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案例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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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案例范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教学 几何图形方法 数学方法 几何图形谬误

西方经济学作为经管类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之一，其教学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学生对后续课程的学习。目前对该门课程的一般性教学方法――例如多媒体教学、案例教学、实验教学等等――已有很多讨论。但对于一些更加具体的问题却未能进一步深入探讨，例如对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几何图形与数学方法之间关系这一问题就是如此。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变量之间关系时，强调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即要从理论上论证清楚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逻辑机制和基本规律，又试图对影响程度大小给出一个精确的数量表示。这使得西方经济学教材和研究文献大量采用语言文字、几何图形与数学方法相结合的表述方式，全方位阐释理论。而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与语言文字相配合，大量采用几何图形与数学方法也是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显著特点。正确认识几何图形与数学方法的各自利弊，从而针对不同情况灵活运用这两种方法讲授基本理论，对于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师提高教学效率和改善教学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以“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这一问题为例，论证几何图形与数学方法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互补性。

1 几何图形方法的优点

对于同一个经济学理论，可以采用几何图形或数学方法加以表述。例如，在讲授运用IS-LM模型分析“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这一问题时，可运用IS-LM曲线图来说明：向右下方倾斜的IS曲线代表产品市场均衡时产量与实际利率之间的关系，而向右上方倾斜的LM曲线则代表货币市场均衡时产量与实际利率之间的关系；两条曲线的交点决定了均衡的产出和实际利率（见图1（a））；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影响曲线的位置改变了均衡产出和实际利率（见图1（b））。显然，运用几何图形描述模型和理论具有以下优点：

1.1 直观形象

图1运用几何图形将代表多个变量间相互影响关系的复杂模型直观形象地描述为两条曲线的组合，这弥补了纯粹语言文字或数学公式的单调乏味，便于学生理解和记忆。

1.2 便于应用

在准确把握基本经济学逻辑基础上，可以用几何图形将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简化为曲线移动对内生变量均衡值的影响。这一点在做“比较静态分析”时特别有用，例如在图1（b）中，用IS曲线自IS向右平移至IS代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影响。对比初始均衡（E）和新的均衡（E），立即可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影响是同时提高产出水平和实际利率。除了“定性”结论外，运用几何图形还可以得到某些“定量”结论。例如，图1（c）表明，如果LM曲线变得更加平坦（由LM变为LM），则同样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产出的影响程度就更大（产出的变动由原来的y-y增加为现在的y-y）。在理解有哪些因素决定LM曲线斜率的基础上（如“货币需求关于利率变动的系数”影响了LM曲线斜率），就可进一步分析决定财政政策效应大小的各种因素。

1.3 对学生知识储备要求较低

以上几何图形分析只要求学生具备中学水平的几何学知识，对于高等数学（如微积分、线性代数等）知识完全没有要求。只要理解了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和这种关系的几何表示方法之后，就可以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这使得教师可以在学生系统学习高等数学之前，就能借助几何图形较为深入地讲授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并且极大地降低了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知识门槛。

2 数学方法的优点

几何图形方法的上述优点正是数学方法的不足所在，但与此同时，数学方法也具有几何图形无法企及的优势，这些优势表现在以下方面。

2.1 表述更为简练、精确

例如，在讲授运用IS-LM模型分析“宏观经济效应”这一问题时，只需使用①式和②式组成的方程组就可简洁地表述模型（假设线性函数和“封闭经济”）。①式代表产品市场均衡条件，由此可以解出IS曲线方程；②式代表货币市场均衡条件，由此可以解出LM曲线方程。运用方程和函数可以更加精确地表述变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做“比较静态”分析时，运用数学方法可以精确地给出外生变量变化对内生变量均衡值影响程度的大小。

y=α+β（y-t）+e-dr+g①

=ky-hr②

2.2 有大量数学定理可以使用

例如，可以直接引用“隐函数定理”证明方程组定义了内生变量（y和r）均衡值与外生变量或参数（包括t、e、d、g、k、h、M、P）之间的函数关系，基于这些函数关系可以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3 数学方法要求明确陈述所有假设，从而避免由于假设不明确造成的结论的模糊性。

2.4 数学方法可以不限于二维情况，能够处理n个变量的一般情况

例如，我们可以用数学公式表示两个及其以上外生变量同时变化对内生变量均衡值产生的总影响，而这是几何图形无法做到的。

3 几何图形谬误

几何图形方法以其直观和便于应用等优点在西方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被广泛使用，但其不精确性也造成如果使用该种方法不当，会得到错误结论。本文将这种由于使用几何图形不当得到错误结论的情况称作“几何图形谬误”。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实践中，由于教师没有能够准确把握基本理论和正确使用分析方法，上述谬误并非少见，甚至一些国内权威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也难以幸免。就以“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这一问题为例，某本权威教材运用几何图形将决定财政货币政策效应大小的因素及其影响性质概括为以下4个“几何”结论：

结论1：在LM曲线不变时，IS曲线越陡峭，财政政策效果就越大；反之则反是。

结论2：在IS曲线不变时，LM曲线越陡峭，财政政策效果就越小；反之则反是。

结论3：在IS曲线不变时，LM曲线越陡峭，货币政策效果就越大；反之则反是。

结论4：在LM曲线不变时，IS曲线越陡峭，货币政策效果就越小；反之则反是。

下面我们运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上述结论2和结论4是正确的，但结论1和结论3却不一定正确。由①式和②式可解得IS曲线方程和LM曲线方程分别为③式和④式：

r=-y③

r=+y ④

由此可知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绝对值）分别为〔（1-β）/d〕和（k/h）。假设政府购买g增加Δg，其他外生变量值保持固定不变，那么上述方程组以变量的改变量表示就成为：

Δr=-Δy ⑤

Δr=Δy⑥

将Δr消去，整理后可得：

= ⑦

运用相同的方法可以证明，若名义货币供给量M增加ΔM，其他外生变量值保持固定不变，则可得：

=⑧

由⑦式可知，给定参数d和其他条件不变，LM曲线越陡峭（即（k/h）越大），则政府购买增加对均衡产出的影响程度越小（即Δy/Δg越小），财政政策效果就越小，这与结论②相符。同理，由⑧式可知，给定参数h和其他条件不变，IS曲线越陡峭（即〔（1-β）/d〕越大），则货币供给量增加对均衡产出的影响程度越小（即（Δy/ΔM）越小），货币政策效果就越小，这与结论④相符。但是，⑦式表明，给定参数d和其他条件不变，IS曲线越陡峭（即〔（1-β）/d〕越大），则政府购买增加对均衡产出的影响程度越小（即Δy/Δg越小），财政政策效果就越小，这与结论①正好相反。同理，⑧式表明，给定参数h和其他条件不变，LM曲线越陡峭（即（k/h）越大），则货币供给量增加对均衡产出的影响程度越小（即（Δy/ΔM）越小），货币政策效果就越小，这与结论③正好相反。这表明，结论①和结论③正是本文所说的“几何图形谬误”。

为什么会产生上述谬误呢？如图2中（a）图和（b）图所示，保持LM曲线不变，如果“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得IS曲线向右平移相同的距离”，那么IS曲线越陡峭就意味着财政政策的效果越大（（b）图中y-y的大于（a）图中的y-y），此时谬误并未发生。但“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得IS曲线向右平移相同的距离”这一前提条件并不成立，而且IS曲线向右平移的距离与IS曲线的斜率（绝对值）有关。因为IS曲线向右平移的距离等于〔Δg/（1-β）〕，给定d，IS曲线越陡峭（即〔（1-β）/d〕越大），IS曲线向右平移的距离越小。这意味着IS曲线并不会如图2（b）中所示向右平移至IS，而只会如图2（c）中所示向右平移较小的距离，最终导致均衡产出较小幅度的增加。这也与基本的经济学逻辑相符，给定参数d，IS曲线越陡峭意味着乘数效应越小（因为β越小），所以财政政策的效果应当越小。相同方法可用于说明在分析货币政策效应时，如果未能正确运用几何图形，同样可能导致谬误产生（正如结论③那样）。

产生上述谬误的原因并不在于运用几何图形无法得出正确结论，而是因为没有正确地运用几何图形。在运用几何图形分析财政政策效应问题时，IS曲线斜率（绝对值）对政策效果大小的影响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直接”影响，即如果“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得IS曲线向右平移相同的距离”，那么IS曲线越陡峭就意味着财政政策的效果越大；第二是“间接影响”，即（给定参数d）IS曲线越陡峭，则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得IS曲线向右平移相同的距离就越小，从而财政政策的效果越小。几何图形方法容易捕捉到“直接”影响，但却往往容易忽视“间接”影响。在此例中，正是“间接”影响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一旦将其忽略，就会得到错误结论，从而产生“几何图形谬误”。

4 结论和建议

前文运用数学方法证明了“几何图形谬误”产生的可能性，实际上也启示我们运用严格的数理推导可以有效地避免谬误产生。运用数学方法对同一问题进行分析，凭借其严格性和精确性，我们可以较为完整地捕捉到前文所述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从而规避了“几何图形谬误”。但必须注意到，数学方法结论正确性的取得是以“非直观”、“应用不够方便”和“对知识储备要求较高”等为代价的，所以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当根据教学内容和授课对象灵活选择是侧重于几何图形还是侧重于数学方法，或二者的某种组合。基于笔者的教学实践，提出如下教学建议：

4.1 根据大学数学课和西方经济学课程开课的时间顺序，以及“先微观经济学后宏观经济学”的通常授课顺序，建议教师在讲授微观经济学时主要侧重于几何图形方法，在讲授宏观经济学时适当增加数学方法的运用。

4.2 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每一门课程讲授过程中，前半程侧重于几何图形方法，后半程适当增加数学方法的运用。

4.3 针对财经类专业和非财经类专业的不同学生，侧重点要有所不同。财经类专业学生要求牢固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故对这类学生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多运用数学方法。而非财经类专业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课程主要是为了拓宽知识面，所以在对他们的教学中要尽量避免枯燥的数理推导。

4.4 由于“文科类”学生和“理工科类”学生在数学知识和技能的储备上有所不同，所以在对“文科类”学生讲授西方经济学课程时，先从直观的几何图形入手，再逐步培养其数学方法的应用能力。而对于“理工科类”学生，则可以尽早培养其分析经济学问题时的数学方法应用能力。

4.5 对于某些包含着经济变量间复杂影响和关系的问题，教师可以在运用几何图形做出“启发式”分析的基础上，再运用严密的数理逻辑推导向学生阐明正确结论，这既提高了教学的直观性又增强了教学的严密性。

总之，“几何图形谬误”产生的可能性并非要让我们完全抛弃几何图形方法，而是要求我们更加合理地运用几何图形方法与数学方法，实现两种方法各自优势的有机互补。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还是要求教师能够准确把握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全面理解和深刻领会描述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基本理论。

参考文献:

[1]岳爱娴.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多媒体教学方法的采用[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09,04：42~44.

[2]许晓红，李定庆.《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法初探[J].经济师,2008,08：133～134.

[3]赵成美.实验法和短剧法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J].教学研究,2007,03：240～242.

[4]曼昆.经济学原理（第5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7.

[5]蒋中一，凯尔文•温莱特.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第4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13.

第2篇：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案例范文

[关键词] 区域货币合作 最优货币区(OCA)理论 区域货币一体化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 (P.B. Kenen) 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 (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 。“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从区域货币合作理论和以上实践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欧洲、非洲单一货币的实践使区域货币合作由汇率合作上升到了统一货币管理的阶段。区域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趋同和政策协调，这是货币联盟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欧元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大启示。从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行机制上看，它具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完全没有的强有力的、超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权（分别由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承担），这是以欧元为中心的统一汇率制度运行的基本保证。亚洲货币合作必须借鉴其经验，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2.欧元的出现，纠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分强调全球性货币合作而忽略了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弊端，它启示我们，全球范围的货币合作可能从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从而为全球货币的统一奠定基础。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地抑制投机资金的冲击。欧元的产生突破了以往国际货币合作仅限于汇率合作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使创新后的货币体制更富有效率。而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看，法、德两大主要国家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必须有几个主要国家的支持，这对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亚洲货币合作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亚洲在推进货币合作进程中，应该加强该地区两个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发挥主要国家的作用。

3.美元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预示着国际货币体系将成为以美元、欧元等少数货币的新格局，以致汇率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元与欧元之间。其次，它导致了货币这一传统的国家要素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再次，它暗含着经济全球化的归宿终将为两极化或三极化而非多极化。

4.非洲区域货币汇率合作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项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问题。一项制度协议即使在经济上合乎逻辑且能够带来共同利益，成员国的政治实力和意愿也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是否能够正常而有效地运行。换言之，如果缺乏政治意愿并相互协调与配合，在现实中就很可能会出现囚徒困境，即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博弈最终将导致非最优甚至是糟糕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五卷》第3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第3篇：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案例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法 监管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6-130-02

国际金融法是调整跨国金融关系的国际规范和国内规范的总称。在内容上,它涉及国际货币体系、资本跨国流动、各种融资交易、银行、证券等金融市场的监管。同时,国际金融法又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的国际贸易法和投资法息息相关。在现代跨国经济关系中,离开国际金融法所形成的秩序,各类国际贸易活动、投资活动和各种经济活动将难以合理、顺利地进行;而国际金融制度的成熟和完善,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贸易、投资以及其它各种国际经济活动的方式和效率。

一、国际金融法的研究领域

在国际金融法的教学中,一般会涉及货币法和金融法两个性质有别但又紧密联系的法律部门。其中,货币法是指调整国家之间因货币管理活动而产生的国际货币关系的国际和国内规范的总称,它规定了关于货币的兑换、流动和汇率方面的法律规则,构成货币金融制度的基础,具有典型的公法性质;金融法则是调整不同国家民事主体之间因跨国金融交易而产生的金融关系的法律规范,既包括公法意义上国家对银行、证券、衍生工具市场的规制,也包括国际贸易融资、贷款融资、租赁融资等市场交易的法律规则,这类法律制度虽然包含有一定的管制法内容,但在本质上具有私法性质。

应该说,国际金融法是伴随着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金融法作为跨越国境的货币资金活动,已经渗透到现代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金融全球化、金融创新对国际金融法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它强调了国际金融法在国际经济法中的地位。涉外金融法的发达与否已经成为衡量现代各国经济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志,并逐渐趋同,采取市场化的规则来规制金融交易。其次,它为国际金融法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国际金融法的管辖范围涉及电子货币、跨国银行及其网络业务、贷款证券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等国际金融新事物、新领域,这些新领域的相互交叉和错综复杂的关系拓宽了国际金融法的研究范围和教学的新角度。再次,世界经济和金融发展严重失衡,金融资源日益向发达国家倾斜,发展中国家日益边缘化,国际金融关系的不对称性和不稳定性明显增强,金融危机时有发生。在现行的国际金融条约和惯例文件中不乏发达国家金融立法和实践的影响,发达国家的金融法通过影响国际金融法间接影响到全世界各国国内金融立法的面貌。这一切给国际金融法的走势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也对国际金融法律制度的统一以及通过法律制度统一促进经济交往提出了强烈的要求。最后,金融全球化推动了国际金融法的制度创新。例如,作为贸易领域的国际组织WTO,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第一次将包括金融在内的服务贸易纳入谈判议题,签署了《服务贸易总协定》,将货物贸易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适用到金融服务领域,并在市场准入、外国金融服务提供者及其服务的待遇标准以及金融全球化等方面作了新的制度安排。再如,金融混业经营的出现以及成为金融集团经营的主要模式,使得传统的立足于区分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如银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作为监管基础的机构型监管难以适应实践的需要,许多国家转而采用立足于具体金融交易行为的功能型监管。

二、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国际金融法教学的新特点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引发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此次危机的导火线是美国银行利率上涨以及房地产价格下降带来的资金链的断裂,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金融风险通过信用衍生品的创新逐渐累加,并通过相关产品的拆分和出售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各国金融规制和监管的缺陷,则加剧了危机发生的广度和深度。由此,危机后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组织都出台了改革和加强金融规制和监管作为统领性主题和主导内容的方案,凸显出防范未来金融风险和危机的规律和客观需要以及国际发展的新趋势,为丰富国际金融法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研究领域。

首先,金融危机的发生背景反映了晚期世界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经济的金融化。所谓经济的金融化,是指实物经济被金融经济所取代,社会资产的金融资产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以及跨国国民间的交易日益深入地表现为国际金融关系,金融因其更适合“数字化”和“终极市场”而日益成为经济生活中的核心性、主导性和战略性要素,特别是原来并非国际金融法重点研究领域的金融衍生产品在整个金融危机中不断出现并成为危机发生的导火索。金融创新导致了国际金融关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客观上要求国际金融法随之发展和创新,通过确认、调节、调和等手段为金融创新提供制度保障。各国监管改革方案纷纷加大对金融业审查的力度,将游离于监管边缘的场外衍生品市场和对冲基金纳入监管体系,整合证券和期货的监管,以降低系统风险。

其次,在金融危机后,学者的研究除了立足于衍生品、资产证券化等具体金融产品和银行、证券、期货等市场,同时还从宏观层面研究监管模式的转化,而监管模式是国际金融法教学中的重要内容,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去监管化”成为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下立法和执法的发展趋势,这不仅是就美国而言,对全球主要金融系统也是同样的策略选择。许多国家纷纷通过修改金融法律法规,取消长期执行的许多限制,为金融创新的深入进行和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变革提供法律上的便利,打破不同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间的严格界限,取消对海外金融活动的种种限制。而金融危机的发生一定程度上是风险累积的结果,这种风险同时还被不断分割、定价,经过复杂的包装进行传播,并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因此,金融危机后,各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组织开始重视经济政策与金融风险的失衡,强调宏观审慎的重要性,要求金融监管机关应与中央银行等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机关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和措施协调的机构与机制。也就是说,金融监管应将金融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同时还应关注宏观经济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而宏观经济政策也应当考虑金融监管和金融稳定的需要。

最后,与国际金融法相关的问题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渗透、辐射和影响。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发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倒挂,使得制造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迅速下滑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实质原因之一,这就意味着应进行经济结构的根本改革,逐渐从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向出口推动型增长模式转化。而且进入2009年后,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开始显现,在各国就业压力增大、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的形势下,贸易保护升温,专门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不断增加。这些贸易保护措施甚至和金融法相联系,美国等发达国家将外贸逆差频频与人民币汇率问题挂钩,指责因为人民币被“低估”,导致美国每年对华的巨额贸易逆差,更有议员宣称,中国对货币市场的干预,是中国经济每年10%高速增长和美国接近10%失业率的“根源”。而货币问题是国际金融法教学中的重要问题,急需从一国承担的汇率调整的国际法义务等角度解释人民币的汇率制度。

三、美国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法教学的新思路

由此可见,与以往相比,当代国际金融法对于世界经济环境和国际金融关系的变化作出了更为主动的适应和更为积极的回应,无论是框架体系还是制度内容,无论是外在形式还是内在理念,均有重大的发展。在教学中,除了传统的教学力求让学生对整个国际金融法的体系有系统全面的了解和掌握,从理论上理解国际金融法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跨国金融交易的基本运作程序与模式、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典型的国际金融法案例外,还应充分利用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新问题,引导学生关注国际金融法的未来走势。

第4篇：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案例范文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虽然随着外部经济环境和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和前景依然看好，有望克服拉美一些国家所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在不远的将来做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一，并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实现“强国福民”，即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

根据世界历史发展经验，经济中心的转移必然带来相应学术中心的转移，这是不仅是因为经济中心会成为广受关注的研究对象和实践场所，而且新兴经济中心的本土学者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会逐渐上升。20世纪的美国伴随形成全球经济霸权而确立其世界学术中心地位的历史就是鲜活的例子。本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经济和学术的世界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关于曾宣称历史终结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式微和近年来对中国模式的热议，就是国际专家学者关注的宏大历史叙事。

不可否认，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基于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学习借鉴国际理论和经验，积极融入全球经济的历史性探索，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即在先农村后城市的分步推进、先“特区”试点示范后逐步复制推广以及价格改革的“双轨制”过渡体制等改革政策实践，逐步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提高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的比重和效率，在较短时间内减少了改革的摩擦阻力和经济成本、实现了整体经济效率的帕累托改进；另外通过“增量式”的市场体系构建和相应激励约束机制的不断完善，极大激发了经济要素的创新创造活力，使经济的价值创造效率和效益空前提高。这些改革发展举措都是对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实践是创造性丰富和发展。当然，也不可避免存在制度经济学上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在某些方面和领域形成后续改革的阻力，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改革的成效。与此相伴，中国的对外开放事业也通过采取区域性“优先发展”和产业领域的渐次开放策略，不断发挥我国要素禀赋等的比较优势和有关区域的区位优势，并逐步实现市场空间和产业领域在时序上的渐次开放，采取优势资源优先聚集发展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策略，逐步演进到均衡发展的新局面，拓展了参与国际资源配置的市场空间，通过经贸往来和投资合作，构成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毋容置疑，中国是改革开放的收益者，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和政策实践的探讨将也必将日趋具有世界意义。

当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伴随着特定的发展阶段，在积极推进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的同时，成功推进经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结构性转型，逐步实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空间结构优化，使经济发展的优势不断累积、经济增长的潜力不断释放。当前，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人口比重下降，支撑国内经济转型发展和基于劳动力要素比较优势的人口红利趋于下降。与此同时，土地资源的相对有限性和生态环境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日益增强，以要素市场化和投入量增加为标志的要素驱动型改革发展难以为继，因而必须转向创新驱动型发展新阶段，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在更高基数下趋于下降，而对包括生态环境、精神文化、民生幸福等元素在内的经济增长的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

当前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就是我国面对发展新形势、新阶段、新情况、新常态，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并借鉴国内外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引领我国“十三五”乃至今后相当一段时间改革发展事业的新希望、新要求、新思想。所以，中国的改革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实践既具有世界意义，也立足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实践，并与时俱进、动态创新发展。如为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发展，曾提出新型工业化的概念，基于经济空间优化和人口空间分布调整、体现生态（环境）、人文（教育）、智慧（信息）特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概念。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充分体现了国际借鉴与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体现了干中学引发的后发优势，和消化引进吸收并结合中国特色的再创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无疑是国际理论政策和经济全球化的收益者。

二、逐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前景”创想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引领的新阶段。一方面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引发的深度经济结构调整尚未结束，中国经济运行必须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而相应调整发展模式，而外部可以借鉴的理论政策和实践案例资源趋于枯竭，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中国经济自身亟需进行理论和政策创新；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中国经济政策实践的示范意义和“溢出”效应扩大，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智慧，希望从中国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实践中获益，这就对我们政策理论研究的同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我国大力加强中国特色智库建设的原因所在。

可以说，世界经济已步入需要中国引领的新一轮“再全球化”新阶段，中国的理论创新既充满希望、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也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再生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正如当年欧洲文艺复兴中的“美第奇”效应一样，需要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外来先进文化交叉融合再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人类未来提供中国智慧创新“解决方案”，而且这种解决方案不仅要立足自身发展，破解发展瓶颈和难题，而且要放眼全球，直面人类全球化、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共同挑战，着力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冷战结束后的日裔美国学者傅山提出的宣告西方模式大获全胜“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曾预言的“文明冲突论”，到国际新儒学代表人物、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基于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对话理性”理论而倡导的“文明对话论”，再到中国学者提出的“文明互鉴论”，进而提出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要求，无疑是中国智慧对人类发展思想的创造性贡献。

当前，国内外经济正在经历结构性大调整、历史性大变革。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试图转嫁危机走出困境，不仅面临使美元因面临“升降两难”的“特里芬”之谜的困境而国际霸权地位下降，而且也暴露出其民主制度本身存在的内在缺陷导致政府“财政断崖”风险危机；日本以邻为壑以求自保的所谓安倍经济学，所释放出的货币宽松至负利率的“毒箭”，也未能使其经济起色好转；在欧洲不仅几经折腾的欧元区内发展不平衡的不同国家曾惊现退出欧元区的危机，现如今作为金融大国的英国也面临脱离欧盟的公投，失去向心力的“双速欧洲”可谓若隐若现；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金砖国家也遭受资源价格波动下跌严重冲击；中东石油国家不仅面临资源价格下跌、石油美元回流美国的压力，个别国家还饱受内乱和战火之苦，引发的难民危机还殃及欧洲等地；气候反常变化，国际疫情频发等等。人类社会正面临各种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世界经济的新挑战和国内创新驱动发展新阶段新要求，适应经济新常态，应对长期依赖凯恩斯学派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所积累的结构性产能过剩等负面效应，借鉴西方“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和美国经济学家拉弗等供给学派的思想理念，提出宏观微观相结合中国特色结构性“供给侧”经济政策改革方向，即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供给模式，谋求改革和创新红利，主要包括：通过差异化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调整和优化升级，改革商事制度，复制推广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改善营商环境和服务体系，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开拓市场空间，重塑市场经济生态。当前的关键还在于打造与趋于强化的约束条件相对应的激励机制，使市场创新活力竞相迸发。这些政策措施必将推升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新境界，跨界融合创新的局面已经展露曙光，文化创意、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和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和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业态也呈现蓬勃发展新气象。着眼于“富余”产能国际转移合作的“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也已初见成效，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铁和核能已经走出国门，不断落户。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合作中也要着重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些理念不仅在国内发展中需要坚持，在中国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今天更应反映在国际经济“互联互通”和“互利共赢”的合作发展中。与此同时，还要注重国内不同地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文脉历史渊源，促进国内外统筹协调发展，按照生态经济模式，循环高节约利用国内外资源，参照我国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与新兴工业化相结合的发展思路，促进国际产能合作伙伴国家健康永续发展，同时注重将产能转移合作与开拓新兴产业国际发展空间相结合，而不能只是将传统富余产能简单转移，而且还要注意尊重合作伙伴特色文化和生态多样性、善于发现并吸取他人优点，促进和谐协调、共荣互惠发展，为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家园而不懈努力。

三、寻求经济学研究突破的“理论创新”尝试

在经济理论创新方面，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也不甘落后，呈现积极创新的昂扬面貌。北京大学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提出了强调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促进产业升级演化的《新结构经济学》。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教授着眼金融行业发展新趋势曾提出《大金融》学说。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部科研所原所长贾康研究员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群体力图创建的中国特色《新供给经济学派》，并为我国推出“供给侧”改革政策做出有益贡献。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学家突破性创新的大胆尝试，对中国学者进行理论创新具有标志性示范意义。与此同时，海外知名学者，如曾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傅山教授开始反思美国模式、华盛顿共识中的忽视政府作用一些弊端，从而对中国政府在创造经济奇迹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予以肯定。法国学者皮凯蒂在其享誉世界的名著《21世纪资本论》中更是揭示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所蕴含的资本和劳动深层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内在矛盾，而国际学界对拉美“中等收入陷阱”和德国及北欧其它国家在面临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不俗表现也对社会福利政策予以更多的关注和思考。有基于此，本人作为国家首批高端宏观经济智库试点单位的一员，结合自己的观察思考，在此不揣冒昧，提出本人认为值得关注和持续研究、初步设想包括下述创新要点在内的“新宏观经济论”学术命题，供各位学界先辈和同仁批评指正。

（一）造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GDP”概念

在经济学通行的国内生产总值“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ION）概念基础上，以中国新近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中国引领新一轮“再”全球化的宗旨，迎接“人类共同体”的未来，倡导“新GDP”发展概念框架，即“全球发展推动（GLOBAL DEVELOPMENT PROMOTION）”，并将五大发展理念核心要素融入到“新GDP”经济核算体系之中。

（二）基于政府社会市场协同的“新PPP”模式

当前中国政府包括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借鉴国外理论和实践推行的政府与市场协同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发展概念，局限于具体投资项目的公共资本和社会资本结合，而国资委倡导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也仅限于微观市场主体企业层面的不同性质的股权合作关系。我们不妨从经济学界关注的更加宏观的经济模式框架诉求出发，将PPP概念扩展到政府社会市场协同的“新PPP（PUBLIC-PROFITABLE CPHILANTHROPIC）”模式框架，其中PUBLIC公共部门代表政府，PROFITABLE代表盈利部门的市场，包含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国有企业，比单纯的PRIVATE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含义更为贴切，而用公益PHILANTHROPIC置换PARTNERSHIP，将突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二元思维，进而拓展到涵盖由PHILANTHROPIC延伸的非政府、非盈利的社会公益机构等，在国内外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的大量研究基础上，如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有机结合的同时，更加注重政府对包括社会保障、公益慈善、文化教育等在内的社会事业的发展的政策扶持，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更加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以及培育更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企业等，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有机联系、良性互动协同发展的新模式。

（三）适应新型产业形态的“新金融”理论

第5篇：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案例范文

【关键词】金融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比较

1国外金融企业社会责任透视

1.1国外金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基本情况

1.1.1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积极主动地承担相应社会责任

全球背景下,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范围日益宽泛,国外的一些大型金融企业就是依靠积极承担伦理道德的社会责任,不断推动自身的长期繁荣和发展。近年来,国外一些著名银行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具体表现:渣打银行(StandardChartered)支持艾滋病防范和康复事业;汇丰银行(HSBC)减少二氧化氮和污染空气排放,支持环境保护事业;花旗银行(Citibank)推行具体的信贷政策,保护森林和减少污染空气排放;美联银行(WachoviaCorporation)大量投资,支持低收入家庭住房和社区基础设施建设。

1.1.2遵循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基准——“赤道原则”

赤道原则是由世界主要金融企业根据国际金融公司和世界银行的政策和指南建立的,旨在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的金融行业基准。实行赤道原则,金融企业保证只为那些符合条件的项目发放贷款。赤道原则把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银行的核心理念与价值导向,调整单纯以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治理模式和思路,重视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

1.1.3加入国际企业社会责任组织,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加入国际社会责任机构,约束自身经营活动,已成为国际实力银行的发展趋势。他们只为那些符合评估标准的项目发放贷款,即项目发起人能使金融企业确信他们有能力和意愿遵守商业银行的社会与环境政策和程序。国外先进金融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一般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披露的信息非常充分和详实,包括定性描述和定量指标。

1.2国外金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典型案例

1.2.1德意志银行

据德意志银行2004年度企业公民报告内容,德意志银行在社会责任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慈善捐款方面,该行在2003年和2004年分别达6400万欧元和6700万欧元;社区发展方面,该行投资建立“德意志银行微观信贷发展基金”,支持投资者向非赢利事业部门发展。并通过“德意志银行亚洲基金”援助泰国和越南700多名感染艾滋病的儿童。

1.2.2格莱珉银行

由孟加拉国银行家·尤努斯博士创办的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利用所掌握的金融资源,在创造巨大经济财富的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社会福利,承担了更大的社会责任。而且银行的贷款者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穷人,其中96%为在孟加拉地位非常低下的妇女,而还款率高达98.89%,创造了银行业的奇迹。格莱珉银行颠覆了几百年来银行业“不借贷给无抵押担保能力的穷人”的法典。

1.2.3花旗集团

花旗集团在2004年度在社区服务方面,宣布未来五年内支持全球教育项目的2亿美元计划,发起全球员工自愿服务倡议,给予每位员工一天带薪自愿服务时间,筹资280亿美元投资美国中低收入社区等;在环境保护方面,集团首次向位于印度的风能发电企业投资2300万美元,在美国支持环境保护项目168个,总投资超过129亿美元,在集团投资银行设立环境保护和社会风险管理总监职位等。

2我国金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基本表现

2.1我国金融企业已承担的社会责任

近年来中国部分商业银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如下:农业银行:确立立足“三农”的价值观不断丰富农村金融服务产品;建设银行:2007年正式《2006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建行三分之二的贷款投向了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投身公益事业,通过资助贫困大学生、援建希望小学、向灾区捐款等方式关心社会弱势群体;中国银行:成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银行合作伙伴,向公益事业和灾区、贫困地区进行捐赠;兴业银行:2008年7月,公告称,公司董事会通过了关于申请加入赤道原则的议案,成为首家公开表态将申请加入赤道原则的中资银行。

2.2我国商业银行社会责任存在的问题

2.2.1尚未建立明确、统一的社会责任目标和相关年度报告制度

我国商业银行几乎没有一家银行在企业目标管理中明确制定社会责任发展规划,并逐年对外公布社会责任年度报告。我国商业银行在经营战略层面上大都对社会责任问题没有清晰、准确的定位,重视力度远远不够。

2.2.2贷款投向盲目,只顾追求银行自身利润的最大化

主要表现为商业银行在发放信贷时忽视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如违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支持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发展,忽视信贷投放的“乘积效应”及其对整个社会安全可能带来的严重风险后果,盲目投放信贷资金,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协调发展等。

2.2.3支持慈善事业力度远远不够

2006年我国慈善企业排行榜前50名慈善企业中,其中排名靠前的汇丰银行是外资银行,偏后的国家开发银行是政策性银行,四大国有银行榜上无名。而在我国企业500强中,仅四大国有银行就占据前13名的三分之一强。我国商业银行仅在支持慈善事业一方面的表现,就与其自身实力极不相称。

3结语

针对我国商业银行在社会责任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在现阶段强化银行企业社会责任就显得意义格外重大。而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的履行,需要银行、政府、司法机关及全社会的内外合力才能实现。法律制度是确保商业银行承担法定社会责任的根本保障;政府运用经济的、行政的、舆论的手段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做出应有的贡献;实施国家社会责任战略,制定具体可行的国家社会责任标准;建立合理的董事会结构,有效监督商业银行运行,确保决策顾及更加广泛的相关利益者的根本利益;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公布银行的社会责任报告,强化商业银行社会责任观。

概而言之,我国商业银行还需认真学习国外优秀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义务的成功经验,积极树立社会责任价值观,从而实现企业自身的长期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徐二明,郑平.国际化经营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模型[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3.

[2]查然,聂飞榕.赤道原则的产生、发展与实践[J].金融经济,2008,8.

[3]张长龙.金融机构的企业社会责任基准:赤道原则[J].国际金融研究,2006,6.

第6篇：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案例范文

(一)有关概念的界定

所谓开放经济是与经济国际化、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紧密相连的一个经济概念,是与封闭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形态,其主要特点是:其一,一国经济纳入了国际经济的运行范围;其二,宏观经济政策既要实现内部均衡目标,又要实现外部均衡目标。所谓货币政策也就是金融政策,它是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或信用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主要包括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和外汇政策。

(二)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开放经济和货币政策是不同性质的两个概念,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相对封闭经济而言,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就必然要考虑国际经济的影响。这是因为一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必须依赖于具体的经济和金融环境。换句话说,如果客观经济金融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货币政策也应该相应地做出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等变化趋势共同改变了货币政策实施所依赖的整个金融环境。尽管市场的开放、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在微观层面上改善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但是在宏观层面上却给政府当局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这里主要指金融政策)带来了困惑: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独立性受到冲击,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显得不能适应新的金融环境,货币政策目标(包括中介目标)以及传导机制也受到了影响。也就是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比如,货币当局不仅要考虑内部均衡还要考虑外部均衡;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上,不得不放弃总量指标(货币供应量)而转向价格性指标(利率);在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上更多地依靠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来实现政策目标。当然,更为重要的变化体现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方面。传统观点认为,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各国将重新获得利用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影响国内实际产出水平和实现各自宏观经济目标的能力。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货币政策实践证明,即使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很大的,差异性货币政策所诱发的国际资本流动同样严重地干扰了各国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

既然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的一系列影响是如此之大,那么,这种影响有解决之道吗?可以说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国际货币理论及实践都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即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这种影响,尽管国际经济学界对协调的收益大小尚无定论。

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基础

(一)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定义及前提条件借鉴30国集团1988年对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所给出的概念,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含义做出以下界定: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就是“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地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货币政策”的过程。这种协调通常分为两种,即以规则为基础的协调和随机协调,前者是以各种制度为基础的,如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欧洲货币体系;而后者主要是指为应付某一具体事件,有关国家进行磋商后作出的、持续时间有限的特殊协议,其典型的案例是1978年的波恩首脑会议、1985年的广场协定以及1987年的卢浮宫会议等。

那么,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首先,政策协调一定是在利益主体(国家或经济地区)之间发生了利益冲突的条件下才会发生的合作行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世界经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是一种常态,一般地理解,只要有交往就难免有冲突,那么协调就有必要。但是,这里依然存在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主体之间才需要协调呢?回答当然是大国与大国之间才需要协调,因为对小国来说存在一个谈判地位与力量问题,这里隐含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协调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同样地,当所有的国家都是小国的时候,一个国家实行的政策措施,对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都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其次,只有在通过冲突双方的协定或者说妥协可以使双方都获利,亦或说至少可以改善一方的境况而另一方不受到损害的条件下,协调才会发生,如果说只有一方获利,那么这种协调不会进行下去。

(二)为什么要进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

1.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现实要求———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国际经济学界广泛认为经济的相互依存性是进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一个外在动因。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解,这种相互依存主要体现在结构上的相互依存,经济目标上的相互依存,国家之间政策上的相互依存。笔者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政策上的相互依存,即一个国家的最佳政策得以实现,更多地取决于其他国家的行动。当然我

并不否认其他方面的依存,因为政策上的相互依存是由于结构上和经济目标上的相互依存所直接引起的。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对外开放和相互依存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好处,比如,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加深了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从而优化了世界资源的配置。但是,不争的事实也有力地说明,国际间经济依存度的加大极大地降低了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增加了世界各国的溢出效应。尽管理论分析表明,一个国家的政府可通过国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调整来实现其经济的内外均衡。但实际上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中,一国货币政策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其他国家的政策、行动和做出的反应。由于自的减少,其政策的作用与效力便难以预测。所以说,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是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必然要求。

2.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内在动因。如果说开放经济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那么,当一国独立地制定货币政策就可能会对其他国家的政策运行施加显著的影响,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通常地将这种效应称为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Monetarypolicyspill-overeffect)。溢出效应很早以来就被国际经济学界所认识,许多学者如哈马达(Hama2da,1974,1976,1979,1985)、米勒和萨曼(MillerandSalman,1985)、柯里和莱文(CurrieandLevine,1985)都已注意到了政策溢出效应。溢出效应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传递,一般认为主要是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以贸易渠道为例,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的需求紧缩。溢出效应产生于各种原因,包括那些将国外政策诱发干扰的影响传递给国内经济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的各种贸易与金融联系。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大量的研究证明这种货币政策溢出是普遍存在的。既然货币政策溢出是普遍的,而从理论上讲,通过国际协调可以降低这种溢出效应(这已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承认)。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的溢出效应就是国际协调存在的一个内在动因。但是,国际协调是怎样减少这种外部性影响的呢?下面将更进一步地谈到。

(三)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基本方法———博弈论分析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经济学家运用各种方法对各国间货币政策的冲突与协作进行了分析,并产生了运用博弈分析的战略决策方法(StrategicApproach),从而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在方法上提供了理论依据。

博弈论(GameTheory)又称对策论,是研究理性的决策主体之间在其行为发生冲突时的决策方法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也是研究理性决策主体之间的冲突与合作的理论。其主要特征是决策主体之间的行为是直接相互影响的,因此,决策主体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其他决策主体的反应。在相互依存性很强的开放经济中,各国货币政策的外部性越来越明显,作为世界经济中的经济主体,一国的货币政策会影响到他国的社会福利函数,反过来,又受其他国家政策的影响。因此,各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选择过程就好似一局博弈。一国在制定货币政策以及实施经济行为时,不得不考虑它国的反应以及将会采取的措施,以尽可能地做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而这种决策取决于双方博弈的结果。博弈理论研究的结果显示:国际间经济政策不协调是无效率的,而通过国际间经济政策的协调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短期内,协调收益的分配取决于博弈双方的谈判力量。而在长期内,随着博弈双方地位的此消彼长,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势必被打破,双方又开始一轮新的谈判与协调。

三、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否有效

从理论上讲,通过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可以实现帕累托效率,使各国的福利均接近最佳点,整体经济福利也高于非协调状态。但世界经济的现实却与此大相径庭,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往往不能顺利实施,“以邻为壑”的自利行为经常发生。为何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出现现实失灵呢?

首先,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不确定性。要进行国际协调,首先要了解相关国家的经济现状,一般是根据各国所用的模型来判断各国的产业结构,在此基础上协调各国的利益。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外国货币政策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本国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研究,但由于使用的模型多种多样,在某些具体数值上很难达成一致结论,由此导致协调利益的不确定性,使合作协调很难形成。

其次,违约冲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即使知道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能够获利,也不能保证协调的政策能够顺利实施。如果采取协调以外的政策的获利大于协调政策时的获利,就会出现免费搭车或违约行为。如果很难监督货币政策的话,那么每个国家都可以在振振有辞地证明它坚持了协议政策的同时违约,由此,出现不协调的结果将是很容易的。而且如果政策协调是在多个国家之间进行,那么违约的动机会更强。要消除免费搭车或违约行为,可以采取两项措施:一是使协调经常化,即博弈不仅仅限于一次,这样参与国就必须在背弃协议政策的预期收益与下一期对方国不合作行为的可能成本之间做出比较选择;二是引

进客观指标,完善协调政策的监督体制。

最后,政策协调中分配利益和分摊协调成本的不确定性。到目前为止,经济学者的研究结果还不能计算出成功的政策协调所带来的收益,而且对成功协调的收益分配与协调成本分摊的研究也还很少,对协调收益究竟由什么因素决定仍未达成一致意见。这样一来,即使关于协调的论证再详细,也很难为实践所接受。在这种局面下,要说服任何独立自主的一国政府,为了一些不完全归自己所有且数量不确定的国际协调收益而放弃自己的某些目标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收益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更多地流向其他参与国,而不是本国。尽管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由于上述不确定因素的存在而出现了失灵,以及在完全信息和静态的一次性博弈的最优化假设下建立的协调模型存在着潜在的局限性,即使是在动态结构模型中也存在着政策协调障碍(比如说政策协调的连续性问题或者说可维持性问题),但是,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权威货币当局之间彼此协调对世界如何运作的看法也许比政策协调的本身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信息交换不需要规范的政策协调,并且交换也不会使货币蒙受伴生性的损失,它可能是一个比成熟的合作本身更容易实现的目的,即使大多数实证经验显示政策协调的收益不如想象的那么好,但结果依然非常显著。根据休斯-哈利特在完全信息假设下的估计,政策协调收益对美国和欧佩克其他国家来说,大约相当于每年额外GDP增长的3%～5%和4%～6%。在这里之所以要列举这样一个数据,只是想表明一种观点:世界各国实现共同目标的奋斗轨迹与合作协定本身应该是同样重要的,也许今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会更充分地证明政策协调在经济福利方面所产生的显著收益。四、中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以及对策研究

依据中国近20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以及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证明,中国目前已经初步具备了开放经济的特点。但是,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显示,从封闭经济过渡到开放经济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也会同样地受到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其他经济体的政策利益,既然如此,中国也应充分重视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一)中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中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现状。中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体现在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组织在资金贷款、政策对话、技术援助、法律协调以及信息交流等方面卓有成效的合作。当然,中国与IMF的合作与协调更为重要的表现还在于与IMF的积极配合方面。比如在东南亚危机风波中,中国对危机所采取的“同舟共济”的态度,特别是中国政府自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对国际社会所做出的“人民币不贬值”的慎重承诺,这种承诺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缓解以及国际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次,体现在中国与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合作与协调上,比如说,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合作与协调。中国还积极参与区域性货币合作,加强了中国与亚洲各国或地区中央银行的合作,进一步巩固“10+3”(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三国,简称“10+3”)的金融合作成果,同时根据“清迈倡议”,加快了成员国之间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进程。目前,中国已与日本、泰国、韩国、马来西亚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涉及金额共计85亿美元,与其它国家的货币互换协议也正在谈判与磋商之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加强各国货币合作的机制。

2.中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汇率协调问题。汇率和汇率政策的协调一直是各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核心。中国自1994年实行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官方一再说中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央银行的任务就是稳定人民币汇率。但IMF认为由于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太小(不足±1%),因此属于固定汇率制。那么中国目前的这种汇率政策是否合理呢?如果说在1997年的东南亚危机中,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是为了顾全大局(因为如果中国也实行贬值政策的话,那么只会招致国际社会的报复性反应,这对各方都没有好处,只会使景况变得更糟,按照国际协调理论,这也符合其宗旨),那么,在危机过后,是否一定还要履行这种承诺呢?换句话说,中国是否要以汇率稳定作为唯一目标呢?笔者同意何泽荣教授的观点:稳定汇率是汇率政策的一个目的,但不是唯一目的。当然,这里不是说中国货币一定要贬值,只是想表明这样一种观点:中国至少应该寻求一种在国际社会能够承受的合理限度内调整汇率的机制。

(2)利率协调问题。国与国之间的实际利率差异会引起国际间的套利行为,从而导致国际资本的流动,并进而会直接影响到汇率的运动。也就是说,在国际间(特别是经济大国之间)存在利率协调问题。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是不是国外(特别是美国)利率调整了中国也应该相应的调整呢?当然不是,中国连续8次下调利率,事实上对内需的刺激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也许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在这里要说的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动的环境、条件、因素及其范围,与封闭经济条件下相比较是有质的区别的。由于中国目前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因汇率变动幅度过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我国归到固定汇率制),因此对未来汇率变动是一种静态预期;另外,中

国还没有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资本是不完全流动的;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目前没有实现利率市场化,没有形成一种利率的市场反应机制;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中国利率政策从短期来说应该自主性地决定。但这绝对不是说中国不需要进行利率协调,只是说存在一个自我决策问题。

(3)中国在国际协调中的地位问题。由于获得协调利益的大小取决于协调双方的谈判力量,而这种力量从根本上来说又取决于一个国家自身政治、经济实力的强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力得到极大的提高,但是相对于这样一个10多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中国的经济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巨大差距。自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以来,在国际货币领域没有一个专门负责货币国际协调的机构(在崩溃以前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在这种背景下,由于“八国集团”在经济实力和能力上对世界经济的重大影响,因此它们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与协调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是当今世界上除IMF以外最重要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尽管这种协调机制只是一种随机协调行为,但在新的统一的国际货币体系(这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未形成之前,它不失为一种最佳选择。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尚未被吸纳为该组织成员,这对中国在国际协调中的地位是有不利影响的。

(二)中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对策

1.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积极参与国际协调。由于中国汇率市场不完善,不是有效的汇率市场,存在封闭性和垄断性,人民币汇率变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体现了政府的政策取向,而无法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实现。针对目前经济现状,可以采取人民币适度贬值,刺激出口,扩大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缓解失业压力,与此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协调,注意国际社会的反应。

2.有步骤地开放金融领域,有效管理国际资本流动,循序渐进地推进人民币可兑换进程。加入WTO,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不可避免,但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速度取决于诸多因素,比如经济发展水平、金融体制改革进程、金融法规的完善程度、国家对金融业的监管水平以及金融机构的经营能力和竞争力。因此,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应该是一个有步骤的、渐进的过程。随着经济金融开放的深入,国际资本流动将加快,由此必须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有效管理和合理利用,建立防范国际资本流动冲击的机制。随着国际资本流动加大,必然会对资本项目可兑换提出要求。但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不能急于求成,应该是一个渐进的历程。

3.探索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国目前货币供应量与产出、物价之间仍然具有很大的相关性,而且可以通过利率、再贷款、公开市场操作对其加以调节。因此,中国目前仍需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中介目标。但是,从长期来看,也要认真探讨其他参照指标,研究新形势下中介目标的选择问题。今后几年中国应该稳步推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以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奠定基础。

4.加强国内金融监管,建立危机防范与预警机制。货币政策国际协调也体现在对国际金融犯罪的共同治理上。为此,中国要加强国内监管,规范银行业务,实现与国际接轨;还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建立强大的信息网。同时,面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要建立危机防范与预警机制。

5.采用多种政策工具,实行政策的相机抉择,保证经济目标的实现。我们知道,一国经济内外均衡目标的实现,并不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应该同时依靠其他政策,比如财政政策的配合。就是说可以寻求通过财政政策来控制经常性帐户,从而调整汇率。

参考文献:

[1]PierpaoloBenigno,“ASimpleApproachtoInternationalMonetaryPolicyCoordination”,SSRNWorkingPapers,June24,1998.

[2]PaulR.BerginandOscarJorda,“MonetaryPolicyCoordination:ANewEmpiricalApproach”,SSRNWorkingPapers,February25,2001.

[3]ManjiraDattaandLeonardJ.Mirman,“DynamicExternalitiesandPolicyCoordination”,SSRNWorkingPapers,Septermber1996.

[4]LaurenceH.Meyer,BrianM.Doyle,JosephE.GagnonandDaleW.Henderson,“InternationalCoordinationofMacroeconomicPolicies:StillAliveintheNewMillennium?”,SSRNWorkingPapers,April2002.

[5]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6]何泽荣.入世与中国金融国际化研究[M].成都:西南财大出版社,2002.

[7]戴维•里维里恩,克里斯•米尔纳.国际货币经济学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8]凯文•多德,默文•K•刘易斯.金融与货币

经济学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1.

[9]姜波克.开放经济下的政策搭配[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第7篇：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案例范文

关键词：证券投资学；教材建设；基本原则；思考

1引言

高等学校人才培养除了人才培养模式、专业定位和培养总体目标的确定外，教材建设也是重要内容之一，它是体现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保证。一本好教材的问世意味着一门好课程的出现,也预示着一批优秀学生的成长.为此，本文将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和证券市场的现状，对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证券投资学教材建设做一思考。

2经济管理类专业证券投资学教材建设的基本原则

专业教材建设是院校正常教学的基本条件，是深入教学改革和提升学生素养、培养合格人才的关键环节之一。高校教学建设要密切结合社会经济实际，深入研究高校学科特点,编写出高质量的教材，笔者认为，经管类专业证券投资学教材建设应遵循以下原则。

2.1通俗适用的原则

证券投资学起源于西方，不少概念和理论都是从国外教科书中引进，教材编写者对于涉及的比较专业的术语、概念和理论，要尽量通俗的表述，让学生能够领会和贯通。同时，教材编写必须考虑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以及本课程在专业培养目标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教材内容的深度、广度和侧重点要合理，应适应各院校确定的教学时数和教学目标要求，教材的字数规模要适应学制、学时的需要。

2.2整体性原则

教材的体系结构要完整和成系统，一般地说，证券投资学教材要至少能够涵盖六个主要方面的内容：证券投资工具、证券市场知识、证券投资基本分析、证券投资技术分析、证券投资方法与交易技巧、证券投资风险防范与管理。这些内容缺一不可。

2.3新颖性原则

教材建设一定要体现编、著相结合，不断纳入国内外最新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成果，同时要不断的结合我国金融行业、证券行业改革的实际，总结提炼出一些能上升为理论成果的东西编入教材中，增强教材的创新性，使学生既能够了解该学科知识前沿，又能够紧跟改革时代潮流，不断增进知识。

3目前高校证券投资学教材建设面临的问题

高校证券投资学教材一经编定成型，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较快，教材建设如何与之适应，适时修订推出新版与变化了的实际相匹配，成为教材建设面临的一大问题。近年来，我国经济和金融改革向纵深推进，新的实践、产生一些新生事物，例如优先股的重启、个股期权制度的实施等等。经济实践和改革需要理论指导，同时又需要把新兴实践提炼和上升为理论。此外，我国经济已经步入全球化轨道，金融市场的发展也要吸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好的机制、制度、模式和经验，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就使得教材建设以及教材的再版修订要不间断的吐故纳新。解决这一问题，要求高校教师和教材建设者们，一是要走出校园，关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向以及我国证券市场与世界市场接轨的进程，必要时实地进行一些考察和调研，增进认识；二是要不断总结与思考，提炼出或借鉴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融入教材建设中，使教材不断更新，知识更加前瞻，体系更加全面。

4目前经管类证券投资学教材建设应注意的问题

4.1教材编著要强化宏观基本面分析方面的内容

证券投资学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涉及证券市场，证券市场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而经济发展总是受制于宏观基本面的变化，因此，在教材建设中，强化宏观基本面分析显得十分重要。宏观基本面分析当然首先要完整介绍宏观经济分析，包括宏观经济基本面分析的方法，如总量分析法、结构分析法等，以及宏观经济指标及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及对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其次，要进行产业分析、行业分析，领会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现状；再次，要进行微观基本面——公司的分析，包括公司的财务分析、价值分析。目前出版的教材，有的对宏观基本面分析编著内容不够充分和深入，比如，缺乏行业分析、板块分析、热点分析，有的对微观基本面诸如公司价值分析很不细致，使得教材内容体系不尽完整。

4.2证券投资学教材要精简投资模型和量化分析方面的内容

证券投资学教材中，一些诸如马科维茨选择资产组合方法、投资组合管理业绩评价模型以及量化分析交易等内容，对于金融、投资类专业学生来说是必要的，这毕竟是他们的核心专业课程，应该也必须掌握这些现资组合与分析理论。但是，对于一般经贸和管理类专业，证券投资学不是其专业核心课，开设这门课程目的只是培养学生必须掌握的金融证券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投资意识和一定的投资水平，而不是执业能力。因此，没有必要大量介绍一些西方投资学中的看似高端的模型分析和量化分析理论，这些较为复杂的投资理论，学生学习起来难度很大，一般不易学懂，如果学得似懂非懂，反而难以正确指导其投资理财活动。

4.3教材建设应紧密联系市场经济发展实际，内容方面不断推陈出新

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中，不断涌现出沪港通、深港通、熔断机制等新事物。沪港通，即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指两地投资者委托上交所会员或者联交所参与者，通过上交所或者联交所在对方所在地设立的证券交易服务公司，买卖规定范围内的对方交易所上市股票，沪港通包括沪股通和港股通两部分。沪港通下的股票交易于2014年11月17日开通。深港通，是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的简称，指深圳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建立技术连接，使内地和香港投资者可以通过当地证券公司或经纪商买卖规定范围内的对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2016年12月5日，深港通开通。沪港通和深港通的实施，有利于投资者更好地共享两地经济发展成果；促进内地资本市场开放和改革，进一步学习借鉴香港比较成熟的发展经验。熔断机制（CircuitBreaker），也叫自动停盘机制，是指当股指波幅达到规定的熔断点时，交易所为控制风险采取的暂停交易措施。2015年12月4日，上交所、深交所、中金所正式指数熔断相关规定，后于2016年1月8日暂停。熔断机制虽然目前不适合我国国情，没有坚持下去，但是它控制风险保护投资者的功能还是值得肯定。对于这些新兴知识和内容，教材应该予以介绍，一般可以有两种方法处理：一是增加教材附录，通过附录加以介绍；二是在相关章节增加专栏，介绍这些内容。学生了解和学习这些内容，可以增强适应证券市场活动的能力。

4.4增加案例分析方面的篇幅

案例是指对某一具体现象的描述、总结和分析。一般可以在投资、管理实践和教学中运用。案例有真实性；典型性；有效性；完整性；可读性五大原则，案例易于被学生接受和理解，具有指导作用、借鉴作用和经验积累作用。证券投资学是一门应用型极强的学科，为了使学习者增进投资分析能力和投资活动的实践能力，教材编写中适当增加案例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投资学教材内容体系中，产业与行业分析，公司财务分析，K线、均线、技术指标等技术分析章节以及风险防范和组合管理等章节均可以编附案例，通过案例及其分析增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把握。已近出版的教材，案例方面的内容不太多，再编时，适当增加案例篇幅很有必要。总之，在改革深入推进，证券市场不断发展的今天，突出重点，精心组织，追求教材建设的高质量，已经成为当今证券投资学教材建设的重要任务。高校教师既要教书育人，更要地做好教材建设工作，使学生真正能够学到系统、新颖的理论知识，并由此提升应用技能，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十二五”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若干意见[Z].教职成〔2012〕9号.

[2]曾贵，王超.应用型高校《证券投资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J].湖南学院学报，2015（2）.

[3]孙兆明.非金融专业《证券投资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9）.

第8篇：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案例范文

关键词：房地产企业 土地增值税 纳税筹划

近年来，伴随我国房地产行业的迅猛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柱之一，而且其重要性越发明显，日益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的强劲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当前我国房地产企业税种繁多和税负较重的压力也在与日俱增。其中土地增值税，是以纳税人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和附着物所取得的增值额作为具体的征税对象，依照规定税率征收的一种税种。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如果通过合理有效的税收筹划，是可以能够合理处理影响税后利润的土地增税问题的。本文将结合具体的案例，来具体探讨当下我国房地产企业土地增值税的纳税筹划的若干问题和解决的技巧，希望对从事该项工作的人员有所裨益。

一、我国房地产企业土地增值税的纳税筹划存在的主要问题解析

当前我国房地产企业税种繁多和税负较重的压力与日俱增，在纳税筹划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存在以下情况：

（一）一些企业的管理者疏于对国家相关宏观政策的关注

众所周知，我国近些年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力度日益加大，相继出台了 “国六条”、“国十一条” 和“国八条”等，可见从财政、金融和税收等诸多方面对房地产行业的科学调控越发急迫。这在很大程度上也给我国一些房地产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具体表现是一些企业还缺乏适应这种大力度宏观调控客观环境的能力。这也直接导致土地增值税的纳税筹划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阻力，也加大了他们土地增值税的税务风险。

（二）纳税筹划目标不明晰，方法有待完善

主要表现在：一些房地产企业的管理层忽视对土地增值税的纳税筹划，尤其是大型的国有企业，他们片面地认为这是国家层面的事情，而非企业行为；一些财务人员缺乏会计等专业知识的储备，缺乏对土地增值税务政策的全局观念，导致在具体运用上有失熟练，一方面对纳税筹划的递延、节税及相关的安全问题缺乏明晰的定位，另一方面更是对房地产企业纳税筹划的方法理解和应用都不科学。

（三）相关的纳税筹划风险意识有待提高

从房地产企业纳税筹划的整体情况来看，我国大多数房地产企业在面对新的土地增值税政策环境的同时，缺乏必需的危机感。具体表现是：一些企业虽然名义上说都是按照国家税法和相关条例的规定处理，但是由于对于筹划点把握不好，很容易出现违法违规的现象；一些企业的财务人员对税务的风险防范意识非常淡薄，从而忽视了进行土地增值税纳税筹划整个环节可能存在的多个风险，比如筹划方案失准、有纳税筹划计划执行方式不当，以及对于风险的应变能力丧失等问题。

二、对当前我国房地产企业土地增值税纳税筹划的几点建议

基于对当前我国房地产企业土地增值税纳税筹划的实际情况及其存在中的问题，本文有针对性的提出以下三点建议和措施，以期对我国房地产企业土地增值税纳税筹划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一）充分利用税收的相关政策进行纳税筹划

不容忽视的一种情况是，当下我国整体的产业结构调整大背景下，相关的宏观政策出台和变化都很快。这就要求房地产企业的高层管理者积极关注国内外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且具有一定程度的宏观政策预见性，尤其是关注土地增值税方面政策的新调整。当前我国关于土地增值的税法里有许多优惠政策规定，比如可以通过建造普通住宅出售的税收优惠；合作建房的税收优惠；企业兼并的税收优惠等规定。房地产企业管理者只有将相关政策吃透，才能将企业由税收筹划的被动地位转化为主动，从而强化对对国家宏观经济社会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二）明确纳税筹划目标，熟练应用筹划方法

这要求房地产企业明确土地增值税的纳税筹划目标，千万不要错过最佳的筹划时间，尽量做好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筹划，从而保障土地增值税筹划目标的顺利实现，具体的筹划方法：

1、利用其征税范围进行纳税筹划

主要表现为合作建房方式筹划和代建房方式筹划。前者指的是在项目完成后，合作双方按照合作建房合同的具体约定比例来进行分房自用，因此双方都暂免土地增值税。需要指出的是，转让的时候需要缴纳土地增值税。后者指的是房地产企业代客户进行项目的开发和建设，只收取代建收入，尚未发生房地产权属的转移问题，所以也避开了土地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2、规避平台筹划法

临界点主要分为税基临界点和优惠临界点两种。前者主要是通过合理减小税基来实现节税的目的，后者主要是为了享受优惠待遇。举例来说，一开发项目在统计土地增值税时，要求可以扣除项目总金额为800万元，假设市场售价为 1000万元，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那么土地增值税计算应该是：增值率为25%，土地增值税为60万元，税前利润为140万元；假设市场售价为960万元，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那么土地增值税计算应该是：增值率为20%，土地增值税为0万元，税前利润为160万元。可见，两种情况下利润有20万元的差异。这也就是说，房地产企业在出售普通的标准住宅时，需要通过合理的定价进行纳说筹划，具体要求是需要在定价时加强有关税金及附加的合理测算，从而准确找到税金的跳板临界点，能够实现销售价格的科学制定。

3、利息支出的筹划

房地产企业通常会有外部融资的问题，这就为企业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一定的操作空间，即在实际的筹资过程中，可以通过确定合适的筹资利息扣除方式来实现对土地增值税的筹划目标。对于以下两种情况，允许据实扣除。其一：能够按转让项目计算分摊所发生的利息支出；其二：能够提供有关金融机构的有效证明材料。而对于与项目有关的其他费用，需要按照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和房地产开发成本之和的5%比例之内进行扣除。如果无法满足其中的任何一个要求，需要按照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和房地产开发成本之和的10%比例之内进行扣除。举例来说：假设一个项目土地取得成本和建造成本共计100万元，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其他费用，根据当地税务机关的具体规定执行。则该项目的借款利息支出为5万元。那么如果该企业的筹资借款预计利息大于5万元，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第一种扣除方式，即房地产开发费用准予扣除的金额大于10万元；如果企业的筹资借款预计利息小于5万元，那么就要采用第二种扣除方式，即房地产开发费用可扣除金额小于10万元。

（三）需要提升纳税筹划风险管理能力

鉴于土地增值税是房地产企业税负中的重要性地位，其纳税筹划的风险对整个企业的风险管理也不容忽视。因此要求我国房地产企业加强土地增值税的纳税筹划风险管理和防范建设问题。具体要求是：根据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科学设定筹划风险管理的控制点，并建立有效的防线评测指标和预警机制；做好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协调工作，及时发现、解决和协调与税收征管部门的沟通问题，有效避免纳税的法律风险；按照最新的税法规定，房地产企业不能简单采用预征方式，而是需要及时对土地增值税进行清算，因此要求房地产企业必须加强土地增值税的清算工作，不断增加企业内部审计来合理规避该清算而未清算的实际情况；最后还需要不断提高企业纳税筹划员工的职业素养，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以便能够制定合理的纳税筹划方案，并保证其顺利地实施。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伴随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趋势，以及我国房地产企业整体财务管理理念的不断更新和完善，关于土地增值税纳税筹划的要求越来越高。尽管我国一些房地产企业在土地增值税纳税筹划的理念和操作技巧上都存在诸多不足，面临诸多困难，但是这更加需要企业不断增强自身实力，从而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更好地实现企业财务利润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郑幼锋.外资房地产土地增值税筹划技巧[J].大经贸.2011（8）

第9篇：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案例范文

一、经济学类课程的教学现状

经济学类课程涉及的内容多、知识面广、信息量大，给教师授课和学生学习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目前国内普遍采用的教学方式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以教材为中心，缺乏对内容的精简和逻辑梳理。课件内容基本上是教材中的概念、标题、案例等，几乎是电子版的教材，没有图像、视频等材料，课件的呈现形式单一。

二是以纯理论为中心，缺少与实际的联系。教师偏重于对基本知识和理论的介绍，例如，在讲授《国际经济学》时，教师只告诉学生贸易保护理论是李斯特提出的要素享赋之谜是里昂惕夫提出的国际分工理论出自赫克歇尔-俄林的创见等，但是不能联系经济现象向学生生动阐释理论的由来，导致学生感慨外国人提出的理论太多，混淆不清。学生的兴趣没有调动起来，完全是被动接受，更不会主动地去发现身边的经济学，并利用经济学理论解释或解决身边的问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没有得到锻炼。

三是以教师讲授为中心，不注重学生的参与积极性。教师以课堂讲授为主，采取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缺乏与学生的互动，授课方式呆板、课堂气氛沉闷，没有将教师的主导作用体现在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中。

四是以应付考试为中心，不关注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受传统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高校经济类课程的教学依然以知识的灌输，学生满足于授课内容的死记硬背，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为考试而学，考完后就忘了，达不到真正的教学效果和培养目标。

五是以多媒体为中心，忽视教与学之间的互动。在课堂教学中，有些教师过分依赖多媒体，在快速的屏幕翻页中，忽视与学生的互动:教师盯着电脑界面，进行讲解，自问自答，全然不顾学生的反应。学生望着投影幕布，抄录课件，不声不响，被动地跟着鼠标移动。由于教学信息容量大，教师为了将内容讲完，课堂上几乎不给学生思考或讨论的时间。学生忙着做笔记，无暇与教师互动交流，消化吸收的少。

以上方式导致教师授课没有创造性，学生学习没有主动性，学生在被动、僵化和单调的教学氛围下学习，从而无法训练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无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造成以上情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高校量化式科研考核造成教师科研压力大，忽视对教学和管理等软指标的关注。依据国内现有的大学排行榜指标体系，教师数量与高校的排名直接挂钩，成正比例关系。为了在大学排行中取得靠前的名次，高校给教师的科研任务层层加码;加之，的难度越来越大、代价越来越高，造成教师的科研压力逐渐增大。迫于科研压力，许多教师把关注力放在职称和科研等硬指标上，降低对教学和管理等软指标的关注，因为前者带来的效果更直观、实在。所以，教师很难将太多的精力投入教学，更没有心思创新教学方法。

第二，对多媒体教学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多媒体教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大学教学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教学中，多媒体教学作用被片面夸大或使用过度，以致照本宣科，多媒体成了一媒体。多媒体是一种辅助教学的手段，不能取代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地位。因此，教师对多媒体应准确定位，正确认识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地位，适时、适量、适当地运用多媒体，并综合采用演讲式、提问式、启发式、探讨式等教学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经济学类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措施

(一)采用课堂提问法

如何打破填鸭式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既能掌握基本理论知识和了解学科的逻辑体系，又能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而非死记书本内容。较为有效的方法是课堂提问法。

课堂提问法是以问题为中心来组织教学的模式，锻炼学生在课堂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既可以是关于经济理论的问题，如:为什么要在这一章学该经济理论?为什么该经济理论能或不能解释某一类经济问题?为什么提出该经济理论又产生了其他相关的经济理论?问题也可以是经济现实问题，如次贷金融危机等。

对于这些问题，学生在课堂上可以自问自答，也可以当场提出来，检验自己的理解与教师的讲解是否一致，在哪些方面有自己新的理解，哪些方面可能还不是很全面。如果每堂课都坚持提问，那么学生的学习效果则会大大提高。学生的思维得到了训练，加深了对基本知识和经济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知识机构和体系，就不容易遗忘。

经济学类课程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章节之间有很强的逻辑联系。以《宏观经济学》为例，开篇是国民收入的核算，其次是国民收入的决定，接着是产品市场的一般均衡，紧跟其后的是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学习国民收入核算是为学习国民收入决定做铺垫，学习了国民收入核算和决定后才能分析产品市场的一般均衡，才能了解产品市场的失衡问题，进而才能有效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学生运用课堂提问法，就能把整个知识的逻辑体系串联起来，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清晰的逻辑体系图。学生只有理解了整个知识的逻辑结构，才能提高学习的效果和教学质量。

此外，在课堂提问法的训练下，学生对教师讲授的知识和理论都会问为什么，在深入理解经济理论之间的内在逻辑、把握理论精髓的前提下，能熟练分析并解释现实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和问题，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总体而言，课堂提问法不会影响课程的教学进度，学生经过持续的训练，在后期的学习过程中反而会变得更轻松，对实现学生由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能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

(二)组织热点问题讨论和数据分析

分析能力，是指运用已学理论解释经济现象的能力。经济学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在授课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将现实中的经济政策、经济问题、经济形势等内容融入课堂，而且要鼓励学生了解并关心当前的经济形势、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那么如何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经济现象的能力，就成为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任务。

教师根据授课内容，在课后给学生布置小作业，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阅读《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等经济类报刊上的评论板块、热点专题。在下次课上课前，利用5-8分钟进行热点问题讨论和经济现象分析。学生之间的讨论交流，既可以帮助其回顾上节课的知识点，加深对内容的理解，又可以充分调动其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培养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能力。

经济学离不开指标数据，因此要注重对数据的收集。教师在授课中不仅要训练学生的数据收集能力，而且要运用数据说明或解释问题。教师可以向学生提供常用的数据网站，如IMF数据库、WEF世界经济论坛网站，美国商务部BEC数据库、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数据库，欧洲经济论坛、中央银行网站，中国的国家统计年鉴、经济景气月报等，让学生跟踪并发掘国际、国内重要指标的最新数据。在课前5-8分钟中，组织学生运用这些最新的指标数据，结合所学的理论知识分析数据背后反映的问题。如此，不仅可以使学生学以致用，而且锻炼了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三)开展研讨式教学模式，积极引导学生发言

研讨式教学，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要求教师和学生均以研究者的身份参与到教与学的活动之中，允许学生就教学中的问题发表独立见解，鼓励创新，注重培养学生的求异思维和研究能力。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和表达能力。

与大多数学科不一样，经济学类学科对同一个问题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并且各种经济学流派并存，相互独立、相互批驳。因此，在讲授经济类课程时，教师不仅要让学生学习理论知识，而且要鼓励学生积极讨论和思考，引导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

研讨式教学是将研究和讨论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的教学模式，通过研讨式教学，可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容器，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换言之，经济学是一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思维的形成过程。在教学中要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通过讨论，加深对课堂内容的理解。

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学生在课堂上习惯于被动听讲，怠于主动回答问题，更不愿积极提出问题，出现这种状况实际上与教师的教学模式有着直接关系。如果教师在课堂上能引导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互动中，鼓励他们积极回答问题，并主动提出问题，那么学习效果会得到明显改善。

让学生适应新的学习模式，需要学生克服心理障碍，需要教师积极引导和鼓励。只要学生努力尝试讨论和发言，就给予表扬，即使回答得不正确，也应给予鼓励。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如果儿童不仅仅知道而且体会到教师和集体对他们的优点既注意到了，又很赞赏的话，那么，他就会尽一切努力变得更好。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应提出不同的要求，采用正面激励的方法，让学生树立自信心，消除自卑心理，营造学生勇跃发言、积极讨论的学习氛围。

(四)尝试案例教学模式

案例教学模式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对现实问题和某一特定事实进行交互式探索的过程。案例教学具有启发性、实践性等特点，是提高学生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有效方法。案例教学在西方国家己经发展得较为成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理论、规范和模式。

与其他社会学科不同，经济类学科是对经济发展状况的总结，直接产生于现实经济生活，并反作用于现实经济生活，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因此，教师应引导学生积极关注日常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运用经济学理论知识对案例进行分析，促使学生对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进行思考和分析，加深其对经济学理论的深入理解，帮助其形成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然而，在高校经济学类课程的传统教学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理论与实际相脱节，培养的学生不能迅速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也不能适应用人单位的业务发展需求。与中国培养应用型、创新型的经济管理人才的目标，相距较远。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选择国内外著名公司的经济活动或者重大经济事件作为教学案例，精心策划和指导，根据教学目标和要求提出问题，要求学生以团队的形式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通过对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有助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经济学知识的能力和专业术语的组织运用能力。

案例教学模式要求学生对所学知识能融会贯通、灵活运用，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可以激发学生的探究和尝试欲望，提高学生对问题的辨别和分析能力。

三、结语

经济学类课程是一个内容庞杂的体系。进行教学方法改革，不断完善经济学类课程的课堂教学内容和方法，是提高教学效果与质量的有效途径。在探索教学方法改革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要遵循教学规律，更新教学内容。学生是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必须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任何教学模式的核心都是人，不能忽视教学中人的因素，要处理好人与机的关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实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只有把教师的主导作用体现在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中，以人为本，才能圆满地完成教学。同时，教学内容不仅要注重基本理论、方法等的讲授，而且要引入国内外的经济热点问题，拓宽学生的眼界，积极引导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分析经济问题。

二是要丰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兴趣。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勇于创新，采取合适的教学方法，增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多维有效的互动，充分发挥各种教学方法的优势，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主动思考、质疑问难，从而有利于学生潜能的开发和个性的发展，激活学生的情感和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