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的概念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非遗文化的概念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非遗文化的概念范文

1 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的特点及价值

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具有独特性、流变性、传承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特征。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丰富，尤其是其地域性和特色原生态的口头性，表现在地方戏曲、民间文学、曲艺、民歌、语言文字习俗以及各地方言中，如河南坠子、豫剧、各地方言中的谚语、歌谣、神话故事等。在地域文化上，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具有深刻的“广泛性”。如河南的豫剧，其独特的旋律与河南方言具有良好的融合性，尤其是各类方言语音、词汇的广泛运用，唱词、念白等多具有口头表达性，使其在文艺表现上更具地方特色。

从河南省第一批非遗文化名录来看，涉及语言文学类的就有18项。如虞城县花木兰传说、汝南县梁祝传说、泌阳县盘古神话、武陟县、西平县、汝南县、平舆县等关于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还有辉县市的张生与崔莺莺的故事、卫辉市关于柳毅的传说，济源市关于邵原创世的神话等，都具有独特的文化历史价值。除此之外，南阳市的牛郎与织女的传说、灵宝市关于皇帝的传说、长葛市关于葛天氏的传说、濮阳县关于帝舜的传说等等，这些民间文化不仅对现代人民的思想意识产生影响，也蕴涵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价值，尤其是在历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审美等领域，体现了民族精神。在语言文化类非遗文化中，方言占据重要地位。如豫剧、河南坠子都建立在方言基础上。

2 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档案管理现状及问题分析

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的收集、整理、鉴定、确认等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丰富的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仍有待进一步挖掘，尤其是从以方言为特征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对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文化形式进行多方面记录和归类管理，以便于继承和创新。总的来看，其问题主要表现在：

2.1 归档概念不清晰，范围不明确。在实际传承与保护中，有些工作人员缺乏对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档案的正确理解，未能从非遗文化资源的内涵及外延上，厘清概念，明确归档范围。[2]

2.2 在档案管理制度建设上不健全。尤其在非遗文化档案的收集、归类、整理、鉴定、保管等方面，缺乏专门人员管理，在制度上缺乏规范，工作机制被动，与文化部门、档案部门协同机制欠缺。

2.3 缺乏规范的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评定标准。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是纳入规范化档案管理的前提。尽管当前相关部门也出台了非遗文化档案保护政策，但对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还未全面执行，特别是在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上，缺乏操作性，使得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工作处于被动状态。

2.4 对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重视不足。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保护与档案管理，未受到社会公众普遍关注，也未能受到相关部门重视，使得归档保护工作停滞不前。

2.5 硬件设施条件不足、安全性较低。河南省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保持条件较差，以铁皮柜为主，缺乏防火、防盗、防霉、防水、防虫等，有些地方的非遗文化资源仅存储在电脑硬盘中，有的缺乏备份，电子档案一旦丢失，其损失难以估量。

2.6 管理工作滞后，缺乏专业性。在信息化技术条件下，其档案管理数字化工作相对滞后。如何对非遗文化资源档案多样化管理，如何推进非遗文化

资源数字化宣传，迫切需要信息技术支撑，提升非遗文化工作人员专业水平。

3 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原则

针对学术界对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的讨论来看，王云庆提出“做好非遗文化档案管理，应从建档上坚持真实性、完整性、系统性原则，以分级保护、优化利用为基本原则”；[3]孙展红提出“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应‘依项建档、分级建档和抢救性建档’”。[4]根据我国档案管理工作提出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实际，应该坚持以下原则。

3.1 统一领导。在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中，政府要发挥自身协调作用，加强对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的统筹规划。如针对当前重复建档、档案工作评定标准不一致，缺乏统一领导机制等问题进行专门协同解决。

3.2 分级管理。对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采用全部移交给档案机构进行保管并不现实，一方面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的特殊性有关，另一方面与现有档案机构人力、物力条件有关。因此，从非遗文化资源保护与归档上，对于濒危资源要归口于档案机构，对于衍生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应根据分级制度进行归档管理。

3.3 依项建档。对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在保护与档案管理上，应该根据“项目”划分，进行归口管理。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中提出两类划分，一类是民间传统文化，如语言、音乐、文学、游戏、礼仪、神话、建筑艺术等民间文化形式；二类是基于“文化空间”的各类举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或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等。[5]要根据各项目独立设置，明确档号，科学编制。

3.4 真实完整。坚持档案管理的真实性、完整性是保证非遗文化资源档案价值的重要原则。在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收集、整理、归类管理中，确保非遗文化档案信息、资源的真实性与完整。

4 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流程

4.1 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的收集。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形式的多样性来看，在档案收集上应该拓宽途径。一是开展档案征集。由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来源广泛，对于不同形式、不同地域的非遗文化要从征集公告、田野调查中主动收集；二是做好档案接收。特别是协调好文化机构、研究机构与非遗文化档案馆的对接，完善非遗文化档案保护与保存体系；三是注重史料挖掘。特别是对于散落于史料典籍中的传统民间文化资源，要从考证、挖掘、整合中发现，加强保护；四是接受捐赠。从非遗文化资源的归属关系上，尊重个人意愿专藏妥善保管，并对捐赠者奖励；五是有偿购买。通过平等协商，从非遗文化所有者手中计价收购并存档保护，对于重要的非遗文化档案，要科学鉴定，保障档案的价值。

4.2 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的整理。在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中，要从档案学理论与方法中，对收集的档案资料进行分类、组合、排列、编目，提升档案材料的系统性、条理性，为科学保管和有效利用创造条件。如在语言文学类非遗档案管理中，注重档案形成时间、档案形式、档案内容的有机联系，结合不同民间文学、传说、故事、谚语等形式进行归档整理。

4.3 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的鉴定。根据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特点，从鉴定方法、标准、原则等方面，确定其价值及保存方式、保存期限等。由于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种类繁多，对其存在形式及管理情况，要进行科学化、专业化鉴定，为做好档案管理把好关。针对不同载体档案的特点，从保管环境如温度、湿度等条件进行科学管理。

第2篇：非遗文化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模式；四川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5-0036-02

前言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们习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是人类长期物质文化生活的集体智慧结晶，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然而，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慢慢消失。鉴于这种情况，当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然成为第一要务，那么如何才能较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或许是一条有效途径。因此，非常有必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模式进行探讨。

一、相关研究进展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学界主要集中于以下六个方面：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理论的研究。二是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借鉴。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关系的宏观研究。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学研究，认为民俗文化空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省市发展相结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遗存厚重的省市。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化的个案分析研究。马木兰、汪宇明[1]介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化的三种主要模式，并从开发特点、开发形式、开发形态、载体化程度等方面进行了优劣势比较。陈炜、高艳玲[2]以壮剧为例，进行了西南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行性旅游开发研究。吕妍沁[3]以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公园为例，探索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公园开发模式。吕屏[4]从旧州绣球产业发展的角度，论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本的关联。辛儒、张淑芬[5]以河北曲阳石雕为例，论述了产业化与产业化升级是开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思路。苑利、顾军[6]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行产业化开发和商业化经营关键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自身。闫新新[7]以蒙古族为例，指出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产业化道路能确保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产业化或许是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途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产业化研究则大有可为。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模式探讨将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目前学术文献关于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模式讨论尚且不足，因此值得人们思考。

二、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

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为丰富，绵竹木版年画、大禹传说、川江号子、藏族唐卡、薅草锣鼓、都江堰放水节、火龙灯舞、川剧、竹编、格萨尔、四川皮影戏、木偶戏、蜀绣、泥塑、火把节、羌年等均已列入国家级遗产名录；四川省行政区划内几乎所有具有重要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均已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除此之外，四川各地也在积极建设具有四川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园区，如四川自贡中国彩灯文化发展园区、成都武侯祠锦里旅游文化经营管理公司、四川建川实业集团、四川广元市女皇文化园、成都市三圣花乡景，成都市兴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九寨沟演艺产业群、三星堆文化产业园等等。基于这一背景，我们对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有几点思考。

（一）企业化

企业化指以盈利为主要导向，将企业内部划分为成本中心、利润中心或投资中心，对可控费用进行预算与考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经济手段为杠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逐渐成为一种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市场化、规模化和深度开发化的渐次高度化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化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产品，通过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工企业，带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加工增值、规模化发展，以满足市场文化需求，通过市场需求这一自然动力达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标。在选择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应该选择适合产品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选择凸显四川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形成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差异化竞争力。

（二）标准化

标准化指在经济、技术、科学和管理等社会实践中，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通过制定、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企业标准化即以获得企业的最佳生产经营秩序和经济效益为目标，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范围内的重复性事物和概念，以制定和实施企业标准，贯彻实施相关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等为主要内容的过程。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化主要指凭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特色，按照一定标准进行生产，对于其文化产品的规格、质量进行统一，采用质量控制的加工环节，以满足消费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费需求。

（三）品牌化

品牌化是赋予产品和服务一种品牌所具有的能力，品牌化的本质是创造差别使自身与众不同。企业通过给自己的产品规定商业名称，形成品牌识别点完成品牌化过程。品牌点一般由文字、标记、符号、图案和颜色等要素或要素组合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化也是通过非遗文化产品，赋予这一文化产品与众不同的竞争优势，利用文化特色拥有自身的品牌识别点，统一注册品牌商标，开展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营销，实现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化。

（四）层次化

层次化是从资料收集、生产、加工、包装等一系列过程进行分级管理，在全部按照产品标准进行生产的同时，通过分级收购、包装、定价和销售，针对不同消费者和国内外市场实现优质优价。四川非遗文化产品可以利用产品生产的简单性与复杂性，将文化产品分为简单制作型和技艺烦琐型等级进行分级生产、包装、定价和销售，为消费者市场提供灵活可选的文化产品。

（五）科技化

科技化是通过利用先进科学设备和技术，创造出新功能、新视角的产品过程。四川非遗文化产品的科技化主要通过最新科学设备和科学技术，超越先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引进新思维，生产更加具有科学含量，更加能够展现非遗文化精髓的文化产品，无论从非遗文化的体现形式还是再现质量，都能够更好地契合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同时也使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形式呈现多样化特点，有利于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扬。

结语

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离不开产业化发展，企业化、标准化、品牌化、层次化和科技化是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模式的重要指标。科学合理地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模式，一定能够科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 马木兰，汪宇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化的转型模式[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

[2] 陈炜，高艳玲.西南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研究――以壮剧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3] 吕妍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视野中的产业化开发方式探索――以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公园创设为例[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

[4] 吕屏，彭家威.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到文化资本的转换――以旧州绣球的产业化发展为例[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3）.

[5] 辛儒，张淑芬.产业化与产业升级是开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思路――以河北曲阳石雕与旅游开发为例[J].生产力研究，2010，（5）.

[6] 苑利，顾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开发与商业化经营[J].河南社会科学，2009，（4）.

[7] 闫新新.论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产业化发展道路[J].前沿，2011，（1）.

第3篇：非遗文化的概念范文

摘 要 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归纳法、逻辑分析法等对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进行研究，可以看出，体育类的项目数量还是相当多的，但也相对单一，可以得出地方政府不重视、法律法规不健全、经济水平落后、专业人才缺乏、传承方式的限制等是目前河南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滞后的原因，并指出研究领域中的不足，在保护与传承方面出现的缺陷，以提升民众的文化认同，选定体育非遗文化的角色定位等。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河南省 体育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保护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和积淀下来的传统体育文化资源，体现了人类共有的体育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即承袭，承袭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历史价值、文化渊源、风俗习惯等以及生态环境。河南省境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提出，是对这一类珍贵文化形态的抢救和保护，是对濒危文化采取的一种记录、保存、评估、拯救、等的一项文化工程。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进行研究。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通过中国知网（CNKI）查阅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文献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2.逻辑分析法。在结合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河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综合分析，并对目前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二、结果与分析

（一）结果

在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体系中，多数人对武术、太极拳等所普及的项目较为了解，知晓项目的单一，不重视体育非遗项目体系的存在的重要性，在高校有一半的学生不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或者只是了解个皮毛，关注度、参与度普遍不高，原因是高校缺乏相关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平台，场馆缺乏、师资力量不够，多引进社会民间传承人来教授。

黄涛在他的文章中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文件对于“政府主导”的阐释很明确，政府对于非遗保护的发动、组织、管理、支持、推动等作用[1]。通过查阅资料显示：地方干部与民众对非遗保护的认知存在偏差，地方干部在非遗申报时比较看重外显、容易成为地方文化品牌的项目，而对无形的、潜藏于生活之中的文化遗产缺少发掘，这样就致使那些传承久远、深深影响民众生活的非遗项目不为世人所知[2]。

在多元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探讨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不同模式和路径，是新阶段体育非遗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的法律保护条例大多是政策性的指导意见或原则性办法，可操作性差、内容不完善，无法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出的活态性、多样性、不可再生性等特征[3]。

（二）分析

以河南省少林寺为个例，少林寺投资成立河南少林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注册了“少林”、“少林寺”商标，注册类别为武术表演。2009年，少林寺注册了“少林局”商标，注册类别为药品和沐浴用品，因此，对体育类非遗的发展可采用注册商标。

河南省国际少林武术节已经连续举办了8届，在武术节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武林高手云集郑州，互相交流、切磋技艺，共同促进武术的发扬与传播[4]。与时代要求相结合，在传承谱系比较明晰的武术或其他拳种基础上，创造理论和技术体系比较成熟的武术技艺和健身、养生功效突出的套路，使其具有生存、发展的特定空间和时间维度，植根于民间的活态的传统行为方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核心就体现在它的传承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的变异与创新，少林寺禅与功夫的发源地，一千五百年的传奇，力量与智慧的结合，是东方文明的瑰宝[5]。

通过结果可以分析出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虽然对于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管理有了专题的研究，但为数不多，对传承主体还仅限于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关注，传承内容上提出了对体育健身价值的延伸，充分发挥传承人自身的优势，对于体育类非遗的发展很重要。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在开展的体育非遗保护过程中还有很多的不足，从国家政府层面、社会环境层面及个人层面等还需加强宣传，不能固守传统教育模式，尤其是面对体育类非遗的存在，学习的方式应该多样化；资金不足、人才匮乏，学校教育的不普遍，举办的非遗活动多是流于形式；非遗文化宣传的不详细、不清晰造成大家对它的模糊概念而没有深入的了解。

（二）建议

对于有市场前景的项目可以设班招生，使地方的传统项目走向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可以通过注册某项产权、商标获得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掘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通过市场运作把文化遗产转化为经济效益，经济效益的提高可以促使文化遗产的拥有人去保护非遗[6]。

在高校的教学中制作课件，改变传统教育模式，利用多媒体对于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以及其中的优势，比如通过电视广告或当下流行的真人秀综艺节目更好的传播体育类，例如《叮咯咙咚呛》就是传播了中韩文化交流大任，通过明星学艺的过程感受到来自中韩文化碰撞的欢乐等。

参考文献：

[1] 黄涛.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政府角色的定位偏误与矫正[J].文化遗产.2013（3）：53-54.

[2] 邱丕相.武术的文化构成及当代传播[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5）.

[3] 段友文，郑月.后申遗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参与[J].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9（4）：127-129.

[4] 焦宏昌.第八届中国国际少林武术节开幕56国家代表聚中原[N].中国日报.2010.10.24（3）.

第4篇：非遗文化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昌黎民歌；双排键电子琴；传承；创新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7-0163-02

昌黎民歌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优秀的河北文化。它是昌黎劳动人民在劳动和生活中创造出的艺术成果。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不仅要保护和传承优秀的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与时俱进。将活跃、新颖的现代艺术表现形式融入昌黎民歌文化，使特色浓郁的本土文化在保持其文化精髓的基础上，更加适应时代的进展和需求，得到更加宽泛的推广，使其保持旺盛与长久的活跃生命力。将崭新的艺术形式、现代的艺术气息融入古老的历史文化，使其进一步发展与壮大，受到全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喜爱。

民歌艺术融入时代气息，将人民大众的口口传唱、朴质表现与现代电子演奏乐器——双排键电子琴的演奏完美融合。力求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形式、音色、节奏、视觉效果的改编与创新，创作出更多的新品、精品，使其发扬光大，为昌黎民歌的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尽一份力，让这朵散发着泥土芳香的艺术奇葩更加艳丽。

一、昌黎民歌的艺术特点及局限性（传承）

1949年前,百姓借助于“唱”来抒发心中的郁闷和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形成了曲调凄婉、如泣如诉、乡土气息极为浓郁的演唱风格。近五十年来,昌黎县文化工作者不断挖掘、整理、继承、创新,加快了昌黎民歌艺术的普及和发展。昌黎民歌中的《拣棉花》、《茉莉花》、《绣灯笼》、《山里人儿好气派》等优秀作品,在全国各级文艺汇演中获奖,以曹玉俭为代表的民歌艺人名噪一时。

1.昌黎民歌的风格特点：昌黎民歌是昌黎人民世代承传的一种民间小调,演唱内容分为“劳动号子”、“故事传说”、“爱情”和“生活”四类。对这四类内容的演唱各有技巧,但都强调用“土嗓子”演唱,突出“味儿”。

2.昌黎民歌的旋律特征：昌黎民歌的旋律音调来源于生活，是生活语言的进一步美化。上挑下滑的生活语言，对旋律音调产生了深远影响，使旋律委婉、细腻，节奏宽广、规律，形态变化多样。

3.昌黎民歌的局限性：昌黎民歌是河北省秦皇岛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随着时代的高速发展，现代媒体形式的冲击，民间优秀文化进入了低谷。演员的高龄化、形式的单一化，已无法满足新一代受众的口味，存在着即将被时代淘汰的危机。昌黎民歌是宝贵的，只有突破地域和演出形式的局限性，使本土文化与新的现代元素完美融合，才能使其进一步发扬光大，得到永久的传承。

二、昌黎民歌与双排键电子琴的融合(创新）

双排键电子琴是新时代的产物，作为电子技术与音乐技术相结合的成果之一，它通过利用高科技手段来合成和模拟各种乐器的音色以及自然界变化无穷的音色，从而达到演奏各种不同风格作品的效果。从双排键电子琴模拟各种乐器的演奏来看，我们可以暂把双排键电子琴以“交响乐器”来命名，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民族乐器音色。因为双排键电子琴可以模仿交响乐队进行演奏，是一个多角色、多功能的电子乐器。它音色丰富多彩、在声音上可以模拟各种乐器和自然的音响、十分逼真。在演奏上它能够表现不同体裁、不同乐器的演奏形式,如独奏、重奏、协奏、摇滚乐队、管弦乐队等等,与其说它是一件乐器,不如说是一个人乐队会更贴切。因此，双排键电子琴同昌黎民歌表现形式相结合，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同时，又能相互的融合，一定会是一种新的尝试，同时受到不同层次人们的喜爱。

昌黎民歌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有义务让它以一种全新的、适合时展的形式走出低谷，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让更多的人接受它、关注它、喜爱它。运用现代高科技的乐器——双排键电子琴来演绎经典的昌黎民歌。在保持原有文化精髓的基础上融入现代电子乐器的音色、节奏及演奏形式等，利用中西音乐风格结合的方式来突出和对比昌黎民歌的“土味儿”，一定能使昌黎民歌更有新意，雅俗共赏。

三、“昌黎民歌”与现代音乐元素结合的路径探究

2010年元月，“魅力昌黎”专辑在央视音乐频道《民歌·中国》栏目连续6期播出后，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切关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民歌·中国》是我国唯一一档以中国原生态民歌歌种版图概念全景展示的中国民歌艺术节目，栏目系列化开拓中国民歌艺术视野，系列化介绍中国民族、民间的原生态民歌艺术，推动中国原生态民歌发展的国家级音乐栏目。为将传统民间艺术发扬光大，特别是将独具昌黎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昌黎“三歌”从“深闺”推向舞台，推到更多的群众中间，使其得到更好地传播和传承。

笔者认为，将“昌黎民歌”与现代音乐元素相结合，通过将崭新的艺术形式、现代的艺术气息融入古老的历史文化，能够使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昌黎民歌”进一步发扬光大，受到全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喜爱。

民歌艺术融入时代气息，将人民大众的口口传唱、朴质表现与现代电子演奏乐器——双排键电子琴的演奏完美融合，力求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形式、音色、节奏、视觉效果的改编与创新，创作出更多的新品、精品，为昌黎民歌的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尽一份力，让这朵散发着泥土芳香的艺术奇葩更加艳丽。具体路径探究如下。

1.深入研究昌黎民歌的艺术特点与演唱风格，发掘其与双排键电子琴的契合点，使昌黎民歌在保持原有风味的基础上能够推陈出新。双排键电子琴在演奏民族音乐方面已不是新的尝试和开始。被改编成双排键电子琴演奏曲目的山西民歌《看秧歌》、阿炳的二胡名作《二泉映月》等深受音乐爱好者的喜爱。《看秧歌》利用双排键电子琴中的打击乐器音色制作结合为一体，将其生动滑稽地节奏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乐曲中段演奏者用双手敲击键盘来表现击鼓场面，更是为本作品锦上添花，让观众得到了新的视觉享受。昌黎民歌同样可以借鉴于此，在节奏制作方面要强调出民族打击乐的特点，在选择音色方面不一定完全采用民乐音色，可以大胆尝试西洋乐器的参与。结合双排键电子琴“手舞足蹈”的视觉特点。再加上原汁原味的地方舞蹈，那将是一场别有一番味道的盛宴。

2.进一步挖掘双排键电子乐器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演绎乐曲的前提下，尝试运用双排键演奏者的肢体语言进一步诠释昌黎民歌的诙谐与幽默，使昌黎民歌的歌者与舞者在风格上达到和谐统一，为昌黎民歌增添新的生机与活力。音乐组合“玖月奇迹”在春晚、在星光大道上的亮相，让更多的老百姓了解和喜爱上了双排键电子琴。“玖月奇迹”组合的创新表演，即在演奏中舞蹈、在舞蹈中演奏。双手双脚同时在三排琴键上起舞，甚至可以演奏出百人乐团的效果，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琴键上的舞蹈家”。“玖月奇迹”组合用他们独有的方式重新演绎了大量中国的经典歌曲，在他们的改编下，这些传统的经典旋律被注入了新鲜的舞台表演形态和音乐风格，既有熟悉的原音重现，又有反差极强的时尚演绎，再加上他们独特的双排键表演使这些传统的作品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时尚的气息，让很多年轻人喜欢上了这些快要被他们遗忘的经典旋律，尤其是在80、90后人群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被中国音乐家协会党组书记徐沛东称为：“80后演绎中国红色经典歌曲的领军人物”。玖月奇迹组合于2009年，在国庆60周年之际代表中国年轻一代将中国的红色经典歌曲第一次唱响维也纳金色大厅。之后他们又赴欧洲、美国和香港等地巡回演出，每到一地都引起强烈反响，他们的双排键表演是集很高的艺术性、娱乐性和反传统性为一体的舞台表演形态，并且是无国界的表演，全世界都能看懂、听懂。昌黎民歌具备这样的条件：地方舞蹈与西洋乐器的表演结合，将不同的艺术形式及中西文化融为一体。

3.借鉴将民族音乐与双排键电子琴完美融合的国际赛事成功案例，使昌黎民歌融入更多的创新元素。于2001年成立的“女子十二乐坊”是中国一个以流行音乐形式来演奏中国民族音乐的乐团，其表演形式有别于传统民乐演奏方式，给予观众新鲜感，极尽视听之娱。经纪人王晓京定位女子十二乐坊的音乐为“视觉音乐”。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及印度尼西亚举办了“辉煌、奇迹——东南亚巡回演奏会”。2004年“女子十二乐坊”在美国洛杉矶、西雅图、旧金山、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亚特兰大、纽约、夏威夷等地展开巡演宣传活动，所到之处再次掀起一股中国民乐的流行风潮。我们的双排键电子琴演奏是“视听音乐的结合”。双排键电子琴现在的演出形式多种多样：同西洋乐器独奏、重奏的结合；同独奏民乐及民乐队的结合；同流行音乐及电声乐队的结合；甚至同视频效果的结合等。昌黎民歌也可以借鉴这些组合的形式，关键是推出新的、适合老一代及新一代受众口味的昌黎民歌。

4.充分运用燕山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冀东民歌研究所的科研优势、借鉴研究成员形成的优秀前期成果，发挥研究者丰富的演奏、改编及丰富的教学经验，推动运用现代乐器演绎昌黎民歌艺术特性的研究工作顺利进行，形成优秀的研究成果。达到非遗文化真正的传承与创新。昌黎民歌以其独有的乡土特色和艺术特色，吸引了众多人士予以关注。近年来，首都师范大学、唐山师范学院等院校师生均专程到昌黎县考察、学习民歌艺术，燕山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还专门成立了冀东民歌研究所。该县也采取多种形式对民歌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保护，下一步该县准备通过录制昌黎民歌、整理《昌黎民歌选集》、排演昌黎民歌情景剧《月亮河》等方式，使民歌艺术深入人心。

几百年来，昌黎人民借助于昌黎民歌抒发心中的郁闷和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成为河北乃至中国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时代的发展，昌黎民歌也同其他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难以逃脱逐渐衰落与失传的命运。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传承这一艺术瑰宝。在面临非遗文化逐渐衰落的形势下，只有保护和传承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在重拾昌黎民歌优秀历史的理论基础上，结合现代元素及新颖的艺术形式，给古老的非遗文化加入新鲜的血液，使其长久不衰。

参考文献：

[1]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昌黎方言志[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

[2]周青青.中国民歌——音乐自学丛书·音乐学卷[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

第5篇：非遗文化的概念范文

协办组织：浙江省平阳第二中学雁风文学社

参与人员：平阳第二中学各年级老师及

同学八十余人

特邀嘉宾：浙江省平阳县文化馆副馆长

郑金开

浙江省平阳木偶剧团副团长

庄家陈等

小时候，围坐在天井旁听奶奶讲的神话传说，广播里咿咿呀呀的戏曲唱腔，路边小摊上老爷爷做的各色糖人，过年时街上敲锣打鼓的社戏表演……你知道吗？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民族个性、审美习惯乃至情感内涵的代表。对它的保护，不仅是传承人的责任，也不仅是政府的责任，而是全民的责任，青少年更是传承和保护历史文化的希望所在。目前大量“非遗”项目正面临着后继乏人甚至濒于绝迹的困境。对此，我们中学生朋友可以做些什么呢？

保护，首先需要了解。让我们走近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近我们博大、绮丽而又星光灿烂的民族文化。

“校园艺人” 竞登场

本次活动得到学校老师同学们的热情响应和支持，在雁风文学社的牵头下，几位身怀才艺的老师同学登台献艺，表演了吹笛、武术、舞蹈、越剧等精彩的节目，这些都是归属于“非遗文化”范畴的民间表演艺术。老师同学们用自己的表演身体力行地宣传了民族文化，正如蔡玲玲老师在演唱越剧《奉汤》片段前所说的：“虽然我的演唱并不专业，但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心、热爱越剧艺术，保护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

木偶“舞狮” 博众彩

本次活动特别邀请了浙江省现存的唯一一家专业木偶剧表演团体,平阳县木偶剧团庄家陈团长等三位专业的木偶剧表演艺术家来到现场，为老师同学们献上了精彩的木偶剧小品“舞狮”。生动形象、极富特色的表演博得了全场的阵阵喝彩。短短几分钟的节目令同学们意犹未尽，纷纷上台要求试演，还有很多同学围着几位艺术家，询问木偶剧的历史由来和表演技巧等问题。

专家带你走近“非遗”

怎样准确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郑馆长：这个概念是近几年提出来的，大致包括表演、造型以及民风民俗三类。简单地说，它是一种活态、无形的文化艺术产品。像老师和同学们表演的越剧、武术等都属于表演艺术。它们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根基，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显现。浙江平阳素有习武的传统，相传“抗倭”期间，18个南少林武僧来到平阳，每人传授6套共108招拳法，在民间组织练习，以对阵杀敌，这就是“南拳”的由来。还有平阳北港地区的造型艺术“头发吊灯”，最初和民间“求子”的习俗有关，制作工艺复杂，观赏价值极高。还有一类就是民风民俗类。比如怀溪地区的“焰火节”，还有由古时候道教仪式演变而来的“翻九台”等。

可以说，每一个非遗项目里，都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深烙印。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前面临着哪些困境？

郑馆长：由于传承方式的局限性，受现代文化、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非遗”文化已经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有一些甚至只剩下馆藏文物，令人扼腕叹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个长远的系统工程，由于它是依赖人本身而存在的，要想使其永远处在活态的传承中，关键是要保护传承人,但“非遗”传承人的现状堪忧。现有的传承人大多年事已高，一旦他们去世，就意味着该项文化的失传，因此，“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刻不容缓。

作为我们中学生，如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尽一份力？

第6篇：非遗文化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动画形式；传播媒介；社会服务性

动画的新形式作为传播媒介获得了社会大众的普遍肯定。在当前这个数字时代，动画的规模以及输出输入模式都产生这极大的影响，它作为一种最为直观且容易拉近受众距离的趣味性形式；在做出形式的变化上，大众对于其认可性往往是有一定的接受基础。不仅在为更久远的商业发展方向做出初步预判，而且使得动画的行业与商业中实现一个良好的循环系统。

一、动画艺术的社会服务性

艺术的产生往往和复杂的社会活动息息相关。从安迪沃霍尔第一次将他独有的创作以机械重复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时，大众对于艺术的社会服务功能就有了新的认知。艺术并不是局限于艺术家的个人表达，同时也能够将这种审美形式运用到社会文化当中，是商业文化发展的一个具有美学意义的推动剂。动画作为一种没有边界限定的形式，在各种媒介迅速发展的当代科技环境下，依旧是一个不受空间时间等因素限制的载体。目前，受众对于动画一贯呈现的形式更多还是体现在院线影视动画、电视动画、网络动画等方面，动画也仍然保持着对于形式的概念输出，以及叙事性等特征。在动画分类多元化的当下，它也在不断地被翔实规划，对于动画的受众广泛扩张以及动画本身的社会功能性考虑问题，也逐渐地渗入到相关学者的研究领域中。区别于静态图像以及复杂的文字在信息输出上的单一性，动画可以是一段精炼的、具有鲜明色彩对比的、重复工作的符号特征；同时动画本身具有其轻松幽默的方式，使受众在观赏过程中没有专业认知上的阻碍，并形成了一个快速且高效的信息吸收。因而，动画服务于社会的优势是较为突出的，而动画的优势在数媒发展时代仍然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二、动画艺术的宣传引导功能

（一）传统艺术的直观呈现

当今电脑以及手机终端衍生出的媒体平台、各类游戏层出不穷，数字化技术在不断推动者社会文明发展。数字技术本身也承担了传统文化的宣传作用，以动画为例的艺术表达形式也逐渐获得大众较高的认可，它汇集了特殊的表现技法以及想象力，增强了对于传统艺术的新认知。例如在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呈现问题上，动画则变成了一个较好的传播通道。2018 年腾讯游戏DNF用陕西皮影制作了宣传动画，短片在光影的流转间，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产生了惊艳的视觉效果。同年DNF也举办了“国创・新篇”主题活动，结合了四川剪纸、莱芜锡雕、河北京绣等非遗文化，分别制作出以传统形式为载体的数字媒体游戏风格动画系列。由此可见，动画作为一个较为合适的载体，对于传统艺术是一个重新构解、厚积而薄发的过程。

（二）科学教育形式的拓展

《“十三五”国家科普和创新文化建设规划》指出，要重视科学普遍传播工作建设，支持以影像产出的科普表达形式。而实拍影像或是微视频在传播内容与拍摄过程中存在内容的单一性以及实操性较难等问题，动画的科普优势则相对明显。如今，各地均开展了以“科普动画”为主旨的动画类大赛，例如“全国大学生气象科普动漫创作大赛”“江苏省科普公益作品大赛”等等，科普动画在传播科学技术上都具独特的优势。动画的科普教育功能性，体现了适应社会的需要，也体现了动画的艺术魅力。第一，动画的综合体形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向社会传达出较为精准的信息，它包含了造型艺术、美术风格、声音艺术等多元化的载体。科普类动画可以将复杂的科学技术内容结合动画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在一个轻松而欢快的环境中将科学教育内容传播给受众。第二，从动画的制作内容本身从色彩上看，其区别于实际拍摄的光感真实性，在大众的第一视觉感官上来说，高鲜明对比的色调更容易吸引大众的认知兴趣。第三，从动画的角色上来看，也区别于真实世界中的人类标准造型，科普类动画对于角色的选择往往是有意的夸张，人体比例大多设计在2-4 头身；与实际人物造型的差异也可以使科普公益的内容获得较小年龄层次的关注，对于科学教育普及也有着较明显的作用。

（三）动画艺术在新媒体设计中的作用

新媒体艺术在媒介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具有多样性特征，而媒体所承载的是传播平台的范型。在不同媒介范型内，动画媒介的作用更多的将注意力转移到自身的本质问题上――动画本身也可以作为一种材料。新媒体传播作为社会文化最主要的工具之一，它的发展从大众纸媒、期刊等静态传播方式，到如今互联网多媒介混合的数字时代，动画为其构成了一个书写新媒体历史的框架。动画作为一种“材料”被设计，此处的材料并非广泛意义上可触的材质体验，更多的是思维上对于创作媒介手段的一种分化认知。在新媒体动画制作上，动画本质不仅是趣味的叙事表达、文化的传播与教育，同时也是新媒体框架下不可或缺的制作“材料”。

三、形式创新拓展动画艺术的延展性

动画导演们对形式的探索从未停歇，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专业内并不意外的学习方式。它的出发点一方面是为了导演的个人情感，另一方面则是在传统的动画形式之上开拓出更具创意的传达方式。动画因材料的介入，使得其形式不断出新。如手动动态儿童绘本制作，相较于传统儿童绘本而言，画面更具层次；通过读者的操作，使二维空间与人物在真实场景中进行动态表演，它不但具有互动性，更具共情性。随着媒介的产生与普适性，动画制作方式从看得见摸得着的“材料”转变成了新的概念，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模拟真实材质效果，抑或是以真实拍摄手法为内容、动画为载体的真实空间，通过各类传播媒介进行随机扩散。这种广泛的随机性，在无形中改变了知识输入的一贯手段。在这种大环境下产出的各类快速动画形式，例如MG动画，或是便捷的动画制作软件例如MOHO等，它们均是动画在形式不断更迭下的产物。而正是有了这些新的技术与概念，动画所呈现出的样貌不断被替换，同时也为我们在动画服务于社会方面提供了更广泛的思考方向。

[参考文献]

[1]林日葵.从艺术中寻求经济从经济中寻求艺术――论艺术产品的价值发现[J].湖南社会科学，2006(05):146-149.

[2]段雪.新媒体艺术的谱系建构研究[D].齐齐哈尔大学，2012.

第7篇：非遗文化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技艺 人文危机 教育

中图分类号：J5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7-0009-03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工作中，由于抢救性为主导保护原则的影响，对非遗的技艺形态以及传承状况关注较多，而对技艺的人文因素关注相对较少。但是，这并不影响人文成为传统技艺的重要文化构成，它是非遗的文化精神；是非遗“活”的价值；是传统艺人伦理道德的光辉；是非遗文化性的彰显。所以，从文化的精神价值角度而言，对传统技艺中的人文因素应该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对当下存续的人文危机，应该深入地思考与研究。

一、传统技艺的人文危机

（一）传统技艺的“人文”形态

关于“人文”，我们首先就会想到“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核心主题是人的潜能与创造力。但人文主义其概念的归属是一种思潮，或者说是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属于一种世界观，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绝对的“神权”，提倡人性的可贵和重要性。它的意义与“人文”非常的相近，但“人文”的范畴却更加的广泛，《辞海》中是这样解释“人文”的：

① 旧指诗书礼乐等。《易・贲》：“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今指人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

② 指人事。《后汉书・公孙瓒传论》：“舍诸天运，征乎人文”。人文，是人类社会中的诸多文化现象的总称，和自然物质世界相对，其中就包含了人文主义的范畴，而“诗书礼乐”恰恰是人文的一种表现形式，都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人类所独家掌握的。人文的范畴大体包括了法律、教育、道德、伦理、哲学、美学等一切人类的文化现象，无论从人类社会的现实状况，还是从定义范畴的逻辑角度而言，包含了人类所掌握的各种技艺为载体的人文形态，那么具体来说传统技艺的人文形态是什么呢？

辽宁抚顺锔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振海，经常提到他的“八字箴言”――“缝补生命，修复艺术”，以及“三句规则”――“接活儿如同父母到，做活儿如抚养婴儿，出活如同儿女行”，这是“医、美、孝、爱、诚”的大爱；“同仁堂”药店的对联“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百年传承的“训条”保证了产品品质百年不衰；“江南药王”胡庆余堂，始终坚持“戒欺”和“真不二价”，为古往今来的消费者提供信誉上的原则保障；台湾响仁和鼓传承人王锡坤，坚持精益求精，细心打磨木质鼓身，即便是鼓皮遮盖之处也绝不怠慢；故宫博物院钟表修复技艺传承人王津师傅，几十年如一日面对无限重复的文物修复工作，克服内在焦虑；台湾优人神鼓的阿丹师傅，坚持带领队员每天静坐三个小时，禅艺双修。

以上所提到的远远不能涵盖传统技艺的人文因素，诸如做工原则，经营信条，传承规则，职业道德，心理状态，文化特质，伦理规范，等等。人文的延续，是非遗技艺的重要文化构成，这是传统技艺的精神所在，是现代社会提倡的“匠人”精神最为质朴而现实的形态，渗透着工匠的智慧，稳定的职业心理，高尚的人格修养，执拗的性格，规范的道德伦理，等等，正因为有它们的存在，非遗传统技艺才会有文化的“味道”，文化的规格，文化的尊严。

（二）传统技艺人文危机的表现形态

传统技艺的人文危机具有多样性，主要表现为：文化的无知，缺乏继承者，无视艺人的社会地位与尊严，伦理道德的没落。

1.文化的无知

文化的无知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传承人对自身技艺的文化内里、精神意志领会有限，将注意力更多地关注到纯技艺层面，可以说“学手艺赚钱”或是类似的功利性心理普遍存在。一种则是消费大众对技艺的无知，这主要源于一方面是大众对传统技艺产品的消费较少，另一方面快餐化的使用功能至上的消费心理的影响，使大众对传统技艺的产品和相关文化关注较少。

2.缺乏继承者

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必须依赖物质形态的承载，核心是人对于技艺的掌握，几乎所有的传统技艺都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现实，有的无人求学，有的后继之人难担大任，有的传承者健康堪忧无法传艺，有的则是人已去艺已绝，还有的技艺是独门绝学其他人几乎无法掌握。不管哪种情况，如果技艺不能得到有效的传承，那么背后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就难以发扬光大。

3.无视艺人的社会地位与尊严

由于传统技艺在大众消费中的比重减少，使大众对传统技艺的生活依赖降低，从而导致对传统技艺消费心理的弱化和转移，进而对艺人的关注减少，艺人在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在以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为评判成功标准的当下，部分手艺人的经济基础贫弱，生存状况拮据，更加剧了手艺人社会地位堪忧的现状，这种危机其内里依然反映出社会对传统技艺及其背后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的忽视。

电影《剃头匠》中就真实反映了现实传统剃头匠人的状况，其中老剃头匠到新城区老主顾儿子家里，就遭到了其儿媳的嫌弃。电影《百鸟朝凤》中的吹打艺人在婚礼上受到雇主的轻视，虽工钱不少但轻视艺人的技艺、职业操守和人格尊严。山西已故世界级剪纸大师库淑兰，一生贫困，贫病交加，这和她色彩缤纷、充满乐观、洋溢童趣的剪纸作品形成了反差，也与众多文化组织授予她的种种世界级最高荣誉不相符。

4.伦理道德的没落

伦理道德的没落主要表现为：（1）对于手艺传承规矩的打破；（2）经济利益与自身技艺坚守的矛盾；（3）传统师徒关系的瓦解；（4）自身道德修养的缺失。

首先，传统技艺的师承形态有多种，比如：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内外皆传，等等。但总结起来基本就是技艺传承的性别区分和是否血缘关系之间的传承，现如今年轻一代观念转变，对传统技艺的关注日减。无论哪种传承形态都面临少有人问津的窘境，这种代际关系的传承对其文化的延续非常脆弱，很多技艺的传承者大多面临“人死艺绝”的境地。所以，目前传承的紧迫与责任要远大于传承的对象选择，很多传承者就必须打破旧有的传承规矩，然而对于坚守历代师承规矩的传统艺人来说，打破祖训是对家族和祖师的背叛，他们需要承受内心巨大的谴责。

其次，在以经济发展为先导的社会环境下，部分技艺由于是传统古法或手工制作而具有耗时长、产量低、价格高的特点，而在市场竞争中缺乏优势，所换取经济价值有限，一些技艺承载者会寻求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改变原有的技艺，使得其原有技艺形态和内在精神被改变，降低了手艺的品质，破坏了文化的原真性。但面对现实生活需求，艺人的生活处境也不能被忽视，两者之间产生了强烈的矛盾。

再次，传统师徒之间所坚守的至高道德准则忠、孝、礼、义，在当下受到冲击，以往“师徒如父子”的人文伦理越来越淡化，甚至在道德上出现了诸多问题，比如某位食品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身体重病之时，曾经的徒弟少有人前去探望，茕茕孑立，更妄谈床前尽孝；某位传统修造技艺的传承人，在他的弟子中出现“欺师灭祖”的现象，技艺出于师门而否定师门和师徒关系，用学来的技术胡作非为，甚至还有的学艺者对师父进行诽谤和欺诈，可以说这种师徒关系的道德内里与情感内里已土崩瓦解。按照传统，旧时的艺人在选择技艺继任者的时候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来对其弟子进行文化修养、道德品行上的考量，以确保技艺传承无恙。而在当下，面对技艺的衰微和大多数艺人的年事已高，他们内心也希望尽快将技术传承下去，但学艺者这种在人性和道德上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加技艺本身存续的不安全因素。

最后，有相当一部分的传承人，虽然技艺精湛，身担真传，然而其自身对于这门技艺的人文内涵理解有限，丧失对技艺的传承和呈现过程中的道德坚守与伦理把持，意志模糊、随波逐流，缺乏传统艺人的朴实精神特质，利用自己的技艺进行虚假夸大宣传、谋取暴利。

二、人文危机的应对

传统技艺人文危机的形态具有复杂性，其表现也存在于各个文化层面和社会意识层面，从传承人的思想意识上来说应当树立“坚守”的理念。坚守什么？坚守历代传承的技艺文化、技艺精神、技艺传统、技艺的伦理道德、技艺的规矩；从现实的技术层面来说，笔者认为还是要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应对危机，这就必须运用最强有力的传播方式――教育，以教育为媒介和手段，具有稳定性、规模性、持久性，对文化受众具有强制性作用。

（一）坚守

解决危机的根本还是在于技艺的自强，技艺自身相对稳定且完整的文化形态的存续，成为一切突破和创新的前提，因为只有存在，才可能被认识，才可能提出相应的方法。而此时坚持技艺的原真性形态和自我内部一切文化形态尤其是规矩的坚守，成为文化上、技术上、意识上的必然要求。而这些坚守，又构成了有别于现代技术的突出的文化精神样式。

坚守，是艺人执拗的人文性格，是技艺自身的内壮之举，这种坚守摆脱了世俗潮流的影响，克服了自身的内在焦虑和惰性心理，出离了只为利益和金钱“做活儿”的事业追求，使得艺人散发着朴实坚韧的人格魅力。锔瓷技艺传承人王振海常说“艺人要守住艺的传承，守住艺的本真，守住人的德行”。那么如何坚守？根源还是在艺人的意识中。

首先，艺人应当具有“安贫乐道”的人生观。这里不是指必须贫困才能从艺，而是指要以安贫乐道的精神来对待自己的手艺，出离物欲的束缚，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其次，艺人要明了当下自身在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和地位，进入到现实文化存续的角色中来，清楚自己是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增强对自身技的文化认同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尤其是被认定为传承人的，更要意识到自身在文化传承上的历史重要性。

（二）充分发挥教育的传播作用

这里所指的教育分为两种，一是以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为基础的教育模式。从政府层面而言，发挥教育的作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实施保护的业务指南》和我国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都有相关的要求和说明，要求教育部门要将优秀的文化遗产编入教材，加入学校的课程中。比如，2011年11月，香港慧因中学，就在正规的学校课程中开设了“以区为本――长洲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课程”，涉及八个训练范围，18个学科，课程周期为三年，由老师们自编教案、教材。通过三年的熏习，使学生对非遗项目及其相关的文化有了了解，这就已经达到了文化传播的基础性目的，完成了认知阶段的任务。这种教育形式，可能在能否激发学生学习传统非遗文化的兴趣方面还有待商榷，但对于普及传统技艺和培养树立民族文化责任感十分有利。

二是以传授技艺为主的教育方式，包括了文化普及型和专业技艺传承型，前者比如“非遗进社区、进校园、进乡镇”活动，以培养大众传统文化接受与传统文化氛围为主；后者主要指艺人的“收徒”传艺行为，这是培养技艺传承者的教育，也是核心形态的教育，更是最难把握的一个环节。传承人在选择继任者的时候，除了在技艺上的考量以外，还应该尽可能地对学艺者进行传统文化素养、道德人品上的考量，并在传艺的过程中既要传艺，也要将本门手艺的规矩、礼法、道德、伦理、文化、历史等一并严格灌输，务必形成稳定可靠的文化技艺心理。尤其是在伦理道德上，既关乎传统技艺自身文化形态的原真性传承，又涉及技艺传播过程中所影响的大众文化认同。进一步讲就是文化安全问题。文化安全问题最需要道德和伦理的保驾护航。至少要传承者学会遵从“祖训”，学艺、学做人。

三、结语

综上所述，人文层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发展会越来越多地显露出问题，而坚守传统和发展现代特色的传承教育是解决传统技艺人文性危机问题的关键。坚守，提供的是技艺自身内壮的道路，教育是文化向外部环境辐射传播的渠道，为内在“坚守”注入强大的现实生命活力。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修订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

[2]苑利，顾军.非物质文化遗产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1989年版）[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343.

第8篇：非遗文化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古代小说 插图方式 故事图 人物图 图像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0-0141-05

中国书籍之插图起源甚早。隋唐以前印刷术尚未发明，插图皆是手绘，隋唐以来，书籍中的版画插图才逐渐产生。明代由于印刷术的发展，书籍配图相当普遍，在深受大众喜爱的小说一类的作品中，更是几乎无书无图。大致说来，中国古代小说插图根据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故事情节图，一类是人物图。前者着重表现情节中某一精彩场面，后者重在表现人物。而插图之方式，又由图在书中的位置大致分为两种：一、上图下文方式，图文互配，类似后世的连环画；二、整版方式（单面、双面、多页连式），一幅图即占一页或更多。整版方式又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图插在各回之前或回中，一种是把图结合起来放在全书卷首。随着书籍中大量配图，一些插图术语也因之产生，如“全相”、“全像”、“出像”、“出相”、“绣像”、“全图”、“补像”等，这些词语是出版商们在内封、卷首及版心等地方使用的标示用语，每个词对应着一类插图方式，而插图类型及方式的转变，则与文本阅读和审美风尚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 两种不同的插图方式：全相（全像）与出相（出像 ）

关于“全相”，《汉语大词典》解释说：“旧时通俗话本、演义等绘有人物绣像及每回故事内容者，称为‘全相’。”[1] （第1册，P1161） 这种说法不对。较早出现“全相”二字的小说是元代的《全相平话五种》， 该套书为元至治年间建安虞氏所刻，上图下文，叶必有图，描绘的是该叶的故事情节。自元以后，单以“全相”来号召的小说比较少，杨春容所刊的《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上图下文，卷前亦题“全相”。“全相”之“全”应指每页都配有插图，而“相”字是指故事情节图，插图方式一般都是上图下文式，以每页上面的图来表现下面的文字。

和全相对应的是“全像”，这个词用的比较多。如建阳詹秀闽刊的《京板全像按鉴音释两汉开国中兴志传》，故事情节图，上图下文。另外闽书林杨闽斋所刻的《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建阳书坊清白堂刊的《新刻全像二十二尊得道罗汉传》等都是如此。余象斗还刊有一种“评林”本小说，也是这种方式，如《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评林》，不过在图上还加了些评语。

《全相平话五种》为何用“相”字，而不用“像”或“图”字？为何“相”字也有插图的意思？这就要从元代以前流行的“变相”说起。19世纪末敦煌遗书的发现是世界学术史上的大事，遗书中有一类作品就是变文。尽管对变文涵义的理解至今还有分歧，但“大多数的看法，都认为变文与变相有关。也就是说，变文，作为一种文字，和另一种叫作变相的图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两者相辅而行。”[2] （白化文《什么是变文》，P434） 而所谓“变相”，一般认为就是把文字之描述转变为图画，至于变相是否从画佛经故事引申到画其他故事，或是相反，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变”或“变相”用来指称图画，较早见于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卷三《记两京外洲寺院画壁》，其中提到了“地狱变”、“真经变”、“西方变”等；又提到“变相”，如“佛殿南杨契丹画涅等变相”、“东精舍郑法士画灭度变相”等。[3] （P53－65） 其实，用“变”或者“变相”来指称绘画作品要比“像”字或“图”字晚得多。古代中国画家画的人物故事等许多作品只是用“像”、“图”或“图画”等称之，也许是随着大量改编文字配以图画来叙述，才用了“变”或“变相”来称呼。“变”或“变相”多是指故事画，如周一良《读〈唐代俗讲考〉》云：“‘变’、‘变相’，跟‘像’不同。大抵‘像’的主体是人，而‘变’的主体是事。再看《历代名画记》、《酉阳杂俎》等所记寺院壁画的‘变’或‘变相’，除一二不可考者外，都标明某某经变，知道是根据其中所说的事。也是变以绘事为主的证据。”[2]（P163） 杨公骥也说：“佛寺中的变相或变大多是具有故事性的图画，‘变文’是解说‘变’（图画）中故事的说明文，是‘图画’的‘传’、‘赞’，是因‘变’（图画）而得名；‘变文’意为‘图文’。”[4]（P415） 因为“像”的主体是人，故诸如佛祖像、菩萨像、明王像、罗汉像、天尊像等大多用“像”字。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变文是配合图画来进行演出的，大约是一边指点图画，一边说唱并解释故事。这种图文配合的宣讲方式，就是后世通俗小说配图的源头。元代的《全相平话五种》用的是“全相”二字，“全”是指每页都配有插图，这种连环画方式的配图形式在敦煌变文中已有之。金维诺《〈o园记图〉与变文》一文云：“伯希和盗窃到巴黎去的四五二四号卷子，一面是变文，一面是图画，这一变相正是表现劳度差与舍利弗斗法的故事，而每节图画都以变文相应。图文的结合，就象明清的插图本小说一样。”[2] （P353） 因而，《全相平话五种》其实应该用“全变平话五种”或“全变相平话五种”称之才对，因为“变”或“变相”才是指图画，“变相”常常简称为“变”，没有简称为“相”的，正因为《全相平话五种》这一误解之变动，“相”也有了图画的意思。

再看“出相”的涵义。鲁迅《且介亭杂文・连环画琐谈》云：“宋元小说，有的是每页上图下说，却至今还有存留，就是所谓‘出相’。”[5] （P22）《汉语大词典》也是这样解释：“有的书籍，书页上面是插图，下面是文字，谓之‘出相’。”[1] （第2册，P488） 这种说法也不对。明清小说题为“出相”的插图极少，其中较有名的是天启三年金陵九如堂刊刻的《新锲批评出相韩湘子》，并不是上图下文，而是书前插入单面方式的图32幅，表现每回的精彩片断。

正如全相和全像的关系一样，明清小说中“出像”一词用的极多。有学者认为出像是整幅的插图，如戴不凡云：“明人刻小说戏曲恒多整页之‘出像’、‘全图’。”[6] （P294） 的确，如《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刻于万历元年富春堂，是现存最早的金陵派小说版画，单面图；金陵世德堂万历二十年的《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其插图是对页连式的整版图；① 崇祯元年刊本《峥霄馆评定出像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单面整版插图；崇祯刊本《新镌出像批评通俗演义鼓掌绝尘》也是如此。以上这些小说插图，都是以整版方式（单面和对页连式），常常是每回一、二幅图，来表现该回的精彩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用“全像”的多是建阳书坊，而用“出像”的多是金陵、杭州等地的书坊。如同是刊刻《南北两宋志传》，余象斗的三台馆刊本全名为《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上图下文方式；而金陵世德堂刊本题为《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南）北宋志传题评》，内容基本相同，但插图改变成对页连式的整版插图。《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的情况也是如此。

我们知道，自从嘉靖元年《三国志演义》首次刊刻后，通俗小说的创作和出版重新起步，但得风气之先的却是福建建阳书坊主，他们一般采用上图下文的插图方式，便以“全相”、“全像”来号召。如建阳书坊主余象斗在所刻《列国志传》一书的内封有题语曰：“《列国》一书，乃先族叔翁余邵鱼按鉴演义纂集。惟板一付，重刊数次，其板蒙旧。象斗校正重刻，全像批断，以便海内君子一览。”又万历二十年所刻《三国志传》前的《三国辩》云：“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全像者止刘、郑、熊、黄四姓。”① 余象斗商业意识很强，他刻的书在内封、牌记中多有宣传性的广告识语，这里的“全像”、“批断”就是书贾吸引读者的手段。上图下文的方式多用“全像”、“全相”，偶尔也用“合像”、“偏像”等词，如万历三十一年建阳熊佛贵所刊之《三国志演义》，卷端就题为《新锲音释评林演义合像三国史传》，同样上图下文，只是每页的图像不是单独成一幅，而是与对页图像合为一幅。这种形式并非独创，元代的《全相平话五种》就是如此，“全相”是说每叶有图，而“合像”指两个一页合为一幅，强调的重点不同而已。

“偏像”形式比较特殊。现存明清通俗作品还没有见到在书中标明“偏像”的插图本，只有余象斗在万历二十二年刊刻之《水浒志传评林》书首眉端《水浒辩》中提到：“《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副，全像者止一家。”余氏刻书，毫无例外都是上图下文，并且是每页有图之全像本，他把“偏像”和“全像”并称，显然两者有所不同，那么“偏像”指什么呢？马幼垣介绍过一种分别收藏在德国德累斯登萨克森州图书馆和梵蒂冈图书馆的残本《水浒传》，该书插图形式古怪，它也是上图下文，但摊开的两面只有一幅图，或在前半页或在后半页，[7] 即是说并非每页都有图，（见图版一）笔者认为，这就是被余象斗称为“偏像”的插图。马幼垣从内容上判定该残本的刊刻年代还在余象斗的《水浒志传评林》之前，从插图看也复如此，故该残本是现存《水浒传》最早的版本之一。

二、故事图与阅读

两种插图方式对阅读的作用是不同的，作为版画的艺术品，其表现力也有不同。“全相”或“全像”既然每页有图，则上图下文方式较为理想，这种连环画式对文化层次不高的读者相当有用，边阅读边看图，有助于理解故事情节。② 但是，由于上面印了图，占去了较大的空间，为节省篇幅，降低成本，下面的文字不免要简省一些，《水浒传》的简本多是建阳刊刻，其插图方式就是上图下文式。明代建本书刊刻的质量较差，这和上图下文插图方式的选择目的是一致的，面对的是文化层次和购买力较低的读者。

金陵等地的整版插图则不同，由于版面扩大，更能表现人物的动作和表情；画面处理也不那么局促，讲究环境描写和景物布局。试比较余象斗刊《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评林》（见图版二）和袁无涯刊《忠义水浒传》中的“洪教师林冲比杖棒”两图。（见图版三）

余刊本的插图不过仅具人物意态，全无环境和背景描刻；而袁本不仅有林冲和洪教头的比试，还有柴进和众庄客的围观，地上一锭大银和一副打开的枷锁，天上一轮圆月和几粒疏星，表明已是夜晚。几千字，甚至上万字一回的文本只配一、二幅图，图像的叙事能力无疑是减弱了，但由于版面扩大，画家发挥的空间变大，从而使插图的表现力大为增强。在晚明唯美风气的影响下，插图也向着极精极巧的方向发展，逐渐成为文人雅士的案头清赏。如人瑞堂刻的《隋炀帝艳史》，其插图十分精美，书坊主也颇为得意，凡例特意声明：“坊间绣像，不过略似人形，止供儿童把玩。兹编特恳名笔妙手，传神阿堵，曲尽其妙。展卷而奇情艳态，勃勃如生，不啻顾虎头、吴道子之对面，岂非词家韵事，案头珍赏哉！”天启乙丑（1625）武林刻《牡丹亭还魂记・凡例》亦云：“戏曲无图，便滞不行，故不惮仿摹，以资玩赏，所谓未能免俗，聊复尔尔。”书不配图就竟然卖不出去，可见士人对插图是何等的喜爱。于是有的书坊主干脆把全部的插图集合起来放到书前，以供人玩赏。启祯间的小说插图多为如此，如《警世阴阳梦》、《辽海丹忠录》、《七十二朝人物演义》、《开辟衍绎通俗志传》、《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孙庞斗智演义》等，至此，插图之阅读功能逐渐隐退，而审美功用越加凸显，于是绣像本小说大行。

现在常把人物图称为“绣像”。如鲁迅云：“明清以来，有卷头只画书中人物的，称为绣像。”[5] （P22） 但早期称为“绣像”的插图也是故事情节画，并非人物图。著名的有《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有图200幅，为新安刻工黄子立、刘启先等人的杰作，把贵族豪门的生活场景，一一捉写到画面上，虽称为“绣像”，却是实实在在的故事情节图。在书坊主眼里，“绣像”和“出像”等概念也没有加以区分。如《隋炀帝艳史》凡例云“锦栏之式，其制皆与绣像关合”，把书中的故事情节图也称为“绣像”。崇祯六年刻的《隋史遗文》，有图63幅，置于卷首，也是故事情节图，但内封仍题为《新镌绣像批评隋史遗文》，各卷则作《剑啸阁批评z本出像隋史遗文》。“绣”意为精工郑重、精雕细琢，“像”在当时还是指故事情节图，书坊主“绣像”二字不过表明自己的图比别人精美罢了。“绣像”一词出现相对较晚，万历中后期，江南各地版画深受新安派风格之影响，转而为工细婉丽，时人称为“绣梓”，“绣”的原意是用彩色线在布帛上制成花、鸟等图案。“绣像”一词的来历当与此有关，而不少插图的艺术水平确也当得起“绣像”之称。

无论是哪种插图方式，只要是情节插图，都或多或少对故事有所提示。人物插图则不同，它虽然也能引起读者的兴致，但对情节的理解几乎没有什么用处，插图成了摆设，是插图案头清赏之特征发展的极致。因此人物插图在明代出现较晚，但到了清代，故事图大为减少，人物图则显著增加。

三、人物图与插图的衰落

第9篇：非遗文化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文化旅游产业园；发展模式；安徽省

一、引言

近年来，旅游业与相关产业和行业融合的趋势也日益明显，不仅拓展了旅游业的发展空间，也拓宽了相关行业和领域资源多功能利用的途径。在国家相关政策的促进下，旅游与文化的融合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一大批文化旅游新业态——文化旅游产业园，近年来也有了不少文化旅游产业园区的相关研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通过对文化旅游产业园区的概念、特点、规划设计、类型、模式与案例实证研究，从而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如何解决。相关研究内容的角度选取逐渐细化，郑斌对基于“创意”的文化旅游产业园区做了深入研究，从“一站式体验”的角度出发，总结了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区开发的主流模式。研究理论方面，国内对旅游产业园的理论基础缺乏系统总结，理论建设远落后于实践发展。本文以安徽省文化旅游产业园区为例，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炼总结目前安徽省文化旅游产业园区的发展模式，并对其未来的发展提出创新性的建议。同时为其他的文旅游产业园的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二、安徽省文化旅游产业园发展现状

近年来，安徽省在“三个强省”建设总体目标指引下，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发展迅速，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也呈现良好的态势。2013年8月，安徽省首批10家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正式揭晓，包括芜湖方特非遗文化博览园、池州九华山大愿文化园等。除了上述公布的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以外，安徽还有诸多以旅游文化主导产业的文化旅游产业园，比如五千年文博园、中国（合肥）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等。从安徽现有旅游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情况看，有些比较成功，也有一些目前发展比较困难。因此，加强文化旅游产业园区发展模式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三、安徽省文化旅游产业园的发展模式

1.空间布局模式。空间布局模式是指文化旅游产业园区的空间布局区位，通过对安徽省文化旅游产业园的分析可以得出主要包括城市依托型、景区依托型、文化发源地型。城市依托型的园区的选址一般是位于城市近郊具有一定旅游基础的地区，有利于共享城市信息设施与交通渠道，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带来便利，同时文化旅游产业园的集约化、规模化与专业化也能有效带动农村城镇化。方特非物质文化遗产游乐园、五千年文博园与合肥非物质文化遗产园属于城市依托型。方特非物质文化博览园依托于经济发达和交通便利的芜湖。五千年文博园依托于太湖县，虽然交通便利但是太湖县作为一个县城，经济相对而言不够发达，城市人口较少，所以发展不是很景气。景区依托型有池州的大愿文化园，依托九华山景区，从而九华山景区给大愿文化园带来了分流客源。文化发源地型主要是蚌埠花鼓灯嘉年华与孔雀东南飞文化园，蚌埠嘉年华是融合了蚌埠当地汉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舞蹈花鼓灯和来源于欧洲民间狂欢节的嘉年华，打造了一种将民俗与时尚相结合的新模式，填补了皖北地区综合性旅游体的空白。孔雀东南飞文化园建在焦仲卿与刘兰芝的爱情故事发源地怀宁县小市镇。2.经营模式。文化旅游产业园区的有着不同的经营方式。总结安徽省的文化旅游产业园经营方式主要有文化体验型、文化观赏型和体验与观赏结合型。芜湖方特非物质文化博览园与蚌埠花鼓灯嘉年华属于体验型。两者都是以高科技为手段、以文化体验旅游为形式的新型项目，主要以体验为主，让游客在体验中学习文化，获得知识。五千年文博园、孔雀东南飞文化园与大愿文化园属于观赏型，将文化以静态的实物与文物等展现出来，让游客在观赏中去感受文化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园属于体验与观赏结合型，园区内有静态的实物展示也有动态体验产品。3.产品业态模式。文化旅游产业园区的发展需要产品和业态作为支撑。研究安徽省文化旅游产业园区的产品和业态得出有的单一有的丰富。主要有餐饮、商店、住宅和商业地产等。芜湖方特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与五千年文博园经营各种业态。孔雀东南飞文化园与大愿文化园等园区内的业态就比较少。但是园区属于观赏型就会吸引游客比较困难，游客数量不够，发展不够理想，旅游者的带动能力就不够，经营各种业态就很难，商业地产主要还得依靠附近的居民。4.安徽省文化旅游产业园发展建议。通过对安徽省文化旅游产业园区的发展模式的研究可以看出园区的发展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这些因素也是未来文化旅游产业园区建立与发展需要考虑的，根据这些园区存在的普遍问题为文化旅游产业园区的发展提供几点建议。4.1发展定位要准确。实现文化旅游产业园区的持续发展必须定位准确。文化主题的选择上要符合现代人的特点，对所在地及其周边区域的人文历史资源与旅游资源等通过现代的、创新的商品化的手法进行分析和再塑造，明确园区文化主线的选择与定位。结合项目所在地的综合资源条件，对园区的发展前景做出合理的预测，制定出具有可实施性的发展目标，作为正确指导园区建设时序性的发展方向，从而达到设定的最终目标。4.2区位选择要合理。文化旅游产业园区区位选择主要取决于旅游市场、交通条件、旅游资源条件与社会经济条件。综合考虑上述条件进行合理定位。旅游市场的规模和类型是园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也是旅游项目及旅游产品定位的主要依据。交通条件是评价旅游开发的首选条件。旅游距离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园区游客的数量和相应配套设施的规模；是园区与客源市场的可达性是游客考虑出游的关键因素之一。园区的建设必须具备良好的.自然景观资源，以满足旅游观光的基本功能；也要拥有独特的地域人文景观资源增强园区的地域文化价值。社会经济条件主要是指园区所在地的经济环境、基础设施条件和旅游发展条件。处于良好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业园开发建设的难度较低，文化旅游产业能较快发展并有利于本地的经济发展，反之，则会形成一定的滞碍因素。总体而言文化旅游项目要紧密结合城市。4.3提高文化产品的体验度。体验是旅游活动的硬核，没有体验就没有旅游。因此园区的主要任务是如何使游客获得更高的旅游体验，如何对现有旅游产品的体验进行升级。同时体验项目设计中应当充分遵循需求性、参与性和系统性原则。园区应该实施科技带动战略、深度开发战略，多形式挖掘产品的文化内涵，增进游客体验值。主要有：一方面借助科技手段促进文化保护和展示，将传统的静态展示与创新的立体演绎结合，使文园区鲜活、生动起来，提高园区的体验质量；另一方面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具有吸引力的动态文化旅游产品，如，文艺演出、节庆节事、艺术展示、体育竞技等活动。通过在文化体验度上做文章，以实现“文化有得看，游客有得玩”。

四、结语

通过对安徽省文化旅游产业园发展模式的研究，从而为我国的旅游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提出建议：明确发展定位、合理选择区位、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做好系统的规划、提高文化产品的体验度与培养和引进文化旅游人才。这对文化旅游产业园区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由于国内对文化旅游产业园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受本人理论知识与资料所限,关于文化旅游产业园的发展模式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今后在实践中还需要进一步充实和完善,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探索出一条特色的、基于体验经济的文化旅游产业园开发建设之路。

参考文献：

[1]王伟年,张平宇.城市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区位因素分析[J].人文地理.2006,87(01).

[2]胡海胜.旅游产业园:理论模式与实践发展[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2,2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