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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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结构效应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4－0111－05

中图分类号：F820.2

文献标识码：A

一、货币政策结构性的一般理论

(一)货币政策效应的结构性

从传统宏观经济理论和货币政策的最终作用来看，货币政策的确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总量经济政策。但是，由于货币政策作用的现实经济微观主体的异质性以及货币政策工具本身存在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无论是从实施还是产生的效应，或多或少都会呈现出一定的结构性。

这种结构性的存在，将随着经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大小，以及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程度，而对经济微观主体乃至整个宏观经济产生积极或者负面的影响。深入研究和正确发挥货币政策的结构性，有利于发挥和运用好货币政策对经济社会的调控作用。

货币政策效应的结构性是指，由于各货币层次与宏观经济变量关系的差异，不同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预期和敏感程度，以及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等各方面，货币政策会产生明显的结构效应。

根据货币政策结构效应的特点和影响力，主要表现为货币政策的区域结构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消费结构效应等。

货币政策的区域结构效应是指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由中央银行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将导致各区域间在经济增长、就业以及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指标上体现出不同的政策效果。

于则(2006)、刘飞(2007)等认为，在通常情况下，由于一个大国内部在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必然存在区域性的差别，因而经济不完全同质，这种经济的异质性将使单一的货币政策在各地区之间产生较大的差异。

货币政策的产业结构效应是指由于不同产业的发展阶段、规模报酬因子、技术水平、市场结构、产品的需求因素、资金密集度等不同，货币政策的变化对不同产业影响的差异及对产业间产值差距的影响也不同。

一般来说有三个途径：

一是利率渠道。

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和产品(尤其是耐用消费品)对利率变化的敏感度高，因而受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

二是信贷渠道。

不同的行业由于发展程度和资金需求特征不同，获得银行信贷资金的能力也不一样，如钢铁、电力、汽车等重资产行业，一般企业规模较大，市场相对稳定，财务指标比较健全。可供抵质押的资产比较多，符合银行授信评估的要求，容易获得银行信贷资金，受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较小。

三是汇率渠道。

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产业部门往往比以国内市场为主的产业受到货币政策的冲击大。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产业的冲击，最明显的就是出口为主的纺织、电子等行业，而建筑、房地产等行业反而获得较大的发展。

货币政策的消费结构效应是指，由于消费主体在资产结构差异、获得消费信用能力、收入水平以及消费支出来源等不同，货币政策的调整会对消费者的行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而导致不同消费主体的消费行为产生不同的变化。

(二)货币政策工具的结构性

货币政策工具一般可以分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政策和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还有对特殊经济领域发生作用的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如消费信贷控制、道义劝告等。

一般而言，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属于货币总量调节的工具，对整个宏观经济产生影响，但如果采取不同的操作方式，往往也会体现出一定的结构性。而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就具有明显的结构性。

1　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结构性

(1)再贴现政策的结构性。

在三大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中，再贴现工具的结构性最为明显，中央银行通过再贴现政策不仅能够影响货币供给总量的增减，而且还可以调整信贷结构，达到经济结构调控的功能。

其途径有两种：

一是中央银行可以规定再贴现票据的种类，决定何种票据具有再贴现资格，从而影响商业银行的资金投向。

二是对再贴现的票据实行差别再贴现率。如中央银行对再贴现票据按国家政策进行分组，对各组票据制订不同的再贴现率，从而影响各种再贴现票据的再贴现数量，使货币供给结构与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相符合。

(2)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的结构性。

近年来，由于货币供应量的计算困难以及存款准备金制度的部分适用性和大量非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的结构性也愈加明显。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纳入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存款范围的变化和不同存款种类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化；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降低甚至取消了法定准备金率。如1992年4月加拿大的金融市场法规，取消了所有2年以上期限存款的法定准备金要求。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分别于1990年和1992年取消了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并将支票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从12％降至10％。

二是纳入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的机构范围的变化。如瑞士、新西兰、澳大利亚的中央银行已完全取消了法定准备金要求。

三是差别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强化了这项政策的结构性。

(3)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结构性。

公开市场业务的市场性比较明显，其主动进行结构性调控的能力较差。但也正因为其市场性，导致其在实际操作中却会产生明显的区域结构性。

如我国各地区金融机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经营状况和财务实力往往不如东部地区。

因此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很难成为公开市场业务的一级交易商，而且资金有限，参与的程度也比较低，间接地导致公开市场业务在操作上存在区域结构性。

近年来，随着各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可在公开市场进行买卖的券种也越来越多，各国中央银行可以有选择地对某一种或某一类券种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也可以主动实现其结构调整功能。

2　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结构性

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对特殊市场的信用进行调节和影响，这些特殊市场是相对独立于整体货币政策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结构性。

(1)证券市场信贷。

中央银行通过规定信用交易、期货、期权等方式投资的保证金比例对用于证券交易的贷款进行限制，这一比例根据证券市场的状况随时调整，以控制

信贷资金流入证券市场的规模，抑制过度的投机。

如1934年美国《证券交易法》规定证券交易信用放款不能超过一定比例。如果美联储认为证券价格上涨已出现泡沫，危机到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可以提高证券保证金比率，对于调控证券市场的泡沫膨胀起到积极的作用。

(2)消费信贷控制。

消费信贷控制是中央银行对不动产以外的各种耐用消费品买卖融资进行控制，从而对消费者购买耐用消费品的能力施加影响。

例如，规定分期付款购买耐用消费品的首付金额、规定消费信贷的最长期限及所购耐用消费品的种类等等。由于大部分消费信贷是直接或间接通过银行贷款支持的，它在增加消费需求的同时，也会增加企业销售存款，增加货币供应量。在需求引导型通货膨胀的治理中，消费信贷控制，能起到抑制消费用求和物价上涨的作用。

(3)不动产信贷控制。

不动产信贷控制是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办理不动产抵押贷款的最高限额做出规定，如对房地产贷款的最长期限、最高限额、第一次付款时最低金额及分摊还款的最低金额等信用施加控制。我国中央银行为抑制房地产投机，就频繁对住房抵押贷款的首付比例、贷款最低利率进行了多次调整。

(4)优惠利率。

优惠利率是指中央银行对国家拟重点发展的某些部门、行业和产品规定较低的利率，以鼓励其发展。优惠利率主要配合国民经济产业政策使用，如对急需发展的基础产业、能源产业、新技术、新材料的生产，出口创汇企业和产品的生产等，制定较低的优惠利率，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

实行优惠利率有两种方式：

一是中央银行对这些需要重点扶持发展的行业、企业和产品规定较低的贷款利率，由商业银行执行。

二是中央银行对这些行业和企业的票据规定较低的再贴现率，引导商业银行的资金投向和投量。

(5)直接或间接信用控制。

直接信用控制是中央银行以行政命令或其他方式直接对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信用活动进行控制。

直接信用控制主要以行政等非市场的方式，其手段有利率上限、信用配给、流动性比率和直接干预、特种存款等。

间接信用控制是指中央银行利用其在金融体系殊的地位和影响，通过道义劝告、窗口指导、金融检查等办法，向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表明自己的政策意图，影响商业银行贷款的数量和贷款方向、从而达到货币政策的目的。

直接信用控制和间接信用控制往往针对特定的金融机构，因此具有很强的结构性。

二、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的国际经验

(一)德国中央银行的实践经验

1　运用货币政策再融资工具的结构性，促进东、西德经济协调发展。

1990年7月1日东、西德货币统一后，一方面相当大的再融资额应立即提供给东德，而另一方面在西德为再融资而使用的传统工具(如商业票据和证券)在东德又不具备。为了支持东德经济发展，加大对东德银行系统的资金支持力度，德国联邦银行运用了再融资工具的结构调控功能：

一是降低东德银行进行再贴现窗口的门槛，联邦银行给予东德信贷机构进入传统再贴现窗口的权力，是通过贴现其自己银行签发的没有任何其他签字的期票进行的，而且以“再融资配额”的形式对每个银行再融资额度的限制，仅根据各个机构资产负债表总额确定。

二是提高对东德银行再融资限额。联邦银行在确定东德银行再融资限额时，把起点总额定在250亿马克，同西德银行相比，这是相当高的起点水平，联邦银行以设定的贴现率在这些再融资额度内购买东德的期票，如同在西德在再贴现额度内购买银行票据一样。

另外，德国联邦银行还在支持出口和阻止游资流入等方面运用了再融资工具的结构调控功能。

一是在1956年以前，德意志国家银行对国外和出口融资票据进行再贴现时，执行优惠的再贴现率。

二是在1973―1974年，为了阻止游资流入，联邦银行临时规定不允许银行全部使用其再贴现限额，只准使用其限额的某一比例。

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联邦德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逆差，造成外汇的大量流失时，联邦银行又大幅提高再贴现限额以稳定经济局势。

2　根据调控需要，区别运用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

一是调整存款准备金政策机构的适用范围。原则上，所有的信贷机构均必须持有最低准备金。但从1965年起，德国联邦银行豁免了主要经营长期业务的信贷机构的存款准备金义务，如房屋贷款办会。但随着房屋贷款协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各种类型的银行业务，1984年初，联邦银行又把这类信贷机构纳入存款准备金政策适用范围。

二是对不同存款类型执行不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993年3月起，德国联邦银行对定期负债和储蓄存款的最低准备金比率统一为2％，从1994年3月起，对活期存款的最低准备金比率定为5％。此外，根据“扩展补偿规定”，信贷机构对非居民的外币债务很大部分被豁免了准备金要求。

三是对非居民的负债比对同类型的对居民的负债规定更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为了阻止国外的资金流入德同的银行，从1957年5月至1959年3月，联邦银行对非腊民的负债规定较高的最低准备金比率。

(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实践经验

1　再贴现政策的结构性操作实践。

一是再贴现率的确定权最初是由各储备银行独立设定的。在美联储成立之初，美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还比较大，尤其是金融发展状况各地区很不平衡，各储备银行为各自辖区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根据自己所在储备区的银行和信贷状况，独立设定其贴现率。这一规定，对于当时促进各地区均衡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是实行差额再贴现贷款的额外费用。基础贴现率适用于所有调节性信贷，但对于过分依赖调节性借款作为资金来源的较大机构，美联储有时收取高于基础贴现率的额外费用。例如，美联储在1980年初和1981年对拥有5亿或5亿以上美元存款的机构，当其借款频率越过必需时，收取2～4％的额外费用。额外收费往往促使这些机构更快调整其持有的资产。

三是设立不同功能的再贴现品种。美联储根据再贴现功能的不同，区分为三种基本类型是调节性信贷、季节性信贷和延期信贷。调节性信贷有助于存款机构满足短期流动性需求。例如，一个正面临意外的大量提款的机构，可能要求隔夜的或数日的调节信贷，直到它找到其他的资金来源；季节性信贷帮助较小的机构管理其由于借款和存款的经常性、季节性波动而产生的流动性需求，比如农业银行春播季节产生的需求；延期信贷可以提供给由于特殊情况而产生较长期流动性需求的存款机构。

2　发挥货币政策的窗口指导，促进社区发展。

根据《1977年社区再投资法》，美联储有义务鼓励银行和社区合作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每一个储备银行都有一个熟悉社区贷款需求的社区事务官员，他的职责包括促进银行机构、政府机构、社区组织之间的联系，通过业务通讯和其他出版物、研讨

会、专题会、大会等形式，美联储向银行或银行控股公司提供关于私营部门、社区发展融资、公私合营、联邦和州发展计划等经济动向方面的信息。社区事务官员也可直接与各个银行和社区发展代表一起工作，促进社区贷款。同时，美联储通过金融检查，审查银行为满足整个社区的信贷需求所做的努力，其中包括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地区。例如，它检查各银行为社区住房及其他方面的发展所提供的支持方案能到何种程度。美联储根据银行是否遵从社区再投资法对其分别进行评级，美联储还根据金融机构在社区再投资法下的工作绩效，来决定是否批准其收购、兼并或成立银行控股公司的申请。

(三)日本中央银行的实践经验

1　积极发挥再贴现政策的结构调控作用促进产业发展。

一是办理工业票据再贴现业务。工业票据是为支付购买原材料贷款企业开出的票据，用这种票据购买的商品需要加工票据期限比商业票据期限长，容易产生问题。但为了支援二战后生产的急速复兴，日本银行曾将这种票据也认定为再贴现合格票据。

二是开办盖章票据再贴现业务。厂商生产所需除购买原材料资金外，还有工资、运费、保险费、仓储费及其他各种费用。购买原材料的资金，只要显示购买原材料的证明资料，就可以得到贷款。其他各项资金，一般是没有证明资料的，但为了支持当时企业的发展，日本银行就采取询问的方法进行审查，并在认可的票据上盖上日本银行的印章。这样该票据不仅可以作为日本银行的再贴现资格票据，同时可以在市场上作为优良票据流通。

三是开设农业票据再贴现业务。每年9月份大米收购时，资金开始流入农村，为了以有价证券的形式提供这些买卖资金，很多企业开设了6个月的短期信用农业票据。它与商业票据不同，没有商品的担保，也称“空头票据”，所以，一开始日本银行对此票据的再贴现很消极。但由于二战后粮食生产不稳定，确保主要粮食生产是最重要的，因此日本银行为支持粮食生产，也认定农业票据为再贴现资格票据。

2　加大贷款政策和窗口指导，促进国民经济快速腾飞。

贷款政策是指日本银行向资金不足的商业银行贷款时变动贷款额度及利率的政策。在通常情况下，再贷款利率的变化将影响到银行、企业的筹集资本，进而影响经济活动。此外，也通过“告知效应”来干预经济活动。在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存在“超贷”现象，而公开市场不发达，日本银行就通过贷款政策来直接调控银行信用活动。如日本银行缩小再贷款额度时，商业银行就要从同业市场筹集资金，这样便给同业市场造成了压力，拆措利率等同业市场利率就会因此而上升，与其相对的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却又具有一定的刚性，所以，同业市场利率诱发拆借利率升高，商业银行的贷款经营状况恶化，从而控制向企业、个人贷款。

与贷款政策并行，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还有一个作用显著、经常运用的手段――“窗口指导”或称之为“贷款增加额规定”。它是日本银行以都市银行等主要商业银行为对象，把季度的贷款增加额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一手段不具有“法”的强制力，它是一种对自主协同合作的“道义规劝”，属个别指导。因此，从其作用性质上讲作为“窗口指导”对象的银行不一定要全面服从日本银行的这一指导。但实践证明，“窗口指导”作用是很有效的，它作为调节金融特别是紧缩银根的手段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启示和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经济社会中的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货币政策不应只注重总量调控，还应致力于发挥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控功能。201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按照总体稳健、调节有度、结构优化的要求，把好流动性这个总闸门，把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中小企业，更好服务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应该说赋予了货币政策一定的结构调控目标。为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控效果，应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和实施。

一是继续完善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从2004年4月25日起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目前，为鼓励农村金融机构、中小型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和中小企业发展，人民银行已开始对上述金融机构执行较低的差别存款准备金率。下一步，应进一步丰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的内容和操作方式，探索运用差别准备金政策的动态调整，要在原差别准备金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规范，综合考虑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和各机构的稳健状况，以及执行国家信贷政策情况等，以更有针对性地回收过多流动性，引导金融机构信贷合理、适度、平稳投放，优化信贷结构，更多体现宏观调控和经济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发展等的要求。

二是进一步发挥再贷款的结构调整功能。按照“区别对待、收放结合”的原则，加强对再贷款的分类管理，进一步发挥支农再贷款支持扩大“三农”和县域等薄弱环节信贷投放的引导作用。对于需要重点扶持和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应加大倾斜力度，这样可以弥补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在中央银行统一货币供给调控时的不利地位。在再贷款条件上应区别对待，对于需要重点扶持的地区和产业，可以优先或者降低再贷款条件，同时可以在再贷款定价上给予一定的优惠。

第2篇：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论文摘要：我国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先后发生了三次冲突，给我国的国民 经济 造成了重大影响。正是这些冲突引发了我们对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思考。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重点在于利率与汇率机制的改革及发挥两者联动作用及其他配套措施。本文就我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的短中期协调方案以及实现长期协调应采取的措施提出一些建议。

随着我国进一步履行加入wto的承诺，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资本账户的放开，目前的政策机制也将面临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新挑战。我国的 金融 发展 模式将从现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资本管制”向“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浮动汇率”转变。内外部的不平衡矛盾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并将集中表现为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冲突和协调。

一、短期协调方案

（一）稳住汇率

提高汇率是一项长期的政策，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全面而深远。

1、稳定人民币升值预期

如果人民币汇率大幅度波动对金融稳定将会带来较大的冲击，不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应在稳定人民币币值的前提下缓解升值压力。如果市场对升值预期过高，大量的投机性热钱流入，其本身就会导致升值压力。因此，必须稳定币值，减少市场遐想空间。如果大幅升值，那么一次升多少合适，这恐怕难以 计算 ，如果一次性升值幅度不够，就存在进一步升值的必要，这必将在客观上强化升值预期，投机资金更会大量涌入。如果一次性升值幅度过大，国内经济形势就会急转直下，升值结束之时就是人民币贬值的开始。因此，在升值问题上动不如静。

2、着力疏导升值压力

首先，加快建立战略性物资储备制度。近年来，美元持续贬值，黄金、石油、铜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一再飘升，我国的外汇储备正面临着不断缩水的风险，可考虑在适当时机适量购入黄金、石油、白银和铜等战略性储备物资，以有效化解外汇储备缩水风险。如果美元贬值，以美元标价的主要战略物资的价格会上涨；如果美元升值，主要战略物资的价格会下降。这样，把手中的美元花出去以后，本币升值压力会相应减小，无论美国的货币政策走向如何，我国的外汇储备不至于成为牺牲品。

其次，小幅适度加息，鼓励资本流出。从2006—2007年的货币政策操作效果来看，市场投资主体对资金运用成本不是很敏感。大幅度加息对有些地方以政府为背景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和自有资金实力雄厚的垄断 企业 的融资成本影响不大。但是，众多的民营中小企业却很可能因为资金链条的断裂而被市场淘汰出局，这样会造成逆向淘汰的结果。因此，对投资的调控应主要着力于能耗、环境、土地和产业政策等方面。不能过高地估计了加息的作用。此外，大幅度加息对吸引国际游资的效果比较明显，会进一步加大本币的升值压力。

（二）全面紧缩国内市场资金的流动性

1、可考虑进一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尽管央行在2007年已连续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累计5.5个百分点，但是下一步仍有提高的空间。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流动性较好的银行只需进行微幅的资产匹配调整，减少1个百分点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增加1个百分点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即可。

2、应继续加大发行央行定向票据的力度

应进一步加大央行定向票据的发行力度，虽然会增加发行成本，但比起直接升值后导致外汇储备缩水和出口大幅下挫的损失，这个损失是很小的。从上半年的政策执行效果看，发行定向央票不但有总量紧缩功能，还有结构调控的优点。建议适当延长票据发行期限，并照顾商业银行利润因素，适度提高票据利率。

（三）进一步加大央行窗口指导的作用

首先，高度重视贷款过快增长可能产生的风险，合理控制贷款投放。其次，要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及产业政策，优化贷款结构，合理控制中长期贷款比例。既要严格控制对过度投资行业的贷款，又要加强对经济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此外，要强化资本约束机制，防范票据融资风险，实现稳健经营。

二、中长期协调方案

（一）完善货币市场与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

1、发展货币市场

实现通过货币市场和利率传导货币政策，对于货币调控模式的转变具有决定性意义。

（1）增加货币市场主体，鼓励货币市场创新，建立货币市场做市商制度。

一是通过增加货币市场主体，扩大传导货币政策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使之包括银行机构和非银行机构，逐步增加参加外汇市场的成员。二是鼓励金融创新，发展新的货币市场工具。只有不断增加货币市场工具，才能满足不同金融机构和经济主体的需求，增大货币市场的影响力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三是建立做市商制度，活跃市场交易。做市商在货币市场上进行买卖双边报价和交易，有利于稳定市场价格，活跃交易活动，满足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应和金融机构调整资产负债结构的需要。

（2）大力发展票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国债市场，发展货币市场基金，形成完善的货币市场体系。

一是把票据市场的发展作为我国货币市场发展的重点。我国票据市场发展落后，是限制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原因。应当从完善票据市场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入手，以发展具有贸易背景的票据融资为重点，通过鼓励商业银行建立票据专营机构，扩大中央银行再贴现，整顿票据市场秩序等手段，加快票据市场的发展。二是调整国债发行结构，发展银行柜台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国债市场。通过发展银行柜台交易，使中小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形成与货币市场的密切联系，形成统一的国债市场，扩大货币市场的覆盖范围。三要研究借鉴国外货币市场基金的做法，发展我国的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一方面与货币市场金融机构直接交易，另一方面与众多的中小投资者、企业等直接交易，能够促进货币市场交易，并增大对货币政策传导的效力。

2、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

（1）发挥货币市场利率的引导作用，逐步建立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利率体系，完善利率调节机制。

一是要在推动货币市场发展的同时，在建立统一的货币市场基础上，形成有机的货币市场利率机制。我国货币市场相互分割，导致货币市场各个子市场利率之间缺乏紧密联系，同时货币市场发育不充分，限制了货币市场利率对整个利率体系的引导作用。应当尽快消除各个市场之间的各种障碍，首先形成统一的货币市场利率，并确定出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

二是改革当前对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管理办法。

三是 总结 国债、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发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教训，加快证券发行的利率市场化。

（2）加快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改革，调整金融机构、企业、居民个人的资产结构。

一要继续把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转变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加强对银行的约束，建立完善的经营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使商业银行内在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对称，在资金供求和利率变化时，做出符合市场规则的反应，传导货币政策的意图，扩大货币政策的效应。

二要加快国有 企业 改革，提高投资活动的利率弹性。在国有企业机制不能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利率难以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活动产生足够的影响。因此，必须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调整国有 经济 的比重和结构，使国有企业真正作为市场主体通过竞争获得资金，使利率发挥出对投资的调节作用。

三要调整企业、 金融 机构特别是居民个人的资产负债结构。通过 发展 对居民个人的信贷业务，扩大居民参与金融活动的深度，鼓励金融创新，调整居民资产结构，改变居民金融资产过度集中于银行储蓄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居民的收支活动也会相应增加利率弹性。

（二）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适当放宽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

实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可以让汇率动起来，这样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的任务就落到汇率政策上。采取灵活的稳定汇率政策是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不断变化的国内经济状况。汇率稳定政策不能以扭曲市场机制为代价，要通过更为市场化的干预和管理来实现汇率稳定，同时应在人民币实现管理浮动的情况下慢慢增强对人民币的信心，为人民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其他配套措施

1、完善国内金融市场，扩大远期外汇交易市场，规避汇率风险

银行间的远期外汇买卖主要是基于对客户的远期外汇买卖，主要起到平仓和补仓作用，远期汇价以即期汇率加升贴水表示，根据利率平价理论并结合我国利率尚未市场化的现实，远期汇率可根据即期外汇供求状况， 参考 央行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来决定，我国央行应视市场实际运作情况，少“托市”干预，适度参与外汇买卖，更多地运用利率杠杆调控外汇市场。

2、调整外汇储备，改革结售汇制，促进外汇市场发展

必须调整外汇储备，增强外汇市场供求自我调节能力，加快结售汇制度的改革，由强制结汇过渡到按比例结汇，再过渡到意愿结汇，促进外汇市场发展。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提高外汇指定银行结算周转外汇余额上下限比例的方法，来发挥其“蓄水池”功能，增强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自主性。国内企业结汇的比例也可以根据国际收支状况进行灵活调整。

3、放开货币衍生品市场，让商业银行成为稳定汇率的第一道蓄水池

汇率体制改革的“渐进性”不在于汇率制度本身在健全和完善上的渐进性，而在于银行体制（商业银行是否真正成为风险管理主体，并具备完备的内控机制）、衍生品市场建设等配套制度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汇率制度改革必然是渐进性的。

结束语

随着我国进一步履行加入wto的承诺，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资本账户的放开，目前的政策机制也将面临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新挑战。在存在升值预期的时候，单一的货币政策或是汇率政策无法实现经济均衡增长，也没有办法使人民币稳定升值。如何把握二者搭配的方式、顺序，以及调整的时机，本文试图寻找人民币稳定升值过程中实现经济均衡增长同时避免流动性过剩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的可行途径。

第3篇：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晓媚

经济政策能否同科技进步一样，在经济增长模型中作为一个参数？如果可以，这个参数能有多大的作用？也就是说，经济政策能够“制造”出多少或多长时间的经济繁荣？詹姆斯·托宾所著《通向繁荣的政策———凯恩斯主义论文集》中文版，包含了托宾先生12年里撰写的43篇以政策为导向的论文，体现了他的经济理论思想和政策主张，值得一读，它会给我们一些启迪。

宏观经济政策常常是大众传播媒介议论的中心。首先，所谓“宏观”，其实可能“微”到每个人，比如，收入政策，财政政策都可能导致“我的钱有多少要以税收的形式回归政府”；其次，制订政策者往往是权力者，而“权力总是吸引着忠告和批评”，这也恰恰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魅力。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常常引起热烈的争议，不仅因为经济复苏带给它的荣誉，也因为繁荣后的萧条带来的困惑。但是，无论如何，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是值得研究的。

关于凯恩斯宏观政策的基本原则，托宾先生概括为：第一原则就是明确地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去实现实际经济目标，特别是充分就业和国民总产出的实际增长；第二个原则，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是能动的，它能够对实际观察到的经济状况以及不同政策选择下发展道路的设计作出灵活的反应；第三个原则，凯恩斯主义希望确定协调一致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第四，凯恩斯主义者并没有乐观地认为，需求管理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市场，就足以实现名义和实际的双重目标，即同时获得充分就业和价格或通货膨胀的稳定。托宾先生希望并预期，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会出现新的理智的综合，以取代引起不和的争论和混乱的辩驳。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将在争论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经济政策在时间选择上是有“幸运”因素的。某种经济政策是否会对经济运行发生效果，时间或曰“机遇”是很重要的，这也就是某种经济政策会成为“幸运儿”，严格地讲，应该是一组政策选择。政策选择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国际经济环境，主要经济强国的政策制约，经济波动周期，经济政策本身的时效和惯性，乃至选择或者挑选一种政策组合的能力，等等。而这些，往往会凝集在某一个时点上，这就是政策的时间选择。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确“制造”过繁荣，而幸运的是，它的时间选择。

第4篇：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摘 要: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政府通过判定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加以调控,是十分必要的｡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只依靠一项或两项经济政策不可能实现调控目标,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本文从有关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研究出发系统论述了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及其前言,对当今国际上经济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政策协调问题进行了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协调配合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加强政策协调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政策协调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07)08-0003-05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也日益凸现｡

从内部经济运行状况来讲,目前最为突出的,是流动性过剩问题和消费与投资关系失调问题;从外部经济运行状况来看,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对外贸易带来的巨额顺差,使人民币受到来自外汇市场和外国政府两方面的升值压力;低价促贸政策,也引来许多国家的反倾销,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中国经济蒙受损失的金额也越来越大｡此外,中国经济还存在产业结构落后､经济效率低下等众多问题｡因此,从某种角度看,现在的中国经济可谓“内忧外患”,经济增长进入到了关键时期｡

对上述问题做一仔细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些问题环环相扣,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流动性过剩让人们想到外汇占款过多,而外汇占款过多是由中国僵硬的汇率制度和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引发的;但是如果放开人民币汇率,将会有众多的外贸企业倒闭｡如此看来,似乎中国经济走入了一个死循环｡那么,如何解决这一连串的问题,如何避免像日本那样因为结构改革而失去十年增长,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及时､稳健地完成经济改革等,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虽然政府与市场谁更会走向失灵,在理论界及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始终没有统一答案;但是,鉴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困难,政府通过制定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加以调控,却是十分必要的｡面对上述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或一､两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我们必须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协调各种经济政策工具和手段,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在宏观调控中二者的协调配合一直是经济学家和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国际收支形势的改变以及汇率形成机制的逐步完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对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将产生直接影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等,作为调控经济运行的主要政策,相互之间存在诸多结合部;而这些结合部,正是经济运行中的关键环节,对经济协调､健康运行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本课题组将致力于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等发挥作用的相互结合部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努力寻找各项政策间的协调配合模式以及各项政策工具和手段的具体协调方式｡希望这种探讨和研究,能够对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深层次矛盾以及与之相关的现实问题的解决,对于充分发挥各项政策作用,减少政策摩擦,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等,提供理论方面的参考和依据,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尽微薄之力｡

二､有关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

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都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是存在着某些矛盾的｡因此,在同时使用这些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并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这也是前人在研究经济政策相互协调问题时,十分重视的｡

(一) 国外有关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研究成果

经济政策协调这一问题,最早是由新古典综合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最初只涉及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问题;后来,经过长期的探索,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配合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并逐步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若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大致做一归纳,可发现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如何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汇率政策如何协调,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如何协调｡

1.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研究

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如何协调的研究中,新古典综合派最早提出了在以财政政策为主的经济调节过程中,应当辅之以必要的货币政策手段的观点,显然,他们的分析是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展开的｡

20世纪60年代,Robert Mundell和Marcus Fleming相继发表文章,在IS-LM模型的基础上加入BP曲线,即国际收支平衡线,将原模型扩展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模型｡该模型的政策意义相当明显,用IS代表财政政策,LM曲线代表货币政策,BP曲线代表汇率政策,通过曲线的移动即可分析出适宜的政策搭配｡

伴随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有关政策协调问题的探讨也开始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展开｡但是,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必然要求在中央银行之外再加入一个财政政策制定的主体,这样,将使模型变得非常复杂,所以一直没能深入下去｡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也就是Maurice Obstfeld和Ken-neth Rogoff 以及Alberto Alesina和Tabellini所提出的模型｡Maurice Obstfeld和Kenneth Rogoff模型于1995年提出,他们研究了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将私人部门效用､资产市场和商品市场调整速度差异结合在一起时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并设计了相应的模型,其特点是将私人部门的跨期效用最大化引入模型｡Alberto Alesina和Tabellini模型建于1987,虽然在他们的模型中假设货币当局是唯一的政策制定者,但是该模型中确实已包含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协调的内容｡

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人们又发现统一的货币当局(如欧洲中央银行)与各国财政当局之间的协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并越来越重要,因此,现在人们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研究,也愈益集中在这两个机构的协调方面;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很难独立运行,因而各国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也受到高度重视并推动国际政策协调理论得以蓬勃发展｡

2.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的研究

我们知道,现代经济是在开放的条件下运行的｡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等因素的影响,必然同时存在内部和外部两个均衡,而这两个均衡之间是有冲突的｡因此,经济学家们在研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协调时,必然会考虑到汇率制度因素｡最早描述内外均衡冲突的是英国的J. Meade｡他在1951年出版的《国家收支》一书中率先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内外均衡矛盾的问题,即所谓的“Meade冲突”｡Meade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一国干预经济的政策只能通过调节总需求达到目的,这便可能会出现内外均衡顾此失彼的局面;他列举了内部经济状况与外部经济状况的不同组合,其中经济衰退 / 国际收支逆差和通货膨胀 / 国际收支顺差两种组合存在内外均衡的冲突,扩大总需求将进一步恶化国际收入,而实行紧缩的政策将进一步增加国际收支顺差｡

在Meade之后,Jan Tinbergen和R. Mundell先后提出了对内外均衡冲突进行政策协调的原则｡荷兰经济学家Tinbergen认为,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必须至少有N个线形无关的政策工具;如果把内外均衡算作两个独立的政策目标,那么仅使用支出增减政策(假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通过改变支出增减来影响经济)是不够的,还需要其它的政策工具｡美国经济学家R. Mundell则提出了政策指派的有效市场分类原则｡Mundell假设不同的经济政策是由不同的主体做出的,他的结论是,如果每一个政策工具被合理的指派给某一个政策目标,在目标偏离最优水平时按规则加以调控,那么即使是各经济政策分别由不同主体控制的分散决策情形下,最优目标仍有可能实现｡Mundell认为应当将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而将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除了使用政策搭配来解决内外均衡矛盾的原则之外,Mundell和T. Swan还各自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搭配建议｡

3.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协调的研究

在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搭配方面,做出贡献的学者及其成果主要有:Brander和Spencer(1995)率先对战略性促进出口的政策进行了研究;Collie(1994)认为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展开垄断竞争的条件下,会因外国政府的出口补贴而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Dixit和Grossman认为如果诸如技术人员等共同要素投入各垄断性出口产业,则对共同要素的需求的增加会导致其价格上升,可能抵消个别产业的成本削减(1986);Eaton和Grossman(1987)认为,企业针对其他企业产量的变化做出调整的方式不同,使得贸易政策介入的方式也不相同;Marukusen和Venables认为,如果本国企业向国内供给时边际成本递增,则促进出口的政策是不利的;Brander和Spence(1981)和Ito(1988)对战略性的国内产业保护政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二)国内有关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中国实施计划经济体制,政策的协调主要由政府部门通过各种计划来完成,所以,理论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伴随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以及市场运行机制的建立和发展,再加上对外经济开放进程的逐步加快,各种政策之间的协调问题日益重要从而也受到理论界的高度重视,研究成果颇多｡所以,中国国内对政策协调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实施之后进行的｡

在国内对政策协调问题的研究方面,总的看来,我国学者主要以问题导向分析居多,并且大多侧重于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蔡一珍和郑榕(1999)利用IS-LM模型分析了不同汇率制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策效应,使用Swan图解分析了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除此之外,还比较了财政政策与汇率政策在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方面的不同,汇率政策可以采取本币升贴水的措施,财政政策则可以采取进口补贴､进口税,出口补贴､出口税的方式,两种政策的不同取决于进口国或出口国进口需求弹性的不同｡郑超愚和陈景耀(2000)根据郑超愚(1996)的结构主义模型(由汇率制度､利率政策和通货膨胀外部响应方程组成)揭示了非均衡汇率政策对货币政策扩张性操作的外部约束,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实际贬值是通过通货紧缩途径实现的,并提出在通货紧缩时期,中国的货币政策应当采取适应财政政策的货币供应管理模式｡刘尚希和焦建国(2000)从中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这一特点出发,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出发点应当是总量平衡和资本积累｡王勇(2002)归纳了本外币政策协调即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的六个层次,最低级的是信息交换,即独立决策的各国政府相互交流自己的政策信息,避免误判;第二个层次是危机处理,指各国在危机之后进行共同的政策协调以处理危机带来的不良后果;第三个层次是避免共享目标变量的冲突,避免为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而相互恶意竞争;第四个层次是合作确定中介目标,是说各国在调整可能对国外产生影响的国内经济变量时,要进行相互协调以避免溢出效应;第五个层次是部分协调,指不同国家就国内经济的某个部分目标或工具进行协调;第六个层次是全面协调,顾名思义,即将不同国家所有主要政策目标和工具都纳入协调范围,从而获取政策协调的收益｡范志勇(2005)通过理论模型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政府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汇率政策和通货膨胀政策的替代取决于政府福利函数对两种政策的敏感程度和产出对两种政策的弹性,而他在实证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货币政策对产出短期波动的影响大于汇率政策,时滞也更短｡

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开始注重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相互协调以外的包括贸易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制度因素在内的共同协调的分析和研究｡任碧云(2005)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国际收支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率､货币供给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的确定和维持造成很大冲击,所以为实现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资金和经济的内外协调,既要保证国际贸易和国内货币供求之间的均衡,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和国内资金供求的均衡,还要充分利用调整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政策与工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中国货币､资金与经济的内外协调运行的四点主张,即:调整贸易战略,改善国际收支结构;改革汇率制度,促进本币政策与外币政策的协调;合理引进外资,促进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促进资本输出,大力鼓励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龙小海,叶子荣和张吕(2006)在IS-LM模型中加入制度因素,包括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函数,制度变迁进程,政府管制力度;并假定由于中国市场化不完全,IS和LM曲线之间存在同步移动的关系｡在利用修正后的IS-LM曲线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政策之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利率政策要与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相配合,才能尽快实现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而由于中国现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并不顺畅,所以货币政策还需要有财政政策的配合｡

三､经济政策协调的国际实践

(一)美国经济政策协调的实践

由于美国市场经济发达,市场机制和体系完善,政策传导机制健全,所以,美国政府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其工具､手段的运用,就能够对经济运行取得良好的调控效果｡也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政府也就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来实施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而且,美国的实践,也充分地验证了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就在新古典综合派学说的指导下,执行以财政政策为主､辅以货币政策的政策搭配;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是美国经济一直稳定增长至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

石油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陷入了“滞胀”局面,当时执政的Carter政府(1977―1981)和1981年以后执政的Reagan政府,实行的基本都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是,这种政策在收到了比较好的抑制失业效果的同时,也使通货膨胀不断加剧;为了应对由通货膨胀带来的公众不满,美联储从1979年10月开始不得不采取强有力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说,美国政府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基本实施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增快,而且同时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水平,成为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佳话,也引起了理论界的普遍关注｡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政策取向中,财政预算盈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20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衰退的迹象｡2001年刚上台不久的George W. Bush政府,采取了扩张的财政政策,于2003年5月通过了总额达3300亿美元的减税案;美联储也采取了扩张的货币政策,从2001年开始连续12次降息｡2003年以来,美国经济开始好转,生产率节节攀升,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使得美国陷入“双赤字”的境地｡2004年,美国经济全面复苏,但通货膨胀的压力又开始显现,于是,美联储从2004年6月开始至今,又已经连续17次加息,使基准利率由1%升至了5.25%;2006年8月8日和9月22日召开的两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例会,也都作出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的决定｡

(二)中东欧国家转轨时期政策协调的实践

中东欧国家在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之一是高通货膨胀,它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并严重地影响了经济转轨的进程｡所以,治理通货膨胀､稳定宏观经济就成为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

中东欧国家部分政党和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是引起通货膨胀的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因此,控制货币供给总量和货币流通量就成为克服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通货膨胀的基本出发点｡那么,运用什么样的政策才能控制住货币供给总量和货币流通量呢?中东欧国家主要运用了以下政策｡

1.运用财政政策调节｡首先,实行严格限制国家财政预算支出的政策｡中东欧国家以强制手段对国家财政预算进行了结构性改革,实行了大幅度缩减国家行政开支､停止对国有企业财政补贴､取消出口补贴等措施;其次,实行严格限制国家投资的政策,以抑制过高的投资需求;第三,实行严格遵守计划预算赤字､禁止以印刷钞票填补预算赤字等硬预算政策;第四,提高税率,取消税收优惠｡

2.运用货币政策调节｡主要采取了下列措施:(1)政府与中央银行共同确定发行货币量的原则,并使其符合反通货膨胀的要求;(2)不允许国家银行以发放无息贷款方式填补国家财政预算赤字;(3)国家银行取消优惠贷款;(4)调整法定储备率(或称法定金准备比率);(5)公开市场业务;(6)提高贴现率;(7)调整银行存款利率;(8)大幅度提高银行贷款利率;(9)提高抵押贷款利率;(10)商业银行增加在中央银行的存款量;(11)控制外商短期存款流入｡

3.实行市场汇率机制,本国货币自由兑换｡为抑制通货膨胀､调整国内价格体系､增加美元储备､坚挺本国货币,一些中东欧国家在90年代初开始实行了统一的､浮动的市场外汇汇率,建立起本国银行之间的外汇市场｡即使在90年代初没有实行市场汇率机制的国家也大幅度提高了美元与本国货币的正式汇率,缩小正式汇率与美元在自由市场汇率之间的差别｡

此外,中东欧国家还通过增加商品市场供给､进一步调整价格体制等手段配合上述政策,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三)日本经济政策协调的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迅速实现经济的重建,日本采取了“双松”的经济政策｡具体体现为:增加财政支出,增加转移支付,减免税收,同时实行“贷款额度优先”政策,对重点行业提供优惠贷款｡“双松”的经济政策使战后的日本经济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也陷入“滞胀”之中｡面对“滞胀”,日本政府首先采取了“双紧”的政策搭配来治理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得到一定遏制之后,马上采取“双松”的政策搭配治理经济的停滞不前｡“双紧”+ “双松”的政策搭配,使日本经济再次进入平稳增长阶段,并一直保持到上世纪90年代｡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由于房地产泡沫破裂陷入深刻的衰退之中,日本银行不得不采取了扩张的货币政策,同时日本政府采取了扩张的财政政策;但是,当扩张的财政政策引致严重的财政赤字时,日本政府又被迫放弃了扩张的财政政策,此举使得日本经济雪上加霜｡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在整个90年代由于一直拿不出立竿见影的好办法,草率的数次更改政策方向,直到小泉内阁上台,决心进行结构改革以后,日本的经济政策才趋于稳定,但财政政策已经基本失去杠杆作用｡2003年下半年开始,受来自中国的进口需求强劲增长的刺激,日本经济出现复苏现象,内需保持持续增长,通货紧缩缓解,出口增长较为强劲,就业形势也有所好转｡2006年7月14日,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决定放弃实行了5年零4个月的零利率政策,日本进入紧缩货币政策时期｡

(四)德国经济政策协调的实践

1990年,民主德国(东德)和联邦德国(西德)顺利合并,实现了德国的统一｡统一后的德国政府,为了尽快发展国民经济,实施了增加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前东德地区的基础设施投以大量资金,并对前东德地区居民给予了数额庞大的转移支付｡与此同时,德意志银行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利率水平上升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此之后,德意志银行继续保持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并对政府扩张的财政政策提出批评｡这种政策搭配,使德国多年来保持了比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但同时也产生了贸易赤字,并且充分就业的压力也较大｡

欧元的诞生给各成员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带来历史性的转变,维持欧元币值稳定成为最重要的目标｡为此,各国将货币政策让度到欧洲中央银行并由它制定欧元区货币政策;各成员国丧失货币政策后,财政政策自然上升到更重要的地位｡ 但是,欧盟对欧元区各国财政政策也有所限制, 1997年欧盟通过的 《稳定与增长公约》 规定: 欧元区成员国公共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其GDP的3%, 国债不得超过其GDP的60 %,否则将受到严厉制裁｡

公约签订后,德国的财政发展大致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8年到2000年),德国为欧元的诞生以最后“冲刺”的态势把赤字比率降到了公约的标准;第二阶段(2001年至今),德国财政赤字急剧扩大,财政政策面临严峻挑战｡根据黄立华(2006)的分析,德国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财政收支不平衡,赤字超过条约规定;促进经济增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诉求与降低赤字的迫切任务之间存在矛盾;欧盟经济政策趋同与德国经济景气之间不相吻合｡分析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在于:两德统一的后遗症至今仍旧影响德国的赤字水平;高税收面临减税压力,而联邦政府减税后短期内扩大赤字,长期增长效应又不明显;社会保障支出压力过大,政府财政支出难以削减;失业问题严重,劳动力市场缺乏活力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德国政府近年来在积极致力于社会福利方面的改革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税收制度､劳动力市场以及跨国政策协调等各项经济政策操作层面的改革和配合｡

第5篇：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特别提款权 人民币国际化 货币政策

一、人民币加入SDR的背景

SDR于1969年被IMF创设，最早与黄金挂钩，亦称纸黄金。是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它是对原有普通提款权的一种补充，所以称为特别提款权。特别提款权采用一篮子货币的定值方法，IMF为确保篮子中的货币在国际交易使用中所应具有的代表性，每五年对SDR货币篮子进行评估，包括调整货币篮子中的货币种类和货币权重。2010年IMF认定人民币未达到“自由使用”的标准，未批准加入。2015年我国再次申请加入，我国为了达到“自由使用”的标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2015年8月11日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10月8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线运行，10月21日自贸区试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等。至此，人民币达到入篮要求，人民币入篮成功，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目前SDR货币篮子中，美元比重为41.73%，欧元30.93%，人民币10.92%，日元8.33%，英镑8.09%，即人民币在所占份额的排名上位居第三，超出日元和英镑。

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最要意义。然而，伴随着人民币的入篮，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将逐步提高，资本阶段性流出和货币贬值风险不容乐观。货币当局在兼顾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同时，其“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多重目标的平衡将面临考验，货币政策的调整方向、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以及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将考验着货币当局的决策智慧。

二、人民币加入SDR对我国货币政策的不利影响

（一）货币政策多重目标的实现面临挑战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新常态的特征之一就是经济下行压力显著。我国GDP增长速度从2006～2015年一路下滑，2015年增速为6.9%，首次突破7%，经济下行压力可见一斑。在我国面临多重压力下，应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而言，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五大任务。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的管理策略也要做调出整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创造稳健且灵活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此外，在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金融风险的把控仍是重工作。人民币加入SDR后，随着资本流动、利率和汇率的管制被放松，国际资本将会有更大的波动，并且金融体系具有先天的脆弱性和极强的负外部性，确保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已成为入篮之后的重大难题。而“稳增长、促改革、控风险”多重货币政策目标的平衡也将面临挑战。

（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会削弱

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即一个国家不能同时拥有三项只能拥有其中的两项。随着人民币的入篮，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不可能三角的第一项“资本的自由流动”可能无法阻挡。2015年12月份由于美元的加息而引起大量的资本外流已证明如此。此时，不可能三角已变成后面两项的角逐。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希望拥有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是，要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是其必要条件。入篮之后，人民币的双向浮动将不可避免，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央行不会干预市场。但是，如果资本流动发生异常或人民币贬值幅度过大，央行还是会果断干预。所以，央行为确保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可能会被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将会削弱。

（三）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将会变的低效

人民币加入SDR后，一些国家央行会增持人民币资产以调整外汇储备。此外，随着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居民和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量也会增加。根据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人们对货币的需求是由三个动机决定的，即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其中，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的货币需求与收入成正比，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是利率的减函数。一方面，由于世界各国居民所处国情、消费习惯和风险偏好的不同，由此三大动机主导的货币需求量难以把控。如果我国央行不能做到人民币需求量与供应量的动态均衡，那么，发生通胀或通缩的概率将会增加，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将大大降低。另一方面，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中介目标须满足三个标准，即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在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不易对中介目标做出较好的可测性和可控性，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也会变得更加低效。

（四）确保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或是央行面临的最大难题

人民币加入SDR标志着我国金融市场开始全面融入全球金融市场。与此同时，我国金融风险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金融风险从此密切联系着，人民币的入篮考验着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2015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2015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18272亿元人民币，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8258亿元人民币，其中，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逆差29814亿元人民币。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的逆差往往代表着资本正在流出中国，并且资本外流非常严重。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的逐步放开，我国货币政策仍需在扩大汇率管理弹性和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之间做出权衡。维持金融市场的基本稳定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将成为人民币加入SDR后央行面临的最大难题。

三、应对人民币加入SDR对我国货币政策不利影响的相关对策

（一）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灵活运用

我国央行在经济新常态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其货币政策在管理手段上应更加注重前瞻性与灵活性的相结合。在货币政策工具上，应更加注重价格型工具与数量型工具的相结合、定向型工具与全面型工具的相结合。除了运用传统的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工具之外，应更加注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灵活运用。通过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与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逐步完善央行短、中、长期政策利率体系，以便在应对金融风险时能够做出及时的对冲，提高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效率。从2013年到2015年我国央行创新了以下几种货币政策工具：①常备借贷便利（SLF），②中期借贷便利（MLF），③抵押补充贷款（PSL），④信贷资产质押在贷款。这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提高了金融机构信贷资产的流动性，更好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如2016年1月15日，为保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人民银行对9家金融结构开展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共1000亿元。央行通过MLF、SLF、PSL等定向降准工具向三农、小微、棚户改造等领域提供流动性支持，以满足市场各单位对流动性的需要。

（二）央行应强化预期管理，释放明确信号

2015年12月美元0.25%的加息而引起大量的资本外流以及“熔断机制”在我国股市的短暂旅行都已经很好地说明：我国的货币政策在预期管理方面仍需加强。其实，可怕的不是美联储加息，而是市场有连续加息的预期，只要市场有这种加息预期的存在，那么资本外流就会存在，这反过来又会增加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在人民币逐渐向国际储备货币转化的过程中，央行有必要强化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一方面，完善央行制度性建设，提高决策的透明度、有效性，当央行做出一项决策时不应选择性地征求市场意见，并且做到监督有效。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应做好与其他经济政策的积极配合，多政策、多渠道地释放明确信息，以便市场能够正确地理解。如果央行能够及时地释放明确的货币政策信号，有效地引导市场预期，那么市场就会大大地减少因信息不对称或信号不明确而引起的逆向选择或羊群效应。所以，加强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是人民币加入SDR后央行着重关注的内容。

（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

经济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的基调是稳健且灵活适度的。稳健是为了人民币国际化而进行的各种金融改革需逐步平稳地进行，以防金融风险的发生;灵活适度是为供给侧改革提供宽松的货币金融环境，以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在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拥有更好的针对性，可直接地产生效应。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加大力度，如实施减税政策、扩大财政支出，阶段性地提高财政赤字率等。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需要逐步实现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以及汇率的市场化，未来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将更加强调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三大政策的协调与配合，一方面提高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另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平衡稳增长、调结构和控风险的关系，实现经济平稳发展。所以，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需要三大政策的积极配合。

（四）货币政策的制定应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日益加深，任一国家金融市场的变动都会引起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波动，其各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对其他国际都会产生溢出效应，所以，各国需加强经济政策上的对话。人民币加入SDR，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中国金融市场与全球金融市场已全面融合。我国应积极主动参与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合作，2016年G20峰会上，呼吁：二十国集团的任务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各国应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形成政策和行动合力，20世纪80年代日本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失败的教训不能遗忘。所以，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一国应积极主动地参与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同时监管部门应做到金融监管到位、监管透明和监管有效，以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特别是对于人民币国际进程不断加快的我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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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浩.大跌休市背后逻辑：央行诸多两难[J].FT中文网.2016.01.05.

[3]顾嵩楠.浅析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与挑战[J].东方企业文化.2013（5）：157-158.

[4]赵冉冉.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我国推动人民币加入SDR的动机及路径[J].国际金融研究.2013.04.12.

第6篇：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经济政策 企业经营管理 影响

经济政策主要是指为了实现现有人员的就业问题，保证价格水平的稳定发展，促进国际之间的收支达到平衡，以及推进经济飞速提升等宏观性的经济政策目标，同时能够加强经济福利，有效控制经济问题的情况下，国家及政府针对性制定的指导原则与措施。经济政策又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类。宏观经济政策是指财政等政策；而微观经济政策是指为了市场经济能够运作正常，政府确立的法律条例等。

一、经济政策内容

在制定与经济政策时，应当确保其连续性，严禁出现忽左忽右的情况，防止给市场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在制定和实施相关经济政策时，也应当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在遭遇特殊情况时应当视情况来判断问题，并且及时针对问题对政策中出现疏漏进行调整改革。经济政策是否正确，关系着是否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无疑正确的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而错误的经济政策也必然会给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阻碍，甚至可能导致经济发展遭到破坏。国家与政府在对经济政策进行制定时，主要包含，围绕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方针和产业政策，通过有效控制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来确保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并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对产业布局进行调整规划；通过制定财政、货币政策，以及财政与信贷之间的平衡政策，来有效促进消费与积累存在的比例，进而有效确保社会财力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性，保证货币的发型量，防止出现通货膨胀等情况；通过建立其收入分配政策，能够为消费需求提供发展导向，进而达到优化消费结构的作用，以保证消费基金与积累基金之间的平衡比例，控制通货膨胀的情况出现。

二、经济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一)扩张性财务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财政政策主要包含了扩张性与紧缩性两大方面，这主要是按照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不同程度的影响来进行辨别区分，而扩张性政策是通过减少税收收入，提高政府支出等手段。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若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时，可通过扩张性政策对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进行合理调整，已达到有效控制供需之间的平衡性。在政府对税收进行调整时，由于加大支出或者降低税收等方式，会使社会总共需求出现上升，这时对企业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加大，为此，企业应当及时抓住时机，并结合实际情况，做出正确有效的决策。通过整顿管理体系，快速提高生产效率，加大产品出产数量。并从采购原料开始进行改革，改革过程应当包含生产要素，加大生产质量的监督管理，强化物资的控制，优化薪酬的分配制度等方面，进行科学调整，以此来确保更加优质的产品进入到市场销售行列中。当然，在销售中，市场的需求并不是永无止尽的，因此，企业的掌舵者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准确掌握生产数量，并注意控制产品质量，严格控制所生产产品的质量达到标准化，确保在取得最大利益的同时能够满足市场的迫切需求。作为企业的决策者应当明白，扩张性政策不可能永远存在，因此，应当及时做好市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了解消费者的喜好及需求，结合市场的规律，有效确保企业经营能够更加持久。

(二)紧缩性财政政策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紧缩性财政政策也可以称之为盈余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指降低财政支出或加大税收收入等方式有加大财政收入或有效控制总需求的提高，其主要表现在财政结余，而其主要方法为降低财政支出，加大税收收入等。若发生通货膨胀亦或者经济发展过快的情况时，国家将通过紧缩性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进行控制，以此缓解经济压力。对企业来说，这时社会对产品的需求随之减少，给企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碍。但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扩大生产也不是不可为的，这就需要企业及时调整战略计划，加大对市场的调研力度，掌握消费者的需求，结合市场实际情况，来控制生产，并积极研制开发更新的产品，对现有产品进行引导更换，增加时下更加流行的理念，例如：“有机”“环保”等。

(三)货币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货币政策也同样分为扩张性与紧缩性货币政策，若出现经济萧条的情况时，中央银行将通过提高货币总供给，以此来控制利息率的下降，并通过刺激投资及出口，来提高总需求。若出现经济发展过快或者通货膨胀等情况时，中央银行也将随之降低货币供给，加大利息率，以此来控制消费与投资，防止经济增长过快，使物价随之上升。在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条件下，贷款也随之变得容易，因此企业应当抓住时机，进行适当地储备。在有了足够资金的情况下，应当加大产品开发力度，积极引入新项目，以此来加强企业的信誉度与竞争力。若出现紧缩性货币政策时，企业要取得贷款就相对比较难，这时企业应当减少生产数量，并注意降低生产成本。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经济政策的不断变化，对企业经营管理是一大挑战，为有结合市场、社会以及经济政策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发展脚步，才能有效确保企业的长久发展。

参考文献:

[1]胡日杰.经济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J].经济导刊,2011

第7篇：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财务科，吉林四平136000）

［摘要］在当今各国经济中宏观调控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已经成为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促进经济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种调控手段。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无论对于学术理论界还是政府部门都是一个迫切而现实的问题。

［

关键词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工具；经济增长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2.094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联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使用，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作用和影响，达到政府既定的目标。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属于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财政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防范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稳定。经济衰退与经济繁荣状态总会交替发生，引发诸如就业压力大、通货膨胀、投资波动、外贸失衡等严重的经济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间接作用于经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正是政府经常使用的两大经济政策。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这四个目标的本质都是要保持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3）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起作用。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用以对付大的与拖长的经济衰退，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的使用。货币政策则是通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进行调节和控制，具有直接、迅速和灵活的特点。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搭配，因而两者可形成合力，对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发挥调控作用。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2.1财政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财政政策所使用的工具一般与政府收支活动相关，主要有税收、财政支出、政府投资、财政补贴和公债等。

（1）税收。税收是形成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政策工具。其法律特征是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因而具有广泛强烈的调节作用。税率的确定是财政政策实行调节目标的基本政策度量选择之一。税率的高低决定着一国财力的大小和聚集分散程度。税负的分配是国家对于税收结构的调整，其可以起到调节产业结构的作用。

（2）国债。国家发行国债主要目的是弥补财政赤字和发展社会公共建设。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国债的发行渐渐成为了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具有调节货币供给、私人消费和投资的作用。国债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货币效应；挤出效应；收入效应。

（3）财政支出。财政支出是国家为了满足一定的社会公共需要，对以税收和发行国债等形式筹集来的资金的运用。一般性的财政支出包括日常政务支出、政府投资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和转移支付。政府的投资力度和投资方向对一国产业结构优化以及调整具有重要的作用。

2.2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1）法定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是银行存放在中央银行或金库中的准备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扩大或收缩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加强央行的基础货币吞吐实力，从而通过影响货币存量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作用。由于它直接影响到各商业银行利润，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况下不常使用。

（2）再贴现率。再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将其贴现的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时的预扣利率。再贴现意味着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从而增加了货币投放，直接增加货币供应量。再贴现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决定再贴现额的高低，而且会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再贴现需求，从而整体影响再贴现规模。

（3）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发达国家将公开市场操作当作中央银行调节基础货币量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通过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与指定交易商进行有价证券，调控货币供应量，以达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具有市场化程度高、灵活性和微调性的特征。

3当前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的实践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历经了30多年的实践，实践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对于加快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还有很多要素制约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从而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定出口的同时，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扩大国内需求，并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进入后危机时期，我国宏观调控在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方面的任务越来越繁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要在各自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还要加强协调配合，发挥调控互补的联动效果，避免政策运用的相互掣肘。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经过2009年的经济刺激政策，使得我国国民经济在2010年实现了高位稳定增长，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重心也由刺激经济转变为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内需和防止通货膨胀。政策组合继续保持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由极度宽松转变为适度宽松，而年末则调整为稳健偏紧，在产能过剩和房地产等领域紧缩性政策的调控力度明显加大，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使用的实践进行总结，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已逐渐向市场化调控方向转变。在发展公共财政的总体结构下，从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方式以政府投资性支出为主，逐渐转变到通过公债、税收、转移性支付等多种工具的综合运用。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信贷控制方面，而是逐步具有了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

第二，在财政货币政策作用效果方面，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强至弱，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弱至强。改革开放最初，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是以财政政策为主导，而货币政策几乎没有作用，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的核心模式转变为通过对信贷规模的控制从而影响货币的供给。

第三，目前的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更多的关注总需求管理，主要以经济的稳定为目标。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与体制转轨的双重任务，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长期来看，还必须关注金融制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优化，以及以结构性调整为目的的供给管理等层面，这也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4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4.1加强政策制订的预见性与时效性

从过去来看，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变化比较频繁，财政货币政策的实行存在时滞问题，需要做的就是提高预测能力，为政策调控及协调打下余量。

4.2财政货币政策在配合中要有针对性

财政政策应更多地利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利用财政收支来控制资金流向，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同时通过税制和社会保障措施，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效调节整个社会收入构成。货币政策应当着重考虑未来经济的走势，避免出现通货膨胀，通过各种手段抑制经济过热，在调整结构方面，货币政策应当通过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方式，推动经济均衡发展。所以，在实施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时，一定要注意两者具有针对性的搭配使用。

4.3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灵活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工具

要全面发挥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就要健全金融市场，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大力发展短期融资工具，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成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加强金融机构间的资金融通，实现金融机构间资金的良性循环。

4.4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效果

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经济差距以及居民收入差距等结构问题日益突出，内需不足，因此要实施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综上分析表明，现实两大政策的配合模式应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相结合，这样才能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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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一、传导模型：一国货币政策与货币联盟货币政策传导比较

在现代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完整的货币政策传导模型包括货币政策目标、工具、市场以及其参与者、传导载体、传导链（层）。广义讲，还包括与本国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和他国货币政策的相互传导机制和传导效应。并由此划分为国内传导和国际传导两条途径、经济变量传导和金融机构、市场传导两种方式、金融自身调节和金融作用于经济两个阶段。经综合简化，我们得出一国基本的货币政策传导模型。

在该模型中，需要说明的是：（1）货币供应量（M）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预设指标，表现为预期的中央银行货币量、货币供应总量或货币增长率上下限等；（2）金融市场主要指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中央银行借助M，影响金融市场上资金的流动性，随之形成市场利率（i）、证券价格、汇率（e）向国内产品市场、国际金融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机制。他国向本国的货币政策传导亦复如此；（3）其他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要素价格变动，可能部分增强或抵消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因此，政策搭配和相互间传导机制的构建至关重要；（4）国际贸易（B）是联系国内、国际产品市场的桥梁。M、i、e、B的变动，最终实现一国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内外供求均衡，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完成。

货币联盟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产物。若假定联盟内各国经济周期一致、金融市场完全一体化、要素市场具有充分流动性、影响产品市场的外生变量如财政政策、就业政策统一，则货币政策在联盟内各国间的传导基本上可视为被扩大了的一国货币政策国内传导。其传导机制与后者并无二致。但上述条件在现实中并不完全具备。对联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因之更为复杂。

与一国货币政策传导不同的是：（1）各成员国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程度是影响联盟统一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最重要变量和基本出发点，前已述及；（2）统一中央银行体系的独立性、透明度、协调性是统一货币监控指标M、i得以实现的关键；（3）在联盟内各国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由于各国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经济增长率、要素流动性等外生变量变动的不一致，信息的不完全，影响统一货币政策下名义i、e和真实i、e在各国间的变动差异，则可能出现货币流动和货币替代导致货币供求的地区性结构失衡。因此，货币政策传导中应建立一种约束机制以弥补或抵消这一缺陷；（4）与（3）相适应，统一中央银行体系的首要或最终目标是且只能是保持币值稳定，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如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则需要由联盟其他机构或各成员国政府完成。就强化货币政策效力和联盟“整体利益高于一切”而言，若一国宏观经济政策与联盟货币政策不能有效配合，则该国要么退出货币联盟，要么向统一货币政策妥协。

有鉴于此，欧洲经济货币联盟（EMU）货币一体化伴随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各成员国货币政策也经历了由国内到国际由局部到整体的传导过程，初步实现了统一货币政策传导的条件，如1979年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MS），形成以欧洲货币单位（ECU）为核心，双重中心汇率运行机制（ERM）为主体，以信贷体系为辅助手段的区域性可调整固定汇率制度，为EMU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89年《德洛尔报告》强调了所有成员国货币自由兑换、资本市场完全自由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固定汇率；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提出EMU的建设进程和引入单一货币——欧元（EURO）的设想；经实施，第一阶段（1990.7.1～1993.12.31），欧洲统一大市场启动，欧盟（EU）取代欧共体，旨在促进欧盟各国经济、货币、财政政策协调和趋同的《马约》正式生效，《欧洲中央银行章程》出台，EMS进一步强化；第二阶段（1994.1.1～1998.12.31），欧洲货币局（EMI）建立，从欧盟总体货币形势出发，每年公布货币供应量（M3）的增长上下限，以此监控、协调各成员国货币政策，EMS汇率运行窄幅波动再度缩小；1998年3月，欧盟执委会宣布11个欧盟成员国达到实施单一货币条件，可在1999年1月1日（第三阶段开始，至2002年6月30日欧洲货币一体化完成）启动欧元，在欧元区内实行永久固定汇率制，实现货币、货币政策、中央银行“三个统一”；ECB执掌货币发行权和货币政策决定权，NCBs参与并执行ECB货币政策的决策，决定各自的业务政策，并按ECB的指令管理外汇储备等。欧洲中央银行统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构建初具雏型。

二、从德意志联邦银行看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欧洲中央银行从框架设计上尽管参照了西方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制度和经验，但主要是以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操作模式为蓝本，二者在组织结构、货币政策目标、工具、独立性设计等方面都颇为相似，了解德意志联邦银行货币政策传导特点，对分析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无裨益。

概而言之，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货币政策主要通过监控货币供应量M3，协调运用三大货币政策工具，改变银行的流动性，并通过金融市场的利率机制，间接地影响银行的信贷政策以及德国经济对货币和信贷的需求，最后集中作用于经济中的支出和物价的决定。这一传导机制主要受信用机构的货币扩张机制、德国最低准备金以及再融资制度特征的制约。由于整个银行体系信用货币扩张在短期内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对中央银行货币的无弹性需求和滞后效应，联邦银行就此可凭借其在中央银行货币供应方面的主导地位，运用可支配的工具去调整利率和货币市场的需求条件，使之与货币目标相一致。首先，它改变自已的再融资交易和公开市场业务的利率，其次，它选择提供或抽取中央银行存款的最佳渠道，并且决定干预货币市场的时间和在货币市场提供流动性的区间。通过对货币市场流动性的管理，联邦银行对信贷和资本市场条件施加间接影响，使在预定的方向长期影响银行贷款愿望，以及经济对货币和信贷的需要，从而使货币扩张适应其货币增长目标。与长短期调节相结合，联邦银行还常常利用外汇掉期和外汇回购交易，对货币市场进行“微调”，通过吸收和提供流动性抵制每月最低准备金缴存期间信用机构在中央银行存款所出现的难以预料的波动。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因而得以巩固。

由于ECB与德意志联邦银行一脉相承，故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章可循，特别表现在二者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高度相关、可比上，由此可明晰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核心——流动性管理和利率机制。

1、公开市场操作

公开市场操作均是两行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其目的是引导市场利率、管理市场流动性及为货币政策的导向传递信号，从而控制货币供给量。操作主要采用有价证券回购协议方式。其实质是中央银行以金融证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提供短期资金。从联邦银行的经验看，它适应了与国外市场联系更为密切的德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需求，从而可对金融变化作出迅速反应和采取力度不同的措施。货币市场的水平和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由这种交易的流动性和利率结构所决定，且可通过货币市场利率对定期存款利率进而对银行从非银行部门获得资金的边际成本施加影响。此外，回购协议方式的公开市场利率报价和寻价还具有心理上的信号效应，中央银行可利用它们去影响市场上的利率预期。

在ECB的操作框架中，公开市场操作主要由NCBs组织实施，但其适用条件（如回购利率）等则由ECB统一制订。这意味着，ECB为整个欧元区的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制订了依据。

除主要利用回购协议进行短期融资操作外，ECB还可利用直接交易、发行债券、外币掉期、吸收定期存款开展公开市场长期融资操作、微调性操作、结构性操作。直接交易指ECB通过向非银行部门出售货币市场票据，利用价格竞争机制，直接影响银行的存款利率。外汇掉期交易在通行的市场利率下进行，除影响流动性外，一般不对汇率产生直接影响。上述操作的有效性已经德意志联邦银行运作实践所证实。

2、存贷款便利

ECB为控制隔夜市场利率，暗示其货币政策基本立场，设立了存贷款便利。在此种便利下，ECB可向市场提供或吸纳流动性，使市场利率不致超过中央银行事先确定的范围，即上限是贷款便利利率（类似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伦巴德利率），下限是存款便利利率（类似于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贴现率），介于二者之间的是回购利率。在德国，短期存贷款利率和利率结构常随贴现率和伦巴德利率的变动而变动，并与联邦银行流动性政策相互关联。其基本关系用之于对ECB存贷款便利的分析，则可解释为：当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十分紧张，存款便利利率远低于货币市场利率（如回购利率），则主要的银行利率与存款便利利率的自发联系将使货币市场利率的上升趋势只能通过银行向其客户提供资金而逐渐传导出来。如果银行不使其利率适应于一般的货币市场条件及其边际融资成本，则盈利机会减少，以致银行贷款愿望迟早降低；如果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预期，流动性政策与利率政策的相互作用比通过提高名义利率来控制经济中的信贷需求更能有效抑制货币扩张。反之，对贷款便利利率的分析亦复如是。如此ECB可达到维护市场稳定性的目的。

3、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

为稳定市场利率，控制市场流动性和货币扩张效应，ECB还决定向欧元区内所有信贷机构提出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最低准备金具有双重功能。首先，它给ECB通过改变其比率以持续地调节银行在中央银行存款或贷款便利提供了选择，或在特定的准备金比率下，使银行的货币创造比没有最低准备金要求相比更依赖于ECB及其提供的流动性和利率政策的便利。由于最低准备金同时也用作银行的“流动资金”，可使ECB在不丧失对货币加强控制的条件下在货币市场上稳定流动性和利率变动的趋势；其次，除影响流动性外，最低准备金还影响利率，表现为准备金比率的增加首先减少银行盈利，削弱其对外授信能力，承担由此带来的机会成本，而在负担转嫁过程中，降低存款利率要比提高贷款利率困难得多，从而抑制了货币扩张效应。ECB最低准备金制度的这一内在特征，同时也正是德意志联邦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对ECB即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作一基本描述：为实现“保持物价稳定”的首要目标，ECB选择货币供应量M3作为中介指标，由各成员国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贷款便利、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三大法宝”，使得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刺激因素——流动性和利率——从各国货币市场开始，进而通过金融市场扩展，使M3年度目标和主要经济目标变量在长期内也有望达到。ECB还须在一年内经常考虑是否、何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通过改变货币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条件使货币扩张对货币目标的偏离得到纠正。故货币、经济、财政等方面的变量（事实上和潜在的通货膨胀率、汇率、利率、经济的实际增长）将受到监控，并采用各种指标评估货币政策运行状况的适当性和有效性。同时，考虑到现实条件下欧元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且必将对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产生影响，为此须作进一步分析。

三、不确定性：影响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效应的因素

按内外因论的思想，影响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效应的因素源于欧盟及ECB自身的机制缺陷和外部潜在的干扰力。前者作用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ESCB）独立性、透明度、协调性，后者主要指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协调度，以及微观经济主体行为预期的不确定性。

（一）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独立性、透明度、协调性程度

从历史经验看，中央银行独立性是保证币值稳定的必要条件。在独立性设计上，ECB组织机构、人事任免、股权结构、权力行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都较独立性久负盛名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基于欧盟机制上的缺陷，如欧盟成立之初由各成员国财政部长组成的“稳定委员会”，将是ECB在执行货币政策上的对抗者，ECB与联盟其他机构存在的各种联系，也可能影响ECB的独立性及执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外，各成员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状况参差不齐，像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缺乏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的经济和政治条件，要使其完全脱离政府指导，任务艰巨。由于ECB货币政策统一且不可分割，NCBs独立性高低不同势必导致货币供应和通货膨胀指标的地区性失控，进而削弱整个ESCB的可信度，其货币政策传导效应也将大打折扣。

就透明度而言，由于适合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态势不一定普遍适用于各国，不同指标与物价稳定目标之间的关系也很不确定，增强透明度可使各国经济实体事先了解ECB货币政策调整姿态，从而形成对通货膨胀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正确预期，强化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但ECB目前尚缺乏一种有效的管理约束机制保证其透明度和信息披露充分性。

与独立性、透明度相一致。ESCB的协调性程度同样影响其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发挥，由于各成员国金融制度、中央银行业务政策的不一致，对币值稳定的作用和通货膨胀的成因的看法不尽相同，经济发展区域性差异也要求货币政策操作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势必引起ESCB货币政策决策特别是执行上的分歧和抵触，从而导致稳定币值目标处于次要地位或客观上造成反通货膨胀不力的危险。而加强协调，，取决于ECB的内部控制制度和组织管理艺术。

（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与ECB货币政策的配合协调度

就政策取向看，ECB将执行以币值稳定为目标从而是谨慎的独立货币政策。“增长与稳定条约”则明确规定，欧元区成员国应奉行财政预算平衡或略有盈余的稳健财政政策。但随着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其内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将显现，如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与欧盟执行的严格的货币、财政纪律、政策的矛盾，货币与财政合作不均衡的矛盾，经济发展差异与欧盟财力不足的矛盾，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等使各成员国经济离异增大的情况下，国家的利益与联盟的利益的矛盾可能激化，引发联盟内部的金融危机，甚至扩展至全球。就目前各国财政政策而言，德国、法国、意大利等首批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在压缩预算赤字方面尚且勉为其难，双紧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能否维持，则更难以预料。即便维持，各国也需付出经济增长的相当代价。这也正是欧盟试图只控制银行信用而对各成员国财政信用无力控制的机制缺陷所在。同时，在一个经济发展周期仍存在差异，没有财政转移机制，且劳动力等要素流动性较差的欧元区内维持固定汇率制仍存在困难，从而影响ECB的汇率政策和货币的内外稳定。

从非联盟国家对联盟的货币政策传导看，如果美国提高利率，大量资金流向美国，欧元流动性遇到困难。为对付美国，ECB相应提高利率，结果导致失业率上升，欧盟一些国家就会难以承受，进而调整其就业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其政策效果，极可能与ECB统一货币政策意图背道而驰。从这个意义上讲，ECB与美联储的合作程度，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联盟统一货币政策效应的实现。

（三）各成员国微观经济主体行为预期的不确定性

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效应的发挥最终有赖于微观经济基础的运行和反馈。后者本身即包含了持续存在于生产和物价方面的不确定性。货币转换带来环境的变化，使这种不确定性尤显扑朔迷离，进而对整个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施加影响。

如前所述，ECB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经由流动性得以实现，并通过商业银行信用创造功能货币乘数效应间接提供或在公开市场上与非银行部门直接交易提供流动性。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银行系统提供的信贷交易和其他金融产品的替代效应。但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并非仅由银行等金融部门决定，现金漏损率和货币结构等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由社会公众决定。因其对货币需求的流动性偏好不同，银行货币创造环节可能因此受阻或中断，而在资本市场全球化的环境中，货币替代效应增强，也会使货币政策效力削弱。

第9篇：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宽松货币政策:危机之中显身手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为了在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和衰退的世界经济中维持中国经济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并且以此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中国政府从2008年10月开始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为了确保马到成功、避免前功尽弃,该计划本着“宁大勿小、宁过勿亏”的原则,不仅把财政赤字从0.8%一举提高到3%,而且首次在货币政策中使用“宽松”一词。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央行再次取消了信贷规模控制,这些应对危机的措施合理而且及时。

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紧缩的货币政策往往能够立竿见影,但宽松的货币政策一般不会马上见效。也就是西方谚语所谓“你能把马牵到河边,但无法迫使它喝水”。但在中国当前的转轨体制当中,地方政府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冲动、国企有投资扩张的冲动、国有银行从下到上都有扩大市场份额的冲动。宽松货币政策和加大放款力度的窗口指导迎合了制度性的扩张冲动,一轮由国有银行充当领头羊的信贷高增长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刚刚传递到中国的时候,四大国有银行(下文简称四大行)对经济下行的反应曾经和其他银行一样:收缩业务。央行从2008年9月开始逐步放松对信贷规模的控制,银行作为一个整体却一度收缩贷款。新增贷款在2008年9月是3500亿元,10月陡降至1800亿元。然而,随着中国特色的调控方式出台,政策效果在随后两个月里显现出来,2008年11月贷款增幅为4769亿元,12月达到7400亿元。有业内人士感叹道:“没有想到,中国的商业银行竟会如此听话。”

在所有商业银行当中,最早听话的当数四大行。在2009年1月的1.62亿元新增信贷中,四大行贡献了7667亿元(其中工行和建行各自贡献了2500亿元以上),13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贡献了4985亿元新增贷款。1月份的新增贷款包含了年初效应,且均匀作用于各家银行。随后两个月的贷款增量差别更加明显:四大行的贷款增幅2月份小幅下降到5510亿元,3月大幅增长到9943亿元;同期,13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幅度分别为2732亿元和4061亿元。四大行的贷款增幅比股份制银行高出一倍以上,不愧为领头羊。

随后,具有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微调发生了。货币政策“口头上没有变,但实际上已经在收缩”。央行行长周小川说,货币政策可以根据需要微调。有些国有银行已口头要求分支行严格执行信贷投放标准、平缓放贷。因此,四大行的贷款增速从二季度开始降低,四五两个月仅略高于2200亿元。

行为金融学者早就在金融市场上发现了类似羊群的行为:在信息不充分(特别是遇到不了解的危险)情况下,投资者有时会不假思索地模仿其他投资者的行为。当一群投资者彼此模仿的时候,市场很容易发展到非理性的状态。当羊群效应发生作用的时候,银行家和散户没什么差别。

四大行一季度的贷款井喷对其他银行产生了挤出效应。而为了维持市场份额和经营收入,其他银行在剩余的月份里注定要奋起直追。如果过去半年的经济低迷让股份制银行谨慎贷款的话,当前中国经济的短暂“复苏”和四大行的示范作用也解除了他们的警惕。因此,四五两个月的信贷增长总量还是分别达到了5918亿元和6645亿元。就这样,股份制银行接过了信贷扩张的接力棒。

商业银行的羊群行为在一些领域已引起过度竞争。例如票据市场上的贴现率和存款利率倒挂,导致企业可以无风险套利,个人住房贷款市场上,开发商名义上与银行合作,执行中充当银行的前台,为了销售住房有可能和买房人合谋欺骗银行。

政策出手过重:比美联储更宽松

为了防止传说中的通货紧缩,中国从2009年初开始成为全世界广义货币供给(M2)增长最快的国家。2月底,人民银行的广义货币供给存量同比增长超过了20%。而同期美联储虽然实施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把基础货币存量翻了一番,创造了连续两个月M0>M1的奇迹,但是美元广义货币存量同比增长也还不到9%。扣除经济增长率和物价指数的差距,中国的流动性也比美国增长得迅速。

最迟在一季度末,货币政策就显现出过度宽松的迹象。中国的银行业新增信贷余额在3月份再创“天量”,达到1.89万亿元;同时,一季度信贷增长总额也创出4.58万亿元的历史纪录。即使按照第一季度完成全年信贷增量70%的比例计算,全年新增信贷也将达到6.5万亿元,与之对应的广义货币(M2)年增长率接近21%。比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17%左右”的适度宽松目标高出4个百分点。

早在一季度末就可以预知,上述计算还是保守的估计。以往存在信贷规模限制的年份,银行为了多收一些利息,尽可能在年初多放款。下半年额度用完,只好把客户和项目储备起来,留到下一年初,用新获得的额度集中放款。现在规模控制已经取消,银行放款进度势必平均化,所以2009年下半年放款进度必定快于往年。

因此,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执行力度过猛,在一季度末就到了有必要微调的时候。微调并不是对前期货币政策的否定,而是把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拿捏得更加精准。货币政策是短期政策,央行必须时刻关注市场和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不断校正力度甚至方向。

一季度末的货币政策出现了中国式调整。在一季度经济金融形势通报会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要求商业银行“要高度关注银行放贷冲动下的风险隐患积聚,防止不审慎行为,坚守风险管理底线”。加强监管的成效是四五两个月信贷增速回落到“适度”的数量。

实际上,信贷“井喷”的制度基础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不彻底。在改革不能一蹴而就的前提下,一个次优选择是加强监管,督促商业银行控制风险。这个转轨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调控手段既可以维护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又可以把长期制度建设与短期宏观调控统一起来。但是,调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不计成本的扩张冲动就像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也应验一句中国古话:“请神容易送神难”。

宽松政策的必然结果:资产泡沫

其实,宽松货币政策的第一个副作用早就显现了出来,那就是资产泡沫。

充沛的流动性不能直接推动经济复苏。在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市场条件下,大多数企业的理性选择是减少投资。因此宽松的流动性很难推动理性的实业投资。另一方面,宽松的流动性也很难促进消费,除非付出泡沫经济或者严重通货膨胀的高昂代价。资产泡沫膨胀之后出现的财富效应能够促进消费,通货膨胀预期也能够导致居民提前消费、企业增加存货甚至囤积居奇。但是这样的选择得不偿失,无异于用另一场更加严重的危机来替代这一场相对温和的危机。

充沛的流动性也不会立即导致通货膨胀。即使在封闭的短缺经济时代,过于充沛的流动性不会立即导致通货膨胀。由于价格粘性和有限信息,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会让通货膨胀滞后于货币供给超量增长。在短缺结束之后的开放时代,国际贸易制约着国内可贸易品的价格变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还导致了中国的物价下跌。因此充沛的流动性不容易推高可贸易品的价格和物价指数,但是比以前更能集中力量推高不可贸易品价格和资产价格。

充沛的流动性开始推高资产价格。从2008年11月开始,中国股市展开了一轮领先于全球其他股市的牛市行情。有关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消息大多是利空,但是股价却不断攀升。上升的动力就是来自比“适度”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的出乎市场意料的流动性。

不过宏观调控部门应对资产泡沫的策略不是少服用一些宽松货币政策这剂猛药,而是再开其他药方、吃更多的药。在股票市场上,2009年中开始启动的抑制股价上涨的主要办法是分流资金、增加股票供给。具体措施包括开设创业板、增加新股发行和再融资等。在房地产市场上,2009年底开始启动的抑制泡沫措施包括提高抵押贷款的首付比例、严控第二套放贷、清理开发商囤积的土地等。

上述措施不仅可以在短期内起到抑制泡沫的作用,其中包含的一些制度转变还具有长期的积极意义。但是,如果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不变,泡沫最终还是会被吹大的。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估算,京沪商品房交易价格11月同比也上涨了64%和55%。深沪股票指数更是翻了一翻。

预计2010年的货币政策还是足够宽松的。商业银行在2009年发放了10.52万亿元本外币贷款,同比多发放5.54万亿元,导致国有大中型企业资金过度充裕。估计其中有2万亿元左右没有及时、合理地使用。如果2010年度商业银行的人民币贷款新增7.5万亿元,表面上看似乎同比只增长了18.75%,但是实际上却可能增长了25%。

货币政策倒退:放弃独立性

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将货币政策目标限定为“保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第三条)。这一条在2003年的修订版中被完整保留下来。它的含义很清晰:首先,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不包括在货币政策目标之内;其次,货币政策的“双目标”并不具有同等的地位:保持币值是直接目标,促进增长是间接目标。

在1995年以来的14年中,货币政策目标的转变即使没有实现,至少也还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努力目标。但是,央行行长的最新讲话显示,这个改革目标可能已经被放弃,货币政策目标正在回到1995年以前。果真如此,那么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已经无从谈起,通胀和泡沫是注定的。

在2009年底的一次论坛上,央行行长周小川畅谈货币政策目标和货币政策工具箱。他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是多目标的,目前实际采用的“四大目标综合平衡”(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做法是合适的;货币政策工具多多益善,有些工具即使现在不用,也应该保留下来以备不时之需。

当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扩张动力被释放出来之后,国有经济体制事实上已经提前一步回归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面对这样的调控对象,人民银行仅仅使用中央银行法规定的货币政策工具显然是无法实现目标的。因此,货币政策工具的回归是面对现实的迫不得已。但是,货币政策目标的回归则让中国经济在改革的道路上倒退得更加彻底。对照90年代初期的历史,不难预测即将发生的情景。

多目标之间必然会出现不相容的情况。1995年以前,追求多目标降低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导致货币政策顾此失彼。当时的央行(银监会尚未从央行分离)几乎从未完成过使命,总是受到批评与指责。现在,即使有一只满满的工具箱,央行也面临2010年的严峻考验。

央行在2010年面临双重考验。首先,在通胀和经济增长下滑(失业增长)之间,央行面临考验(菲利普斯曲线)。其次,在人民币升值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之间,央行也还没有做出选择(“不可能的三合一”)。

货币政策何时转向:取决于通胀

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2009年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已经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中脱颖而出,经济增长速度在2009年全年逐渐加速,演绎出一个强劲的V型复苏。四个季度的同比增长率分别为6.2%、7.9%、9.1%和10.7%,全年平均8.7%,显著超过年度目标。

如果经济刺激计划力度不减甚至还有所加大,那么2010年一二季度一定会看到一些过热的苗头。从2009年底的数字来看,尽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全年同比下降了0.7%,但是上涨的速度已经不容小觑。CPI在11月份才由负转正,当月同比仅增长0.6%。到12月份,该指数同比已上升到1.9%。显示真实的通胀正在靠近,而不仅仅是通胀预期。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维持社会和谐、稳定为首要目标。这一点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改变。在2009年,近在眼前的危害稳定的因素仅有低增长导致的高失业一个。因此,虽然深受危机打击,但是经济政策决策还相对简单:只踩油门就可以了,不必顾及刹车。进入2010年之后,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的同时,通货膨胀又日益临近,导致宏观经济决策要兼顾油门和刹车。

在2010年的政策取向中,刹车比油门更重要,因为通胀比失业更加有害于稳定。失业只会导致一部分人的生存状态恶化,而且这个不和谐因素还可以通过送温暖等政府可以组织和推动的行动暂时缓解。但是通胀却可能导致全民不满,而且,即使是暂时的补偿,政府也力所不及。因此,通胀破坏和谐的能力远非失业可比。当决策者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宏观经济政策对通胀的反应一定比对失业更加灵敏。所以,当通胀真正来临的时候,经济政策从“保增长”过渡到“防通胀”的速度可能快于当前的预期。

因此,如果宏观调控部门现在还不早作准备、提前行动,那么等到经济过热、物价高涨以后,必定会被迫猛踩刹车以维持稳定。果真如此,其结果必然是下半年经济减速的幅度超过预期,中国经济将进入又一次V型探底。这显然不是什么好结果。有鉴于此,宏观调控部门应该构建好一些的结局。

立即开始点刹车:好一些的结局

其实,对于经济政策的决策者来说,启动经济刺激计划犹如参与一场赌局。这场赌局的标的是:经济真实复苏和通货膨胀,哪一个先来。如果经济复苏先来,之后还有时间提前应对通胀,那么决策者大获全胜。如果通货膨胀来临的时候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那么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可选空间将越来越狭窄。

从博弈的理性来说,无论当前中国经济的V型复苏是否真实,决策者都到了退出这场赌局的时候。即使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如果继续赌下去,除了让通胀来得更快更猛之外,不可能收到别的效果。因此,继续过度刺激已经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