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财政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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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绿色金融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循环经济 财政政策 先进经验 建议和对策

一、循环经济概念概述

循环经济是生态规律支配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根据使用的资源为基础，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进行利用和回收，以这些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范式，其核心是用最少的资源消耗和更低的成本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环境效益的作用，以人为本，执行和实施科学发展观，实施开源污染控制策略，可持续发展，实现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不断转化。

二、循环经济发展的财政支出政策问题

（一）为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金融部门投入资金不足

实现能源利用的高效，减少排放量将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中国对于循环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不是很足。据统计，在2009年，中国的中央政府支出在节约能源方面是45亿人民币，但这些资金投入相对比较松散，强度缺乏的问题就很突出。节能和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进度仍远远落后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在2000年，发展经济发面的经济投资在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整体投资比例是0.91％左右，因此，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比较大。目前，我国在生态和环境保护的财政投入各级一般维持在1.2％左右，金融投资的百分比相对比较低，很难有效地遏制中国的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二）没有设立特别基金的支持

节能基金由政府创建的一个循环基金，是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资金来源。29个国家设立了节能创新基金，泰国在1992年的时候，创新基金就有了5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节约基金。基金主要用于由泰国政府实施的需求管理方案。到现在为止，国家还没有建立独立的循环经济发展方面的特别基金和专项基金，循环经济产业投资的资金分配给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和高科技发展的新项目，相当不稳定。

（三）结构不合理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产业为基础的思想是非常严重，在许多国家，许多省，直辖市提出这样的口号，“财政支出偏向重化工业，减弱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方面的投资。”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实现绩效，追求经济的片面增长，一次又一次地减少农业投入，使农业支出的总支出比例开始不断下降。在这方面，三次产业结构失衡，特别是服务行业仍然是很低，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发展的资源消耗，环境的污染，导致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威胁严重。

三、发展循环经济的财政政策设计的思考

（一）加大对循环经济的金融投资

在未来的公共财政改革过程中，要对投资的范围进行改变，改变投资范围的太宽这个问题，逐步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的投资，国家应该根据经济发展发面的需要，进行国家基础性、公益性方面的投资。政府应加大投入，支持促进有利发展循环经济的重大项目如水利建设，城市地下管道铺设，绿色园林城市建设和公路建设等公共设施建设，调动循环经济建设的积极性。此外，在污染控制，废物回收和再利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方面，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更好地发挥政策的指导作用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政府应加大必要的财政投资力度。

（二）在消费支出方面，提高政府绿色采购制度

政府绿色采购是一个重要的环境经济手段，包括非常丰富的内容，涵盖几乎政府办公室所有的方面和环节，如电话，电脑，打印机，传真机，办公用品，各种车辆，小船，和其他办公用品等等。

政府提高绿色采购制度，应采取以下措施：建立绿色采购的基本理念，绿色供应系统必须有效率的公正性和可操作性。完善绿色公共信息披露制度，根据国际惯例，政府采购应该有足够的信息透明度，主要是通过绿色采购的清单来具体实现。绿色采购清单是编制由有关政府部门认证的，政府采购的环保产品和节能认证的产品清单。现行国际体系中，包括强制性和指导性清单，可以被列入政府绿色采购的很多内容都可以给予考虑，政府采购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

（三）利用政府直接投资，促进节能和环保产业发展

确定主要的政府投资的内容和范围。为了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投资购买性支出的开支，我们的政府应该加大投入，支持公共设施建设，以促进循环经济有利发展，例如，水利重大项目，地下城市管道铺设，园林绿化建设，道路修建等。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经济负担相对比较低，这样可以调动循环经济建设的积极性。这些利国利民的措施，都可以采用政府直接进行投资的方式，这样见效比较快，也省略了其他方式的中间环节，是资金得以充分利用，不会发生资金分配比较松散的状况。

（四）设立专项基金

建立循环经济专项资金是复杂的，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该领域的所有方面，政府要安排且落实好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预算支出，应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建立有关机构，动员社会团体和公众对循环经济进行宣传，教育，推广，执行和监督。通过各种途径来为财政方面的问题进行准备，例如经费可以来源于财政支持，可以来源于资源税改革方面，可以来源于社会捐赠等等。此外，专项资金投资，要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金融，科研机构在循环经济领域的的交流与合作，并鼓励市民进行循环消费，并且要明确规定节能及环保的投入增长速度要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

参考文献：

[1]陈立君. 发展循环经济的经济政策研究[J]. 经营管理者 , 2011,(06)

[2]赵杰;李明晓;循环经济与税收政策支持[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1)

第2篇：绿色金融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演经济波动 ; 内外失衡 ; 通货膨胀 ; 供给管理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1)07-0001-05

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内外需结构性平衡、经济周期波动、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问题上，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性平衡问题

后危机时期，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关系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刘伟等通过国民资金流量表核算资料，对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对国内总需求结构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有密切关系。他们分析了这种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认为改善这种失衡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宏观效率的重要保证。[1]

王晋斌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路径是要平衡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而不能采取简单的替代关系。在改革内需结构的同时，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规避高新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以挖掘专业化的潜力，并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以形成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2]

文贯中认为，面对外需增长的下降,中国急需提振内需，然而，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中国必须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内需，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3]

杨圣明针对人民币汇率在国际上面临升值，而在国内又面临贬值的双重压力矛盾对立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悬殊、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低悬殊、中国国内价格水平过低等。指出，提高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减缓压力的根本；推进新一轮的价格改革是减缓压力的关键；改善中美贸易结构是减缓压力的重要举措；人民币国际化是减缓压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从经济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关经济政策与制度建设等方面，对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研究认为，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与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需要创新完善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环境与体制保障。[5]

二、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

王成勇等运用STAR模型理论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以及经济在各个波动阶段之间转换的内在演化机理。实证研究表明，把经济周期阶段划分为紧缩、恢复和扩张三个机制已经能够较好地刻画我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结构，但是划分为紧缩、恢复、扩张和衰退四个机制，在整体拟合效果和对经济增长结构的解释能力方面都有显著提高；经济在各机制之间的平滑转换速度和机制状态是否平稳，阐释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较强的非对称性及其内在演化机理。[6]

张成思运用随机波动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特征的动态变化。实证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趋向平稳化的分水岭。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增强了实体经济抗冲击的能力，推动了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化转变。[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表现出某些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幅度大于产出波动；另一方面，我国的就业波动较为平滑而投资和资本波动过大。陈晓光等建立了一个RBC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模型引入了异质性消费者和异质性厂商以及部分消费者和部分厂商在金融市场上所面临的信贷约束；鉴于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影响力，模型还引入了政府消费，以反映政府支出对消费者和厂商的外生冲击。研究发现：信贷约束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而政府消费冲击则是一个重要的波动源。[8]

高士成运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长期识别条件，通过引入贸易依存度等外生变量，采用SVAR方法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冲击进行分解，并讨论了中国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斜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短期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为需求冲击，同时，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也与理论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谜”。[9]

中国经济波动可能是由多种冲击因素共同引发。李猛等沿着“条条块块”思路对中国经济波动冲击源进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波动有大约30%的部分来源于地方政府冲击。研究发现，官员腐败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性，而现有文献所强调的财税激励和政治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10]

三、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稳定课题组通过经验分析，对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进行了国际比较，突出了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通过省际分析揭示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及其与主流经济学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别是“结构性”调控作为中国经验的意义。提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新思维：①把握宏观调控主线：突出供给管理，加快结构调整；②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弱政府性驱动；③转移宏观调控的重心：从工业化到城市化；④拓宽宏观调控的视野：关注世界发展中的中国因素，加强国际政策协调。[11]

李连发认为，当前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和通胀预期逐渐形成。在跨期转移购买力方面，人民币作为跨期价值储存载体的吸引力下降，而房产等有价资产的吸引力上升，这是推动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结构性政策可能仍然会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将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这些措施可能难以缓解中长期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确保我国经济中长期平稳发展是硬道理，短期内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利率在管理通胀预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既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引发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过早退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下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握好政策调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理论完全不同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滞胀”的危险，提出以16%的名义GDP增长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13]

刘伟等回顾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状况，认为，2006年～2010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但同时也产生了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就要求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调控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应该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指出了现阶段加强供给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黄益平等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他们分别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环比数据。研究表明，过剩流动性、产出缺口、房价和股价对通胀会产生正向影响。结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冲击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前5个月，10个月后基本消失。研究发现，过剩流动性和产出缺口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考虑到资产价格对通胀的溢出效应，中央银行应密切关注资产价格走势。同时，管理流动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胀的主要手段，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进程至关重要。[15]

张晓慧等通过构建一个全球化背景下基于“两部门悖论”的简单模型框架，对全球通胀变化及其机理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 近年来全球通胀呈现几个突出特征：一是“结构性”价格上涨已经并很可能在未来成为通胀的主要表现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机引发的初级产品价格暴涨成为导致 CPI 、PPI大涨的重要原因；三是CPI 、PPI明显上涨时，往往已处在经济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变化上CPI特别是核心CPI会相对滞后。研究认为，鉴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运行和通胀机理所发生的变化，在宏观调控中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价格变动，探索更为科学合理地衡量整体价格水平的途径和方法。[16]

四、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2010年，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张延运用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对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 1992年~ 2009 年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有两期滞后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两期滞后的“通货膨胀效应”。[17]

王立勇利用HP 滤波方法估计了我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测算出我国通胀缺口，进而从目标实现角度定量分析了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996 年后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方面的绩效明显改善，财政政策调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处于不断提高进程中。研究认为，在稳定物价方面，财政政策绩效不容乐观，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而非物价稳定，通货膨胀主要还是一种货币现象，应该主要利用货币政策来调控。[18]

闫坤等认为，在良好复苏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经济中的扩张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货膨胀的压力骤然增大。总体上我国主要税种的收入呈增长趋势，财政收入体系的自动调节功能得到完善，财政支出重点逐步向社会事务转移，形成了由经济外延性扩张向社会外延性扩张的转变。为防范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快速复苏，应采用带有内部收敛性的政策协同，在推动经济复苏增长的同时，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19]

郭杰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入手，实证研究了国家财政预算内资金、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与货币供给、工业品销售率以及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制度方面的识别条件，构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私人部门投资对总需求变动敏感，政府投资通过影响总需求会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影响，从而揭示了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路径。[20]

王智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个权衡了经济稳定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两大目标的整体目标变量，然后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对整体目标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更高，采用财政政策实现经济目标更有效，而货币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较小，对其使用要更为谨慎。面对经济危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合理和有效，而货币政策更多情况下应该配合财政政策，起到稳定和辅的作用。[21]

五、非均衡运行中的货币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万晓莉等利用对数据稳定性没有要求的Bounds Testing方法，系统地考察了我国货币需求在 1987年~2008年20年间的特征。结果发现，在考虑汇率（预期）和外部因素的条件下，我国在长期里才有稳定的货币需求。虽然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未完全放开，但是货币替代和资本流动效应表现明显。人民币贬值（升值）预期将显著减少（增加）居民和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这意味着央行在对汇率进行控制的条件下要进一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难度将越来越大。[22]

李成等通过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多个非有效资产市场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推演得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即最优利率规则。研究显示，利率调控不仅需要对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动向做出反应，还要对资产价格及汇率变动有相应的调整。利用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显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整体上遵循了最优利率规则，该规则能够为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一定的参照尺度，衡量货币政策的松紧变化；我国利率调控主要针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资产市场价格及汇率变化的反应系数相对较小或不显著，说明中央银行没有对资产价格等因素给予过多的关注。[23]

王立勇等对开放条件下的VAR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后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应用LSTVAR模型分析发现，低增长状态下，信贷正负冲击的产出效应和利率正负冲击的价格效应都具有显著非对称性；高增长状态下，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产出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货币、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价格皆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在正向冲击方面，货币和信贷的产出效应以及利率和信贷的价格效应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具有显著非对称性；在负向冲击方面，信贷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都具有较明显非对称性。而且，低增长状态下，信贷的产出扩张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扩张效应较强；高增长状态下，货币的产出紧缩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紧缩效应较强。[24]

彭方平等应用非线性平滑转换面板模型，从微观层面对我国货币政策成本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成本效应，即在短期内加息可能引起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成本效应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相比经济过热时期，经济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成本效应更显著。上述结论所蕴含的货币政策建议在于：在宏观经济复苏基础尚未稳固、通货膨胀较为敏感的背景下，对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经济滞胀。[25]

黄武俊通过修正后的Karras产出与价格模型，对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动机在开放经济下受到制约，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对中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起着积极作用；②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主要通过金融市场和影响工资―价格调整速度两个渠道影响货币政策效果，两个渠道对货币政策效果影响机制不同；③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减弱，对价格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强。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逐渐由数量性指标向价格性指标过渡，最终应确定为以稳定物价为单一目标。[26]

范从来考察了实践中货币政策目标由多目标向单一目标收敛的现象，指出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重新定位问题，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目标，但是中国失业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涵盖充分就业的目标。[27]

张雪兰等利用1996年～2009 年的经济金融季度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经验探查。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并不存在很明显的时滞，但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政策目标间的相关性不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通畅，继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认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从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着手，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宏观和微观基础，并加强其与其他经济政策的搭配与协调。[28]

六、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经济资本化的角度，对中国资本积累、技术选择行为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资本化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新世纪以来，资本化则伴随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向国际接轨，土地等要素价格重估而推进。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赶超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但对于技术创新却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导致中国的TFP增长率在低水平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只有对现行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才能有效激励内生技术进步，转变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29]

汤向俊等运用 1970年～2008 年间跨国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低于劳动力的边际贡献，GDP中资本形成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特征。1978年～2008 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政府生产性倾向以及国有部门较低的融资成本，使中国较高的资本形成率得以持续。研究认为，我国应继续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和金融业的改革，改变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为实现高投资增长模式转变提供微观基础。[30]

陈彦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国TFP增长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资本投入，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完成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型，在 2000 年以后突出表现出来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很可能在未来难以为继，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和制度改革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健康持续增长所需要依赖的主要动力。[31]

钟水映等利用 1990年～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显著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从区域来看，人口红利对东、中、西的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应不显著；从区际来看，东、中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他区域之间均不显著。同时还发现，地区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外溢。[32]

陈诗一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改革以来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重新估算，发现正确考虑环境约束的实际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不（正确）考虑环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以来中国实行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工业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最快并达到顶峰，且重工业生产率、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首次全面超过轻工业，初步彰显环境政策绿色革命成效。虽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业膨胀暂时恶化了工业生产率，但基于国家对节能减排与发展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的高度战略重视，中国新一轮绿色工业革命为期不远。[33]

第3篇：绿色金融财政政策范文

一、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性平衡问题

后危机时期,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关系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刘伟等通过国民资金流量表核算资料,对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对国内总需求结构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有密切关系。他们分析了这种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认为改善这种失衡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宏观效率的重要保证。[1]

王晋斌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路径是要平衡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而不能采取简单的替代关系。在改革内需结构的同时,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规避高新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以挖掘专业化的潜力,并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以形成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2]

文贯中认为,面对外需增长的下降,中国急需提振内需,然而,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中国必须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内需,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3]

杨圣明针对人民币汇率在国际上面临升值,而在国内又面临贬值的双重压力矛盾对立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悬殊、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低悬殊、中国国内价格水平过低等。指出,提高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减缓压力的根本;推进新一轮的价格改革是减缓压力的关键;改善中美贸易结构是减缓压力的重要举措;人民币国际化是减缓压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从经济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关经济政策与制度建设等方面,对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研究认为,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与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需要创新完善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环境与体制保障。[5]

二、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

王成勇等运用STAR模型理论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以及经济在各个波动阶段之间转换的内在演化机理。实证研究表明,把经济周期阶段划分为紧缩、恢复和扩张三个机制已经能够较好地刻画我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结构,但是划分为紧缩、恢复、扩张和衰退四个机制,在整体拟合效果和对经济增长结构的解释能力方面都有显着提高;经济在各机制之间的平滑转换速度和机制状态是否平稳,阐释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较强的非对称性及其内在演化机理。[6]

张成思运用随机波动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特征的动态变化。实证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趋向平稳化的分水岭。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增强了实体经济抗冲击的能力,推动了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化转变。[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表现出某些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幅度大于产出波动;另一方面,我国的就业波动较为平滑而投资和资本波动过大。陈晓光等建立了一个RBC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模型引入了异质性消费者和异质性厂商以及部分消费者和部分厂商在金融市场上所面临的信贷约束;鉴于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影响力,模型还引入了政府消费,以反映政府支出对消费者和厂商的外生冲击。研究发现:信贷约束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而政府消费冲击则是一个重要的波动源。[8]

高士成运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长期识别条件,通过引入贸易依存度等外生变量,采用SVAR方法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冲击进行分解,并讨论了中国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斜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短期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为需求冲击,同时,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也与理论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谜”。[9]

中国经济波动可能是由多种冲击因素共同引发。李猛等沿着“条条块块”思路对中国经济波动冲击源进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波动有大约30%的部分来源于地方政府冲击。研究发现,官员腐败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具有显着性,而现有文献所强调的财税激励和政治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并不显着。[10]

三、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稳定课题组通过经验分析,对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进行了国际比较,突出了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通过省际分析揭示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及其与主流经济学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别是“结构性”调控作为中国经验的意义。提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新思维:①把握宏观调控主线:突出供给管理,加快结构调整;②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弱政府性驱动;③转移宏观调控的重心:从工业化到城市化;④拓宽宏观调控的视野:关注世界发展中的中国因素,加强国际政策协调。[11]

李连发认为,当前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和通胀预期逐渐形成。在跨期转移购买力方面,人民币作为跨期价值储存载体的吸引力下降,而房产等有价资产的吸引力上升,这是推动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结构性政策可能仍然会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将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这些措施可能难以缓解中长期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确保我国经济中长期平稳发展是硬道理,短期内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利率在管理通胀预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既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引发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过早退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下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握好政策调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理论完全不同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滞胀”的危险,提出以16%的名义GDP增长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13]

刘伟等回顾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状况,认为,2006年~2010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但同时也产生了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就要求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调控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应该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指出了现阶段加强供给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黄益平等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决定

因素。他们分别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环比数据。研究表明,过剩流动性、产出缺口、房价和股价对通胀会产生正向影响。结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冲击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前5个月,10个月后基本消失。研究发现,过剩流动性和产出缺口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考虑到资产价格对通胀的溢出效应,中央银行应密切关注资产价格走势。同时,管理流动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胀的主要手段,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进程至关重要。[15] 张晓慧等通过构建一个全球化背景下基于“两部门悖论”的简单模型框架,对全球通胀变化及其机理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 近年来全球通胀呈现几个突出特征:一是“结构性”价格上涨已经并很可能在未来成为通胀的主要表现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机引发的初级产品价格暴涨成为导致 CPI 、PPI大涨的重要原因;三是CPI 、PPI明显上涨时,往往已处在经济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变化上CPI特别是核心CPI会相对滞后。研究认为,鉴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运行和通胀机理所发生的变化,在宏观调控中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价格变动,探索更为科学合理地衡量整体价格水平的途径和方法。[16]

四、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2010年,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张延运用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对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 1992年~ 2009 年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有两期滞后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两期滞后的“通货膨胀效应”。[17]

王立勇利用HP 滤波方法估计了我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测算出我国通胀缺口,进而从目标实现角度定量分析了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996 年后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方面的绩效明显改善,财政政策调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处于不断提高进程中。研究认为,在稳定物价方面,财政政策绩效不容乐观,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而非物价稳定,通货膨胀主要还是一种货币现象,应该主要利用货币政策来调控。[18]

闫坤等认为,在良好复苏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经济中的扩张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货膨胀的压力骤然增大。总体上我国主要税种的收入呈增长趋势,财政收入体系的自动调节功能得到完善,财政支出重点逐步向社会事务转移,形成了由经济外延性扩张向社会外延性扩张的转变。为防范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快速复苏,应采用带有内部收敛性的政策协同,在推动经济复苏增长的同时,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19]

郭杰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入手,实证研究了国家财政预算内资金、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与货币供给、工业品销售率以及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制度方面的识别条件,构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并不显着,私人部门投资对总需求变动敏感,政府投资通过影响总需求会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影响,从而揭示了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路径。[20]

王智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个权衡了经济稳定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两大目标的整体目标变量,然后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对整体目标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更高,采用财政政策实现经济目标更有效,而货币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较小,对其使用要更为谨慎。面对经济危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合理和有效,而货币政策更多情况下应该配合财政政策,起到稳定和辅的作用。[21]

五、非均衡运行中的货币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万晓莉等利用对数据稳定性没有要求的Bounds Testing方法,系统地考察了我国货币需求在 1987年~2008年20年间的特征。结果发现,在考虑汇率(预期)和外部因素的条件下,我国在长期里才有稳定的货币需求。虽然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未完全放开,但是货币替代和资本流动效应表现明显。人民币贬值(升值)预期将显着减少(增加)居民和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这意味着央行在对汇率进行控制的条件下要进一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难度将越来越大。[22]

李成等通过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多个非有效资产市场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推演得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即最优利率规则。研究显示,利率调控不仅需要对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动向做出反应,还要对资产价格及汇率变动有相应的调整。利用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显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整体上遵循了最优利率规则,该规则能够为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一定的参照尺度,衡量货币政策的松紧变化;我国利率调控主要针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资产市场价格及汇率变化的反应系数相对较小或不显着,说明中央银行没有对资产价格等因素给予过多的关注。[23]

王立勇等对开放条件下的VAR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后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应用LSTVAR模型分析发现,低增长状态下,信贷正负冲击的产出效应和利率正负冲击的价格效应都具有显着非对称性;高增长状态下,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产出具有显着非对称效应,货币、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价格皆具有显着非对称效应;在正向冲击方面,货币和信贷的产出效应以及利率和信贷的价格效应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具有显着非对称性;在负向冲击方面,信贷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都具有较明显非对称性。而且,低增长状态下,信贷的产出扩张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扩张效应较强;高增长状态下,货币的产出紧缩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紧缩效应较强。[24]

彭方平等应用非线性平滑转换面板模型,从微观层面对我国货币政策成本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显着的成本效应,即在短期内加息可能引起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成本效应具有显着的非对称性,相比经济过热时期,经济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成本效应更显着。上述结论所蕴含的货币政策建议在于:在宏观经济复苏基础尚未稳固、通货膨胀较为敏感的背景下,对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经济滞胀。[25]

黄武俊通过修正后的Karras产出与价格模型,对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动机在开放经济下受到制约,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对中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起着积极作用;②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主要通过金融市场和影响工资—价格调整速度两个渠道影响货币政策效果,两个渠道对货币政策效果影响机制不同;③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减弱,对价格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强。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逐渐由数量性指标向价格性指标过渡,最终应确定为以稳定物价为单一目标。[26]

范从来考察了实践中货币政策目标由多目标向单一目标收敛的现象,指出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重新定位问题,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目标,但是中国失业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涵盖充分就业的目标。[27]

张雪兰等利用1996年~2009 年的经济金融季度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经验探查。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并不存在很明显的时滞,但操作目标、中介目

标、最终政策目标间的相关性不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通畅,继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认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从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着手,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宏观和微观基础,并加强其与其他经济政策的搭配与协调。[28] 六、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经济资本化的角度,对中国资本积累、技术选择行为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资本化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新世纪以来,资本化则伴随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向国际接轨,土地等要素价格重估而推进。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赶超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但对于技术创新却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导致中国的TFP增长率在低水平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只有对现行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才能有效激励内生技术进步,转变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29]

汤向俊等运用 1970年~2008 年间跨国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低于劳动力的边际贡献,GDP中资本形成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特征。1978年~2008 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政府生产性倾向以及国有部门较低的融资成本,使中国较高的资本形成率得以持续。研究认为,我国应继续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和金融业的改革,改变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为实现高投资增长模式转变提供微观基础。[30]

陈彦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国TFP增长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资本投入,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完成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型,在 2000 年以后突出表现出来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很可能在未来难以为继,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和制度改革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健康持续增长所需要依赖的主要动力。[31]

钟水映等利用 1990年~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显着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从区域来看,人口红利对东、中、西的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存在显着的人口红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应不显着;从区际来看,东、中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他区域之间均不显着。同时还发现,地区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均存在显着的空间外溢。[32]

陈诗一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改革以来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重新估算,发现正确考虑环境约束的实际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不(正确)考虑环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以来中国实行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工业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最快并达到顶峰,且重工业生产率、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首次全面超过轻工业,初步彰显环境政策绿色革命成效。虽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业膨胀暂时恶化了工业生产率,但基于国家对节能减排与发展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的高度战略重视,中国新一轮绿色工业革命为期不远。[33]

第4篇：绿色金融财政政策范文

积极财政政策的五项主要内容

新一轮财政政策主要有五项内容:第一,扩大政府投资。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格局下,投资无疑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第二,扩大发行国债。而且专为地方发债2000亿元,为中央项目提供配套,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第三,实行结构性的减税政策。这项政策的实施大约为市场主体带来6000亿元的活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减税应是最直接最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的政策手段。第四,全面启动和强化财政补贴政策工具。尤其是在扩大消费政策体系建设方面,财政政策充分发挥了作用,这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第五,政府采购政策。这项政策对拉动当前经济的增长进行了全方位配合,包括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都可以看到政府采购政策工具的影子。

新一轮财政政策有什么特点?我想也有五个。

第一,政策力度最大。9500亿元的赤字是历史新高。财政刺激方案占整个GDP的3.2%,而全球大国均在2.3%以下,很显然,我们刺激力度是很大的。第二,政策工具动用比较齐全。五大政策工具联合联动,组成合力。第三,导向明确。突出表现在:既要应对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增长与保就业,又要打造中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尤其是对十大产业的振兴,对“十六大”科技专项与重点的支持,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在大力推动结构优化和调整,“保增长”重在“调结构”,在推动“经济复苏”的同时,更加注重“质量复苏”。第四,重点突出。突出表现在解决民生问题上,无论是政府的公共投资,还是补贴政策,都突出解决民生问题。比如说,今年我们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支出为2930亿元,是历史最高一年。扩大消费政策主要取向就是惠民惠农。

经济企稳回升的五个主要表现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对当前的经济运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全世界中流击水、左冲右突之时,我们已经春暖花开,风景独好了。我们的经济态势是非常典型的“V”字型态势,陡降急升。去年第四季度我国GDP增长为6.8%,今年一季度为6.1%,二季度到了7.1%。这种典型的“V”特征形成了经济增长动力的基础,并呈逐步强化之势。

以上特征具体表现在一些先行指标的向好:

第一,经济投资增长迅速。我国经济投资1??7月份增长了32.9%。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了40.1%,发挥了主导作用。第二,消费增长迅速。1??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5%,房地产销售增长31.5%。在这一过程中,整个居民的消费增长很快,尤其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村消费高于城市两个百分点,达到16.4%,这应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优化的曙光。第三,出口降幅收窄,1??7月份下降了23%,但是环比增长10.7%,尤其是新出口订单率达到了52.1%,上升了5.7%。当然我们对出口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出口对GDP的贡献,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外汇收支基本平衡,目前极大顺差的现状很难说是有效增加了国民财富。从这个角度来讲,出口对GDP增长的作用,我们要多角度、多方位看待。第四,工业增加值稳步回升。今年1~2月增加3.8%,5月份达到8.9%,6月份为10.7%,连续9个月正增长。用电量、货运量环比增长迅速。铁路请车率8月份上升80%。第五,财政收入出现了正增长。1月份是-17.1%,到了7月份是正的10.2%,政府收入正增长,有利于增强政府调控能力。

财政宏观调控面临的五项主要制约因素

当前的财政宏观调控面临五大制约因素。既要保增长又要调结构,既要保稳定又要促改革,既要保就业又要推进科技进步,在政策取向上是有矛盾的,或是双向要求的。也就是说,财政政策的目标不是单一的,是多目标、多重性的,这样,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确实面临多种困境,或者说是多重制约:

第一,增长模式制约。在新一轮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以出口为导向的传统经济模式受到了挑战。西方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我国对欧美出口占40%以上),他们的消费方式、支持消费的信贷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二是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依靠外贸出口导向已不现实。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主要是外贸下降、外资减少和外汇储备的损失。假设美元贬值10%,我们1.36万元人民币就没有了。财政政策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从而逐步转变发展模式。

第二,资源环境制约。我国单位GDP能耗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差距都非常大。与全世界平均值相比,我们高了3倍;比美国高6.4倍;比日本高11.4倍。全国农田面积有1/3以上经受酸雨区侵袭,流经城市的河流90%被污染,这些状况对中国经济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形成非常大的制约,这也是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中不得不考虑的调控与制约因素。

第三,社保制约。从一般理论讲,金融危机应是经济增长、结构优化的良好机遇,但前提必须是社保体系的完善和社会稳定。在这方面,我们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起步比较晚,覆盖率也低,政策零碎化。而社保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本身就是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已成为新一轮调控的双重压力或制约。

第四,体制制约。中国的宏观调控效率为什么这么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五次宏观调控都出现了重复性,尤其是结构、旧机制方面的重复性比较明显,主要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不完善、滞后的地方较多,毫无疑问会使财政政策的效率效益受损。

第五,自身困境。2009年中国财政赤字将扩增至9500亿元,已达到欧盟所定3%的警戒线,虽然欧盟的标准不是一个科学的测算,只是经验的估计,但应有参考价值,应引起我们的警惕。我国的债务统计口径与国际上也有所不同,实际债务风险要大一些,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能盲目地发行国债。财政政策宏观调控必须考虑公共风险与自身的可持续性。

未来宏观调控应突出的五项重点

我想下一步财政宏观调控还应突出五个重点或趋向。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落实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巩固好当前企稳回升势头,保证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要防止“东西南北中,一齐打冲锋”的低水平重复建设。

第一,应稳定政府投资。在当前经济波动的情况下,政府投资无疑是引导市场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大家知道为应对危机安排有4万亿的投资规模,其中中央财政是1.18万亿,2008年四季度已安排了1040万元,今明两年的投资力度相似,也就是说,明年的投资力度会有一个持续的稳定状态,这也是坚持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标志。

第二,要打造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体系。就我个人感觉,这是新一轮财政政策的最大亮点。我们总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依靠政府投资,不科学、不稳定,只有扩大内需才是经济增长的正途。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着力在扩大消费方面打造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比如说实施了“家电下乡”和“汽车摩托车下乡”,实施了家电和汽车的以旧换新,实施了“节能惠民工程”等。今年已推出了电机和空调两大类,你买一级、二级节能空调政府给你补贴。如果中国人把空调都换成一级能耗空调,一年节约的电量相当于整个“三峡电站”一年的发电量。

第三,要培育新的战略产业、新的增长极,重点是做好“加减乘除”法。

做加法。就是要重点发展新能源及节能环保产业。已出台“五纵五横”的支持政策。哪“五纵”?第一是“金太阳工程”。现在我们生产了很多多晶硅,但95%以上出口了。污染留下了,好处让给其他国家了。现在我们加大光伏产业发展、加快光伏电站建设的政策支持体系已经出台,正在落实当中。第二是新能源汽车。已经开始推向市场,在13个城市试点。第三是可再生能源的建筑利用,推动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第四是风电规模化。必须是规模化的、技术进步指标符合要求的项目。第五是生物质能源发展。所谓“五横”,即公共平台建设、产业研发、产业化、试点推广示范和用户的消费奖励,是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

做减法。就是淘汰落后产能。我们今年安排了380亿元的资金用于节能减排,强化节能减排的力度,促进工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

做乘法。是指支持自主创新,应用风险投资机制。应用风险投资,放大对高新技术产业支持能力,支持高科技企业技术裂变。

做除法。主要是解决国有企业深化改革问题,分离企业办社会,解决企业的“瘦身”问题。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加快产业化集群,为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提供政策支撑。

第5篇：绿色金融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绿色经济;财政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相关措施

所谓绿色经济，主要是指以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为主，实施的一项环境污染较小、生产方式集约以及资源消耗低的经济发展方式。绿色经济模式和以往的经济模式相比较来看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对于以往传统经济来讲，是以损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而绿色经济模式不一样，其是以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为主的发展方式，由于该项方式有着明显的先进性特征，因此各个领域逐渐加大了对绿色经济的重视程度。不过，从绿色经济实际开展情况来看，还有着一些难度，具体表现为资金不足、财政金融不到位等方面，这些现象完全限制了绿色经济建设的步伐。

1发展绿色经济的作用

1.1可以加深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关注度

发展绿色经济的实质性目的是为了对自然环境加以保护，使经济和自然资源处于和谐稳定的状态，科学合理的使用环境资源，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基础上避免对自然环境产生不良的影响。我国自从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以后，各项信息均得到了快速的传播，从各项网络平台中均可以了解到关于环保方面的情况，人们也越来越重视该种现象，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了环境保护工作中。从中可以看出，伴随着人们对环保的关注，无论是在企业运行期间，还是平时的生活中，均有利于绿色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

1.2能够进一步发展产业经济，对市场环境加以优化

自从提出了绿色经济政策以后，我国便结合实际现状颁布了相关的财政金融政策，目的是促使当代经济发展为绿色经济，其属于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模式，可以避免污染问题造成的各方面影响。在企业日常生产和经营期间，虽然绿色成本有了一定的增加，不过处理污染的费用却随之减少，如此一来，便可以处于平衡状态，加深生产人员的环境保护理念，帮助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最终达到优化市场环境的目的。

2从绿色经济发展角度分析财政金融政策支持背景下的各项问题

2.1我国财政投入绿色经济建设的资金较少，难以持续发展绿色经济

现阶段，要想加快绿色经济发展的步伐，离不开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可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绿色经济融资方面还有着较多的问题，没有充足的财力来发展绿色经济。通过相关探究得出，产生该种现象的根本性因素是因为财政支持以及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太过明显，而且我国政府部门的支持力度不足，没有全面集社会力量发展绿色经济。

2.2我国没有制定完善的法律体系

自从绿色经济概念提出以后，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的时间，我国逐渐将目标放在了绿色经济方面，并展开了诸多尝试，可是，由于传统经济与绿色经济之间的矛盾较大，问题非常多，使得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期间还面临着较高的难度。另外，我国虽然在相关会议开展期间已经提出了绿色经济政策，可是因为法律条文以及财政金融政策不健全等，导致绿色经济发展受阻，一旦缺乏法律政策的约束，便难以将财政金融政策对绿色经济的作用激发出来。

2.3绿色经济产业具备风险性高以及投资数量多的特征

绿色经济产业是一种新兴的经济发展产业，其未来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不过自身也具备基础性薄弱以及投资多、面临的风险性大等诸多缺陷，如果经营不到位的话，就会产生极高的风险性，使得金融资产不敢轻易涉足。对于我国商业银行来讲，通常是将贷款目标放在了利润高以及发展相对稳定的产业上，可是诸如新兴的绿色经济，由于发展形式不清晰，所以商业银行不敢接触，有所顾忌。即使我国财政给予绿色经济相应的支持，但我国财政资金较少，难以完全借助财政资金来发展产业。

2.4绿色经济有着较长的发展周期

在绿色经济产业发展期间，不管是选取材料、生产还是加工以及销售等方面，都需要注重环保工作，因此投资比较多，绿色经济发展周期较长，受此方面的影响，有的企业根本不愿意发展绿色经济，觉得自身的经济效益会受到影响，显然，该项理念非常片面，仅重视短期利益，并没有以长远利益为主。在财税金融政策方面，特别是银行信贷通常会选取效果快的传统产业实施贷款，不过，如此一来可能会产生资金链断开现象，完全阻碍了推行绿色经济政策。

3财税金融大力扶持绿色经济发展的相关对策

3.1强化财政金融对绿色经济的支持力度

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为一体，加大对绿色经济的支持力度，合理控制财政在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以及生态经济方面的支出情况，将税收优惠政策落实于绿色产业中，促使绿色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在全面改革税费的基础上合理使用各项资源。面对污染新高并且消耗量多的企业来讲，需要征收重税，帮助企业朝着节约型和绿色趋势发展，采取优惠利率的方式激发部门发展绿色经济的主动性。此外，绿色经济产业也离不开财政方面各金融市场的支持，因此需要主动寻找这两方面的帮助。总之，只有合理的采取财税金融方式，才有利于转变以往传统经济，使其朝着绿色经济的方向前进。

3.2将绿色信贷的作用发挥出来

所谓绿色信贷，主要是指在企业运行期间，对企业开展一系列的信贷控制，避免出现高消费和污染的产品销售，和社会环保需求相一致。不过，绿色信贷的引进对银行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经济利润缩减，不过银行要想获取可持续发展，就需要从长远角度入手，做好自身的转型工作，借助信贷等金融政策来指导企业用户合理的发展绿色经济，创建节约型的绿色内部发展体系，优化企业内部结构，最终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3.3制定健全的绿色经济转财税金融政策

有关部门需要从市场经济实际发展现状入手，根据绿色经济建设的特征来制定完善的政策，引进操作性极强的专项财政金融政策来解决绿色经济产业融资方面的难度，加深企业对绿色经济的重视程度，激发企业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的积极性。我国政府在绿色经济发展战略上所投入的精力比较多，其可以为绿色经济制订最佳的战略方案。

3.4将金融投资为主、财政扶持为辅的战略理念落实于高风险以及高投资的绿色产业中

面对产生的经济利润较多可是投资大以及风险多的绿色产业来讲，我国财政以及金融机构需要给予一定的支持，秉承金融投资为主而财政扶持为辅的基本理念。要想解决绿色经济资金不充足的现象，就需要科学合理的进行金融方面的投资，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种方式，绿色经济产业要想更好的发展，就应当经由商业银行、证券市场和金融投资等融资渠道获得相关的资金。并且政府部门也应当加大对重点绿色经济产业财政扶持力度，采取诸多资金为该产业发展提供支持。

第6篇：绿色金融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开放经济 FDI 产业结构优化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FDI）增长很快，作为衡量开放经济的两个重要数量指标，它标志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日益融合。开放经济一方面给我国的资源环境带来了积极影响，以FDI和国际贸易为主要载体的开放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而中国经济保持增长有利于为环境治理提供比较充足的资金；此外开放有利于我国提高环保意识和改善环保技术。另一方面越来越开放的经济并未使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得到彻底改变，由于区位优势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 在现有国际分工中，中国成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主要场所，在增长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目前在研究环境保护政策时，各国的研究重心都放在提高本国资源的使用效率以及环境保护水平上，一般很少考虑开放条件的影响，而开放经济对我国资源环境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一、开放经济条件对中国资源环境的影响

Grossman和Krueger(1995)提出，首先，工业规模的扩大在工业结构和技术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会带来更多的能源耗费与环境污染；其次，工业结构对能源与环境也有明显影响，轻工业行业多为工业废水污染密集型行业，而重工业行业多为工业废气污染密集型行业。人们通常认为的重工业比轻工业污染更多，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再次，工业生产率的提升，在规模和结构不变的条件下，将有利于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总量减少。因此开放经济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主要是从进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经济总量与结构的影响分析，从而分析其对资源与环境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

（一）开放经济对资源环境产生的规模效应。

周力（2008）利用计量方法对净出口额与相关污染指标之间进行了相关性分析，认为开放经济对能源消费与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规模效应，在技术未能明显突破、能源结构基本不变的前提条件下，开放经济与能源和环境的总量关系必然是矛盾的。

1、进出口贸易顺差造成资源环境恶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为年均9.81%，高速的增长必然对资源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开始加速，其中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增长很快，资源环境代价急剧上升。如（表1.）所示，从2003年之后中国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日益提高，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高达2600多亿美元,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近20%。快速增长的进出口贸易尤其是大量的贸易顺差使我国资源能源消费与环境污染排放正向增长。

尤其是“十五”期间，中国净出口增长快速，到2005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24.1%的高位，说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提高。同时这个时期的单位GDP能耗年均提高1.8%，SO2排放量年均增长1.4%(见表2)。可以发现这其中对外贸易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当然从（表1.和表2.）的数据也不难看出，在“十一五”时期随着对外依存度的平缓下降，尤其是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我国综合环境治理政策的影响，我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十一五”主要资源、环境年均增长指标开始下降，明显好于“十五”时期。

2、FDI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与出口贸易相比，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更为显著。入世之后我国FDI的快速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强势的推动作用，带动了我国工业经济增长。同时单纯从数据分析也不难发现外资增长与我国相关的环境污染指标之间呈正向关系，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了能源消费与污染排放。总体看来，开放经济(特别是FDI)的规模效应，对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起着负面作用。

（二）开放经济对资源环境的结构效应。

1、进出口贸易产品结构造成我国环境污染加剧

我国进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的增长尤为迅速，加工贸易的比重在我国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显著上升。

尤其自2004年以来，工业产品在中国贸易顺差的增长中占有很大份额。2002年中国的钢铁进口超过出口450%；而2006年出口超过进口230%，这不仅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而且也使之成为最大的钢铁出口国。当年，中国钢铁工业所消费的能源在国家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为18%，而中国家庭部门所消费的能源只占10% 。中国重工业消费的能源在国家的能源需求中所占比例由2001年的39%上升到2006年的54%。我国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煤炭的碳排放及污染超过其他多数能源（见表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目前中国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低端，生产和出口了大量的高耗能和高排放产品，重化工产品的大量出口加重了国内环境污染。

2、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加重了环境污染。

在过去的20多年中，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主要以环境、资源、能源以及劳动力密集产业为主，不合理的投资结构导致发达国家将主要的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转移到了中国。 2009年我国外资投入行业中制造业为第一位，占全部外资总额的51.95%（见表5），工业行业较其他行业而言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更大。

（三）开放经济对资源环境的技术效应。

在我国轻工业部门，内、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比较接近，甚至许多外资的生产效率低于内资企业；在重工业部门，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普遍显著高于内资企业；综合看来，国内竞争同时伴随着对国际市场的逐步融入，更低的贸易壁垒不仅使国有企业感受到节能型外国公司所造成的压力，而且也使得它们能够获得竞争对手所享用的节能技术，显著提高中国存量资本的效率。开放条件下外商投资企业、国际贸易也显著提高了国内企业的节能技术水平，替代了原有的较低的技术。开放降低了工业企业的单位能耗，使我国的工业能耗迅速下降。截至2000年，中国的经济活动中的每个单位产出所需要的能源比1978年减少了66%。这意味着中国2001年在全球能源需求中只占据了10%，如果按照它在1978年时的表现，它本应占据25%。

一般而言，污染排放总量由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排污强度(单位污染品产出排污量)三要素共同决定。开放经济条件下一方面伴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必然会扩大现有经济规模，同时由我国开放经济区位影响因素带来我国国际贸易与FD以加工制造业所占比重更高，这两方面的因素会造成污染排放量上升，而技术进步等因素又会降低排污强度。综上所述，虽然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也会通过技术溢出等传导机制对我国能源与环境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基于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的主导作用，开放型经济对能源与环境的最终影响仍是消极的。

二、开放经济造成资源环境恶化的原因分析

中国进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带动了重工业发展，是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2005年工业部门能源需求占总需求的比重为63.8%，而当年工业GDP只占比为47.8%，不难发现中国工业部门的单位能耗显然高于其他经济部门（见表6和表7）。尽管在改革开放后中国重工业的单位能耗日益下降，重工业的过快发展仍然导致我国能源消耗总量增速过快。

2011年目前中国重工业过度投资受到产品出口贸易的刺激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带动，但是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的能源密集型工业享受着较低的运营成本。地方政府不仅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价格低廉的土地，而且以追求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背景下，在执行环境保护政策时还经常与政策相背离，再有中国目前的环境税费过低，也无法反映其真实的成本。中国的能源价格在历史上也从未反映出环境成本。此外在建设时间缩短的同时，劳动力成本也低于发达国家。对于资金成本巨大的能源密集型部门来说这些优势形成了中国重工业在国际市场中的比较优势。受到以上因素的影响，自1998年以来中国大多数高能耗工业以税前收益计算的利润已经从不到1%复苏至4%～7%。2007年，金属、玻璃、化工以及水泥等工业的利润超过了纺织、服装、家具以及电子的利润。特别是铝业在赢利能力上有了极大的增长，其税前利润在过去几年间从5%增长至14%（具体数据见表8）。

高利润阻碍了合理的资源配置，使资本流向集中于这些行业。钢铁企业的数量在2002～2006年间就翻了一番，其他能源密集型工业的情况也与此类似。重工业行业过于分散也不利于行业总体能耗效率的提高。

三、基于以上分析，我国开放经济条件下环境财政政策的完善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促进经济结构调整；2.促进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3.理顺资源能源价格和环境成本。具体政策包括：

（一）构搭建环境保护财政制度体系框架

1、构建资源环境产品定价制度，将资源环境产品的稀缺性和环境成本体现在现行价格体系中。

2、构建绿色财政收入制度，包括建立环境税、资源税与消费税等税制绿化改革等。

3、构建环保财政支出制度，优化财政投资结构、尽快实行政府绿色采购以及环境转移支付等。

（二）建立资源环境产品定价制度

以完善水、石油、电力、天然气、煤炭、土地等资源性产品价格为重点，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形成机制。加快推进成品油和天然气价格改革； 完善煤炭成本构成机制；积极推进电力价格改革；加大水价改革力度；对水、电等能源类消费品的使用采取价格累进制。在资源性产品的定价中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环境成本、资源枯竭后的退出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充分发挥价格在配置资源性产品中的重要作用，鼓励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完善包括排污费在内的相关环境收费制度。

（三）建立绿色财政收入制度

1、绿化现行与资源环境相关的税种

逐步优化调整生产型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体系， 改变税收和财政收入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扩大再生产的局面。倡导适度消费，继续扩大对奢侈品、一次性消费品征收消费税的商品范围，加强对一次性餐盒、大排放量汽车、汽油等消费的调节力度。逐步将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等纳入资源税的征税对象。

2、尽快开征独立的生态环境税

加快制定和实施独立型环境税制度， 根据污染物排放和产品的污染性分别设立二氧化硫税和废水排放税等税目，以调控生产者的污染排放行为， 并作为政府间税权划分方面的改革试点。

3、全面实施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建立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有偿分配制度。严格完善收费制度，提高排污费、污水处理费和垃圾处理费的征收标准， 推进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和垃圾处理费征收方式改革，通过使用者付费吸纳社会资金，充分体现资源的稀缺性与环境成本。

4、加大政策性金融融资支持力度

利用政策性银行,来强化对绿色经济的资金支持。开发性金融可以通过低息贷款、无息贷款、延长信贷周期、优先贷款等方式,弥补资源环境治理的基础项目在长期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商业信贷缺位的问题。此外通过国家财政担保,由金融机构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投资于一些周期长、规模大的环保型产业。并利用金融创新工具为环境保护产业提供具有稳定性并可以长期使用的资金。

（四）建立环保财政支出制度

1、优化财政投资结构。改变原有的投资模式，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重点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节能环保以及企业技术改造等领域和欠发达地区。

2、尽快实行政府绿色采购，引导绿色消费，激励绿色产业的发展。

3、财政转移支付应加大环境保护的权重，制定积极的国家环保公共投资政策，将环境服务均等化作为公共财政保障重点。在此基础上，构建环保支出与GDP、财政收入增长的双联动机制，确保环保科目支出额的增幅高于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并将新增财力更多地用于环境保护。

参考文献：

[1]Grossman G，Krueger A.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7)

[2]Karen Fisher-Vanden;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Energy Productivity in China，Energy Economics,6th 2006

[3]曹洪洋译《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M]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年

[4]周力,开放经济与节能减排的协调机制.南京农业大学，[D]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5]赵细康《产业保护与国际产业国际竞争力》.[M]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6]《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0～2011）》.[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第7篇：绿色金融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京津冀；大气污染； 治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X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7）2-0039-02

1 引言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状况日益严重，接连发出红色预警，廊坊地区大气污染的治理工作已经迫在眉睫。

但在京津冀协同治理大气污染的合作方面，还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集中表现为京津冀还缺乏协同治理大气污染的长效保障机制，缺乏区域内财政金融政策的相互配合，存在着治理大气污染的可用资源与承担任务不匹配现象，制约了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的环境效益。京津冀目前还处于跨越碳排放强度高峰的初级阶段，距离跨越人均碳排放高峰和碳排放总量高峰还存在很大差距，还面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控制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中的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上升的艰巨任务，寄希望在短期内很快跨越人均碳排放高峰和碳排放总量高峰，取得“一蹴而就”的成效是不现实的。

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既要靠行政手段，也要靠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当前京津冀在治理大气污染中，虽然在淘汰落后产能和强制污染企业搬迁改造等方面，利用行政手段能够取得一些成效，但从长期看，还需要利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为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提供长效保障。

造成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的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运用不充分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财税金融制度还不能适应低碳绿色发展需要。一方面，我国还没有按照“税制绿化”和“财政绿化”要求，完善税收制度和财政制度，导致我国现行税收和财政在促进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改造提升方面，缺乏科学的制度安排，不利于发挥治理大气污染的财税制度功能。另一方面，我国在信贷考核体系中，还没有把绿色信贷真正嵌入信贷制度内容中，还没有形成导向清晰、内容完整的绿色信贷体系，减弱了治理大气污染的金融制度功能[1]。

2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的治理对策

协同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既要明确考核目标和任务分工，又要注重协同合作，必须在协同治理大气污染过程中，牢固树立区域环境效益至上的理念，创新体制机制，最大限度地克服各种阻碍协同合作的制度障碍和行政体制障碍，必须针对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的任务和三地客观存在的财政金融资源差距，密切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配合，在注重发挥财政政策引导力和财政投资吸引作用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多渠道引导商业金融机构、实体企业、社会资金积极投入节能减排行动中，为治理大气污染提供相应的资金保障。

2.1 近期应采取的具体措施

（1）完善跨区投资税收征管体制。对于总部经济所在地与分支机构所在地之间存在区域内的“飞地经济”现象，应按照地域管辖权优先征税，居民管辖权补征税款的要求，制定国内跨区域的统一、规范的企业所得税核算标准和分享办法，以抑制各地为争取分支机构项目落地而乱施税收优惠和任意让渡税款行为。同时，还应统一税收征管的执行标准，以解决京津冀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存在的三地执行标准差异和由此造成的纳税人为减轻纳税义务而产生的跨区域报税问题。

（2）加大中央对环首都地区环境保护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是重大国家战略，中央财政应承担更多事权和支出责任。在涉及减少污染排放的能源节约和能源替代项目、淘汰落后产能、产业改造升级、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促进消费节能和消费减排等综合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内容方面，加大中央京津冀环境保护的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支持力度，是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促进环首都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要。

（3）信贷管理体制创新。在京津冀协同治理污染的发展过程中，应通过金融管理特别是信贷管理体制创新，增加绿色信贷权重考核体系等举措，对承担治理大气污染任务重、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大的相关区域，增加其鼓励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绿色信贷指标，提高其金融机构存贷比水平，使京津冀资金保障与京津冀承担的治理大气污染的产业结构改造任务相一致。通过增加和调剂京津冀区域的信贷指标，支持其传统产业结构改造升级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4）协调京津冀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关系。按照京津冀产业一体化协同发展要求，借助区域合作协调平台，协调京津冀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有利于促进京津冀产业的吐故纳新，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引进和布局新的l展项目，进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节能减排。在布局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方面，不仅要杜绝各行政辖区采用非市场竞争手段，争夺和拦截外商直接投资现象，还要通过京津冀协商合作，把外商直接投资项目重点布局在产业结构调整任务重、节能减排压力大的区域。

2.2 中长期应采取的措施

（1）完善制度保障条件，提供长效保障机制。主要体现在财税制度保障方面，一是需要按照绿化税制，完善税收体系要求，及时征收包括碳排放税在内的环境保护税，通过完善消费税制度，把“两高一资”产品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发挥其抑制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以及保护生态环境功能。二是实施汲水财政政策，加大对节能减排导向型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清洁能源利用的财政投资、财政补贴支持力度，在鼓励和支持产业改造升级、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的同时，吸引商业金融机构、实体企业、社会资金积极投入节能减排行动中，发挥财政资金的“四两拨千斤”作用。三是完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严格政府采购的“绿色”标准，完善政府节能减排的制度保障体系，通过制度化的政府绿色采购，发挥政府节能减排的示范作用，引导和鼓励企业提供节能减排产品和社会提供节能减排服务[1]。

（2）加执法整治。保持执法高压态势，以整治非法排污、超标排污、恶意排污为重点，铁腕执法，严查严管，开展环境专项执法整治，从重从快打击环境违法行为，让污染企业切实付出高昂代价。并采取督导检查与纪检监察联合督查等，做到查处到位、整改到位、责任追究到位，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

（3）严格规划区内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项目的审批。加强对各个辖区的督导，对广阳区、安次区、廊坊开发区空气质量进行认定和，强化督导和技术指导，做到责权统一，确保不留死角，确保市区空气污染综合整治取得实效。

（4）加大对市民的宣传引导。继续与市主要媒体密切协作，播发环保公益广告，向市民群发环保公益短信，在市环保局门户网站开辟空气污染防治科普专栏。同时，加大社区、学校等的雾霾知识普及宣传，消除大众的恐慌情绪。

（5）大气检查结果将与地方政府考核挂钩。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局长邹首民介绍，专项检查以京津冀为重点并兼顾周边地区，环保部将组织10个督查组对重点地区进行督查，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飞行等方式锁定污染源。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局长邹首民说， 各类大气排污企业环保设施运行情况、污染物排放情况、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制定及执行情况、群众投诉案件和热点环境问题的办理情况是此次专项检查的重点，检查结果将作为对地方政府考核的依据。

（6）积极发展环保产业。鼓励引导相关企业在京津冀地区布局，在实现公司盈利的同时，实现污染一体化治理。到2017年底，北京市要调整退出高污染企业1200家，天津市钢铁、水泥产能控制在2000万t和500万t，河北省钢铁产能压缩淘汰6000万t以上。产业结构优化、高污染企业搬迁等工作，既可以从源头上解决污染问题，也是倒逼产能过剩行业进行调整的路径。而当下环境，往往能找到可以变通的方法，理由就是环境违法成本低，处罚轻，而环境违法后换取的经济效益极高。环境立法必须先行，一系列可为的促进环境守法的手段和机制也应该尽快完善。其中，应促成相关信息对全社会公开，交由全社会共同监督，这就有可能促使这些问题受到重视，法律法规贯彻和执法干预都将更为顺利。环境执法如此，京津冀一体化在环保领域的一体化，同样可以遵循这样的路径，加以促进[2]。

3 结语

大气污染治理是一项复杂的、反复的环境治理过程，是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明确大气污染来源分类，是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双管齐下、科学治理的重要基础。赵颜颜列举了几种大气污染源的分类，通过分析京津冀地区实际情况，分析出其主要污染源，针对污染源的不同提出了治理大气污染问题的建议和对策[3]。当前，河北在水资源、大气环境、能源供给和总体生态体系等方面面临严峻挑战，与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改善的目标要求存在较大差距。河北省应着力提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重点建设京津绿色生态屏障[4]。

致谢：本文在资料整理过程中，得到了霸州市环保局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王延杰.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的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配合[J].经济与管理，2015，29（1）：13～18.

[2]张 皎.加快京津冀治污一体化的建议[J].经济界，2015（3）：22.

[3]赵颜颜.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源浅析[J].经营管理者，2015（11）：139.

[4]彭建强，张 波.河北省建设京津绿色生态屏障面临问题与对策[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2）：39～42.

Analysis on Preven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Atmospheric Pollu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Zhang Yajuan， Du Wenli， Han Zhanpo

（Bazhou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Bazhou， Hebei 065700， China）

第8篇：绿色金融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绿色金融产品

中D分类号：F832.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3-0-01

Abstract：At present， our country is in an important period of economic trans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has a huge role in promoting China's economy.China is still in the stage of green financial exploration.Many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new industrial countries develop green finance earlier than our country，so China should avoid weaknesses and take the essen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Key words：green finance；sustainable development；green financial products

一、引言

（一）发展绿色金融的背景

近几年我国经济达到了持续增长，但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约束的矛盾日益凸显[1]。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在我国绿色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在这种背景下，绿色金融将是发展绿色经济的必要战略，是金融业和环境产业的桥梁[3]，因此发展绿色金融是促进我国经济的绿色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必走之路。

（二）发展绿色金融的意义

绿色金融业务在全球逐步兴起，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大力发展本国的绿色金融，无疑证明绿色金融对国家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第一，有利于国家的产业优化升级。利用金融机构的导向作用将社会资金引向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产业，可以适当的打击污染严重的企业，有利于产业的优化升级[4]。第二，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绿色金融，间接地将公众的投资引向环保产业，引导一些高污染、高消耗的重工业行业转向污染少的行业，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绿色金融概述

（一）“绿色金融”概念

绿色金融，又称环境金融，目前国内外对绿色金融的定义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金融业促进环保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社会资源引导向环保产业，从中发挥导向作用，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指金融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金融行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必须保证机构内部资金运行流畅，促使行业内部实现绿色发展。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就绿色金融而言，在国外学者的很多文献中，对其研究各有不同，但重点均体现金融业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上。Jeucken（2006）对金融机构的自身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得出绿色金融的发展对金融行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促进作用[5]。国内对绿色金融研究相对于国外来说起步较晚，国内的研究者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我国国情上。麦均洪和徐枫（2015）对绿色金融影响因素得出“还款能力”是影响绿色金融的主要因素。宋晓玲（2013）通过研究西方银行业绿色金融政策主要采取的国际标准，得到西方银行业绿色金融实践对中国的启示，有利于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6]。

三、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我国的绿色金融业务起步较晚，处于初级阶段，主要涉及三个主要的领域，包括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以绿色信贷为主。全球共有60多家金融机构宣布采纳赤道原则，其项目融资额约占全国的85%，但我国只有兴业银行一家赤道银行。国内主要的银行都有开展绿色金融业务，包括的绿色金融产品类型多、领域宽广，以国内五大国有银行和兴业银行为例。中国银行2015年绿色信贷余额 4123.15亿元，同比增长36.96%；农业银行2015年绿色信贷余额5431亿元，同比增长15.6%；工商银行2015年绿色信贷7028.43亿元，比上年增长7.3%；建设银行2015年绿色信贷7 335.63亿元，同比增长50.61%；交通银行截至报告期内，支持的环保项目节约标煤622.9万吨，节约水833.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当量1 409.5万吨；兴业银行截至2015年，绿色信贷余额8 046亿元，减排二氧化碳当量7 161.99万吨，节约水量28 565.06万吨。可见，几个主要的国内银行均开展了绿色金融业务，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中国的环境保护提供了很大的渠道，各个银行的主张也各有不同，但都以环境保护为中心，加强社会责任的同时提倡行业内的绿色运营，绿色发展。

四、中国发展绿色金融的建议

（一）政府角度

1.政府财政政策扶持。现在实行的绿色金融业务目的是保护生态环境，在没有利益的驱动下很少有机构愿意主动去实行绿色发展，很难产生正的外部性。政府应该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给予金融企业一定的利益分配，提高绿色项目的投资回报率。2.健全法律法规。政府应该加强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探索绿色金融法，以法律形式来引导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促进环保政策的顺利实施。

（二）公众角度

1.提高环保意识。作为公众，应该最先意识到环境污染的危害，应该提高环保意识，积极倡导绿色环保理念，培养绿色环保意识，为绿色金融打造良好的社会氛围。2.树立绿色消费观。社会公众作为消费者，应该树立正确的绿色消费观，拒绝购买有害环境的消费品，认识到绿色金融产品的益处，积极购买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的绿色金融产品。

（三）金融机构角度

1.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目前，我国的绿色金融产品还不是很多，金融机构应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积极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2.加强金融机构内部管理。金融机构是绿色金融产品的发源地，机构本身应该严格控制内部的风险，加强内部风险管理，提高企业的安全性，从本质上健全绿色金融体系。

参考文献：

[1]邓翔.绿色金融研究述评[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06：67-71.

[2]麦均洪，徐枫. 基于联合分析的我国绿色金融影响因素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5，05：23-37.

[3]Salazar，J.Environmental Finance：Linking Two World [Z].Presented at a workshop on Financial Innovations for Biodiversity Bratislava，1998，（1）：2-18.

[4]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李晓西，夏光， 蔡宁.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J].金融论坛，2015，10：30-40.

[5]Jeuckn，M.sustainable Finance and Banking[M].USA：The Earthscan Publication，2006.

第9篇：绿色金融财政政策范文

根据IMF统计，G20成员国集体的财政赤字已从2007年的1.1％增长至2009年的8.1％。G20国家的经济得益于减税，但是支出要花较长时间才能反映成效。至今年7月中旬，加拿大已经投入了其经济刺激计划中81％的资金，法国投入60％，美国投入41％。

为了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投入经济刺激计划的资金必须年年递增，否则经济将会受财政拖累。增速减陧。以美国为例，如果立法者规定2001年减税到期，美国将在2011年面临占GDP2.5％的财政拖累。

来自IMF的消息称。这场金融危机将重创公共财政。危机发生前，发达国家G20A员国平均政府负债总额占GDP的79％，而经济倒退、财政救援将使这一数字在2014年达到120％。

为了安抚这些忧虑，政府必须平衡两个风险。他们可能很快收紧财政政策，撤回一些仍然需要的刺激政策。但是如果他们始终随意投资，他们将会给经济带来严重的公债压力，这些负担可能会挤出私人投资资金。

中国经济复苏势头加快

【美】《纽约时报》

就在8个月前，成千上万的 工人还在因全球经济下滑而关闭的工厂外面游事。现在，其中很多工厂已经重新开业，又开始雇人了。中国下岗工人重返工作岗位的情景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很多中国人都觉得，整个国家的经济回到了正轨上来。

这种信心源自中国在三个方面作出的努力：经济刺激计划，宽松的银行贷款政策，政府对出口的广泛支持。中国在经济规划方面的力度超过美国，能够以快得多的速度支付经济刺激计划中的款项，使之变成新的铁路和公路。但是经济学家说，对于中国经济复苏更重要的是正在产生巨大效益两项工作：更加宽松的贷款政策和出口支持。

亚洲的演化

[美]《时代》

在20世纪90年代末那场金融危机之后的10年里，发展中的亚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正如在投资领域常说的那样，过去的成就无法保证未来的业绩。当前的全球衰退暗示亚洲应寻找新的增长模式。从这次变革中崛起的“下一个亚洲”需要从关注增长数量转为关注增长质量。尽管经济增长的质量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但其特征无疑涵盖更好的平衡、稳定、协调、可持续性和融合。这正是亚洲经济一次重要转型的实质，这次转型将使亚洲经济比现在更促进消费、更轻型、更绿色。“下一个亚洲”需要更多地以这些尺度来衡量成就。

华尔街的新镀金时代

[美]《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