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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面板随机效应 居民消费 财政政策效应 空间差异性
问题的提出
世界经济的动荡和不确定性使我国传统的投资性驱动经济增长方式受到挑战,也引发人们的深刻思考,作为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问题备受关注。2009年,时任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两会政府报告中指出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在消费需求中尤其是扩大居民消费,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扩大内需,提高国内居民消费水平成为研究热点。虽然当前我国已走出金融危机,实现了国内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但是扩大内需,将依靠投资增长转变为依靠国内消费增长,将能够有力地抵抗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然而,历史经验表明,完全依靠市场力量来实现居民消费需求的自发性快速增长比较困难,政府必须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措施进行刺激和引导(黄威、从树海,2011)。财政政策是政府调控和干预经济运行,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2008年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2010年我国实现财政收入83101.51亿元,财政支出89874.16,比上年分别增长21.3%、17.8%。2011年为巩固4万亿的投资效果,我国在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的同时,仍旧实行积极财政政策,2012年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保持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
但是,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城乡居民消费特点也不同,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如何?财政政策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否相同?财政政策对不同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有何不同?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另外,尽管近几年扩大财政支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良好实施效果,但是理论界对此看法一直存在争议。形成的巨额财政资金投向的区域差异性效果,财政政策对城镇和乡村居民消费的非对称性,能否有效刺激居民消费、扩大内需?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因而造成了民间消费和投资需求发展缓慢的理论观点需要得到证实。只有明确我国财政政策如何影响居民消费,才能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作出客观的评价;也只有明确政策效应对居民消费空间差异性,才能针对促进居民消费制定更加切实有效的财政政策。因此,研究我国政策效应对居民空间消费空间影响的差异性,对客观评价财政政策实施效果、促进居民消费、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均具有积极的意义。
文献回顾
近年来,国内外大量学者在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国外相关研究有,Goran Hjelm(2002)对19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财政紧缩(扩张)则居民消费比较低(高);Athanasios Tagkalakis(2008)运用时间序列数据探讨了19个OECD国家1970-2002年在经济衰退和扩张时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影响,紧缩和扩张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比经济扩张时在刺激私人消费方面更有效。Andrew Mountford,Harald Uhlig(2009)运用向量自回归的方法对美国1995-2000年财政政策影响效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减少赤字财政税对促进经济的增长有很大的作用;Francesco Giavazzi,Tullio Jappelli,Marco Pagano(2000)使用OECD国家样本和发展中国家样本两个数据集研究了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情况。研究发现,这种非线性效应往往与大并且持续的财政刺激相关;Jordi Galí,J.David López-Salido,Javier Vallés(2007)扩展了标准新凯恩斯模型允许经验性消费者的存在。并从价格粘性和财政赤字与消费的互动关系方面解释了政府支出的效应。
在国内,谢建国、陈漓高(2002)通过建立一个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模型,分析中国的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短期内,中国政府可能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增加总需求,但在长期均衡时政府支出完全挤占了消费支出。胡书东(2002)通过分项目财政支出变动和居民消费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指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挤入作用;同时也对财政支出结构作了相应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建设和教科文卫支出对居民消费是挤入的,相反,国防和行政管理支出则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贺京同、那艺(2009)根据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通过检验发现,当公共福利支出满足居民心理安全需求的能力下降时,居民的消费增长对收入增长的反应系数显著变小。结果表明,通过对政府支出的内部结构进行调整,可以达到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刺激居民消费增长的目的。储德银、闫伟(2011)对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非线性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和支出在正常时期对农村居民消费表现为凯恩斯效应,但财政收入的凯恩斯效应并不显著;在紧缩和扩张两个特殊时期,财政收入和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均产生了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就特殊时期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总效应而言,财政收入在紧缩和扩张两个特殊时期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均体现为非凯恩斯效应,而财政支出在紧缩和扩张时期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总效应并不一致。
由上,现有研究或者仅考虑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短期和长期政策效应差异,但是研究没有分析支出政策差异性和城乡经济的差异性;或者通过支出结构的分类研究政策的挤入和挤出效应,但是忽略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或者仅将农村居民或城镇居民作为研究对象,缺乏对二者的对比分析。因此,本文研究当前我国不同区域城乡居民消费差异性将综合以往研究的优势,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另外,根据以往的研究理论,财政政策通过收入变化影响居民消费,本文以收入变化作为变量研究问题也是一个创新点。
模型设定及变量数据选取
(一)模型设定
A. Tagkalakis(2008)构建了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关系的方程式,该模型与以往的模型相比,突出的创新是把财政政策进行了划分,一是可预测的财政政策,二是不可预测的财政政策。居民消费的跨期平滑是由可预测的财政政策变化引起的居民收入变化而导致的,对于可预测政策下引起的居民收入变化,居民是否改变消费策略,进行跨期平滑,主要取决于理想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的消费者特征,以及是否存在流动性的约束。财政政策效应和居民消费关系的政策影响方程式如下:
(1)
式(1)中,β0表示截距项,β1、 β2、β3为参数项,C表示居民消费变化,Rexp enditure表示外生的财政支出政策冲击,Rincome表示外生的财政收入政策冲击,Rexp enditure和Rincome也可以用来表示不可预测的收入变化,Yprediction表示可预测的收入变化,μ是随机误差项。
将式(1)转化为面板数据模型则为:
(2)
其中Year表示年份,Province表示省份,ф表示不同年份居民消费增长水平差异, θ表示不同省份居民消费增长水平差异,β1、β2、β3分别表示财政支出政策、财政收入政策和居民预期收入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状况。
鉴于外生变量Rexp enditure、Rincome和 Yprediction的非直接可知性,本文构建变量采用辅助回归方程如下:
(3)
(4)
(5)
(6)
其中, 表示本期与上一期的差值,r表示短期真实利率。为了排除税收产生的自动稳定器效应,因此,对于εitT 需要减去居民可以预测的产出冲击,找εitT 的变量εitTD,则εitTD=εitT-λitεitGDP 。本文中λit的值采用了李晓芳等(2005)的测算值1.71,εitGDP 是估计的产出冲击。
(二)变量数据选取
本文所有的数据均来自各省历年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研究区域是除和港澳台外的中国的30个省市区。东、中、西部的划分如下: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等省市;西部包括内蒙古、四川、重庆、云南、广西、新疆,贵州、青海、宁夏、陕西等省份,剩下的为中部地区。时间跨度为1995-2010年。
C是居民消费,分别用“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家庭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表示;Y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用“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家庭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表示;Rexp enditure表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Rincome表示人均财政收入水平,分别用财政总支出和总收入除以人口数来表示;GDP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了消除通货的影响,本文Y、Rexp enditure、Rincome、GDP均用相关指数进行了平减。r采用定期存款年利率减去当年通货膨胀率。
实证分析
(一)基本检验
由于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是建立在数据平稳基础上的,数据不平稳可能导致回归结果存在较大偏差。本文借鉴适用于相同根下LLC检验和Breintung检验,适用于不同根下ADF-Fisher检验和PP-Fisher检验对数据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表1,对数据系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在LLC检验形式下,Rexp enditure和 Yprediction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另外,Yprediction在PP-Fisher检验形式下,通过了5%的显著水平检验。这说明,此时,Rexp enditure和Yprediction序列是平稳的,即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不存在单位根现象,但是这两个变量在Breintung检验和ADF-Fisher检验形势下,均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并且C和Rincome这两个变量在四检验方法下均不显著,这说明,数据序列在5%显著水平下接受“存在单位根现象”,数据是不平稳的。可以发现,Rexp enditure和Yprediction序列存在检验结果不一致情况,而在检验结果不一致的情况下,检验结果应更看重ADF-Fisher检验,因四个变量的数据序列在ADF-Fisher检验下,均没有通过5%显著水平检验,所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数据序列C、Rexp enditure、Rincome和Yprediction均接受原假设,即数据序列存在单位根现象。
因此,对四个变量的数据序列做一阶差分处理,再对四个变量的数据序列的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除了Rexp enditure在Breintung检验形式下没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外,其他数据序列的一阶差分在四种检验形式下均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检验。
综合以上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得出,C、Rexp enditure、Rincome和Yprediction均存在一阶单整,而其数据序列的一阶差分是平稳序列。
如表2所示,继续对面板数据做面板协整检验。经过检验发现,组内统计量Panelv 、Panel rho 、Panel ADF在10%显著性水平下不支持“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但是Panel PP在1%显著性水平下接受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检验。组间统计量Group rho在10%显著性水平不支持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Pedroni认为每一个统计量都服从标准化的正态分布,且认为Panel ADF和Group ADF检验结果更重要,检验结果要以这两个检验结果为主,Residual variance和 HAC variance检验结果都通过1%显著水平下检验,Panel PP-Statistic的检验结果。所以Pedroni协整检验判断政策效应和居民消费间存在协整关系。Kao协整检验结果均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意味着政策效应和居民消费间存在协整关系。根据以上分析结果,C和Rexp enditure、Rincome 、Yprediction之间存在长期且稳定的内生关系。
(二)政策消费效应的东中西部差异分析
本文采用Hausman设定检验来确定模型效应形式的选择,检验结果表明利用随机效应模型研究东中西部地区政策效应对居民消费的差异性影响更加准确,根据面板数据模型,即公式(2),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数据结果,模型1-6的AdjR2均大于89%,Rexp enditure、Yprediction和常数项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Rincome 的参数估计值只有在模型6中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DW值均在2左右,总体来说,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较好。
1.财政支出(收入)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对比分析。由表3可知,Rexp enditure即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的绝对值最小值为对西部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其值为0.43,这表明西部城镇居民财政支出每增加1%,西部城镇居民消费增加0.43%,最大值为对东部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其值为0.67,同理东部农村财政支出每增加1%,东部农村居民消费增加0.67%;而Rincom即财政收入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的绝对值最小值为对东部和西部农村居民的影响,其值为0.01,而最大值为对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影响,其值也仅为0.2。由此可以看出,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远大于财政收入政策。
2.财政支出(收入)政策对不同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由表3可以看出,财政收入政策对各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均比较小,故本文重点讨论财政支出政策对不同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Rexp enditure对东部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为0.57(城镇)、0.67(农村),即东部地区财政支出每增加1%,其城镇居民消费增加0.57%,农村居民消费增加0.67%;对中部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为-0.54(城镇)、-0.62(乡村),即中部地区财政支出每增加百分之一,其城镇居民消费减少0.54%,农村居民消费减少0.62%;对西部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0.43(城镇)、-0.53(农村),即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增加1%,其城镇居民消费增加0.43%,农村居民消费增加0.53%。可知,财政支出政策对东部居民和西部城镇居民消费为正影响,而对中部居民和西部农村居民消费则为负影响。
财政支出(收入)政策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由表3可知,财政支出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系数的绝对值分别为0.57、0.54、0.43,即财政支出增加1%,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分别增长0.57%、0.54%和 0.43%;财政支出政策对东、中、西部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系数的绝对值分别为0.67、0.62、0.53,即财政支出增加1%,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分别增长0.67%、0.62%和0.53%。可知,财政支出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均大于其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
财政收入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系数的绝对值分别为0.02、 0.02、0.03,即财政支出增加1%,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分别增长0.02%、 0.02%和0.03%;财政支出政策对东、中、西部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系数的绝对值分别为0.01、0.2、0.01,即财政支出增加1%,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分别增长 0.01%、0. 2%和0.01%。可知,财政收入政策对于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财政收入政策对东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大于其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而其对中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小于其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
综上所述,不论从东中部地区划分来看,还是从城乡方面来看,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要远远大于财政收入政策的效果。这种情况是比较符合我国当前财政政策现状的,当前财政收入以间接税为主,因为财政收入表现的较弱的影响效果是有现实依据的;财政支出政策的效果在东部地区最为明显,并表现出明显的凯恩斯效应,而在中部地区的城镇和乡村财政支出政策的效果均呈现非凯恩斯效应,在西部地区财政支出政策的效果是非对称的,在城镇呈现凯恩斯效应,在农村呈现非凯恩斯效应。从城乡差异来看,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效果较大,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差异较小,这种特点特别表现在财政支出效果上;从东中西部差异来看,财政支出政策对东部地区居民消费表现出更强的凯恩斯效应,对中西部居民消费则呈现更强的非凯恩斯效应,产生这种特征的原因可能是中西部消费特征的差异。
(三)差异化政策对东中西部城乡居民消费影响分析
我国的财政政策分为两种,一种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种是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政策的方向性影响财政实施强度和实施效果,为明确政策的差异性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差异,本文进一步对财政政策进行区分,将模型(2)变为:
(7)
其中,EG用来描述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CG用来描绘紧缩性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Rit0表示扩张性财政政策,此时CG=0,EG=1。
根据表4数据结果,模型Ⅰ-Ⅵ的AdjR2均大于83%,EGR、CGR和常数项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DW值均在2左右,总体来说模型估计结果较好。
由表4可知,EGR即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东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47、0.53;对中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4、-0.55;对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2、-0.45。可以看出,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中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并不一致。
CGR即紧缩性财政政策对东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42、0.56;对中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2、0.46;对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5、-0.60。可以看出,紧缩性财政政策对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并不一致。
综上所述,城乡居民间差异化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比较明显,在东部地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的非对称效果相对不明显,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却十分显著。对于中部地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抑制效果,抑制系数为0.55,而对城镇居民消费则有促进效果,促进系数为0.34。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正好相反,当紧缩性财政支出变化1个单位时,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率会同方向变化0.46个单位,而城镇居民消费则会反向变化0.22个单位。可见,当前中部地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促进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同时,不利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对于西部地区,政策的效果差异性很大,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均有明显的挤出效应,财政支出增长率每增加1%,则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率被挤出0.45%和0.32%,但是紧缩性的财政支出政策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有挤入效应,财政支出增长率降低1个单位,将使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率提高约0.60个单位。可见,紧缩性的财政支出政策虽然降低了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却增加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结论与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需通过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但当前又面临物价飞涨的困惑,研究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刺激和促进的区域化、差异化作用,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发挥当前财政政策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当前财政政策具有空间差异和政策非对称性差异,因此在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东中西部居民消费增长水平。
第一,优先重视使用财政支出政策工具。研究结果证实,财政支出政策工具的效果不论在地域上还是城乡差别上,都远大于财政收入政策工具效果。因此,要提高居民消费,发挥国内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必须优先并重视使用财政支出政策这一工具。
第二,实施差异化的政策方式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因地区和政策对象不同,实施的效果不同,政策的非对称性、扩张性和紧缩财政效果的差异要求对于中西部农村,尽量避免运用过多的财政支出政策,这是因为财政支出政策对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更容易形成挤出效应,而转变关注农村就业问题、农村社会保障和农村教育的财政投入,稳定和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预期。这对更多依赖与预期未来收入变化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发展更为有利。
第三,实施倾斜式的财政政策。研究表明,农村农民消费增长的潜力更大,这是因为农村居民消费收入的弹性大,乡村居民消费对财政政策的敏感度强。因此,政府应该更加关注农村居民消费情况,实施倾斜式的财政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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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的财政政策含义如下:
宽松的财政政策是通过适度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的政策。
详细介绍如下:
宽松的财政政策:根据财政政策调节国民经济总量和结构中的不同功能来划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通过加强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的政策,而采取中性财政政策,财政的分配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并不主动寻求刺激社会总需求。宽松的财政政策,介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之间,它相对中性财政政策更为积极,而相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相对保守。扩张性财政政策通常为刺激经济增长,会全面动用大规模财政赤字、增加国债、降税、增加政府支出政策等各种手段,而宽松的财政政策仅会采取上述财政政策的部分手段,来适度刺激社会需求。
(来源:文章屋网 )
Cheng Yuxin
(Guangzhou Jinqiao Institute of Administration,Guangzhou 510260,China)
摘要: 当前通货膨胀问题日益严重,本文从理论上分析通货膨胀成因,进而分析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提出通货膨胀治理的对策和措施。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inflation is getting more serious.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causes of inflation, and then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China's current inflation, and proposes the control measures of inflation.
关键词: 通货膨胀 成因 治理
Key words: inflation;causes;governance
中图分类号:F82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9-0132-02
0引言
通货膨胀通常是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实际需要所引起的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经济现象。不同的经济理论流派对通货膨胀有不同的解释。如货币学派弗里德曼认为“物价的普遍上涨就叫做通货膨胀。”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认为,通货膨胀是指货币数量的过度增长,且这种增长合乎规律地导致物价上涨。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通货膨胀是指物品和生产要素价格普遍上升时期。
1通货膨胀成因
通货膨胀按产生的原因可分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结构型通货膨胀、混合型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型通货膨胀、信用扩张型通货膨胀、国际传播型通货膨胀。治理通货膨胀首先要根据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对症下药。我国理论界根据我国国情,对通货膨胀成因提出了进一步的解释,提出了新的一些通货膨胀成因理论,包括财政赤字论、信用扩张论、国际收支顺差论、体制论、摩擦论、混合论。
1.1 财政赤字论认为政府在发生财政赤字时通常采用增收节支、直接增发纸币或发行公债等措施弥补。如果增发纸币或发行公债引起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超过了实际经济增长的需要,就会导致通货膨胀。
1.2 信用扩张论信用的过度扩张主要是由于经济主体对经济形势做出错误的判断,中央银行宏观控制不力、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盲目扩大信用、虚假存款增加、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新的融资工具不断涌现等原因。信用的过度扩张必然导致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从而引发通货膨胀。
1.3 国际收支顺差论国际收支顺差尤其是贸易顺差时,国内市场上商品可供量因为出口超过进口而减少,而外汇市场则供过于求,国家不得不增加投放本币以收购结余外汇,因此会出现过多的货币追逐较少的商品,从而导致通货膨胀。
1.4 体制论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由于产权关系不明,国有企业破产和兼并机制不完善,在资金上仍然吃国家银行的大锅饭,停产和半停产时职工工资和经营风险仍由国家承担,必然会导致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过度积累,推动物价水平的上涨。
1.5 摩擦论在我国特定的所有者关系和特定的经济计划运行机制下,由于计划者追求的经济高速度增长及对应的经济结构与劳动者追求的高水平消费及对应的经济结构与劳动者追求的高水平消费及对应的经济结构不相适应,从而产生矛盾和摩擦,必然会引起货币超发、消费需求膨胀和消费品价格上涨。摩擦说实际上是站在另一角度,从体制上说明需求拉动的起因。
1.6 混合论混合论认为我国通货膨胀的形成机理十分复杂,其成因可分成三类,即体制性因素、政策性因素和一般因素。体制性因素是指我国改革中企业制度、价格双轨制、财政金融体制、外贸外汇体制等;政策性因素是指宏观经济政策对社会总供求的调控;一般因素是指在体制性和政策性因素之外,经济发展本身存在的引起物价水平持续上涨的因素,如我国人多地少矛盾。
2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
当前通货膨胀,是由多种原因共同造成的,既有需求拉动的因素,又有要素成本上升的原因,同时与国际市场物价上涨密切相关。从国际市场的角度来看,欧美国家刺激经济所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国际上流动性泛滥,大量热钱涌入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大宗商品市场,存在明显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另外,全球灾害性天气导致粮食减产,使得粮食价格升高;与此同时,国内的工资水平也在上涨。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2.1 货币供应量增加引起的通货膨胀我国货币供应量2005年298755亿元,2006年345578亿元,2007年403401亿元,2008年475167亿元,2009年606225亿元,2010年725852亿元。2010年与2005年相比较短短5年时间广义货币(M2)增加427096万亿元,增加143%,M1增加159343亿元增加149%,M0增加20597亿元,增加86%。2009年与2008年相比较仅一年我国广义货币(M2)增加13.1万亿元,增加27.6%,M1增加5.38亿元增加32.4%,M0增加4千亿元,增加11.8%。2010年与2009年相比较仅一年我国广义货币(M2)增加12万亿元,增加20%,M1增加4.6亿元增加21%,M0增加6千亿元,增加17%。货币供应量增速过快,导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在5%左右。这一轮通货膨胀首先从房地产价格上涨开始,农产品价格上涨而引起全面物价上涨,通货膨胀。
2.2 信贷规模扩大引起的通货膨胀我国2003年后国家采取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致使经济一度过热,因此国家采取一系列紧缩政策抑制经济过热。2008年上半年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2008年下半年出现国际性金融危机,我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实施4万亿元投资计划以刺激经济发展,目的是 “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以及改善民生等。我国金融机构发放各项贷款2007年3171000.3亿元,2008年3660394亿元,2009年4685586亿元,2010年5710570亿元,2008年比2007年增长15%,2009年比2008年增长28%,2010年比2009年增长22%。
2.3 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
2.3.1 因劳动力成本上升引起的工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后,用工成本增加,使总供给方的生产成本上升,导致物价上升。企业因人工成本的增加而提高产品价格转嫁人工成本的上升。而物价上涨后工人又要求提高工资,如民工荒,导致许多企业提高工资,有些提高到原工资的两倍三倍以吸引工人,甚至出现争抢民工的现象。这必然引起物价上涨,形成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从而导致工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
2.3.2 因能源价格上涨引起的通货膨胀自2003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后,石油价格的上升幅度明显增大,2003、2004、2005、2006年平均价格分别同比增长了18.72%、33.56%、36.45%和16.6%,至2006年底达66美元/桶。2007年国际原油价格继续上升,至2008年7月达到历史最高点147美元,此后因国际金融危机,国际油价一路下滑,暴跌至2009年2月创下的33.98美元/桶的历史最低价。此后油价又开始一路暴涨,曾一个月暴涨30%,至2011年2月突破每桶一百元美元大关。能源价格上涨引起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带动与之相关的制造业、加工业等产品价格上涨。
2.4 因国际收支顺差引起的通货膨胀我国国际收支长期顺差,人民币存在升值预期,国际热钱流入、信贷规模扩大,导致货币流动性过剩,造成通货膨胀。具体原因分析如下:长期以来,我国国际收支顺差,导致外汇储备过多,因外汇市场供过于求,国家不得不增加投放基础货币以收购结余外汇,截至2010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28473.38亿美元,以1美元等于6.58元人民币计,需投放人民币18.7万亿元人民币,而这些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效应,派生出大量货币,从而使流通中增加大量货币量,过多货币必然引起通货膨胀。
3我国通货膨胀的治理
3.1 通货膨胀治理理论通货膨胀对一国国民经济乃至社会、政治生活各个方面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各国政府和学者将控制和治理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的重大课题加以探讨,并提出治理通货膨胀的种种对策措施。主要有宏观紧缩政策、收入紧缩政策、收入指数化政策、货币主义学派单一规则理论、凯恩斯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增加供给政策等。宏观紧缩政策包括紧缩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货币政策主要采取公开市场业务、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再贴现率。紧缩性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削减财政支出、增加政府税收来治理通货膨胀。紧缩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都是从需求方面加强管理,通过控制社会货币供应总量和总需求,实现通货膨胀的目的。收入紧缩政策主要是根据成本推进论制定的,主要采取强制性或非强制性手段,限制工资提高和垄断利润的获取。抑制成本推进的冲击,从而控制一般物价的上升幅度。收入紧缩政策一般实行工资管制和利润管制。
3.2 我国通货膨胀治理通货膨胀的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从宏观和微观角度考虑采取多种措施共同治理。要根据通货膨胀的成因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主要可采取以下措施:
3.2.1 紧缩性货币政策一是降低货币供应量,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抑制总需求;二是提高利率,抑制投资需求,增加储蓄,从而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使总需求与总供给达到均衡。我国中央银行采取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实行商业银行差别贷款率、提高再贴现率,提高存贷款利率、控制信贷规模、公开市场业务等途径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减少投资规模,从而抑制通货膨胀。
3.2.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是增加财政收入,如通过提高房产税、消费税、开征物业税,加强税收征管征收等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二是降低财政支出,减少政府支出,如减少各项行政开支、公车费用等;三是增加各项财政补贴和福利支出,如提高低收入人员的社会救济和社会救助支出、对实行农产品补贴等;四是降低个人所得税,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五、调整财政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在增加社会保障、卫生、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支出的同时,适时适度调整财政投资规模、结构和进度,并适量缩减国债发行规模。
3.2.3 调整外贸政策我国基础货币供给增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际收支顺差,因此应扩大进口,控制出口,人民币适时适度升值,人民币走国际化道路。改变外贸结构,降低国内紧缺资源、原材料和高精尖设备、技术产品的进口关税,增加进口。提高资源型、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出口关税,减少这些产品出口。此外。改革现有的外汇管理体制,逐步放松强制结售汇制度,增加企业和居民的外汇持有量,从而降低因国家外汇储备增加而导致的货币供给量。
3.2.4 价格政策加强对关系国计民生产品的价格调控力度,控制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控制与人民日常生活有关的轻工业品的价格、以及水电煤气油等价格,严格控制房价等。加强农产品储备,对这些产品价格通过市场进行干预。在市场干预无效时,政府就要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干预,以避免物价上涨过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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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金融危机;稳健;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5―0038―07
自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中央银行职能以来,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进入21世纪后,更成为熨平经济周期的重要政策工具。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方面日渐成熟。2010年12月1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新一轮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将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伴随着2010年下半年和2011年上半年的加息举措,央行事实上已经传递了紧缩银根的信号,这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首次对货币政策进行大方向的调整,这可能预示着将从调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人手,逐步退出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政策。本文从多个角度,对1997年和2008年以来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加以比较,并对2011年新一轮“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提出改进建议。
一、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经济环境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即使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也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同时经济结构调整也不断深化,金融市场的制度、结构不断完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使得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环境与1997年相较存在巨大差异。
(一)国内因素
1.经济主体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不同
就中国的经济规模而言,在两次金融危机发生前夕,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78973亿元,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65810.3亿元,为1997年的3.37倍;人均GDP从1997年的6420元,增加到2007年的20169元,家庭存款占GDP的比重也从1997年的59%增长到2007年的65%;在经历税制改革后,1997年财政收入为8651.14亿元,2007年则为51321.78亿元,增长了4.93倍,接近GDP增长速率的1.5倍。经济成果的积累充分说明,相对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从宏观到微观,从政府到家庭,中国经济抵御危机的能力都在增强。
2.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完善程度不同
1998年以来,以银行系统改革为代表,我国不断完善金融体系。首先,央行取消了商业银行贷款限额控制,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不良贷款,使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平均下降9.7%。其次,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恢复了准备金存款的支付和清算功能,增强了商业银行资金平衡、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形成新的贴现、再贴现利率的生成机制,两次扩大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逐步放开政策性金融债券和公开交易国债的利率管制等。这些举措在降低金融风险的同时,促进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完善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此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更大作用奠定了基础。
3.货币政策工具的灵活性不同
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票据市场均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水平相对落后,规模也十分有限,造成货币政策工具单一,基本只能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对宏观经济发生作用。1998年以来,公开市场的债券交易恢复,债券市场逐渐活跃;同时大力整顿银行间拆借市场,增强了金融机构资金的灵活性;发展以实物贸易为背景的商业票据,增加票据的承兑主体,降低票据市场的风险,增强了央行再贴现对货币总量和经济结构调节的功能。这些积极推进货币市场发展的举措,增强了金融机构活力,为货币政策运用提供了更加多样灵活的调控工具。
4.货币政策受体的敏感程度不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银行体系中大部分不良贷款来自国有企业,这类企业对货币政策的敏感程度低,这就使货币政策的力度在实施过程中被削弱。伴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使用效率高、增值能力强的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作为将货币政策传导到实体经济最终环节的企业,对于货币政策的敏感程度大大提升。另一方面,随着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金融市场的繁荣,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形式更为多样,投资方式更为灵活,从而增强了居民消费与投资行为对货币政策变动的敏感程度。
(二)其他因素
1.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不同
亚洲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有限,受影响的国家主要是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它们大多与中国一样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的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关联程度较低。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源自美国,主要发达经济体均遭重创,它们大多与我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从2000年的39%上升到了2008年的58.23%。不难看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更为深远,从外需的方面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动力。
2.人民币汇率变化不同
从汇率角度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承诺人民币坚决不贬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1997年的8.2898小幅升值到1998年的8.2791,此后直到2004年汇率基本不变。1997~2000年出口总额分别是1827.9亿美元、1837.09亿美元、1949.31亿美元、2492.03亿美元,可以看出亚洲金融危机后出口总额并未下降,而是在短时期的增长停滞后,1999~2000年又恢复了快速增长。
面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元大幅贬值,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甚高,2007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平均水平为7.60,2010年年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62,进入2011年则达到6.587。2008年7月到2009年2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4.5%。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大大削弱了我国出口竞争力,出口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直线下降。2009年,外贸出口下降了16%,而进口只降低了11%,顺差减少了1020亿美元,出口减少的损失比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更为严重。
二、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效果比较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出现经济增长放缓、出口大幅回落、消费与投资低迷、国内外市场均呈有效需求不足的态势,宏观经济有通货紧缩的风险。1997年到2002年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的扩张货币供应量,着重国内经济结构性调整,改革国有企业,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因货币增长过快而积累在银行系统中的金融风险。亚洲金融危机对我
国产生的负面影响时间较短,程度不深,1998年到2001年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7.8%、7.6%、8.4%和8.3%,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增长,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则保持平稳并小幅下降。1991年到199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7%,零售物价的平均增长率为6.2%,而广义货币和贷款的增长都在年均20%以上。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呈现上升的趋势,与同时期的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横向比较,我国M2与GDP的比值处于高位,市场在温和的货币政策作用下保持了良好的流动性。
而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国内经济正面临通货膨胀风险,2007年12月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至2008年6月间,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回收市场的流动性,以防止国内出现投资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直到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扩散并在全球蔓延,政府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货币政策从“适度从紧”转向“适度宽松”。面对全球经济低迷的颓势,我国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保持了9.2%的强劲增长,同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较2008年下降了0.7个百分点,城镇就业人员比2008年净增910万人,国内经济运行总体企稳向上。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实现39.8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
我国经济在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均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平稳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同时通货膨胀的水平则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但应注意的是,与1997年宏观调控的效果有所不同,2009年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为投资拉动8.7%,消费拉动4.1%,出口拉动-3.7%。在出口大幅度衰退的同时,投资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积极财政政策下财政支出的大规模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200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45.7%,相比于1998年57.1%、1999年74.1%、2000年65.1%,明显偏低,同时这个水平也显著低于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水平。从这一点来看,本轮宏观调控的结构性调整力度不够,“惠民”效果不佳,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扩张政策中大规模增加的投资推动,在经历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能否像亚洲金融危机后那样实现长期稳定增长,能否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情况下也不出现增长乏力的情况,还有待时间检验。
三、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工具比较
(一)货币政策目标
1997年以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为“适度紧缩”,到1997年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为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试图实现“增加信贷和货币供应,扩大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货币政策在1998年到2002年间稳健中略显宽松。
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实施的是紧缩的货币政策。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加深,到2008年下半年,货币政策逐渐把重点转向对抗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底央行调整货币政策,从“适度紧缩”调整为“适度宽松”,表现激进,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保持市场信心,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
(二)调控工具与力度
受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多采用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等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选择略为宽松的政策取向,对于经济的刺激作用温和;2008年底货币政策则是从“适度紧缩”进入“适度宽松”,此番调整相比于1998年更为激进。例如,1998年我国连续三次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而仅在2008年下半年的百日内央行就完成了五次降息、九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利率调整的频繁和幅度之大,都是出乎意料的。2008年底开始实施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使基础货币从2008年8月的11.76万亿元,上升到2009年9月的13.34万亿元,为上年同期的1.13倍,到2010年底基础货币存量18.5万亿元,同比上涨了28.7%。广义货币M2在2008年底为47.52万亿元,2009年底为60.62万亿元,2010年底为72.6万亿元,比2009年增长19.7%。2009年底各项贷款余额为41.39万亿元,比2008年末增长25%;相比于2009年,2010年贷款的增速有所放缓,增速为19.9%。
如表1所示,两次应对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中比较密集的降低存贷款利率,都主要集中在危机发生后的一年内。降低利率除有效刺激投资以外,还向市场强烈地传递了宽松的政策信号。从降息的幅度来看,1998年开始的那轮调整幅度更大,持续时间也更长,而2008年开始的调整更倾向于高频率小幅度的微调。但这并不能说明2008年实施的货币政策更为温和,事实上从降息的频率和基础货币扩张的规模来看,2008年政策扩张的力度更强,但由于2008年新一轮降息开始时的利率水平不高,因此利率的下行空间不大,在执行了四次降息后,定期存款的利率已处于20年来最低点,活期存款的利率也低于2002年的最低点。
从表2来看,我国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次数和幅度,都比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更显剧烈。这同传统金融理论的结论差异较大,存款准备金率以乘数作用于货币总量,对于基础货币的扩张和收缩作用均十分剧烈,应属谨慎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而我国自1998年完成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后,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就成为货币政策制定当局惯用的主要工具,尤其是在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期间,运用更为频繁,2003年至2008年间的20次调整,有18次是2006年以后进行的(在2007年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后,就先后运用过10次)。频繁使用存款准备金率,与我国宏观经济有扩张要求时更为倚重积极财政政策有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各种基建项目达到拉动经济的目的,为配合财政政策而实行的信贷扩张往往期限较长,市场对于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更为敏感,调升贷款利率以控制市场中的信贷额增加,将会给企业造成相当沉重的财务负担,因此为避免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时出现“硬着陆”,央行更多选择了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以实现紧缩性政策目标。
四、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
我国应对两次金融危机中均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基本指导思想是大体相似的,短期内均立足于通过政府投资扩张迅速刺激经济回升,而长期目标则都着眼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两次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推进税费改革、调整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运用预算、税收、投资等手段活跃经济,实现经济总量扩张,从而促使经济重回稳步增长的轨道。
在财税工具的具体选择方面,两个时期的财政
政策则有所差异。1998年主要集中在增发国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加大出口退税支持外贸出口三个方面,刺激经济恢复的意图直接且明确。2008年,除发挥投资、税收、收入分配、财政贴息、转移支付等政策组合优势以外,另一重点则放在“增值税全面转型”等税制改革上,这说明现阶段宏观政策的制定更为侧重于短期经济恢复与长期合理发展的统筹考虑。
在1998-1999年间,政府共发行长期国债21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在本轮金融危机期间,中央政府除同意地方发行2000亿元债券外,并在很短时间内系统地推出了规模高达4万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对比两个时期的财政政策不难看出,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更强劲,这与同期货币政策的力度也是相适应的,因为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辅以扩张的货币政策才不致推高利率,使私人消费和投资出现“挤出效应”,从而保证经济恢复增长的目标能够尽快实现。
表3所反映的是1997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情况,从1998―2009年,积极财政政策占了四分之三的时间,而货币政策保持稳健的仅有7年,这说明在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更多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由于货币政策在多个层面都表现出非对称效应,例如在时间层面,经济衰退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弱于繁荣时期紧缩性货币政策;区域层面,金融发达地区货币政策效果强于金融欠发达地区;产业层面,货币政策对有形资本比重大的行业作用较弱等,针对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有限,第一、二产业比重大等特点,选择以财政政策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角,货币政策辅助的政策配合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此外,现阶段经济转轨时期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而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能力较财政政策略显逊色。但应注意的是,过多的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刺激可能导致财政赤字增加、政府信用危机、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等多种负面效应。事实上,2010年出现在众多欧盟国家的债务危机,促使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在2011年开始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减少财政赤字,恢复政府信用。与2011年美国积极财政政策不同,欧洲国家的宏观政策旨在管理财政平衡,也是“经济二次衰退”与“信用危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
五、总结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基础货币持续增长。根据宏观经济理论,超出实体经济增长的货币供给总会传导给价格,表现为物价总水平的上涨。经验显示,从货币供给较快增长到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可能需要1年左右时间。2009年货币供给的大幅度增长引致2010年的CPI高位运行,这是经济对扩张性政策刺激的正常反应,且这种情形的惯性作用在2011年仍将显现。面对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预期,央行从2010年底开始实行新一轮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在短期内相继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已达19.5%的历史高点)等系列调控工具组合,货币政策趋于紧缩的态势已然明朗。就长期而言,可以从健全资产和货币市场、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推动利率市场化、提高央行独立性等方面,优化更有利于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经济环境。从短期来看,笔者认为针对新一轮稳健而偏紧的货币政策,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加以谋划:
1.根据IS-LM模型分析,当采取“一松一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组合时,宽松的财政政策使IS曲线向右上方移动,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LM曲线向左上方移动,新的均衡点可以出现在原均衡点的右上方,即可以实现利率上升,同时是国民经济总产出不变或增加的政策效果。为配合偏紧的货币政策实现银根紧缩、抑制通胀的目标,积极财政政策要保持调控的方向不变,但力度应逐步减弱,从货币需求的源头降低对流动性的要求,增强货币政策回收流动性的效果。
2.当前的通胀预期除了有国内需求拉动的作用外,也有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特点,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抑制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更有效,对成本推动型通胀的作用则相对有限,因此在实施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应辅以产业政策、就业政策等多重政策工具,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推进产业升级、提升就业水平,减弱成本推进型通胀的压力。
3.由于我国经济转型的过渡期略显漫长,经济结构性调整也成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之一。从GDP贡献率来看,消费、投资、出口三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不够协调,以消费为代表的内需增长依然十分脆弱;从产业结构来看,低技术含量的产业仍占主导;从发展方式上看,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的转变尚未完成;从收入分配来看,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依然巨大。以上这些情况都反映出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之下存在着严重的结构问题,而这可能会成为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后掣肘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央行通过信贷政策、利率政策等,以鼓励居民进行实物资产消费,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信贷资金的合理流向,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等方式,让货币政策更多的参与经济结构调整,将有利于国民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4.2011年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2011年1月广义货币M2为73.39万亿元,同比上升了17.3%,环比上升了1.1%,2010年M2月平均增长率为1.36%,意味着M2的增速将下降,市场利率将逐步上升。与此同时,虽然众多新兴经济体纷纷采取紧缩政策以抑制大规模通胀,但美国仍然保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11月初,美国“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公布将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6000亿美元回购长期国债。未来美国将继续保持低利率水平,以刺激消费投资,所以在新一轮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中,要防止因中美宏观政策走向不同,使中美利率倒挂,导致国外热钱涌入,削弱紧缩银根的政策力度。
5.随着中国近30年的高速发展,国内居民手中掌握的财富不断增长,2009年底居民储蓄存款为260771.7亿元,较1999年增长了3.37倍。面对2010年高位的CPI数据,在市场的投资、消费热情不减,股市表现低迷的情况下,成交额创历史新高,2011年初在我国各地甚至出现居民抢购黄金的现象,究其原因,在高通胀预期下,国民害怕财富缩水因而更倾向于金融投资,希望通过资本增值来抵消通胀对财富的侵蚀。这种消费和投资需求会加快国内货币的流通速度,而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对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削弱作用,故在货币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应考虑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的影响。政府部门应该充分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向市场传递紧缩信号,劝导居民理性消费、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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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经济政策的概念和内容
经济政策指的是国家和政府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国际的收支平衡、市场价格的稳定和人民的充分就业等宏观经济政策和目标,保证经济福利的增长和经济问题的顺利解决而制定的市场和企业运行的指导原则和措施。经济政策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两部分。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收入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微观经济政策指的是政府为了市场的稳定运行而进行的立法或者环保政策等。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如果经济政策出现摇摆不定的情况会给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产生严重的破坏。同时,经济政策的运行应具有一定的弹性,为了防止市场的经济运行中具有意外情况的发生或者出现问题,必须及时的调整经济政策以适应市场的健康稳定的发展。经济政策的制定会对市场的运行产生重要的影响。正确的经济政策会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市场的发展,而错误的经济政策会在很大的程度上阻碍市场的发展,有时甚至会给市场带来严重的损失。国家和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包括:为了控制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收支平衡以及调整和规划产业的布局而制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和产业政策;为了调整消费和累积之间比例关系,实现社会财力总供给和供需求之间的平衡,控制货币的发行和抑制通货膨胀而制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财政与信贷综合平衡的政策;最后还有为了引导消费需求的方向,优化消费的结构,保持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之间的适当比例关系,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而制定收入分配策略。
1.2经济政策的分类
经济政策分为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其中宏观经济政策指的是,国家和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而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运用的政策工具,已调整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宏观的经济政策是政府为了弥补市场调节的失灵并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而进行的一种经济活动。宏观经济政策是政府公共财政的一项基本职责。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市场的收支平衡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其中充分就业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其中广义的充分就业指的是包括劳动资源在内的一切资源被充分利用的状态;狭义的充分就业指的是包括摩擦性失业在内的只存在自然失业的就业情况。经济的增长同样具有两层含义: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物价的稳定指的是包括消费价格指数(CPI)、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消除价格增减指数的便于比较GDP的指数)、和批发物价指数(PPI)在内的消费价格指数。在实际中价格的稳定性常用价格指数和服务价格的加权平均值来衡量,比较的常识相对的价格。国际的收支平衡指的是在适当的官方储备资产下的国际收支平衡,也就是国际收支的盈余或者赤字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微观的经济政策指的是政府为了调节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关系和提高资源配套效率而进行的有关政策。微观经济政策包括价格政策、就业政策和消费政策等。福利经济学和一般均衡价格理论曾分析表明,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下,社会运用已有的资源实现帕累托最优。但是,如果完全的竞争条件遭到破坏,那么市场的调节就可能出现失灵的情况。通常在垄断、公共物品和外部经济效果及信息的不完善将会导致信息的失灵。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微观的经济政策在已经在很多方面逐渐弱化,所以本文主要考虑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经营策略的影响。
2.经济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2.1财政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宽松的财政政策也就是扩张的财政政策,是指在市场运行处于偏冷的阶段时,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增加国民收入而采用的增加政府支出和减少税收的经济政策。一般宽松的财政性政策是在市场的产出出现负缺口的时候被政府所实施的,所反映的是市场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政府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在其他情况都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增加购买和转移支付的活动将使社会总需求增加。同时,减少税收也会增加消费的需求、投资的需求和净出口的需求,这样也会使总需求增加,其实,这也就是对企业产品的需求。所以,企业应实时关注经济政策的变化,当经济政策为宽松的经济政策时,应审时度势,及时的做出相应的决策。通常这时的企业决策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来完成:首先,应保证产品在扩大市场上的客观需求,应具有灵活的管理体系,从产品的原材料采购开始,到生产元素的到位、产品质量的监管、财务配套供给和物资管理以及薪酬的分配直到产品的最终销售,企业应具有良好的扩充能力。此外,在供求关系的限制下,市场对产品的需求总量是有限的,企业应在市场政策的背景下,慎重度量市场的总需求量,及时调整企业生产产品的总量和质量,在满足市场需求的条件下,获取最大的利益。最后,企业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意识和战略规划,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宽松的经济政策不是永远实行的,企业应正确的把握市场的经济规律,对消费者进行正确的引导,并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升级或者更新换代,使产品能够适应市场的变化的需求,例如可以使产品增加一些新的功能例如环保、节能等。紧缩的财政政策是指经济过热的情况下,国家和政府通过使用缩减政府财政支出或者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抑制通货膨胀或者经济增长过快的情况。在其他的情况不变的情况下,政府的紧缩性财政政策会达到抑制市场总需求的目的。总需求减少的情况下,会导致国民收入成倍的减少,从而达到抑制经济过快增长的目的。而紧缩的财政政策对于企业的作用与扩充性财政政策完全相反。对此,企业要进行有步骤的调整,保证能够在紧缩性财政政策中得以生存和发展,首先,应有计划地减少市场上已经充斥着的类似品质的产品的产量,此外,还应做好新概念产品的引导和产品的升级,最后,应把握市场的供求关系,适时将产品投入市场。
2.2货币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指政府通过降低率和增加货币供给的方法达到增加总需求和私人投资的目的。通常在有效需求不足、GDP出现负缺口和失业增加的情况下政府会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于企业来说,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意味着资本成本的降低,所以,如果生产要素只有资本和劳动力两种,那么,应提高资本的比例而降低劳动力的比例。此外,企业还可以适当的吸收资本进行储蓄。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政府会减少货币的供给,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会抑制总产出。这时,企业应迅速调整产品的生产,有计划地降低资本的比重,此外适当地吸收劳动力并进行产品更新。
3总结
1.营造良好氛围,引导学生愿讲
教师应为学生的讲解发言营造一个民主平等、宽松和谐的课堂氛围。在教学中我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做到态度和蔼,平易近人放下架子,与学生多沟通,跟学生交朋友,主动关心学生的生活、学习。二是从居高临下的“圣坛”上走下来,与学生平起平坐,平等对话。三是注意教学平等,面向全体施教,对学生一视同仁。这样学生在课堂上就愿意讲解、愿意交流,并感受到课堂学习的快乐。
2.创设讲解活动,引导学生能讲
在学生愿意讲解的基础上,教师就应给学生提供讲解的“舞台”,给学生讲解的时间和空间,引导学生把自己能讲的都讲出来,从而获得新知。对此,我主要创设小组讲解和探究讲解等活动,让学生能够讲解。
(1)小组讲解。在学生课堂的自主学习后,我一般首先安排学生进行小组交流,相互讲解。在这一环节,教师要充分相信学生能讲清楚,引导已经学懂的学生向同伴进行讲解。同时教师要参与小组讲解,尤其要关注学习有困难的小组,引导他们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还要鼓励学生提出仍未讲明白的模糊点、难点等。如在教学“财政及其作用”时,通过小组内的讲解,学生懂得了“财政的含义、作用”。但是部分学生提出了“在经济增长滞缓时政府为什么可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经济过热时政府为什么可以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的疑问。此时我鼓励并引导学生问学生、学生教学生,进一步打开了学生的思路。
(2)探究讲解。对学生提出的有共性的疑难问题,教师不能马上就题论题地提示,或讲讲答案了事。教师要沉得住气,善于“踢皮球”,把学生的质疑交给学生解决,如开展探究学习,使学生之间、小组之间产生更高水平的交流讲解。在上一环节中,对学生提出的两个问题,我引导学生解释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的含义。并将这两个问题进行分解,要求学生结合课本中的情境材料探究下列问题:为什么经济不景气时要增发长期国债和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经济增长过热时为什么要减少财政赤字和长期国债?组员积极探究,争先恐后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小组长则作好记录,并归纳整理伙伴的发言,形成本组的意见。然后请小组代表在全班展示讲解,其他小组补充。最后我用“经济生活”的语言由浅入深地给学生进行了简要总结。在这一环节,教师要用具有逻辑性、形象生动性的规范术语对学生“启”“导”,还要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给学生“搭台阶”,“诱”学生一步一步“上台阶”,促使学生效法、悟道、解惑。
3.实施积极评价,引导学生敢讲
在课堂上,教师应该对学生的讲解发言给予积极的鼓励性评价,让学生体验成功的喜悦,获得进取的力量。首先要以欣赏的眼光对待每一个学生的讲解,让学生明白,只要能站起来讲解就是很棒的,应为自己敢于讲解而自豪。其次要保护学生讲解发言的热情。教师的评价应持一种商榷的口吻,而不是居高临下的定论。再次要用激励性的语言评价。对讲解发言不是很好的,也应予以鼓励。这样,学生在课堂上才能心情舒畅,才敢积极主动地讲解,才敢大胆地说出自己的见解。
4.训练指导,引导学生会讲
学生要会讲解发言,更要会用规范语言、专业术语进行讲解发言,这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后天的学习中形成的。为此,教师在课堂上必须对学生的讲解发言进行训练和指导。首先要创造机会,鼓励学生多讲多说。如在上课前,我每节课用3分钟让一个学生上台讲小故事、笑话或时事新闻等,锻炼学生在众人注视下发言的胆量。其次要培养学生良好的讲解发言交流的习惯。要求学生讲解发言时姿态大方、声音响亮,要把话讲完整,讲准确,讲清楚,尽量用规范的语言讲解发言。如指导学生试着运用政治教材中的概念、原理、观点,把话讲得具体、生动。再次要紧扣问题,启发、鼓励学生自己讲解。
美国《世界日报》8月18日发表社论说,美债危机,各方都在猜测,中国这次将会如何应对。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国际金融形势,定调“冷静观察,沉着应对”。舆论对领导层这次取态极表赞赏,称为经过风雨后的淡定。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CPI达到6.5%,创37个月新高。步步攀升的通胀压力,又正好交织着愈演愈烈的美债危机。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政策选择,是应对高通胀与美债危机双重压力的前提条件。
在美债危机爆发之前,按照惯常的思路,面对新高不断的物价指数,中国央行必然会断然采取加息或提高银行准备金率的做法,以遏制通胀势头的进一步抬头。事实上,自去年1月份以来,央行已经连续五次加息、十二次提高银行准备金率。通过多种组合政策的叠加,实际回笼的资金总量已经超过了4万亿。但令人遗憾的是,即使是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打压下,物价指数却出现了一边调控一边继续上涨的怪象。
就在中国的通胀形势日益严峻之时,美债危机又开始爆发。在标准普尔罕见地将美国长期债务的评级下调后,全球的金融市场陷入了一片暴跌之中,而且由美债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正在不断发酵。除了罕见的全球性股市大跌外,美债危机最终会向实体经济领域蔓延。由于美债评级被下调,短期内美国的实际借贷成本可能会增加,这对美国的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是一个不利的消息。同时,全球股票市场的大幅下跌还会通过负面财富效应和信心传导渠道冲击实体经济。在欧美市场上,一些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欧美经济陷入再次衰退的概率已经在过去10天内上升到了30%~50%。这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为不利的消息。
与此同时,国内经济在持续一年多的紧缩中本来就矛盾百出,这次再加上美债危机的冲击,可谓是“祸不单行”。在一系列紧缩政策的打压下,中小企业的生存危机凸现出来。由于融资难,再加上人民币升值与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出口型中小企业被迫停产或倒闭。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制度上的优势和垄断,紧缩政策还导致了大量的资金和资源不断向政府和垄断企业集中,不公平竞争的市场体制不但没有得到扭转反而进一步加强。而地方债务负担的加重则又使加息等紧缩性货币政策工具“投鼠忌器”,很难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为了应对美债危机的冲击,新一轮的全球性量化宽松政策随时可能再次推出。比如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均先后发表声明,在必要时将联合行动,保障市场流动性,确保金融市场有效运行。美联储对推出QE3本来就准备充分,这次美债危机恰好为其出台提供了极好的借口。不仅如此,评级巨头还将矛头指向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诸多发展中国家,威胁说随时可能降低对他们债务的评级。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中国仍刻板地奉行单纯的紧缩性政策,极有可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相违背,进而对国内经济发展造成不应有的伤害。
其实相对于2008年的次贷危机,本次债务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小得多。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
其一,在次贷危机之前,中国经济是“过热”,危机袭来直接导致中国剧烈受创,而目前中国经济经过2010年下半年以来的主动收缩,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大幅提升。从产能角度看,次贷之前的中国经济受到多年来持续的产能扩张导致实体经济风险敞口过大,一旦需求收缩,只能迎接痛苦的被动去产能过程,从而导致经济跌落谷底;而现在由于海外需求还未恢复到次贷危机前的状态,经历了上一轮需求缩减之后,产能风险敞口已大大缩窄,料想需求再度降温引发的产能收缩反应将相对可控。
其二,经历了次贷之后的再平衡,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度已大幅下降,内需成为驱动中国经济的首要动力(上半年净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率还是-0.7%),在未来遭受外需冲击时,中国经济的缓冲能力也会大幅提升。7月出台的经济数据,说明中国经济依然稳健,这使得中国在全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的当下,能够占据十分有利的地形。
基于这两点背景的差异,综合全球未来通胀演变、经济形势和金融风险,中国大可静观其变,以待形势明朗。不妨把全球债务危机看做中国调整国内经济结构的良机――中国应该利用危机,倒逼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而不是匆忙上阵,跟随欧美国家大搞经济刺激。经济转型再也经不起结构倒退了。
[摘要]近几年的经济运行状况表明,货币政策在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实际效果不太理想。为什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抑制社会需求时政策效应非常显著,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时却效果欠佳呢?笔者认为其内在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在刺激需求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国当前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正是这些局限性的必然体现。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货币政策是狭义的,即指中央银行为达到一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给、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
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3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向及其调控,我们发现:在1993年开始的以抑制经济过热和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在缺乏财政政策有效配合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起到了主导作用且政策效果非常显著。1997年以后,我国宏观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长期的社会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相对旺盛转向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的相对过剩。这种转变在货币层面上表现为周期性通货膨胀转向持续性通货紧缩趋势。由此也带来了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根本性转变,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增发国债、增加离退休及行政事业单位工资等的配合下,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自1996年起先后七次调低存贷款利率;1998年1月1日起,取消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长期实行的贷款规模限额控制;1998年3月大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1999年将消费信贷业务放宽到所有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种类放宽到所有大件消费品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支持农业、投资、消费、进出口的信贷指导意见……。然而,近几年的经济运行状况表明,货币政策在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实际效果不太理想。为什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抑制社会需求时政策效应非常显著,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时却效果欠佳呢?笔者认为其内在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在刺激需求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国当前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正是这些局限性的必然体现。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货币政策是狭义的,即指中央银行为达到一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给、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
一、从货币结构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建立在扩张货币供给总量和提高货币流动性的基础之上的。而一般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实现的货币供给量的增长是仅就广义货币而言的,在消费及投资需求不振,市场低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企业和居民会减少现金及活期存款持有量而更多地以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及外币存款等广义货币的形式持有其资产,由此在货币总量增长的同时却引起货币流动性的减弱,如1994年底m1占m2的比率为43.8%,1999年则降为35%,致使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大打折扣。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1997年以来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有效需求的拉动作用效微力乏的原因了。
政策建议:(1)在继续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要缓解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货币政策方面必须改变一味增加货币供应总量的做法,在维持广义货币m2增长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将工作重点转向调控货币供给结构即提高货币流动性方面,鼓励储蓄存款、定期存款等准货币转化为现金及活期存款,使m1的增长率相对高于m2的增长率。(2)通过鼓励消费和投资,对高达6亿多的储蓄存款进行分流,而鼓励消费的基础性工作在于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化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而鼓励投资,一方面要加强我国的金融工具创新以增加金融投资的渠道,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降低投资限制以鼓励实业投资。
二、从货币供给的影响因素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当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主要是通过基础货币的投放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来实现的。但是,在微观经济主体消费和投资意愿低下的经济背景中:(1)由于物价水平持续下跌情况下“买涨不买跌”的消费心理及名义利率水平尤其是名义储蓄存款利率水平相对低下,居民的经济行为往往表现为持币待购,由此导致社会现金流通量的增加和现金漏损率的提高,客观上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和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2)因为销售不畅和生产经营的萎缩,企业对于活期存款的交易性需求减少,加上其投资行为受到遏制,企业活期存款在一定程度上会转化为定期存款,如上所述,定期存款比率的上升同样起到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3)商业银行在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和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增加的情况下,可用资金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其贷放规模并未随之相应增长,原因有二:第一,企业和居民贷款意愿低下使得全社会贷款需求不振;第二,贷放风险尤其是信用风险增加,商业银行出于风险控制和资产安全性的需要严格控制资金贷放,出现银行“惜贷”现象。最终体现出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变化,即超额存款准备金的超常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
综上所述
,在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试图扩张货币供给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客观上却与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向背道而驰,进而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货币政策效应的实现。
政策建议:(1)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中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中央银行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将调控重点放在引导商业银行、工商企业及居民的经济行为上,使之“顺对货币政策的风向”,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2)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诸多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投资政策及产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的综合协调运用,过度依赖于少数经济政策如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行的。(3)加快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这是走出通货紧缩,推动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
三、从货币政策的传导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给,影响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从而对全社会的投资水平和消费支出规模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使之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由此,从中央银行具体制定和实施货币调控到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间,必然有一个相关的传导过程。以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传导为例,这一过程可分为三个层次:
1、中央银行根据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既定货币政策目标,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提高商业银行派生存款创造能力,并降低利率水平。这是扩张性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基础。但是,在现阶段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有相当一部分并未进入多倍存款货币的创造过程,其原因在于银行资金的内部短路现象,它是指银行体系增加的准备金没有最终用于向工商企业和居民的放款,而是滞留在了银行体系内部,或是用于银行之间的资金拆借和证券买卖,或是以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形式存在。这种现象在客观上起到了减少基础货币的作用,基础货币的减少又通过多倍存款货币的紧缩进一步缩减了货币的实际供给,导致社会资金相对减少。
2、商业银行在接受中央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超额存款准备金大量增加的基础上,对中央银行的具体调控做出反应,即根据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的意向相应调整其业务,动用超额准备金扩大向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放款的规模并调低放款的利率水平,同时通过派生存款创造机制影响货币供应总量的增加。作为在中央银行和工商企业及居民之间充当传导媒介的商业银行,在利益驱动的基础上,能否对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意图做出“顺对政策风向”的迅速反应,是货币政策顺利传导的基本保证。但是,由于现阶段商业银行资产的单一化以及现存的银行信贷配给机制自身抑制需求和减少流通中货币的作用,加上银行出于风险控制的目的,在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放松银根时,出现了日益普遍的“惜贷”和前文提及的银行资金内部短路现象,大量资金滞留于银行体系内部而未形成对投资和消费的拉动效应。
3、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根据中央银行发出的放松银根的政策意向,在商业银行扩大放款规模,金融市场上资金供给充裕、利率水平下降的情况下,相应扩大其投资和消费支出,最终实现货币政策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一层次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近年我国宏观金融调控的实际效应业已证明,现阶段,即使在积极财政政策的配合下,无论是社会消费支出,还是投资支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均无法有效拉动。应该说,当前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其实质是体制性的,是我国现行经济包括金融体制中诸多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
[关键词]财政政策;职能作用;经济社会发展;推动
中图分类号:F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038-02
财政作为调节社会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党的十报告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的举措之一,就是是要积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财政,必须努力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以推动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财政职能转变的战略任务。
一、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
(一)财政政策的含义及分类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通过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方向和数量的确定,及其对数量的增减变化的调整来调节社会总需求。如预算、税收、国债、补贴、财政收入和支出。中外经济理论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类型。
(二)2008年以来,我国连续五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蔓延和演变至今,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搭配格局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这两种搭配,总的倾向都是扩张,是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只是扩张的力度和结构有所不同而已。
(三)当前我国财政政策的新特点
在连续实施5年的扩张性操作之后,相对于以往,2013年的财政扩张性操作至少有三点不同:
其一,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扩张性操作的效果有所下降。即使再采用类似2008年那样的大规模经济扩张措施,其扩张作用也不会达到当年的程度;
其二,在扩张性经济政策自身规律的作用下,粗放型扩张对于结构调整的负作用有所显现。较之危机前,今天面临的结构调整压力更大、任务更重,也更加紧迫;
其三,随着全球经济持续震荡和我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真正意义上的复苏不可能在现有的经济结构基础上实现;要使经济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加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四)当前我国财政政策的重点
概括起来讲,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实际内容主要落实到三个方面,即增加赤字、减少税收和扩大政府支出。
一是增加财政赤字。财政赤字的规模及其边际效应直接决定财政扩张力度的大小,考虑到2013年的经济走势和实施财政扩张以及其他方面的需要,包括结构性减税具有滞后效应,2013年财政收入增长不会太快,但财政刚性支出增加,特别是要增加保障改善民生支出,保持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国家安排财政赤字1.2万亿元,比2012年预算增加4000亿元。
二是减少税收。减少税收主要通过民间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非政府直接投资的增加实施经济扩张。这一政策的实施,既有助于实现逆周期调节的稳增长目标,也有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避免粗放型扩张,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对于推进结构调整的作用。2013年国家减少税收的重点是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适时地扩大试点地区和行业范围。
三是扩大政府支出。在以往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中,扩大政府支出曾作为主要载体而立下汗马功劳,才能够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形势下率先走上回升向好轨道。目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发生重要变化,宏观经济政策格局已经作出重大调整,特别是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的需要已经日趋凸显。2013年,扩大政府支出向优化支出结构转变,一方面,继续向教育、医药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严格控制行政经费等一般性支出;另一方面,中央预算内投资主要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农业、水利、城市管网等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民生工程,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等领域。。
二、充分发挥财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作用
我们先谈谈财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财政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种辩证关系,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过来影响经济。经济社会发展水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产品的丰富程度和经济效益的高低。经济发展水平高,社会产品丰富及国民生产总值相应就多,财政收入总额较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较高。因此,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对财政收入规模起着基础性的约束作用。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形式,与经济各个环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分配环节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生产、交换、消费等环节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经济社会发展呼唤财政更深入的支持。仅就资金而言,以现代农业为例,支持可以优化劳动、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组合,使农业形成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使农业的综合竞争力大幅提高。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危地支持;农业科研有赖于长期的资金支持。
为了落实我国当前的财政政策,必须不断增强财政对经济的调控能力,并围绕地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调整职能作用的着力点。
(一)逐步增强财政调控能力
我们知道,财政具有资源配置职能。这是指将一部分社会资源集中起来,形成财政收入,然后通过财政支出活动,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弥补市场缺陷,从而优化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主要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作用。作为政府履行职能的重要手段之一,财政不仅是一部分社会资源的直接分配者,也是全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者。这一特殊地位,决定了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既包括对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资源的直接分配,又包括对全社会资源的间接调节。要通过完善税制,增加政府的有效财力,要把预算外资金纳入财政管理,以形成综合财力。
要通过实施特定的财政政策,促进较高的就业水平、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等目标的实现。政府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不同状况,相机抉择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措施。当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和减少政府税收,扩大总需求,防止经济衰退;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财政支出和增加政府税收,抑制总需求,防止通货膨胀;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平衡,但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时,实行趋于中性的财政政策。
(二)优化财政收入分配职能
财政具有收入分配职能。是指政府财政收支活动对各个社会成员收入在社会财富中所占份额施加影响,以公平收入分配。在政府对收入分配不加干预的情况下,一般会根据个人财产多少和对生产所做贡献大小等因素,将社会财富在社会各成员之间进行初次分配。这种市场化分配有利于提高效率,但容易造成社会成员间收入差距过大,从而需要政府对市场初次分配结果实施再分配调节,促进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主要通过税收调节、转移性支出(如社会保障支出、救济支出、补贴)等手段来实现。同时,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的重点,要保证用于科技、教育、农业等方面的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