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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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范文

2011年10月，英国服装连锁店Next的老板西蒙?沃尔夫森出资40万美元，设立了“沃尔夫森经济学奖”，奖励提出帮助一个或多个国家脱离欧元区最佳计划的任何人。这一奖项的现金奖励，仅次于诺贝尔奖。但参与评奖者必须回答4个问题：第一，如何确保欧元之后的新货币保持稳定？第二，新货币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哪些？第三，欧洲各国政府应该以何种货币偿还此前的债务？第四，如果你生活在希腊，你的收入以新货币计算，而你是向西班牙银行借贷了欧元，在这种情况下，你该怎么做？

在距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东南157公里的贝尔克市，11岁男孩贺尔曼偶然从电视上看到新设立的“沃尔夫森经济学奖”，当即决定参与，遂向评奖委员会提出申请，并于2011年12月收到参赛登记表。

此后，贺尔曼虽绞尽脑汁设计了无数方案，但都被自己一一否定。就在他几乎丧失信心时，一天中午，母亲买了一张披萨饼，为全家每人分了一块。在他刚接过那块披萨饼时，灵感顿时闪现脑海，便马上冲进自己房间，不到半个小时，就用大约20句话和简单的绘画，提出了解决欧债危机的方案，然后电邮给评选委员会。

贺尔曼的解决方案以“披萨”作类比，他写道：建议希腊在抗击债务危机两年多后退出欧元区，可以迫使本国公民使用“外币兑换机”，将欧元换成原来的货币德拉克马，然后希腊政府把交回的欧元用来还债，分到各债权人手里。就如每个债权人在分到一块“披萨”后，就会看到这些“披萨”中的所有欧元将分到曾向希腊提供贷款的企业和银行手里。考虑到消费者和企业可能不愿持有新的德拉克马，因为新货币会大幅贬值，那些试图保留欧元的公民将遭到重罚，而罚金将相当于那些试图藏匿的全部欧元金额甚至是这些金额的双倍。通过这种方式，我相信所有希腊人将会把所持欧元交到银行换回德拉克马，希腊政府也因此能够偿还所有的债务。当然，如果希腊还清了所有债务，还可以重新回归欧元区。

贺尔曼关于希腊在抗击债务危机两年多后退出欧元区的建议，竟与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和“末日博士”鲁比尼等著名经济学家的提议不谋而合，这让“沃尔夫森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不禁对这个11岁小男孩刮目相看。

令贺尔曼兴奋的是，在提交方案后不久，他就收到评奖委员会的回信：“经严格甄选评定，您提出的欧债危机应急方案，在某种意义上讲，拯救了希腊和整个欧洲，赢得了沃尔夫森经济学奖项下的鼓励奖，我们对您的杰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和祝贺。”

4月3日，“沃尔夫森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授予贺尔曼鼓励奖。当媒体称他为“经济神童”时，他却不予认同：“生活在欧元区的每个人，都能看到希腊的债务危机还在发酵，对此我很担忧。我只是在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和义务，并不是什么‘经济神童’。说实话，我并不喜欢经济，而更喜欢动物，长大后成为动物园的园长，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第2篇：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范文

欧债解决方案就像在做戏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政府债券对投资者的巨大吸引力在于它是零风险的流动性资产。谨慎的投资者可以长期持有，以此保障他们的收益。积极一些的投资者在遭遇风险更大的市场（如股票市场）持续下跌的时候，则可以将政府债券作为避风港。

但是，由于希腊正准备违约，最近“零风险”这个词显然让人异常怀疑。这次欧洲债务解决方案的要害之处是差异化地对待私人部门的债权人和官方借款人：前者的债权会打50%的折扣；后者虽然是长期，但是却会全额付清。

这项条款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政治动机。政府希望他们不会因援助希腊而损害到自身利益，以确保选民的支持；而这些负担会落到那些极难定义的、所谓“投机者”身上。其实，许多投机者就是银行，他们之后又不得不被政府拯救，所以这个解决方案就像在做戏。

意大利债券收益率高企

但是，对于官方借款人保护是有后果的。

欧债解决方案只是占到希腊债务中的一小部分，这个国家在2020年的债务与GDP的比率仍然会高达120%。此外，私人部门的债权人会觉得自己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如果欧元区国家更倾向于支持官方，那么私人部门的债权人最终将承担更多的损失。

尽管欧洲央行报告宣称购买了意大利债券，私人投资者将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可能是意大利债券收益上涨的原因之一。11月1日，意大利十年期债券的收益率为6.21%（11月10日，这个数字超过7%――译者注），与德国政府债券收益率之间的差距达到欧元被创造出来后的最大值。

意大利的危险在于它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也是此前其他欧洲国家遇到过的情况。也就是说，债券的收益率越高，则越难以为继。然后，投资者就更加紧张，推动收益率变得更高。

债券市场的两分模式

欧洲救援方案还创造了另外一种债券市场的两分模式。该计划的一部分涉及建立一项保险制度，给一些特定的债券用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也就是欧元区的纾困资金来进行担保，持有这部分债券的投资者最多可以获得20%的首要损失补偿。

可是，这项制度能否实行仍不清楚。一个潜在的陷阱是，这样做可能意味着一些债券持有人可以比其他人获得更多的利益，然而这明显违反了“消极抵押条款”，其中明确规定禁止该类情况发生。

这种保险可能会作为单独的金融产品交易，这样就可以在投资者之间转让。但是，这样做的话听起来很像信用违约互换（CDS）产品，而欧洲政治家曾经公开表明过对其的厌恶态度。

实际上，这又是一种 “自作聪明”的手段，欧洲人已经破例来确保50%的希腊减债不会触发CDS合约的偿付。投资者更有理由认为购买欧洲债务的CDS是一种无效的保证。这样的话，他们就更不可能购买整体上的欧洲政府债券了。

如果实行了这项制度，EFSF并不担保所有的现有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券（当然，也没有资金全部担保）。那么有些债券有担保，而有些没有；后者的交易显然会比前者打折扣。

情况会更糟

有些人或许会说这没关系。经过2008年的危机，政府担保了某些银行的债务，由此产生了两种形式的债券。从那时起，投资者就必须在不同期限的政府债券，以及传统与通胀挂钩债券之间做选择。

然而，官方会承担政府债券市场变化的后果。债券市场在金融体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为其他借款人设定基准利率、为其他债务方案做担保，并且作为银行准备金的一部分，因此必须尽可能地保证它的流动性和透明性。

第3篇：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范文

回顾欧债危机的显现，始于从2009年底随着评级机构对金猪五国的评级下调，市场开始担忧这些国家的债务问题会愈演愈烈。到了2010年初，市场对欧债危机的担忧进一步加剧，尤其是对希腊、葡萄牙、爱尔兰五国中的三个国家。希腊的10年期国债从1月底低点的0.92（对应的收益率是6.85%）做微弱反弹后直线下降至5月7日的0.65（对应收益率11.15%）。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欧洲债务危机主要原因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各政府为了拯救银行而发的大量国债以购买银行的坏资产，冰岛没有陷入本轮欧债危机就是因为当初国家没能力拯救银行没有大发国债。

同年（2010）5月9日，欧洲财长会议通过了到当时为止最大的动作，建立欧洲稳定机制（EFSF），由欧盟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7500亿（4400亿来自16个欧盟国家，2500亿来自IMF，60来自欧洲应急委员会基金）欧元来购买不同的有问题的国家国债。这包括在此之前5月2日IMF及欧盟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给予希腊1,100亿欧元的救助。

从2010年5月的稳定机制推出到2011年11月间，欧洲一直在寻找努力稳定国债价格的稳定，市场一致认为，意大利国债是关注焦点（它的债市是全球第三），其收益率7%是一个警戒线。欧央行也不忌讳这一事实，每当意大利国债收益率超过7%，便不断购买来压制其收益率。但在此期间，不断发生一系列让投资者不安的事件，首先希腊民众在5月20日举行了第4次反对消减工资的示威游行；其次，10月份在民意调查中受挫不得不提出将来债务危机需要有私人投资者一起来负担而不是德法的纳税人；第三，11月爱尔兰国债发生猛烈下跌，导致最后被迫接受救助及其附加的紧缩条件；第四，希腊税收情况与2010年5月救助时的条件相差甚远，评级机构Fitch于2011年1月下调希腊国债直至垃圾债；第五，8月份投行开始普遍预期2012年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法国宣布120亿欧元的赤字消减以及9月份标普评级对敏感的意大利国债进行了降级，奥巴马表示欧债危机可能对美国及全球经济产生影响，等等。

事实表明，若没有更彻底的解决方法，欧债危机将愈演愈烈。出于强大的国际及内部政治压力，欧盟终于决定于2011年12月8-9日再次召开欧盟峰会。所有上述努力的一个共同点是没有量化宽松（印钱）而是“冲销”（sterilization）：资金来自于银行筹集来的高利息的存款。虽然后来又提出当时认为较大动作的将EFSF的2500亿资金杠杆方法――只保前25%损失使得等同面值效应等于10,000亿的救助也证明是远远不够。

由于吸取了前两年努力但成效不佳的教训，这次峰会推出一个3年期的长期再融资计划（LTRO）。之前2年的救市计划不同，LTRO首先是量化宽松（QE）：先印钱借贷给银行，通过银行来购买不同的国债（如之前所述，欧央行一般情况下不能直接购买国债）。另外，它是无上限的，意味着任何银行都可以来借，只要有抵押资产，抵押多少没有的上限。第一轮规模去年12月底宣布有523家银行申请贷款共计4890亿欧元（其中2880亿是旧债换新债），第二轮LTRO结果于今年2月底公布，有800家银行参与共计5290亿欧元（其中2200亿是旧债换新债）。

虽然LTRO初期，市场担忧此计划可能只会缓解3期年内国债问题，更长期国债问题不一定能解决。从股市反映及市场最敏感的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回落来看，LTRO措施确实起到了危机迄今为止最好的作用。

第4篇：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范文

国家债务(又称主权债务)，是指一国政府在国内外发行的债券、向外国政府或银形借款所形成的，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债务。国际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都可以发行债券或借债，其中，中央政府的债务俗称为国债，而地方政府、公共机构的债务俗称为公债。但在我国，只有中央政府既能通过借债又能通过发行债券筹得资金，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只可以发行债券筹资。

狭义国家债务指中央政府在国内外发行的债券或向外国政府、银行借款所形成的债务，广义国家债务指除了狭义国家债务外，还包括政府必须承担的其他各种债务，如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的坏账、财政担保的公共和非公共部门的国内外借款，政府部门担保的国企、央企的银行贷款等。

二、中国国家债务测算

自2009年以来，欧洲部分国家相继爆发主权债务危机。2009年10月，希腊当年财政赤字占GDP总值超过12%，高于欧盟约定上限3%。随后，穆迪、标普、惠誉等评级机构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主权债务危机正式爆发，并在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等国迅速蔓延。虽然此后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合(IMF)等机构一直致力为以上国家提供解决方案，但欧债危机还是给这些国家，甚至整个欧元区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2013年，以上评级机构又将国家债务危机的矛头指向中国。4月9日，惠誉宣布将中国的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4月16日，穆迪将中国的国债评级展望从 “正面”下调至“稳定”。两家评级机构接连下调中国主权评级，均是因为中国国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在不断地提高。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中国的主权债务占GDP比例为22%，不过，这一数字并未包含地方政府债务、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债券、政策性金融债、原铁道部债务、汇金债等广义政府债务，也不包括隐性的养老金缺口。

那么，中国的政府债务到底有多大规模呢?我们可以分类统计测算：

(一)狭义国家债务测算

国债：根据wind数据统计，2012年底，国债余额为78104万亿元。

外债余额：根据华泰证券测算，2012年底，以中央政府名义借入的债务余额为48653亿元。

加总以上两项，我们可以得出，狭义国家债务余额为126757亿元，占GDP总额(519322亿元)的24%，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结果大致相同。

(二)广义国家债务测算

1、地方政府债务指地方政府作为债务人，支出大于收入所形成的赤字总和。由于地方政府收支不对外公开，我们只能根据债务来源，将地方政府债务分为以下六类，并分别核算债务余额：

(1)地方融资平台：指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国务院文件定义)。据银监会公布显示，截止2012年底，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93035亿元。

(2)“银信政”合作：即银行、信托、政府三方合作融资。银行发行理财产品，购买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这些资金投资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股权或债权，政府向银行和信托出具回购的承诺函。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2012年底政信合作余额为5016亿元。

(3)城投债：城投类企业配合地方政府公开发行的企业债和中期票据，其最终信用主体是地方政府，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城市路网项目、市政基础及公共服务项目等建设，而偿债资金多来自于财政补贴。据华泰证券债券组估算，2012年底，城投债余额17698亿元。

(4)保险资金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是指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专业管理机构作为受托人，面向委托人发行受益凭证，募集资金以债权方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按照约定支付预期收益并兑付本金的金融产品。据保监会官员透露，截止2012年底，保险机构累计发售83项基础设施投资计划，11项不动产债权计划，备案金额3025亿元。

(5)中央地方债：在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中央地方债余额为3500亿元。

(6)上级财政借款、其他借款：包括二级财政借款和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借款。华泰证券测算，2012年底，上级财政借款、其他借款余额22693亿元。

加总以上债务余额，我们测算出，2012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大约为144967亿元。

2、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债务：2004年以来，为支持四大行上市，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发行了大量的金融债券，收购四大行的不良资产，大致总额为8200亿元。

3、中司债：根据中司的财务报表，2011年底，中司债为3688亿元，根据其增长趋势，我们大致测算2012年债务余额为5000亿元。

4、汇金债：根据wind数据，2012年底，汇金债规模大约为7310亿元。

5、政策性金融债：政策性金融债指政策性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发行的金融债，2012年底余额为75875亿元。(来源wind数据)

6、原铁道部债务：据铁道部公示，2012年底，铁道部债务余额26600亿元。

狭义国家债务加上以上项目债务余额(267952亿元)，我们可以简单推算广义国家债务余额大致为394709亿元，占GDP总额的76%。

也有学者把隐形养老金缺口也算在政府债务之列，估计2012年底政府债务已超50万亿元，占GDP比例高达95%。

三、解决中国政府债务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般认为，国家政府债务的承受能力与经济发达程度正相关。经济发达的国家，债务承受能力较高，反之，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承受能力也就较差。根据彭博数据，2012年，发达经济体中，美国政府债务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107%，德国、法国、英国的政府债务占GDP分别为83%，90%，88.7%。新兴经济体中，印度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为67.6%，韩国、越南分别为33%、51%。2009年爆发债务危机时，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的主权债务占GDP比重为127%、116%、93%、98%。根据国际经验，发达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的临界点为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为90%-120%，发展中国家的临界点则较低，为60%-80%。由此看来，中国的政府债务确实令人担忧。

那么如何解决中国政府债务问题呢?

(一)短期看，中国政府债务问题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债务

根据第二部分的测算，我们了解了中国政府债务的分布：国债占比19.8%，以政府名义借入的外债余额占比12.3%，地方政府债36.7%，政策性金融债19.2%，其余债务占比12%。因此，若要削减政府债务，要以地方政府债务为切入点。地方政府债不仅占比高，而且增长快。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家抛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地方政府债务经历了一次井喷。虽然近年来，由于中央政府要求控制地方融资平台的扩张，地方政府债务增速大幅降低，但根据华泰证券的研究报告显示，2011-2012年，地方政府债务增速分别为23%、16%，仍为两位数的增长。因此，控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对于控制中国政府债务余额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二)长远看，解决中国政府债务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经济发展模式

当前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考核的核心指标是GDP增速，驱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占比最大，这一考核体系促使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投资增长，而忽视民生及社会公平等问题。

投资分为两块，一个是地产，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虽然中央政府屡出地产调控政策，希望遏制房价上涨的趋势，但由于土地财政的限制，若房价大幅下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将很可能爆发债务危机。首先，很多地方政府债务以土地作为质押，若房价下跌，抵押品价值减少，将被迫追加抵押物。其次，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出售土地带来的收入占比较大，若地价下跌，收入减少，还债资金不能保证，全面的债务危机将可能爆发。因此，由于土地财政的限制，地方政府维护房价稳定，甚至希望房价上涨的意图就不难理解。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只要房价稍有松动，地方政府的各种救市政策应声而出了。

第5篇：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范文

【关键词】欧债危机；财政改革草案；里斯本条约

欧洲债务和欧债引起的银行危机主导了欧盟近两年的发展，这些问题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一、制度设计缺陷

在南欧国家陆续爆发债务危机以来，各方检讨声浪不断。多数学者将矛头指向欧元区组织的结构性缺陷：一是欧元诞生植基于“货币联盟”而无“财政联盟”。马约制订之四项“趋合标准”中，汇率、通货膨胀、与长期利率由欧洲央行统筹处理，政府预算赤字与负债则保留各会员国政府自行处理，因而欧元区迄今尚无政治力可约束会员国的财政与税收；二是欧元区总体经济的失衡。“货币联盟”的先决条件，为所有会员国的经济体系已有相当整合，始可共同适用相同的利率与汇率。欧盟是采取one size fits all作法，以马约规定的四项趋合标准作为能否加入欧盟区的审核依据。因为欧盟会员国间的经济体系与之差距仍大，总体经济不平衡。1999年欧元成立后，欧元会员国经济就呈现双重分离的情况，例如德国和荷兰等为贸易顺差的国家，南欧国家却逐渐丧失其竞争力，需尽力削减成本，强化竞争。根据欧盟统计局资料，从2001至2010年间德国单位劳动成本仅增加18.6%，但法国却增加39.4%，包含荷兰、奥地利以及比利时等北方国家也增加36.4%，显示共同货币对欧元区会员国好坏不一。这种经济结构性问题因金融危机而引爆。欧洲央行（ECB）在执行货币政策时，无法兼顾到各会员国的状况与需要，如德国与法国等因欧元对美元贬值使得出口竞争力大增，带动欧元区的经济复苏，相对却无法舒缓南欧国家债务问题，而陷入两难地步。欧债危机反映出欧元区体制的深层问题、欧元区货币与财政各自为政的脱节、欧盟协商与决策机制的效率、欧洲高福利政策带来的弊端等。

二、财政改革草案

上述欧元区体制的结构问题需寻求政治途径解决。早在2011年12月09日欧盟冬季峰会中会员国就达成修改里斯本条约的初步共识。2012年1月30日欧盟国家元首再度聚会，在制订欧盟新财政协议（fiscal compact）获得初步共识。欧盟会员国（除英国与捷克之外）同意在里斯本条约架构下增加“经济暨货币联盟稳定、协调与治理条约”（The Treaty on Stability，Coordination and Governance i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以及“建立欧洲稳定机制条约”（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这两项条约。草案将赋予欧盟对欧元区国家以及愿意加入条约的其他会员国更严格的财政纪律监管。该草案预计在3月正式签署后就可进入会员国批准程序。有关此次峰会达成决议如下：

1.财政监管

各国政府承诺平衡财政预算，规定各国结构性赤字不得超过GDP的0.5%，以及政府财政赤字超目标自动惩罚机制（Excessive Deficit Procedure）。若会员国财政赤字超过规定，该国必须向欧盟提交减赤和改革方案，并需经欧盟监督和财政纪律的执行情况，欧洲法院也拥有强制执法权，如有违背，该国将遭受相当于GDP0.1%的罚金给予“欧洲稳定机制”。此外，欧盟国家需将预算平衡和自动惩罚的机制纳入具有强制性与永久性的国内法或是宪法。

2.“欧洲稳定机制”

时间已从2013年7月提前到2012年7月运作，规定只要代表90%资本承诺会员国完成国内法律批准程序就开始生效。并于2012年3月前评估“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与ESM两者合并，规模将达5，000亿欧元。同时依照欧盟2011年12月峰会共识，在欧盟条约修改前欧盟向会员国提供机制性援助的法律限制，峰会通过以双边贷款形式，允许欧洲各国央行向IMF提供2，000亿欧元贷款以加强其援助资源。

3.施行新的金融交易税

此点尚须经由欧盟理事会一致同意，但会员国之间尚无共识。法国表示将率先征收金融交易税，计划在2012年8月起单方面课征0.1%的金融交易税，10月调高加值税1.6%。而德国、意大利都支持征收金融交易税，但反对由各国片面推行金融交易税措施。英国反对按照目前的方案课金融交易税，坚持应全球范围内统一征收。目前欧元区9国（法、德、奥、比、芬、西、希、葡、义）已联名致函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丹麦，要求欧盟加快对金融交易税提案的审议进程，争取在2012年上半年能提交欧洲议会审议。1月峰会重点在于长期性财政结构的改革、建立永久性救援机制、新权威机构介入处理等问题。专家学者仍认为难以处理各国间竞争力差距过大与经常帐失衡的结构性问题，且为满足严苛的财政纪律，恐会拉大欧债诸国与核心国家竞争力的差距。

但若长期观察欧盟近几次峰会结论，欧盟现今发展出一种多边救援机制，为解决欧债危机带来契机：

一是将欧元区国家分类。一是“偿债能力不足”国家，对无力偿债国家，则需通过债务重整机制（像希腊），德法连手推动让希腊债务重整的计划，内容包括让债券持有人金融机构“自愿”将债务折减50%以及更严厉的新预算措施。

二是针对“资金流动不足”国家，给予完全资金需求（像爱、葡）。而义、西两国仍有偿债能力，目前看起来仅是资金流动性不佳。

二是监管欧洲银行。因欧洲银行拥有高比例债务，尤其法、德两国，会影响银行业导致信贷紧缩，避免从欧债危机衍生为银行危机，影响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三、欧债后续发展

欧洲高峰会对于短期内如何化解希腊、意大利债务危机以及衍生成欧洲银行业危机并无解决方案，欧洲央行又受限于条约约束，拒绝直接介入，买入欧债国公债。根据以往的经验，无法指望一场欧盟峰会解决欧债面临的困境。就目前形势观察，欧债的后续发展，有两种可能或选择：two Europe走向one Europe，或two speed Europe变成two Europe。

一种是欧元区的经济统一。除货币自外，各国也一并交出财政自。意即从这次危机中，认知到无进一步财政整合难以解决欧债的警讯。会员国下定决心，从“一个共同市场”及”一个共同货币”走向建立”一个共同财政”，最终制订”一部宪法”，完成彻底的全面整合。欧盟执委会主席巴洛索认为欧盟的本质应该是其成员属于欧元区，或努力走向欧元区，而非走向一个分裂的欧盟。这是欧盟至今强烈主张，2011年12月召开的欧盟冬季高峰会与2012年1月底峰会的走向倾向如此。德法两国一再强调希腊应留在欧元区，本意也在此。欧盟试图通过财政协议，解决货币统一与财政分散之间的结构性缺陷，并在各国宪法框架中来规范。但欧元区的长期稳定与均衡，需要中央政府协调运作。目前欧盟所做的其实只是统一的财政纪律，根本没有涉及政治上的统一，也未涉及资金上的互通有无。另一种可能发展是有问题的国家退出欧元区。欧洲债务危机从希、葡、爱逐步蔓延到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其他欧元区边缘国家，进而威胁到欧元区整体经济稳定，已让两大金主德国、法国无力负荷。德国总理梅克尔面临国内拒绝救援的强大反弹声浪下，已有德国民众高喊退出欧元区、或将实力不足的国家踢出欧元区。法国和德国讨论大幅翻修欧元区，包括把欧元区变小但内部整合更紧密等各方说法。同时有学者提出，若希腊、意大利等欧债国家，有秩序地逐步退出欧元区，通过自身货币贬值解决经济难题，或许对欧洲经济有帮助。种种迹象透露欧元区仍面临部分裂解的疑虑，其实希腊的经济规模并不大，2009年其GDP占欧元区全体GDP之2.5%，在16国中仅排行第八，而希腊政府债务余额3，530亿欧元（约4，762亿美元，是2001年阿根廷950亿美元违约金额的五倍），仅为欧元区全体政府债务余额的3.87%。所以无论就经济规模或政府债务余额而言，希腊的比重都很低，希腊问题却影响全欧洲并扩及于全球。究其原因，欧元区不只是希腊问题，希腊仅是冰山一角，现一一反映在南欧国家中。欧债五国中，葡萄牙、爱尔兰（各占欧元区全体GDP的1.8%）、与希腊（2.5%）经济体小。这些国家倒债不会成为欧元区的末日，应不至于动摇欧洲统合基础。如今西班牙（占欧元区GDP的12%）与意大利（17%）相继出现问题，已非德、法两国意愿的问题，而是两国能不能或是否有能力背负欧元体系沉重负担的问题。希腊现在面对进退维谷的困境，欧元区债权人已愈来愈不愿意在希腊不遵守承诺的状况下提供支持。换言之，希腊必须在删减更多开支以交换欧盟以及IMF纾困款与债务违约并退出欧元区之间做出抉择。希腊与欧元区财长会议在2012年2月历经马拉松式谈判后，希腊终于可获得1，300亿欧元纾困基金。此外，民间债权人同意将持有希腊公债的面额减计53.5%，共1，070亿欧元，这意味着希腊危机暂时得到舒缓。在希腊问题暂时获得舒缓之际，葡萄牙却又传出要求欧盟纾困。

上述两种选项中，财政统一是一个举步维艰的过程，高峰会又凸显出欧盟内部矛盾尚存，不仅特立独行的英国合作意愿有限，德法之间矛盾分歧，在发行欧洲公债与金融交易税立场不一。财政联盟的成立引起是否会分化欧元会员国与非会员国疑虑？政策是否会向欧元区的核心倾斜，从而影响到非欧元区的利益？第二选项让有问题国家单方面脱离欧元区。欧元区既没有整合到有一个权威性组织能介入、有效的采取脱困行动，又不是松散到能够承担解体的成本。然而，希腊失序倒债、退出欧元、换回使用本国货币，对欧洲乃至国际金融与经济动荡风险难以评估，也许这种恐惧本身就足以让欧元区各国想尽办法维持欧元区完整。尽管希腊国债一直有违约的疑虑，但在欧洲统合大前提下，却是欧盟会员国始终不愿面对的选项。由于这场危机已暴露出欧元区各国内部政治冲突和经济歧异，这恐怕才是欧盟最需要担忧的问题。然而危机就是转机，欧盟这种由外而内的压力，或可成为欧洲国家在国内进行必要改革的力量，由此化解国内反弹的力量，甚至进一步促成会员国之间的团结。

四、结论

若欧债风暴扩大，危及到欧元区的完整性，就会重创全球金融市场，甚至波及到亚洲区域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欧债危机影响层面就会由金融市场扩散至实体经济层面。第二层面影响是自由贸易（FTA）效应。

参考文献

[1]http：///19/114951.Retrieved on 1 February 2012.

[2]朱小明编译.2012首场欧盟峰会聚焦就业[N].联合晚报，2012-1-30.

第6篇：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范文

[关键词] CEMAC 对外债务 内生因素 外生因素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7)6-0036-06

研 究 背 景

中非货币经济共同体(CEMAC)是非洲最古老的地区之一，包括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布)、赤道几内亚和加蓬六个国家。二战前区域内各国都是法国殖民地，使用同一种官方语言――法语；二战以后，法属中非改名为法语非洲经济合作组织。自1963年非洲独立运动之后，中非各国开始摆脱与前宗主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各种联系，并于1964年在刚果(布)首都布拉札维签署《中非关税与经济联盟》，CEMAC正式成立。同时，法属殖民地法郎(CFA)在原有的殖民地框架内产生，并且在1994年以前一直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制。中非国家银行于1972年建立，作为中央银行来维系联盟内松散的货币关系，通过发行货币和外汇储备管理等制度安排来维系固定汇率制度以及宏观经济和金融上的稳定。[1]因此，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CEMAC各国的外债规模以及支付情况就绝对量而言，表现出较为缓和的局面。同期，实际GDP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年均6.35%)，其他宏观经济指标都得到了相应的改善。

但是，自80年代开始，CEMAC的许多国家都遭遇了宏观经济上的金融危机，其整体表现为GDP增长缓慢(自1986―1993年GDP年均下降3.9%～4%，八年内整个地区GDP下降幅度达30%左右)、贸易条件恶化导致贸易赤字、不断产生的财政预算赤字、国际收支不断恶化、内部储蓄率持续偏低，结果到1993年中非国家银行事实上已经破产，CFA不得不大幅度贬值，并且给整个中非地区带来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荡不安。而正如80年代的拉美地区一样，债务危机是诱发整个中非地区宏观经济崩溃的导火索。从1985―1994年短短九年时间里CEMAC的对外债务增长了三倍左右，从48.81亿美元剧增到175.6亿美元。同期，债务与出口的比率从108%上升到142%，债务与GDP的比率从38%上升到了84%，完全超过了经济可以承受的极限。

文 献 回 顾

根据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负债一般说来既不会给当代人带来负担，也不会给下代人带来负担。因为在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理论的框架内，宏观经济危机是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通过发行国债刺激投资需求，并进而产生乘数和加速数效应，最终带动经济复苏。面对经济发展的最后结果，最初产生的预算赤字的填补自然不成问题。但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至少存在三个前提条件：①经济主体不存在理性预期，因此政府支出不会导致私人投资的挤出；②经济中存在大量失业，经济在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内运行；③公共政策行为不存在运行成本。这三个条件在CEMAC都无法得到满足。

与凯恩斯主义不同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一直坚持政府财政预算平衡的信念。根据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研究，公共负债只是将现在的债务转移到未来的税收，并且对国家经济未来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巴罗(1974，1987)研究了一个由信贷所支撑的财政预算赤字政策的效应，其结论为：这样的信贷支撑对宏观经济运行没有什么影响，并且融资方也不会成为经济政策牺牲品，因为经济行为主体完全能理性预期到贷款税收的上升。因此在考虑财产代际转移的情况下，经济行为主体将构建一个与国债等值的储蓄额，这一发现也被称之为李嘉图-巴罗等价理论。所以，在理性预期的假定下，公共负债的支出仅是对私人投资的替代，需求管理政策完全无效。

既然公共负债对经济刺激产生的作用甚微，那么国家通过负债来刺激经济增长就必定存在相当的成本。其中，Dittus(1989)研究了财政压力和债务的还本付息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且指出在发行债券和偿还债务之间存在巨大的债务成本关系。这一点在Krugman(1988)、Sachs(1989)[6]、Froot(1989)和Calvo(1989)的经验研究中得到了证实[4]，他们的研究表明不断累积的债务及其利息的支付就是对未来的税收，事实上通过溢出效应抑止了投资，不仅降低了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同时削弱了政府的可信度。在Claessens(1990)和Warner(1992)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外债支付是对经济产生消极影响的重要因素。另外，债务增长、利息支付与出口额之间的比率对国家私人资本的形成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最近对非洲地区债务问题展开研究的是Burnside和Dollar(1997)，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国际负债来刺激经济增长只能存在一个很好的政策环境之下，如果缺乏一个有效的政策调整计划，那么将资源转入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将可能导致极高的运行成本。[3]另外，Svendsson(1999)在对外负债与非洲国家采用有效改革政策的时间上存在的不一致性问题，运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建立了一个更加理论化的模型支持了上述观点。他的模型表明，虽然许多政治、经济变量在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外债规模，但是由于在非洲国家内部不存在债券的二级市场，因此非洲国家的国际贷款完全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一种经济行为。所以他认为非洲国家严重的外债问题就像是很高的边际税率一样，大大的抑止了非洲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益处。

因 素 分 析

CEMAC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债务危机不能简单的归因于债务人国家、债权人国家或者是商业银行，而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同时运用的政策手段导致了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而且为之付出的调整成本也将由所有的人承担。下面，我们对导致CEMAC债务危机的各种因素划分为内生的因素和外生的因素两大类分别进行阐述。

1.内生因素

(1)腐败因素。在冷战期间，西方国家由于政治原因给予中非各国或其腐败领导者大量贷款。当然，为了获得这些贷款，这些领导者出卖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虽然对债务的审慎管理和国际金融资源的有效使用是国家政府首脑的责任所在，但是事实证明中非各国外债处置失当，腐败盛行、权利滥用不仅浪费了所借外债，而且使得经济上的清偿能力不断下降。正是这种政治上的腐败与国外经济利益的联系诱发了CEMAC的外债风险。

(2)人口剧增。众所周知，人力资源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自60年代开始CEMAC却经历了一个经济理论上的悖论。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从1965―1993年，教育适龄人口受学校教育的比例从41%上升到69%，健康和营养指标也在同步上升。但是，同期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年收入却从734美元下降到483美元。[7]对此的解释是在实际GDP一直停滞不前的同时，人口却经历了爆炸式的增长。表1描述了1963―1998年CEMAC各国人口增长率的情况，同期区域内的总人口翻了一番。人口剧增导致了中非各国不断借入外债以支付不断增长的教育、培训和健康方面的财政支出。因此，整个中非都深深的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之中，根本无法从贫穷―多生―负债―贫穷的恶性循环中寻找到有效的发展途径。

(3)不适当的发展模式。为了夺回在经济和社会基础上失去的时间，CEMAC各国制定了规模庞大的赶超计划，尤其是在交通、通讯、教育、医疗、能源和环境等方面，同时却忽视了对农业的投资。这些项目要么经济需求并不强烈，要么尚未具备管理能力，因此这些投资项目的回报率很低。同时，不断上升的利率和不断累积的利息佣金已经阻碍了贷款的进一步获得，并且淘空了中非各国的外汇储备。因此，CEMAC各国发展模式中的投资项目收益率偏低、在基础投资与市场需求之间缺乏权衡、强有力的行政管理和监督制度的缺乏、模糊不清的发展目标和规划、不完善的会计审计制度是CEMAC外债危机的又一重要因素。[8]

(4)资本外逃。在债务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资本外逃。虽然很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借款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但是CEMAC各国却将自己国家急需的资源用于装备军队、去欧洲购买私人财产和奢侈品，这样直接导致了大量资本的外逃。因此，寄希望于外债产生的乘数作用根本无从谈起。

2.外生因素

(1)自然因素。干燥、洪水、蝗虫和其他自然灾害多次影响乍得、喀麦隆北部以及中非共和国的部分地区，致使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一直处于崩溃的边缘。这样不仅降低了食品、谷物和初级的出口，缩减了公共财政收入的来源，而且昂贵的进口导致了大量的贸易赤字。

(2)石油危机。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使得石油价格迅速上升，这是中非国家出现收支平衡赤字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燃料、原油成本的上升，当时没有发现石油的中非各国不得不以它们所获得贷款的2～3倍的资金去维持1970年以前的发展水平。比如说乍得、中非、赤道几内亚这些国家所获得的全部外汇实际上都拿去支付石油美元了，因此在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这些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开始猛烈攀升。

(3)贸易条件恶化。导致外债危机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贸易条件的恶化。中非国家初级产品的出口是根据联合国进口制成品价格指标来进行调节的。由于受到工业化国家周期性经济衰退的影响，仅1981一年的时间这些价格就跌落了20%～30%，成为二战以来的最低点。贸易条件的恶化，随之而来的是出口减少导致经常账户的严重不平衡，国外收益开始实质性的减少。

(4)法属殖民地的债务合约。为了输出金融资本和扩大产品市场，法国同意向其原殖民地提供短期和中期的信贷，或定向为“CEMAC发展”的融资提供担保。这些金融资本垄断了中非各国的贸易、运输、种植、森林开发等等，试图将原法属非洲带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但是，中非各国的人民却无法拥有对原料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基本自决能力。因此，财政开支的乘数效应和金融资本的进入只能让这些新的经济殖民主义者获利。

经 验 分 析

根据K.O.Ojo(1989)对非洲30个国家的经验研究得出：非洲国家自1976―1984年间债务与GDP之比(DGDP)、出口(X)、进口与GDP之比(MGDP)以及GDP增长速度(TCGDP)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5]，即：

DGDPt=β0+β1Xt+β2MGDPt+β3TCGDPt+μt (1)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将对此模型进行一些修正。CEMAC外债的恶化程度将近似的表示为债务与GDP的比例(DGDP)，解释变量为债务清偿与出口的比率(DSEX)、进口与GDP的比率(MGDP)、GDP的增长速度(TCGDP)，另外再加上人口变量，以人口增长率(POP)表示。模型变量的选择主要是基于CEMAC各国政策、经济和金融的现实情况，DSEX的经济含义为现金流量的变化情况；MGDP表明与经济收入的创造能力相比的进口比率；GDP增长率决定了经济发展在量上的进步。另外，考虑到回归系数之间的可比性，我们将回归方程以对数形式表示，这样也有助于说明解释变量与债务之间的弹性关系。但是，由于中非各国GDP的增长率在较多年份中为负，因此TCGDP例外。最后，我们得到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lnDGDPit=β0+β1lnDSEXit+β2lnMGDPit+β3TCGDPit+β4lnPOPit+μit (2)

注：(1)表中括号内为标准误。(2)***表示1%水平上显著，**表示5%水平上显著，*表示10%水平上显著。

数据来源：World Bank.Global Finance Development.Washington，2002；World Bank.World Debt Tables.Washington，2002，1

模型(2)中下标t表示年份，i表示国家下标。本文使用的年度数据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整理而成，为覆盖了1980―2001年期间CEMAC所属六个国家的一个Panel Data，总计132个观测值。Panel Data的回归方法根据对非观测效应的假定不同，主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 Model)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 Model)。与此同时，将国家虚拟变量(Dummy Viable)引入模型中，将Panel Data作为混同数据(Pooled Data)回归的结果当作基准回归(Benchmark Regression)。另外，考虑到因变量一阶自回归的情况，将前一期的DGDP引入当期的回归模型当中，采用了Arellano-Bond Dynamic Panel-Data 估计模型，同时这一模型的引入主要是对CEMAC债务的累积效应进行分析。表2分类报告了这四种模型的回归结果。

从表2中可以看出，CEMAC公共外债危机可以由模型中的宏观经济变量得到很好的解释，当然，对各解释变量的说明与CEMAC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紧密相关。首先，四个模型的回归结果，特别是前面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即DGDP与DSEX和POP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而与TCGDP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DGDP与DSEX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说明CEMAC的债务清偿数量越多，外贸出口越少，那么与GDP相比的外债数量将急遽上升。也就说，增加债务清偿数量、减少外贸出口将缩减现金流量，导致CEMAC只得通过债务累积的方式维持其国际收支的平衡。对此的政策含义是减少债务清偿的数量、特别是降低外债存量的利息支付以及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是减轻中非各国外债危机的首要方法。DGDP与POP之间显著的正相关性则说明人口增长是导致CEMAC外债危机的又一重要因素。人口的爆炸式增长降低了一个国家人均年收入水平，同时由于新生幼儿越来越多、劳动年龄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这样迫使政府从私人部门抽调资金增加对教育、健康和培训的投资，从而迫使政府通过举债维持其公共支出。而DGDP与TCGDP之间的负相关性则与1980―2001年期间CEMAC债务不断增长，GDP增长速度缓慢，甚至在1/3的年度中为负的实际情况相吻合。其次，在第四个回归模型中，滞后一期的DGDP与当期的DGDP之间存在的显著正相关性说明CEMAC各国的债务危机具有强烈的累积倾向。最后，虽然前面三个回归模型与第四个回归模型在确定变量MGDP前的回归系数的符号时出现了相反的情况，但是其t值都是不显著的。从理论上看进口恶化了贸易的平衡，国民收入由于外贸的乘数效应而减少，这样将导致外债的借入以便融资。但是，进口的最终决定因素还是在于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行政扭曲以及社会与政治的冲突程度等因素。因此我们认为进口在CEMAC的债务危机中是不相关的因素。

结论及启示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考察导致CEMAC外债危机的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并试图提出相应的政策主张来缓解目前中非各国的债务危机。同时为发展中国家规避和解决债务危机提供相应的启示。通过计量分析可以得出：GDP的增长速度、出口的增加以及债务清偿的减少对降低公共外债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人口增长却加重了中非各国的外债负担，马尔萨斯陷阱的幽灵仍然盘旋在中非各国的头顶；而债务的累积效应是导致债务危机的主要因素之一；另外，进口对债务危机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经济增长缓慢、过度的债务以及公共政策系统的不确定性事实上已经成了CEMAC的主要问题，多年的债务累积成为了CEMAC未来发展的桎梏。因此，我们对CEMAC债务危机之后二十年中所犯种种错误的反思以及对整个发展中国家外债风险的启示将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当前发生的贷款必须认真地进行分析，特别是从未来的角度和对当前国家预算的影响着手。如果当前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确定的，没有强劲的需求且没有产生相应的预算来源，那么轻率的举债就非常令人费解。同时，在对付流动性债务危机问题方面，CEMAC各国并没有提出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往往通过借入新债的方式暂时度过流动性危机，其结果却导致了债务总量的不断累积。因此，在对付外债的存量和流动性问题上，审慎原则对整个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是其首要前提。

其次，依靠外债刺激经济发展必须依赖于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制度，以及加强对私人部门的投资。事实上，宏观经济管理环境、产业政策以及商业的、财政的和区域的政策都会影响经济活动环境的稳定性，对此的经济改革将会提高债务投资的利用效率。同时，出口额的增长是发展中各国必然面对的问题，为了加强外债的偿还能力，并且应对变化多端的国际贸易条件，出口需要一个动态性的增长而不能局限于仅有几个产品的出口，这样才能规避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

再次，CEMAC债务危机已经充分说明债务管理效率的重要性。处理外债问题的关键是创造其外债流动性的条件以及从国际融资中获得持久解决流动性问题的能力，不能带来生产性投资的巨额借款将给借贷双方留下灾难性的隐患。因此，加强制度的约束和管理的完善对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可以克服债务问题的基本制度限制。

最后，人口因素是影响公共债务危机的政治、经济过程的一个永恒因素。为了有效缓解中非各国的外债危机，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数量是当务之急。总而言之，CEMAC公共债务危机是涉及到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外部环境以及内部管理等等各种因素的一个复杂的整体发展过程。因此，本文的政策建议集中强调建立一个适合缓解债务清偿、增加融资的渠道和方式、降低出口的不稳定性、控制人口数量以及完善经济金融制度的行动和策略框架是发展中国家降低债务风险、获得经济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经途径。

注释：

[1]值得注意的是：中非国家银行拥有法国财政部的账户，并且在法国和CEMAC所签署的货币合作条款下运作，以帮助中非国家银行维持其固定的币值；同时，CEMAC通过该账户实现外部融资的支持来维持收支平衡所带来的赤字。另外，自70年代中期开始，中非国家银行的政策目标开始从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保障向“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转移。这些制度安排为CEMAC各国80年代的外债危机埋下了伏笔。

[2]African Development Bank.Statistics chosen on African countries.Volume XVIII，CEMAC，2001

[3]Burnside，C.Capital Utilization and Returns to Scale.NBER working paper，1997，No.5125

[4]Krugman.Financing orgiving has debt overhang：Some analytical notes.Newspaper of development economic，1989，Vol.29 Washington

[5]K.O.Ojo.Determinants de l'endettement exterieur des PPTE：cas de la Cote d'Ivoire.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1989

[6]Sachs，J.Will the Banks Block Debt Relief? New York Times，March 1989

第7篇：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范文

将有国家离开欧元区

《经济》：欧元区内部失衡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就连其核心国家德国国内对于是否援助希腊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甚至有民众表示乐见马克回归。时逢欧洲各国选举，对离开还是留在欧元区的声明，已经成为政客获得选票的筹码。在政治中的这些不确定因素是否会成为欧元区解体的最后一根稻草？

时寒冰：确实这是一个因素，现在欧洲的右翼势力，特别是极端的右翼势力在崛起。债务危机爆发后，经济增长不能满足高福利的需求，右翼势力就把矛头指向欧元，认为是欧元造成的。这给现在的领导者带来进一步的压力，他们就更不敢降低福利，这样就会导致欧洲最终会被困住。在我看来，欧债危机有两个结局，要么成为一个联邦，要么就是分裂。但是从目前来看分裂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经济》：除了高福利这个核心因素外，现在也有一些观点认为美元的压制，使得欧元在与美元的抗衡中节节败退，您对此怎么看？

时寒冰：美国的核心利益是美元，当欧元走强时，它不能容忍美元的利益受到挑衅，一定要保持着核心地位，通过美元换取甚至掠夺全世界的财富。

但是欧债危机日益严重也有很多其他的内部原因，如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不容忽视，2009年希腊65岁以上的人口就已经占到总人口的20%，但是高福利的缺口满足不了这个需求。

虽然欧洲有几个国家创新能力还很强，但欧洲整体的创新能力在下降。芬兰是目前唯一一个信用3A级保持者，德国的创新能力也很强，但一些欧元区国家的创新能力出现下降和美国难以抗衡。

《经济》：在您的《欧债危机警示中国》书中也提到欧元不一定崩溃，但是目前的欧元区会解体。就目前看来，哪些国家可能会率先离开欧元区？

时寒冰：希腊、芬兰、德国这三个国家最有可能离开。希腊是最差的，现在不离开就是为了更好的蹭吃蹭喝，一旦离开就没人能施以援手。如果欧元区国家继续提供救助，希腊背负的债会越来越多，最后根本还不了，就会不断地违约。

另外一个国家是德国，德国表示愿意花钱救助其他国家。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对德国有好处。原来的马克强劲的升值不利于德国出口，现在跟欧元绑到一起特别有利于它的出口。第二点，德国希望通过主导债务危机来统一欧洲。但是目前德国面临越来越大的难度，美国不只是在观望，法德联盟也不再固若金汤，欧洲合作的核心和基础，正在变得脆弱。如果德国发现它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都不能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而且这是个无底洞，德国就会首先离开。

还有一个就是芬兰，因为它状况最好。对任何国家进行救助芬兰现在都有意见，如果这样继续下去，芬兰割自己的肉止别人的血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目前来说，欧洲分裂的几率非常高，欧元可能还会存在，毕竟有很多国家支持欧元。但是未来的欧元即使存在，跟现在的欧元肯定也不一样了。

可以把不必要的投资停掉

《经济》：根据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业界对下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比较担心，甚至表示中国的债务危机隐忧值得关注，您对此怎么看？

时寒冰：发展中国家的危机是由于投资过大造成的，比如1970到1980年中间，全世界发生两次石油危机，油价涨的很厉害，西方的石油大亨、银行、贸易商积累了大量的金钱，来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双方一拍即合，用低利率借来大量的美元。但是到了80年代，1974年美联储开始加息，1981年美国的优惠率加到21.5%，联盟基金利率加到20%，一下冲击了借美元债的国家，就爆发了债务危机。中国很多企业，尤其是房地产企业，由于前期中国紧缩政策，去国外企业借美元，现在状况很值得人担忧。现在借美元是因为前期美元贬值，但是我认为接下来美元将步入上涨周期，从2011年9月开始，持续4～6年。这样一来80年代的情形可能会重新上演。

《经济》：在这两个方面，中国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时寒冰：从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特点来说，中国也存在大量投资的问题。这些投资主要是靠印货币，1990年，我们国家的货币量是1.53万亿，到今年6月份是92.5万亿，超过美国46%。货币发行太多会导致人民币的贬值，人们的购买力有所下降。

其次，发达国家的隐患是福利过高。我国正相反，福利的缺口还很大，这个缺口填不上也会导致债务危机，比如说我们的养老金缺口，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负债。

《经济》：现在国家也频繁出台宽松政策稳增长，您认为如何在稳增长和防范过度投资间取得平衡？

时寒冰：目前来讲，在中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能发生变化。但要继续做投资，一定会继续地发货币、增加税收，稀释民众财富，老百姓的购买力就一定会继续下降。建议把不必要的投资停掉，根据市场的需求让企业家参与投资，也能够长远服务于社会，减少中间环节的损耗。

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减税等方式，提高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因为企业家会愿意做更多的投资，会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就业也就会有所改观。

《经济》：您预计未来人民币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走势？

时寒冰：能不能稳定币值有很多种因素。首当其冲就是发行量跟经济规模的比例问题。第二是劳动力红利，我们的劳动力红利已经结束，劳动力增长率的变化在河南最明显，下降速度呈现断崖式的态势。和西方许多国家一样，我们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也非常严重。第三是创新能力，目前中国的创新能力相对较低。

再一个因素就是环境问题，经济发展有一个规律，从早期的污染环境到环境治理。现在这么大的环境污染缺口实际上是一种隐性负债，这些问题靠什么解决？最终还是发货币，然后就是增加税收。如果不断地发行货币，币值就很难稳定下去。

企业海外收购机遇增大

《经济》：中国经济发展现在也站在一个转折点上，普通的个人投资者、国内企业，甚至包括国外投资者都在挖掘国内的投资机遇，您觉得这个低迷的阶段将持续多长时间呢？

时寒冰：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时期已经过去，从2011年就结束，现在处于逐渐低增长的一个时期，中间会有反弹，比如说政府又加大投资刺激，但是整体这种状况不能维持。中国调整机会很长，很剧烈。中国因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再加上一直走投资拉动型的增长，贫富差距很大，只是说少数人手里有大量的积累，2003年温总理答记者问，他说中国的贫困标准再往上提高一点，我们的贫困人口就会增加到一个多亿。

《经济》：现在中国的老百姓正好赶上这个时期，手中货币的购买力在下降，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您有什么好的投资建议？有没有一种投资方式能让我们的钱贬值慢一些？

时寒冰：特别难，目前来讲，可以换一些美元，因为在这个周期里面，美元会保持4～6年的一个强周期，也可以换一点黄金。

第8篇：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范文

影响力最大的风险将是重大系统性金融危机。

发生概率和影响力同时位居前5位的两大风险则分别是财政长期失衡问题和水资源供应危机。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每年的《全球风险报告》都会带有风向标意义。今年1月8日的《2013全球风险报告》分析了在未来10年内的50个全球风险。“这些全球风险本质上是对一系列最关键体系的善意警告。”报告编辑兼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李·豪威尔（Lee Howell）建议各国高度重视自身对全球风险的抵御能力，以确保面对重大事故时，关键体系能继续正常运行。

经济压力：财政失衡和债务危机成为最大风险

目前，全球经济体系仍然承受着巨大压力，特别是超宽松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正考验着全球风险抵御能力。

财政失衡和债务危机已经成为西方乃至全球最大的风险。具体看来，欧元区的不稳定将依然在未来数年间影响全球经济前景，系统性的财政失败威胁着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持续的全球经济不稳定，让各国政府从主要着眼于长期的解决方案，转变为聚焦眼下，着重解决眼前的问题。

然而，鉴于近年间在欧元区此起彼伏的反财政开支缩减的抗议行为，世界经济论坛认为，欧债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危机都将给全球金融系统稳定带来潜在风险。风险的累积正一步步削弱着市场对各国政府的信心，欧元区政府的信任危机尤为明显。

收入失衡风险同样不能忽视。事实上，收入分配失衡不仅是造成当前全球经济困顿的根源，甚至是造成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根源。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近10年来，全球收入两极化趋势和社会发展不平衡性加剧，才是一切危机之根源。

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加

地球环境体系面临的压力也有增无减，特别是温室效应的加剧以及有可能更加频繁出现、后果更加严重的极端天气事件正考验着地球的风险抵御能力。报告把“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加”列为第三个最有可能发生的全球风险，是10年内最具连带效应的环境风险之一。

报告认为，金融危机转移了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社会经济风险使人们无暇顾及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国际社会缺乏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长期威胁的紧迫感。苏黎世保险（Zurich Insurance）首席风险官Axel Lehmann以去年出现的多起极端天气案例为例，质疑称“至今也没有任何针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解决方案出台”。

奥维咨询首席执行官约翰·德里说：“保护自然环境和发展经济如同相互对抗的两场风暴。如果我们不投入必要的资源缓解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那么我们子孙后代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政界、企业界和科学界需要携手共同应对这些复杂的风险。”在经济和环境都在经历结构性变化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应当进行必要战略投资，防止经济和环境体系出现重大问题。

互联网世界：“数字化野火”难以扑灭

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有可能成为社会恐慌之源，甚至造成严重的地缘政治后果。报告将高度互联世界中的数字化“野火”列为全球重大风险之一。

毋庸置疑，高度互联的通讯体系让人类受益匪浅，但也正是因为高度互联，那些有意无意误导他人、或者具有挑衅意味的信息才扩散得更快；由于虚拟世界里以讹传讹的信息飞速扩散，即使正确信息马上跟进，可能也来不及避免危害的产生。

当今世界已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信息的传播更加便捷，但同时网络信息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种种违法和不负责任的信息严重威胁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以及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互联网的跨国性、流动性等特点则要求世界各国除了在本国层面采取行动，依法维护网络信息安全外，也亟须携手合作，共同构建一个和平安全、开放有序的全球网络空间。

目前，全球网络建设的标准和制度虽初现端倪，但仍未形成明确的世界性规则，特别是网络安全领域的国际立法已迫在眉睫。

医疗卫生：抗生素耐药性成为公共健康威胁

上世纪医学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让世界各国沾沾自喜，这种现象极其危险。报告说，卫生事业进步的同时，病原体对抗生素的耐药性越来越强，全球高度互联互通性使流行病传播风险加剧。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也指出：在过去几十年中，一些高效药物被开发出来治疗结核病、疟疾、艾滋病、流感和其他许多细菌传染病，所有这些药物到一定时期都可能由于耐药性而失效。目前，几乎每一种抗生素都面临这种风险，抗生素耐药性已发展成世界范围内的一大公共健康威胁。

第9篇：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范文

【关键词】欧债危机；高福利；中国福利建设

一、欧洲高福利制度现状分析及成因

1.债务危机背景下的福利现状。高额的工资、良好的养老制度和失业保险，也让欧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极为羡慕的对象，欧洲福利制度因此有了个看似不错的名号“从摇篮到坟墓”。然而，令人羡慕的高福利体制在给欧洲人带来了优越的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问题。从2008年开始，欧洲各国相继爆发了债务危机，经济面临重大的问题，其中最先倒下的便是希腊，希腊工人、公务员、银行职员、老人参与的游行一浪高过一浪。这对于没有税收保障的希腊政府来说，简直是天大的灾难，欧洲政府开始实施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削减开支，降低福利标准。这就意味着欧洲人要开始勒紧裤腰过日子了，过惯了无忧无虑的生活的欧洲人对政府的做法并不买账，提高福利待遇容易，要想再降低可就难了。虽然希腊国会最终通过了政府紧缩法案门业获得了国际援助资金，暂时性避免了国家破产，但民众对于这种削减薪水和提高税收等措施表达了强烈的抗议。而衡量一个国家的福利程度国际上一般会用政府的公共支出大小做标准，而希腊在加入欧盟后，更是借下了3000亿欧元，政府预算赤字已经高达GDP的13.6%，总债务占到GDP的116%，希腊政府收入没保障还要维持高福利标准，也就只能靠借债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

2.欧洲高福利制度形成原因。把政府债务危机单纯的归因于高福利显然是不理性的，2008年以来爆发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是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欧洲有统一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但却没有一致的财政政策体系，货币体系和财政政策体系不兼容才是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欧洲各国之所以实施并维持继而不断提高福利标准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缓和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在带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民众对未来缺乏信心，政府为了缓和这种担忧和不平等以及潜在的暴乱，政府便通过制定实施一系列福利政策来平复民众，而这种福利政策在此后的时间里得到了更大范围的巩固，由此福利制度逐渐开始形成。可以说这是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结果。其次，福利允诺是政党获得上台执政的途径。欧洲国家党派之间相互竞争上台，为自己党派和所代表的阶级攫取利益，为了获得高选票并成为执政党，党派开始把目光投向民众最关心的福利方面，并开始向民众允诺幸福，提供高福利，而其他党派为了竞争和获选，只能提供或许诺更高水平的福利水平。由此，福利制度又一次被抬高。

二、欧洲高福利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西方国家所实施的高福利制度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维护了社会和国家的安定，使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基本的保障。短期来看，是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由于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优越且完善的福利制度，暴露出了严重的问题，失业人口剧增、社会问题突出、财政支出压力越来越大，高福利制度也日益成为困扰西方福利国家的问题。同时也为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财政赤字剧增。由于实施高福利支出，财政收入减少，而福利支出和财政支出的比例也是越来越大，致使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有增无减，国库入不敷出。第二，经济增长缓慢。财政收入常年入不敷出，财政赤字加大，而高福利制度通又是以高税收为支撑的，而高税收则加大了企业的经营成本，无论是人力成本还是企业资源成本以及融资成本都不断加大，致使企业经常偷税漏税，缺乏经济活力，竞争力差，这都阻碍了经济增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加速了金融危机的到来。第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失业率不断加大。当福利水平相对比较低的时候，人们失业后会从有关部门申请到失业救济金，由于失业救济金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所以失业者一般会尽力找工作，一般几个星期就会从新就业。而在高福利的保障下，人们即使失业了也不愿意去自主找工作，因为高福利使得他们在失业后也可以享受到并不比就业上班差多少的生活保障。人们开始变得懒惰，不思进取，好逸恶劳，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吸毒、、走私。

三、欧洲高福利制度对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启示

1.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现状。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社会福利的重心经历了从社会救助到社会保险再到普遍性的社会服务过程，各种名目繁多的社会补贴和社会服务项目成为最受关注的社会福利项目。而在我国，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受西方思想的影响，社会福利已逐渐脱离了社会救济的范畴，而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福利通常包括满足人们在生活照顾、护理保健、文化娱乐、精神慰藉等方面需求的活动，还包括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内容。

2.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历程。而我国传统的福利制度是指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福利制度。而这种福利制度是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我国这种福利体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相对于城市社会福利而言的。城市的这种福利模式是保障程度和福利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福利。这种模式是以就业为大前提的，城市居民通过就业进入企业、工厂和公司之类的单位当中去，通过单位得到全面而优厚的社会福利待遇，小到衣食住行，大到生老病死，人们生活中几乎所有的一切都与单位有关。单位负责个人的一切。而在那个年代，国家、单位和企业基本上是一家人，国家向企业和单位下发职工福利，再通过单位这个载体将福利发给职工。而现如今，单位、企业与国家脱钩，单位而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并且还需要承担职工的福利发放，国家只是象征性的给予补贴。第二种，是针对农村地区而言的。农村的社会福利国家基本不负责，而是由集体组织、生产队、生产组来负责。这些组织有着自己的组织模式，他们自己组织劳动，劳动成果由组织成员享有并自由自支配劳动所得。而由于收入有限，对于大多数的组员在福利待遇这块是照顾不到的，只能对那些老弱病残等人员进行“五保”供养。当然，这种福利和城市福利并非属于同一层面，农村福利基本还处于救济层面。欧洲的福利制度是从摇篮到坟墓，而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属于这种模式，一个低水平，一个高水平，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是由于国情和现实情况，福利发展水平差异，二者体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三种是对于城镇“三无”人员而言的，在过去的中国，没有单位意味着什么都没有，而现在经过多年的福利制度改革，即使是城镇“三无”人员也可以享受福利制度所带来的好处，只要通过向当地民政部门或是社区居委会提出申请并通过审批便可以领到帮扶金。经过这种多年的实践探索，我国的福利制度越来越优越，表现为由国家包办，只惠及于“圈内”的模式向福利机构市场化运作的新型社会福利模式转变。大力推行福利制度改革，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个别地区甚至已经推行全民免费医疗等。但总体上来说，类似于欧洲那样较高级别的福利制度暂时还并不会出现。

3.欧洲高福利制度对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启示。中国与西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西方用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时间建立起来的福利制度面对暴露出的问题进行适度修改和调整是有必要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绝不能用西方的福利水平来判断中国的福利制度的好坏、优越与否。我们只能从其发展过程上借鉴一些经验，避免过度走弯路。江苏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宋林飞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刘志彪教授指出：反思欧洲高福利，我们不必在进行社会福利建设时减速，反而还要补欠账，既然高福利有风险，低福利不适合社会主义，那我们完全可以建设“中福利”。他们还认为，中国不能因为欧洲高福利就在福利建设道路上因噎废食。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困惑的是如何增加福利，以往我们在研究社会福利的时候喜欢参照欧美，实际上也过度夸大了发达国家高福利的能力。美洲国家在进行福利制度建设时一味照搬欧洲国家的福利建设方法，提出经济、福利双赶超的口号，大刀阔斧的进行“双赶超”建设。可最后由于保障过度，预期目标不但与现实差距太大，致使问题百出，还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这也是我们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

（1）把握基本国情，立足于实际。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立足于实际。我国最大的实际就是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欧洲的福利制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上的，花费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建成，而我们的基本国情就决定我们在设计和建设福利制度时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必然不同于欧洲。（2）福利建设要有充足的经济支持。在建设福利时，不能超越国情，收入增长要与劳动力生产要同步，经济增长与福利增进之间的失衡都将导致严重的后果。为了避免类似欧洲高福利带来的后果，我们的福利建设一定要与财富供应相适应，避免出现欧洲那种因财政赤字过大而出现四处借债，寅吃卯粮的结局。福利建设一定要与国家收入相适应，要有充足的经济支持。在保障民众基本生活的基础上，把蛋糕做大做好，只有把蛋糕做大做好才不至于坐吃山空，这样才有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老无所依的基础。（3）国家、市场、社会协调共建。在进行社会保障建设时要调动国家、市场、社会多方面的力量。政府作为福利建设的主导，适当引入市场机制参与其中，不但可以为政府分担责任，还可以发挥市场这一基础作用，绝不能搞大政府主义，大包大揽什么都做不好，还容易滋生腐败和浪费。（4）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国福利大厦建设时必须保证公平、公共、适度、效率的原则。必须保持分配上的公平性，收入较低者可以通过适当较高的福利来调节，而收入较高者可以享有适当较低的福利来调节。最终目的在于缩小贫富差距，减少两极分化。由于我国即将进入老龄阶段，老龄人口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占较大比例，老龄人口压力不断增大，所以福利政策可以在考虑到大多数人利益的同时适当向老龄人口倾斜。

中国的福利大厦的建设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就决定了它的长期性，切不能违背其规律性。中国的福利制度建设才刚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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