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中的经济学现象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社会中的经济学现象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社会中的经济学现象范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制度；信息社会经济学

一、新制度经济学概述

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影响巨大的经济学分支。新制度经济学派是在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对经济现象丧失解释力之后兴起的。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是由科斯的《企业的性质》这篇文章所开创的。科斯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对新制度经济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一经问世，便获得西方经济理论界非一般的好感。这似乎跟它所核心强调的思想是分不开的，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研究真实的世界，并利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样它也强调制度决定着经济绩效。另一位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有着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诺斯，在他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就提到过，“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在他看来，是制度而不是技术，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90年代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推广，使得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了解到新制度经济学，而这一新兴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分支也似乎给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带来了福音。

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制度已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新古典经济学将制度视为一种既定的外生经济变量，其实是忽视了制度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将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模型之中。人们通常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制度因素分析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缺陷，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突破了过时的、僵化的经济学研究的界限，向人们提供了一种更加接近现实经济状况，具备更强的现实经济问题解释力的理论框架，虽然新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创新，但不可忽视的极重要的一点是，其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分析问题仍是沿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进行的，那笔者有几点疑问，新古典经济学可以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吗？在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分析模型中真的就能弥补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理论缺陷吗？而这一分析思路是否又真的能准确地描述现实中的经济社会运行状况吗？这些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文献中似乎无法得到令人感到满意的答案。

二、从信息社会的角度看待制度

其实要认识这些问题，还要归结到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目的上来，那就是，经济学是人们所用来描述、分析、解释、甚至预测现实社会经济运行状况的一种理论工具。看似简单，而要真正地做到描摹现实经济状况，又远非如此简单。要知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的具体情况都是不同的，有些甚至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与区别，从而导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需要寻找不同的经济理论来描摹现实社会经济运行状况，因为只有符合、适应相应历史条件，抓住当时历史条件本质情况的经济理论才可能具有相应的现实解释能力，才不会将人们引导到错误的认识领域中去。换句话说，在评述一种经济理论时，我们要带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只有适应一定历史条件的经济理论才可能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以及逻辑上的严密性。

而新制度经济学经过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看似提供了一种更加贴近现实经济状况的理论框架，实际上其理论本身就具有不可克服的逻辑上的矛盾。诚如前面我们所提到的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所告诉我们的，真正有价值的经济学应该是“与时俱进”的，而不应是永远停留在过去的思维框架中，通过对其进行某些完全没有必要的修补或改正，从而试图达到一种期望中的或者说是存在于幻想之中的理论目的。因此说，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是与其是否与历史背景相一致联系在一起的，但凡脱离了这种一致性，那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就值得推敲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恰好背离了这一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缺乏这种历史方法，没有把握住当下社会与以往社会经济运行状况与规律的本质上的不同，以致陷入了“张冠李戴”的困境之中。我们应该换一种角度，从一种叫做信息社会经济学的新理论的角度出发来重新认识新制度经济学的性质。

在信息社会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迄今的经济社会被划分为物质社会与信息社会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物质社会是以知识涌现速度缓慢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难以有新知识出现，在身缠只是基本固定的情况下，各种经济事务及其间联系均稳定不变，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具有较多的这一社会的特征。而信息社会则是以知识涌现速度迅速为基本特征的社会，此时新知识的涌现已经是常态，已被纳入人们的预期，社会能够利用的资源、能够采用的生产方式以及能够生产的产品等也会不断地变化，各种经济事务及其间联系一次处于持续的变化过程中，当代社会正具备了这一社会的特点。在社会发展的这两个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具有不同的活动模式与规律，不仅制度等经济事物有不同的性质，作为反映这些经济事物性质与规律的经济学，也应该具有不同的模式。这就为我们重新认识新制度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更加令人信服的模式，为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性质开启了一扇神奇的大门。

三、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性质

之前我们提到过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制度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经济绩效的优劣。因此，它将制度作为一个极重要的经济变量引入经济分析模型之中。但根据信息经济学的历史分析方法，制度也是具有历史性的事物，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比如在信息社会和在物质社会中，制度会有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因此，在说明制度的性质和作用时，正确的做法首先应该区分制度的历史属性，根据其所在的相应的历史条件的情况，去分析制度可能具有的性质与作用。如果混淆了制度所在的历史背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然会得到扭曲的认识。而我们所了解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就恰好犯了这样的错误。它恰恰忽略了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分析中没有认清其所口口声声研究的制度是信息社会条件下才凸显出重要性的制度，而其所沿用的分析方法仍是新古典经济学那一套，然而，新古典经济学本身作为描述、解释物质社会经济运行状况的经济学理论已经趋于完美，无懈可击，正是经济学家在分析物质社会经济运行状况后所得到的经济学产物。这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致力于研究的是信息社会下逐渐凸显出来的制度的性质与作用，采用的却是适用于物质社会背景下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这无疑犯了致命的逻辑错误，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其分析方法蕴含着深刻的逻辑矛盾。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知识涌现速度缓慢为前提，而这一前提也正是信息社会经济学所定义的物质社会的本质属性，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特属于信息社会条件下的制度的性质与作用，新古典经济学已成为一种具有深刻历史局限性、已经过时的、专属于物质社会的经济学。这种分析方法顶多适用于工业革命之前那种周而复始的、以固定资源、按固定方式、生产固定产品的社会，只能用于认识专属于物质社会的经济运行模式的性质。而现代的信息社会中各种社会经济事务及其联系都在不断变化，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根本没有能力用于分析制度在现代信息社会的性质特征。

但是为什么直到处于信息社会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或者说其重要性在社会经济运行中逐渐凸显，使得人们不得不将更多的关注投诸其上？这是因为，在物质社会由于甚少有新知识出现，经济活动的环境与内容也很少发生变化，经过充分的试错调整之后，制度有充分的时间来通过相应的调整达到均衡状态，基本具有完善的、不可改进的稳定形式。即使不完善也只是暂时现象，不是经常性现象。制度一旦处于最佳状态，便不再需要变化，也无从变化，无法成为可以影响经济状况的自变量，也就不具有经济学上需要考虑的重要性。因此，在物质社会中，我们认为制度呈现出一种基本稳定的状态，可将其视为一种既定的外生变量，在这种情况下，对制度的忽略也就显得具有其合理性。新古典经济学对制度在物质社会的特征有着较为正确的认识，它对制度的忽略不是什么缺陷，而恰恰体现了这一经济学针对物质社会经济运行特征所设定的前提假设的合理性，古典经济学不应被修正，也无从修正，不修正还好，一旦修正，反而会导致整个理论体系逻辑上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一直宣称其描摹的是十分接近现实经济情况的世界，既然从此点出发，它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存在瑕疵，不应忽视制度的重要性，我们也就可以从中窥探到这其中的问题症结所在了。从信息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容易看到，发生这样扭曲的认识的根本原因是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实际上是从现实的信息社会角度提出的。而在信息社会中制度有体现出怎样的特征呢？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共同致力于对制度的研究。这是因为，只有在信息社会，持续涌现的新知识使得经济活动具有持续的变化性，也使制度来不及经过充分试错来达到均衡状态，由此，制度的不完善性便成为经常性的了，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制度本身并非一定是不完善的，而是相对于快速涌现的新知识、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经济事物来说，制度总是来不及调整，制度的不完善性便成为常态了，但这中不完善性并非决定性的，而是由信息社会的特征所决定的相对的不完善，而这种不完善又总是存在，就这样，在信息社会中，制度总是处于一种不断变化、不断调整的状态之中，以期适应经济活动的变化，这是这种可变性的存在，使得制度成为经济状况主要的决定性力量之一，才引发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广泛关注。

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的重要性的强调，是建立在信息社会的基础之上的，它所针对的制度是信息社会特有的制度，依据的现实也是信息社会特有的现实，而不是从新古典经济学中所得出的逻辑推理。由于新制度经济学过于强调把制度作为经济变量引入经济运行分析框架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而且制度的重要性又是现代信息社会中大家所有目共睹、皆能感受到的，人们一听到这样的福音，立马沉浸在这种所谓的理论创新的蜜潭中还来不及，却很少去关注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研究信息社会的制度时采用适用于物质社会的新古典分析方法是否具有理论上以及逻辑上的合理性。

四、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中的内在矛盾

既然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具有这种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那么由理论推理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站不住脚，具体体现便是它无法有效说明制度是重要的，并且难以如人们所殷殷期盼的那样，真正解决有关经济学的发展及制度问题。首先，新制度经济学无法做到真正解释制度的重要性。既然新制度经济学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无法有效说明制度的重要性，而它又没有其他的行之有效的分析工具，那么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在现实中感受到了制度的重要性，分析现代经济学必须研究制度时，其研究便缺乏相应的合理的理论依据，要么以不甚可靠的经验或本能感觉为基础，要么便建立在扭曲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在进行种种分析时缺乏相应的分析工具的创新，而只是在原先的无可挑剔的新古典分析方法上进行所谓的“修正”，在有如此严重逻辑矛盾存在的分析框架下，制度的重要性实际上得不到可靠说明，在理论上目前我们也无法相信新制度经济学者们有能力解决有关制度的问题，它在理论上是不成熟的，目前所得到的的对制度重要性的说明主要还是依靠经验上得出的，缺乏逻辑性十分严密的理论支撑，便显得有些势单力孤。其次，新制度经济学也未真正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的的理论缺陷。人们普遍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忽略制度重要性的缺陷，然而事实上，忽略制度重要性的缺陷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来说并不能算作是真正的缺陷，就算是缺陷，那也只是处于信息社会才会出现的缺陷，而且这种所谓的“缺陷”也并非指其理论设置不完善，而是由于其理论本身的历史局限性，所导致的此类问题只能从信息社会的角度加以说明。

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逻辑矛盾，归根结底在于它没有严格区分信息社会下的制度与物质社会下的制度的不同，混淆了制度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性质，从而导致了逻辑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信息社会中，各种社会经济事物及其联系都在不断变化，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经济状态，制度总是来不及做出合理的调整，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经济联系，制度也相应地需要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在这种情况下制度的重要性就得以凸显，并逐渐受到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关注，发现它是对经济状况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不可忽视的经济变量，并且发现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似乎忽略了它，因此便试图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相关修正，从而弥补其缺位在信息社会的不足，但是由于其并不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性质，受新古典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影响，没能及时更新其分析工具，并且也并未注意到制度的重要性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会有不同表现，更不知道这种重要性是由信息社会的特点引起的。因此，当它将制度因素的忽略简单地理解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完善，试图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进行弥补，就注定了它无法也不可能真正解决现代社会中的经济以及制度问题。（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袁葵荪：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经济学的现代基础[M].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 袁葵荪：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与重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3] 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4

第2篇：社会中的经济学现象范文

内容摘要：西方的经济学家在公共产品的供求机制、运行机制、评价与激励机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逻辑可以看出，未来的研究方法、研究趋势和研究内容都会产生改变。因此，我国也应该不断发展和完善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从而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化与公平化。

关键词：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供给 俱乐部产品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发展的逻辑

（一）公共产品理论的思想渊源

公共产品理论最早源于英国著名学者霍布斯所著的《利维坦》一书，他在该书中提出了社会契约论和利益赋税论。该理论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是：处在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自由且平等的，如果个体凭借自身的能力不能实现时，进而就会运用个体间的契约产生现实社会中的国家和政府。霍布斯对国家的本质作出如下定义：“即很多人之间形成契约，且个体对其行为赋予职权，促使其按照对广大居民的和平及共同安全有益的方式，运用整体共同的力量和方法的一个人格”。这成为后来公共产品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

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大卫·休谟于1740年发现了“搭便车”现象。休谟在他的著作《人性论》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设想：两个邻人很容易达成关于怎样处理公共牧地污水的协议，但是在一千人中间达成共同的协议是很困难的，这是因为每个人都会怀抱侥幸心理，希望其他人去完成。休谟希望阐明这样的观点：对个人而言，完成它可能是没有多少利益可图的，但是对于集体而言，完成它是非常有益的，故而这些事情的处理只能依靠国家。休谟没有对公共产品的概念进行准确的定义，也没有对公共产品的供给进行详细的论述，但是不能否认，休谟的一些理论与现在公共产品理论的关键问题是有关联的。

在休谟发现“搭便车”现象之后，亚当·斯密站在国家职能的立场上继续对公共产品问题进行了研究。斯密指出，自由市场可以导致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他认为政府的天职是“守夜”。根据斯密的论述，国家政府有以下职能：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避免其遭受其他社会的暴行与侵略；最大程度上保护社会中个体的安全，让其免受社会中其他个体的迫害；促进某些公共事业的顺利进行以及建设有益于社会的公共设施，并对其进行维修和保护。所以，私人或者个体不会主动去完成这些公共事项，即存在“搭便车”现象，此时需要国家政府出面，运用税收等手段筹集公共资金，并利用公共资金来提供这些公共产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亚当·斯密虽然主张“自由放任”的观点，但是他也认为政府部门应该提供适当的公共产品。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与斯密的观点一致，认为在一些重要的情况下，可以不遵照自由放任主义。这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一般性职责；二是选择性职责。一般性职责包括保障居民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及人身安全，还包括保障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实施自由放任制度的基础和前提）。另外，政府在很多时候，通过获得公众的同意，运用权力来履行一些职责。这是因为，这种方式可以为广大民众创造方便。穆勒认为，公共产品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个人却不会主动提供，原因是公共服务的供给不一定能够获得相应的回报。因此不得不由国家政府来供应这些公共产品。即使穆勒没有详细阐述供应公共产品这个问题，但是包含有公共产品的思想。

（二）公共产品理论框架的形成

1.公共产品概念的提出与林达尔均衡。1919年，瑞典学派的代表人物林达尔在他的文章《公平税收》一文中，正式给出了公共产品的概念。林达尔通过对维克赛尔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创建了用来分析公共产品最优供应问题的数学模塑。他认为，当两个权力不平等的政党针对一项政府开支问题进行谈判时，谈判的最终结果必定是各种最佳产出或者非最佳产出，原因是两个政党都想破坏均衡以使结果对自身最有利。但如果是两个势均力敌的政党，而且预算是两个政党都同意的预算，那么经过某一拍卖程序，就可得出一个最优结果。在这一点上，一个政党最后一个单位货币花费的边际价值等于另一个政党最后一个单位货币花费的边际价值。林达尔均衡模型的重点在于告诉大家，公共产品的供给是由社会中的个人通过谈判和讨论而确定的结果。该模型对供应公共产品的费用来源进行了分析，不仅有助于西方公共财产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亦有助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研究。

2.萨缪尔森范式的建立与萨缪尔森条件。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人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发表在期刊《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的两篇文章中，即《公共支出的纯理论》和《公共支出理论图解》，对公共产品的定义作出了很经典且标准的表述，直至今天，仍在继续沿用。萨缪尔森认为，如果公共产品市场用于资源配置的价格体系是不完善的，此时就会变成主要由国家对公共产品进行配置，亦或被公有企业垄断。此外，萨缪尔森在对林达尔的均衡模型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将均衡分析、最优分析等分析方法与工具运用到公共产品最佳供给的分析中，提出并建立了用于分析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的一般均衡模型，即“萨缪尔森条件”。萨缪尔森假设：在最后的消费产品中，纯私人产品和纯公共物品均是唯一的；有且只有两名消费者，且认为两者的收入水平是一定的，当公共产品对私人产品的边际转化率相当于消费者A公共产品对私人产品的边际替代率与消费者B公共产品对私人产品的边际替代率的和时（用公式可以表示为MRT=MRSA +MRSB），可以实现最佳配置。如果消除对收入水平、消费者人数及消费产品数量三者的限制，而假设收入水平是j，消费者人数是i=1…n，消费产品数量是k=1…m，并且满足全部的消费者公共产品对私人产品的边际替代率的总和与公共产品对私人产品的边际转换率相等时，此时实现最佳供应。萨缪尔森条件说明公共产品的供求均衡在理论方面是合理的，这些理论有助于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和形成，并且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三）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

在萨缪尔森等前人的理论基础上，布坎南（Buchanan，1965）创造性地提出了另一个理论，即“俱乐部产品”，该理论准确地将纯公共物品和纯私人物品两者联系起来。在其文章《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中，布坎南认为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仅仅将纯公共产品当做全部的公共产品，可是存在于现实经济社会中的大部分都是“准公共产品”。他还针对具有排他利益的产品、生产成本及成员特点这三部分的联系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包含公共产品的供给量和成员的数量两部分的“俱乐部均衡”，进而推出俱乐部容纳量的最佳规模。他所建立的俱乐部规模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所能提供的产品数量；二是成员容纳量。俱乐部均衡必须满足的条件如下：俱乐部产品对私人产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俱乐部产品对私人产品的边际转换率，用公式表示为：MRSxy =MRTxy；俱乐部成员数对私人产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俱乐部成员数对私人产品的边际转换率，用公式表示为：MRSny =MRTny。（其中，x表示俱乐部产品、y表示私人产品、n表示成员数）。可以看出，俱乐部经济理论缩小了公共产品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之后，公共产品理论继续发展，最终变成由国家政府、个体、俱乐部以及地方共同供给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

美国著名学者，被誉为现代财政学之父的马斯格雷夫在其1945年的经典著作《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公共经济”。之后，他先后于1964年和1965年两年中，将《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理论概述》和《公共经济学》两本著作分别出版了法语版本和英语版本。在这两本著作中，他将“公共经济学”直接引进书名使用。在此之后，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开始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并从现代财政学（public finance）体系中独立出来。后来很多知名的财政学家也开始效仿马斯格雷夫，将“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引入其著述，其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于1999年对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做出具体划分。至此，现代公共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得以完全确立。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方向

从研究方法上看，现代公共产品理论愈加重视计量化方法的应用。由于“边际革命”的发生，促使数学分析方法广泛发展，自此，经济学界进入数理化阶段，出现如下计量研究方法：层次分析方法、网络层次分析方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元分析方法等。著名运筹学家Charnes、Cooper和Rhodes于1978年在对著名经济学家Farrell（1957）的研究效率评价方法进行分析完善后，提出了数据包络分析，该模型的应用更加广泛。

从研究领域上看，现代公共产品理论逐渐向不同领域的学科拓展渗透。政治理论是公共产品的思想基础，因此公共产品理论可以当做哲学研究的附属领域。随着后来的发展，学者逐渐将公共产品理论从哲学领域划分出来，开始立足于经济学方面对其展开研究。发展至当代，又重新将公共产品理论和政治学联系起来，并将博弈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组织理论及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等研究理论引入公共产品理论的分析范围，并获得很大的成就。

从研究内容上看，现代公共产品理论的研究更加多元化。公共经济学的理论支撑是宏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极大的丰富了研究的内容。例如，研究公共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合理范围的界定；研究并且提出了解除政府管制，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化、政府企业化；研究政府选择和政府决策的内容及其政治程序的经济效应；研究多中心制度框架条件下多中心供给机制对人类的自主治理能力的影响；研究和分析政府的收支状况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应，并且分析研究公共生产及其定价、公共供给和公共生产三者之间的关系。

理论问题的拓展：我国如何应对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

（一）动态调整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

经济发展动态观认为，当经济的发展层次不同，或者发展程度不同时，公共产品的供求结构和供求重点也会随之改变。一般而言，如果经济发展缓慢，政府应该提高公共物品的供应，此时，人们将增加维持性公共物品的需求量；如果经济快速发展，政府可以选择公共产品市场化供给当做补给，同时，人们将增加经济性、社会性公共产品的需求量；如果经济更迅速的发展，此时，政府供给不再是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方式，可以利用市场、非盈利组织及自愿等各种方式共同提供公共物品。所以，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判断经济的发展层次和发展程度，明确阶段性供求的特点，站在准确且动态的角度来判定不同供给主体的实际供给能力，最终确定合理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和供应模式。

（二）改进政府治理公共事务的方式

在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选择上，除了政府直接生产的少部分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密切相关的公共产品外，国家应该将公共产品的生产市场予以合理的开放，应该允许私人或外资提供公共产品，最终形成多个主体提供公共产品的框架格局。除此之外，政府应该对私人及市场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予以合理的支持。例如，政府可以予以市场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相应的产权保护和激励政策，以及界定公共产品的产权范围，从而促使市场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三）建立公民需求的表达机制

虽然我们针对那些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设定了供应水平的基本标准，但是这些标准只是对某些情况有效果，仍旧会产生一系列别的问题：这些标准应该由哪些人来设置？怎样设置这些标准，以及怎样消除利益团体的谋利行为？当政府部门提供了规定的公共产品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之后，怎样保障政府所提供的公用产品结构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所以，合理的思路即：建立一种合理的表达机制，以便于获得公民的实际需求，同时可以促使公民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人们所处的社区不同，那么他们产生的需求会不同，先后的次序也会不同，需求量也会不同，我们都可以用所建立的需求表达机制来得到需求的信息，然后经过特定的程序处理将这种机制所得到的的需求转变为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和明确目标，最终高效率的供给公共产品。

参考文献

1.王爱学，赵定涛.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回顾与前瞻[J].江淮论坛，2007（4）

第3篇：社会中的经济学现象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Abstract]: Marx 's whole world view is a method, therefore, studying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focus lies in the methodological mastery. So far,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method still is a kind of advanced thought. This article on the Marx political economics scientific methodology method were analyzed.

[Key words]: Marx; political economics; methodology

政治经济学是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方法包括：马克思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其中矛盾分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本文也主要对这三种方法进行分析。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矛盾分析方法

马克思将分析矛盾引入到政治经济学中，对矛盾分析清楚后，再分析经济问题。在现实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中存在很多矛盾，这些矛盾都是不可避免的，都是各自代表为了获得更多利益而产生的，如劳动创造的价值和支付的工资之间的矛盾、产品价值与售价之间产生的矛盾、无产与资产阶级两种阶级之间的矛盾等，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就是看它们是否承认这些真实存在的矛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矛盾分析法主要包括：

（1）虽然已经统一了各种社会经济关系，但是这些社会经济关系中还存在对立的一面，因此，要很好的把握住这对立的一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矛盾分析法中把握对立就是指在分析事物时，将事物看作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从它们内部的对立面来否定它们相对对立的性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立现象普遍存在。但是这里所说的对立并不是说各种经济关系外在对立，要想阐述各经济关系对立的本质涵义，必须从各种经济关系的相互依赖中把握它们的相互否定的对立性质。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的David Ricardo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类经济关系是存在对立的，并且他以此构建了属于他的理论体系。但是最终他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它对各种经济关系之间的对立进行研究主要是从形式逻辑的思维出发，它认为这些经济关系之间的对立没有相互联系、没有相互转化的关系。例如李嘉图认可的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该理论不能解决劳动力得不到同等价值的问题，工人劳动所得的工资与工人所创造的价值成对立关系，而不能相互转化分析这种对立。其实李嘉图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工人工资是作为资本的投入创造了价值，那么工人创造的价值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渗入到了工人创造的价值中，从而导致其理论最终以失败告终。

（2）从社会经济关系的对立中把握统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社会矛盾的分析方法中从社会经济关系的对立中把握统一就是仍然将事物看作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从它们内部的对立面来把握它们的统一性质。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认识的前提下，把握资本主义诸多经济关系中的统一，这样才能表示认识经济现象。但是，必须在它们内部的对立面把握它们的统一性质，这是真正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认识的前提。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统一的经济关系内部存在，使得社会中经济关系的统一非常必要，这也指明了各种经济关系统一的方向。

（3）社会经济关系范畴对立统一的基础是坚持用人的实践。由人类实践所不断生成的对立统一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社会矛盾分析方法中的对立统一，而并非是表面上的抽象对立统一。因此，社会经济关系范畴没有永恒的经济范畴，都是将人类的社会实践作为基础，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变化。而且，社会经济关系范畴是不断变化的，其一直是以独立统一著称，其是一个不断更新过程，消灭-产生-消灭……，这个过程同时也是由人类不断开展社会实践而实现的。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开展，人类对实践中的经济认识也越来越高，消灭原来的经济关系范畴，建立新的经济关系范畴，或者扩展原来的经济关系范畴。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

用历史的和发展的维度来看待分析经济问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科学方法论的一种有效方法，由此产生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主义复分析方法主要包括：

第4篇：社会中的经济学现象范文

关键词：本土化；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儒家文化；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6―0040―08

一、引言

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它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规范性和本土性，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必须建立在本土行为机理的契合性基础之上；而“所谓‘本土契合性’，就是指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及研究成果与被研究者的心理与行为及其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脉络密切或高度符合、吻合及调和的状态”。然而，现代经济学产生、成长并壮大于西方社会，从而是建立在西方个人主义行为心理的基础之上；特别是随着20世纪30年代之后主流经济学在美国最终形成，从而深深地打上了美利坚民族的行为和心理烙印。正是基于这个角度，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就是真正的“西方”经济学，而且，即使已经为广大非西方国家广泛传播和接受的马克思经济学，它也是“西方”非正统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们都是建立在西方人行为心理之上的，并体现了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杨国枢(2004，自序)曾指出，“所谓美国心理学，无非是美国人的本土心理学；……但在近代史的不同阶段，中国心理学却曾先后将这些国家的本土心理学当作‘世界心理学’或‘(全)人类心理学’，甚至将之视为可以照样适用于中国人的心理学。试问，任何单一国家的本土心理学能够放诸天下而皆准吗?能直截了当地成为世界心理学或全人类心理学吗?美、英、德、法大都是属于基督教文化圈的国家。然则，基督教文化圈之人民的本土心理学能代表人类的心理学吗?它能适用于儒家文化圈(中国、日本及韩国)的人民吗?”显然，这里把心理学一词换成“经济学”一词，意思同样存在。正因为当前的经济学根基于基督教文明下的心理及相应的行为机理之上，因此，当前的经济学仅仅是“西方”经济学；这里不仅从地域上是指其源于西方，更主要从文化上是指它适应于西方人的心理和行为机理。

正因如此，长期以来，能够在经济学领域作出较为显著贡献的大多是西方人或者是具备西方化的人：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而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这些著名经济学家的国籍和工作地点之所以会有这种时间和地域上的相对集中，显然，并不仅仅是因为如林毅夫所说的是“由于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相反，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经济学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的本土性，而当前的经济学话语权已经被世界经济中心的国家及其本土学者或具有相通文化背景的学者所掌握。事实上，如果仅仅从国籍和工作地点的角度，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华人(甚至是日本、韩国等)在美国的大学中却一直没有取得较为“令人刮目”的成就，而像以色列、印度乃至拉美、东欧以及来自非洲一些国家的教授却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取得的“非同凡响”的声誉，甚至造就了一批“世界性”的顶级大师(这些地区出生的人都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如果从文化角度，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究其原因在于，经济学本身就是建立在微观心理学和宏观社会文化的基础上，而这些国家与美国文化更为接近，更容易基于本身的行为心理发展某些经济学理论。而华裔的学者根本没有这一切身的文化感受为基础，无法把理论推理和实际经验结合起来；因此，往往只能在与经验事实相对脱节的数理或计量方面有所发展，而对以社会经济现象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则力不从心。默顿就提出了一个“内部人原理”：“外部人”不论是多么小心或有学养，原则上都无法接近社会或文化的真理，因为存在一种结构性的限制使他没有能力了解异己的团体、文化和社会。是以本文尝试就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启示作一分析。

二、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

在当前西方经济学界，女性所占的比例非常低，有成就的女性经济学大家则更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主要不在于流行的说辞：女性的逻辑抽象能力较低，因为女性在经济学领域中所占的比例要比在数学或自然科学领域所占的比例还要小；相反，根本上在于主流经济学本身的特质，因为它具有明显的性别结构缺陷。事实上，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西方心理之上，但却并不是反映了所有西方人的共同心理，而主要是建立在具有强烈扩张和征服欲望的男性的心理基础之上，从而具有非常强的偏见，这严重限制了女性对经济学的贡献。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兴起。

一般来说，男女双方在心理和行为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一般地，女性更为现实，更注重人情，更富同情心，更愿意进行合作而不是争夺，从而行为上也更少破坏性。这也可以通过圣经中的两个故事加以说明：亚伯拉罕为了某种抽象的上帝之命令而情愿牺牲自己的儿子，而所罗门王时的那个妇女在儿子命在旦夕时宁愿放弃真理也不愿目睹儿子被杀。然而，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却逐渐形成了男性主义中心观，以至人类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概念也按性别呈现出等级形态，其中，男子特质占上层，在主体和方法上被评价较高的东西都与男性特质联系在一起，而被评价低的则与女子气联系在一起。究其原因在于，西方世界深受斯多葛主义的影响：世界是遵循数学法则和“自然”法则合理地运转的，每个人都可以认识并掌握这些法则，因为他们都拥有上帝赋予的理性才能，都可以以同一种机械的方式进行思维，从而得出相似的推论。后来，牛顿更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牛顿模式：整个宇宙决定于几条简单的、永恒的数学规律；由此推演，人类凭借理性就可以认识支配道德领域、政治领域以及美学领域的规律。同时，尽管上帝制造了理性之钟，但还是有一部分被遗漏了，这构成了情感和非理性王国；为此，牛顿模式又将世界分成两个部分：被理性统治的主要部分和统摄非理性的次要部分。正是基于这一学说，所有不遵循理性、不遵循机械论的数学原理的事物都是他者，是不重要的、第二位的、不真实的，它受到理性世界的监管；显然，由于男性往往具有更硬的“理性”，而女性也是第二位的，因而男性就有权把“理性”强加给那些缺乏理性的创造物。

尽管主流经济学提倡的科学化路径以期排除价值和道德因素的干扰，或者将道德问题存而不论；但

是，它并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而是存在强烈的规范色彩。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经济学论文往往体现了经济学家的个人、社会以及政治位置等特质，有人甚至说，所谓的客观知识其实不过是那些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拥有更强大势力人的知识。显然，由于经济学领域男性占了比在物理学或其他社会科学中更大的比例，因而主流经济学实际上也就反映了男性的看法和处事态度。譬如，根据纳尔森等人的看法，经济人一词“economic man”本身就是男性经济学家群体的产物，他体现了男性“masculine”的行为方式，而无法涵盖女性“feminine”的行事方式。因此，我们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先天就是有缺陷的，它并不能说明全部人类的一般行为；尽管经济学界热衷于使用“经济人”一词，但却很少对它的真实含义以及起源进行梳理。在某种程度上，“经济人”一词本身就已经成为实用性和政治性的，目前许多人以此来装扮其研究的客观性，只不过是借此来推行他们自己的主观观点，其中就包括男性对女的控制。因此，女性在经济学界之所以数量少、贡献低，这主要与不同性别和文化下的学者对主流经济学的自发认知有关，从而与主流经济学本身的特质以及它与不同类别的人的亲和性有关。

一方面，就男女双方在行为特征上的差异而言。一般地，与行为相联系的个人内在心理会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从而表现在学术上也会有所差异；显然，女性与男性在行为特征上往往相差很大，从而也就会对其学术取向产生影响。譬如，女性忍耐性更高，往往会克制自己内心的冲动，在人际关系中也更为忍让，以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更愿意采取迂回沟通而不是争夺的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有研究表明，女性的道德推理显示出“相互冲突的责任”意识，而不是发自“竞争的公理”，这种认知能力决定了“它是一种与周围关联的、叙述性的思维模式，而不是有条理的、抽象的思维模式”；为此，女性特别注重“关爱的行动”，往往围绕着对“责任和关系的理解”，往往设法建构“联系之网，人际之网，它们通过交流得以维系”。正因如此，女性往往不热衷于抽象规则的研究，而更关注规则带来的社会后果，关注人的应得权利；相应地，她们往往偏好于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人本经济学、心理经济学、文化经济学以及福利经济学等的研究，而这些方面则属于经济学的边缘分支。

另一方面，就理论本身隐含的修辞特征而言。一般地，如果理论内含的修辞与研究者的行为特征相符，那么就更有利于该研究者在该领域的发展；因为他从事此方面的研究是源于内心自发的，而其他人则需要经受刻意模仿和学习过程。显然，当前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基本上反映了男性的看法和处事态度，因为它强调人的控制、征服、机会主义等。事实上，与女性的“责任道德”相反，男性明显地表现出“权利道德”的倾向，它立足于“对分离的而非联系的情调”，立足于“对个体而非基本的关系的思考”；并且，男性还使相互冲突的秩序保持一种机械的、量的平衡，而这种秩序又是以等级化的价值观为基础的。正因如此，尽管女性在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可以取得显著成就，但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却要小得多；究其原因，男性从事主流范式的经济学研究是源于内心自发的，而女性则需要刻意地进行模仿和学习。当然，这不是女性的错，而是主流经济学所内在的偏见所导致的，应该归咎于当前经济学的畸形化发展，因为主流经济学包含了太多的男性主义特征。而且，女性在现代主流经济学领域建树不多的现状，并不意味着女性并不适合从事经济学研究；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将有助于优化经济学的基本特质，使经济学回到更为合理的研究轨道上来。

其实，男女之间的性格差异主要与早期工作场所(工厂)和生活场所(家庭)的分离有关，而主流经济学源于对市场争夺行为的刻画，“经济人”也是与当时参与激烈市场竞争的男特质相符的。早期社会中，男性从事市场的竞争，从而日益变得好斗；而且，由于在企业组织等工作场所的活动往往都是被规定好的，男性的性格也逐渐被异化：价值理性日益萎缩而工具理性日益偏盛，从而产生了类似经济人的人格。相反，女性则被孤立在家庭之中从事家庭实务，尽管重复性的家务劳动不利于理性思维的发展，却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时间以培养多样化的性格；特别是，在妇女的主导下家庭往往成为置身于残酷争斗的市场之海中的无数个相对平和宁静的栖身岛屿，从而女性的性格更为平和和宽容。而且，盛于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像兴盛于美国的现代主流经济学那样以工具性的经济人为理论基石，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美洲早期殖民者主要是一批极具扩张冲动的新教徒，他们世俗化功利主义心理更为突出；后来尽管有大量的其他移民进入，但由于缺少了原先共同体的庇护，从而也只能遵守业已树立起来的市场争夺规则，从而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特征。

当然，随着社会物质财富日益充足以及女性越来越从家庭走上社会，社会行为主体成分的这种变化也就会对市场上的行为机理产生影响；与不断变化的实践相适应，经济学的行为假设也应该有一个相应修正过程：应该越来越多地把女机理纳入进来，不能把女视为非理性的而排除在经济学研究之外，而是要通过借鉴女性的行为来重新界定理性的内涵。然而，主流经济学却顽固地维持着传统的自然主义思维及其经济人假设，在这种传统下，妇女基于本性的理解当然就与之不相适应；这正如费波尔和纳尔森指出的，正是由于人的社会性别影响了他对社会事物的感知，影响了对问题相关性和重要性的评估，从而也就影响了认知原理的解释。正是由于主流经济学打上了深深的男性沙文主义，它的评价标准有利于男性而不利女性：不仅主流经济学主要体现了男性的话语和思维，而非对女的刻画和世界；而且，长期以来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原则也是由男性创造或制定的，这种规则和思维也就支配了学术的发展走向和学术人员的构成。事实上，当今西方学术界已经看到了这种现象，但不幸的是，男性主导的西方社会观念却往往把男女之间的这种行为差异仅仅归因于他们的生理差别，从而确立了经济学研究对女性和女性活动排斥的合理性；只是近年来随着女性主义的兴起，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和社会建制，与纯粹生理意义上的性别没有必然联系。

可见，正是由于社会心理上的差异，导致了男女双方在经济学上截然不同的表现；这不是因为女性本身的行为有问题，而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和规范本身就是片面的。费波尔和纳尔森就指出，“无论如何，承认经济学的人文因素和社会影响，就意味着对主流范式的总体否定和对客观性追求的放弃”，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可以提高经济学的客观性”；事实上，“女性主义经济学之所以出现，并不是因为经济学太客观了，而是因为它还不够客观，因为太多的假设和方法论思想在没有经过全面的批判性审查之后就开始被主流经济学团体视为普遍而客观的了”。正因为如此，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对数学化、客观化的科学认识论发出了深深的质疑，他们认为，当前这种流行的科学至上主义会把整个世界无论是物

质世界还是生活世界物化为它者，女性注重协作的互动行为对社会的破坏性更小，更适应于与自然世界之间的良性互动；也正因如此，他们强调科学本身就是主观的，应该把人的认识和情感结合起来，要强调科学的整体性、和谐及复杂性而不是简化轮、统治和直线。推而广之，不同的社会文化下的人们的行为机理也是不同的，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也应该存在差异，否则必然是有局限的，这从东方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上可见一斑。

三、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要求和思维

上面的分析表明，女性在经济学领域贡献之所以不足，主要不是因为抽象数理能力的欠缺，而是一种与文化相联系的社会性别属性差异所造成的；显然，如果男女之间这种社会性差别推广到不同特质的文化之间，那么，就可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文化适用性进行反思。

其实，尽管一些海归学者将国内经济学水平低归咎于经济学人的数学功底差，但这却不是主要原因；事实上，不少海归经济学者却都曾承认，海外的中国人没有因为数学不好而学不下去的，林毅夫更是认为，“外国的经济学家相比，我国年轻的经济学者通常数学较好，在这方面有比较优势”。同样，主要也不在于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能力，事实上，中国人在自然科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正越来越大：不仅近年来在自然科学领域获诺贝尔奖的华人在逐渐增加，而且，在数学领域华人的贡献也有目共睹。相反，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方人士在行为方式和社会气质上的明显差异，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和分析工具都以西方人的心理、认知和行为为基础的，从而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走向和人员构成也必然受西方所支配。事实上，我们可以把男女的社会性征和东西方人的行为机理联系加以分析：从整体上讲，西方人具有明显的男性特征，这表现为侵入性、个体性和占有性；而东方人则更多地表现出女性化的行为特征，这表现为合作性、社会性和共享性。例如，东方人更为强调抑制自己的需求，强调社会和谐与合作，也特别注重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因而中国社会相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历来也要平和得多。正因如此，当前中国人学习和研究体现西方心理的主流经济学也面临着与女性学习和研究那种体现男性认知观的经济学的相同困境。

因此，中国经济学人对经济学贡献不足，不是因为中国人的数学水平不高，不善于使用计量回归等分析工具，更不是中国人的英语水平不好；相反，这主要是因为对社会的认知思维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制度与主流经济学宣扬的存在巨大差距。正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说与儒家社会的行为机理相差很大，这种学说是外在于中国人自身的生活的；因此，中国人没有西方人那种深入肺腑的感觉，无法把理论与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往往难以产生能够燎原的思想火花。而且，即使深受儒家熏陶的学者花了很大努力去学习现代主流经济学，但对“经济人”的行为特征的刻画以及由此推衍的社会现象的认识依然无法达到西方人那样的深度，从而无法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作出被主流“认可”的贡献。实际上，儒家文化一直强调“知行合一”和“主客同体”以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试想：如果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不是从自己切身的体认出发，而是可以接受外来的一套假设和学说，怎么可能深入地剖析社会行为的内在机理呢?由此可见，强调普遍适用性的现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着如何重构其脆弱的文化基础这一问题：正如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出现是为了揭示并消除经济学研究中的性别偏见，使经济学更好地反映整个人类社会的现实世界一样；为了消除当前主流经济学中对东方社会文化和行为的歧视，也有待于真正建立在中国人行为机理之上的中国经济学之振兴。

一般地，现代主流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它根植于西方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一元论思维：一方面，它强调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和社会后果中的物竞天择，并通过还原论把人的心理还原为动物心理；另一方面，它把人仅仅视为一个经验客体，是自然的一部分，终极价值判断是给定的，因而具有强烈的先验理性和经验实证的色彩。但显然，中国人的思维却完全不同于西方人：人一直被视为思维和认知的主体，中国社会本质上也是人本主义的，它首先关心人类社会，儒家文明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关系；因此，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就是由人而物、由内而外、由社会而自然，将从对社会秩序的探究中获得的知性逐渐反思到自然社会中，这是天人感应乃至于天人合一哲学的基础。而且，基于先验的理性主义思维，西方社会对事物的理性认知往往是脱离经验的，也可以游离于实践之外；正因如此，尽管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与现实远不相符，但主流经济学依旧把它视为理论研究的基本假设，并以此来建立模型探究人的行为。相反，儒家社会往往从社会实践中获得对人类行为的认知，从而特别强调知行合一，理论不能脱离实践；正因如此，它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修正不合理的假设，使得理论日渐逼近实践，并为实践提供指导。事实上，在盛洪看来，经济学与科学存在着重要区别：经济学惟有提出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方案才能为人民服务，而科学则可能会被部分人用来损害别人；显然，由于中华文化中蕴含着“天下主义”的精神，因而如果能够将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文化有机融合起来，那么就可以使得经济学更像“经济学”，并能够抑制西方科学和工具理性膨胀所潜在的两方面危害：一、利用科学方法通过损害别人来增进自己的利益(如改进武器)，二、诸如对社会的建构等对科学的不当应用而损害所有人。

但不幸的是，当前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范式，特别是其基本微观行为基础都是西方的，以致当前的经济学也只能是“西方”经济学；显然，在没有搞清楚中国社会现象的内在机理，不将理论契合在中国人的行为机理基础之上，即使出现了本土化的声音，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本土化理论，仅仅是将研究对象本土化而已，而其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思维依然是西方的。譬如，林毅夫在《本土化、规范化和国际化》一文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对如何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具体的经济问题的看法，但他依然认为我国经济科学的研究成果必须国际化，而研究的对象的本土化则是研究成果国际化的一条主要通道。当然，他认为，在对本土现象进行研究时，需要“弄清楚哪些是产生我们所观察到的重要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背后的主要经济、政治、社会变量，然后才能构建一套简单的逻辑体系，来说明这些重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已经意识到了社会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的不同。但是他并没有深入到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人性和行为机理问题，而仅仅是关注约束变量的不同。

杨国枢指出，“美国心理学因能有效探讨美国人之个人主义文化内的心理与行为，所以是一种本土心理学――美国人的本土心理学。这种本土心理学是从美国自己的社会、文化及历史脉络中自然发展出来的，所以是一种原生性的‘自发心理学’或‘内发心理学’。与此不同，西化的中国人的心理学是一种被美国人本土心理学所扭曲的知识体系，而不是从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及历史脉络中自然发展出来的知识体系，因此是一种次生j生或衍生性的‘外发心理学’。外发性的中国人心理学难以有效探讨中国人之

集体主义文化内的心理与行为，所以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只有内发性的中国人心理学，才能提供有效了解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知识，才能作为发展全人类心理学的良好基础”。显然，在西方的“内发心理学”基础上产生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同样，也只有以中国化的“内发心理学”为基础，才能产生更适用中国的本土化经济学。正因如此，尽管林毅夫…等人都曾预言，“最迟到下个世纪30年代，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将随之提高，而当我国的经济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体之一时，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转移到我国来”；但是，笔者却认为，如果不改变当前盲目照搬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的风气，不能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社会文化有机契合起来，那么，即使中国经济如目前一般再持续发展20年，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仍将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更加不要提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

四、简短结语

第5篇：社会中的经济学现象范文

博弈论已经渗透到了经济学每一个的领域，并对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产生重要影响。一场博弈中，我们要考虑对方的选择以此来确定你的最优选择，而对方会考虑你的选择，以确认自己的最优选择。博弈的每一方都是在试图将自己的赢利最大化。上到国家政治下到日常生活，都是最为常见的博弈局势。博弈的魅力在于，每个人的赢利不仅取决于自己如何出招，也会取决于别人的行动，正是这种在战术上的互动，才使得博弈充满了乐趣与生机。

囚徒困境概述

囚徒困境通常被看作个人理性冲突和集体理性冲突的经典情形。因为在囚徒困境局势中，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决策，但最后的结局却是集体遭殃。所以，囚徒困境的行为又被称为“理性的无知”。现实中诸多问题和现象，都是囚徒困境问题的翻版。

·价格战

“价格战”一般是指企业之间通过竞相降低商品的市场价格展开的一种商业竞争行为，目的是打压竞争对手、占领更多市场份额。价格战虽然对消费产生刺激作用，但商家极有可能以牺牲产品和服务质量作为代价。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想更全面的掌握本来有缺陷的动机。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博弈的结果就有着不确定性，于是也就有了消费者花钱买教训或者生产者遭受巨大损失的现象。

·哥本哈根气候谈判

气候变化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市场失灵现象。在缺乏一个“全球政府”的情况下，各国都会从各自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出发并且提出自己的主张，目前来看减排谈判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大家都抱着谁先减排谁吃亏的想法持观望态度。每一个国家的占优策略就是尽量让别的国家多承担减排任务。这样既可以享受全球减排带来的环境改善，又可以保证自己的经济发展，还可以保证自己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经济和政治地位。

·企业团队中的偷懒问题

团队生产中的一个麻烦，是人们只能观察到团队的成果，对于每个人的努力和成果都难以观察。企业是想员工付出最大的努力，以实现效率的最大化，雇员则希望获得更多的闲暇，以达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若他人偷懒，自己则也应偷懒。也就是说，偷懒成为了每个人的优势策略。这也是所谓的团队生产中的囚徒困境。

·“人质”方案

在囚徒困境中，每个囚徒之所以选择供认，是因为每个囚徒都发现选择供认是符合个人利益的。他们当然也清楚这种自利行为的后果是集体失利，每个人的状况都将更糟糕。因此，如果每个人都相信对方不会招供，并且每个人都相信对方相信自己不会招供，每个人都相信对方相信自己不会招供。那么合作拒供的结果也可以出现。如果人们可以克服信任问题，那么合作达成也是可能的。于是促进信任的“人质”方案，常常也会促进合作，走出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的解决办法

·政府管制

环境破坏和公共品短缺属于囚徒困境中的很普遍的例子，即个人效用最大与社会效用最优的背离。政府应该代表受害者去对环境或者公共品进行维护，执行各种规章制度。例如政府对制造污染者进行收税或者罚款，这样政府和公共部门就可以根据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来分配公共物品、安排社会生产。

·忠诚文化

在军队中，也会通过培养对战友的忠诚来克服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模型告诉我们，理性的士兵将没有人愿意冲在最前面，每个人都等待着他人冲锋陷阵。但军队在一个军人的职业早期就使其牢牢树立了与战友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的忠诚观念，所以事实与理论也就不同了。

企业中所面临的囚徒困境问题，其差异的根本来源就是各个组织有着不同的企业文化。经济学家莱宾斯坦对组织克服囚徒困境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培育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

·建立长期关系的重复博弈

建立长期关系，使得囚徒困境博弈可以多次重复，如果这个“多次”足够多，那么人们就有可能为了长远的将来利益而牺牲眼前的一笔横财，合作也是可以达成的。

商场价格战就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整个行业有一个约束是集体不降价，并且知道若是谁违背了规则，得到的仅仅是暂时的利益，失去的则是长期的收益而且还会受到声誉上的损失。这样就会解决因过分降价而导致的利润损失。

·报复与惩罚

假如每一个拒供的囚徒都可以在刑满释放后对供人的囚徒实施报复，那么每个囚徒就可能因担心未来的抱负而在现在的选择拒供，这样最优的均衡就出现了。

结束语

第6篇：社会中的经济学现象范文

關键词：微观经济学；理论应用；会计学领域

Keywords：microeconomics；theoreticalapplication；accountingfield

中图分类号：F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8）01-0187-02

0引言

微观经济学最早发源于西方，二十世纪初才渐渐传入我国。微观经济学理论的中心问题就是价格问题，并且主要研究个体或者个人的经济行为。微观经济学对所有权状况以及资源配置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并且在学术研究的深入下，微观经济学理论逐渐被广泛应用于实际的经济问题当中，例如：会计、金融、人力资源等。当前，着重讨论微观经济学理论在会计学领域中的应用。

1微观经济学理论研究

微观经济学又称小经济学，即所谓的个体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主要是研究以个体或者个人为单位的经济行为。在此基础上，还深入研究了现代经济社会中的市场机制和资源配置，并且提出了微观经济学理论对市场失灵的看法和纠正，积极关心社会中的个人和个体的经济过程。总的来说，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中心思想就是使资源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其中，微观经济学的内容非常广泛，主要包括了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成本理论、市场均衡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等。

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市场中个体的经济行为，其中包括单个家庭、单个厂商和单个市场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总的来说，微观经济学的本质问题就是对于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并且能够解释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科学的优化配置，来尽可能的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消费的欲望，从而提高人们在生产方面的作用。在微观经济学中，不论是消费者理论还是生产者理论都是根据资源优化配置联系在一起的，而市场理论也充分的证明了政府无形的手的有效性，同时也讨论了市场失灵与政府的关系。在微观经济学主体中，主要包括了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等模块，这样分析就可以大体得出微观经济学的脉络。微观经济学从资源稀缺的方面考虑，认为所有个体和单位的经济行为准则都应该在充分利用有限资源的基础上，并且使有限资源能够得到合理的优化配置，从而获得最大的效益。当然，要想获得最大的效益也必须考虑个人和单位所需要的条件。在商品和劳务市场上，消费者及其家庭都要根据各种商品不同的价格来进行选择自己适合及偏爱哪一种产品，在自己有限的收入的条件下，能够有能力购买该商品，并且获得一定的收益或者说能够满足自己一定的需求和欲望。消费者及其家庭对商品的选择过程和结果都会影响商品的价格，而市场价格又处于一个波动的范围，因此，市场价格的变动又会对商品的生产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各种商品及其劳务都是由厂商决定的，因此厂商是商品的供给者，厂商的目的就是在于利用最小的投资和成本生产出最大的产品量，从而获得最大的收益，促进厂商的发展。一般来说，厂商的决策又会影响到生产要素，即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价格变动，从而间接的影响到家庭及个人的收入。不管是家庭和个人还是厂商都是根据市场的变化来执行最终的决策，也是这种决策在市场上通过供求关系表现出来，通过价格变动进行有效的协调。因此，微观经济学的最终任务就是研究市场机制和作用，均衡市场价格，考察市场机制是怎么通过个体和单位来进行资源最优配置并且取得一定的效益。微观经济学也是市场机制的经济学，以价格变动为中心，称为价格理论。除此之外，微观经济学还考察了市场机制失灵，政府是如何发挥其作用进行有效干预。例如：在经济学历史上，马歇尔计划，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和凯恩斯主义都充分的说明了政府的干预对市场机制的影响和作用。

2微观经济学理论在会计学领域中的应用分析

2.1产权和市场失灵在会计学领域中的应用

根据上文所述，在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中，市场理论在理想的假设条件下对市场资源进行最优化配置，以便达到最大程度的收益。但是，在现实情况下，那些理想的假设条件往往是不存在的，所以市场机制也不能够正常运行，也不能达到有效的资源配置，实现最大收益，同时也导致了生产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一般来说，最严重的市场失灵源于有限的资源不能配置和资源的产权不够明确，产权理论的相关专业研究人员表明市场机制正常作用的基本条件就是明确产权，使产权能够明确并且可以转让。产权是有效利用、交换、保存、管理资源对资源进行投资的先决条件。产权理论表明，私有企业的常人有权享有剩余的利润，并且利用激励机制去不断提高企业的效益。没有产权的社会是一个效率低下、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的社会。当然，能够保证经济高效发展的产权具有明确性、专有性、可转让性、可操作性。

合理利用产权原理，能够清晰分析出企业中会计造假的一定原因。从企业的产权关系来看，我国国有资产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下，整个企业没有明确的投资主体，也没有实现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统一，更沒有使资产、人、事之间进行合理规划的管理。由于产权关系界限的模糊，绿色会计理念应运而生，所谓的绿色会计就是将会计要素记录到会计报表中。绿色会计可以根据自然资源的特殊性，利用机会成本、边际成本等理论，采用成本和效益的分析法来进行会计表达。绿色会计的重点在于会计报表的记录上，只有进行严格的绿色会计披露，才能有效的对企业的资本支出和收入进行记录，并且综合分析。

会计市场的交易行为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交易，即会计信息的交易。会计市场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主要有三个原因，包括：会计信息的公共性；会计信息的外在性；会计信息的不充分性。其中，会计信息的公共性，就是指会计信息在一定范围内属于公共物品，可以供所与人使用的东西。会计信息的公共性在证券市场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另外，会计信息的外在性，也叫做外部经济的影响性，是指一个经济行为对其他的经济行为造成的影响。最后，会计信息的不充分性是指市场机制提供的信息，对交易事项能够有所帮助的信息要素。由于会计信息的特点和属性以及市场本身所具有的不完善机制，就要求政府必须进入会计市场并且充分发挥其作用，弥补市场的不足，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

2.2委托在会计学领域中的应用

在会计学领域中，委托关系是从事某种活动而产生的一种契约关系。在经济生活中，主体是人们，因此，在互相依存的经济整体中，需要某一个决策者做出相应的决策并且彼此产生影响。而在经济生活中最典型的就是委托关系。委托关系在会计学领域中的应用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与财务会计相关的委托关系；第二，是与管理会计相关的委托关系。在管理会计中，通过各个单位、成员和委托关系来充分发挥会计的作用。委托在会计理论中的作用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是表明了会计学在激励机制中的重要性以及对会计信息方面的能动作用，激励问题在委托中处于核心地位，包括了对人的激励，也包括了对委托人的激励。只有在委托人和人之间进行合理的激励，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双方的经营成果，达到最大收益，实现双方的共同目标；第二是在会计的相关制度中强调的风险分担的重要性，委托具有分享原则，也就是委托人与人之间必须共同承担风险和收益。但是，风险一般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很难被人们所预测或者控制，一般都是在人们完全没有预测的情况下发生。所以，当委托人把经营风险交给人时，要积极调动人的热情，不能对人实施压力作用，使人心理发生变化。正确的做法就是使风险和收益之间达成科学合理的平衡。另外，委托关系在管理会计中的具体应用有责任预算的编制、内部转移价格的确定、间接费用的分配、责任中心的业绩考评。总的来说，委托就是将左右着的资产根据其意愿和相关的条件委托给人经营，实质也展示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事实。

3结束语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稳定发展，对经济的学术研究力度也在不断地加深，不管经济是衰败还是繁荣都属于一种经济现象，并且反映了一定社会的经济程度和经济发展状况。学术领域间存在着相互交融的现象，对于不同的经济情况和现象有着不同程度的融合和相互作用，在新形势下，微观经济学理论在会计学领域中更是相互作用、互相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且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作者：周一然

    参考文献： 

[1]陈淑华.会计信息的经济学分析[J].财会通讯，2010（06）. 

[2]王铁林.论会计信息质量研究与信息经济学理论的借鉴与融合[J].财会研究，2010（05）. 

[3]陈汉文，董望.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研究述评——基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范式[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3）. 

第7篇：社会中的经济学现象范文

在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颁给彼得.戴蒙德、莫腾森和皮萨里德斯三位经济学家。他们是因搜寻与匹配理论而共享了这一荣誉。搜寻与匹配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由于现实中的各种交易摩擦而导致的搜寻与匹配成本从而造成了交易的不顺。

我们都知道现代社会是以商业和科技的高度发展为基础的。因此，我们就不得不搜寻各种各样的人来和我们成为合作伙伴或一同攻克科学难题，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在信息量广大的互联网上挖掘我们需要的信息。而我们在现实中又不难发现时常当我们面对着这些问题时，我们又是那样显得无能为力。可就其本质，我们惊喜地发现它们都是一些与匹配或是搜寻相关的问题。于是我们可以尝试运用搜寻与匹配理论来解释、解决或优化这些问题。

二、剩男剩女问题

现在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剩男剩女现象，但纵观中国又并非无单身男女的存在。这是为何？这点，我们可以用搜寻与匹配理论来试着解释。首先，我们知道搜寻与匹配理论的核心就是摩擦（男女个体差异性）而带来的搜寻与匹配成本。社会中的人总是不尽相同的，它们普遍的存在着差异。在此我们首先假设双方都尽力去搜寻对方并且他们的确是匹配的，尽管此处的条件很苛刻并且有一点看似不近现实，但我们为了研究更为贴近现实的情况必须先在此条件下讨论最为基础的情形。在假设的条件下，于是他们就在社会中开始了漫漫地寻找历程。此处，我想说明这个过程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顺利。

其一，人群实在是太大了，就像你将一块拼图打散后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地将它们合到一起。其二，他们之间存在着差异，因此他们不容易注意到对方身上和自己相配的地方。其三，他们都不能肯定对方的存在，于是可能会产生放弃继续搜寻的念头。这些原因都产生了搜寻与匹配的成本。我们退一步来说，就算刚好完成了第一步从而碰巧地搜寻到了那一半也不一定能结婚，他们还需要经历一个匹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须相互磨合并找到相互的切合点。因为即使我们相信他们是天生的一对，那么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也可能产生一些隔阂。这就像一块陶瓷的碎片，也须要打磨才能符合原来的痕迹。物犹如此，何况是人。

其二，我们放开假设条件，那么在一种更为贴近社会的情况下，我们不难发现单身男女所面临的境况将会更为恶劣。他们可能找了半天所面对的人还不是和他们匹配的。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剩男剩女现象有其存在的社会前提和理论基础。

但这种现象也并非无可解决或优化的。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层面来给予部分地解决。其一，我们可以加大这部分人群的交往面。因为，他们接触的人多了，自然就可以有较大的机会遇到另一半，这自然是好的。其二，我们应该通过改变他们的思想入手，来解决而这主要是优化匹配过程的。因为他们在匹配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不同而分开，其结果就是匹配的失败。我们应该改变他们的观念，让他们努力来适应彼此，而不是期待着一个天生就和自己匹配的人出现。这样以后他们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来适应、磨合彼此因为时间而产生的不同点。这样之后的结果是我们大大地降低了搜寻和匹配的成本，使其能有更多的几率匹配成功，从而从根本上缓解这种社会现象。

三、网络金融信息挖掘

我们也可以将这个理论应用于对于网络金融信息挖掘的应用。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需要到网络上去搜索要用的信息。但，其结果往往是有用的未挖掘到，而无用的却得到不少。其原因也是过多的信息和对信息的辨别不足而导致的信息搜寻与匹配成本。但，其后果可能是极其严重的。例如，在股票市场上，信息得到的先后与信息的真实程度可能就决定了你投资的成败。所以我们就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解决或优化。

首先，我们应该增加信息的获取量。因为你获取的信息越多，那么你就越可能遇到你所需要的信息，那么这就增加了你得到的信息与有用信息的配对可能性。剩下的工作就信息的配对：对信息的核准。这是最艰难也最为关键的步骤了。在这一步中我们首先应该对已掌握的信息进行充分地分析，克服所谓的摩擦，以发现信息之间的某些切合点。比如，在股市中我们可以首先分析投资公司的经营情况和业务背景等等。这样我们可以首先淘汰掉一大部分的无用信息信息。其次，我们应该用理性的思维来综合分析和总结信息面。这一步的有效实施将有助于我们进行下一步的选择。

在最后的选择步骤中我们应该时刻牢记一个理念：有些事你只能选择做错最少的。因为即使在最后的时刻，你仍然面临着很多的选择，而且在某些方面貌似都很吻合。就像你一下子摔碎了很多的碗，有可能有些碎片和同一个碗都有一点吻合，但这时你可能无法判别哪一块才是最为吻合的，但你总可以找到“使你犯错最少的那一块”。

四、总结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生活中的某些方面问题都可以运用搜寻与匹配原理来进行解释与优化而以上仅仅是社会上的一两个例子。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解决其中的摩擦问题。但只要我们把握住了对于搜寻与匹配这两个重要的环节的因地制宜地优化，并记住我们有时只能选择做“相对犯错最少”的事。搜寻与匹配理论是一种思维方法更是一种处世哲学，这点需要我们慢慢体会。

参考文献

[1] 刘明彦，白佳.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搜寻与匹配理论.银行家，2010（11）.

[2] 丁慧,黄海龙.搜寻与匹配理论:对摩擦性市场的研究.2010年诺贝尔.

第8篇：社会中的经济学现象范文

福利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增进社会福利的西方经济学分支，主要研究如何进行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进行收入分配以实现公平以及如何进行集体选择以增进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是指公民因各种原因导致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给予款物接济和服务，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一个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制度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设计完美无缺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把握住它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在公平和效益的博弈中最大程度地改善穷人福利的问题。在福利经济学的历史演进中，我们要汲取思想营养，为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提供理论指导，并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的实施提供价值规范。

二、福利经济学历史演进中的主要思想

传统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的思想都追溯到边沁的功利主义上，而真正意义上将福利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并首次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是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二战结束后，一大批福利经济学家的出现和大量的福利经济学文献的出版，极大地拓宽了福利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与内容。因此，经济学界一般将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分为新旧两派。旧派以英国庇古为代表，新派导源于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为英国的卡尔多、希克斯与美国的勒纳、萨缪尔森等所倡导。

1.庇古及其边际效用价值论

庇古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及马歇尔的基数效用论和局部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系统地论述了福利概念及其政策应用。庇古认为个人的福利可以用他所享受的物的效用来表示，整个社会的福利应该是所有个人效用的简单加总。在此基础上，庇古论述了社会福利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社会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越大。进而针对如何衡量和增进社会经济福利问题得出“收入均等化”的观点，针对如何才能实现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得出了政府应当干预经济的结论。社会福利之所以会因收入分配均等化而增大，其依据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认为，同一英磅的收入对穷人和富人的效用是不相同的，穷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因此，将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会使社会总效用增大。

2.帕累托及其最优理论

新福利经济学采用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作为分析工具，否认个人间效用的可比性，排除旧福利经济学的收入均等化理论，消费者追求的并非最大满足的总量或最大效用的总量，而是最高的满足水平，即最高的无差异曲线。对于资源配置的评价以帕累托最优为标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可能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在其他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任何个别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

3.补偿原理

西方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帕累托标准太苛刻，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达到，应予以改进与修补。卡尔多首先提出虚拟补偿原理，为在一项社会变革中，如果受益者在补偿受损者后仍有剩余则这种变革应该肯定，应认为其提高了社会福利。希克斯对卡尔多的评判标准又进行了补充和发挥，提出了假定补偿原理，认为判断社会福利的标准应该从长期来观察，只要政府的一项经济政策从长期看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所有人的境况都会由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获得补偿。西托夫斯基对上述两种补偿原理的标准均不满意，认为这两种标准只进行了顺向检验，不能作出社会福利是否改善的结论，而要同时进行逆向检验。也就是说，只有当某项变革能增加福利，而再回到变革前不能增加福利或较少增加福利时，此项变革才可取。

4.社会福利函数理论

伯格森认为补偿原理将效率与公平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萨缪尔森等人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形成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萨缪尔森等人认为应从个人的主观感受出发，应该把福利最大化放在最适度条件的选择上，应将所有分配方面及其他支配福利的因素一并列入，编制一种“社会福利函数”，当这个函数取最大值时，社会福利就达到了最大。他们认为在一定的收入分配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于个人对各种不同配给的选择，个人的自由选择是决定个人福利最大化的重要条件，而社会福利又总是随着个人福利的上升而上升。

5.阿马蒂亚·森与福利经济学的新发展

阿马蒂亚·森认为传统福利经济学理论过分强调经济的一面，认为财富的增长可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贫困、不公平等问题。而实际上经济增长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增长本身，而是因为增长过程中所带来的相关利益。因此，经济学不应只研究总产出、总收入，而应关注人的权利和能力的提高。阿马蒂亚·森的能力福利理论试图把贫困与能力结合到福利经济学的框架中来，认为创造福利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所带来的那些机会和活动，而这些机会和活动是建立在个人能力的基础上，要形成达到最低可接受的基本生活水平的能力，可能需要有不同的最低充足收入来适应。

三、社会救助制度的福利经济学解释

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新旧福利经济学的差别不在于结论而在于分析工具的不同，旧福利经济学即是以基数效用论为分析工具，而新福利经济学则是以序数效用论作为分析工具，两派一直都是以追求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围绕着公平和效率两大主题展开论战。福利经济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精神，如社会中的贫困者需要救助、公民的生存与发展该有所保障、社会的潜在危险应该排除、由于非自我原因的损坏应该得到补偿等，不仅为人们普遍认可，也为社会救助制度的存在及不断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可操作的建议，并且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以人为本”价值规范。

1.旧福利经济学思想与社会救助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采用了边际效用分析法，在理论上论证了社会救助在增进一国福利方面的作用，其收入均等化、国家干预论等观点及转移支付主张，对世界各国以社会公平为出发点，实行有利于穷人的社会救助政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从总体上看，造成贫困的原因中社会因素大于个人因素，所以，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社会救助是其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社会救助制度通常被视为纯粹的政府行为，是一种完全由政府运作的最基本的再分配或转移支付制度。因此，社会救助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受助者不应该受到任何歧视和惩罚。此外，庇古还对穷人享受富人转移的福利提出了一些原则要求，他认为，不论是直接转移收入还是间接转移收入措施，都要防止懒惰和浪费，以便做到投资于福利事业的收益大于投资于机器的收益。庇古反对对穷人实行无条件的补贴，认为最好的补贴是那种“能够激励工作和储蓄”的补贴，在实行补贴时应有以下条件，即先确定受补者自己挣得生活费用的能力，再给予补贴。否则，那就会使某些有工作能力的人完全依靠救济。这些原则也是各国在设计社会救助制度和对传统社会救济措施进行改革时所追求的目标，为了防止养懒汉，社会救助制度提供的仅仅是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资金和实物，采用“需经家庭经济调查”的资格审查手段，审核申请救助的公民及其家庭的经济收入是否低于贫困线，使真正有需要的公民得到政府的救助，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而不被滥用。

2.新福利经济学思想与社会救助

虽然新福利经济学更多的是关于效率问题的研究，但它与强调公平分配的社会救助不仅不矛盾，而且新福利经济学能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为社会救助提供了理论支撑。以效率为目标，从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救助问题，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救助政策的经济意义。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及资源的稀缺性，在市场经济进程中及社会转型变革时期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贫富的两极分化、贫穷等社会现象，并且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强调物资资源的配置，而忽视了人力资源的配置，社会救助作为一种补救模式与手段是对帕累托无优状态的一种改进，可以弥补市场分配的缺陷，提供安全稳定的保障机制，对摆脱贫穷进行帮助，同时社会救助对提高经济效率起独特的作用，“是从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保障对经济发展必要的要素投入，是更宏观的意义上促进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1〕。因此，社会救助制度不仅有助于实现收入再分配中的公平问题，而且还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中的效率问题。

另外，新福利经济学同样支持社会救助制度的设立应防止“养懒汉”和国家应当承担社会救助责任的思想。根据序数效用论，救助对象是否愿意退出社会救助，取决于救助对象对退出社会救助前后所能得到福利的比较，如果救助对象参加就业后并不能增加其福利或只能增加很少的福利，就会大大挫伤他们参加工作的积极性。因此，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应能防止受助者形成长期福利依赖的思想，鼓励受助者自立。补偿原理认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出现一方得利、一方受损的现象，因而国家应通过赋税政策来予以调节，从受益者那里取走一部分补偿受损者。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也认为，要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应当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进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因此，补偿原理和社会福利函数理论均为国家通过经济干预措施来获得社会救助的资金提供了理论依据。

3.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思想与社会救助

根据阿马蒂亚·森对新福利经济学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分析出传统社会救助的缺陷，且能为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提出新的原则。森认为传统的贫困指数(以一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份额作为衡量指标)仅仅反映了多数人生活状态的平均数，忽视了贫穷群体内部的不同贫困程度和福利分配的状态，难以科学地反映许多人仍然一贫如洗的事实。根据森的见解，传统的社会救助制度是“使一定的资源就象经过漏斗一样进行分配”的制度〔2〕，既没有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没有遵循福利最大化的分配原则。因为，这种制度针对的是所有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但是最贫穷的穷人却无法从中收益。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福利扩散了，而对最悲惨的特殊群体的救助却远远不足，因而，应该实行具有“选择性”和“瞄准性”的救助政策，对贫困进行更为直接的打击。由于消除贫困是社会救助的根本目标，而贫困的显著表现是收入的缺乏，因此以往消除贫困的社会救助政策也主要体现为各种形式的现金收入再分配，这种做法仅仅保障了救助对象的生存。现实中，贫困者的问题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他们还可能面临“许多其它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决策自由，丧失了其他人可以享受的一些机会，包括经济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由于长期脱离工作造成技术生疏和信心低下；体弱多病甚至死亡；丧失积极性；人际关系及家庭生活损失；社会价值与责任感下降；等等”〔3〕。而社会参与能力的下降实际构成了社会排斥，并有可能陷入长久的恶性循环。现金收入再分配只能维持现状，而不能打破贫穷的循环。因而十分有必要区别收入贫困与能力贫困的差异，将社会救助的目标从克服收入贫困上升到消除能力贫困，救助与发展相结合，提升救助对象的社会参与能力，协助他们自立、自强，最终消除社会排斥，实现社会整合。

四、结论与启示

第9篇：社会中的经济学现象范文

关键词：网络经济；经济特征；商业活动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whole world is discussing “the network economy”， must grasp this glossary the true connotation to be difficult， like the global economist the definition has debated unceasingly to the economic is the same. Perhaps moreover in the network economy forming process， its many characteristics had not been obtaining manifest fully. Which characteristics does the network economy have?

key word: Network economy; Economical characteristic; Trade activity

网络经济的四大特征

笔者认为，从目前的网络经济发展中，可以把握以下几个特性：

1、网络经济是一种趋势经济。这表明网络经济正在形成，虽然目前还不是我们现实世界的主流经济形态，但它正在迅速建造未来的经济。

2、网络经济是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经济产物。网络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技术推动。特别是近年来网络技术的快速推动，技术在各个地区和经济领域的快速扩散等因素，它是技术诱发的在人类以高度信息化和科技进步的今天，出现的必然现象，但是又是所有智慧的人类所没有预测到的，无论是从古代圣哲的训导还是宗教中的天堂，抑或是空想主义者的睿智，还是当今预测学家的智慧，都不曾真正预测到网络和技术对人类的深刻影响。

3、网络经济不是一种行业经济。很多人将信息产业归于第四产业，但是从网络经济对人类现在的影响和将来的发展趋势来看，它已经超越行业经济的概念，它不属于工业社会中的经济范畴。

4、网络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它的问世对传统的经济学产生深刻的影响，从它的交易规则、理论基础、价值规律和产品的分配特点等等对于传统的工农业时代的经济学变化很大。

网络经济的爆发性

从形成特点来看，网络经济是一种爆发式经济，网络经济从问世以来的短短几年内，就充分体现了它的爆发式特点，这个特点包含六个方面：

1）单位时间传输的信息急剧扩大，也就是说终端与信息源之间单位时间的信息交换量巨大，信息量的巨增缩小了时间上的差距，使信息快速传播，“今天，比人的头发丝还细的标准光纤，一秒钟可以传输相当于超过九万卷大百科全书的信息。”

2）全球的信息急剧增加和信息流动更为丰富与频繁，全球范围也出现了爆发性的网络潮；

3）使用人数爆发式地增加，这种爆发式增加并引发极大的群体效应，世界上有约4亿人7年前从未听说互联网，到今天已经通过它来查询信息，发电子邮件和进行网上商业活动，不只是如此，它的增长速度更是惊人；

4）利用网络进行的商业活动的交易额呈现爆发式特点；

5）从事网络经济淘金的企业呈现爆发式增加，上市企业数量和股价的爆发式增长程度。

6）财富的爆发式增长。从事网络的企业和个人迅速积聚起来，从股市上批量生产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

对传统经济的冲击

产生这些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信息快速、低廉的复制能力（copy ability），这里包括信息的可无限制复制性、技术的复制、行为的学习与模仿能力等。低成本的复制，是信息技术能力快速发展和迅速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根本因素。它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中财富增长规律。同时网络上还具一个现象，就是聚集现象。这里面包括资本、人才和信息技术的聚集现象，在网络生产企业中的“规模”现象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现在网络在资本、人才和信息技术上有一种吸盘动力，将这四个因素都汇聚在一起，诱发了网络企业的财富急剧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