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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视角;经济全球化;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研究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是双边经贸合作中的突出问题,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这一问题愈演愈烈。中美经济交往顺利则能够有效推动全球经济进步。具体到中美贸易而言,当前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也是我国第一大出口贸易对象。对美国而言,中国是美国在全球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同时也是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美两国双边贸易的进行情况已经展现双方贸易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贸易失衡。而这一问题如果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将制约双方贸易进一步开展。而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进行有效研究,也能够从实质上优化中美贸易结构,推动中美贸易不断发展。
一、中美经济与中美贸易发展情况分析
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关系是全球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全球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加速,今天中国已经成为新的世界经济大国和重要经济增长点。而美国则是世界上经济结构最优、科技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中美两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强劲的经济发展水平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助推力量,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经济关系格局和地位已经成为影响当今世界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走向的重要因素。中美经济发展影响世界经济发展,而中美经济关系也是两国关系的基础。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经济主要依赖美国,至今天,中国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对外经济交往体系。而自2008年以来,美国率先爆发经济危机,受经济危机影响,美国经济实力有所下降。美国国内经济对全球经济影响力也逐渐下降。而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率先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并一直保持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同时进一步调整其经济政策,有效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地位。
中美经济发展存在极大互补性,这与中美两国经济发展情况有极大关系,美国经济发展水平高,经济结构基本上以第三产业为主,经济发展多依靠消费拉动。而中国则是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国家经济发展结构主要以重工业为主,同时资源消耗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较为普及。这就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结构中,科技含量低、环境污染严重,而美国恰恰与中国相反,美国经济发展中,科技含量高,人力成本低更是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优点。中美两国经济发展结构现状就决定了中美两国经贸交往存在相应问题。中国出口大量产品,美国大量基础产品供给基本由中国完成,这就决定了中美贸易存在极大顺差,同时整个贸易结构和贸易现状极不平衡,这一系列问题就使的中美经济与贸易需要解决问题。
二、中美经济贸易摩擦与冲突分析
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中美两国经济交往程度逐渐加深,这就使得中美两国经济发展相互依赖趋势更加明显。但中美经济贸易开展的基础和目的都是维护各国利益,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发展与美国经济发展存在一定摩擦与冲突纷争。双方经济贸易的主要问题聚焦在双方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额。而这一问题一直以来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这就使得大多数美国民众普遍认为中美贸易逆差额的不断扩大不仅影响个人利益,直至威胁影响美国经济发展。
中美经济贸易确实存在矛盾,而这一矛盾是由于不平衡的进出口关系影响的。美国长期从中国进口大量物美价廉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产品,这就使得美国大量基础工人失业,而中国主要从美国进口科技含量高的产品,但美国为了有效防止中国学习其科学技术,就限制对华出口产品类型和形式。一方面造成了中国,而另一方面也使得美国对华贸易额逆差持续扩大。尽管中国与美国经济贸易摩擦程度和涉及内容不断增加,但中美两国都在摩擦中获得了具体的宏观利益,维护并发展了自身利益。摩擦与冲突只是两国经贸关系中正常元素,并不能掩盖两国经济贸易往来水平不断加深这一事实。
中美经济贸易摩擦与冲突想要得到有效解决就离不开对两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具体认识,不仅要认识两国经济贸易问题的具体差别,还要从深层次分析两国经贸冲突问题,要结合两国经济发展特点,结合两国经济发展政策,动态、辩证、唯物看待两国经贸交往。
三、宏观角度看中美经贸关系的主要特点分析
中国与美国经济发展无论存在极大互补,中国有着极其丰富的资源和人力,但缺乏技术和资金以及先进经验,而美国正好具备这些资源。中国两国的经济结构和国家发展形式就决定了两国有极强的合作互补特质以及互补空间。从产业结构上看,随着美国国内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以及产业转移方针的不断实施,就需要选择一个满足其战略转移升级的国家和地区来解决这一问题。中美经济关系之所以出现贸易失衡,这与两国经济发展政策有关。中国经济以出口导向为主,而美国则是全球最大消费国。
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中美两国经济依赖程度逐渐加深。与初期中国单纯依赖美国经济发展不同,今天中美经济关系格局已经实现了质的变化。2008年,由于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影响力已经逐渐下降。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美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质疑,同时美国为了摆脱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积极调整经济结构,进一步降低利率,实施量化宽松发展的经济政策。而经过此次经济危机,中国经济依旧发展迅猛,这就极大改观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中国实施相对稳定的经济政策和国内较为平稳的经济发展态势,就使得美国在经济投资和市场拓展方面更依赖中国,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国债的全球最大持有国。美国通过不断吸收外国资金,从而弥补本国经济发展不足,解决经济发展困局。因此随着发展,中美两国双边贸易问题,已经实现由中国单向依赖美国转变成为中美互相依赖。
最后,中美两国经济互利共生。全球化经济发展的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孤立存在,更没有哪一个市场可以在封闭的状态下,实现自身发展。各国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促进,互利共生状态更加明显,只有相互促进,互相借鉴和吸收,才能促进自身经济发展。而在经济全球化这一因素影响下,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就必须认识到这是双边共性问题,只从单一方面考虑是远远不够的。两国经济相互融合,已经到了解决两国经济问题不能割裂看问题这一形势。美国在中国开设大量跨国企业,而中美合资也成立双边贸易常态问题。
四、结语
如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为迅猛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依旧是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综合体之一。可以说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全球经济发展有着极大影响力。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就要从两国经济发展的实质问题入手,切实结合两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切实可行的推动经济交往。而在认识两国经济贸易摩擦问题上,也要充分认识到两国经济贸易摩擦是正常现象,不能只看到两国经济贸易的摩擦和冲突,而看不到两国经济发展的互补性。(作者单位:工商银行天津河东支行)
参考文献:
周炳林告诉《投资者报》记者,他们对宏观经济的分析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我们作预测时,紧跟行业面进行,也非常重视出去调研,基本上是从中观出发来分析研究宏观经济的。”
出口复苏将主导中国经济
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中,今年周炳林比较看好出口,“今年出口对GDP的贡献,可提升3个百分点左右。”
中国经济复苏路径相对于2009年,将会在2010年出现一个大的、阶段性切换,在这种政府刺激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下:民间投资、出口、消费等需求渐次复苏,逐步接替刺激政策弱化所减少的需求,最终形成“一减三加”的新的总需求结构。其中,出口复苏将主导2010年中国经济。
出口事实上是有一个上下反转的态势,因为2009年是负增长、对经济负向拉动,假如2010年是正增长,不仅可以弥补财政刺激边界效应递减在2010年经济当中比较负面的一个因素,而且在递减之后还令GDP有约2%以上的提高。对比不同的经济部类的增长情况,很明显今年出口和民间需求是两大非常主要的亮点,因此,2010年出口复苏将主导中国经济。
周炳林表示,外贸在这么多年之所以这么重要,实际上它有十分深刻的社会背景。特别重要的是抚养品,中国在所有大国里抚养品是最低,为39.1%。基本上1个劳动力人口负责3.1个非劳动力人口,而这在美国是0.5%以上,印度是0.6%。
基本上比较高的劳动力人口比例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当前具有庞大的生产能力,且相对于当期的国内需求是过剩的,经济总供需平衡的一个不可替代的方式事实上必须是有一定的出口的。因此,出口在经济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2009年也就是在这一块出了很大的问题,从而导致了整个链条都上不去。”
根据全年的测算,2010年GDP将增长10.8%,其中一季度最高为13.8%,主要是因为外贸的同比会出现大幅的正增长,以及投资增幅收窄幅度仍然不大,导致了一季度的数据近乎完美。
流动性将出现新动力
“当前货币政策趋向正常化,下一步将会更加收紧,预计2季度将有加息措施出台。”周炳林表示。
与2009年不同,2010年,当贷款增速放缓和结构变化时,流动性驱动将会换挡,出现新动力。
流动性来源风格转换的催化剂在于2010年刺激性金融政策将逐渐弱化,而外贸复苏、人民币重回升值轨道,引致外汇占款较2009年显著增加。
在货币创造中,2010年外汇占款增加的作用将延续2005年~2008年的历史趋势,占比将有恢复性提高。
“残雪暗随冰笋滴,新春偷向柳梢归”,G20荡气回肠的豪言壮语以及部分数据出人意料的峰回路转似乎逼走了金融危机的阵阵寒气,伴随着信心的悄然恢复,国际金融市场顿时显得春意盎然起来。截至2009年4月7日,全球股市市值为30.77万亿美元,近一个月来上涨18.67%,作为危机震心的美国取得了18.05%的市值涨幅,易受东欧危机“牵连”的德国和意大利甚至收获了33.97%和31.80%的市值涨幅,近来由于“脆弱性”突显而饱受非议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表现也超出全球平均水平,巴西、墨西哥、韩国和印度的市值涨幅分别为21.07%、28.38%、38.45%和27.88%。
带点忧患之心看时下悄然“空转多”的乐观氛围,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突现脑际:为何复苏的星星之火骤然间就有燎原之势?诚然,金融危机在急速演化之后业已稍稍雨歇,近来出现的些许亮点更加引人瞩目,G20的1.1万亿大礼包多少有些超出预期,而美国房市数据和耐用品订单数据的好转也包含了基本面潜在变化的些许信息。但这星星点点的气流似乎不足以引致近来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如此强劲的“复苏之风”。那么,这星火燎原中有何奥妙?
分析研究彰显“正反馈效应”
笔者首先想到的是周小川先生G20前学术论述三弹连发的最后一个,在那篇名为《关于改变宏观和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的文章中,他谈到了顺周期性特征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影响。从时下经济形势出现转好的些许“迹象”到市场产生较为明显的复苏预期,这其中正是包含了一个“正反馈”效应,而放大局部利好、引致可能是非理性的“买多”羊群行为的,又是什么呢?
笔者以为,近来市场偏向的分析研究言论和观点多多少少起到了一部分“增效器”的潜在作用,虽然在各类研究报告中,免责声明都包含了“非诱导性”条款,但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市场研究分析对预期波动的影响不容忽视。在笔者看来,研究分析的“软影响力”导致“正反馈”,进而诱发危机中有失审慎的非理,其间重要的不是动机,而是结果。值得强调的是,市场研究分析的这种“正反馈”效应在金融危机的非正常时期可能会加剧波动,加大波幅,减缓危机的自我平复,带来不必要的大起大落。周小川先生的文章启发我们,越是危机阶段,市场越是需要多一点的“负反馈”,来中和非理导致的不稳定。而笔者以为,通过风格转变和重心偏移,市场研究分析可以从“增效器”转变为“断路器(Circuit Breakers)”,发挥灭弧特性,即像电子工程学中那样,“当系统发生故障时,和继电保护配合,迅速切断故障电流,以防止扩大事故范围”,对金融系统稳定起到有益作用。
从“增效器”转变为“断路器”
如何转变为“断路器”?首先需要清晰认识到危机阶段的市场心理波动特征,在利空性质的事件突然发生,或是不利数据占据绝对主流的时期,市场心理自然地趋向极度悲观,对利空因素的敏感性大幅上升,此时,市场研究分析如若纠缠于利空因素的深挖,很容易出现利空消息和看空行为相互增强的恶性循环。如果能适当强调深层次和中长期的有利因素,则有利于稳定预期,避免市场过度萎缩。
现在,市场心理波动陷入了另外一种微妙的危机情形:市场心理在经历过前期危机升级异变的洗礼之后,对负面消息和预期下调的敏感性持续下降,在近一段时期未发生不利突发事件的背景下,市场对利多消息的期盼更加强烈。此时,研究分析对转好“迹象”的强调会自然地引起市场高度关注,并激励市场在行为选择上更趋冒进。为最大程度地避免系统稳定性受损,并适当发挥“断路器”作用,市场研究分析可以适当控制“预言复苏”的潜在诱惑,避免对些许转好“迹象”的过度强调,选择更趋全面和谨慎的风格评析市场彻底转向的可能性。在当下市场心理不知不觉滑向乐观的趋势下,我们似乎需要更全面地关注转好“迹象”中的其他信息。例如,在看到G20带来1.1万亿大礼包的同时,也要注意到,这1.1万亿可能并非货真价实,IMF可用资源从2500亿扩张到7500亿之中包含了日本、欧洲业已增资的旧信息,而新增2500亿特别提款权的分配可能会在未来遭遇波折,而另外增加的2500亿贸易融资更像是个期望中的愿景而非实际支持,真实感最强的倒只剩下1000亿的额外贷款。如果更全面地遍观消费者信心、制造业综合指数等数据,断言美国经济复苏更显为时尚早。
【关键词】汇率变动 市场微观结构 指令流
一、引言
在汇率理论演进发展的进程中,宏观汇率模型的研究方法一直都占据着主导地位。直到短期内汇率的剧烈波动以及宏观基本面与汇率波动无关的两大难题出现,却无法用宏观模型对其进行很好的解释时,学者们开始转而向微观层面寻求问题的解答,于是自上世纪90年代,有关汇率决定的微观市场结构理论开始出现并得到发展。汇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是指应用市场微观结构方法的新工具对外汇市场进行研究,以解释汇率决定的理论。相对于宏观汇率模型而言,这一理论有三个很重要的前提假设:第一,市场中存在私人信息,私人信息并不是人人共享的,而且相对于公开信息而言对未来有更好的预测作用,宏观模型则认为所有的信息都是公开可得的;第二,市场参与者存在异质性,参与者的异质性又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交易目的的差异性、分析方法的不同以及交易过程中的信息量的不对等,宏观模型则认为所有的交易者都是等同的,;第三,不同的交易机制对于价格的影响是不同的,市场中的交易机制主要分为直接交易(无经纪人)和间接交易(有经纪人),宏观模型里的观点则认为价格与交易机制无关。基于上述假设,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把外汇市场中的价格波动看作是无数交易主体的交易行为汇总的结果,而反映交易行为最重要的变量就是交易的指令流(Order Flow)。指令流代表了市场中全部交易订单的集合,客户买进为正的指令流,卖出为负的指令流,因此指令流反映的是一段时期内的交易量。外汇市场中外汇价格变化受指令流影响的过程如图1所示。
当研究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学者们把关注点集中在指令流上时,发现指令流上能传达的信息远远不止数量、价格、买卖价差等,还包括其它一些重要信息。指令流传达的信息主要分为两种,第一,它是信息的加总器Lyons(2001),不仅可以传递宏观基本面的公开信息、私人信息以及未来的信息,还可以传递关于外汇投资收益的信息和贴现率的信息。从这方面来说,指令流的基本作用是信息中介;第二,指令流是金融资产被交换过程中所产生的关于现金流的未来期望值的一种信号,在外汇市场中,这些现金流是与两种货币之间的利差是密切相关的,这个层次上的指令流更多的是起到一种预测功能。
二、汇率理论中的指令流研究
(一)汇率波动、指令流与宏观基本面的关系
如前所述,传统的汇率波动研究是采用宏观汇率模型的方法,只注重基本的宏观变量,如利率、物价和政策等对汇率的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宏观模型对汇率的解释力度在很多学者看来是不足够的,于是他们进行了相关的实证分析。Meese(1983)和Rogoff(1988),Frankle和Rose(1995),Cheung、Chinn和Pascual(2002)所作的关于宏观汇率模型研究汇率的研究表明,传统宏观汇率模型对短期内汇率波动的解释能力远不及随机游走模型。Lyons(1995)则对于宏观经济模型中一直困扰着经济学界的一大问题――外汇市场交易量巨大产生的原因,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解释:第一,事件的不确定性(event uncertainty),当市场上出现对投资者们有利的消息时,他们便会扩大交易量,当市场上没有出现很明确的消息时,他们便不会贸然进行交易;第二,烫手山芋现象(hot potato),做市商为了冲销交易者的头寸带来的其它风险,便频繁地进行交易以寻找到合适的头寸接受方,这时的一部分交易便通过“烫手山芋”效应不断地被传递给下一个做市商,导致最终的交易量要远远大于最初的交易量。
20世纪90年代末,当大部分的学者都开始认同传统宏观经济模型解释短期汇率的能力不够时,指令流的引入就成为了他们新的关注点。
Love和Payne(2002)为了检验不在预期之内的信息是否对指令流和价格仍有系统且显著的影响,采用了十个月内美元兑欧元、英镑兑欧元和美元兑英镑的汇率信息,还有欧元区的信息和美国以及英国的宏观基本面做实证分析,同时还将价格对于信息的反应分为直接的(无指令流)和间接的(指令流作为中介)。最后他们认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与传统的宏观经济模型的分析方法之间存在一个很关键的不同点在于同样的信息是不是被所有市场参与者共享,而不同的参与者对同样的信息又是不是有着差异性的解读。从他们的实证分析中得出结论:价格中大约50%~66%的部分对宏观上信息面的反应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发生的,需要通过指令流来完成。也就是说,不管是不是同样的信息、同样的参与者、同样的解读方式,信息对价格的大部分影响仍然是要通过关键变量――指令流来传播。
Bacchetta和Wincoop(2003)建立了一个包含汇率、宏观经济基本面和指令流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分析后得出结论:长期内汇率能够较好的反映宏观基本面,但是短期内的汇率与宏观基本面相背离,宏观基本面也没有反映在汇率变动上,指令流则对汇率有显著的影响。
Lyons和Evans(2004)为了确定指令流对汇率的影响,采用了花旗银行在六年半的时间里所接受的所有货币交易的终端客户的数据,建立了一个包含名义汇率、宏观基本变量和未来基本面的模型。最终得出结论:①指令流能够预测未来的宏观经济变量;②相对即期汇率而言,指令流对于宏观变量的预测更为准确;③指令流可以预测未来的即期汇率;④指令流对未来基本面信息的预测,大部分只能过了当下这一季度才可以反应在即期汇率中。
王成军(2010)为了研究指令流和宏观基本面的关系,将传统宏观经济模型微结构汇率决定模型进行了分析对比,并得出结论:市场微观结构汇率模型并没有否认经济基本面对汇率的决定作用,相反,它引入了指令流变量,肯定了宏观经济因素对汇率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二)指令流对于短期汇率波动的解释力
当指令流成为经济学界的一个全新亮点时,学者们都被它对短期汇率波动的解释力度所震惊,于是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指令流与汇率间关系的探讨。
Lyons和Evans(1995)利用了1992年8月3号至8月7号连续五个交易日纽约一家交易商的交易数据,对德国马克兑美元市场进行了研究,发现他们可以仅仅使用市场中指令流的变化解释50%的德国马克和美元之间汇率的变动,他们预估每十亿美元的需求方面的失衡(积极的指令流)就会带来美元0.5%的增值,实证结果同时还证明了指令流是通过信息渠道和存货渠道来影响价格的,也证实了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对于外汇市场的适用性。信息渠道是指做市商利用自己得到的私有信息调整其价格预期、改变报价。存货渠道是指做市商通过价格控制头寸的变化,当头寸高于预期值时,低报买价;当头寸低于预期值时,高报买价。
Lyons和Evans(2002)为了进一步研究指令流对汇率的解释力度,建立了一个包含指令流、宏观基本面和微观经济变量的资产组合变动模型(PSM),结果发现:指令流可以解释64%和45%的德国马克和日元的汇率波动,而利率只能解释汇率波动的1%和6%。这个模型说明了指令流相对于利率而言更能够解释汇率的波动。
对于短期内汇率的剧烈波动,Lyons和Moore(2004)采用实证分析研究了欧元区从浮动汇率制度到固定汇率制度转变时的汇率波动,发现了在浮动汇率制时,投机者们利用汇率的差异获取利润,加大了汇率的波动;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时,投机者们可操作的空间有限,因此汇率也就相对较稳定。这一发现也说明了,我们能够从微观层面更容易地去理解汇率的剧烈波动。
当然,除了上述研究以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对指令流和汇率波动进行了研究。Galati(2000)利用了微观结构的方法研究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汇率变化,Bhanumurtyh(2002)研究了印度卢比兑美元市场,Walker(2002)研究了牙买加元兑美元市场,Kouki(2003)研究了突尼斯第纳尔兑美元市场,Galac等(2006)研究了匈牙利福林兑美元市场。这些研究最终都认为指令流能够较好地解释这些国家货币的短期汇率波动,这也再次证明了指令流对于短期汇率的解释力要强于宏观经济模型。
在我国,丁剑平等(2007)利用中国外汇市场2006年1月到2006年5月的交易量数据,对我国外汇市场上指令流对汇率波动的解释力度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我国中央银行公布的官方汇率对做市商报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在我国的做市商制度还不够完善,该结论的可靠度不足。
(三)不同种类指令流与汇率波动的关系
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中我们了解到,信息最终反映到汇率上要经过客户指令流和做市商间的指令流两个部分。Lyons(2001)将客户指令流定义为每个交易日内以百万美元计量的客户买卖指令之差,做市商间的指令流就是对客户指令流的汇合加总。既然市场微观结构理论认为市场中的参与者存在异质性,那么不同的客户当然有着不一样的指令流,每一个指令流里面又有着不同的部分,自然对汇率的作用都不相同,这就吸引了一部分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分析。
Lyons(2001)用花旗银行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在研究分析中他将客户分为三大类:杠杆金融机构(如避险基金)、非杠杆金融机构(如共同基金)和非金融机构(如跨国公司),按照不同的机构类型对客户指令流进行分解,得出结论:杠杆与非杠杆金融机构对不同货币市场的作用不同,客户指令流对汇率的解释力要高于做市商间指令流对汇率的解释力。
Bjonnes和Rime(2002)用瑞典央行提供的关于瑞典克朗的95%的交易数据对指令流与汇率波动的关系、交易量与波动性的关系和市场的流动性进行了研究,在指令流方面,他们最终得出结论:客户指令流比银行间的指令流重要。
Andrew和Carpenter(2003)用2002年澳大利亚某银行的澳元兑美元以及欧元兑美元即期外汇市场上45天的数据,将客户分为中央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公司,对不同客户对价格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最终得出结论:按照其分类对价格的影响来看,央行的指令流对价格的影响是最大的,其次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指令流,而非金融公司的指令流对价格的影响是最小的。
Marsh和O’Rourke(2005)采用了英国皇家银行提供的,时间为两年的客户指令流的日数据集对指令流与汇率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得出主要结论:金融公司的指令流与汇率波动正相关,非金融公司的客户指令流与汇率波动负相关。
(四)汇率市场指令流与其它金融市场指令流的关系
这里的金融市场主要是指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在以往的研究中,每当涉及外汇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时,入手点往往都是从宏观角度,市场微观角度常常被忽略,这也导致了最终的研究结果出现一定的偏差。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出现以后,便吸引了一部分学者对指令流和金融市场间的联动性进行研究分析,最早涉及到这一点的研究可以追溯到Lyons和Evans(2002)的文章,他们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层面提出了信息整合的概念,他们的观点是当一个市场的信息传递到了另一个市场而且还影响了这个市场的价格,那么这两个市场就是信息整合的。
Evans等(2005)采用了从1996年5月1日到8月31日的关于德国马克、日元、英镑、比利时法郎、瑞士法郎、瑞典克朗、意大利里拉和荷兰盾对美元的汇率。实证结果也证实了信息整合的合理性,一种货币的指令流确实会影响到其它货币的定价,不同外汇市场的信息则借助着指令流进行传递。
Francis等(2006)在Evans(2002)思想的基础上,从指令流的角度对股市和汇市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他们建立了两套模型,一套模型中不含指令流,另一套模型中则加入了各自的货币指令流。比较后发现,加入了指令流的模型组,平均收益率和显著性水平都有所下降,也证实了外汇指令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股市和汇市之间信息的传递。此外,他们还得出了结论:指令流对股票市场的影响要大于对外汇市场的影响。
王雅杰和李慧(2012)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股市和汇市产生联动关系理论模型的刻画和实证检验对我国的指令流与金融市场之间的联动性进行了研究。他们的实证研究中采用了中国工商银行2008年2月到2009年3月期间的美元外汇买卖数据,分别对指令流与汇率及股票收益率的关系、指令流的信息传递过程及结果、指令流对信息传递不对称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①我国外汇指令流对汇市的影响要比股票指令流对股市的影响大,说明我国外汇市场的私人信息作用明显。②在指令流传递信息的基础上,我国的汇市作用于股市的影响要强于股市对汇市的影响。③在相同的条件下,汇市上负的指令流对股市的影响比正的指令流对股市的影响大;而股市上的利空或利好消息对我国汇市的影响却是等同的。④我国外汇市场的信息整合度要强于股票市场的信息整合度。
(五)我国学者对人民币“指令流”的分析研究
在上文中提到,丁剑平等(2007)对我国外汇市场上指令流对汇率波动的解释力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王成军(2010)对指令流和宏观基本面进行了一个简单分析;王雅杰和李慧(2012)对我国的指令流与金融市场的联动性进行了检验分析。
除此之外,丁剑平和曾芳琴(2005)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指令流的解释能力、指令流同短期汇率关系等方面对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新发展作了文献综述。郑重(2007)从指令流的数据来源、指令流和汇率制度、指令流和流动性、指令流与金融市场之间的联动性方面对指令流的研究新动向做了介绍。王雅杰、陈胜安和杨武挺(2014)在考察指令流对汇率的影响基础上,加入了利率和中央银行的干预来分析对汇率波动的影响。最终得出结论:①汇率指令流对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大,而利率差对汇率的短期波动几乎没有影响;②指令流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解释力度会随着时间的拉长而减弱,但利率差和人民币汇率波动之间的关系却很稳定;③指令流和利率共同对汇率的影响是显著;④人民银行的干预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过程中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三、总结
本文对外汇市场的微观结构理论中的指令流作了一个简要的综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早期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模型构建和理论阐释上,这一时期的研究虽然已将研究重点放在微观的汇率交易指令流上,但仍希望从传统的宏观基本面视角来解释汇率交易指令流变化的原因。而近期的研究,则越来越多的将外汇指令流研究进行细化,不再局限于宏观经济面与指令流的关系,而进一步将研究方向扩展到外汇市场不同交易主体的指令流对汇率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外汇市场指令流与其它金融市场指令流的关联性等微观内容上。这种研究趋势可以很好地为解释汇率这一宏观变量的变化提供有效的微观层面的理论支撑。然而,我们也发现,汇率理论中指令流的研究也还处在发展阶段,很多细化的微观行为还未被纳入模型分析中,比如指令流传递过程中的风险、金融机构基于指令流采取的投资投资决策、指令流形成前已经存在的汇率风险对指令流的影响等。这些方面的进一步研究将有助于提高指令流理论对汇率变动的解释力。
参考文献
[1]熊德华,张圣平.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发展与实证分析综述[J].管理世界.2006(8).
[2]丁剑平,曾芳琴.“指令流”的再“分解”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05.(11).
[3]孙立坚.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J].国际金融研究.2002.(11).
[4]Rime.Dagfinn.Order Flow analysis of Exchange Rate[J].Economic Bulletin.2006.
[5]Dagfinn Rime.Exchange Rate Forecasting,Order Flow and Macroeconomic Information[J].Journal of k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0.
[6]M.Martin Boyer,Simon van Norden,Exchange rates and order flow in the long run[J].Finance Research Letters,Volume 3,Issue 4,December 2006,Pages 235-243,
[7]Michael J.Sager and Mark P.Taylor.Under the Microscope:the Structure of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006.
[关键词]金融稳定性理论;金融危机理论;国家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分析
[中图分类号] F83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2-0005-05
一、前 言
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全面渗透乃至控制,使得金融部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但金融资本的集中,也使其人为操纵因素与投机意味愈加浓烈,尤其是以金融资本为直接经营对象的“金融创新”形式的出现与广泛使用,致使金融资本极易脱离实体经济而单独运行。如果失去了产业资本的广泛支撑,金融资本营运的不确定性及其带来的风险更大,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所带有的市场性金融风险随着金融资本的日益集中也变得集中化了。
金融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不仅会造成金融资本营运的中断,更将影响或极大破坏着实体经济效率,甚至整个社会生活秩序。1997年以来由货币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最终导致了某些国家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混乱,就是有力的证明。
体制或机制因素也越来越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累。除了金融制度与金融市场所客观存在的不确定性外,随着以自由化、国际化、一体化以及证券化为特征的全球性金融变革趋势向各个国家的蔓延,普遍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应,也使各国的经济体制、法律制度与监管能力在对这种趋势的反应中变得日益突出与重要。但由于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甚至尚未建立的基础上,就片面地以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来带动经济发展,使高度市场化的金融制度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实体经济之间出现了较大的磨擦与冲突,这种体制因素所导致的不协调与不确定性的增大,就使得金融风险成为金融动荡与金融危机乃至社会危机的潜在隐患。
准确衡量金融风险水平,成为一国金融管理当局有效化解风险、防范危机的重要步骤。因此,金融危机和金融稳定性的研究是经济金融界的热点问题之一,经济学家们在这一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提出许多创新性的研究观念和分析模型。但不断发生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使得经济学家们一次又一次地全面重新审视关于危机的成因、起源和解决方法的观点。本文陈述了金融危机理论发展沿革,详细评述了金融危机理论最新成果――资产负债分析,并对该理论研究方法在我国的应用前景作了初步研究。
二、金融危机理论沿革
有学者将学术界对金融危机和金融稳定的研究衍变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标准的“第一代模型”还是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货币危机的。货币危机被描述为财政赤字所引起的外汇储备迅速减少,最终一国政府不得不放弃钉住汇率制的情形(Krugman,1979[2];Flood and Garber,1984[3])。为了更好地说明危机的动态机制,第一代模型引入了一系列变量,如经常账户失衡、钉住的汇率水平的偏差、产出影响估计的失误等等。当发生预期的本币贬值或政府借贷以支持其汇率的情形时,政府的偿债成本就会大大增加。第一代模型强调的是基本经济因素,其核心思想是外汇储备降低到某种程度时,金融危机几乎必然会发生。
1992年汇率体制的危机和1994年~1995年墨西哥债务危机催生了“第二代”危机分析模型。第二代危机模型认为政府在衡量浮动汇率制的成本和收益时,往往会作出本币是否贬值的政策决定,而危机就是对这种政策的反应。另外,从很多货币危机中也可以看出,除基础经济因素外(如高估本币和不可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恐慌”也是可能导致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学家们将这种恐慌定义为“自我实现式”恐慌。在墨西哥,当大量短期外债即将到期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偿付这些外债时,由于投资者的“恐慌”就使得墨西哥难以通过循环融资(circular financing)来解决这一债务问题。这是所谓的“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的一个重要特点(Obstfeld,1994[4];Drazen-Masson,1994[5];Cole and Kehoe,1996[6])。很多第二代危机模型中的多重均衡问题都可以在资产负债平衡表分析法中的政府部门或私人部门的流动性不匹配中得到重新解释。这种不匹配可能会最终导致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或循环融资危机或银行体系危机。因此,很多第二代危机模型都可以看作资产负债分析法某种风险因素的注解。
1997年~1998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再一次证明了第一代模型所认为的“财政失衡是危机的关键”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私人部门才是危机的关键。从韩国很多银行相互持股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亚洲金融危机有很多“自我实现”的流动性危机的特点(Sachs and Radelet,1998[7];Rodrik and Velasco,1999[8]),危机的爆发又使得这些国家的公司部门和金融部门出现很多其他问题。从亚洲金融危机我们也可以看出:很多情况下,货币危机常常伴随着银行危机出现的(即“双重危机”)。90年代的货币危机通常是由于资本账户的非预期的剧烈变化导致的(包括“资本流入骤停”和“已流入资本的撤回”),而不是由于传统的经常账户失衡造成的。于是,研究资本账户的波动如何造成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建立在资产负债平衡表分析基础上的第三代危机分析模型[9](Dornbusch,2001)就应运而生了。
三、金融危机理论研究的最新发展――资产负债分析
资产负债分析是一个综合分析系统,各学派有不同的分析侧重点,详细论述如下:
资产负债分析的一个学派强调微观因素是导致资产负债平衡表出现问题的原因所在。微观因素主要包括金融监管体系较弱;关联方直接负债;政府对国外部门过度借贷或经常账户大额逆差的显性或隐性担保所引致的道德风险;固定汇率制对短期外债的影响(Krugman,1999;IMF,1998;Corsetti,Pesenti and Roubini,1999[10])。
另外一个学派强调货币类型错配对资产负债表造成的影响(Krugman,1999;Cespedes,Chang and Velasco,1999;Gilchrist,Gertler and Natalucci,2000;Aghion,Bacchetta and Banerjee,2000;Cavallo,Kisseley,Perri and Roubini,2002)。这一学派认为,如果一国承担了大量外币偿还的债务(“负债美元化”)而该国本币又发生大幅贬值的情况下,一国的债务负担会大大增加,并引起该国产出减少和投资萎缩。这一流派中的很多模型说明货币危机导致汇率和资产负债表发生自我实现式的变化。在另外一些模型中,基本因素的冲击(如贸易冲击)会导致本币的贬值,反过来,本币贬值又会造成资产负债表项目的恶化。一些模型比较了“负债美元化”情况下浮动汇率制和固定汇率制的不同情况。另外一些模型认为某些引起本币贬值的冲击实际上引起了本币的过度贬值(超过了基本经济因素的影响程度),从而使资产负债表中的外币负债情况更加恶化。
资产负债分析的第三个流派与第二代危机模型有些相似,其也着重考虑自我实现的“非基本因素”的冲击。这些模型(Chang and Velasco,1999)对90年生的危机作了重新解释,并将这些危机归因于“挤提”模型中的国际变量(如Diamond and Dybvig,1983)。对于国际挤提模型的资产负债分析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强调导致新兴市场经济政府和金融机构发生自我实现式危机的流动性错配因素。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本币贬值和借债而未采取避险措施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恶化之间的反应机制,因此,“恐慌”也是一种自我实现式的因素(Jeanne and Wyplosz,2001[11];Burnside and others,1998[12];Schneider and Tornell,2000)。因此,这些模型就对“双重危机”作出了解释。另一种观点认为外国政府提供的外币借款(在有的情况下,寻求国际放款人的帮助是最后的缓解危机途径)也可能包含流动性风险因素。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本国的资产主要是对外国中央银行的债权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会加剧危机。
关于资产负债分析的另外的研究主要是“资本流入骤停”和“已流入资本的撤回”的模型的建立 (Calvo,1998;Calvo and Mendoza,1999;Mendoza,2000;Schneider and Tornell,2000)[13]。这一模型折衷了上述模型的特点(货币错配和流动性错配,资产负债表上的问题,道德风险,未获得充分信息的国内外投资者的不理智行为,金融部门运行不畅,非贸易部门的过度投资)来解释资本流入骤停、信用崩溃、货币危机和危机后的产出萎缩等现象。
资产负债分析中的另外一个学术流派使用公司金融的分析法以求更好地解释新兴市场走向金融危机的症结。Pettis(2001)[14]揭示了判断一个国家的市场波动性风险时“资本结构”的重要性。他还论述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场风险往往会被低估,而且新兴市场国家控制资产负债表以最小化其风险的能力也较差。他重点论述了“倒置”的资本结构会扩大风险,因为在偿债能力减弱的同时偿债成本升高了。一些持“宏观金融”观点的学者(Gray,2002)[15]也有类似的研究,他们也借助公司金融的理论通过“或有资产”对一国的金融制度的健壮性进行了分析,并评估了一国的偿付能力风险。
四、资产负债分析可能暴露的金融风险类型
资产负债分析的关键在于,其认为一国部门间的内部资产负债的不一致也会引起外部资产负债的不平衡,并最终可能引起外部支付体系的危机。例如,对一国的偿债能力的广泛质疑会迅速降低银行持有该国债权的信心,包括本币负债和外币负债。“敞口”汇率发生不利变化也会降低银行对其贷款的信心。银行系统出现问题,国内存款者和国外存款者都会争相挤兑,进而使得整个经济体现出危机。资产负债分析法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对资产负债的相对变动及其构成和差额的分析,评价一国(部门)所面临的期限错配、货币类型错配、资产结构问题和偿付能力问题,通过对各种金融风险的评价,对整个经济体防范风险、缓解危机的能力作出系统评价。资产负债分析可以暴露以下类型的金融风险:
1.期限错配
这种类型的风险是指如果外部条件发生变化使得某一部门无法实现循环融资,该部门的短期债务和其所控制的流动性资产之间可能出现差额而使得该部门无法履行其合同义务或只能保留一定的利率风险头寸。通过资产负债分析表,也可以对国家(部门)的资产负债进行期限匹配分析。
2.货币类型错配
这种风险主要指汇率变化而导致的损失。如果一国(部门)的债务大多是以外币来计量,而起未来的收入大多以本币的形式实现,如果该国(部门)没有对其货币类型“缺口”进行汇率避险,货币类型错配则可能导致该国(部门)的金融不稳定。
3.资产结构问题
这一问题指一个部门过度依赖外部融资而难以依靠自有权益融资,这会使其对收益性资产的控制力减弱。一国(部门)的资本结构不合理,会导致其过度依赖外部债务或投资,当“触点”事件出现时,该经济体可能由于债务危机的爆发或外部资本的外逃而出现金融不稳定的情形。
4.偿付能力问题
这一问题指资产与未来收入的现值之和无法覆盖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数额。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未来的各项收入无法覆盖国内外各项债务的偿还支出就会构成一国的偿还能力问题。
对以上四种不同类型的资产负债风险的分析也有助于理解为何国家资产负债表某一方面的问题会导致资产负债表其他方面的问题,并最终导致整个支付系统出现危机。这种资产负债分析的关键之一在于,其认为一国居民间的内部资产负债的不一致也会引起外部资产负债的不平衡,并最终可能引起外部支付体系的危机。例如,对一国的偿债能力的广泛质疑会迅速降低银行持有该国债权的信心,包括本币负债和外币负债。“敞口”汇率发生不利变化也会降低银行对其贷款的信心。银行系统出现问题,国内存款者和国外存款者都会争相挤兑,进而使得整个经济体出现危机。
资本项目危机的很多特点都源于政府由于初始危机而对其投资组合作出的调整。资产负债表中银行的问题可能潜伏很多年而不引起任何金融波动。例如,货币类型不匹配的问题可能会由于资本流入而支持其汇率水平而被掩盖。这样一来,危机爆发的时间往往很难确定。但如果某一冲击会对投资者的信心产生影响,投资者作出调整则可能会引爆金融危机。投资者作出的调整可能对一国的资本流动产生很大影响,从而影响一国持有的金融资产水平。如果资本的流出不能由该国的外汇储备加以补偿,本国金融资产与外国金融资产之间的相对价格就会发生变化。资产价格的变化(包括汇率的变化)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对以上四种不同类型的资产负债风险的分析也有助于理解为何国家资产负债表某一方面的问题会导致资产负债表其他方面的问题,并最终导致整个支付系统出现危机。
五、资产负债分析在我国的应用前景
国家资产负债表是资产负债分析的核心分析工具。使用这一分析理论对我国金融风险状况进行有效分析有赖于完善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从建国后到1985年,我国进行国民经济核算使用的是产生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1985年,我国统计部门建立了国家和省两级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制度。1993年,国家统计局正式取消传统的国民收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90年代初以来,随着国民经济核算实践的不断发展,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正逐步向最新国际标准――联合国1993年SNA体系转换;与此相适应,统计调查范围由传统的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非物质生产领域;统计调查方法也从全面行政报表的方式正在逐渐向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的普查和抽样调查方法过渡。[16]
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面,80年代中期我国国家统计局开始研究资产负债核算,90年代中后期开始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到目前为止,已编制完成1997、1998和1999年国家资产负债表,正在编制2000年资产负债表。与此同时,在研究资产负债核算理论和方法,总结编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国家统计局对资产负债表的指标设置、资料来源和编制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改进。但必须说明的是,由于一系列原因,我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暂时还没有,这为我们使用资产负债分析方法分析金融风险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障碍。统计资料的缺失使得在我国宏观经济分析中系统使用资产负债分析比较困难。因此,很多关于金融危机、货币危机、金融稳定性、金融风险的研究都部分采用了资产负债分析的思想,但系统使用国家资产负债作为工具对我国金融风险状况进行分析的成果还为数寥寥。
陈雨露(2004)[17]认为 国家资本结构实际上是一国总资产和总负债之间的相对关系。国家资本结构分析的工具是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国家资本结构陷阱是一国资本结构的失衡或者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错配问题,包括货币的错配,也包括期限的错配。另外一方面表现在一国潜在国家债务和潜在资产损失上。总负债应该包括一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隐性的社会保障债务、国企民营化的资产折价损失和地方政府的债务等等。这些只能通过国家资产负债表进行分析、预警。这些风险一旦变成现实的损失,国家层面的经济金融危机就可能来临。规避国家资本结构陷阱、规避潜在债务和潜在资产损失,通常的办法就是要有足够的国家储备来预防和应对。这种国家储备主要表现为金融储备,如外汇储备等。对这部分金融储备资产,在规模、货币种类和期限上要做出科学的安排,对国家资本结构的错配,包括币种和期限的错配,可以通过宏观套期①来化解。
吴优(2003)认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为及时掌握国有资产的存量、结构、运行和效益情况,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可以通过对国有、集体、外商、私营及居民个体经济等各种不同经济类型的资产负债分析,研究资产所有权结构、资产拥有量及其变动,反映社会财力物力在各种所有制类型之间的分布,摸清资产的家底,掌握各种经济类型的资产积累能力和资产增值情况。
Michael Pettis、沈超(2003)认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充分条件是一个具有不稳定资产负债结构的国家遭受了足够大的冲击,并且导致国家债务结构不断恶化,这种情况被称其之为“国家资本结构陷阱”。应对“国家资本结构陷阱”的最优防卫措施是构建稳定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可以通过三个基本策略实现这一目标。首先,中国政府必须限制银行和公司形成过高的财务杠杆。因为金融危机只会在破产风险上升到一个难以接受的水平时才会发生,即只会在市场认为债务水平过高时才会爆发。其次,中国政府必须确保国内银行、公司的资产和债务的市场价值走向一致。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方法有很多。例如,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中国政府可以利用税收政策限制国内借款者利用美元贷款投资国内资产,否则一旦出现人民币贬值,会使这些借款者的债务负担和资产价值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移动。最后,中国政府必须阻止国内公司出现巨额债务的期限错配问题。通过将外资限制在QFII和FDI框架之下,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以上几个目标。
吴敬琏(2003)[18]认为我国目前主要的金融风险来自以下三个方面:(1)银行系统大量不良债务的积累可能引起的银行兑付风险;(2)前几年形成的股市泡沫不能维持可能引发的金融系统风险;(3)在改革利益结构调整过程中由于分配不平等,贫富分化、低收入阶层的最低收入和社会保障不能得到保证可能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风险。对于这些风险,国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加以控制和消弥。反之,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将会危及中国在过去二十余年取得的成就,损害今后的长期稳定发展。虽然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相当大的风险,但中国政府拥有为处理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风险隐患所必需的资源储备。同时,金融体系的改善和经济增长的持续会使过去积累起来的风险因素逐步得到消减。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够采用正确的方法,用改革和创新的方法来对付这些风险,它们是能够得到控制和逐渐消弥的。
樊纲(2000)[19]提出了“国家综合负债”和“国家综合金融风险”的概念,涵盖了有关宏观经济波动的各种因素。既有前些年人们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时最为重视的“通货膨胀”和“政府债务”,又有最近两年因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而使人们逐步加以重视的“私人部门债务”(银行坏债和外债)。其认为中国还有一定的发债余地,可以采取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短期内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势头,因此需要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这种扩张性政策就短期来看对控制金融风险有利;但从长期来看,任何宏观政策都不能替代体制改革,只有改革才能从根本上降低金融风险。
从以上我国学者对资产负债研究不难看出,应用资产负债分析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但囿于统计资料的缺失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不完善,真正利用这一工具进行金融风险的系统定量分析研究成果还十分鲜见。相比西方国家从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公布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情况来看,资产负债分析在我国实现本地化还有待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六、结语及建议
1.从注重实际经济变量的第一代模型到对资产负债进行综合分析的第三代模型,金融危机理论分析从单一变量分析走向了对一国资产负债状况的整体研究。正确衡量金融风险水平,有效化解金融风险、化解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各国金融稳定性监管的重要内容。
2.对我国来讲,要应用最新的金融危机理论对我国所面临的金融风险状况进行定量分析,必须进一步提高国民经济核算水平,提高金融风险的评估能力。国家资产负债表反映一定时点国家各经济部门的总体资产负债情况,是应用资产负债分析法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数据源,通过对资产负债的相对变动及其构成和差额的分析,可以评价一国(部门)所面临的期限不一致、货币类型不匹配、资产结构问题和偿付能力问题,通过对这四种风险的评价,对整个经济体防范风险、缓解危机的能力作出系统评价。如今,西方很多国家每年度都会编报国家资产负债表。对我国来说,尽快公布规范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是全面应用资产负债分析法的一个重要前提。
3.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加快以及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日益开放的国民经济中金融资本的集中趋势明显,也必然伴有不可忽视的金融风险。但从我国能够顶住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这一事实看,我们对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因而,我们既应对主要的金融风险隐患有明确足够的认识,又应在吸收他国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发挥已有的优势,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增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能力。
[参考文献]
[1]Mark Allen, Christoph Rosenberg, Christian Keller, Brad Setser,
and Nouriel Roubini.: A Balance Sheet Approach to Financial
Crisis[Z]. IMF Working Paper, WP/02/210.
[2]Krugman, P.R. A Model of Innovation, TecnnologyTransfer, and 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9,[10].
[3]Flood, Robert, and Peter Garber. Collapsing Exchange Rate
Regimes: Some Linear Examples[M]. New York, N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17.
[4]Obstfeld, M. The Logic of Currency Crises[M]. Cahiers
Economiques et Monetaires 43.
[5]Drazen, Allan and Paul Masson. Credibility of Policies Versus
Credibility of Policymaker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59.
[6]Cole, Harold, and Patrick Kehoe. A Self-Fulfilling Model of
Mexico’s 1994-1995 Debt Cris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41, November.
[7]Sachs, Jeffrey and Steven Radelet. The Onset of 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J]. NBER Working Paper, No. 6680.
[8]Rodrik, Dani; and Andrès Velasco. Short-Term Capital Flows[J].
NBER Working Paper No.7364, September.
[9]Dornbusch, Rudiger. A Primer on Emerging Market Crises
[EB/OL].mit.edu/~rudi/media/PDFs/crisesprimer.pdf.
[10]Corsetti, Giancarlo, Paolo Pesenti, and Nouriel Roubini. What
Caused the Asian Currency and Financial Crisis[EB/OL].
省略/research/economists/pesenti/whatjapwor.pdf.
[11]Jeanne, Olivier and Charles Wyplosz. The International Lender of
Last Resort -How Large Is Large Enough?[J]. IMF Working
Paper No.01/76.
[12]Burnside, Craig, Martin Eichenbaum, and Sergio Rebelo.
Prospective Deficits and the Asian Currency Crisis[J]. NBER
Working Paper No. 6758.
[13]Cavallo, Michele, Kate Kisselev, Fabrizio Perri, and Nouriel
Roubini. Exchange Rate Overshooting and the Costs of Floating
[EB/OL].省略/publications/economics/papers/2005/
wp05-07bk.pdf.
[14]Pettis, Michael. The Volatility Machine [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5]Gray, Dale. Macro Finance: The Bigger Picture [J].Risk Magazine,
June 2002.
[16]许宪春.中国如何统计GDP?[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05-
23(2).
[17]陈雨露.中小型国有企业民营化速度加快必然带来国有资产折
价损失[EB/OL].news.省略/fortune/2004-03/08/
content_1352232.htm.
[18]吴敬琏. 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发展[EB/OL]. 省略.cn/article.asp?articleid=14929.
[19]樊 纲. 增加政府债务尚有余地――从“国家综合负债率”看
中国当前面临的金融风险[EB/OL].
省略.cn/special/9903.pdf.
The Review and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Crisis Theory
Li Weijie
(Graduate School, People's Bank of China, Beijing 100083, China)
[关键词]区块链;教育培训;去中心化
1绪论
1.1研究背景
当前,我国的教育资源在大部分区域存在无法有效共享、分布不均衡、信息化成本太高、学员信息过于碎片化等问题。而比特币创始人中本聪于2008年提出的区块链拥有着去中心化、开放性、自治性、信息不可篡改、匿名性等优点。区块链技术的这些优点,能在有效整合教育资源及学生信息的同时,完成跨国、跨平台的优秀资源共享,从而使学生用更少的成本享受更优质的教育,使毕业生拥有更加公平的就业机会。在国际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早在2016年就已经成功地把学生学历证书以及学生学习成绩共享到其本校所研发的区块链平台,从而实现学生信息的公开透明;而美国计算机培养学校霍普顿学校在2017年将其学校的所有学生的学历学位证书到了相关区块链平台上,供各种招聘企业进行查询和验证。而在我国,目前“区块链+教育培训”仍属于市场空白,是需要较多人研发的“蓝海市场”。
1.2研究目的及意义
区块链因具备的多个技术特征:去中心化、高可信度和数据不可篡改等特性,被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是人类发展史上继信息化革命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目前,在全球的各个领域已经掀起了以区块链为基础的创新应用热潮。而区块链可以凭借其技术以及智能合约技术,结合大数据应用,打造一个有利于去中心化管理、减少资源信息化冗余、降低成本、便于教育产业与平台紧密结合的区块链平台。“区块链+教育培训”有三大核心优势。一是区块链技术合理调整教育资源,让学生以更少的成本获得更高的教育。当前,许多地区因经济等各方面比较落后,无法吸引有良好教育经验、专业知识丰厚的老师,造成当地孩子无法接受更好的教育;同时,有很多有较好的教学想法的老师无法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进入正规学校,使他们的才华没有很好的平台去施展。如果将这些优秀的资源上传到以区块链为基础的平台上,通过区块链技术将优秀的教育资源传播到整个平台,从而让学生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二是区块链技术可以使毕业生拥有更加公平的就业机会,同时增大企业的利益。如今社会上造假学历流通泛滥,不仅对企业、高校的招聘、招生带来困扰,而且也是对人才的不公。区块链以其独特特征,有利于鉴别真正的人才,使企业、高校、人才利益最大化。三是区块链技术有利于跨平台以及跨国的资源共享。目前,我国教育水平欠佳,通过全球性技术区块链可以更好地实现国内与国外优质资源共享,互利性地实现教育资源最优化。
1.3研究的创新点
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突破性和创新性,主要有以下几个创新点: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创新性地将区块链技术引入教育培训方面进行研究。虽然已经有许多专家学者对区块链技术进行了较多较为深刻的讨论,但对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教育培训方面,还是较为少见的。本文以区块链为前提,对区块链应用于教育培训进行了可行性分析,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领域的缺陷。在研究思路上,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有较为深地突破。本文切实地进行了大量国内外文献的研读和讨论,通过对比分析等方法,对各项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进一步地探讨。
2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2.1区块链的相关理论概念
2.1.1区块链的含义
区块链是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的新兴应用模式。所谓共识机制是区块链系统中实现不同节点之间建立信任、获取权益的数学算法。
2.1.2区块链的分类和应用
区块链按照不同的应用领域可分为公有区块链、联合(行业)区块链和私有区块链三种。而目前,区块链技术已经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行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教育培训行业、艺术行业、法律行业、开发行业、房地产行业、物联网、保险行业、金融行业等。
2.2区块链的特征
一是去中心化。基于区块链使用分布式核算和储存,因此区块链任意节点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均等的,系统中的任何数据块都由整个系统中具有维护功能的节点共同维护。二是信息不可篡改。任何信息只要经过验证并添加至区块链,就会永久性地储存起来,因此区块链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三是匿名性。交易对方不需要公开身份就可进行相应的交易。四是开放性。区块链中的数据对所有人都开放,整个系统信息高度透明。五是自治性。区块链采用协商一致的规范和协议,使得整个系统中的节点不需要人为参与就可在安全的交易环境中进行交易。
2.3国内外相关专家研究成果综述
2.3.1国外专家学者研究成果
EricF.JeffR.(2018)批评了过去几十年中学校领域的数字平台存在的问题,如有效性、责任的担当、获得的知识的起源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介绍了区块链的发展背景、特点,并详细阐述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卫生专业教育的可行性。作者认为采用区块链技术的机构将能够为没有中间人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提供认证和资格认证,同时认为区块链有可能显著改变卫生专业教育的未来,从根本上改变患者、专业人士、教育工作者和学习者围绕安全、有效和负责人的信息进行互动的方式。MerijaJ.JanisK.(2018)通过对区块链特征的介绍,分析了区块链应用于教育行业的可行性。作者认为区块链教育技术为学习者创建了评估和管理工具,这个技术创建了一个记录、存储和管理凭证的基础设施,并为学习者提供了他们可以控制的可持续成就记录,并且它还可以通过降低行政成本和官僚作风使大学受益。同时介绍了区块链在教育行业目前的发展状况:大多数欧盟国家正在试验教育区块链。
2.3.2国内专家学者研究成果
许涛(2017)介绍了区块链的特征及优点,并了解了区块链应用于各个行业的可行性。作者发现“区块链+教育”正不断发展,同时从三个角度:区块链技术教学、区块链技术校园传播和区块链技术教学平台建设详细地了解了“区块链+教育”在欧美国家的发展情况。最后进行了对“区块链+教育”在发展中国家及不发达国家的应用进行了展望。李青,张鑫(2017)介绍了以作为比特币的底层技术的区块链,指明了区块俩在教育领域有很大的潜力。作者基于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的方法介绍了区块链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情况,其次,探讨了“区块链+教育”的主要应用模式,最后,提出了“区块链+教育”技术的优点和潜在问题。
2.3.3国内外专家理论研究对比分析
自“区块链+教育”提出后到至今已经经历了一个高速成长和快速发展的过程,国内外专家学者也越来越关注这一领域,都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其研究成果主要关注于区块链技术所能为教育事业带来的变革。国外相关研究的关注点主要在“区块链+教育”如何更为合理地应用以及出现问题的相关解决方法,而国内研究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区块链+教育”的可行性分析以及对这种技术的美好期待与展望。本文在先前相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上,一方面通过可行性分析研究验证区块链在教育行业的应用及其前景,弥补之前研究在这一方面的空白,另一方面对技术层面的特征、方式及优缺点进行详细地介绍,为教育机构、监督部门和投资者停工“区块链+教育”具体应用和技术可行性的理论依据。
3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教育行业的可行性研究
3.1我国教育行业发展现状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已逐渐转变成为了移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更新了工作、学习等的方式。教与学可以不受时间、空间和地点的限制。资本市场的快速涌入,使我国在线教育自2001年以来蓬勃发展。截至2017年末,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1.44亿,手机在线教育用户规模1.2亿,且白皮书预测,未来互联网教育用户规模将保持5%左右的快速增长率,而在线教育市场将以超过20%的增速发展。然在线教育行业在快速发展下,很多问题也随之凸显,如网络授课老师良莠不齐。目前,随着高学历高成绩被看得越发重要,在社会上出现了多个学历造假现象。因此,人们越来越迫切地需要一套更透明更完善的在线教育系统,中国“区块链+教育”行业发展任重而道远。
3.1.1政治分析(P)
目前,区块链迅猛发展,多个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区块链进行规范。而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出台了相关政策对区块链进行较为规范的管理。2016年10月,工信部颁发的《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白皮书》指出了“区块链系统的透明化、数据不可篡改等特征,完全适用于学生征信管理、升学就业、学术、资质证明、产学合作等方面,对教育培训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价值。”2018年,上海教委的工作要点通报中,提出了“推进基于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教育示范应用。”中国目前拥有发展区块链的良好政治环境,因此区块链在中国的发展是较为可观的。
3.1.2经济分析(E)
当下,我国经济在政府调控下运行在合理区间,已基本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我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需要更多的优秀资源来满足自己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区块链+教育”更能有效地满足经济发展过后人们所需要更多资源的问题。
3.1.3社会分析(S)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互联的普及率逐渐提高,人均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人们有更多的机会接纳更多的知识,同时也逐渐提高了对新知识的接纳度与认可度。而区块链作为一种带有大量优点的新技术,在有利于各行业健康发展的情况下,会被多数人士接受。但区块链技术在当今社会认可度、接受度还比较低,因此仍需要进一步的提升。
3.1.4技术分析(T)
目前,互联网的普及率逐渐提高,并处于较高水平: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7.7%。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升级,人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互联网,这为区块链技术在大众之间普遍应用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互联网的逐渐发展,我国互联网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截至2018年6月,我国IPv6地址数量为23555块/32,半年增长0.53%。我国互联网运营商已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在网络层面支持IPv6的能力,未来互联网市场会在用户需求增多的条件下实现大幅度的增长。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基本完善为区块链应用的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环境。
3.2区块链应用可行性之行业竞争分析(SWOT)
3.2.1优势(S)
一是高度公开、透明性。区块链系统中,除各节点的私有信息被加密外,区块链的任何信息对所有人公开,因此,整个系统处于信息高度透明的状态。因为区块链的这一特点,可以大大减少对教师通过教师平台的作品的剽窃、盗版等行为;同时,可以从根本上保护知识产权。二是去中心化。区块链是一个分布式账本,可以通过将各个节点连接起来形成区块链网络。基于区块链的这一优势,可以将区块链与大数据系统相结合,形成一个统一的教育链,使教育资源及有效信息更加有效地共享。
3.2.2劣势(W)
目前,区块链在我国发展还很不成熟。区块链技术在教育行业的应用程度、社会认可度、接受度还比较低,且相关专业人士对于区块链技术的研究还暂时停留在浅层的理论分析。因此,区块链在教育行业还处于市场空白状态,将区块链引入其中,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金钱,这对发展程度相对比较低下的教育行业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3.2.3机会(O)
“区块链+教育”在我国目前还少有相关人员涉足,因此从一定角度分析,“区块链+教育”仍属于蓝海市场。它的许多潜在价值还属于埋藏阶段,如果相关教育企业把握住机会,就能获得巨大的成功与收益。
3.2.4威胁(T)
鉴于区块链应用于教育行业的巨大优势,可能会吸引众多国内企业。把握住机会的企业会获得大量名气与收益,这可能会使后来进入的企业一直处于劣势。
4区块链技术在教育培训方面的应用前景
4.1区块链技术在学生教育认证方面的应用
4.1.1教育认证方面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教育认证在如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对未来的就业、生活等方面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根据如今的情况显示,目前社会上造假学历泛滥,这对企业和高校的招聘与招生产生了很大的困扰,同时也是对人才的不公平。以如今现有的技术对教育水平进行认证,需要大量的时间与金钱,这对企业和高校来说成本太高。
4.1.2区块链下的应用前景
通过将区块链技术作为学生教育认证的基础技术平台,学校可以将学生的各类证书以及学校对学生的相关评定信息至区块链平台。这种应用,不仅可以降低企业及高校在鉴别人才时产生的相关成本还可以减小造假行为,提高就业市场的公平化。目前,印度已经有了Zebi的EduChain,他们的目的是利用区块链技术来帮助教育机构更加有效合理地管理学生的相关信息。
4.2区块链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应用
4.2.1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还存在着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据相关情况来看,对高校的学术和创造性成果剽窃、抢占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严重打击了相关学术研究者的创新动力和积极性。
4.2.2区块链下的应用前景
区块链拥有大量的相关优势。通过区块链的不可窜改的特点,可以将大量的论文和创新作品等技术成果上传到区块链平台,从而使系统生成不可篡改且永久有效的记录。通过区块链高度透明的特点,在利益受到侵害时,可以及时取证,从而保护知识产权。
5结论及政策建议
5.1本文的结论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专家学者相关成果的研究,发现集中关注点都在如今教育培训行业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区块链+教育”能改善这些问题的原因,同时都对将区块链应用于教育行业产生的效益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国外学者主要关注与区块链在各行业的应用以及如何弥补“区块链+教育”在应用时所产生的一些问题,而国内学者的研究点主要在“区块链+教育”的合理设想及美好展望。由此可以得出,“区块链+教育”在国内还属于蓝海市场,将区块链技术创新性地应用于教育培训行业,可以使教育培训行业获得更大的提升。本文通过运用宏观经济分析、行业竞争分析等多个方法对区块链应用于教育行业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如下几个结论:区块链在教育培训行业的前景较好,具有多个优势;区块链可以降低教育认证的难度;区块链可以更加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区块链可以适当降低教育培训的成本。
5.2政策建议
5.2.1对于政府机构
区块链技术在教育培训行业被广泛应用后,可以大大提高我国的教育程度和教育水平,同时可以增大我国对人才和资源的利用率。这正符合我国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科教兴国战略的前进,会对综合国力、社会结构、人民生活和现代化进程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经济目前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要素拉动特征。经济发展需要刺激投资需求,最终消费需求的形成也有赖于加大投资力度,投资与消费双管齐下,投资需先行。因此,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投资的持续增长。从理论上讲,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具有一种正向的关联关系。
一般认为,建设投资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因素。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会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将建设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加大建设投资的规模,既可增加就业机会和国民可支配收入、扩大内需,又可以直接带动当前的经济增长,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奠定物质基础。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建设投资在这些国家的整体投资中的比率甚至达到了20%(Kessedes,1995)。
我国大量的文献也讨论了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但是,真正能够揭示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的研究成果却极少。中国发展研究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中固定资产投资是决定社会需求的最积极的因素。因此,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作为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中国发展研究院,1997)。虽然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建设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重要性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部分还处在定性阶段,很少能够指出建设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本研究就致力于找到其对中国经济发展拉动水平的具体数量关系。
二、数据和模型
在本研究中,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是指以一定速度增长的建设投资所拉动GDP的增长量或增长率。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和方法。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的价值形态。另外本研究涉及的指标还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安装工程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FAI)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在固定资产方面投资总量的指标,它同样也能够以价值形态反映固定资产建造和购买活动的总量,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根据国家的投资计划分为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四部分。本文采用这个指标来代表宏观意义上的建设投资水平,既包括建水坝、修公路这些大型的土木工程项目,也包括住宅和商业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同时,还涉及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和大型设备的修缮和改造。
固定资产投资活动按其工作内容和实现方式可以分为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具、器具购置,其他费用三个部分。在本文中也将建筑安装工程投资(CI)作为衡量建设投资活动对国民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一个变量,它是指各种房屋、建筑物的建造和各种设备装置的安装工程投资。建筑安装工程投资比固定资产投资的范围小一些,可以代表一年内国民经济中的建筑工作量,是一个衡量建设活动水平更为合适的指标。
本研究拟采用动态计量经济学所倡导的误差修正模型来描述建设投资和国民经济的相互作用。建立经济学模型的传统方法主要是以理论为导向,依据某种已经存在的经济理论或者已经提出的对经济行为规律的某种解释设定模型的总体结构,这种建模途径对先验的经济理论有很强的依赖性。这种建模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动荡前屡次预测失灵,促使人们寻求另外的建模方法。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英国经济学家D·F·Hendry为代表,提出了动态建模的方法,交替利用经济理论和经济数据提供的信息,在协整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反映变量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的误差修正模型(D·Hendry,1998)。
一般经济变量都可以用时间序列来表示,如果它的均值和方差都不随时间变化,就称这个序列是稳定序列。如果一个序列在成为稳定序列之前必须经过d次差分,则称该序列是d阶单整。按照协整理论,几个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长期的稳定关系,其线性组合可以降低单整阶数,即所谓的协整关系。误差修正模型就是建立在这种理论之上的。以GDP和建筑安装投资(CI)为例,若GDP和CI具有协整关系,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写作一般的自回归分布滞后的表达式:
附图
和CI之间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于是GDP的短期波动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长期均衡,一部分是短期波动。一般(β[,2]-1)都会小于0,因此,若(t-1)时刻GDP大于其长期均衡解,γecm[,t-1]为负值,使GDP[,t]减少;若(t-1)时刻GDP小于其长期均衡解,γecm[,t-1]为正值,使GDP[,t]增加。体现了长期均衡误差对GDP的控制。
以不变价格表示的流量指标一般是一阶单整。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都是流量指标,一般情况下属于一阶单整,它们之间可以存在这种长期稳定的关系,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的短期的变动又会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短期的影响。因此,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既受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短期变动的直接影响,又受两者之间长期稳定关系的调整,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讨论这种关系:
附图
表明如果FAI变化了1%,GDP将变化β[,1]%。α[,1]同理。可见各个系数具有很强的经济意义。
本研究中的数据都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自1981年始,且已经折算为1981年不变价,这样可以去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好地反映数据内在的规律性。在本研究中,采用SPSS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各年的数据如下;
表1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
(1981-1999年,单位:亿元)
附图
注:1.所有数据均为1981年不变价;2.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
三、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一)方程的初步设定和简化
一般来讲,在经济数据中,以不变价格表示流量的序列往往表现为一阶单整。因此,从理论上判断,LnGDP、LnFAI和LnCI序列都应该是一阶单整。采用Dickey和Fuller于1979年、1980年提出的ADF方法进行单整检验结果也表明,的确如此。
然后,可以将方程设定为一般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模型的右边包括被解释变量的滞后、解释变量及其时间滞后项。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首先设定为:
附图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这两个自回归分布滞后方程,采用逐步回归(Stepwise)方法,剔除不显著的变量。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程中,LnGDP[,t-1]、LnFAI[,t]和LnFAI[,t-1]被引入方程。估计得到的方程为:
附图
可见方程的显著性很高,完全可以通过检验。常数项的t值很小,并不显著。(由于此方程对后面的过程只有理论上的意义,因此不必剔除常数项。)其他各项系数在99%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不为0。该方程的残差类似白噪声。
在建筑安装投资方程中,也是LnGDP[,t-1]、LnCI[,t]和LnCI[,t-1]被引入方程。估计得到的方程为:
附图
方程的显著性很高,完全可以通过检验。常数项的t值很小,也不显著。其他各项都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不为0。该方程的残差类似白噪声。
可以看到,以上两个方程中LnFAI[,t-1]和LnCI[,t-1]前的系数为负值。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它们分别与LnFAI[,t]和LnCI[,t]之间存在着共线性的关系,导致两者的系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互相任意分配。但这对后面的研究影响不大。
(二)求长期均衡方程
下面可以用简单的回归分析求得长期均衡方程。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长期均衡方程为:
附图
可见,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各项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均顺利通过。从此均衡方程可以计算ecm序列(即残差序列):
附图
AdjustedR[2]=0.982F=980.657
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各项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均顺利通过。
ecm[,t-1]=LnGDP[,t-1]-3.228-9.793LnCI[,t-1]。
(三)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1.固定资产投资方程
考虑到在初步设定的方程中LnFAI[,t]、LnFAI[,t-1]和LnGDP[,t-1]都比较显著,在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时引入LnGDP[,t],LnFAI[,t],ecm[,t-1],以保证方程的包容性。
设定误差修正模型为:
附图
p=0.0002,可见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
从变量显著性检验来看,两个方程的ecm[,t-1]的显著性较低,但是,考虑到它们重要的经济意义,仍不将其剔除。
四、经济意义分析
(一)弹性分析
在以上两个误差修正方程中,LnFAI[,t]和LnCI[,t]前面的系数可以看作是GDP对FAI和CI的弹性系数,因此,可以根据方程的系数对它们进行弹性分析。
LnCI[,t]前的系数为0.324,这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对建筑安装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24。当建筑安装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24%。而LnFAI[,t]前的系数为0.317,这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17。当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17%。
这是非常重要的结论,定量地给出了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的大小。可以看出,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效应大致是这样一个概念,即当建设投资增长1%时,能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约0.32%。以往的分析往往仅限于定性,没有反映出真正的定量关系。从两个弹性系数可以看出,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弹性系数都较大。
(二)拉动效率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建筑安装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的大小,引入一个新的系数,将其称之为“拉动效率”,它是GDP对该变量弹性系数与该变量在GDP中所占份额的比值,即附图,D[,i]表示在此区间内GDP对某一变量i的弹性系数,S[,i]表示某一变量i在此区间内占据GDP的平均百分比。这样可以排除弹性系数大小中不同变量份额因素的影响。如果q>1,这表明某一变量在这一阶段对GDP的拉动作用是积极的,超过了自身在GDP中所占据的份额,是高效率的。相反,如果q<1,则表示这种拉动作用是消极的,少于变量自身占据GDP的份额,是低效率的。
结果如下(1981年—1999年间):
变量D[,i]S[,i]q[,i]
CI(建筑安装投资)0.3240.1961.652
FAI(固定资产投资)0.3170.3001.057
由此可见,两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很积极的,q[,i]均超过了1,建筑安装投资更为显著。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为19.6%,而弹性系数达到了0.324%。这进一步验证了在本文开始时所提到的定性研究的结论,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能够高效率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误差修正项(ECM)的分析
Ecm项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系数的估计值一般是负值。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Ecm前面的系数是-0.049,由此看来,调整的力度不是很大。调整的过程大致如下:
附图
对于建筑安装投资方程,Ecm前面的系数是-0.018,调整的力度也较小。因此,可以看出,建设投资主要以短期波动的形式来影响GDP的变化,长期均衡起的控制作用不大。这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我国目前正处在大规模建设的发展阶段,还远远没有达到建设量的稳定和平衡,因此,目前主要是增量在起作用。
五、总结
本研究将固定资产投资(FAI)和建筑安装投资投资(CI)作为对GDP产生拉动作用的变量,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到了反映它们之间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的表达式。从弹性系数可以看出,无论是建筑安装投资,还是固定资产投资,二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很明显的,国内生产总值对建筑安装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24。当建筑安装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24%。国内生产总值对基本建设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17。当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17%。综合起来,当建设投资增长1%时,能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约0.32%。从拉动效率来看,两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积极的,q[,i]均超过了1,建筑安装投资更为显著。
建设投资主要以短期波动的形式来影响GDP的变化,长期均衡起的控制作用不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大规模建设的发展阶段,还远远没有达到建设量的稳定和平衡,因此,目前主要是增量在起作用。
因此,本研究的定量结果不仅验证了很多研究者的定性结论,即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能够高效率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而且给出了具体的拉动效应值,分析了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各自的作用,有助于更加准确地分析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1-03-23
【参考文献】
[1]中国发展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分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38.
[2]中国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3]陈炳煌.当前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龙岩师专学报,2000,(6).
[4]黄聪,李启明,申立银.中国建设推动力的计量模型与分析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2000,(4).
[5]李子奈.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6]李子奈,叶阿忠.高等计量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关键词:财务报表 财务分析 框架体系
一、对财务报表分析的总体认识
财务报表是以数字和文字的方式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一种结构性表述。有“经营之神”美誉的台湾塑料公司董事长王永庆先生认为,企业经营的两大支柱是“计算机系统”和“会计制度”,而计算机系统的很大部分是用来支持会计制度的。
现代会计把复杂的经济活动及企业竞争的结果,转换成以货币为计量工具的会计数字,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企业密码”。这些密码拥有极强大的压缩威力,即使再大型的公司(如通用电气、微软、华为),它们在市场竞争中所创造的财富,都能压缩汇总成溥薄的几张财务报表。这些财务报表透露的信息应该是丰富、充分的,否则投资人或银行不愿意向公司投入资金或贷款。但是,这些财务报表又不能过分透明,否则竞争对手会轻而易举地洞悉企业的商业机密。因此,财务报表所隐含的信息往往不易被了解,而需要我们去深入分析、不断挖掘。
财务报表分析的前提是正确理解财务报表。财务分析的过程是将财务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分解成不同部分和指标,并找出相关指标的关系以达到对企业各方面及总体上的认识。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财务分析只能发现企业可能存在的问题,而要证实企业是否真的存在问题,只能是依靠审计师了,这也是财务分析的一大局限。
二、财务报表的丰要使用者及其对财务信息的不同关注点
一般而言,与公司有经济利害关系的有关方面可以分为:现有股东、潜在股东、债权人、供货商、政府管理部门、公司管理人员、公司员工、竞争对手、其他利益相关者等。由于与公司经济关系的程度不同,上述诸方面对公司财务信息的关注点也就不同。
现有股东,又有控股和非控股之分。居于控股地位的大股东,不仅关心企业当前盈利水平,而且关心企业未来利润增长能力及竞争对手方面的情况和财务行为能力。居于非控股地位的中小股东,既不能在企业董事会中任职或派有代表,又不能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因而不能有效地保证自己在企业中的利益,他们利益的取得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而迫使其过多地关心企业当前的盈利水平、利润分配及利润的稳定性,而对竞争对手企业方面的情况和财务行为能力,一般不予关心。
潜在股东,是指正在资本市场上寻找具有投资价值、对企业特别关注的那些意向投资人。他们主要关注企业可能发放的股利、特别分配(如配股、认股权)、未来股价的升值空问。
债权人,主要包括两类:一是购买本企业债券的债券持有人、银行等贷款机构,他们最关心的是未来到期的债权能否及时足额收回本息;二是与本单位存在经济往来的供货商及其他单位和个人,他们最关心的则是将来到期的债权能否及时足额收回,并决定是否要与企业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
供应商,是指将要赊销产品给企业的单位和个人,即潜在的债权人。他们需要关心货物发出后能否安全地收回资金,需要分析评价企业的盈利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发展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及现金管理能力等。
政府管理部门,其中对公司财务信息最关注的是税务部门,主要关心企业本期收入、成本费用和利润等各项计税基础是否真实;各项应缴税款的计算是否正确;各项税款的缴纳是否及时;各项计税基础未来是否有较大的变动趋势,从而对未来应征税款进行事先控制和管理等。
公司管理人员,他们受公司股东的委托,对股东投入公司的资本的保值和增值负有责任,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各个方面均感兴趣。
公司员工,通常与公司存在长久、持续的关系,他们关心工作岗位的稳定性、工作环境的安全性以及获取报酬的前景,因而对公司的获利能力和偿债能力感兴趣。
竞争对手,希望获取关于公司财务状况的会计信息及其他信息,借以判断公司问的相对效率。同时,还可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公司兼并提供信息,因而他们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各个方面均感兴趣。
其他相关利益者,包括顾客、社会公众等。在多数情况下,顾客关心的是公司连续提供商品或劳务的能力;社会公众则会关心公司的就业政策、环境政策、产品政策等方面。
由此,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财务信息使用者所要求的信息大部分都是面向未来的;
第二,不同的信息使用者各有其不同的目的,因此,即使对待同一对象,他们所要求得到的信息也是不同的;
第三,不同的信息使用者所需的信息的深度和广度不同;
第四,公司财务报表中并不包括使用者需要的所有信息。
三、传统财务报表分析的局限性
财务报表是财务会计核算的产物,财务报表信息是在会计假设和会计原则的约束下,在会计制度或一系列会计准则的规范下由会计核算系统所生成的。传统的财务报表分析主要是对财务报表本身进行结构、趋势的分析,外加财务指标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财务报表并不完全是企业经济业务的真实反映,财务报表本身就存在着众多的局限性。
第一,现行财务报表所提供的财务信息主要反映已经发生的历史事项,与报表使用者进行决策所需要的未来信息的相关度较低。由于过去是预测未来的合理基础,这些财务报表是历史事项的报告与反映,有效的财务分析既是对过去事项的检测与剖析,也是进行未来决策的有力依据。但是传统的财务分析并不能解释财务比率和比较分析所显示的问题,而要给出答案,还须进行进一步的深入分析,甚至需要掌握财务报表之外的相关信息,比如科学技术的创新、通货膨胀的影响等。
第二,现行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主要是以货币计量的财务信息,其报表附注也主要是对报表中的财务信息进行更加细致的说明或补充,而许多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信息却没有披露,比如企业的人力资源状况、市场占有率等信息。
第三,财务会计制度及大多数财务会计准则中对同一经济业务允许有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对许多事项还需要进行会计估计,会计信息的处理方法给人为操纵会计报表数据提供了相应机会,使得财务信息的可比性大大降低了。
第四,财务会计核算原则中的稳健原则要求“宁可预计将来发生的损失,不可预计将来可能的收益”,有可能夸大费用和支出、少计资产和收益,从而使财务报表数据不实。
正是由于财务报表信息的采集、处理、披露等方面存在着这些局限性,因而在进行有效的财务分析时,必须对财务报表本身的特征进行全面、系统、明确的了解,才能为报表使用者进行决策提供有用的建议,达到财务分析的真正目的。
四、创新财务报表分析框架应遵循的原则
财务报表分析的原则是指财务报表使用人在进行财务分析时应遵循的一般规范。
(一)客观性原则
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的分析与评价是财务分析的重点内容之一,而对其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既有外部因素(如坏账损失),又有内部因素(如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既有客观环境的因素(如市场景气状况),又有微观个体的因素(如产品的生产成本);等待。因此,在设计、运用评价指标时,应客观地、公允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真实情况,使得评估结果具有更大的可信度,更有使用价值。
(二)全面性与重要性相结合的原则
财务分析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应满足层次性、全面性的要求,要能够从多角度、多层面观察、分析、评价会计工作,不能遗漏关于会计工作的任何重要方面的情况,从而使得评价活动更具体、更完整、更有实用价值。
然而,过于全面的、面面俱到的指标评价体系不仅会给评价工作带来不便,还会使财务报表分析评价变得模糊不清,不利于围绕核心问题展开评价。因此,在设计与运用评价指标时应遵循全面性与重要性相结合的原则。
(三)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原则
定量分析是对事物数量的分析,它是通过对财务指标数据的分析比较,评价企业财务状况真实性和盈利能力的持续性;定性分析是对事物性质的分析,它是通过一些评议指标,结合相关专家意见,综合分析评价企业未来财务状况和获利能力。企业财务报表分析,必须全面地坚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没有正确的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就会迷失方向。但是,如果只重视定性分析,而忽视定量分析,就无法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数量变化。当然,在实际分析过程中,可以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
(四)可操作性原则
可操作性原则是设计财务评价指标体系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离开了可操作性,再科学、合理、系统的评价体系也是枉然。可操作性原则要求,制定财务评价指标体系时注意以下两点:一是指标体系尽量做到条目简明,建立指标体系时要对影响企业财务状况和盈利质量的因素进行认真分析研究,找出评价的主要因素,并给予清楚明确的表述。二是定量指标要可测量,即指标项目有关数据收集的可行性,可以通过一定的测量手段获得信息,取得结论。
五、财务报表分析的新框架、新理念
财务报表分析不是机械的比率计算,而是一个定性、定量的系统工程。在实务操作中,财务报表分析往往仅局限于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增长能力等的简单计算与评述。然而,财务数据是公司所处环境、战略决策实施、日常经营运作等综合因素的数据表现,一个完整的财务报表分析体系应该系统地展现公司经营分析与财务分析的关系,从经济环境、战略分析到公司内在价值评估是这一框架的出发点和分析结果,财务报表分析的过程应该包括行业与战略分析、会计分析、财务分析、管理建议或公司价值评估等全过程。财务报表分析的框架如下(图1-1):
(一)行业与战略分析
行业是由许多同类企业构成的群体。如果我们只进行企业财务指标分析,则虽然我们可以知道某个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但不能知道其他同类企业的状况,无法通过比较知道目前企业在同行业中的位置。而这在充满着高度竞争的现代经济中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行业所处生命周期的位置制约着或决定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行业分析是公司财务分析的前提,是联接宏观经济分析和公司价值分析的桥梁。
企业战略是企业总体发展规划。它指明了在竞争环境中企业的生存态势和发展方向,决定着企业的业务结构和竞争形式,并要求对企业的人财物、技术、管理等资源进行相应配置。企业战略分析是财务报表分析的一个重要始点。通过企业战略分析,分析师能够从一个战略高度上探查公司的经济状况,进而根据客观情况进行会计与财务分析。
在战略分析中,平衡记分卡是最流行的一个工具。根据美国著名咨询公司GartnerGroup的调查,在《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前100O家企业中,有55%的企业运用了平衡记分卡系统。平衡记分卡从财务维度、客户维度、内部业务流程维度和学习成长维度等四个方面进行系统的分析,帮助公司管理层或外部分析师对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领域作全方位的(“平衡”)思考,以保持或评价公司经营战略一致。平衡记分卡方法最大的贡献在于引入了非财务评价指标而成为有效的战略执行的框架和工具。财务指标是企业追求的结果,其他三个方面的指标(非财务指标)是取得这种结果的动因。
(二)会计分析
会计分析主要是对会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分析。会计分析是在行业分析、战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企业的经营情况,评价企业处理的合规性和企业会计政策、会计披露的适当性,来揭示一个企业的财务报表数据反映其真实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程度。通过会计分析,可以评价一个企业是否存在财务舞弊及舞弊的程度,进而评价一个企业的会计数据对企业经营状况的反映程度,知道会计数据的扭曲程度,并通过会计手段来“纠正”扭曲;通过会计分析,评价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合适与否。
会计分析是财务分析的基础,并为财务分析的可靠性提供保证。会计分析可以从企业舞弊的可能性分析、会计数据的真实性分析、会计政策(尤其是资产减值准备)与估计对会计数据质量的影响等方面进行。
(三)财务分析
财务分析主要是财务指标分析,财务指标是对财务报告信息进行重新组织的结果。财务分析旨在评价公司当前和过去的业绩,并判断其业绩是否能够保持,以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未来决策提供帮助。
财务分析可以分两阶段进行:
一是财务报表阅读。通过是对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等四大主要报表及其附注的阅读,了解财务报表中的主要项目结构及变动情况进行,从总体上把握企业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情况,为进一步的分析做好准备。
二是财务比率分析。在财务分析中,比率分析是最重要的方法。财务比率分析是在阅读财务报表的基础上进行的。财务比率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种比率概括了公司某一时点的财务状况的某些方面,是两个“存量”项目的对比,通常称为资产负债表比率;第二种是损益表比率,概括了公司一段时间的经营成果的某些方面,将利润表的一个“流量”项目与另一个“流量”项目作比较;第三种比率反映公司的综合经营成果,是将利润表中的某个“流量”项目与资产负债表的某个“存量”项目作比较,称为损益表与资产负债表比率;第四种是基于现金流量表的比率,特别关注收益与营业活动现金流量提供的公司收益质量方面的信息。
显然,财务分析与会计分析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
(1)分析的侧重点不同。财务分析侧重于企业经营风险、财务状况和业绩水平;会计分析侧重于会计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会计信息披露的适当性。
(2)分析的方法不同。财务分析在分析影响财务状况的总体指标的同时,还要进行内部某一层次分指标的分析,并根据分析的结论采取适当的行动,财务分析利用的主要方法是比率法。会计分析主要根据收集到的各方面资料,分析个别会计数据的真实程度。会计分析的主要方法是核对、比较与推理分析。
(3)影响分析质量的因素不同。财务分析主要受到企业外部市场环境和分析者自身素质的影响;会计分析主要受到会计准则、公允揭示的要求及分析者的职业判断能力的影响。
会计分析与财务分析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这种相互影响和作用伴随着人们对财务、会计信息的需求量不断地增加而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财务分析主要是对企业会计信息进行计算分析、比较、解释和评价,而这些信息是通过财务报告反映出来的。如果财务报告不能清楚地揭示编制这些报告所采用的重要会计政策,财务报告使用者就必须依靠会计分析方法,对这些内容进行可靠的判断。可靠的会计分析关系到财务分析的质量以及有关财务决策的正确性;反过来提高财务分析结论的可靠性的要求也对会计分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将促进会计分析质量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