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缩性财政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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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收缩性财政政策范文

    一、凯恩斯主义者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

    财政政策是凯恩斯主义者非常喜欢使用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他们认为,对总需求的调控,财政政策比之货币政策更有效,财政政策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它既可以被用来变动总需求,以对付严重的通货紧缩或者通货膨胀,也可以被用来微调经济,熨平经济周期的较大的波动。财政政策的措施十分简单明了,如果经济正处于严重的萧条时期,财政政策就采取“减收增支”的办法,减收就是减税,增支就是增加政府开支和增加社会福利的办法。

    减税和社会福利的增加会使漏出减少,注入增加,会很快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涉及到政府预算的制订和实施,由于时间间隔较短,效应也就较显着。在西方国家,减税,主要是减个人所得税,既减少漏出,又对个人的劳动和投资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增加支出和社会福利的作用是直接扩大总需求。但是,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究竟会使总需求增加多少,最终使GDP增加多少,很难作出估计。如果人们把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的一部分钱用于增加对进口品的需求,并且边际进口倾向较高的话,则总需求的扩大就不会很大了。

    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对总需求的扩大作用甚小。增加政府支出是刺激经济的一种最直接的手段。政府支出可直接作用于总需求,因而有较充分的乘数效应。同时,政府支出可以直接为宏观调控目标服务,更有目的性和针对性。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可以扩大总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国民经济的瓶颈缺口,增加社会的生产能力。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经济特别萧条的地区以帮助该地区的经济走出困境。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不太使用进口品的项目上,尽可能以乘数效应增加GDP.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增加就业的项目上,以减少失业人口。但是,政府支出如果花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话,就会耗费较长的时间,很难立竿见影。当然在对付长期性经济萧条方面还是有效的。不过,政府实施的项目往往由于缺乏责任心和管理,工程质量较差,很多被称为“豆腐渣工程”,弄得不好会劳民伤财。

    与解决通货紧缩缺口的财政政策相反,如果经济存在通货膨胀缺口,经济基本已达到了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此时就应当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即增收节支的政策,增加税收、减少财政支出。

    从近代历史看,在西方国家,只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存在过持续的通货膨胀缺口,这主要是由于战争经费支出急剧增加所致。其余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货紧缩缺口存在,通货膨胀缺口只是暂时性地存在过。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存在过一个怪现象,就是在高通货膨胀率的同时,失业率也上升,也就是滞胀。凯恩斯主义者把滞胀的原因归结为在收缩总需求的同时,总供应也收缩了,这样抵消了通货膨胀的效应,但国民产出也下降了,结果社会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失业率上升。

    总需求和总供应的同时萎缩会对总供应产生不利的影响。税收的增加会对劳动和投资产生反激励的作用,也会进一步推动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政府支出的削减会对某些依赖政府支出的部门(如卫生医疗部门、教育部门、公共交通部门等)产生严重的影响,减少政府对社会的公共提供。对基础设施支出的削减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持续的通货紧缩政策还会使私人投资减少。所有这些都会使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减少。

    经验表明,对付通货膨胀并不难,即使有的国家发生过严重的通货膨胀,经过治理,也能平息下来,难的是在治理通货膨胀的同时不引发通货紧缩。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都可被用来微调经济,只要政府对总需求实行有效的管理。所谓微调经济是指通过政府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干预,以避免经济周期出现较大的波动。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作用更为明显。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政府针对经济的冷热,实施相反的对策(逆向调节),如果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经济高涨时期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则国民经济的运行就会比自发运行的轨迹要平稳得多。当然,政府要完全熨平经济的波动是不可能的,也有可能由于对经济形势判断失误,使国民经济秩序更加紊乱。

    政府调节经济的的主要问题是时滞。如果时滞效应很长,稳定经济的政策可能反而会成为“不稳定的经济政策。”因此,只要对经济形势判断正确,财政政策制定和实施得当,经济的波动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国民经济一样可以实现相对平稳的发展。

    二、货币主义者对政府调节经济的做法持反对态度

    货币主义者反对把财政政策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的主要理由是:减税或增加财政支出并不会对经济有什么刺激作用,国民产出不会因此而增加,因为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货币供应也相应扩大了,增加的只是名义的GDP.从长期来说,扩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只能导致通货膨胀。特别是在浮动的汇率体制下,这个结果更为明显,因为总需求的扩大会使本国的货币贬值,从而使进口品和进口原材料价格上升,进一步推动通货膨胀。在经济萧条时期,公共部门的借款需求会增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能会使这种借款需求更高,结果可能会发生社会公众的信任危机。利率可能会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最终会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应抵消掉。

    货币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必须要与货币政策相配合,才会产生持续的效应,说白了,货币政策是真正对总需求发生影响的因素。弄得不好,财政政策只会造成总需求更大的波动。实施财政政策可能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对三方面的效应要作出估计:(1)政府支出和政府税收的变化对别的注入和漏出的影响程度究竟如何?(2)乘数和加速数的规模如何?(3)时滞效应如何?

    货币主义者坚信市场的自身调整力量,认为上述的三方面的效应是很难估计的,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行得到解决的,所以财政政策是没有必要实施的。

    货币主义者认为有两种不同的财政政策,一种是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财政政策,另一种是不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纯粹的财政政策,两者是有区别的。前者之所以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变化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往往同时实施,二是在实施财政政策的过程中会连带出货币供应的变化,而货币供应与财政政策的同方向变化会抵消财政政策的效果,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增加,收缩性的财政政策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减少,结果对国民产出的变化无济于事。再说,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财政政策会对总需求发生影响,但这是货币供应变化的结果,而不是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后者对总需求的刺激是有某些短期效应的,但由于时滞存在,要预测人们对财政政策的反应是很困难的,再加上各种复杂的经济因素都会起作用,很难分门别类,对症下药,财政政策不可能把经济调整到主观设定的精确位置,微调经济的目的是很难达到的。从长期来说,纯粹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对国民产出是没有影响的,只会产生挤出效应,就是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的减少。

    财政政策的货币效应究竟如何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密切不可分、实施财政政策的时候,或多或少会产生货币效应,纯粹的财政政策(一点也不影响货币供应)几乎是不存在的;实施货币政策的时候,也或多或少带有财政政策的含义。真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如果经济正处于萧条时期,本来财政预算是平衡的,政府为刺激经济决定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产生财政赤字。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政府直接向社会公众发债,社会公众把钱借给政府,这不涉及到货币供应的变化。政府利用财政赤字的同时,既刺激了总需求,也增加了货币的交易需求。另一种方式是政府向中央银行借债,这种国债发行方式结果增加货币供应。

    政府增加财政赤字,注入增加,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均衡的国民产出。政府支出的增加会使货币的交易需求也增加。如果财政赤字增加的结果使货币供应增加,市场利率可以因货币需求和供应同时增加而保持不变,由于市场利率保持不变,不会对投资产生影响,所以没有挤出效应。如果财政赤字增加的结果没有增加货币供应,市场的货币交易需求增加后使均衡利率上升,利率上升的结果就会使投资减少,产生挤出效应,注入量就会低于期望的水平,国民产出不会增加。

    扩张性财政政策在货币供应不变的条件下,究竟是否一定会产生挤出效应就要看两方面的变化情况。一是货币需求弹性,即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需求是比较缺乏弹性的,同样是灵活偏好曲线水平上移,利率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货币需求是较有弹性的,总需求扩张后,对货币的交易需求也增加了,货币的灵活偏好曲线会上升,结果利率的上升幅度不大。二是投资弹性,即投资数量对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货币主义者认为,利率的变化会对投资额产生较大的变化。而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投资额对利率变化通常是比较缺乏弹性的。投资者决定投资与否主要是取决于经济形势发展趋势和所生产产品的销售前景,而对市场利率的考虑并不放在首要的位置,利率的变化只对投资额产生较小的影响。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的实施只会对利率产生很小的影响,对投资额的影响更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挤出效应。总需求的扩大可能会通过加速器效应使投资额增加。货币主义者认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使利率明显上升,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严重的影响,挤出效应明显存在。他们的观点是,政府必须要减少财政预算赤字。从长期来看,假使货币流通速度是稳定的话,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完全挤出私人投资。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由于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两者对财政政策实施的效应预期发生很大的偏差。

第2篇：收缩性财政政策范文

流动性过剩将成基本标志

李稻葵认为,未来三到五年全球经济将出现流动性过剩。因为这场危机是发生在西方国家私营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的危机,西方国家应对这场危机的思路非常清晰,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增加流动性,注入到私人部门、金融市场,把经济“吹起来”,所以,美国经济2009年第三季度出现增长并不奇怪。

西方国家会不会很快退出货币扩张政策?在李稻葵看来,很难。因为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公共财政情况,远远糟糕于货币状况。美国有12%的财政赤字,英国是10%左右,财政不收缩会有问题的。然而整个西方社会可能依然会保持一定的货币扩张政策,因为它们是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如果不能保持一个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就会升值,造成贸易困难。

他预计,中国的做法可能相反,因为中国财政状况相对不错,因而可能先退出货币政策。“在通胀压力下,中国货币政策可能会以某一种灵活的方式,创造性地退出经济振兴计划,但刺激性的财政政策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结构调整将成为今年财政政策的重头戏。”

未来三年全球股市会创新高

流动性过剩将让资源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流动性过剩会促使资源价格的上升。”李稻葵说,以后国家和企业间竞争的就是资源。而且光有钱还买不来资源,一定要把资金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能力结合在一起。

他对中国企业的发展提出三点建议:第一,现在是后危机时代,是一个产业重组的时代。现在中国的产业集中度还太低,国家会鼓励企业搞重组,很多企业利润下降,它也有动力搞重组,而且有些新的产业一定要纳入进来,比如说高端服务业;第二,后危机时代是资本运作的时代。资本运作非常重要,资金就是油;第三,后危机时代是中国企业真正登上国际舞台的时代。“我们不差钱,我们差的是国际化的经营运作,这些方面我们要拜西方人为师,所以现在是走出去的好时机。我提醒大家,再过两年,资产价格、资源价格就上来了,去海外寻找资源恐怕就更难了。所以动作要快,多研究国外的资本市场的情况。”

流动性过剩还将引起股市、楼市的上涨。李稻葵预测,在未来三到五年内,股票价格还会上涨。“我相信三年以内,全球范围内证券市场的历史纪录会突破。中国A股市场2008年11月还在1700点左右,去年5月份就到了3200点,几乎翻倍,原因之一就是政府4万亿投下去之后,增加了货币流动性,从而带动资产价格上涨。”

同时,李稻葵认为,美元的国际地位一定会下降。“快的话10年,慢的话15年,一定会形成国际金融体系里三国鼎立的局面:美元、欧元、人民币。美元一定会逐步贬值,让位于人民币和欧元,人民币迟早会成为国际货币。”

后危机时代

中国面临更严峻考验

在李稻葵看来,危机时代结束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会面临着比危机前、危机中更加严峻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结构调整不能再拖延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舆论认为,是中国、德国、日本这些贸易顺差国,阻碍世界经济再平衡。日本可以轻而易举地为自己开脱,他可以说我们的经济已经非常不景气,国债占GDP的比重远远超过100%,你还要什么?用中国话来说,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德国是另一个贸易顺差国,也非常容易逃脱责任。德国人可以说我是欧元区的一员,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汇率的调整,而且整个欧元区是贸易平衡的,我们自己搞定了,不需要其他人插手。但是,我们中国怎么办呢?现在很多国际舆论都指向中国。”

李稻葵认为,另一方面,现在全球绿色主义盛行,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面临着减碳压力。简单来说就是全球主流国家和主流政策制订者都认为,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是导致全球气侯变暖的主要因素。因此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必须要减碳,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但是中国的发展,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取决于能源消耗的增加。

“因此,在国内政策调整、结构调整方面,再也不能拖延时间了。危机前我们发展的那种模式,必须要转变,必须要调整。”李稻葵表示。

用绿色工业置换黑色产能

那么,如何调整呢?李稻葵指出了在投资和消费领域的调整路线。在投资领域,未来五到十年,除常规消费性投资外,绿色产能革命也将对经济发展起到巨大拉升作用。所谓绿色产能革命,就是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把煤炭、发电、钢铁等黑色产能,通过绿色工业置换出来,实现节能减排;在消费领域,关键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

李稻葵认为,国内投资不等于增加生产能力。“我们可以搞一些消费型的投资,包括改善空气质量和水的投资。我们应该花十年时间,把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置换出去。可以国家补贴一些,环保标准提高一些,国外的基金会也可能拿出一部分的钱,鼓励我们的民营企业投资,这虽然不会产生新的产能,但是会带来新的效益。以我们被认定过剩的六大产业为例,如果可以达到国外先进水平的话,每年置换产能所花的费用大概占GDP的10%左右,还可持续操作十年,而且不会带来产能过剩。”

“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是在下降的,从1980年代的50%左右下降到今天35%。原因就是一条,很简单,我们的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问题。在中国的经济结构当中,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从1980年代的70%下降到了今天的50%。解决的办法,从短期来看,是想方设法降低个人收入调节税,替中小企业提供一些就业的保险、养老金,由国家补贴一部分的个人收入。通过这个方式可以提高我们的个人收入比重。在我看来,经过努力,提高5―10个百分点应该不成问题。”李稻葵说。

今年上半年

或出台新颖货币政策

李稻葵认为,今年上半年到年中,中国政府肯定会对货币政策进行思考和讨论,有可能会出台比较灵活、比较新颖的收缩性政策,目标是应对全球越来越明显的流动性过剩。

第3篇：收缩性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通货膨胀；产出缺口；HP滤波

一、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关系概述

产出缺口表示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差额，即实际产出围绕潜在产出上下波动的程度。它测度了经济周期性的波动对产出的影响，反映了现有经济资源的利用程度。当产出缺口为正时，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经济处于扩张阶段；反之，经济处于收缩阶段；政府追求的稳定产出的目标是产出缺口为零，即实际产出等于潜在产出。对于潜在产出，经典经济学中将其定义为：在稳定的价格水平下，给定当时的技术水平，在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时，一个国家充分利用资本和劳动力能实现的最大产出量。

很多国家的央行或政府经济部门都将产出缺口作为分析预测通胀压力的重要指标。如果出现正的产出缺口则通胀压力增大，政府将采取增税、减少政府开支的收缩性财政政策，央行将采取提高利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通胀；相反，央行和政府则应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同时，从通货膨胀对产出的反作用来看，人们相信温和的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的成长，那么当通货膨胀率有所上升的时候，产出缺口就应该达到一个正值，经济表现出繁荣。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低通胀、高增长一直是政府部门追求的两大目标，但是两者之间却存在着矛盾，需要政府在两者之间做出取舍，而从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看，政府在不同时期对两者的关注程度应当是有所差别的。在经济繁荣时期，通胀率亦上升，政府应更多的来抑制通胀；反之，在经济低迷时，通胀率亦处于低水平，此时的政府则应更多地关注于刺激经济增长。

二、利用HP滤波计算潜在GDP

本文选取中国年度数据进行检验，样本区间为1989～2008年，共20个样本点。通货膨胀率选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代替，CPI数据为环比年度数据，以上期为基期，上期数据为100，能够较好地反映通货膨胀的变动情况。产出水平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数据来源于国研网统计数据库。

大量的理论和经验分析表明，现实的产出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时间趋势，它表现出随机行走过程，即单位根过程，这时使用消除趋势法。目前，较多的运用HP滤波法来计算潜在GDP，进而计算出产出缺口，用HP滤波计算潜在GDP如下：

设{Yt｝是包含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的经济时间序列，{YtT｝是其中含有的趋势成分，{Ytc｝是其中包含的波动成分，则Yt=YtT+Ytc，t=1，2，..，T。计算HP滤波就是从{Yt｝中将{YtT｝分离出来。一般的，时间序列{Yt｝中不可观测的部分趋势常被定义为最小化问题的解：min{(Yt-YtT)2+λ[c(L)YtT]2｝。其中，c(L)是延迟算子多项式c(L)=(L-1-1)-(1-L)。

最小化问题用[c(L)YtT]来调整趋势的变化，并随着λ的增大而增大。HP滤波依赖于参数λ，该参数需要事先给定。一般经验取值，年度数据λ=100；季度数据λ=1，600；月度数据λ=14，400。本文用的是年度数据，因此λ取值为100。设{Yt｝为我国的年度GDP指标，利用HP滤波计算出来的YtT来表示潜在GDP，于是结果如图1所示。SER01表示的是真实GDP，HPTREND01表示的是潜在GDP。

三、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关系图形分析

GDP的波动要素{Ytc｝序列实际上在0上下波动，称为GDP缺口序列，它是一个绝对量的产出缺口。它的值即为真实GDP与潜在GDP之差。图2即为真实GDP与潜在GDP之差，也就是产出缺口，它在0上下波动。图中最大的向下趋势在1997年以后，1998年的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即产出缺口由正值转为负值。反映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得到延续，一直到2003年产出缺口才有所上升。2007年以后出现了较大的正的产出缺口。图3反映的是1989～2008年通货膨胀率的走势，通货膨胀率以CPI指数来代替。

(一)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在方向上的一致性。与产出缺口的图形比较可以看出，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两者虽在波动程度上有差异，但是走势方向基本一致。

1997～2002年我国经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速放缓导致了通货膨胀的降低，实际上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压力，从图形中可以看出1998～2000年CPI指数低于100，远远低于1994年的水平，与此同时，产出缺口也有一个下降，呈现了负的产出缺口。从2002年以后，通货膨胀率伴随经济回暖而上升，产出缺口也逐渐从负值走向正值。

以上的对比说明了这样的结论：若实际产出大于潜在产出，即产出缺口为正值，则经济中就会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政策制定者则需要采取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防止经济的过热；反之，如果产出缺口为负值，经济增长放缓，则意味着通货膨胀压力减轻，追求经济的繁荣成为政策导向，政策制定者应当采取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拉动需求，防止有效需求不足带来的通货紧缩，以此来刺激经济的增长。

(二)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反应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从图中可以看出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图形波动程度上有差异，1989～2008年间，在1994年通胀率达到了顶点，但是产出缺口并没有出现最大限度的上升，而与此同时，在2008年产出缺口达到最大值的时候，通胀率也是远低于1994年的水平。由此可以看出，两者走势虽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但是影响程度上还是存在不确定因素。

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反应程度的不确定性是探讨一国菲利普斯曲线中的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替代关系稳定性的重要内容。它直接影响到央行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进而影响到一国经济决策的制定。产生不确定的原因在于，在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的调整机制中，存在着影响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做出调整的因素，并且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就有可能使得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程度具有不确定性，进而会改变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之间的替代关系，而中央银行也就无法利用这一替代关系，通过控制产出缺口预测和实现预定的通胀目标。

四、总结

本文利用HP滤波方法估计我国近年(1989～2008年)的产出缺口状况，并做出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的折线图进行比对，发现经济过快发展是我国近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2007～2008年我国经济出现了一个过热的增长态势，使得宏观经济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也反映在了图中。2008年下半年以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经济出现了较大的下行压力，通货膨胀率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此后，政府的刺激政策在保证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也使得通货膨胀有所反弹。这一点也表明了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的正相关关系。同时我们发现，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中央银行还无法利用这层关系准确地调控经济。因此，政府应当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生产的科技含量，逐步淘汰落后产能，不断优化总需求的结构。在需求管理方面，提高政府政策透明度来稳定公众预期，从而避免出现较严重的通货膨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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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收缩性财政政策范文

    一、三种解释模式

    长期经济波动(长波)也称“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熊彼特最早对其命名并概括为三种周期体系,即在一个康德拉基耶夫周期内还存在着平均大约9年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中周期),以及平均大约40个月的“基钦周期”(短周期)[1]297。对于中周期和短周期的研究构成了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关于长波理论的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理论研究不足。在经济史研究领域主要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论呈现出来的,例如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划分,与长波的统计实证研究基本上是一致的。从文献史的角度来看,长波理论研究主要有两个重要阶段:二战前的早期研究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范·格尔德伦、康德拉基耶夫和熊彼特等;二是1970年代之后的现代研究阶段,这一时期形成了长波理论的三大流派: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技术决定论”,戴维·戈登等提出的以“积累的社会结构”分析为核心的“制度决定论”,以及曼德尔提出的长波理论。

    1.技术决定论。该模式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主要观点为:(1)“执行新的组合”、创造新的生产函数是打破静态循环流转、推动经济发展的源泉,但是这些创新(新事象)的出现“不是像人们依据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从时间上均匀分布,而是,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地不连续的出现”(蜂聚),从而周期性地打破循环流转的平衡,形成大小不等的经济周期[1]69,72~74,237~253;(2)长波与基础创新相联系,间断性的基础创新(产品创新)是解释长波的主要变量,其它经济变量如利润率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等都是围绕这个变量而变化的;(3)经济活动的长波显示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和机制,“每一次长波包含一次产业革命和对它后果的吸收”。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熊彼特将其称之为“创造性毁灭的过程”[2]146,147。

    19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面临“滞胀”危机,长波理论开始得到复兴。1975年出版的《技术的僵局》是复兴长波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在这本书中,门斯继承了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思想、使之现代化,并试图对熊彼特理论的薄弱环节进行补充和发展。门斯关注的是基本创新的前提和环境以及如何推动扩张性长波的产生,并以实证方法研究熊彼特的创新蜂聚假说。另一名荷兰学者范·杜因则综合了熊彼特创新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思想,形成“创新生命周期”概念,即认为任何一个基础创新都要经历引进阶段、增长阶段、成熟阶段和下降阶段,基础创新产品的性质不同,生命周期的阶段也就不同。在此基础上,杜因提出以创新生命周期为基础的长波理论,认为创新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分别对应于长波的复苏、繁荣、衰退、危机四个阶段,并认为不同行业(新行业、现有行业、基本部门)在长波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创新倾向,因而以半个世纪为一个循环的长波主要是由创新生命周期以及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决定[3]118~125。另外,在长波理论的当展中,以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 Perez)、克里斯·弗里曼(Chris Freeman)、弗朗西斯科·卢桑(Francisco Lou)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创了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的分析范式。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一书中,佩蕾丝发展出一个技术、经济、制度三者协同演化的模型,探讨了技术变迁及其被吸收的过程如何在经济和制度领域引起变化,推动“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并掀起发展的“巨潮”[4]2,167~169。在弗里曼和卢桑合着的《光阴似箭》着作中,他们提出了五个准自主社会子系统(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和大众文化)的共同演化观,“探讨了在一定制度背景和调节方式框架下,研究包括技术创新、结构变化以及经济和社会运动共同演化在内的经济史的方法,并根据一个连续发生的技术革命向经济系统扩散的模型,对过去两个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行描述。”[5]3,127

    2.制度决定论。该理论形成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称为SSA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戈登、爱德华、鲍尔斯、韦斯科普弗、科茨、麦克唐纳等。SSA学派的长波理论的主要理论观点为:

    (1)提出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概念。该概念最初是由戈登提出,被定义为资本积累赖以进行的外部环境的具体机制和一般制度。这一学派的基本思想源自马克思的论断:“利润决定着积累的进程,而积累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增长的速度。”[6]因此,同曼德尔一样,SSA学派也同样认为利润率决定着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它们不再局限于经典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的分析方法和概念,而是扩展为决定利润率的外部环境和制度机制,形成“积累受社会机制制约”这一核心思想。

    (2)分析社会力量关系。利润率取决于社会中的力量关系,即资本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资本家阶级与国外卖者和买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家阶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资本家的力量太大,收入分配偏向资本,就会形成消费不足的危机(剩余价值实现的危机);资本家的力量太弱,剥削率降低、利润停止增长,形成剩余价值生产的危机。戈登等认为这一理论在三个方面发展了传统的理论:一是强调力量关系对于利润率的影响要比对利润份额的影响重要得多;二是强调力量关系在决定获利能力基本条件上的中心作用;三是认为对恢复资本力量所做的努力,比如,通过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等,因对设备能力利用的消极影响而可能会使劳动后备军扩大,但并不能恢复利润率[6]。

    (3)研究了长波与积累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扩张性长波和收缩性长波的交替运动可用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变迁来解释,每一个长波都对应着一个相应的制度结构以及由这种社会机制所决定的力量关系。戈登及其合作者将积累的社会结构与长波之间的关系概括为8个方面:①一个有利于资本积累的SSA是扩张性长波的基础和前提;②有利的制度环境导致投资繁荣和经济加速;③投资逐渐达到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框架所允许的极限;④积累速度放慢、经济进入停止阶段;⑤经济停滞,使现行的SSA瓦解;⑥在危机中恢复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取决于新的SSA的建立;⑦新的SSA由危机期间阶级斗争的性质塑造,但不仅仅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特征;⑧新的SSA与原有的SSA不同,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下一个阶段[7~8]。

    3.曼德尔的长波理论。曼德尔的长波思想很大程度上受托洛茨基的早期研究①的影响。在曼德尔看来,资本主义运动的一般规律能够解释从扩张性长波向萧条性长波的转变,但是不能说明后者向前者的转变,因此,对长波上升期和下降期的原因的解释逻辑是不对称的。扩张性长波的特点是:利润增长、加速积累、加速发展。但是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及资本积累矛盾的加剧,具体条件的变化迟早会使平均利润率衰减、资本加速积累的力量消失,并形成下一个技术革命的巨大障碍,进入收缩性长波:利润退缩、积累逐渐减速、经济发展减速。下降过程是由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决定的,马克思提出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扩大再生产以及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在这里发挥着长期作用。

    与资本积累中利润率下降的机制不同,使平均利润率突然上涨的因素发生在“危机过程中的资本贬值周期性结果之外”,主要有四个因素:(1)资本有机构成的突然降低,如资本大量涌入到一个有机构成非常低的领域(或者国家);(2)剩余价值率的突然增长,如工人阶级严重失败和原子化,从而导致劳动力价格偏低,甚至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售;(3)不变资本因素的价格,特别是原材料的暴跌,从而对有机构成突然下降或在第一部分劳动生产力的革命性进展使固定资本价格暴跌产生重大影响;(4)由于交通运输新体系的完备、分配方法的改进、股份的加速循环等原因而发生的流动资本周转期的突然缩短。

    利润率突然上涨所引起的资本积累的加速很可能是短暂的,在短暂的投资之后,可能继而产生新一轮投资不足。因此,必须还有一种机制使过剩资本的积累被拖入到更大的漩涡中去,在这里不仅发生中等的技术革命,而是要发生大规模的、普遍的生产技术革命。如果几种因素能够引致平均利润率突然上涨,很可能将引发这样一种机制,从而导致广泛的、规模巨大的扩张性浪潮。根据马克思对“机器大工业”的分析,曼德尔认为这种技术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用机器生产动力机械方面:“在能源机器生产和动力机械的机器生产方面的每一次革命,都逐渐使整个经济中的全部生产技术发生了变化,其中包括交通运输体系的技术在内”。正是动力机器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传送机器和工具机器的革命性变化,逐步引起整个社会生产技术的变迁,从而暗示了新积累资本扩大的长期可能性[9]121~156,[10]。

    根据这些分析,曼德尔认为有事实性标志的长波主要有三个时期,如下表所示。

    二、我国学者的研究

第5篇：收缩性财政政策范文

根据海关统计，2008年前9个月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累计达到19671.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2％，其中出口10740.6亿美元，同比增长22.2％；进口8930.7亿美元，同比增长29.0％，累计贸易顺差1809.9亿美元，同比下降11.3％，净减少204.8亿美元。前9个月对外贸易形势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一般贸易增长迅速，加工贸易增长速度相对回落。加工贸易增长平缓的原因，从进口看，主要说明加工贸易方式所需的进口商品受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较小，而从出口看，其商品结构受国际需求和国内政策调整因素的影响则较大。

第二，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主要表现为进(出)口金额增幅大大超过进(出)口贸易量的增长。如前9个月我国进口初级产品达到2942亿美元，增长69.5％；但贸易金额与贸易量增长反差很大。如进口铁矿砂3.5亿吨，增长22％，但进口均价达141.3美元／吨，上涨高达77％。百亿美元以上出口产品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零件出口246亿美元，出口量增长-0，4％，而出口金额增长5.8％。

第三，受国际市场价格诱导，一些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量仍然较大。如前9个月煤炭累计出口3572万吨，同比下降6.1％，而金额增长了65.1％，扣除进口煤炭3237万吨，仍然净出口335万吨。这说明，资源性产品的出口结构如果仅靠关税调节措施，而国内价格如不能调整到位，优化出口结构是难以圆满做到的。

第四，对美国与香港的出口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但对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增长仍然保持较高增幅。

第五，广东省出口增速明显下滑，一些西部省区出口增速提高。前9个月，广东省出口增长速度只为13.5％，其中深圳市出口增速为10.2％，对比2007年该两省市的出口增速22.3％和24.0％呈现明显下滑。西部一些省区的出口增长速度相当强劲，如广西出口增速达到52.8％，四川增速44.1％。这说明出口导向型加工企业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已初现成效。根据上述特点，可以对2008年前9个月的进出口贸易形势作出如下分析和解释：

(一)2008年在国内外通货膨胀的影响下，进出口贸易增长受价格虚高的影响成分较大

由于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国际市场上大量资源性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对我国进口贸易造成明显的成本上升，尽管进口的商品数量有所增长，但价格上升幅度远远大于进口量的增长。这种情形也发生在中国对其他贸易伙伴的出口中。但是，与从其他地方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相比，从中国进口价格的上涨速度其实慢得多。特别是出口美国的产品价格的上涨反映的其实是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这就是说，上半年中国对外出口也有明显的价格因素，也存在商品量增长低于商品价格增长的现象，但中国商品价格上涨幅度对比其他国家要小，因此中国出口商品仍然有竞争力，出口增长势头虽然减弱，但仍然保持增长，特别对经济景气状况较好的欧盟和日本市场，出口增长速度依然较大。

(二)价格虚高的景气假象掩盖了大量中小企业困难的真实情况

由于价格虚高，按美元价值量来计算的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貌似景气，名义增长率不低，但实际上大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已经出现严重困难。根据有关部门统计，2008年上半年有6万多家规模以上企业歇业，长江、珠江三角洲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面临破产倒闭，其中又以节能灯、五金工具、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型企业最为严重。近期看来，情况没有出现根本好转，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困境已经直接威胁到地方经济发展和群众就业。

(三)通货膨胀和国内政策调整对加工贸易增长更不利

自2007年以来，除了CPI指数不断攀升以外，国家对出口贸易的政策也不断进行收缩性调整，降低了出口退税率、收紧了对加工贸易企业的政策，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对企业出口贸易都产生了抑制作用。从我国两种主要的贸易方式来看，加工贸易出口受到生产成本上升和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双重夹击下，对比一般贸易处于更不利的境地。

(四)美元汇率下跌导致了我国出口增速在不同贸易伙伴之间的变化

自2002年以来，美元汇率不断下跌，到2008年7月中旬达到最低谷，美元对欧元汇率低到1.6:1美元对日元为0.0095:1；从7月中旬以后，美元汇率开始反弹。人民币汇率汇改至今已历时3年，截止2008年7月，名义汇率升值幅度接近18％。尽管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较大，但美元对欧元的大幅度贬值导致人民币对欧元不升反贬，截止2008年6月，人民币对欧元累计贬值8.4％，有力地增强了中国企业和商品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力，导致我国对欧洲出口贸易的稳定快速增长。在东盟各国中，除泰国外，汇改前后人民币对东盟各主要成员国货币的汇率没有发生较大变化，因此我对东盟出口基本不受汇率影响。日元、韩元和新台币对美元的升值，抵消或部分抵消了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在这三个出口市场的负面影响，因此2008年前9个月，我国对该三个经济体的出口增速仍然保持；其中对韩出口呈现高速增长，其原因是韩国在华投资企业产品返销韩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维持初级产品、特别是能源产品的国内低价格难以为继

前9个月，我国资源性产品出口量的增长速度仍然很快，这些能源产品的国内价格若不能理顺，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就难以实现。特别是继续维持国内能源产品的低价格将产生许多负面影响。

一是促使国际产业界继续向中国转移高耗能的生产项目，对实现我国的节能减排不利；二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将造成对世界的消费补贴。既有高耗能产品出口的消费者补贴，还有外轮在中国港口加油的价格补贴，根据计算，外国万吨轮船在我国港口加油一次可节省油料成本50万美元。长此以往，将大大损害中国自身的利益，因此，能源产品的低价格是不可持续的。粮食产品由于采取了禁止出口的政策，因此出口量和出口金额都出现绝对下降，并由此割断了国内外市场粮食价格的影响关系。但这种出口歧视政策只能是短期和临时性措施，不可能持久。因为这种政策不符合我们自己高举的贸易自由化的旗帜，易于受人以柄；而且也不符合粮食主产区农民的利益。在国际粮价高涨的外部条件下，以禁止出口的方式保护全国粮食消费者的利益是以粮食主产区农民的利益损失为代价。短期内的代价容易被接受的，但要持续很久也是不容易的，而且也不合理。

二、各主要货币及人民币的汇率变化趋势及对我国外贸影响

欧元汇率的变化。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持续走软，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从1.59的高位开始下跌，从8月1日到10月24日欧元对美元汇率下跌18.4％，同期英镑下跌19％；到2008年11月初欧元已跌至1.27，2009年还可能继续下跌。其原因主要有：一是欧元区经济衰退的风险不断增加，通货膨胀压力逐步减少，欧洲央行为刺激经济已经在减息，欧元供给增加；二是美国市场需求下降，欧元区对美国出口放缓，欧元区国家对美国贸易顺差减少，加上美国金融机构因危机陷入流动性困难，美元供应减少，欧洲资本回流美国，导致对美元需求上升，美元对欧元汇率走强；三是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相对于长期均衡水平而言，7月之前的欧元汇率水平已被大大高估，均衡汇率水平应是1.20，因此欧元走软乃是理性回归。

但欧元汇率的未来趋势不可能持续跌落。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欧美各国都采取了救市政策。美国与欧元区各国相比较，其财政政策和注资、降息措施的力度更大一些，因此，美元汇率的长期趋势不可能走强。如果美国救市政策有效，刺激市场回升，也将带动欧洲出口回暖，预计欧元汇率不可能跌破1:1。

日元对美元汇率。由于日本长期陷入通货紧缩状态，日元一直保持很低的利率水平，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变动主要取决于美国的利率变动。由于布什政府采取的低利率政策，到2004年已使日元对美元汇率升值了24％；从2004年开始，由于美元利率开始回调，日元对美元汇率才开始减缓升值的幅度。从2005年以后至2007年底日元对美元汇率从1:130左右升值到1:110。2008年上半年，日元小幅度升值到1:107左右，到10月中旬，日元汇率已经升值到1:95；从8月1日到10月24日，日元对美元升值了8.8％。日元升值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日本长期实行低利率，美国和欧洲的金融机构从日本借了大量的日元资金从事套利交易。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明显暴露以后，由于从事短期套利交易的风险加大，加上日本的金融机构资金开始紧张，大量资金从美元等形式的资产要换成日元资产回流日本，从而抬高了日元汇率。未来影响日元汇率升值的短期、长期因素都将存在：一是资本回流，日元需求上升；二是金融救市，美元供给增加；三是日元利率没有下调的空间。日元贬值的唯一压力来自日本出口贸易因日元升值而导致顺差缩小，美元收入减少。综合以上因素，至少在2009年上半年，日元对美元汇率仍将继续小幅度升值，可能在1:95和1:85之间徘徊。如果日元汇率突破1:80的历史最高点，可能导致日本出口贸易严重困难，贸易顺差发生逆转，迫使日元汇率转向下行。

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及对我国外贸影响。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改革至2008年6月，人民币对主要贸易伙伴的汇率变化：对美元升值16.1％；对日元升值12.2％；对新台币升值11.9％；对欧元贬值8.4％；对韩元升值15.7％。而伴随人民币对主要贸易伙伴的汇率变化所产生的贸易效应表现为：对美国、香港的出口贸易增长速度放缓；对日本出口增速也放缓；对台出口增速下滑；但对欧盟出口贸易增长速度上升；对东盟出口增长稳定。唯一例外的是对韩国出口没有因为人民币升值而使出口增速下降，反而有所提高。2008年以来，日元、韩元和新台币对美元的升值，抵消或部分抵消了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在这三个出口市场的负面影响。因此，2008年前9个月，我国对该三个经济体的出口增速仍然保持；其中对韩出口呈现高速增长，其原因是韩国在华投资企业产品返销韩国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汇率伴随世界经济形势恶化短期内不可能发生逆转，从欧元汇率走势分析看，2009上半年欧元仍有较大贬值空间，如果人民币继续盯住美元，人民币对欧洲主要货币汇率从贬值转为升值，那么我国将对主要贸易国家(除日本外)的货币无一例外全部升值，在当前国外环境不利形势下对2009年我国对外贸易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人民币汇率水平既取决于人民币汇率政策，又取决于对出口增长形势的预期和判断。如果要采取刺激出口的汇率政策，由于贸易结算和支付绝大多数是美元，因此首先应停止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尽可能下行并较大幅度贬值，才能抵消欧元对美元贬值对我国出口的不利影响。另外，日元对美元升值，也对人民币升值，这对我国是有利的。

三、防范汇率风险的领域与措施

外汇储备资产。从长期趋势看，美元是走软的货币，因此必然有汇率缩水的风险。从外汇储备币种看，应减少美元资产的比重，主要是通过增量来调整，而不一定要通过减持来调整。从资产形态上，应减少金融资产比重，增加不动产、黄金和实物储备比重。

进出口贸易。第一，出口企业应充分应用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金融工具。减少企业的收汇风险，原先依靠海外投保、或依赖国际金融机构担保的业务，也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发生了疑问。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我国财政部全资所属公司，有着国外金融机构无法相比的信用，未受金融危机影响，是国内企业投保的首选。

第二，出口市场多元化。在我国七大贸易伙伴中，应适当减少对美国、香港市场的依赖，防止美元汇率贬值和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企业的不利影响，应尽量开拓日本、韩国、东盟市场。在七大贸易伙伴之外，尽量开拓俄、中亚市场和巴西、印度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市场，在市场多元化基础上努力争取结算、支付货币多样化。

第三，结算、支付货币多样化。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霸权地位经金融危机重创会有所削弱，但还没有别的货币可以取代，未来其他西方货币地位也会略有上升，适应这种国际货币体制，我国的对外贸易结算、支付应尽可能增加其他货币作为支付工具，并在结算之前根据各种汇率变化的风险，收进硬货币，支付软货币，并努力在外汇管理中鼓励企业实现结算与支付货币多样化。

第四，进口贸易方式多样化。在进口贸易中，我国只采用现货贸易方式，必然受商品价格、汇率变动风险的不利影响，应当学习和采用期货和现货两种方式开展进口贸易，当期货价格下跌时，应根据价格趋势作出交易决策，以防止价格上升造成损失，同时也可以把期货交易应用到防范汇率风险中来。

第五，开展外汇交易业务避险。在外汇交易业务中，外汇掉期业务、远期外汇交易、外汇期货交易等都是规避汇率风险的重要业务，也是教科书和外汇业务操作中重点介绍的方法，但我国出口企业大量是中小企业，要熟练应用这些业务方法存在客观困难，需要有专门的中介服务机构为其提供汇率风险防范服务，这种金融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与支持。

第六，增加人民币结算支付。世界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元危机，这为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提供了新机遇。要在对外贸易中争取多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和支付，扩大人民币的流通。为此，应适时加入国际清算业务，为人民币扩大流通创造条件。使用人民币结算和支付，我国企业的汇率风险才能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