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价值的构成要素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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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劳动力价值的构成要素范文

大国硬实力的或文明的能量在一些国外学者，如亨廷顿看来，主要是由一国的领土、人口、经济实力、军事能力等构成，而在构成大国实力的要素中经济力量又是关键。《大国的兴衰》作者肯尼迪指出，世界上有一种变革的动力，这个动力主要由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所驱动。如果说经济力量是决定其他力量的关键，那么大国的人口要素与大国核心实力――经济成长又是什么关系呢？怎样的人口变迁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是有利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哈佛大学教授David E・Bloom和Jeffrey G・Williamson认为，从人口要素上讲，稳定的劳动力人口规模，相对年轻的劳动力人口结构是保证一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积极条件。

而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以其文明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是由一套价值体系和制度构成的。如果说一个文明价值体系及观念是一国软实力的核心，那么软实力的规模和能量就与这个文明价值系统的共同体――人口紧密相连。具体说来，首先，人口规模是一个文明规模和能量的基础，是一个文明价值观的基本载体；其次，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是文明价值体系保持活力和应对外界挑战的必要条件；其三，人口素质则是传播文明和文明吸引力的必要条件。

我们可以以20世纪末科索沃战争为例，从人口要素的角度去分析，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科索沃的民族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90％以上是阿尔巴尼亚族，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其余是塞尔维亚族、黑山族等，主要信仰东正教。虽然塞尔维亚族将科索沃视为自己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摇篮，不愿放弃每一寸土地。但实际上一个人口规模扩张的民族正在取代另一个人口规模缩减的民族，从而一个旧有的文明价值体系也被另一个新的所取代更换。

从大国实力竞争的较量历史看，也有着深刻的启示。20世纪80年代，创造了东亚奇迹的日本曾经是一派光彩夺目的景象:日本经济傲视群雄，日本制造、日本文化被人们津津乐道。然而仅仅过了20年，这一切就像过眼云烟，日本现如今根本没了对美国说“不”的底气。探究这样一个巨大的反差，可以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从人口要素的角度去回答，一目了然。也就在这短短的20年间日本人口进入了加速老化期，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由1980年的9.0%迅速上升到2000年17.2%，翻了近一番；而同期美国老龄化指数则由11.2%微升到12.3%，变化不大。请注意，是日本人口年龄结构如此急速老化这样一个动态过程使其丧失了与美国竞争的人口实力，所以说，大国实力竞争的背后也是人口的较量。在西欧大国角逐的19世纪，正是由于英国的人口优势（如人口增长快、年轻型人口有活力、有生机）远超法国等与之竞争的其他国家，最终成为19世纪欧洲大国的“领头羊”。

反观当今中国，当我们自信满满地追赶美国并与印度形成竞争之时，我们需要从人口的角度，认真地审视比较一下大国人口方面的变化趋势。中国在未来10年、20年间，面临着劳动力人口减少、人口加速老龄化、人口总量减少三大变化。毫不夸张地说，这将是我国历史上正常人口最大的人口变化。与我们的追赶目标美国相比，我们的老龄化速度快于美国，但却没有像美国那样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与竞争对手印度相比，虽然目前我国人口占有优势，但未来劳动力人口剧减和加速老龄化会使我们的发展后劲严重不足。大国实力的人口较量不是“短跑”，也不是“中长跑”，而是一场艰辛的“马拉松”!单单从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趋势比较上看，我们处在极为不利的境地，我们的大国实力――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有可能不仅追不上我们的目标――美国，还有可能被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印度所赶超。

第2篇：劳动力价值的构成要素范文

［关键词］ 人力资源价值； 影响因素； 分析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11. 037

［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 - 0194（2012）11- 0057- 01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源的经济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目前，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由物质资源的竞争转向人力资源的竞争，谁拥有掌握高新技术和知识的人力资源，谁就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

1人力资源价值的影响因素

1.1自身的因素

人力资源自身的因素包括劳动能力和动力因素。其中劳动能力包括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智力水平等因素。① 知识是人们长期从事各种活动所形成的各种经验和理论的总结。人力资源知识水平可用学历层次、受教育程度来表示，一般情况下，受过较高层次教育的人要比没接受教育或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的价值更大。② 技能水平主要指的是技术、管理和人际交往等方面的能力，它反映了人力资源为企业提供服务的潜在能力。技能水平一般是相对固定的，但也可以通过培训、学习等得到提高。③ 智力是人们认识事物、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观察力、记忆力、思维能力、想象力等。④ 动力是劳动者工作的努力程度，它由不同的生理、心理和社会条件决定，对高级人员来说是企业家精神，它是企业家把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联系起来，自觉要求为企业做出贡献的努力程度。努力和能力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努力要以一定的能力为基础，没有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只有主观愿望是不行的，同时，努力程度的大小也直接影响到其做出贡献的大小，在此，知识技能是“硬件”，员工努力或企业家精神是“软件”。

1.2外部因素

人力资源价值的大小，除了人力资源自身因素外，其所在的组织及社会等外部因素对人力资源潜力的发挥也起着重要的作用。① 组织结构。组织结构简单、快速高效的企业为人力资源发挥其潜力提供了良好的环境。② 领导方式。企业组织的正确领导和决策，往往能产生极强的凝聚力、亲和力和员工的协作力。这种由于领导有方和信息网络通畅而产生的协作力，可以激发广大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欲望，促进人力资源价值的充分实现和发挥，同时还能产生一种生产“自乘”的作用，大大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③社会环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的社会氛围能给人力资源价值提供良好的激励机制。

2对人力资源价值进行评估的可行性分析

2.1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进行人力资源价值评估的客观前提

资产评估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没有商品的交换就不会有资产评估的客观要求。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没有资产的市场交易行为的发生，也就不会产生资产评估活动。作为企业人力资源基本组成单元的劳动力能够成为商品，是将人力资源作为评估对象的基本前提。

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商品的理论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必须有人身自由；二是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虽然在理想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相结合，劳动者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此时劳动力不再是商品。但考虑到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不成熟、不完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劳动力仍然具有成为商品的两个条件。

2.2人力资源会计研究为人力资源价值评估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人们对人力资源会计研究日益增多，许多会计学者就适合西方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会计核算模式、计量方法、会计报告体系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方法，并构成了理论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会计理论工作者也开始对人力资源会计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对人力资源成本和价值进行核算的方法。国内外有关人力资源会计的理论研究为我们进行人力资源价值评估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3人力资源价值影响因素分析

3.1人力资源价值影响因素调查

为了确定人力资源价值的主要影响因素，对各种相关资料中提到的人力资源构成要素进行筛选、收集、总结和分类后，建立起人力资源价值构成体系的框架，并将其做成调查表，分别在企业单位职工、事业单位职工、高等院校学生和大学教师中间进行了调查。要求被调查者对所列指标的重要性按0~10分进行评价。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表240份，收回有效调查表220份。其中，对于生产性企业单位职工共发放78份调查表，收回有效调查表75份；对于事业单位职工共发放66份，收回有效调查表63份；对于高等院校学生共发放66份，收回有效调查表60份；对于大学教师共发放29份，收回有效调查表20份。

3.2人力资源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

第3篇：劳动力价值的构成要素范文

关键词：农产品流通效率；价值链；秭归脐橙

中图分类号：F323.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6－0033－03

一、引言

价值链(Value chain)的概念首先是由Michael E. Porter (1985)提出，他将价值链描述成一个企业用以“设计、生产、销售、交货以及维护其产品”的内部过程或作业。Porter的价值链是一种描述产品从概念形成到商品进入消费者使用过程的连续过程的概念。农产品价值链则强调从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到最终消费的价值创造、价值协调、价值增值以及价值分配等活动。农产品在其中每一个阶段都耗费各种资源、发生成本并增加价值，农业产业的生存、发展与获利，就是通过农产品的价值链实现的。

农产品流通是农产品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总和，是联结农产品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和纽带。农产品流通使得农产品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转移并实现其价值，以满足流通主体（生产者、中间商、消费者）效用需求。

理论上，学者们认为，价值链形成过程中市场交易主体数目越少越好，所以，学者举张尽量减少交易主体以提高流通效率，优化价值链。本研究将对农产品价值链与流通效率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根据流通效率的衡量指标体系，通过对秭归脐橙流通市场流通效率的实证分析加以验证。

二、农产品价值链与流通效率的理论分析

（一）农产品流通效率与价值链

从理论上分析，农产品流通效率与价值链的关系主要表现在：首先，农产品价值链中交易主体数量越多，农产品流通效率越低。因为交易主体多意味着多环节的流通链条，相当一部分新鲜产品由于运价、运力、交通基础状况和产品保鲜技术原因而损失巨大，当农产品集中上市时，物流不畅，加工能力不足，产销脱节严重，损耗情况更为突出。此外，相互“倒手”造成农产品流通的中间环节过多，往往造成农产品流通成本和交易费用增加，价值链交易主体越多，流通效率越低。其次，价值链中间环节低下的效率将会影响价值链的上下游，因此，流通效率提高可以减少价值链活动中的农产品价值损失，提高流通效率是优化农产品价值链的重要途径。农产品流通效率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农产品流通联结农产品生产和消费，流通效率高可以减少流通过程中的价值损失，尤其是许多农产品是鲜活商品；第二，目前农产品经营主体分散、流通组织化程度低，流通环节所占费用较大。因此，对于农产品来说，流通是农产品价值链中最为关键链环，优化农产品价值链重要途径在于提高流通效率。

（二）衡量流通效率的指标体系

本研究沿用许文富（1997）提出的流通效率的衡量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中流通效率的概念包括经济效率和技术效率，衡量经济效率的指标包括季节变动幅度、流通差价的大小、成本的构成要素、利润的构成要素、市场控制力、价格敏感指数；而衡量技术效率的指标包括损耗率、产品在流通过程中所经过的层次。

1.衡量经济效率的指标

（1）季节变动。季节变动幅度是指如果一种农产品价格在生产旺季时大跌、生产淡季时暴涨，则表示缺乏贮藏设施，或设施落后，也可能是市场情报不灵通，无法适时调节市场供需所引起。

（2）流通差价。一般来说，流通差价数值较大常被视为流通效率低的表现。造成流通差价大的原因可能是价值链中商贩太多，层层索取利润，或者商贩在垄断市场中，造成价格形成不合理等。但流通差价不能用直觉来判断，需要分析差价的构成后才能有定论。流通差价在结构上包含两个要素，一为执行流通职能所需支付的实际费用，另一个为各利益主体的利润。第一，成本的构成要素：市场竞争程度，尤其应注意受政府法规保护的市场竞争程度；流通设施的能量及充分利用程度；创造产品刑事事件及地域效用所提供的劳务数量与性质；在流通过程中所产生的损耗程度。第二，利润的构成要素：经销商在流通过程中到底应获得多少利润才算合理。从理论上来说，合理的利润应该是可以使该企业继续生存并足以使企业家继续投资生产的最低报酬。合理的利润应该是由该企业的产品性质、营业危险性、资本投资、商品回转率、工作辛劳度以及职业的社会地位等因素而定。第三，市场控制力。即指各交易主体对市场竞争、对产品最终价格的影响力。第四，价格敏感度指数。价格敏感度指数是指产地价格与零售价格变动相互调试所需时间距离与理想时间相差大小的程度。

2.衡量技术效率的指标

（1）损耗率。即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的消耗与其价值的比率关系。

（2）产品在流通过程中所经过的层次。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交易的层次一般都较长，大都要经过三级市场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如果能减少交易的层次，不但可以节省时间，也可以减少费用，自然提高了技术效率。

三、秭归脐橙价值链和流通效率的实证研究

（一）脐橙价值链价值活动的基本形态

经实地调查走访，秭归县有关脐橙价值链的形成有几种类型：生产者直接销售给消费者；产者销售给地方商贩，再销售给消费者；生产者销售给批发商，再由零售商最终卖给消费者；由合作组织收购生产者的产品，统一销售给零售商，最终销售给消费者；生产者销售给地方商贩，经零售商，最后销售给消费者；生产者销售给地方商贩，再销售给批发商，再到零售商，最后销售给消费者；由合作组织收购生产者的产品，统一销售给批发商再卖给零售商，最终销售给消费者。秭归县脐橙价值链形成的基本形态如下图所示，本研究将以上几种基本形态表示为1-6、1-2-6、1-3-5-6、1-4-5-6、1-2-5-6、1-2-3-5-6、1-4-3-5-6。

（二）指标赋值说明

1.季节变动

由于农产品的生产受季节变动的影响较大，并且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价值链都会有季节变动性，所以将最简单的价值链形式即“农户――消费者”的季节变动值赋权为“+++++”。当农户经过小商贩时，由于小商贩是流动的，且其经营行为是不确定的，所以，在仓储方面没有很大投入，加入到价值链中对季节变动指数影响不大。当价值链中加入批发商后，由于批发商长时间以水果买卖为经营业务，故会有固定的仓储网点，有仓储方面的投入，可以减小季节性。当价值链中加入零售商时，季节性又可以小幅减小。

2.流通价差

流通差价分为成本构成要素、利润构成要素、市场控制力和价格敏感度。

（1）在成本构成要素方面。由于价值链越长，交易次数会增多，那么，在流通过程中的损失也就会越大。如在产地批发市场，由于存在产地批发市场的竞争，会存在损失，而当再进入零售市场，会再一次面对销地的竞争，损失进一步加大。所以，成本构成要素随价值链的增长而使流通效率逐渐减小。

（2）在利润构成要素方面。由于农户工作辛苦，投入了资本和劳动力，因此，农户应获得较高利润。批发商由于拥有仓储、物流方面的投入，因此，批发商也应得到较高利润。而在价值增值过程中，农户往往会随着价值增值过程的复杂化，所得利润占比例越来越少。因此，当农户直接出售给消费者时，利润的分配是合理的。当引入批发商后，合理性减小，而在加入零售商、小商贩后，其利润的分配合理性将会变得越来越少。

（3）市场控制力方面。我们假设，秭归是市场上脐橙的唯一产地，并且只包含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价值链为基本价值链，根据市场交易原则，当市场上只有唯一的供应者时，其对所拥有的产品具有最强的控制力。当价值链中加入批发商后，则批发商对最终价格和产品的流通有所影响。所以，当随着价值链中主体增多时，每一交易主体的控制力都会减小。

（4）在价值链的各交易主体中，批发商和零售商对市场信息的反应速度较快。而合作组织和小商贩则在价格调节中具有滞后性。另外，主体越少，在流通中价格信息传递信息会更加敏捷。

3.技术效率

我们很容易理解，价值链中所涉及到的主体越多，意味着经过的交易越多，产生的损耗也就会增多，所以，消耗率与价值链的层次是成正比的。

综合以上分析，结合秭归脐橙流通市场实地调研资料，本研究得出各价值链形式与流通效率评价指标分析（见下页表1）。

根据表1，我们可以通过模拟赋权并将各项指标综合值进行比较，得到流通效率比较（见下页表2）。

由以上分析看出，第一，总体上，价值链中交易主体数目与流通效率成反比，价值链中交易主体越多，流通效率越低。这正验证了上文的理论分析，即鼓励采取直销的方式，由农户销售给消费者流通效率最高。第二，合作组织在价值链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果具有相关的设备，进行农产品的统一贮存，则可以降低季节变动的影响。在成本构成、利润构成、市场控制率和损耗率方面都有积极影响。

四、结束语

综合以上对秭归脐橙的实证分析，对秭归县脐橙产业提出以下建议：

1.建立起健康、完整的价值链，以规避市场风险。虽然在理论上价值链中交易主体的数目越多，成本会相应提高，但是，在实际的市场环境下，若果农没有一个连续、健康、完整的价值链体系，就不可能在自发的市场活动中获得持久利益。

2.果农应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知识，如水果的保鲜、贮藏技术以提高果实的市场价值，特别是如果能够克服季节变动的影响，则能够在水果生产的淡季得到高额利润。

3.有关脐橙流通的各个交易主体应强化自身对成本的控制意识，在脐橙流通的每个环节尽量减少甚至是避免损耗的发生，控制并降低生产成本，以实现市场利益的最大化。

4.由政府牵头组织成立的脐橙专业生产合作组织应对果农产前、产中、产后的生产活动进行全方位积极引导，促进脐橙的生产、销售从而切实保证果农的利益。

参考文献：

[1]陈火全.基于价值链会计的绩效评价体系构建[J].商业经济，2007，（29）.

[2]陈卫洪.贵州农产品供应链及物流效率问题分析[J].中国市场，2007，（19）.

[3]崔云霞.贵州农产品流通现状透视[N].经济信息时报，2003-11-02.

[4]蒋太才，等.供应链投入产出模型研究[J].科技信息，2007，（30）.

[5]许文富.农产运销学[M].台湾：正中书局，1997.

[6]杨振宇.提升流通效率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J].商业时代，2007，（16）.

[7]章大鹏.刍议价值链分析法的应用[J].冶金财会，2007，（10）.

Analysis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Value Chain with Circulate Efficiency

――The Substantial Evidence Research on the Zigui Navel Orange Circulate Market

GUO Heng， SUN Lei， QI Chun-jie

（Economy Management College， Middle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第4篇：劳动力价值的构成要素范文

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模式、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本文在扩展价值工程中价值构成要素的基础上，分别分析政府和企业应用价值工程原理发展低碳经济的重点或侧重点，并提出政府诱导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建议。

［关键词］

价值工程；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模式、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价值工程理论是以功能分析为核心，以可靠地实现产品或服务的必要功能为基本前提，以降低产品或服务的寿命周期成本，实现产品或服务功能与成本的最佳匹配为目的的理论。价值工程原理对于企业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实现其生产经营活动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实现价值工程与低碳经济的对接，发挥价值工程原理在发展低碳经济中的作用，是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将在扩展价值工程中价值构成要素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价值工程原理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实际应用问题。

1价值工程中价值构成要素的内涵扩展

虽然价值工程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产生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该理论主要是从企业的角度研究产品（服务）功能与寿命周期成本的最佳匹配，进而实现产品（服务）价值最大化目标问题。价值工程中的价值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功能和成本。其中，功能是指产品（服务）能给顾客带来的效用或效益，成本指顾客从购买到消费整个过程中为享用产品（服务）功能所带来的效用而支付的费用。从现有研究角度看，价值工程理论对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十分有限。事实上，现代企业经营必须要处理好企业、顾客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兼顾三者利益的平衡，否则企业将很难实现持续发展。因此，从广义上讲，企业有两类顾客，一类是直接使用产品（服务），通过产品（服务）的功能满足其需求，但很少为企业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付出代价的顾客；另一类是既为企业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付出代价，又从企业经营活动中获取效益的社会。由于社会代表国家的宏观利益，所以，分析企业经营活动对社会的价值时不能简单地套用价值工程分析的一般公式，需将价值构成要素的内涵加以扩展。从社会的角度看，价值工程分析中，功能就是效益，成本就是费用。其中效益包括产品（服务）生产的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费用也应包括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直接效益是企业直接增加销售量或劳务量所获得的收益，或为社会节约的开支、减少的损失和节省的资源；间接效益是由企业经营活动引起的，由于投入产出关系而产生的，对整个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或其他企业有影响，但是在企业的直接经济效益中没有得到反映的经济效益。直接费用是企业投入的各种物料、人工、资金、技术及自然资源而引起的社会资源的消耗；间接费用是指由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引起而在其直接费用中没有得到反映的那部分费用，如社会为治理“三废”污染付出的代价。内涵扩展以后的价值构成要素中，功能和成本分别类似于项目国民经济评估中的效益和费用。因此，基于内涵扩展以后价值构成要素的价值工程分析，对其中效益和费用的估算都要用能体现资源稀缺程度和价值的国家参数来确定。如运用货物的影子价格、劳动力的影子工资等。

2政府应用价值工程原理发展低碳经济的重点

发展低碳经济的目的是实现经济发展中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而政府是国民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利益的调控主体。因此，政府在发展低碳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发挥政府在发展低碳经济中的作用，政府应运用价值构成要素内涵扩展后的价值工程原理，对企业投资活动进行项目前价值工程分析、项目跟踪价值工程分析和项目后价值工程分析。

2.1组织好项目前价值工程分析，强化事前把关功能由于我国企业投资项目实行政府审批制，项目前价值工程分析的结论是政府审批项目的重要依据。从政府的角度看，项目前价值工程分析就是政府或政府委托的第三方，从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角度分析项目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效益，以及项目对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即分析项目的社会效益和宏观可行性。因此，项目前价值工程分析是确保国家利益的一种有效手段。政府组织项目前价值工程分析是提高项目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做好项目投资的事前把关工作的重要保障。在价值工程分析中，对价值小于1，即社会效益小于国民经济和社会费用的项目进行“封杀”。

2.2组织好项目跟踪价值工程分析，强化政府对项目的事中控制职能项目前价值工程分析前提的假定性和结果的预测性特征，使得其分析结果可能与实践存在偏差，为保证项目实施过程中各项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及项目按低碳发展要求建设的现实性，政府要对项目的实施过程进行跟踪价值工程分析。政府组织项目跟踪价值工程分析的着力点应该是做好项目的环境保护和环境影响方面的价值工程分析工作。在环境影响价值工程分析过程中，要应用价值工程原理，采用效益—费用评估方法，即一方面分析项目在改善环境质量方面的效益，另一方面分析项目对环境质量造成污染后社会对其进行治理需要支出的费用。政府进行项目跟踪价值工程分析至少要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一是从项目所在地的环境现状和环境容量出发，阐明拟建项目排放总量及浓度可否接受；二是对项目环境保护措施落实“三同时”（即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和同时投产）的状况作出结论性意见；三是对项目在上述两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和措施。

2.3组织好项目后价值工程分析，确保项目的低碳运行项目后价值工程分析是指在项目实施完成并已投入运营一段时间后所进行的价值工程分析。从发展低碳经济的角度看，政府组织项目后价值工程分析的重点是对项目最终的实际情况做出客观评价，并为项目的后续运营提出改进建议和可持续发展的方案，以确保项目的低碳运行。

3企业应用价值工程原理发展低碳经济的侧重点扩展

企业应用价值工程原理主要是为了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投入一定，产出最大化；二是产出一定，投入最小化。从传统意义上讲，这里所说的投入是指企业的财务成本，产出是指企业的财务效益。由于低碳经济追求的是“三低三高”，而依靠传统的价值工程分析很难实现上述目标。为此，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企业应用价值工程原理的侧重点应有所扩展。具体来讲，企业在进行传统价值工程分析活动外，还要增加以下内容的分析。

3.1增加对污染和排放产出的分析增加对污染和排放产出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投入一定的情况上，追求污染和排放产出的最小化；二是在污染和排放产出一定的前提下，追求投入最小化。为此，企业在应用价值工程分析法时，应将污染和排放产品指标加以量化，并将它们作为功能对待。

3.2增加对能源投入的分析增加能源投入分析主要体现为：一是在能源投入一定的前提下，实现财务效益的最大化和污染、排放产出的最小化；二是在财务效益和污染、排放产出一定的情况下，实现能源投入的最小化。为此，企业应将能源投入作为成本，而将财务效益和污染、排放产出作为功能，进行价值工程分析。

4政府诱导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建议

企业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经济主体。当企业用于降低生产活动中污染和排放产出方面的投资得不到补偿，而其生产活动中污染和排放产出造成的负面影响由社会承担，企业自身不需做出任何补偿时，企业不会将污染和排放产出作为功能进行价值工程分析，从而制约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的落实。作为宏观调控主体，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诱导企业低碳经营。为保证企业的低碳运行，政府对拟建企业、在建企业和建成运营企业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对于拟建企业和在建企业，分别采取措施加强它们的项目前价值工程分析和项目跟踪价值工程分析。对于建成运营企业，应采取以下措施。

4.1关停一部分高碳运行的企业政府应运用价值工程分析方法，站在宏观的角度，对现有企业进行效益—成本分析，对价值小于1，又无法通过技术改造实现低碳经营的企业，应采用行政强制手段，使其关闭；对价值小于1，但能够通过技术改造，实现低碳经营而且能够盈利的企业，政府应责令其停产整改；当企业整改后实现低碳经营时，政府应给予适当补贴，以提高其盈利水平，并对其他类似企业产生示范效益。

4.2补贴一部分高碳运行的企业对高碳经营，又可以通过技术改造实现低碳经营，但进行技术改造的成本过高，导致其无法盈利的企业，政府应该对其进行补贴，以降低其经营成本，使其能够正常盈利。除此以外，政府应采取措施，重奖一部分低碳技术创新成果供给企业和率先采用企业。低碳技术有效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因素。为此，政府应将奖励低碳技术创新主体和采用主体并重，一方面，通过重奖低碳技术创新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低碳技术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重奖率先采用低碳技术的主体，使其产生示范效应，从而带动其他企业采用相应技术，进而促进低碳技术的扩散过程。重奖低碳技术创新主体的前提是该技术应用前景广阔，而且能产生很好的国民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奖励的力度应根据该技术的扩散给社会带来综合效益的高低来确定，以技术采用的预期社会效益的一定百分比作为奖励标准实施重奖；对于率先采用低碳技术的企业，应根据其模仿追随者的数量以及由此带来的国民经济和生态效益的一定百分比进行重奖，以刺激企业采用低碳技术，加快低碳技术的扩散进程。

主要参考文献

［1］付允,马永欢,刘怡君,等.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3).

［2］刘振云,郭晓峰,梁彩华.航空企业基于价值工程的成本管理研究［J］.中国总会计师,2010(1).

［3］周惠珍.投资项目评估［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4］张海良.低碳经济模式、机制及其当代构建［J］.求索,2013(9).

［5］卢现祥,柯赞贤.论发展低碳经济中的利益集团与制度安排［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3(2).

［6］崔连标,朱磊,范英.碳关税背景下中国主动减排策略可行性分析［J］.管理科学,2013(1).

［7］王素立,张振鹏.发达国家低碳经济战略选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2).

［8］陈柳钦.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问题探讨［J］.当代经济研究,2013(2).

［9］郑佳佳.低碳经济视角下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研究［J］.经济问题,2013(2).

第5篇：劳动力价值的构成要素范文

关键词 雇主品牌 外部吸引力 雇主认识 求职者行为

在经济快速发展、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社会，战略同质化、人力资源多样化、知识资本化以及工作人性化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时代背景。与此同时，各个领域的企业大多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人力资源不足，特别是高端人才的短缺现象，仅凭招聘广告或高额薪酬已经很难吸引并留住人才。如何更有效地吸引更多求职者，以及如何在人员流动率增高的环境中防止员工的过快流失被纳入大多数企业考虑的首要问题当中。“雇主品牌”其实就是将营销学中的“产品品牌”概念引入到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应运而生得一个概念，主张企业采用市场学的方法，找准其在人力资源市场上的定位，在目标群体中建立独特的雇主形象，从而更好地吸引、激励和挽留最优的人才。[1]

一、研究综述

雇主品牌这一概念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是继企业形象品牌、产品品牌之后的第三种品牌，最早由伦敦商学院的安博拉（Ambler T.）教授和英国管理学家巴洛（Barrow S.）提出，即由雇佣关系带来的职能、经济利益及心理上的一系列受益，[2]这些受益与公司的特性相一致。Berthon、Ewing和Hah（2005）也指出，雇主品牌关注的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建立有关本企业是最佳工作场所的企业形象。[3]Zuo（2001）则将雇主品牌进一步细化为两个部分，即外部品牌和内部品牌――外部品牌是指在潜在的雇员中树立品牌，使他们愿意到公司来工作，为公司树立最佳工作地的形象；内部品牌是在现有的雇员中树立品牌，[4]使他们愿意留在公司且尽可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地为公司创造利润。

随后，学者们就雇主品牌的构成要素、建设、影响机制等领域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徐茂生、黄琳（2014）提出雇主品牌的外部潜在员工构成要素和内部现有员工构成要素：外部潜在员工构成要素包括认知度、美誉度、和谐度，内部现有员工构成要素包括选择满意度、敬业度和忠诚度。[5]在雇主品牌的建设领域，孟文霞（2014）提出通过提高招聘的有效性、扩大宣传效果、规范招聘流程、反馈招聘结果信息以及保持良好的校企合作关系等途径来做好校园招聘工作，努力打造雇主品牌，塑造良好形象，提升企业竞争力。[6]丁一等人（2013）以可口可乐公司雇主品牌构建为例指出，为更好地构建雇主品牌，企业要先有“品”后有“牌”，内外兼修，全方位塑造雇主品牌，才能有效吸引和保留人才，实现可持续发展。[7]Backhaus（2004）提出雇主品牌的建设本身就是先在外部市场推广然后再在企业内部推广从而渗透到组织文化中的一个整体过程。[8]

而雇主品牌外部吸引力的研究相对较少，唐舟（2012）试图从组织对外部潜在员工和内部在职员工的吸引力两方面论述雇主品牌发挥吸引力的作用机制与影响程度；[9]周晖（2009）等人则是结合内部营销理论和个人组织适配理论探讨了雇主品牌吸引力的形成机理，在对外部潜在员工方面，潜在求职者通过将雇主知识与自身的价值观念、需求等进行对比，根据是否产生组织配适感，以确定要不要加入该组织。[10]

二、雇主品牌对企业外部吸引力的影响途径

对于与雇主品牌概念同源的概念――“品牌形象”来讲，其作用可以分为功能性和象征性两类。简单来说，功能性指的是那些基于产品本身的客观存在、有形的特征，如薪酬福利、职业安全和晋升机会。象征性指的是不与产品使用价值直接相关的特征，常常是使用者的一种意象（Keller，1998），是主观描述的、无形的特征，来自于人们对品牌的知觉过程，如真诚的、有能力的。[11]起初，人们并未充分意识到雇主品牌的象征性作用，只是在多个研究中发现，人们开始倾向于运用一些特质类词汇如创新的、守旧的等来描述对一个企业的看法。随着相关研究增多，人们逐渐开始探索雇主品牌的一些无形的吸引力如何帮助企业获得更多应聘者的青睐。本研究认为，雇主品牌对企业外部吸引力的影响是功能性和象征性的集合，即一个企业客观存在的特征连同那些不与其产品使用价值直接相关的特性一起形塑和影响着它的外部吸引力，且象征性因素对求职者的影响作用正逐渐大于功能性因素。人们在求职时不仅关注企业所提供的薪酬待遇、福利保障，更多的还会考虑一个企业的文化氛围、所秉承的企业精神是否与个体价值观念相吻合，这一点在女性以及大学应届毕业生身上表现更为突出。

另外，一些学者则采用雇主品牌的其他维度对这一影响途径展开探究。Tanya Bondarouk等人（2012）采用企业特性、员工与组织文化、报酬与岗位提升、工作特性和雇主名誉这五个维度试图发现雇主品牌对企业外部吸引力的影响途径。研究者在因劳动力日益短缺而越来越重视雇主品牌建设的地区选取了8个组织，并根据提前在其组织网站上获取的信息制定大纲，与每个组织的人力资源专家进行访谈。在测量雇主品牌得分时，三名研究人员就得到的信息独立地为雇主品牌进行评分，评分原则是根据企业在上述五个测量维度方面提供信息的完整度、获取难易度、可信度、相关性和生动性等标准。在测量组织吸引力时，研究者选取了组织名誉和对组织的熟悉度这两个维度，并请MBA的学生参与实验。研究者通过五点量表得到这些潜在求职者对这8个组织的吸引力评分，然后与雇主品牌得分进行相关性检验，发现二者的确存在直接的正相关，其中熟悉度与雇主品牌的相关性最强。[9]这说明雇主品牌建设能够提升组织对求职者的吸引力，尤其是提升他们对组织的熟悉程度。

近几年，世界各机构纷纷发起“最佳雇主”评选活动。智联招聘和北京大学企业社会责任与雇主品牌传播中心联合举办了2011～2013年三年间的“中国年度最佳雇主”调查活动，获得了多方的关注。通过最佳雇主公众调查报告，不仅是对求职者的关注和预期的总结，也为未来校园招聘中的一些工作提供了重要借鉴，企业的文化、理念以及员工工作环境等软性条件将会成为企业校园招聘中重点宣传和推广的目标。调查显示，近几年的毕业生对最佳雇主“软实力”的关注度逐年提升――在雇主评选的六大一级指标中，虽然薪酬福利仍是受毕业生关注的重要指标，但组织管理首次超越薪酬福利成为公众定义理想最佳雇主的首要指标。同时，工作环境也成为了毕业生对企业的关注焦点。可见，新一批职场进军者对雇主的要求已经从物质满足上升为精神尊重，企业不仅要塑造产品品牌赢得客户以获得产品利润，同时也要全方位打造、管理和运营自己的雇主品牌，以获得在人才市场上的更大份额。

三、影响途径的作用机制

以上这些实验和调查初步证实了雇主品牌的建设和推广的确可以增强企业的外部吸引力，即可以吸引到更多潜在的求职者。那么，在这一过程中，雇主品牌到底是如何吸引到这些潜在员工的呢？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该过程中雇主品牌发挥效用的作用机制。

Cable和Turban（2003）在从品牌资产的视角研究组织信誉在招聘市场中的价值时提出了一个较为详细的理论模型（见图1）。该理论模型的成立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雇主品牌建设是如何提高组织对求职者的吸引力的：如果一个企业的雇主品牌是建立在良好企业信誉之上，那么，良好的企业信誉作为雇主品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提高了求职者对企业信誉的认知，从而影响求职者对工作属性的推断，提高了他们对工作中可获得的自尊感的期待，结果就使其更愿意到该企业求职，从而提高了企业对潜在员工的吸引力。[12]

周晖、侯慧娟等人（2009）在研究企业雇主品牌及其形成机制时指出，一个企业的雇主品牌的形成需经历4个阶段：雇主品牌定位、雇主品牌管理、雇主知识的形成、雇主品牌的形成与强化。其中，雇主知识的形成便是雇主品牌发挥效用的阶段。雇主知识即求职者对于特定组织作为雇主的记忆和联想，会影响其如何处理和反应关于组织的信息，从而进一步影响其求职意向和决策。[10]对于潜在雇员而言，他们在感知到企业的雇主品牌营销信息之后形成自己的雇主知识。如果潜在雇员所持有的雇主知识与自身的需求和价值观产生强烈认同，他就会产生个人组织适配感，然后在组织的强烈感召下产生求职行为。这时企业就成为求职者心目中的首选雇主，雇主品牌外部吸引力也由此形成（见图2）。

四、研究结论

根据以上实验和论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雇主品牌作为人力资源市场的新战略，的确可以通过其功能性以及形象对潜在求职者产生吸引力，且形象更加重要。其中，对组织的熟悉度是影响潜在求职者是否采取求之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是企业名誉。相较于以前的求职者，由90后为主的新一批毕业生更富创新性和个性化追求，使其在注重传统的薪酬、福利制度的同时，对企业的“软实力”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是否与个人价值观相符合成为其衡量职位的一把标尺。究其根本，在企业成功地对雇主品牌进行定位、构建、管理以及宣传后，其独具的企业特质便成为求职者了解该组织的一个途径，求职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形成对该组织的雇主认识，一旦这种认识与求职者自身所秉持的价值观念、职业追求等相匹配，强烈的归属感以及组织配适感便促使该求职者发生求职行为，组织的外部吸引力由此产生。一个具备良好企业信誉的组织可以潜在地提升求职者对该组织的信誉认知，提升其对自身自尊感的期待，由此便使得该求职者愿意加入该组织，即便以较低的工资为代价。这一过程使企业得以以较低的成本吸引更多的人才，并有效地减少了因人才市场信息的不对称而导致的效率低下。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

参考文献

[1] 方卫平.雇主品牌研究――基于电子信息行业的实证研究[D] .上海：复旦大学，2006：11-15.

[2] Ambler T，Barrow S . The Employer Brand[J] . Journalof Brand Management，1996，4（3）：185-206.

[3] PierreBerthon，Michael Ewing，Li Lian Hah . Captivating company：Dimensions of attractiveness in employer brand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2005，24（2）：151-172.

[4] Zou.One stop guide：Employer branding[M].UK Surrey：Reed Business Information Ltd.，2004.

[5] 徐茂生，黄琳.基于“用人荒”视角下中小企业的雇主品牌构建[J].中国商贸，2014（25）：75-76.

[6] 孟文霞.对校园招聘与最佳雇主品牌建设的探讨[J]. 2014，30（16）.

[7] Kristin B Backhaus . Anexploration of corporate recruitment descriptions [J] . Journal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2004，41（2）：115-136.

[8] 丁一，吕学静.雇主品牌构建与战略人力资源优化――以可口可乐雇主品牌构建为例[J].中国流通经济，2013（10）.

[9] 唐舟.雇主品牌对组织吸引力的影响[J].人力资源管理.

[10] 周晖，侯慧娟，马睿.企业雇主品牌吸引力及其形成机理研究[J].商业研究，2009（11）.

第6篇：劳动力价值的构成要素范文

21世纪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建设起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和城市群。提高城市竞争力成为中国许多城市十分响亮的战略口号，成为许多城市市长们的特别热门的话题。所以，讨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理论与战略问题十分必要。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科技、经济的讯猛发展，世界两大发展趋势即经济、科技的全球化和地方化变得越来越明显。在全球化和地方化的背景下，城市不仅变得更加重要，而且城市间竞争更加激烈。21世纪，国家之间、国际企业之间的竞争将突出地表现为城市层面的竞争，世界各国、各地区和各城市的政府，都在积极致力于检查、培育和提高城市竞争力，以期在新的世纪对全球实现最有利的战略争夺。 

21世纪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建设起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和城市群。为了应对全球化的竞争，培育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中国政府迫切需要了解各城市的状况，需要了解全球化时代决定和影响城市竞争和发展的关键因素，调整和制定城市的竞争和发展战略以争夺最大化的利益，争取最快速的发展。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提高城市竞争力成为中国许多城市十分响亮的战略口号，成为许多城市市长们的特别热门的话题。所以，讨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理论与战略问题十分必要。

一、中国城市竞争力的基本理论框架

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具有明确直观含义却又不易精确把握的概念，但它主要是指一个城市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与其它城市相比较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和转化资源，争夺、占领和控制市场，以创造价值，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

城市价值是由城市企业或经济人创造的。每一个城市的产业群都由若干产业组成，每个产业又分若干个产业部门和环节，每一部门和环节又有不少企业，城市价值体系是所有企业价值体的集合。城市价值体系的状况决定于一个城市在竞争和发展中实际显示的产业集合优势。城市集合优势是产业内竞争优势和特定产业比较优势、领先优势、落后优势等诸多优势集合。城市的绝对优势、比较优势、竞争优势、领先优势、落后优势分别从不同维度影响城市价值体系，它们之间又有兼容交叉。所有影响竞争优势、比较优势、领先优势、落后优势、绝对优势等因素综合形成的力量即是城市竞争力。 

因此，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复杂的混沌系统，其众多的要素和环境子系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共同集合构成城市综合竞争力，创造城市价值。概括地表示： 

城市竞争力=f(硬分力、软分力) 

硬分力=劳动力+资本力+科技力+设施力+区位力+环境力+聚集力 

软分力=秩序力+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开放力 

劳动力即人力资本是城市竞争力的直接推动力。决定城市竞争优势的关键不只是劳动力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劳动力的素质和适合地方需求的教育体系。 

资本力是要素资源联系的纽带和导航器，是融通、聚集资源要素的关键，也是城市竞争力的直接推动力，因而是城市获取竞争力的关键力量。城市资本获得的便利性，城市资本控制能力比拥有一些资本意义更大。一个城市的资本融通和控制能力将决定该城市对全球和区域的经济、科技（甚至政治）决策和控制能力。 

科技力不仅内含于各个分力中，使各个分力对城市竞争力贡献具有倍增效应，同时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知识将以独立的力量显着地推动着城市的增长、提高和扩张，是城市竞争力决定性推动力。科技创新永远是城市获取动力和力量的物资源泉，是城市致胜的利器。对城市竞争力而言，在一定条件下城市的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化比科技创新能力显得还重要一些。 

结构力特别是产业结构水平，决定一个城市产业价值体系状况，从而决定影响其城市竞争力的现状及未来变化。高级产业集聚的城市是经济高增长的中心，也是全球和区域经济的决策中心。 

基础设施力是城市经济、社会活动的的基本承载，在基础设施对提高城市竞争力作用方面，技术性基础设施越来越至关重要。技术性基础设施状况决定一个城市产业的水平，拥有发达的高技术的基础设施，可以吸引和培育高技术高附加的产业（包括金融业），创造和持续创造更多的价值，提高城市竞争力。 

尽管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降低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现代交通通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时空概念，但区位力依然是城市竞争力的基本力量之一，自然区位便利度依然是城市竞争力重要的影响力量，同时区位有了新的内容。技术、环境、文化的区位越来越重要。 

自然环境状况影响城市的生产和交易费用，影响城市对人力等资源要素的吸引，环境力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资源聚集特别是产业群集极具有互动性和倍增性，聚集力是极其重要吸引力、整合力和生产力量。 

社会秩序状况影响着资本人力和技术等流动性要素的流向，秩序力是城市竞争力不可缺少的状态力量。 

文化力诱导劳动力需求偏好，决定和影响劳动力的创业冲动状况，是城市竞争力的最初始的深层诱致牵引力量，是城市竞争力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制度通过利益安排决定和影响劳动力的创业冲动状况。制度安排通过影响交易费用进而城市价值创造，制度力是制动城市竞争力的关健。其中，个人权益保护制度对城市竞争力影响很大。 

管理力是竞争力的重要协同力量。科学的战略规划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优良的经济社会环境。一国之内各城市的法律制度区别有限，但如果法制不完善，各地在执行法律和制度方面可能存在很大差异。 

开放力对城市的外贸增长很重要，开放对城市学习和创新也很重要。开放力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状态和制度力量。 

以上各分力对城市产业价值的创造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作用。城市竞争力是各分力的耦合，各分力系统及系统内诸要素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途经创造城市价值，贡献于城市综合竞争力。各分力系统及系统内诸要素对城市价值体系的不同构成部分贡献不同，因而对城市竞争力有不同的贡献，其关系也是非线性的。城市竞争力各分力之间相互作用，每一分力在作用其他分力的同时其他分力也正作用于它。以上分力构成系统，互动增进，形成复合力量，并主要通过产业或企业竞争和增长的绩效表现出来。 

我们把硬分力比作弓，把软分力比作弦，把城市产业比作箭，它们相互作用形成城市竞争力，弓弦质量越好，搭配越恰当，所形成的力越大，产业箭射的越远，获得价值越大。任何部分有问题都影响城市价值的获取，由于产业的主要内容被纳入到软硬分力中，产业形式上成为弓弦力量的传导。我们把这一理论框架称为城市竞争力的弓弦模型。

二、中国24城市竞争力的排序状况

为了实证分析中国城市的竞争力状况，我们设计了显示和解释城市竞争力的两套指标体系。城市竞争力显示性指标体系共4个指标：城市产品市场占有率，城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城市劳动生产率，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城市竞争力解释性指标体系分硬、软两类，有十三个具体指标体系即：劳动力、资本力、科技力、结构力、设施力、环境力、区位力、聚集力、秩序力、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开放力，共70多个指标。 

在设计指标体系后，我们选取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武汉、深圳、厦门、杭州、南京、苏州、西安、成都、无锡、东莞、青岛、福州、温州、、宁波、大连、南昌、珠海、大连、石家庄、哈尔滨24个样本城市，对与指标有关的1997、199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4城市统计年鉴或年鉴等数据，以及通过专家和居民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进行标准化，采用较先进的数理统计方法即主成份分析方法，将24城市的城市综合竞争力表现指标体系的指标数据和13个分力指标体系的指标数据分别加以凝合，构造了城市竞争综合力和分力指数，对以上24城市竞争力进行计量。部分结果如下： 

中国24城市综合竞争力前10名排序为：第一上海、第二深圳、第三广州、第四北京、第五厦门、第六无锡、第七天津、第连、第九杭州、第十南京。在24个样本城市的中，上海综合竞争力指数最高，为1.47。总体上看，东部沿海城市的竞争力比中、西部强，前十强的城市都在东部地区。在东部沿海地区，珠江、长江流域的城市竞争力要比环渤海地区的高。在前十名城市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东南沿海的几个中等城市，东莞、温州等城市的竞争力竟在武汉、重庆之上。从区域整体的角度大致地看，竞争力从强到弱依次是珠江流域、长江流域、闽江流域、环渤海地区、我国中部地区、我国西部地区。 

劳动力的指数最高的前5个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杭州、天津、南京。这些城市在一般劳动力状况和高素质劳动力状况及劳动力培养上都比例好，以北京为最好。 

在24个样本城市中，上海、北京、深圳、南京为资本力最大的四个城市，其中上海为最高。从规模上看，资本力和城市规模相关性很大，资本力前十的城市都是特大和大城市。从地区分布看的角度看，总体上，东部沿海沿海城市的资本力比中、西部强，在东部沿海地区，珠江、长江流域城市的资本力要比环渤海地区城市的高。但这些区域中的每一区域都分布着资本力比较强的城市。再将这一得分、排序同表城市综合竞争力得分、排序比较，发现各城市城市综合竞争力得分的高低、排序的前后与资本力得分的高低、排序的前后一致性较强。这初步表明资本力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较大。 

科技力排名在前四位的城市依次为上海、北京、深圳、大连。上海排名第一，北京第二。从原始数据看，深圳之所以排名进入前三名，关键在于科技转化能力强，而北京所以屈居第三，关键在于科技转化能力弱。从原始数据看，温州、东莞排序较低，主要是由于科技实力差，而石家庄和南昌是科技实力和科技成果转化力都不太强。科技竞争力的得分和排名还显示：科技实力强的城市其科技竞争力不一定强，从全国来看，西安、成都、武汉等城市的科技实力都比较强，但其科技竞争力并不强。从区域来看，在珠江流域，广州的科技实力远元超过深圳，但深圳的科技竞争力远远超过广州。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南京的科技实力远远超过苏州，但苏州的科技竞争力超过了南京。 

结构力排名前4位的依次为北京、广州、南昌、哈尔滨。北京最高。设施力排在前4名的依次为深圳、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最好，因为深圳的基础技术水平比较高。北京因缺乏水路设施排名大受影响，排名靠后的城市为石家庄、西安、南昌、哈尔滨。表明这些中西部大城市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总体上看，沿海地区的城市的基础设施比中西部好，沿海地区的大城市的基础设施比中小城市好。 

区位力排在前10名的城市依次是上海、苏州、武汉、北京、西安、哈尔滨、广州、南京、南昌、成都。上海最高，排名属后的为温州、珠海、东莞、福州，温州最差。需要特别指出是，这里的区位指的是综合区位，不是指的某一方面，所以得分和人们的感觉有一定的差距。 

环境力指数前10名依次是珠海、厦门、青岛、北京、大连、石家庄、南京、重庆、无锡和杭州。珠海的环境竞争力最高。聚集力排名前4位城市是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北京最高，北京最近几年企业增长特别快。同时可以看出城市聚集力与城市规模基本是一致的。 

城市秩序力排名前4位的样本城市依次为上海、重庆、天津、青岛。文化力指数排名最好的四个城市依次为深圳、上海、珠海、福州。比较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城市文化竞争力的得分和排序，可以发现两者的一致性较强。表明城市的文化力对城市综合竞争力贡献很大。同时，从区域的比较上看，城市文化竞争力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地逐渐下降。 

制度力排名前四位的城市依次为福州、厦门、东莞、宁波。制度力表现比较好的城市都在东南沿海地区，即浙江、福建、广东省。但通常想象比较好的城市如深圳、珠海等并不是最好。制度力表现比较差的城市大都在中西部地区。 

在样本城市的管理力排名中，前四位依次是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原始数据显示这些城市在城市战略、城市管理形象、企业管理、政府办事效率等方面表现都比较好。 

开放力排名在前4名的是深圳、上海、厦门、珠海。其中深圳排名为第一。 

三、影响中国城市竞争力现状的关键因素 

搞清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因素，是制定提高城市竞争力战略的前提。利用收集的数据，我们采用世界著名的实验室诺斯—阿拉姆斯实验室金融分析小组新开发的模糊曲线分析法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和分析。结果显示： 

现阶段，在人力资本领域内，对中国城市竞争力起主要贡献作用的是劳动力的数量和基本素质，因此，中国城市劳动力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作用，也仅处在一般水平上。劳动力是的城市竞争力的基本推动力量，我国城市劳动力对城市竞争力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关键在于我国城市劳动力的科技素质低，城市教育水平低，尤其地方教育体系的质量差。 

当前资本力是中国城市竞争力的第一构成力量，特别是对中西部地区城市，资本对提高城市竞争力更加重要。这一方面证明了资本在城市竞争力中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表明中国城市经济正处于投资推动型发展阶段。这一结论与中国的发展实情正好相符。金融机构指数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高于城市贷款余额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表明：城市拥有资本控制能力比拥有存量资本更重要。 

科技力对城市竞争力具有重要贡献作用，但目前在城市竞争的各分力中科技力还不是最重要的力量。这除了可能因为科技力与其他分力相关性较强，它会渗透在其它分力中发挥作用以致造成计量上的遗漏外，还可能与目前城市科技成果转化不强有关。同时说明中国城市经济发展还没进入科技推动型的时期。 

在中国的当前阶段，城市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很大；基本技术基础设施和高级技术性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比一般基础设施要大的多。 

区位对城市竞争力的有一定的贡献。但城市腹地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自然区位便利度和城市科技区位对城市竞争力贡献是比较大的。至于城市在区域中的优势度、城市的行政区位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度不像人们通常感觉的那样大。 

环境力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比较小，与中国的实际较相符，它说明中国城市还处在工业化和经济起飞阶段，环境对城市竞争力提升的作用还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大。不过这里已经初步显示，优美的城市环境对提高城市竞争力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 

在经济的转轨和起飞阶段，秩序对经济的发展的影响不像与人们的想象的那样特别严重。经济的波动、经济的风险、经济违规行为发生、社会的不稳定对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有消极的影响，但如果这些能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他们的消极影响不会太大。不过，城市的供给和需求不平衡对城市竞争力影响是比较大的，社会治安良好对城市竞争力提高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城市文化观念对中国城市竞争力的影响非常大。文化力的几个构成要素价值取向、劳动观念、竞争意识、创新精神、兼容心理等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都比较大，其中交往操守是最大的。文化对城市竞争力的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经验特别是东南沿海的经验给予很好的证明。 

制度状况、制度创新对城市竞争力的提高有重要贡献。个人权益保护度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度尤其高，在70多个要素指标中它是最高的。 

城市管理力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管理力的要素构成中，政府战略、城市管理水平和企业管理水平的对城市竞争力的提升极为重要。城市开放力对城市竞争力有重要的贡献。城市国内外贸易依存度、外资以及旅游业对提升城市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 

就以上十三个分力而言，对城市综合竞争力贡献较大的前五个分力依次为（按贡献弹性系数大小排列）：第一资本力、第二文化力、第三设施力、第四聚集力、第五管理力。 

四、提升中国城市竞争力的路径战略 

世纪之初，面对激烈的区域竞争和国际竞争，在提高竞争力方面，中国城市政府不仅可以大有作为，而且可以实现城市之间竞争的双嬴。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许多城市政府应采取促进城市相关产业在空间上群集发展的基本战略。城市政府及时发现和识别正在形成中的城市产业群，为业已形成的产业群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务，积极营造有利产业专业化发展的投资和居住环境，推动和促进城市产业的群集。要注意和利用区域分工，依据自身优势和产业基础，施行鼓励对同一产业进行持续的资金、技术投入的政策，培育和发展其优势产业。运用财政和税收政策，引导企业提高技术、扩大规模、推动产业快速升级。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促使决定性影响城市竞争力的高技术、高管理、高增值企业不断脱颖而出，持续健康成长；吸引国内外高技术、高管理、高增值企业来城市落户。坚持不懈地培育自己的具有区域甚至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这将使城市特殊的产业群实现几何增长，从而实现城市经济的超长轨发展和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在产业促群发展的战略框架下，本文有以下原则性战略建议： 

1、全球化思考，当地化行动。提高竞争力，城市要考虑全球的竞争格局和发展动向，全球化思考有助于城市找准并塑造影响当前和未来城市竞争力的战略性关键优势。与此同时，城市还要清楚自身的综合竞争力及其各要素要素的状况，只有这样城市政府才能采取符合实际的、有针对性的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政策、策略和措施。 

2、充分利用比较优势，保护性利用不可再生要素。中国城市在与国际城市竞争时，更多地是具有劳动力和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中西部城市在与东部沿海城市竞争时，也主要是具有劳动力和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城市要充分应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要不失时机的积累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不断的地提升比较优势，以提高其城市竞争力。在利用比较优势时，对不可再生要素，要采取保护性利用的对策。要不断地变不可再生要素的劣势为可再生要素的优势。任何单单利用现有不可再生要素的比较优势的作法都将面临坐吃山空的危险。 

3、不断改善非流动硬要素，以吸引流动性要素。在规划建设吸引和融通外部资金、资源的交通、通讯和信息等基础设施方面，城市政府一定要考虑基础设施的先进性，考虑与国际接规，大力推进技术性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数字城市，为科技创新和高技术、高管理产业的发展创造硬环境。在城市环境方面，要保护城市的风景名胜和生态环境，以实现城市自然环境的优美怡人；要建立独具特色的城市人工环境，建立高素质人才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需要良好生活和工作环境。 

4、高度重视软件要素和可再生资源的培育，积极塑造城市的竞争优势。城市尤其要着力塑造那些决定竞争力的核心和高质的科技、人才、管理等要素。城市软要素一般可再生，创造它们有时比创造硬要素的投入要少，更重要的是它们有助于形成城市的高增殖和创新产业。改善软要素环境，不仅可以使城市吸引到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和企业等硬要素，同时可以使硬要素得到充分利用。为此： 

政府应该在摒弃传统文化中某些不利于人潜能发挥的评估标准和落后习惯方面，在营造宽松自由、兼收并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讲究信誉、等价公平、鼓励个性和激励创新的文化氛围方面积极工作。 

政府应积极进行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尤其要在个人权益制度的完善方面多加努力，以建立、健全有效保护自然人、法人的人身及财产权益的产权制度（包括知识产权）。要加快建立以刺激创业者创业动力的贡献与报酬相对称的经济激励制度，以吸引优秀人才并有效地刺激他们的创新和创业热情。建立能够保证公平竞争的和优胜劣汰的市场制度环境；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确保城市民间经济交往信用。建立规范政府、特别是规范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制度，规范政府的行为，消除以乱收费、乱罚款、乱难派、乱集资为突出特征的经济侵权行为。坚持依法治市，建立、完善地方法规、制度和一些补充规定，严格遵守和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和制度。 

城市要建立科学的管理、决策和咨询系统。克服官僚主义，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办事效率。不断提高领导整体素质，扩大对外宣传和推销，提高城市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城市应积极探索经济高速增长和体制转轨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法，采取有力措施化解各种矛盾，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为城市的创新和发展提供良好秩序环境。 

5、扩大对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关注。随着中国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全球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城市经济将进入科技推动型的时期，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在城市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城市应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重视与提高城市科技竞争力有关的城市软硬环境的建设。高度重视培育城市的科技转化能力，促进企业和科研机构走向联合。要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深化教育改革，调整教育结构，扩大职业教育、在岗教育的规模，大力发展适应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体系，以培育适合地方需求的人才。 

第7篇：劳动力价值的构成要素范文

关键词：就业能力；文献研究；企业调查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童编号：1009－4156(2011)11－130－02

进入十二五规划，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仍是政府与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学术界也将就业、经济发展、物价、国际贸易视为四大宏观问题。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与西方发达国家或其他欠发达地区的就业问题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结构性失业问题仍较严重，即存在就业岗位缺少符合要求的就业人员，特别是高校应届毕业生，由于缺乏专业实践等相关能力，无法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从我国高等教育方面人手，本课题组发现大学生自身素养的提高和能力锻炼缺失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通过研究，学术界引入并开始重视对高校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探讨，进而根据我国现实情况深层次挖掘这一概念的内涵。目前，国内对就业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的梳理与总结。本文将从最基本的角度出发，结合企业需求进行调研。

一、国内外对就业能力内涵的历史沿革综述

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就业能力这一概念最早提出是在20世纪50年代；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就业能力相关问题的研究才真正进入科学系统的高峰期。其中，美国培训发展协会(ASTD，1990)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全面定义了就业能力所包含的5个类别及其16项技能，即基本胜任能力(计算、写作、阅读)、沟通能力(听、说)、适应能力(解决问题、创造性思维)、群体效应(人际关系技能、协商能力、团队合作等)、影响能力(组织文化理解、分享领导等)，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Pallard(1998)公布了就业能力构成要素的相关研究成果，即应由资产、发展、表达、适应等四大部分相互影响、统一构成。其中，个体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组成资产要素；发展则主要涵盖职业管理能力、求职能力、策略性的方法等子要素；表达要素的实现是通过对自身资产的展示进而完成的，是一种用接受的方法呈现给市场的能力；适应是指个体具备适应劳动力市场不断变换环境、并逐渐实现或实践就业能力资产的能力。面对传统的理论，C.Ovcrtoon(2000)提出了更加抽象、但表述更加全面的看法：他认为就业能力并非个体具备的某种特定的、具体的工作能力(技能)，而是在横向上与所有行业进行关联，在纵向上与所有职位进行关联，实现就业的能力。C.Overtoon的观点促使学术界对就业能力涵盖的范畴进行了重新定位，并且从动态的角度对就业能力进行了论述与研究，为就业能力的研究增添了新的视角并拓展了新的范围。Lee Harvey(2001)更加明确、具体地提出了就业能力动态的概念，即就业能力是指个体所具备的获得就业、维持就业以及在需要时再次获得就业的能力与意愿。这一成果将组成就业能力的静态素质转化成为动态的、不断变换的能力。VandcrHeijden(2002)从组织行为学角度对就业能力进行了拓展，即个体获得、利用和保持某种资质或能力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的行为倾向。Knight和Yorke(2004)提出了USEM就业能力研究模型，它包含四个组成要素：对学科知识和专业理论的理解力(Understandings)；应对工作所需要的专业技能和通用技能(skills)；个体效能(Efficacy Beliefs，包括个人品质、自信心、学习乐趣等)；体现战略思考和战略反应的认知(Meta－cognition)。Fugate(2004)认为就业能力指的是个体在其职业期间确认和实现在组织内部和外部职业机会的能力。从四个维度对就业能力进行了分解和研究，分别是职业生涯识别能力、个体适应性与个体行为满足环境需要的能力与意愿、人力资本、社会资本。Pool和Sewell(2007)提出了就业能力综合模型，认为就业能力与个体的自我效能、自尊和自信等三个本质要素密切相关，并通过工作经验和生活阅历、一般技能、专业知识、情商以及职业发展学习等过程反复训练最终积累获得的。国外学者对就业能力的研究起步较早，且成果丰富，同时为我国学者根据现实进行适用性研究提供了很强的理论意义。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理论界引入并开始关注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问题的研究。结合国情，目前理论界对就业能力相关理论的研究有了新的拓展和尝试，但仍集中于对就业能力内涵的归纳和总结，更多涉及的是对就业相关问题的探讨。例如，造成就业难问题的原因以及缓解的策略及措施，更多的是从理论方面予以阐述。其中，闫大伟(2007)、郭志文和宋俊虹(2007)、宋国学(2008)、文少保(2009)、高扬文(2009)、朱新秤(2009)、庄小将(2011)等学者均是从就业能力的理论文献人手，结合国情对其构成要素进行的研究和思考。

二、企业内涵调查及其评价体系分析

结合文献，本课题在研究过程中侧重于在综合研究“就业能力”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根据统计学原理设计了面向省内多类型用人单位的调查问卷，以大样本的数据分析作为基础，对京津冀地区1200家(问卷总量1200份，收回问卷1021份，有效问卷982份)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用人单位人力资源部门进行调研，对他们在面试、录用大学毕业生过程中遇到的大学生就业能力相关问题进行实地调研、数据汇总和系统分析，总结用人单位对“就业能力”的界定；并与学术界定义进行对比，深层次分析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能力各组成部分的关注度情况，从中寻求就业能力的科学内涵。

就业能力传统意义的梳理与要素归纳：通过前期调研发现，用人单位之间的差别造成了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能力组成部分的关注度各不相同，差异性特征比较明显。其中，用人单位对高校毕业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和自我规划技能的关注度(权重)最高，均超过8.00，分别为8.72和8.71。用人单位类型不同但对专业实践能力关注度很高，即毕业生进入单位后可以马上通过工作实现并创造新的价值；自我规划技能是近些年我国高等教育界提出的针对在校学生的一种培养和培训工程，例如学业生涯规划、德育答辩等形式，它致力于学生自我的定位和目标设定，并在工作实践中能够准确把握自身优势，为用人单位甚至社会创造价值的一种长期规划能力。

根据以往文献对就业能力概念的延伸和拓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三级指标的归纳。其中，一级指标包含理论知识、职业素养、思想道德、基本素质等四个构成要素。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最终形成某一个体的就业能力。二级指标更加细化，其中，理论知识包括学生所学的本学科的专业知识以及其他常识性质的基础学科等，可归纳为专业知识和基础知识；职业素养包括三个层面内容，即学生在校期问的学生工作经验、校外兼职经验或专职工作经历等；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主要是指学生个体在性格、道德修养等方面的内容；毕业生基本素质主要指个体自身的特殊素质以及面对团队和处理全体关系等方面的能力。用人单位对大学生具备能力的需求还可以看出以下趋势：用人单位对大学生要求全面，对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职业精神、岗位技能、诚信、道德品质、理解与交流技能、环境适应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八项指标关注度较高，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通过对应聘者综合素质的考察来取舍。

三、从就业能力各项指标静态构成与动态转变角度的延伸

从就业能力是获得、维持甚至变更工作的角度来看，其指标或要素的构成应该是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其中，个体获得工作时具备的能力是静态要素积累的结果，是其就业能力在某个静态时间点展示的成果。个体在维持其工作顺利开展的同时，就业能力各要素进行配合并逐渐提高，最终变更工作状态(包括变换工作单位和工作岗位两种状态)，这一过程是所有指标动态转变的过程，其量化的标准即工作变更的结果展示。

综上所述，就业能力是指某一个体为了顺利获得并且能够维持工作，并基于此向更佳工作转换的一种由静态指标和动态要素相互影响配合，逐渐积累并不断提高的能力。其构成要素或指标包含以积累为主的理论知识、职业素养和思想道德，以及以动态能力为主的个体基本素质，并且各项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和较高依存度。

参考文献：

第8篇：劳动力价值的构成要素范文

国家战略贸易政策实质是将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竞争主体和利益主体由企业扩展到国家，将企业竞争力提升到国家竞争力，将企业竞争策略上升到国家经济政策，借助政府的力量和国家公共财力来应对国际化经营中的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效应。根据Brander&Spencer的战略性出口贸易政策，这种“增进本国福利”的主要来源是它把寡头行业利润从外国企业转移到本国企业，即贸易政策的利润转移效应（Profit-ShiftingEffects）。

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借鉴和运用战略贸易政策。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对战略贸易政策的理解和运用上存在误区，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原发性自主创新能力决定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战略贸易政策形成的基础和定位的基点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具有强大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发达国家，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上存在很大差距，合作创新和模仿创新是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的主要方式。因此，发达国家的战略贸易政策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以下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的战略贸易政策进行研究和对比分析。

一、国家战略贸易政策的导向

发达国家的战略贸易政策导向是：通过国家支持和政府介入，综合运用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帮助企业率先进入和开发新产业，构筑先发优势和规模经济，通过成本领先优势抢占市场份额，扼杀潜在的和成长中的竞争对手，形成国家资助下的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优势，借助国家竞争力确立本国大企业在新兴产业开发方面的国际领先和主导地位，抢占世界高科技领域的制高点。例如，美国自90年代初就开始制定和推出“国家出口发展战略”，其内容包括财政和金融措施、产业部门支持、特定市场准入、技术性支持等各个方面，而确定为优先支持的领域均为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其目的正如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所说：“是保持美国在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

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的战略贸易政策导向是：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产业实施“空心化”战略（研发机构在本国，生产向海外劳动力价廉的地区转移）带来的有利发展机遇，通过政府介入和国家财政支持，形成最有利于国际加工业集聚和发展的战略“凹地”，吸引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流入“凹地”，融入高新技术产业链中劳动密集度相对较高的环节，通过国际化生产的外溢效应，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分享当代科技创新的成果和扩散效应。

这种政策目标的确定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新产业开发和技术创新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不对称竞争”的地位：由于缺乏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很少，产业发展主要沿袭产业技术梯度转移的模式，技术发展也是以跟踪、引进、模仿为主，无论在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研究、还是在新产业开发研究领域都滞后于发达国家十几年到几十年，本国独立完整的高新技术产品开发体系尚未形成。在这种非对称竞争的情况下，即使发展中国家仿效发达国家资助本国企业进行R&D投资，也很难从创新能力和新产业开发能力上击败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因此，只能将战略贸易政策的目标定位由“竞争”转向“合作”，借助跨国公司的力量，进入全球配套市场，在较短的时间内，缩小在高新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往的国际经验证明：大量引进国际资本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技术升级最迅速、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以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情况为例实证分析：据外经贸部统计，2000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298.2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8.9%，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76%攀升到80.51%.这说明我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自主开发能力相当薄弱，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力量，而且从其增长轨迹看，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高于全国外贸出口平均增幅的发展态势。2001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464.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4%，高于全国平均出口增幅18.6个百分点，在全国新增出口总量中，高新技术产品占55.5%.如果离开“外资”，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不足现有规模的1/5而技术贸易逆差将高达500亿美元。从企业的创新能力来看，据外经贸部调查统计，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申请的专利数占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申请数的2/3以上。再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构成分析，2001年，计算机和电子、通信技术类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约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90%，而这类产品绝大部分是由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由此可见，我国的战略贸易政策导向（尤其在高新技术产品贸易领域）只能是“合作”。经济的“融合度”决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度”，只有不断提升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度”才能逐步缩小与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二、战略贸易政策的实施

从发达国家情况分析，在生产力诸要素构成中，资本要素相对充裕，因此发达国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低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存在输出资本，使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趋向均等化的倾向。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估计，2000年发展中国家接受外国直接投资金额高达2400亿美元，2001年，受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9.11”事件对投资者信心打击的影响，降至2250亿美元，但仍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25%.例如，美国的国家贸易政策中非常注重“全球资源的置换效应”，即用美国的投资、知识产权、技术装备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生产要素进行置换和组合，以实现美国经济从“后工业化经济”向“智能和创造型”经济演进。这种以全球资源置换为内核的对外投资方式绩效十分显著，1998年，美国海外分支机构的销售额高达2.4万亿美元，是美国同期外贸出口的25倍。

发展中国家战略贸易政策实施的关键是通过国家财力和政府的经贸政策，改善本国的投资软硬环境，营造一个有利于国际生产要素流人的战略“凹地”，吸引发达国家处于成熟期的加工业或高新技术产业链中劳动密集度相对较高的“环节”，形成国际化生产加工基地。并通过不断改善加工贸易条件，拓展加工贸易业务，最终成为跨国公司国际化生产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加工链”。据《商业周刊》最近统计，全球5.3万家跨国公司内部和相互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60%以上。因此，融入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体系，大力发展产业内加工贸易应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今后发展的基本取向。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方式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着年均8%的增长速度，已连续9年成为世界上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每年都有400亿美元以上的国际资金流入。作为“世界工厂”，加工贸易逐步成长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2001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1474.5亿美元，占外贸出口总额的55.4%，加工贸易进口939.8亿美元，占外贸进口总额的38.6%，其中高新技术产品的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装配贸易约占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90%.这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的生产方式仍以加工装配为主，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程度和自身的加工水平，加工贸易是现阶段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方式。我国沿海地区制造业发达、人才集中、劳动力素质较高、技资环境较好，如何构建和形成这样一个战略“凹地”，主动吸纳国际生产要素的流入，应成为我国制定和实施战略贸易政策的切入点。

发展中国家战略贸易政策实施的首要前提是如何构建对国际加工业最具吸引力的战略“凹地”，而战略“凹地”的构成要素取决于外国公司选择海外投资的标准和主要促成因素，以及各国在吸引国际投资方面的相对优势。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近年来经济政策的导向看，各国日益意识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性，在吸引外资的政策取向上更加趋向促进投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放宽对投资领域的限制以及放松外汇管制，各国都在致力于为投资者创造更加有利、更具吸引力的政策环境。因此，作为国际化的加工贸易战略“凹地”一定要具备国际大环境中的政策优势和环境优势，要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创造优越的政策条件和投资环境。各国的实践表明，只有当一个国家致力于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教育体系，提供透明的、可预见性的政策、法律环境，并且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之间能够政令畅通、协调一致、高效运作，才能对国际投资形成强大的集聚效应。

三、对策措施

外商选择来华投资的最主要决定因素首先是成本，其次是市场，第三是环境。以下就这三个核心因素以及我国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措施进行分析和探讨。

1.成本因素

在产品成本构成要素中，我国最具竞争力（也是外商最看中）的是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竞争优势包括三层含义：

一是，在可用性基础上的劳动力资源充裕和价格低廉，即较容易雇佣到大批熟练的产业工人；

二是，具备一大批比较优秀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其薪水与国际同类人员相比又非常低；

三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的可塑性很强，表现在文化基础知识较好，渴望学习、刻苦钻研，而且吃苦耐劳、便于管理。

但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整体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而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人力资源要素将逐步取代自然资源要素的主导地位，成为构成贸易条件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绝不能仅仅建立在价廉的基础上，因为劳动力的绝对成本优势终将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丧失，而劳动力的相对成本优势（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与其成本的比较）是我国可以长期依托的支点。我国应加快普及高等教育的步伐，加大教育投资的力度，为现代加工贸易的运作提供厚实的智力支撑，主动迎合国际跨国公司目前正在积极推行的人才本土化战略。同时要加强人力资源的国际合作，通过国外高技术劳务的引进，与国内低成本的劳动力相结合，形成人力资源方面的组合效应和互补优势。

2.市场因素

市场是构成外商来华投资的第二大要素。目前，外商最大的不满在于市场体系的发育程度不完善：

一是，在某些市场的准入方面存在明显的经济成分歧视，限制和排斥外资企业，即使对外商部分开放的领域，还存在地域、企业数量和股权比例等方面的限制；

二是，市场约束机制不完善，外商普遍感到中国法律的聚焦点是大公司、大企业，而对小企业缺乏约束力。如对小企业侵犯知识产权、盗用国际名牌商标、偷税漏税等行为很少有人问津，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公平的地位；

三是，市场供给体系不完善，外资企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进口受高关税的约束，影响了产品成本和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

四是，资本市场的发育很不成熟。风险投资的发展依赖于证券市场的发展，高科技与风险投资是一对“孪生子”，缺少风险投资的孵化，高科技产业就很难成长和扩张。从我国情况看，由于受各项政策法规的限制，一方面我国风险投资尚未完全对外资开放，尤其是国内二板市场尚末启动，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国内上市很困难，运用证券市场资本运作实现高科技企业战略扩张的策略难以实施，再加上风险投资成功后的退出机制很不流畅等因素的影响，严重制约了国际风险资本的进入；另一方面，国内私人资本市场一直处于“地下运作”。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报告显示，仅北京、上海、深圳三市就有3600多家公司从事私人资金运作，这类公司控制的资金高达7000多亿元，其主要功能是从事股票市场的投机。如何清除金融限制方面的政策法规障碍，使庞大的私人资本合法地“浮出水面”，同时，加快出台和完善风险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公司运作的法律法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风险投资管理体系，加快二板市场的出台，吸引国外风险资本，清除影响风险投资进入和退出的体制障碍，引导国际资本投向我国高科技产业，对培育资本市场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将会产生巨大影响。

3.环境因素

在投资硬环境方面，外商认为我国东部地区在硬件设施（运输、通讯、电力等）方面已有重大改善，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工业整体配套能力很差，上下游产业和相关产业的配套能力均很弱，缺乏支撑现代加工业发展的完善的工业整体环境，即使沿海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跨国公司在当地的平均采购水平仅20%左右。从目前吸引外资的新动态分析，外商在投资地区的选择上越来越注重产品价值链的衔接和增值，即投资区的整体工业配套水平，包括加工配套、人力资源配套，以及同行企业和相关企业的集聚效应，在我国沿海部分工业整体配套水平较高的地区已出现大规模的区域性外资集聚现象。例如，紧邻上海的苏州市吸引外资约占江苏全省利用外资总量的一半。

因此，在改善投资硬环境方面不仅要具有能承载现代化加工业的一流的基础设施，还要具备高速便捷、立体化的大交通网络，覆盖面广的数字化、宽带化、智能化的信息高速传输平台。在国家建设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更应加大基础设施领域与国际跨国公司的战略性合作，扩大BOT、项目融资、基础设施经营权转让等方式的利用外资，加快出台相应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同时，要注重不断提高加工水平，增强配套能力，支持国内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配套产业，在较小的协作半径内形成很强的产品乃至产业配套功能。此外，要创建高品位的文化生活环境，注重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在吸引外资过程中许多地方重视生产环境建设，忽视生活环境建设，这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表现：东方人强调“艰苦创业”，而西方人非常注重生活环境和质量。例如，在长江三角洲利用外资较多的地方，经常会出现外企白领阶层“江浙上班，回沪住宿”这种东方人很难理解的现象。因此，在构建国际化加工贸易战略“凹地”过程中要注重生活和生态环境建设，如休闲娱乐设施的建设，国际学校和国际医院的建设，注重防治污染，加强水资源、山体资源的保护，扩大绿化覆盖面，提高生活环境的质量和品位。

国际投资对软环境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一国有稳定的政治、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或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条件）、完善的法律体系以及没有地理文化上的进入障碍。外商对中国的投资软环境总体评价较好，认为我国在投资软环境方面的国际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经济高增长、低通货膨胀、人民币币值稳定；优惠的税收政策（所得税减免、进口技术设备减免税、境内技术转让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等等）；投资成本低，特别是土地使用费低和建设费用低；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以及政治经济环境的相对稳定。在投资软环境方面外商反映的突出问题：一是，法制不健全，经济纠纷的执法难度很大；二是，经济贸易政策方面存在随意性、复杂性，尤其是不可预见性，使外商很难了解和把握；三是，我国税收政策与国际不接轨，仍存在较大差异和一些不合理因素。如我国企业所得税率和个人所得税率与国际相比都很高，出口退税不到位，依然采用国际上仅少数落后国家采用的生产型增值税（购进的固定资产不能抵扣税，制约投资），以及在税收政策上重税率、轻税基等等；四是，政府部门办事程序复杂，环节多、效率低。

在改善投资软环境方面，要注意创造以下条件：

1.具备完善的与国际接轨的法律框架和经济贸易管理体制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外贸管理体制变化的最主要特征是从政策性管理转向法律框架下的规范化和可预见性管理。加入世贸组织就要求政府在管理经济贸易的法律制度方面符合WTO的各项规则，从自主制定各项规则向逐步采取世贸规则转变，使涉外经济贸易政策和法规简洁、统一、连贯和透明。只有在稳定的、与国际一致的法律框架下才有可能吸引国际跨国公司的中长期战略性投资。

在经济和贸易管理体制上与国际接轨，一是，要更新行政管理的观念和方式，逐步转向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二是，调整行政管理的职能，减少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上下之间的职能重叠，压缩政府对经济领域的管理面和干预面；三是，调整和压缩行政管理权限，减化繁琐的管理程序和制约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各类审批手续，积极推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2.建立国际化的高速物流通道

国际加工贸易区的三个基本要广素是加工水平、通关速度和货物集散能力。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跨国公司越来越注重选择全球最有利的地区进行研究开发、生产制造和产品销售。随着加工贸易供应链的拉长，对货物在国际间穿梭的时间限制将更趋严格，以适应制造业向零库存生产演进。只有具备高速、便捷、流畅的物流通道和覆盖面广的供应链体系，才能为构筑国际化的生产加工基地创造基本条件。因此，要大力发展与大交通、大流通、电子商务有效结合的现代物流业和开放型的物流网络体系，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物流企业，建设以港口为依托的现代化、智能化的物流基地，开发BtoB（企业到企业）和BtoC（企业到消费者）的第三方物流，以集装箱等“组合包装”、“门到门”的多式联运，以及以EDI为先导的现代交易方式。海关、商检、外管、税务、银行等单位要简化办事程序，加强彼此间的协作、协调和配合，构筑现代化的物流交易平台。

第9篇：劳动力价值的构成要素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择业观； 服务型； 引导机制

中图分类号： G7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1－0127－03

在我国，自从高校扩招以来，大学生就业率呈持续下降趋势。201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为631万，就业率仅为72.2%。［1］2011年约有650万大学毕业生将投入到劳动力市场。面对着激烈的市场竞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认为“毕业即意味着失业”。大量“校漂族”、“蚁族”的出现已经引起了高校和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在积极探索就业政策、拓宽就业渠道的同时，大学生择业观念问题也日渐得到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的重视。

大学生是即将步入职场的非劳动力群体,审慎的进行职业选择,“无疑是开始走上生活道路而又不愿拿自己最重要的事业去碰运气的青年的首要责任”［2］。然而，在“自主择业”的就业模式下，虽然大学生择业的目标弹性增大，自我调试能力增强。但是，他们缺乏合理的自我定位、缺乏职业生涯规划、缺乏实践操作的能力、缺乏全程的择业指导、缺乏全面的人才市场供求信息。这些都是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因素。以往关于大学生择业观的研究大都无法突破工具理性的桎梏，要么是提高就业率的手段，要么是其他工作的附庸，要么在教学工作中被边缘化。要想有效解决大学生择业观念问题，必须明确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动因，构建以大学生择业观本身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服务型择业观引导机制。

一、服务型的择业观引导机制的内涵

机制是指事物的内在结构及其相互作用的原理和过程。大学生择业观引导机制，是指在大学生择业观转变过程中，各种要素趋于教育目标的有效性因果联系或运作方式。择业观引导机制构成要素包括本源性构成要素――实体要素和非本源性构成要素――媒介。其中，实体要素包括社会、政府、高校、家庭等，是大学生群体的外在影响力；媒介要素包括目的、内容、手段、活动等，是联结实体要素和大学生的中介。服务型的择业观引导机制，就是把择业观引导工作与大学生的思想、心理、价值追求联系起来，以学生的个性心理特征为基础，以调动大学生自我发展与成就的需要为手段，以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完善和全面发展为目的。在大学生择业观转变过程中，提供一切可能的服务，以大学生的心理变化和内在需求为整个工作的线索。在这一过程中，各实体要素和媒介既各成体系，又按一定方式协调运转，共同指向大学生。

二、服务型的择业观引导机制的运行方式

用“机制”这一视角来研究大学生择业观，是把其纳入一个整体动态的活动系统中，从整体和整合的角度来揭示各要素构成的大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运作方式。运行方式是为运行目的服务的，是服务型的择业观引导机制质量和效果的关键。合目的性的运行方式，是指社会、政府、高校等实体要素相互协调、相互衔接，整合媒介要素形成最大的合力作用于大学生的择业动机和行为。具体说来，各要素在择业引导机制中合目的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1.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宏观的服务和协调作用

当前我国教育行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作为公共权利机构的政府对高校的管理采取行政干预的管制方式，影响了教育的健康发展。为此，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变管制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大学生教育管理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服务提供形式，是当前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生择业观引导机制中，政府应该把大学生择业观念问题纳入关注的视域，并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在方针政策上给予高校择业指导工作以宏观的指导，并提供物力、财力和人力的支持。同时，营造公平合理、机会均等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社会舆论的方向，为大学生正确择业注入鲜活的力量。政府行政的目的不只是提高大学生就业率，而是为他们追求理想、实现自我价值提供条件。只有打破工具理性的束缚，政府对大学生择业取向的引导才能发挥应有的效力。

2.社会舆论的正方向文化引导作用

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大学生择业观形成过程即是大学生社会化的过程，社会舆论是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它是通过宣传、鼓动、诱导、批评等灵活多样的方法，使人们在心悦诚服中改变原有的看法和态度。这一特点使得社会舆论成为大学生最喜爱的接受社会信息的方式。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体要坚持正面引导的原则，宣传合理、科学的职业价值观，宣传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经验和途径，宣传面向基层就业、自主创业的优惠政策，反映分析大学生群体存在的各种心理困惑，批判、化解具有负向功能的择业取向，探讨社会所期望的职业价值取向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等与大学生择业观有实在关联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实践问题。

3.高校 “全程化、全员化、信息化、专业化”的服务作用

高校是指导大学生择业观的最重要实体要素，与大学生形成直接的双向互动关系。高校全程化的指导工作包括：第一，建设择业指导课程体系。 “所有高校要从2008年起开设就业指导必修课或必选课”［4］，并依据各校自身具体情况制订教学计划。就业指导课程教材建设，以科学性、系统性、针对性、操作性为原则，适应新形势需要。第二，注重通识教育。我国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经历了“知识本位――能力本位――素质本位”的转变过程。素质本位的目标取向更注重通识教育。通识人才的显著特征是“沟通能力和团队精神，表达和组织讨论的技能，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能力，跨文化和外语能力，概括和组织知识与信息的能力以及进一步自主学习的能力。”第三，职业生涯设计指导。目前我国高校的就业指导模式，仍然是帕森斯式的“就业安置”，偏离了教育“以人为本”的思想。我们需要在大学生职业生涯辅导中注重学生探究自我、开发自我综合素质的培养。学校职业规划指导的策略是：一是结合课堂教学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指导；二是通过个别与团体咨询对大学生进行职业心理辅导，解决学生择业时遇到的各种困惑；三是重视社会实践的作用。以高技能实践型教师队伍建设为推动力培养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以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为生长点。同时，要力求探索以订单培养为目标、以产业项目为载体，以开门办学为重要手段，以就业指导为中心的工学结合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服务体系。［5］第四，加大就业指导经费和人员投入。我国部分高校的经费额度与美国高校的差距并不大。但是两国高校就业指导经费的有效利用率却差别很大。在美国约50%的经费直接用于毕业生就业指导，而国内很多高校的经费只有1/6到1/3直接用于就业指导工作。［6］另一方面，高校要加强就业指导队伍正规化、职业化和人性化建设。就业指导队伍除了指导机构的日常管理和办公人员以外，还要培养和引进数量较多的专业性的择业指导咨询师。

4.家庭对其他实体要素功能的整合作用

家庭关于职业发展的价值观是社会各种价值取向的缩影，市场经济社会的趋利性和不正当竞争对家庭价值观的冲击很大。因此，在大学生择业观引导机制中，一方面，家庭与社会、政府、高校共同构成大学生择业观的外在实体要素；另一方面，家庭又是最难把握的变量因素，对其他实体要素的功能和效力有时起推动作用，有时起弱化或消解的作用。为了避免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的职业价值取向对社会、高校所倡导的职业价值取向的弱化或消解。争取家庭的积极配合，也是社会、政府、高校的重要任务。一方面，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完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营造诚信、友善的日常交往环境；另一方面，通过社会舆论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使父母和子女更加了解人力资本市场的动态和大学生择业的前景。家庭摆脱个体本位的职业价值取向，在方向和目标上与其他实体要素一致，最大的教育合力才能得以实现。

5.大学生在解决自身择业矛盾中的理性平衡作用

人的社会化过程是其主观认识与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发展变化相符合、相一致的过程。作为即将步入社会的青年大学生必须塑造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在择业的过程中找到社会需求与个人目标、道义与功利、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理想平衡点。第一，社会需求与个人目标之间的平衡。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该认为，这两种利益是作对的，互相冲突的。”［7］大学生在考虑自己的专长、兴趣、爱好的同时，目标岗位的社会价值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个体的社会价值得以实现，个人才会有更大限度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第二，道义与功利之间的平衡。义利观是指人们如何对待精神伦理和物质利益关系的态度和观点。道义是某一社会的伦理规范，功利即“所得”，与“道义”相对主要指“个人所得”。市场经济社会崇尚的个人品质，并不是“一切向钱看”的物质主义，而是更加注重诚信观念、团队意识、奉献精神等职业品质。注重培养自身的优秀职业品质是人才市场竞争的法宝，面对“义”与“利”之争时，理想的结合点是：重利但不薄义、扬公义但关乎私利。第三，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平衡。自我意识是个人对自己本身以及自己与客观世界关系的认识、评价和调节。［8］大学生作为自我意识的主体通过自我观察和认识，将“我”这个统一体分解为理想的我和现实的我，二者之间的矛盾运动是自我意识的基本特征。在择业取向上，大学生常常以“理想我”去评价职业岗位的价值，而忽视“现实我”的能力和水平，造成眼高手低，影响择业。所以，正确的自我认识和评价在大学生择业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要考察现实我和理想我的差距，另一方面要探究现实我向理想我转化的程度和可能性。

在今天，大学生所处的环境更加社会化，影响大学生思想和心理的因素更加复杂，范围更加广泛。各系统要素孤立地进行活动将继续弱化择业指导工作的效力。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只有在目标和方向上保持一致，才能发挥最大效力。

参考文献

［1］吴晶.教育部:201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72.2%［EB／OL］.［2010-07-21］..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4－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4］教育部召开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会议［N］.中国教育报，2007-12-6（01）.

［5］《教育研究》编辑部.2007年中国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年度报告［J］.教育研究，20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