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环境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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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考古环境范文

关键词：无线传感器网络；考古发掘现场；环境监测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1-0113-07

引 言

我国是文化遗产大国，地下文物数量巨大，分布广泛，埋藏环境复杂，文物保存环境差异明显，保护难度大。尽管近30年来随 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科技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文物发掘保护手段的发展依然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学科需求[1]。

文物经过处于地下一段时间后，埋藏环境渐趋于稳定，文物也处于相对的动态平衡之中。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文物已形成的固有平衡被破坏，所处环境的温湿度、光辐射、氧气等因素突变，极易导致文物的毁坏，加之出土后文物所处环境条件的反复波动，加快了破坏反应的进程。同时文物内部也存在肉眼看不见的细微变化，缓慢地影响着文物的保存状况，如遗址土壤内部的温湿度、含水率等。全面而准确地了解文物实时变化，有利于对文物实施精确的保护措施。除此之外，大型不可移动文物，如壁画等，在发掘及存放过程中也会出现空鼓、起甲等现象，而这类病害的发展过程缓慢，无法使用人工进行长时间连续监测。全面了解文物存放环境的长期变化状态也有助于采取相应的调控措施，将文物的损害发展过程延长至极限。因此对考古发掘现场动态环境进行实时监测，以制订相应的出土文物保护策略是考古发掘的重要工作之一。通过环境监测精确掌握文物埋藏环境参数，为后期文物保护环境的控制提供最佳保存环境的参数依据。

目前考古发掘现场缺乏实时性强的在线监测系统。如果使用有线方式将多个传感器连接起来，通过有线网络将数据传送至终端进行环境状态监测，则布线工作复杂、工作量大。尤其当发掘工作深入开展，场地发生变化时，需要重新部署网络，人力物力投入量大，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难度和成本。

相比有线网络，无线传感器网络[2，3]能够避免有线网络的上述缺点，且传感器节点具有价格低廉、部署方便、实时性好、集成化程度高、具有自组织等特性。而且根据传感器种类的不同还能够针对考古发掘现场的各类参数进行实时监测。通常使用的传感器除针对温度、湿度、光照、降尘和有害气体进行实时监测的温湿度、光照紫外线及二氧化碳、二氧化硫传感器，还有实时监测土遗址裂隙发展状况的裂隙监测传感器、倾角传感器等（图1）。

通过对考古发掘现场综合环境动态监测并建立相应的参数数据库，不仅能够从大量的数据中揭示其变化规律，为后期文物保护环境的控制提供最佳保存环境的参数依据，能够对发掘现场环境进行实时监控，还可为遗址类文物的保护加固提供基础数据，必要时能够起到及时的预警作用。通过对实时数据库的综合采集、挖掘和分析估计，最终实现对考古发掘现场的有效控制，达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减少损害、节省资源的目的。

一 无线传感器节点结构设计

1.1 节点硬件结构设计

如图2所示，无线传感器节点的硬件设计采用模块化设计思想，支持多种不同总线传感器的分立式结构，不仅可方便支持多种不同总线传感器，更可避免传统的一体化设计中传感器驱动电路在传感节点睡眠状态下的漏电流问题，从而降低了睡眠状态下的功耗，大大延长了无线传感网络中传感节点的寿命。节点主要由三个模块构成：电源模块、传感器模块、处理及传输模块。

电源模块采用2块3.6V的锂电池供电。

传感器模块采用多种类型传感器，如温湿度传感器、土壤温度传感器、土壤含水量传感器、二氧化碳传感器、光照传感器等。以温湿度传感器为例，节点采用数字温湿度传感器SHT15[4]通过无线网络对监测区域内温度和湿度进行数据采集，具有极高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稳定性。与同系列的温湿度传感器SHT11相比，SHT15具有更优越的性能，其供电电压为2.4-5.5V，测湿精确度为±2.0%RH，在温度为25℃时测量精度为±0.3℃，封装形式采用了SMD（LCC）贴片封装。

处理及传输模块由TI公司的CC430F5137单片机[5]组成，用于处理及传输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CC430F517是TI公司MSP430F5xx系列的MCU与低功耗RF收发器相结合的产品，可以实现极低电池供电的无线网络应用，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CC430 F5137为16位超低功耗MCU，具有16KB闪存、AES-128位加密、2KB RAM和CC1101射频收发器，其工作电压为1.8-3.6V，工作频率为433MHz，正常工作模式下耗电电流为160μA/MHz。

1.2 节点软件结构设计

无线传感器节点内采用了元智公司自主知识产权的、专门面向无线传感网络的、层次化的、可动态改变内核的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WiseZ。与传统无线传感网络操作系统相比较，使用层次化的设计更有利于提高操作系统的运行效率、减小系统尺寸和增强跨平台特性；较传统无线传感网络操作系统，可动态改变的内核使操作系统的适用性更强，柔性更好。

二 系统体系结构设计

如图3所示，考古发掘现场（以下简称发掘现场）动态监测系统由发掘现场动态环境监测系统和发掘现场无线实时监测平台两部分组成。

2.1 发掘现场无线实时监测平台

发掘现场无线实时监测平台的作用是为发掘现场监测子系统提供实时的数据支持，由发掘现场硬件平台和发掘现场软件平台两个部分组成。

发掘现场无线实时监测硬件平台由传感器节点、中继节点和网关三个部分组成：布置在现场的数据采集节点负责采集实时环境数据（如大气温湿度、光照强度、降尘和有害气体等），按照一定的路由规则将数据发送至通信范围内的父节点，然后通过中继节点的相互中继，将数据不断转发直至到达网关节点。网关节点通过远程通信方式，如卫星通信、Internet、GPRS等手段，将数据传送至远程客户终端。其中各个数据采集节点和中继节点根据RSSI（接收信号强度指示）和跳数来选择合适的中继节点作为父节点，并以此在数据采集节点和中继节点间建立簇内星状网络拓扑结构，中继节点之间则根据RSSI值建立树状网络拓扑结构。每个传感器节点和中继节点在上电后自动加入网络，并定期将采集到的数据沿最优路由方向传送至网关。

发掘现场实时监测软件平台则由中间件、数据库和数据采集接口三个部分组成。数据采集接口将接收到的实时监测数据存入数据库中，中间件的作用则是将数据库中保存的监测数据取出，并提供给用户和子系统。

2.2 发掘现场环境监测系统

由于监测系统需要对发掘现场的内外环境同时进行监测，因此发掘现场监测子系统由环境监测子系统和气象监测子系统组成。

环境系统检测子系统主要是针对文物所处环境参数，如大气温度、大气相对湿度、土壤温度、土壤水分含量、文物表面温度、文物表面湿度、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有机挥发物总量等参数进行监测。

气象监测子系统主要是针对发掘现场所处小环境的气象参数，如光照度、紫外线强度、风速、风向、降雨量等参数的实时监测。

监测系统的目的在于对文物所处环境的各种参数进行数据挖掘整理，精确掌握文物埋藏的环境参数，实现对出土文物在第一时间的检测分析以及文物出土环境参数的采集，建立环境参数历史数据库，为文物预防性保护提供技术支撑，并为文物保护措施的制订提供科学依据。

三 案例研究

3.1 凤栖原文物保存环境监测数据分析

凤栖原张安世墓葬遗址属于西汉宣帝时期的重臣、被封富平侯的大司马将军张安世。张安世在西汉的地位举足轻重，其墓葬的出土文物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出土的很多随葬品都属于西汉皇帝御赐物件。

根据发掘现场实际状况及需要，目前已部署七个监测点，监测时段大约在八个月左右，监测点部署图如下（图4）。

数据记录及分析

3月份期间，凤栖原张安世墓葬遗址气象站监测数据存在较大波动（图5）。其中3月19日-3月21日期间，环境温度基本保持在4℃左右，环境湿度基本保持在100%，波动均不大，光照变化范围也缩减至0-2000lx之间。结合当时的天气变化，3月天气刚刚由寒转暖，气候变化较频繁，3月19日-3月21日是降雨天气，持续阴天，光照度较低，导致空气中水分蒸发较少。3月22日停止降水后，光照开始恢复，环境湿度逐渐下降，气温也逐渐回升（因水分挥发缓慢，恢复的较为迟缓）。总体来看，3月份气象站的大气温度变化为0℃到23℃之间，大气湿度在16%到75%之间，每天的照度变化最大范围0lx到8500lx内，气象站数据与环境数值较一致，温度、湿度、光照度也保持合理的变化趋势。环境变化正常，期间出现的特殊变化，多是天气变化引起的。

查看这一段时间82号监测点的土壤温度和含水量的变化，遗址坑内的土壤温度和土壤水分含量变化波动较大（图6），其中3月19日-3月21日土壤水分含量逐渐升高（由4.34%上升至4.65%），土壤温度也随之逐渐降低（由10.5℃下降至5℃）。结合气象站的监测结果看，3月天气变化频繁，3月19日-3月21日为降雨天气，室内土壤虽然不直接受到降雨给监测数据带来的骤然变化，但由于受到外界土壤水分的渗透作用，土壤温度和水分含量也随之以相同的趋势逐渐变化。3月22日停止降水后，土壤水分含量逐渐下降，土壤温度也逐渐回升。总体来看，土壤温度在5.2℃到13℃范围之间、土壤含水在4.3%到4.65%范围之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变化，并且二者保持相符的变化趋势。期间出现的特殊变化，多是天气变化引起的（可查看气象站数据变化）。

查看这一段时间90号监测点的大气温湿度变化，3月期间遗址环境的大气温湿度波动较大（图7）。其中3月19日-3月21日，大气温度由10℃骤降至1℃，大气湿度由41%骤升至98%，变化显著。结合气象站的监测结果看，3月19日-3月21日为降雨天气，大气温湿度受到直接影响带来的突然变化。3月22日停止降水后，大气温度逐渐回升，大气湿度也逐渐回落，监测点数据准确反映了监测区域的环境变化。总体来看，大气环境温度在1℃到22℃范围内、大气环境湿度在20%-98% 范围内保持着稳定的变化，并且二者保持相符的变化趋势。期间出现的特殊变化，多是天气变化引起的（可查看气象站数据变化）。

查看这一段时间92号监测点的大气温湿度变化，3月期间遗址环境的大气温湿度波动较大（图8）。其中3月19日-3月21日，大气温度由10℃骤降至0℃，大气湿度由50%骤升至100%，变化显著。结合气象站的监测结果看，3月19日-3月21日为降雨天气，大气温湿度受到直接影响导致突然变化。3月22日停止降水后，大气温度逐渐回升，大气湿度也逐渐回落，监测点数据准确反映了监测区域的环境变化。总体来看，大气环境温度在0℃到22.5℃范围内、大气环境湿度在20%-100%范围内保持着稳定的变化，并且二者保持相符的变化趋势。期间出现的特殊变化，多是天气变化引起的（可查看气象站数据变化）。

总结对比4个监测点的数据变化，监测点的传感量数据变化和环境变化保持一致，并且与当时的天气环境较一致，说明数据正确反映了监测区域的环境变化。

3.2 高陵张栋家族墓文物保存环境监测数据分析

2011年陕西考古研究院专家在高陵县泾河工业园发现一处罕见的完整明代家族墓园。据墓志记载，墓主人张栋生前为秦藩王府知印。这一发现对研究明代墓葬制度、风俗文化具有重要作用。

根据发掘现场实际状况及需要，目前已部署十一个监测点，监测点部署图如下（图9）。

说明：

100号监测点：自动气象站--监测外界环境。

52、53、54、55号监测点：大气温湿度传感器--其中53号监测点监测墓室底部到地表中间部位的环境，其他监测点监测墓室中的环境。

61、62、63、64、65号监测点：土壤温度、土壤水分含量传感器--其中65号监测点监测墓室底部到地表中间部位的环境，其他监测点监测墓室中的环境。

71号监测点：二氧化碳传感器--监测墓室中二氧化碳含量。

数据记录及图形分析

查看这一段时间52号监测点的大气温湿度变化，5月期间遗址环境的大气温湿度波动较大（图10）。其中5月1日-5月3日期间，湿度维持在82%-93%之间，温度在17.5℃-22.5℃之间，基本保持在高湿、低温的水平，昼夜温差和湿度差较小；5月11日-5月12日温度湿度和光照度骤变，湿度由62%升至88%，温度由25℃降至最低17℃。结合气象站的监测结果看，5月为春季末尾，气温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并偶尔伴随降雨。5月1日-5月3日、5月11日-5月12日是降雨天气，湿度很大，气温较低。无降水期间，光照逐渐充裕，环境湿度逐渐下降，气温也逐渐回升并呈上升趋势。总体来看，当月大气环境温度在16℃到35℃范围内、大气环境湿度在20%到98%范围内保持着稳定的变化，并且二者保持相符的变化趋势。监测点数据准确反映了监测区域的环境变化。期间出现的特殊变化，多是天气变化引起的（可查看气象站数据进行对比）。

查看这一段时间71号监测点的二氧化碳含量变化，5月期间遗址环境的二氧化碳含量波动较大（图11）。以5月9日为分界，5月1-9日二氧化碳含量在200-450ppm之间波动较大且均值偏高，5月9-20日二氧化碳含量在200-330ppm之间波动较小且均值偏低。经调查，5月1-9日，71号监测点放置于M4考古发掘现场，现场白天有大量工作人员活动，白天由人体排放的二氧化碳使得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较高，夜晚则恢复至正常水平；5月9日之后，为防止因挖掘工作破坏监测设备，工作人员将其挪至无人活动的M5内，并以不透气薄膜覆盖，给71号监测设备营造出密闭的微环境，故而二氧化碳含量偏低且波动较小。其中5月1日-5月3日期间，二氧化碳含量在300-430ppm之间变化幅度相对较小，基本保持在高湿、低温、高浓度二氧化碳的水平。经分析，因期间有降雨，空气流通不畅，故而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且波动较小。结合气象站的监测结果看，监测点数据准确反映了监测区域的环境变化，并且三者保持相符的变化趋势。期间出现的特殊变化，多是天气变化引起的（可查看气象站数据变化进行对比）。

查看这一段时间53号监测点的大气温湿度变化，5月期间遗址环境的大气温湿度波动较大（图12）。其中5月1日-5月3日期间，湿度维持在60%-100%之间，温度在16-28℃之间，基本保持在高湿、低温的水平，昼夜温差和湿度差相对较小；5月11日-5月12日温度湿度和光照度骤变，湿度由62%升至100%，温度由25℃降至最低17℃，之后的3天内，湿度的最高值均能达到100%。结合气象站的监测结果看，5月为春季末尾，气温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并伴随偶尔降雨。5月1日-5月3日、5月11日-5月12日是降雨天气，湿度很大，气温较低。无降水期间，气温呈缓慢上升趋势。结合监测点的布设位置（53号节点布设在墓底部和地表中间位置），且通风不畅导致湿度在降雨之后的3天内并没有立即回落，而是逐渐降低且较其他监测点数据高。总体来看，监测点数据准确反映了监测区域的环境变化，环境变化正常。期间出现的特殊变化，多是天气变化引起的（可查看气象站数据变化）。

查看这一段时间65号监测点的土壤温度和含水量的变化，坑内的土壤温度和土壤水分含量变化波动较大（图13），5月1-11日土壤水分含量保持在20-43%之间，土壤温度变化范围维持在18-21℃之间；5月12日土壤水分含量由15%突升至42%，土壤温度峰值也由29℃大幅降至23.5℃，之后逐渐恢复至平均水平。经调查，5月1-11日监测设备放置于墓室内，故而受外界降雨等影响较小且缓慢，5月12日之后设备被挪至墓室外环境，由于当日有降雨，室外湿度较大，所以监测数据突增。总体来看，土壤温度在19.5℃到29.5℃之间、土壤含水率在15%到43%之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变化，并且二者保持相符的变化趋势。期间出现的特殊变化，多是天气变化引起的（可查看气象站数据变化）。

5月份期间，高陵张栋家族墓遗址内气象站监测数据存在较大波动（图14）。其中5月1日-5月3日期间，湿度维持在82-100%之间，温度在15-23℃之间，照度在0-5000lx之间，基本保持在高湿、低温、弱光照的水平，昼夜温差和湿度差较小；5月11日-5月12日温度湿度和光照度骤变，湿度由60%升至100%，温度由22℃降至最低12℃，光照度变化范围也缩减至0-4200lx。结合当时的天气变化，5月为春季末尾，气温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并偶尔伴随降雨。5月1日-5月3日、5月11日-5月12日是降雨天气，持续阴天，光照度较低，气温降低。无降水期间，光照逐渐充裕，环境湿度逐渐下降，气温也逐渐回升并呈上升趋势。总体来看，气象站的大气温度在12-32.5℃之间，大气湿度在18%-100%之间，照度变化最大范围为0-9000lx，气象站数据与环境数值较一致，温度、湿度、光照度也保持合理的变化趋势。环境变化正常，期间出现的特殊变化，多是天气变化引起的。

总结对比4个监测点的数据变化，监测点的传感量数据变化和环境变化保持一致，并且与当时的气候环境较一致，说明数据正确反映了监测区域的环境变化。

四 结语

本文针对目前考古发掘现场的环境状况，采用高集成度的传感器节点作为数据采集源，利用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特点以及优势，将传统文物保护与现代传感器技术相结合，设计了考古发掘现场动态环境监测系统。监测系统向文物保护工作者提供相关的采集数据，为其研究文物发掘及文物保护技术提供了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1]黄克忠.浅议文化遗产地的监测工作[N].中国文物报， 2011-02-25（第6版）.

[2]孙利民，李建中.无线传感器网络[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3]李善仓，张克旺.无线传感器网络原理与应用[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第2篇：考古环境范文

关键词：园林建筑；环境；自然；人文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历史跨越千年，集历代能工巧匠、书画诗人的智慧，是世界园林建筑的杰出代表之一。其精髓不仅在于建筑本身高造诣的结构、建造技术等，也是因为建筑能与周边环境很好的融合，形成一定的意境并反映地方特色。简而言之，人们可以从一个地方的建筑和环境，看出一片乡土所具有的情怀。

1 园林建筑与宏观环境

人是社会的产物，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建筑亦然，大尺度的宏观环境不仅包含自然环境，也包含社会环境，二者共同作用，改变着不同地域建筑的形式、材料、结构等特征，形成了丰富多变、精彩卓绝的园林建筑。

1.1建筑与自然环境

建筑是始终存在于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并与之不可分割的。园林建筑的美学趋向，是独特的人文环境与优美的自然环境完美融合的艺术结晶，一旦离开特殊的地理位置，就会黯然失色。[1]

不仅如此，自然环境中水文、气候、山岳、湖海、植被等要素也对建筑的形式、架构、空间组成等有着深刻的影响。以古典园林建筑的悬山顶和硬山顶为例：同样是一条正脊、四条垂脊的五脊二坡式屋顶，悬山顶建筑两侧的山墙内凹，檩伸出墙外，加博风板保护；而硬山顶的檩木则不外悬出山墙；山墙或与屋面平齐，或高出屋面，形成风火山墙。相比而言，北方民居多硬山，有利于防风火；南方民居则多悬山，更利于防雨水，两种屋顶同一部位的不同构造真实的反映了园林建筑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协调与统一。

1.2建筑与社会环境

每一个城市都是在各自不同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有着各自的历史渊源，体现其独有的特点；而依托自然环境而建的人工建筑与原有景观相融合，构成了城市新的环境风貌。[2]

自然环境是建筑形式产生的基础，决定园林建筑的骨架，而社会环境影响建筑的风貌，凸显建筑的性格。优秀的园林建筑不仅与自然、社会环境相融合，更能恰当地反映地域风格与人文特点。徽派建筑的马头墙，岭南建筑的天井、冷巷，苏州园林的亭廊楼阁，西双版纳独特的竹楼等，这些建筑不仅自身精妙，更是因为风格而成为地方特色的代表，甚至成为一种文化。

2 园林建筑与微观环境

中国传统造园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虽由人做，宛如天开”，在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中国造园艺术讲究：构架山水、移田缩地、诗情画意、用精巧的平衡意识和强烈的整体感取代规整造园手法，营造自然式的园林景观。[3]自然式的园林景观成为园林建筑的微观外环境，建筑与环境间通过以下各要素的有机结合，互为因借，在小空间中“再现自然”。

（1）山石：山石是中国古典园林作品必不可少之物，建筑与山石在营造时常采用“台”、“跌”、“吊”、“挑”等巧妙的设计手法。建筑顺应山势起伏而跌落变化，使建筑与山石环境有机结合成统一的整体，取得生动、自然的景观效果等。[4]

（2）水体：建筑与水的结合存在多种形式，较为常见的如临水的亭、榭三面凸于水中，一面与岸相连，视野开阔，此为“凸”；另有一些伸入水中的建筑采取下部架空，使水漫入建筑底部的方法，使建筑有漂浮于水面上的感觉，此为“飘”。还有最为著名的“曲水流觞”，通过“引”的手法，不仅在建筑内部创造了水景空间，更赋予建筑更深的文化含义。

（3）植物：建筑的“遮”、“挡”、“围”为各种植物提供适宜的生存条件，并对植物造景起到背景、框景、夹景的作用；而植物配植可以软化建筑的硬质线条，打破建筑的生硬感觉，丰富建筑物构图，并能通过与建筑匾额、碑帖的呼应，突出建筑的主题和意境。

（4）空间形态：园林中的空间组织特色，深刻地受建筑空间构架的影响。巧妙利用建筑空间形式的特点，往往可以营造出迥异的气氛，有意识地使之产生某种心理上的作用和精神上的感受。园林景观营造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游赏者提供自然的体验，通过建筑空间的营造，创造虚实、明暗等不同的空间体验感，会使园林更加富有魅力。

（5）光影：园林光影的美是直接通过建筑的各种元素来体现的，最经典的莫过于丰富多样的漏窗。通过位置与光线的有机结合、图案的灵活多变，它能打破大片墙体的沉闷与单调，营造出通透空明、雅致秀逸的园景。

（6）色彩：建筑色彩与其周围的环境是我们最直观的视觉接触，直接影响情绪的变化。经典的建筑色彩应用如南方园林建筑的“粉墙黛瓦”，配以绿色的植物，充分体现私家园林的安逸舒适；徽派建筑黑白为调，与山水相融，仿佛一张秀雅的水墨丹青；西藏山巅上洁白的建筑形体、蔚蓝的天空、兰红相间的经幡，三者构成一幅色彩明朗的画卷。

3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和环境的思想内涵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精髓在于其蕴含了传承千百年的造园思想和人文理念。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环境美学观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的建筑意匠，在造园时以崇尚自然和追求真趣为最高目标，一方面表现为追求一种模拟自然的淡雅质朴之美，另一方面表现为注重对自然的直接因借，与山水环境的契合无间。[5]这种对自然和人文理念的追求使中国古典园林建筑与外部空间环境达到一种高度的融合，呈现出极大的生命力和表现力，从而造就了中国古典园林建筑与西方古典建筑迥异的风格造型和意境表达。

4 结语

建筑的本原是人，人的需要与追求促使了园林建筑的产生与发展。中国的园林建筑不仅仅是一座纯粹的建筑，而是物质化的建筑实体与诗词歌赋的文化精神，与舒适自然的园林景观的杂糅。它不但能满足游赏者对自然的向往，又富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给人以物质与精神的美感，是自然关怀和人文关怀高度融合的杰作。自然与人文的融合创作，也正是中国当代园林建筑与环境营造的追求。

参考文献：

[1] 王慧杰.建筑色彩与环境的协调性——以西藏地区建筑色彩为例[J].艺术与人文，2008(3)：144-145.

[2] 张欣，高述波.浅议建筑与环境[J].观察与思考，2006(3)：29-31.

[3] 鲜金宏.浅议中国古典山水园林建筑与环境的关系[J].技术与市场，2009(7)：81.

第3篇：考古环境范文

【导语】2018年内蒙古环境影响评价师考试时间定于2018年5月19日、20日举行，环境影响评价师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办法（更多细节请阅读《2018年内蒙古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通知》）。考试具体时间、科目安排如下：

5月19日

上午 9:00—12:00 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法律法规

下午 14:00—17:00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与标准

5月20日

第4篇：考古环境范文

地考古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阐述了在对于彔观及观测点的调查研究中什么才是重要的,并解释了哪牲数据，地理信息和环境是没有屮的。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以这些信息为基础，从挖掘者、环境学家或者土壤微形态学家的角度解释了过去环境的改变。土壤考古学包含诸多方面的研究内容，介绍如下。

(一)考古记录中的沉积物以及土壤和人产品。在考古学的研究中，沉积层中古代文物的发现，为地层年代、古景观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变换进程提供了相应的依据和参考。从地质考古学的角度来说，考古学中的文物属于地质学上的一种特殊的沉积物。同样的特性也适用于沉积物，与这桦沉积物是否包括文物或者是具有考古学特性无关，我们需要理解沉积学的概念，这样有利于更好的评估采样点的环境条件，这些对考古学家的报告有帮助

(二)考古i己录中环境的形成研究人类活动和M他自然过程是很有必要的，这有助于全面的理解考古学的形成和结构。因为考古学中的物质被沉积的沉积物所覆盖,从地质学和沉积学的角度来ft对考古学中解释文物这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体现在考古学中的那些特別的行为活动的特点和空间分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始的柄息地。地面景观的分布也影响了报告的能见度。

(三)古环境的重建：人类、气候和古代景观。景观演变、气候波动和人类活动之间的大尺度的联系是考古学解释中的重要方向。地考古学的一个根本标准是对于史前i己录的过去人类活动、K他有机体的柄息环境相互作)和关系的解释。古生态地质学这个方面是地质考古学的一个子集,这项研究着重解释史前生命和环境景观。

物理和生物环境中地域特性、域和全球性的变化影响着景观环境.然而气候的变化似乎更加直接的影响到环境的变化。气候的变化会导致区域性、全球性和地方性地质条件的改变，甚至会影响到大气和水文的流通模式。

在推断过去的环境条件和研究环境条件与气候变化之间关系的时候,反映沉积土壤过程中的侵蚀、沉积、景观稳定性同样也适用于古生态地质学的研究中。任何这牲学科单独研究只能建立一个有限的地冈图，然而将多学科结合nf以很好的建立一个域的甚至是全球的第四纪气候模式。

(四）原生矿物和资源。产生于希腊语.意思是石头和岩石)来命名那些用岩石和矿物制作的物品。考古挖掘得到的样品通常是丰富的社会物质文化中的一小部分。因为文物是是稳定存在于地球表面环境的碎片。大多数的地质学上的原生矿物衍生出无机的残骸许多现在使用的岩石矿物的名称都是由此衍生而来的。这里集中了一些地质考古学中在旧世界和新壯界环境中会涉及到的岩石和矿物，包括：角岩、玉髓等矿物、金属、矿石、岩石、建筑材料。

(五)物质起源的研究。起源是考古学中的一个常用术语.涉及到文物波掩埋的明确的地理位置。脱离了起源的相关资料，文物儿乎没有考古学价值。但是，地质考古学中定义的起源与之很不相同。地考古学定义的起源是从从地质-地理学的角度分析组成这个文物的原生矿物，它是一个特殊的地质沉积。地考古学中定义的起源并不是指文物发现的地点位置，而是指原也矿物的成分大量的化学、物理、生物参数可以被川来定义向然物质的组成成分。地质学家使用元素追踪、同位素、等方法区別定义矿物和原始组分。

(六>考古记录中的年代估算。对于考古学中的物质和第四纪地层年代的估计是地质考古学中的主要任务。年代学提供了暂时尺寸从人种学、动物行为学等学科中将历史由然科学和地质学丨X:分幵来。理解了从考古学的角度去解释过去的数据的重要意义fr:测年技术发展起来之前，我们许平代学测定技术有一定的不足。更好的定义年代在推测人类行为的研究上有关键性作用、实践中选择测定的技术受分析物质条件的限制，也受到考古学现象年代的约束。这桦限制条件多是根据样品的特征和技术情况制定的。

(七）质图、遥感和调查分类是制图的中心工作。信息的筛选已经是制图和地图内容中的一部分。因此，地图的制作者经常会使用已经分类的信息,分类，然后以点的形式集中反映那些数据并制图,许多种类的地阁可以运W到考古学上。K:中有2种.地形罔和地表地质地阁(有时候叫做第四纪地图mtL质考古学中发挥重要作用。土壤学家制作的地图，建立在多种景观之上。他们的研究领域和地质学儿乎是相同的，但同时有一个增加的重要环节是土壤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打钻或挖掘（因为土壤的变化要比地质学特征和物质变化要迅速)。

二、土壤考古学的研究展望

第5篇：考古环境范文

秦始皇陵兵马俑自出土以来，关于其造型、烧制工艺、排列方式等，一直是个谜。实际上，兵马俑究竟在何处烧制，也一直令考古学家和有关学者百般探寻。

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人员利用孢粉学的研究，通过分析兵马俑身上的花粉，试图为破解兵马俑的身世之谜提供新线索。

研究人员把从兵马俑身上提取出来的花粉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一共识别并复原了32种不同类型的花粉。在武士俑上发现的花粉大多来自于草本植物，以及山艾树、蒿草等植物种类和昆诺阿藜、菠菜、甜菜等开花植物家族。而在陶马俑上发现的花粉则大多来自于松树、粗糠柴、银杏等树种。

他们还把从秦始皇兵马俑坑土层中提取出来的花粉和从兵马俑碎片中提取出来的花粉分别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相比于取自武士俑的花粉，取自陶马俑的花粉与取自兵马俑坑土层中的花粉类型更相似。

根据花粉的不同，研究人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陶马俑是在秦始皇陵周围就近取材制作的，武士俑则是在距秦始皇陵较远的地方制作的。由于陶马俑的制作难度更大，腿部也相对脆弱。研究人员推测，之所以选择在靠近秦始皇陵的地方建造陶马俑，是为了缩短运输路程，以减少对陶马俑的意外损坏。

孢粉和孢粉分析

植物是有机质，因此，不是所有的植物组织器官、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长期保存在古遗址中的，目前考古发现的古代植物遗存主要有三种：植物遗骸、孢子花粉和植物硅酸体。

在上面的例子中，研究人员就是利用了孢粉学的知识和孢粉分析法。

整个植物界，根据繁殖器官的性质可分为两大类，即孢子植物和种子植物。所谓孢子植物，是指通过孢子进行繁殖的植物，包括藻类、菌类、地农、苔藓和蕨类植物等。孢子是其繁殖细胞。种子植物则是通过花粉进行繁殖的，包括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孢子和花粉常被合称为孢粉。

当孢子和花粉在孢子囊和花药中成熟后，依靠风、水或动物等外力脱离植物母体，大部分落在土壤之中，经历漫长的地质年代，土壤变成岩石，而这些保留在岩石之中的孢子和花粉，被称为化石孢子和化石花粉。孢粉具有产量特别大(使保留下孢粉的可能性增大)，质地坚硬、易保存，体积小、重量轻，易扬(在一定范围内的孢粉的成分会发生一定混合，使孢粉组合具有综合的特征，为地层对比提供了条件)，分布广泛等特点。

由于植物是环境的标志性生物，通常情况下，植物对某种环境的适应是有一定限度的，环境变化幅度过大，超出了植物适应的限度，必然导致植物群落面貌发生改变，进而影响植物带的分布。孢粉分析即通过对地层中分离出来的植物孢子和花粉进行鉴定，认清它们所归属的植物属种，进而推断出当时当地的古植被、古地理及古气候特征。

研究中，一般通过分析不同植被带表土研究孢粉组合与植被的关系确定两者的关系。因为用这种方法所获得的孢粉组合，是多年花粉雨的一个平均值，其误差相对较小，可以较好的反映孢粉组合与植被的关系。而田野考古发掘正是从土层中采集孢粉样，故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孢粉分析与考古

在考古发掘中，依据古遗址文化层的堆积序列分别采集孢粉分析样品。由于不同植物孢粉的外表形态不同，故在显微镜下，根据孢粉的形态，对照现有的植物，可以判定出不同时期植物的种类：经过孢粉的定量统计，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根据植物群落的组合特征，依据植物生态学的原理(一定的植物种类需要一定的生态环境)，以植物面貌作为研究的基础，就可以推断古代的地理和气候等自然环境特征，划分对比地层，并进行地质学、考古学的断代研究。

孢粉分析的方法在20世纪初期已经在考古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首先，通过对考古遗址中的孢粉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当时古人类生活的环境以及当时的古环境对古人类的生活、生产活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其次，运用这些分析资料，可以了解当时古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

目前，不少国家在考古研究中已广泛运用孢粉分析这一方法，如在我国及英、美、德、法、意、俄、日等国家，都对许多考古文化层进行了详细的孢粉分析，并且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日本，该工作不仅遍及全国，而且分析了新石器时代各期的植被演替情况，详细研究了各遗址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在考古中应用孢粉分析也同时把传统考古推向科技考古、环境考古的新时代。

认识古人类生活环境

研究原始社会与原始人类生活的古环境是揭开古人类生活真面目的关键，对古环境进行详细探查的有效方法，就是对考古遗址中的孢粉进行研究。

由于古代人类的生活、生产水平低下，他们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往往会对其生产、生活起着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古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活动也会对自然环境产生反作用。如日本考古学家安田喜宪对日本大阪市弥生时代前后(距今约2400多年)瓜生堂遗址的花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弥生时代人类在此生活前，遗址的四周生长着以青冈和栗树等为主的森林：到弥生时代人类居住时，由于古人类的活动，大肆砍伐森林，遗址四周变成了以禾本科和水龙骨为主的草原：弥生时代末期，遗址被放弃后，四周森林再度恢复，但这时的森林与弥生人类居住前以青冈、栗树为主的常绿阔叶林有所不同，林中除青冈以外，还增加了柳树、松树等再生能力很强的树种。由此可见，古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大大改变了自然环境。

诠释古代文明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对遗址内孢粉的研究，可以推断出人类如何从采集和狩猎的游牧生活发展为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

北京大学考古系与美国考古学会于1993～1995年组成中美农业考古队，对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古人类遗址进行了水稻起源的研究。笔者参与了此次考察。我们运用花粉分析法，成功完成了对我国水稻起源的研究。

根据考察，在遗址的最下部文化层(据今约1.2万年)中发现了零星的水稻花粉，不但数量少，而且个体小(约为30微米)。而在距今约1万年的上部文化层中则发现大水稻花粉，不仅花粉个体明显增大(约30～40微米)，而且水稻花粉的含量也大大高于最下部文化层中的水稻花粉，这一‘变化充分证明了由野生稻向人工栽培水稻的演变过程，并为综合研究中的其他研究成果所证明。最终，考察研究认定，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中发现的水稻人工栽培时间在距今1万年左右，从而把世界水稻起源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水平，水稻起源的历史也被再次向前提。这又是一次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是在以黄河中下游的旱作物农业和长江中下游的水田作物农业共同交织发展起来的，两者共同形成了中华文明古国的基础。

打开一扇窗

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例子，通过花粉研究确定了兵马俑的烧制地点不同，那么孢粉研究还能不能破解烧制过程中的其他谜团，比如推测出烧制兵马俑的温度、原材料取自何处等等?

第6篇：考古环境范文

为了比较深入地讨论有关艺术考古学科教育的问题，笔者首先厘清一些概念，以便以后的讨论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得以展开。这些概念，与常见的、书本教材的表达，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不同之处提供了一些笔者的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考古学是西方传进的一门先进的人文社会学科，其不同于文献史学，也不同于具有中国传统的金石学——文物学。但是，考古学又和文献史学、文物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时至今日，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研究历史科学，尤其是中古史以前的历史科学，如果离开了考古学，就会有严重的缺憾。与之相仿，研究文物学，尤其是研究大致相当于中国宋代以前的文物学，离开了考古学也是万万不能的。考古学以田野操作作为其基本的学术特征，简而言之，就是考古学探讨的问题出自于田野，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践于田野。这里所谓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样式，包括了存在的环境，维持人类生命及社会的基本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然是物化的表达），也包括了人对愉悦感的获得。现在，在这里讨论一下“愉悦感的获得和肯定”问题。个体的人乃至组成为社会的人群，受大自然环境的基本掌控，会感觉到生存空间的逼仄。个体的人和组成社会的人群，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制，会感到自己常常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挑战这种逼仄和无能为力的状态，人类是需要思想、梦想和幻想的。在人类的思想、梦想和幻想的范畴之内，既有对大自然、客观环境的琢磨和开发，也有对自身能力的训练和提高（包括对他人和不同人群的能力的借鉴、学习和模仿）。此外，这些思想、梦想和幻想就要给予人们以憧憬、舒适感，以及对于未来充满希望（当然这种希望，首先建立在对自己能力的肯定上）。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使人们获得一定的物质剩余和时间闲余的时候，人们要把这种“美”、舒适的感觉物化，这就是艺术与审美的起源。当人们需要了解人类适应环境、顺从环境、挑战环境、破坏环境又被环境所惩罚的历程时，人们离不开环境考古学。当人们了解自身的创造能力，以及由这些创造能力反过来为社会创造物质，生活条件改观，人们生活状态的多样化，又感觉到生产、生活资料总是不够丰富时，人们自然会应用一般考古学来了解这一历史。与人们对于环境考古学、一般考古学需求相仿佛，人们对“美”的历程（认知美、创造美）的探究，当然就需要艺术考古学。所以，社会上极少数人专门从事的考古学，实际上距离全体人类的历史、生命史、生活史、审美史是密合无缝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教育事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可这一点。

（二）关于艺术史与艺术考古艺术的起源，是和人类有闲余时间思考舒适感即最初美感的物化同步开始。这种物化，不仅仅是通过画面，如在泥板泥地上以及洞穴石壁上的刻划，不仅仅是做出三维造型，如泥塑、陶塑、石雕、木雕等。其实更重要的是对人身本体的各种认可，包括对异性的欣赏、对老人的尊重、对婴孩的抚爱、对少年的引导教育；包括纹身、发饰、穿鼻、穿耳；包括运用发声器官而产生歌唱和诗吟，也包括用躯干、五官、肢体语言发展出的舞蹈。对人身和人群这种美的寄托，可能还要早于利用自然材料的外化的表现。所以，艺术史的开端几乎和人类社会的开端一样古老，人们在肯定了生命和肯定了对生命的维持之后，任何舒适感都有可能导致艺术的产生。所以，虽然个体生命会表达个体性的美感的外化显现，但社会性人类艺术的产生并不主要是一种个体的行为，而是一种基于个体的群体的必然，由个体向群体的聚会和飞跃更为重要。人们定居以后，对摆脱自然的掌控、创作出丰富的物质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日益加强，其发展频率日益加快。同样对于艺术来说，它们的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展与演进，也大抵如此。今天，考古学的收获可以说明这一切。正如人们获得近现代生活以后，很少或很难具体考虑人们从野生动物般生活状态时摆脱出来的那一刻，即真正成为人的那一刻，无论是环境、自身、技术获得与创造，极少去回溯、考虑这一初期或早期的问题。同样，在近现代艺术品类纷繁、光怪陆离、充满激情的表达下，人们也很难去考虑艺术起源的“端点”的问题，如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端。这当然是艺术史的问题，在分门别类的艺术上，又可以区分为美术史（还可以细分水墨画史、油画史、版画史、水彩画史、漫画史等）、设计史、工艺美术史、音乐舞蹈史、综合艺术史。应用考古学的方法，考虑艺术的端点问题以及艺术的早期发展问题，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端点和早期的问题。正如人们对待新石器时代以后，文字文献产生之后，例如，中国对于从三代直到隋唐五代，虽然文献记载日益详尽，可是考古学还是发挥着重要作用，发现、说明、解读甚至参与重建某个历史的片段。同样，尽管艺术史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文献记录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仍然需要考古学的发现、说明、解读，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关于艺术发展的问题，事关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当现当代艺术不断甚至急切地向历史、向传统汲取营养，重新评价、批判、认识传统，以传统为一种参照以冷静地认识现当代艺术，考古学就是不可缺失的手段。

（三）关于艺术教育人们对生活技能、生产技能的获得，是需要靠教育的。广义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学校教育范畴之外的。例如，大人对孩童的诱导、模仿、各种教诲，在自然环境当中的趋利避害，人群当中的互相帮助，正确与人相处，包括异性间相处、同辈间相处、异辈间相处的方式和能力，一般来说，这些是非学校教育，每个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经受这些教育。艺术教育有相近的地方，也就是对基本美丑的辨别，对自己的舒适感的肯定以及对人群总体的舒适感到美感的尊重肯定，这一系列的行为都需要进行诱导和触发，这些教育一般也可以是非学校教育获得的。一些观点认为，人们的艺术是不需要教育的，是先天就能获得的，这种说法起码在后来就不尽准确了；也有认为艺术教育只能是依靠学校教育，这当然也是不完整的认识。艺术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基本审美的教育，对美的认识和肯定。第二，基本的技术教育。歌唱、舞蹈、绘画、雕塑、设计等，都需要一些基本的训练。第三，高等的教育及再教育。到了第三个阶段，大致是为了造就专门的艺术人才或者称为专门的艺术家的，如音乐家、画家、雕塑家、设计家等。至于不主要依靠学校培养的艺术天才、天籁之音等，实际上是把教育的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了，这个阶段他们摆脱了学校的外在形式，但是这一阶段本身是跨越不过去的。陕北的信天游的老歌王、不识字的“白狼”柴根，讲述过他多少次在山峁上、沟壑间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大声吼唱；津巴布韦地区的非洲石雕、木雕艺人，最有成就者，总是在精益求精，并且以对手的作品作为参照，以提高自己超越对手，这些都是上述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的实例。所以，把艺术教育定位于一个广义的艺术教育，就是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升华的过程。我国既然有了艺术院校或艺术系科，有了成规模的学校、课堂、教材书本化的艺术教育，自然应当非常珍视这种条件，以造就现代艺术家。可是，往往是事与愿违，学校里往往难以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家和大师，其间的问题很多。有一般教育的问题（和非艺术广大院校的教育的问题同在），也有专门教育的一些问题，但这些不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本文旨在讨论艺术教育的作用时，着重讨论艺术考古对艺术教育某些纠偏的意义和价值。

二、艺术考古教育探究

艺术考古教育，是个相当宽泛的问题，包括针对教育的对象，针对教育的需求和目的，这里分成几个主要层次、几个主要侧面进行讨论。

（一）一般层次对于艺术教育，存在有中专水平、大学本科水平的一般艺术教育层次，艺术考古教育应当介入这个层次。艺术考古学可以考虑专门的本科教育，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古学、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教学与训练。培养的毕业生，为将来进入研究生教育阶段做准备，也可以向文博考古研究、展示、保管单位提供人才，也可以向社会提供需要。作为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艺术学科，应当把艺术考古学作为基础课、必修课之一，这门课程不必占用很长时间。其主要任务是解释清楚审美的起源，艺术的起源，一般艺术史与考古学的关系，解说艺术考古的最基本原理，介绍中外艺术考古的已有成就，使艺术学科的学生初步感觉到艺术考古训练的必要。

（二）中高级层次所谓中高级层次的艺术教育，一般是指硕士、博士阶段，艺术考古的介入应当带有一定的科研成分。对于专修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硕士生、博士生，要求更加专业一些。例如，对艺术起源的研究，人类起源和艺术起源的关系，早期艺术与人们定居的关系，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技术变革之后艺术的发展问题。其中，艺术的起源的最早阶段其共性是远远大于个性的，人类定居之后，造成了人类艺术气质的分离、变异，要深究其时代和原因，要深究艺术本身与非艺术的因素。不言而喻，就物质遗存来看，艺术考古学所面对的主要对象即考古学的收获，以美术品占绝大多数。其中，首先有平面的和立体的表现；其次，可以分析出来设计的表现（包括工艺设计和艺术设计），间接可以涉及早期的音乐、舞蹈、诗歌等其他艺术门类。因此，应当探讨各个艺术门类在考古学当中所反映的权重的差异，以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深入了解各种艺术门类其发展时的或迅速或迟缓的表现，以及深究其原因。现在人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区分，从人类定居时开始，西亚北非地区、中亚地区、欧洲南部、欧洲中部、欧洲西部，东亚等有关地区之间的艺术的差异。除了以上讲到过的艺术表现的差异之外，艺术考古学还要关注材料、技法以及造型偏好的差异，关注有关艺术与艺术之外的因素。

（三）为现代艺术教育服务在几乎任何艺术门类往往都有这样的现象，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尚未有掌握时，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强大，作品品格成为唯一、成为典范、成为不可逾越的巅峰。反之，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掌握的越加透彻，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加被束缚，作品不可避免地品格低下，中规中矩的艺术作品往往也是最为平庸的艺术作品。恐怕不会有人拒绝从艺术考古教育当中摄取古老艺术创作当中的原动力、原始冲动与创造力。艺术考古学关注艺术家所用材料，艺术材料学在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以后，会反向关注其原始、早期状态。材料的选择使用，会对艺术作品产生重要的影响。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为例，甚至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两个时代艺术材料的探讨，舍弃考古学是无法进行的。艺术的历史以美术史为例，说到底，不过是写实主义与写意主义的理论与技法的纠结互动前进的历史，这一点从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上看是非常清晰的。早期的人们为了表现美，同时在向着具象和非具象两条道路在努力奋斗，伊比鲁尼亚、米诺斯、红山、马家窑、两河、埃及、黑非洲地区的早期艺术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西亚、北非、欧洲地区，写实主义主要是和环境地貌学、建筑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相结合，表达的写实主义情趣，即逼真性与人文内涵的结合。在东方，主要以中国艺术为代表，由于意念性和理念性的趋同、至上与笼罩，表达了写意的充分发展。从早期的同途而殊往，发展到近现在的可能的殊途同归，艺术考古学不仅给予了实例和实证，表达各期和各地的技法表现，而且应当指出其深刻的原因，摸索其规律，服务于未来的艺术发展。现在的艺术批评，包括美术批评，尤其在中国，常常呈现出一种无根基的漂浮、浮躁的趋向，趋于玄学的趋向。艺术考古学可以提供一些历史的、基本的参照物，于是当代艺术可以和传统艺术得以比较，个性化的作品可以和群体的无意识艺术倾向相比较，中外的某些作品可以在考古学指出的时间带上相比较。对当代特定的区域，如中国，总体艺术发展水平的评价离不开艺术考古所提供的基础、所提供的路径、所提供的相对比的标本。这样的批评，由实证出发才有可能达到哲学的高度。艺术考古学经过数以万年计的排队和爬梳，经过千余年以来有了专门的艺术家队伍的创作实践，以及艺术史家的梳理和爬梳，找出一定的艺术发展规律并以此建立艺术发展坐标系，这样有助于对人类未来艺术的预测。

（四）艺术的终极目的与艺术考古艺术的终极目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牵涉人类为什么有了艺术而艺术的终极目的又是为了什么。人类把艺术看作是具有人类自身的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属性之后，便可知道艺术考古学的教育是一个须臾不可缺失的部分了。艺术的诞生是由人们的自我愉悦开始，艺术的终极目的应当是促使人类的圆满达到可能的极致。简而言之，艺术的终极目的就是人类社会在艺术层面上的真善美的全面实现。从这种认识出发，人们看到了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直到现当代的太多的假恶丑，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愈加堕落卑劣的趋向。如果说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华民族的存亡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有真正的艺术家提出“艺术救国”的口号，我们这代人听到还带着一种不解的振奋的话，那么现当代的人们对于以艺术、以真善美来救世，恐怕就会有一种切肤的认同的感觉了。艺术品和艺术家本身有真、善、美和并非真、善、美的区别，如果当代人不能够悉数说清楚此间的区分的话，那么艺术考古却能够比较客观的、以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叙述人类以真、善、美对抗假、恶、丑的艺术历程。由此说来，认识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阐述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极需要艺术考古学的有力支撑，需要艺术考古学的认真培训。

三、艺术考古课程设计问题

艺术考古应当课程化，在艺术院校尤其需要。各所艺术院校、系科所属地域不同，教学科研特点不同，在设置艺术考古学课程的具体做法上不可能“一刀切”。笔者在这里提供了一种设计，以供参考。

（一）中专、本科阶段以下指的是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专业。开设“艺术考古学”课程，可以将艺术考古学作为美术史学的前半部。在中专和大学本科阶段，要给学生们以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知识，使学生知道如何采集考古学和文物学成果，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工作流程，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以断代和分类为基本手段的工作方法，课时量控制在16至20课时即可基本完成这一任务。例如，在中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院系的课程中设置一门考古学通史类课程，或在全校范围内由专业教师开设文物赏析类课程，课程内容不必过于精深，旨在为学生打下基本的考古学、文物学、美学基础，提高学生欣赏美、感知美，有关作品中继承和模仿的能力。

（二）硕士研究生阶段区别中外，区别主要地域，进行艺术考古学的重点教育，树立艺术考古学与艺术史的“时间树”概念，开展艺术考古学方法论的探讨。使艺术史“物化”，变为空间环境艺术史、生命体验艺术史、生活创作艺术史。有条件的院校系科可以进行考古工地艺术考古实践，分专题的艺术考古实践（如青铜艺术、陶瓷艺术、画像石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等）。尽可能完成认识中外艺术史文献和艺术考古实物的“互证”问题，这方面西方希腊罗马艺术史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应当成为美术史论硕士研究生的必选理论课程，应当推荐成为其他艺术科系的重点选修课程，鼓励产生艺术考古学范畴的硕士生论文。

（三）博士研究生阶段进行有关艺术考古学的专门研究和专题研究，展拓视野，寻找热点，并且与现当代的艺术实践相结合，提供高质量的“艺术考古学”博士论文。从学科的持续发展出发，重点培养年轻的学科带头人，培养各个层次的艺术考古学教员。组织去有关国家和地区，进行艺术考古的交流、调查、访学，引进新鲜理论、技术与器械。

第7篇：考古环境范文

一排排大型起重机、一个个整齐严实的木箱……大鸭梨你不是说带我们去看考古现场吗？怎么跑到工厂的厂房来了？嘿嘿，其实呀，这里就是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的“急诊室”――文保房实验室。实验室位于海昏侯墓遗址西侧，占地约4000平方米，文物出土后会立即转入这里进行应急处理。

在海昏侯墓发掘的过程中，“实验室考古”和田野考古始终紧密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所谓实验室考古，就是把在田野考古发掘现场不易清理和易损坏的遗迹、遗物（如丝织品、漆器、木简等），与木质棺椁及周边埋土一起“打包装箱”，移到室内，再进行发掘清理和研究。因为在室内可以通过高科技创造出良好的保护环境，保证提取文物的完整性，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同时也能加快现场考古进程，避免文物长期处于恶劣环境之中。

看，下面3张图，分别是一件文物在现场的样子、在实验室中取出后的样子、经清洗和应急处理后的样子。是不是很神奇呀？

进入实验室，打开套箱，首先要做的是清理文物表面附着的杂物，这时考古学家的好伙伴们――软毛笔（或细竹片）和喷水壶就登场啦。别看它们很普通，材质简单，价钱便宜，却能很好地清理文物表面的附着物，更重要的是不会伤到文物。

每做一层清理，工作人员都要留下丰富的资料，比如测量、影像拍摄、文字记录、图表绘制等。

右图这件文物是一辆马车上的车伞，它的木质部分已全部腐烂了，但通过记录下方方面面的信息，对它的材质、结构、工艺等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再利用计算机进行模拟，便能复现它的原貌，甚至复制出实物。

咦，这些池子是什么？实验室里难道还在养鱼吗？当然不是。池子里泡着的可都是文物呢。文物在地下长期被淹没，出土后就要放置在纯净水中，处于饱水状态，这样更利于保存。

为了看清楚文物上的文字或纹饰，考古队员会对出土的竹简进行红外线扫描，会给车马坑的车马器照X光。很多肉眼看不见的墨迹，在红外线下可清晰显示，方便专家识读。看，右图中这个大哥哥正在做的，就是对竹简进行红外线扫描前的准备工作。

其实，对文物最好的保护就是不发掘。因为文物离开原来所处的恒定环境，将被氧化破坏。若是不得已要发掘的话，对文物的保护和修复要在无氧或低氧状态下进行。

为此，实验室里搭起了一个20平方米的低氧工作间，里面充满了氧含量少于1%、相对湿度在20%-80%之间的纯净氮气，入内工作要戴氧气面罩。

第8篇：考古环境范文

1文化遗址区古土壤环境研究进展

1.1土壤粒度粒度组成对于查明沉积物的物质来源、搬运介质和动力、沉积环境及其变化均有重要的意义［7］，且兼有相对完善的实验原理和技术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古土壤沉积成因的环境研究中，是分析古土壤成因的有效途径［8］。杨用钊［9］通过系统的环境研究江苏绰墩古土壤不同粒径土壤粒度的平均含量及众数粒度，并与附近的镇江下蜀黄土剖面的粒度特征进行比较，初步认定绰墩古土壤母质为下蜀黄土。周华等［10］通过分析江苏连云港藤花落遗址土壤粒度发现，遗址文明存在期间曾发生过大规模或长时间水患事件，农业生产条件被破坏，最终导致整个文明走向衰落，同时，结合重金属环境研究结果，发现龙山文化时期人类社会的出现与繁荣恰逢自然环境相对良好时期，并且文明衰落与消亡正好对应自然环境发生变迁阶段，环境研究表明自然环境变迁是通过影响农业生产的兴衰而导致文明的兴盛与湮灭。张俊娜和夏正楷［11］运用河南洛阳二里头南沉积剖面的粒度特征的分析结果指示了水动力条件的强弱，并与气候的暖湿变化相对应，结合光释光测年及磁化率环境研究结果，最终确定该剖面沉积过程经历了3个阶段，其中剖面中部地层曾经历了一场河流阶地被淹没的特大洪水事件。

1.2土壤微形态土壤微形态是土壤组构在微观-超微观尺度上的具体表现，包含有大量在宏观上用肉眼无法观察到的细微现象，因此长期被作为环境研究土壤发展演替的重要途径［12］。通过环境研究文化遗址内土壤微形态特征来恢复历史时期人类的活动方式和环境特征是一种有效手段，近些年来在欧洲、中亚、中美洲等地的考古环境研究中开展了大量土壤微形态环境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12］。Cornwall［13］首次根据考古遗址中土壤微形态分析的结果重建古环境变化的历史，并解释了灰烬、居住面等人类活动遗迹的特征;Biagi等［14］通过观察土壤微形态对史前遗址周围土地利用情况的影响进行了环境研究，为认识史前农业和畜牧业等经济生活方式提供了重要信息;Courty等［15］在出版的《SoilMicromorphologyinArchaeology》中建立了一套相对独立的土壤微形态环境研究方法，并通过对约旦河下游NetivHagdud和Salibiya前陶新石器遗址建筑遗存的土壤微形态进行分析，发现所有用来建筑房屋的土坯均是采用从附近的河流冲积物中专门挑选的原料制成，但不同地面所用的材料有所区别;Kemp等［16］通过土壤微形态环境研究，初步恢复了古耕作土壤特征及农耕方式;董广辉等［17］对青海喇家遗址内外砂壤土进行显微镜观察和土壤微结构分析，认为喇家遗址内成壤环境较稳定，受生物扰动较少，局部淋溶作用较强和有人类作用的痕迹，而遗址外土壤微形态受到生物强烈的扰动，并且经历了古水流的作用。

1.3土壤元素自然环境变化引起的土壤环境变化是造成土壤中元素迁移转化的根本原因，因此土壤中元素含量的多少及变化能很好地反映环境变化［18］。人类在某个地区定居下来，并进行各种人类活动必然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影响，并改变周围土壤中的地球化学元素组成［4］。不同的人类活动对周围环境中的土壤会造成不同的地球化学元素改变，而土壤中化学元素组成的空间并不会因为房屋或者遗址的废弃而改变，能更准确地反映遗址过去的空间分布［19］。当仅仅依靠发现的古器物不足以解释某一区域问题的时候，土壤的元素组成能够提供古人活动的重要线索［20-23］。Barba和Bello［24］在美国中部以及玛雅地区，环境研究验证了在中美洲可以运用化学元素推测古人类活动;Sandra和Christopher等［25］将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和空间统计相结合，对多种化学元素进行叠加，用以鉴定马拉纳圣卢卡斯考古遗址的空间化学组合，结果表明当时的土壤条件难以生长自然植被，而地表化学富集受其他过程的影响。环境研究土壤元素在不同土层的富集和亏损可判断遗址的残留与迁移，可反映古人类对土壤的利用活动。元素磷在古遗址的寻找和解释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席位［26-27］。1911年，埃及农学家Hughes注意到古人类居住地土壤磷含量高于周围相同时期自然土壤磷含量［28］，但最早系统地将土壤磷分析用作考古环境研究的是瑞典的Arrhenius，他于1929年发现包含维京农场和居民点遗骸地区的土壤中磷的含量高［29］，采用富磷指示古人类活动这一结论运用于北国遗址环境研究中，证明此地3名妇女曾因使用巫术而被焚烧，此后，考古学家开始考虑通过环境研究土壤化学元素来反映人类活动;1963年，Arrhenius［30］证实富磷指示结论同样适用于美国西南部考古遗址，跨文化跨地区却相近的环境研究结论确立了富磷可作为重要指标指示人类定居点，同时也证明了环境研究土壤元素对考古具有一定的价值。董广辉等［31］对河南大阳河遗址古土壤化学性质进行环境研究，发现文明起源时期的人类活动对古土壤化学性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土壤中有机碳、全氮和有机磷质量分数明显增加，人类活动还使古土壤中元素质量分数的比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此说明环境研究地点的人类活动方式是生活和居住，而不是农作。与王湾三期相比，二里头时期土壤中有机碳、全氮和有机磷质量分数明显升高，这也说明环境研究地点二里头时期人类活动强度较王湾三期有所增强。查理思等［32］环境研究了河南洛阳二里头文化遗址区古人类活动对土壤化学成分的影响，结果表明古人类活动使土壤有机碳、全磷和有机磷含量显著增加，还使土壤中元素含量的比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有机磷含量与全磷含量的比值明显增加，元素含量和比值变化特征说明环境研究地点为古人类的生活居住区。其他元素的分析也可以为古人类空间利用模式提供有效的线索，特别是一些重要的金属元素［4］。土壤中高含量Fe与古人类加工龙舌兰或者屠宰动物以及厨房区域有关［33］;Ca、Sr含量的高值与利用贝壳沙作肥料的农田、靠近炉边的位置密切相关［26，34］;Hg的含量与手工制作区有关［35］、并且辰砂(HgS)常被玛雅人用来作为装饰或者进行某种仪式(比如葬礼)时的大红颜料［36］，Hg的含量与宗教仪式或葬礼有关［37］;而Ba、La、Ce、Pr、K、Cs、Th和Rb在原先的小村落地区高度富集，可以指示当地古人的居住区域［26］;Ca、Ba、Sr、Zn、P和Pb可以反映古人类不同的活动方式［34］;而软锰矿(MnO2)、孔雀石(CuCO3•Cu(OH)2)、蓝铜矿也常被用作颜料［36］。李中轩等［38］对湖北辽瓦店遗址地层样品的氧化物含量和地球化学元素含量的分析结果表明，K、Mn、Sr、Ba含量骤降地层说明该时期人类活动减少，其原因可能为自然灾害，Pb含量的异常和Cu含量高值暗示遗址有青铜器制作活动，此外，Mg和Ca含量的高值与耕作区、墙壁灰浆、生活垃圾堆积等人类活动相关。周群英和黄春长［39］对陕西西周沣镐遗址区土壤样品中的Fe、Rb、和Se的含量进行分析，其结果揭示了与全新世环境变化相对应的成壤过程，土壤发育表现为边沉积边成壤，同时发现人类农业耕作活动主要是从西周人迁都至沣河岸边时开始的。高华中等［40］通过分析三峡库区中坝遗址(位于重庆市于忠县境内)土壤中有机碳含量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推测当人类活动强度大，地表自然植被破坏严重时，有机质的输入量减少，土壤侵蚀量增大，土壤有机碳含量随之降低;当气温下降时，往往降水随之减少，对植被生长不利，从而造成有机质输入量减少。

1.4土壤磁化率土壤磁化率是土壤各组分的磁性反映，是物质磁化性能的量度［41］。土壤磁性受环境控制，在评价气候、母质、生物、地形和时间等主要成土因子的基础上，能够反映全球环境变化、气候变迁和人类活动等综合信息。有关土壤磁化率特征与土壤性质的关系及影响因素已有大量环境研究报道，特别是在一些文化遗址区内，环境研究结果显示在土壤发生学、古气候和环境变化等方面的应用已经取得较大进展，为相关考古环境研究提供了具有价值的依据。磁化率在黄土高原地区古气候环境研究中被作为一种代用气候指标［42］。安芷生等［43］指出:古土壤的较高磁化率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温湿气候条件下湿度增大促使植被密度增大、成壤作用增强;反之，低磁化率则指示了湿度较小、植被稀疏、发育黄土的干冷气候状况。霍俊杰等［44］对陕西大荔人遗址剖面进行了系统的岩石磁学性质环境研究，结果表明黄土-古土壤样品的频率磁化率曲线，古里雅冰芯氧同位素、细微粒浓度曲线，岐山五里铺剖面有机质含量曲线在古气候记录方面具有一致性，均展示出至少从MIS5以来，气候从冰期到间冰期的变化是渐变的，反之则表现了突变特征。洛阳盆地内二里头遗址南沉积剖面位于遗址所在二级阶地的前缘，属于河流堆积，张俊娜和夏正楷［11］对剖面的沉积物样品进行磁化率分析，发现磁化率的大小与水动力和气候条件相关，环境研究发现该沉积剖面记录了4000aBP前后龙山晚期发生的一次异常洪水事件，这次洪水事件对二里头城址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马春梅等［45］结合磁化率和地球化学元素提取出安徽尉迟寺遗址地层记录的环境演变信息，认为该区5050aBP以前即新石器时期为暖湿气候，大汶口文化阶段气候偏干冷且波动频繁，大汶口至龙山文化期间，气候由冷转向温湿，为水稻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了龙山文化的繁荣。张振卿等［46］对河南安阳殷墟地区3个土壤剖面的岩性分析和磁化率测试，发现岩性和磁化率变化之间均存在较好的一致性。磁化率从地表向下均有明显降低的趋势，黄土-古土壤序列的磁化率埋藏效应在殷墟地区河流相沉积物中同样存在;土壤剖面中古土壤层磁化率相对其他层位明显降低，且波动幅度较小，这种规律有别于目前已被广泛接受的黄土中古土壤磁化率增强的土壤成因模式;殷墟地区土壤剖面磁化率在古土壤层上部急剧升高且波动剧烈，该层位年代和殷墟文化产生的年代相吻合。受人类干扰强烈的土壤，特别是文化层土壤，人类活动对磁化率起到了主要作用。史威等［47］对重庆中坝考古遗址多剖面地层进行高分辨率的质量磁化率(SI)分析，环境研究表明:磁化率分布表现异常，在很大程度上已掩盖了气候变化、成土作用等因素对地层磁化率分布的贡献，反映出遗址堆积物曾受到人类长期异常强烈的改造，而堆积物来源主要以文化器物碎片、人为带入的自然碎屑物和频繁的洪水沉积物为主。碎陶片集中(尤其红陶)的文化层表现为高磁化率，其中多次异常高值的出现可能与当时高强度用火、大规模燃烧等事件致使土层磁性矿物增加有关;而“洪水扰动层”则表现为低磁化率。

1.5多环芳烃多环芳烃(PAHs)是包括化石燃料煤、石油、煤焦油等有机化合物的热解或不完全燃烧的产物，广泛分布于大气、土壤、古土壤、沉积物、有机生物体中［48］，是人类活动的良好指示物［49］。曹志洪［50］在环境研究新石器时期水稻土时发现含有较高的多环芳烃(PAHs)等有机污染物，并通过实验证明其主要来源于古人焚烧的稻草秸秆，其中有少量也可能是还原条件下的生物自然合成的［51］。Ramdahl［52］认为惹烯也能通过松类树脂在低温燃烧下降解形成，邹胜利等［49］在金罗家遗址考古土壤中检测到了卡达烯和惹烯两种多环芳烃化合物，可推测高等植被是古人类生活用火的主要薪材。李久海等［53］运用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环境研究了多环芳烃(PAHs)在含6000a(马家浜文化时期)古水稻土剖面中的分布特征，环境研究表明、苯并(k)荧蒽、苯并(a)蒽、茚并(1，2，3-cd)芘、苯并(b)荧蒽、芘、苯并(a)芘、二苯并(a，h)蒽和荧蒽等化合物主要是人为产生，芴和菲由生物合成，而萘、二萘嵌苯和蒽则可能来源于人为产生和生物合成的共同作用。此外，荧蒽/菲、苯并(a)蒽/菲和苯并(a)芘/菲等可以作为与陆生植物和化石燃料燃烧有关的芳烃产物的标志，这些多环芳烃可能与人类活动有一定的关系，说明考古遗址土壤中的多环芳烃记录能够反映生活在该遗址上一些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活动的信息［49］。

1.6土壤植物遗存植物考古的环境研究不仅可以探索与人类文化活动相关的植物遗存，如食物生产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人类利用其他植物的活动等;同时能复原古代生态环境。植物考古旨在解决考古学环境研究中的全面复原人类社会的历史问题。通常在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植物遗存可归纳为三大类［54］:大植物遗存(Macroremains)、孢粉(PollenandSpores)和植物硅酸体(Phytolith，Plantopal)。大植物遗存主要包括木材、种子、果实、果核及外壳、茎秆等。由于植物产生大量的具有显著形态学特征的种子并广泛传播，且易于保存，所以最为醒目和可靠的当属能在遗址中找到较多的种子和果实［35］。考古遗址中的大植物遗存主要针对炭化过的植物遗存而言［55］。炭化的大植物遗存目前主要通过浮选的方法获得，可以作为标本来鉴定植物来源种属，并且方便进行直接的14C测年。如，闫雪等［56］通过浮选结果的量化分析，推测商代郑家坝地区经营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并且有丰富的野生核果、浆果类以及其他植物资源。王育茜等［57］通过分析辽宁查海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初步了解到该遗址聚落周围广泛分布阔叶落叶林，且其植被组合可能与全新世初期温暖湿润的气候有关，聚落居民在房屋建筑材料和薪柴获取活动中利用了聚落周围的森林资源，而遗存的山杏、核桃楸、榛子和一些禾本科、豆科植物的发现说明采集是获取植物性食物的主要方式。孢粉形体微小、形态各异、广泛分布、易于保存，有助于环境研究史前时期地区较广范围的区域性植被的植物组成［54］。孢粉与遗址的各阶段气候、古环境变化和古人类的活动密切相关，而且显示了古人生产活动的程度和能力。利用孢粉分析结果分析古代的植被状况，推测当时的环境背景，有助于了解环境变化和人类文化演变之间的关系［58］。李珍等［59］在环境研究上海马桥遗址时，利用文化层中各孢粉组合的差异反映了古人类活动环境的变迁，孢粉组合特征说明从良诸文化时期农业已有发展，由出土的锛、铲刀等也可证实;孙雄伟和夏正楷［58］以土壤剖面为环境研究对象，通过高分辨率的孢粉分析表明该地区中全新世以来的孢粉组合以草本植物占绝对优势，并根据孢粉组合的变化将剖面分为5个孢粉组合带，探讨了各个时期的古植被和古环境变化;张玉兰［60］通过环境研究上海广富林遗址、马桥遗址探方样品的孢粉、藻类，并结合前人已有的资料推测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突然消亡的原因是水泛。植硅体是土壤中生物硅的一种［61］。考古遗址文化层在堆积过程中，由于人类使用植物的活动，有可能积聚较多的植物茎和叶，茎和叶腐烂后，其中的硅化细胞和组织———植硅体能够得以保存，而且数量很大，在考古土壤、容器内含物、灰堆、陶器碎片、干粪中常可大量地发现。植硅体作为考古土壤中的原地腐烂的植物残余，能够反映细微的环境变化和过去人类对植物的选择以及利用有关的文化活动［49，62］。姜钦华［63］通过测定河南颍阳遗址区土壤样品中禾草类植硅石含量和花粉含量，结果表明在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登封地区的气候温暖湿润，并且当时登封地区可能已经有一定规模的水稻种植。吴妍等［64］对湖北郧西黄龙洞遗址区土壤中植硅体进行分析，发现地层中禾本科和木本科的植硅体特征显示遗址古植被环境较好;较多海绵状骨针反映古人类活动时期遗址周围有较好的水源条件;洞内遗址活动层中较多碳屑样品则反映郧西人在洞穴内可能曾有过对火的控制和利用。结果表明当时气候类型总体为温暖型，郧西人生活居住的洞内气候较温暖干燥，而洞外相对炎热湿润。

1.7土壤动物遗存动物考古旨在通过对遗址内动物的化石遗存环境研究，寻找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李新伟等［65］对河南灵宝西坡M27墓主腹部的土样进行提取并进行显微镜观测，发现有圆圆的寄生虫卵，这种寄生虫卵通常与食用猪肉有关;通过对骨骼内15N的分析同样也可以反映出墓主的食肉情况，15N的含量高一般就表明使用猪肉较多;此外，对墓主人头骨的环境研究，发现他的头骨形态与西坡聚落另一座大型墓葬M8的头骨形态非常相似，以此推测墓主极可能是一个当时社会上层家族的一员。国内外一些学者通过环境研究遗址出土动物牙釉质及骨骼来推测古环境。国际考古学界一般以出土的当地动物骨骼和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建立遗址当地的锶同位素比值标准。Ezzo和Price［66］测定了遗址出土啮齿动物的牙釉质及骨骼的锶同位素比值和同一遗址史前人类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环境研究表明二者非常接近。Bentley等［67］对出土动物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的统计分析，得出猪的锶同位素标准偏差远远小于其他动物，而且由于猪吃的食物主要是人类食物的剩余，所以可以用猪骨骼和牙齿中锶同位素比值代表当地的锶同位素水平。国内学者在环境研究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基础上推测当时的自然环境及生业模式，如，赵春燕等［68］通过测定河南瓦店遗址龙山文化晚期出土的鼠骨及猪、黄牛、绵羊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推断由当地出产鼠的可能性最大，由出土鼠骨的锶同位素修正得到瓦店遗址当地的锶同位素比值范围，并根据该范围确定了出土的猪、绵羊和黄牛是否在当地出生;胡松梅等［69］对陕北横山杨界沙遗址出土的所有动物骨骼进行了科学的收集和分类鉴定，环境研究表明至少代表3纲7目10科11个属种，并推测遗址周围的自然景观以草原为主，草原上有草兔、绵羊等食草动物，不远处的沙漠曾有鹅喉羚出没，草原和沙漠间分布着一定面积的水域且有蚌类出现，饲养家畜和捕猎野生动物是当时人们的肉食来源，其中家养动物猪的肉量比例占到了整个食用动物群的87.9%;赵莹［70］通过鉴定、环境研究银梭岛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标本，探讨了骨骼标本痕迹、骨角器的制作工艺以及该遗址先民的生存环境、生业模式、风俗习惯等;李永宪［71］通过环境研究卡诺遗址新出土的动物骨骼和生产工具，结果表明其用于“狩猎”、“畜牧”的石质工具从早到晚呈递增趋势，晚期狩猎业仍占有重要地位，农耕作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综上，目前能够反映古环境信息的土壤特性如表1所示。

2文化遗址区古土壤环境研究展望

2.1借鉴相关环境研究指标近年来文化遗址区古土壤的环境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其环境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分析土壤粒度、土壤元素和土壤中的动植物遗存等方面来推测其所处时期的土壤条件、气候环境以及人类活动情况，而几乎没有运用第四纪古土壤环境研究中常用于反映古气候古环境的指标，如土壤颜色、土壤矿物、土壤黑碳等。

2.1.1土壤颜色土壤颜色是其在可见光波段的反射光谱特性，与土壤有机质含量、氧化铁含量、质地、黏粒含量、水分、主导黏土矿物类型等理化性状密切相关［72］。已有环境研究结果表明［72-78］，土壤的颜色记录在千万年尺度上，土壤颜度指标中的红度、黄度和亮度与气候变化指标磁化率、粒度和碳酸盐均有很好的相关性，能很好地再现气候变化的特征，并能指示成土过程。比如，土壤红化率指数可推断古红土成土母质风化成土作用［72］;土壤红度值与年降水量有一定的定量关系［73］;土壤颜色的空间变化则可以反映气候要素对土壤性状的制约性［74］。因此，在环境研究文化遗址区古土壤时，土壤颜色作为气候变化的代用指标是完全可行的［75］，通过其颜度指标中的红度、黄度、亮度及其与磁化率、粒度等的关系来反映遗址区的气候状况，从而推测当时的生业方式及农耕条件;亦可运用红化率指数推断成土母质风化成土作用。此外，若遗址区土壤中发现红烧土［79］、灰烬［80］等颜色明显的古土壤，可推断古人类居住点的空间变化情况。

2.1.2土壤黏土矿物、土壤氧化物类矿物黏土矿物的沉积分异、组合特征，矿物含量及矿物结晶度均从不同方面记录了环境变化的信息，使黏土矿物成为了环境变化信息的载体［81］。不少国内外学者［78，82-84］通过对黏土矿物的环境研究，解释了沉积物的来源、古气候变化以及古环境特征。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总有机碳与黏粒含量及黏土矿物含量的相关性［85］，或结合黏土矿物参数指标与土壤粒度特征、CH测年数据进行分析［86］，提取沉积物记录的古环境信息。因此，在环境研究文化遗址区古土壤的黏土矿物特征时，若发现由相同母质发育形成的古土壤中黏土矿物不同，可以推测其可能受到了古人类或古环境的扰动，进而对黏土矿物与有机碳、黏粒含量、粒度、测年数据等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从而推测古气候及古环境状况。土壤中的氧化物常作为反映成土过程和成土环境的指示物，可以通过分析不同氧化物、氧化物分子比值特征来说明地层所反映的氧化-还原条件、古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情况［87］。如全氧化铁(TFe2O3)指标反映相对降水量变化，硅铝铁率(SiO2/(Al2O3+Fe2O3))指示风化强度变化，氧化度(Fe3+/Fe2+)指示古温度变化，残积系数((Al2O3+Fe2O3)/(CaO+M+Na2O))、化学蚀变指数(CIA)、硅铝率(SiO2/Al2O3)、退碱系数((Na2O+CaO)/Al2O3)等风化参数也可以指示古气候变化［87］。此外，铁能够很好地反映自然土壤和有人为扰动的农田土壤的特征［88］;在相同或相近的降雨量、气温、排水状况等成土环境下，氧化铁可用于评价和推断土壤发育程度和相对成土年龄［89］。上述实例说明，土壤氧化物可以作为一个良好的指标来分析文化遗址区古土壤特性及其反映的古环境信息。

2.1.3蜗牛蜗牛是黄土地层中一类最为丰富的生物化石，对气候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能够提供较物理、化学指标更为详细的古气候、古环境信息［90］。已有学者［91，92］根据蜗牛化石组合推测气候环境的波动情况，如粉华蜗牛代表耐干旱、寒冷气候的生态特征，而齿螺代表喜潮湿、温暖的生态学特征［93］。因此，环境研究文化遗址区古土壤时，可通过蜗牛化石的环境研究来推测古气候、古环境信息，进而结合其他指标推导古人类活动。

2.1.4土壤黑碳目前黑碳仍没有统一的定义［94-96］，唐扬等［94］总结国内外学者关于黑碳的环境研究，认为黑碳是有机物不完全燃烧产生的具有较高热稳定性的焦炭、木炭、烟灰和高度聚集的多环芳烃类物质，此外包括生物体自然降解的残余物以及微小的有机碎屑。土壤黑碳可用于推断特定区域内较大尺度时间(10000a)内所发生的大火事件，也可用于人类活动对土壤黑碳组分的影响［94］，并且何跃等［97-98］环境研究发现土壤黑碳与有机碳比值可以反映不同燃烧活动的物质来源。此外，Wang等［99］通过对全新世土壤的黑碳记录环境研究显示，表层土壤的质量沉积速率相对于下层土壤有大幅度的增加，可能与人类活动的影响有关。因此，通过测定文化遗址区的土壤黑碳浓度，可以重建古火灾事件，进而反映历史气候干湿变化及化石燃料的使用历史。

2.2进一步加强土壤学与考古学的结合考古地层学环境研究是现代文化遗址区时空界定的重要标尺，也是考古学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在发掘过程中，根据土质土色来判断层位关系，是考古发掘过程中最常用的方法。但是对土壤缺乏科学系统的认识是目前考古学不可回避的事实。如果能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引入土壤学的相关知识，以其理论和方法统一考古对土壤的描述，加深土壤的系统环境研究，不仅可以促进考古学的规范化，同时也方便学科间的交流;并且可利用土壤特性分析成土时期周边的气候环境状况，从而为我们环境研究古代文化提供便利。例如文化层的年代顺序主要根据考古器物的(如陶片、瓷片、砖瓦块等)颜色、图案、花纹和形态类型与已确定年代的考古器物特征进行对比分析来确定，其结果可辅证土壤14C、热释光等测年结果，也可为大致判断对应自然层的年代提供参考。程鹏和宋诚［100］在环境研究良渚文化时指出，考古遗址的环境研究包括对考古遗址的时空位置和遗址自身的环境研究，前者主要通过分析古人类居住点的空间变化，后者则是通过对遗址的地层堆积的环境研究，从全局到局部的环境研究思路，同样可运用到土壤学环境研究中，从全局土壤一般性质到局部土壤特殊性质，变化差异可印证区域性和地方性环境演变与古人类生存活动的关系。王建新［6］通过对河南渑池县班村遗址及周围地区地层堆积情况的环境研究，确认了四种不同的地层，从遗址中心到遗址以外，人的作用越来越小，自然的作用越来越大，从而总结了将遗址边缘区作为纽带连接文化层与自然层的环境研究思路，再通过人工制品遗物和土色土质这两种标准的对应和结合，就可以找到自然层与文化层之间的关系，将遗址及其周围地区的环境与气候的变迁环境研究与考古学文化的分期环境研究对应起来，从而准确地为考古学文化变迁的环境研究提供环境与气候的背景。此外，农耕土层和文化断层值得特别注意［6］，农耕土层往往与自然土层相似，但其堆积的原始书理被破坏，可通过检测其中植物孢粉和硅酸体等的种类及数量予以确认，将农耕土层与遗址内外的自然层和文化层对应起来，进而推测农耕土层的文化时期;而文化断层是自然灾害的指示物，可以通过寻找文化断层来寻找自然灾害信息［101］。

2.3建立文化遗址区古土壤的诊断技术指标曹志洪［50］通过对中国史前灌溉稻田和古水稻土连续4年多的环境研究，提出了一套诊断古水稻田和古水稻土的技术指标，并获得了新石器时期“火耕水溽”———原始灌溉稻作技术的科学证据，以揭示7000a以来我国稻作农业的兴衰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关系以及灌溉稻田和水耕人为土起源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古人类活动在土壤中留下了许多的肉眼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信息，事实上，土壤是我们环境研究古人类活动信息最主要的来源，在我们能够破译这些信息之前，土壤也是保护这些珍贵古人类信息的最好载体。因此建议建立文化遗址区古土壤的定性与定量化诊断技术指标体系，通过土壤结构、元素、微形态、动植物遗存、遗物遗迹等具体指标来推测古土壤特性及其所反映的古环境信息，并进一步推测古人类活动，以此对文化遗址区古土壤环境研究提供技术支持，同时有助于更明确地保护和环境研究古文化遗产。

2.4丰富文化遗址区古土壤的环境研究方法过程—响应关系是一种确定的土壤过程和由此产生的土壤特性之间的因果关系［102］。土壤过程会导致不同的、可量化的属性，如黏土淀积作用，并且这些特征是可诊断的［103-104］。考古土壤学的主要目标是以此联系某种土壤诊断指标和单一的因果过程或整套流程，下一步的环境研究目标则是量化这种关系［102］。这是因为文化遗址区考古土壤的过程—响应关系具有殊途同归性，即不同影响因素的组合可以产生相同的最终结果［105-106］。如Carter和Da-vidson［107］、Usai［108］通过土壤微形态探讨粉质黏粒胶膜与古耕作活动的关系，结果表明二者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其形成可能与耕作，也可能与继承母质等非人为因素有关;Macphail的实验表明，经践踏和冻融过程后的粉质黏粒具有相似的特性;Courty［109］甚至对这种粉质黏粒胶膜给出了至少六种解释，以此例证了可能性解释的多样性。2014年9月在波兰托伦召开的第十三届古土壤大会上，主要由来自俄罗斯、墨西哥和中国的土壤学家介绍了遗址区古土壤环境研究新进展。TamaraCruz-y-Cruz在墨西哥北部和中部含有动物化石遗址区通过分析土壤中有机质、大型土壤动物骨骼化石、动物胶原蛋白和牙釉质的稳定碳同位素(δ13C)含量，还原出C3和C4植物含量比例，从而推导出古气候特征。Sycheva在旧石器文化Divnorie遗址运用土壤发生学推导古成土过程，并结合有机质、炭屑、连二亚硫酸盐和草酸盐含量分析以及孢粉谱测试结果，相互之间印证推导出古土壤成土环境。吴克宁在河南仰韶村文化遗址通过分析土壤的粒度、质地、磁化率、色度、孢粉和植硅体从而还原古环境特征，并推论出仰韶文化演变和气候变化的耦合关系。因此，可进一步探索运用新的气候替代指标和古人类活动检测方法来环境研究文化遗址区的古土壤，获取更多受古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特殊指标数值，并分析各影响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而丰富文化遗址区古土壤的环境研究方法。

2.5加强对文化遗址区土壤的分类环境研究中国是历史悠久、文化辉煌的国家，其宝贵的文化遗产中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对于文化遗址土壤这一特殊环境研究对象，土壤学家可通过考古资料推导不同时间尺度下古人类土地利用方式以及古气候环境;而考古专家在推测古人类生产生活方式需考虑土壤肥力、土地利用、土壤发育过程对遗存物含量及位置变化的影响。土壤学家和考古学家相互合作，有助于还原文化遗址区的景观环境和古人类活动，逐步加强土壤学和考古学的结合，不仅可以促进考古学的规范化，使环境研究成果更加科学，同时也方便学科之间的交流。环境研究古土壤已成为国际土壤学界新的环境研究热点，2006年在美国费城召开的世界土壤学大会上将“古土壤”增列为“土壤的时空演变(Division-1)”大专业下的“第6专业委员会”。

第9篇：考古环境范文

古希腊雕塑曾一直被认为是白色的，这也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雕塑艺术思想和审美标准。人们认为白色可能是古希腊的美学标准，假如达·芬奇说古希腊雕塑是彩色的，恐怕也会被人耻笑。也正是因为这样，当时大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甚至为了展出时表现古希腊雕塑的“纯白无瑕”，竟然愚蠢的将埃尔金大理石刻上残留的颜料刮去。然而最新的考古学研究证明，古希腊雕塑原本都饰有精美的彩绘。考古学家根据研究结果对古希腊雕塑的彩绘进行了复原，通过复原这些美丽色彩，也让我们对古希腊文明有了更多的了解。

文物如何被腐蚀

古希腊雕塑与兵马俑的彩绘都是因为遭受了腐蚀，从而导致上面的颜料脱落。而有一些腐蚀相对没有那么严重的则使得部分颜料残留在了表面，也使得考古学家可以借此来还原其原本的色彩。

每一种材料在一定的环境中都有一种稳定的形式，在化学、物理学的概念中称之为平衡状态。文物的保存环境中如果温度湿度等因素相对稳定，就会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文物遭受到腐蚀最严重的有三个时期：

第一个是刚被埋入地下以后，原本已经适应了地上环境的文物必须被迫去适应地下环境，在这个过程前期，文物会发生强烈的变化及损害；

第二个是在地下埋藏过程中，如果地下环境不稳定，譬如一会儿干、一会儿湿，文物达不到稳定的平衡状态，会不断的重复第一个时期的状态；

第三个是文物刚出土的时候，与第一个时期相反，原本适应了地下环境的文物，又要被迫适应地上环境，由此发生了强烈的腐蚀。

古代工艺有多神秘

当我们参观博物馆时，看到精美绝伦的文物总是赞叹于古人高超的工艺水平，甚至会有今人不如古人的感慨。今人真的不如古人么？

有一些古代工艺的确失传已久，然而在考古学家对器物上制作痕迹的观察研究，然后进行实验考古，考古学界已经成功找回了许多曾经失传的古代工艺。例如范铸法，这是青铜器制造的主要方法。先用泥制模，雕刻图案、铭文等，阴干以后进行烧制成为母模。然后再用母模制范，在外为外范，在内为内范，同样阴干烧制成陶范，熔化合金，将其浇注进陶范内，冷却后将范去掉，对器物再进一步打磨加工。

湖北鄂州博物馆董亚巍先生运用范铸法成功复原青铜镜，并通过研究发现了古代铜镜产生的“透光”效应的原因是镜面的曲率造成的，由此复原了古代的“透光”镜，这种“透光”也就是镜子在阳光下反光时，可以将镜子背面的图案映射到白色物体上。此外还通过观察制作痕迹发现了曾被学界公认为失蜡法所做的曾候乙尊盘和淅川下寺铜禁，是通过范铸加焊接工艺制造。

古人的智慧不可低估，而今人的智慧也是十分强大，考古学家可以通过一些微小的线索，推断复原古代制造技术与工艺，如陶器上的印痕，石器钻孔中的痕迹等。还有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古人卓越的技能与出色的想象力。挖，还是不挖

有人说：“考古就是挖宝。”其实也不无道理，考古的确是挖“宝”。但考古学中的“宝”可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考古学最终是在研究人，所有的器物研究都是要透物见人。一块不起眼的陶片可能包含大量的信息，如制作材料、工艺、制作方法、纹饰含义等。这就是考古学家眼中的“宝”。

除器物研究之外，还有对遗迹现象等问题的研究。一个小小的土坑有什么好研究的？假如这个土坑里有大量的动植物遗存，就可能是古人掩埋食物残渣的垃圾坑，通过这个小土坑我们就能了解古人的日常饮食行为习惯以及食物组成结构，又结合出土人骨的分析，对古人的体质有更为详细的了解。这里面的学问深了，三天三夜也讲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