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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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特殊经济政策范文

一、高新技术产品对外贸易主要特征

1.贸易规模特征: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较大。近年来,北京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进口都取得了较快的增长。2003―2008年,出口额从39.72亿美元增长到194.71亿美元,年均增长达到40.77%。进口额则从115.98亿美元增长至249.07亿美元,年均增长达到16.92%。高新技术产品已经成为北京主要的出口产品,近三年,占北京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35%左右,但呈现略微下降的趋势。占北京进口总额的比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从2006年的17.7%下降到2008年的11.6%。

2.贸易差额特征:贸易逆差较明显。近年来,北京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一直远远高于出口额,这使得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一直为较大的逆差。这与全国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一直呈现顺差且顺差额快速增长的趋势不一致。从全国来看,2004年顺差额仅为40.2亿美元,2008年已达到737亿美元;而北京逆差幅度虽然有一定的缩减趋势,但2008年仍存在54.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比2006年减少了19.4亿美元。

3.贸易增速特征:增长速度大幅降低。北京市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且出口增速显著大于进口。但是,2005年后,增长速度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出口增长率从2005年的67.4%直线下降至2007年的23.1%,2008年则更是低至13.9%。进口增长率则从2005年的27.1%下降至2008年的12.2%,且出现一定的波动。这说明不论是北京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还是进口增长速度都逐渐趋缓。

4.商品结构特征: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居绝对主导地位。高新技术9个领域中产品出口规模与增速发展不均衡。其中,电子信息技术领域(包括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电子技术)是北京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的主要领域,二者合计出口占到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90%左右。特别是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2006―2008年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79.73%、81.36%和78.44%。其次为航空航天技术产品和生命科学技术产品。其他领域产品出口份额较小。生命科学技术产品出口所占份额有一定的增长,从2006年的2.85%增长至2008年的3.95%,而航天航空技术产品出口份额则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2003年的7.26%逐渐下降至2008年的3.09%。

5.贸易主体结构特征:外资企业占主要份额。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企业主体类型来看,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企业在北京高新技术产品对外贸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合资企业出口额约占出口总额的76.2%,独资企业出口占17.7%。且外资主要集中在电子、微电子、通信等行业。相比之下,内资企业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额规模较小。近年来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而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等其他类型企业的出口所占份额虽小但增长速度较快。2000年私营企业出口额几乎为零,到2004年已迅速攀升至115.30百万美元。

6.贸易方式特征:加工贸易方式为主。北京高技术产品出口中,绝大多数是以加工贸易的方式进行的,加工贸易出口额占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85%以上。这说明北京目前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仍是加工性质的,即进口零部件,特别是关键或核心部件,加工组装后再面向欧盟和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出口,利用的仍是国内相对便宜的劳动力。

二、原因分析

北京市出台的一系列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政策推动了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进程,高新技术产品国际竞争力从整体上出现了实质的、有效的提升。但北京高新技术产业距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对外贸易仍存在较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仍较弱。一地区R&D人员全时当量、科技活动人员数以及专利申请数等指标能够反映该地区所拥有的科技资源比较优势。2007年北京R&D人员全时当量为204668人年,占全国的23.9%,科技活动人员45.01万,占全国总数的近10%,受理发明专利数31680,占全国的87.8%。可以看出北京所拥有的科技资源优势明显。R&D/GDP值能够反映一地区R&D强度,2006年、2007年北京R&D/GNP为5.51%和5.64%,而同期全国的这一数值为0.77%和0.85%,2003年美国R&D/GDP的值为2.6,日本为3.15,北京的R&D强度远远高于全国水平,甚至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北京虽然拥有很高的科技资源优势,但其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却较弱。通常可以用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 Competition Index)即TC指数来衡量某行业国际竞争力,即某行业的贸易差额与该行业贸易总额的比值。TC指数取值范围为(-1,1)。当TC>0时,说明i国(地区)第j种商品比较优势大,且越接近1,国际竞争力越强;当TC

其次,外资高技术企业对技术进步的贡献有限,且限制了国内企业的技术提升。北京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主体为外资企业,且主要采取加工贸易方式。这种大规模进口核心部件和资本品,再大规模出口最终产品的贸易方式,会限制国内企业对关键技术的自主研发,使国内企业被锁定在微笑曲线利润最低的阶段,可能造成产业自主开发能力萎缩或被排斥,技术依赖倾向增强。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的大多仍是高技术产品生产中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生产环节,而将附加值高的设计、研发、营销等环节留在发达国家内部,因此,我国所获得的利益相对较少。而且,外资企业的配套主要是在外资企业间进行,人员流动也主要发生在外资企业之间,产业关联和技术外溢效应有很大的局限性。据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的统计研究,跨国公司在京研发机构输出技术流向呈现“一九”格局,近九成流向国外公司总部。2001―2006年,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中,流向国外技术合同成交额90.05亿元,占总数的88.32%;流向国内技术合同成交额11.91亿元,仅占总数的11.68%;而且这些有限的技术转移也都是成熟性技术,而不是最先进技术的转移。

再次,缺乏自主品牌与国际营销渠道。目前,北京许多高技术企业仍停留在承接白牌、贴牌、定牌(OEM)业务上,绝大多数企业缺乏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加工贸易方式使得企业缺乏对国际市场的了解及自主营销渠道。外资企业通常将营销环节牢牢掌握在手中,造成国内企业产品销售严重依赖外商,只能赚取少量的加工费,利润与发展空间有限。部分内资企业虽然开始出口自主品牌产品,但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品牌附加值偏低,出口效益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高。

最后,中小科技型企业对外贸易面临融资难等问题,限制了其发展速度。截止2008年5月底北京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共计22563家,其中绝大多数为中小型的高技术企业。企业规模决定了这些中小企业很难通过直接融资(发行股票、债券)解决资金问题,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自有资金以及借助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的间接融资。数据显示:北京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经费筹集额中企业资金约占95%,从金融机构的贷款占约1%,而从全国来看,这一比例分别为85%和8%左右,说明北京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没有从金融机构得到充足的资金支持、开发利用金融资源的能力滞后。此外,由于我国担保制度刚刚起步,担保机构少、担保基金小,政府担保或商业担保均无法满足广大中小企业的需求。以上因素造成了北京中小科技企业缺乏进一步扩大规模、发展国际业务的资金。1999年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正式启动。北京市也实行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制度。但是,由于北京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众多,导致均摊到每家企业的技术创新基金资金量非常有限。1999-2007年,北京累计有1304家中小科技型企业获得了基金支持,累计金额87549万元,居全国首位。但仅以2006年为例,平均每个企业获得的资金只有3.2万元,远低于全国水平14.68万以及上海的25.66万3,这说明北京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在实际获取政府支持时处于明显劣势。

三、促进北京高新技术产品对外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1.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与科技实力。高新技术企业竞争的根本点在于技术优势,不具有核心技术、先进技术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是没有竞争力的。因此,首先,政府应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为高新技术企业的迅速成长创造适宜的土壤。包括对新办高新技术企业实行税收、财政优惠,鼓励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技术开发,按企业当年销售额的百分比提取技术开发费用,提高研发投入与产出效率;其次,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密切跟踪行业技术发展前沿,大胆进行技术创新,确立一批主导项目,特别是加强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提高高新技术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在国际市场上形成自身的技术特色和竞争优势。此外,鼓励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加强对企业员工的培训。同时,注意引进高水平科技与管理人员,使企业员工的总体知识和技能水平满足高新技术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再次,由于高新技术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快,市场需求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如果产品的升级换代跟不上市场需求的变化,产品的优势就会丧失,最终会被市场淘汰。因此,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企业必须密切关注国际市场情况,及时收集相关信息,不断对产品进行改进、升级和调整,及时提供满足市场需要的产品。尤为重要的是将技术的引进、吸收和创新相结合。与国外一些企业相比,国内企业的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还存在严重脱节。2002年,我国的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投入之比仅为1∶0.08。企业的技术进步不能单纯依赖技术的引进,更应注重技术的消化和吸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从而实现“落后―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良性循环,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使之转化为自主的知识资产,建立自主开发平台,真正形成自己的技术优势。

2.优化高新技术产业结构与出口产品结构。产品结构调整要以构建完整的产业链条为核心,围绕某一产业培育产业群,在实行梯度发展的同时,以大中型骨干企业为核心,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力。一方面,重点发展和扶持计算机与通信技术这样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技术行业,加大研发投入,使其成为带动整个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领头军;另一方面,也要逐步调整北京高新技术产业过于集中于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状况,引导投资向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生命科学技术、航空航天等领域发展,积极培育新的出口增长点,分散出口竞争,打造出北京特有的优势产业。如推动新一代通信产品、新型显示器、集成电路、程控交换机等产业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出台促进医药产品出口的政策措施,建设医药出口基地,重点支持中药、生物制药、医疗器械出口;鼓励企业发展软件外包业务等等。

第2篇：特殊经济政策范文

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经济法律是将经济政策进行法律化的结果，两者之间相互独立但又紧密连接。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是经济制度的正规化结构组成部分，经济制度的变迁需要依托与经济政策与经济制度的发展，所以形成了三者之间相互重叠的关系，经济政策与经济的改革是经济制度变迁的主要环节。国内在进行经济制度改革过程中需要以实际的规章制度为基础依据，形成全新的经济制度规划。

关键词：

制度变迁；经济政策；经济法律

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是政法的经济化缩影，传统的对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研究都是从其定义的角度进行，对其所表现的形式与特点、对象、主体等进行逻辑的分析，研究方向相对单一，难以出现突破性的进展。本文中所研究的论题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去判别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是经济制度规划的其中一个部分，对其相互之间联系进行研究，势必会引发一个新的方向。

一、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如何限定

1.经济政策经济政策是对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意志的客观反映，是针对解决经济问题所形成的政策，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政治领域在经济领域实施的决策。有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制度是国家在政党与盈利企业的压力下进行的经济活动，是政府经济意志的诠释，从历史的研究上看这种理论是被得到认可的，但若就中国相对特殊的政治体制上看就明显与实际不符了[1]。现代对经济政策的理解是除国内法律以外的各职公共意志对经济领域进行调控的表现形式。

2.经济法律对于经济法律的理解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1）部门法的划分方向。经济法律是我国法律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部门法，是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措施，主要显现为国际颁布的调控市场关系的各种法律政策；（2）法律学科的划分方向。经济法律是后被提出的一门法律，与经济政策有着必然的联系，但同时又有着相互独立的区别，经济政策的最大目标是效益，经济法律的最终方向是经济市场的公平[2]。

二、制度变迁下经济政策起到的作用

1.经济政策发展促使经济制度的变迁经济政策在某种定义上属于经济制度的一个部分，是经济制度的规则化部分，经济政策的发展也是经济制度发展的一个方向体现，经济政策的效果有迟延性。因此，许多研究也证实，在货币政策调整的六个月之内，调整对总需求的影响较小。也就是说，经济制度的变迁初期实际上就是规则部分的变迁，也就是经济政策的变迁。2.经济政策发展对经济制度变迁的能动性经济政策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主要作用体现在能动性上，国家经济政策的建立与具体的实施都是经过对经济制度施加压力而完成的。西方国家对经济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使其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了自由市场制度的经济制度。国内在1984年推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便是按照政策的方式对经济制度进行改革的主要表现，此政策的推行，推动了国内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

三、制度变迁下经济法律起到的作用

1.经济法律是经济制度变迁的体现经济法律是经济制度规划的其中一个部分，经济法律的发展表现为两个方向，第一种是规则占主导地位的发展，具体指的是经济法律体现的是未来经济制度的发展方向，政府方向希望通过经济法律的改革带领经济制度的发展[3]。第二种是事实体现的发展方向，具体指的是经济法律制度下的经济法律的形成都是由事实经济决定的，法律所反映的是经济生活，而经济法律更是对经济事实的客观反映。

2.经济法律发展推动制度变迁国家是制度形式的主体，经由经济法律与经济政策实行对经济领域的意志，最终的结果是影响到经济制度的变迁。中国体制法制化逐渐增强，经济法律对经济制度的影响力自然会随之增加，法律不止是对所形式的制度的限制，同样也不只是各企业间利益相争的结果，法律在经济领域中被有效的利用，形成经济制度的规则化，对经济制度的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或是限制作用。

四、结语

从国内经济制度变革的实际情况上看，经济政策需要在经济法律的限制下经过政府进行具体的实施，所表现的是法律对行政权的限制。现代社会发展下的经济体制不应该只关注国家对经济市场的干预，更需要关注的是国家通过法律对经济领域进行适当的调控。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经济政策需要在经济法律的限定内实行，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相互协调发展，共同完成经济制度改革的目标。

参考文献：

[1]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1-01.

[2]民商与经济法律知识[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4:6-1.

第3篇：特殊经济政策范文

再来看看我们自己。2012上半年，中国GDP增长了7.8%，为最近三年来首次破八。其中二季度增长7.6%，总体呈下行趋势。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1～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20.4%，6月份单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21.7%，比1～5月份投资累计增速高1.6个百分点，为期间的经济稳定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是，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依然任重道远。此外，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如何避免经济失速、硬着陆风险，对未来的经济政策制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认为，“低要素成本”时代已经过去，继续维持GDP9%v2上的高速增长已不现实。中国将进入次高速（5%～8%）的增长阶段，未来经济政策应该在适度宽松的前提下，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在经济下行惯性和稳增长之间谋求平衡，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基于这些，本期以“宏观经济形势研判与产业转型”为论题，集中讨论未来经济政策选择。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的宋雷磊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新常态”与中国宏观经济》中。提出了三点结论：全球化带来的新的经济结构不平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结构因素；经济结构再平衡需要很长的时间，发达经济体可能会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新兴经济体必须进行结构调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着眼于在短期内稳定增长，在中长期内致力于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贺力平、樊纲的《从过热增长回归正常增长》，回顾了当前宏观经济问题的历史背景，对2012年宏观经济走势中的几个特殊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应当坚持及时和微调原则，并注意把握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相结合的方针。

赵湘鄂、赵成、陈雳的《中国钢铁行业亟待转型破局》，针对目前行业的困局，提出了市场化行业整合及产品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要调整品种结构，更加重视特钢；加强政策指引，强化环保指标；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度，重视兼并重组的经济效率。

黎峰剖析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主要问题，认为转型不仅仅是调结构，重点是发展模式的转变。胡春林、贺娜、陈鲲玲基于充分的调查，分别以珠三角、河南省和克拉玛依市为例，对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实现路径，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刘三林则从企业如何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本期论题八篇文章，从不同视角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力求多维度论证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新的政策构想。

第4篇：特殊经济政策范文

“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惑

早在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就被称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典型,危机频发则成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突出表现之一。前有60-70年代的社会―政治危机,中有80年代的债务危机,后有90年代以来连续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年)、巴西货币危机(1999年)以及阿根廷经济危机(2001年)。这一切都表明,奉行“先增长后发展”的主流意识及其政策导向,并没有使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步入良性循环,反而使两者同时受损。

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一直很严重。资料显示,1970年前后的收入分配已呈现非常集中的状态,基尼系数最低者为0.44,最高者为0.66。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收入分配最不公的是巴西,基尼系数达到0.64,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低于0.48,但仍高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就业不足和非正规经济成为持续存在的现象。 正规就业大幅缩减,非正规就业比重显著增加,1990-1998年非正规部门(自谋生计者、家庭服务和微型企业)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达到61%。

与此同时,社会结构被长期固化,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拉美的职业分层不利于向上的社会流动和收入分配的改善。贫困问题虽然在经济扩张周期中有所缓解,但是程度依然严重。整个拉美地区贫困率1990年达到48.3%,创历史纪录。至2008年拉美贫困率降至33.2%,但是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贫困率再度反弹。

拉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失衡之谜

发展模式转换错失良机,贻误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选择进口替代工业化是大多数国家工业化初期的普遍现象,而拉美的失误在于,在简易进口替代结束后直接进入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之后,拉美国家也没有像东亚一些国家那样及时转换发展模式,反而继续维持着“举债增长”的发展战略,使进口替代模式前后延续了半个世纪。

利益集团之间始终存在“变革与反变革”的斗争。在拉美国家作为“精英意识形态”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与财富扩张,要求保持传统,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至少要把这类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在这种意识形态主导下,拉美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始终伴随着社会财富占有的不断集中。经济财富的这种集中,即使在民主制度中,也会导致政治权力的集中。与此同时,这种不稳定的极端情况必将导致中产阶级的流失。

宏观经济政策偏差放大了经济的波动性。最主要的是,财政政策对经济所具有的“稳定器”作用在拉美几乎丧失。选举周期对预算执行的影响、各级政府之间对财政安排的博弈等都对财政政策制定产生作用。由于缺乏充足有效的制度框架,经济快速增长带来债台高筑,顺周期性最终导致危机和经济崩溃。当高失业率、贫困和收入不平等交织在一起时,情况更糟。因此,在政策不能提供稳定预期的经济环境中,社会发展有可能停滞,甚至倒退。

国家作用在不同时期都走向极端,公共政策难以发挥效果。进口替展模式需要一系列政策措施作为保障,例如,特殊的关税、税收、货币等,国家的作用可以说无所不在,然而国家干预的弊端也显现出来,如:阻碍市场运作效率,滋生寻租、投机和腐败行为等。而在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经济改革时期,市场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国家的作用被极度削弱,市场本身不能解决社会的所有问题,而此时日渐式微的国家已经没有能力通过公共政策来弥补“市场失灵”。

第5篇：特殊经济政策范文

围绕着科斯定理的文献同样指出，即使存在着外部性，参与者间的谈判也能产生社会有效率的结果。无论各方初始法定权力分配为何，只要交易成本不是太高，自愿谈判就可把外部性内部化，从而产生帕累托有效率的结果。如果在此引证的思想大体上正确，那么理性的经济和政治参与方将确保经济不偏离其潜力太远，我们看到的经济是社会有效率的，或者至少接近如此。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有些国家完全实现了其潜力，而有些国家却成就甚微。从国家间的收入水平来看，差距惊人，最富国的人均收入是最穷国的20多倍。

概括来说，国家间人均收入存在巨大差距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如总量生产函数方法及前述理论所表明的那样，国界意味着生产性资源稀缺性的差异：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它们缺乏资源。它们可能缺乏土地、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包含最新技术的设备，以及其他资源。第二种可能性的解释在于，国界勾勒出的多种公共政策与制度不仅互有差异，而且好坏不一。较为贫穷的国家所以不“富有”是因为它们没有导致生产性合作的激励结构，而个体理性并不能确保这样的激励结构自动产生。激励结构不仅依赖于不同时期选择的经济政策，更取决于长期或制度安排：执行合同并保护产权的法律体系、政治结构、宪法条款、以及为特定利益游说和结盟的程度。

上述两种可能的解释在说明经济绩效差距时孰轻孰重？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其答案不仅有助于我们评判理论，更能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源泉。通过（1）说明各国可以无偿或以极小的成本获取世界知识存量；（2）考察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如何随大量移民而变动以及人口密度的证据，并说明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边际收益递减不能解释大部分国际间的巨大收入差距；（3）运用国家间资本密集度差异巨大所产生的影响与资本流动方向之间的关系，说明几乎没有国家接近了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边界；以及（4）考察一些被很奇怪地忽视的自然试验(natural experiment)――穷国向富国的移民，以估计二者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程度，并表明这仅能说明国际间边际劳动产出差距的一小部分，我们得到的答案是，国家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差异。

我们常常惊讶于从穷国迁入富国的移民的突出表现（还有其他事实），穷国的大众也饱含着无数理性、天分和活力：这些社会中的个人也能在第一时间捡到“大额钞票”。然而，问题在于无序的个人行动并不能获取真正的巨额财富。只有通过数百万计的专业化工人和其他投入的有效合作，也就是说，只有专业化和贸易收益得以实现，它们才能被获取。虽然低收入社会能获得大部分自我实施交易的得益，它们仍未能获取大部分最大的专业化和贸易收益。它们没有公正地执行合约的制度，从而失去了大部分此类需要公正的第三方实施的交易收益（如在资本市场上的交易），它们没有在长期中保护产权的制度，从而丧失了大部分资本密集型生产的收益。这些社会中的生产和贸易还受到蹩脚的经济政策和私人或公共掠夺行为的损害。只有在一系列完善的市场中，精妙的社会合作才能出现，而这需要有比大多数国家现行的制度和经济政策好得多的制度和经济政策。

自生自发的个体最优化是经济理论的核心，它举足轻重，然而仅靠它是不够的。如果自发的科斯式谈判（无论通过自由放任还是政治上讨价还价或是政府）能消除社会意义上浪费的掠夺行为，形成繁荣的市场经济所需制度的话，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社会毫无效率、深陷贫困了。经济学思想的某些重要进展虽然很实用，但我们不该被它蒙蔽，无视一个令人沮丧而且极其普遍的现实：个体理性远非社会理性的充分条件。

第6篇：特殊经济政策范文

宏观经济政策，并进一步对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提出了相关措施。

［关键词］金融经济形势；宏观经济政策

一、目前中国经济稳定发展中的关键任务

1、从出口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利益出发,目前人民币不能贬值。

首先我们应当承认,如果人民币也像周边国家那样大幅度地贬值,出口增长速度可能比现在高一些。但我们必须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是,增加出口是为了什么。我们不应为出口而出口,出口的目的之一是要赚钱。我们赚钱的本事如何?所赚的钱与出口的增加成正比吗?我们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可能已经是最便宜的了(比如我国出口美国的许多商品,价格不仅大大低于“四小龙”,甚至低于“四小虎”),许多东西已经在地摊上出售,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通过本币大幅度贬值来增加出口吗?总不能发展到白送吧?所以,对目前的中国外贸来说,提高竞争力不能再靠货币贬值,而要靠品牌,靠提高产品质量,靠增加出口商品的技术附加值。从事外贸工作的人还应该向发达国家搞外贸的同行学习从事国际贸易的本事,而不能一味地要求或寄希望于本币的贬值。

2、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人民币贬值对我国扩大出口的作用不大。

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判断?第一,出口的增长不完全决定于汇价,还取决于进口国的经济增长和国内需求增长状况。在目前的国家经济形势下,无论我们想出什么高招、采取何种政策,我们的出口也绝不可能达到1997年那么高的增长速度,因为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东南亚和日韩的经济深陷泥潭,其他国家经济增长也在放慢,其进口需求都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使人民币贬值,由于并不能因此而增加相关国家的国内购买力进而增加进口需求,对我们扩大出口作用不大。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那么多(大多超过50%),出口与经济增长未见起色甚至出现负增长就是有力证明:1997年上半年,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对日本的出口比上年同期增长4.1%,而货币大幅度贬值后的下半年,相反却下降为负8.7%;到1998年5月,这些国家对日出口下降就更厉害了:与1997年同期相比,泰国下降23.4%,马来西亚下降32.1%,印尼下降32.7%。而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日出口比那些货币大贬值的国家的情况却好得多,1998年1～7月仅下降了4.3%。特别是在全球受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我国对欧美、拉美和非洲的出口仍保持18%以上的高速增长,更是有力证明。

第二,从我国目前的出口结构看,一般性贬值对促进出口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据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讲,中国的所有出口制成品中,进口的成分的价值含量已超过50%,假使人民币汇率下调10%,它真正能发挥的作用不超过5%,而且就是这个5%,也马上会被外部的压价和内部的涨价所湮没。对外经济贸易部负责人也认为,人民币贬值对缓解亚洲金融危机给我国出口造成的影响的实际作用不大,其理由,一是加工贸易在我国进出口总额中占有很大比重,1997年为54.5%,1998年上半年为54.9%。这种贸易形式是进口原材料加工后再出口,如果人民币贬值,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对出口价格影响很大,这样两相抵消,将得不到好处。二是目前三资企业的出口占我国出口的比重较高,1997年达到41%,1998年上半年为42%,汇率的稳定可坚定国外长期资本的投资信心,这是保持我国外贸出口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比通过贬值刺激短期出口更重要。所以还是坚持汇率稳定为好。

3、处理国家货币的汇率问题,不能仅仅考虑限制进口促进出口,还要看到它对其他方面的影响。

所谓其他影响,首先是纯经济方面的其他影响,比如汇率贬值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增加国家和企业的外债负担,特别是我国是一个在制度上不允许利用市场避免外汇风险的国家。到1997年底,我国的外债余额为1309.6亿美元,如果人民币贬值10%,如上所述,它对促进出口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倒使我们每年平添1000多亿元人民币的债务负担。货币贬值还涉及人们对货币的信心的动摇和对投资环境的不良预期,这些也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其次还包括政治经济影响,即关系到我国的国际责任和国际地位。为了有利于亚洲各国尽快走出困境,为了减少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的冲击,避免全球经济衰退,我国政府作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虽然也为此付出了经济利益方面的代价,但在全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受到普遍欢迎和赞扬。尽管我们不过是第三世界的一个大国,显示的却是负责任的经济大国的风范。这与日本形成了鲜明对照。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不仅政治上至今未为半个多世纪之前疯狂掠夺亚洲各国资源、毫无人性地屠杀亚洲各国人民的侵略战争彻底悔罪(这与德国也形成鲜明对比),而且经济上专门利己,惟利是图,甚至是以邻为壑,对这次亚洲金融危机根本没有采取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负责任的态度和任何积极措施。这样的政治经济表现还要建立什么日元区,还要代表亚洲,想从经济大国进一步成为政治大国,这不是缘木求鱼吗?我国要树立自己的形象,必须加速发展自己,从政治大国,发展成为真正的经济大国,而且必须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这样做,与日本比较起来,当然对亚洲的和平与发展、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要有利得多,因为中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霸权主义的稳定繁荣的亚洲和世界。因此,我们在近期内要继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

第7篇：特殊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政策性银行；风险；内部控制；有效监管

一、政策性银行的现状分析

政策性银行（Policy Bank），是指由政府创立、参股或保证的，不以营利为目的，专门为贯彻、配合政府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在特定的业务领域内，直接或者间接地从事政策性融资活动，充当政府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专门金融机构。①政策性银行是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主要组成部分。政策性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政策性保险公司、政策性投资公司等，其中政策性银行是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主体。②

在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分为政策性银行和政策性保险公司，主要由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构成，其中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我国唯一的政策性保险公司。而政策性银行是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主要组成部分，构成了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主体。

（一）政策性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应然作用

首先，政策性金融的存在源于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主要体现为：一是融资主体无法承担高额商业贷款利息，二是融资主体不容易得到贷款，三是商业性金融机构无法承担长期贷款的风险。这些是商业性金融无法承担的，需要政策性金融来弥补金融市场上的缺位。

其次，政策性金融的存在源于政府失灵。对这些国家急需发展的相关产业和产品，是财政所不能及的，财政通过行政手段对相关产业和产品的支持不符合市场效率和公平的要求。

所以，政策性金融的存在可以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政策性金融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政策性银行的特殊职能主要包括：根据宏观调控的要求，执行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以直接的资金投放或间接地吸引其他金融机构从事符合宏观经济政策的放款，进而发挥其首倡、引导功能，引导资金的流向；③补充和完善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业的投资与信用体系。

（二）政策性银行的制度缺陷

我国于1994年由国家出资设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以保本微利为原则，在特定领域从事专业性或开发性的政策性金融业务，为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在政策性金融领域，目前我国政策性银行在运行当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

1.在立法上，缺乏在法律层面对政策性银行进行定位、保障和监管制度。自政策性银行完成组建并开始运作以来，我国尚未完成政策性银行立法。现行政策性银行业务的开展以及国家对政策性银行进行管理和规制大多参照《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政策性银行各自的银行章程和内部规定，缺乏较高位阶和较高法律效力的制度规范。

2.国家干预色彩较为浓重，过度排除市场机制，致使政策性银行独立企业法人的地位弱化。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就无法明确界定政策性金融业务统一标准，只能是针对个案进行分析界定，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对政策性银行监管的有效性，同时也决定了不得不通过具体行政行为对政策性金融业务进行规范和指导。

3.政策性业务萎缩，经营业绩较低，政策性银行面临资金流动和资本充足的困境。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发展，金融行业的资金供求关系也在发生着巨大、深刻的变化。此时政府主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引导市场主体的运作，商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政策性银行对特定领域、特定产业的资金融通，因而政策性金融业务总量有所下降，这种严峻的形势越来越突出地摆在当前政策性金融机构面前。

4.在内部业务上，由于政策性银行的内控机制不健全、业务管理体制不适宜、职能关系扭曲，使政策性金融业务与商业性金融业务混同，造成了监管上的难题，给政策性银行带来了巨大的潜在经营风险。

二、政策性银行的运行模式

鉴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政策性银行改革的具体情况，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什么是政策性银行改革。所谓政策性银行改革，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使银行性质由政策性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的变革。而是应该理解为，把政策性银行的运行模式由单纯或者主要依靠国家信用进行政策性金融业务拓展为在此基础上，通过完善风险监管体制、夯实资本充足率，本着保本微利的原则，在完善双账模式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开拓相关的资本市场业务，适当地拓宽利润渠道，以此来作为政策性金融业务的支撑，减少对国家财政的依赖，即通过一定限度内的市场化运作，来进一步支撑和完善其政策性金融业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金来源

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来源渠道和形式应当多样化，更多地面向市场发行金融债券融资，除了国家财政，更广泛的运用社会资金，使有限的国家财政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更大的作用，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政策性银行的业务应当有所拓展，不断扩大业务范围，在从事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同时兼营与其相关的商业性金融业务，使其资产中的短期资产和长期资产的比例合适，这样其现金流的情况和对风险的分配上也能合理很多。同时扩大政策性银行的商业性金融业务也能使其市场意识得到较好的提升，通过市场化运作手段，也可以实现其多样化的经营目标。

同时，采取加大金融债券的发行，是一个重要的拓展资金来源和增强流动性的方式，那么最重要、最根本的更是要夯实政策性银行的核心资本，这是基础、前提。

2.资金运用

资金运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策性银行践行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贷款投向指标，如以中国进出口银行为例，贷款投向指标具体分为资本性货物出口信贷、一般机电产品出口信贷、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信贷和其他产品出口信贷。这些具体的资金运用就是在执行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过程。

在坚持以公共性原则、政策性原则、低利性原则为指导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外，政策性银行的资金运用应当多元化，适当拓宽资金投放渠道，完善资金运用的利益补偿机制，保持资本充足率。政策性银行应继续实践分账模式下的兼营政策性金融业务和与政策性金融业务相关联的商业性金融业务。

政策性贷款的范围是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化的，在某个特定时期里，某个产业或某种产品会成为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对象，随着经济的发展，也许在某个未来的时点上，此产业或产品成熟壮大后，就没有必要再成为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对象，这样的壮年产业或成熟产品完全可以通过市场途径完成其融资过程。

3.资金管理

鉴于目前的情况和改革的形势，政策性银行应当分账管理，划分政策性金融业务账户和商业性金融业务账户。分账管理有助于体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有助于强化政策性银行的独立法人地位。

在分账管理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有效的隔离机制，防止商业性金融业务的不良资产转嫁于政策性金融之中，防止政策性金融业务侵占商业性金融业务而带来的腐败等道德风险。

4.治理结构

建立、健全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等公司治理结构，引入、完善政策性银行的独立董事制度，发挥独立董事制度在政策性银行中对专业性业务工作的作用；强化监事会的作用，合理协调独立董事与监事会作用。政策性银行的决策应由其股东会和董事会做出，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理顺国家作为出资人与政策性银行独立法人地位的关系。

三、政策性银行的有效监管

政策性银行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有着本质的不同和显著的区别。因而，运行模式的选择、监管制度的运用、对政策性银行的调控和规制也应“因地制宜”。

（一）内部监管

目前，应建立一个有效率的考核机制，考核时，机构考核和业务考核分开进行。一种考核是微观经济效益考核，主要是针对某个政策性业务，针对盈利水平、风险水平等因素；另一种考核是社会经济效益考核，就是要考核政策性银行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情况，就是对具体宏观调控职能行使的效果的绩效考核，这相对于前者是个比较宏观、抽象、难以把握的一个概念。

1.合规性检查

合规性检查内容主要包括业务经营合规性、资产合规性、负债合规性、结算合规性、利率政策执行等方面。由于政策性银行的运行涉及政策性金融业务和商业性金融业务，其合规性监管应着重于分账监管模式下资产、负债的合规性，如何建立健全并完善分账管理模式是合规性监管的重中之重。

由于商业性金融业务会带来远远高于政策性金融业务的经济效益，政策性银行很容易会在本位主义的利益驱动下，将政策性金融业务转化成商业性金融业务来攫取更大的利润，或者将商业性金融业务转化成政策性金融业务以攫取来自融资人的贿赂。这种道德风险是有过前车之鉴的，尤其在政策性银行涉足更多的商业性金融业务的情况下，更是今后对政策性银行监管的重点。

2.管理与内部控制检查

管理与内控是任何企业都必须重视的，政策性银行作为独立法人，也一样无法回避管理与内控环节。政策性银行的管理与内控应着眼于资金运营管理、项目管理、其他业务管理等方面。首先，要建立健全内控监督管理体制，按照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内部监管，发挥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作用；其次，建立健全内控监管的预警体制，划分一般性差错、违规操作、违法违纪的分级监管体制，进而预防和减少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

3.财务收支以及经营成果真实性检查

对财务以及经营的真实性、合规性检查应切实由监事会承担。由于在经营过程中，业务操作、分账执行都是在银行内部的行政管理层的运行之下，所以对财务和经营的内部检查制度应由独立于董事会和高管层的监事会来承担才更能起到内部监督的效果。

4.其他风险监管

由于政策性银行的特殊性，其风险性远远高于普通商业银行。首先，在符合贷款投向合规、资产安全的前提下拓宽政策性银行的融资渠道，通过立法完善政策性银行的融资渠道；其次，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在保本微利的经营过程中，要不断完善利益补偿机制，来保障政策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比例、流动性等指标；第三，建立健全资金回收保障体系，鉴于政策性金融业务期限长、高风险，在企业内控中强化资金回收保障仍然是第一道风险防线，而外部监管仅仅是在内控之后，起着第二道防火墙的作用。第四，完善信息的综合分布与金融风险综合评价，信贷评级制度进入到分账管理，有效对分账管理进行评价和分析。

（二）外部监管

政策性银行的外部监管主要体现在政府、国家审计部门、中央银行、银行业监管机构对政策性银行的监管。对于政策性银行的外部监管应做到协调、配合、统一。银监会的监管主要着重在内部控制，由于政策性银行涉及政策性金融业务与商业性金融业务以及国家在相关领域的特殊优惠政策，极易形成腐败等道德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对政策性银行的监管主要应着眼于安全性、流动性和对资金的投放方向以及本息的清偿的角度，在关注信贷安全性的基础上，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而不能不计成本效益地盲目从事业务，否则无异于财政支出。国家审计署应对政策性银行进行定期审计与不定期审计，对政策性银行财务进行外部审计监督。

四、结语

我国的政策性银行改革首先应明确政策性银行的法律地位，加快政策性银行的立法进程；其次，在坚持政策性银行的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在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的同时，建立、健全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等，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在运行机制，尤其要强化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作用，并寻求二者的协调，使其在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朱大旗著《金融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2版.

[2] 李成编著《金融监管学》，科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3] 丁邦开、周仲飞主编《金融监管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4] 《对政策性银行实施有效监管的思路与对策》：重庆银监局课题组，载《体制改革》.

第8篇：特殊经济政策范文

论文摘要:以博弈研究为切人点，运用博弈分析的方法，将博弈理论与区域政策相结合，详细阐述了区域政策的博弈论基础与博弈方法，并以政府与企业行为博弈为案例，对政府与企业的经济行为进行深人地分析论证，为政府和企业进行理性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1博弈理论溯源

博弈论是研究理性决策主体行为在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如何进行决策及决策均衡问题。博弈(game)最早产生于下棋、打牌、划拳等游戏中，m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的问世，首次提出“大多数经济行为应当按博弈来分析”的一般博弈论思想，为经济博弈论的构建与完善奠定了基础。随后，纳什明确提出“非合作博弈均摸卜-一纳什均衡”的基本概念，为非合作的一般理论和合作的讨价还价理论奠定了基础。进人50—60年代，博弈论研究空前高涨，围绕“纳什均衡”博弈理论不断完善，由静态博弈到动态博弈、重复博弈、不完全信息博弈等，尤其是随机分析方法下的“贝叶斯一纳什均衡”成为博弈论发展的又一里程碑。

90年代以后，博弈论开始融人主流经济学并对经济学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其研究方法已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在宏观、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环境、福利经济学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博弈分析是博弈理论的核心，其基本内容包括对弈者、策略、报酬(动态赛局还应加人赛局树、分配法则及咨询集合)。对弈者指参与博弈的双方，是博弈分析的主体;策略是博弈双方在各自信息基础上所采取的对策，它受到博弈规则(相当于游戏规则)的制约;报酬亦称支付，是博弈双方通过对弈的预期所得。对弈者在追求报酬最大化前提下通过适当的策略组合使博弈双方达到某种特定的均衡—纳什均衡，此均衡亦是所有对弈者的最优策略集合。

2区域政策的博弈论基础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充分体现了政策分析的博弈特征。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外贸政策等方面，西方经济学家已将博弈论运用的淋漓尽致。而涉及到区域政策，这一研究尚属起步阶段。用博弈论观点来看区域政策的制定、实施与结果，有着鲜明的实际背景。

区域政策是政府为解决区域经济问题而制定并实施的各种社会、经济政策的统称，是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产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问题区域(落后区域、萧条区域及膨胀区域)的出现，市场调节失灵，市场机制对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无能为力，由此，政府干预成为经济发展的必须。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介人是区域政策形成的基础，它决定了区域政策的特征:首先，它产生于市场机制对解决区域问题失灵的欧盟地区，是欧盟国家解决区域发展问题，缓解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工具。其次，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是区域政策的重要内容，转移支付在促进问题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必将使中央及各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变得更为复杂。第三，政府通过制定区域政策，采取相应措施，支持有发展前景型产业，遏制、淘汰工艺落后、污染严重的无发展前景型产业，从而达到援助、引导、开发问题区域的目的。政府的这种经济行为，在促进区域内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极易导致消极对抗、寻租及搭便车等现象的发生，进而使得政府与企业间的经济行为变得复杂起来。

区域政策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其可博弈性，博弈双方即为政策制定者(中央政府或各级地方政府)和政策接受者(各级地方政府、公众或企业)，二者不同的目标和利益追求，导致博弈双方出现利益冲突及行为不一致现象，从而使区域政策分析具有十分典型的博弈特征。

区域政策博弈一般包括四个要素:①博弈双方，即区域政策主体和客体，政策主体指政策制定者，即中央政府或各级地方政府;政策客体是指政策的接收者或政策的实施对象，即各级地方政府、公众或企业。②预期报酬，即区域政策目标。区域政策目标从总体上说是引导区域经济活动、协调区域经济关系，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从中央政府角度来说，一般可归纳为两类:效率目标和公平目标。追求效率目标是使资源在空间的优化配置，获得最好的经济效益，实现地区经济高速增长;追求社会公平目标，就是通过运用政策手段逐步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取得最大的社会公平，实现地区间相对均衡发展，提高整个社会的和谐程度。而地方对区域政策的反应，一般仅仅是为了促进地方政府管辖地区范围的经济发展。公众和企业更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③博弈策略，即政策手段。针对区域经济问题，中央政府会采取有区域性差别的措施—区域政策。对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进行诱导、限制、规范、鼓励等，使其按政策所制定的方向进行。而政策实施对象会以变通的手法来“应对”政策。④博弈规则。就区域政策博弈而言，“制度”与“法律”是博弈正常进行的保证，即“游戏规则”。

3区域政策博弈方法解析

区域政策博弈本身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公众及企业关系博弈的一种表现，在进行博弈分析时，也应围绕这层关系展开。区域政策博弈分析一般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3.1区域政策目标函数的选择

确立各类行为主体的目标函数，必须把各类行为主体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以局中人的角色相互博弈。如中央政府制定区域政策的起始目标一般是追求效率和社会公平，而其最终目标乃是预期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追求效率和公平只不过是实现整体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步骤。各地方政府实行区域政策的目标函数是以地方利益为中心，力图使地方利益最大化。公众和企业则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确定目标函数。在进行目标选择时，博弈论要求任一局中人的决策函数必然受到另一些局中人策略选择的影响，即充分考虑对方的反应，当局中人的目标之间发生一定程度的冲突时，能够协调相互关系，实现博弈均衡。

3.2区域政策工具的选择

区域政策工具是达到区域政策目标的保证。通常情况下，经济政策工具包括直接控制措施和间接控制措施两类。直接控制措施是通过强迫某些类型的主体从事既定的活动来实现目标。如进口配额、消费配给、最高贷款限额、建立公共部门企业和各种形式的规则等;间接控制措施指通过影响、引导主体决策的变量来达到目标，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等。财政政策是国家为了一定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选择确定财政行为的基本规则，它通过税收、公共支出、转移支付等手段来达到发展、稳定、实现公平与效率、抑制通货膨胀等目标的长期财政战略和短期财政策略。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相比，财政政策作用范围很大，它不仅涉及到就业、通货膨胀及经济增长等各方面，而且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需一定的立法程序来完成。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为了追求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而实施的紧缩或扩张的货币政策，它以影响社会就业、价格水平、国际收支、经济增长等为最终目标。货币政策实施的工具主要包括存款准备金制度、再贴现政策、公开市场业务等，它通过改变货币供应量对社会总需求产生迅速而直接的影响，具有作用范围小，行政时滞短，效果时滞长，受财政政策、贸易政策等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影响或制约程度相对较小的特征。由于货币政策使用灵活，作用效果独立性强，它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中倍受青睐。贸易政策一般包括关税政策、非关税政策、鼓励出口政策、倾销与反倾销等内容，带有浓厚的政府管制色彩。

区域发展政策是区域政策的重要内容，它抽象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贸易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同时又具有自身特色，是增强地区发展活力，解决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的政策的综合。区域发展政策由与地区发展相关的财政投资、财税管理、金融信贷、外经外贸等方面的政策组成，它包括国家直接投资地区的发展政策(政府直接投资、建立和完善各项发展基金、支持基础产业和重点地区建设等)、国家间接投资的发展政策(金融管制、规模化投资基金、鼓励联合投资等)及特殊地区优惠发展政策(经济特区、特殊贫困区等)。

区域政策是一个为解决区域经济问题而制定并实施的各种社会、经济政策的集合。在以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前提下，其政策选择充分体现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贸易政策及其他相关经济政策的统一(图l)。

3.3区域政策效应分析

区域政策效应分析主要强调对区域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事前和事后评估。事前评估是运用多种方法和手段，对已设计的若干区域政策方案在未来实施过程中的结果和效益进行系统评价和综合分析。主要内容有:①分析预测影响区域政策方案实施的各种因素;②根据区域政策目标，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③进行相关资料的收集、处理，确定评价参数值;④确定评价方法;⑤分解估算区域政策方案的投人产出项目，用确定的评估方法对区域政策未来实施结果进行评估。事后评估是当区域政策实施到一定阶段时，对其实施背景、条件、结果和效益等方面进行系统评价和综合分析。内容包括:①对已实施的区域政策效果进行计量，并与预期目标进行比较，确定政策效果;②对区域政策实施背景、条件进行分析，修订评估结果;③根据新条件、新因素确定的评估结果，微调原政策方案，以保证政策的时效性。另外，对区域政策效应评估还应注意以下四方面内容:①该项政策的实施能否(或是否)达到预期目标;②对现实经济产生或即将产生多大影响;③影响政策效应发挥的因素有哪些，如何解决;④政策效应的“时滞”有多长。

3.4区域政策的调整与协调

从发展的观点看，区域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时间动态的”，不同时期政策目标的侧重点和政策手段不一定相同，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如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为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实施了经济重心向沿海转移的区域发展战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在第二步战略目标实现后，我国区域政策目标开始由追求社会效益为主转向兼顾公平和效率，在把握好公平度的基础上突出效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另外，由于各项经济政策目标之间的不一致性，政策制定者为了达到既定目标必须在各个经济政策之间保持协调。

4政府与企业行为博弈分析

政府和企业作为两个不同的主体，分别代表了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实施对象，即构成博弈双方。在这一博弈中，政府为达到其区域经济效益最大化目标而制定出相应的经济发展政策。例如，通过贴息贷款或直接投资等政策给予区域内新兴产业或重点行业以资金支持，通过出口信贷鼓励产品出口，通过税收优惠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了调控区域内部分行业、企业的发展方向，如对工艺落后企业、污染严重企业，政府可能通过提高税收、提高资源利用率、限期达标、发放许可证、设立专项贷款用于设备改造等政策逐步改造甚至限制部分企业发展。另外，政府基于总体的考虑，对区域内同一产业或行业在不同阶段可能实施不同的区域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通过观察政府行动来获得信息，并进而采取自身行动。二者的相互对弈就构成了一个不完全信息赛局(game of incomplete informa-tion)。为讨论方便，我们假定只有一个政府和企业，政府对企业政策的制定有“鼓励支持”和“抑制发展”两种形式，企业本身存在两种可能，即政府支持型(有发展前景型)与政府抑制型(无发展前景型)。该博弈的支付矩阵及其扩展式见图2、图3。

分析上述支付矩阵及其扩展式，首先，企业有两种可能形式，属有发展前景型的概率为µ，无发展前景型概率为1一µ，政府出台影响企业发展政策有两种态度——支持和抑制。在企业为有发展前景型企业时，政府支持的概率为，抑制的概率为();企业为无发展前景型企业时，政府支持的概率为，抑制的概率为()。而企业为求得自身利益最大化，对政府政策有两种反应，即积极利用与消极对抗，其概率分别为x和(1-x)。若企业为有发展前景型企业，同时积极利用政府支持政策则政府可得报酬为3，企业可得报酬亦为3;若企业对政府的支持政策采取消极对抗，则政府可得报酬为1，企业可得报酬为2，当然，这种现象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若政府抑制有发展前景型企业，当企业积极配合时，政府可得报酬为0，企业可得报酬为一1，如果企业采用消极对抗方式，则政府可得报酬为一1，企业可得报酬为1。若企业为无发展前景型企业，同时积极利用政府支持政策则政府可得报酬为一1，企业可得报酬为2;若企业对政府的支持政策采取消极对抗，则政府可得报酬为0，企业可得报酬为一1。若政府抑制无发展前景型企业，当企业积极配合时，政府可得报酬为2，企业可得报酬为1，如果企业采用消极对抗方式，则政府可得报酬为一1，企业可得报酬为1.5。

在上述支付矩阵的支持下，我们来寻求该博弈的贝叶斯纳什均衡点(BNE)以找出不同情况下的最佳策略选择。

政府的决策:政府知道自己的策略，对有发展前景型企业，一般情况下采取支持态度，而对于无发展前景型企业则采取抑制态度，即

第9篇：特殊经济政策范文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国会计梦是基础前提关系。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会计梦孕育、产生、发展的过程。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是中国会计梦产生的基础与前提。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和中国会计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为中国会计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养分，中国经济发展是中国会计“强国梦”的坚实基础与重要前提。因为经济发展是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所以，党的“十”明确指出，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科学发展。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与会计改革发展是相辅相承关系。经济学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与该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体现出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同样，一定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有一定的影响和反射作用，体现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生产力属于经济基础范畴，它包括：资金、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生产者及其所具有的知识水平、生产技术等要素。生产关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包括：经济政策、财经制度、会计准则、思想认识、人与人的分配关系等要素。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促进经济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阻碍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和会计改革发展是同一矛盾的两个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统一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当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促进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当时的经济政策、财经制度、会计准则、分配关系等已经逐渐不适应生产力的要求，阻碍了经济发展。这时，生产力迫切要求生产关系中的经济政策、财经制度、会计政策、会计核算制度等进行改革、创新、发展，以适应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企业引入了大量外资和先进的管理技术，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经济政策、财经制度、会计改革等发展，因为会计改革等要素的发展，所以促进了经济进一步发展，体现了经济基础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在经济转型升级中既要充分利用现有经济条件和基础，在继承中转型，也要顺应形势变化在创新中升级。把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和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三者联动起来，重点推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淘汰落后产能、推动兼并重组和技术改造方面的作用，推动我国企业转型升级。以上措施都是根据经济基础的范畴，结合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这些措施综合反映了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主要问题和生产力的基本内涵，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中的经济政策、财经制度、会计准则、思想认识、分配关系等要素在较短时间内容易改变。生产力中的资金、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生产者及其所具有的知识水平和生产技术等要素在较短时间内不易改变。但在特殊情况下，生产力的某些要素快速发生改变，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使生产力实现了从低一级向高一级“质”的飞跃，从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与会计改革发展互为因果、相辅相承，循环往复不断地进行下去，促进了经济的不断发展。

第三，中国会计改革发展与中国会计梦是动力源泉关系。会计改革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和人力资源支撑，为中国会计“强国梦”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源泉。会计改革发展对中国会计梦提供的动力和源泉的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的。中国会计梦是一个较长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在会计行业的反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目标，所以，会计改革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要求。中国会计“强国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中国梦”要经过三个阶段，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也要过三个重要阶段，即：中国会计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提升阶段、建设会计理论强国阶段和建设会计强国阶段。为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与“中国梦”，每个会计人要努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第一，牢记会计强国梦。会计强国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和“中国梦”的力量蕴藏在每个会计人的心底，体现在具体工作上每个会计人要用苦干实干的具体行动做好自己的工作，要用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的优异成绩助推“中国梦”，为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和“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第二，牢记会计人的使命。服务经济发展是会计工作者的本质任务，每个会计人要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在认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会计制度和新会计准则体系的前提下努力促进本单位、本系统经济的快速发展，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三，加强会计基础工作。一要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会计制度与新会计准则体系，认真落实会计核算规则制度、财务报告制度、会计内控制度、会计考核制度等。二要认真执行会计工作规范化标准，从会计账户设置、会计科目的使用、会计凭证的审核与制作、会计报表及附注的编制等都要认真制作，符合规范化标准要求。三要坚持诚实守信的职业操守，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坚决杜绝违法违纪现象，忠于职守、廉洁自律，保证各项经济业务及时、准确、完整地入账，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第四，克服无关论。会计人员要把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进行分析、归纳、提高，并向有关部门或有关杂志反映，遴选出对我国经济建设和会计改革发展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为建设会计强国做出了贡献。第五，认真撰写论文。会计人员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式、新任务，用鲜活的经济活动和会计改革发展的实践，采用科学严谨的方法，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价值的会计理论，以丰富我国会计理论宝库和世界会计理论宝库，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会计准则的制定，为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贡献的力量。