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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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乡基层社会治理范文

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求变。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我国城市化进程进行相当缓慢，1950年到1980年的这30年里，全世界城市人口比重从28.4%上升到41.3%，而我国却仅从11.2%上升为19.4%。可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实施，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我国城市化进程得到迅速推进。按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公报，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已为49.68%。2012年10月31的一份报告更显示我国内地2011年城镇居民的比例已超过农村居民，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3%。这标志着我国从以农村发展为主进入到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正因此，如此迅猛发展的城市化进程、整个社会结构的极大变化，带来诸多新的社会问题，无论主观还是客观的因素都促使和要求城市社会的管理必须要适应新的发展，从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在发展中求变。

二，社会人口的结构性变化，促使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创新。

社会人口的结构性变化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城市流动人口的急剧膨胀。伴随劳动人事、流通体制、社会保障、户籍等制度的改革，前所未有的自由活动空间在我国社会出现。城乡之间，原来附着于农田的农民大量流入城市，出现一波波全国规模的民工潮；单位之间，职员的流动已日渐频繁，大量国企职员流入外企私企，大量内陆人才流入沿海城市。这些城市流动人口的剧增，给城市基层管理与社会治安带来了极大压力，城市原有社会系统及其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既定平衡被打破，以行政隶属关系与行政命令建立起的传统基层管理体制也受到严峻的挑战，原有社会治理模式在应对新情况与新问题时的捉襟见肘和无能为力也暴露无疑，这些都逼迫着对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进行变革和创新。二是人口的迅速老龄化。我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1.6亿，且每年还以近800万的速度递增。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尤其是失能老人和高龄老人年均百万的增长速度，使全社会在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康复护理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凸显，养老问题已日趋严峻。因此这种形势也要求新的治理模式能在社区范围内为老年人们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与生活环境，完善文体娱乐、医疗保健以及公共安全等多项服务，以便满足人们安度晚年的需要。

三，单位制的瓦解，客观上要求街居或社区发挥更多的社会整合功能。

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变化，打破了原来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基层社会的管理模式在经历了一段单位制管理后，也逐渐朝街居制和社区制发展，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源由国家依靠行政指令计划配置的局面一去不返，职工的生活也不再由单位来全面控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更带来国有企业和政府事业单位的全面改革。国有企业开始学习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努力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政府事业单位则改革管理体制，提高工作效率，一步步开始推行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和事社分离。因此，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使得单位制的运行基础不复存在，也同时产生了更多、更新的社会问题，让原本依靠单位制进行控制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出现了社会控制的真空。而伴随单位制的弱化，这些从企业、单位剥离出的社会职能以及政府转移出来的服务职能，迫切需要由新的城市社会管理机构来承接。而无论是基层社会管理问题，还是下岗失业问题，抑或是社会信任问题，又都与街道、社区密切相关，所以需要街居和城市社区来发挥作用。

四，街居制的职能超载和职权局限，迫使在更广泛的社区范围内构建治理模式。

随着城市基层管理中越来越多新领域的不断出现，在单位制朝街居制转化的同时，街居制本身的负载量在不断加重。一是单位制的瓦解导致的单位职能外移，需要街居来承接。二是外来人口、无单位归属人员的增多以及人口的老龄化的加剧，无形中给街居的职能增添了更多更新的管理与服务工作。再则我国推行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使管理重心下移，将原来实行“条条”管理下，由诸多部门负责的相关任务，直接下放到街区，给街区管理一下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和压力，如民政福利、市场管理、交通道路、园林绿化等管理任务。由此可见，当前的街居体系不但要承接原有的单位所剥离的职能，还要肩负更多更新的管理职责；不只是承担行政功能，还要担负社会功能，甚至不少的街区更承担着部分经济功能。可尽管街居制的职能已大大超载，却依然很难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街居体系虽然承担了这些新增的职能和任务，可街居的权力却非常有限。当前的情形是，上一级的政府及各职能部门越来越多地将大量的事务和职责转到街道一级，但街道办事处却没有相应的权力和法定地位来承接这些事务，不仅财政及人员编制受制于上级政府，而且也没有足够独立与完全的行政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更多的是充当行政职能传递者的角色，受制于各职能部门的委托。因此，街居制因为自身的现实困境并不能全力承担起所有的工作，还需要在社区范围内建立一个政府和其它各种非政府组织以及居民的共同参与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服务网络。

第2篇：城乡基层社会治理范文

韩国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治理

城市养老院老年人自杀意念初探

婚姻中的贱农主义与城市拜物教

特殊民族的贫困治理何以可能

农村老年人社会形象的自我认知

韩国社会福利法人的组织特性研究

社会工作本科培养模式的本土化构建

社会治理的核心要素及其相互作用

郑杭生教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四大贡献

创新社会治理与实现和谐善治的“中山经验”

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创新研究

社区治理视野下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社会创新

中国土地制度:农民工与工业化、城市化

统治治理自治: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

单位共同体变迁与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建

论残障儿童家庭支持利政策与服务体系建设

政府主导型殡葬改革与厝棺土葬传统的变迁

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族变迁与慈善复兴

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困境的核心问题及其应对

体弱老人虚弱程度与其亲属照顾者精神健康的关系

时空社会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的新视角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犯罪时空结构探析

贫困儿童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农民工培训政策:一个分析框架与顶层设计

权威的构成:乡村治理秩序的古与今

社会组织管理制度规范性变迁的影响因素

项目下乡与基层环境治理——桂西M镇个案研究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社会倡导视角下社区公民利益表达机制研究

经济特区社会组织发展创新:探索、问题与对策

社区养老服务的供需失衡问题及对策研究

韩国跨国婚姻家庭生育及养育支援政策研究

论当前我国社会建设的实质内容及若干关键问题

福利体制研究中的二维视角——评艾斯平·安德森

我国城乡居民的环境友好行为及其综合影响机制分析

学贯中西,联系实际——对郑杭生老师的追思和悼念

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联动管理的定位、边界与模式

社区工作与社会治理创新——对S市M社区的个案研究

中国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意识研究——基于北京市的抽样调查

台湾社区型社会企业之资源连接与社会影响:兼论其可持续性发展

社会学如何培养专业人才——怀念作为教育家的郑杭生先生

倡导理论自觉,研究中国问题——郑杭生教授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

始终保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郑杭生先生的精神遗产与人格风范

追求至善之境——郑杭生先生后期学术事业与基金会事业的二三事

从“一体化”向“良性互动”发展:治理结构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

韩国社会服务供给体系的发展:社会经济模式的理论背景和政策意义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机制的研究——基于天津实践经验的分析

第3篇：城乡基层社会治理范文

一、认清形势，科学定位，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长效机制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当前的社会治安形势，牢牢掌握社会治安防控的主动权。××街属典型的城乡结合部，辖内影响稳定的因素多样，治安环境复杂，主要表现在：一是地域形态多样，矛盾纠纷隐患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难度突出。辖内地域形态多样，既有××市最大的关闭国有企业—××氮肥厂，又有东圃最旺的商业地段；既有××区人口最多的城中村—××村，又有多个新型住宅小区，潜在的矛盾纠纷隐患多，主要是劳资纠纷、物业纠纷、邻里纠纷、医患纠纷、经济纠纷，还存在着国企遗留问题、房屋拆迁问题等隐患。各种社会矛盾纠纷隐患的存在，给辖区的稳定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带来很大的工作难度，要排查调处这些矛盾，既涉及到各种政策法规，又要协调各职能部门和社会力量齐抓共管。二是流动人口多，平均素质偏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压力突出。辖内有出租屋1.9万套，近年来外来流动人口迅猛增加，据初步统计，××地区的外来流动人口超过8万人，平均素质偏低，相当一部分外来人口为暂时找不到工作、打散工、从事体力工作等人员。从近年来对违法犯罪分子人员的分析来看，外来流动人口的作案比例大，每年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有80%以上是外来人员，其中，近90%以上的人落网前居住在出租屋，给××地区的治安带来了严重的压力。三是案件基数大，多发性案件典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挑战突出。近年来，虽然我街每年刑事立案逐年下降，但基数仍然较大，其中盗窃、诈骗、抢劫、抢夺约占80%左右，压案保平安的任务十分繁重。在源头预防上，城中村内的治安防范工作由于受环境、居民意识、硬件设施等影响面临很大挑战；在打击管理上，基层民警工作量多，压力大，如何发挥他们的主力军作用，整合更多群防群治力量参与面临着挑战；在教育宣传上，面对居民群众法律意识普遍不高、素质偏低的现状，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争取最大效果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等意识面临着挑战。街党工委、办事处以“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的观念为指引，把保稳定和促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科学地分析我街实际，从街道层面进行全局性、系统性考虑，探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街道层面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现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观念、思路的转变和突破。

二、深入实践，开拓创新，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基础和架构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注重实践，开拓思路，创新方法，在实践中探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突破点，解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根本问题。街党工委、办事处从2006年底开始，深入社区进行调研，召集研究讨论，结合街道的实际情况，着手研究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工作。2007年3月份形成了《××街关于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工作意见》，并全面开始实施。治安防控体系主要包括以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安全防范、基层创安、流动人口管理、安置帮教、法律道德宣传教育、执法联动、队伍培训管理、组织保障、检查考核为内容的“十大机制”，形成了以打击为重点、以预防为基础、以控制为关键，以建设、管理为方法，以改造、教育为手段，综合性、立体化、系统性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根据当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特点，从辖区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落实防控体系的三项工作原则：先易后难、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通盘考虑全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方面面，是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个完美的载体，将街道辖内可利用的资源充分整合起来，形成齐抓共管、人人参与的大综治格局。

（一）以统一高效为方向，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运行机制。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科学合理的运行模式，是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关键。以统一指挥、方便管理为原则，建立了由街维稳及综治委牵头，以街道一级有关职能部门为主力，以社区居委会、辖内机构、单位和各类社会力量为基础的纵向层级运行架构。在横向联动方面，主要分为三种模式：一是街道一级联动，主要是职能部门之间的执法联动和矛盾纠纷联调联动；二是社区一级联动，围绕平安和谐，以社区党支部为龙头，以社区民警为骨干，以社区治保会为基础，以出租屋管理员、××公司治保队员、社区内各企事业单位、居民群众为主要参与力量；三是基层治安力量联动，以××地区治安联防大队为载体，整合社会各类治安力量，提高治安队伍的凝聚力、遂行力、战斗力。以纵向层级运行架构为主体，通过横向联动工作模式进行协调整合，构筑一个职责分工明确、团结协作、效率快速、效益明显的综合运行机制。

（二）以保障有力为核心，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指挥平台。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指挥平台，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奠定坚实的基础。以“综治大格局，群众得实惠，管理出实效，和谐又平安”为建设标准，建立街综治工作中心，构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平台。街综治工作中心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组织保障功能，表现为建立完善组织机构、工作制度、硬件设施，明确职责任务和部门分工；协调指挥功能，表现为通过制订2人值班工作制度，建立日常工作流程，完善和落实联调、联防、联勤、联治、联创的“五联”运作机制；管理考核功能，表现为健全学习培训制度、加强队伍管理，进行工作绩效评估、检查考核。通过充分发挥综治工作中心功能作用，强化基层管理，完善基层服务，优化基层资源，夯实基层基础。

（三）以整合统筹为准则，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精干队伍。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整合社会力量建立社会治安工作队伍，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以公安派出所为主力军，以治保队员等治安力量为骨干，以群防群治力量为补充，实行警民结合、专群结合，充分发挥队伍最大的工作效益。以××地区治安联防大队为载体，将辖区保安员、治保员以及物业小区、工业区、大型企业的治安力量有效整合，完善了联网基地指挥台建设，实现了勤务指挥联动。以义务平安巡逻队伍为补充，在社区民警统一安排下协助开展社区治安巡逻工作。通过治安力量的整合，达到有效的管理，高速、可靠、准确、综合性的合理安排，发挥最大作用。

（四）以科技创新为指引，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防范网络。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市场机制运作，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注入新鲜的血液。建立健全四个层面安全防范网络：一是建设全街视频监控系统，现在街面主要路段设置了212个监控点，城中村内街内巷设置了107个监控点和5个监控岗亭。二是发动辖内物业小区、企事业单位自建视频监控系统，现我街辖内主要小区、企事业单位安装了1000多个摄像机。三是推进城中村单体出租屋视频监控小系统建设，由屋主自筹资金安装，主要对出租屋内部进行实时监控。四是推行家庭、商铺内部技防建设，积极推行“手眼通”、亿光安防、门禁系统等家庭、商铺技防。通过建设四个层面安全防范网络，动静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形成一张覆盖全辖区范围、解决重点治安问题、排除大部分治安隐患的安全防范网络。

（五）以立体渗透为手段，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宣传教育模式。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建立全方位的宣传教育模式，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营造良好的意识环境。构筑××街法制宣传教育平台，以最大程度地方便群众、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为目标，打造室内法制宣传教育服务、室外法制宣传教育服务、网上法制宣传服务三大宣传阵地，不断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拓宽宣传教育途径，从源头上预防违法犯罪，增强辖内居民群众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促进社会和谐。

三、以人为本，立足长远，进一步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落实和发展

（一）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落实和发展。

深入践行科学发展观，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使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落实紧紧配合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平安和谐社区建设。基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持续发展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全面落实要始终坚持“三个结合”：一是要与上级综治工作精神相结合，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推进要以省、市、区综治工作精神为指导，落实上级部门的工作部署。二是要与经济发展规律相结合，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从××地区的经济发展需求和趋势出发，继续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才能使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具有科学性、长效性、稳定性。三是要与社会矛盾发展态势相结合，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将会不断涌现出新的社会矛盾类型，如何排除矛盾纠纷隐患，将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将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自身的不断修正和完善。

（二）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落实和发展。

深入践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是核心，提高群众的安全感、对社会治安的参与度和满意度，是对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施效果的最好诠释。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全面推进，要立足实际，始终以群众安不安全、满不满意为根本考虑，切实围绕社会治安问题的重点、难点和盲点，实现社会治安状况的明显好转。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融入到群众的日常工作生活中。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使群众首先做好自身、自我的安全防范，增强防范意识，减少犯罪分子犯罪机会；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活动，进一步引导和发挥群众参与社会治安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群众承担一定的治安防范义务；通过及时公开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治安信息，使群众及时了解身边的社会治安环境，采取相应地防范措施。

第4篇：城乡基层社会治理范文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竞争日益加剧。因此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和各种利益冲突也逐渐显现，人们原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日益复杂、且多样化的趋势。给基层社区法律服务带来了新的课题。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邻里关系形成社区小社会。然而，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乃在于是否建立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和一个融洽和谐的邻里关系。由于人们的价值观的不同，许多家庭问题和邻里关系问题亦变得日益复杂，给构建和谐社会造成很大困扰。因此基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尤显重要。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怎样指导人们维护现代的婚姻家庭关系和促进邻里之间的亲善友好关系，对基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来说，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现就基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仅供商榷。

一、注重法律搭台、心理疏导唱戏，挖掘纠纷的形成原因，化解社会矛盾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或从事一些社会活动中，首先是由社会道德规范，法律是约束人们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生活压力增大。人们的心理压力也在不断的增大。人们浮躁的情绪，往往会加剧婚姻家庭矛盾和邻里之间矛盾的发生。因此，在社区的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一些因琐事而导致家庭暴力，或因一点小事就引了邻里纠纷。例如同时上班的俩夫妻，由于女主人在单位工作中遇到了麻烦，心情很不好，因此就发泄在男主人做菜的咸淡上，由于男主人不解妻子情绪，反而感觉自己委屈窝火。因此就由一般的小拌嘴，继而演变成大纠纷导致家庭暴力发生；还有邻居孤独老人在家养狗，邻居走到门前狗就经常叫，适遇邻居下岗失业心烦焦虑，由于双方不能理解，因此由狗吠就发生了邻里纠纷等等。这些看似细小的事情，却给当前建立和谐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因为一件小事有可能会演变成大的矛盾纠纷事件。

在工作中许多当事人来咨询时都会带着很大的怨气，其咨询的目的，也是非常明确就是要看对方在这件事情上，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期盼利用简单的法律形式，来解决复杂的家庭矛盾和邻里之间的纠纷。而很少有人会抱着求助调解的心态来求助。因此，作为基层社区法律工作者来说，要把握法理与情理的融汇点。首先要耐心听取当事人的倾诉，给当事人发泄怨气的机会。正确分析和评估事件中矛盾纠纷的成因，对事件的矛盾进行全面综合分析。

在接访解答法律问题的同时，充分利用法律咨询这个平台，融入和运用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帮助当事人疏导情绪。在掌握当事人心理状态的情况下，对当事人进行细致入微的心理疏导，引导当事人做换位思考。（比如对女主人的解说，要其体谅老公也上班，下班回来还要做饭的辛苦；对邻里纠纷当事人多讲解一下，邻居老人以狗为伴，是为了缓解孤独寂寞的心理需要，而狗会给孤独老人带来某些快乐等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消除当事人对对方的怨气，解开心结，增加理解对方的理由，改变当事人的一些消极的错误认知。激发当事人对对方行为的积极理解，做到法律搭台，心理疏导唱戏，从而化解社会矛盾。

二、基层法律工作者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定位关注社区弱势群体的利益

作为一个基层社区法律工作者，在基层社区工作中，如何找准基层法律服务的定位十分关键。笔者认为，关注社区弱势贫困群体，如何做好弱势贫困群体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也历来是党和政府重要的工作内容。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对城乡特殊困难群体要给予更多的关怀……..”

基层社区工作的的各项职能，都得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基点。也是基层社区各项工作的基本定位。关注弱势困难群体，做好弱势困难群体的工作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

基层司法所作为一个为社区群众法律服务的载体，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社区群众所认可，很多人依靠社区，信任基层司法所。因此作为基层法律工作者，应该利用这有利的条件，积极参与基层司法所与社区其他部门的联动。并且在具体的工作中发挥懂法的优势，配合社区各项工作的开展。

实践中作为基层社区法律工作者，首先应该对自己社区范畴内的弱势群体，包括部分残疾人群体、一些无劳动能力无收入者、孤寡老人、无竟争能力的下岗失业人员及无劳动保障的农民工等情况，要做好细致的分类分项统计了解工作。有许多弱势群体所面临的维权，要比其他人群相对难度较大，也更加复杂。因此.，针对弱势困难群体的实际情况,采取一系列针对性的工作方式，在对其进行法律帮助的同时，尽量配合有关部门，帮助做一些扶贫解困方面的工作。包括在一些弱势群体的生活和就业等方面，给予有效合理的指导性建议。通过基层社区法律服务,把党和政府及社会的温暖关爱，送给需要扶助的弱势人群。同时积极联系有扶贫意向的单位和个人，并向其推荐和介绍需要帮助贫困群体的个体情况。加强对社区贫困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

三、利用基层司法所的优势，建立纠纷档案，定期进行回访

司法所是最基层的司法行政组织，基层法律工作者，要利用基层司法所的各种硬件设施，充分发挥具有法律知识的优势，并融入社区的各项管理当中去。在日常接访过程中，留意当事人每一个细小的描述环节，对一些不理智和不健康的想法，要追根刨底。这样可以尽早发现小矛盾纠纷中的大隐患，从而在时空上留有足够的化解矛盾的余地，将有可能激化矛盾纠纷苗头扼杀在朦胧之中。

为此，基层法律工作者在日常的接访当中，要为社区求助人的法律咨询和矛盾纠纷的因由，建立相应的纠纷求助档案，由基层司法所统一管理。并对每一件矛盾纠纷进行认真的梳理，掌握产生纠纷矛盾的焦点。解答完后或矛盾纠纷处理完后，要将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个人电话留给求助人或咨询

人，以便于在求助人或咨询人需要的时候能及时为其服务。另外还要建立回访制度，定期对求助人或咨询人进行回访，从而更好的发挥基层社区法律服务的职能作用。笔者认为，这对我国现行的基层社区法律工作而言，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其好处诸多：

1. 在回访的过程中，可向求助人或咨询人宣讲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从而能不断增强和提高求助人或咨询人的法律意识。

2. 能及时了解求助人或咨询人的思想和心理变化，以及所求助解决的矛盾纠纷的现行情况。

3. 能了解求助人或咨询人的一些实际生活等方面的困难需求，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及时帮助解决。从而增加基层法律工作者在群众中的亲和力和群众的信任度。

4. 能及时了解和发现新的矛盾点并及早介入。针对新出现的矛盾纠纷问题，认真归纳总结原方案中的某些不适应，果断调整或改进工作思路。

5 . 能及时获取求助人或咨询人，对基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的期盼和要求，并根据群众的需求，不断改变或调整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的方向。

建立基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回访制度，是基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它能随时掌握求助人或咨询人的矛盾纠纷的现状，因此对及时化解纠纷矛盾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不仅能将法律知识传授给社区群众，同时还能将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带给社区群众。

回访制度，根据情况可分为：电话回访和上门走访两部分，可由基层法律工作者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回访的方式。笔者认为，正常情况一般电话回访半月为宜，上门走访一月或一季度为宜，但要根据具体矛盾纠纷的轻重情况而定(特殊情况要频繁电话回访或上门走访)

四、加强对基层法律工作者的管理，提高业务和政治素质，树立创新意识

每个单位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假如没有任何约束，每个人都我行我素，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因此要突出基层司法所对法律工作者的管理，基层法律工作者要接受本所和司法所的双重领导。基层社区法律工作者的行为，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过硬的业务素质和实际工作本领，是基层法律工作者履行职责、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基层法律工作者作为法律、法规、政策在基层的执行者和解答者，首先是自己对法律和法规的理解十分重要。对许多问题的解答，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基层法律工作者要努力刻苦的学习法律业务知识和加强政治思想学习。只有加强学习，提高法律素养，才能有能力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才能增强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基层实际问题的能力。基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会遇到许多新的法律实践问题，解答好这些问题需要具备广泛而深厚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包括政策、法律、经济、甚至科技、心理学等方面的广泛知识，因此对基层法律工作者要加强教育管理，具体建议如下：

1、除加强政治思想和法律业务的学习以外，还应该进行一些心理学等社会学方面的知识培训，提高基层法律工作者综合素质，提高实际工作能力。

2、基层司法所对基层法律服工作者负责解答和处理的纠纷要行使监督管理权。

3、基层法律工作者应在司法所的领导下，服从大局听指挥，行使开展人民调解、社区矫正、法制宣传、依法治理、法律服务、安置帮教、法律援助等职能。

4、充分发挥适应新要求的职能作用，工作中要敢于创新，追求创新。努力解决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问题。

5、基层法律工作者在回答问题时，要明确问题的重点，掌握分寸和范围幅度，防止答非所问。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道理和法律法规解释透彻

6、勇于创新服务方式，解答好每一个法律咨询。围绕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难点、热点问题，积极开展普法宣传、解开群众心中的法律疑点。

第5篇：城乡基层社会治理范文

1.社会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实施的目标计划

由青海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所决定，目前的青海存在着社会管理体制建设薄弱，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职能不突出且社会管理多方参与格局也并未成型。这都需要政府的密切关注，并从思想上对其发展进行战略性引导，由以往的单纯注重经济建设的体制向更加重视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的方向来转变。并通过树立创新型的社会管理理念，在各级州、县政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中体现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作用。同仁县实施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就是在经济基础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基础上，强调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在全县经济稳步发展的前提下，建立多方共同参与的社会管理新体制。完成寺院社会化管理、城乡社区网格化管理、农牧区自治组织建设以及社会矛盾纠纷处理等任务。

2.创新工作开展前同仁县社会管理存在问题的具体表现

宏观上看，同仁县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我国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大抵相似。如：基层民主法治不够完善；基层法制建设和规章制度存在落后和缺失；基层社会管理的行政主体责、权、利没有清晰界定和严格划分；社区服务开展不够、覆盖面狭窄、效果差强人意；基层社会组织主体发展不足等。微观上看同仁县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则必须从地区的特殊性入手：

2.1同仁县虽然在青海省属于中等经济水平，但相较全国来说仍然属于经济发展的欠发达地区，其财政支出基本依赖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社会事业的发展必然受到经济条件的影响。产业结构基本以农牧业为主，较为单一，也影响了乡镇对劳动力的接纳能力。少数民族劳动者由于其自身原因和社会观念的限制，在就业上一直困难重重，生活水平相对低下，社会矛盾由此产生。当个人发展不顺，家庭生活条件无改善，所在地域经济发展缓慢的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很容易心理失衡，会引起社会矛盾加剧发生，从而导致群发性事件增多。

2.2由于全省开展的游牧民定居工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程、退牧还草工程等的实施，许多牧民离开牧区来到乡镇，他们没有经济基础、没有一技之长，找不到新的生活出路，生活极不稳定，就医和子女求学成为两大难题。虽然政府加大了对这批社会成员的财政扶持，但政府自身财政能力有限，财政压力越来越大。

2.3同仁县和青海大部分地区一样是多民族聚居区，汉文化、伊斯兰文化、游牧文化、藏文化聚焦。民族问题是青海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要如何保护、传承、发展民族文化，并进一步推进各民族之间多元文化的融合和交流是巩固民族关系、强化民族认同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黄南州同仁县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深化

在2011年2月19日，同志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关于社会管理及创新的专题研讨会上曾明确提出，要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管理体系，也就是说必须紧紧围绕总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握一切和谐因素，来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从而提高社会管理的水平，使其更加科学化，并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全社会参与的管理格局。在2004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更适合社会发展的理论即“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在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这一系列会议上都强调了加强社会管理中法律的完善、体制的建立、能力的建设，从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终达到促进社会公平，保持整体社会秩序良好。

对于当前要重点抓好的8项工作之一的基层管理工作,明确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体系，通过对基层加大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一方面可以夯实基层组织的基础、整合基层组织的资源、壮大基层组织的力量、强化基础组织的工作，从而达到强化城乡社区自治的作用和服务功能，建立健全新型的完备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的管理职能，使得使得非公有制经济的组织管理和服务员工的社会责任体系更加明确，进而推动社会组织力量健康快速有序发展。

第6篇：城乡基层社会治理范文

所谓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区治理创新，指的是在根据当地城镇化过程中新产生的农村社区，在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的条件下，结合社区治理的特殊性，通过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的创新变革，从而实现社区良好治理的过程。具体来说，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加强农村社区治理创新 

一、根据城乡统筹发展，站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高度，有序变革新型农村社区治理。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根本目标。但城乡发展一体化并并不是城乡发展一样化，而是通过加大农村公共服务建设力度和农村治理变革，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建造新型城乡关系。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各级政府要切实提高投入力度，特别是在水、电、燃气等基本生活设施公路、绿化、社区卫生、安全保卫等公共实施建设方面，要按照不低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平均水平的要求为农村社区配置资源，以保障其生活的基本运转；结合新型农村社区现有的社会发展条件，考虑农村社区居民公共需求的多元化特点，有针对性地提供商贸、教育、医疗、养老、文化、健身、娱乐等服务，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从实际出发，按照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特殊性要求，逐步健全组织管理体制，完善工作机制，探索适合新型农村社区特征活设施以及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水平。 

二、根据新型农村社区各自本身的特点，重置农村社区治理体系。 

社区管理体制是社区管理主体在社区资源配置、社区事务管理、社区关系调适等领域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相互关系、运作方式。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存在三个主体：村居民群众、社会组织和乡政府。 

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根据新型农村社区的特点，探索构建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和社区社会组织等组织框架，形成以社区服务中心承接政府公共服务、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主导社区民主协商和社区自治、社会组织参与自治和社会协管为内涵的社区组织管理体制，完善农村社区治理体系，促进社区居民的社会融合。 

三、理顺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关系，实现政府社会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良好而有效的衔接。 

乡村关系是村民自治的核心问题之一。新型农村社区治理要坚持以社区自治为基本原则，首先要调节好好村民自制体系与行政管理体系之间的关系，依法完善关系定位，理清乡村关系。其次，新型农村社区是介于农村和城市社区之间的特殊形态，其自治到底是依据哪项法律尚未明确。但在群众自治与政府管理的关系问题上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这就是乡镇政府与社区之间是“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这意味着政府对社区负有指导和服务的义务，社区则代表居民群众对政府部门的工作予以协助并进行监督。据此，实践中要对乡镇政府与社区之间的所有相关工作进行明确的清理，划清在这些基层管理和服务工作中，乡镇政府及其部门与社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严格分清政府与社区的各自 

职责。 

在理清政府与社区关系的基础上，要以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为纽带，建立起政府社会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和社区居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动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体制。这就要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促进政府工作重心下移，加快公共管理社区化步伐。乡镇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做好农村社会管理，而农村社区建设的首要内容也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有效的社区治理。乡镇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的工作在这里有农村社区治了交集，为理顺乡村关系，构建政府与社区的衔接和互动提供了可能。 

四、注重社会组织的培育，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善于引进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这是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极其主要的一个环节。社会组织能够凝聚社会力量，引导居民参与联结，实现利益表达有序化，能够在反映民众诉求、维护弱势群体权益、满足公共服务多元化需求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基层政府要努力培育并发展公益类、慈善类和服务类为重点的社会组织，使其与政府管理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农村社区治理离不开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但市场和人民的力量也不应该忽视，在发达地区的社会管理实践中，市场和人民的力量不仅参与社区的管理和服务中，而且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社会力量隐藏在广大群众之中，积极依托和运用社会的力量包括市场力量进行社会治理，是实现社会治理有效性的重要途径。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和动员社区居民变被动管理为主动参与，引导和激励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构建民众表达和联结的载体，形成广泛持久的社会合力，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程乙悦（1991-），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云南农业大学，基本原理专业。 

第7篇：城乡基层社会治理范文

一、充分认识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建设的重要意义

城乡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是指在民政部门登记或备案，以镇（区）为主要活动区域，满足基层居民体育需求、服务基层全民健身的各类体育社会组织。加强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建设，是服务基层体育事业发展，不断满足广大群众体育健身需求的重要保证；是创新社会管理、运用社会力量弥补基层公共体育服务力量不足、提升基层公共体育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对于提高全市人民健康素质，建设体育强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美好，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加快成立基层乡镇、街道体育总会

根据市实施意见和培育、发展、规范、提高的工作目标，各镇（区）要把筹备成立镇（区）、街道体育总会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体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加强领导，狠抓落实，确保2013年实现镇（区）、街道体育总会全覆盖。基层体育总会筹备工作要全面细致，按照民政部门社团登记管理要求起草体育总会章程，明确职能职责，为今后依法按规开展工作打好基础。经审核批准成立的体育总会，应及时召开成立大会并在办公地点的醒目位置挂牌。

三、不断推进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

各镇（区）街道要逐步成立覆盖面广的人群体育协会和社会广泛参与的单项体育协会，确保年内全市各镇（区）、街道在已备案注册老年人体育协会、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的基础上都有2个以上的单项体育协会，鼓励成立镇(区)、街道农民体育协会，并在民政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或备案。

各镇（区）要按照“积极扶持、加快发展”的总体要求，指导社区和行政村，以登记或备案的形式，可成立社区或村级体育社团、健身俱乐部等民办非企业组织，优先发展和重点扶持一批群众广泛参与的单项运动健身俱乐部或综合性体育俱乐部，加快推进体育社会组织深覆盖、延伸，确保“十二五”期间初步形成发展有序、覆盖面广、布局合理的社区体育社会组织体系。

四、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登记条件和程序

市实施意见明确镇（区）、街道和社区、行政村体育社会组织采取登记和备案两种方法，具备法人登记条件的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可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要求向市民政部门申请注册登记。对暂不具备《条例》规定条件的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按以下办法进行简化登记。

（一）简化登记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具体条件

1、乡镇、街道体育总会登记的基本条件：

（1）个人发起人5名以上或发起单位3个以上的；

（2）有3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1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

（3）有10000元以上的注册资金；

（4）有与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1名以上和若干兼职人员；

（5）有不少于10平方米的固定办公场所。

2、镇（区）、街道人群的单项体育协会登记的基本条件：

（1）个人发起人5名以上或单位发起人3个以上的；

（2）有3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6个以上的单位会员；

（3）有5000元以上的注册资金；

（4）有与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1名以上和若干兼职人员；

（5）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或拥有体育协会集中办公场所。

3、社区或村级人群和单项体育协会成立基本条件：

（1）个人发起人5名以上或单位发起人3个以上的；

（2）有3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1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

（3）发起成立应有2000元以上的注册资金；

（4）有固定的活动场所和办公场所。

（二）简化登记的程序

镇(区)、街道成立体育总会及体育社团，经市文广体育局、体育总会初审同意后，按相关程序报请市民政局注册登记，接受相应管理。申请成立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发起人须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1、筹备申请书；

2、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

3、业务主管单位出具的活动资金证明和活动场所证明；

4、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社区社会团体还需提交会员名册；

5、章程草案。

（三）备案管理要求

对于尚未达到上述登记条件，但经常开展体育健身活动的乡镇、街道体育社会组织，由乡镇、街道初审，报市文化广电体育局备案；社区和村级的体育类社会组织，由社区居委会初审，镇（区）、街道审核后，报市文化广电体育局备案。

经备案或进行简化登记的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待发展完善具备法人登记条件后，可再向民政部门正式申请注册登记。

五、加强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扶持培育和管理监督

（一）加强扶持培育。市体育总会、市文化广电体育局对年内规定时间完成了注册登记体育总会及登记（备案）老年人体育协会、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和2个以上单项体育协会的镇(区)、街道分别给予一次性5000元经费扶持奖励。

各镇（区）要结合本地特点，着眼发展当地全民健身事业，活跃当地群众文体活动，积极培育发展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加大资金和政策扶持力度；发挥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政府参谋助手、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增强服务社会功能，积极组织广大群众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有效推进全民健身。

第8篇：城乡基层社会治理范文

建立健全我国卫生评价制度

社会团体发展的前瞻与思考

加强智库研究建设新型智库

做好社会救助和慈善资源的对接

完善我国志愿服务体系的建议

“三社联动”的问题与优化策略

用治理理念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发展

完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几点建议

改进我国儿童安全保护工作的思路

徐州市街居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与对策

新常态下中国式邻避困境的解决思路

完善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政策体系

在完善制度中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民间公共资源的传统利用与乡村建设

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基于近年来几起重特大事故灾难的分析

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全面提升领导力

英国开放公共服务改革及其启示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

加强国家安全管理体制的系统性设计

运用协商民主创新社会治理的有益尝试

县域社会协同治理的“田东经验”分析

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的微信谣言治理

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与思考

重庆城乡社区服务差异分析及政策建议

加强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构建的几点建议

引导新文艺组织和文化群体参与社会建设

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脱钩改革方略及挑战

扎实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我国社会发展展望

从台湾社区发展看社区网络治理的前景与挑战

社会风险与基层社区治理:问题、理念与对策

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充分发挥关工委的独特作用

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开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新“黄金时代”

中国合和式风险治理的概念框架与主要设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场社区建设与治理的思考

清前期山东“义集”的兴起与地方市场治理策略

人口老龄化再认识及对养老服务业发展规划的建议

推进以社区治理为基础的城市治理现代化探索实践

《国家安全法》颁行背景下的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公共应急管理法治化

推进公共安全体系系统化常态化法治化社会化建设

深圳市基本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客家家训——客家人修身处世创业持家的座右铭

第9篇：城乡基层社会治理范文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高速增长，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出现的社会矛盾也相当突出。问题主要集中于城乡差别扩大、社会发展滞后、公共物品短缺，民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降低，社会出现紧张态势。我们将这种社会不和谐加剧的情况表述为“治理危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政府已经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本人认为，农村治理危机的出现，主要根源在于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过度介入。这种过度介入，如果用国外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来分析，就是地方政府的“发展型政府”特征。这种“发展型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过度作用，既是对中国经济持续高度增长的解释，也是对社会不和谐加剧的解释。

政府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是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政府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法律来保护人们的财产权利。但20世纪下半页东亚经济的起飞提供了一个与此不同的“政府－市场关系”模式：东亚国家的政府不仅仅只是在外部稳定和保护市场环境方面起作用，更重要的是，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直接介入市场运行，在微观上干预市场。而政府的干预政策也产生了促使经济快速发展的效果。

1982年，约翰逊（ChalmersJohnson）提出“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state）”的概念，用于分析日本的通产省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个模式介于苏联中央计划型模式和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之间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但又不是苏联式的全面控制；市场是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工具，但又不同于美国式的自由市场。发展型政府通过有选择的产业政策、支持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往往通过两个因素起作用：其一，国家为企业提供生产要素，由政府指挥金融系统以低于市场利率的优惠信贷提业升级或者扩充规模所需要的资金；其二，国家用政策保护企业，用优惠利率和限制竞争的政策来扶持企业，以鼓励产业升级和扩大出口。

研究者认为，发展型政府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与东北亚政府的特性密切相关：政治体制中的“统治”和“控制”是隐蔽地分开的，政治家统治而官僚控制，官僚队伍拥有采取主动和有效合作行动的足够空间；官僚队伍小而精，拥有适用于其制度的最好的管理才干；存在一个“领航机构（pilotagency）”，如日本通产省、韩国的经济企划院等。

与“发展型政府”相对的是“掠夺型政府（predatorystate）”或者“盗贼政府（Kleptocracy）”。“掠夺型政府”以部分非洲国家为原型，指“以统治者与利益集团的个人关系为基础，以政府统治集团与社会上的特殊利益集团互相勾结、盘剥社会为特征的政府”。“掠夺型政府”体现在统治者的私利对公共利益的侵犯上，政府因为受统治集团的特殊利益所限制而缺少持续的发展意愿。作为一种政府干预市场的模式，“掠夺型政府”不是鼓励而是限制私人企业的发展，并以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增加政府自身收入。

在发展型和掠夺型的“政府－市场”关系之外，还存在着以美国式的“政府－市场关系”为蓝本的“监管型国家”。“监管型政府”模式强调政府不直接干预市场，而是通过制定规则、提供法治环境等方式来影响市场的运行和约束企业。与“政府－市场（企业）”或者“政府－社会（利益集团）”的合作模式不同，监管型政府不与企业进行直接的合作，而是以监管者的身份来定位自身的活动。

“发展型政府”的概念早期主要用于对东北亚地区的分析，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学者开始将这个模式运用到对中国的解释中。

从最基本的层面来判断，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经历的持续高速发展的过程与政府在市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因而将中国列入“发展型政府”的类型体系中也就理所当然。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认识到，在其他“发展型政府”中起主要的领航和推动作用的是中央政府部门，而在中国，这一角色则由地方政府来扮演，于是中国也被定位为“地方发展型政府”（LocalDevelopmentalState）。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戴慕珍（JeanC.Oi）通过对这一作用机制的微观研究，提出了“地方国家法团主义”（LocalStateCorporatism）：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具有了公司的许多特征，官员们像董事会成员一样行动；另一方面，在地方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与企业密切合作。地方政府协调辖区内各个经济事业单位，正像是一个从事多种经营的实业公司。

戴慕珍的代表作《中国农村经济起飞：经济改革的制度基础》（RuralChinaTakesOff,1999），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行为作了具体描述。她提出，地方政府通过四种方式控制和介入企业的经营运作：一是工厂管理。地方政府把企业承包或租赁给个人而不是实行私有化，这有助于政府对企业进行干预和控制；二是资源分配。地方政府掌握着中央调拨给地方的计划内价格的物资和本地拥有的稀缺资源，进行有选择地分配；三是行政服务。包括协助企业取得营业执照、产品合格证、奖励以及减税的机会等常规服务，动员下辖的所有机构和组织扶植重点乡镇企业，甚至直接给予企业行政拨款；四是投资与贷款。通过控制投资和贷款来引导经济发展，而地方政府可以为企业提供贷款担保、评定企业贷款等级、支持当地成立半私营化的信贷组织等等。

激励地方政府积极推动乡村工业化的制度性因素主要包括财政体制改革和农业非集体化：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激励了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的积极性，而农业的非集体化使发展工业成为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首要选择。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

1990年代中国农村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80年代农村经济增长主要来自集体经济，地方政府偏爱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而私营企业很少会被给予贷款和原材料供应方面的帮助；进入80年代末，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出现了变化，银根紧缩，使得地方政府支持的乡镇企业风光不再。但戴慕珍认为，“地方国家法团主义”在90年代仍然具有解释力：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有选择性的私有化加强集体经济，对少数重要的、获利较多的企业继续保持控制，关闭问题严重的企业，以销售、租赁等形式对其他企业进行改制；另一方面，把扶持的对象和范围扩展和延伸到私营企业。“正如他们原先帮助集体企业那样，地方官员通过调动资金、提供技术帮助、寻求市场机会、颁发执照来支持辖区内私营企业的发展”，通过这种方式，私营企业也被整合进“地方国家法团主义”的框架之中。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伯恩斯坦（ThomasBernstein）和闾晓波的著作《当代中国农村的无代表纳税》（TaxationWithoutRepresentationinContemporaryRuralChina,2003），主要探讨中国的发展战略为什么导致农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出现紧张关系。他们认为，尽管中央政府经常支持农民的要求，但是，它已经不能通过为农村创立一套公平的、可信的负担体制来解决农民负担问题。中国有12亿人口，严峻的人口规模和经济、社会、民族的多样性，对于政策制订和行政管理产生了巨大的难题。因为中国是一个单一制而非联邦制的国家，这种情况更加恶化，而且，中央政府承担了更多的任务。农民负担问题，主要出现在中西部“农业中国”省份而很少出现在乡镇工业发达的东部省份，是因为国家在设计和指导适合两方面政策时面临的困难所致，也受到中国庞大的官僚体制缺陷的影响。

这本书也讨论了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定位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兼具掠夺型和发展型特点。虽然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具有“发展型”的特点，但由于普遍存在的腐败与官商关系中的主义（Clientalism），他们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掠夺型特征值得注意。

“地方国家法团主义”对地方政府介入企业运作实现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进行了描述分析。“地方政府公司化”虽然最初只是被用来解释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现象，但是它揭示了基层政府活动的主要内容和方式。现在，虽然原来意义上的乡镇企业没落了，但是基层政权参与经济运作、介入企业运行的意愿和活动并没有减少，或者说，虽然已经基本上不再直接兴办控制企业，但是，基层政府在招商引资、土地征用等方面介入经济活动的强烈冲动，表现出同样鲜明的公司化行为特征。

因此，本文提出“基层政府公司化”概念，来概括基层政权的运行逻辑。“基层政府公司化”集中表现为政府以追求经济增长，特别是财政收入为最高动力。在某种意义上，GDP是这个公司的营业额，财政收入则是这个公司的利润。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的纲领下，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退居其次。在这个过程中，基层政府表现出鲜明的自主性。这种“基层政府的自主性”，既体现在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的自主性，即财政上的分灶吃饭使得他们在财政发展方面有自主行动，也体现在相对于农村社会而言的自主性，在日常运转中忽略农村社会的需要、忽略平衡各种社会利益的需求。换言之，这种自主性突出地表现为，既利用国家体制的资源，又逃避体制的约束。

“基层政府公司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它也促使“治理危机”出现：第一，大量资源被用于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目的。在现有的考核体系中，经济发展是最为重要的指标，这使得基层政府有强烈的意愿将各种资源用来发展经济；而在动员型的政治体制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平衡，农村社会的要求对基层政权没有制度性的约束力，基层政府没有提供公共物品的动机。第二，无法有效地化解基层社会内部的紧张和冲突：一方面，基层政府对于社会冲突的处理缺少动力；另一方面，基层政权本身也被卷入社会冲突中，成为冲突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甚至是冲突发生的根源，尤其体现在矛盾最为集中的征地活动中。第三，政府无力满足基层社会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需要，因而相应地也就无法获取政治支持。

同为“发展型政府”，为什么东北亚地区没有出现中国式的“治理危机”？本人认为，中国的“地方发展型政府”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东北亚地区的“发展型政府”往往是中央政府中发展经济的“领航机构”，它发展经济只是中央政府的一个具体部门所负责的工作。而在中国，作为一级政府的地方政府充当“发展型政府”的角色，这直接影响到本级政府其他事业和服务的开展。

因此，在东北亚地区，“发展型政府”带来的负面效果主要集中在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上；而在中国，则还带来了基层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短缺、社会发展滞后等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