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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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　盐铁论：儒家；经济自由

《盐铁论》是关于是否应该承袭汉武帝时代的盐铁政策的会议记录，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生们坚持传统儒家的立场，他们反对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反映了儒家的经济自由思想。正如陈启智先生所言：”儒家的经济思想近似于我们今天所谓的市场经济原则，甚至就是我国古代的市场经济理论。”此观点在《盐铁论》中也得到印证，以下则对贤良文学们在辩论中所体现出的经济自由思想进行阐述。

一、以“天下”为大局，注重社会和谐发展

(1)注重社会整体发展。儒家一贯注重“经济”。但这里的”经济”不同今天的”经济”，它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农田、水利、建筑等方面内容。在《盐铁论》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除了直接谈论经济，即盐铁经营制度、赋税政策、贫富问题，还谈到农田水利、法律制度等。(2)注重物质基础建设。儒生们认为良好的物质基础是社会教化的前提，他们不是空乏谈论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而是在进行教化前，社会是否具备相应的经济条件，如若条件具备，良好的社会风尚自然会形成。贤良文学们认为，只有能奉养父母，使自己免除衣食之忧，才能推行教化。(3)追求社会均衡。在辩论中，贤良文学们认为古代人的俸禄和其它收益不同时拥有，各行业相差不大，贫富差距小，因此，贤良还引用孔子的话“有国有家者，不患寡患不均，不患贫患不安。”可见，贤良文学们也坚持社会财富要均衡，国家要安定，统治者也应以此为目标引领国家的发展。

二、廓清政府职能，为社会提供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

(1)实行“仁政”。朝廷是官员们实行仁政的依托，应该为百姓服务，让百姓过上美好的生活。政府作为公共权利的代言人和执行人，应该“和百姓，润众庶”。所以，古代为官者以个人美好的品行即仁义来充实自己的地位，而不是用权利来满足自己的私欲。(2)防止政府腐败，儒家贤良文学们并没有高估为官者的道德素质，认为他们都有可能贪污，这必将带来政府失信于民，无法完成政府使命，所以他们提出了三个方法：一是爵禄丰厚。贤良文学们根据社会现实。提出了俸禄养廉的建议。古代为官者之所以能安心为民办事，在于他们没有物质方面的后顾之忧。二是领导示范。官员们要做社会的榜样，如果在上者贪污受贿，恶行累累，那么整个政府的腐败就形成了，《春秋》之所以从来就没有责备老百姓，因为为官者没有以身作则。领导清正廉洁，下属自然会效仿。三是制度防止。贤良文学认为由于追求私利是人情所不能抑制的。因此，古代圣人制定制度，以防止权力腐败。(3)推行道德教化。重视社会教化是贤良文学们所坚持的能给社会提供良好经济环境的重要途径。他们认为三代之类社会没有动乱，得益于教育。政府的重要职能在于兴办文化教育事业，政治与教化密切结合，让人们明礼义，只有人民明礼义，社会就安定，反之就会纷争不休，导致社会不和谐，引起社会不均衡，最后导致贫富分化。

三、利源于“民”，因此要还于民

第2篇：古代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盐铁论；经济政策；王道；霸道

《盐铁论》是汉宣帝时庐江太守丞桓宽就当时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和贤良文学的辩论写成的“议文”，即今天人们所说的“会议记录”。

一、《盐铁论》展现的各方观点。

御史大夫桑弘羊所代表的是带有法家思想的维护汉武帝时期政策的利益集团。他们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更看重的是政策的实用性，因而主张继续实行盐铁专营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削弱地方势力。而贤良文学一派则是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出发，更多提到百姓利益，似乎看重的是政策的施行效果的长期性。对于实行这两种政策的好坏及这场辩论的输赢，学术界的分歧较大。一种观点认为，以贤良文学代表的儒学派更多的考虑了普通百姓的利益，进一步促进了儒家思想的发展与传播，是真正的赢家，事实上《盐铁论》一书的作者桓宽在写这本书使也是明显倾向于贤良文学一派的思想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的捍卫汉武帝时期有效的政策一派的论证有理有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

二、《盐铁论》中双方辩论的问题

（一）辩论的中心问题：是否取消盐铁官营政策。这个辩题不仅仅只涉及了盐铁官营的一项政策，它还可以拓展到以农为本还是农商并重的问题。对于是否取消盐铁官营这个问题，桑弘羊明确的指出了盐铁官营对于中央财政及中央财政支持下国防费用的意义。对于桑弘羊的这一鲜明观点，贤良文学们的回答并不能令人信服，他们说：“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贤良文学们的观点突出了传统的仁义，但须知仁义德行并不能当饭吃，国家的财政及对军队的支持并不是仁义德行能够解决的。

如果将他们辩论的这个问题推广到现在，我们会发现《盐铁论》所涉及的这个问题在当代表现在产业结构方面的意义更为突出。无论是当时的官营还是现在的国营，都是体现了中央政府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控制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产业结构的调节能力。这是政府对国家进行治理的先决条件之一。从产业结构的代表的角度看，以桑弘羊为代表的革新派是当时构建新型产业结构的代表，即从完全的农业产业到农商并重的产业结构转变的代表。而贤良文学一派则是旧的奴隶社会式的落后产业结构即单一农业结构的代表。在当代，人们考虑更多的是在农业发展到足以满足人们的吃饭的需要的同时，如何协调好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和关系。正如桑弘羊所提倡的这种现实的、使利益最大化的思考问题的方法一样，我们在如何协调各产业之间的比例这个问题上也应该这样考虑。

（二）国家的对外政策问题。从表面上看，桑弘羊的观点好像带有一定的侵略性，对内郡的条件感到不满足并觊觎匈奴的丰草肥马，但放在当时那种大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背景下，我们就能理解到这与近代边界已经基本确定却贸然入侵的其他国家的情况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在九州未定，开疆拓土的年代，这种想法就是进步的，有益的。而贤良文学的观点是对中原之地处于中心地位的自信的表现，仔细分析下就可以察觉到其实是有种在装腔作势下自卑的据守一隅之地的意味。

同样的，桑弘羊的这种强硬的外交思想在当代也有着重要借鉴意义。桑弘羊的观点，拿到现在并不是要我们出去侵略，而是要拿出足够的勇气和具有前瞻性的眼光来实行我们的外交政策。

（三）对腐败问题的思考。这主要是从贤良文学的观点中得出的。文学曰：“古者事业不二，利禄不兼，然后诸业不相远，贫富不相悬也。夫乘爵禄以谦让者，名不可胜举也；因权势以求利者，入不可胜数也。”（贫富第十七）这句话对现在社会很有启示，事业不二，利禄不兼就能够使诸业不相远，贫富不相悬。这可以类比到当今的官员不能从事或间接从事和自己职权有关的工商业活动，这样可以有效减少贪污的发生。汉朝人对中国的腐败问题就已经有足够深刻的认识，可见腐败与反腐败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绕过的一个话题。要进行廉政建设，就要从这些早已经被确定是正确了的结论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

（四）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的交锋，或者说是儒法之争给当代的启示。在古代中国，儒家的王道政治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但在当代，并不存在这两种思想的绝对对立，非要一争高下不可。二者都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这两种思想对当代都有借鉴指导意义：第一，桑弘羊为代表的法家的无条件的行使中央政府权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因为在社会还没发达到“绝对和谐”的情况下，必然需要一种无条件的强制力来实现国家的统治目的。但在绝对权力行使的同时发挥儒家所倡导的以礼治国的民主也有其深刻的合理性的。第二，从桑弘羊的思想角度看，有些时候我们需要从政治家管理好国家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不是只一味的机械的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从较为狭隘的角度来看，这里强调的是高明的政党或者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煽动人民向着好的方面、利于自己所设想的方向发展的能力。即通常所说的执政能力问题。第三，由腐败问题引发的思考。政治是政治家执政的手段，而国家的发展的进程甚至是方向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家的良心和能力决定的。

《盐铁论》作为一部中国古代的有着深刻思想内涵的著作，它对当代的启示性远不止这些。我们要做的是分析其中各学说的合理性，并把这些合理性应用到当代的国家建设上来，这样才能实现古代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当代社会更好的得到治理的双赢。

参考文献：

第3篇：古代经济政策范文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3—0014—06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这种转型体现在宋朝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影响直接渗透到近现代社会。王国维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这些评价足以证明宋代在中古史的地位。反观中学历史课标，对中古史的要求大都是宽泛的整体概念，如“列举从汉至元政治制度演变的史实，说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列举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征”。“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等等，对应课标，教材便将各朝代史实一一罗列。这样虽然可以让学生了解某一方面历史发展的全貌，但却无法突出历史的主干及横向联系。学生受传统思维的影响，往往会关注比较熟悉的统一王朝如秦汉、隋唐和明清，而忽略了“积贫积弱”的宋朝，殊不知宋朝在中古史的转型地位之重绝不亚于任何一个时期，因此笔者认为，中学历史教师在教学中有必要改变教学策略，抓住“转型”这一特征，加深学生对宋史的理解。

宋史专家邓广铭认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实际上，两宋时期，除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它的政治文明也出现了重大的转型，如宋代官僚政治体制内的改革，贵族政治的残余荡然无存，特别是科举完全向庶民开放、再无门第限制等等，但由于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对宋代的政治文明并无明确要求，因此，本文将着重探讨宋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教学策略。

(一)物质文明

关于宋代的物质文明成果，教材的陈述主要分散在必修二第一单元各课中。传统的观念使人们一提宋代就会想起“积贫积弱”，实际上，宋代弱却并不贫，即使贫，也仅仅是指其中央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的财政困难，整体上宋代经济发展的程度是高于唐朝的，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质的飞跃。

宋代经济的转型主要呈现在商业方面，这是教材描述比较多的部分，也是教学中教师应该强调的部分。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的商业革命。”费正清在他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中也把宋代经济的发展称为“商业革命”，显然，宋代经济转型地位的确立主要归功于商业的高度发达。以商业城市为人口，唐都长安的平面图是一个棋盘式的结构，经营商业的地区“坊”是一个封闭的区域，而再看北宋都城开封的平面图，学生很自然就会发现，这种封闭性的结构被打破了，商业活动从封闭的“坊”中走了出来，扩散到大街小巷，酒楼、茶坊、食店、瓦肆交相辉映，早市、夜市昼夜相接，呈现出繁华的商业气息和市井色彩，“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至朱雀门街西过桥，谓之曲院街，街南遇仙正店，前有楼子，后有台，都人谓之‘台上’。街北薛家分茶、羊饭、熟羊肉铺。向西去皆馆舍，都人谓之‘院街’。余皆羹店、分茶、酒店、香药铺、居民”。宋人孟元老的这段描述形象地展现了当时开封浓厚的商业气息，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更是用写实的手法向世人直观地展现了宋都一派繁华的景象。凡此种种都表明，宋代的商品经济已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如此发达的商业经济面前，金属货币已不能满足需要，由此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宋仁宗时，政府正式发行，至南宋时，纸币已成为主要流通的货币。纸币的发行对商业的发展有重大意义，有学者将纸币的产生称为“金融革命”。至南宋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较之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南宋都城杭州的繁华使马可·波罗惊讶得瞠目结舌。

宋代商品经济的日渐兴盛必然会引发政府经济政策转变以及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变动。笔者认为，高考并不会简单地只关注历史现象本身，更多的还是关注历史规律的发展，因此，对于宋代物质文明的转型，教师应站在更高的角度帮助学生加强理解。

宋代经济政策的转变首先体现在商税政策上。自汉武帝以来，封建国家大都直接经营商业，通过均输、平准等手段独占商利，因此，在宋朝以前，政府是不需要完备的商税制度的。但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政府直接经营或完全排斥私商已不可行，而任其发展又会与国争利，因此，宋代制定系统的商税制度，将商人吸纳到国家的专卖领域，实行间接专卖，通过税收手段来建立国家与私商新的分利机制。商税的多样化使国家获利丰厚，学者陈长华曾统计：“庆历时，北宋一年的商税收入为1975万余缗，酒课为1710万余缗，盐课为715万余缗。”可见，商税收入已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社会利益的分配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商人的地位逐步提升，工商业者亦成为国家之本，民营手工业也相应得到持续发展，在制瓷、纺织等领域占据重要地位，至明朝中叶以后，终于超过官营占据全社会的主导地位。

第4篇：古代经济政策范文

一、《管子》经济思想的逻辑基础

《管子》在具体经济政策中，创造性提出了以人为本、本末并举、解放生产、盐铁官营、市场干预、财政政策、奢靡消费等重要举措，这些举措的成功实施充分依托了自利主义的个人行为和宏观调控的国家行为。“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程，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强调“趋利避害”乃为人之常情，明确了相当于现代经济学中提到的“理性人”的前提假设，具有明显的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色彩。

他还谈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并在具体实践中充分贯穿了这一观点，强调即使是实施国家宏观调控，也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发挥好经济个体的自主行为，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因势利导，进而实现预期的经济目标。因此，可以说自利主义正是《管子》经济思想和理论一个重要的逻辑基础。

二、以人为本的富民强国思想

《管子》特别强调百姓休养生息之于富民强国的重要意义，从正反方面提出了以农为本、开垦荒地、爱惜民力、轻徭简赋、勤俭节约、安土重迁、藏富于民等重要的民本思想。譬如“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地不辟，则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处在一个农业文明社会，他极为明智地提出了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推广普及科学的农耕技术，注重农田的开辟，从而扩大农业生产的政策主张。“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提出要爱惜劳动力，并反对对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无端浪费。“民毋余积者，其禁不能止……则危亡随其后矣”，以及“无事则归之于民”，提出要让百姓有余粮，主张国家无事的时候就藏富于民，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提出要适时向农民提供贷款或必需之农具，避免“大贾蓄家”趁机对他们进行巧取豪夺。

生产力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从《管子》一系列的举措可以看出，他在促进农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上，采取了具有鲜明的注重巩固根本、注重发展生产特征的供给主义主张。在当今的时代，我们繁荣和发展市场经济，增强经济实力，同样需要对市场主体采取这样“保育式”的扶持政策，比如，降低市场进入壁垒，减少行业垄断，扩大中小企业主体数量，树立更多的行业品牌，保护知识产权，规范市场竞争，降低土地和资金成本，等等。

三、轻重治理的均衡思想

《管子》强调实施国家宏观调控、开展动态管理的重要作用，提出要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市场买卖、国家举债等方式，有效调剂市场余缺、平衡物价、稳定币值，畅通经济发展活力。“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分之”、“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这些观点要求把各种闲置和囤积起来的资源充分流通起来，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夫民有余则轻之，故君子敛之以轻；民不足的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等，主张要利用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推动实现供需平衡，并且“衡无数也，横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阐明了宏观管理的时效性、连续性，以及经济运行的动态平衡。

轻重管理的均衡思想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他提到的“物贱伤农，钱贱伤贾”，管子深刻地认识到了物价和币值之间对应关系。他建议，当出现“谷贱伤农”的情况时，就增加财政购买和货币发行，以市场价格收储一部分粮食，同时，伴随着政府购买的增加、市场供应的减少以及货币发行的增多，粮价因之得到提高。当粮价过高时，为防止出现大商人通过垄断来哄抬价格、小商人因物价过高而销量减退的问题，国家就应该增加粮食的供应，并回笼一部分货币，这样便实现了一种供需平衡方面的调和。同时，在低买高卖的过程中，政府也能够获得一定的财政收入。

四、奢靡消费的需求刺激思想

奢靡消费的需求刺激思想，是管子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创举，管子在一次与齐桓公的对话中提到，在帝尧的时候“山不童而用赡，泽不弊而养足，耕以自养，以其余应良天子，故平”，意思是说那时地广人稀，耕地也足够自足自给，并有余粮可以上缴国家，因此无需官府，百姓也能安居乐业。而到了周朝“地重人载，毁弊而养不足，事末作而民兴之”。即：人口增多，土地相对稀缺而昂贵，百姓生活贫困而食养不足，但若能大力发展工商业，则有利于促进农产品的市场化，进而刺激农产品生产，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这段对话揭示了从单纯强调扩大生产转向生产供给与市场需求两者并重的现实根据。

刺激需求是有条件的，他讲“天子臧珠玉，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马，百姓臧布帛”，不然的话，强者智者占有和操纵珠玉，使贵重的物品降价、轻贱的物品涨价，很多人就会因之不得生计，这从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间的关系说明了通货膨胀的问题。当奢侈品占用了大量社会资金时，用于购买必需品的货币数量就会相应减少，导致粮食等必需品价格下降，使农民的利益受到伤害。所以，《管子》的奢靡消费思想提出之初就先做了消费阶层的划分，只要求在显贵大富阶层提倡奢靡消费，因为显贵大富阶层多余的货币本来就不该追逐粮食等必需品，而用于奢靡消费，可以避免对必需品市场的冲击。同时，提倡奢靡消费有利于增加社会就业，比如“巨棺椁，所以起木工；多衣衾，所以起女工”，实现从富有人家到贫困百姓的财富转移。贫困百姓拿着这笔收入，增加的是对必需品的消费，属于必需品市场需求的合理增长，有利于刺激生产，且不会造成必需品价格的过分波动。

《管子》的奢靡消费思想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财富的转移支付。当前，区域发展不均衡，群众收入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我们可以运用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实现对各种不均衡问题的有效调节。

五、结构治理的双向互补思想

《管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发展的辨证思维，比如，有的政策出台貌似是矛盾的、对抗性的，有的甚至是方向相反的，但是他能够在结构治理过程中找到一种结合点，使冲突的两个政策，成为重要的互补关系。比如，“知侈俭则百用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即：过于节俭，就会抑制生产的发展和财富的创造，反之，过于奢侈又会危及国家经济基础，惟有将二者有机结合，才能促进经济的长远发展和良性循环。

这其中的关键就是结构治理思想，建立结构框架，进而进行结构性调整，这是提高政策针对性和时效性的重要法宝。比如奢靡消费就是有效解决消费结构问题方式之一。如果我们的消费刺激政策忽视了消费结构，就会出现很多偏颇。试想，如果我们只是强调在最大范围刺激消费，就容易产生以下问题：一是全面扩大消费，会不会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二是会不会导致物价的上涨和货币的超发？三是会不会导致财富两极分化的问题更加严重？四是会不会使原本消费结构更加扭曲，部分领域的经济泡沫更加膨胀？等等，与之相反，结构性综合治理却可以做到有保有压，把短期管理和长期管理充分结合起来，形成强强互补。

第5篇：古代经济政策范文

首先，欧元区不听从美国的指令，坚决实行财政平衡政策，哪怕这一政策会带来经济的下行也在所不惜。

欧元区着火点的“笨猪五国”全部推出严厉的财政紧缩计划，而德国、法国、荷兰等情况较好的国家，也宣布要勒紧腰带过紧日子。在多伦多G20峰会前，不顾美国总统、财长的呼吁信，欧洲坚持把紧缩进行到底，其中也包括了非欧元区国家、美国的坚定盟友英国。

对于欧洲来说，威胁欧元的只有一点，就是各国不遵守财政纪律。5月31日，欧洲央行最新一期金融稳定报告称，公共财政是欧元区金融稳定的最大威胁。这是德国理念的翻版，二战之后德国奉之如圭臬，绝不允许再次出现恶性通胀，但次贷危机之前的泡沫高峰期却使欧元区出现了混乱，假帐游戏在泡沫消退后浮出了水面。

首先，德法等国要把欧元区带上控制之路，这是欧元信用的基础。如果说欧洲在经济创新、技术人员储备等方面均无法与美国相比，那么在货币信用上却能超过美元，尤其是在困难时期坚持紧缩财政，让人看到了欧元信用的坚定基石。

其次，欧元贬值对于欧洲经济并不是坏事。出口在欧洲国家GDP中的占比较高，国际经合组织（OECD）指出，欧元下跌10%等于欧洲经济增长1%，通胀仅温和增加约0.5%-1%。

自去年5月以来，德国的出口已经实现28.8%的增长，其中对欧盟国家以外的市场出口增长为39.5%。今年5月份德国工业产出增长2.6%，提升了此前一个月1.2%的增速。位于柏林的德国经济部给出的报告称，金属加工业和汽车制造业的增幅“高于平均水平”。季节性因素调整后德国5月份出口环比增长9.2%，这一数字几乎与今年3月的增幅相当。今年3月10.8%的增幅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德国统计部门公布的最大环比增幅。

中国需求助推欧洲出口。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近日报告称，该公司6月份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量达到1.37万辆，同比上涨177%，这帮助其旗下梅赛德斯和Smart等品牌的全球销售量上涨13%。而中国销量大增的奢侈品和红酒等，前景同样看好。《经济学人》指出,欧元汇率下降将推动大型制造企业（尤其是北欧国家）和奢侈品企业（尤其是意大利和法国）的出口，同时促进欧洲大陆的旅游业。

欧元刚诞生时拥有内部红利，欧元区内部贸易额上升，而欧元节节上升，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希腊等国又没有货币可以贬值，只能通过欧元区的贬值，来获得未来的全球出口红利。等到欧元区情况好转，东欧更多的国家加入欧元区，区内的贸易额将有一轮新的上涨。

第三，欧元区仍在扩张。7月13日，欧盟27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在布鲁塞尔批准爱沙尼亚从2011年1月1日起加入欧元区，并通过了相关法律条令，由此，爱沙尼亚将成为欧元区第17个成员国。

欧元区目前共有16个成员国，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芬兰、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和斯洛伐克，欧元区的人口已超过3.2亿。欧元区经济总量与人口与美国大致相当，在困难时期仍然不停东扩步伐，志在长远。

欧元兑美元前五个月贬值14%，刺激了德国等国向俄罗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出口。纵观欧美经济体，都在要求对方采取刺激经济政策，而自己则采取货币贬值、增加出口、财政平衡等办法，所谓固本培源，静待下一轮周期增加话语权，这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张弛有道的真义。

欧元无法与美元抗衡，他们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了各国财政体制不协调这一致命缺陷，但风险的暴露恰恰给欧元区提供了改正缺陷、加强监管的机会。也许在未来十年中，欧元都无力与美元抗衡，但十年之后，改革财政体系，取消高福利制度，欧元可能还有发展的机会。笔者曾说，欧元完了。是的，与美元的第一回合大战，通过债务危机，欧元完败。但欧元可以谋求东山再起。

第6篇：古代经济政策范文

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起码从2003年起，其计划口径的指标，从来都是按照8%来设定的。但是，即便如此，在人们的心目中，却从来没有把8%当作一回事。高于甚至远远高于8%的实际增长速度，才是被人们真正心仪的目标。

与此高度相关，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其预算口径的指标，从来都是根据经济增长计划指标来设定的。或高于其1至2个百分点，或干脆简单地将其直接搬用过来。但是，基于同样或类似的思维方式，人们也从来没有把财政收入增长的预算指标当作一回事。远高于甚至几倍于预算增长指标，才是人们心中设定的真正目标。

众所周知，现实的情形也是这样，这些年来，我国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不仅远高于其计划或预算指标，有时甚至以计划或预算指标的倍数计算。

如此的情形延续下来，十几年甚或几十年如一日，经济增长计划指标也好，税收收入预算指标也罢，已经在人们的心中变了味道——不过是当年叶公所爱好的“龙”的翻版。一旦形势稍有变化，“龙”真的来了——计划或预算指标真的要成为现实，沉不住气的，大有人在。

当前我们正处于这样的矛盾关口。在国内外经济陷入新一轮波动、我国步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期的背景下，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本来已经做出了将经济增长计划指标调至7.5%、财政收入增长预算指标调至9%的安排。但是，随着今年1月—4月份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统计数字的先后，人们发现，实际增长速度真的如计划或预算所安排的那样放缓了，便犹如天要塌下来似的。于是，在我们的身边，赶快掉转枪口，较大幅度调整既定经济政策和财税政策等方面的呼声，扑面而来。

如果只是一般意义的议论，倒也无碍。但是，在不少场合，类似的议论已经深入到具体政策的实施层面，则不能不格外令人警惕。比如，已经有这样的说法，鉴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已经放缓，甚至有可能持续下去，结构性减税的安排有另做打算的必要。或者，起码要减少力度、放缓进程。否则，今年的财政收支形势会极为严峻。

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即使仅仅出于澄清事实的目的，也须对此做出相应的分析和判断。可以立即提及的因素，至少有如下几个：

从目前的统计数字看，无论经济增长速度，还是财政收入或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即便确有放缓现象，但迄今为止，它们都只不过是在以往持续高速增长之后的必要调整。而且，这种放缓，既非较大幅度下滑，更非负增长。不必也不应对当前计划或预期内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放缓反应过激。此其一。

第7篇：古代经济政策范文

实际上，钱穆有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史》，只不过它是以课堂讲稿为基础，后由学生根据笔记整理而成。

“经济”一词，在我国出现甚早，但多作“经世济民”之义。在古代，用来表达“经济”之义的词，是“食货”。故研究我国经济发展史，不得不读的，是各正史中的《食货志》与《通典・食货典》《通志・食货略》等文献。钱穆这本书的材料，亦多来源于此。

尽管《史记》中的《平准书》《河渠书》《货殖列传》已具备后世《食货志》之雏形，但真正将“食货”单撰一志，进行专题考察的，是班固的《汉书》。班固认为，“食”指的是生产范围内的事情，“货”则属于流通范围内的事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前者自以农业生产和田制为主，后者则以货币制度和手工业为主。

首创《食货志》，是班固的一大历史贡献，后世史书亦多遵循其例。自隋迄清，除欧阳修私修的《新五代史》外，历代正史都有《食货志》，这为后世考察中国历代经济带来了极大便利。

便利固然有了，但文献仍属浩瀚，而如何在众多资料中获得需要的史料，并从中筛选，最终成书，便是考验一位史家“史学”与“史识”的时候。钱穆在这本不到300页的书中，讲述了自上古至明清的经济及财政状况，既有通观全局的论述，又有微观细致的考证，大有“纵横古今”之气象。

所谓“纵”，即是他注重制度变化的传承性，将经济制度及财政政策的历史沿革梳理得非常清晰，如币制、田制、税制等，我们都可以从各个章节中轻松找到相关专题论述，进而单提出来，考察该项制度的发展史，甚至稍微扩展一下，即可成书；所谓“横”，则是他注重考察经济政策的制定与王朝之兴替、制度之行废、文化之盛衰、军力之强弱间的关系，能够在有限的篇幅内抓住要害，进行论述。

例如，在讲授三国时期的经济制度时，钱穆敏锐地发现这一时期最具时代特色的是屯田制度，将其分以曹魏前期、曹魏后期、孙吴、蜀汉四个专题加以评说。在这些专题中，钱穆细致考察了魏蜀吴三国屯田制度的缘起、发展，并与历史相结合，评价各国屯田之得失：曹魏屯田使得中原统一而稳定；东吴常将屯田赐与臣属，使屯田易于衰败；蜀汉自恃天府之国，屯田起步较晚，成效不著。读毕本节，读者自然会对魏国（西晋）能够统一全国在经济方面的因素，了然于胸。

值得一提的是，众所周知，《三国志》中并无《食货志》，故钱氏这一章节引用的材料，多散见于《三国志》《晋书》中。他对典籍的熟悉程度与“剪辑”史料的功力，可见一斑。

第8篇：古代经济政策范文

我认为对西方经济学原理学习之后应该要明了三个问题，即：（1）什么是经济学，（2）经济学的基本概要，（3）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意义。

首先，经济学是什么。对于经济学的定义有多种多样。我国古人将经济释意为经世济民。西方学者的解释则更多。二十世纪初，琼.罗宾逊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给经济学下的定义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把人类行为作为目的与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资源之间的关系来研究”。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给经济学下的定义为：“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使用可以其他用途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和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现代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将稀缺的资源分配于不同的用途，以满足经济主体多样化需求的科学。经济学是为解决资源稀缺性问题而产生的，因此，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因为资源的稀缺性而引起的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即资源配置问题。这也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具体而言，他要解决一下问题：（1）生产什么物品和劳务以及生产多少（howmuch）。（2）怎样(how)进行生产（3）为谁(forwhom)生产。

其次，经济学的基本概要。以经济学的历史时期划分，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以下阶段：古代的和中世纪的西方经济学说，近代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现代宏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因其研究对像的范围不同，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一，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体为研究对象的，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研究一个经济社会的经济资源被用来生产那些产品，生产多少及采用什么生产方法，产品怎样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也就是经济资源的配置问题。而资源配置又是这样决定的：厂商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是由消费者的需求决定的，如何生产则由不同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以及成本与收益关系来决定，为谁生产则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所决定。微观经济学中包含：（1）需求和供给理论（2）消费者行为理论（3）生产理论（4）成本理论（5）市场理论（6）生产要素定价理论（7）一般均衡与福利经济学。二，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经济学中各有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来说明资源如何才能实现充分利用。宏观经济学用来分析国民经济中几个根本问题：一是充分配置到各个生产部门和企业的经济资源总量的使用情况是如何决定一国的总产量或就业量。二是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如何决定一国的国民收入水平和一般物价水平。

三是国民收入水平和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与经济周期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中国民收入的决定和变动是一条主线。宏观经济理论包括：（1）国民收入的核算与循环（2）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3）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4）总需求----总供给模型（5）通货膨胀与失业理论。（6）经济增长理论（7）经济周期理论（8）经济政策（9）开放条件的宏观经济分析。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各有研究对象，二者的联系相互渗透，日益紧密。

第9篇：古代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古希腊；民众；农业；思想

希腊文明的中后期，普通民众对于农业的看法，不可能像一些精英思想家那样用笔记载下来，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当时的一些文献资料、具体政策和非文献资料中得到不少有关普通民众重农思想的佐证。

首先，从文献资料来看，许多普通民众深深地喜欢农村。

《奥瑞斯忒斯》里的农民（自耕农）很少走进城市和市场；克雷埃内托斯认为贫困这只野兽尤其存在于城市中；狄开俄波利斯讨厌城市什么都得买，思念应有尽有的农村；斯瑞西阿得斯怀恋快乐的乡下生活。这些都反映了自耕农本能的乡村意识和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抵制。在他们心目中，农村自然也就成了自耕农的精神家园。因而，重视农业也就成了他们观念中的本能意识，而所谓的乡巴佬作风正是农民重农思想意识的外在表现。

公元前4世纪的哲学家塞奥弗拉斯托斯在其作品里，对乡巴佬作风有着淋漓尽致的描绘：“乡巴佬作风表现出来的是不得体的无知，乡巴佬就是这种人，他喝了提神儿的混和饮料后就去开公民大会，并说任何一种香油都香不过百里香，他穿的鞋比脚大得多，他还哇里哇啦地大声讲话……当他进城的时候，他遇见一个人就会问人家硝皮和熏鱼是多少钱，今天是不是到月初了，人家要回答说是，他就会马上说要去理发。在路上，他就会到阿尔齐亚斯的熏鱼店买上熏鱼。他还会在澡堂里唱歌。他把鞋底儿都钉上了钉子。”

尽管此文通篇透漏着讥讽之意，然而我们透过所谓的乡巴佬作风看到的却是古典时代普通民众热爱农村生活、热爱财富、热爱农业、重视农业的思想意识和精神风貌。

其次，许多改革都围绕着农业来进行，这说明农业在整个社会中的份量，而普通民众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主体，因此许多改革之所以能够进行，恰恰反映了大多数普通民众的重农心声。

在古代社会，土地作为最重要的农业经济资源，往往会同其所有者的经济权利乃至政治权利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古希腊只有公民才能拥有土地。一个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或外邦人可以十分富有，可以购置房产，但却不能购置地产。因此，土地问题也就成为极为敏感和重要的农业问题，而雅典历史上的几次改革的中心问题都是农业。由此可见，土地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地位绝非一般言语所能表达的，由此也反映了普通民众对农业的重视。

除此之外，非文献资料也有不少有关农业的佐证。比如，碑铭、陶瓶图案等艺术作品，考古遗址及出土文物也有大量反映农业的情况。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雅典农民栽培、收获葡萄和橄榄的劳动场景的浮雕、石刻、图案等艺术品，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花瓶画上捕鱼者的图像。鱼的图像是黑漆鱼碟上最常用的绘画题材，这种碟子是一种中间有凹陷的大平盘，凹处是用来放辛辣佐料的，人们是用钓钩和鱼网来捕鱼的。除了鱼之外，希腊人还捕捞各种食用的软体动物，如牡蛎、贻贝等。另外，阿提卡的花瓶及绘画也给我们提供了狩猎场面的情景。希腊人有各种各样的猎取野兽的方法，用陷阱和套网捕获，用猎狗追捕，也有用投掷矛或标枪的。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古希腊人，尤其是广大普通民众对狩猎和渔业的喜爱和重视，他们一方面积极参与种植、狩猎和捕鱼，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上大部分民众对于上述内容的认可和接受，并把它们作为一种美学的欣赏，以满足内心情感的慰藉。另外，具有象征意义的古希腊钱币，其“装饰图案往往是农作物，而不是其他东西”，这也恰恰反映了古希腊民众对农业的重视，而不是“农业是希腊城邦社会的最重要特征”。因为农业能否成为希腊城邦社会的最重要特征，取决于农业在整个城邦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而不是其他。此外，铸有橄榄图案的雅典货币之所以在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得以流行，也说明了一方面雅典经济之发达和货币之坚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雅典和希腊其他地区的民众对橄榄栽培的重视。

总之，在古典和马其顿时期的希腊，广大的普通民众非常重视农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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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Leob Classics,1953.

2、Menandros.Georgos[M].London and Cambridge:Leob Classics,1953.

3、Aristophanes.Akharneis [M].London and Cambridge:Leob Classics,1950.

4、Theophrastos.Kharakteres Agroikias D’[M].London and Cambridge:Leob Classics,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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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洋.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J].历史研究,19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