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分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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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政策分析范文
关键字：宏观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Abstract: "macroeconomic policy" is to show the country or the government in a planned way conscious use of certain policy tools, regulate the operation of the macro economic control, in order to achieve a certain policy goal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hina's 2003 to 2011 years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understand the policy issued and implemented process whether fully play a role. In other words, how effect, is obviously a need to carefully study and answer important issues. It to China's future macro economic control, and to keep the rapid economic, stabl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 macro policy, fiscal policy, monetary policy
中图分类号：D912.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进入2003年，由于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我国经济增长中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和不健康因素，最突出的有两个问题：一是粮食问题，粮食供求关系趋紧的问题逐步凸显。粮食播种面积连年减少的同时，人均粮食占有量也达到历史的最低点；二是投资问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新开工项目过多，在建规模大，一些行业和地区投资过度扩张。
历史的经验多次证明，投资膨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痼疾。由于投资增长过快，使得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凸显。（1）投资膨胀助长了信贷规模过度扩张，信贷扩张反过来又推动投资更快增长，两者互为因果，互相推动；（2）投资膨胀加剧煤电油运的紧张，使经济运行绷得更紧；（3）投资膨胀以及煤电油运供应紧张，必然拉动基础产品价格上涨，加大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实施了“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既不盲目放松调控力度，也不轻易紧缩调控力度，保持宏观经济总量平衡。
2008年下半年，美国房地产市场衰退和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比，这次金融危机情况复杂严峻，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发达国家金融体系受到重创，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同时2008年我国又遭遇了冰雪冻灾、地震等严重的自然灾害 2008年11月，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决定我国再次转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求使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
此次新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背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物价表现。2007年10月至2008年10月期间，CPI呈现先扬后抑的走势，连续6个月回落。而2008年9月和10月的PPI也呈现回落走势。这种情况下说明高通胀的压力基本消除，要预防通货紧缩。
（2）经济增长情况 。由于金融危机影响向实体经济蔓延，国内宏观经济增速的回落成为此次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原因。统计显示，我国GDP增长率在2007年第二季度达到11.9%的高峰后连续5个季度逐季下滑：2007年第三季度为11.5%，2008年第一季度为10.6%，第二季度为10.1%，第三季度则降到9.0%。
（3）外汇储备充足 2000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仅为1656亿美元，但之后几年外汇储备增长迅速。2006年2月底，我国国家外汇储备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2006年底，我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
此次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投入4万亿拉动经济增长。
二、2009年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1、扩大政府公共投资2、促进扩大消费需求3、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 4、推动经济结构优化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6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6.9万亿元，同比增长28.5%，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1.2个百分点。企业、居民活期存款增加较多。各项贷款继续快速增长，中长期贷款占比逐步上升，个人消费贷款增速大幅回升。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7.37万亿元，同比多增4.9万亿元。6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4.4%，增速比上年同期高20.2个百分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继续下降，6月份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98%，比年初下降0.58个百分点。
中国央行《2009年四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指出，2010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报告明确指出，2010年我国将继续执行2008年末启动的四万亿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均衡投放，优化信贷结构和维护国际收支平衡至关重要。
三、2010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9.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定下基调：在中国经济企稳向好之际，明年经济增长将重点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 从2009“保增长”为首要任务，到2010“促转变”为发展重点，政策思路的调整凸显中国在应对危机中力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心。
积极的财政政策：1、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框架，配合货币政策做好总量调控 2、充分发挥政府公共投资作用，落实投资重点，确保项目可行性和施工质量3、努力拉动社会投资，逐步切换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4、支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促进产业升级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1、从抑制通胀角度出发，货币政策应由侧重于“宽松”转向“适度”。 2、信贷政策应更加注意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3、面对复杂形势，更要注意防范金融风险。 4、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加大外汇市场的波动幅度，更好地发挥市场在汇率决定过程中的作用，使人民币汇率能够在合理的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第2篇：经济政策分析范文
关键词：战后日本 区域经济政策 演变分析
区域经济政策衍生于区域经济理论。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开始腾飞，城市化进入和空间不平衡发展较快的时期是区域经济政策发挥最大作用的时期。
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强国，它的经济开始加速发展始于二战后，所以选择二战以后的日本（战后直至90年代初）作为研究对象。
一、战后日本经济概述
1.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概况
二战结束到90年代初期，日本大致经历了恢复期，高增长期和中增长期，具体如下：
经济恢复期（1945—1955年）。战争毁灭了日本42%的国民财富，经济混乱，物价飞涨，大量失业，通货膨胀。借助占领军的巨大影响力，日本政府提出了“增加生产以平息通货膨胀，稳定国民生活”的政策，进行了经济和社会的民主化改革。1949年基本稳定了通货膨胀，经济开始恢复，1953年接近战前水平。
高速增长期（1955—1973年）。18年间国民生产总值（GDP）增加了12.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9.8%。1966年追超英国，1967年追超法国，1968年追超西德，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美国，成为亚洲新巨人，引起全球经济界的注目，被称为“世界经济奇迹”。
中速增长期（1974—1991年）。受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日本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靠贸易立国的日本经济被迫加快产业结构的重组和调整，重化工结构转向知识密集型产品结构。这期间GDP年均增长4.3%，比高速增长期下降一半。
2.战后日本区域发展的五次全国性综合开发规划
通过战后10年的经济复兴期，日本的国民经济已经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并提出了“国民所得翻一番”的口号。在此基础上，日本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产业及人口向大城市的集中和由此导致的地区间收入差距显得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62年10月5日由内阁议会决定，以1970年作为目标，将1960年至1970年作为规划完成期，开始实施最初的“全国综合开发规划”。这也标志着全国性的区域规划与开发正式开始。
而作为日本区域开发中最具权威性的规划——“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在战后50多年间编制了5次。它们分别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从每次规划的内容就可以看出当时区域开发的思路。由于第五次规划时期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本文只涉及前四次的综合开发规划。
二、战后日本的主要区域经济政策与理论依据
战后日本的区域经济政策主要是区域开发规划政策，依据四次国土综合开发的实施时间，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阶段：
1.第一次全国综合规划开发规划（1962-1970年）
这个阶段实施的区域政策及相关理论基础主要有：
（1）外来型经济开发政策与增长极理论
为了缩小地区差距，首先实施的经济政策是于1962年10月出台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这是一个以建设新兴产业城市为中心的“据点式”也即“增长极式”的开发政策。其构想是通过对“据点”城市进行公共投资和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招揽和诱导原料生产加工业型企业投资设厂，以带动农业及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雇用的扩大及劳动者收入和地方税收的增加，进而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这一政策的主要特征是把地区的产业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寄于外来资本的投资之上。
该政策的理论依据在于增长极理论，它指的是社会经济客体在特定城市的集聚而使经济的高效发展，同时在这种集聚基础上又进一步向地区扩散，带动这些地区的发展。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区域发展政策，并且单纯依靠外力（外来资本以及本地自然资源禀赋等）。
（2）区域产业布局政策与主导部门序列变化理论
1960年，政府制定了旨在以重化工业的发展带动国民经济全面起飞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了建设太平洋工业地带的设想，并在1962年制定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中明确指出：“工业的正确配置必须逐步向投资效果高的地区集中。”为了吸收重化工业企业在太平洋沿海工业地带内投资设厂，日本政府采取了对这些地区的公共设施优先投资的政策，不惜巨资在这些地区大兴土木、填海造地，建设高速公路和新干线以及大批世界一流的大型港湾和码头，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和交通联络网络，并采取了一系列减免税政策。日本政府为实现集中开发，将行政投资的重点放在“三湾一海”地区。据1968-1972年4个年份的统计，在这些地区行政投资的比重一般占投资总额的65-70%，其中集中在东京等8个都府县，约占全国行政投资总额的40-46%。
该政策主要根据罗斯托的主导部门序列变化理论进行设计，具体指的是一个地区的主导部门随着该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处于演变当中。一般的，主导部门从基础性的初级产品部门到加工部门再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等第二产业部门，进而发展成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为主导部门的产业结构。因此，政府大力投资于公路、新干线等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助于加快主导部门的演进速度，从而改善区域产业结构，使其优化。以此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腾飞。
（3）落后区域发展的财政援助政策与中心理论
为促进落后地区的开发，日本政府在财政、税收、地方债发行、地方开发基金、开发许可以及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都采取了一些优惠政策措施。日本政府考虑到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其公共设施建设的特别补助率都比较高，如北海道河川整治、国道及港口建设由中央特别补助达80%以上，冲绳河川、河堤、治山、海岸、港口及机场等建设的国库特别补助率高达90%以上。落后地区开发基本上都有较为充足的经费支持，如为了加快北海道的经济开发，日本政府对北海道开发实施了长期的资金倾斜政策，1951年开发费用仅70亿日元（国家补贴部分）。到1998年开发费已达9871亿日元，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目前北海道每年所使用的开发补贴费占日本全国国土开发费的10%。
该理论认为，（落后地区）相对于中心（发达地区），处于依附地位而缺乏经济自主，从而出现了空间二元结构，并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强化。不过，政府的作用和区际人口的迁移将影响要素的流向，并且随着市场的扩大、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城市化的加快，中心与的界限会逐步消失，即最终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将推动空间经济逐渐向一体化方向发展。从总体上看，日本对落后地区的开发虽有一定的滞后性，不可避免地遇到某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但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政策体系，特别是北海道和冲绳地区开发中的一些成功做法，为日本政府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2.第二次全国综合规划开发规划（1969-1985年）
该阶段的主要区域政策有：
（1）区域振兴和开发政策与平衡发展理论
根据地区振兴与开发的有关法律规定，日本的地区振兴与开发活动有相当一部分可以享受高比率的国库补助。地区振兴整备公司每年用于上述事业的预算相当庞大，且总额不断上升，1978年为1015.6亿日元，1985年为1241.4亿日元，1993年为1760.8亿日元。其中用于地方城市开发的占首位，其次依次为核心工业集中配置地段的建设、高技术城区、促进产业业务设施再布局、产业高技术化设施等项目。
该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是平衡发展理论，该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需要同时在各产业、各地区进行投资，既促进各产业、各部门协调发展，改善供给状况，又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形成相互支持性投资的格局，不断扩大需求。因此，平衡发展理论强调产业间和地区间的关联互补性，主张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均衡部署生产力，实现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与此相应，日本的地区振兴与开发计划体系包括部分，即全国性计划、大都市圈计划、地方圈计划、产业振兴计划和特别地区振兴计划。
（2）“技术立国”的区域产业布局政策与不平衡增长理论
1980年以来，日本更进一步推行“技术立国”政策，积极开拓新能源技术、工业机器人、生物工程等新产业领域，使生产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产品成为日本经济的主要支柱。
该政策以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为出发点，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同时日本许多经济学家在吸收上述理论的基础上，主张为迅速实现经济增长和工业现代化，应当选择确立战略性主导产业部门，大力扶植其发展，通过其“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效应，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以带动经济发展。这也是此政策产生的另一原因。
3.第三次全国综合规划开发规划（1977-1986年）
该阶段主要区域政策及理论基础有：
落后区域的开发规划政策与平衡发展理论
1972年5月15日，美国将琉球群岛的行政权交与日本，日本随即设立冲绳开发厅并制定了《冲绳振兴开发特别措施法》，以拟定冲绳振兴与开发计划。到目前为止，冲绳共实施了三期振兴开发计划，每期10年。其中第二期振兴开发计划（1982-1991年），大体上延续了前期计划开发的方向，主要目标是缩小冲绳与日本本土的收入差距。
同样地，该政策也立足于平衡发展理论，它是指为了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一个国家或地区需要同时在各产业、各地区进行投资，既促进各产业、各部门协调发展，改善供给状况，又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形成相互支持性投资的格局，不断扩大需求。最终目标是实现区域间的收入平衡与均衡发展。
4.第四次全国综合规划开发规划（1987-2000年）
此阶段主要区域政策及相应地理论依据主要有：
（1）区域重点开发政策与区域平衡发展理论
推出了一种以民间力量为主导的新的区域开发政策。1987年出台的《综合保养地域整备法》便是这种开发政策的典型。其规定采取以促进民间企业的开发能力为重点的措施，对娱乐休闲设施及疗养地进行开发。由此，众多企业的投资战略转向了用以满足国民休闲消费的第三产业，在许多拥有良好自然条件的偏远地区，掀起了以吸引企业前来投资娱乐休闲产业的新一轮外来型开发热潮。
该政策同样以均衡发展理论为指导，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因此，结合本阶段的日本具体情况，政府提出了对娱乐休闲设施及疗养地等第三产业的开发计划，有助于第一、二、三业的齐头并进，实现平衡发展。
（2）基于财政转移支付的区域发展支持政策与网络开发理论
日本通过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取得了显著的效果。1989年高收入的东京地区财政能力指数是低收入的四国地区财政能力指数的6.1倍；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后，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1.5倍，两者的差距大大缩小。另一方面，还通过实施财政投融资的措施，充分发挥政府投资性贷款的作用，以达到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目的。日本地方政府的资金主要是直接借自财政投资性贷款的资金，也有通过公营金融公库这一金融机构间接融资的资金。
该政策以网络开发理论为基础，它是点轴开发理论的延伸，强调加强增长极与整个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交流的广度和密度，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城乡一体化；同时，通过网络的外延，加强与区外其他区域经济网络的联系，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将更多的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促进更大区域内经济的发展。该理论宜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应用。由于该理论注重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因此它的应用，更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由此形成了缩小地区差异的政策雏形。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作为一个客观的经济与社会现象，具有普遍性。
三、简要分析与评价
日本在战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通过制定明确的区域经济政策目标，辅之以有效的政策措施手段，并在法律法规、有关规划的规范和指导一下，使区域经济政策在促进日本经济发展、保持地区均衡发展及加快落后地区开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政府高度重视，根据经济发展阶段适时调整区域经济政策
日本区域经济政策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与政府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日本在制定与组织实施区域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成立了国土厅等专门机构，负责对政策做出权威解释，根据有关措施分配经济和社会资源，协调与其它政策的关系。保持区域经济政策执行的连续性、稳定性和针对性。
2.规划协调指导，发挥对地方和企业的指导作用
日本的区域经济政策在其实施的几十年中，不仅在不同的阶段都有明确的目标，而且制定了详尽的、全国性的发展规划以保证目标的实现。不仅是各级地方编制中长期计划的重要依据和指南，而且是国民了解政府关于区域发展政策或施政方略的一条重要途径，有利于引导地方和企业的投资方向，避免盲目建设。
3.法律制度保障，实现区域经济政策的法律化
日本的区域经济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仅在不同阶段都制定了详细的发展规划来保证目标的实现，而且充分运用立法手段以确保区域经济政策的连续性。自1950年颁布《国土综合开发法》以来，有关区域发展的法律法规己经形成体系。
4.财政金融支持，强化财政金融工具对落后地区的援助
日本中央政府财政占总财政收入的70%，其中大部分拨付给地方政府，在非均衡发展时期，主要是拨给重点开发地区，在均衡发展时期则主要拨给落后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支持明显体现在财政补贴上。
5.基础设施推动，大力建设和完善交通系统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建设和完善交通系统是日本政府缩小地区差异的重要措施。道路建设是开发落后地区的前提条件，日本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出很大部分是用于交通系统的建设。近年来，日本的调整公路不断向偏远的落后地区延伸，加强了这些地区和东京等大城市的经济联系，为推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6.区域经济政策与相应区域经济学理论的结合
具体指，日本在每个时期都有相应的区域经济政策，用以促进落后区域的经济腾飞和较先进区域的经济稳定发展。而制定政策必然以关联的基础理论作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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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经济政策分析范文
关键词：就业计量模型；建议及预测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一、确定影响就业较为显著的解释变量
从河南省年度经济总量、产业结构、财政政策等几方面找到以下可能对我省就业人数产生影响的11个变量：
Y：就业人数（万人）X4：城镇化水平 （%）X8：第二产业生产总值（亿元）
X1：省内生产总值（亿元）X5：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人）X9：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亿元）
X2：总人口数（万人）X6：财政预算支出（亿元）X10：进出口总值（万美元）
X3：乡村人口数（万人）X7：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亿元）X11：出口值 （万美元）
分别对每个解释变量Xi与被解释变量Y做OLS估计，其中X2的t值为34.623较大，可作为逐步回归分析法筛选变量的基准变量。分别将其他10个变量依次引入模型与X2做回归，最终保留的解释变量为X1、X2、X4、X6和X10。
二、多重共线的检验及处理
为避免多重共线，令X1、X2、X4、X6、X10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比较R2值大小。由E-views分析可知，X1的被解释程度最高，达到了0.998475，所以剔除X1。对剩余四个变量做OLS估计，发现X10的t检验值仅为0.8565，不通过检验。通过建立缺少一个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最终保留了X2、X4、X6。为进一步验证该模型的准确性，分别令三变量与Y做关系散点图，X2与Y散点图近似一条直线，但X5 、X6与Y的线性关系在2001年处都有很明显的偏折。因此，对X4、X6引入虚拟变量D1
D1=D1= 0，2001年前
1，2001年后（包含2001年）
经过分析得，只对X8引入D1效果非常好，得出如下模型：
Y=0.687372 X2+26.83327 X4+1.556108X6-1.650286X6*D1+687.8439 D1-2428.708（18.51778）（1.903516）（4.026325）（ -4.905287）（3.819403）（-6.966132）
该模型有效的消除了多重共线，所有变量均通过t检验，并且R2值达到了0.995497
三、异方差、自相关的检验与修正
1.G-Q检验。在把34期样本数据按照从小到大排序，去掉中间的8期数据后，分别对两个子样本进行回归，在5%的检验水平下在查得F（7，7）=3.5。对于X2，F=RSS2/RSS1=3.47 ；对于X4，F=RSS2/RSS1= 1.29；对于X6，F=RSS2/RSS1= 0.36
2.White检验。
1）对原模型做OLS估计，得到残差ei；
2）对ei2=a0+a1X2i+a2X4i+a3X6i+a4（X6i*D1）+D1+a5X2i2+a6X4i2+a7X6i2+a8（X6i*D1）2+vi作回归，得到R2
求得nR2=34*0.493400=16.7756，临界值为16.919>16.7756
由于G-Q检验中X2的F值、White检验的统计值nR2均与各自临界值接近，因此判断模型随机项存在较弱的异方差。为使模型拟合得更好，本文选取1/|ei|作为权数，使用WLS法再次进行估计，最后各变量均通过t检验，R2为0.999977。DW值仅有1.05，说明存在正自相关。
3）用广义差分法对随机项自相关进行处理
令Y*=Y-ρYt-1X2*=X2-ρXt-1X4*=X4-ρXt-1X6*=X6-ρXt-1
将X2*、X4*、X6*以X21、X41、X61带入E-views软件进行广义差分计算（ρ=0.474343），在WLS法下使用广义差分消除异方差和自相关后，模型的回归参数都通过了t检验，并且D-W值为1.816，说明自相关已消除。
四、最终方程与绝对相对误差
最终方程为：
Y*= 0.643847X2*+24.56147X4*+1.886102X6*-1099.004（2001年前）
0.643847X2*+24.56147X4*-0.030576X6*-703.6885
（2001年后，包含2001）
拟合值的绝对相对误差除1987及2010年外均小于5%，说明拟合误差极小，模型准确度高。
五、建议及预测
通过对1978-2011年的相关数据建模，得出以下影响河南省就业的主要因素：
（1）全省总人口。河南省2011年农村劳动适龄人口约为3846.4万，从事第一产业的仅有2655.29万人，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他们缺乏其他技能，是就业市场的弱势群体。一方面应继续落实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应加强乡村教育水平，继续开展“河南省全民技能振兴工程”专项工作，以解决就业结构性失调的矛盾。
（2）城镇化水平。河南省城镇化率已由1957年的9.3%提升到了2011年的40.6%。一方面应大力扶植二、三产业的发展以促进城市化进程；同时，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和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投资，推进城乡一体化。
（3）财政预算支出。根据模型可得，2002年后X6的系数变为负值，河南省财政预算支出看似对就业产生了负影响，实则说明了支出额仍不足以刺激就业的问题。河南省财政厅应进一步加大投入，对毕业生的就业和下岗职工的“就业再就业”进行指导。
显然，政府财政支出在就业增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经济增长放缓必定会减少财政收入，从而影响政府支出行为，进而对就业产生负面的影响。同时，有效就业理论认为，中国的“奥肯悖论”是企业有效就业率过低造成的。那么作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一项措施，“减员增效”必将对就业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第4篇：经济政策分析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随着我国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的形成与发展，在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所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而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当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家也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相应的扶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但是在中小企业的发展当中，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十分巨大，特别是在融资方面，由于自身的规模限制，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十分巨大。因此通过加强对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于企业的融资影响分析，能够更好的分析国家宏观政策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的作用，从而更好的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更好的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一、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就我国目前的中小企业融资来说，由于受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融资工作存在很大的困难，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产生了十分严重的阻碍。中小企业在进行融资的过程中，主要的途径在于自己筹备以及银行贷款与政府扶持，而银行贷款所占的比例较小，大部分的中小企业融资工作往往依靠自身，通过民间借贷的形式来获得相应的发展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的融资途径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特别是在我国目前不健全的证券市场当中，中小企业很难通过资本市场来获得资金支持。而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限制，很难获得充足的信贷支持，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300万私营中小企业当中，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比例仅仅占到10%。2013年全国乡镇、个体私营、“三资”企业的短期贷款占银行全部短期贷款的比重仅为14.4%。以浙江省为例，2011年统计，全省民间投资中自筹占55.9%，银行贷款20.1%，直接融资不到1%，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中小企业的发展稳定性不足，对企业的长远健康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二、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分析
1.货币政策的影响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行的货币政策会对企业的融资环境产生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在货币政策进行调整的阶段，资本市场受到利率机制的影响，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一些金融中介机构当中，由于其直接受到各种货币政策的影响，使得中小企业的贷款工作受到一定的影响。而在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当中，货币政策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对企业的融资工作产生影响，即货币渠道以及信贷渠道。所谓的货币渠道指的是在实行的货币政策当中，由于存贷款利率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使得企业所遭受的贷款环境产生变化，进而影响到整个的融资工作。而信贷渠道政策的存在，使得银行的资本储备会随着货币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当银行的资本储备减少之后，货币的供应就会呈现出一种紧张的状态，从而使得企业的融资工作面临一定的变化，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融资工作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2.财政政策的影响分析
就我国目前的财政政策而言，主要有两种财政政策，即财政扩张政策以及财政紧缩政策，这两种政策会对企业融资工作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在2015年，我国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存贷款利率都受到了这一政策的影响，整体利率都得到了相应的下调，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见表）。当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产生变化以后，国家如果持续的推行财政扩张政策，就会使得中小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存在规模巨大的借款需求，这种情况的产生会对企业的融资工作产生直接的影响。与此同时，在政府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对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包括交通设施以及经济环境建设等等，这就能够在无形中为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及融资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从而更好的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3.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影响分析
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实施，主要是通过根据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于宏观经济当中的利率以及汇率等进行相应的调整，进而对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产生影响。首先来看，在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影响下，信贷市场的分配效率能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提升，从而保证中小企业能够满足相对性的融资需求，进而实现自身的良好发展。其次，在金融自由化的政策下，由于这种自由是双向的，这也就意味着中小企业的融资工作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因此必须要对金融自由化政策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在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影响下，中小企业的交易成本以及风险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这就意味着其自身的经营风险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而在较高的经营风险影响下，企业在融资工作中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特别是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当中获得资金支持的过程中，在考虑到综合风险之后，金融机构就会对中小企业的信贷申请进行限制。所以说，在不利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影响下，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环境也愈加恶劣，融资工作的开展所面临的难度也不断提升，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4.银行并购行为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
在新时期的经济形势之下，银行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也不断的增大，这就使得银行业的并购行为不断增加，通过并购行为的发生，银行对自身的结构进行调整，从而保证自身的良好发展。而当一些大型银行进行合并的时候，以往的融资手段很难获得良好的效果，融资工作的开展也就遇到了极大的阻碍。而对于一些小型银行的并购而言，其在并购行为发生以后，为了更好的开展相应的信贷业务，就会在政策上对于中小企业的信贷工作进行倾斜，从而为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提供便利的条件，融资工作也就能更有效率的开展。因此在对银行并购行为对中小企业融资产生影响分析的过程中，应该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更好的了解整个的资本市场环境，为中小企业的发展的提供可靠的保障。
三、宏观政策影响下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政策建议
中小企业的融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因此必须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更好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首先来看，国家必须要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通过强化法制建设来为中小企业的融资工作提供可靠的保障，从而使其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进行融资工作，更好的促进自身的发展。其次，国家应该引导资本市场形成一个科学完善的信用体系，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进行合理的评估，从而在便利其开展融资工作的同时，最大程度上的降低银行及金融机构的损失，进而保证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最后，应该逐渐的形成一个健全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制度，通过形成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良好关系，逐渐的提升中小企业自身的信用水平，从而为融资工作的开展提供便利的条件。只有逐渐的形成完善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以后，才能更好的开展相应的融资工作，保证其能够在一个健康平稳的环境当中获得良好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结语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大型企业由于自身所具备的资本以及规模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处于一种优势的地位，而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限制，在市场竞争中很难获得很好的发展。特别是在目前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当中，融资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资金短缺使得其在发展当中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使得其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比较严峻。因此通过加强对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于企业的融资影响分析，能够更好的分析国家宏观政策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的作用，从而更好的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更好的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武晓东.探析在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中货币政策的作用[J].中国商贸，2011年09期.
[2]刘洪连.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成因及其解决对策[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06期.
第5篇：经济政策分析范文
一、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定义
在经济学的论著中似乎很难发现有关公共政策的定义，经济学家也很少在公共政策的定义上发生争论，但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几乎每一个原理都与某种公共政策有一定的联系， 经济学家无疑也是最关心公共政策的一群人。美国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在他那本脍炙人口的《经济学》序言中就提到：“经济学首先是一门活跃的、发展的学科。在每个时代，它必须解答正出现的难以理解的事物，并与公共政策的当前困境作斗争。”[2]
虽然，经济学家们十分热衷于公共政策的研究，但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里，其实并没有公共政策的位置。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们尽管都十分重视政府公共政策问题，但通常都是将它作为经济成长的一个外生变量来对待的，或者将它视为一种给定因素可以被省略或剔除掉。也就是说，政府实施公共政策对经济过程影响虽然重要，但它毕竟是一种外来的干预。正是因为在需不需要、需要多少这种外来干预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才会有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针锋相对的旷日持久的争论。
应该说，新制度经济学对此的分析却有独到之处。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在经济分析中，没有制度因素和制度变迁的进入不可能对经济增长和发展作出满意的解释。例如，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人们过去只注意劳动、资本和土地等自然要素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后来发现，经济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这些要素的增长速度，于是人们开始关注技术，把这种超过的部分说成是技术的贡献。但通过对技术变化过程的深入研究，他们发现技术的产生、发展和变迁，同样也受到某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因素就是制度。制度不仅推动了技术的变迁，而且在促使人们认识到技术变迁所蕴含的潜在利益方面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专利制度、政府资助研究与开发的制度等，都是技术变迁的重要原因。所以，制度是经济增长和发展更为优先和更为基本的因素。可见，政府的公共政策不仅不应作为经济增长的一种外生变量，而且从现代的观点看，公共政策还是比其他因素更为重要的内生变量。
按照舒尔茨的解释，制度是一种涉及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的经济规则，即凡是用来规范人类活动的规则就是制度。所以，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公共政策本质上是关于个体和集体选择集的制度安排结构。”[3]公共政策不过是政府提供的一种制度（institutional），而且通常是一种与非正式制度相区别的正式制度。因此，制度分析的基本原理同样也适用于公共政策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公共政策就是以政府为主的公共机构，在一定时期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通过政策成本与政策效果的比较，对社会的公私行为所作出的有选择性的制度安排。在这一定义中，我们之所以强调政策成本与政策效果的比较，是因为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和值不值得承受。这就是说，一项好的公共政策并不仅仅在于它有多么美好的设想，而要取决于这种公共政策的成本社会是否可以而且应该承担。
二、公共政策经济学分析的原因
经济学家们为什么会热衷于公共政策的分析呢？如果说，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分析本身就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政策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是顺理成章的话，那么，其他方面的公共政策，如一些社会政策、政治政策、科技政策、教育政策、公共卫生政策等，为何也成为了经济学分析的热门领域呢？要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说明。首先，实施任何公共政策都会涉及公众利益的调整和分配，因而必然面临着利益选择问题，而利益的权衡取舍正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学是一门有关决策的科学，它要研究人们如何作出交易决策；如何在工作和闲暇之间进行选择；如何决定投资和储蓄等。在经济学中，经常会举出“大炮和黄油”的例子，分析人们如何在加强国防和提高生活水平之间作出的选择。而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其实也是政府对各方面的利益权衡取舍的结果。如果公共卫生资源是既定的，政府将更多的钱用于疾病的预防和控制时，就要减少对其他方面的卫生投入；政府控制环境污染而对有关企业实行管制时，虽然会使人们享受到清洁的空气和水源，但却会减少企业所有者和工人的收入。所以，公共政策的运行机理通常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
其次，经济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而且经济学不可避免地会将各种经济政策纳入其分析范围。例如，经济学可以通过农产品供给和需求弹性的分析，对政府实施的农产品保护政策作出评价；可以从劳动力市场的一般均衡出发，对政府的就业政策提出建议；可以根据拉弗曲线，对政府的税收政策提出批评等。实际上，经济学分析与政策分析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很难将二者绝然分开。所以，曼昆说：“当经济学家努力去解释世界时，他们是科学家。当经济学家想要改善世界时，他们是政策顾问。”[4]虽然，经济学中涉及的主要是政府的经济政策或社会政策，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的逐步成熟，显然会增强经济学家将它们运用于其他领域的信心，即使是那些看似与经济活动并不相关的领域。经济学家常常坚信，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学科能像经济学那样适合对公共政策进行缜密的研究。
再次，随着现代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经济学家们在不少过去被认为经济学无法涉足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些研究成果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会进一步激起经济学家对涉及面极广的公共政策的研究热情。例如，经济学家利用著名的公共选择理论证明了存在着一个与一般商品市场极为相似的“政治市场”。在政治市场中，选民们是消费者，他们的需求要靠民主体制生产的产品来满足；而政治家的职能则如同市场经济中企业担负的职能一样，他们要把公众的需要理解成是集体产品并寻找供应这些产品的各种途径。同时，公共选择理论也假定，政治家也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只是不像企业那样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是选票最大化。在此基础上，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是：正如现实经济不大可能出现完全性的竞争市场一样，民主政体有时也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对社会需要作出反应。这就是说，正如存在着市场失灵一样，也存在着政府失灵。既然经济学的分析可以在政治领域取得成功，用它来分析教育政策、科技政策、公共卫生政策同样也应该得心应手。
最后，经济学家们热衷于公共政策的分析当然还与他们希望显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有关。实际上，“几乎没有哪一个负有使命感的社会科学家甘愿与公共政策的制订无关。”[3]4经济学家当然更是如此。作为经济学家，常常有一种“经邦济世”的使命感，自然不能不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倾注极大的热情。虽然经济学家在提供公共政策的方案上常常不能让人满意，以至于美国总统杜鲁门曾为此而烦恼，" 希望“找个独臂的经济学家”，以免他在判断问题时总是说一方面如何，另一方面又如何。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经济学家参与公共政策的程度和范围毕竟要超过所有其他的社会科学家。在美国，从1946年开始，总统一直得到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指导，而且还从许多政府行政部门的经济学家那里得到建议，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帮助设计税制；劳工部的经济学家分析工人和求职者的数据，以帮助制定劳动市场政策；司法部的经济学家帮助实施国家的反托拉斯法。[4]31在经济以外的其他领域，经济学家也十分活跃，在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同时，经济学也在这些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如政府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医疗卫生经济学、规制经济学等。
三、公共政策经济学分析的逻辑
为什么需要有政府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产生的理由是什么，如果公共政策有其存在的理由，公共政策的限度如何界定。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解，任何制度的产生和选择都是人们对其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的结果，人们选择的依据是某种制度安排所能带来的净收益。比如，科斯在分析企业的起源时认为，企业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企业产生是因为企业降低了交易费用。如果没有企业这样一种制度，而按照市场的方式来组织各个环节的生产，必然会使交易费用大大提高。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企业在组织各个环节进行生产时，其交易成本已大于以市场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就说明企业的规模已经过大，不利于效率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其规模不可能无止境地扩张。
科斯曾举过一个著名例子：一个农夫忽然有了一个新的牧牛人邻居，从此他的庄稼就总是被牛啃吃。习惯的思维认为：政府或其他组织应该出面阻止牧牛人的“不作为”。但科斯指出，如果交易费用为零或很低，市场会解决这个问题。也许农夫付钱给牧牛人让他停止放牧；或者相反，牧牛人付钱给农夫，让他停止耕作。到底会有怎样的结果，取决于粮食和牛肉的相对收益比。但是，不管结果怎样，都是实现了利益最大化。这个例子说明，并不是所有的产权问题都需要由政府公共政策来解决，关键在于选择某种公共政策时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在很多情况下，由市场来解决可能效率会更高。
由此可以推论，公共政策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选择公共政策来解决问题，较之于由市场或企业自行解决问题，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较低。正如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也许很高，尤其是当许多不同活动集中在单个组织的控制之下时更是如此。以可能影响许多从事各种活动的人的烟尘妨害问题为例，其行政成本可能如此之高，以致于在单个企业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的任何企图都是不可能的。一种替代的办法是政府的直接管制。政府不去建立一套有关各种可通过市场交易进行调整的权利的法律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强制性地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以及什么是必须遵守的。”[5]可见，按照科斯的观点，政府的公共政策只是一种在市场、企业解决问题时社会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所做出的替代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制定和实施一定的公共政策可以降低这种社会成本。反过来说，如果一项公共政策所产生的社会成本比市场、企业自行解决问题时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还要高，这种公共政策显然就是无效率或负效率的。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公共政策要受到成本和收益的制约，其范围必然会有一定的限度。也就是说，公共政策是有一定限度的。有些公共政策之所以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产生了负面影响，其原因就在于这种公共政策可能超出了它的限度，是一种多余的或过度的公共政策。科斯认为，“假定由政府通过行政机制进行管制来解决问题所包含的成本经常很高（尤其是假定该成本包括政府进行这种干预所带来的所有结果），无疑，通常的情形是，对带有有害效应的行为进行管制的收益将少于政府管制所包含的成本。”[5]15根据科斯的观点，当政府的公共政策的收益低于其成本时，这种公共政策就不应被采用。这时解决问题可以利用市场，也可以利用企业，或者什么也不采用。
可见，公共政策的限度可以用制度均衡来描述。所谓制度均衡就是现有的制度供给在可选择的制度安排集合中是净收益最大的。此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公共政策，其限度或者说其实际供给的约束条件，就是制度供给的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等于制度供给的边际收益（marginal revenue）。这就是说，如果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说明公共政策还可以进一步扩展，以获得潜在的外部利润；如果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则说明公共政策已经超出了限度，某些公共政策已是多余的，或者一些过时的和无效的政策仍然空占其位。
当然，如何具体界定公共政策的限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似乎也难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由于公共政策是直接针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产生的，所以，具体确定公共政策限度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正如科斯所说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一般都有过高估计政府管制的优点的倾向，但这种观点即使成立，也只不过是建议应减少政府管制，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分界线应定在哪里，似乎必须通过对以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实际结算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结论。尽管如此，新制度经济学对公共政策的分析仍是十分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分析从一个新的角度阐明了公共政策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就是说，市场失灵和企业失灵并不是政府实施公共政策的充分条件。如果公共政策不符合上述逻辑，即使出现市场失灵和企业失灵，也并不意味着必须用公共政策来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伍启元。公共政策（上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4.
第6篇：经济政策分析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国内生产总值；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货币供应量与经济的增长有着密切联系。分析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于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数据来源和统计方法
（一）数据说明。本文主要是检验我国实行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在货币政策方面，选用了不同层次的货币供给量M0、M1、M2作为研究对象；在反映国家经济增长方面，国内生产总值可根据核算价格标准的不同，分为名义GDP和实际GDP。因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会引起价格水平的变动，进而影响名义GDP的变动。因此，本文选用了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如下：
M0：流通中现钞；
M1：M0+活期存款；
M2：M1+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
本文数据均来自2009年统计年鉴，样本区间为1990～2008年，数据处理使用Eviews5.1软件。
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所以对名义GDP和3种货币供应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用lnGDP、lnM表示自然对数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货币供应额。
（二）统计方法。本文运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与不同层次货币供应量的关系进行分析。具体分为以下四个步骤：
1、单位根检验。经济的时间序列大多是非平稳的，采用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来研究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很可能会出现谬误回归，得出错误的结论。为了避免谬误回归的出现，在对时间序列进行分析时，首先要进行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是平稳性检验常用的方法，包括DF检验和ADF检验。为消除误差项自相关的影响，一般采用ADF检验。
2、协整检验。一些时间序列，虽然自身是非平稳的，但是它们的某种线形组合却是平稳的，这个线形组合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称为协整关系。具有协整关系的时间序列是不会产生谬误回归的。通常对双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时，一般采用Engel和Granger的二阶段分析法。
3、误差修正模型。根据Granger定理，有协整关系的变量之间一定存在误差修正模型，它反映了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影响关系。我们通过差分把非平稳序列变换为平稳序列时，不仅经济变量关系的长期信息会丧失，还会导致回归模型序列具有相关性，使回归分析失效。而误差修正模型则可以克服这些问题，不仅能够保留变量关系的长期动态信息，而且还能够保证回归分析的有效性。
4、Granger因果检验。Granger曾指出，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这些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Granger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是描述两变量相互作用影响的一种统计关系，它是基于双变量VAR来实现的。
二、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ADF检验结果。表1是对我国国内的生产总值与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量进行ADF检验的结果。（表1）从中可以看出，原序列lnGDP的ADF检验统计量是-0.622529，大于显著性水平为10%的临界值-2.660551，表明原序列是非平稳的，但经过一阶差分后的ADF统计量是-2.7129，小于临界值-2.673459，是平稳的，即非平稳序列lnGDP经过一阶差分平稳，是一阶单整序列。同理，lnM0、lnM1、lnM2的水平序列均没有通过数据平稳的假设，是不平稳的，而一阶差分序列通过了假设，是平稳的，因此这些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可以进行变量间的协整检验。
（二）协整检验结果。本文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检验lnGDP与lnM是否协整。首先用最小二乘法对lnGDP与lnM进行协整回归，然后再对协整回归得到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若残差序列平稳，则说明存在协整关系，否则不存在。检验结果见表2。（表2）可知，由于序列e0、e1、e2的检验统计量值均小于临界值，可以认为估计残差序列e为平稳序列，这表明lnGDP与lnM0、lnM1、lnM2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
lnGDP＝1.298366＋1.072621lnM0（1）
（5.2646）（40.85478）
lnGDP＝2.42845＋0.837883lnM1（2）
（11.66）（42.9697）
lnGDP＝2.37＋0.7757lnM2 （3）
（14.6576）（55.7063）
方程（1）～（3）为两变量间的协整方程，即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协整检验结果表明，货币供给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货币供给量与国内生产总值正相关，扩张的货币政策能够推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促进经济的增长。紧缩的货币政策能减缓经济的增长，货币供给量对国内生产总值有重要影响。
（三）误差修正模型。根据定理，若干单整变量只要存在协整关系，就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采用Eviews5.1软件可以得到：
lnGDP＝0.075＋0.557lnM0＋0.6277et-1
lnGDP＝0.055＋0.5514lnM1-0.2754et-1
lnGDP＝-0.0298＋0.96lnM2-0.1575et-1
协整方程描述了变量间的长期关系，误差修正模型描述了变量间的短期关系。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确定变量间的相互调整速度和短期互动影响力。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如果M0变化1%，会引起国内生产总值变化57.7%，误差修正系数为0.6277。如果M1变化1%，会引起国内生产总值变化55.14%，误差修正系数为-0.2754，符合反向调整机制，当期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的偏离有27.54%会在下期得以调整。如果M2变化1%，会引起国内生产总值变化96%，误差修正系数为-0.1575，符合反向调整机制，当期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的偏离有15.75%会在下期得以调整。因此，我国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对经济的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四）Granger检验。对经济变量两两进行Granger检验，结果如表3、表4、表5所示。(表3、表4、表5)
通过因果检验可以看出，lnM0、lnM1、lnM2均为引致ln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而lnGDP是引致lnM2变化的Granger原因。因此，在Granger意义上，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相互影响，形成一个复杂的循环。即一方面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引起经济增长的变化；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变化也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这表明货币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三、政策建议
从以上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从长期看，货币供给量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由于货币政策能够通过货币供给量来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因此可以通过实施适宜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进行宏观调控。由于在长期中货币供给量对经济的增长具有正向影响，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以抑制经济的过快增长，而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可以避免消费和投资的过快增长，可以有效稳定市场经济，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在我国，受特殊国情的影响，除了通过实施货币政策对国内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外，国家还有必要采取适当的辅助措施。具体而言，有如下几点：
第一，在制定货币供应量政策时，要以推动GDP的增长为目的。短期要注重反经济周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长期要注重货币的发行量，防止通货膨胀，因为通胀会增加运行成本，过度的通胀还会引起社会的动荡，这些都会降低长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第二，在制定利率政策时要考虑均衡的利率。实际利率要向均衡利率无限靠近，并且要随着经济的变化做出及时的调整，以达到最大的资本积累量，从而保证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从我国的实践看，我国央行制定利率政策主要关注消费者价格指数，但是对于实际利率为负似乎并不太在意，负的利率必然要影响到资本的积累，影响到长期经济增长。我们要制定符合实际的、反映资金成本的、使供求相等的均衡利率。
第三，我国中央银行要处理好保持经济较好较快发展和调整经济产业结构的关系，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长期性、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掌握好政策的力度和节奏，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增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可持续性。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胡慧萍.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7.3.
[2]汪红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武剑.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中国货币政策发展取向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胡永刚.当代西方经济周期理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第7篇：经济政策分析范文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人们对资源、能源的需求急剧加大。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沿海国家纷纷调整国家海洋发展战略，我国也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发展海洋经济的具体目标和要求，海洋经济的发展必将在我国整体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财税政策作为一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实施机制，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海洋经济的突出特点是资源依赖性强，环境约束程度高，开发利用及保护的难度大、风险高。目前相关的财税政策尚不完善，且多是采用行政手段，缺乏利用经济杠杆进行调整的政策。具体说来，已有的政策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我国目前还没有系统的海洋经济相关财税政策。以税收政策为例，现行税法中涉及海洋经济方面的相关规定散现于各类税收政策中，如农产品相关增值税税收政策，水生动物的疾病防治免营业税政策，海上特定地区石油、天然气开采作业等项目的规定设备、仪器等免征关税政策，石油、天然气的资源税征税方案，渔业生产用地、盐场的盐滩、盐矿的矿井用地、港口的码头用地等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港口、航道占用耕地减征耕地占用税政策，捕捞、养殖渔船免征车船税政策以及从事远洋捕捞以及渔业养殖业的企业减征企业所得税等相关政策。
（2）现有政策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持范围不够全面。以海洋渔业发展为例，渔业生产面临的主要风险即是疾病和自然灾害。目前，财政已投入一定资金用于良种培育、疾病防治和防灾减灾工作，对于疾病和自然灾害损失的相关保障工作则较为有限。尽管对这些损失不可能完全通过国家财政来消化，我们仍可以通过引入巨灾保险机制，通过资本市场运作，对风暴潮等发生频率低、损失重大的灾害进行再保险，增强渔业生产的抗风险性，促进海洋渔业发展。鉴于我国目前资本市场仍有待完善，建立巨灾保险机制所需的灾害损失数据亦有待整理完善，这一市场的建立必然需要借助财政税收等政策的支持。
（3）现有政策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持方式不够完善，除行政手段外，还应采用多种市场调节手段。以战略性新兴海洋产业发展为例，就企业融资角度来看，需要多种政策支持手段。在产业发展初期，将会有大量的研发投入，从而需要国家财政税收的相关扶持；在由研发成果的技术转化的过程中，则需要国家开发资金、企业研究开发资金或个人注资，从而需要国家财政税收以及金融资本市场的相关扶持；在科技成果商品化的环节，主要是以风险投融资方式为主，从而需要金融资本市场的扶持；在产业化中后期以及生产经营规模化阶段，企业多以商业信贷、有价证券买卖以及资本市场融资方式为主，此时同样需要金融资本市场的扶持。
（4）现有政策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持效果不够显著。以深水网箱养殖的推广为例，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末引入该项技术，以期提高海水养殖抗风浪能力，促进海水养殖业的大力发展。国家科技部也将深水抗风浪网箱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先后列入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以及科技部新产品计划等予以重点支持，先后投入经费上千万。然而，尽管国内深水网箱的技术已经达到国际进口网箱标准，同时价格降低了数倍，但目前国内有深水网箱的生产企业仍只有10多家，深水网箱养殖业有待进一步发展，相应的财政税收等支持政策有待加强及优化。为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提高政策效力，势必要对可行财税政策及其适用性进行研究。如林光纪（2006）[1]、郑奕等（2008）[2]、韩立民（2008）[3]研究了渔业生产及资源保护中的税费等相关制度，孙颖士（2008）[4]、徐小怡（2010）[5]、赵晓宏（2006）[6]讨论了渔业领域的财政补贴及政策性渔业保险问题，陈蓝荪（2006）[7]、苏昕（2006）[8]、闫杰等（2007）[9]讨论了渔业发展的财政投入机制，邝奕轩等（2011）[10]、王伟伟（2011）[11]则主要研究了渔业或海洋财政的国际经验。
尽管目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至少存在着以下两方面问题：（1）多为定性研究或对国外实践经验的分析，缺乏对于各种财税政策工具实施机制的分析。（2）多集中于渔业、滨海旅游业等产业，缺乏对于海洋经济主要产业的全面分析；同时没有区分政策的行业差异性。首先，政策工具是具有多样性及差异性的，在建立健全海洋经济的财政宏观调控体系时，必须要“因材施教”。其次，在不同性质的行业中，如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其产业发展基础、发展程度、发展特征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对此的政策方式、力度等肯定是不同的，相应地政策也应有一定的针对性。忽略了这些差异，而采取“一锅端”的政策，必然导致政策效力的下降。有鉴于此，本文从通过财税政策工具对海洋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及管理的角度出发，研究海洋经济优化发展的财税政策实施机制，并尝试结合产业特征及政策工具作用机理给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1财税政策工具的特征分析
财税政策作为主要经济政策之一，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可通过预算、税收、补贴、政府采购等财税政策工具对经济行为进行调整，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其主要作用是对市场失灵的调节，如提供公共物品或其他外部性较强的产品、改善信息不对称情形等。财税政策对一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财政投资的分配，对民间投资进行结构引导，优化资源配置；二是通过收入的再分配，调节收入不平衡问题；三是，通过国家财政来汇集资金，建立健全预算、税收、国债等财政宏观调控体系，发挥财政宏观调控作用，促进经济协调、健康发展。财税政策主要分为四类：一是收入，主要体现在税收政策；二是支出，主要体现在财政补贴（直接补贴或贴息贷款等）、财政投资以及政府采购等；三是财政预算；四是国债。此外，政策性的金融支持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政府专项扶持基金、信贷担保等。本文主要关注税收、补贴、财政投资以及金融支持这四种财税政策工具。
在实际作用过程中，税收、补贴、财政投资以及金融支持这四种财税政策工具在激励方式、激励对象、反应速度等特征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税收优惠作为目前来说应用最广的政策之一，具有以下几方面基本特征：一是税收优惠主要是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即，企业的投资活动完全是自主决策的；二是税收优惠可以对符合条件的所有企业起到激励作用，覆盖面较广。从目前的实施情况来看，税收政策得到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应用。然而，就税收对经济的作用效果而言，其反应速度相对较慢，同时存在着“强者愈强”的作用结果，因为税收优惠只有纳税企业起作用，未纳税的企业则无法享受，而未纳税企业往往是中小企业或新进入产业的企业，正是最需要优惠政策的群体。此外，税收优惠的执行成本相对较高，这些成本包括税务机关的行政成本，纳税人的申报成本及其效率损失等。相反地，财政补贴尽管是通过政府来配置资源，政府而非企业对资助范围进行选择，覆盖面较窄，但财政补贴的反应速度较快，其执行成本也较低。更重要的，政府由于其信息方面的优势，对资助项目的选择往往更科学合理，更能体现政策导向，当然，一旦政府决策失误，其后果也是更为严重的。此外，财政补贴政策有可能会产生挤出效应，即没有获得补贴的企业会减少该项目的投资，从而导致产业的整体投资水平下降。然而，财政补贴与税收政策面临同样的困境，其往往也不能惠及中小企业或新进企业。就这一点来看，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政策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p#分页标题#e#
首先，财政投资对中小企业和新进企业的优惠主要体现在公共品的投资方面。一方面，政府可投资于外部性较强的项目，如研发投入等，这一正的外部性是惠及产业内所有企业的，当然就不排除中小企业和新进企业。另一方面，财政投资于产业初始所需设施建设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产业投资环境，对于中小企业，特别是新进企业而言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资的沉没成本，刺激企业进入。其次，就金融政策而言，一方面，政府可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信贷担保等，降低其投资成本，而投资决策依然是由企业自主选择，风险由企业承担，这避免了政府选择资助项目的主观性。同时，正如我们前文所述，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是不同的，而金融支持政策可以较好的实现灵活调整。需要注意的是，税收、财政补贴都属于事后激励，即主要对企业进入该产业进行生产后的行为给予优惠，而财政投资属于事前激励，即无论企业是否进入该产业，财政投资都在进行，金融支持则属于全过程激励。这就意味着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与税收、补贴政策的作用机理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第2部分我们将对此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综上所述，税收政策覆盖面较广，且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具有一定的市场化特征；财政补贴支持对象为政府重点发展和扶持的产业，政策作用反应快，但可能存在挤出效应；金融支持可以激励支持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且充分尊重了企业的市场选择行为，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投资行为起到主要的激励作用，应该是将来政策选择的重点。财政投资则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公共品投资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中也应予以重视。
2财税政策作用机理分析
除了政策工具特征的差异外，财税政策工具的作用机理也是不尽相同的。特别地，税收政策由于其应用的广泛性，在财税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而财政补贴由于作用迅速而直接，且执行成本较低，也得到了广泛的采用。鉴于二者同属于事后激励机制，本文尝试统一的建立静态局部最优化模型，对这两种工具的作用机制进行对比分析。考虑到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政策应是政府财税政策的主要着力方向之一，且二者均具有事前激励的作用，本文也将在统一框架下对这两种政策的作用机制进行简要分析。
2.1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基本的税收制度设计（如税种、税率、课税范围、计税依据等）以及税式支出手段（如税收豁免、税收抵免、优惠退税等）来设置差别税费，从而改变不同产业或经济行为的比较利益，引导资金、劳动、技术等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在基本税收制度设计中，税种设置以及课税范围都是从外延的角度设置差别税负，税率及计税依据则是从内涵角度设置差别税负。就税式支出手段而言，其主要是通过对特定行为给以背离基本税收制度规定的让渡来设置差别税负的，如税收豁免是通过直接减免应纳税额提供税收让渡的，而加速折旧、税收抵免等则是通过改变课税要素而间接提供税收让渡。
2.2财政补贴政策
从财政政策工具的性质来看，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支出中，财政补贴、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等投资性支出①（下文称之为财政投入）都属于供给调节型支出，政府采购则属于消费调节型支出。鉴于供给调节型支出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更具激励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更为持久，本文着重讨论这一政策的影响机制。
2.3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政策③
对于财政投资而言，基于政策性的要求，其投资目标主要是基础产业、公共基础设施、技术研发等有利于改善产业投资环境的项目，因而其主要目的是提高企业投资回报率从而吸引更多的社会投资进入，由此达到支持产业发展的目标。对于金融支持而言，其主要目的与此一致，即提高产业内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吸引企业进入。不同之处在于支持方式，金融支持并不直接投资于项目建设，而是对企业投资行为进行支持，如贴息贷款等。二者的作用机理类似：假设产业原来的资本需求曲线和资本供给曲线分别为DD1和SS，均衡点为A，均衡投资数量为K1。在政府进行财政投入或优惠贷款之后，企业投资相同额度时其成本会降低，从而引致投资回报率升高，资本需求曲线变为DD2，均衡点为B，均衡投资量为K2，产业内总投资增加。由此可见，当政府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某产业以后，受其直接的拉动作用以及间接的外部性及政策引导作用的影响，产业内的总投资额增加；但随着投资支持幅度的增大，其对产业内总投资额的带动效应呈现递减趋势，即单位投资所引起的资金回报率的增加是递减的，这符合边际收益递减原则。从企业角度来讲，由于产业内各企业的融资等成本不同，要求的资金回报率也是不同的，当产业的实际资金回报率大于企业要求的资金回报率时，企业就会进入该产业，因而当政府投资和金融支持提高了产业的资金回报率时，就会吸引具有更高要求资金回报率的企业进入该产业，从而使得产业内的投资总量增加。
3海洋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选择
3.1基于海洋产业特征的政策选择
基于政策工具特征及政策实施效果的分析结论，结合海洋产业特征，本文认为：首先，对于新兴产业（包括海水利用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电力业等）及其他投资经营风险较大的产业（包括海洋矿业、海洋油气业等），主要面临三大问题：一是目前产业内企业数目不多，需要鼓励企业进入该产业；二是考虑到这些产业未来的利润是较丰厚的，目前较少企业进入的主要原因在于初始沉没成本较高、经营中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多、风险较大；三是这些产业（特别是新兴产业）的技术水平都亟待提高，而企业的研发力量往往不够。因而应综合采用税收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及金融支持政策，调动企业投资积极性，降低企业投资经营中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同时采用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直接投入研发活动或间接支持企业投入。结合政府期望的政策效果，若政府希望均衡要素价格不变，则应考虑利润税优惠，或财政补贴。若政府希望提高均衡要素价格不变，则应考虑采用从量税优惠。同时鉴于利润税的税收优惠政策作用力度更显著（变动幅度大于从量税），且达到同样效果所支付的直接成本④低于财政补贴，应主要考虑采用利润税政策。对于传统产业（主要指海洋渔业等）及其他需要技术改造升级的产业（如海洋船舶工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海洋化工业等），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产业发展较成熟，但技术水平不高、发展结构不合理，亟待进行技术改造升级（如深水网箱养殖的推广、高端滨海旅游业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等），但技术升级的投资成本较高、风险较大，鉴于此时政策的对象是特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升级的企业），因而应主要采取财政补贴及金融支持政策。注意到，尽管财政补贴见效快，但需要的资金量较大，可考虑主要运用金融支持政策，同时在专项扶持基金的设立中，可考虑发行海洋经济建设债券，募集公众资金支持海洋产业发展。对于公共基础设施及其他保障性机制建设，包括海洋工程建筑业、防灾减灾工程建设、渔业良种培育、病虫害防治以及海洋经济巨灾保险机制、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等，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利润率较低或外部性较强，企业投入生产建设及研发的积极性不高，难以运用市场化机制促使企业自主投资，因而应主要采取财政补贴政策、财政投资政策，敦促大企业投入建设，同时协调使用金融支持政策以通过多种途径募集资金，保证基础性及保障性设施的建设，保障海洋产业健康快速发展。#p#分页标题#e#
3.2基于海洋产业面临问题的政策选择
目前海洋产业普遍面临的两大问题是：（1）环境污染严重；（2）技术效率亟待提升，包括加快新技术研发、推动技术应用改造升级、提高产业集聚度等。基于政策工具特征及政策实施效果的分析结论，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协调政策以解决上述问题。
3.2.1针对环境污染的政策选择
针对环境污染这一问题，鉴于这是一项长期任务，且应发挥事前激励作用，避免企业采取高污染的生产工艺等，根据我们对四种政策工具特征的分析，应该使用税收政策进行调节。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税收政策来加强环境保护始于20世纪70年代。许多国家的探索和实践证明，利用税收手段治理环境已经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环境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改善。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征收硫税，从征收方法上看，一般根据主要能源产品的含硫量或排放量计算征收。碳税最早由芬兰于1990年开征，碳税一般是对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按其含碳量设计定额税率来征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在环境政策中应用经济手段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这方面，丹麦堪称“楷模”，推行生态税收制度不仅有效地保护了丹麦的环境，而且为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发展积累了资金，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使丹麦在欧盟国家中成为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利用征收资源税也可以达到节约能源的使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限制高能耗产品的使用等目的，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资源的浪费和过渡消耗。开采税是美国对自然资源主要是石油的开采征收的一种税。开采税可以通过影响资源开采的速度和数量来影响环境，它会抑制处于边际上的资源的开采和经营活动，促使减少资源的开采。荷兰的土壤保护税是由省级部门对抽取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以及从土壤保护中直接获益的单位或个人征收的一种税。其目的是为保护土壤提供资金。瑞典的一般能源税是对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征收的一种税。综上分析，我国海洋经济发展中，应尝试开展污染税征收，同时对海洋矿业、海洋油气业等资源的开采征收资源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低污染水平。
3.2.2提升技术效率的政策选择
在技术效率方面，我国海洋产业发展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一是研发动力不足。这主要是指我国现有技术落后，亟待进行技术研发，如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风电并网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以及深海资源开发等所需的高新技术。这些技术一旦研发成功，其利润是客观的。目前较少企业进行研发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投资成本高、风险较大，多数企业无力单独承担；二是研发的正外部性较强，信息溢出会使得企业研发成功后极易被模仿，从而利润降低，无法弥补成本。要解决这一问题，应综合采用税收、补贴以及金融支持三种政策。首先，鉴于财政补贴政策执行成本低、反应快、效果最为直接，财政直接投入一直是公共财政促进科技创新最主要的手段，通过财政预算安排的各项科技计划、服务平台的建设、以及对企业的直接补贴等对研发活动基础性的支撑作用、人才储备和培养的作用、实现科技创新战略的政策支撑作用。因而应首先积极对重点企业或重点项目的研发活动所采用的仪器设备等进行补贴，降低企业研发的投资成本。
在企业研发成功之后，则可对研发产品进行政府采购、销售补贴等，以避免出现企业将资金投入研发后无力生产的局面，促进企业进行大规模生产，满足社会消费需要。需要注意的是，财政投入资金在管理中存在着诸多难题，要有效解决总量与结构、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率问题。而在政府采购方面则应构建科学、合理的促进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制度体系，要完善其组织和规划，如建立政府首购和订购制度，优化自主创新产品评标方法，编制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等，并加强部门协同全方位落实。其次，税收政策方式对研发促进作用的扭曲效应较直接财政支出小，因而可同时辅以税收优惠政策，以惠及所有企业的研发活动。税收政策在遵循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可在一定程度上加快研发活动的进程，但税收政策作用是有限的，应以最小的税收优惠成本取得最大的促进研发的效果。针对我国研发活动中所面临的突出困难，未来研发活动税收政策要在税收激励的原则、方向和方式上进行重大变革，实现我国税收激励政策设计总体考虑和各项政策的有效配合，如明确税收激励政策对接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定位，加强对科技人才培养的税收支持，税收激励的方式要突出税收中性，实现优惠税种以流转税优惠为主，对所得税的优惠实现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优惠并重。
最后，金融支持政策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政府可为企业的研发行为提供信贷担保，或设立专项扶持基金，用于支持具有广泛使用性和正外部性的研发活动，已有的成功案例包括深水网箱养殖技术的研发等；另一方面政府可发行相关的债券或衍生品，募集公众资金投入研发活动，同时将研发风险分散到资本市场，由此可解决企业无力单独承担大规模研发活动的问题。最后，由于研发的外部性较强，对于企业的研发成果，政府除税收减免或补贴外，更重要的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保障研发企业的利润，从而激励企业进行研发。二是技术升级困难。这主要是指我国已经具备某些先进技术，但由于新技术的采用所需初始投资大、经营风险高，企业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不高，如我国目前深水网箱养殖技术虽然已较成熟，但仍未得到广泛推广。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技术升级的初始投资一般较高，另一方面是由于海洋灾害频发，技术升级也并不能保证完全不受灾害影响，这就使得技术升级带来的利润不一定能弥补成本，即一旦灾害发生，带来的经济损失加上技术升级投入的成本将远超技术升级前的损失。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可对技术升级活动进行补贴，如对购买新设备进行补贴，降低企业技术升级的投资成本；其次可财政投入海洋经济危机管理机制及巨灾保险机制的建立，一方面完善海洋灾害预警机制，提高灾害预报技术，帮助企业防范风险，另一方面，当灾害发生后，根据所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及时对企业或渔民损失进行补贴以及保险理赔。三是产业集聚度不高、产业集群发展不成熟。当前我国海洋产业集群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档次不高，技术含量较低，规模较小。以浙江省为例，全省产值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达五百多个，诸如海洋渔业传统优势产业的提升和集群化建设项目47项，总投资123.81亿元，计划投资47.6亿元（王宁，2008）[12]。黄瑞芬、苗国伟（2010）[13]利用区位熵法⑤对环渤海和长三角经济区的海洋产业聚集度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海洋第一产业（海洋渔业）存在明显的聚集性。但也说明了较多的资源聚集在低层次的初级生产上，海洋产业集群结构不合理。要解决这一问题，财税政策应着重改善产业发展的经济环境同时鼓励创新。创新这一问题我们在上文中已进行了讨论，在改善产业发展环境方面，相关财税政策一方面可投入于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如在财政预算中设立园区发展专项基金，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提供稳定可靠的财政支持和财力保障，另一方面可投入建设信息平台，提供企业和经济发展的信息和数据：有关市场、消费者、竞争对手和技术发展趋势的信息数据，以及有关对集群参与者的建议与咨询报告等等。#p#分页标题#e#
4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财税政策作用机制模型，对税收、财政补贴、财政投资以及金融支持四种财税政策工具的特征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结论认为：
第8篇：经济政策分析范文
关键词：市场经济 宏观调控 宏观政策
引言
为了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问题，维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通过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一个有效的手段。而宏观调控的作用又受到政策因素的影响，因此，分析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政策性因素，并提出对应的策略，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具有积极意义。
一、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政策性因素
（一）政策透明度
政策透明度是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与经济相关的正常信息资料一旦不透明，将导致公众获取相关资料的难度增加，使得公众估计经济发展趋势的难度加大，反应延迟。同时，宏观调控主体通过公开其所采用的经济调控模型来向公众传递所采取的调控机制，使得公众对经济发展趋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加快了公众对经济政策的反应速度。再者，通过提高国家政策的透明度，及时的公布宏观经济调控、运行判断的相关政策与策略等，使得公众能够更好的预知调控主体的相关政策行动，降低了市场剧烈波动的可能性。一旦调控政策与工作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别时，通过强化两者之间的交流可以有效的缓解这种认识方面的差距，而不断的增加政策的透明度显然是不能完全的消除公众认识与调控主体之间的不一致，但是却有效的降低了两者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从这个方面来看，提高政策的透明度能够更好的发挥政策方面的作用，便于向公众传递相关的政策信息，使得经济调控的宏观政策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引导公众形成一个合理的经济政策预期。
（二）政策时滞
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状况及运行的整体态势发生变化及至整个调控主体完成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同时直到所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相应的控制目标产生对应的效应时，一般存在着对应的时间间隔，这就是所谓的时滞，也称作宏观调控过程中的时间滞后。而这个时滞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效果以及调控目标的实现程度具有直接的影响。当调控时滞越长时，所产生的调控效应将会越慢，效果也会越差，达到的最终调控目标也将越低；反之，当调控时滞越短时，所达到的整体调控效果将会更好，最终实现的调控目标的实现程度也就更高。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调控时滞，导致任何的调控行为以及调控理论政策都将可以与所获得的最终调控效应合并起来实现最终的调控目标。但是，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这种调控时滞经常会导致一些调控政策出现失效的问题，有时甚至会加大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
（三）多项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与配合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一个主要方式，尤其是对流通与资源分配领域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是两种常用的宏观调控政策手段，也是现代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核心。两者之间在作用方面虽然有效的克服了流通与分配范畴当中的各种矛盾，在保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过程中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两者所作用的社会生产环节与领域是不同的，导致单独的利用某一项政策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过程中都会出现相关的缺陷，存在着对应的局限性。
基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个方面的特点与政策存在的差异，因此在会死机的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所采取的调控与操作策略往往只是针对某一个环节的具体情况以及政府具体的宏观调控目标来进行的。而两者之间的合理搭配与相互协调是保证我国宏观经济体制与结构完整的一个有效方式，通过两者的协调来保证供求关系与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
二、提高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对策
（一）尽量缩短宏观调控的时滞
这首先要求建立一个完善的宏观主体调控信息系统，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所产生的作用进行实时监测，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实施主体对经济整体运行态势的判断和预测能力；对当前的宏观调控决策体系加以完善、增加调控中主体的决策能力以及调控主体决策的效率，确保调控主体的调控决策果断高效，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正确的宏观经济决策；同时，应该尽量的减少由于宏观调控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冗余程序，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执行机构的整体工作效率。
（二）有效增加政策透明度
合理通过说明手段来提高沟通的整体有效性。对于调控主体，应该对调控政策出台的背景以及预期达到的目标进行说明。尤其是在公布相关的预测调控指标过程中，政府应该对产生的可能结果、所应用的理论依据与模型等制定一个详细的公布细则内容。对与实际执行效果与目标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找出其中存在的原因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应该对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现象，调控主体应该分析产生这些矛盾的主要原因，并调控好这些目标之间的偏向。
（三）强化对预期目标的引导
在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市场主体必然存在着一个对宏观调控政策以及经济变量适度变化的预期，完全消除这种客观存在的预期行为是不科学的。而需要通过一个合理的途径来对这种预期进行有效引导，使得市场主体所产生的预期与调控主体最终实现的目标尽量相一致。因此，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过程中，就应该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主。虽然任意的调控政策实施对市场主体所产生的影响，诸如利益得失等问题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只要以社会绝大部分的利益为利益取向进行调控，所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得到广泛的支持。这也就使得宏观调控政策所发挥的作用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第9篇：经济政策分析范文
2013年，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困难局面，我国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宏观经济呈现出平稳增长态势。展望2014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提振信心，宏观调控政策会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我国宏观经济将保持中高速平稳增长态势。
阅读1
2013年宏观经济运行基本特征
2013年，国际经济形势风云多变，国内结构调整任务艰巨复杂，我国宏观调控紧密围绕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既定方针，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与针对性，实现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一）宏观调控目标基本实现
适应世界经济进入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和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阶段，2012年十后，我国不再追求高经济增长，而是更加重视结构调整和增长质量，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3年，按照“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思路，有针对性地出台了一系列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措施。首先，从我国经济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科学确定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保证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只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就要尽量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其次，坚定不移深化改革，着力激发市场活力，大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消和下放了2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同时，扩大了“营改增”试点范围，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铁路等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资源性产品价格等领域改革。再次，着力调整优化结构，积极培育信息消费，增加节能环保、棚户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中西部铁路等方面的投资，促进养老、健康、文化、教育等服务业发展。这些稳中有为的配套政策措施，稳定了市场预期，增强了市场信心，保证了经济平稳运行。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7.7%，1-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7%，预计全年经济将增长7.7%，工业增加值增长9.7%，可完成全年预期调控目标，经济发展平稳开局。
（二）三大需求保持基本稳定
投资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有三大部分，一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约占投资的22%；二是既具有投资功能也具有消费功能的房地产投资，约占投资的25%；三是企业主导的制造业投资，占投资的33%左右；其余为农业投资和服务业投资等。1-11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19.9%，较上年同期放缓0.8个百分点。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成为今年投资增长的主动力，1-11月增幅同比加快9.6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好于预期，增幅同比加快2.8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在产能过剩的重压下，增幅同比放缓4.2个百分点。消费增速略有回落。1-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3%，增幅同比放缓1.2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减速以及零售物价涨幅回落使得消费增速放缓。分行业看，住房、汽车等消费龙头市场呈现购销两旺局面；信息消费、网络购物新兴消费业态与消费模式快速增长；餐饮、粮油烟酒、服装鞋帽和石油制品的回落幅度居前。消费结构变化一方面反映出国家扩大消费，鼓励新增长点政策逐步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央提倡勤俭节约，严格公务消费有效抑制了公款吃喝。尽管餐饮、娱乐消费增速较往年同期可能有所放缓，但节省支出应用于其他方面，没有减少国内需求。
外贸出口平稳增长。1-11月份，我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8.3%，增幅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机电产品出口基本稳定，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有所提高，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加工贸易。由于我国经济的逐步企稳回升以及大宗初级产品价格的明显上行，下半年以来，我国进口增速逐步回升。
（三）价格总体平稳，不同领域价格出现分化
今年以来，由于国际输入性通胀压力不强、宏观经济总需求仍显不足，产能过剩压力较大，我国价格整体相对温和，但不同领域价格出现背离，居民消费价格小幅上涨，工业品价格连续下跌，房地产价格涨幅较大。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1-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6%，涨幅与上年同期持平，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价格涨幅相对较高，预计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将上涨2.7%。生产者价格在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情况下，延续负增长态势， 1-11月份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已连续21个月下降。房地产价格涨幅较高。社会普遍关心的房地产价格今年以来呈现持续上涨局面，上涨幅度偏大，按商品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计算的全国商品房价涨幅达到8.1%，同比加快1.5个百分点。
（四）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
今年以来，我国在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方面呈现出新变化。一是产业结构有所优化。第一产业稳步发展，粮食生产有望再获丰收；服务业延续较快增长态势，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长8.4%，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5.5%。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发展迅猛，成为结构调整的亮点与重点。前三季度，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达7.5万亿元，增长35%，软件业完成业务增长23.7%，信息消费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并有力带动了物流、仓储、邮政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对增加就业起到积极作用。同时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落后产能加快淘汰，列入2013年公告的19个行业落后生产线已实现关停。二是民间投资比重提高。1-11月份，我国民间投资比重达到63.5%，较上年同期提高1.7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民间投资投向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资金增长较快，尤其是第三产业增速提高2.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投资体制改革的推进下，许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准入放开，促进了民营经济发展。三是东部地区创新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今年以来，东部地区部分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产业向中西部加快转移，信息、医药等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增长率先企稳。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潜力和比较优势得到释放，东中西地区各自的动态比较优势逐步形成。四是节能减排取得积极进展，国家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机制建设，6月深圳碳交易市场上市，9月出台“大气10条”，前三季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降低3.6%。
（五）就业形势较为平稳
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增强，特别是随着就业容量较大的服务业发展加快，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速可以创造较多的就业岗位。近年来我国就业弹性大幅提高，每1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吸纳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2012年增加至164万人。1-11月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242万人，超额完成全年就业目标。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就业人数增长最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服务部门就业人数增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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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
我国经济从10%左右的增长速度向目前8%左右的速度转换后，出现了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新兴产业尚未形成、货币政策扩张后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和其他虚拟部门、政府通过基础设施拉动经济增长带来负债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财政收入减缓等诸多矛盾和问题。这些突出矛盾和风险是体制改革滞后的结果，是新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表现，也是应对金融危机期间大规模扩张政策的代价。
（一）产能过剩制约经济回升程度
我国的产能呈现行业面广、绝对过剩程度高、持续时间长等特点。一方面，我国产能过剩行业已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新兴战略性产业，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处于严重过剩当中，有的处于绝对过剩状态。另一方面，过剩行业的投资仍在增长，而且大部分为现有水平的重复投资，过剩程度进一步加剧。在中期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背景下，如果不能加快淘汰和兼并重组，过剩行业的利润会继续下降，优秀企业难以发展壮大。
（二）财政金融风险调控难度增加
近年来，财政收支矛盾日渐显现，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受到制约，债务风险提高。与此同时，由于货币投放量偏大，货币环境宽松，融资平台公司负债增长较快。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我国广义政府债务增加到占国内生产总值近50%左右，这些负债中很大一部分只能依靠出售土地收入支撑借贷和偿还，或者举新债还旧债。为继续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融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大规模扩张影子银行业务。随着国内企业兼并、破产增多，部分理财产品信用违约风险提高，这些因素积累导致金融风险不断上升。
（三）房地产市场分化加剧系统性风险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在调控政策、实际需求、区域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下，出现明显分化走势。一方面，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泡沫风险继续累积。以限购限贷为核心的房地产调控并没有抑制住房价上涨，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房价不断飙升，远远超出居民承受能力。另一方面，我国部分三、四线城市土地供应规模不断扩大，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较快，房地产自住与投资需求不足，出现了严重过剩局面，部分城市价格出现连续下跌。
（四）企业经营成本上升
在产能过剩影响下，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连续负增长，企业实际融资成本显著提高。2005-2012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年均增长14.4%，2010-2012年农民工月均收入年均上涨17.4%，企业用工成本提高。环保成本、土地和资源产品价格呈现刚性上涨局面。在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大部分企业微利经营，影响未来投资、技改等生产经营活动。
（五）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
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不强，但结构性矛盾突出。结构性失业主要是由于我国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变化，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特征与社会对劳动力需求不吻合，现有劳动力的知识、技能、观念、区域分布等与市场需求不匹配而引发的失业，表现在行政与内勤人员供给过剩，大专院校毕业生的知识结构与企业需求脱节就业形势严峻，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较强，短期就工现象突出，而技术工人和高端技术研发人员严重短缺。2014年，我国大学生将达到727万人，比上年增加28万，过剩行业下岗职工增加，结构性失业趋于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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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仍具备保持稳定增长的基本条件
（一）世界经济仍将延续缓慢复苏态势
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情况有望好于2013年，增长格局逐步由新兴经济体主导转变为发达经济体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世界总产出2013年增长2.9%，2014年增长 3.6%，提高0.7个百分点。经过五年的调整，发达国家系统性金融风险明显降低，“再工业化”等结构性调整措施效果初显。美国经济在页岩气革命、出口倍增计划、智能制造等众多经济战略拉动下，消费市场再度启动，房地产市场走出谷底，IMF预计，2014年美国经济将增长2.6%，比今年提高1个百分点；欧洲随着成员国财政改革以及救助机制的完善，欧债危机冲击逐步缓解，出口竞争力回升，2014年欧元区经济有望实现微弱增长；日本经济在安倍经济学刺激下，仍将保持温和增长态势。但是新兴经济体增长动能疲弱，结构性矛盾突出，在增长放缓、资本外流和本币贬值三者叠加下，部分国家金融乃至实体经济可能出现危机，成为明年世界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纵观世界经济，发达国家新的增长动力源尚不明朗，美国等国家的货币政策存在退出可能，世界贸易投资格局变化方向不确定，全球债务风险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区域动荡给世界经济带来不稳定性。世界经济向好，整体有利于我国外需回暖，但全球经济领域存在的复杂性亦将给我国进出口带来不确定性，我国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发达国家需求回升对我国出口拉动有限，而新兴经济体增速下滑对我国出口将带来不利影响，我国吸引外资难度将加大。同时新兴经济体减速将推动国际市场大宗初级产品价格稳中趋降，有助于降低我国进口成本，并减轻输入性通胀压力。
（二）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当前我国改革红利不断释放，科技创新能力逐步提高，国内需求扩大和供给改善潜力巨大。
1、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将极大调动和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新一届政府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大力推进经济、行政领域各项改革，已陆续出台的各项改革举措在明年将会继续发挥积极成效，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和增长动力，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未来改革路线图、时间表做出全面部署，在财政、金融、行政、价格、城镇化等领域改革步伐加快，这将极大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作用，调动企业尤其是民营经济积极性，释放制度改革红利。
2、国家努力打造“经济升级版”，调整优化结构展现良好态势。区域方面，东部地区不断调整经济、产业结构，目前转型升级取得初步成效，经济增速率先企稳。由于东部经济总量大、占比高，未来有利于带动全国经济稳步运行。产业方面，第二产业比重回落，第三产业增长较快，服务业发展加速，新兴产业增势良好，新兴业态蓬勃兴起，经济增长潜力逐步累积。企业方面，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倒逼下，部分企业积极进行技术升级，加大研发投入，科技创新水平有所提高。今年以来相当一部分工业企业利润上升，增加了企业扩大投资、强化技改等生产经营后劲。
3、我国国内市场空间广阔，扩大内需潜力巨大。当前我国储蓄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仍将可以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在高铁、城市基础建设、信息基础设施、节能减排、棚户区改造以及保障房建设等领域仍有较大的投资需求空间。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民收入增速和水平都有明显提高，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奠定了基础。我国不断突破户籍、土地、教育等制约城镇化发展的障碍，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为内需增长注入新动力。
4、宏观调控水平不断提高，宏观政策仍具备运用空间。今年以来，我国在宏观调控上创新思路，提出了“底线思维”理念，确定了按“上下限”调控的合理区间，采取了与“稳中有进、稳中有为”相配套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在调控方向、力度和时机的把握上，在调控手段和工具的使用上，都增加更多的鲜活经验。总体上讲，当前我国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仍具备较大的空间，国家总体资产负债安全，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余额均处于安全线内。银行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较高，有足够多的调节流动性手段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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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宏观调控政策
2014年，既要着力化解一些行业产能严重过剩、防范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缓解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猛、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等问题，也就是要“去产能”、“去杠杆”、“去泡沫”，又要保持经济适度增长，防止结构性失业。因此，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必须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
（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2014年，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仍然不足，经济回升势头并不稳固，需要保持一定规模的财政支出和必要的结构性减税来带动和引导社会需求。同时，民生等薄弱领域和关键环节财政支出刚性较强，深化改革和推进转型升级也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稳定财政赤字率、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以及结构性减税上。建议2014年中央财政赤字规模安排9500亿元，比2013年增加1500亿元；中央代地方发行4000亿元国债，和2013年持平。全国财政赤字规模增加到13500亿元，赤字率约2.2%。结合税制改革，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将邮电电信业和铁路运输业等行业纳入营改增试点。清理规范区域优惠政策，转向实施产业导向税收优惠；实施煤炭等品目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增加棚户区改造、节能环保、铁路、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支持农业可持续发展新战略，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拓展地方融资渠道，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等方式举借债务，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情况的监控。
（二）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2014年，为了有利于市场主体形成合理和稳定的预期，保持经济平稳增长，避免触发潜在财政金融风险，货币政策不宜过紧；同时，为“去产能”、“去杠杆”、“去泡沫”和转型升级创造稳定的政策环境，货币政策也不宜过松。因此，货币政策应继续保持稳健取向，并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和微调。考虑到目前货币存量过高以及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和物价之间的经验关系，建议2014年广义货币增长13%，和2013年预期目标一致。加强流动性调控，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适度增长，稳定市场预期；盘活存量、优化增量，加大对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引导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创新创业企业、三农等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继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贷款利率管制的完全放开使利率市场化大为推进，市场利率对资金的配置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我国金融调控开始从数量调控为主逐步进入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并重的阶段。应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和公开市场操作，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和银行间市场利率水平平稳波动。市场利率体系尚未完全形成，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仍需改进，应逐步完善利率间接调控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条件，适时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价格型工具的政策有效性。
（三）积极扩大有效需求
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充分挖掘消费潜力，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积极培育信息消费，养老、医疗、保健消费，环境消费等新业态；改善消费环境，推进流通环节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降低消费品流通成本，加大食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确保品质安全。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取消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切实保障企业和个人投资自；发挥政府投资对技术进步、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调整预算内投资结构，大幅压缩用于一般竞争性企业项目投资，适当减少可利用社会资金的经营性基础设施投资，停止建设楼堂馆所等投资；深入贯彻落实“新非公36条”，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确定重点投资领域，加快城际高铁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支持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进棚户区改造工程建设，加强农业、水利投资等，充分发挥出口的支撑作用。保持传统出口优势，同时形成以技术和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带动关联行业出口的新模式，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加强与相关国家与地区的自贸区建设，稳固推进投资协定谈判；全面推进上海自贸区建设，探索改革新路径，推进服务贸易增长，扩大金融、教育、文化等服务业对外开放；加强对走出去的宏观指导与服务，简化审批程序，充分发挥民营经济积极性，提高对外投资效率；加大对国际大通道内外互联互通建设的协调力度，积极推进陆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努力开拓国际经贸合作新领域；扩大国内转方式调结构所需设备和技术等进口，增加原油、贵金属、粮食等初级产品进口。
（四）加大结构调整力度
一是继续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落实“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抓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二是化解产能过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化解产能过剩的核心要义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方面是完善市场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优胜劣汰，淘汰落后产能；另一方面是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等创新发展，推动产业升级，形成更具竞争力、更具优势的主导产业，从根源上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三是加大环境治理与保护生态工作力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推进节能减排；推进工业、农业、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力争实现资源能源循环利用；落实和完善大气污染治理计划及配套政策，重视土壤污染治理工作。四是积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细化区域政策指导的空间格局，注重产业区域间梯次转移；加强跨省区、跨流域、跨行政区协作与共建，打造一批具有区域特点的经济圈与经济带；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提高贫困地区群众生活水平。五是积极稳妥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推动出台户籍、土地、资金、住房、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配套政策，组织编制实施重点城市群发展规划，各地因地制宜编制和实施本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围绕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降低行政成本的设市模式、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在不同区域开展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试点。提高东部地区城市群综合交通运输一体化水平，推进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内主要城市之间的快速铁路、高速公路建设，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与交通干线、交通枢纽城市的连接。强化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五）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一是继续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思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重点关注农民工、社会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情况。二是重视结构性失业问题，鼓励技术教育培训，同时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做好化解产能过剩过程中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三是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努力解决好住房问题，探索适合国情、符合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住房模式，主要思路是通过加大供给，通过加大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做好棚户区改造，保障低收入群体住房需求，同时重点增加住房建设用地供给，提高土地容积面积，打破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城区与郊区之间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状态，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抑制房价、扩大住房消费。
（六）积极防范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需要短期应对措施和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一是加强源头规范，把地方政府性债务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严格政府举债程序。加大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清理和规范力度。制定统一标准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严格限制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将融资平台的资金、负债以及项目效益等公之于众。二是尽快建立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制度，允许地方政府合理举债，短期内加大财政部地方政府债的力度。三是建立有效的偿债机制，地方政府应通过出售、转让或证券化国有资产偿还债务。四是研究中央政府救助地方政府的条件和惩罚措施，包括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等，约束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
（七）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发展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把经济体制改革分为四类，区分情况、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行政管理改革等，属于方向明、见效快的改革，地方和部门可以授权操作，2014年有望推进实施；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包括房产税等由于涉及面广，需要中央决策，将加快研究提出改革方案，待全面统筹和审定后，适时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等由于认识有待加强，将先行试点，探索规律；涉及到修改现有法律的改革如生态保护、土地法修订等，将加强研究，尽快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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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基本经济走势
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分析和2014年我国经济政策导向，2014年我国经济增速有望保持基本稳定。
从经济增长速度看，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会加大经济下行的压力，而释放改革红利、基础设施投资和库存回补因素将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增长。制造业产能过剩会降低企业投资意愿，开工面积连续两年增速较慢和部分地区销量迟滞会影响房地产投资，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范围和领域扩大有利于服务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会保持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会略低于2013年。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有所放缓，将直接影响到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而信息消费、社区消费等新型消费模式会显示较大潜力，严格公务消费对抑制餐饮等消费的滞后影响基本消失，2014年消费需求基本稳定。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增强，欧元区经济出现改善迹象，日本经济在强力政策刺激下步入复苏轨道，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压力减小，我国对发达国家出口将有所好转。由于新兴经济体增速下滑，贸易保护主义依然严重，出口难有大的改变，国内需求减弱使进口增速难以加快，预计2014年进出口将增长9%左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增强。201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7.5%左右，工业增加值实际增长9.5%，继续处于中高速增长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