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分析与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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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观经济分析与政策范文

摘 要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数据，以克莱因模型为基础进行建模，建立“中国模式”的宏观经济模型系统，并对系统进行参数估计与分析。构建联立方程模型，从财政政策角度出发进行相应的政策模拟与情景分析，探寻当前宏观经济可能存在的弊端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克莱因模型 联立方程模型 系统 政策模拟 情景分析

背景：克莱因模型二战期间是研究美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小型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在宏观计量经济模型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认为：许多宏观经济模型，剥到当中，发现都有一个小的克莱因模型。而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利用 1978-2010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构建克莱因模型，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 克莱因模型系统的估计与分析

（一）该系统共有6个方程，其中前3个方程称为行为方程，构成克莱因模型的联立方程系统，而后三3个方程则称为恒等方程。

表示如下：

（消费）

（投资）

（私人工资）

（均衡需求）

（企业利润）

（资本存量）

变量解释：Y：收入 G：政府非工资支出 C：消费 Wg：政府工资 I：私人国内总投资 T：间接税收 Wp：私人工资 Time：时间趋势 P：企业利润 K：资本存量

（二）对建立系统进行估计，利用参数检验去除系统中不显著的变量，利用DW统计量判断自相关问题并适当增加滞后项，并对去除无关变量与新增滞后项的系统进行重新估计，其估计结果如下：

（三）结果分析：改进后的克莱因模型解决无关变量与自相关的问题，且比原始克莱因模型更加符合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实际。

I从消费行为来看，中国的最终消费主要受到企业利润（本期与上期）、工资与上期消费水平这三方面的影响，并且这三方面都表现为正影响。企业利润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化，规模报酬递增有助于企业利润的进一步增加，由此进入良性循环。工资的提高，无论是政府工资还是私人工资，都能增加可支配收入，进一步刺激消费。改进消费行为方程中增加了消费的滞后项，说明消费行为是具有惯性的，历史低消费水平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未来的消费水平。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刺激消费除了提高企业自主盈利能力、提高工资水平之外，还需要改变千百年以来中国崇尚储蓄、节俭为美的消费观。

II从投资行为来看，与美国克莱因模型有所不同的是，国内投资主要受上期投资的影响，受资本存量与企业利润的影响并不明显。按照经济学的理论，企业的利润水平越高，其吸引投资的能力就会越强，那么中国的投资行为看似有悖常规的经济学理论了。然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推出了各种政策吸引投资，相当优惠的幅度使得企业利润在进行投资决策时的影响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削弱。但是并不能说明如此吸引投资的政策是绝对明智的，吸引投资所付出的代价必须与收益进行衡量，一味牺牲总体利益而吸引投资的政策显然是不合理的。

III从私人工资水平行为方程来看，私人工资仅受当期国民收入影响，而与时间趋势并没有太大关系。这似乎有些出乎意料，从现象上来看，随着时间的发展，私人工资水平也在逐渐提高。但是时间发展也伴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剔除私人工资水平中的收入因素，时间的趋势因素对私人工资水平的影响就微乎其微。这个行为方程可以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时间仍在推移，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人均收入保持在一个中等水平，始终无法突破高收入线。中国目前已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想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仅仅依靠时间的推动力量是不够的，必须为自身经济发展谋求新的增长点。

二、 联立方程模型建立与情景分析

克莱因模型的系统只能用于估计而不能用于预测与情景分析，需要建立联立方程模型来完成这两项工作。

（一）当前中国实行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情景分析，在当前财政支出的基础上给予以1%的冲击，观察其他变量的变化情况

变量 CS P Wp Y

变化率（%） 0.35 0.43 0.33 0.33

根据模拟结果可以看出:财政支出的增加会带来消费、企业利润、工资、国民收入的同方向变动，这是符合理论预期的。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提高企业竞争力与国民生活水平，从这点来看，目前实行的财政政策方案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可以看出财政支出增加的比例大于上述四个变量增加的比例，这可能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1）财政支出效率低下；（2）国民收入基数过大导致政策效果不明显。如果是由前者造成，那么继续扩张财政支出政策就意义甚微，必须考虑有效途径增大财政支出的效用。如果是由后者造成则不必过于担心，但也可以考虑其他比财政支出更具敏感性的因素以强化政策效果。

（二）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通过情景分析，在当前税收的基础上给予以1%的冲击，观察其他变量的变化情况

变量 CS P Wp Y

变化率(%) -0.20 -0.63 -0.098 -0.098

根据模拟结果可以看出：税收增加会带来消费、企业利润、工资、国民收入的减少，基本符合理论预期。税收增加减少了企业的留存收益，不利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同时减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抑制消费，对经济发展有一定色抑制作用。仅从上述四个因素的变动幅度来看，税收对于收入和私人工资的影响并不太明显，但对最终消费与企业利润有较大的影响。收入的不明显变动意味着可支配收入的改变并不巨大，最终消费的迅速减少则是由于税收增加带来的负面心理影响抑制了边际消费倾向。受税收冲击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企业，目前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大约为25%，对于部分盈利能力较差的企业来说，增加1%的税率足以带来巨大的经营障碍了。由此看来：为了增强民族企业的自主盈利能力，对部分企业给予适宜的税收优惠政策十分有必要。

三、 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研究的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克莱因宏观经济模型系统的构建与系统参数的估计，发现美国克莱因模型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国情，中国需要自身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对所估计参数进行分析，找出目前宏观经济可能存在的几个问题：①长期存在的消费观导致内需不足，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对外依存度较高；②高代价吸引外资抑制国内企业自主盈利的激励；③经济发展急需找到新的增长点，否则将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④财政政策效率有待提高，部分支出可能存在浪费现象；⑤企业提高竞争力还需要政府更多的支持，对部分企业优惠政策必不可少。

这些潜在可能的问题都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经济的蓬勃发展。自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后，国外市场需求迅速萎缩，一味依靠加工性出口谋求发展显然是不明智的，除了提高企业自主研发与盈利能力之外，拉动国内需求也将变得尤为重要。民族企业强大的竞争力将保障企业良好的盈利环境，强有力的内需将增强国家抵抗外来风险的能力。因此，国内政策制定者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建议考虑多向消费者与企业倾斜。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数据库.国民经济核算.219.235.129.58/indicatorYearQuery.do?id=130110100000000.

第2篇：宏观经济分析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资产价格；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

一、引言

长期以来，关于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始终是货币经济学领域关注的焦点，其争论也未曾停息过。目前，房地产价格，作为最主要的资产价格之一，其变动与金融、经济活动密切相关，是用于理解经济行为以及预测经济和金融发展的中心。同样地，股票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股票市场，自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以来，正在迅速扩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股市极度低迷，严重打击了居民的投资信心。

由于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因而有关这两方面的研究方法也有其相通之处。瞿强（2001）认为货币政策操作要关注资产价格但不宜盯住资产价格。易纲（2002）从股市角度分析了货币政策与股价的关系，认为中央银行在考虑货币政策制定的同时应考虑股价及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冯用富（2003）建立了中国特定约束条件下的资产选择模型，说明用货币政策干预股市波动是无效的。吕江林（2005）实证考察了我国上证综指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动态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双重协整关系和单向因果关系，并提出了我国货币政策应对股价变动做出适时反应。

本文在构建VAR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宏观经济实际数据来研究资产价格与货币供应量（M2）关系，以此来回答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关注资产价格的波动，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与计量检验

（一）变量选取

为了研究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选取相应的变量来进行研究。根据我国大量学者的研究经验，本研究把房地产综合景气指数作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代表变量，股票市场的代表变量选择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盘值。而对于货币政策，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是货币供应量。央行能够控制基础货币，并且通过基础货币影响货币总量。因此，可以用广义货币M2的月度同比增长表示货币政策的变动。

（二）数据收集与处理

考虑到我国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的发展历史，以及经济数据的时效性与可得性，本文将用1998年6月到2013年3月的月度数据作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房地产综合景气指数、M2月末同比增速及上证收盘综合指数均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中，房地产综合景气指数中很多年份1月数据缺失，采取将相邻两月的数据取平均值代替的办法补充。考虑到收集的数据具有较大的波动性，本文采用区对数的方法来减小波动。经处理后的三个变量分别用LN_FJ（房地产综合景气指数）、LN_MS（M2月末同比增速）和LN_SZ（上证收盘综合指数）来表示。

（三）基本统计特征

表1给出了各时间序列的统计性描述。因为没有将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在里面，所以从表格中的均值来看，并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从波动性角度考虑，房地产综合景气指数波动相对于上证收盘综合指数、M2月度增速来说较小，这说明房地产价格水平相对于股票市场价格与货币供给的波动小，可以猜测房地产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程度不及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灵敏。

（四）变量平稳性检验

本研究利用EVIEWS软件，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通过检验发现LN_FJ、LN_MS为平稳变量，而LN_SZ为非平稳性变量。本研究对平稳性变量采取差分法，结果见表2.。其中，D（LN_SZ）表示对LN_SZ取一阶差分值。从表2可以看出，经过处理后所有数据序列在10%显著水平下都是平稳的。

（五）协整检验与格兰杰检验

1.Johansen协整检验。协整关系是检验变量之间 是否存在长期的相关 关系。Johansen在1988年及1990 年与Juselius一起提出了一种以VAR模型为基础的检验 回归系数的方法，对多变量协整检验有较好的检验能力。主要的检验方法有特征根检验（Trace）和最大特征值检验（Max-Eigenvalue）。 由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知道，LN_FJ、LN_MS、LN_SZ并不是同阶平稳的，从而它们并不能进行协整分析。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首先明确格兰杰因果检验是检验统计上的时间先后顺序，并不表示这是真正的存在因果关系，是否呈因果关系需要根据理论、经验和模型来判定。格兰杰因果检验要求所有的变量应该是平稳的，这是格兰杰检验能够进行的前提条件，如果单位根检验发现两个变量是不平稳的，那么不能直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否则可能会出现虚假回归问题。于是，由于LN_FJ、LN_MS、D（LN_SZ）是平稳的，所以可以对修正后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下表的滞后期设为2。

根据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水平下，短期内，变量D（LN_SZ）能Granger引起变量LN_FJ，变量LN_MS能Granger引起变量LN_FJ，变量LN_FJ能Granger引起变量LN_MS，其他变量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相对而言并不显著。这说明股票市场的波动能引起房地产市场的波动，而同样货币政策与房地产市场之间存在相互因果关系。这说明，相比而言，我国的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之间关系要比房地产市场与货币政策之间关系更紧密。

（六）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后，对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在VAR模型下使用广义脉冲函数，对是否协整关系不要求。

此处的图显示了LN_FJ、LN_MS、LN_SZ三个变量对相对冲击的动态反应。分析可知：房地产综合景气指数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信息立刻产生了较弱反应，立即增加了0.04%，而且随后反应程度逐渐上升，知道从第4个月左右开始逐步下降，表现出强烈的自相关性，这可能源于购房者对于房价的”追涨杀跌”；货币供应量对来自于房地产综合景气指数的新信息没有立刻产生较强的反应，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到第十个月时到了0.4%，而且从一开始就是负值，可能是因为房地产价格水平上涨后人们调节了资产结构，多持有房地产少持有货币；同样上证收盘综合指数对来自房地产价格的新信息没有立刻作出较强的反应，三个月后有了0.1%的增加，而从第6个月开始反应是负值，这可以解释为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导致人们将股票市场中的资产投入房地产市场中。

货币供应量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的新信息立即产生较弱的反应，立即增加了0.6%，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新信息产生的反应慢慢的减弱，到第8个月时稳定在0.4%左右；房地产综合景气指数对来自于货币供应量的新信息没有立刻产生较强的反应，但是从第2个月开始就慢慢增加，到第10个月时还有上涨的趋势，说明货币供应量对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水平可以产生影响，而且影响的持续性较强；上证收盘综合指数对来自于货币供应量的新信息立即产生了较弱的反应，有0.1%的增加，而且到第5个月后基本稳定在0.2%的增长，同样说明货币供应量对股票市场有着持续性的影响，并且与房地产市场比较而言，股票市场对货币供应量的反应更加敏感。

上证收盘综合指数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的新信息立即产生较强的反应，立即增加了0.8%，但从第4个月开始，该新信息产生的反应慢慢的减弱，到10个月后还有继续减弱的趋势；房地产综合景气指数对来自于上证收盘综合指数的新信息没有立刻产生较强的反应，但是在慢慢增加，到5个月后到达最大值，随后又逐渐减小，10个月后仍有继续减小的趋势；货币供应量对来自于上证收盘综合指数的新信息没有立即产生强烈的反应，2个月后增加0.05%左右，为最大值，但到第6个月开始为负值，10个月后仍有下降的趋势，这可能是因为股票市场前景好的情况下，也就是“牛市”时，人们会暂且观望随后在确定股票市场的前景后会将持有的货币投入到股票市场中，于是导致货币供应量减少。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章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货币政策与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价格波动之间的联系。经过实证分析认为：货币供给量的正冲击会给房地产综合景气指数与上证收盘综合指数带来正面的影响，观察可知房地产市场的反应比较滞后，第一期影响不明显，第二期开始逐步上升，而股票市场反应则相对灵敏，第一期开始就有较强的反应，而且两种市场下由货币供给量带来的影响效应具有长期有效性。货币供应量对资产价格的影响随着时间的增加，其影响程度越来越深，因此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导致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上涨，

本研究认为在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需要纳入资产价格，并将其作为调控的目标之一，以消除潜在的资产价格泡沫过度膨胀的隐患。。在对资产价格的波动密切关注的同时，也要对市场的变化要持续关注，如果市场已作出了反应，应及时变化政策，避免走上极端。另外，政策实施过程中，应避免直接的行政干预，力图顺应市场规律，从而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冯用富. 货币政策能对股价的过度波动做出反应吗？[J]. 经济研究， 2003， 1： 37-44.

[2]吕江林：《我国的货币政策是否应对股价变动做出反应》[J]，《经济研究》，2005（3）

第3篇：宏观经济分析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大数据；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6.162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6-0-02

0 引 言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社交网络等现代网络新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通过网络浏览、搜索、购物等行为产生的数据日益增多，致使人们迈入了数据以大量性、多样性、价值性和高速性为特征的大数据时代。在我国，大数据已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国务院于2015年颁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深化大数据在各行业创新应用”，在文化、教育等领域全面推广大数据应用和开展大数据应用示范。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了将“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

目前，大数据及大数据技术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影响着人们的理念、行为和习惯，其中，本科高等教育也深受影响。随着大稻莸募铀俜⒄梗现代教学技术不断转型升级，出现了慕课、微课、翻转课程等新的教学方法，对传统的本科教学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如何追随大数据时展带来的深刻改革，对教师掌握日新月异的现代教学理念，提高教学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内已有学者探讨了大数据对应用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和管理统计学等课程教学的影响及相应的调整策略。尽管刘涛雄和徐晓飞（2015）、姜疆（2016）、申红艳 等（2014）探讨了大数据时代的宏观经济分析，但鲜有文献研究大数据对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影响。因此，本文拟在大数据时代探讨宏观经济学本科的教学改革。

1 宏观经济学传统教学模式中的问题

宏观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中一门承上启下的基础课程，是经济管理类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考课程。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经济现象，解释同时影响许多家庭、企业和市场的经济变化，主要考察国民收入的决定与变动、短期的经济波动、长期的经济增长、就业、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等问题。当前大部分高校的宏观经济学还是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存在诸如注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教学方式单一、学生自主学习意愿不强；考核方式偏向固定化等问题。

1.1 注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

宏观经济学是理论性和实践性均比较强的一门基础课程，该课程的理论可以指导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和现象。但在传统的教学中，主要以讲授抽象难懂的理论知识为主，如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模型、IS-LM模型、AD-AS模型等，为了让学生能够理解清楚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内涵，任课教师往往会用大量的时间去讲解这些理论知识，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学生掌握理论知识，但占据了太多的课堂时间、消耗了教师太多的精力，教师在课堂上基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区开展实践性教学。

1.2 教学模式单一，学生自主学习意愿不强

大多数高校的宏观经济学仍采用教师课前备课，课堂上讲授教材附带或自作的PPT，课后解答疑难问题单一的传统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主体，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而且教师课堂讲授占据了大部分的课堂时间，留给学生在课堂上讨论的机会和时间并不多，学生在课堂上以被动听讲为主，导致学生自主学习意愿不强，这不利于提高学生提问、探索、思考问题的能力。传统的课堂教学深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教师完全掌握了教学进度，学生基本上按教学大纲进行学习，自主安排学习的空间不多，这不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1.3 考核方式偏向固定化

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考核方式主要以期末考试为主，课程成绩一般按照平时成绩（包括出勤、作业、课堂表现、期中考试成绩等）与期末考试成绩3∶7或4∶6的比例加权平均组成。这种考核方式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对客观地检验学生掌握宏观经济学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律等内容的情况，但也可能存在教师在试题命题过程中因为没有为主观题和客观题设置合理的比例，而出现学生平时上课不认真听讲，通过考前死记硬背获得高分的问题，未能检验学生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传统的考核方式也未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实践能力进行考核。

2 大数据时代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探讨

大数据时代为宏观经济学教学带来了海量的数据和新颖的案例等资料，为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提供了既丰富又生动的素材，为推进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在大数据时代，对宏观经济学教学进行改革，可以提高教学效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有利于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掌握宏观经济学基础知识，为学习国际经济学、金融经济学、财政学等后续专业课程奠定扎实的基础，并为参加研究生入学、政府机关、金融机构、高校等用人单位的招聘考试做好充分准备。

2.1 形成基于大数据的教学理念

大数据时代要求人们要形成大数据思维，同样，大数据背景下的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也需要具备大数据的思维。为了形成基于大数据的教学理念，任课教师要紧紧跟随大数据时展的步伐，积极参加各种运用大数据改进教学的培训、进修，认真学数据时代先进的教学技术和方法，并不断将这些教学技术和方法引入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中。

2.2 多渠道丰富教学内容

第一，添加大数据时代的海量数据信息资料，丰富教学内容。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教学存在理论性较强的问题，在大数据时代，任课教师可辅之以海量数据信息资料来丰富教学内容。与纯粹理论知识教学不同，基于现实经济现象的数据案例教学更加生动有趣，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更有助于学生牢固掌握抽象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并提高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在讲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时，可分别引入基于扫描数据、网络搜索数据、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预测CPI等案例分析。宏观经济学课程中，所有章节的内容基本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查找到大量相关的数据信息资料，利用这些资料可以更新、修订教学大纲、教案和讲义，有利于丰富教学内容，也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

第二，增加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更加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更加繁重艰巨的任务，因此，宏观经济决策对宏观经济分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指出“完善政策制定和决策机制：注重运用互联网、统计云、大数据技术，提高经济运行信息及时性、全面性和准确性”。因此，在大数据时代的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有必要加入宏观经济分析。

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主要通过对比宏观经济指标、构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仿真宏观经济动力系统，对宏观经济运行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加以判断和预测。大数据时代的数据规模大、类型多，拓宽了宏观经济分析所用数据信息的来源，并提高了数据信息获取的时效性。目前，国内外运用大数据的概念、方法和技术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预测（尤其是现时预测）、宏观经济分析技术、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数据挖掘等领域。

第三，借助大数据时代媒体报道拓宽知识面。在学习教材的基础上，可推荐学生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经济信息联播、经济半小时、经济信息联播等财经类电视节目；《21世o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报纸杂志的财经报道，多渠道关注宏观经济热点问题，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2.3 加强实践性教学

培养学生熟练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分析国内外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和现象是宏观经济学教学的目标。因此，任课教师在讲授理论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更应注重实践教学。

大数据时代的宏观经济学本科实践教学，应当以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根本出发点，任课教师可以以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大数据资源为基础，结合与大数据相关的课题、论文，将宏观经济领域的研究思想、研究方法、研究前沿引入教学。具体而言，教师可通过引导学生如何观察现实经济问题进行选题，如何结合宏观经济学理论构建数学模型，如何查找和整理文献，如何搜集大样本的宏观经济数据，如何撰写学术论文并加以修改等方式增加研究性教学。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研究中，使学生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学习和实践，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提高其研究学习能力。

此外，还可采取“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战略开展实践性教学。“走出去”是指组织学生到当地的统计局、发改委、经信委等与宏观经济运行紧密相关的政府部门和互联网、金融、电信、零售等应用大数据的企业进行参观学习，加强与这些单位开展深入合作，建立校外实训实习基地，让学生真正参与宏观经济学实践活动。“请进来”是邀请这些单位既熟悉宏观经济学分析，又精通大数据分析的工作人员到学校为学生开展报告、经验交流座谈会。

2.4 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大数据时代的在线教学平台、翻转课堂、微课、慕课，为实现宏观经济学教学模式，由“以教师为中心”转换为“以学生为中心”提供了保障。具体来说，教师可先根据课程标准和教学实践的要求，制作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接着按照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的要求，从学生学习需求的角度出发，将每章节内容制作成PPT、视频、练习题、测试题、讨论题、评分标准等资料，然后将这些资料上传至教学平台，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也为学生提供更多自主学习的空间，这样学生可随时随地通过在线教学平台进行自主学习。

在线教学平台采用交互式的短视频学习模式，以10分钟左右的片段式多媒体视频为主，并在线完成配套的测试题，让学生在轻松有趣的环境下掌握枯燥无味的宏观经济学原理，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在线教学平台为学生和教师、学生和学生、教师和教师之间搭建了交流平台，通过平台可以相互发表观点、交流意见、提问、解答等，有利于增加师生的互动，也有利于培养学生思考、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此外，在线教学平台会将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记录，并根据记忆退化曲线提醒学生哪些内容需要及时复习，进一步运用大数据技术对平台记录的学生信息进行分析，可提炼出学生的学习能力、性格特征、学习状态等信息，依此开展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教育。

2.5 实施多元化考核

在大数据背景下，宏观经济学课程应采用多元化考核方式，既考核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的理解程度，也考核学生综合运用宏观经济学知识的能力，同时，也考核学生在线学习和参与宏观经济学实践教学等情况。如，其可根据教学平台记录学生完整的在线学习过程（包括每一个知识点内容的学习进度、完成配套练习和测试的情况，完成答题的时间、答题的熟练程度、答题的顺序和答题的次数等），并结合参加实践性教学的情况、对各部分内容掌握的情况、课堂表现、出勤等综合考核，给出合理的课程成绩以及相应的评价。

3 结 语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提供大量的数据和丰富生动的案例等资料。在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中，应紧扣大数据时展的脉搏，充分把握好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有利条件，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大数据资源，合理运用翻转课堂、微课、慕课等新教学方法，更好地发挥大数据服务宏观经济学本科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学效果。

主要参考文献

[1]白雪.大数据时代下高校应用经济学教学改革模式探析[J].经济师，2016（3）.

[2]方霞.教育大数据助力《国际经济学》课堂教学改革[J].金融理论与教学，2016（3）.

[3]卢盛峰.大数据背景下《财政学》本科教学改革探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2）.

[4]朱建平，李秋雅.大数据对大学教学的影响[J].中国大学教学，2014（9）.

[5]刘帆.大数据时代经管类专业管理统计学教学改革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6（15）.

[6]刘涛雄，徐晓飞.大数据与宏观经济分析研究综述[J].国外理论动态，2015（1）.

第4篇：宏观经济分析与政策范文

N．Gregory Mankiw在他的畅销著作《经济学原理》中提到――个关于HazyTruman的典故，这位美国前总统在任时曾经“苦恼”地表示，需要找一位独臂经济学家，因为当他请经济学家们提出建议时，他们总是回答：“一方面……另一方面……”(Ontheonehand……On theother hand……)。由于大多数决策都涉及到个人或社会的权衡取舍，因此轻而易举就得出结论的经济学家并不被认为是可信的。他们从不轻易做出判断，并且总是对不同的判断均使用相对谨慎的措辞，哪怕是被问到如何认识他们本人。高善文就这样描述自己：“如果从工作角度来说呢，第一，宏观经济分析员工作本身的很多内容本人是感兴趣的：第二，我对工作的态度应该还算是比较认真的。”他语气舒缓地说，“基本就是这两句话。”

而在2005年《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中，200多位基金经理对这位经济学家的评价却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另外一些词汇：“对宏观经济方向把握准确；具有可操作性、前瞻性、及时性；自成体系，有独立观点，深入浅出……”。如果是在另外一些场合，你甚至可以说这样的评价充斥着誉美之辞。

对于在过去一年问于漫漫“熊市”中摸索的机构投资者来说，众所期待的无疑是能够廓清一个大致明确的经济趋势和市场方向，所以，当他们得以静下心来回想过去一年经过耳边的经济学家“语录”，相信留下的，总会是那些最助于他们理解这个方向的声音。怀疑这些“主观”的评价，并没有充分的理由。

其实，这已不是这位经济学家第一次得到类似的评价，在《新财富》2004年“最佳分析师”评选中，高善文就荣膺“宏观经济研究”第一名，紧随其后的是当时已处于半“退隐”状态的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许小年。其时，高善文进入证券行业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对于一位进入证券行业仅两年多时间，资历仍浅的人来说，这些赞誉似乎来得太轻而易举，因此，这位出生于1971年的年轻经济学家赢得这些赞誉的资本，足够令人好奇。很多人喜欢打探这种人物的“出身”或者所谓“背景”，并试图从类似的“出身”与当下的“影响”之间寻找出某种关联，我们也不例外。

我们不厌其烦，并努力为读者勾勒出一份关于高善文学历、资历等“出身”的清晰面目：

1971－1988年，成长于晋南临汾；1988-1992年，求学于北京大学电子学系，专业电子学与信息系统，获颁理学学士；1992-1995年，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光华管理学院前身)，专业宏观经济分析，获经济学硕士；1995．7-2000．9，就职于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2000．10-2001年底，受人民银行总行派遣，就读于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获公共政策修士硕士；2001年底―2002年底，进入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实习；2003年初，回国，2003年下半年，在职业生涯的安排中，恰逢光大证券研究所改组，获邀并由此进入证券分析行业；另外，高善文1999年开始在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读取经济学博士，2005年9月正式毕业，导师周小川。

“所有过去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经历都跟目前的工作有很大关系，”高善文说，自己在研究生期间专业相对比较侧重宏观经济分析；人民银行的工作在专业内容上与宏观经济的观察分析判断也有一定联系，而且在此期间，还去国外中央银行接受短期培训，了解了中央银行在如何制定货币政策、如何分析宏观经济领域一些比较新的实践。高善文表示，师从周小川的经历，让自己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去理解经济形势、经济分析和政策制定过程的一些思路，但由于自己商业研究的对象一定程度上包括中央银行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所以，他会刻意地回避和人民银行有关领导有太多过于密切的接触。

高善文说，“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本人对这个专业(宏观经济分析)也抱有一定的兴趣和热情，”大学生活使他慢慢认识到自己对偏工程性、动手性的专业科目实际上比较缺乏兴趣，而经济分析涉及到很多思考和推理性的东西，动手和实验性的东西相对很少，这成为高善文此后专业研究的主要兴趣和方向。

注重数据和经典而简单的分析框架

相比于“首席经济学家”的称谓，高善文更喜欢自称为“宏观经济分析员”。“我们从事的是商业研究，学术方面的含金量实际上是很低的。”这样的说辞也许仅仅是一种自谦，也许还包含着对职业理解的“自省”。高善文说，“我们不是研究纯粹的理论，我们是商业研究，我们要服务于分析和预测的需要，服务于理解的需要，所以，没有经验数据，没有对经验数据扎实可靠的分析，就不要谈问题。”

对数据和经验事实的强调，高善文称之为是约束自己分析过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个结论，我都努力有数据方面的支持，而且必须是相对比较扎实可靠的数据和经验证据方面的支持。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好的理论，包括你对现实的很多问题有一些非常好的灵感和思考，但是这些思考如果不能得到经验数据方面比较扎实的支撑的话，我宁肯割舍。”

宏观经济分析，仅有数据当然远远不够，恰当的分析框架同样是立论的基础。现代宏观经济学还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学科，过去几十年间，不同的学派为着不同的理论争论不休。虽然在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方面，学术界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共识，但如何应用这些共识，不同的经济学家仍经常会作出迥异的抉择。“我还是倾向于相信现代经济分析框架和逻辑本身具有一般性，并努力尝试将这些相对比较标准和规范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运用到解释中国经济数据的具体分析过程之中。”这是高善文的选择。

“现代经济学很多标准的分析框架，标准的分析逻辑，在中国市场具有一般性和惊人的适应性，但是它的提出是基于成熟经济的实际情况，需要对其具体的应用过程(包括很多基本概念、重要的指标和假定)进行一定的调整，才能更好地适合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和现实的数据体系。”

高善文举出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如何应用产出缺口。产出缺口在宏观经济分析和政策制定过程中是――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如何定义和测量产出缺口，在成熟经济中也存在很多争议。

产出缺口一定意义上同成熟经济里所谓的自然失业率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但直接把这样―个概念应用到中国经济数据的实际分析过程中，会存在很多的困难：衡量中国经济中的失业率在数据方面非常困难，更不要说去寻找一个恰当的自然失业率；更重要的是在理论层面，对中国经济的历次波动、对通货膨胀的决定过程来讲，劳动力市场的紧张是不是在其中扮演了非常核心的作用，这一点本身也令人怀疑。虽然文献上还有一些基于总量数据来直接对产出缺口做一些数学上的估算，但是完全基于总量数据以及其它一些比较粗略的数据去估算产出缺口，本身可靠性以及它的理论基础和经验基础，都不是非常完善。

“这迫使我思考产出缺口这样一个概念应用到中国经济实践应该用怎样恰当的方式去衡量?”尝试过上述各种方法的高善文最后找到了一个他称之为理论上更接近于产出缺口本原含义的概念，“产出缺口在理论上的另外一个定义方法是比较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个经济体所有东西的价格具有高度弹性的时候所表现出的产出水平；另一种情况是一部分重要商品甚至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存在着粘性(这意味着市场不能随时出清，不能随时灵活调整)的时候所表现的产出，这两种产出的差就被定义为产出缺口。”

使用这个在理论上更接近于产出缺口本原含义的概念，分析中国经济的实际数据，可以观测到中国的贸易顺差在一定程度上同这样一个概念的产出缺口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联系。而且使用这样一个类似产出缺口度量的概念去解读很多重要的经济现象，包括解释通货膨胀的方向、解释劳动力市场的紧张、解释社会消费品零售的增长、解释企业利润的变化等等，高善文的感受是，“因为它的分析过程变得更简单．同时它的解释能力变得更具一般性，解释能力就比较强，而且很可能它的预测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一个关子中国经济的“故事”

我们希望可以看到――个关于最近两年中国经济发展脉络简单但足够清晰的描述，高善文说，可以用一个故事把这个说得很清楚。期待戏剧性结局的读者可能会失望，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经济是处在某一个状态，不管是偏凉或者偏热。比如2002年下半年，当时经济总体上处于偏凉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经济之中有一部分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除了当时劳动力市场存在大量闲置；另外很重要的是，在全部经济的资本存量方面也可能存在着很多的闲置，比如说，电力、铁路运输等等。在这个背景下，由于内外原因，经济需求突然加速。需求突然加速的原因可能包括：政府换届，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热钱流入和货币供应的高速增长等等，实体经济部门的盈利2002年的时候实际上也已经恢复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在需求突然加速的背景下，我们观察到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出现同样的紧张的时候，资本存量方面的资源已经被耗竭了，这表现为：铁路运输紧张、电力供应紧张、煤炭供应紧张、港口、远洋运输紧张等等。资本存量紧张，那么资本的报酬率就快速地提高，大家就去投资，所以固定资产投资就高速增长；在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和利润高速增长条件下，经济的需求就进一步加速。资本存量紧张在宏观层面会看到总体价格水平的快速上升，但是看价格快速上升的构成，并不是劳动力价格和服务业价格的快速上升，而恰恰是自然资源品。这是经济波动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在新的固定资产投资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之前，这样一个紧张状况始终维持，甚至在进一步强化。

“一旦第一个阶段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生产能力释放出来，经济会表现出很多新的特点。

“第一，如果供应能力的增长非常高并超过了需求的增长，那么我们能够看到各种总体价格指数的全面回落，包括GDP平减指数、PPI和各种商品价格指数的全面回落；第二，在供应能力的增长很快超过了需求的条件下，有一部分过剩供给就会被转移到国际市场上，就会表现为贸易顺差的大幅度增长；第三，供应能力增长一旦超过需求的增长，意味着资本存量相对已经过剩，资本的盈利就会下降，利润增长率就会大幅度下滑。

“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供给能力快速释放的过程需要扩大劳动力的雇佣，在这个过程会观察到劳动力市场的紧张，这种紧张一是表现在整体就业在扩大，甚至还可能带来劳动力工资的加速上升(劳动力工资的上升速度取决于整个经济中多余的劳动力有多少)；另一个是，从劳动力的角度来讲，一方面收入在改善，一方面就业安全感在改善，反过来会带来零售的加速。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看到消费的加速增长。”

这里仅仅是一些推导过程和由此推导出的经济或许可能出现的种种现象。然而故事的精髓也许就存在于这个并不复杂的逻辑推导过程里。与推导本身相比，比照现实状况的经验数据，像是一个只是事先给出答案的“悬念”。

“拿这个推导观测中国经济从2004年四季度到现在的实际状况，我们看到了各种价格指数的全面下跌，看到了贸易顺差的大幅度增长，看到了零售的加速，看到了企业利润的大幅减速，看到了登记失业率的降低，看到了劳动力工资的加速上升。

“同样拿这样一个框架去看2002年下半年到2004年三季度这段时间，或者回过头来去分析1992-2002年或1992-1998年这轮经济周期，理论推导结果与经验数据很一致。在这个简单的分析框架下，众多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变得非常容易理解。”

一份印象深刻的预测报告

“既然用这样一个框架可以解释这段或那段时期，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它去预测下一个时期，”高善文说，“由于它在理论上并不是那么复杂，但它对现实数据的解释能力应该还是比较强，预测下一个时期就会变得非常的简单。”

平均每个季度都会就市场重点关注的问题推出一份主题报告的高善文，在2004年7、8月份推出了一份分析企业利润的报告，并在报告中提出一个基本预测未来两年，至少对2005年、2006年来讲，企业利润的增长率会持续大幅度下滑，2005年至少会下滑一半，2006年会进一步回到1位数的水平。”当时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结论太极端，并且难以接受。高善文仔细检查了自己的推理过程，包括数据分析过程后，仍然倾向于认为这个结论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从2005年的情况来看，预测与现实在趋势、甚至程度上都比较接近。

这个报告在2004年中就对2006年的利润趋势做出了一些预测，当时认同这个预测的分析员不多，而现在，很多分析员预测，明年企业利润增长率会继续下滑。

即便是这些已具有相当解释能力的分析框架，高善文仍有所保留，他说：“在未来进一步的追踪和分析过程中，也许能找到其它更好的度量方法，这个一方面依赖于数据的改进，一方面依赖于测量技术的改进，一方面可能也依赖于思考的改进。”

喜欢阅读“冥想性”的内容

商业需求和商业竞争压力，常常迫使证券分析师对许多经济现象及其趋势必须做出非A即B的回答。在一贯温和沉稳的叙述中，高善文除了谨慎地选择恰当的词句，还总会不厌其烦地为那些无法准确达意的表述补充合适的定语、状语或其他修饰，以使之契合或接近其所描述的定义或现象的本原面目。

这位习惯于严谨叙述的经济学家面对着更多试图探究他本人意图的对话者，几乎从不轻易使用任何带有结论性的语言，这一句可能是惟一的例外：“如果不是特别谦虚的话，我感觉我的口语表达能力和感染能力还不算差，”他这样说。

上述那个关于中国经济的“故事”也许在习惯于戏剧方式的聆听者看来不见精彩，但由此认定这位商业研究者总有着学术化或商业化的表达并不准确。实际上，即便是非常专业和严肃的经济话题，在他的叙述中都有可能辅之以历史或人文方面的佐证。高善文说，“我自己花在阅读上的时间比较多。”如果在最近的对话中，听到他谈及科技和汉语这些看上去与经济风马牛不相及的话题，应该也可以想像，高善文称，自己正在读一些科技专栏并在重点研究汉语。

第5篇：宏观经济分析与政策范文

报告称，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努力凸现出以增长保民生、以民生促增长的协同发展路径，协同增长目标和民生目标是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旋律。2011年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一方面，“收入倍增计划”、“保障性住房工程”、“社会安全网构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减税计划”为代表的“民生工程”加速启动；与此同时，“战略新产业规划”、“区域增长规划”效应将延续和提速；这些因素将形成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的上行力量。

另一方面，“平衡贸易战略的推进”、“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持续”、“结构性调整力度的提升”、“进口通胀压力的凸显”、“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以及“国际资本移动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将形成宏观经济的下行力量。上行和下行力量的相互交织决定了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复杂的环境，需要通过寻求增长与民生协同的机制来破解“控通胀、去泡沫”和“稳增长、防下滑”的两难格局，这需要更加积极的民生偏向的财政政策来对冲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组合。

依据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报告对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作出如下预测：

1、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出现适度回落，预计全年GDP增长9.63％。

2、综合考虑到食品、大宗商品价格、相对宽松的流动性、电价改革、“刘易斯拐点效应”、保障房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等因素，再加上翘尾因素，全年CPI达到4.7％。

3、在通胀高企和居民收入不可能出现跳跃性增长的态势下，居民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年增长率预计为17.1％。

4、在“贸易平衡战略”、结构性调整与新规划效应、保障房工程的相互作用下，投资继续维持高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年增长率预计为24.6％。

5、在“促进口、稳出口”的贸易平衡战略下，出口全年增速22.4％，进口增速29.5％，全年顺差预计大约在1250亿美元。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在论坛上介绍说，中国银行研究人员预测的经济形势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告基本一致，但略为悲观一点，今年的GDP增长预测为9.3％，通货膨胀率为4.8％。他认为，在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中，人口结构的变化需要高度关注，要特别注意中国未来家庭结构变动和房地产的变动所导致的新问题。外汇安排问题、就业压力问题以及各方面的风险问题都需要考虑。建立一个良好的资产负债表，是研究国家未来风险第一重要的思路。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昕副所长宋立在谈及中国经济未来走势时表示：“在国际经济形势和进出口不确定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还有进一步下滑的空间。”他认为，从中国经济增长来看，投资趋势明显，消费趋势稳定，但国际经济形势和进出口在目前的不确定性很大。一方面，现在世界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刺激政策推动的复苏，而随着各国刺激政策相继结束，新的增长点若没形成，世界经济即将进入增长动力转换时期的振荡状态。

另一方面，日本核危机以及中东、北非的动荡加剧了世界经济下滑而物价上升的趋势。日本核危机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退核浪潮，导致在未来三到五年里，能源的供给紧张。北非、中东作为德国主要的出口地，近期的危机将影响德国，进而是欧盟经济的复苏。更进一步，如果危机扩大，国际石油价格将可能在120美元之上波动。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还有进一步下滑的空间，第三季度经济下滑幅度将更大，甚至存在低于9％这一潜在水平的可能。

中期报告归纳出了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10个应注意的方面：

一是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出现实质性放缓。投资维持高位运行、出口处于常态化区域以及“增长目标与民生目标的协同效应”确保经济增长不会出现实质性放缓。

二是考虑到食品、大宗商品价格、相对宽松的流动性、电价改革、“刘易斯拐点效应”、保障房建设和基础没施投资等因素，加上翘尾因素，2011年中国通货膨胀将呈现“前高后不低”的态势，复杂的通胀因素带来中国经济中通胀压力的“中期化”，但经济不会出现滞胀。

三是期望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边际第一要素，但存在明显的隐忧，并极有可能受挫。

四是“民生工程”、“战略新产业规划”、“区域增长规划”效应等因素将使投资继续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经济存在重回2007年之前增长模式的潜在风险。

五是“平衡贸易战略”的推进以及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将导致2011年贸易顺差大幅下降。

六是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加码和持续”和“保障性工程”大力推进、住房需求刚性以及投资性需求“惯性”之间的相互博弈将持续；中央政府要民生、地方政府要土地财政、开发商要利润，三大主体目标函数的不一致性决定了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整将进入“疲劳期(时间较长)”，而价格调整的“疲劳期”也暗含了房地产市场不会“硬着陆”。

七是受“官员绩效考核指标的变化”、“刘易斯拐点效应”和“结构性调整的强化”等因素的影响，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将出现下滑，中国经济的增长极将加速向中西部地区漂移。

八是前期刺激计划的惯性、投资的高位运行以及制造业为主的全球分工位置使得结构性调整困难很大。

第6篇：宏观经济分析与政策范文

一、环境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环境经济学科的产生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是分不开的。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在追求经济增长的驱使下，人类对自然环境展开了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开发利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于战后重建家园的强烈愿望，一些工业化国家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表现出了空前的增长热潮。虽然在极短的时期内，人类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大加剧了对耕地、淡水、森林、矿产的消耗，引发了深重的环境灾难，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和不利影响。仅20世纪50～60年代的“公害”事件就曾使成千上万的人直接死亡。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环境问题与农业社会时期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不仅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健康，而且严重削弱了自然环境系统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支持能力，给人类未来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种严峻的环境形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公众的环保意识空前高涨，环境运动在发达国家开始蓬勃发展，一大批社会有识之士也加入到宣传环境保护的行列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62年女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写的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引起的轰动。该书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带来的可怕景象，惊呼人们将会永远失去“明媚的春天”。该书的问世，对公众的环境意识施加了重大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前景的关注。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意义上的探讨。从20世纪50年代起，生物学、化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探索，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提出了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取得了比较重大的进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经济学者开始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经济学分析方法对环境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探讨环境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途径等课题。同时发现传统经济理论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两大失误在于，一是低估了环境负外部性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广泛影响。仅仅把外部性当做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偶然、个别的现象，而忽视了在大规模开发与利用环境资源过程中外部性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现象这一事实，因而产生了严重的环境后果。二是传统经济理论片面强调GN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指标的作用，而忽略了GNP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不仅使环境研究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的分析视角，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严峻的环境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这意味着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客观条件正在逐步成熟，随着大量的有关环境经济研究成果如各种关于环境问题的学术研讨会、期刊、教科书等的迅猛增加，环境经济学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并且随着环境现实的发展变化与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得以迅速发展。其发展轨迹实际上沿着两个方向同时抑或交替地向前推进，一是微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深入，二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拓展。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是在新古典框架内探讨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治理途径以及与环境治理相关的费用效益分析方法与环境价值评估技术等内容。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在于环境资源配置上的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干预产生的政府失灵。最初对市场失灵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外部性理论上。所谓外部性是指经济活动中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现象，有负外部性与正外部性之分。前者是指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的情况，而后者则是指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的情况。一般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负环境外部性所致。譬如工厂向外排放废气对空气造成的污染虽然损害了周围地区居民的利益，却往往并没有因此而承担相应的成本，而是将其直接转嫁给社会。这样一来，工厂就没有动机减少废气排放，从而造成空气的过度污染。下图简单描述了这一情形。图中P代表完全竞争市场产品价格，MP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私人成本，MS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社会成本，由于厂商并没有考虑污染排放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因此边际私人成本要小于边际社会成本。厂商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生产时将会生产Q单位的产量，此时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私人收益。但如果按照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生产，厂商只应该生产Q[*]关水平产量，此时社会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收益一致。显然，由于厂商没有考虑生产的负外部性，生产水平超过了社会最优生产水平，从而产生过度污染。

运用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环境恶化的原因实际上来源于庇古的思想。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就对此进行了分析，只是当初环境问题尚不突出，因此也就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罢了。不仅如此，庇古还提出了纠正外部性的办法——对引起外部性的活动征税或补贴（后者适用于正外部）。庇古税也因此成为环境经济学家们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开出的最早的经济药方。看起来，外部性理论已经对环境问题进行了比较完美的分析，但很快人们就有了新的发现，这源于科斯1960年《社会成本》一书的发表。由科斯等人创立的产权理论为人们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按照产权理论，环境问题的根源不是由于市场缺陷而是由于环境资源产权的不明确所致。哈丁（Hardin1968）关于“公地悲剧”的研究最能说明这一点。其大意是，在中世纪英格兰的一些农村地区，有供社区成员放牧的公地。当时做出这项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原因有二。一是草地的细分存在困难，二是牲畜的食草范围难以控制。然而，社区成员为了从公地上获取最大利益，竞相增加牲畜头数，结果导致公地上出现过度放牧现象，进而造成公地退化，甚至毁灭的悲剧。经济学家们以公地悲剧为例说明如果没有排他性产权安排，必然会导致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因此，产权学派开出的治理环境药方是明确环境资源的产权，然后让市场来决定环境资源的配置。按照“科斯定理”，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不论产权界定给谁，市场都会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的效果。产权理论并不是对外部性理论的替代，而是进一步丰富了经济学家们对环境问题的解释。在这两种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以直接管制、征税、排污权交易等各种途径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政策。由于环境治理必然涉及到治理成本与治理收益两个方面，因此，费用效益分析这一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也自然被用来进行环境政策分析。环境经济学家认为，环境治理的目标并不是环境质量越高越好，因为随着环境质量的逐步改善，进一步改善环境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相应地环境改善所带来的效益则会越来越小，因此，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分析，最优环境质量目标应是在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水平上。环境经济学家们进一步发现，不同环境政策手段的效率与成本是不一样的，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来实现既定环境目标也是环境经济学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与费用效益分析密切相关的是对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估问题。因为环境资源本身是非市场交易产品，其价值不可能通过市场自动表现出来，也正因为如此，市场对环境资源配置才会失灵。所以，为了给环境资源“定价”，一系列环境价值评估方法如意愿调查法、旅行成本法、享乐价格法、生产函数法等也成了环境经济学不断探索的新领域。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为人们探讨环境问题提供了又一个新的理论武器。以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重新审视了政府的性质与作用，将“经济人”概念进一步延伸到那些以投票人或国家人身份参与政治或公共选择的人们的行为中，即承认政府追求的也是某种特殊利益而不是全民利益，政府也有失灵的情况。公共选择学派的这一理论同样被环境经济学家们应用于对环境问题的分析，指出政府失灵也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政策没有纠正现行环境市场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偏离，二是一部分经济政策甚至人为地扭曲了市场价格，如不适当的资源补贴价格政策。当然，指出政府失灵也并不是完全否认政府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甚至排除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干预。环境经济学家的观点是，解决政府失灵的关键还是在于提高决策当局对环境问题的正确和全面理解，以及制定出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当然，这也有赖于经济学家们提出更好的理论解释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遵循古典传统，从资源的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探讨，使经济学在解释与解决环境问题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人们也同时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恶化与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是分不开的。因此，很有必要从宏观的角度来探索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其相互影响的内在规律，并从宏观上提出协调环境与发展的战略措施。这也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面临的主要任务。传统宏观经济理论主要讨论国民收入增长与就业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宏观经济学并没有把环境问题纳入其讨论范围。但是随着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环境问题的越来越严重，宏观经济理论与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开始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是宏观理论模型还是应用模型的研究都试图表明宏观经济发展与环境是怎样相互影响的以及环境与能源政策是怎样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等问题。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的宏观分析可以应用很多不同的模型，如一些模型包含了很多描述环境方面的方程，而有些则包含很少这类方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梅多斯等人受民间国际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的委托，就当前的增长趋势与未来人类困境关系进行研究，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他们于1972年提交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建立了一个精心设计的以电子计算机模拟计算为基础的世界模型。模型包括决定全球经济增长和人类未来的五个基本因素：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并得出了“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持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100年内某个时候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发生颇为突然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的可怕结论。《增长极限》的发表，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关于人类增长前景的大讨论，也标志着环境问题开始正式纳入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的分析之中。随着人们对增长认识的不断深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一思想很快被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之中，使宏观环境经济分析有了新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也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反映经济福利指标GNP的合理性。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如何建立把资源退化、环境破坏等影响因素包括在新的国民收入指标或者称为绿色国民收入指标的问题。随后，这一问题也开始逐步成为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一部分。戴利在1991年发表的《避免不经济的增长》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学家应该研究最优经济规模的观点，从新的角度探讨了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此外，对环境问题的宏观经济分析也逐步扩展到国际维度，如国际贸易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经济分析以及全球环境问题的共同治理等问题都可以用新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分析。

总之，无论在国家范围内还是国际维度内，宏观环境经济分析在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环境问题、对环境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评估、分析能源战略及其对环境与经济的影响以及分析国际环境问题中的合作与斗争等方面都有着重大意义。最基本的宏观经济模型如内生增长模型已经拓展到自然资源开发、污染排放以及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分析，宏观经济理论正在并将继续对环境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这些理论模型，对于正确理解经济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是很有裨益的。

第7篇：宏观经济分析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DSGE模型；宏观经济波动；劳动市场

DSGE对于宏观经济分析很有帮助。可以分析RBC理论中经济的波动[1]，也可用于开放经济[2]和市场经济[3]的研究。近年来对DSGE模式的应用也有所增加[4]。本文将利用新凯恩斯DSGE模型来研究我国的经济波动中受劳动市场的影响形式。

一、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构建

本文建立的凯恩斯模型包括三个部门：家庭、企业和政府。其中各部门都是理性的：家庭选择效用最大化，企业选择利润最大化。模型的政府部门只考虑銀行。政府采取的货币政策是通过调整货币增长率的方法来影响实际经济。

（一）消费

我们的家庭考虑所有的劳动剩余，这样可以防止免费搭车现象。家庭成员们通过选择消费束和一期无风险债券来达到期望效用最大化的效果。效用函数如下：

（二）生产和收益

假设企业生产函数是，其中表示整个经济中的劳动生产力，表示被企业雇佣的工人的工作时间。企业面临的需求，而且以价格出售他的商品，它在时期的实际收益取决于它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和出售产品获得的价格收入：

（三）劳动市场

在时期，公开职位空缺的价值如下式表示：

（四）货币政策

本文选择泰勒型的利率规则。货币政策制定者通过改变一期无风险利率，来实现货币政策效果。本文选择的货币政策规则的线性化形式如下：

这里，而且是服从白噪声序列的随机干扰项。

二、模型估计及分析

本文选取1992年-2019年中国季度数据，首先对数据取对数然后进行HP滤波处理，然后除以基期数据，用实际数据进行分析。

（一）贝叶斯估计方法

对于选择贝叶斯估计方法估计DSGE模型，设是一个不可观测的参数，的联合后验密度，可以通过的后验分布密度乘以可观察变量的联合分布得出。通过公式表达出：

（二）极大似然函数

使用状态空间模型，可以简化模型推导，所以在对模型求解之后，可以把模型的解写成以下状态空间的形式：

第一个模型是状态空间模型，第二个模型是观测方程。其中St表示状态变量，Wt代表外生冲击变量，Yt表示观测变量，代表结构参数。在条件下，可以给出，在条件下，可给出，进而在和基础上，给出，最终得到。由此可以看出选择状态空间模型的优势，它使得推导变得简单易懂。

再利用马尔科夫性把写成如下形式：

得出和之后，就可以估计似然函数。

（三）劳动市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利用上面给出的似然函数和结构方程，在MATLAB的Dynare软件包中可以实现参数的估计通过变换劳动市场参数，观察宏观经济变量变化情况，以此研究劳动市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情况。随着科技及体制的改革劳动市场中工人匹配能力是可以改变的，所以首先研究劳动市场工人匹配能力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只研究此项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就要保持其他变量稳定，也就是只改变的大小。对此参数的不同取值进行模拟给出相应脉冲响应函数图，就可分析对应变化情况。下图就是对应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图中红色曲线代表值相对变大，得出的脉冲响应函数图；蓝线代表值相对变小，得出的相应脉冲图；绿线代表值没有变化的基准值下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结论

第8篇：宏观经济分析与政策范文

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基础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属于实证经济范畴,具有对象的系统性和分析的实证性特点。它是建立在完整反映经济现象客观数据基础上的分析,这是统计分析有别于其它经济分析的最大不同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基础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反映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统计体系,它提供了一个经济体的全面观察数据,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提供了实证基础。“SNA提供了一个包罗广泛的核算框架。在此框架内,经济数据可以按照经济分析、决策和政策制定的要求,以一定的程式编制和表述”[1,P1];“1993年SNA提供了一种分类体系和一种可在不同详尽程度上加以运用的核算框架”[1,P2];“它增强了各类使用者可得到的统计资料的分析力量”,“它反映经济参与者的经济行为、它们的内在联系及其经济活动的结果。它完成了资产负债表的联结工作,因而提供了一幅某经济体支配其资源的全景。它统一了经济中某些重要部分的信息———例如,人口与劳动力、价格与物量的计算以及购买力平价———以前这些都是互不相连的”[1,P3]。

事实上, 198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斯通,就是为了奖励他对发展该体系从而大大改善了经验经济分析基础的基本贡献。在授予他奖金的时候,主持人说“……体系取得了独特的国际影响,……是周期性和结构性分析不可缺少的工具。”确实,没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数据,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就是无米之炊。可以想象,没有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我们对国民经济形势的描述可能就只能用“好”、“比较好”、“越来越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等空洞无物、苍白无力的词语了;没有国民经济核算相互联系的数据,我们对国民经济的分析只是支离破碎的,无助于国民经济政策和决策的制定。1990年,我国出现市场疲软、生产不畅、财政困难等问题,有关方面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提出改变调整力度,增加400亿元投资,以保持国民经济适度增长的建议,被国务院所采纳,取得了重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1996年,我国成功地实现了国民经济软着陆以后,又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同样是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的数据,进行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对拉动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提出了包括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在内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使我国经济能在全球经济动荡中逆风飞扬,保持了高速度的增长。党的十六大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将此写进了党的章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主要的目标之一是国内生产总值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即要达到357 768.88(89 442.2×22)亿元左右。一定的经济总量要有经济速度作保证,从2001年起,我们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应该不低于7.2%,年均增长额至少为134 16亿元。到那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为3 500美元左右,实现战略目标的第三步,达到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统计表明,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达到较高的增长速度相对容易,而在较高水平上达到年均7.2%的增幅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目标,但这又是一个可能达到的目标,根据就是基于国民经济核算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第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决定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领域。“国民经济核算的突出应用是与公共政策相连的。主要依靠货币和财政手段的国家发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十分有用,因为,经济核算为评价经济发展的可能趋势和政府政策所需要的调整提供了一个系统的框架”[1,P9]。比如SNA提供了价格和物量核算,“使之有可能对通货膨胀以及经济增长和波动进行系统和详细的分析”[1,P415]。

人们在评价SNA的目的时候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主要是经济统计的组织系统。所以SNA的主要价值在于其分类和定义的一致性,以及它对经济中各组成部分间的内在联系的显示。这种观点导致对基础统计改进的偏重,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完善核算体系。与此相反的观点是,国民经济核算主要为促进经济的分析和决策服务。综观SNA的结构和定义,它不但决定了能够被开展的分析类型,而且也影响考虑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方式。

第9篇：宏观经济分析与政策范文

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现任高盛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英国皇家经济学会董事会成员，在金融街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并不仅仅因为他的头衔和职位所带来的光环，而是他在宏观经济领域的长期实践和成功经验。特别是“金砖四国”概念以及分析框架的提出并经时间验证后，他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其言论可以影响全球资本的流动，甚至许多发展经济体，想方设法希望被他点名进入金砖国家的行业，从而获得资本市场的大量投资。

自“金砖四国”这一概念2003年以来，这几个国家的合成指数涨幅远超美国等发达国家，也使得他拥有了点石成金的能力。《高盛眼中的世界》就是他最具价值的总结，不仅有他形成“金砖四国”这一概念的故事，还特别论述了对以国家为对象的宏观经济，应该重视哪些关键性指标，以及他的分析框架和体系构成。

在这一国家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下，我们不仅可以获得对于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前景的现象把握，还能真正掌握其背后的原因，从而洞察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约束下，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其发展路径，从而更好地在这种大趋势下进行理性决策：于国可以兴邦，于己可以投资收益。

更为重要的，奥尼尔对其这一分析框架进行了结果的扩展，并提出“新钻十一国”（N-11）概念，作为“金砖四国”的补充，其中也涉及成长型市场。奥尼尔高度总结性地论述了第二梯队的特点和优势，以及未来对国际政治经济体制的冲击。这一观点的诞生，可能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成为热门话题，为全球经济带来新的机会和认识。当然，“金砖四国”也将继续保持其惊人的增长速度。

实际上，经济增长是国民财富的巨大来源，其核心是生产力，生产力受制于水平（技术效率）和规模（劳动者数量）。效率是一个历史过程，是长期过程，那么，短期来看，一个国家能有效率地组织并释放低劳动力成本的规模效应，就可以获得显著的增长，特别是相对于生产效率和资本投资一定的基础。

书中提到：“即便同样是发达国家，1980～2010年间，美国经济超过欧洲的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的劳动人口更多、劳动时间更长。美国人的生产率并没有高出多少，只不过美国工人更多，更勤奋罢了。”“金砖四国”的增长模式如出一辙，而欧洲的衰退，与其高福利、毫无竞争力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工作时间的衰减有重大的关系。

当然，在作者看来，除了劳动力之外，还有5个重要因素。

1.稳定的宏观经济背景。一方面，应该是2%～4%的温和通胀和币值相对稳定的中央银行目标；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有良好的公共财政政策，也就是政府债务可控。

2.强大而稳定的政治体制。这点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中国、俄罗斯（普京时代）、巴西（结束混乱的30年）都是典型代表。

3.对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也就是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利用低廉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