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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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范文
一、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课程的开设
在国内来华留学教育迅猛发展的时期，越来越多的高等学校着手以各种形式在来华教育中开设中国文化类课程。我校从2005年招收来华留学临床医学本科生，现有来自巴基斯坦、赞比亚等十几个国家地区的留学生一百余人。经过几年的教学探索和尝试，我校在原有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上为留学生专门开设中国文化课，并使之在整个课程体系当中占有不小比重。为何学习汉语还要继续开设中国文化课？因为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对外汉语教学当中更注重语言基本要素的讲授和练习，也就是说对外汉语是教授学生如何使用汉语作为交流的工具，在授课过程中也会有中国文化的讲授，但基本上都是根据需要学习掌握的语言知识点进行的教学设计。而专门设置的中国文化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汉语语言知识点的学习，从文化的角度对课程进行编排和讲授，不要求授课内容和进度与汉语语言学习同步。简言之，来华留学中国文化课程的开设是让学生更早、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化。
二、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课程中的本地文化元素
来华留学生进入中国后，就会在不同地区的学校进行学习和深造。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不同地区的本土文化不断地演变。将本地文化元素融入中国文化课程的重要性在于更好地让学生认识中国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差别，使得来华留学生在今后对中国文化有更完整、更理性的认识，通过课程学习让他们不会对中国文化有以偏概全的误解。本地文化的有效输入能够更好地让学生融入当地社会。以赣南医学院中国文化课程为例，在课程初期主要介绍中国概况，让学生对中国的地理、人文、风俗有最基本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将富有赣州本地文化特点的内容选入课程。在实际的课程编排中结束中国地形、地貌的讲授课程之后，开始江西和赣州的地形、地貌的讲解，再与赣州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进程相结合，让留学生更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所生活的城市从古至今在中国的地理位置和不同历史变革时期这座城市的命运。这里面提取综合了客家文化、宋城文化和红色文化等诸多赣州本地文化的重要元素，这种以文化元素为主线的本地文化提取模式在中国文化教学中颇有益处，能够使得中国文化课程更生动、丰富。以点与点结合的方式便于课程的教学实施，不是单独地讲授地理或者历史，而是以文化元素表现的文化点为载体，以讲故事的形式将一个个本地文化元素有机的串联在一起。这种依托点对点的课程设计方式可以自由地将文化点进行串联，可上可下，使得中国文化课程很好地在中国文化和本地文化中以点相连形成适合本校留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的文化面，最终让学生将不同的文化立面进行组合，经过他们学习过程的加工处理让这些文化元素有效地得到传播。作为我校中国文化课程的组成部分，教师定期带领或引导学生前往在理论课程中提到的相应地点进行实地了解，从而把中国文化课程变生动、变具体。在教学方式和技术上，课程在多媒体教学中主要突出适时播放中英文视频，以及丰富的图片和音频等。在课程之后，留下一定的文化元素让学生通过各种渠道主动寻找，从而让学生拥有更强的自主学习能力。
通过与赣州本土文化融合的中国文化教学，赣南医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在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文化和赣州本土文化的了解明显加深。从在入学之前对中国文化的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了解到对中国文化有了大概的印象，再到对赣州本地文化有更深的了解和兴趣，留学生在赣州留学期间学期本地文化不仅使得他们在当地生活期间获得更好的文化认同、弥合一部分文化差异。同时经过几年的学习，将中国文化和赣州本地文化更好地以自己的方式带到他们的国家进行有效的国际传播。这一自我内化的传播过程，以及不同的传播途径，能够更好地让中国文化和赣州文化在国际上得到认同，最终让教与学产生良好的双向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任雁.关于我校国际学院留学生《中国文化概况》课程教学的思考.首都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2]王瑷珲.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知识的态度与需求.北京大学，2012.
[3]梁艳.宋城赣州地名的文化透视.文教资料，2011，14.
第2篇：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范文
众所周知，民族是以文化来区别的，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倘若各民族间不能找到文化的共同点，不能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学习和借鉴彼此的文化成果，那么民族的畛域就很难打破。反之，若各民族之间能够有文化的交流与认同，那么民族之间的差异就会被认同感、和谐感所淡化而相近相亲。中华民族在历史的进程中正是依靠文化的交流；推进文化的整合和融合，从而形成“一体多元，多元一体”的格局，即各个民族既具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又有各自的文化个性，各民族之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互关系。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和谐与交流是形成中华民族的主要因素，兹仅就中国民族史上的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数例，以探讨和谐与交流在其中的主导作用。
一、和谐与交流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古今中外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变化、发展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民族融合的大浪潮。而每一次浪潮都发端于民族的大迁徙、大汇合、大交流。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以及元代、清代等时期发生的南方、北方民族大迁徙、大交流，都使许多一度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古代民族（部族）融入其他民族之中，例如汉代的匈奴。三国的乌桓、南北的鲜卑、隋唐的吐谷浑、党项等等。还有些古代民族虽然现在还存在，但除了血统的差异外，在文化上已不再具有什么民族特点，例如满族、土家族等等。当满族最初入关。定鼎中原之时，强烈的民族畛域观念，曾因雉发这样的文化习俗差异而大规模流血，但经过300年之后，满汉在文化上已再难找到什么差异。
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其实也是一个混合众多民族成分的民族共同体。现今一般将汉族的祖族认定为“华夏族”，祖先认定为炎帝、黄帝。考“华夏”一称始见于周代文献，到了春秋之时才以“华夏”作为民族称呼。“华夏”一词源于炎帝与夏禹。传说炎帝族兴起于“华山”（古代对秦岭的称呼）之野，炎帝与黄帝是“兄弟”。黄帝之后的禹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故中原这一地区的民族被称为“华夏”，《尚书正义》说：“华夏，谓‘中国’也。”《尔雅·释诂》说：“夏，大也。”可知“华夏”一词是用以区别中原地区的民族与其周边的民族（史称“四裔”。即东边被称为“夷”的民族，西边被称为“戎”（羌）的民族，南边被称为“蛮”的民族，北边被称为“狄”的民族）。但“华夏”实际上也并非全为中原之旅，炎帝族、黄帝族都与居于西北高原的“羌”族颇有渊源。“炎帝以姜水成”，而凡从“姜”字均与“羌”有一定关系。黄帝据史载原居于“昆仑之丘”，其先本活动于青藏高原东部，那里亦是“羌、戎”之地。夏代的开国之君禹更是“长于西羌，本西羌夷也”，可见“华夏”之先就已融入了一部分从青藏高原东迁的“羌”系民族成分。此后“华夏”族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融入许多民族成分，而发展成后来的汉族。可以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每一个历史时期汉族所包含的民族成分都不同，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有一些古代民族或部族融合进来。虽然，在汉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依靠强迫力量而使其他民族、部族“同化”于汉族的情况，但从主流和总体上看，则主要是因为文化的交融与吸引而促使民族融合。拓跋鲜卑的汉化就是一个例子：拓跋鲜卑原属于“东夷”民族，最早活动于大兴安岭以北的呼伦贝尔草原一带，以游牧狩猎为生。公元四世纪前期曾一度在今内蒙和林格尔北建立“代国”，不久为前秦所灭。拓跋硅时于公元386年重新建立代国，旋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迁都平城（山西大同）。到孝文帝时又将都城南迁至洛阳，由于北魏国家的统一和扩展，鲜卑民族从边疆逐渐深入中原腹区，与汉族和谐相处，相濡以沫，原有的民族畛域被冲破，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于是，给民族融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民族的融合不同于民族同化。前者是自愿的、水到渠成的；后者是强迫性的、灌注式的。拓跋鲜卑的融如汉族是一种良性的民族融合模式。它不仅通过血统的混合，更主要是社会文化的融合来达到。
语言是人际交流的工具，北魏初期仍以鲜卑语为官方语言，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鲜卑语日益显出不适应社会之需的劣势，汉语文的优点和汉文文化典籍之丰盛，使进入中原的鲜卑人对学习汉语文有强烈的要求。孝文帝时遂改以汉语为国家的“正音”。汉语成为北魏法定的共同语言后，原有的鲜卑语的使用范围愈来愈小，逐步走向淘汰。语文问题的解决又为思想文化的沟通铺平了道路。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主流和核心的儒家学说成为了北魏政权的思想基础。早在拓跋硅时就推崇儒学“以学求为先，立大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此后，北魏政权逐步走上了与儒学相结合的道路，各州郡大建学校，儒生数量愈来愈多。作为统治者的拓跋氏也身体力行，钻研儒术，著书立说，按儒学理论治理国家。到孝文帝拓跋宏时，更把儒家推崇到空前的地位，举行了一系列尊孔活动。孝文帝不仅本人充满儒家文化色彩，而且。通过尊崇礼教，提倡孝、礼的思想，使北魏社会全面向儒家理念转化，从而使民间与上层生活都与儒学不可分离。
除崇扬儒学外，北魏还兼奉道、佛两教。北魏诸帝既尊孔又信奉道教。从宗教的方而进一步使鲜卑由原始信仰向华夏正教转化。因为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其文化内涵代表着华夏民族的传统理念，道教信奉的普及，使鲜卑民族的信仰汉化。北魏也推崇佛教，史称孝文帝“善谈老庄，尤精释义”。这一时期开凿的石窟和造像之多，可证明佛教在鲜卑社会的巨大影响。北魏的社会文化转变，逐渐使鲜卑民族观念文化转变，加速了民族的认同，最终融入于汉族之中，成为汉族的新鲜血液。
1．民族的流动、迁徙是加速融合的前提条件。在中国历史上愈是流动性大的、迁徙多的民族其融合率也最大。这是因为地域的界限往往限制了民族的深层次交往，难以达到真正的文化沟通。而没有文化的沟通就不可能有民族的融合。
2．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是文化互渗、消除隔膜的必要环境。北魏统一北方的政治活动和由游牧进入农耕的经济变化，加强了汉、鲜卑及其他民族的联系，居处相杂、文化相染，从而催化了民族的自然融合。
3．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础。理念的趋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质走向一致，民族的认同感由此而产生。故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北魏在积极吸取汉文化的儒、道、佛等成分的过程中，使其意识形态向儒学、道学、佛学的理念转化，从而在心理上产生极大的汉化认同，因而这一转化比较平顺，没有遇到大的阻拦。
4．和谐精神是中国民族融合的动力。尽管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多有“夷夏之别”的观念和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桎梏，但中国文化中的“和”、“合”精神，冲破了民族畛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孔子的“戎狄怀之”思想对华夏族以外的民族主张采用“怀”，从而导致“怀柔”政策与“羁糜”理论产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亲密与和谐。汉代的《淮南子》更阐发了“夷夏一家”的思想，认为“自其异者视之，肝胆胡越；自其同者视之，万物一圈也”。唐太宗也公开提出对夷狄要“爱之如一”。正是这种和谐的观念，推动了汉、唐时期中国民族的大融合。
二．文化交流促进民族文化的整合
民族融合是文化融合的极至。在更多的情况下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主要是推动了文化的整合，即各个民族吸收其他民族的某些文化成果，充实改造自身的文化，从而给原有文化以新的成分、新的面貌。通过文化整合，中国的民族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中原人原为“粒食”，由于麦子种植的推广，才发展为北方地区普通的“粉食”。而麦类的传播来自西部的羌氏部落。《诗·周颂·思文》说后稷时“贻我来牟，帝命率有，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来、牟”俱麦之称谓。据考证，它们的原产地在青藏高原，是藏族先民羌人传至中原的。至今藏语仍称为大麦为“来”（NAS）。《周颂》说天帝赐麦种与后稷，让他引种于中原大地，从此这一作物不再有此疆彼界，大家享有，亦表明原先此物不产于中原，但由于文化的交流、整合，这一作物成为中华大地各民族普遍种植之粮食。
与麦同情况的是稻米，它最先种植于华南和西南的民族地区。至今在西双版纳的哈尼族中还种植一种非常古老的水陆未分稻，研究证明它是现代稻米的远祖。中国南方称稻叫“谷子”或“禾”，即源于壮、侗语。魏晋以后，中国北方与南方的民族大迁徙、大交汇，稻米开始传入北方。隋代以后南北大运河开通，南方稻米大量输入北方，使北方人的饮食习惯有很大转变，至明代时，以稻米为主食的人已占全国人口的70％。稻作文化之区已从一隅之地而扩展到全国大部地方。
再如茶，原产于巴蜀和云南一带。秦灭巴蜀，统一中国后，茶传入中原地区，以后长江流域普遍种茶，北方人与南方人都有了饮茶之习，并发展出南方、北方各具特色的茶文化。故顾炎武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饮茗之事。”唐开元中因禅僧坐禅饮茶而兴起全国饮茶之风，茶成为中国的“国饮”。远在青藏高原的藏族自唐朝传入煮茶之法，进而推广为全民族之风气，以致茶成为藏民族生活中不可须臾或缺的必需品。作为藏族文化主体的藏传佛教也将茶引人其文化内涵之中，赋予它宗教的意义。
物质的文化还不足以说明交流对民族文化整合的程度。精神文化的整合，更能表现文化交流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在中国的众多民族中，地处青藏高原的藏族文化充满了神秘的地域色彩，国外甚至有人误认为藏文化是与中华文化毫不相干的一种特异文化。故此以藏文化构建中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为例，更能说明这一问题。
公元七世纪吐蕃征服青藏高原各部落，形成藏族。因此，一般将吐蕃文化视为藏族文化之根。但据史载，吐蕃初期社会文化十分落后，“刻木记事”，“不知节候”，“其俗重壮残老”，“人信巫觋”。松赞干布即位后，大力开展“”，从吐蕃周边的民族文化中吸取营养。当时盛唐文化与印度文化是亚洲文化的顶峰，尤其是唐文化因唐若境地交接相错，民族相杂，更易于交流吸取。唐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下嫁”吐蕃，给唐、蕃文化交流打开了大门。于是吐蕃派出大量的使节、侍子、商贩、僧人去汉地，唐朝也派出使者、僧人、商贾不断去至藏区。双方的政治、经济交流，带动了文化的交流。汉地丰富的文化成果大量地通过交流渠道被吐蕃所吸取。唐朝的儒学典籍如《毛诗》、《礼记》等一再被吐蕃“求取”。《孝经》《左传》、《国语》等被大量翻译成藏文，供上层学习。许多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进入国子监，系统地学习儒家学说，使吐蕃从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方面都竭力将儒家思想精华融入于藏族社会中。在敦煌发现的8～9世纪吐蕃写卷中，有一幅名为《礼仪回答》的藏文写卷，讲述了当时吐蕃社会中对人们道德标准的一些看法，其中写到：做人要“公正、孝敬、和蔼、温顺、怜悯、不怒、报恩、知耻、谨慎而勤奋”。这与儒家强调的“温、良、恭、俭、让、孝、悌、礼、智、信”几乎如出一辙。可见儒学思想已成为当时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
吐蕃时期，宗教已成为藏族社会的文化核心，佛教从印度和汉地两个方向几乎同时传入吐蕃，著名的汉僧大乘和尚对吐蕃佛教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所阐扬的禅宗宗门，对后来藏传佛教举派（白教）、宁玛派（红教）教义的形成颇有影响。儒家的孔子也被藏地宗教吸收为一位尊神，在藏传佛教中，孔子是工巧和占卜术之王，具有很大的威信。《易经》的卜卦被藏传佛教吸收，受到普遍信奉。喇嘛们为人占卜时所运用的《五行算经》和《五行图表》即源于对《易经》的借鉴。中华的道教传入吐蕃后，老子被藏地宗教徒尊为笨教的教主化身。“太极”、“无极”的名词和“九宫”八卦的图形都被融人藏地宗教之中，一位著名的藏族宗教史家认为：老子和道教的基本观点与藏传佛教密法十分相近。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密宗的修法中看到与道教相一致的情况。
除此之外，在伦理方面、在医药方面、天文历算方面、习俗方面藏文化都吸收了不少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加以改造，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在此不及—一赘述。但即就上述情况，我们也显然可见中华各民族通过交流，进行文化整合的成功。正是因为这些文化整合，才使中国的各民族具有相当的共性。交流对中华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的积极作用，与某些民族因封闭而长期停滞不前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3篇：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范文
一场名为“对望・2015年余杭―韦尔特文化艺术交流展”从5月15日至6月15日在这里举行，从荷兰漂洋过海而来的人体雕塑、三维立体壁画、黏土雕塑等艺术作品展现在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的陈列厅。
这些作品，都来自荷兰一个叫韦尔特市的地方，这个充满了荷兰风情的小城，其实已经与余杭区有多年的友好交流。
故事最早要从2009年说起，当时，时任韦尔特市市长的尼德雷尔访问杭州余杭，对这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城区十分感兴趣，觉得这里的民俗、文化等很多方面与他的故乡有着相似之处。那年，他代表韦尔特市，与余杭区签订了《友好交流关系备忘录》，开启了两地友好交流的序篇。
在此之后，两地的交流一直没有中断。到了2012年，现任韦尔特市市长友斯・海曼斯更是两度走访余杭，对余杭的经济、文化、历史、教育等方面作了深入的了解。同年，余杭区也首次组团对韦尔特市进行了回访。
经过两地的多次接触以及在经济、教育等方面的交流，双方认为，两市结为友好城市的时机已经成熟。2013年1月30日，韦尔特市议会通过了两市正式缔结友好关系的意见，正式签订《友好城市协议》，促进两地更密切的全面合作。
2014年5月，余杭的艺术家赴荷兰，开始了一次时尚且盛大的与韦尔特市的文化交流活动―当时，恰逢韦尔特建城600周年，作为友好城市，当地政府邀请了余杭区摄影、泥塑、绘画、造型等方面的6位艺术家，与荷兰本土的艺术家一起，共同完成象征友谊的作品。
当时，有三件作品被韦尔特市收藏，并悬挂在韦尔特市新落成的市政大厅内，作为两地友谊的永久见证。其中包括余杭殿堂壁画家张炜与当地著名油画家约安妮合作完成的油画《女娲和玛利亚》，整幅作品高1.5米、宽0.7米，以代表希望的蓝色为主色调，巧妙融合西方的圣母玛利亚和东方的神女娲两大人物形象，立意新颖，色彩亮丽；余杭书法家马登峰与当地水彩画、油画家罗伯特合作完成了书画长卷《携手韦尔特》，创意灵感来源于当地一首著名小诗《欢迎来韦尔特》，选取诗歌中“日出、携手、感谢、融化”四个关键词进行创作，并用“艺术反射”四字点题；良渚玉雕大师蒋家洪与当地造型艺术家选取一段长约3米的原木进行雕刻和造型，并在原木两端镶嵌良渚玉雕。
而另三件作品，则被带回余杭，与留在荷兰的三件艺术品遥相呼应。此外，还有来自余杭的书法、绘画、玉雕、竹笛、线塑等门类的26件（组），能够代表余杭和浙江文化的作品，在韦尔特市展出了一个月，受到了荷兰群众的热烈欢迎与好评。
今年初夏时节，韦尔特市的艺术家来到了余杭。两地艺术家再次开始亲密交流与友好合作。
当韦尔特市油画家Rob Kars先生，走进余杭刺绣传承人陆筱雅的工作室时，两位艺术家发挥想象力和各自所长，用了3天时间，把传统的东方刺绣和西方油画进行结合，共同完成一幅融具象和抽象艺术为一体的新的艺术作品。
“我对中国的丝绸文化十分崇敬，我会让这张充满东方韵味的仕女图展现在一个充满现代感的环境中，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材质对比、笔触变化，让这幅作品既充满现代风情又不失传统味道。”Rob Kars如是说。
第4篇：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范文
关键词：文化交流：翻译；异同；
前言： 翻译工作的目的和特点是思想文化交流。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民族或社团之间希望互相理解、互相学习的愿望，产生了互译精神产品的要求。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特点，是不同民族在特殊历史地理环境里的独特创造，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外来文化，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的课题。通过翻译，尽量加强和增进不同文化在读者心目中的可理解性，缩短由于缺乏理解甚至误解所产生的障碍和距离。
1.文化交流与翻译
1.1有关文化交流
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 译界虽对此一直多有讨论 ， 但并未取得共识。从翻译实践来看 ， 不论是在当代还是在历史上 ， 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即归化）的原则似乎是占了上风。近十多年来 ， 随着文化研究日益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并逐渐向边缘学科广泛渗透 ， 翻译理论界越来越注重把翻译放在全球文化交流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 ， 人们更多地从文化的差异与渗透来看异化与归化问题 ， 即把翻译不仅仅看作不同语言的转换 ， 而且把它看成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翻译中归化和异化的关系及它们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本文试图从翻译的本质出发 ， 通过讨论译者的使命 、读者阅读的认知过程及信息时代与全球化对文化交流的影响 ， 来重新诠释归化与异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处理归化和异化关系的总原则 ， 即在不排斥归化法的前提下 ， 尽量采用异化或异化加释义的方法来处理作品中含有文化色彩的语句。文字间意义的传达或功能的对等等方面的研究 ， 而对意义与功能之外的因素关注甚少。近十多年来 ， 随着文化学研究的兴起及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 ， 人们越来越注重从文化层面来探讨翻译的本质。翻译的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在他们合编的《翻译 、历史与文化》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学转向” 这一口号，这也标志着翻译的文化学派的正式兴起。在以后的几年中 ， 他们又各自或一道陆续出版了几部专著来讨论翻译与文学 、意识形态 、权利及文化的关系。与以往翻译中的文艺学派或语言学派不同 ， 文化学派是当前翻译理论界中具有相当强“革命”因素的学派 ， 有人甚至认为他们的观点对以前的翻译理论具有“颠覆” 性。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和翻译对于文化传播 、推动社会和文化进步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 ， 通过翻译可以引进新概念 、新文体和新的表达手段来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翻译的目的是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起原文在源文化中同样的功能。另外 还有一些翻译家如兰博和雷恩也推出了此功能。
1.2 文化交流中的翻译
著名作家于冠西说：“人类文化从整体来说，是各国、各民族的文化汇聚、交流的产物。”不同文化的交流必须通过翻译来完成，没有翻译就没有文化交流。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相互转换的过程，更是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不同环境氛围，独特思维方法、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造就了不同文化的独特内涵和文化特色，呈现出明显的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阻碍了信息的交流和沟通，给翻译带来一定阻碍和困难。因此，如何成功跨越文化阻碍，寻求恰当翻译策略，从而实现高质量跨文化交流，进而推动文化传播，是翻译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翻译是不同语言社会的交流工具，通过转述语言文化信息，促进双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和进步。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翻译应该充分重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注意不同文化间的相似和差异。如果两种语言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思维和表达方式大致相同，两种社会的文化内涵也会大致趋同，这种情况下，翻译就可以实现互译，保留原文文化色彩；如果两种语言社会的地域环境、文化习俗、人文历史、、价值观念等存在较大差异，则需要注意，因为这种文化差异影响着翻译活动的范围和方式，制约着翻译内容的呈现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因此，解决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困境，是影响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关键。
2 .目前影响翻译不同的因素
2. 1不同语言社会的历史和习俗等文化内涵差异
是影响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根源因素。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和民族形成了具有自身民族特点的历史文化；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孕育形成了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语言和词汇；语言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是本民族交流情感和表达思想的独特工具。由于受价值观念、社会风尚、道德情操、和生活习惯的影响，各民族形成独特的文化习俗，这些不同的文化习俗也产生出内涵丰富的文化差异。因此，要重视不同语言社会的历史和习俗差异，把握翻译中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根源。
2.1作品的时代背景和地域环境等文化背景差异
是影响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客观因素。文化作品以整个社会为反映对象，用独特视角反映社会生活，形成浓厚而鲜明的时代色彩。作品的创作离不开身处的地域环境，还与个人的生活经历、家庭环境密切相关。只有充分关注作品、作者的相关背景，才能充分了解作者传递的信息，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揣摩作者写作时心境，感悟作品深刻内涵。因此，不考虑社会时代背景对作品翻译的重要影响，就会产生翻译的文化偏差，无法保留和彰显源语文化特色。
2.3 翻译者的价值观念和语言功底等文化素质差异
是影响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主观因素。翻译者是作品翻译过程的主体，是两种文化的传播中介。不同翻译者，所翻译的作品意蕴和内容各不相同。一方面，由于受社会环境、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翻译者逐步形成相对固定的思维方式、行为特征和价值观念，进而影响翻译用语和价值选择；另一方面，翻译者要对原作品进行解读、评价、加工和改造，仔细把握作品的文化内涵，领悟作品的内容精髓，品味作品的思想精神，用精准的语言进行文化传播和再造。因此，翻译者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扎实的语言功底是翻译优秀作品的必备条件。
3 .当前文化交流中翻译存在的问题
3.1加强全球文化交流与融合，减少翻译语言障碍
今天，文化融合成为世界文化交往的发展趋势。作为开放的动态性系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力和渗透力，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碰撞、吸纳、融合，增进了人们的相互理解，增加了人们的相互认同。这使得跨文化交流――翻译的障碍越来越少，语言沟通越来越顺畅。因此，翻译者要把握原作品所属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习俗，强化保护源语文化意识，深度了解原作品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同时，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增进文化融合，加强文化交流，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和传播。
3.2合理恰当运用翻译方法，扫除文化交流障碍
翻译者是联结原著作者和译著读者关系的纽带，在翻译过程中，若以原著作者为中心，就不免会给译著读者带来诸多困惑和不解；若以译著读者为中心，就不免会失去原著文化特色。因此，需要正确处理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差异，灵活采用音译、套译、移植、译注、重创、摹仿等方法，找出传递文化信息最恰当表达方式，推动文化交流与传播；或以源语或原著作者为依归，以原著内容特点为基础，采用“异化”或“直译”翻译方法，最大限度保留原著风貌和风格；或者以目的语或译著读者为指向，把握原著作者思想，关照译著读者态度，采用“归化”或“意译”翻译方法，促进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融合。
3.3提高翻译者综合文化素养，增强翻译实践经验
翻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其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翻译作品质量的优劣。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要求翻译者既能熟练掌握和运用两种语言，又要熟知两种文化差异；要求翻译者不仅具备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还要具有较高的综合文化素养和文化意识，牢固掌握丰富的文化知识，努力积累翻译实践经验。在翻译时谨慎处理文化差异，准确把握文化内涵，真实再现原文风貌，恰当传递文化信息，更好地实现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快文化交流步伐。文化交流是人类交往的产物，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随着人类交往的广度和深度的发展，文化交流的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层次越来越深，这是文化发展的规律。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文化多元化日益发展。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程度不断加深。社会发展日益将整个世界紧紧连在一起。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以至最不发达国家，都不能自外于这一历史潮流，都必须在这一浪潮中趋利避害，以求得自己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必然促进全球性的文化大交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 人类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的有机统一。文化受制于经济和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协调发展，社会才能协调、和谐、有序运转，走向良性循环，否则就会失衡，甚至瓦解。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又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任何一种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发生发展的。从这个意义来说，经济全球化本身也是文化交流的产物。 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由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矛盾决定的。不同民族的文化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文化的个性、特殊性决定着文化交流的必要性；文化的共性、普遍性提供了文化交流的可能性。正是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矛盾运动，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不断碰撞和交流，促进文化的不断发展。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是一定社会实践的产物，有其长处，也有其局限。它只有从其他文化中吸收营养，才能永葆青春，具有活力，否则就会变成“死文化”。古代中国非常强大，文化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四大发明”对人类社会作出过巨大贡献。但后，中国却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其原因之一就是闭关自守。
人类文化史表明，一个封闭的文化系统，必然走向衰落以至灭亡。只有实行开放，不断碰撞和交流，文化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从而长盛不衰。古代日本比较落后，但它不断从中国文化中吸取积极成果，不断丰富自己，发展自己，“明治维新”之后又积极向西方学习，从而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基础并不很好，但战后积极对外开放，吸取别国的长处，取得很好效果。今天的美国之所以在许多方面能保持领先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吸引了来世界各国的大批优秀人才。党的之后，我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学习并善于学习别人的先进成果。正反经验说明，文化交流是通向文化繁荣、经济发达、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第5篇：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范文
关键词：社会认同；外来人口；社会融入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1-0141-04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推进，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寻找新的工作与生活空间。外来人口在为城市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建设作出贡献的同时，与外来人口相关的社会保障、居住、子女就学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也给社区管理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可以说，解决好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居住、子女就学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事关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除此之外，外来人口由于自身的文化习俗、观念传统等因素与本地居民存在着差异，容易与本地居民产生隔阂，继而导致了外来人口社区融入问题的产生。有效解决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将有助于形成和谐有序的生活秩序，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整个城市社区的发展。
一、理论基础及相关概念
（一）社会认同理论
社会认同理论是由塔菲尔和特纳等人提出的，通过对群体行为的研究而不断发展。社会认同理论强调的认同作用是个体对群体的认同，并且以此来研究群体间的行为[1]。
塔菲尔认为社会认同是“个人认识到自身隶属于某个群体，并且意识到群体的情感与价值”[2]。它是“群体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取向和行为的体现，是一种集体观念，它是团体凝聚力增强的价值基础”[3]。劳伦斯和贝利认为社会认同“是一些诸如家庭、社交、社会地位、阶层属性、团体成员资格等的社会关系”[4]。王春光则将社会认同视为“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5]；赵志裕等人认为，社会认同是“个人意识到自己隶属于某个群体并区分自身与他人，同时吸收群体成员所共同的特征，使自己的特性与群体成员具有的共同特性相一致”[6]的过程。特纳和塔菲尔将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加以区分，他们认为个体认同是对个人的认同作用，用以描述个人所具有的特点；而社会认同是社会的认同作用，是对群体成员共同特征的描述[7]。
总体来看社会认同理论强调了个体在社会认同中的能动作用。社会认同理论的核心假设就是，所有行为无论是人际的还是群际的，都是由自我激励这一基本需要所激发的。因此，社会认同理论强调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是群体行为的基础，尤其关注个体主动将群体心理化之后，得到积极的情感和价值意义并以此区隔他人的动力过程[8]。
（二）外来人口的含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第六条规定“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公民在“常住地”登记常住户口，在当地称为“常住人口”，到本市县外的其它地方需申报暂住登记，被称为“暂住人口”，即为“暂住户口人员”。而一般外来人口的定义是现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人，指那些现居住在本市半年以上，但其户口登记在外省市的人口。
（三）资料与研究方法
本次抽样调查选取杭州市L社区作典型调查，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调查对象为在杭州市L社区居住5个月以上，年龄在18-50周岁的外来人口。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85份，剔除5份无效问卷，有效问卷480份。共访谈外来人口50名，访谈本地居民30名。
二、个案分析：杭州市L小区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现状
（一）外来人员对杭州的印象总体很好，但是留杭意愿不强烈
从本次调查的结果中，有66%的受访者对杭州的感觉非常好，很喜欢这个城市，有17%的人认为杭州较好，而感觉一般的占17%。所以从整体来看，外来人员对杭州的印象还是很好的。但问及是否有留杭的意愿，有84%的受访者表示还不确定，而只有8%人明确选择了愿意，有8%的人明确选择了不愿意。受访者表示“看过杭州，都觉得自己老家实在是有点差了。但是，毕竟那里有家人。虽然家乡交通不便，不如杭州繁华，但是，家乡的空气很好，自己种种菜，养养花什么的，过得也挺舒服。而且在杭州就只能住这么小的地方，在家里地方就大很多了。”留杭意愿不强烈，侧面反映了外来人员融入本地居民的意愿不够强烈，这种犹豫及不确定性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心理层面、文化层面等各方面的融入。
（二）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互相心理接受程度高、但缺少深入交流
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交流情况的调查显示，有42%的外来人员选择了与杭州人交流较多，有25%的人与杭州人经常交流，而有33%的人与杭州人偶尔交流。但问及平时交流最多的人群，几乎所有的人都选择了自己学习或者工作相处的人。可以看出，外来人员与杭州人的交流多是出于学习、工作的原因。
“邻居是本地人，但是平时候也不怎么说话的，最多看到了打个招呼，问候下就好了。平时大家都要工作的，没有时间聊天，而且也没有什么事情好聊的。大家都是开了门进了屋，门一关就好了。”访谈中，受访者表示虽然和本地人流较多，但也坦言邻里间交流较少，最多是见面打个招呼，欠缺深入的交流。
（三）外来人员家乡情结浓厚，文化融合程度弱
本次调查中可以看出，外来人员家乡情结浓郁，不论是从心理上对杭州缺少“家”的感觉，逢年过节仍会有回家寻根之举，还是从文化的维度上看，对于本地方言及本地习俗的了解程度一般，而自身对于家乡的习俗的保持程度较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都表现出来，深层次的心理融合还是浅层次的文化融合都存在着阻碍。问及逢年过节，特别是春节是否会回家乡时，有83.33%的人选择每次都回，而有16.67%的人选择大多数都会回去。对本地习俗的了解情况，有50%人基本了解，有41.67%的人了解甚微，完全不了解的只有8.33%的人。
“城市里么过年的气氛还不怎么浓的，我们老家那里过年要多热闹就多热闹，天天都有唱戏的表演啊，舞龙的，敲腰鼓，每天都很热闹。不像这里，气氛也不怎么有。”受访者对于杭州“家”的感觉不浓厚，而家乡过节的气氛更能吸引着他们。同时，他们认为家乡的亲朋好友更能带给他们温暖与关怀。
三、外来人口社区融入难的原因解析
（一）户籍制度壁垒，阻碍社区融合
在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上，制度上的限制和约束有着根本性的影响。目前，我国制度限制是以户籍制度为主的外来人口管理制度，以及一系列与户籍相联系的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等，这些制度限制了一部分外来人口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待遇。使那些外来人员处于“体制外”而难以进入“体制内”，牵制着他们的社会流动[9]。
我国的户籍制度影响深远，不仅仅是对相联系的制度、社会流动产生影响，更多的是对心理层面的影响。人们已经习惯性地将人分为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虽然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户籍制度对于人口的流动的影响程度不断减小，同时，人们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群体偏见。但是，户籍制度的影响仍然存在。因而，外来人口会在不自觉之中将自己与本地居民区分开来，将本地居民视为另一群体。虽然身处外乡，依旧怀着浓厚的家乡情结，保持着家乡的习俗，过年过节有着深切对家的期盼，而对流入地缺少“家”的情结。在调查中对于留杭意愿以不确定为主更证实了这点。
（二）社会网络孤岛化，阻碍心理融合
覃国慈提出，居住地的边缘化对“本地人”、“外地人”这两个群体之间隔阂的产生有直接影响。尽管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生活在同一空间，但是因为缺乏互动，从而形成“一座城市、两个生活圈子”的现象，进而导致心态上的边缘化与身份上的边缘化。李强提出，人际交往缺乏和社会网络的“孤岛化”是外来人口社会融入难的重要表现。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几乎没有任何的互动。这种交往状况将会促使外来人员可以寻求帮助的社会关系局限于原有的血缘和地缘关系[10]。
从调查的结果中我们发现，人们在生活中交流最多的人主要是与自己学习、工作息息相关的人。同时，缺乏与邻里等关系人群的了解与沟通，缺乏沟通互动的机会。虽然，在调查中，外来人员对本地居民的整体印象较好，并且相互之间交流的频率也较多，但都是基于学习工作的需要，人们之间的交流处于浅层次的互动。外来人员对于本地居民仍缺乏深入的了解与沟通。外来人员的关系网络较窄。而这种沟通的现状，导致人与人之间缺少心理上的沟通与交流，这将会阻碍外来人员的真正融入到本地居民之中。同时，社会网络的狭窄，对外来人员获得信息的数量、及时性、可靠性等产生不利的影响。而这些信息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也使外来人员感觉自己被拒之门外，更加明确自己是“外地人”，导致外来人员融入困难。
（三）内群体的偏好，群体距离较远
塔菲尔提出了内群体和外群体概念。内群体就是个人所属的群体，外群体就是不是个人所属的群体，但内群体与外群体有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11]。个人凭借自身隶属于某群体而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并将该群体内的典型成员的特征加诸于自己身上，以使自己的特性等同于群体内的典型成员特性的过程。
人们会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分类，并自觉成为自我所认定的那类群体成员。而对于自身群体的定义有着重要意义。由于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下，外来人员将自己视为与本地居民相区别的群体。同时，当地对本地居民的一些保护政策，更加深了外来人员对于内群体的认同。出于对于内群体的偏好，提高自身内群体的地位与稳定，而与外群体保持距离，以保持群体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外来人员更倾向与内群体成员的交流与理解。促使内群体与外群体之间的隔阂难以消除。
（四）家乡情结严重，缺乏文化融合
在调查中发现，外来人员大部分都保持着家乡的习俗，逢年过节仍旧心系家乡。对于杭州的归属感较差，家乡情结严重。同时对本地的风俗习惯及本地方言了解一般。由此我们认为，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之间文化融合程度弱，缺乏文化之间的融合。群体间缺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因而，加强文化活动的开展，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从而促进群体间的融合。
四、促进外来人口融合的应对策略
（一）打破制度壁垒，促进身份认同
社会认同是“个人意识到自己隶属于某个群体并区分自身与他人，同时吸收群体成员所共同的特征，使自己的特性与群体成员具有的共同特性相一致”。[12]而长期以来形成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二元社会体制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构成了制度性的“整体排斥”[13]。应建立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以法律法规建设为制度保障，规范外来人口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合理设置门槛，使外来人口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等的待遇，进而推进外来人口市民化进程，这不仅有利于保护外来人口的各项权益，也有利于增强外来人口的城市认同。因此，必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逐步均衡在户籍制度上相关的各种利益；切实保障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平等的权利，完善教育制度；消除劳动用工制度中的歧视，提高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强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如解决外来人口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的区域转移与接续等问题[14]。
（二）拓宽社会网络，促进心理融合
有关研究表明，高水平的融合度及融洽的群体间关系不仅仅增强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更有利于提高外来人口对流入地的归属感与安全感，进而提高对城市的认同。社区融合是社会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得外来人口对城市的认同不局限于个人相关的经济利益，更能提升外来人口对城市的社会价值和情感价值的认同，从而提高外来人口投身于城市社会建设的积极性[15]。社区可以为外来人口提供就业指导、岗位培训、法律援助等。除此之外，社区可以积极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厨艺大比拼”等各种形式、内容的交流活动，为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提供交流的机会，让人们不仅仅只限于见面打招呼，通过各种活动的组织与开展，扩大外来人员的社会网络，在交流互动过程中增进互动，增强信任。外来人员在交流中结识朋友，有利于信息的共享与交流，同时，互帮互助，增进友谊。
（三）运用非政府组织力量与志愿者队伍，促进群体间的融合
社区应该积极运用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使外群体与内群体建立起某种联系来促进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的融合。非政府组织以组织成员共同目为组织目标，有利于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打破原有群体间的界限，促进人际交流，共同奋斗的积极作用。社区可以通过积极壮大歌舞社团、话剧社团等，促进双方在有共同兴趣之上，积极寻找共同话题，增进交流与融合，建立信任关系。从而，原本属于外群体的人员在非政府组织中成为了内群体成员。
同时，社区应鼓励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共同参与志愿者队伍中来，积极参加志愿者活动，大力发展公益事业，通过一系列的志愿者活动，不仅仅提升自身的素质，体现社会责任感，同时增强互帮互助，加强联系，改善群体的印象，打破群体间的界限，从而促进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的融合，打造和谐社会。
（四）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促进文化融合
社区可以多举办文化交流活动，促进外来人口的文化融合，如举办“端午包粽子”、“赏花灯，闹元宵”等活动，这些交流活动不仅仅让外来人员有机会了解本地的习俗，同时，也让外来人员感受到杭州浓浓的“家”的感觉。通过文化活动的开展，促进外来人口与本地居之之间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同时，创造更多的机会，促进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从而增进友谊，减少外来人员边缘化的趋势，促成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拥有者共同的积极的情感，价值观趋于一致，有着更多文化的认同，促进群体间的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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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范文
1.文化冲突是高职教育校企合作交往过程的最大障碍
高职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就是高职教育校企合作交往过程中两个迥然相异的群体组织文化体系，存在“异质性”冲突的风险。首先，校企文化中的知识理性与市场理性的冲突。高职校园文化始终是建构在知识理性基础上以专业技能化人才培养为主要内容的公益文化，具有公益性，价值取向为履行社会责任。企业文化代表的是以追求利润和效益为核心信念的市场文化，具有市场逐利性，价值取向是经济利益而非社会责任。这两者理性的碰撞是一种基础性的隐性冲突。其次，校企文化中行为表现的冲突。当前高职校园文化充分继承了一般高校的传统行为特性：宁静、自由和耐心，讲求的是专业技能的“慢性”积累，是“慢工出细活”的“慢性”行为表现。
企业文化秉承的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规训，追求的是“时间就是金钱”的“多快好省”，在其行为表现上呈现的必然是“来去匆匆”的“匆忙”文化。这两者在行为表现上的冲突是当前校企文化较为集中的显性冲突。第三，校企文化中制度和契约层面的冲突。高职教育校企合作交往主要是基于“培养人才”和“需求人才”的一致性利益需求而进行洽商、签订协议、开展合作，当然也有别的一些如产学结合的利益需求，但归根结底是为共识利益而联合交往的。正是由于双方动机的谋利性，因而容易将对方作为谋利“工具”。而在这种利益动机的驱使下，校企双方关注的重心始终在于是否能满足利益诉求和契约规定的显性指标的达成，这实质就如同霍曼斯“社会交换理论”认为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一种利益的交换关系”。因而在校企文化的冲突中有一部分会表现为利益交换异化后的契约和制度层面上的冲突。
3.文化融合是消解高职教育校企合作交往中文化冲突的重要途径
在高职教育校企合作交往深化的过程中，校企文化既相互比较、冲突和较劲，同时更是相互了解、相知和认同，而且两者相互的认同将更为重要。事实上，校企合作交往存在的文化冲突过程恰恰也在为二者的融合提供机会和条件，同时也有利于双方按照自身文化的价值观念对他方文化作出审视和评价，从而找到两者融合的契合点即融合的必要性、必然性和一致性。首先，校企文化的互补和融合不仅是国家高职教育政策的必要使然，更是当前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实践探索的客观要求。《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2011-2015年）》提出努力实现校企“文化互补”。同时，“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等高职校企合作的政策导向则代表了高职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也是当前高职院校谋求科学发展的重点内容和必要工作。其次，高职教育校企合作交往的主要内容仍是高职院校培养人才的“供”与企业需求人才的“求”的“无缝对接”。
从文化交往的层面看，这“供”与“求”的对接就是校企双方如何通过文化交往的方式，把“学校人”逐步培养成满足市场需求的“企业人”的过程。而这一必然性转向实质上就是高职教育校企合作交往的必然使命，更是高职院校校企文化融合的最大必然性要求。最后，高职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还具有许多相通的一致性，例如，两者的文化都代表着各自组织的核心竞争力，都同属“为人”的文化：一方面都包含“人本管理”理念，在物质、精神和制度建设层面均“以人为本”，对人的行为同起着导向、激励和潜移默化的作用；另一方面都围绕“人才”来进行文化的构筑，在形成中相互注重吸收融合对方的文化特质，并最终以实现人的发展作为两者共同的追求目标。这就为校企文化的互补和融合奠定了共同的基础。
二、以“文化融合”的思辨观点对高职校园文化建设与企业文化抉择问题的探究
结合上文所述，如果我们用校企合作交往过程中存在的文化差异、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的逻辑关系观点审视当前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的建设及其校企文化合作交往的事象，就可以逐步厘清和抽象出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校企文化融合的不同结果状态，同时，也可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对企业文化的抉择作出一个相应的价值判断而得到在不同抉择时应持有的一般观点和态度：
1.如果校企合作交往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得到的是有限度的交流，并用“隔离状态”来描述校企文化的交流状态，那么，校园文化建设的结果状态则是“A+B=A+B”的隔离状态。面对隔离状态，我们该如何抉择呢？
无论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是A或B，这种“A+B=A+B”的“隔离状态”表示的是在高职校园文化建设中，校企文化在合作交往过程中都是在有限的范围内交流，而且经过交流后，仍然保持着各自文化的相对独立或隔离性，双方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功能属性并没有发生变化。当然这种有限度的交流是校企文化合作交流主体所共同主动做出的一种合作态度，在此基础上，双方各自保持应有的警惕，小心行事，从而导致“A+B=0”失败状态的出现，最终这种状态会在校企双方间产生不信任的文化隔离负效应。这时，如没有实质利益和合作协议的牵系，校企文化双方的合作交往便会赫然中止、甚至终止，那么高职院校校园文化融合企业文化的过程也就无以为继，只能走向失败。从此可知，这种隔离状态，既不能长期有效推动校企文化双方的深化合作交往，也不能在高职校园文化建设中进一步促进校园文化对企业文化优秀成果的吸纳和融合，甚至还需承担两者文化合作交往失败的风险成本。
因而如需改变这种最终走向失败的隔离状态，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对企业文化的抉择，一方面必须改变自身及企业方有限度的合作态度，另一方面如企业方难以改变有限度的合作态度时，就需另觅新的企业合作方，寻求更为开放和敢于合作的企业文化代表者。此外，这种隔离状态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对于因短期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的松散的校企合作双方，这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这种隔离毕竟既能保障校企文化有限度的交流，也能相对保持校企文化的自主，并减少校企文化发生公开冲突的机会，因而也就不会产生校企文化双方交往对立紧张的状态。而此时的高职院校则应保持适而可止的态度，择其所需而进行有限度的文化交往，同时科学控制其抉择的风险成本。
2.假设校企合作交往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得到常态发展，并用“同化状态”来描述校企文化的发展状态，那么，校园文化建设的发展格局则会呈现“A+B=A”的同化状态。面对同化状态，我们该如何抉择呢？
这种“A+B=A”的同化状态，强调的是作为强势文化的A对作为弱势文化的B的成功瓦解和同化。同时，在A和B的合作交往过程中，由于A本身具有先天的主动融合意识、传统深厚的文化背景及先进的时代优势，经过两者文化的常态发展及期间可能发生的文化冲突，作为弱势文化的B只能被逐步同化，并自觉成为A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此，高职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校企文化合作交往在这种“A+B=A”的同化动态过程中，应作出两个假设的考量：一是假设校园文化是强势一方，结果就是校园文化同化企业文化；二是假设企业文化是强势一方，结果就是企业文化同化校园文化。在这两个假设的考量面前，由于当前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践活动大多是校园文化对企业文化的主动吸收和融合，并且校园文化往往具有本地系统文化的自发优势及融合张力，从而在校企合作交往的常态发展中，校园文化对企业文化的潜融合会显得更为强势及能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进而校园文化较多能成功同化企业文化。
同时，因为企业文化本身在校企合作交往上多半处于被动状态，其主动同化优势不足，而且校园文化自身具备较强的封闭循环能力及保卫意识，不易撕裂，因而企业文化就算主动去同化，也未必能成功，这样的成功机率较少，最后仍是校园文化成功同化企业文化。这种校园文化对企业文化的成功同化状态会借鉴和吸收企业文化的优秀要素，也会取得较强的稳定性，但弊端是很难对校园文化的传统价值取向予以根本性的突破，传统的价值功能也很难予以实质的改变。对于不愿放弃主导地位的校园文化建设者或校企合作交往的起步者来看，其抉择的要旨即应是在保持校园文化主导地位的基础上，主动吸纳现代企业文化的优秀要素，大胆纳入己用，发挥自身文化的强势力量，逐步将其发展为同化状态。
另外，此命题第二方面的假设考量虽然发生可能性较少，但仍然有成功存在的机会。如果企业文化一方有非常强大的合作交往动机，并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及文化优势，主动寻求校企文化融合，并顺利谋求到合作交往的机会，则会发挥利益优势及用法律协议交往方式，强势交往及逐渐化被动为主动，取得主导地位，从而将校园文化融合到自身的企业文化内。如企业文化成功同化校园文化后，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展现更多的则是企业文化的特性。
3.假设校企合作交往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得到平等发展，并用“整合状态”来描述校企文化的发展状态，那么，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发展结果会是“A+B=C”的整合状态。面对整合状态，我们该如何抉择呢？
这种整合状态表示为“A+B=C”，是指融合的平等主体A和B都有着各自的优势和弱点，但都能坚持“以和为贵”与“和而不同”的原则，相互平等地交流着各自的文化和经验，以致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相互发展而形成新的文化状态C。这种状态的发展过程是自由、民主和循序渐进或摇摆的。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或A方或B方，在此过程中，都具有同等的主体权利和话语权，在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设层面都有平等和自由的行为权。如校园文化一方和企业文化一方在合作交往中遇到“异质性”的文化冲突，双方则需遵循自由民主平等的博弈原则，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权利，在经过一番合法的博弈和争辩后，会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和取舍态度，而取得共识的价值判断会得到优先的发展。
同时，校企文化双方在此过程应检讨各自原有文化的优势，在比较中相互学习，在学习中相互促进，而且还需在良性互动关系中建立包容的文化心态和寻求“扬弃”的创新精神，于是校企文化双方就会随着合作交往方式的深化而不断被注入新内容，以使双方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通过走向他们的共同目标和价值构想而形成一个不同于原来的两个文化群体系统的第三种文化体。这个有着新的价值共同取向的第三种文化体就像一个五味杂陈的“泡菜缸”，从中既可看到企业文化的优秀要素但又不同于原有的企业文化系统，既可看到校园文化的传统价值但又超越于原有的校园文化系统；既能保持着校企文化适度的各自文化“张力”，又能整合为可能性的校企文化一体的“大同”状态，总而言之就是一个经校企文化彻底融合后的新标准的职业文化群体系统。
第7篇：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范文
多校区地理位置的区域性导致了校园文化融合难度的加大。各个校区的校园文化是在学校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与校区的产生背景，成长环境，人文精神、价值体系密切相关。在单一校园中，教师和学生的各种活动存在于统一的空间里，彼此相互影响、相互照应，个体的行为、观念受群体的行为，规则制约，群体的行为，规则又受个体的行为、观念影响，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文化融合是完全的，迅速的。但多校区高校成为一个统一体后，这个统一体拥有多个校区，位置分散、人群分离，各个校区之间存在着信息隔离、学生间的交流及师生间的交流不便等问题，这些都使得多校区高校不同校区的校园文化融合十分不便且成本很大。
低年级学生与高年级学生之间由于校区地理位置的地理间隔，造成文化传承的断层。以我校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为例，由于各校区功能定位、设施的不同侧重，目前，大一新生入住中校区，而二年级学生则大部分集中在新校区，这造成低年级和高年级在学术和日常生活中联系的障碍。高低年级同学不能很好的完成文化的承接和传递，两个校区间的学习氛围和日常管理氛围差别很大，尤其是中校区的新生明显感觉到在这个校区里，大学生应该做些什么，课余生活应该怎么渡过，没有老生的引领、示范、只能自己去探索大学生活的规则，而新校区的老生则由于各方面原因，想给新生提供经验也很少有机会，使得新老生之间的文化交流甚少。
多校区高校文化融合的途径、方法：
1、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各校区的原有文化。对于多校区大学来讲，要运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深入调研各校区的原文化的特征及产生发展背景。只有对文化产生的土壤有清醒认识才能更好的开展文化融合工作。这种认识应当从大学的物质文化到制度文化，从学生的行为习惯到观念态度，进行一种全方位的调研，应当深入到师生员工的具体教学、科研、生产、生活、管理工作中去，这样才能获得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2、确定学校总的价值体系和奋斗目标。虽然各个校区有自身的价值追求，但多校区大学必须要建立统一的价值体系和奋斗目标，对未来的发展有统一的规划，并将其确定的校训、发展目标向各校区学生进行宣讲，使大家的思想、行动统一到学校发展的大方向上。多校区办学的格局一旦形成，学校就要以新的模式、新的理念开展高等教育，寻找学校新的发展机遇，以体现出灵活高效和管理现代化的特点，跟上时代步伐。
第8篇：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范文
在国外，欧洲自1983年开始就有“欧洲文化之都”（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的评选活动，用以推广当选城市的文化及发展内容。而英国则是由文化传媒体育部组织策划每四年评选一次“英国文化之都”（UK City of Culture）。又比如，自2011年以来，法国巴黎市政府与法兰西学院合作，每年与一个全球城市联合，在两个城市共同举办一系列跨文化活动以开展交流与对话，这些城市包括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2011）、德国的柏林（2012）和塞内加尔的达喀尔（2013）等。除此之外，巴黎市政府在2015年还特别强调以可持续发展路径重塑巴黎作为欧洲城市与国际合作伙伴城市的关系，尤其是突出通过组织“欧洲日”和“巴黎欧洲”等推广活动来唤起青年巴黎人对欧洲议题的关注。再比如，作为巴黎的友好城市，纽约在2016年启动了“2016巴黎―纽约串联”（2016 ParisNew York Tandem）活动，着力于加强两个城市在艺术、戏剧、音乐及创意方面的交流和相互了解。
在国内，以城市为中心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是各个城市文化、外事及外宣工作中的重要部分。北京市在对外交流中持续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已成功打造“欢乐春节”“北京之夜”等文化活动品牌，其中“欢乐春节”活动已连续14年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上海市则注重从产业出发，鼓励创意企业“引进来、走出去”，以交流带动企业对接，形成了以产业驱动文化交流的模式。
南京市则在2002年提出“文化南京”战略，并坚持把“以人为本”作为实施“文化南京”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2011年起，南京坚持打造“现代化国际性人文绿都”。南京持续开展国际交流的成效不断凸显，在新华社《t望东方周刊》组织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活动”中，南京与成都的国际形象排名并列第三，仅次于上海、北京。
但纵观国内外以城市为中心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我们发现，南京的对外文化交流在策划、实施过程中，总体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主要针对南京近年来开展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探讨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实施路径，并就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完善提出具体建议。
一、对外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与阐释
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及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和深入，一个城市的对外文化交流能力已经成为评价城市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各个城市的对外交流已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非常具有城市特色的运作模式。这些模式各有所长，但总体来看，是否能培养出具有自发性、产业性和社会性的聚合力量，推动并实现对外交流的健康、有序和持续发展，应是考察以城市为基础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切入点。
城市对外文化交流的自发性。主要体现在，对外文化交流的内容必须是从城市内部自发地生长出来，符合本地文化和社特点，同时又能符合国际推广与传播要求，能为国内外大众所理解和接受。不能强制性、自上而下地去推广和建设一些本地不具有的“特色文化”，而对本土文化的特色和需求不加重视。尤其是对于政府职能部门而言，必须从对外文化交流的内容生产上确保议题设置、舆论引导的精准性和面向国外一般受众接受时的普遍性，要在这个平衡点上把握分寸，同时还要确保内容是从本土文化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符合地区气质，适合本地土壤。
城市对外文化交流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对外文化交流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支持和凝聚。城市对外文化交流所呈现的对象，是物质的城市，也是抽象的历史、文化，更是无处不在、无所不显现的城市精神。这需要强而有力的政府，富而知礼的群众，更需要无数社会主体的聚力。在当前全球化形势下，对外文化交流已成为一项系统工程，如何激发非政府组织、媒体、智库、民间机构、文化团体、社交平台和公众等社会主体参与到文化交流中来，需要自下而上地动员社会力量，尤其是青年的力量参与推动城市对外文化交流，创造对外文化交流的广阔空间。
城市对外文化交流的产业性。主要体现在，对外文化交流的驱动力在于产业。产业必须要参与到文化生产的过程中来，甚至成为文化交流的主力军和主要方式。文化交流必须依托于具体的项目，并能在项目执行和操作的过程中，固化成文化产品。只有经得起市场检验的文化产品，才可能是有传播效力的文化承载物。仅仅以媒体为载体的展示性、宣传性、走马观花、交流感情型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无法形成文化交流的持续性，同时还会造成文化的“空心化”；灵机一动的选题，临时搭班的组团，匆忙寻觅的伙伴，造成的是不具品牌内涵，更不具国际竞争力的文化游击队，且勿论能产生任何深远、持久的国际影响力和城市美誉度。
二、对外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原因
对外文化交流对于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中外文化理解和提升南京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是一个很有效的抓手，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调研中，我们认为，如何利用已有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创新性的途径和方式，促进城市品牌形象的传播和推广，关键在于要解决对外文化交流中遇到的“名不符实”“路径单一”和“短期效应”三大难题，形成一条涵盖内容生产、参与主体和项目运营的系统化路径，从而推动南京城市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可持续化发展。
（一）“名不符实”问题：对外交流中存在内容生产与受众需求的不适应性，缺乏精准到位的内容策划
对外文化交流的成效从根本意义上讲，取决于内容。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底蕴深厚，但南京留给公众的却是一种特色不浓、个性不突出的城市文化形象。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在对外文化交流时，文化产品开发过程中对文化消费者的重视不够，造成了文化交流中内容生产与受众需求的严重脱节，使得文化交流效果并不显著。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是意义的表达。而意义的表达需要物质符号载体来传达。本土文化是具有排他性的，具有自身所独有的符号系统，文化交流过程中如果没有转换成外界可以接受的符号体系，这种意义的传达就会失败，更不可能产生持续性效果。因此，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不以受众为导向生产内容、开展交流，就会导致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无法真正地“走进去”，造成对外交流效果的不可持续性。
（二）“路径单一”问题：对外交流中存在政府“包打天下”的主体单一性，缺乏自发主动参与的社会主体
欧洲国家很早就开启了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非政府组织在这些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法国的“法语联盟”、德国最具实力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英国最大的国际文化交流组织英国文化协会都是各自国家具有强大力量的非政府组织。很多国家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注重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将高校、企业、艺术机构、媒体等社会主体紧密结合。南京市在对外文化交流的很多项目中已经开始探索新模式，注重由“政府主办”向“政府主导”转变：从主要依靠政府力量，转向更加重视发挥民间组织和渠道的作用，着力提高参与度。比如2009年立的“双百”品牌，即百家对外文化交流基地和百家对外文化交流使者评选，通过统筹国内与国外、官方与民间等资源，大力开展公共外交。但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是文化发展和管理的主体，而目前政府职能尚未能完全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其他非政府组织或者单位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造成项目进行时资金、人力等资源经常出现匮乏的现象。
（三）“短期效应”问题：项目生命周期短暂，缺乏形成以品牌为目标的系统化运作
继2015 年成功举办米兰世博会“南京周”活动后，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十三五”期间，每年选择一个世界知名城市，举办“南京周”系列活动，推动南京文化、创意和南京企业走出去，呈现有品质、有温度的南京故事，提升南京国际知名度和城市美誉度。然而，之前所指出的仅仅以媒体为载体的展示性、宣传性、走马观花、交流感情型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在南京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依然存在。南京市不少文化交流项目在国内外开展时，能在当时引起一定的轰动效应，成为人们一时谈论的重要话题；但是活动结束后，影响力较难持续。这是由于项目运作缺少可持续发展战略，缺少品牌的固化和产业的催化。类似的项目对某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民众来说，不构成持续的影响力，不足以形成深刻记忆或者品牌效应，交流的长期效果不能保证。
三、对外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探索与建议
对外文化交流是参与国际文化竞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对外文化交流的实效如何，从根本意义上讲，取决于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近年来，南京市委外宣办通过开展朝天宫装置艺术展、国际设计师驻地计划、中意画家交流、中英云锦交流等一系列驻地计划活动，在破解对外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难题和困境方面进行探索尝试，梳理总结了对外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
（一）构建“国际化、现代化”的传统文化表达“语境”，将本土文化与全球视野相结合
传统文化的“国际化”表达，就是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要注意考虑国外受众实际，尽量做到“中餐西做”“中国故事，国际表达”，促使中国传统文化以多样化的话语表达与外国受众无缝连接、全面贴近，使之更好地理解接受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达，就是创新文化的表现形式，把最新科学技术成果主动融入文化表达中，利用技术手段增强文化感染力，提升文化传播力，充分展示中华文化魅力。
在2016年10月举行的第七届南京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前夕，南京市委外宣办邀请国内外设计师驻地中外市长论坛举办地――朝天宫，以实现历史文化的时代表达、中华文化的国际表达为主旨，创作了“浮阁”“宫影”两大艺术装置。“浮阁”将丝绸、榫卯、云锦、金箔等非遗元素通过当代艺术形式重新呈现，装置整体在展示中国传统建筑木结构柔性美丽的同时，与现代建筑极简意味进行了有机融合，金箔门钉方阵则呈现了精美的南京金箔非遗工艺。“宫影”以“窗格”和“万花筒”为灵感，装置选取朝天宫、天妃宫、静海寺等“一带一路”相关的历史建筑细节，以万花筒视角幻化出斑斓视觉效果，由亚克力材质制成大成殿窗格围合形成光影走廊。
从此案例可以看到，要想实现文化交流的可持续发展，本土文化与全球化观念的融合十分重要。对外文化交流还包括将国际元素融入本土文化，在该过程中，许多流入的文化元素经过综合和嵌入过程，在新的本土语境中获得转型。不同文化元素的本土碰撞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表现方式，文化的流动并不是单纯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塑造，这种创意性融合为本土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因此，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输出不仅要在物理层面上“走出去”，更要在效果层面上“走出去”。
（二）构建“社会发起、政府跟投”的“精准自动化”活动组织模式，将政府与社会多种力量相结合
在这里，“精准自动化”特指政府与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分工不同的联动模式。“社会发起”是“精准自动化”组织模式的起点，依靠民间、社会力量自主地产生交流动议，拓展对外文化交流的空间。“政府跟投”是“精准自动化”组织模式的支撑，积极参与和支持由社会主体发起的对外文化交流，最大限度地形成政府与社会的合力。
2015年以来，南京市委外宣办支持了由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发起的“跨越边界：中意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以及由贺福传媒公司发起的“苏格兰云锦：中英云锦设计交流活动”，实践了“精准自动化”组织模式。中意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以“政府-高校-艺术机构”三方合作模式开展，市委外宣办负责整合资源，统筹协调；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负责邀请意大利艺术家来宁驻地采风创作，安排与南京本地艺术家、学者、学生及老百姓进行交流互动，以及活动传播推广及后续延展；方山艺术营负责具体承接意大利艺术家驻地。中英云锦设计交流活动则以“政府-传媒公司-文化机构”三方合作模式开展，市委外宣办同样负责整合资源，统筹协调；贺福传媒负责邀请英国设计师来宁驻地创作及在英国定制云锦礼服，并对该活动在中英两地开展的全过程进行跟拍、记录并剪辑制作非遗主题纪录片《苏格兰云锦》，还有传播推广及后续延展；云锦研究所则负责具体承接驻地，组织中外设计师共同创作交流。
从此案例可以看到，对外文化交流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通过建立有效的组织模式，调动社会各方力量的广泛参与就显得极其重要。这也提出了加强规划和顶层设计的迫切任务。基于设置议题、引导舆论的考虑，在政府参与的对外文化交流实践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政府主导”原则。但是坚持“政府主导”原则，并不意味着完全由政府出面怼鞍打天下”，导致过于浓厚的官方色彩，反而容易使文化的对外传播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我们应进一步淡化官方立场，更多地联合社会主体，采取商业往来、民间友好交往、高校学术交流等形式，协同推进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
（三）构建“交流在前，产业跟进”的“兼容”发展机制，将文化交流与产业发展相结合
对外文化交流的可持续性还要靠具体项目运营过程中统筹文化交流与产业发展的系统路径。文化产业具有文化属性，要进行文化产品生产；文化产业又有经济属性，要进行文化输出获取利润。因而，文化产业一头连着文化产品，一头连着文化输出，可以说，是对外文化交流的动力之源。其实，文化交流与产业发展是互为支撑关系。文化产业为文化交流提供内容和资金支撑，体现在提供大量富有创意的文化产品，以及将所获得利润转换成经费支持；文化交流则主要为文化产业提供信息支撑，包括市场需求信息、创意理念信息和不同民族的审美习惯信息等。
第9篇：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范文
【关键词】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 秦汉时期 中国西南地区 对外文化交流
一 、中国古代西南地区的概念
中国古代的西南地区，古代称之为梁州，在《尚书 》中的《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而且在东汉应劭《地理风俗传》解释道：“西方金刚之气强梁，故名梁州。”[1]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属于“南夷”和“西夷”的范畴，统称“西南夷。”[]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地域中，它并非人们传统观念中的不与秦塞通人烟的与世隔绝，正是在如李白写到的《蜀道难》中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二、 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
三星堆遗址位于距中国四川广汉城西7公里，距南兴镇4公里的鸭子河畔，南距离成都约40公里，北距德阳26公里，连的三个属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由于其古域内三个起伏相黄土堆而得名，有“三星伴月”之美名，遗址年代为前2800年至前800年，分为四期，一期为宝墩文化（前蜀文化），二三期为三星堆文化（古蜀，前1600年以后），四期为十二桥文化（古蜀，主要遗存在金沙遗址），约相当于中原的夏商周时期，目前正在申请成为世界遗产。白剑认为，三星堆整体文明来源于夏王朝有缗氏（蜀族）携带而来。
三、西南地区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在众多的青铜人面像里有三件著名的“千里眼、顺风耳”造型，它们不仅体型庞大，而且眼球明显突出眼眶，双耳更是极尽夸张，长大似兽耳，大嘴亦阔至耳根，使人体会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惊讶和奇异。而它们唇吻三重嘴角上翘的微笑状，又给人以神秘和亲切之感。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65厘米、宽138厘米，圆柱形眼珠突出眼眶达16.5厘米。另一件鼻梁上方镶嵌有高达66厘米的装饰物，既像通天的卷云纹，又像长有羽饰翘尾卷角势欲腾飞的夔龙状，显得无比怪诞诡异，为这类揉合了特点的硕大纵目青铜人面像增添了煊赫的气势和无法破解的含义。从上述的“千里眼”，“顺风耳”的造型，他们不单是中原文化中的传说中的仙人形象，而且大家应该注意到，他们中间有的人物造像，眼眶深凹，眼球突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铜造像所塑造的“顺风耳”和“千里眼”等仙人形象，这是典型的中原文化的思想表现，在《封神演义》中讲到武王灭商是有过这些仙人助阵，可见这是中原文化的传入而影响的，那么这又是怎么从中原地带传入到这个难于上青天的地方呢？对于这个问题童恩正先生在《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讲到的，人们沿着所谓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传入的，在他认为这些传播文化的载体多为羌人，他们在秦献公初立之年公元前384年，秦国的军事行动迫使羌人为避难逃亡而迁徙到西南地区。[3]另外在童恩正先生的《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考古发现及其研究》中指出“在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由此开启了西南地区与中原及亚欧大陆文化交流新阶段，至此到西汉中期，西南地区的文化较发达地带——巴蜀地区一直处于中原政权的直接统治之下，因此所采用的一些政策如移民实边政策等，对西南地区进行了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的中原模式改造，并且采用温和诱导型的文化改造，这对当地的文化无疑是一次挑战和有机的融合。”
四、西南地区与西方文化的交流
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立人像面部特征为高鼻、粗眉、大眼，眼睛呈斜竖状，宽阔的嘴，大耳朵，耳垂上有一个穿孔。脑袋后端有发际线。立人像身躯瘦高，手臂和手粗大，很夸张，两只手呈抱握状。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立人像，身高1米7左右，连座通高2.62米，重180公斤，被尊称为"世界铜像之王"。铸造历史距今已有3000多年，如此庞大的青铜巨人，迄今为止，在国内出土的商周文物中，尚属首例，因此被誉为"东方巨人"。 大立人青铜像的头顶花冠的正中，有一个圆形的代表太阳的标志。从它所在的位置看，这个大立人像也许就是代表太阳神在行使自己的职能，也许他本身就是太阳神的化身。这是太阳崇拜的直接表现。青铜大立人不是一件写实风格的雕像，从人物的骨骼上分析，他的躯体不符合正常人的比例。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长有这般躯体的人。
五、结语
笔者通过此篇小文章，从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物和人物造像的外观和内涵进行了较为深刻的解析，与西方一些墓葬和遗址出土的器物进行比较的出了这一观点——早在上周时期巴蜀一带就已经和外界的中原及西方地区在文化上有着一定程度的交流，随着战乱后统一的秦汉时期的统治管理，中原文化进一步对当地原始文化进行了再一次的挑战和融合，而且在战乱和征伐中，甘肃等地的羌人为躲避战祸也迫使沿横断山脉一带迁入巴蜀西南一带，促使当地的文化与羌人带去的文化有一定的交流融合。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就是商贸的发展，伴随着商贸的步履西南地区的原始文化也在于其外来的西方文化不断地交流融合。因此可以断定，中国古代的西南地区绝非是人们传统观念中的绝对封闭独立的一个单元，而是与中原地区及西方区域进行着不同阶段不同程度的交流与融合。
参考文献：
[1]霍巍，赵德云.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M].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