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文化遗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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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考古文化遗产范文

关键词：考古资产；保护措施

引言

考古资产的保护对社会历史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一个国家传统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无价之宝，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同样也是民族精神思想建设的主要支柱。我国是历史文化古国，具有五千年悠久民族文化，是我国人民精神努力的智慧杰作。因此，对考古资产的保护是对历史精神文化的一种传承表现，考古资产是我国各民族精神桥梁、促进各民族内部团结统一、和谐发展，是建立和谐主义发展国家的重要前提，是考古学者以及每个民族同胞应有的社会责任及义务。

一、关于考古资产保护情况发展现状

（一）考古资料记载不受重视

在考古学中，一旦发表相关文物发掘计划书，就会根据具体计划确定考古工作的基本流程，但这样贸然确定考古工作流程并不具有一定科学性，在一定程度影响最终考古工作的准确性，因此，应当对古代考古学者的个人记录进行仔细查看，对这些记录给予应有的重视和保护，尊重考古学者的个人劳动成果。在过去长时间的考古工作过程中，对考古遗址的完整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群众的关注，但却极大程度的忽视了考古记载资料及文献方面的保护，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对考古事业的引起足够关注的时间较晚，没有意识到考古记载资料对历史文物发现工作的重要性，主观的将具体考古工作者排除在关注范围之外。

（二）缺乏有效考古资产保护措施

我国对于历史文物保护方面也出台了很多具体条文规定，但是这些规定或是相关法律保护政策中，并没有详细哪条规定对考古资产保护的具体内容，我国文物行政方面，在管理工作中也没有制定关于考古资产的保护制度，而且在考古学中，仍然没有对考古资产方面的统一规定或制定，在考古行业中，最重要的工作行为遵守流程规定中，就已经对文物现场及发现的具体文物的详细保护工作规范要求。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文物管理局亦或是重要的考古工作规定中，都对考古资产保护措施这一方面缺乏详细的规定，造成考古资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不同因素的破坏。

（三）考古资料管理受传统因素影响

考古资产中的重要内容主要就是考古相关资料记载与考古文献，但在实际考古资产保护工作中，在考古资料的管理上面，整体出现闭塞性以及教条性等不好的传统因素，影响了对考古资产的保护工作有效进行。一些关于考古遗址的具体资料记录，被某些考古组织利用一些灰暗的市场手段进行私有占有，尤其是对那些重要的历史久远的遗址资料，更是从不向外界展示，就算本组织机构的工作人员想查看考古资料，都需要层层审批，很难轻易看到。因此，造成很多考古资料数据，大部分都被放置管理库中，长时间容易被人遗忘或是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丢失。

二、加强考古资产保护的相关具体措施

（一）加强对考古保护重视

根据我国关于文化遗憾保护方面新出台的政策，倡导全民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保护历史文化的整体与准确性，按照具体行为规定与法律规章制度进行积极有效保护。因此，首先就要提升对考古资产保护的重视，主动开展考古文化的宣传活动，加强历史文物专业知识探讨，使考古界与历史文物界的思想意识达到高度统一，将文物保护演变成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将考古资料视为保护工作中重要内容，历史考古资料是我国精神文化遗产中无价之宝，只有加强对考古保护的重视程度，才能最终有效的确保考古资料的准确性与科学性。

（二）完善考古保护制度体系

将现有文物保护法进行完善，结合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形势，制定出严格的文化遗憾保护法。我国文物管理局的各部门应该积极配合，规定有关考古资产保护的具体条文规定，在原有的考古工作重要遵循守则中，将考古资料与考古文献记载等内容加入到文物现场保护工作当中，并且要对考古现场以及相关文物资料管理工作上制定系统化的评判机制。同时，要加强对考古资料紧急保护工作，国家文物管理局要通过具体奖励制度，鼓励更多的人将手中收藏的稀有历史考古资料文献上交给国家珍藏，促进我国考古学发展，进行历史文物资料抢救工作过程中，仔细对相关退休的考古学者进行询问，将那些消失在考古学中的重要资料文献通通深度挖掘出来，进行重新整体编排，由国家相关考古部门进行严格管理，把这些珍贵的考古文化瑰宝收集起来后，运用到将来的考古工作中，有利于考古保护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与完善，促进我国日后考古博物馆项目的建设，将历史文化展示给现代人，加强人们对我国历史精神文化的认识，感受到考古文化自身的魅力与价值。

（三）与时俱进加强考古信息建设

关于考古资料管理方面工作，应符合当前时展基本需求，做到管理技术上的与时俱进，创新资料管理方式，结合先进网络信息技术，将考古资料及其具体文献记载等文化瑰宝收藏到网站中，实现资料共享、信息公开化，形成数字化现代资料管理系统，提升人们在网站中的浏览率。在将来的考古博物馆在展览相关资料或是文物作品时，要将相关为考古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考古学者加入进来，让世人看到他们工作中的成就c奉献，将他们个人优秀作品设置专栏展览，把考古工作者发现的历史文物与其工作照片放在一起，避免出现见到物体不见考古学者的尴尬现象。同时要加强考古工作过程中的记录，规定每个考古学者在文物发掘中，对具体文物有什么重要发现应当及时记录下来，丰富原有的考古资料记载，促进日后考古事业发展，通过将来考古博物馆的具体展示，让人们切实感受到考古工作现场是什么状态，与此同时更要加强考古网站的建设，开通考古官网微博账号及微信公众号，多种渠道拓展人们对考古文化的了解。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更加重视历史文化传承与弘扬，考古资产是对我国悠久精神文化的重要记载，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的重要基础保证，因此，关于考古资产的相关资料及文献记载，有关政府管理部门要加强重视，采取积极有效的考古资料管理保护措施，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出台具体考古政策，规范考古工作过程中的个人行为，加强建设考古资产现代数字化系统，满足当代社会发展需求，提升人们对考古文化的认识，丰富考古知识，为考古事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刘扬. 浅谈考古现场的文物保护[J]. 赤子（上中旬）， 2015， （07）： 19-21

第2篇：考古文化遗产范文

关键词　三峡；文物；旅游产品；转化途径；遗产廊道

中图分类号　F59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75(2006)-01-0012-06

三峡水库区淹没区的文物多达1200余处，2000年，经国务院三峡工程委员会审批，正式将1087处文物点列入保护规划，其中，地下文物点723处（湖北217处，重庆506处），地面文物点364处（湖北118处，重庆246处）。经过全国数千名专业考古人员历时10年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至2003年4月，135米蓄水区域的680项文物考工工程全部通过验收，至此，20世纪全世界最大的文物抢救性保护工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①。众多的考古成果，不仅为认识三峡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新的视野，也为三峡旅游提供了新的资源赋存和新的开发思路。

以前在探讨库区建成后三峡旅游的新格局时，往往只重视空间的平面延伸（由干流向支流腹地扩展）和垂直变化（水位上升后两岸的景观变化），如吕斌教授提出：三峡旅游将从“一轴”转变为“双核”模式、水陆分化模式、空间掠夺与“边缘回头”模式，形成“两极、三轴、三区、四带”的空间结构骨架和空间拓展模式②。此外，张立明③、田世政④、李国平⑤、王顺克等⑥，都对三峡旅游的空间变化提出了设想。但以上成果最大的薄弱点是单纯从空间形态去分析三峡旅游格局，对三峡文物的新发现、新成果分析重视不够，如果离开三峡文物古迹去论证三峡旅游，无疑是“形而下”的观察角度，尤其是水位上升后，自然景观遭到一定破坏，文物古迹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离开旅游产品去研究旅游空间结构，是十分片面的。并且，三峡人文景观经过长期的叠加积淀，形成了有机延续的“遗产廊道”，无论水位如何变化，这条完整的“遗产廊道”是三峡旅游的永恒主题。

对三峡文物旅游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李秀清针对不同类型文物的特点，提出了文物与旅游协调发展的构想⑦；李丽从三峡旅游景观“人文化成”的角度，论述了旅游景观对象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为旅游开发提供了人文基础⑧；罗玲对三峡古镇旅游开发进行了调查研究⑨；笔者对三峡历史时期的盐业遗址进行考察，对手工业遗产旅游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⑩；笔者还结合游记、志记、咏记对三峡历史旅游景观复原研究进行了探讨[11]。但是，以上研究成果都没有吸收135米蓄水区域考古工作的最新的系统成果。本文实地考察和资料收集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三峡考古新成果的旅游转化途径，演绎了人文景观的历史剖面和空间分布规律，为三峡的旅游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三峡淹没区内文物的空间分布及其保护方式

三峡淹没区内的文物大致分为以下6类: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石窟寺，石刻及其他，现代遗址及纪念建筑物，古遗址，古墓葬。根据国家文物局普查资料，主要分布在以下沿江区域（见表1）。

资料来源：李秀清.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概况.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J］,1998(1):7679.

在三峡的考古发现中，许多重大的地下文物惊现于世，为揭示三峡文化的深层结构提供了有力佐证；同时，地面文物的保护与迁移又形成了新的文化景观。笔者整理了有影响的文物考古成果如下（见表2）：

资料来源：李秀清.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概况.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J］,1998(1):7679.

文物考古部门对三峡库区文物古迹的处理主要有以下方式：

1．原地保护

对于淹没区的地面文物，尽可能原地保护，保持其原真性和唯一性。目前主要有3种方式：一是水下博物馆建设(白鹤梁水下碑林)；二是围堰式加固保护（石宝寨）；三是直接修复保护，许多民居建筑在三峡建设中得到修复，与现代工程交相辉映。如杨家湾老屋就是坝区最大、最完整的民居修复工程。

2．易地搬迁及复制

易地搬迁及复制包括整体搬迁和部分搬迁，搬迁地点又分为后靠搬迁与异地搬迁。三峡文物的异地搬迁主要类型[13]：

民居建筑：民居建筑反映了长江流域居民的生活环境，在搬迁时要考虑整体格局及风貌的保存，包括建筑元件和粘合剂的处理。在选址时应注意所选地址的环境风貌与迁入文物原有的环境风貌相似。巫山大昌民居、新滩民居、楠木园民居等都属于这种类型。

寺观祠庙建筑：寺观祠庙是历史时期的精神坐标，祭祀内容除了佛教、道教诸神外，更多的是反映地方性英烈人物、地方原始神灵以及和水运相关的祭祀内容。在搬迁时与城镇景观协调，成为点状文化景观坐标。

石刻造像：长江两岸的石刻造像题材广泛，涵盖了宗教、水文、礼仪等内容，具有很强的点景作用，搬迁时一般后靠迁移。如瞿唐峡题刻，从南宋的“中兴圣德颂”碑到抗战时期的“打走倭寇”的誓言，极大的扩展了“夔门天下雄”的文化内涵。官渡口镇青龙山上的“楚蜀鸿沟”更是历史疆界的分界标志。

3.整理及展示

对三峡文物的整理展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留取资料展示，通过文献资料搜集、居民采访、摄影测绘、照片记录、摄像记录等方式，将三峡众多的文物古迹进行科学的整理，最后形成数字化的资料库；二是文物的修复、整理和展示，通过建立博物馆陈列，集中展示三峡考古的出土文物。

二、三峡文物旅游资源的转化途径

1．新旅游景观的产生

根据三峡库区蓄水和文物被淹没的程度，文物作出了相应的保护处理办法。搬迁或原地保护的景点形成了新的旅游人文景观，主要有以下3种情况：

第一，岸景垂直高度的变化和腹地游线的延伸。水位上升后，三峡的雄奇景观受到一定影响，以瞿唐峡的入口夔门为例，北岸崖高约200―360m,南岸高约为160―230m,蓄水后南岸崖壁仅仅剩下50m左右的崖岸，江面宽度由原来的90―150m变成蓄水后的175―250m，万水汇夔门，“夔门天下雄”的壮观在相当程度上被减弱。所以，峡江两岸的题刻内涵需重新演绎。但是，水位上升使得大宁河、香溪等支流的游览空间大大扩展，尤其是大宁河。宁厂古镇是极具价值的手工业城镇，以前的水路游览只能到达巫溪县城，蓄水后的游线可直接延伸至此，使宁厂盐业手工业城镇和宁河栈道得以全面展示。

第二，景观地理坐标的变化。随着文物的异地搬迁，人文景观的地理坐标发生相应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长江南北的迁移和沿江迁移。比如：丰都县城从长江以北搬迁至长江以南，以前的码头―县城―鬼城游览格局演变成隔江相望的格局，形成人间（南岸新县城）―鬼神世界（北岸平都山）的鲜明对比。云阳张飞庙随着县城向西迁移至双江新址，依旧保持了县城―庙对应的格局，地理坐标发生了明显变化，新县城与修旧如旧的张飞庙景观对比十分强烈。在异地搬迁保护的时候，除了整体搬迁外，还采取了相对集中的办法，使许多零散的文物集中布局，形成新的旅游景区。如秭归县将24处地面文物集中迁入茅坪新县城，打造凤凰山观光旅游区。

第三，景观环境的变化。对于部分淹没区，采取了环境整治、加固保护的处理方式，使原有人文景观环境发生变化，以前依山而建的石宝寨、丰都鬼城和白帝城均变成了三面环水的半岛型景区。使这些军事城堡、宗教圣地和历史遗迹的景观环境更增添了神秘性，从游线设计到解说系统也应有相应的变化。

2．三峡文化的旅游人类学思考

在三峡文物的普查与考古发掘中，上至新石器土著文化，下至抗战的陪都文化都有充分的体现，尤其是大量的巴文化遗址为揭示三峡地区人类原生状态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为后来历史文化的演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旅游开发角度讲，巴文化是三峡地区的文化特色之一，但长期以来从文化理念到旅游载体都得到很好的发展。相比邻近地区的楚文化和蜀文化的旅游开发，明显滞后。三峡考古成果为巴文化的旅游开发提供了旅游载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域文化理念的全面演绎和旅游化识别。三峡地区各风景点连绵不断，但是以往在游客的心目中都是断续的点，缺乏文化序列将其有机的结合起来。巴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原点，支撑和演绎了三峡文化的脉络。由于史料的缺乏，对于巴文化的记载很少，考古发现的涪陵小田溪墓群、云阳李家坝遗址、开县余家坝战国墓地等，为巴国王朝提供了有形的证明。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人具有忠义尚武、崇鬼尚巫的民族特点，历来有“巴为将，蜀为相”的说法。这些文化特质可形成三峡人文景观的基点，顺江而下，从丰都鬼城―忠县石宝寨―开县故居―云阳张飞庙―奉节白帝城，延伸至湖北楚文化地域内的屈原祠、秋风亭（为纪念寇准而建）等景点，都有巴文化精神理念的体现。

第二，为沿途的旅游冷点地区提供了资源赋存。三峡地区景点众多，级别普遍很高，许多城市位于这条黄金旅游线上，却处于旅游的阴影区中，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旅游开发方式，比如忠县，以前仅仅有石宝寨作为沿途游船眺望景点，旅游开发十分落后。中坝遗址的发掘使忠县成为三峡文物第一大县，中坝遗址文化层最厚超过12米，从新石器至近现代，延续不断，文化信息的蕴含量难以估计，被考古界称为“五千年无字史书”。县城内还有巴蔓子将军墓地、严颜将军故里等遗迹、汉代三阙（丁房阙、无名阙、巫杨阙）文物等。笔者认为：忠县的旅游开发以“巴国故都，忠义之邦”为品牌，将形成三峡旅游的新亮点。景观展示从先秦文物（文明起源）―巴蔓子将军墓地（春秋战国巴国将军刎颈谢国，义薄云天）―汉代三阙（精美的汉阙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繁盛，并随着地方势力的崛起，形成全国唯一的“三巴”行政区划格局）―严颜将军故里（三国大将，忠义之士）―石宝寨（明末抗亲女将秦良玉）。而且，忠县原名临江，得名源于唐太宗感慨该地多忠义之士，赐名“忠县”，是唯一性的旅游文化品牌。

第三，手工业遗址旅游―三峡经济的支撑和场景再现。千百年来三峡地区的经济支撑依靠传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运输，农业生产遗迹很难通过旅游再现，但手工业遗址不仅保存了传统的作坊经营手段，而且是城镇发展的基础，进而形成古镇的文化精神空间，凸显了三峡河谷地区独特的手工业城镇意象。以宁厂古镇为例，自然盐泉的开采可上溯至巴人的传说时代，延续至明清的场镇兴盛。作为手工业遗址的旅游开发，将生产环节（原料采集―工艺制作―产品―运输方式），转换成旅游景观的三个层次：自然景观―文化景观―景观解读，既反映了自然的人文化过程，又演绎了“手工业史”历程（见表3）。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3．博物馆旅游――世界最大文物基地的文物展示

三峡是本世纪最大的文物考古基地，对出土文物的收集、整理、展示是一项宏大的工程，既有重大的社会效益，也能产生相应的旅游经济效益。博物馆的建设，是三峡文物工作的重要环节。对于不能搬迁的文物遗址，采取现场博物馆的方式，比如白鹤梁碑刻遗迹，反映了上千年来长江水位的变化，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尽管将全部淹没至水下，国家还是投巨资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水下博物馆。不仅完整地保留其科学性，同时形成了三峡最为独特的景观。

为了给三峡文物提供全面展示的空间，在重庆将修建三峡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家跨地域命名的博物馆，也将成为重庆的标志性建筑。三峡博物馆与重庆人民广场、人民大礼堂形成三位一体的建筑群，将三峡文化和城市景观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三峡旅游起点上的重要文化景观。

三、三峡遗产廊道的时空构建

“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的概念起源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是指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分布有明显的经济中心，由于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实现了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以及娱乐及环境的大力改善[14]。目前，全世界有三条“廊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分别是法国的Canal du Midi南运河 (1996)，西班牙的Santiago de Compostela 朝圣通道(1998)和奥地利的Sermmering 铁路 (1998)[15]。由于遗产廊道的空间规模巨大，文化积淀深厚，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

三峡是丰厚的自然、人文景观构成了延续的“遗产廊道”，割裂了文化传承的空间分析都会使三峡旅游的研究走入误区。长江三峡与丝绸之路、大运河、茶马古道等都是十分重要的遗产廊道，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丝绸之路、大运河正在积极进行跨区域的世界遗产申报工作，但研究工作明显滞后。对遗产廊道的理论研究有两篇论文值得借鉴。王志芳介绍了美国遗产廊道的文化内涵、保护管理方法、选择标准和旅游开发启示。拢6！＠钗啊⒂峥准崽岢隽艘挪廊道的整体保护的理论框架。拢7！

笔者认为，遗产廊道是跨区域的历史地理现象，是历史剖面不断叠加和地理空间延伸的产物，景观的时空演替是遗产廊道的核心。三峡遗产廊道的旅游研究由以下3个层次组成：文化基因――人类迁移过程中的文化积淀――旅游品牌的形成。

1．三峡遗产廊道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文明起源的空间奠定了文化的原始基因，并形成了旅游开发的基点坐标

作为长江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区域（如河口、河流阶地等）和自然资源富集的地点（如盐、铁、渔业等）或者重要山川防御要地，形成了三峡早期文明的源头。虽然许多考古遗址不能开发成观赏性的旅游景点，但是构成了三峡游线的文化坐标。如小田溪墓群（乌江长江交汇处）、巫山人遗址（大宁河长江交汇处）、大溪遗址(大溪长江交汇处)、中坝遗址（盐业产地）、宁厂古镇（盐业产地）、白帝城（夔门要塞）等。这些文化地理坐标给三峡遗产廊道提供了物质与非物质交流融合的旅游文化理念。

2．三峡遗产廊道人类重要的迁徙通道，在频繁的迁徙过程中不断叠加形成了丰厚的文化积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一版的《行动指南》认为。拢保釜＃骸耙挪廊道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三峡廊道中主要的的迁徙过程和主要历史事件有：

（1）春秋战国时期巴楚之争，随着楚国势力的西进，巴国不断向西退守至嘉陵江支流，形成巴国古都的空间迁移，从平都（今丰都）――枳（今涪陵）――江州（今重庆）――垫江（今合川）――阆中。

（2）三国时期吴蜀之争，使三峡成为重要的战争通道并留下了许多战争遗迹，如白帝城、张飞庙等。

第3篇：考古文化遗产范文

我县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众多，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共登录不可移动文物579处。近年来，随着城乡建设步伐的加快，文物保护任务日益严峻。为了进一步加强全县文物保护，避免历史文化遗产遭受破坏，保障重点项目建设工程、城乡基本建设工程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山西省文物考古管理办法（试行）》、《太原市文物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现做如下通知：

一、各乡（镇）、各部门实施的建设项目，在项目选址、规划、设计和进行可行性研究阶段，须按程序征求文物行政部门的意见。上述选址、规划、设计的项目，涉及到文物保护单位的，需按程序报批。各建设项目立项后，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程序到县文物旅游局办理相应的文物保护手续。

二、所有建设工程必须实施文物调查和文物勘探。在进行工程建设时，建设单位应自取得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之日起20日内向县文物旅游局申请对工程范围内（包括采矿区和取土区）进行考古调查或勘探。经考古调查或勘探，确认建设工程范围内无文物埋藏后，县文物旅游局出具相关的书面意见书，方可开工建设。

三、文物勘探工作由县文物旅游局统一管理负责并组织实施。勘探结束后，应及时向建设单位提供勘探报告。对于文物勘探中发现的古文化遗址(迹)或古墓葬等，报请市文物部门实施发掘。发掘清理工作结束后，方可批准工程开工建设。

四、配合建设工程进行的文物调查勘探、发掘费用由建设单位或投资方列入工程预算并及时支付。

五、建设、土地、规划和文物等部门，要各司其职，通力合作，共同做好文物调查和文物勘探管理工作。土地、规划等管理部门应及时向文物旅游局提供建设单位的土地规划和征用计划等；建设管理单位应及时向文物旅游局提供建设单位或个人的建设项目情况，以保证各类建设项目不违背《文物法》和文物调查勘探规定要求。

第4篇：考古文化遗产范文

【关键词】公众考古 博物馆考古 敖汉

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层次也随之提高，历史、文化及文化遗址对公众有很强的吸引力，博物馆也因此成为文化旅游中的热点。为适应和满足观众的参观需求，多数博物馆改变传统的以“物”为主的简单、枯燥、单一的展示方式和阐释手段，转而以观众为中心，充分站在观众视角来全盘考虑博物馆的展览陈列设计和公众阐释手段，把考古、历史与公众的心理、观念、情感和需求相结合进行综合设计，以更好地满足公众对文化资源的享受。

二、公众考古理念的实践

1.强化“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博物馆应坚持发展以人为本的博物馆文化，强调博物馆服务社会、服务公众的意识。英国有位学者提到：“博物馆最值得珍视的资源不是展品，而是观众”。这不仅因为公众的参与能够证明博物馆的存在价值，更因为博物馆作为向公众传递考古、历史知识和信息的平台，服务的对象是公众，而公众作为文化遗产的享有者和保护者，在博物馆所获得的不仅是丰富的生活，开拓的视野，更是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和责任。因此，观众才是博物馆发展的动力源泉，观众的需求和感受决定着博物馆的发展方向。

为此，博物馆一切工作都围绕着观众及社会教育来进行，围绕着为公众服务来展开，牢固树立“观众至上”的观点，建立完善的教育、导览咨询、休闲便民及生活服务等基础设施，为观众营造一个舒适、和谐、便利的参观环境。由于博物馆的观众是多元的，他们的文化背景、学习形式和参观目的都各有不同，为满足不同群体的参观需求，我们也设置了观众留言簿和服务热线，吸取观众提出的宝贵意见和要求，及时解决观众提出的问题和困难，帮助观众愉悦地参观和学习，全面体现博物馆的优质服务，让观众能高兴来、满意归。

2.开放展示发掘和保护现场

面临着发掘、保护与展示的重大课题，观众也对此充满了好奇心。为满足观众的探知欲，提升观众的体验感，在发掘和展示中融入公众考古理念，将发掘场景和文物保护场景向公众开放。发掘全程向观众开放，观众既可通过考古工作现场观看考古人员如何清理遗址表面的土层，如何挖出文物，如何对文物进行现场保护，又能通过发掘现场的高清数码录像机将所有细节一一捕捉。通过现场观摩，获得直观感受，初步了解文物考古的基本程序，感受文物出土的喜悦感和文物保护的迫切感和责任感。在考古发掘后，考古队员也及时在馆内召开发掘成果的新闻会，吸引国内众多媒体的参与，通过媒体向观众传达考古信息和考古成果。

3.设立开放式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

为让观众初步接触和了解文物保护及修复的相关理念和基本知识，馆内设立开放式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向观众展示石器、骨器、陶瓷器、铁器、木质文物等各种材质文物的修复、文物信息的采集、凝结物的清理等内容。通过对文物保护修复的现场展示，来提高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自觉保护意识。

4.开展流动博物馆活动

为了让更多的市民和学生了解历史并开展展览进社区、进校园活动，以图片、影像资料的形式通过讲解员的生动描述将文物、历史知识传递给广大群众，让平时没有机会看到这些优秀文化遗产的群众能够免费体验文化的魅力。

三、案例介绍

龙祖玉源粟之乡--神奇的敖汉。敖汉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的东南部，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多年的考古资料证明：旱作农业从这里起源，世界上最早的玉器在这里发光，凤从这里展翅，龙在这里发祥……远古的祖先在这片83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留下了他们探寻、发展的足迹。

敖汉的神奇当属那些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迹。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敖汉境内陆续发现了四千多处不同时期的古代遗址，遗址数量居全国县级之冠。这些遗址包括近万年的小河西文化，8200-7400年的兴隆洼文化，7200-6400年的赵宝沟文化，6700-5000年的红山文化，5000-4500年的小河沿文化，4200-3500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3200-2500年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这些延续发展、没有断层的文化遗存填补了中国北方考古编年的空白，使中国北方的考古学文化谱系齐全，脉络清晰，让敖汉旗蜚声中外，成了中国北方乃至东北亚地区史前文化研究的中心，被学术界誉为文明太阳升起的地方。

如何更好的对这些古文化遗产进行宣传、保护、传承工作，是摆在敖汉考古界的一大重要课题。

四、关于今后实践的几点意见和思考

1. 增加体验式的展览活动

敖汉之所以被称为“龙祖玉源地，华夏第一村”，是因为对敖汉兴隆洼遗址的发掘。兴隆洼遗址是兴隆洼文化的命名地，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玉器、奇特的服饰“蚌裙”和奇特的葬俗“人猪合葬居室墓”等重要考古发现。在对兴隆洼文化的宣传展示中，可以根据发掘资料复原八千年前的兴隆洼人生活场景，通过复原的房屋、制陶场面、围猎和用火的一些情景让观众直观的感受到八千年前古人的衣食住行。即在博物馆的展陈设计中，要增加观众参与体验历史的机会和条件，丰富个体的历史认识与体验。使观众在体验过程中能主动探究、发现知识并消化理解，通过体验获得感官上的刺激，从而引发观众的兴趣，调动观众的热情。或开设“触摸过去”活动，如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都出土了大量的石器，但每个时期的石器都有不同的特点，可以挑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石器让观众直接触摸，增强直观感受，并将不同时期的石斧、石刀或磨盘、磨棒放置在一起，让观众亲自触摸感觉它们的不同，直观简单的就能理解每个时期石器的特点并能加以区分。再如模拟考古，在考古发掘中，划出一小块地方，让观众代表在专业考古学者的带领下动手参与体验现场考古，了解基础的考古、文物和保护知识等。或者到遗址实地参观，更是直观的学习，亲身的感知。

2.延伸展览内涵

如定期邀请专家在馆内开设讲座，与学校联合举办夏令营、博物馆修学游活动或举办小讲解员培训班等活动，与电视台合作举办博物馆知识有奖问答亲子活动等等，为观众带来趣味、知识、想象力和创造欲。同时，可依据本地的文化特色，结合市场调研和观众意见，有计划地设计和营销旅游纪念品，让纪念品成为文化宣传的一大载体。

3.提升讲解艺术

高水平的讲解可以使陈列增辉，使观众在欣赏展品、增加文物知识的同时得到精神的愉悦、心灵的共鸣。好的讲解能紧紧围绕展览的整体脉络将考古基础知识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融入到讲解词中，对展览涉及到的历史事件、科技成就、经济状况、文化特征、文物概况等都要有所描述，甚至展览中没有出现而又与展览相关的内容也可收录其中。例如在讲解碳化黍和粟的时候，现场只能看到一些黑色的谷粒，应该简要介绍这些碳化谷粒发现的地点、时间、发现过程以及发现它们的意义。如这些碳化粟粒和黍粒发现于敖汉旗兴隆沟遗址，2003年在对遗址采集的土样进行浮选时，发现了1500多粒碳化了的植物籽粒，这些籽粒经北京大学、日本和加拿大的权威部门鉴定，是距今8000年的碳化粟粒和黍粒，比中欧地区发现的谷粒遗存早了2700多年，由此敖汉被定位为“横跨欧亚大陆旱作农业的起源地”，敖汉也有了“谷乡”的美誉。碳化粟黍的发现，说明兴隆洼时期已开始少量的种植粟和黍，很难想象敖汉的先民们经历了怎样的艰辛万苦才遴选出了适合人们进食的最佳食物，至今用谷子加工做成的小米饭和黍子磨面做成的粘豆包仍是敖汉最具传统特色的美食。再如讲解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时，可以从兴隆洼文化的原始猪首龙形象讲起，再到赵宝沟文化刻画以猪、鹿、鸟为题材的龙凤纹尊形器，再到红山文化的玉猪龙，让观众清晰的了解到龙文化在敖汉的孕育和发展过程。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知识也可引入讲解，如有修复痕迹的瓷器，可介绍在文物修复方面的一些知识。如我们馆展出了一批辽代的墓壁画，在讲解壁画的内容和壁画发现的意义时，可穿插讲讲壁画的揭取的过程和保护的一些措施。在讲解中，还可穿插一些故事性的描述，但要时刻坚持以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为宗旨，将文物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宣传教育放在首位。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当今世界，由于多种文化传播形式的迅猛发展，选择博物馆参观的观众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观众给博物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博物馆要赢得更多观众就必须处处考虑观众的需求，满足观众的需要，一切服务于观众。

第5篇：考古文化遗产范文

关键词：遗址 遗址博物馆 规模 职能 选址

中图分类号：K878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序言

在《遗址博物馆学概论》中对遗址博物馆的定义，“在古文化遗址上建立针对该遗址文化进行发掘、保护、研究、陈列的专门性博物馆”[[] 吴永琪、李淑萍、张文立.遗址博物馆学概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借鉴国外对遗址保护类建筑的定义，可定义为展示原址、原貌的博物馆[[] 苏伯民.国外遗址保护发展状况和趋势[J].中国文化遗产，2005,(01).]。意为专以博物馆经营的现场保存展示的考古遗址，一般称为考古遗址博物馆。

现阶段国内遗址博物馆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实际工程案例分析，但对遗址博物馆理论研究的还不多。本文将从遗址博物馆建筑类型入手，梳理遗址博物馆在设计层面上的分类，明确遗址博物馆职能，之后就不同类别的遗址博物馆总体布局做出具体分析。

基本概念

概念

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笔者发现对于遗址博物馆的定义在设计过程中不能做一一对应，这说明在建筑设计层面上对于遗址博物馆的定义是有遗漏的，笔者对遗址博物馆的范围进行重新划分。

对遗址博物馆的重新分类借鉴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的分类方法[]，将遗址划分为自然类遗址与人文类遗址。自然类遗址，指可提供考证自然界气候、地形等变动，生物物种起源于变化的所存在的遗址存，如此类遗存中包含人类活动遗迹，自然类遗址只包含有人类主观活动之外的遗存。自然类遗址包括：地壳变动痕迹、气候变化痕迹、动植物活动痕迹、物种起源与灭绝等；人文类遗址，是指可提供考证人类起源、活动、灭亡证据的遗存。人文类遗址包括：地上建筑遗迹与遗物、地下墓葬及其遗存、历史事件遗迹与遗物等。

在微观层面上对遗址博物馆的定义即为：保存或展示人文类遗址的博物馆。通过此种定义，在下文中就更明确笔者要论述的遗址博物馆的范围。

遗址博物馆职能

以博物馆职能为基础，结合实地调研确定下来遗址博物馆的四项职能：考古发掘，遗迹、遗物保存、调查研究以及文化传播[]。并且四种职能与社会的密切程度以金字塔形分布

（1）考古发掘职能，常作为遗址博物馆建设的最初职能出现，例如一些历史价值较高的遗址在发现初期要采取抢救性发掘，会考虑为考古发掘先建设类似展示馆的构筑物。

遗迹、遗物保存职能，是历史类相关博物馆中的基础职能。大部分遗址博物馆都会对本遗址出土的文物及遗址本身进行保存、修复、展示等工作。遗迹、遗物的保存设计也是遗址博物馆设计的重点。

（2）调查研究职能，是为了满足某些遗址在短期内不能完成价值研究工作的遗址博物馆而设立研究机构的情况。

（3）文化传播职能，是博物馆的最终呈现形式，在遗址博物馆这一特殊的建筑类型当中，由于遗址保护与主题单一等条件的约束下，掌握文化传播广度与深度的就成为对遗址博物馆考虑最多的，也最难统一的问题。在下文中会对文化传播职能的范围进行进一步论述。

遗址博物馆建筑类型分类及数据（遗址博物馆现状研究）

遗址分类

在遗址博物馆设计中，遗址现场状况是博物馆形态的最大影响因素。根据遗址的空间尺度影响首先将遗址分为：

A．地下遗址

B．地表小型遗址

C．地表大型遗址

D．地上完整建筑

E．地上大型残存

在此分类基础上我们将遗址博物馆得类型分为一下五种：

A．地下遗存展示型博物馆

B．地面遗迹覆盖型博物馆

C．地表遗存展示型博物馆

D．遗存建筑型博物馆

遗址博物馆规模与等级

目前对于遗址博物馆的规模等级还没有明确划分，本文参照《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JGJ66-91）》中第一章总则第1.0.3条中规定，将遗址博物馆规模也暂且划分为：

大型馆（建筑规模大于10000O）

中型馆（建筑规模为4000～10000O）

小型馆（建筑规模小于4000O）

总体布局

遗址博物馆所要展现的内容大多带有很强的地域文化特色。在遗址博物馆设计最初就要充分解读遗址背后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同时，要将遗址博物馆看作大遗址保护、城市发展的一粒关键棋子，充分发挥遗址博物馆在遗址保护工作中的作业。

例如，殷墟作为我国商代后期都城遗址，是中国历史上已考证的第一个都城，距今已有3300多年，2006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在建筑方案中，建筑师决定反其道而行将博物馆选址在遗址保护核心区内的宫殿宗门区内。总平面呼应洹河中“洹”的立意，控制建筑不高于地面以上1.2米。（图1）如此一来，殷墟博物馆既满足了核心区遗址保护要求，又承载了殷墟遗址的精华。[]

萧山跨湖桥遗址位于杭州，遗址西南约3公里为钱塘江、富春江与浦阳江三江的交汇处。（图2）方案中陈列馆设计成古船的造型，遗址展示馆被隐藏在湘湖边。遗址馆中展出距今8000－7000年，世界上年代最早的独木舟。在中国古都之一的杭州，建筑师弱化了遗址的文化价值，而巧妙地突出其考古价值，为跨湖桥博物馆与杭州市找到了良好第契合点。

职能与遗址类型

遗址博物馆设计过程中职能的确定除了受博物馆总体规划概念与定位影响外，遗址类型的不同对博物馆职能也有明显的影响。

地下遗址。此类遗址多为皇家陵寝，因遗址保护的技术所限，在发掘之初鲜有建立考古展示馆，也考虑避免改扩建，会在遗址发掘结束后建以保护、展示遗址为目的的博物馆。例如汉阳陵遗址博物馆。

地表小型遗址。遗址其规模小，有条件将考古发掘工作与之后遗址博物馆建设工作同时考虑，也因为考虑在勘查过程中发现新遗址，就可采用博物馆现场作业的模式建立博物馆。例如，田螺山考古现场馆。

地表大型遗址。此类遗址多为已探明范围的村落、城池、宫殿遗址，这类遗址所附带着重要的年代特征、地域文化信息，博物馆要充分考虑其调查研究职能。

地上完整建筑。多指名人故居、旧居，遗留宫殿，寺庙等建筑。这类遗存由于范围及历史沿革等基本信息较清晰，对于遗址本身只做展示与再利用即可，就更突显其文化传播作用。如卢浮宫博物馆。

地上大型残存类遗址

遗址规模体量较大，所反映人文历史脉络清晰，所以博物馆职能更侧重于文化传播。例如，新卫城博物馆。

选址

遗址博物馆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遗址的不可移动性，同时保护遗址不受破坏也建筑师必须考虑的。

在法律条文方面，首先要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八条“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 []其次，如在历史街区内遗址要遵循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城对于历史建筑的相关法规执行。

遗址博物馆本体的选址通常是按照与遗址的相对位置划分的。分为：遗址之上、遗址核心区内、遗址核心区外三种模式。

（1）遗址之上模式。考虑到遗址覆盖保护的要求，遗址博物馆多选址在遗址之上建立博物馆。好处在于，可将陈列展示与遗址展示相结合，充分利用遗址多变地形设计展陈空间；缺点，如选址不当会破坏遗址的连续性与完整性。在建设过程中如设计与施工不当都会造成遗址不可挽回的破坏。

（2）遗址核心区内模式。多用于不设遗址展示空间的博物馆，承载文化传播与科研职能。选址要考虑其与遗址的逻辑关系，要尽量降低体量、形象对遗址的干扰。在面积较大遗址区内选址，应将博物馆布置在游览路线的适当位置，组合好遗址与宣传活动。

第6篇：考古文化遗产范文

知道余姚，跟历史文化遗产“河姆渡”，以及历史文化名人王守仁分不开。前者是长江下游农业文化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后者则是中国历史上几乎难以找到比肩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传奇的创造者。

远古文明的家园

记得几年前来到余姚河姆渡遗址，那拱加于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前的“双鸟舁日”图便把游人震撼了。那对利喙长尾昂首振翅的巨鸟正在拱护着一轮光焰熊熊的太阳搏击升腾，这是一幅河姆渡人当时刻在一块蝶型象牙片上的远古图画，今人很难破解河姆渡人当时赋予这幅图画丰富的远古文化内涵，只感觉，虽然7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今天看到它，尤其给人以一种自信、光明和向上的激情和力量，它不是在告诉着今人，处于农业文明上升时期的河姆渡人，在地球的东方创造出的绿色文明和用智慧及勤劳托起的另一轮绿色太阳，在今天仍然显示着其强大的生命力吗？

河姆渡古文化遗址所在的浙江省余姚市人杰地灵，境内有舜江、舜迹，相传舜就生于此，这里后来也出现过像虞世南、王守仁、黄宗羲、朱舜水等一批彪炳史册的人物。站在姚江边上极目四周远眺，清丽的秋日之下，满目的葱翠。从这里向东，有一群略呈南北走向的小丘陵挡住了东来的海风；向西与广阔的宁绍平原连在一起；向南便是峰峦叠嶂的四明山脉；而向北，平原的尽头有一块能望得见的丘陵，翻过丘陵便是杭州湾了。这里确实是一处适合人类生存的风水宝地，难怪河姆渡人选择了这里，同时他们也把远古文明的种子撒在了这青山绿水、肥草沃土之中了。静静地用心来领悟，会有那远古时期古木参天、水草茂密、鹿鸣猿啼、兽奔人逐的景象出现于自己的幻觉之中，原来这里曾是一派生机昂然的世界呀！

远古文明的产生离不开流淌的江河，而这里也有一条河流，那就是眼前的这条发源于四明山腹地的百里姚江。江水悠悠，不逝昼夜，作为河姆渡文化的见证者，这古文明兴衰的热闹和寂寞，都演绎进了这蜿蜒曲直的江水之中。如今，这哗哗流淌的江水似乎还在向人们娓娓讲述着千百年来它亲历的故事。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就建在这姚江的北岸，博物馆由陈列馆和遗址公园两大部分组成。陈列馆包括6栋建筑，单体建筑之间由连廊连接，建筑造型根据河姆渡7000年前“干栏式”建筑风格，“长脊、短檐、高床”的特点而设计，依托于400多个根桩基，构筑出高于地面的架空层，人字形坡屋面上耸起数组交错构件，象征着7000年前榫卯木作技术，再配以土红色波纹陶瓦、炒米黄毛面墙砖，古朴而又野趣，与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融为一体。

有趣的是，在陈列馆的第一展厅里，今人在这里设有一个“7000年前河姆渡生态环境”的巨大模型，利用声、光、电等现代技术，形象地再现了7000多年前河姆渡先民过着的定居生活，那从事农业、狩猎等生产和生活的场景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陈列馆共三个展厅，展厅内显得异常的寂静和肃穆。在这里，将惊叹于我们的先民，在那麽遥远的年代，他们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就开始了稻谷的耕种和动物的豢养，那些骨耜、木杵、石磨、石球等稻作经济的全套耕作、加工工具，还有那些带着炭化饭粒的陶片和骨哨、骨箭头、弹丸等炊饮器具和渔猎工具，以及堪称是建筑史上奇迹的带榫卯的干栏式筑木构件和那些雕刻工艺精湛的原始艺术品，使人们不得不相信，这是一个比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古文化遗址――西安半坡遗址还要早的古文明呀！当年河姆渡遗址被发现时，曾震惊了华夏，也震惊了世界，这些古老文明的史迹向人们展示，早在7000多年之前，长江下游就有了灿烂的原始文明，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

那悠长的骨哨

7000多年的时光，在亿万年宇宙的演化中也许短暂的不能再短暂了，但是，当今天置身于这古遗址发掘现场，却感觉它是那么的遥远，遥远的使人对眼前看到的这一切只能靠发挥自己的想象来猜测了。

7000多年前，这里来了一批最早的原始人群，他们在这里择泽而居。一开始，这里也许是一派兽奔人逐的洪荒环境，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原始人学会了用骨耜耕田种植、烧制陶器盛物、开始了野生动物的人工饲养、发明了榫卯技术建筑自己的住所，而河姆渡人从此便进入了人类的原始文明。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许是水灾、火灾吞噬了他们的家园，出于恐惧和无奈，他们便又成群集队地迁徙到它处去开辟新的家园；也许是居住久了，由于过度的渔猎和采集，原来丰富的食物资源变得匮乏了，他们不得不放弃这块自己曾赖以生存的土地，再去寻找理想的家园。

他们离开后，曾经的家园被自然界沧海桑田的力量改变，荒芜的村落便被埋入了地下，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文化层。几十、几百年过后，根据上辈口头流传下来的故事，后代子孙又寻来这里找到了原来的“老家”；或者是被另一个氏族巡游到此。他们在此休养生息，因此这里又水丰草肥、鹿鸣猿啼了起来，恢复了曾经有过的热闹。于是，他们再次定居了下来。

远古的河姆渡人，就是这样一代代地来了走了，走了又来了，那曾经的河姆渡文明也就在这里延续了2000多年的时光，在距今5000年前后，却不知是什么原因？河姆渡人却突然从这里向外迁徙了，此次走了的河姆渡人，却永远没有回来，那曾经灿烂一时的文明也从此便嘎然而止，而河姆渡的这部史书也从此没有的下页。它不但书写的是这样的扑溯迷离，也结束的是这样的令人费解。

在河姆渡遗址，曾担任过河姆渡博物馆馆长的邵九华先生对此有过独到的见解，他通过对河姆渡地理环境分析后提出，洪水是河姆渡文化迁徙的直接原因。徜徉于这河姆渡遗址的发掘现场，眼前仿佛幻化出了至今五千年前后的那场特大的洪水，滚滚而来的洪水轻而易举地冲走了河姆渡人费尽气力建造的茅屋，筑屋用的长木被洪水席卷而去，少数的被木桩挡住沉于水底，这便是今天所发掘出来的现场的情形。

侥幸活着的河姆渡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大自然的神力惊呆了，也震傻了，他们或许爬上树头，或许逃到山顶，看着自己的家园和亲人被洪水吞噬，留于心头的只有恐惧和焦虑，而在这恐惧和焦虑的眼光中，折射出的是他们对这无法抗拒的自然之力的无奈与沮丧。待到洪水退去，他们只好集结人群，扶老携幼带着恐惧和无奈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失去家园的河姆渡人走了，这次确实是永远地走了。他们走了，就永远也没有回来过……

眺望着那条千古流淌而不竭的百里姚江，耳边仿佛传来了河姆渡人用那骨哨吹奏的悠长的曲调，不由地使人思绪绵绵。也许脚下还有待发掘的遗址下面还有尚未告诉今人的秘密，也许好多的问题和猜想还有待于它的验证，也许那里才埋藏着真正的答案。

骨哨悠悠，人悠悠；悠悠的河姆渡，悠悠的千年……

他们是真正的河姆渡人

河姆渡自原始文明消失到汉代以来，曾经寂寞的土地便又再度热闹了起来，人口逐渐稠密，特别是三国两晋时期北方大批移民为躲避中原的战火相继来到这里。就这样，本来应该是前后相承的文明却被一层黄土隔开，二者毫不相干地在这里相处了5000多年。直到今天，此地曾有农历的集市，每逢市日，各地山民纷纷来此赶集，山货土产摆满长街，一派热闹繁华景象。至遗址发现时，他们都不知道，也不会知道自己脚下祖祖辈辈踩着的竟是一座远古文明的殿堂。

历史上，这沉睡于地下的远古文明曾有过几次被发现的契机，第一次是在抗战时期，就在今天第一次考古发掘现场稍稍往东的地方，曾有一条战壕横穿而过；第二次，是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也曾有过一条深达3米的水渠穿过遗址，但这些都因现代人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而与这沉寂的远古文明擦肩而过。在1973年的一个炎炎的夏日，这个古文明被发现的机遇终于来了。当时的罗江公社（今河姆渡镇）要在位于姚江边上的河姆渡建造一座电力排涝站，为安装大型水泵，地基需深挖3米以上。而就在这个平凡的夏日，历史把发现这远古文明的使命交给了当地的两位平常人物，一个是时任罗江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罗春华，一个是当时县文化站的许金耀。

当时罗春华到建设工地视察工作，挖土的民工就向他反映泥土中混有很多石头、瓦片和骨头，并且把民工们的脚都划破了，地基很难挖，工期也很难保障。老罗留心一看，在地基的基础两侧和地底露出成堆的破罐和碎盘以及还有坚硬的石块、动物骨骸等，看着老罗聚眉凝视的神态，有心的民工还把拣出来的鹿角、骨针和木矛等器件拿来给他看。这个曾经在浙江农大进修并亲自到过罗江进行过土质调查的汉子立即感到这是一堆古代的器物。就这样，这一远古文明的面纱被罗春华揪住了。他把情况汇报到县里，县文化站的许金耀来了，独具慧眼的老许当下认定这是一处含量非常丰富、年代相当久远的古文化遗址。接着，一批批的文物考古界的专家和学者陆续赶来了，就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远古文化遗址就在这看似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展示在人们的面前。而这期间，古遗址的发现没有任何传奇色彩，它的到来似乎也是十分的平常，古文明就这样与今人不期而遇了。

一个远古文明的面纱被他们掀开，同时，一幅全世界为之震撼与惊愕的图画就在这河姆渡展开了。从此，全世界的人就跟着他们，来到了这里。只是，在这里愈来愈热闹的时候，他们却悄无声息地远离了这里拥挤的人潮，回家仍旧过着平静而平凡的日子。当来了的人们为他们的发现而惊悸与激动之时，是不是也早已把他们忘记？但正是因为他们，这个世界才改变了原貌，也正是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河姆渡人。

滔滔黄河，浩浩长江，它们都从青藏高原奔泻而来，沿途接纳百川，又浩浩荡荡、奔腾呼啸而去。这遥远东方的一江一河，不但孕育出了沿途那瑰丽多姿的景色，而且还给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自然环境，它们同样有着悠久的古代文明。

在中学的历史课本上，那半坡先民居住过的茅舍就深深地感召着每一个中华少年那躁动不安的心灵，一个小小的茅舍下，充满了神秘和神奇，期盼着以后能走出课本、走出课堂，亲自去到西安半坡。

第7篇：考古文化遗产范文

城村村也称“古粤（越）城村”，位于古闽越王城遗址的北边，河边台地，依山傍水，风水极佳。村落与古城之间仅咫尺之遥。而“古粤城村”这个村名，也似乎强调着古村与古城之间密切的关系。曾经有人提出这样一种假说：闽越国灭亡后，一些逃离到江淮一带的闽越人，因思恋故土，又偷偷回到了这里，在这片废墟上建立了村庄，取名叫“城村”。但据考古专家们的看法和中央电视台国际中文频道栏目组于2004年6月到武夷山城村的采访调查结果来看，城村的村民并不是闽越人的后代，而且村民也不认为自己是闽越人的后代。那么，城村人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他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据了解，城村里居住着的两千多居民主要是林、李、赵三大姓，三姓都是中原望族，都有世系家谱为证。距今一千多年前，他们的祖先为避战乱，先后由中原逃到这里。家谱显示，林氏是最早来到城村的，但那已是闽越国灭亡几百年以后了。因此，原本来自中原地区的城村人和这座古城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的延续性，它们中间相隔了数百年，这几百年是一个历史的空白。当城村开始一段崭新的记录时，闽越王国早已成为一段历史。

据史料记载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城村闽越王城始建于公元前202年，是闽越王无诸受封于汉高祖刘邦后营建的一座王城。无诸的先祖是越王勾践的后裔，越王被楚国灭亡后，余部迁至福建，传至无诸立国称王，《史记》亦为之立传称为“闽越国”。考古学家认为，闽越国的建立揭开了福建文明史的第一页，无诸可称得上是“开闽始祖”。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不能容忍边远割剧政权的日益强大，派大军消灭了闽越国并焚毁了闽越国的城池宫殿。据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王学理研究员所指，闽越族，主要生活在福建武夷山和台湾海峡一带，武夷山城村闽越国人在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中，保持了福建远古文化中的风俗习惯、宗教观念等，又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效法中原内地，从而创造出光辉灿烂的闽越古国文化。在今天，武夷山城村村人民的日常活动中仍留保持着中原之风。

城村村的民居建筑的风格和布局尽显古风。村里有众多的马头墙式的宗祠、神庙、大宅，其外墙多是砖碉石刻，内屋雕梁画栋，而窗棂均为木雕。村里有三条主街，三十六条小巷，以及从多的牌坊、门楼和宗祠，街巷之间由卵石铺成的纵横交错的小道相连接。这里的村庄格局和文化遗存更多地表现出明清时期古村镇的风貌。

城村村的古井众多，史料记载有99口，至今还存在的有30余口，最有名的要数一口嘉庆年间的位于古汉城遗址旁的古井，该井7米多深，井四周铺设有井台设施，由直径1米、高0.6、厚0.04米的陶圈叠套而成,整整齐齐完好无损。井水水源充足，水质清澈甘甜，据化验证明，该井水富含有多种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矿物质，如锶、锌、偏硅酸等项指标均达到国家是优质矿泉水标准，因此，它被称为“华厦第一古井”（至今已有2000多年），每一位游人至此，必痛饮几口为快，甚至于吃不了兜着走,倒掉带来的矿泉水,装满古井水。城村村人从古至今都爱饮用古井水,即使现在已有自来水。城村村人长寿者很多,古就有长寿村、百岁村赞誉，上百岁老人今天还有多个，这可能都和饮用井水有关。村头矗立的一座百岁坊，或许就是佐证。

第8篇：考古文化遗产范文

关键词：大遗址；保护利用；汉长安城；价值判断；创新和融汇

中图分类号：K928.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0108-03

大遗址是指“大型古文化遗址，是由遗存及其相关环境组成。一般是指在我国考古学文化上具有重大意义或在我国历史上占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重要地位的原始聚落、古代都城、宫殿和墓葬群、宗教遗址、水利设施遗址、交通设施遗址、军事设施遗址、手工业遗址、其他建筑遗迹”。[1]大遗址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承载地和历史文明的集中体现地。它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对于续接优秀传统，创造时代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文化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创新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显得极为迫切。

已有相关实践表明，在保护和利用大遗址的时候，只有善于倾听各方的诉求，理性全面地分析他们对大遗址的价值判断，才能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和策略。本文拟以汉长安城的保护和利用为例，对大遗址保护利用项目启动实施应注意协调处理的诸多因素进行多维度的分析，希望对项目的实施能有所助益。

一、大遗址的保护利用要抢抓机遇并找准时空定位和坐标体系

任何一个命题的成立，都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如果缺失了这个条件，一切命题都很难成立。由于受特定的政治原因和历史文化氛围的影响，相同的文化遗产在不同的历史坐标和时空条件下，完全会有迥然不同的际遇。比如，佛教既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盛景，也有“三武灭佛”的厄运。在狂飙突进的时期，儒释道都遭受到重创，凡是代表儒释道的建筑器物、人物造像、经典书籍，几乎都遭到一场严重浩劫，相当一批优秀文化被当作糟粕。但今天，“”中许多被破坏的、被打击的、被遗弃的，又被当作宝贵的财富。从历史的纵深来看，中华文化在传承过程中，虽然出现过跌宕起伏，经历过坎坷曲折，但总的来说，珍惜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秀文化传统。但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和时空环境下，遗产的保护利用都会被附加上许多客观因素。所以，在现阶段的国情下，实施大遗址保护利用项目，必须要将其放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和坐标体系中去理解和考量。一句话，只有抓住历史机遇，充分权衡各种因素，才能有合理可行的行动和举措。

近年来，之所以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城市更加重视大遗址的保护利用，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在衣食住行得到满足之后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和系统思考；另一方面，也说明大遗址在有些城市的城市建设和产业选择等方面，是一个想绕也绕不过的重要话题。经济发展的水平、人们对遗址的认知程度、社会和谐稳定的程度，城市特色的彰显，都会成为决定大遗址保护范围、保护手法、保护宗旨、保护指导思想、保护举措的重要因素。

目前，西安正在致力于打造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汉长安城遗址是举足轻重的项目。实施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利用项目，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项目实施的时间节点（早十年我们不敢奢谈保护大遗址，晚十年大遗址可能不复存在）、当地政府的信心和决心、9万常住人口的安置、不算强大的经济实力尤其是不算宽裕的可用财力、旧有的管理体制、城市用地的日趋紧张、时不我待的文化传承理想与客观现实的差距、申遗任务的急迫、区域经济的不均衡发展等等，织就了一个立体的时空坐标。只有在这个坐标里找准位置，才能正确地判断和分析现阶段汉长安城保护利用的价值，制订科学的大遗址保护利用方案。而不是用线性的思维方式，武断地喊几句简单的口号。如果这样，等待我们的不是“右”的失误，就是“左”的跟头。大明宫遗址保护利用项目的成功实施，就是抓住了历史机遇，找准了坐标体系的结果，其经验值得好好学习借鉴。

二、大遗址的保护利用要充分兼顾行政属地和行业管理部门的价值判断

“国家文物局对全国的文物保护工作依法实施管理、监督和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保护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2]这就是说，我国现行的文物管理体制，遵循的是属地管理的原则。按照行政区划，汉长安城遗址绝大部分位于西安市未央区范围内。其礼制区则位于西安市莲湖区范围内（实际上这部分遗址已经被大型国企和高层建筑所占压）。未央区是西安市一个城乡结合区，经济基础薄弱，城市基础设施欠账很多，民生和发展的任务非常繁重。而同时，未央区又拥有文物古迹50处，重点古遗址保护面积占全区土地面积的16.82%。[3]仅汉长安城遗址（不包括建章宫和礼制区），面积就达到了36平方公里。汉长安城等级之高、规模之大、影响之远，都在国内外实属罕见。汉朝时期，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而汉长安城则是中华民族在形成时期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枢，记载了这一时期最为动人的历史印记。在中华民族不断复兴强大的今天，保护和利用好汉长安城遗址，是一项国家乃至国际文化工程，无论从多高的层面上进行阐述，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为过。但在这里，我们必须对属地政府的汉长安城遗址价值判断和行业管理部门的汉长安城遗址价值判断作一个客观的分析。只有实现下情上传和上情下达的有效沟通，上下齐动，才能真正把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和利用好。

据悉，在对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利用上，未央区对大遗址的态度大致是，遗址很重要，但也很烦恼。文化很重要，民生是第一，保护是基础，利用是关键。对汉长安遗址的保护利用，是未央区综合性考虑、统筹性安排中的一项，而不是全部。未央区政府既要考虑文化遗产，还要考虑居住在遗址上9万多常住人口的安置问题。日益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又在不断压缩着未央区的安置和发展空间。所以，未央区对汉长安城遗址的定位应该是，守土有责。未央区是汉长安城的守望者、看门人，其任务是对汉长安城遗址进行基础性的保护，在承认并满足遗址区内居民基本生产生活需求的基础上，尽最大限度保护遗址不受侵害。其行政区划、职能界定、认识层级和经济水平决定了其不可能在自身范围内作国（际）家级和专业级的解读和操作。而作为国家各级职能管理部门，则是专项工作，承担着为创造性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指明方向、提供指导和强力支持的重任。但在提供指导的同时，要找准项目实施的时间节点和坐标体系，充分考虑地方政府承受的巨大压力，充分研判地方政府操作执行的可行性。汉长安城遗址的保护利用过程，就是地方政府和国家管理部门充分沟通和不断协调的过程。只有经过充分沟通，相互理解和体谅，才会制订出一个符合现阶段实际情况并留有发展空间的实施方案，大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才会在和谐可行的轨道上顺利进展。

三、大遗址的保护利用要实现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之间的正确转换和连接

大遗址的保护利用不同于一般土地的整理和项目建设，必须以学术研究的成果为依据，自始至终将学术与实践结合起来。所以，大遗址保护利用项目的顺利实施，重点在于实现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之间的正确转换和有效连接。相对于单体文物的学术研究价值而言，大遗址对于文物博物馆学和考古学研究来说，具有系统性、整体性、集中性等特征。比如汉长安城遗址，它对于研究古代城垣、宫廷建筑、城市园林和规划、礼乐制度、宗教祭祀、中外贸易、对外交流和文化传播等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研究工作往往需要一个安静封闭的环境和较为从容的时间周期。但对于西安市特别是未央区政府而言，则要求该地区必须承担起提升城市、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带动休闲旅游、保护文物、弘扬文化等多重现实功能，而这些努力又经常需要在短时期内见效，否则会被理解为行政效能低下，无所作为。两者在汉长安城遗址的价值判断上，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但从目前来讲，两者的交集还需要进一步扩大。这在客观上难免会造成学术研究和实践操作之间的互相不支持。

大遗址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是一对矛盾。学术价值基本上属于价值性追求，实践价值基本上属于功利性追求。但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里的功利性追求又不等同于势利性追逐。一个是学，一个是用。在学术研究形而上的追求与实用操作的形而下的行动之间，找到一个沟通尤其是转换的纽带，这无论对于理论界还是实践者，都极其重要。否则，一方是高高在上玄而又玄的义理探讨，另一方是基层实际实而又“俗”的实践操作，两者之间的相互指责就在所难免了。一方责备另一方急躁冒进、破坏文物，是在犯罪；而另一方则反唇相讥其为老八股，不能与时俱进，迂腐透顶。那么，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连接和转换呢？那就是学术研究成果的实践化转化，是将高深的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过程中可操作可执行的行动方案。比如遗址的范围如何界定？不同区域保护与建设的详细性建议。投入的成本分析。遗址系统如何展示和表达？如何实现保护利用的现实可行和高效科学？如何使遗址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这些都是学术研究必须深化和面对的问题。尽管我们经常认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4]它的目的，是通过这些遗存解读古代人类生活的各种信息，从而为历史研究服务。但其重点应该在于，告诉实践者如何去做，而不仅仅只是告诫实践者这个禁止或者那个违法。对于实践者而言，也要认识到理论研究来源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来源于激情而又止于理性的特性，这一点必须得到充分的尊重和理解。

四、大遗址的保护利用要综合考虑世界遗产组织的规则和东方大遗址的现实特性

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为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11月16日在第十七次大会上正式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197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并建立了《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于1985年12月12日加入《公约》，1999年10月29日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

世界遗产委员会主要任务之一，是在挑选录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地时，负责对世界遗产的定义进行解释。提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项目，必须符合六项标准中的一项或几项方可获批，具体如下：代表人类创造智慧的杰作；在建筑、文物等方面，展现了人类价值观念在一定时期的重要交流；能为现存或已消失的一项文化传统提供唯一或独特的证据；一种建筑物、建筑风格能展示人类历史重要发展时期；是一种传承人类具有土地利用或海洋开发的典范，代表了一种或多种文化等相互作用；与具特殊、普遍意义的事件等存在直接或实质的联系。依此标准，汉长安城遗址具有绝对的优势和条件，进入世界遗产名录。

应当指出的是，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以西方的经验和做法为参照的。这些宝贵的经验，对中国的大遗址保护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无论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内罗毕建议》，还是《威尼斯》《华盛顿》，基本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经验总结。中国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必须要遵守申遗的规则。但随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我们还必须明白，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有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比如汉长城遗址，它距今年代较为久远，与西方的石质建筑不同，遗址内的建筑基本上为土木结构，历经千年的风吹日晒、战争和生产生活活动的破坏，留下来的只剩下部分建筑基址和残垣断壁，其余则是大面积的萋萋荒草。遗址区不仅是汉朝的历史遗迹，还呈现出汉代之后许多历史时期文化叠加的状况。此外，遗址区内还居住着大量居民，是他们世代繁衍生息的家园。基于此，如果一味套用申遗标准，那在现实操作中就会遇到很大困难。显然，我们不仅要遵守国际规则，更重要的是，这些国际规则一定要与中国文化遗产的实际结合起来。一方面要加强与世界遗产专家的沟通，取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另一方面要善于创造文化遗产保护的东方经验，并以我们的努力和实践让国际社会认可。比如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就是充分综合考虑了中国土木结构建筑的特性、民生实际和世界遗产组织的要求，成为东方大遗址保护的典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古斯塔夫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赏。

五、大遗址的保护利用要正确解读文化载体和文化传统的科学含义

文化的传承，必须要有一定的载体。这些载体既包括有形的书籍，碑刻，铭文、建筑、墓葬、遗址、城市和人文景观，也包括世代相传的民谣、歌曲、诗词、谚语、传说、舞蹈、制作技艺、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等。正是通过这些形式多样、丰富生动的载体，历史才得以传承。而我们今天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将会成为后世子孙了解当下历史、续接文化的载体。如果没有这些载体，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将成为一句空话。所以，对具有重要意义的遗址进行保护，就显得特别重要。比如，西夏王朝之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被人们所发现和承认，就是由于当年蒙古军对西夏建筑的野蛮破坏和蓄意清除所致。如果不是考古学家对西夏王陵的发掘研究，逐步揭开了那一段神秘历史的面纱，西夏王朝的历史，现在可能还在被质疑。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曾讲：“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5]就是这个道理。汉长安城是中华民族上升时期的重要见证，它浓缩了汉代文明的精华，是这一时期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最为重要的承载地。所以，保护好汉长安城遗址，就是续存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也为中华文化的创新提供了源泉。

在保护大遗址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始终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所谓文化传统，要与传统文化区分开来。传统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历史活动中积累和积淀下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各种事物的总和。凡是今天我们能涉及到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可以用文化来解释。但文化既有优秀的成份，也有糟粕的东西。所以，我们对文化的态度一直都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之相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什么呢？概括起来，就是创新和融汇。中华文化的演进，并不是一帆风顺。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最为典型的两个例子，一个是佛教东传；一个是之后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但最终的结果，都是中华文化吸纳融汇了外来文化的优秀成份，将其增益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中华文化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正是因为中华文化的创新和融汇传统，才使得中华文化五千年来薪火相传，从未中断。所以，在汉长安城遗址项目的保护过程中，只有正确领会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精髓，既尊重遗址，又不拘泥于遗址，既借鉴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又有独立创造，突出创造性保护和利用的主题，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传承的新路子，与现世活态的生产、生活紧密结合，才能真正对得起遗址的辉煌，才能创造出有资格续接传统的文化保护项目，开创出更加辉煌的新文化，也才能成为时代进步的积极推动力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在“与产业和市场的结合中实现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在参与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实践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这是最积极、最有效、最有利于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保护和传承方式”。[6]所以，保护文化载体必须禀承“创新”和“融汇”的精神，善于创造新的文化传承载体，否则只能使历史僵化，文化呆板，从而失去生命力和传承性，大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也会陷入不切实际的“唯载体论”的泥沼中难以自拔。

参考文献：

[1]陆建松.中国大遗址保护的现状、问题及政策思考[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2]国家文物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

[Z].1992-05-05（2）.

[3]西安视窗·西安市未央区介绍[EB/OL].央视网.

2010-08-27.

[4]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K].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2）.

[5]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535.

第9篇：考古文化遗产范文

水书记述了水族先民生产生活战天斗地趋吉避凶生生不息的历史，是水族先民求生存求发展的历史的全息缩影，是水族先民的生存智慧，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存。

象形文字的“活化石”

社会学家岑家梧教授是水书研究的专家，他通过对水书字体表意与甲骨文比较研究后指出：“1.水书为一种巫术用书。 2.水书制造之年代极为古远。 3.水书制造之地点，初在西北一带。 4.水书由北方次第传入江西。 5.水书初传入江西水家后，水家由江西迁入黔省，乃携之俱来。 6.水书系一种被压迫民族所用之文字。 水书与古代殷人甲骨文之间，当有若干姻缘关系，亦可断言也。”

水书从创始到今天，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水书的发展反映了水书与中原文化同源、分化、发展、吸收、逐步融合，并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由单一到复合的轨迹。很多专家认为，水书记载了水族古代天文、地理、宗教、民俗、伦理、哲学、美学、法学等文化信息，是水族的百科全书。

现在通常所说的水书，一般泛指《正七卷》、《春寅卷》、《亥子卷》、《丑牛卷》、《甲己卷》、《黑书》六大系列在内的中国古代精典，书中分为无数分卷、分册，如断凶点吉——《分割卷》；祈求美满——《婚嫁卷》；居安乐业——《营造卷》；寄托亡灵庇佑——《丧葬卷》；悼念祖宗恩德——《祭祖卷》；渺茫中探索希望——《壬辰卷》；祈求神灵查凶吉——《占卜卷》；树立精神防护墙——《挡卷》、攻守要秘——《黑书》等等（《中国水族文化研究》潘朝霖、韦宗林著）。这些分卷分册中著有数万短句（水书先生称为家或言）点凶测吉等具体内容。《水书》不仅是测吉避凶、消灾拒鬼、算过去、卜末来以及记录各种祭祀要诀的古代要笈；同时也是穿插天文、历法、天象、宗教、哲学、美术等内容于其中的重要文化宝库。

水书的文字符号体系独特，既有类似甲骨文、金文的一种汉字，也有众多的象形文字符号，还有段落表义的图画文字，文本不能独立表达意义，而要依靠水书先生据水书所载相关条目，结合口传内容做出解释才能具有意义。因此，几千年来水书是靠一代又一代的水书先生通过口传、手抄的形式流传下来的，它是水族古文字抄本和口传心授文化传承的结合。

1986年出版的《水族简史》称水书有400多个字，而《中国水族文化研究》称有500多个字。但水书还有许多异体字，主要集中在天干地支、春夏秋冬、九星等单字上，按水学专家潘朝霖的保守推测，“如果每个水文字单字至少有一个异体字计算，那么水文字总量约有1600个”。

水书还揭示了水族与中原汉族的渊源。由贵州当地水书先生对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夏代陶器上24个符号进行辨认、识读，已破译出一半以上的符号含义，在现存的水书文献中，也可以找到与夏陶符号相同的文字。有关专家推测，利用水书中的记载破译部分夏陶符号，表明这一古老的少数民族文字可能是夏文化遗存的一脉，并将有助于揭开困扰考古界40多年的二里头遗址“夏都”千古之谜。说明水书与甲骨文、金文具有“姻缘关系”，水族至少在夏商时期与汉民族的发展是并列的，水族先民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之后由于民族大迁徙活动，睢人南迁，使水族语言文化由同源而分化，最后出现吸收融合的现象。

水族文化的“活宝库”

千百年来，经过历史的过滤和水族文化自身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水族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包括民居建筑、图腾崇拜、丧葬造屋、生活起居、歌舞服饰等都有着自己的文化特点，但这些文化的元素都离不开水书。

端节、卯节等重大节庆要靠水历测算，红白喜事、祭祀祖先、驱邪避鬼要依靠水书择定吉凶。水族崇拜石神，对鱼、马更有特殊情结，水族民间家家养鱼，节庆餐桌必须有鱼，上等的菜就是“鱼包韭菜”，贵宾来时必不可少；马的饲养也是水族文化的特征之一，这是在过去交通不便的环境下，马可作交通工具，但更重要的是端节赛马和人死后以马殉葬的需要，中等以上的人家，老人过世都要杀马相送，让他在极乐世界里能和阳间人一样幸福。除了牛马等大牲畜，水族人还将小猪和稀饭作为待客的最高礼节，贵宾来了，主人都要宰杀小猪，煮上稀饭、糯米饭待客，这是最上等的接待规格了。水族的石碑、马尾绣等各类精美图案、民居建筑和衣着服饰等，都能充分反映水族的文化根系和图腾崇拜，这些文化元素都可以在水书和水族民间的神话传说中找到历史印迹，都是通过水书和水语一代代传承下来，并沿袭至今。

千百年来，水书以其神秘的文字结构和特殊的用途，依靠手抄、口传而成活并沿袭流传至今，保留着水族远古文明的信息，至今在水族民间仍具有神圣而崇高的地位。水书，一个仅有数百个单字的文字体系，衍生为一种神秘独特的远古文化并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支撑着这个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史和文明史，其独特魅力不得不令诸多学者叹服。

2006年6月，水书连同水族的端节、马尾绣一起被列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水书研究方兴未艾

水书是水族固有的特殊文化，能够经历风霜雪雨流传至今，本身就显现它强大的生命力。水书储存的信息量，蕴含了水族文化的方方面面，透过它，可以穿越时空，探索水族社会发展的线索，追溯水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揭开诸多关于水族的未解之谜。

史继忠教授在《触摸夜郎魂》著作中就指出：“在夜郎的故土上确实产生了两种文字，一是水书，二是彝文。”“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上，被称为‘文字幼儿’的是水书与纳西族的东巴文……作为历史的活化石，水书提供了文字起源的生动材料，从中可以了解到古老的造字方法，以及汉族与水族文化的交融过程。”这种象形文字还兼有画图文字，极具研究价值。

自晚清莫友芝著《红崖古刻歌》对水书关注起，世人对水书的关注和研究已有150余年的历史。20世纪20—30年代，《贵州通志》、《都匀县志稿》、《三合县志稿》等地方志中也有独立篇目对水书进行介绍。40年代，岑家梧、李芳桂等学者，先后深入水族地区进行研究。80年代后，周有光、聂鸿音等学者从水族语言、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等多方面探索了水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