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货币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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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绿色货币政策范文

随着从紧货币政策的深入实施，特别是各级人民银行都把控制信贷增长作为监控的重点，银行如果敢越“雷池”立即会受到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强制购买特种存款、约见负责人谈话等措施的“劝诫”。在这种“高压”下，票据贴现以其期限短、周转快、成本收益稳定等特点，一时成了银行争抢的“香饽饽”，被当作了应对从紧货币政策、保证贷款规模的灵活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使从紧货币政策的效应打了“折扣”，应引起关注。

大家知道，票据贴现也属于贷款，在从紧货币政策下银行似乎没理由办理票据贴现，直接发放贷款不更能解决问题吗？但只要稍作分析，就会发现这其中还真有些“门道”耐人寻味。首先，从票据贴现的期限看，票据贴现期限不得超过6个月，一般以3个月为主，这就有利于银行在季初办理贴现贷款在季末收回贴现资金，这部分贴现贷款金额在每季度贷款增量中被“隐藏”“化解”并不显现，从紧货币政策下人民银行按季监控贷款增量时银行并不超规模，实施了“曲线救国”。其次，从票据贴现的变现能力看，票据贴现后若想很快融通资金，可以通过向人民银行再贴现、向其它金融机构转贴现、到票据市场上卖出贴现票据等多种途径，这样就能很快地压缩贷款余额和增量，“从容”应对从紧货币政策，实现了“不显山不露水”。再者，从票据贴现的盈利能力看，虽然贴现利率略低于同期贷款利率，但其在办理时就可先扣收利息，收入稳定、可测，在从紧货币政策下由于盈利压力不减，参与票据贴现市场赚取价差成为中小银行的“现实”选择。由于以上原因使银行将贴现贷款的扩张与压缩当成了其调节资产负债规模和结构的重要手段，纷纷“抢滩”票据贴现市场。

当票据贴现倍受银行“青睐”成为“抢手货”时，几种潜在的问题可能去“蚕食”从紧货币政策的效应，尚需引起各方关注。一是银行对贴现票据贸易真实性及其贸易用途合规性的审查会放松，出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现象，办理票据贴现的条什和标准会有所降低，使得一些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限制的行业或企业、从紧货币政策锁定“从紧”范围内的项目或产业也鱼目混珠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取得银行信贷资金，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意图因而被淡化、异化。二是银行大量信贷资金被票据贴现“占压”，从紧货币政策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更好地支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政策内涵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落实，该“保”的项目、行业、领域因为资金有限得不到很好的信贷支持，尤其是“三农”、消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等表现最为突出；该“压”的项目、行业、领域却因票据贴现而获取信贷支持，本末倒置，从紧货币政策被执行“歪”了。三是银行办理票据贴现的逐利性，其片面追求利润收入容易忽略本身应负的社会责任，不能正确处理好与宏观调控政策、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不能充分结合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有效的信贷支持，不能为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做出应有的贡献。四是银行办理票据贴现业务，和各地人民银行玩起了“捉迷藏”，这既不利于人民银行对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的监测和分析，也不利于人民银行对从紧货币政策效果的控制，更不能为更好地完善从紧货币政策提供有益的帮助和支持。

当然，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我们决不能因为票据贴现对于从紧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就因噎废食，只要我们把握住票据贴现的时机和“度”，还是能为从紧货币政策“添柴加火”的。一是银行要组织全体员工认真学习、领会从紧货币政策的背景、内涵、意图、作用，使全体员工都能对从紧货币政策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从而自觉服从和服务于从紧货币政策，特别是一切信贷活动都要围绕从紧货币政策展开，真正将从紧货币政策当作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和重中之重。二是银行要正确处理从紧货币政策与票据贴现贷款之间的关系，贯彻执行从紧货币政策是银行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从而将从紧货币政策当作其经营管理的主基调、核心、基础和第一位的。票据贴现贷款必须围绕从紧货币政策展开，并且当从紧货币政策与票据贴现发生冲突时，票据贴现必须无条件让位于从紧货币政策，票据贴现贷款只有在充分保证从紧货币政策所支持的“保”的领域、行业、项目等的基础上，仍有剩余的可贷资金才能办理。三是银行要加大对贴现票据贸易真实性和用途合规性的审查审核力度，坚持条件不能松、标准不能低、用途不能乱的原则，真正为从紧货币政策所“保”领域的企业营造更加宽松、便捷的信贷“绿色通道”，切实把从紧货币政策所“压”领域的企业“拒之门外”，确保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从而实现票据贴现更好地为从紧货币政策服务。四是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对票据贴现业务的监督检查力度，并做好监测分析，及时进行提示预警，尤其对于票据贴现中的违规违法问题要坚决进行查处，以“净化”票据贴现市场，为票据贴现服务于从紧货币政策提供有力保障。

第2篇：绿色货币政策范文

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7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

与此几乎并行的是，2013年陆家嘴论坛于6月27日-29日在上海举行，7月19日“绿色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论坛”在贵州省贵阳召开，此外，有关专家也对《意见》和利率管制放开等提出了思考和建议，作出了相应解读。可以说，论坛、专家建议与金融改革开放已形成良好互动。

流动性正常，但需加大风险管理

2013陆家嘴论坛主题是金融改革开放新布局，包括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与经济转型升级等议题。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力挺目前货币政策，称“当前我国经济金融运行总体平稳，物价形势基本稳定，说明稳健货币政策是合适的，效果是好的”，并表示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针对近期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紧张的问题，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表示，银行体系流动性并不短缺。截止6月28日，全部金融机构备付金余额约1.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高于正常支付清算需求量一倍还多；而近日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紧张问题已开始缓解，这种情况不会影响中国银行业平稳运行总体格局。同时他指出一些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和业务结构方面存在着一些缺陷，应该引起银行业高度重视，银行业要加大风险管理、结构调整和业务转型的力度。

影子银行“责任不可推卸”？

一无是处？

有观点认为，影子银行是美国次债危机的始作俑者。所谓影子银行，是指美国金融市场把银行贷款证券化，通过证券市场获得资金或进行信贷无限扩张的一种融资方式，在我国目前表现为银信合作理财、地下钱庄、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民间金融、私募投资、对冲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这种融资方式把传统的银行信贷关系演变为隐藏在证券化中的信贷关系。

对银行“流动性紧张问题”，市场一些观点认为，影子银行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金体外循环过多，导致短时“失血”。在陆家嘴论坛浦江夜话“影子银行的发展与监管”专题会场上，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刘利刚认为，影子银行非常活跃，折射出中国货币条件过于宽松的影子，同时货币政策的执行没有与时俱进，特别是在海内外经济状况大幅变化的情况下，央行没作出及时反应，造成了影子银行更大扭曲。影子银行存在着严重期限错配，借短期的钱为长期的项目融资，没有把偏好风险的钱放在有风险的东西上，而把回避风险的钱放在偏好风险上，这样平时风平浪静没有问题，一旦有问题就导致资金链断裂。

而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严弘认为，影子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他认为，人们的担心主要是看不清它的真实面目，所受监管较少，投资额权益保护也不完善。解决好影子银行问题，需要对金融体系进行较彻底的梳理和改革，让“银行做银行应该做的事”，比如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金融投资工具，而不是一味提供理财产品。

应对量化宽松，调结构、慎管理、推改革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纪志宏在陆家嘴金融论坛浦江夜话：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挑战专题会上，针对美国的QE、日本的QQE给中国的央行货币政策带来的挑战，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在过去比较成功地应对了量化宽松对中国经济或者说货币政策带来的冲击，当然这个过程非常的长。

他说，我们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积累了比较多的经验。我们发现凡是规模较大、汇率灵活程度较高、资本市场较发达、金融市场深度较大、内部程度深的经济体，可能受到负面冲击越小，应对也越容易，从这些角度来讲中国更重要的还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均衡增长。从危机后经验教训来看，还是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松”的周期性特别长，所以也要加强“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加快利率、汇率、资本市场改革，提升抗冲击力。

QE来得如此“凶猛”，对汇率、利率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速度，有不同声音，是慢一点还是快一点？纪志宏说，我觉得不快不慢正好。当然要根据环境变化作调整。这些年来汇率机制、利率制度改革以及资本项目可替换，实际上都在推进，在交错、同步进行。

“钱紧”靠创新，向绿色发展转型

7月19日下午，贵州省贵阳“绿色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论坛”上，针对货币超发，而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钱紧”的问题，出席论坛的金融高管、专家们支招：只能依靠金融创新。将自真正交给银行，实现利率市场化，是中国银行业的必然选择。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指出，取消贷款利率浮动下限，将贷款风险定价自交给银行。

他强调，金融创新同样要与生态文明结合，不断创新产品、改进服务，引导和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加大对环境友好型企业的金融支持，严格限制对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信贷投入，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支持低碳经济发展。

论坛召开同日，央行宣布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的决定。

不同的声音，利于“耳聪目明”

政策往往在听取不同声音和实践中得以完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认为，《意见》主要涉及原则问题，具体落实措施还没有出来。如，第九条规定“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如何操作？

他还认为，如果汇率改革没有到位，央行就会因此储备过多外汇，导致货币过多扩张，外部压力和矛盾增多，甚至影响国民福利分配。汇率管不好，利率就没法持久，两者是相联的。汇率改革是关键。

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表示，取消利率管制是利率市场化的前提。目前存款利率上限并未放开，这意味着对于金融机构的定价能力依然未构成挑战。

而此次改革对于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不再设立上限，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这意味着明确许可突破4倍限制，有利于覆盖小微、“三农”贷款风险。

有中小银行人士担忧，由于在利率定价市场上历来是“大行定价、小行跟随”，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后，大行可利用较强的定价能力获取更多收益，中小银行则会面临压力。

第3篇：绿色货币政策范文

一、日本2010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特点及相关政策

（一）出口增长趋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出现停滞

2010年前三季度日本出口环比增长率分别为7.0%、5.6%和2.4%，出口增长明显趋缓。自2009年二季度开始，因中国等新兴市场需求快速增长、以及欧美等经济的缓慢复苏，日本的对外出口已连续5个季度呈现快速增长趋势，面向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成为主要增长方向。但自2010年下半年开始，受希腊等国债务危机和美国定量宽松政策等全球金融形势变化、日元快速升值、以及全球经济特别是亚洲新兴市场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7―9月出口增长出现明显回落，特别是以汽车为中心的出口下滑，使得净出口对实质GDP增长的贡献度下降到仅为0.02%的水平，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作用已经出现停滞。7―9月尽管日本对美国的出口环比增加1.9%，对欧洲的出口环比增长4.3%，但对亚洲的出口却环比下降了2.6%。

尽管受到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日本的进口依然保持了稳定增长的局面，2010年前三季度日本进口环比增长率分别为3.2%、4.0%和2.7%，日元快速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此外，自今年3月份以来外汇储备持续上升，10月份已达1.118万亿美元的高点，超过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二）受短期政策影响消费可能反弹，但极可能出现大幅波动

2010年前三季度日本民间最终消费的环比增长率分别为0.7%、0.1%和1.1%。民间消费自2009年二季度以来保持连续增长趋势，受短期政策因素影响，2010年三季度对GDP增长的贡献度已达0.7%，成为本季度的首要增长拉动因素。7―9月家电销售额明显上升，其中以绿色补贴制度为背景，平板电视销量持续增加，受9月份绿色汽车补贴制度到期影响，汽车销量快速增长，同时，受酷暑影响，空调销售数量也明显提高，7―9月仅汽车和空调两项的消费增长就达到11.1%，对GDP增长的贡献度达0.6%；但是，面对各种绿色补贴政策已经或即将到期，以及持续的较高失业率和工资收入增长停滞等因素影响，新车销售量已由9月份的47.2万辆下降到10月份的30.4万辆，10―12月民间消费下行概率很大。

民间住宅投资2010年连续出现正负波动，尽管7―9月住宅投资有所反弹，在4―6月负增长0.8%后，实现1.3%的增长，政府减税等住宅消费支持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受就业和收入等严峻形势影响，即使未来住宅投资可以保持持续增长，也将是极为缓慢的。

（三）民间和政府投资弱化，企业效益有所好转

民间企业投资呈现连续4个季度的正增长，7―9月设备投资环比增长0.8%，增长势头弱化。除运输机械设备投资小幅减少外，整体设备投资4―6月与1―3月基本持平，7―9月明显增加。除船舶、电力外的机械订单数一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连续下降的趋势，自3月份开始一直呈正增长趋势（6月份有小幅负增长）；企业设备开工率也由2009年的63.1―84.1%的低水平，提高到今年1―8月88.3―91.3%的相对较高的稳定状态；大用户用电量自今年6月份开始基本恢复到了金融危机前的平均水平；汽车产量也基本上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但各月之间仍有较大波动；尽管7―9月制造业、非制造业及服务业等分类别的投资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受日元升值、出口与生产钝化等因素影响，设备投资增长的基础相对较弱，且设备过剩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这些都将影响到设备投资的未来发展。

企业经营状况出现了全面转好。对占上市企业总数56%及市场价值82%的885家上市企业的统计表明，2010年7―9月的经常性收益同比提高49%，已经恢复到了危机前的7成水平，销售收入提高7%，也已恢复到危机前9成的水平。同时，以新兴市场需求及国内政策支持为背景，制造业业绩回升迅速，大企业的订单增加，制造业销售额提高13%，经常性收益为去年同期的3.3倍。

公共需求方面，尽管政府消费连续保持较弱的增长态势，但政府投资进一步下降，继4―6月环比下降2.3%后，7―9月又下降0.6%，已连续5个季度持续下滑，政府公共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在持续减弱，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负影响因素。此外，受政府债务负担沉重等因素影响，预计下一季度政府公共投资还将有所降低。

（四）通缩状况没有明显改观，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2010年前三季度日本继续处于通缩状态之中，7―9月扣除生鲜食品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分别为-1.0%、-1.0%和 -1.1%，尽管与上半年相比略有好转，但通缩的总体趋势并没有改变。2010年前三季度就业状况仍不见好转，完全失业率一直在5.0%左右徘徊，受企业降低成本策略影响，7―9月份失业率为5.2%、5.1%和5.0%，9月份完全失业人数340万人。因企业经营状况整体向好，有效求人倍率呈现轻微的改善迹象，7―9月份分别为0.53、0.54和0.55，但未来走势依然很不明朗，并且明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确定率降至57%的最低水平，比去年同期下降4.9%，进入“就业冰河时代”。

（五）金融环境逐步改善，金融机构效益明显好转

日本广义货币M2在7月增长2.9%的基础上，8―10月份分别增长2.8%，在经济增长率很低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稳定宽松的货币供应。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维持在0.1%左右的水平，10年期长期国债平均利率自8月份开始降低到了1.0%以下。日本6大银行4―9月的纯收益是去年同期的2.7倍，达1.2兆日元，债券的销售扩大7.7倍，不良债权损失减少81%，贷款同比减少7.5%。尽管银行资金充足，信贷环境改善，企业资金借贷成本有所降低，资本和债券市场运行状况良好。但受欧美经济不景气及日元升值等因素影响，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

受美国和欧洲经济不景气，以及美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等影响，日元快速升值，由4月份的1美元兑93.38日元的平均值，提高到10月份的81.81日元，升值幅度超过12%，对日本的出口增长产生了明显的冲击，并且影响到了国内就业与政府财政收入状况。

二、宏观经济政策

（一）实施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并着手税收政策的调整

为减轻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日本银行于10月5日宣布，将银行间无担保拆借利率从0.1%，下调到0―0.1%，开始了实质性的零利率政策。

日本银行8月30日出台的《追加金融缓和对策》。规定到2011年上半年，继续维持长期利率1.0%左右的宽松政策，同时还规定以较低的固定利率方式扩大信贷供给，在原有的3个月资金信贷量基础上再追加20兆日元的资金，并启动了为期6个月的信贷供给政策，为此提供10兆日元的资金。

针对法人税在OECD国家处于明显的高位以及消费税偏低等状况，为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发展能力，日本政府正在研究降低法人税5―10个百分点，并提高消费税5个百分点等相关措施，但在提高消费税方面国内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并对7月份的参议院选举产生了影响，面对日益严重的政府债务，消费税的提高似乎不可避免。

（二）出手干预汇市并进行资产购买，追加日元升值和应对通缩预算

9月15日，当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突破83∶1后，日本银行在东京外汇市场抛售日元并买进美元，直接干预日元汇率，这次行动日本银行动用了约250亿美元的资金，使日元对美元汇率在当日下跌至85∶1的水平，这是今年全球汇率争议出现以来国际上首次由国家出面干预汇市，也是日本政府6年多以来首次干预汇市。

日本银行在10月4―5日的例会上，除再次确定了零利率政策，并确定了执行到2012年以后的时间表外，还在上述30兆日元的信贷政策的基础上，又推出了5兆日元的资产购买方案，主要用于购买国债（到期时间两年以内）、短期国库券、以及企业债券等其它金融资产，以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

针对7―9月经济增长明显下滑的现象，以及政府财政收入低、负债严重等问题，日本政府以10月29日的《日元升值和应对通缩的紧急综合经济对策》为基础，向国会提出了5.1兆日元的2010年度预算修正案，该修正案已于11月16日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主要涵盖就业和人才培养、推进新成长战略、医疗看护、以及提高地区经济活力和搞活中小企业4个主要领域。

（三）以新成长战略为目标，在政策上将应对日元升值、通缩等与新成长战略密切结合，以进一步提升经济竞争力

在2010年8月出台的《经济对策基本方针》中，针对日元升值和全球经济不景气等可能带来的经济下滑风险，以及应对经济下滑的摆脱通缩措施，从应对日元升值和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经济下滑风险，和构建低碳社会等的《新成长战略》两个视角，更加注重实效地对创造新需求和就业的政策措施进行严格筛选并实施，以期尽快摆脱通缩局面，相关的5个主要支柱包括：就业、投资、消费、区域防灾减灾、以及体制机制改革。同时，通过设立《新成长战略》实施促进机构、召开就业和人才战略对话会议、实施日本国内投资促进计划、编制2011年年度预算等措施，加速推进《新成长战略》的实施。

经济产业省在2010年9月10日出台的《与经济产业省相关的经济对策实施概要》中，提出了通过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促进低碳型就业和投资、对中小企业实施高附加值化与销售渠道开拓等紧急支援、强化新毕业人员的就业对策、延长家电绿色生态返点制度、延长住宅绿色生态返点制度、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等6项重要措施，以及促进法人税下调、设立《新成长战略》实施推进机构、实施促进日本国内投资促进计划、加速体制机制改革等相关措施，来更有效地应对当前的经济不景气局面。

经济产业省在2010年10月出台的《日元升值和应对通缩的紧急综合经济对策》的相关部分中，提出基于经济产业省的8500多亿日元相关补充预算，通过资金支持、以及技术开发和海外拓展支持、领域开拓支持、地区商业活化、缓解就业压力等具体措施，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就业和提高地区活力；通过家电绿色生态返点、以及住宅绿色生态返点范围的扩大、住宅太阳能电池设施补贴、中小企业低碳发展支持、绿色柴油车购买补贴等具体措施，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通过促进国内投资、加速技术开发、有效应对稀土危机、日元升值正面效果运用、以及医疗看护产业支持等具体措施，来推进《新成长战略》的实施，以建立和巩固中长期经济成长的基础。

（四）以APEC会议为契机，强化区域合作、努力开拓亚洲市场，增强外需拉动力

日本以APEC东道主的身份，大力推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进程。在2010年11月14日发表的横滨宣言中，明确了努力纠正世界经济不均衡状况、追求健全的财政运行政策、抑制贸易保护主义等区域经济合作目标，同时，对未来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战略设想，以促进亚太国家间的经济自由化和一体化进程，稳定并增强亚太国家的外需，从而保证为日本经济未来持续稳定增长提供相应的外部动力。

同时，日本经济产业省以《新成长战略》中的海外市场拓展战略为核心，在《产业结构展望2010》中，将高速铁路、核电等11个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确定为海外拓展的重点领域，并提出了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业竞争力，通过官民结合等方法，加强海外市场拓展等策略。日本企业也借助日元升值的有利时机，以新兴经济体和环境领域为重点，继续加大海外投资并购力度，据估算2010年日本企业主要海外并购额超过1兆日元，主要集中在制药、化妆品、机电等领域。2010年海外设备投资额预计将同比增长35.1%，达2.76兆日元，在制造业的1.9兆日元新增投资中，汽车行业增长44%，电气电机行业增长55.5%，成为海外投资增长的主体。日本已连续4年加大在汽车、电力等领域的研发和投资力度，日本7大公司在2010年将保持14―52%的投资增幅。日本企业希望通过占领新兴市场来进一步提高其收益，以带动本土相关产业发展，并基于国内外一体化的战略考虑，从整体上保持目前的发展势头。

三、2010年日本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一）经济增长明显放缓，通缩状态将长期持续，美国定量宽松政策及全球经济不景气带来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

1、外需市场下滑趋势明显，货币和财政政策已基本穷尽

目前美国6000亿美元的二次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已经出台，韩国G20峰会并没有对相关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澳大利亚、日本、巴西等国汇率升值严重，新兴经济体面临着更大的通胀压力，不仅通胀率高，货币升值也普遍较快，巴西、泰国、新加坡、韩国等已纷纷出台相应措施控制热钱流入，全球经济进入新的不稳定期。对日本经济增长支撑很强的中国及亚洲经济不稳定性增加，已经使得日本7―9月对亚洲的整体出口呈下降趋势。同时，日本企业经营状况全面转好加上日元持续升值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快企业的海外投资进程，进而对日本的出口及税收、就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使得政府未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更加捉襟见肘。

由于政治和战略层面上对美国的严重依赖，日本在金融政策方面的自主性受到了明显的限制。尽管9月15日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突破83∶1后，日本银行采取了直接干预日元汇率的行动，但由于美国和欧盟的批评，在美国出台二次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后，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跌破81∶1时，也没有再次干预汇市。5兆日元的资产购买量化宽松政策相对于美国6000亿美元的水平来说，也只能是小巫见大巫。目前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利率已接近于零，并且由于日元升值加速企业走出去，将会使日本政府本已债台高筑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很难再通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复苏。

2、内需反弹非常不稳定，相关政策有待延续和加强

尽管国内需求拉动在2010年三季度由负转正，并成为三季度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个人消费和住宅投资政策也有一定的效果，但受失业率高居不下、收入增长缓慢以及经济前景渺茫等因素影响，内需反弹非常不稳定，10―12月份极可能出现明显的负增长。汽车绿色生态返点政策已经在9月底到期，绿色家电及绿色住宅补贴返点制度也将在12月底到期（国土交通省已经决定将绿色住宅补贴返点制度再延长一年），新的拉动政策的出台将受到政府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的严重制约，影响甚至决定今后内需的持续改善，民间银行收益持续下滑等因素，已经对地方投融资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二）2010年日本经济发展预期

日本国内经济学者对10―12月的经济增长普遍不看好，认为汽车消费等将出现明显下滑现象，并且工矿生产业将连续两个季度继续下滑，将出现与1994年和2004年相类似的，因短期政策等原因第四季度由正转负的经济增长格局。

从相关经济研究机构的分析来看，三菱综合研究所认为日元升值对实质GDP的影响为-0.4%，其对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与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伊藤忠商社相同，2010年的实质GDP增长率为2.6%，2011年为1.0%；日本总研对2010年实质GDP增长率预测也为2.6%，2011年为0.2%；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预测为2010年2.7%，2011年1.3%。

四、启示与建议

（一）内外并举，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处理通胀问题

与日本的货币快速升值和经济通缩不同，受美国二次量化宽松及我国去年宽松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滞后效应双重影响，我国当前面临着巨大的通胀压力，尽管今年已经6次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加息一次，人民币汇率也升值了近3%，但10月份的通胀率还是达到了4.4%的水平。鉴于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沉痛教训，我国更应着眼于预防定量宽松后热钱流出的更为严重的后果，并与当前的通胀控制措施有效结合起来。为此，首先，应加大与往年相比的人民币升值幅度，以抵消部分国际通胀的传入影响，并防止人民币兑美元以外的其它货币的明显走低对结构调整的不利影响和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增加。其次，应大幅收紧国内的货币流动性，提高加息幅度，着眼长远，特别重视与制止资产泡沫相关的金融手段的应用，控制资本和热钱流入。再次，还可以考虑配合采用一些价格管制等行政手段。总之，这次美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冲击不仅是一次重大挑战，也是一次重要的机遇，我们应抓紧国内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调整工作，练好内功，以更有效抵御未来更大的外部冲击。

同时，既然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无法在短期内被替代，通过大量减持美国国债的方式，降低美国国债和美元信誉来制止美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继续实施，又将引起中美间的政治冲突与全球性风险。所以，我国应在与其他国家密切合作，加快国际金融改革的同时，加大对美国的国际压力，并优化自身的外汇结构，以10＋6为基础，加速区域金融一体化进程，通过更加紧密地金融合作在区域贸易结算中降低美元的使用，以减轻外部通胀压力及相关影响。此外，还需要采取相关措施，帮助受影响大的东盟、澳大利亚、巴西等国提高抵御能力，为我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相应的资源和市场保障。

（二）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根据自身发展制定相应的策略

第4篇：绿色货币政策范文

绿色产业带是指当地大力发挥林竹和生态旅游等资源丰富的特有优势，重点发展竹木深加工、生态旅游、绿色食品加工、花卉、畜牧业、珍稀食用菌、生物制药等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新的产业群带。

一、构建绿色产业带是三明产业结构调整和融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必然选择

1．构建绿色产业带是三明融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需要。“海峡西岸经济区”北起浙江温州，南至广东汕头，牵涉三个省，##构建海峡西岸经济区具有三个比较优势：一是对台优势；二是港口优势；三是生态优势。三明要融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前两个优势不明显，只有第三个优势比较突出——具有明显的生态优势。因此，三明只有最大程度地发挥绿色资源优势，构建绿色产业带，才能加快融入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

2．绿色经济和绿色产业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符合人类、自然和社会协调发展规律，是朝阳产业，有利于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二、三明构建绿色产业带的基本情况、特点及融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优势分析

通过近几年发展，三明的绿色产业带已初具规模。全市绿色产业总产值占三明GDP总值的比重已接近三分之一，生物制药、苗木花卉、绿色食品、森林旅游等新兴产业产值也达到了一定规模。全市规模以上林产工业企业146家，林产品达350多种（集中分布在木材加工及木竹滕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现有省级林业龙头企业11家、市级林业龙头企业38家。三明的绿色产业带不仅具有一定的数量规模，而且呈现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已初步形成区域集中。如林竹产业主要集中在永安，沙县等地；森林旅游主要集中在泰宁、市区等地，绿色食品加工主要集中在沙县、建宁、尤溪等地；二是部分产业和产品已在具有相当知名度。如在生态旅游方面，泰宁已是世界级地质公园。在林竹方面，“青山牌”皮卡纸、“饶山牌”拷贝纸、“永林蓝豹牌”金刚板、“企鹅牌”胶合板、“天河牌”竹凉席、“孟宗牌”笋干等产品在国内、省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在绿色食品方面，“三早”牌系列莲产品、“三雪”牌中华猕猴桃汁、“文鑫”牌建白莲已分别获得国家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闽江源牌”绿茶饮料，“黄花梨”已申报成功“国家无公害食品”；三是已出现一些新兴的绿色产业。如清流的苗木花卉产业（清流的里田花卉基地已建成全省规模最大的鲜切花种植基地）、明溪的生物制药产业（明溪南方红豆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利科生物有限公司）、畜牧业（清流的肉羊养殖、明溪的肉牛养殖）

根据目前实际，三明构建绿色产业带融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具有以下三个优势：

1．资源比较优势，表现为林竹和生态旅游资源特别丰富。三明是我国南方主要林区之一，享有##“绿色宝库”的美誉。三明市现有森林面积2645．5万亩，森林覆盖率达76．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54个百分点；活立木蓄积量1．15亿立方米，毛竹储量3．8亿株，各类竹林面积400万亩，居全省第二位。三明地处##西北部的武夷山脉中段，丹霞地貌分布面积大喀斯特地貌的岩溶洞多以“山、水、洞、林、石、古文化”为特色的旅游风景区（点）有58处，其中有1个世界地质公园，3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4个国家4A级旅游区，1个国家2A级旅游区，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个国家森林公园，2个国家地质公园，3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丰富的林竹和生态旅游资源，为三明构建绿色产业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林改政策优势，表现为林业改革已在全国率先实现突破。三明是国家率先推进以林权到户为核心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地区。目前许多县（市）已对农户发放了集体林权证，明晰了所有权和使用权，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广大林农造林育林的积极性，确保了林业资源的永续利用。同时，金融部门以林权证为抵押，加大了对林农的资金投入。

3．交通改善优势，表现为三明的交通设施条件已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在公路方面，京福高速公路、泉三高速公路、邵三高速公路、永安至武平高速公路正在建成或建设中。二是在铁路方面，除原有的鹰厦铁路外，长汀至永安铁路项目已进入前期工作，向莆铁路已纳入铁道部“十一·五”规划。三是在航空方面，三明机场的建设也摆上了议事日程，已在招商引资中。这些交通设施条件的变化，拓宽了山海协作通道，有利于绿色产业的集装箱产品直接运抵福州、泉州、厦门，为构建绿色产业带，推动三明融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三、当前金融在支持三明构建绿色产业带，融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存在的不足方面

1、金融部门还未从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的高度，认识支持建设绿色产业带的重要性。表现在：一是未把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与构建绿色产业带有机地统一起来，没有按照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通过信贷结构的调整，引导区域产业的合理布局，把绿色产业带的构建作为信贷培育的主要方向；二是支持绿色产业项目的意识不强。由于绿色产业项目技术性较强，且具有不确定性，前景难料，金融部门普遍存在观望和等待的态度；三是货币政策服务滞后。现行央行的货币政策，大多数是针对大中型企业或中小企业的，很少是适应绿色产业发展需要的。

2、金融在支持绿色产业创立品牌方面办法不多。一是信贷品种缺乏，如三明的商业银行至今未发放以品牌等无形资产为标的质押贷款。二是培育绿色产业创立品牌的货币政策缺乏 商业银行也没有制定适应绿色产业品牌发展的信贷管理办法和服务方式。

3、金融机构在绿色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投入主体没有明确界定。如“农户”环节的资金投入主体已明确为农村信用社，但“基地”和“公司”两个环节的资金投入主体尚未明确定位。

4、资金投入不足。随着绿色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资金短缺问题日益突出，从政府来说，由于当地财政支大于收，对绿色产业的投入捉襟见肘，上边的专项资金也很有限，往往还不能及时到位。从金融部门来看，一者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重点仍是围绕着水电、烟草、电信等优势行业，而绿色产业因为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等因素，商业银行仍不愿过多参与，二者在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权上收后，基层行贷款权限受到很大制约，在支持绿色产业发展上力不从心，如对林竹产业，永安市投入贷款24582．5万元，贷款总量仅占该市贷款总量的7．52％，而其中永林集团占了85．6％，该市共有木竹加工企业203家，与银行有信贷关系的企业只有34家，占16．75％，大多数木竹加工企业包括一些上规模的企业都无法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又如对生态旅游，泰宁县投入基础设施贷款8600万元，贷款总量仅占该县贷款总量的16．16％。再如对绿色食品加工业，商业银行介入较少，而农村信用社由于受监管部门单户贷款比例不得超过资本金10％的监管条例制约，无法满足生产大户的信贷需求，如今年前5个月，建宁县有3家绿色食品加工企业贷款申请都在300万元以上，农村信用社受单户贷款比例限制而无法放贷。

5、绿色产业缺乏风险补偿机制。绿色产业由于受季节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大，产品的市场风险较高，一旦风险出现，大部分将转嫁给提供资金支持的金融部门上，由于当前金融部门尚未建立完善的信贷风险补偿机制，且当前基层的担保体系也不健全，通过担保机构分流风险的可能性不大，仅依靠金融部门自身提取的呆帐准备金进行补偿还远远不够。

四、金融支持构建绿色产业带加快三明融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1、提高金融部门对构建绿色产业带的认识水平。支持绿色产业的发展是金融部门探索经济金融双兴共赢的最佳契入点，也是支持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当前三明的绿色产业带已初具规模，对金融部门来说是一次机遇，也是一次挑战，金融部门有必要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要从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的高度看待发展绿色产业，积极介入绿色产业的发展进程。通过支持绿色产业的发展，实现经济、金融“共赢”，并促进农民增收。

2、发挥人行在支持绿色产业带建设中发挥导向作用。一是制定金融部门支持发展绿色产业的措施意见，明确支持重点，加大对绿色产业在资金、结算、咨询、信息等方面的金融服务；二是发挥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作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加强信贷投向指导，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绿色产业的有效信贷投入；三是发挥利率等价格工具的导向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充分利用利率浮动政策，加大对绿色产业的扶持力度；四是在绿色产业中引入循环经济理念，通过金融的杠杆大力促进企业节约降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企业清洁生产，从生产和服务的源头减少污染物的产生，保证生产绿色、循环绿色和生态平衡。

3、支持绿色产业的产品打响品牌。一是试办以商标品牌、企业主信用、未来收益作抵押的无形资产贷款业务；二是根据不同的产品品牌实施不同的信贷支持策略。对企业原有的知名品牌，商业银行要继续给予资金上的支持，保证企业现有品牌发展成为国内知名品牌，并最终向国际知名品牌进军。对正在创建的品牌，商业银行要根据企业的发展前景给予不同的支持，若产品具有高科技含量，市场供不应求，具有较大发展前景的企业在创建品牌时，要优先给予支持。

4、拓宽融资渠道，建立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多元化融资体系。一是加大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力度，探索建立适合绿色产业发展的信贷品种。例如积极推广林权证质押贷款。林权证抵押贷款使林农手中的林权证通过抵押贷款形式变为流动资金，有效解决了林农扩大林业再生产贷款担保难的问题，是一种符合林业特点的资产抵押贷款运行机制。要进一步推广永安林权证抵押贷款业务，扩大林农的受益面；又如在绿色产业链中推广运用商业票据，扩大票据融资；再如试行银团贷款制度。对在绿色产业中起支撑和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通过银团贷款解决大额资金需求。二是积极发挥农村信用社在支持绿色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要以当前全国农村信用社正进行改革为契机，不断扩大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的受益面。三是争取国家开发银行的委托贷款支持。四是鼓励绿色产业中的部分企业走向资本市场，争取在中小企业板块上市融资。五是激活民间资本。在绿色产业中采用独资、合资、股份等方式，把外地资金引进来。

5、改善对绿色产业带发展的金融服务水平。一是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选好项、立好项，争取上级的资金支持；二是用足用好用活货币信贷政策，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对有市场发展前景，信誉良好，有还本付息能力的绿色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三是对绿色产业企业采用综合授信办法，签订有一定有效期的最高额担保借款合同，由企业根据生产需要，在授信额度和有效期限内自主决定借款或还贷，随用随贷、周转使用；四是重建县域金融体系，发展中小企业投资公司、股权投资公司、金融服务公司等机构，试办金融租赁、典当融资业务，为绿色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第5篇：绿色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通货膨胀；成因；应对措施

当物价不停上涨，同时货币供应不断增加，此外经济也出现过热的现象，就是发行的货币量远远大于及经济需要交易的货币量，进而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这就是通常说的通货膨胀。

一、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

（一）不断上升的要素成本

要素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能源成本与原材料成本。首先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主要是因为通货膨胀引发的物价上涨增加了日常生活成本；为了满足不断增加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劳动者需要增加收入；在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显示出了其效果，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过去，此外，近几年我国出台的惠农政策缓解了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外出打工的农民工逐渐减少，导致不少企业缺乏劳动力，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其次，能源和原材料成本的增加。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对农产品的价格产生了影响，致使粮油等产品提升价格，进而促使生产原料等成本上升。而能源以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提高了制造业的成本，进而引发商品提价。此外，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全球增加了对石油的需求，同时全球局势的不稳定，促使石油价格不断提高。

（二）全球流动性过剩

例如，美国，在应对次贷危机时采取了不少有效措施：传统的政策手段、对流动性管理工具进行创新、改革金融监管体系等。可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美元为主的国家货币市场的发展，这些政策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经济状况，反而增加了美国通货膨胀的压力。接着，美元的贬值促使国际资本以冲基金的形式进入国际各种原材料以及商品中，以此避免风险，而像石油、粮食等以美元为主要结算形式，发生了大幅涨价的现象，增加了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

（三） 我国的经济结构是出口导向型的

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出口商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断增大的贸易顺差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转为出口为主，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就业率，增加了外汇储备等，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引发了一些问题。不断增加的贸易顺差增加了外汇储备，也就增加了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进而增加了国内流动性，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二、我国应对通货膨胀的措施

（一） 形成宽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

通货膨胀形成可能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关，因此就要逐渐形成紧缩的货币政策。例如，政府2012年实施了稳健的财政策略以及货币政策，提高了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灵活性。松紧适中的财政以及货币政策可以缓解通货膨胀。而针对民生的财政政策最好持续宽松一段时间，促使财政政策更好的发挥效果。

（二） 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深入改革

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深入改革，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汇率制度越灵活，就越容易进行内外部比价，对国际收支进行良好的调节，也减慢的外汇的涌入以及外汇储备的增加，实现缓解通货膨胀的目的。我国虽然资源丰富，可是人均资源有限，需要进口大量的商品。因此，对外汇进行调整就可以有效的缓解因为涌入的外汇而导致的通货膨胀。同时，对浮动外汇制度进行完善，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合理性和均衡性，也就提高了收支的平衡性，提高了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促使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 建立健全通货膨胀的预警体系

通货膨胀的直接体现就是物价上涨。财政和货币政策发挥效果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如果等物价开始大幅度上涨的时候再制定和实施政策，就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所以需要建立健全通货膨胀的预警体系，在还没有发生突出的通货膨胀现象之前，就制定和实施应对政策和方案，预防可能出现的经济大波动。

（四）增加国际之间的合作

因为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全球化的，国家和国家之间联系更加紧密，任何一个国家出现通货膨胀都会影响其他国家，所以国家之间应该相互合作解决通货膨胀问题。首先，增加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督和管理。各个国家应该加强监管出入境的监管，各个国家都要对对外贸易、投资等资金流动进行规范；任何国家都要强化真实性审核意识，更好的办理外汇业务，进而对不良资金的动向进行有效控制，也可以预防撤资引发的各种问题，实现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其次，促使热钱规范有序的参加实体经济。在对全球流动性涌入各国这个问题进行治理时，要对热钱的源头进行控制，对涌入各国的热钱进行合理的疏导，降低其对经济的影响。政府也要提供机会，促使热钱积极地参与到实体经济中。

（五）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对农业基础设施进行改善，改善农业设备条件，不断创新和应用新科技，提升我国农民的素质，这样也就从源头上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放缓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速度。还可以制定并实施减免税费的政策，补贴农民，开通农产品运输的绿色通道等，促使农民积极生产。想要有效的控制通货膨胀，就要促使产品价格更加平衡和合理，避免产品价格发生很大的波动，政府也不能强行控制产品的价格，要通过政策引导，柔性控制产品价格。

三、 结语

通货膨胀会引发物价上涨，增加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压力，不仅影响了经济稳定，更影响了社会稳定。有效控制通货膨胀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所以加强对通货膨胀成因以及应对措施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华，刘宁，刘志威.宽松货币政策、通货膨胀与中国宏观经济

政策适时调整［J］.价格月刊，2011（01）.

［2］ 张连城.宏观经济运行与通货膨胀预期［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0（01）.

［3］ 路美弄.当前我国通货膨胀成因及对策分析［J］.商业文化（下

半月），2011（10）.

［4］ 何政希.浅谈我国当前通货膨胀成因及治理对策建议［J］.现代

商业，2011（11）.

［5］ 陈晓华.通货膨胀的成因机理与政策应对――对于我国货币政策

和金融宏观调控的思考［J］.咸宁学院学报，2011（12）.

第6篇：绿色货币政策范文

樊纲首先谈到对国际金融危机走势的看法，他认为，全世界正在经历一次比1929年更大的经济危机，由于各国政府采取了比较得当的应对政策，可以说已成功地避免了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重现。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一是西方国家失业率普遍继续上升，如美国的失业率已达到9.5％。上升幅度虽有所下降，但由于此次危机造成的大量高端失业，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是巨大的。二是大量的金融问题需要逐步进行清理。美国一开始是从住房次贷问题爆发危机的，美国商业地产是否会成为次贷第二，有待观察，其发展走势将对明年产生巨大影响。三是大公司仍在倒闭。美、欧、日三大经济体明、后两年保持零增长率、负增长率和低增长率是基本态势。

樊纲指出，凯恩斯正是在1936年大萧条的腥风血雨中提出宏观经济学理论的，阐明在社会出现非理性危机时，政府应对市场进行密封调节。用公共政策对市场加以调整，并非假设政府比企业高明，此次危机证明，市场的确需要政府的-这一职能，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宏观调控功能是必须的，使市场经济发展更加平稳，更加理性。

其次，樊纲简要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他说，我们之所以受损不大，复苏较早，首先是得益于我国政府一直重视采取宏观调控的措施，其次是得益于政策调整及时，动作快，有效地扩大内需，弥补外需的不足。我们应当全面分析此次国民经济下滑的原因，全球经济危机固然是一个因素，但中国经济经过持续多年的10％到14％增长率的过热增长，本身也需要进行调控。中国经济本来泡沫不大，所以在两个季度后就开始恢复，增长势头不错。

对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走势，樊纲持乐观态度。他相信复苏是可以持续的，政府今年的大投入会使今明两年的增长率保持在8％以上。他认为有四个增长点将对增长率做出贡献：一是房地产投资在2008年调整后，土地已在今年开盘，这会使明年房地产的销售上升，因而对GDP和投资增长作出较大贡献。二是今年对工业的投资量大，存货和过剩生产能力在经济复苏中可以得到消化。一些行业如机械、化工，有可能在明年恢复投资。这将对明年GDP做出较大贡献。三是外贸形势虽不乐观，但过去几个月的月环比都在改善，10月份有希望恢复正增长，明年净出口可能会提高，对GDP做出贡献。四是政府投资仍然需要保持一定力度。政府投入加上以上三点，明年8％的速度是有保证的。

第7篇：绿色货币政策范文

并未出乎预料，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已成不争之事实。经济增速和通胀双降意味着什么？有人据此读出了中国经济“软着陆”。然而，“软着陆”的前提是随着经济增速下滑，经济结构得到顺利调整，新的增长点逐步形成。国研中心资环所副所长李佐军指出，如果随着经济增速下滑，经济结构没有顺利调整，新增长点没有形成，而是企业亏损破产增加、债务负担加重、金融风险增加，就是“硬着陆”。

在此背景下，防止更多社会问题的发生，振兴实体经济被决策层空前关注。上半年国务院提出了“稳增长”的举措，现在又将其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而非议颇多的央行连续密集降息，鼓励银行增加放贷，呼声较高的结构性减税以及全面减税，为民间投资争取更多空间的“新36条”，推出汽车下乡、家电节能补贴等政策以促进消费等，都是“稳增长”政策下的蛋。此前，房地产调控不动摇已强调数次。

近期，地方版产业规划密集出台，涉及投资额动辄上万亿元，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新一轮投资潮来临。据不完全统计，7月以来已公布的地方投资计划涉及金额达七万亿元。毋庸讳言，其与数年前的四万亿是一脉相承的，实则让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再度陷入僵局。

依赖投资驱动，经济质量下滑之祸

2008年前，中国依靠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红利、加入WTO带来的全球化红利以及凭借原有的人口红利（市场空间）释放、要素红利（土地、劳动力）的释放等，带来繁荣的制造加工出口、火爆的房地产市场和基础设施投资，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当上述红利的作用逐渐递减之时，恰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当时，中国经济在此打击下迅速萧条，出口不振、制造业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大量失业，GDP增速创下17年以来的低位。为此，中国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而效果也可谓立竿见影：经济触底反弹，GDP不断飙升，一时引得西方国家竞折腰。

但其带来的副作用，却也让凯恩斯主义的忠实执行者始料未及。四万亿为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提供了政治背书。结果，地方政府投资在地方融资平台的掩护下全面失控，银行新增贷款更创下震惊市场的天量规模。

同时，过度的刺激还使房价快速飙升，通胀卷土重来。但这却使决策层又陷入更大的挑战：通货膨胀、高房价引发公众不满、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应对上述状况，中央采取了多管齐下的策略。几帖猛药下去，效果自是明显，但如此疗法的副作用也令人揪心。

如今，回头重新审视四万亿元的成败，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是，其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失衡状态，主要体现在产能过剩以及结构不合理等，使中国经济白白浪费了宝贵的三年调整时间，而换来的只是“短期漂亮而虚幻的有毒数字”。事实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让许多企业下定决心转型升级，但四万亿元无疑打乱了企业的计划。而更为千夫所指的是，四万亿元进一步增强了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而相应的最需要扶持也最重要的中小民营企业的地位则进一步弱化。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指出，从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型，本身就意味着经济高速增长期正在过去。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经济发展的自然法则，在人为启动一轮大规模的投资，就会像一个老长跑运动员靠服大量兴奋剂来维持自己过去的速度一样，那会大伤身体的，甚至会导致没跑到终点就突然倒下，那就是大的经济衰退。

评论人士指出，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导致地方政府热衷于促成新的投资项目。这一直以来都是地方政府的通病，主要原因就是相比其他促发展的方式，投资的见效最快。各地为了迅速做大产值，以在同僚的竞争中胜出，都喜欢开展大投资，大项目。于是，地方政府对于官办垄断企业和资源性企业的依赖亦日益加重，而民营中小企业的生死无人问津。

可以理解，培育本土产业需要漫长时间，与央企联姻，背靠大树，则可以迅速做大蛋糕，提升总量，也能抬高增速。但在相关人士看来，判断一个地方经济的活力，要的指标是民营经济的比重。中国各省份中，广东和浙江的民营经济比重高，与此对应的是，其固定资产投资率也低，为全国极少数固定资产投资不到一半的省市。

相关人士认为，大项目崇拜的流行，亦表明中国经济的倒退。垄断官办企业，尤其是中央级官办企业势力越来越大，对地方的挤压力量越来越强。由此，地方的发展，不得不依靠它们，出现了大面积的战略联盟，造成的后果不言而喻。

热衷于大项目、工程，或许还意味着更大的寻租空间。好好的一座桥，要拆了重修，好好的一条马路，隔了半年就要重铺。为什么？难道是这项工程只有一年的保修期，还是想掩盖这原本的豆腐渣？为何铁道部会出现一部价格达上千万元的宣传片项目？

如果说，动辄大手笔投资和大项目崇拜，都是当下地方政府为贯彻落实“稳增长”而采取的重要举措，那么，其显然忽略了“十二五”时期“调结构”这条更重要的主线。因为稳增长比较容易出成绩，而调结构则不能速成。地方在落实中央政策过程中，很多都已貌合神离。

更多情况下，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阳奉阴违。这在房地产调控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地方政府坚决拥护房地产调控不动摇的政策；另一方面，不断地挖空心思，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适时放松房地产调控。前有东莞、珠海、芜湖、扬州、郑州，后有南京。

这一切要归根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并未改变。可喜的是，现在，监管机构令银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减少对国企的贷款，努力引导资金流向更具生产性的领域。财政体制改革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其目的，就在于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的依赖。

而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冠冕堂皇地获得电价优惠，则是地方政府阳奉阴违的另一表现。媒体评论指出，在稳增长和降能耗之间，地方政府和中央又出现了类似于房地产调控的博弈格局。

部分地方政府的逆行倒施，一次次浮出水面，又一次次被按压下去，此起彼伏的背后，是政府官员考核机制，政绩机制的问题。如何解决？或许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不失为有效的解决方案。但绿色GDP核算体系谈何容易？如今，国家层面的绿色GDP核算体系至今沉寂，可能被一个更为“软性”的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替代。

垄断难言破局，

民间资本何以接棒

对于拯救中国经济，人们并不担心政策设计，而担心的却是，政策设计的初衷能否惠及民营企业。前车之鉴是，2008年的四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更偏向国有企业，而中小、民营企业的作用显然被忽视了。这一次，民资能否接力政府投资成为“稳增长”主力？

与宏观CPI数据与人们生活感受并不符类似，尽管处在同一屋檐下，国企与民企的冷暖也不尽相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将国企比作高油耗白牌车：当用管理学方法来看一辆高油耗白牌车时，就会得出“这是一部好车”的结论，因为它开得快，还可以闯红灯；但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这些高油耗白牌车消耗了过多的汽油，而且它们横冲直撞，影响其他机动车的正常行驶并破坏了交通规则。

现实也是，垄断国企因获得政府的资源、特权倾斜而饱受诟病。正如张文魁指出的：国企与政府有着天然的政商关联，它们能得到更多资源、特权和保护，出了事有人罩着，常常以各种堂而皇之的名义排斥竞争、构筑垄断。下一步，恐怕连江上清风和山间明月也要配置给国企了。如此国企于中国经济是何作用？一言以蔽之，扭曲资源配置、妨害公平竞争。

相关人士建议，向民营资本开放产业上游，为民企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开放产业上游就是允许民营资本自由进入国有企业占据的能源资源领域。一是不设置门槛或设置很低的门槛，二是所有领域都要开放，三是不搞试点。如果仍然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产业上游向民营资本开放先搞试点，总结经验教训后再全面开放，会再次延误时机。同时，政府要着手进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力促一部分国有资本从产业上游退出。也有人建议，放宽私人资本从事私募股权投资的限制，引导更多资本进入实体经济。

值得欣慰的是，民间资本遭遇的玻璃门、弹簧门状况正逐步减少。在本轮经济刺激计划下，中央各部委对民间资本也持开放态度，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健康发展而制订的细则相继出台。如此，民间资本进一步进入各个行业的道路可谓已经铺平。“新36条”实施细则的可操作性以及未来打破民资准入限制的实质进展，成为民营资本以及相关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

有关专家表示，垄断格局不破，是广大民间资本迟迟不进入实体经济的关键因素。分析人士指出，“新36条”细则颁布之前面临的问题是，政策缺乏细则、准入门槛过高、体质改革不到位、执行中有苛刻障碍。现在实施细则基本出毕，应该尽快解决公平准入问题、可操作细则要陆续完善、降门槛的过程要尽量缩短，同时深化各领域改革，清理“附加条件”，让在各个领域中各种所有制投资能够公平享受各种待遇。

一些民企负责人称：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这些细则的出台非常及时，对政府来说，重要的是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作为民企必须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这样才能在政府引进门后继续生存下去。尽管各部委出台的细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但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的确更为宽松，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金融行业对民资开放，民资进入银行业，不但拓宽了民资的投资渠道，也拓宽了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表示，要真正吸引民间投资，政策应持之以恒，不能朝令夕改。建议相关部门应该制定出更细的有关民资投资配套制度以及优惠扶持政策、搭建一些投资平台，如类似于投融资洽谈会等信息平台；并应推出一些好项目，让民间资本能够得到合理的投资回报，逐渐吸引民资进入更多的领域。

政策红利有限，

寄望中长期制度改革

权衡各部门的利益，需要有顶层的制度设计。经济学家李佐军认为，需从国务院层面进行统筹协调，让各部门内部自行协调肯定效果不太好。他谈到各种政策工具的组合时指出，政策能否有效执行还取决于各部门（如央行、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等部门协作、联动。

的确，无论是解决当务之急的“稳增长”举措，还是“十二五”时期的“调结构”主线，抑或更宏大的经济复苏计划，一定要设计一套好的政策体系。这个政策体系应该涉及货币政策、财税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外汇政策等。

决策层在货币政策的使用上看似更加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前期，央行连续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后又连续降息，时间密集得超乎很多人预料，连续的逆回购又打开降准的窗口。对此，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指出，关于货币政策，弗里德曼有一“绳子理论”，抽紧管用，放松没用，推一根绳子并不能将力量传导到实体经济。经济下行时，企业的资金需求跟着下降，市场上不缺钱，这时放松银根，相当于下雨天满街洒水。

财经评论员马光远也表示，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降息和下调存款准备金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刺激经济回升是有一定作用的。但他担心的是，由于物价的回落，管理层将不再担心放松货币导致恶性通胀，因而将稳增长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货币政策，而不是寄托在以减税为核心的财政政策，以推动民间投资、加快收入分配、资源价格改革为核心的深层领域的改革政策，以加大结构调整和升级为核心的产业政策。

相关人士认为，当前面对正在回落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求放松货币政策而保经济增长的呼声越来越强，货币政策如何着力，仍是中国经济着陆的调控难点。在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性与物价回落不确定性之间，货币政策应侧重于控制通胀。更好地平衡保增长与控通胀之间的关系，虽然体现了货币政策使用的技术性与艺术性，但是，对控制通胀的要求应更坚定。

在产业政策方面，决策层已经打出了系列组合拳。近几年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工业转型升级规划、战略新兴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先后出台。一方面，坚持不懈地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另一方面，积极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生根落地。

在稳定投资与扩大消费需求方面，决策层也毫不懈怠。在欧债危机不断发酵的背景下，过多奢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然不现实，投资和需求被推到风口浪尖。在相关人士看来，目前赖以支撑经济的手段比较有限，投资还是稳增长最大最有效的武器；且在短期内调动投资在体制上也有优势，尽管可能会带来一些后遗症。但韦森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过度投资”，而是大量“错误投资”和“不当投资”。投资更多体现为地方政府和国企扩张，以及一些民企在发改委产业政策鼓励下，在尚不能盈利的产业盲目扩张。这与其他国家企业根据利润预期而自行扩张有本质区别。

以李佐军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走出危机必须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出现重大的技术变革；二是出现重大的制度变革。这是走出危机的根本出路，但现在这两个条件还没有完全具备。而欧美国家危机后的复苏路径，就是最好的经验证明。在李佐军看来，增长动力、结构转型不到位，对中国经济增长而言，意味着新的增长点形成、新兴产业成长、新竞争优势形成都难以实现，走出经济低谷也就很难实现。增长动力、结构转型的关键是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其中制度变革又是重中之重。

第8篇：绿色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内外失衡；通货膨胀预期；宏观政策；增长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0)04－0001－07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持续，我国面临着保增长、调结构等诸多难题，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召开促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节能减排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宏观经济面临更加严峻的约束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学界在宏观经济理论和宏观政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内外均衡、通货膨胀预期、经济增长路径、经济周期波动、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宏观经济走势、宏观财政政策及其效应、宏观货币政策及其效应、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可持续发展与宏观政策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宏观经济内外失衡问题研究

收入分配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失衡的重要表现，并且往往成为宏观经济内部其他失衡，甚至外部失衡的主要原因。

白重恩等在分析了1992年-2005年间我国国民收入在企业、政府和居民三部门之间分配格局的变化之后发现：居民部门在全国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1996年达到最高，此后逐年降低。在初次分配阶段，居民部门下降了10，71个百分点，企业和政府部门则分别上升了7，49个和3，21个百分点；在再分配阶段，居民和企业部门分别下降了2，01和1，16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则上升了3，17个百分点。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占比的下降是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时，初次分配中生产税净额占比上升进一步导致居民收入占比的下降。

罗长远等从产业角度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变化和不同产业劳动收入占比呈正相关，二者均加剧了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同时，劳动收入占比在地区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差异在逐渐缩小，这也与产业结构和产业内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密切相关。

朱玲等借助统计分析表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全国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响，高于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且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多地表现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多地表现为中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他们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缩小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的作用，因此，强化社会紧急救助，为农村进城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促进低收入群体就业和创业，以及消除个人所得税中的累退性，对于减少收入不均等程度和增强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樊纲等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均指出，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衡，是导致我国储蓄一投资长期失衡的根本原因，而长期的储蓄一投资失衡又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经常项目持续的大规模顺差，往往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

陈享光认为，收入分配失衡不仅会造成经济内部失衡，而且会引起外部失衡。收入差距的扩大与消费率的下降存在直接关联关系，而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价值过低引起的劳动性收入比重下降。劳动性收入下降自然限制消费增长，加之国内投资能力的限制和外商投资的竞争性挤压，结果造成国内储蓄过剩，在这种情况下，鼓励出口是合乎逻辑的选择。但是在开放条件下，相对劳动力价值过低和收入分配的过度失衡，又必然造成外部非均衡，从而使本国极易遭受国际金融资本的侵害。

张连城等总结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年会上的诸多观点，指出我国内外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外需和内需的失衡、投资和消费的失衡、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以及城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因此，短期政策安排应着力于积蓄复苏的力量，如提高居民购买力等，而中长期政策应以改革为先导，把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应改善政府服务质量，全面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二、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问题研究

随着宽松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实施，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董直庆等利用互谱和CF滤波的方法考察了CPI和PPI周期波动的关联性和决定因素，并且发现，短周期CPI波动源于食品类消费品供给变化而非流动性过剩，CPI是PPI的先行指标；中长周期CPI和PPI呈现同步波动特征，且中长周期PPI波动由投资驱动，而CPI变动则源于货币供应量而非消费需求。

肖争艳等基于BVAR模型的分析表明，国际价格因素对国内价格影响存在滞后性，国际石油价格、国际粮食价格在短期内会对我国的CPI产生影响，而国际工业原材料价格在中短期内都会对我国CPI产生显著影响。

陈彦斌等通过VAR和BVAR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MO、MI、M2均对我国通货膨胀没有影响，因此，在短期内不能单纯采用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来治理通货膨胀。

杨继生考察了通货膨胀预期的性质以及流动性过剩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指出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性质具有短期新凯恩斯混合Phillips曲线的典型特征，即同时存在着向后看的适应性预期和向前看的理性预期。对零售商品价格而言，理性预期的影响略强于适应性预期；对消费价格而言，适应性预期的影响要强于理性预期。他同时发现，通货膨胀率对于流动性过剩近似具有单位弹性，准货币是导致通货膨胀趋势的主要根源。因此，明确公布并切实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对抑制通货膨胀是有效的。

柳欣等则认为，我国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为了稳定汇率，就要求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频繁地使用冲销工具。中央银行的冲销政策导致了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这些投放的基础货币通过商业银行进入经济体系，并且通过乘数效应进行放大，从而导致了货币供给的增加超过了经济系统所需的货币数量，由此产生了通货膨胀。

戴国强等运用ARDL模型对我国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资产价格波动影响通货膨胀，但各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差异较大，具体来说，房地产价格和汇率两个指标作用显著，股票作用则较弱。

杨子晖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通过采用“有向无环图”等技术方法，他发现，在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中，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的美国发挥着主导作用，与此同时，无论是在中国“通货紧缩”时期还是在“通货膨胀”时期，中国对各主要贸易伙伴国物价水平的冲击均十分微小，也就

是说，中国并非引致全球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在国际物价传递中，中国既没有输出通货紧缩，也没有输出通货膨胀。

三、宏观经济增长及其路径问题的研究

结构转变是经济内生增长的重要动因之一。干春晖等分析了我国1978年-1992年、1992年－2001年及2001年-2007年三个阶段生产要素构成的变化和产业结构演进以及要素生产率水平和增长率的差异，并利用偏离一份额法分析了产业结构的增长效应。他们发现：(1)劳动力和资本的结构变动度在加快，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则较为平滑；(2)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产业内部，尤其是第二产业内部；(3)劳动力要素的产业间流动具有“结构红利”现象，资本的产业间转移则并不满足结构红利假说。

吕冰洋等利用空间计量技术，对区域间经济效率提高的路径、源泉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发现，经济效率的提高有三种方式：知识积累和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带来的微观技术效率提高、政府支出的正外部性和外部治理环境改善带来的宏观经济运行效率提高，以及打破市场封锁等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实证研究表明，资本结构改善、政府生产性支出扩大和以产品市场发育、非国有经济发展为代表的市场化程度提高可有效地提高经济效率，而投资过快增长和对外开放度提高则会抑制经济效率的提高，教育水平、要素市场发育对经济效率提高的影响不显著。

郭庆旺等通过建立一个包含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两阶段人力资本积累模型说明，公共教育政策通过影响不同教育背景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以及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供给和相对效率，从而对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溢价产生影响。基于我国省份经济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地方公共教育投入政策并未充分发挥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教育资源更多地向基础教育倾斜能更好地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则并不显著。

刘飞等改进了巴罗具有扩大产品种类的技术扩散模型，将FDI国际R&D溢出、加工贸易国际R&D溢出、国内R&D作为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运用中国的宏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和国内R&D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统计上较为显著性，且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FDI和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正向外溢效应。

王定祥等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说明了金融资本是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其适度形成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并且只要市场机制健全和制度富有弹性，偏离适度的金融资本就会自动恢复到适度状态，进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在对中国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1952年以来，外生金融深化和内生金融抑制政策的实施并没有使外生金融资本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相反，金融资本的内生形成有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不仅金融业的形成和发展，金融结构对于经济增长也至关重要。林毅夫等认为，处于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该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规模特征和风险特性，从而形成对金融服务的特定需求。而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在动员储蓄、配置资金和分散风险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各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最优金融结构需要与相应阶段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相适应。这样才能有效地实现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此外，周先波等基于面板数据模型非参数估计的结果表明，全球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的边际影响，其促进作用的增幅大小和经济体的全球化程度有关。具体来说，全球化水平存在一个界限，当经济体的全球化水平小于这个限度时，开放程度的提高会增加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反之，开放度的提高则会削弱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四、经济周期与经济波动问题研究

黄赜琳运用1978年-2005年的经济数据，考察了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波动性、协动性、稳定性以及冲击的持久性特征，并总结出了中国经济周期的特征事实，即在考察的21个经济指标中，除就业、城镇居民消费以外的经济变量的波动性均高于产出的波动性，投资、劳动生产率等经济变量与产出呈较强的正向协同变化，出口、政府消费、货币等经济变量的稳定性较强，就业、居民消费等经济变量的稳定性较差，并且产出具有较强的冲击持久性，居民消费等经济变量具有比产出更弱的持久性，而第二、三产业就业可能存在伪周期信息。

梁炜等从经济总量水平、经济结构、制度水平的变化以及创新水平四个方面对我国1978－2006年的数据进行整理，同时借助Fisher最优分割法进行系统分析后认为，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目前我国正处于第四个阶段，即工业化逐渐成熟、开始迈进工业化高级阶段和经济稳定增长的阶段。

陈师等将投资专有技术变迁引入到一个具有内生资本利用率的不可分劳动RBC模型，考察了这种技术变迁及其冲击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他们发现，这一模型能够解释76％以上的中国经济波动特征，并能较准确地解释包括就业在内的主要实际变量周期波动的特征事实，也就是说，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在短期内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存在着影响。

王少平等运用Beveridge和Nelson提出的趋势周期分解技术，将1992年42008年GDP总量的季度数据分解为确定性趋势、随机趋势与周期，并基于方差比度量随机冲击对我国经济波动产生的持久性效应，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GDP中存在稳健的确定性趋势，随机冲击效应在总体上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2)我国经济共经历八轮完整的周期，并于2008年第一季度进入第九轮周期的下行期；(3)随机冲击对我国经济的长期波动产生的持久性效应为20％。瞬间效应高达80％。

方福前等利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方法，分离出经济中的总需求冲击和总供给冲击，在识别产出变化和失业变化的总需求冲击和总供给冲击根源的基础上，估计了总需求冲击和总供给冲击下失业变化和产出变化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短期内，总供给冲击是产出波动的主要来源，总需求冲击则是失业波动的主要来源；长期中，总需求冲击对产出没有影响，总供给冲击对产出有显著的正的影响，总需求冲击在长期对失业没有影响，但总供给冲击在长期会对失业产生不利影响。

瞿强在批判主流理论对经济波动解释的基础上，借鉴奥地利周期理论对资本异质性和资源跨期配置的强调，并结合费雪一托宾的“债务一紧缩”理论，构建了一个附加信用的结构性经济周期模型，分析了货币和信用因素对宏观经济的扰动作用。

五、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宏观经济与金融走势研究

裴平等选取2007年－2008年的月度数据，实证研究了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对主要出口对象的出口总额与这些国家人均GDP、股市总市值、失业率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1)这些国家人均GDP下降和失业率增加对我国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很大；(2)这些国家股市总市值的变化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较小。这表明，这些国家实体经济的恶化，是我国出口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

范志勇(2009)认为，由于美国、欧洲和亚洲等国家和地区在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各国对于危机之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要求，及其在金融体系调整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同。同时，由于各国在金融危机中所受到的冲击不同，危机之后经济调整的路径也存在较大差异。在新布雷顿体系背景下，要摆脱金融危机的冲击，需要各国政府对经济政策主动进行调整。就中国经济而言，金融危机在造成很大负面影响的同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也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机遇。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货币霸权视角建立起失衡与危机的数理模型，指出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与全球失衡、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及美元霸权密切相关。在各经济体相互锁定、相互影响的情况下，一国走出危机要依赖外部环境的积极变化和各国之间的协调配合。他们分析了危机冲击与政策反应模式，指出经济体的充分弹性是中国经济复苏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应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弹性，促进商品的顺畅流通，提高私人投资的积极性，推进资源价格改革，提高汇率弹性。

赵彦云等强调，创新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走出危机阴影的重要动力，他们结合我国自主创新的目标和过程，以及非技术创新的特殊性，依据知识生产函数理论，编制了中国区域创新指数，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发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但是我国区域创新能力仍在持续发展，2009年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应进一步强化创新能力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陈雨露等通过将金融危机置于金融自由化和国家控制力动态匹配的框架下加以解读，指出匹配失衡的金融自由化和国家金融控制力的衰微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对于同时处于改革和开放双重背景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业的开放进程需要在金融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进行综合权衡，通过适度的国家金融控制，在确保金融稳定的前提下促进金融效率并对开放进程进行适当把握，不仅有助于金融效率的实现，还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这一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

戴相龙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金融监管缺失、宏观经济政策不当、实行了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体制，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因此，面对严重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应积极应对，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财政政策等一系列措施，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扩大直接融资，改善社会资金结构；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

六、宏观财政政策及其效应

王立勇等利用非瓦尔拉均衡理论中的巴罗一格罗斯曼宏观～般非均衡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并结合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区制转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选取1952年-2008年度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我国财政政策具有显著非线性效应的结论，即在1952年-1982年、1987年-1990年和1994年－1995年区制中，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非凯恩斯效应，这主要由我国短缺经济和政府数量约束等原因所致；在1983年-1986年和1991年-1993年，特别是1996年-2008年间，财政政策具有凯恩斯效应，其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同时文章还指出，财政初始条件和财政调整幅度等影响主体预期的因素不是我国非线性效应产生的必然原因。

李富强等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对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产出效应、通货膨胀效应的非对称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产出效应还是通货膨胀效应，我国财政政策均存在明显的非对称，也就是说，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和通货膨胀效应明显大于紧缩性财政政策，前者可从公众预期、政府政策实践和消费者信用市场不发达等方面寻找原因，后者可从价格和工资黏性的角度得到解释。

刘风良等基于内生增长模型，利用ARDL方法得出我国目前阶段的最优宏观税负为16，47％的结论，这低于实际宏观税负水平，因此需要进行较大幅度的减税。他们根据税收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通过核算行业TFP，认为为了促进长期增长，税收结构调整的重点应该放在降低营业税上。

龚六堂等在一个具有内生化劳动选择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考察了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财政支出结构与税收结构通过影响家庭的劳动一休闲选择、储蓄一消费选择以及生产性公共支出占总产出的比例，影响经济增长。同时，通过基于1997年-2007年我国31个省份数据的面板模型，他们发现，生产性公共支出并不一定总能促进经济增长，并且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可能的原因在于，生产性公共支出的规模超出了地区经济的适度范围，或是生产性公共支出的使用效率较低。

吕炜等认为，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面临着如何权衡缓解经济危机冲击和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问题。从中国财政政策实践来看，单纯的反周期调节可以拉动经济走出低迷，却无力恢复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因此，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着眼点不仅在于应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带来的冲击，更重要的是利用这次契机化解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存在的体制性约束，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也就是说，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出现的长期内部失衡更需要财政政策着眼于整个改革过程和整个经济结构。

七、宏观货币政策及其效应

周光友发现，电子货币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支付方式，而且给传统的金融理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加大了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难度。通过计量模型，他检验了电子货币与货币供给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电子货币对传统货币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电子货币模糊了各种货币层次之间的界限，也改变了货币的供给结构，从而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范从来等结合1996年-2008年的数据，对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他们首先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货币数量与外汇储备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从外部冲击来判断货币政策是否丧失了自主性；其次基于VEC模型来考察利率变动是否导致货币数量同向变动、货币数量是否是内生变量，从内部作用机制系统性地来判断货币政策是否丧失了自主性。其结果表明，在这一区间，中国的货币政策总体上保持了高度的自主性。

卞志村等在对开放经济下我国货币政策的规则性成分和相机抉择性成分进行分离的基础上。利用Cholesky方差分解等技术手段。发现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以相机抉择性成分为

主。通过动态模拟，他们指出，规则型货币政策可以大大减少我国开放经济下真实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及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动，因此，他们建议，开放经济下我国的货币政策应尽快向规则型转变。

钟伟等评价了近十几年来宏观货币理论的“新共识”在宏观框架和货币政策方面的不足，指出货币政策的中介手段不应以短期利率为惟一工具，而应回归到数量工具、价格工具和其他工具并用的传统。

李稻葵等利用扩展的货币数量论方程和菲利普斯曲线，建立了一个综合考虑市场情绪、资产价格等因素的货币政策模型，他们的理论分析和政策模拟均表明，市场情绪和货币政策两者的结合会影响资产价格，因此货币政策应该考虑并对冲市场情绪。在资产价格过分波动的情况下，以保持产出稳定为部分目标的货币政策应该起到对冲市场不理性情绪的作用。

欧阳志刚等以经济增长率和通胀率为阈值变量建立非线性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其估计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对通胀和产出的反应随着预期通胀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而有显著的非线性非对称性，货币政策对通胀率的调节区间为2，96％－3，32％，对经济增长率的调节区间为8，52％－8，83％，因此，当经济增长率或通胀率高于调节区间的上限时，央行应以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反之则应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卢盛荣等使用二步OLS法及Markov-Switch―ing模型实证研究了货币政策效应的双重非对称性，结果发现，货币政策不仅存在方向上的效应非对称性，而且存在区域间的效应非对称性。在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对于同一货币政策的反应弹性不同，具体来说，中西部地区对扩张政策的反应弹性小于紧缩政策的反应弹性，东部地区对紧缩政策的反应弹性小于扩张政策的反应弹性。

陈璋等运用S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结果显示，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明显的区域效应，并且发现，区域生产力水平的差异是影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长期因素，生产力水平越高的区域，可能受到货币政策的冲击效应越大。同时。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金融结构都是影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重要因素，其中，区域金融结构对削弱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更具实际意义。

八、能源与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与宏观政策

韩玉军等在对“环境库兹涅兹假说”暗含的同质假设前提提出质疑的基础上，对165个国家进行分组检验后发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存在着4种不同类型，“高工业、高收入”国家出现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趋势，

“低工业、低收入”国家出现微弱“倒u”型趋势，

“低工业、高收入”国家表现出了“～”型趋势，而“高工业、低收入”国家环境污染与收入增长同步。

陈诗一构造了中国工业38个二位数行业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库，利用超越对数分行业生产函数估算了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并进行了绿色增长核算，结果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总体上已经实现了以技术驱动为特征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能源和资本是技术进步以外主要驱动中国31jk：t曾长的源泉，劳动和排放增长贡献较低甚至为负。但是，一些能耗和排放高的行业仍然表现为粗放型增长，必须进一步提高节能减排技术，最终实现中国工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杨俊等引入考虑了“坏”产出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了1998年-2007年地区工业考虑了环境因素情况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结果表明：(1)忽略环境因素会高估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2)西部地区工业化过程中存在较严重的资源浪费与生态环境破坏，东部地区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工业向"SL好又快”方向发展；(3)人均GDP、资本劳动比、外商直接投资对考虑环境因素的生产率增长水平有显著影响。

吴军也通过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将环境因素纳入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研究了1998年－2007年环境约束下中国地区工业TFP增长及其成分，并检验了它们的收敛性。结果显示：(1)环境约束下西部地区工业TFP增长最快且波动幅度较大，中部地区增长最慢且较为平稳，东部地区则均介于二者之间；(2)各地区工业TFP增长主要源自技术进步，东部地区是推动环境技术创新的主要地区：(3)东部和西部地区工业TFP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而中部地区仅存在条件收敛。

第9篇：绿色货币政策范文

2010年以来，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复苏进程逐步减缓。面对低增长、高失业率与高财政赤字的两难处境，两国政府选择了前者作为当前政策主要着力点，而将解决财政赤字问题暂时搁置。为进一步刺激经济，增加就业，美、日一方面陆续推出新的经济刺激计划；另一方面继续将基准利率维持在零或接近零利率的历史低位，并开始重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推出新经济刺激计划

2010年2月1日，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交了总额超过3.8万亿美元的2011财年预算报告。其中包含了1000亿美元的新刺激经济计划，涉及个人及中小企业减税，基础设施开支及清洁能源计划等领域。3月份，为扩大本国产品的市场，提升就业率，美国政府公布了首个以推动出口为目标的专门战略――国家出口战略，计划将出口在未来5年内翻一番。随着二季度经济增长放缓和国会中期选举的临近，奥巴马在9月6日和8日接连提出了总额达3500亿美元的新经济刺激计划。

2010年1月29日，日本国会通过了鸠山内阁提出的2009财年第二次补充预算方案，授权政府实施总额7.2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以改善就业、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和促销环保类商品。9月10日，菅直人内阁推出了其上台后的首份经济刺激计划，总额达到9150亿日元。10月8日，为应对通货紧缩和日元升值所带来经济下行风险，日本政府在间隔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再次出台刺激措施，规模也上升至5.05万亿日元。

美、日两国政府相继推出的经济刺激方案中既包含了刺激消费，增加就业等短期目标，也涉及到了更新基础设施，扶持新兴产业等远期发展战略。但从资金分配看，其政策重心仍是力图在短期内通过减少个人和企业税收，增加政府公共支出来刺激国内消费和投资，达到带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的目的。由于制造业和建筑业是美国在本轮衰退中失业最为严重的两个行业，就业人口分别减少了15%和25%，其刺激政策也相应的集中在这两个行业以及零售业。而日本则由于出口对其经济增长和就业影响较大，政策重心较为偏向出口部门。

（二）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

在陆续推出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两国央行继续实施低利率政策以维持国内宽松的信贷环境。美联储自2008年12月以来，一直将联邦基准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0―0.25%不变，并一再重申将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利率在“异常低位”。随着美国经济的大幅放缓，11月3日，美联储宣布了规模达6000亿美元的国债购买计划，以进一步刺激支出和信贷。

2010年10月，日本央行为阻止日元进一步升值和经济下滑，将隔夜拆借利率从0.1%降至零至0.1%，时隔4年再次实行零利率政策。降息的同时，日本央行还推出了5万亿日元的资产购买计划，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率先启动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

此外，汇率政策也成为两国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联储自实施低利率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实际上是实行了美元贬值政策。弱势美元有利于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以及奥巴马政府5年出口倍增计划的实现。随着美元持续贬值，日元出现被动升值。为应对日元走强对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日本政府要求日本中央银行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必要时采取包括干预汇市等在内的措施以阻止日元升值。在9月14日日元汇率刷新1美元兑83日元的15年低点后，日本央行开始在外汇市场上直接抛售日元以压低日元汇率，这也是日本央行6年多来首次直接干预汇市。

二、欧盟各国延续宽松货币政策，并陆续推出财政紧缩计划

进入2010年，欧盟各国为刺激经济继续保持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分别将基准利率维持在1%和0.5%的水平上。而债务问题在2010年以后逐渐由希腊一国蔓延至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等欧盟国家，并在4月演变成为一场波及欧洲多个国家的债务和欧元信用危机。债务危机使得欧盟各国开始下决心整顿政府财政并相继出台了各自的公共支出紧缩计划。在各国推出的紧缩计划中，主要包含了“节流”和“开源”两方面的内容，“节流”主要是改革退休制度、削减公务员岗位和薪酬以及政府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开源”则主要是增税或开征新税以增加政府收入。

债务危机发生后，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相继推出了公务员减薪和削减债务方案。6月，德、法、英三国也提出了各自的紧缩计划。6月7日，德国内阁通过了分4年削减816亿欧元的财政紧缩方案，计划将德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由目前的5%降至3%以内。方案包括裁减至多1.5万个公共部门的工作岗位，针对银行、航空旅行和核电业征收新税等措施。6月12日，法国政府宣布采取紧缩措施，计划在未来3年中削减450亿欧元的公共开支，以便把法国国债占GDP比例由8%降到3%以下。6月，英国推出了近30年来最严厉的财政紧缩预算《紧急预算案》，并于10月20日公布了具体的紧缩措施。为降低财政赤字，英国政府计划未来5年削减830亿英镑的财政预算。

三、各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分析及展望

（一）新兴经济体进一步调整国内经济结构

多数新兴经济体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有利于抑制国内通货膨胀和部分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势头，从而为经济实现平稳增长提供保证。但与此同时，由于仍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受货币政策收紧、财政刺激政策陆续到期以及发达国家经济疲弱造成的外需不振等因素影响，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出现放缓迹象。

对于未来的政策取向，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限制国际资本流入仍是这些国家一段时间内面临的主要问题；长期来看，新兴经济体需要及时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改变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发展模式。IMF在其秋季《世界经济展望》中就指出，“新兴经济体要实现危机前那种增长率，将需要进一步重新平衡其增长，使其转向依靠国内增长来源，这也有助于实现必需的外部重新平衡”。

（二）美国、日本经济刺激措施效果有限

美国和日本推出的新经济刺激计划短期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两国的经济增长，长期来看，则可能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两国出台的刺激政策中所涉及的个人及企业减税、商品销售、出口补贴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有助于提振国内消费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其对经济的刺激效果将十分有限。

首先，此次两国推出的刺激计划总体规模要小于前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其对经济的刺激力度可能要打一定折扣，难以使经济重现今年一季度的复苏势头。

其次，计划中包含的更新基础设施，扶持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等措施虽然在长期中可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但目前来看，受制于创新周期以及新技术大规模产业化应用的时间限制，短期内很难对拉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起到实质性作用。

第三，单靠一轮经济刺激计划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日两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对美国来说，要实现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就需要扭转制造业持续下滑和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趋势。但从目前来看，美国在低端制造业并不具备劳动力比较优势，高端制造业又面临日、德等发达国家竞争，其工业产品很难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依靠传统制造业难以实现奥巴马提出的“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的目标。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则在于过度倚重出口，在外需不振和日元持续升值打击下，日本出口短期难以为拉动经济增长作出大的贡献。此外，奥巴马9月提出新一轮刺激计划的用意更多是为即将到来的国会中期选举造势，近期难以付诸实施。

长期来看，高额的政府债务可能将迫使两国政府采取财政赤字货币化措施。随着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出，两国政府债务将进一步高企。2010年美国预算赤字将达1.34万亿美元，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9.1%。日本债务总额更是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多。在利率接近零的情况下，为刺激经济和缓解财政压力，两国央行只能重启购买国债的量化宽松政策为经济注入流动性和替政府债务融资。截止目前为止，美国和日本已经分别推出了6000亿美元和5万亿日元的资产购买计划。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美国重启量化宽松政策可以通过美元贬值向国外转嫁刺激经济的成本和削减外债水平，而其他国家货币被动升值将使各国采取竞争性货币贬值措施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将加剧国际纷争、引发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欧盟被迫放弃短期增长目标，着力经济结构调整

欧盟各国推出的财政紧缩措施短期内将对欧洲经济复苏产生不利影响，但从长期来看，一方面可以降低成员国政府债务负担，使债务占GDP比重达到或接近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3%的标准，增强政府财政收支的可持续性，有助于重建市场对欧元乃至欧洲经济增长的信心；另一方面，各国推出的财政整顿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强劳动市场活力和企业的竞争力，缓解欧盟内部的经济结构失衡，从而为欧洲经济提供持续的增长动力。

长久以来，欧洲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过度发展使这些国家超过半数的公共开支都被用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领域里，而政府在研究和创新等领域的投资相对不足。债务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为欧洲各国解决这些长久困扰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面对国内工会组织和反对党的抗议示威，各国政府形成了空前默契与共识，纷纷表明整顿财政的决心。而且，各国暂时将增长目标让位于财政整顿是为了未来更为持久的经济增长。2010年6月17日，欧盟举行夏季首脑会议并公布了“欧盟2020战略”。各国首脑在战略中提出，在未来10年中将使欧盟经济实现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灵巧增长”，以提高资源效应、提倡“绿色”、强化竞争力为内容的“可持续增长”，以扩大就业、促进社会融合的“包容性增长”。

（四）全球经济复苏有赖于国际间的政策协调

金融危机期间，世界主要经济体间的国际协商以及政策合作在恢复信心和避免危机深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国协作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成功遏制了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趋势。然而，危机后世界经济不均衡的复苏态势使得各国进行政策协商和协调的难度不断加大，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变得更为脆弱。

在6月份举行的G20多伦多峰会上，各国首脑尽管在巩固财政基础，加强金融监管以及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方面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在制定同步的经济刺激退出策略上的矛盾和分歧难以协调。会后声明不得不在强调加强复苏的同时，表示各国可以根据各自国情量身定制自身的政策行动。各国各自为政的政策举措将导致全球经济中的摩擦加剧，并有可能进一步引发国际冲突或者贸易保护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