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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迥异,宏观经济政策政策也大相径庭,对企业经营和外部融资环境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融资。
(一)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研究 王风云(2005)等认为经济波动频繁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频繁调整。付一平(2005)等通过对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波动之间关系的判断,描述结构VAR模型中财政政策的作用和反馈过程,结果发现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操作过程中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相机选择性和对经济周期阶段的依赖性。而杨召举(2007)从经济周期角度考察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是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经济周期也不是货币政策变动产生的原因;但货币政策变动会对经济产生影响,剧烈的货币政策波动将使得经济也产生同向的波动。刘士宇(2007)围绕总需求角度,运用多种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研究改革以来引起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以及这些冲击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其分析结果表明:在总需求的三大构成要素中,投资波动是引起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虽然学者的结论并非完全一致,但本文认为经济周期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对企业投融资产生了影响。
(二)经济周期与企业投融资行为的研究 基于宏观经济环境,从经济周期角度解析企业投融资问题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Altman(1983)发现,在经济衰退时期,公司更容易陷人困境,经济增长、股价指数和货币供给量对公司陷人困境的可能性有显著影响。Bae(2002)以亚洲金融危机为背景,证实宏观经济状况通过银企关系影响公司财务困境的可能性。Myers & Majluf(1984)分析了不完美资本市场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基于逆向选择提出了融资偏好理论。沿着此思路,Levy & Hennessy(2007)从管理者利益角度研究了经济周期中管理者的投融资决策。为避免冲突,管理者多数持有较多权益,但在经济收缩时期,管理者倾向于用债务代替权益来维持管理者权益,在经济扩张时期则正好相反。围绕经济周期的变化,许多学者也从实证角度验证了宏观经济政策对公司投融资行为的影响和公司价值的意义(Deangelo & Masulis,1980; Nejad
malayerz,2002;Korajczyk & Levy,2003;Drobetz et al,2006)。
(三)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影响的研究 我国目前专门针对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影响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一些学者对宏观经济因素与企业投融资的关系进行了描述(王强,2002;原毅军、孙晓华,2006)。蔡楠、李海菠(2003)认为企业投融资行为不仅要考虑微观经济因素形成的技术约束影响,还要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形成的市场约束的影响,并验证了宏观经济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有着显著影响。Chen等(1986)认为,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即不同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对于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敏感程度不同。而Beaver(1966)认为,公司的股票收益率越高,其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就越小。鉴于我国企业的特征不同,可能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敏感程度不同,企业投融资行为也不同。王克敏、姬美光、赵沫(2006)的研究表明,宏观经济环境对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公司对于工业增加值和实际利率水平等变化越敏感,就越容易受到弱化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而陷入财务困境。应惟伟(2008)研究认为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迥异,政府实施的财政货币政策大相径庭,这些对企业的经营和外部融资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对企业投资产生显著影响。这些研究都认为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是影响企业投融资政策的重要因素,这对于理解我国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具有积极意义。
(四)企业投融资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研究 有学者围绕融资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进行研究,如刘星、杨益民(2006)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整体样本融资结构与投资支出显著负相关,融资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在不同成长机会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郝颖、刘星(2009)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股权融资的依赖程度越大,企业投资水平对股票市价的敏感性越高;股权融资的依赖程度小,则内部人控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倾向于大规模扩张。围绕融资结构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债务比率与企业价值负相关(李洪波、赵宇、杨秀苔,2002;皮毅,2004),股权集中度与企业价值的关系(Boyle & Eckhold,1997;Frank & Goyal,2003;Hirota,1999;Booth,2001;Harold Demsetz & Belen Vilialonga,2001),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我们把所有的结构参数分为9个组。表1列出了它们的估计值和标准差。图1则给出了估计所得的行为方程与样本数据的拟和。所有数据都是年度数据。由于样本数据有限,我们的参数估计并不能完全尽如人意。接下来我们将解释表1中的估计值是如何得到的。
3-9 组的参数估计
我们的讨论首先从第9组开始。我们发现9组中的参数大多可解释为样本平均值或定义在只有一个结构参数的方程中。这就允许我们使用一阶距的方法(method of first moments)对它们进行估计。
尽管一阶矩方法能同样用于估计消费函数(10)和进口函数(12)中的参数c和m,然而我们发现其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为此我们允许c和m能随时间而变化。我们假设
其中,ctct/(yt-1-tt-1);mtmt/yt;vt和εt都假设为独立同分布(i.i.d.)的正态随机变量。这表示边际消费和进口倾向都服从于一阶自回归ar(1)过程。将公式(20)和(22)分别代入(19)和(21),我们得到
其中,c0=c(1−ρ),c1=ρ,m0=m(1−λ),m1=λ。现在我们可以用最小二乘法(ols)对上述方程进行估计。而有关的结构参数c、m、ρ和λ则由下列公式获得:
需要说明的是,此种方法无法使我们直接得到参数c等的估计方差。为此我们必须把该估计看成是非线性估计。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judge et. al (1988,p508-510)所讨论的方法来求解参数估计值c等的标准差。在这一计算过程中,我们利用gauss语言中的grardp程序来计算有关的一阶导数矩阵。该矩阵被用于推导参数估计值的协方差矩阵。
对于投资函数(5)中的参数估计,我们采用如下估计方程:
(25)
(26)
其中,it=it/kt-1;vt同样为独立同分布的正态随机变量。这里我们所采用的估计方法为cochrane-orcutt方法
此外,在对工资、价格和利率方程(15)-(17)进行估计时,我们假定方程中所有的干扰项都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正态随机变量。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利用普通的最小二乘法对它们进行估计。
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对工资公式(15)进行估计时,我们用劳动生产率(实
际gdp与就业之比)来代表供给冲击,即解释变量st。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参数βn的估计值极不显著,因此,我们令它为0。这也同时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态对工资没有任何影响,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一直是处於供过于求的状态。劳动力市场的这种供过于求反映了由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
总供给的参数估计
对于产出方程(1)-(4)中的结构参数βv和βg的估计则更为困难。首先,我们无法得到期望值get和yet;其次,尽管我们可以从方程(1)中推算出δvt,但是,我们并没有存货vt的数据(这需要有一个存货的初始值)。为了避免使用数据vt,我们的估计需要建立在对方程(2)进行一阶差分的基础上。与此同时,利用(3)对vdt进行置换,我们得到
(27)
按照预期增长率get的定义,我们有δyet=getydt-1。将其代入公式(27),我们可以得到参数βv的估计方程:
(28)
其中
以上,误差项νt同样被假定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正态随机变量。
显然,对于βv的估计需要获得时间序列get,该数值我们无法得到。然而给出参数βg和get的初始值ge0,我们能从(4)中推算出get。假定ge0=g0,也即预期
增长率get的初始值等于其实际的观察值。设立目标函数:
(29)
这里,e(βg)是在给定的βg情况下,对方程(28)进行线性回归所得的误差向量。这样f(βg)就可以看成是该误差的平方和。由此,对于参数βv和
βg的估计可以看成是寻找一个βg使得目标函数f(βg)最小。这里,我们使用网络搜索法来实
行这一最优化过程。
技术函数中的参数估计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估计过程中所使用的数据大多可以从国家统计年鉴中获得,资本存量kt则来源于张军(2003)。然而,对於技术函数中的参数da、φ和θ的估计,我们首先需要解决无法观测的变量at和ypt的数据来源问题。如果我们假定生产用电力消耗与资本设备的实际使用成线性相关,则通过利用生产用电力消耗数据,我们就能测算出at和ypt。假定一定时期内生产用电力消耗和资本服务使用量成固定比例,也即
st=het (30)
其中,st为资本服务的使用量,即st=utkt;et为生产用电量;h为一个正实数。给定st及公式(5)和(6),相应的实际产出则可由下式导出:
yt=atst (31)
进一步将(30)代入(31),我们得到
st=athet (32)
对(32)式两边分别求自然对数并进行差分,我们可得到
(33)
以上分别表示为产出、技术和用电量的对数差分(近似于它们的增长率)
由于yt和et都是已知的,由公式(33)我们可以算出at,再进一步由(32)解得h。给定h,我们可以按公式(30)求得资本服务量st,并进而按定义st=utkt导出ut。给定ut和at,我们可以进一步通过公式(6)测算出ypt。
需要说明的是,在按公式(32)求解h时,我们需要的是at,而我们从(33)式中得到的则是其增长率at。因此我们必须有个基年(这里采用1980年)的资本生产率a0。现假定基年的资本设备利用率为100%,则a0可由公式a0=y0/k0求得。图2 给出了我们所测算出的ut、ypt和at的时间序列。
图2
需要说明的是,由此而测算出的技术存量at具有较大的波动,甚至会出现技术退步。显然此种情况与我们所想象的实际有所不同。我们可以想象技术总是在不断进步,技术的存量也在不断增加,而且这种增加应是一个平缓的过程,不应出现大起大落。显然,这种过分的波动来源于各种误差干扰(如我们所假定的用电量与资本服务量之间线性关系中所出现的误差)。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图2中c格的at进行滤波(或光滑)处理,经过滤波以后的at由图2中的d格所示。
给定数据at,我们就可估计技术函数(8)中的结构参数da、φ和θ。然而,在此之前,我们仍然要对公式(8)的h作一番解释。按照romer(1990)的原意,h为用于科研的人力资本。然而,除了现有的技术存量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外,技术的提高也有赖于科研所需的物质投入和有效的激励机制。研究需要设备和经费,而有效的激励机制(如专利制度和对科学贡献的奖励制度等)对技术进步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如果我们使用国内现有的数据,h可以看成是国家用于教育和科研的投入。
估计所采用的方法仍然是最小二乘法,即使误差平方之和为最小。然而由于方程所体现的非线型性,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全局数值优化(global optimizationalgorithm)的方法对参数进行估计。在这一研究中,我们所采用的是模拟淬火(simulated annealing)法。
4、积极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益分析
接下来,我们将利用我们所估计的模型分析和测算过去5年(1998-2002)积极财政政策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测算所依据的原则是“有无原则”(with andwithout principle)。这一原则在项目评估时经常被使用。按照这一原则,我们分别计算在“有”和“无”积极财政政策条件下我们所关心的各项经济指标,如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就业率等。比较这些指标的不同就能使我们测算积极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益。
无论是“有”还是“无”,我们都必须通过对模型的模拟,计算出有关的宏
观经济指标。关于这一模拟,我们要求:
所有外生变量都用实际样本值来表示;
所有随机变量的实现值都用模型估计时所留下的残差来表示;
所有内生变量都由模型的模拟计算得到。
假设过去5年里没有积极(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应等于税收。因此,所谓没有(或无)积极财政政策的条件是:令过去5年里每年的政府支出等于其当年的税收。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在没有积极财政政策条件下,政府的支出结构也有可能发生变化。为此,我们使用国债投资中的支出结构来推算在没有积极财政政策情况下的支出结构。表2给出了这一推算。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对于“无”积极财政政策的情况,我们有理由使用对模型的模拟计算出有关的宏观经济指标,然而,为什么对于“有”积极财政政策的情况,我们不能直接使用实际的样本观察值来代表相关的经济指标?由于模型的参数估计和设定本身也有可能产生误差,因此,即使我们引入了误差项的实现值和实际的外生变量,当我们对模型进行模拟时,仍然有可能使模型的模拟值与样本值有偏离。为了使由模型的参数估计和模型的设定等原因所引起的误差对评估的影响减少到最少,我们对于在“有”积极财政政策条件下的经济指标的测量与“无”积极财政政策条件相似,即都通过对模型的模拟算出,两者的不同仅仅体现在政府支出的总量和结构上。
表3 给出了过去5年积极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益的评估。
首先,我们需要说的是,这里的财政赤子与国债支出并非完全相同。当政府的支出大于其税收时,它仍然可以动用除发行国债之外的其它资源,如过去的财政积余等,来弥补其支出。
其次,按照我们所构造的模型,政府的支出无论从供给或需求角度看,它对经济的影响都有一定的滞后。因此,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98的国民经济并没有什么影响。当然这里并不意味着现实中这种影响就不存在。如果我们的模型是以季度(或月度)为一期进行估计,此种影响显然就可以得到反映。
第三,表中所反映的拉动效应是一种累积效果。以2002年的gdp增长率拉动0.056630177为例,该数据表明,假如没有1998-200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则2002年的实际gdp将减少5.6630177个百分点。按照这一思路,200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给2002年gdp的拉动效应为5.6630177-5.1568633≈0.5个百分点。尽管与前期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效应相比,这一效应似乎在递减。然而,我们也应同时看到,它在创造2002年的就业机会上的贡献并没有过分减弱。
5、结束语
本文利用了一个简单的宏观计量模型对1998-2002年期间积极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益进行了测算。研究表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为我国在2003年底彻底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到了2002年,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效应也已递减,这也此后逐渐淡出的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由于目前积极财政政策已经淡出,因此本文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其理论和技术应用的研究,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对未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特别是定量分析)有所启发和借鉴。
其次,按照我们所构造的模型,政府的支出无论从供给或需求角度看,它对经济的影响都有一定的滞后。因此,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98的国民经济并没有什么影响。当然这里并不意味着现实中这种影响就不存在。如果我们的模型是以季度(或月度)为一期进行估计,此种影响显然就可以得到反映。
第三,表中所反映的拉动效应是一种累积效果。以2002年的gdp增长率拉动0.056630177为例,该数据表明,假如没有1998-200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则2002年的实际gdp将减少5.6630177个百分点。按照这一思路,200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给2002年gdp的拉动效应为5.6630177-5.1568633≈0.5个百分点。尽管与前期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效应相比,这一效应似乎在递减。然而,我们也应同时看到,它在创造2002年的就业机会上的贡献并没有过分减弱。
[关键词]数学工具;本科生;宏观经济学;课程体系
[基金项目]2019年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改项目“双一流背景下提升本科论文质量的实践与探索”(2019xjyxm018、2019xjyxm025);
2017年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改项目“高等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ww6020000020)
[作者简介]贺俊(1965—),男,安徽淮南人,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和内生增长理论;张钺(1994—),女,河南新乡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2017级金融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20)30-0223-03[收稿日期]2019-10-03
一、引言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民众对更高层次的教育需求日益加强,同时,伴随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加深,提升高等教育水平成为一项较为迫切的要求。另外,隨着知识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为了适应社会对新型综合性人才的需求,高校应当担负起培养具有现代化知识体系、创新化的高素质人才。因此,高等教育体系需要做出适当的改革和创新,以更好地教育和培养优秀人才。其中,作为高校最大的学生群体,本科生教育具有基础性、必要性的地位,设计合理有效的本科生课程教育体系,对促进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宏观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主要分支之一,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带来的结果,即研究如何使国民收入稳定地以合适的速度增长,这表明了宏观经济中常见的问题如经济波动及与此关联的就业、失业问题,价格水平及与此关联的通货膨胀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都是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问题。对于各种经济变量,它们之间有没有内在联系,一个变量的变动会在多大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另外的变量,都属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因此,宏观经济学囊括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通过观察经济现象、分析经济变化、发现经济规律,最终用经济结论指导现实社会,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由于我国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起步较晚,现有的宏观经济构架主要借鉴西方的宏观经济体系,虽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有所取舍,但更为适用的宏观经济体系仍待进一步完善,这就需要更多未来学者的努力。宏观经济学不仅限于经济学的范畴,随着学科之间的交叉和发展,该学科的覆盖面也包括了金融学、管理学、供应链管理等多方面,掌握宏观经济学的概念和知识对相关学科的本科生知识体系的构建十分必要。
与此同时,我国的本科生宏观经济学教育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就课程设置来说,掌握一定的数理知识和推导能力是学好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而宏观经济学通常与高等数学、统计学等课程同一学期开课,因此,现有的课程设置可能导致本科生知识储备不完善,难以在宏观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全面、系统地理解知识点。就使用教材来讲,目前本科生课程中采用的教材多为高鸿业(人大版本)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1],教材内容偏重于知识点的理论阐述和举例说明,辅以图表说明,较少涉及到数学推导和证明。相较与此,龚六堂[2]和耕、吴付科[3]等作者的高等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存在大量的数学推导和理论证明,学生只有在掌握相应的数理功底和数学工具运用能力的前提下,才能理解其中的道理。而宏观经济学作为高等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和前期准备,中间不免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断层,本科生如果学完基础的宏观经济学后再接触高等宏观经济学,数理基础较差的学生会有明显的吃力感。因此,在现有的宏观经济学教育过程中,应适当加入数理内容,引导本科生运用数学工具发现经济规律,这不仅有助于加强本科生对宏观经济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也为未来学习高等宏观经济学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4]。
本文以宏观经济学教材中LM曲线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为例,通过阐述图形分析的缺陷,并列举借助数学工具帮助解决经济问题的优势,说明将数学工具引入本科宏观经济学教育的重要性,最后,针对我国本科生宏观经济学课程设置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二、宏观经济学教材案例分析
货币政策属于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指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以及通过货币供应量调节利率进而影响投资和经济体的行为,其目标包括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货币政策的效果指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其大小受到IS曲线(产品市场均衡,投资等于储蓄)和LM曲线(货币市场均衡,货币需求等于供给)的斜率影响。
在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十五章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中,关于货币政策效果的LM图形分析部分,教材指出,在IS曲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LM曲线越平坦,货币政策的效果越差。由图1可知,IS斜率相同,货币供给增加使LM曲线从L时,LM曲线较平坦时,国民收入增加较少;而LM曲线较陡峭时,国民收入增加较多。
其原因是LM曲线较平坦,表示货币需求受利率的影响较大,即利率稍有变动就会使货币需求变动很多,因而货币供给量变动对利率变动的作用较小,从而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不会对投资和国民收入有较大影响;反之,LM曲线越陡峭,货币政策的效果越强。上述表述可总结为:LM曲线越平坦货币政策的效果越弱,实际上,这样的结论不够严谨。
根据LM曲线的表达和h的取值对斜率的作用方向相反,因此对货币政策的效果影响也相反。具体而言,当k不变时,h减小,LM曲线越陡峭,货币政策效果越好;当h不变时,k减小,LM曲线越平坦,货币政策效果越好。因此,教材上的表述严格意义上是指第一种情况,即“当k不变时,h减小,LM曲线越陡,货币政策效果越好”,原表述缺少了一个前提条件,即“k一定时”。
从另一个角度看,LM曲线对货币政策的效果影响可以从数学上得到证明。观察货币政策乘数,货币政策乘数是从数理角度出发,对经济等式经过一系列数学推导得出的结果。首先得出产品市场均衡条件:
-α+(1-β)y=e-dr+g(1)
及货币市场均衡条件:
ky-hr=m(2)
分别在控制实际货币供给量m和政府支出g的情况下对两式进行微分,化简得到财政政策乘数和货币政策乘数。根据货币政策乘数:
可知k和h的取值对乘数的作用方向相同,因此在k(h)取值一定的情况下,h(k)的减小将引起货币政策乘数增加,表明此时货币政策效果较强,与实际分析的两种情况相符。另外,借助货币政策乘数,也可以直观看出凯恩斯极端情况和古典主义极端情况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除此之外,龚六堂的高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中也提及针对复杂的经济问题,应善于利用数学工具予以解决。例如,同样在分析给定价格水平下决定利率和国民收入水平时,通过求解IS-LM曲线隐含的消费—投资函数和货币需求函数,可以得到均衡时的产出和利率水平。引入微分方程:
其中式(6)等号后第一项为Jacobi矩阵。然后进行Laplace变换并通过Cramer法则得到:
实际上,在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时,可能需要从数十个等式中得出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此时构建Jacobi矩阵使用Cramer方法给予解决相当高效,因此,借助数学工具解决经济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相对于数学工具,单纯利用图像来分析经济问题可能存在较大的缺陷,不仅难以将问题解释清楚,在遇到三维或多维问题(变量)时更是难以通过图像表达,因此借助数学工具是较为明智的[5]。
从LM曲线与货币政策效果的例子可知,相较于图像表达和分析,数学公式推导的过程更有逻辑性,结论更加严密。因此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把数学工具引入本科宏观经济学教育的重要性。
三、优化本科生宏观经济学教育的建议
1.加快课程内容的更新。针对主要参考教材中的欠缺部分,本科宏观经济学教育过程中应对课程内容做出适当的更新和改进,在解决经济问题、说明经济规律时,除了理论阐述之外,可以引入数学工具,使用数学方法给予相应的证明和分析。通过这种改进,可以促使本科生在学习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提高对知识点的掌握能力,也使教材相關内容的结论更加严密和具有逻辑性。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理性预期;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8-0009-03
源自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正使得人们对经济政策理论进行重新思考。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无效论似乎不再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青睐,从美国到西欧、日本、中国,政府对金融领域的全方位干预和救市似乎不约而同。凯恩斯主义者似乎看到了新的曙光,政府干预经济似乎理所应当,而主张自由市场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似乎陷入了困境。基于此,重新审视、研究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和影响是有必要的。
宏观经济实际上是由所有单个的市场主体的行为组成的,宏观的经济政策要产生效果最终必须落脚于各个独立的市场主体。消费者和厂商是市场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消费者在决定是否购买一种产品或服务时会考虑这种产品或服务所能带来的效用,在没有使用这种产品或服务之前,这种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的预期;厂商在决定是否投资时会对未来的回报率做一个预期,厂商在决定是否提供某种商品或服务时会对市场容量也就是需求以及同行供给能力做预期。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经济体中,消费和投资决定了总供给,而消费和投资总是离不开预期,因此,要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必须考察预期,要研究最终作用于所有单个的、独立的市场主体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必须考察预期。
无论是凯恩斯本人,还是后来的新凯恩斯主义者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尽管分析的角度、研究的方法、得出的结论不同,但是,他们都非常重视预期的作用。凯恩斯在《通论》序言中说:“人们对于未来看法之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之方向,还可以改变就业之数量。”实际上,凯恩斯的整个经济周期理论也是建立在长期预期不稳定基础之上的,这在《通论》中是非常明显的。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进一步考察预期,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模型――适应性预期模型,认为对当前价格的预期取决于上期的预期价格以及上期价格预期的误差,并且随着人们经验的积累这个误差对预测效果影响力将不断缩小。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卢卡斯发展了穆特的理性预期理论并将之应用于宏观经济领域,他提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模型――理性预期模型。理性预期模型成功的将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总供给、价格、就业以及公众对于以上各种因素的预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尽管该模型未能穷尽一切因素,但是在目前,它可以说是一个囊括预期的最先进的综合性宏观经济模型,是分析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非常简单而又有效的模型。因此,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理性预期模型。
令y、g、m、p、u、v、y、g、m、p、y分别表示实际产出、政府支出、货币供给量、价格、误差项、实际产出的预期值、政府支出预期值、货币供给量预期值、价格预期值、潜在产出,a、b、c皆为参数。假定奥肯定率确实存在,假设向右下方弯曲的菲利普斯曲线存在或失业率与价格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如下,我们将得到:
y=a*g+b*m+u(1)
ye=a*g+b*m(2)
y-y=c(p-p)+v(3)
y-y=a(g-g)+b(m-m)+u(4)
y-y=c(p-p)+v(5)
y-y=a(g-g)+b(m-m)+u(6)
式子(4)是有(1)(2)得到,式子(3)是该推导过程的关键,它的成立依赖于奥肯定率和菲利普斯曲线,又称为意外供给函数,综合(3)(4)(5)就得到了所需要的模型(6)。理性预期学派根据式子(6)认为,只要公众能够预测到政府的政策,那么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偏离就仅仅取决于误差项,也就是说,政策将是无效的。同时,理性预期学派又认为,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会利用并处理自己所能得到的一切信息,无论是自己研究分析还是借助于人和专业机构的力量,公众总能够对政府的政策做出合乎理性的预期,而且由于公众都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因此这种预测误差将会不断缩小。总之,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
理性预期学派的模型推导近乎是完美的,然而,根据该模型得出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观点却是值得推敲的。我们首先来看(3)式,尽管奥肯定率的确存在,但在不同的时期产出与失业率之间的函数关系并不是稳定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等因素的存在使得这种函数关系具有阶段性变化的特征;至于包含了预期的失业率与价格之间的关系,费尔普斯和弗里德曼早已证明了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是移动的。我们再来看(5)式,产出与价格之间真的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吗?答案是否定的。产出与价格可能是正向的,经济高速增长时产出大量增加物价也随之上涨;也可能是负相关系,如滞涨。综上所述,式(6)的左端必定是不稳定的,甚至具有随机游走的特点;而式(6)右端政府的政策在较长时间内将是稳定的,因为制定政策的政府部门为了使得政策能够有效必须树立政策的权威性,而且制定政策需要一个过程,由于菜单成本的存在政策也不会朝令夕改。那么,在公众能够准确预测到政策的情况下,误差项必定具有较大方差。由于大多数人都是风险厌恶者,那么,这个较大的误差项必然会影响公众的预期,为了避免风险而采取的理将会使得这种行为本身变的反而不理性,本来理性的预期由于一个较大风险的存在可能变的反而非理性。同时,又存在一部分风险偏好者,为了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他们也会改变自己的预期,最初的理性预期也变的不再理性。这样公众对于政府政策就不再存在一致的预期,分歧的存在使得公众对于政府政策的预期更加混乱,无法再得到一个准确的结论。因此,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必将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并非无效。
上文已经证明了宏观经济政策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然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收到理想效果,以调节总需求为主要手段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有利还是有害却需要更加深入的分析。
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实际上是政府与公众的一种博弈,政府会考虑公众对于某种政策的反应,公众则会考虑政府更倾向于哪种政策。此博弈可以简单的表示如表(一)。
假设经济目前正处于过热状态,为了避免出现通货膨胀,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往往偏向于实施紧缩性政策,公众可以接受或抵制。如果公众接受该项经济政策博弈结果将是(C,D),如果公众抵制该项经济政策博弈结果将是(E,F)。政府为了使得经济政策产生理想的效果必将对公众的态度进行预测,假设政府认为公众接受该项紧缩性政策的可能性为a,则为了使得公众接受该政策必须满足C>G。然而,公众也会预期到政府会对其接受该政策的概率做预测,为了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公众会刻意展示一个似乎是较低的a。反之,公众也会对政府实行紧缩性政策的概率进行预测,政府亦会预期到公众对它实行紧缩性政策的概率进行预测,因而会尽量展示一个较低的不紧缩概率值b。然而,这种博弈进行下去往往会得到一种类似于“囚徒困境”的结果,每一方都希望获得最大收益可最终收益往往并不是最大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使得政府制定的政策无法实现最优。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政府与公众博弈的结果将是满足(7)(8)两式的概率值a和b。
a*B+(1-a)*F=a*D+(1-a)*H(7) b*A+(1-b)*C=b*E+(1-b)*G (8)
在决定这个紧缩性政策是否实行的博弈过程中,要保证政府能够顺利实行紧缩性政策,公众接受该政策必须满足C>G、D>B。然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使得公众和政府对a、b进行预测,加之所有的博弈结果也只是出于预测,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预测和感觉,这一切使得博弈的结果最终很难达到整体最优。
正是理性预期的存在使得最终的政策结果不再理想,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要么没有达到理想效果要么加剧了经济的波动。更为重要的是在反周期的经济政策往往是滞后的,之所以制定该政策是因为已经出现了该政策能够起作用的情况,然而当该政策付诸实施的时候情况已经改变了,不断的博弈更是放大了政策的负面效应。
当政府实施一项宏观经济政策时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本文仅以政府实施扩张性政策为例加以分析,至于紧缩性政策的分析过程也是类似的,文中不再赘述。如图(一)。
假设经济的初始状态位于A点,初试的总需求曲线为AD1,总供给曲线为AS1,产出为Y*,价格为P*。当政府实行一项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总需求曲线移动到AD2,此时总供给曲线将如何调整呢?由于公众能够预期到总需求的变动带来的价格上涨,他们必将调整总供给,但由于菜单成本和长期劳动合同的存在,即使公众(消费者和厂商)预期到了总需求的变动使得价格上涨也不能立即调整到AS3,可能会调整到AS2,此时实现了产出的增长并保持了较低的通胀率,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公众最终会将总供给曲线调整到AS3,此时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无法再实现产出的增长,反而带来了较高的通胀率。总供给曲线的调整是否会到AS3就停止呢?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为了避免风险、减少损失,公众的理性预期会变的非理性,总供给曲线的调整完全可能超过AS3到达AS4,此时产出减少的同时物价上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滞涨”。当然,如果公众预期经济将继续稳定增长,经济发展仍然具有较大的潜力,消费者就敢于借贷消费,厂商就敢于增加投资,从而提高劳动者增加供给的积极性、产品供给也会增加,总供给曲线由AS1向AS5方向移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的稳定以及几次顺利的经济“软着陆”使得公众对经济前景充满了信心,这些成为近年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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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iveness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Based on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
XUE Wen-tao
(Graduate Student Collge,Shan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内容摘要:新形势下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机制中出现了众多新的特征并掺杂着错综复杂的决策博弈关系。本文分析了新形势下宏观经济政策的特征及其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和要求,接着重点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对于两者关系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即缺乏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经济发展战略层面的考虑和安排、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两者内涵及相互辩证关系和影响机制的把握不全面、对于高通货膨胀水平和低就业率下的能够减少经济不良预期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以及对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关系的多种情形所依赖的条件认识的片面性等,最后提出了解决两者关系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新形势 通货膨胀 充分就业 货币政策 研究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特征及对通货膨胀与就业问题的作用
2008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目前还尚未走出其带来的阴影和不良影响,我国的对外出口总额在2010年底才达到了2008年第二季度的水平。面对市场需求萎缩和投资的缩减,全球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自2008至2010年底普遍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了政府对于经济的直接投资力度和规模,以此来拉动总需求和总投入,从而刺激宏观经济发展速度和公众对于经济的利好预期。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特征一方面刺激了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了就业水平,但也带来了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和物价上涨速度。2011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年均上涨了约5.4%,大大超出了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范围,不断攀升的物价对于国民经济各个环节产生了众多不良影响,种种迹象表明,2012年抑制物价控制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巨大。这就是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在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上所面临两难选择的具体表现。
宏观经济运行中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历来是一对难以割舍又“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由于其对整体经济运行质量有着实质性影响,因而也是必须加以重视和妥善解决的问题。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特征及其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影响,客观上要求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从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和战略布局的高度层次上,去审视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以为该问题的处理和权衡提供战略统筹和规划依据;全面理解和把握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内涵及其作用机制,为正确处理两者关系提供技术支撑;建立健全社会相关保障体系,以保证即使两者关系处于最坏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的较好预期;最后就基于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两者的关系进行相关决策时,要对其结果条件对应关系进行准确把握。
通货膨胀与就业问题处理的基本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
纵观2008-2011年期间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处理中,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大都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减少或降低税率和银行贷款利率,以刺激和扩大相关投资主体对于经济的投资行为和规模,这种行为使得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依然保持了平均约2.3%的经济增长速度,失业率基本保持在平均4%以下的国际警戒线水平,基本上初步实现了充分就业;但同期的通货膨胀水平却是2005-2008年平均通货膨胀水平的2.3倍,该期间国际贸易中大宗商品和货物的进出口价格平均上涨了约11.8%左右,劳动力价格也大幅度攀升。特别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过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已经对于全球经济的运行态势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改变着国际贸易收支的均衡和相关货币汇率的变化。通过对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在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上所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及其影响的分析,归纳总结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意义和重要性等认识不足,使得基于经济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层次方面的考虑和相关安排机制尚未建立,对于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的决策多出于短期行为的博弈。据一份对于全球宏观经济2003-2010年运行状况和运行特征的调查数据显示,该期间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只有39.3%的国家和地区,将通贷膨胀和就业的权衡问题列入整体的宏观经济决策之中,其在通货膨胀和就业资源资金上的投入比重之比为1∶2.35,以较大的通货膨胀水平获取就业率的提升,而这种经济运行的结果使得超过67%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宏观经济运行失衡状态。同时政府在考虑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时,大部分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较高的通货膨胀速度,并且对于其后续影响和结果也缺乏有效监督和评估。
第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全面内涵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了解,使得相关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实施效果与主观目的之间发生了背离,出现了较高通胀水平下仍然保持了较高失业率的水平这一矛盾和困境。新形势下超过63.4%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不超过2%的经济缓慢增长与6%的高通胀水平、9%的高失业率水平相伴的情形,特别是缺乏创新机制和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不利竞争地位的经济体更是如此,2008-2010年非洲国家联盟的宏观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其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处于危险的双高局面。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把两者当成了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反比例关系,而忽略了对这种关系状态的具体条件的分析。
第三,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于社会保障体系作用及其贡献的影响,使得在高通胀水平和高失业率水平下,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的预期和走势期望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从而抑制了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并最终影响到总供给和社会的再生产。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社会公众预期的影响是较大的,通过对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的欧美和相对较缺乏的亚洲国家的对比研究发现,在同样的通货膨胀水平下,欧美国家市场总需求的减少幅度仅仅是亚洲国家平均水平的37.8%,因而其社会生产的缩减幅度仅有亚洲国家的18.3%,而亚洲国家的社会公众对于经济预期的变化幅度一直保持在较大振幅水平上变化。这就是亚洲国家和欧美国家相差悬殊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社会公众未来预期的影响:保障体系健全,公众未来预期向好,刺激其有效消费需求,进而带动社会再生产相关环节,反之则结果也相反。
第四,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之间关系的多种情形与其对应具体条件缺乏了解,以致在根据其进行宏观调控政策的决策时,造成实际调控效果往往与理论推导值相去甚远。菲利普斯曲线及其变形分别揭示了短期和长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关系,而现代经济运行中约有32.7%的宏观经济运行决策是在违背条件结果对应机制上而做出的,使得2008-2010年期间全球经济宏观调控中造成了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而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特别是美国长期9.8%左右的失业率水平严重制约了其经济的复苏。另外通货膨胀和就业率在某种情形下又具有完全的不相关关系,这使得对于一方的调整难以控制另一方的运行和表现。
处理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对策
根据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政策特征及其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阐述,在分析了目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在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上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作用及其效果的基础上,参考相关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理论知识,特别是对各主要经济学派主张综合的分析,并利用大量的近年来被广泛推崇和认可的实证主义学派的经济统计数据和统计数学经济模型,就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加强和提高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的把握和解决提出如下对策:
第一,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处理和决策,要从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和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和布局的高度去认识和审视,确保对于两者关系的处理和相关决策符合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以减少或避免针对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而出现的短期博弈行为和短视举动。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是现代经济运行中的两个突出问题和棘手问题,一个健康健全的经济体运行特征应该是具有一个合理通胀水平和物价水平以及将失业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要做到对这个两难选择的准确把握,就必须将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问题从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转型及其长期发展的规划上来看待和加以审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处理通货膨胀时不伤及到就业问题,而在解决就业问题时候通货膨胀水平依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第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处理和决策,要从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内涵及其作用机制深刻解读的基础上,将宏观经济调控决策的主观目的与实施效果保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幅度和变化区间内,摆脱两者同时陷于低谷的被动局面。通货膨胀是现代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引发通货膨胀的因素和机制也是多种多样的,目前常见的通货膨胀类型有输入型、成本推动型、结构型以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充分就业是衡量就业比率的一个指标,而不是彻底消灭失业现象,相关理论研究显示,一定的失业率水平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客观上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及其情形又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情况下两者此消彼长,高通胀率往往伴随着投资需求的扩大和较高的就业率水平。
第三,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处理和决策,要从建立和健全社会相关保障体系方面进行布局和谋划,从而根据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即使在高通胀和高失业率这一最坏情况下,也能保持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的良好预期和保持一定的需求规模和水平,从而实现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对于宏观经济的运行作用机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通过对于社会公众的心理预期影响而最终实现其作用的,一般情况下高通胀水平和高失业率总是传达出经济颓靡的信号,与此对应的社会公众心理预期是较低的需求开支和较高的储蓄率水平,这又会带来社会总需求的不足,进而影响社会总供给和社会再生产,而良好的给予社会成员正常生存发展需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则能够在高通胀水平和高失业率状态下维持并刺激社会公众的心理利好预期和需求开支行为。
第四,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处理和决策,要从对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经典变动关系及其三个变形所满足的条件的细分和具体分析为基础,根据两者的变化情况和详细参数来制定符合其特定要求的决策和实施规划。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关系,在短期内表现为此消彼长的反比例关系,即短期内通货膨胀水平高则失业率低,而较高的失业率也会对于通货膨胀的抑制有所贡献,另外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发展了菲利普斯曲线,提出了三种菲利普斯曲线变异情况,即完全正相关、完全负相关和完全无关三种情形。随着宏观经济运行特点的日益复杂化,这几种情况下对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要求是不同的,必须做出具体分析。
结论
后金融危机时代,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关系问题成为宏观经济调控决策和方案制定的主要挑战和均衡选择所面临的难题之一。本文分析了在两者关系处理上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议: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长远战略规划的角度和层次,去认识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全面理解和把握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内涵、相互关系及对立统一面;加强社会相关保障体系建设,以在高通货膨胀水平和低就业率的最坏情况下,仍然保持公众对于经济发展前景的良好预期;最后对于传统经典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情形及其条件要做针对性分析。希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新时期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顺利解决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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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宏观经济学;影响;稳增长
1宏观经济学之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2014年底,“首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顺利举办,论坛上就主要围绕“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趋势及成因”展开讨论,深度思考了我国若想实现经济稳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其中还谈到了社会经济深化改革、宏观经济政策包容性、国民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创新等等内容。众多学者专家也希望通过这些创新型思维主题导向国家经济向前发展,满足经济新常态背景宏观经济学背景下宏观调之于我国市场经济增长趋势的有效干预。实际上,我国目前依然还处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初级建设阶段,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尚且不深。所以在利用宏观经济学阐述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前景的过程中,客观讲是取法完善的建设思路的,包括对市场经济的调节手段也相对匮乏。在如此背景下,国家政府才开始积极思考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趋势与原因,学者与专家才会利用论坛契机讨论宏观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主要影响。它就希望依靠宏观调控帮助我国追赶发达国家,并针对我国所存在的公有经济理念加强宏观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主导影响作用,最终促进全中国社会的共同富裕[1]。
2宏观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主要影响
在宏观经济学中就提到了宏观管理主要应该采取投资驱动,围绕工业主导,拉高政府投资份额比重。在这里,政府调控与干预对市场所产生的作用十分明显,这一点上我国是明显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举个例子,在美国联邦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他们就主要以消费作为主要驱动,围绕服务业主导展开投资份额分析,一般情况下投资份额主要在私人资本家领域展开。反观我国,当前市场经济发展快速,虽然在建设进程中还存在诸多不足,但在近年来广泛借鉴西方国家相关经验后已经有所突破,积累了一定的市场经济发展经验。为此,我国需要在宏观经济学指导下建立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架构,统一完善市场环境,充分适应国家地域空间差异较大较明显这一问题,也考虑到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问题。另一方面,在分析宏观经济学相关内容的指导性与管理性过程中,需要针对不同市场管理模式进行相互比较,必要时还应该建立静态模型,并时刻注意模型中所存在的弊端问题,结合弊端问题对其宏观调控方法进行分析。对于我国来说,在套用国外宏观经济静态模型的过程中应该结合过去国家经济过热的经验教训展开深度分析,客观判断宏观经济的优势内容,虽然说当前的说法无法统一且缺乏共同研究基础,但根据我国对投资、消费与政府财政支出、进出口量等等因素的现状来看,还应该基于不同经济体对所有指标因素进行针对性分析。举个例子,目前我国GDP的影响因素中有60%左右是通过国内外投资带动的,而消费对其所产生的影响占据另外40%。不过在美国,该结果却恰恰相反,它的投资自由流动会受到政府干预及限制转化为私人投资,而私人投资则会被政府投资所替代。所以综上所述,在宏观经济指导下市场经济对GDP增长因素的影响还是存在诸多区别的,投资与消费两种经济拉动模式会共同影响经济发展,并将这种影响不断放大,最终造成质变区别。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前我国的投资企业、金融部门与各个行业都会因宏观经济而产生变化,这就是宏观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另一种影响形式。举例来说,西江当今的产业结构与能源利用效率之间存在微妙关系,在宏观经济学指导下,像某些高耗能行业诸如基础材料工业、能源工业等等会出现宏观经济调控问题,而这一问题也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投融资项目实施。在这种情况,为了避免宏观经济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冲击性影响,规避企业自身所出现的资源配置扭曲局面,就必须思考基于消费领域有效控制自身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微观经济结构,包括消费结构、消费倾向性等等,思考国民经济发展背景下宏观经济调控对企业内外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再者,我国社会企业也应该清晰认识到在宏观经济管理过程中企业包括行业内是可能存在诸多不合理的产业经济结构问题的,为此我国需要基于宏观政策取向将企业微观经济需求面转向供应面,基于长期制度性因素来优化新常态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经济结构内容优化,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传统的要素驱动逐渐向创新要素驱动转化,利用宏观调控下的企业经济与市场经济稳增长刺激企业技术进步,利用政策长期调配企业的专属管理政策,实现企业基于宏观经济学指导下的供给角度“经济结构持续调整”[2]。
3结束语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宏观经济政策 国际协调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one nation'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ffect others' more easily.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their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1990s, China had some instructive experiences about it. After entering the WTO, China should emphasize the policies, such as exchange and trade policies, to coordinate others' in the world so as to adapt the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croeconomic policies Coordination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生产和交换等经济活动呈现国际化趋势,资本流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人们称之经济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所运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容易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和国际金融渠道相互传递、相互影响;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课题。我国在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宏观经济政策也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原来主要运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不得不考虑外部经济环境,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外资政策将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宏观经济政策既要注意内部的协调,更要兼顾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大国的政策协调。本文就是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协调方面的考察,提出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运用时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分析
自从20世纪50年代世界经济联系加强,西方经济学者就注意到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间协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要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均衡,就需要这些政策工具相互协调配合。在论述内外均衡时,产生了有名的"米德冲突"思想、"丁伯根法则"、斯旺内外均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特别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F模型),将体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IS、LM曲线和体现汇率政策的BP曲线联系起来,集中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外市场均衡中的协调配合。他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在浮动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货币政策非常有效。1962年,蒙代尔提出"政策配合说"(Policy Mix Theory),强调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这些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各国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基础。
我国经济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针对我国特殊经济环境提出了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模型。其中,姜波克教授认为,在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管制不对称情况下, IS-LM-BP模型中BP曲线是折线而不是直线,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政策搭配理论。今天,在我国已加入WTO、经济全球化形势更为明朗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借鉴西方成熟的经济理论,另一方面还要探究新的符合我国经济现状的政策协调理论。
二、我国90s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互动效应加大,二是我国的改革开放程度加深。在此之中,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受经济全球化影响最深,它往往被不自觉地要求与外部经济协调配合。
1、90s上半期,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利用世界经济稳定形势,专注于国内均衡,在内部协调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在20世纪90s上半期,世界主要经济实体美国、西欧经济相对平稳,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比较稳健,这给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这一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集中于国内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1993年下半年-1996年,通过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紧"搭配,成功地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同时,我国政府还对汇率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为日益开放的经济提供了又一政策平台。但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双紧"政策同时运用,使国际收支出现较大顺差,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增大。
2、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经济,宏观经济政策不得不与之协调配合。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首先在于形成了巨大的汇率压力和外贸压力。由于周边国家的货币都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升值形成了对出口部门沉重的压力;而且,这些国家自我保护的外贸政策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贸易。进一步地,东南亚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更深远的影响是外资政策。国际投资者出于对投资风险的考虑而减少对外投资,使外资政策效应减弱。据国家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7年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长逐步放缓,贸易顺差减少,贸易部门效益恶化,外国资本流入减少,国内资本因降息而外逃。外部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最终减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也导致1998年"通货紧缩"现象出现。
这一时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需要与外部经济协调,实行人民币汇率贬值,外贸政策更为宽松,货币政策需要扩张;另一方面,为防范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政策不便使用,货币政策也不能过于扩张。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坚持稳定的汇率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的运行。政府也运用外贸政策与国际经济协调,增加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力度、减免部分出口商品税收,鼓励出口。但是,世界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的衰退,以及亚洲诸国采用"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使我国外贸出口更为困难。1998年,我国商品出口总额1836亿美元,增速仅为0.5%。对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需的减少就加剧了国内经济的紧缩。这也就是为什么1997-1998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不是十分明显的重要原因之一。1999年,我国政府继续为解决"通货紧缩"而努力,大力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金融政策,侧重于内部政策的协调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99年,经济增速为 7.1%,物价则持续走低,CPI下降1.4%,PPI下降3%。众多的经济学者认为,我国经济要尽快走出"通货紧缩"阴影,外部政策如汇率政策、外资政策、外贸政策必须同时加大调控力度,才能与世界经济协调配合。
3、2000年下半年开始,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整体放缓,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特别是美国、西欧、日本三大经济实体出现衰退,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到我国经济,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注重国际协调。
面对经济的衰退,美国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动用行政手段推行贸易扩张和保护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虽然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世界经济各国的经济信心,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贯性,便于治理"通货紧缩";但是,它使我国外贸出口形势更为严峻,外贸政策效应更小,汇率政策又面临协调变动的情形。出于经济发展的长远考虑和国内的经济形势,2000年以来,我国的汇率政策并未改变,只是强调了外贸政策、外资政策与外部经济协调,鼓励出口,同时利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外国资本进行协调,引进外资。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依旧侧重在国内经济部分,这也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快速恢复。
三、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从20世纪90年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看出,政府出于各种经济的和非经济因素的考虑,以国内经济均衡为主要目标,宏观经济政策侧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而对于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和外资政策的协调使用则比较慎重。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客观上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本文首先概述了宏观经济运行与资本市场发展之间的总体关系,二者相互补充,互相促进。其次,分析了近年来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推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宏观经济的四个目标出发,分别探讨了资本市场与宏观经济各目标之间的关系,并结合证券市场分析了资本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后,结合2015年经济发展的实际与分析,对本轮经济行情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进行了预测,并从资本市场出发,提出了如何更好地发展经济的建议。
关键词:
资本市场;宏观经济;宏观经济目标;中国未来经济
资本市场是配置经济资源的重要工具,是国家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托,也是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为进一步推动我国资本主义市场发展,充分发挥它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我们需要根据资本主义市场发展情况和国内的宏观环境,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市场和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
1宏观经济运行与资本市场发展之间的总体关系
中国资本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转变,资本市场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使得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质量和速度得到提高。我国宏观经济能够迅速增长的关键在于金融的发展与资本市场的发展。在资本的积累和增长过程中,资本市场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并且有益于提高储蓄,进而使技术创新得到推动、资本得以积累。宏观经济对资本主义市场的影响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现。具体如下:(1)利率变动会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影响证券价格。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通过改变证券持有量,来增加或减少对证券的需求,进而影响其价格。(2)财政政策主要通过控制财政收支影响股价。财政支出增加,刺激经济发展,利率下降,可能促使股市上升。同时,通货膨胀与紧缩也会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而资本市场是国家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托或传导,许多财政、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都是通过直接作用于资本市场而间接地作用于经济的[1]。
2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推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得以推进,而这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联系。2.1经济增长推动资本市场多层次发展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推动资本市场逐渐发展壮大,并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20年来,我国GDP的高增长速度引人注目,让世界震惊,近年的GDP平均增长率在9.49%左右。我国的宏观经济实力整体的提升、快速的增长、改革的深入都是我国资本市场日益壮大与完善的因素。2011年融资融券业务的相继上市,使我们国家资本市场的多层次发展与股票市场都得到发展。股票市场筹资额从1991年~2011年期间在波动中上涨。从表1中的股票交易量来看,近年间股票市场规模快速上升,且速度惊人[2]。我国股票市场中,为了使经济中的风险能够得到大幅度的削减和控制,要求我门国家金融机构通过持续改进服务和实力来适应不同的经济主体要求。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是金融总量的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与此同时,商品经济地快速增长、市场地急速扩大以及产量地上涨,也会促使财富产生,这些增加的财富会成为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的重要诱因。2.2我国资本市场多层次发展促进经济的增长我国资本市场组成成分复杂多样,股票市场就是其中之一,它在企业融资和金融机构的优化方面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近年我国股票市场的筹资额缓慢平稳地增长,从1991年的5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7506.22亿元,20年间增长了192倍之多,此外,GDP也涨幅巨大。多层次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更加适应我国企业规模大小不一与融资需求的多样性,同时满足投资者多元化的需求,从而提升资本主义市场的整体规模和企业实力,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实现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3资本市场与宏观经济各个目标之间的关系
宏观经济的目标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四部分。以下将分别说明资本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四个目标的关系。3.1资本市场与充分就业之间的关系资本市场的扩展和深化,大量金融机构的建立,提供就业岗位。同时造就了一批职业股民。资本市场为企业提供了多样化的筹资渠道,便于促进社会投资,从而增加就业机会。并且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如会计、律师事务所等,让这些行业对专业人才和普通职员的需求增加。这些都使得从业人员人数大幅增加。3.2资本市场与物价稳定之间的关系“预期效应”是指资本市场价格的上涨,会使消费者及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形势有良好预期,消费者对商品与劳务的信心增强,从而使物价上涨;同时,企业投资的增加引起供给增加,物价下跌。两者综合作用,物价波动不大。“财富效应”指资本市场价格上涨使投资者获利,增加了个人可支配收入,从而扩大消费,引起物价变动。“替代效应”包括证券资产和货币资产之间的替代效应及股票市场与商品劳务市场之间的替代效应。前者指股票价格与货币需求负相关,股价的下跌、货币的需求上涨、货币供不应求、物价下降等;后者指股票市场与商品劳务市场之间的替代是正相关的,股价下跌,流入股市的资金减少,进而使商品劳务市场资金增加,其价格也随之增加。3.3资本市场与经济持续增长之间的关系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1)由于资本市场发展,使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发生变化,经济得到提高。(2)资本市场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供给的层面,影响和推动经济。(3)在开放经济或向开放经济过渡的条件下,市场本身的对外开放,也与宏观经济增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4)资本市场可以通过货币、财政等经济政策影响经济增长,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说明了资本市场和经济增长存在很大的关系,我们应该把资本市场纳入宏观经济运行中,实现资本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3.4资本市场与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的关系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将会受到与资本主义市场相关的因素特别是利率影响。利率市场化的国家,资本市场价格如果下跌,“替代效应”也会相应地发生作用,资金会受到严重影响,从而使货币市场慢慢流出资本市场,让货币市场资金供应量上涨,进一步推动市场利率下跌。与之相对的,利率也会影响国际收支状况。假使利率下跌,会有外国资金大量流出,这不仅会使本国货币汇率下跌,也会造成资本金融账户产生逆差,进一步造成部分或全部抵减经常账户的顺差。所以得知,利率下跌会使国际收支状况得以改善。与之相反,利率的上升会使国际收支状况恶化[3]。
4宏观经济行情
预测2014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GDP增速维持在8%左右。同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长迅猛,这使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的态势得以减缓。但实际上,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环境、资源损耗基础上的,长期来看不可持续。此外,中国经济市场由于房地产的畸形发展,再加上国有企业的垄断经营以及央行的滥发货币,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行势不容乐观[4]。在此现实状况的基础上,结合上面对资本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关系的探讨,对此轮经济行情及未来短期内宏观经济运行状况预测如下。(1)房地产下滑仍是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拖累,此轮下滑的主要因素在于住房市场内在供求格局发生变化,虽然政府将继续出台宽松政策以应对房地产下滑,但无法扭转结构性下滑本身。(2)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预计2016年国内GDP增速将下滑至6.8%。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已显著扩张,预计经济增长放缓不会给就业带来明显压力[5]。(3)改革开放的步伐慢慢加快。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将预期进行。预计未来两年后,政府系统性大力推进“以法治国”的同时,房地产行业的下滑进一步拖累经济的增长,导致改革压力又大大增加。为降低房地产下滑和一些外部不确定的因素影响,我国预计将加快推动有利于增长的服务行业改革而且大面积扩大社保覆盖范围,来促进服务行业消费和投资。
5发展资本市场的政策性建议
鉴于我国资本市场与我国的宏观经济关系紧密,资本市场对宏观经济运行有着先行和预警的作用[6],故应该研究我国资本市场的周期波动情况,以预测宏观经济趋势,实现对宏观经济的监测和预警。具体的政策性建议如下。5.1加速实现证券市场发展模式转变严格界定政府在中国市场上的行为,政府在证券市场的行政能力放于市场规则与制度约束之下,把本该由市场完成的事情交还给市场,实现社会资源合理高效的配置。5.2尽快确定证券市场功能定位实现“筹资型”向“资源配置型”的证券市场功能定位转型,提倡证券市场制度的改革与资源配置。企业的发展潜力、职业素养是判断的标准。5.3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债券市场联系着货币市场与金融市场,其进一步发展将完善我国的直接融资手段,给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首先,要统一债券市场,使投资者以同一债券账户交易场内外各债券品种,实现投资者和交易券种的自由流动;其次,积极改革债券发行机制,让更多的一般企业能够自主地发行债券,进一步增加债券市场的供应[7]。
参考文献:
[1]许彩玲.资本市场与宏观经济——关系分析及政策含义[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1).
[2]王学坤.我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协调发展问题研究[D].湖南大学,2003.
[3]王军.资本市场传导财政政策机制的理论及其实证研究[J].海南金融,2002(11).
[4]管清友.2014年中国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解读[J].中国经济周刊,2014(29).
[5]汪涛.中国经济向新常态过渡——2015~2016年展望[J].银行家,2015(01).
[6]许玲艳.我国资本市场与宏观经济波动相关性的测度[J].统计与决策,2013(01).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经济学思维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8-0115-02
自21世纪初以来,我国财经类高等院校普遍将《宏观经济学》作为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使其重要性日益凸显。但由于《宏观经济学》一般在低年级开设,学生缺乏对《宏观经济学》的了解,而该课程的理论性、发展性、表述方法的多样性、实践的多变性、与经济现实的联系性等都表明了学习的难度,使得以传统“满堂灌”、“填鸭式”为主的教学方式难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鉴此,作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经验,以《宏观经济学》的学科特点为基本出发点,对《宏观经济学》教学的改革与实践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宏观经济学》的特点
要做好一门课程的教学,首先必须搞清楚其主要特点。从整体而言,《宏观经济学》是一门特点很鲜明的课程。从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以及发展脉络来看,其主要特点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1.《宏观经济学》理论具有系统性、发展性的特点。概括地说,《宏观经济学》研究一国的整体经济运行状况和政府如何采取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的社会科学,其内容主要包括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问题,并涉及到了就业、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等问题,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其理论还在不断地发展之中。这都会给初学者带来疑问与困惑。
2.抽象化的理论与数理化的模型并存。首先,《宏观经济学》较多地运用了抽象分析方法,它通过适当的假设,从社会经济现象中提炼和选择主要因素,并抽象为概念,创造了一个纯粹、简化的逻辑理论分析框架和环境。因此,给社会经验和实践有限的学生带来了感性认识和理性理解的困难。其次,《宏观经济学》大量运用了数理模型和数学推导。通过引入数学工具,利用数学符号表示概念,并使用大量的数学公式和数理模型去演绎社会经济现象和活动,从而构建了数理化、模型化的宏观经济理论系统。这些把数学工具运用到逻辑推理的分析方法对于初学者无疑是巨大的挑战,的确令人费解,尤其对于数学基础欠佳的学生更是难上加难。
3.《宏观经济学》涉及面广,内容丰富,且实践性强。从发展历程来看,《宏观经济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而发展起来的,是对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经验总结,由此形成了学派林立的局面,产生了众多的经济学著作、代表人物及主要观点,其涉及面较广,仅近现代就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新凯恩斯主义、新剑桥学派、新制度学派等。更为重要的是,诸多学派间的理论既有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也有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由此使得内容更为丰富复杂。从实践意义上说,《宏观经济学》理论以社会经济总体和总量作为研究对象,把就业、利息、通货膨胀、经济波动以及经济增长等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纳入研究体系,进而分析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内容,不仅是对社会经济实践的提炼与总结,更是能用于指导经济实践活动,使得其理论表现出很强的实践性。这既是与其他社会学科迥异之处,更是学习中的难点。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与实践的体会
为解决以上难点,开展教学改革极为必要。具体就财经类院校而言,应根据主要专业的要求、学生情况,基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逻辑框架及其特点,从教学方法、模式以及手段等方面进行改革。
1.基于财经专业特点,优选教材、参考书。考虑到《宏观经济学》的教材版本在内容框架和结构体系上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以及财经类院校的专业要求和生源情况,基于作者的教学实践经验,本文认为基础教材的选择应以“我”为主,即有条件的学校最好采用本校教师团队自己编写的教材,使之更切合实际要求。在参考书的选择上,应选择合适的国内外参考书若干本。就财经类院校的特点而言,人大版高鸿业编写的《宏观经济学》、曼昆编写的《宏观经济学》以及多恩布什等编写的《宏观经济学》是比较适用的。这些参考书的显著特色是将《宏观经济学》的短期和长期、超长期分版块论述,直观地展示出了《宏观经济学》的模型结构,更有利于学生认识不同模型的特点、区别及其适用范围。
2.基于与《微观经济学》的比较开展教学。在学习《宏观经济学》之前,学生们已经系统学习了《微观经济学》,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宏观经济学》的学习奠定了基础。因此,考虑到学生已具有《微观经济学》的基础,教师应从比较的角度去介绍《宏观经济学》,让学生对这门课程形成更为清晰的感性认识,从而激发学习兴趣,提升学习热情。一方面,基于《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联系,将相关知识点进行无缝连接,以提升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例如,将《微观经济学》经济学中的消费者、生产者行为理论中的均衡分析与《宏观经济学》中的IS-LM模型、AS-AD模型的均衡分析联系起来;将《微观经济学》中的预算约束内容与《宏观经济学》的消费理论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基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区别,让学生循序渐进地了解和认识新课程的内容,并形成与之相适合的方法论体系。在教学中,一是要从与《微观经济学》的区别角度讲授《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方法以及框架的特点;二是要结合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来考察《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区别。由此,让学生体会到《宏观经济学》涉及和解释的核心问题与《微观经济学》是完全不同的,并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去思考和理解宏观经济理论。
3.把握《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脉络和思维趋势开展教学。在财经类院校,《宏观经济学》的学习不仅关系到经济学理论的掌握,还关系到财经类学生经济学特有的分析思维能力的培养,更为财经类各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因此,很多知名的教师都提出了经济学的学习应该以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为主要目的。其中,阮守武(2007)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最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方福前(2004)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主要是教给学生经济学原理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成新华(2008)认为《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不是仅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经济学思维。为此,笔者认为在教学实践中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将整个课程的思路和逻辑给学生讲授清楚,并强调《宏观经济学》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如先考察国民收入的核算,才有基于此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分析,而后才有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其次,要强调宏观经济理论学习的循序渐进。《宏观经济学》理论模型的分析过程,其实是逐渐放松假设,增加内生变量的过程,这就要求在讲授时注重逻辑顺序,把握思维趋势,并让学生充分体会到这一点,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再次,在教学实践中,为学生梳理各个流派之间不同的观点和理论,强化学生多元化经济学思维的培养。尤其是,强调不同流派的区别与联系,让学生深入把握,以便更好地理解《宏观经济学》。
4.适当采用案例教学法,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宏观经济学》的优美之处不仅在于其规范、严谨的理论分析,还在于其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和应用。因此,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案例教学是不可或缺且意义重大的。这对于财经类院校尤其重要,因为从案例教学的渊源而言,上世纪20年代哈佛大学首创时的目的就是培养实用型、高素质和创新能力强的管理人才。为做好财经类院校《宏观经济学》的案例教学:需要将理论与经济热点问题相结合,以案例的形式呈现给学生。为让学生深入理解《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并将所学理论转化为应用能力,可将国外成熟、先进的宏观经济实践以案例的形式介绍给学生,以增强《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现实感。通过国内案例的引入,将更有利于学生运用所学的原理来分析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进一步加深他们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感性认识。
参考文献:
[1]方福前.有针对性地讲好西方经济学课[J].中国高等教育,2004,(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