超过纽约，外国机构云集，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同样，2013年末，法兰克福银行数量约320家，其中外资银行超过200家，我国五大国有商业银行虽均在法兰克福开设了机构，但设立时间相对外资银行均较短，资本金、网点、人员等资源投入明显偏弱。
为此，我国应着力制定政策，为各大中资银行特别是五大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布局全球创造有利的条件，如指定境外人民币业务清算行等；同时，鼓励并督促中资银行丰富和提升跨境人民币的服务内容和水平，使更多的企业和个人从中受益，推动人民币在全球走得更深远。
打造国际金融中心
货币国际化，同样离不开一个极具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法兰克福在推动德国马克和欧元的国际化进程中“功不可没”。作为德国的金融重镇和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法兰克福是德意志银行、欧洲央行及其他众多知名大银行的总部所在地，也是欧洲金融机构的汇聚之地。法兰克福股票交易所经营了德国近85%的股票交易，是继伦敦之后欧洲第二大股票交易所。与此同时，法兰克福还是欧元区内首家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并与伦敦、卢森堡等欧洲主要城市就成为欧洲人民币离岸中心展开了激烈角逐。
第5篇：国民经济计划范文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宏观经济政策，围绕主题主线，突出“四个牢牢把握”、“四个着力”和“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打造亮点，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着力推进各类园区聚集发展、城市乡村统筹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努力在建设幸福、实现跨越发展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要结合我市实际，创造性地落实好“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坚持“稳中求进、进字当先，好中求快、快字当头”，突出主题主线不放松，锁定争先进位不动摇，始终保持跨越发展、加快赶超的强劲势头。工作中，要牢牢把握跨越发展这个根本任务，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牢牢把握转型升级这个重中之重，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牢牢把握城乡统筹这个关键抓手，加速推进城乡建设；牢牢把握改革开放这个根本动力，切实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二、主要预期目标
（一）地区生产总值2230亿元，按可比价增长11%以上；地方财政收入112亿元，增长18%以上；固定资产投资1380亿元，增长20%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80亿元，增长16%以上；进出口总额30亿美元，增长12%以上，利用外资持续增长；金融机构贷款增加额200亿元以上，直接融资突破100亿元。
（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25%以上。
（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0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9350元，均增长12%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4%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7.5‰以内。
（四）万元GDP能耗降低3.7%，全社会用电量增幅控制在12%以内，主要污染物COD、氨氮、二氧化硫排放量确保完成省下达任务。
三、主要任务和措施
（一）坚持以重大项目为突破口，着力保增长。
坚持投资拉动。我市正处于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增长阶段，投资仍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投资拉动，以大投入、促大发展，全年新增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1380亿元以上，同比增长20%以上。
狠抓重大项目。加大项目谋划力度，尤其要谋划、储备一批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特大项目；加大项目争取力度，力争更多项目纳入全省和国家规划（计划）盘子，获得更多上级支持；加大项目服务力度，精心筛选确定100个市级重点项目，强化政策扶持、强化资源保障，确保投资500亿元以上，真正以大项目带动大产业、以大产业推动大发展。
强化多元融资。健全金融体系、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争取新增银行类金融机构10家以上，金融机构贷款增加额超200亿，年底不良贷款率下降4.8个百分点；大力推进企业上市，力争境内外上市（挂牌）30家以上，直接融资过百亿；强力招商引资，各县市区都要确保引进5个投资10亿元以上、10个投资5亿元以上的重大产业项目。另外，要推进全民创业，激活民间资本；科学谋划项目，力争国家资金；组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推进资源整合、存量盘活等。
破解土地制约。推进“两区同建”、促进增减挂钩、加大土地整治、提高利用效率，土地挖潜三年任务两年完成。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重点保障开发区，优先保证产业项目建设需要。全面启动中心城区工业企业“退城进园”，今年完成12家企业的搬迁改造。加快产业园区内村庄搬迁步伐，争取年底前全部完成。
（二）坚持以现代产业为突破口，着力提效益。
聚焦现代产业。“10+3”现代产业体系已初步成型，下一步重点是壮大和提升。要纵向延伸产业链、横向细化产业链，全面壮大“产业树”；引导企业向产业链高端进军，向高附加值环节进军，提升产业质量效益；优势环节做大做强，短板环节补齐填平，增强产业整体竞争力。
聚焦骨干企业。围绕“10+3”主导产业，精心筛选100家骨干龙头企业，政策优先倾斜、要素优先供给、服务优先保障、难题优先解决，努力做优特色、做强配套，打造一批主业突出、特色鲜明的“旗舰”企业。
聚焦园区建设。从体制上理顺、财力上支持、人力上保障，促进要素向园区集聚、产业向园区集群、企业向园区集中。市经济开发区要着力打造区域产业发展制高点，力争尽快升格为国家级开发区。各县市的省级开发区、高新区要着眼争先进位，把主导产业、骨干企业做大做强，打造支撑区域跨越发展的隆起带、增长极。
聚焦产业集群。县市区要在“10+3”主框架下，进一步突出特色优势、明确主攻方向，围绕主导产业抓骨干企业、上重大项目、搞招商引资，引导中小企业依托主导产业、龙头企业集聚发展，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业丰厚度，培育上下游产品衔接、大中小企业配套，拥有核心竞争力、拥有行业话语权的特色产业集群。
（三）坚持以“两区同建”为突破口，着力促统筹。
中心城区扩容提质。
一是拉框架，实施大路网工程，建成城区外环快速路，建设外环快速通道（德滨、德商、济乐、青银），推进国省干线公路升级改造，抓好东部新区“三纵五横”、生态片区“三纵一横”主路网建设；
二是强功能，按照“九通一平两化”标准，把产业园区的基础设施一次性建设到位，重点建设高铁新区及东北城“四供两排”，提高产业承载力；
三是提品位，抓好“三河六岸”实验性、示范性区段建设，开工建设7个示范性、标准化大社区，启动太阳塔、太阳湖、太阳岛策划、规划、设计、建设，打造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太阳城景观，启动国家园林城市创建工作，力争2013年创建成功。
县域经济赶超跨越。按照“小县大城”的思路，县城与开发区协调发展，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推进；以示范镇和重点镇建设为龙头，着力培育一批工业强镇、商贸大镇和旅游名镇；坚持分类指导，开展比学赶超，促进县域经济整体提升。
“两区同建”加速推进。以实现农村生活方式城市化、生产方式集约化、生存环境自然化为目标，以实施土地整治挖潜项目为载体，大力推进“两区同建”进程。2012年，启动农村社区108个，建成规模产业园区300个，统筹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新建改造农村公路1900公里，解决40万农村群众饮水安全问题。
（四）坚持以自主创新为突破口，着力转方式。
强化自主创新。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培育10家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领军企业；推进“政产学研”合作，新增科技创新服务平台10个以上；确保“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通过验收，专利申请和授权增幅达到10%以上；强化柔性引才理念，新引进产业领军人才150人以上；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强化节能减排。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城市为目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清洁生产、推动资源综合利用，确保万元GDP能耗下降3.7%左右。完善防治体系，强化责任落实，力争境内五条主要河流全部稳定实现五类水质、县市城区空气质量良好以上天数递增5%以上、实现县县都有一处人工湿地、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上水平。
（五）坚持以“六大体系”为突破口，着力惠民生。
就业保障体系。大力扶持就业容量大、适合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的现代服务业、创新型科技企业和中小企业。加快构建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突出抓好农民工、城镇就业困难群体、退役军人的就业服务和就业援助。力争新增城镇就业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5%以内,转移农村劳动力10万人。
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扩大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扩面净增4.2万人，医疗保险扩面净增5.3万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提高城市低保标准，完善社会公共救助，为弱势群体编织“安全网”。
就学保障体系。加快学院扩校升级进程，加快职业技术学院二期建设，为“10+3”培养更多实用人才。大力实施校舍改造工程，年底实现农村初中和中心小学楼房化。加强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引进和招聘教师1500名。加强校车安全和校园治安工作。
医疗保障体系。扩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范围，把非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逐步纳入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范围。全面落实基本药物配备使用、医保报销政策，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办人民满意的卫生事业。
第6篇：国民经济计划范文
2014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的重要之年。一年来，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全县上下持续创新、提升发展，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各项政策措施，努力克服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我县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问题，积极调整思路，开拓创新，克难攻坚，圆满完成县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全县经济社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一)经济指标保持快速增长，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预计全县生产总值完成136.3亿元，增长14%。其中，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完成30.1亿元、76.3亿元、29.9亿元，三次产业比为22.2：55.9：21.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97.1亿元，增长2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8.4亿元，实现利润15.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1%、18%;公共财政预算收入4.3亿元，同比增长31.7%;农民人均纯收入1050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851元，同比分别增长11.2%、10.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4亿元，同比增长13.8%;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5%;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7%;圆满完成年初确定的各项任务。
(二)投资势头强劲，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再上台阶。引进省外资金36亿元，新开工项目72个、总投资142亿元。重点在建项目113个、完成投资103亿元，其中8个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58.5亿元、占年度目标的182%;55个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86亿元、占年度目标的123%，其中谷夫食品年产40万吨谷物食品饮料、中鹤品鲜年产20万吨速冻调理食品、贝迪塑业年产8万吨塑钢等项目竣工投产，年处理100万吨小麦深加工、聆海家居年产6万吨整体家居等项目主厂房建成、正在安装设备，新大陆绿色农产品物流园、御生堂年产1万吨中成药、捷恩家年产6万吨烘焙食品等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对项目库实行动态管理，新谋划项目170个、总投资622亿元，为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产业转型步伐加快，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经济持续提升。二三产业占生产总值比重78%，新增规模以上企业22家，达到105家，工业用电量3.74亿度、增长7.2%。产业集聚区、产业园区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县产业集聚区，建成面积8.5平方公里，入驻企业96家，总投资130亿元，新开工工业项目31个、总投资66亿元，被评为省十快产业集聚区、全省最具创新型产业集聚区，是全省连续5年获得省政府表彰的3个产业集聚区之一。针对原生物医药主导产业发展较慢、规模较小的情况，历经半年时间，多次与上级部门申请对接，成功将生物医药产业调整为家居用品制造产业，形成食品加工和家居制造两大主导产业。县粮深加工园区，建成面积3.5平方公里，入驻企业18家，总投资35亿元，中鹤集团被省委省政府评为省优秀民营企业，逐步形成粮食就地转化和后续精深加工基地。农业优势地位得到巩固。粮食高产创建面积34.3万亩，在粮食高产创建的带动下，实现夏粮生产的十一连增，全县小麦平均亩产523.2公斤，总产54万吨;玉米平均亩产597.3公斤，总产49万吨;全年粮食总产量103万吨。12万亩示范区小麦、玉米平均亩产分别达到633.7公斤、768公斤，继续保持全国同面积单产纪录，被评为全国产粮大县。市级以上龙头企业78家，其中国家级1家、省级10家、市级67家。畜牧业整体规模和水平进一步提高，创建标准化示范场31个，新增规模场户22个，实现畜牧业产值28.87亿元，畜牧加工业产值13.5亿元，分别增加5%、5.3%。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建设、土地整理、全国新增500亿公斤粮食田间工程建设等项目，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4万亩，新发展节水面积6.3万亩，新增旱涝保收田3.2万亩，农业抗御自然灾害能力进一步增强，实现“红旗渠精神杯”十九连冠。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农业园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落户我县。扎实推进林业生态建设，新造林62500亩，农田林网建设31200亩，分别为年度目标任务的118%和103%。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成功举办第五届民俗文化节，展示了县深厚的文化底蕴，提高了县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了文化旅游业发展，客流量稳步增长，接待游客121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7804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6%和18.3%。《县古城保护与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得到省旅游局批复，正式将我县纳入省旅游发展规划。大运河县段申遗顺利通过专家评估。启动总投资50亿元的古城保护开发项目，古城墙、县衙、西城门、角楼、古运河橡胶坝等重点工程顺利推进，东大街、浮丘山广场、城隍庙广场、怀禹路改造等工程建成使用。《县特色商业区发展规划》获省发改委批复，商贸物流业发展加快，新增物流企业1家、达到11家;新开业商贸城3家、酒店2家、宾馆3家。宏基商贸城和浙江商贸城相继投用，城市活力进一步彰显，现代商贸、餐饮服务和物流业取得长足发展。
(四)城市功能日趋完善，新型城镇化进一步加快。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坚持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统筹推进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县城乡总体规划》、《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通过省专家评审。在此基础上先后编制《县空间发展规划》、《县卫西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等4项规划，为城市科学建设提供了依据。卫河路北段、霄河路南段等5条道路通车，初步形成“5纵6横”城市路网。城区绿地率19.5%，人均占有绿地3.2平方米。铺设天然气管网1.2公里，完成民用入户1108户、商业用户11户。州公园一期投用，文化艺术中心、教育园区等重点项目顺利推进，黎阳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等项目正在加快建设。目前县城面积拉大到20平方公里，人口16万，城镇化率35.7%，提高2.4个百分点。城市功能更加完善，人居环境、投资环境更加优化，城市品位进一步提升。小城镇建设稳步推进，全县16个在建社区，累计完成投资33亿元，开工建设住宅楼542栋，入住群众1100户。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县经济总量小、财政收支矛盾较大、竞争力较弱的基本县情尚未根本改变;产业结构不合理、城镇化水平低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人民群众对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需求很大，公共服务设施有待完善等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着力解决。
二、2014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今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更是我县转型升级、加速发展的关键一年。做好今年的工作，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县委的决策部署，抓住省实施三大国家战略规划和市打造两个构建升级版的机遇，以改革创新求突破、务实重干促提升为总基调，以建设活力、文化、生态、幸福县为总目标，充分发扬敢于创新、敢于争先、敢于攻坚、敢于担当的“四敢”精神，务实重干，奋勇争先，力争在全市新一轮转型升级、提升发展中走在前面，促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建议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增长10.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5%，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1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0%以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6.5‰以内，节能减排完成市下达任务。
三、2014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措施
今年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着力抓好招商引资，强力推进项目建设。坚持项目建设拉动、开放招商带动、载体平台支撑，创新完善推进机制，大力开展“项目建设年”活动，全面提升项目质量、服务水平和建设成效。抓好开放招商，提升招商实效。更加注重产业链招商、集群化招商，分地区、分行业制定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引进方案，力争取得新突破。围绕主导产业，瞄准国内百强企业和上市公司，下大力气引进一批行业龙头、知名品牌和高科技含量、高成长型项目。在推进工业招商的同时，大力推进农业、服务业、城市建设和社会事业领域的招商，拓宽招商领域。重点抓好联合利华食品工业园、滑热电联产、国际文化旅游产业园、城区集中供热等40个在谈项目，争取项目早日签约落地。年内确保落地亿元以上项目40个，引进省外资金41亿元以上，境外资金7400万美元以上。创新完善工作机制，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一步完善项目推进机制，继续推行县领导分包和联审联批，构建项目建设绿色通道，全面提升项目质量、服务水平和建设成效，力争全年新开工项目50个，竣工投产项目30个，确保总投资427.1亿元的51个市重点项目顺利推进。服务好闽台工业园休闲食品、兴鹤食品调味剂、聆海整体家居二期等17个签约项目，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对古城保护开发、鹤快速通道、六和至真工业园、御生堂工业园等在建项目，倒排工期，明确节点，督促进度，力争早日投产见效，确保全年完成投资100亿元，继续保持项目建设在全市的先进位次。积极谋划项目，争取上级资金。认真研究国家产业政策，围绕我县主导产业，谋划储备一批战略支撑项目，确保全年新谋划超10亿元项目20个以上。进一步完善农田水利、交通公路、保障性住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结构调整、文化旅游发展等拟争取上级资金项目库，尤其是总投资15亿元的中鹤新城城市棚户区住房改造等对县域经济支撑力强、带动力大的好项目，明确专人，盯死看牢，确保全年争取上级资金8亿元以上。
(二)着力调整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坚持做强工业、做亮农业、做优服务业，推动产业层次由低端向高端、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由粗放外延向绿色低碳转变，实现规模、质量、效益同步提升。着力做强工业。坚持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加快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及配套功能，进一步提高产业园区承载能力，全面提升工业整体实力，促进产业集群集聚发展。县产业集聚区，确保年内落地超亿元项目15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5亿元，主营业务收入完成160亿元，税收收入完成2亿元。围绕主导产业，依托谷夫食品、中鹤品鲜、捷恩家食品等优势企业，大力发展高中档面制品和速冻调理、快餐休闲食品。重点推进总投资8亿元的捷恩家食品年产6万吨烘焙食品、总投资5亿元的超汇食品年产20万吨烤肠、总投资5亿元的利华厨乐年产12万吨休闲食品等项目建设进度。发展壮大特色食品产业集群，打造全国知名的食品加工基地。依托聆海集团、贝迪塑业、万华生态板等企业，加快发展高端家居用品制造业。重点推进总投资22亿元的聆海家居年产190万套整体家居、总投资3亿元的贝迪塑业年产4万吨节能塑钢型材、总投资2.9亿元的万华生态板业年产14.4万立方米环保秸秆板等家居项目。建成全国重要的家居用品制造基地。粮深加工园区，争取总投资3.3亿元的中鹤铁路专用线项目上半年开工，总投资9亿元的年100万吨小麦深加工项目年内竣工，争取年内落地超亿元项目3个。着力做亮农业。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继续巩固农业优势地位。抓好整建制粮食高产创建。加快推进土地整理、小农水、农业综合开发、新增千亿斤粮食等工程，全面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再夺“红旗渠精神杯”，继续引领全国高产创建水平;统筹安排涉农资金，加快中低产田改造，新建高标准粮田13.4万亩，全面建成30万亩高标准粮田示范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促进都市生态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设施农业等新型业态发展，重点抓好谊发牧业、百联花卉苗木等9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打造农业循环经济示范带，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提档次、增效益。培育壮大农业产业集群。重点扶持壮大中鹤、益民2个省级农业产业化集群，抓好龙头企业培育和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集中力量培育优质农畜产品良种和集种养、加工、流通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引导土地规范有序流转，提升集群规模和发展档次。新发展市级以上龙头企业8家以上，家庭农场5家以上。加快农业信息化步伐。健全农业信息网络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大田物联系统，设施农业智能物联系统、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系统，以农业信息化提升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重点支持新大陆绿色农产品物流港项目建设，搭建绿色农产品物联网平台，建立农产品二维码追溯体系，建成省首个食品安全溯源物联网集成管理系统，全面提升我县农业信息化水平。着力做优服务业。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加快推进特色商业区和新型物流业，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提升文化旅游品位。全面启动浮丘山4A景区创建工作，进一步深入挖掘景区文化内涵，全力提升景区环境和服务品位。加大游览环境整治，完善旅游基础和服务功能设施，拉大浮丘山景区旅游沿线。依托第六届民俗文化节，对庙会活动进一步策划包装，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同时做好“浮丘山寿庆文化周”、“七夕节”、“重阳节”、“八月古庙会”等节庆活动，吸引周边游客，增加旅游收入。加强与国旅集团等省内外知名旅行社联系，统筹推进宣传推介和市场营销，全面提升文化旅游影响力。积极推动总投资54亿元的文化旅游产业园项目，进一步提升文化旅游品位。强力推进古城保护建设。加快推进总投资50亿元的古城保护开发项目，完成西城门和县衙复建、城墙维修、县前街改造和东大街历史街区保护等工程，启动南城门、北城门、庙前片区改造、西城门广场整治等工程，大力发展民俗体验游、古城观光游、运河泛舟游，打造全国重要的古城?民俗文化游目的地。积极发展商贸物流业。重点抓好特色商业区建设，加快推进总投资30亿元的中原综合建材城、总投资10亿元的新大陆物流港、总投资1.6亿元的麦多购物广场等项目建设，积极发展休闲娱乐、住宿餐饮、批发购物、农产品物流等产业。用信息化嫁接提升传统商业，鼓励支持现代金融、养生保健、康复养老等新兴业态发展，逐步形成门类齐全、优质高效、有机连接的服务业体系。
(三)着力抓好新型城镇化建设，强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坚持以人为核心推进城镇化，走“产城融合、城乡互动、生态宜居”的路子，科学有序、稳妥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城镇化率提高2个百分点。加快推进县新城建设。以县卫水湾片区整体开发为重点，依托鹤快速通道，向西发展，进一步拉大城市框架，扩宽城市发展空间。加快推进市政道路建设，开工建设州大道西段、黎阳路西段、科技路北段、金城路西段、淇河路等11条城市道路。加快城中村改造和老城区单位外迁，启动4个城中村改造，逐步将老城区、产业集聚区内的人口向新城区转移，力争年内县城建成面积达到23平方公里。积极谋划建设第二污水处理厂等项目，加快推进文化艺术中心、南水北调水厂一期等项目，力争年内建成投用，进一步完善功能、提升品位，打造生态宜居新城。提升综合承载能力。完善城乡交通体系，建设县至鹤壁新区快速通道，确保年底前竣工通车，实现与新区的高效连通。加快推进永定线改建、大海线升级改造等干线公路项目，确保永定线改建、南线东延、东上线改建等项目竣工通车。加强农村公路升级改造，投资2380万元，改造农村公路30公里，努力构建快速便捷的交通网络。稳妥推进小城镇建设。以王庄镇为重点，依托中鹤新城，在健全规划体系的基础上，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打造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的新型城镇，树立城乡一体化样板。继续加快推进16个在建新型社区建设，争取早日达到入住条件，确保全年竣工住宅楼203栋，完善已建成社区配套设施，引导群众2300户搬迁入住。推动城乡一体发展。调整完善城乡总体规划和各个专项规划，健全规划体系;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一步清除户籍、就学、就业、社会保障、土地权益等方面障碍。扎实做好美丽乡村试点工作，依托新丰社区，高标准实施总投资2900万元的美丽乡村试点项目，完善服务设施，提升居住品位，打造生态宜居新城镇。加强村级公共事业建设，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持续美化。
(四)着力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提升环境质量。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牢守生态和环保底线，持续抓好生态建设、循环低碳发展，提升环境整治层次。切实抓好生态建设。加快建设林业生态体系，重点抓好干线公路、城区主干道、产业集聚区、“两山”、农田防护林网等重点区域实施的林业生态建设提升工程。加快推进内河治理工程，持续搞好非煤矿山绿化和生态开发，让县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切实抓好循环低碳发展。落实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和审查制度，把好新上项目节能环保关。以鹤壁市创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市为契机，抓好秀田牧业循环经济示范园、得邦利达废旧木材综合利用、万华板业年产144万张环保生态板材等循环经济项目建设，提升工业固废和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完善循环型城市这一薄弱环节。依托环燕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废旧轮胎年产3万吨高附加值橡胶板、给力软管有限公司年翻新10万套工程轮胎、大成橡塑年利用废旧轮胎生产5万吨高强力再生胶等项目，打造废旧轮胎综合利用基地。积极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年内确保总投资5亿元的火龙岗风力发电项目竣工发电，总投资2亿元的中鹤20兆瓦太阳能发电项目开工建设，打造天蓝、地绿、水净的“生态县”。切实抓好环境治理。加强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完善饮用水水源地定期监测制度，确保饮用水水质安全。实施蓝天工程、碧水工程和乡村清洁工程，推进空气、水源、农业面源等污染防治，抓好农村环境连片治理。大力开展生态创建工作，优化环境容量，提高环境质量。同时积极倡导绿色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引导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全民环保意识。
(五)着力深化改革，增强发展动力活力。将改革创新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进展。推进重点领域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继续开展“改作风、转职能、优环境”活动，清理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切实简化行政审批手续，优化行政审批程序。完成政府机构改革任务，稳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医药卫生方面，探索推进城镇职工医保与居民医保、新农合的衔接，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以善堂、新镇、小河、王庄4个乡镇为试点，探索按病种付费办法，切实减轻农民医疗费用负担。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提升县级公立医院服务能力和水平。完善基层卫生服务网络，构建合力分级诊疗模式，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化产业发展。统筹推进农村、土地管理、金融、科技、教育等改革。强化要素保障机制。资金方面，加快村镇银行组建步伐，完善银企合作长效机制，分专题、分区域开展融资活动，着力破解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争取全年新增融资规模达到10亿元以上。土地方面，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大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力度，深入开展人地挂钩试点，促进城乡土地资源合理配置。人才方面，加强各类技能人才培养力度，主动深入服务企业，提供高质量人力资源服务。大力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扎实推进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加强企业与国内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开展应用技术交流与合作，深化中鹤集团与西安交大、兴鹤集团与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等校企合作，力争建成一批国家级、省级技术中心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创新能力全面提升。
第7篇：国民经济计划范文
【关键词】收入倍增；实施措施；改革
在党的十会议上，中央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比2010年翻一番。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池田勇人内阁也提出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在实施收入倍增计划之后，于1968年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与1961年的日本有很大的类似。
国内很多学者都对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做了大量的分析和研究。郭士信（1986）认为，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动员了国民劳动热情，加强了生产与消费的联系，并明确区分出政府对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不同政策，有助于解决双重结构问题，适应了经济的发展。张车伟、蔡翼飞（2010）通过研究日本实施计划过程中企业间与区域间的工资差距、主要行业的平均工资增长率等相关数据，认为需要从改革工会制度提高劳动者在劳资对话中话语权、促进劳动力流动、壮大中小企业等方面来发展中国的经济。李长安、庄芳（2010）认为，中国应当以迅速扩大中等收入阶级作为计划的核心，辅助以加快城市化进程以及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重点实施中国的倍增计划。
一、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背景
二战以后，一切“从零开始”的日本经济经过实施《国民经济复兴计划》和《国民经济自立五年计划》等措施以及受惠于“朝鲜战争特需”、美国支持等因素影响，到1955年前后已基本恢复到了战前水平，自此进入了以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为中心的高速增长时期。在此时期，经过“神武景气（1955-1957年）”和“岩户景气（1958-1960年）”两次“景气”高速经济发展，日本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富裕，但同时也暴露了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等突出问题。经济社会矛盾表现为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失业率高，劳资关系紧张等。
（一）产能过剩，内需不足
1955年日本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实施了贸易自由化。南于贸易自由化压力不断的增大，原来依赖于低附加值的丝绸、棉纺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带动国内经济增长的“贸易立国”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产业结构慢慢失去竞争力。在出口大幅减少的情况下，日本过剩的生产能力导致产品大量积压，企业不得不减少产量和用工数量，其结果又导致大量工人失业，购买力下降，国内需求严重不足。而日本在此期间经济增长又过度依赖投资，一度陷于“投资引起投资”的循环模式，更加深了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之间的矛盾。
（二）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
就历史原因来说，日本经济工业化本身并不彻底，加之二战过程中国民经济体系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日本经济在高速增长过程中产生了二元结构状况。当年的日本存在农村人口严重过剩，受限于日本的国土面积以及农户土地规模，农业从业者与城市劳动者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加之1955—1958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首次周期性危机，日本在此次危机中受到很大影响，传统行业失去优势，造成大量失业等导致居民收入进一步下降，收入差距拉大。
（三）失业率高，劳资关系紧张
日本企业结构中，中小企业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企业数量占全部企业数的99%以上，就业人数占全部企业就业人数的80%。然而，当时许多中小企业以低工资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经营特点，工资收入等与大企业相差悬殊，这种不平衡关系的存在直接影响了日本经济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当年的日本要素收入分配机制不完善，劳动者普遍缺乏通畅的利益诉求渠道，劳动者在劳资对话中处于劣势。加之生产过剩以及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等原因，日本当年的失业率过高，劳资关系比较紧张，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以及社会稳定。
正是以上原因，迫使日本政府出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根本目的在于解决国民收入过低引起的社会矛盾，化解不平衡增长，保持经济持续性发展。
二、日本收入倍增计划的政策措施
（一）政府主导的经济措施
1 充实社会公共资本与“新产工特”制度。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后，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主要目的在于充实社会公共资本，从而加强生产和生活的基础，同时扩大就业和收入，并由此促进经济增长。当年日本出台的计划立足于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制定了社会资本的最大限度规模，谋求充实社会资本的行政投资相当于企业设备投资的比例，即从开始实施的1：3到1970年度的1：2左右。充实社会公共资本主要在四个方向，即合理规划产业的分布、建立综合交通系统、改善住宅和生活环境以及加强国土保护。围绕这四个方向，日本在1962年制定了“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将全国近30个地区列为“新产业发展城市”和“工业整顿特别地区”，配套进行交通、用水、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并给予特别的优惠政策，吸引和鼓励工厂企业向上述地区搬迁转移，缓解东京、大阪等城市因城市人口过密所带来的生产生活问题。而后这些城市和地区成为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沿海工业地带的主力。这所谓的“新产工特”制度不仅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后期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而且后来对日本经济持续发展以及工业布局产生巨大影响。
2 财税政策和社会保障机制。在财税政策与社保机制方面主要实施合理化的税收制度，妥善运用财政贷款资金以及推进社会保障。其中，最重要的是合理化的税收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由表-1可以看出，1955—1970年日本全国税收占GDP比例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最低，税赋水平不超过20%，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在计划实施期间，日本政府采取低税赋政策和减税政策，并将其作为提高国民收入的一种手段。同时，将高速增长带来的大部分税收用于减免个人所得税，包括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税率、增加家属扣除额度。而针对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政府采取对低收入群体的“限高、扩中、补低”的财政补贴政策，收入越低的阶层从国家财政得到的补助和扶持就越高。对于社保机制的完善，日本政府在实现全民“皆保险”的基础上，相继出台针对儿童、老人等人群的法律法规，维持最低收入者的生活，发挥保障福利机能。
（二）政府对企业以及产业层面的引导措施
1 确立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社会分工体制。日本企业结构中，中小企业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企业数量占全部企业数的99%以上，就业人数占全部企业就业人数的80%，而1961～1970年日本工业结构进一步现代化，新建了不少新技术新设备的大型企业。落后分散的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矛盾突出，实现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和平衡关系。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拉动生产率，是实现倍增的重要手段。日本确立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紧密协调的体制，并提倡在大企业周围组织一系列的中小企业为其服务，作为其零件产品的承包企业的“系列化”做法。在中小企业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主要采取了由大公司供应设备、派遣技术人员甚至管理人员加强联系并由政府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方式。这种做法对大企业来说，首先，可以减少利润总额，降低税率，提高资本的纯利润率；其次，中小企业有大企业需要但不经常使用的设备，承包出去可以节省投资，降低成本；最后，中小企业的工资相对较低，可以降低用工成本。对中小企业来说，首先，可以利用大企业的品牌节省营销费用；其次，可以从大企业获得最新的技术、信息以及稳定的订货量，有利于自身的现代化持久经营。
2 工业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重点放在高度加工的产业上，以适应世界市场的出口结构，并且以机械工业和化学为轴心进行。工业生产不单纯追求数量的扩大，还针对实现产业机构高级化所提出的各种要求提高设备现代化水平确立生产专业化体制、确保海外原料稳定廉价供应、整顿工业地带环境调整产业布局。
而日本农业的增产措施与提高劳动效率的途径是先水利化、化肥化，而后逐渐推进机械化。在倍增计划实施期间，日本农业经济有两个特点：一是农业就业人口减少，以保证_T业迅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二是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即淀粉食物减少，蛋白质食物增多，增加畜牧业的产量。日本政府首先大幅提高对农业的投资和农产品补贴，仅对农业的政府补贴就从1960年的747亿日元增加到1969年的3023亿日元。其次，实施《农业基本法》，转移农业人口，增加非农收入，扩大农村消费。根据统计，自1960年开始，日本将农户总数的60%转移到非农业方面，形成了40%农户充分就业的小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通过出租或出售土地获得了大量的现金，切实提高农户基本收入和消费能力。
（三）银行及金融政策
1 对消费信贷的支持。由1965开始，随着日本进入彩色电视机、空调机、小汽车等所谓的“新三大件”耐用品的普及时期，日本政府扩大了对消费信贷的支持力度。在此之前，日本各银行的消费信贷发展缓慢。直到1965年，日本全国各银行的消费信贷净额只有597亿日元，而到1970年已达9404亿日元，5年间增长了14倍之多。正是由于消费信贷的扩大，带来耐用品的普及，从而由消费增长提升了资本积累。而耐用品的消费提高也从消费层面凸显了机械工业的战略性行业地位，加快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经济的高速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2 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为从根本上解决当时企业层面的二元结构，收入倍增计划特别提出要促进中小企业现代化，缩小规模差距，培育中间企业，促进零星小企业组织化。作为对中小企业的配套支持，政府、银行以及金融机构等对中小企业出台专门的信贷支持政策，主要有四个措施：一是加强政府的指导和支持，总理府下设中小企业政策审议会，努力增加中小企业获得国家订单和劳务的机会；二是加大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民金融公库和商工组合中央金库等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三是实现承保交易标准化，防止大企业拖欠承包款；四是出台《中小企业基本法》等10部法律，鼓励中小企业革新技术和扩大规模，增加中小企业现代化设备投资，推进企业兼并和联合投资。
三、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效果及评价
单从数据比较来看（见表-2），日本在经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后，各项经济指标都超额完成。其中，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1.4%，在1968年就提前完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人均个人消费年均增长率达到9.4%，按照不变价格计算，达到实施期初的2.76倍。人均消费的提高，提升了有效需求，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有小幅度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大幅度上升，产业结构有明显的调整和优化。而农业、工矿业水平以及进出口额都有大幅度的提升。
从外部及内部环境上看，首先，从1965年开始，在公共事业开支猛增以及日本政府筹办大阪万国博览会的刺激下，日本开始发行财政赤字公债，进行了一系列建设，扩大了市场的有效需求；其次，1965年美国入侵越南引起了日本的“特需”；最后，日本的“新三大件”的普及，引起个人消费猛烈增长。日本从当年自身的矛盾出发，出台适应自身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布局，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国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加之日本当时的军费支出很低，日本政府大量财政资金用于支持公共事业的支出，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一）通过产业调整及扩大内需解决“产能过剩、内需不足”
日本政府首先通过实施“新产工特”以及协调大中小企业的社会分工职能，积极调整了产业结构。其次，通过税收减免、最低工资以及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提升了国民的可支配收入。最后，通过扩大消费信贷等金融措施，有效地拉动了国内消费需求，根治了经济中长期“投资引起投资”的恶性循环，成功解决了“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的问题。
（二）通过劳动力转移以及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解决“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
“新产工特”制度不仅仅是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更是针对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吸引工厂企业向“新产工特”地区搬迁转移，不仅有效改善了东京、大阪等大城市人口过密的问题，而且有效改善了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积极推进中小企业改造，促进中小企业规模经营和调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逐步拉近中小企业的工人收入与大企业工人的收入水平；针对工人与农民的收入不平衡问题，政府一方面引导农业劳动力向工业专业；另一方面，加大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政策倾斜，促进农民收入提高，逐步消除收入差距。
（三）通过产业调整以及完善工会制度解决“失业率高、劳资关系紧张”
日本政府首先通过加大公共设施项目的建设来缓解失业问题；其次，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缓解失业问题。日本通过完善工会制度，加大了工业在劳资关系谈判制度中的话语权，很多企业还实施了“终身雇佣制度”提升了职工对企业的忠诚度，极大地缓解了“劳资关系紧张”。
可以看到，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总体上是成功的，在国民收入倍增的基础上，带来一场消费革命，使日本于1968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产业结构、生产效率、教育水平都有明显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获得极大的提高。
四、对中国收入倍增计划的启示和思考
由表-3数据可知，从人均GDP数据来看，按照2005年价格指数计算中国人均GDP为3873美元，而日本为3251美元，都已经突破人均1000美元的“贫困线”，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大于3000美元）。从产业结构来看，1961年日本一、二、三产业比例分别为12.9%、47.2%、39.9%，而农业就业比重为29.0%；2010年中国一、二、三产业比例分别为10.1%、46.8%、40.1%，农业就业比重为36.7%。对比发现，中日在三次产业比例上相近，而中国在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上高于日本。根据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的经验，中日在这两个不同的时期都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一产业比例低于20%，第二产业比例最大。从社会福利指标来看，中国的基尼系数更大，收入分配差距相比当年日本更大。而在恩格尔系数的比较上，中国的城镇家庭35.7%略好于当时的日本37.7%，农村家庭41.1%略差于日本，由于日本数据为整体社会家庭恩格尔系数，中日在恩格尔系数方面类似。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中国目前经济形势与当年的日本非常类似。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与当年日本类似的问题。而中国于2012年也提出了收入倍增计划，欲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比2010年翻一番。因此，日本当年收入倍增计划的措施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和启示。本文认为，实施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也应从政府、企业以及银行三个层面来实施。
（一）政府主导的经济措施
1 规划新的产业布局和推进城镇化建设。由于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内部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资源环境的压力，中国的出口空间受到较大的挤压，原本的产业结构也出现严重的布局不合理问题。中国应该从长远出发，规划新的着眼于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产业布局，在解决东、中、西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上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在东部发达地区积极发展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新兴产业的同时，给予中西部地区政策上的倾斜，让其在自身有条件的情况下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促进农业就业人口向工业转移，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逐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城镇化建设不仅是破除中国二元化经济体制和格局的重要举措，而且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聚集、城乡资源合理配置的关键。要逐步放宽民间投资的准入，为城镇化建设融资拓宽渠道，引导和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改变现行的依靠农民的土地、资源和积累支持城镇化发展的方式，切实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倍增。
2 财税政策及社会保障机制。逐步完善税收制度改革，发挥税收调节收入的功能，缩小收入差距。中国税制改革应着眼于以下几点：一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逐步过渡到以家庭为征税对象的个税征管体系，降低中低收入家庭税负；二是在再分配方面，加快调整财政、税收政策步伐，发挥财税杠杆作用；三是在税制改革中加快调整税制结构，降低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总体比重，减少终端消费者负担。建立完善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从提高以下三类人群收入着手：一是普遍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收入；二是提高城乡贫困居民的保证标准和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贫困标准和企业退休金与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挂钩；三是提高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一线劳动者的收入。
（二）政府对企业的引导措施
1 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推行资源价格改革，形成市场价格体系，打破政府管制和国企垄断，让市场自由配置资源。开放由国企垄断和行政管制的市场空间给予民间资本，以期产生新的经济增量，让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在更公平的环境内竞争，最大限度地降低寻租空间，降低交易费用，营造完善的企业外部治理机制。0让市场在淘汰“产能过剩”的低效率、高能耗的企业的同时，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让生产创造消费，培育出新的消费热点，同时也解决“内需不足”问题。
2 壮大中小企业，保障充分就业。中小企业是解决“失业率高”的根本途径，壮大中小企业，让中小企业吸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对中国来说非常必要。中国应该学习日本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政策，鼓励中小企业革新技术和扩大规模，增加中小企业现代化设备投资，推进企业兼并和联合投资。
（三）银行及金融政策
第8篇：国民经济计划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 国际化 SWOT 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9-032-02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30多年的飞速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跃居第一贸易大国的位置，目前人民币已成为第六大国际支付货币，在国际结算的地位日益提高。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滑步入平稳增长的新常态，再加上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要想最大限度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依然任重道远。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经济带来更多的机遇与挑战，因此本文将对当前经济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进行SWOT分析，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也将有重要的意义。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内涵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定义
货币国际化是指一种货币不受国别限制，在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中具备货币的一般职能。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指的是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流通和国际资本流动中行使流通手段、价值尺度和贮藏手段等货币职能，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并使用的货币。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与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资产的国家数量成正比，储备国家越多，国际化程度也相应越高。世界上已经有40多个国家的央行投资人民币，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未来还有更多国家的央行会采取同样措施，这体现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
人民币能否国际化的首要条件是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我国自2010年起GDP总量一直位居世界第二，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对中国贸易中处于顺差地位，因此持有大量人民币。除此之外，一种货币的国际化还取决于该国货币是否具备合理的利率与汇率水平以及资本项目是否具有完全可兑换性。
一是利率与汇率的合理性。2015年10月份央行降准降息，放开存款利率上限，意味着我国离利率市场化的目标更近一步。而受美国经济回暖以及美联储加息使美元有升值预期，以及英国脱欧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相对下跌，使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有贬值压力。面对国内外多重挑战与经济下行压力，自去年8月以来，我国央行动用将近5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支撑人民币汇率，以缩小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二是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性。目前我国的经常项目已实现可兑换性，但资本项目仍存在许多管制。在我国除了外国直接投资（FDI）能自由流动外，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还未完全放开。因此人民币还未实现自由兑换，还不能被国外居民与非居民广泛认可。
三、当前经济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SWOT分析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优势分析
1.不断增强综合经济实力是人民币国际化强有力的保证。一是日益壮大经济规模。人民币将于今年10月份加入SDR，而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发行货币的经济足够重要”。2014年起我国GDP已经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去年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势头，GDP总量达到67.67万亿元。二是充足的外汇储备。我国的外汇储备排名在2006年已经上升至世界第一，2015年我外汇储备为3.33万亿美元，依然位居世界第一，约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的三分之一。充足的外汇储备有利于维持币值稳定，币值稳定是一国货币是否被人广泛接受的前提条件。
2.“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展，我国资本对外输出规模增加，到去年7月份为止我国非金融类FDI已达7098亿美元，再加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组建，为我国资本输出的资金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这不仅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影响力和权威性，而且也大幅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劣势分析
1.人民币国际化内部劣势。首先，我国出口贸易规模逐渐壮大，但大都依靠成本低廉的优势，缺乏一定的技术创新，无法在国际贸易上提高自身地位与话语权，导致人民币无法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其次，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处于变革期，过往依靠投资与出口拉动经济存在很大弊病。在投资上多以政府投资为主，造成现在产能过剩，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结果，而对外依存度太高也导致我国经济容易受到外部市场影响，因此若贸然放开资本项目管制会导致国际资本大量流入本国，会严重冲击我国实体经济。
2.人民币国际化外部劣势。借鉴日元与欧元国际化的经验教训，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定受到美元的冲击，美国自次贷危机后，连用几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使美元贬值来刺激美国经济，这必然使人民币相对升值。而这两年美国经济开始回暖，美联储又动用加息政策影响市场预期，使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可见美国的经济政策必会影响人民币汇率，同时也会滋生国际投机者通过投机炒作人民币的行为。目前我国尚未完成汇率市场化，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将使人民币面临更多国际市场的冲击，承担更多的风险。
（三）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机遇
1.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我国实体与金融经济。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使我国获得更多的铸币税收益，而且将提高我国的实体与金融经济的运作效率。人民币国际化后，有利于稳定人民币币值，同时在对外贸易时可以用人民币计价，将大大降低我国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汇率风险。同时，交易成本的降低也会促进国际资本流动，并为我国居民和企业在对外交往中更加便利与顺畅。
2.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人民币国际化后，我国能影响世界货币的发行，因此可以运用货币政策影响持有人民币储备资产的他国经济，同时我国经济的运行状况也将对这些国家与地区产生重要影响。此外，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增强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
（四）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也将给我国带来更多的风险。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资本项目的完全放开与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尚处于初期，金融体系还未健全，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将导致国际资本能大量流进流出本国，从而影响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导致币值不稳，增加汇率波动风险。此外，人民币国际化将使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风险也更容易影响我国金融市场，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造成一定的影响。可见，人民币国际化并不能一蹴而就，若过早过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将会导致我国经济更不稳定。
四、结语
通过探究人民币国际化的优劣势以及机会与挑战，可以看出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而言是利大于弊，因此我国应借鉴美元、日元、欧元等货币国际化的经验，利用自身日渐壮大的综合经济实力，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参考文献：
[1] 李稻葵，刘霖林.人民币国际化的计量研究及政策分析[J].金融研究，2008（11）：1-5
[2] 高海红，余永定.人民币国际化的含义与条件[J].国际经济评论，2010（1）：59-61
[3] 范祚军，何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SWOT分析[J].广西大学学报，2016（7）：95-100
[4] 李建国.人民币国际化制约因素及推进措施.[D].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9-15
[5] 余永定.从当前的人民币汇率波动看人民币国际化[J].国际经济评论，2012（1）：18-20
第9篇：国民经济计划范文
传统金融体系与畸形的中国经济结构
传统金融体系有其内在的“不民主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第一，民营企业融资因为其所有制性质受到国有控股的银行部门相对歧视，大量中小企业无法被金融市场服务（包括银行贷款市场、直接融资市场等）覆盖；第二，居民被限制境外投资，而境内投资渠道有限，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缓慢；第三，金融机构的牌照审核发放严格，民营资本进入困难。
这三大“不民主”也造成了目前的传统金融体系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除了自身积累很难从合法的融资渠道融资，这催生了中国民间金融借贷市场的“发达”；二是居民的财富增加主要来自于工资收入，难以借助金融市场积累财产性收入，金融市场的发展难以惠及普通老百姓；三是金融体系仍是几家大型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小金融机构数量明显不足，直接融资市场相对间接融资市场明显发展滞后，金融风险过于集中在少数几家大型商业银行身上。
传统金融体系的“缺乏民主”对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有其特殊的意义。大规模投资的前提是投资的价格足够低，包括原材料、能源、土地、资金等的价格。就压低资金价格并将资金引入政府偏好的投资领域而言，传统金融体系是绝妙的安排。首先，传统金融体系的安排有助于控制投资的资金成本。传统的金融体系内，居民的投资渠道有限，一方面居民被严格限制向境外投资，另一方面国内可供选择的金融投资产品较少，居民积累的大部分都以储蓄存款形式进入银行部门，由于银行吸收居民存款付出的利息成本非常低，银行的放贷利率可以维持在较低水平。其次，传统金融体系的安排有助于让政府偏好的产业和企业获取融资。从间接融资市场看，政府严格限制银行牌照的发放以及民营资本成立银行，大多数银行是国有控股且银行高管由政府任命，产权制度上的缺失使得银行信贷资金向政府偏好的领域倾斜。除此之外，中国人民银行对各家商业银行合意贷款规模的控制以及“五年规划”指出的重点扶持产业，对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以及信贷投放方向都具有较强的指引作用。从直接融资市场看，证券（包括股票、债券等）发行的审核制度无疑使得属于政府偏好产业的公司更容易通过审核。最后，需要对体制外循环的资金规模进行控制以保障传统金融体系的有效运作。相比较银行部门，信托公司掌控的资金规模和流向较难为监管部门控制，而民间借贷市场更是游离在监管体系之外。对于这些非传统的金融市场，政府一方面默许其作为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市场的补充存在，另一方面则严格限制其规模，一旦这类市场发展过快，则进行必要的调控，例如信托行业在历史上前后经历过六次整顿，而非法集资一直是高高悬在民间借贷头上的利剑。
在这种“缺乏民主”的金融体系安排下，中国的经济结构愈趋畸形，突出表现过于依靠投资拉动而内需不足。在廉价的资金供应下，各个地方政府没有理由不加快上马投资项目，而土地财政的存在和“政企难分”的现状，似乎也足以让政府及其国有控股企业成为银行理所当然的优质客户。大量的银行信贷流向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拉动GDP的投资项目得到充足的资金供应。但问题是政府以及国有企业在经济绩效考核方面激励的缺失使得项目投资往往缺乏效率，宝贵的社会资金并未能创造最大的社会价值。有研究显示，如果对资本进行更加有效的配置，在不增加投入的前提下，中国的GDP可以增加5%。同时，由于居民投资渠道有限，银行存款利率过低，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无法得到提高，居民的收入来源局限于工资收入，难以在较大程度上分享到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财富积累速度过慢束缚了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当投资项目产出的产品无法被国内需求消化掉时，出口的意义也就凸显出来了。过于依赖于出口导致了中国的国际贸易顺差过大，一方面使得美国等贸易逆差国对中国频频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使得外汇占款过多从而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
“四万亿”后遗症和金融风险的积聚
从上市银行2012年报来看，中国银行业总体结束了长达十年的不良贷款率与不良贷款余额的双降局面，不良贷款率与不良贷款余额出现反弹。新任交通银行董事长牛锡明认为，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的反弹与之前“四万亿”刺激计划中银行资产的过度膨胀密切相关，由于信贷资产风险的滞后性，潜在的不良贷款率可能会远远高于公开数据。此前的“四万亿”计划中，地方政府在“保增长”的压力下，盲目推动了很多项目的投资，这些项目很多是重复建设，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收益，大量的银行信贷由于支持这些项目而成为不良贷款。各地在光伏产业的过度投资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光伏产业既能拉动GDP，又具有环保节能的概念，符合中央政府“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政策要求，在地方政府的力推下，光伏企业遍地开花，整个产业出现了明显的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造成了今日的行业困局，为光伏行业提供信贷资金的银行则深陷其中，行业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
在中央政府默许下，地方政府大肆融资和投资，地方债务融资平台的规模不断放大。2013年3月12日，有关监管部门下发了《关于加强2013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讨论稿），除重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要“控制总量”外，还首次明确提出，金融机构应审慎持有融资平台债券，防范融资平台变相融资。此前，各大商业银行在地方债务融资平台增量贷款这块已经比较慎重，基本上对于县级及以下的地方债务融资平台只降不升。但尽管银行信贷渠道受阻，地方政府还是能够通过信托等其他渠道融资。目前各大信托公司推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项目的信托产品给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在八个点以上，加上信托公司的管理费用等，地方政府的实际融资成本在十四个点以上。信托产品的存续时间一般在一年，而回报期长、回报率偏低的基建投资是无法带来地方政府短期内偿还对应信托产品本息的现金流的，地方政府只能借新债还旧债，未来偿债能力的保障则依托于房地产调控放松、土地财政得以继续运行。在基建投资信托产品迎来兑付高峰之时，地方政府有陷入集体偿债危机的可能。由于大量的银行理财产品资金通过银信合作渠道进入信托产品，在公众对于信托公司“刚性兑付”和银行理财产品“变相存款”的预期下，银行和信托公司自身也承担着大量的风险。有学者认为，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已然成为威胁中国金融体系安全的定时炸弹。
金融民主化和中国经济转型
目前看，传统的金融体系已经难以继续有效运行。一方面是由于金融风险积聚的压力，当前需要通过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分散这种金融风险。一个选择就是推动直接融资市场的建设，这也是证监会前任主席郭树清主推的；另一个选择就是默许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从而形成中投副总经理谢平所倡导的游离在间接融资市场和直接融资市场之外的第三种融资市场。另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中国内需之所以起不来，根本原因在于老百姓的收入不足。前任总书记同志将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纳入议题，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意味着让钱创造钱的能力变强，即资金的价格必须提高。而中国地方政府的盲目投资也是因为中国资金的价格没有完全市场化，体制内的企业能够享受较低利率的贷款支持。去年6月份利率市场化进程加速让人看到了一些来自中央上层的积极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